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共12篇）

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篇1

公元前551年, 孔子诞辰。

几乎每本历史书籍的大事年表中都记载着这一行字。

你可以崇拜他, 也可以批判他, 但作为华夏民族的一员, 你不可能不认识他。历史长河, 大浪淘沙, 终见峥嵘。多少个平凡抑或不平凡的生命淡退出人们的记忆, 被历史抛弃。然而孔子, 两千多年前诞生的一个平凡的生命, 却至今被人铭记。孔子是智慧的, 他没有企图用石刻记录自己的丰功伟绩, 而却用另一把尖锐的凿子把他的思想深深镌刻在华夏民族的心中, 刻穿了几千年的岁月。

对于孔子, 我们记住了他的贡献, 祭奠了他的诞辰, 尊称他为圣人, 然而众所周知, 代表其最大价值的仍是他所创始的儒家思想。

从先秦百家争鸣中一支普通的流派, 到秦焚书坑儒法家称雄时的暂时消沉, 再到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接着北宋程朱理学备受争议的“存天理, 灭人欲”, 还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批儒批孔, 到现在儒学再热, 儒家思想走过了一条曲曲折折, 起起落落, 却又一直占据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不倒的道路。而在现代化的今天, 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又何在呢?

首先, 儒家思想深深扎根于每个华夏民族成员的潜意识中, 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识。

即使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 儒家思想也处处可见。它已经深深渗透在华夏民族每一个成员的细胞之中。无论你在神州大地, 还是漂泊海外, 只要你身体里流淌着华夏民族的血脉, 那么至少在你心里某一个极其隐蔽的地方, 种着一棵儒家思想的根, 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候, 你的行为与儒家思想不谋而合。由于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广泛的共识, 所以它也成为中国人民共融, 中华民族团结, 中国社会和谐的一种思想保证。

其次, 中国社会基本的道德体系标准大都源于儒家的道德思想, 因而儒家思想成为现代社会人们必须遵守的道德底线。

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不识字的农民, 可能没听说过四书五经, 可以不会背一句论语, 甚至可以不知道孔子为何许人也, 什么叫“儒家”, 但是他不可能不知道孝顺长辈, 诚实守信, 仁义厚道。难道能说这些朴素的理论不是儒家思想吗?家庭需要伦理, 交际需要礼仪, 商场呼唤诚信, 社会需要秩序。家庭的和睦, 礼仪的运用, 买卖的畅通, 生活的规范。整个社会的种种行为, 都是由法律和道德来支撑和维护的。而对于很多生活琐事, 法律无法细管, 很多时候只能依靠道德来规范。而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更多时候源于继承下来的儒家思想。

一个在家中孝顺父母的人, 才能在社会中为他人献出爱心;一个对朋友忠诚重义的人, 才能在交往中对他人诚实守信。当然, 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好似陈蕃“不扫一屋而扫天下”的壮志, 不孝顺自己的双亲, 也可以思索“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关爱其他需要帮助的人背叛自己朋友的人, 也可以在社交中一诺千金哪。当然有这种可能, 但是我想, 一个不孝顺自己父母的人, 至少是一个不懂亲情, 没有爱心的人, 这样的人拿什么来博爱他人?一个不忠诚于自己朋友的人, 至少是一个不珍惜友情, 没有责任心的人, 这样的人又如何在社交中诚信?由此可见, 儒家道德体系中的仁义礼智信等是古今所有人所必备的品质, 是我们生活的基本规范, 是我们必须遵从的道德底线。

再次, 儒家思想深入中国政治, 文化, 教育等各个领域, 并且在这些方面至今影响巨大。

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占据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地位千年之久, 与它有利于封建统治者统治密不可分。三纲五常中“父为子纲, 君为臣纲, 夫为妻纲”垫定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体系, 以“孝”为核心, 稳定社会体系秩序, 让人民安于现状, 不反抗压迫剥削。西汉董仲舒之所以能顺利完成“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改革, 不仅与当时汉武帝时国力强胜, 想改变汉初重道无为, 修养生息的政策, 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意图密不可分, 而且与其“天人三策”中强调君权神受, 天人感应, 维护君主专制密切相关。北宋程朱理学“存天理, 灭人欲”也一样加强对百姓的思想控制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

当今社会, 我们的政治统治理念中也一样蕴含着儒家思想。我们强调政府代表人民利益, 为人民服务, 关爱三农, 呼吁人民树立荣辱观, 重礼仪道德品质, 提倡社会和谐, 这无不体现儒家实行仁政, 致民之产, 重视礼教, 共融和谐的社会理想。这并不是落后, 也不用奇怪。中国这样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 无论政府, 还是人民, 其政治理想多常与儒家政治主张的某一方面不谋而合。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极其优秀的部分, 对我们现代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是古代典籍的经典, 《论语》许多学习, 做人, 处事的哲理。在学习儒家思想的过程中, 我们了解了古人的为人准则, 处事习惯, 了解了中华传统文化。

在教育方面, 儒家思想也给我们很多启示。儒家宣扬“有教无类”, 而我们今天提倡大力发展农村教育, 不让贫困儿童失学。儒家宣扬“因材施教”, 而我们今天提倡素质教育, 特长发展。儒家教育的一大目的是入仕辅佐社稷, 而我们今天教育的一大目的是就业建设国家。儒家提倡的“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 “三人行必有我师”, “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等都是我们提倡的学习教育态度。

第四, 儒家思想帮助维护中华思想文化的持续性和独立特色, 可以改造同化其它外来思想文化。

儒家思想是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 我们姑且把其它非汉族思想文化称为外来思想文化。那么纵览古代, 外来思想入侵的事例不胜枚举, 但以本来面目入侵成功的例子却少之又少。无论是分裂并立的北朝, 是称雄亚欧的元帝国, 还是入主中原的清代, 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从未撼动过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反而都是被儒家思想所同化。不仅少数民族文化会被同化, 外国宗教进入中国也一样会被改造。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 儒家为其增加了礼仪孝道, 改造成为符和中国传统, 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服务的宗教。

在现代社会, 外来思想进入也一样受到中国人民思想潜意识中儒家思想的改造, 使其以一种我们所能接受的方式走入我们的世界。

最后, 儒家思想需要我们在批判中继承发扬。

作为一种古代思想, 儒家思想毕竟有很多不适于当今社会的地方。从儒家思想自身说来, 其创始于奴隶社会末期, 形成发展于封建社会, 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极深的阶级烙印。先秦儒家主张“有教无类”, “民贵君轻”, 却又坚持“贵贱有序”, 维护周朝礼制。三纲五常中不平等的社会地位, 北宋程朱理学的“存天理, 灭人欲”都不适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儒家维护专制皇权, 学习的迂腐与功利都应摒弃。

当今儒学新热, 全球祭孔, 论语心得热卖, 民间重办私塾。一方面反映了飞速发展的中国, 思想发展速度跟不上经济的发展, 传统的思想被重新提起, 另一方面也肯定了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当今社会日新月异, 经济全球化, 生活节奏加快, 外来思想文化进入, 这一切都可能让人怀疑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对于儒家思想, 一些我们要摒弃, 一些我们要发扬, 而更多的需要我们结合当今实际改进运用。可以肯定的是, 只要我们好好运用, 儒家思想具有巨大的现代价值。祖先的遗产, 今人的资本, 是财富, 还是负担, 靠我们自己把握。

参考文献

[1]、孔丘:《论语》出版社:蓝天出版社

[2]、祝西莹《中西文化概论》出版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发行部

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篇2

缺乏伦理秩序，经济现代化就缺乏精神动力的支撑和参与，就难以实现社会持久进步的现代化目标。由于中国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主要发源地，同为受儒家文化圈影响的日本和韩国也曾经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过重要贡献，因而关于儒家伦理与现代化建设之间关系，或者说儒家伦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与意义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并成为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热点。目前，学术界主要围绕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内生价值、目标价值和动力价值等三个方面展开了研究和探讨。本文综观并述评学术界研究成果，以期为进一步阐释和挖掘儒家伦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提供参考与启示。

一、关于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内生价值

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就是某种经济秩序形成的过程，这种经济秩序本质上不是基于外部压力的结果，而是内部建立起来的某种均衡。经济制度只能作为经济现代化“他律”的手段，而伦理目标和伦理形态却是经济现代化的“自律”地型塑。因此，伦理秩序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具有内生价值，它是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价值诉求，并且规定着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与形态。

从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看，学界普遍承认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具有内生价值，儒家伦理的伦理与价值主张与经济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现实要求高度契合，使东亚诸国走上了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经济现代化道路。概括起来其主要观点有五种：“职业精神说”、“人文精神论”、“情感价值内化论”、“价值观渗透论”、“逆向精神力量论”等。

我国学者龚群主张“职业精神说”。他从儒家伦理中的敬业精神出发，认为儒家的职业精神更注重义与利的统一，与现代社会对人们职业活动的要求能够高度契合，对东亚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具有现代价值。与传统经商活动相比，明代商人的经商活动已经有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就体现在明代商人所持有的“贾道”观上。所谓“贾道”，即商人的经商活动不仅仅是为了纯粹的经济谋利，还为了获取利益之外的精神利益。这种将追求世俗利益的动机与追求价值精神的动机相统一的“贾道”观催生了明代商人职业伦理的诞生。而商人伦理中的诚实不欺和“以义生利”的伦理观念至今仍然是东亚国家儒商们的价值理念。除了商人，教师和医生的职业伦理也影响着东亚国家相关从业人员的职业信念，“从现代职业的观点看，传统社会中的史官、教师、医生以及商人的职业伦理，更有现代意义”②。

章海山坚持“人文精神论”。他将儒家伦理的贡献从儒家文化圈国家扩大至世界诸国，认为儒家伦理中的人文精神正是现代社会急需的伦理与道德品质，对世界各国实现经济现代化具有积极的意义。经济现代化不仅仅表现为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所取得的物质文明成就，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归根到底就是人们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获得的一种人文精神。据此，章海山认为儒家伦理在提高现代公民人文精神方面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这恰恰是经济现代化所需要的伦理精神。章海山批评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物化”现象，赞赏儒家伦理重视“爱人”、“惠人”的思想，认为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儒家伦理的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无疑有助于唤醒那些沉溺于物欲之中的人们。此外，儒家伦理强调的整体主义有助于抑制经济现代化带来的个人主义泛滥趋势，对经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少消极因素，然而它的价值取向相对于一味讲个人自由、权利的价值取向更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协调，更有利于现代经济的发展。”③

徐吉鹏主张“情感价值内化论”。他认为在日本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儒家伦理逐渐失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是儒家伦理已经内化到日本人日常的行为规范、道德观念和民族心理之中，并且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人的经济活动、情感价值。徐吉鹏举证说，儒家伦理对日本经济生活的这种影响比比皆是，被誉为日本经营方略“三大神器”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就是儒家伦理对日本企业经济活动影响的重要体现，它培养了日本人对企业的忠诚、勤奋、和谐的文化观念④。

美国学者赖肖尔则坚持“价值观渗透论”。他认为东亚国家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也完全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但是，无论是中国、韩国还是日本，它们的国民身上仍然渗透着儒家伦理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观念，儒家伦理比西方任何宗教和伦理观念的影响都要强大。赖肖尔解释说，传统的日本人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学习和接受西方现代科学和技术，包括与现代社会有关的一切法律制度、社会规范、民主思想、伦理道德的普遍原则，但是在这种对待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的狂热现象之下，日本人强烈的孔教特性却仍有其潜在的作用，他们对政府的承诺和说辞深信不疑，信奉人际关系之道，坚持忠诚、勤劳的价值理念，把教育视为经济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伴随着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儒家伦理已经植根于东亚国家的土壤中。因此，赖肖尔得出结论说，时至今日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孔孟之徒”，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所有人都是“孔孟之徒”⑤。

然而，也有学者持有不同见解。我国学者黄秉泰坚持“逆向精神力量论”，认为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过程来看，上述国家在经济现代过程之初儒家伦理不仅没有起到促进的作用，反而起到了阻碍作用，这是由于儒家伦理具有一种反现代化的偏见所致。但是，黄秉泰没有因此全盘否定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价值。他提出了一个“逆向的精神力量”的概念，认为儒家伦理属于一种逆向的精神力量，只有当经济现代化进程结束之后儒家伦理才能够发挥巩固经济现代化成果的独特作用⑥。

与上述学者不同，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则持有全盘否定的观点，认为儒家伦理不仅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没有价值，反而会影响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进程。在韦伯看来，经济现代化即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据此，韦伯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性出发，认为儒家伦理在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面没有价值，甚至将儒家伦理视为阻碍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因素。反之，认为新教伦理精神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⑦。

二、关于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

任何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有特定的伦理与价值取向。在此意义上，东亚国家在经济现代化之初就蕴含了特定了的伦理与价值取向，东亚诸国普遍都将富强和文明视为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而我国也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关于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学界主要存有两种基本的观点：以陈嘉明和李伏明为代表的“伦理状态论”和以森岛通夫为代表的“伦理指向论”。

我国学者陈嘉明认为经济现代化并不单纯以经济的增长为目标指向，而是以某种伦理精神为指向。儒家伦理构成了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指向。经济增长只是经济现代化的诸多表现之一，实际上经济现代化是以形成某种现代性为目标，并且以某种现代性观念为指导。简言之，经济现代化的目瞬皇悄承┦字，而是一定的伦理状态。在经济现代化的背后是伦理观念的现代化⑧。

李伏明从儒家伦理对现代社会公共事业的影响证明儒家伦理对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李伏明认为，与传统社会的发展不同，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公共事业的发展，而儒家所强调的个人服从国家、个体服从整体、私利服从公共利益的伦理主张有助于提高现代公民的公共责任意识，与经济现代化所要实现的和谐状态基本一致。因此，儒家伦理为经济现代化提供了一个伦理指向，迎合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⑨。

日本学者森岛通夫认为儒家伦理中的一些理念和精神指向具有现代意义，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能够取得经济现代化的成功的主要原因。森岛通夫认为，日本是一个以勤劳著称的现代化国家，而儒家伦理中提倡勤劳和节俭的伦理观念不仅与日本的现代化发展目标相一致，并且还构成了日本现代化的潜在因素。如果近代的日本人不崇尚勤劳和节俭，不反对好逸恶劳和铺张浪费，“那么近代资本主义也肯定不会在日本取得成功”⑩。

三、关于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动力价值

作为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日本政府承认儒家伦理精神对日本经济现代化具有巨大的贡献。对此，日本政府曾于1884年发布的经济白皮书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果就经济增长激励的有效性来确定儒家伦理精神、法律规章制度和资本三者的份量，那么儒家伦理精神应占5/10，法律规章制度占4/10，而资本只占1/10。日本政府对儒家伦理精神的这一量化评价虽然不具有科学性，但却反映了儒家伦理精神在日本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和贡献。关于伦理秩序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动力价值，国内外学界主要持有观点：“转化动力说”、“内在动力说”、“伦理动机说”、“伦理资源说”。

我国学者夏振坤和张艳国提出了“转化动力说”，认为儒家伦理精神虽然不能构成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但却构成经济现代化的动力。传统儒家伦理的基础是封建等级制及其生产方式，它固然不能够直接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但儒家伦理中的某些理性因素则是现代社会所需。从这个意义上，他们认为传统社会的儒家伦理精神通过某种方式的转化和改造可以构成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李翔海提出了“内在动力说”，他在对比基督教伦理精神的基础上，指出儒家的伦理精神是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从一个非和谐社会到和谐社会的转变是东亚国家进行现代化的共同特点。人们从封建等级制的束缚和压迫下获得解放。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人们不自觉地追寻精神的安顿并且对现代化的未来前途充满憧憬。李翔海强调，东亚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人们表现出的这种自觉与希望和基督教世界国家完全不同，前者完全是基于内在的动力，后者则是迫于外在的压力。而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在于儒家伦理精神强调终极关怀和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恰恰是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所需。儒家伦理精神的终极关怀在现实生活中就体现在人们对和谐社会的追求，以及人们积极投身到社会建设的热情。

西方学者马克雷对儒家伦理精神大加赞赏，认为儒家伦理中的一些积极的因素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具有独特的价值。马克雷认为，儒家伦理中的忠诚精神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是区别于西方宗教伦理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对于西方人而言，儒家伦理所强调的那种诚挚地忠诚于国家、社会和企业的思想观念是无法效仿的，而这种忠实于集体和组织的伦理思想恰恰是东亚国家经济崛起的重要动力，它使东亚国家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国家经济现代化不同的独特之路。儒家伦理“在日本这样国家里是促进增产提高效力的动力”。

亚当・斯密主张“伦理动机说”，认为正确的伦理动机将对经济现代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任何伦理观念都是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规范，因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种精神自律的普遍形式即是伦理秩序。亚当・斯密承认伦理秩序对市场秩序的作用，他将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以物易物的相互转让等六种伦理动机视为市场经济秩序的伦理基础。

另一些西方学者如科斯、贝克尔等人则主张“伦理资源说”。他们将伦理观念视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认为伦理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伦理的存在是因为世界是复杂的，而人心却是有边界的。如果世界是简单的，人类社会和历史是能够直观把握的，那么人们就不会用伦理这种形式来理解和把握周遭世界。从这个意义上，伦理是节约人们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成本，提高人们交往效率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决不仅仅依赖于物质条件，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一样重要。相比其他产品而言，生产像“虔诚”这一类的精神产品尤其依赖于伦理建设和意识形态积累。在东亚国家走向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强化“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义理性(Legitimacy)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正因如此，任何政府都通过向伦理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伦理成为助力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动力源泉。

注释：

① 郑永年：《为什么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联合早报》20xx年10月4日。

② 龚群：《中国传统社会的职业及其伦理》，《孔子研究》20xx年第2期。

③ 章海山：《中国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化》，《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④ 徐吉鹏：《传统伦理在日本现代化中的命运》，《道德与文明》20xx年第4期。

⑤ 埃德温・棘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1980年版，第233页。

⑥ 黄秉泰：《儒学与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06页。

⑦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xx年版。

⑧ 陈嘉明：《中国现代化视角下的儒家义务论伦理》，《中国社会科学》20xx年第9期。

⑨ 李伏明：《儒家经济伦理与现代化》，《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

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篇3

关键词：儒家思想，现代体育，体育思想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众多的思想体系和哲学流派，其中，儒家思想的影响最为深远。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孔子经其终生倡导历代儒家的发展，使中国儒家学说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主流意识，作为中国人的指导思想逾两千余年。我国现代体育精神与儒家思想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是是“仁”，历来主张修身养性，重视人、自然、环境相互之间的和谐统一，它将修身养性、治国齐家、强身健体等各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体育文化思想融入在其底蕴深厚的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中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内外兼修、文武兼备以及保健养生的观念对我国体育文化的价值观和精神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儒家思想在传统体育思想文化中的体现

1.1重“仁”、“礼”的体育道德观

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孔子的基本观念之一，其核心内容为仁爱、爱人、人与人相亲。“礼”是儒家的一种行为道德规范和基本的生活准则，是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贵贱、长幼、尊卑的一种秩序。儒家思想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具有独特形态的思想文化体系。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儒家的体育教育思想也是追仁循礼的。 孔子在体育实践过程中也是“扬礼”的，教育学生“不知礼，无以立也”。 不遵守礼，就是大不敬，儒家思想中类似言语和行为准则还有很多。

1.2德、智、体的全面发展思想

《论语·述而》曾记载：“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意思是说，君子立志在道，根据仁德而游学欲于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之中。六艺当中的射和御就很明显的属于体育教学的内容。如颜元所倡导的“文武相济”、“兵学合一”思想，希望教育的人才德智体全面发展。儒家教育着眼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类似于如今素质教育所提倡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要求。

1.3仁者寿、内外兼修的养生观

“养生”，一直就是我国传统体育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仁者寿"的养生观点不仅在中国古代的养生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成为儒学体育思想的重要亮点。孔子认为在日常的生活中按照“仁”的标准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就能够实现长寿。[1] 儒家思想注重修身养性，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整体，强调“天人合一”；把神与形看做一个整体，强调“神形合一”。这些思想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在传统的气功、武术和养生活动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通过身体上的锻炼活动，促进人精神上的满足，从而调身养息， “坦荡豁达”保持健康的心态、达到锻炼意志的目的。

2儒家思想在现代体育思想中的体现

2.1“自强不息”与“奋斗拼搏”的体育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 [1]，这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正因这种奋发向上，拼搏，反抗精神， 对民族的凝集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融入了现代体育运动中，奥林匹克精神已慢慢渗入在现代体育思想意识中，如儒家思想倡导的身心和谐全面发展，对真、善、美的追求，把超越、进取、公平、团结作为一种竞赛原则，乃至一种竞赛精神。

2.2“正己”与“至诚”的体育道德思想

为了实现儒学中“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就要培養出坚强的人格意志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儒家提倡了以射习礼。孔孟认为射箭必须先要“正己”，就像射箭一样先有个“瞄准”的过程，尽管射者瞄准了目标，但仍有不中的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不要怨天尤人，应从自身找原因这个过程也就是“至诚之道”。在孟儒家学说里，体育的道德意义是自我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例如现代运动员们遵守严格的科学训练和在比赛后的心态调整一样，都需要正己和自省。

2.3“团结互助”与“共同进步”的体育思想

儒家文化所宣扬的“礼”与“仁”，现代体育传承了儒家思想体系中强调整体性，团结互助和友爱的思想，注重集体利益，顾全大局。比如现在的很多体育项目就十分注重团队的整体利益，在比赛过程中各位队员团结协作，更需要一种大局观念和团结互助的精神，体育参与者们能形成比较和谐的团结合作精神，为集体考虑，然后共同进步，这样的配合与协作在集体对抗性项目中显得极其重要。

2.4“大同世界”与“和平友爱”的体育思想

儒家理想社会的目标是“天下为公”和“大同世界”。大同理想的提出，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追求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和对社会不和谐现象的批判。儒家所倡导的大同世界蓝图与现代体育思想密切相连，前者通过个体的努力，共同实现大同世界的和谐社会，这与奥林匹克精神中追求世界和平与民族团结的核心内涵所属一致。儒家思想中有具体的实践措施：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等，与现代奥林匹克精神中以文明的道德行为方式，公平、公正、公开地参与比赛的精神不谋而合。反之，面对体育界滥用禁药，斗殴，贿赂等违反体育道德的不良行为，极力克制。正确借鉴儒家优秀的德育成果，培养人们的“仁爱、礼仪、诚信”等良好的道德素养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结语

儒家思想中的体育思想观念仍然有着突出指导作用和借鉴价值，我们在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保健养生等体育思想文化的演进和发展过程中，都能够或多或少地寻找到儒家思想的存在，为中华民族的现代体育发展提供着丰富的精神营养。儒家思想体系中所蕴含的养生保健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养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他派别的养生保健思想以及我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均有积极的影响，而且对于促进现代健身运动的蓬勃发展起着有利的促进作用。在当今的各种体育现象中，我们需要对经典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好地体现并利用儒家的经典思想，并赋予其新时代的精神内涵，使其在现代体育思想文化中得到很好地继承和发扬，才能够进一步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京龙.从《论语》看孔子的体育思想观念[J].体育科学，2012，32（1）：77-80.

[2]史兵，候树远等.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深层结构的影响[J].辽宁体育科，2007.29（5）：1-4.

儒家法思想的现代价值 篇4

一、儒家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 儒家法思想的形成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与人之间因资源问题不断发生冲突, 致使人际关系也日益复杂。孔子就是较早对这一问题做出思考的人。《论语》是儒家最为重要的经典, 集中反映了孔子的思想, 为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 成书于战国初期。“仁”与“礼”是孔子思想的两个基本范畴, 而“仁”是孔子学说中的最高范畴。孔子力图挽救人心不古的世风, 引“仁”入“礼”, 从而“礼”就具有了道德内涵, 这表明儒家法思想的形成。

(二) 儒家法思想的发展

孟子继承了孔子“为国以礼”的思想。在《孟子》中载:“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 民畏之;善教, 民爱之。”荀子在吸收百家之长的基础上, 提出了“隆礼重法、礼法并举”的主张。

中国儒家法思想从产生到居于封建主流地位大致经历了800多年的漫长过程, 自西汉开始, 经过魏晋时期的发展, 在北朝初具规模, 到隋唐臻于成型。《开皇律》、《永徽律》等隋唐法典及《永徽律疏》是儒家思想法典化的载体, 他们的制定和颁行, 标志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最终完成和定型, 表明儒家法思想作为古代社会主流法思想地位的真正确立。

二、儒家法思想的内涵

(一) 儒家法的实质是礼法共同体

用现代的眼光来审视儒家与法的关系, 儒家法思想就不仅止于儒家学者在规范层次上所提及的“法”, 还包含了丰富的儒家的“礼”的内容。

礼, 源于古代的祭祀活动, 逐渐衍生为行为规则, 遍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首先, “礼”是由一系列外在的仪式或活动所代表的礼制体系。孔子不仅将“礼”看作是一种道德和风俗, 而是看作是比“刑罚”更为重要的社会控制的手段。

(二) 儒家法以义为价值准绳

《礼记》曰:“义者艺之分, 仁之节也”。“义”是个人对于自己的道德裁判。儒家主要在两种情况下使用“义”这个概念, 一是人的立身之本, 基本的行为规范;二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由此, “义”赋予了作为法律存在与道德存在的合理性。

三、儒家法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 礼法互补, 对于中国法制建设的积极意义

《论语》曰:“礼之用, 和为贵。先王之道, 斯为美, 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 不以礼节之, 亦不可行也”。儒家礼法互补、综合为治的主张, 彰显了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为补充, 从而有效地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礼法互补、综合为治, 儒家法律思想中的这一合理因素, 对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仍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二) “身正令行”、“以人为本”的观念对执政者和司法人员的道德素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先秦儒家的天人关系注重“人道”, 肯定人间的秩序, 使人类行为得以规范化。《论语》中写到, “政者, 正也”, 这就要求执政者自身行为端正, 起模范带头作用, 带头守法, 用自己的行为作为执政的基础。要求司法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不断提高, 特别是强化思想政治素质, 在司法过程中做到公平公正, 杜绝不良行为。

“以人为本”思想, 对于现代法制建设来说, 要尊重个人的权利, 同时也要求个人的行为习惯符合社会的基本要求。对于犯罪, 要分析具体的原因, 不能仅仅从表面看。执政者要关心个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 以防止犯罪的发生。

(三) “诚”、“信”思想起着个人自律和他律作用

“诚”即诚实, “信”即守信, 是法治现代性的根基。对如何做到“诚”, 《礼记·中庸》说到, “诚者, 自诚也, 而道, 自道也。诚才物之始终, 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这就要求不仅要对别人诚实, 而且要“慎独”。

重信守义是春秋时代受到尊重的道德观念, “信”是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与朋友相交的重要原则, “朋友情之”。为人处事必须“言必信, 行必果”。儒家认为, 人与人之间不外乎“五者”关系, 而这五者关系主要是靠“诚”和“信”进行自我约束。

(四) 注重道德教化作用, 重视预防犯罪

孟子认为, “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人之学者, 其性善”。荀子的观点是“人性本恶”。两种不同的观点反映了, 人性可以向善, 也可以向恶, 至于如何发展则取决于后天的习就。这对当前我国社会道德的实践赋予新的意义。

荀子指出“防为上, 救为下, 戒次之”。对于犯罪, 化解虽是很好的方法, 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预防。需要指出的是, 荀子的预防犯罪的观点, 对预防未成年人失足更具指导意义。

四、结语

在现代化法制建设时, 以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作为法律制定和制度建设的价值基础, 把法治和德治结合起来, 使两者更好地发挥其治理国家的功能。儒家文化关于个人道德修养的观点及对法律制度的影响对今天仍有积极作用, 我们应继承和发展。

摘要：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历代演变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一种正统和居于主流地位的法思想——儒家法思想, 其核心内容为“仁”和“礼”, 实质是礼法共同体, 价值准绳是义。本文借鉴思想史、社会史的方法, 首先阐释了儒家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儒家法思想的内涵。在此基础上, 分析儒家法思想的现代价值, 借鉴和继承其精华, 探求对现代法制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儒家,法思想,礼,现代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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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忠信.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3]陈劲松.儒学社会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儒家恕道思想的现代阐释 篇5

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者卢梭,在其<论科学与艺术进步对伦理道德的影响>一文中曾指出,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可能带来伦理道德的`沦丧.同样,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也可能对伦理道德产生巨大的冲击.虽然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但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对人类品德的自我完善与发展的影响,仍是现代社会必须解决的严峻课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物质的需求日益膨胀,而思想道德修养却渐渐被大众所忽视,造成了道德的严重滑坡,社会经济行为和生活行为均缺少诚信度.现代人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和诸多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产生许多困惑,特别是经济繁荣带来的道德困惑.

作 者：薛秀梅 李丽梅 作者单位：薛秀梅(哈尔滨市南岗区档案局,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李丽梅(黑龙江省委统战部,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篇6

关键词：儒家德性伦理;文化内涵;现代价值

《中庸》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1]由此，儒家先贤们注重于把“仁爱礼义”的情感关怀与“礼乐教化”道德教育建构结合起来，倾向于在人的内在德性情感关怀中确立外在的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理念，在外在的道德教育建构中体现人内在的德性伦理情感需求，以凸显出人内在德性伦理情感在人个体中的思想伦理道德体系建构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儒家德性伦理理论基础的重要特性。儒家德性伦理的情感需求是建立在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之上的，这是儒家在道德上对个人的理性精神关怀，这使儒家传统伦理思想有了生活的内在定义，为儒家士人、君子、圣人的安身立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儒家很看重各种“教化”思想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和作用，倡导仁民、爱物、爱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情感，重视德育，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德治”，从先秦的孔孟荀到宋明的程朱陆王，无不蕴涵着儒家丰富的德性伦理和深刻的教育思想，儒家也切实重视基础理论和现实实践的结合和统一，极力化解现实社会中的外在道德规范与个人内在情感文化的自觉结合。这对于加强和提升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仁爱礼义”内在德性情感文化特性

儒家德性伦理的出发点是以古代封建宗法制度下的血缘关系为基准，儒家认为人的内在伦理建构过程基本上从血缘关系的情感体认开始阐发的。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关系的存在方式，由此而引发的宗族之间的血缘之情，自然是真实的、质朴的、稳定的、长久的，对它的深度体认事实上蕴涵着人类最高贵、最深沉的德性情感文化意识，很容易激发人在社会实践中的道德自觉性。儒家德性伦理的情感体现是一种稳定性很强的道德水平，对现实的个人而言，这种德性伦理特性自然延伸到社会中的各个方面。儒家有了这种高尚的德性伦理品质，在人的内心世界开始凝结成一种强有力的道德力量，逐步冲击到人的外在世界，并逐步化解人内心的德性伦理情感需求与外在实践道德要求之间的矛盾冲突，为国家和社会的道德规范建立、实施奠定其坚实的思想伦理基础，并为后世有志文人所尊崇、所执行，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和动力源泉。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及陆王心学一直积极的推行和倡导知行统一的伦理实践标准，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德性伦理，通过特有的教化过程，折射到一个人的现实实践，自然就有什么样的德性实践行为。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其自身对传统儒家德性伦理的汲取和吸收有着天然的优势，这种优势的转化必须要依靠广大人民内在德性情感文化的自我熏陶和教育意识的自觉遵守，显然，儒家德性伦理所展示出来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仁爱礼义”内在德性情感文化特性，为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广大公民思想政治教育的自觉性培育和实效性提升提供了有益因子及有利因素。

儒家认为，家庭及宗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古代封建社会最基本的人伦关系和人际关系，这种关系的维系需要德性伦理的情感理性来做基础和铺垫。“仁”是儒家德性伦理最原始的情感体现，也是儒家思想文化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在孔子“仁”的道德理念和实践行为中，主要体现为孝悌。“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2]（《论语·泰伯》）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同[2]P4（《论语·学而》）在圣人孔子看来，血缘关系中所蕴涵的“仁爱”理念比较容易被人们在情感认同上达到共鸣，并且这种共鸣能超越时空的限制达到永恒。此种自然情感的体现应该在现实社会关系中得到认同，不然很难持久和稳定，也难以真正得到具体的实施和实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同[2]P14（《论语·为政》）孔子认为，作为孝子只有物质生理的孝顺，而没有真实情感的全心投入，是绝对不会达到“仁”的基本标准和最高境界。孔子由此深发，就出现了仁、义、礼、智、信等德性条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忠”“孝”“智”“仁”“勇”等德性伦理思想，为千古后世有志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奠定了理论来源，这带有很强的个人情感价值和社会普世价值。孟子曰：“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3]（《孟子·尽心上》）“进而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具体的伦理道德运作及实践模式，这是儒家“仁爱礼义”情感体认下文化内涵的生命张力，再加以扩展和延伸，逐步衍生出社会性的德性伦理准则和文化实践规则。

儒家的德性重建主要体现在“仁孝”思想的发挥和延伸上，“仁”是儒家德性的全部思想内涵和体现，“孝”是儒家“仁”德行为要求和伦理准则的最高标准。血缘情怀的自然体现是儒家德性伦理规范建构的基础和前提。《孝经》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4] “孝”贯穿于古代封建社会“上下无怨”的德性之大道，它统领着封建王朝统治者思想德性行为的全部，血缘亲情是其为人处事最基本的伦理原则和现实出发点。在人与天地、人与社会、人我之间的伦理关系中，若个体之人能够尽己之性、尽人之本性、尽物之原性，在现实的社会人际关系的情感体验中达到“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人就可以使自我内在的喜怒哀乐等情感要素“发而皆中节”。《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同[1]P23以中至和是儒家德性伦理的实现路径和主要目的。《论语》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同[2]P7（《论语·学而》）中和礼用是儒家德性伦理思想的自然法则，它影响了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几千年，稳定了国家政权，规范了社会秩序，造就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世界美誉。

二、以人性向善为基础的“礼乐教化”外在德性伦理特性

在人们正常的现实社会生活的自然行为中，作为有德性的人来说，真正是否能做到“发而皆中节”，这与人的各种外在情绪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亚圣孟子是儒家德性伦理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他主张从人的自我本性出发，人的自我内在情感是本善的，是有善的自我要求和规定的。孟子的性善要求与人的外在世界的自我情感发挥和表现应该是相一致的，从而在这些途径中折射出人性为善的德性光辉。这是孟子对孔子“仁学礼义”的继承、发展、充实和完善，以自己独特的心性来体认和重建孟氏的“心善”之学。孟子在继承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具有善性的“四端说”，在孟子独特的视野里，“仁”、“义”、“礼”、“智”皆是从人性本善的德性伦理发展而来，是主张通过后天对人内在固有的“善心”有所发挥和体认，而最终得出的教化结果。紧接着孟子又阐释说，孟子注重自善正己，通过对人自我内在情感的提升和转化，经过“尽心”、“知性”、“知天”来逐步实现“向善”的德性发展和延伸。其实，人自我德性的实现是成己、成人的发展过程，每个人都拥有自我的本性，但其本性的自发与体认是需要用善心来逐步提升和铸就的，具体来讲，个人的德性主体是对自我善的本性的发挥和体认，并向外进行逐步的扩充和提升，进而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覆盖和折射。孟子用仁义礼智这些具体的德性因子来推广“人性善”的社会教化，通过社会的“礼乐教化”真正达到“仁”的至高境界和最高实践标准。

作为生活于战国末期的荀子，他不但继承孔子的“礼”，并创造性地发展了儒家德性伦理思想，提出了“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得益彰。荀子认为，“人性恶”是个体人的自然属性，荀子对人性的阐发和体认是深刻的，也是有独到见解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5]（《荀子·性恶》）荀子认为的“今人之性”包括“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生焉”。同[5]P434（《荀子·性恶》）人性之恶是基于人的生理本能而自然引发的，这种自然的引发是受到外在“礼乐”的德性控制，荀子主張可以“化性起伪”。其主要的教化方法就是通过礼乐的现实约束，再加以仁义德性伦理制度的约束，才能使社会和谐稳定、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同[5]P435（《荀子·性恶》）若不按照荀子的做法去实施，天下就会大乱、不稳定，人民就会生灵涂炭。儒家德性伦理的思想内核是“仁”，而“仁”的实现必须通过“克己复礼”，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同[2]P121（《论语·颜渊》）可以看出，礼乐教化是儒家德性伦理得以实现的主要手段与方法，从而达到社会的稳定和谐，国家的长治久安。荀子提出对于“性恶”者要“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法以禁之。”同[5]P440（《荀子·性恶》）通过礼义之法、刑法制度来化解、控制人内在的“性恶”，从而进一步达到“性善”的最终目标。荀子就顺势提出“化性起伪”，追求善的至高境界。“故圣人要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仪，礼仪生而制法度。然而礼仪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同[5]P438（《荀子·性恶》）荀子认为的真正“圣人”是要用“礼”来“养欲安情”，来成就自我的。“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者。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同[5]P33（《荀子·修身》）荀子十分洞悉儒家德性伦理的情感实质，认为人内在的情和外在的礼是相互映衬和相互转化的，其具体的实现路径是以礼化情，礼然而然，情安于礼，追求的是“礼化”的人生轨迹和人生性情。

荀子在实现“化性向善”的同时，也明确加重了后天“心知”的分量。荀子以礼正身，以礼乐的儒家德性实践来修正人的性情操守和提升人的善性境界，从而达到儒家倡导的自我人格修为向善的至高境界。荀子综合了人的性、情、欲，并加以结合而明确阐释，并逐步建立起儒家德性伦理中安礼守法、积极向善的社会伦理法则。情是儒家德性伦理的原始内涵，情感是儒家德性伦理的内在深刻体验和主要精神动力，但理性的德性伦理制约也是必备的。情作为人类最原始的本能欲望，其内在的原始积累和理性深发是需要外在的影响和激发，一旦失去内在情感的合理集聚，人之礼乐教化将无从谈起。人的善性和情礼的合理统一和积极转化是儒家德性伦理的本质提升和外在转化。儒家德性伦理是以人性向善为基础的，这种外在的思想伦理情感是人性在现实社会中的德性体验，需要人积极的情感深度体察和理性体认，作为德性的文化主体在与他人获得情感上的认同与共鸣的同时，来结合自身成就自己独特的文化德性，来增强情感教育的实际效果，这与孟子主张 “存心”、“养性”，强化人格品性是有相通之处的。在儒家德性行为的实践过程中，个人修养、社会教化、礼仪规范等伦理道德认知途径借助于人本身情感的需求和提升，使个人内心情感与外在需求之间达成平衡，并逐步的涵融与转换，使人的德性伦理价值在内修和外化的配合和统一下，使人的德性伦理自觉能充分展现。

三、以礼养情“中和”的情感文化归宿和德性伦理追求

儒家德性伦理的文化诉求主要关注于修己、仁爱、忠恕，以仁德之心来贯穿于或渗透于中华传统封建统治者的政治生活和布衣平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其主要的社会实践价值在于修身成己、推己及人、仁民爱物、治政用世，从而达到“天人合德”儒家至高的德性伦理境界，以至于影响了中华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儒家德性伦理的逻辑起点是关注于人性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终极实现，而人性的自然属性是人特有的情感理性生活，在人文德性伦理的文化支配下，儒家创造性的用“礼养情”的办法去合理化解现实伦理生活中遇到的诸多困难和问题。人对情感的体认和追求是有层次高低之分的，人的德性伦理内涵是对人性的合理把握和理性制约，情感的真正体验和德性伦理的认知掌握，是儒家道德生活的价值体现和生活呈现，亦是儒家倡导真正“安身立命”的最终归宿和伦理追求。儒家的仁爱之心有着深刻的感情意蕴，也有着高尚的正义追求，仁爱情感的“中和”之态是儒家德性伦理的普遍指向，具有无限的生命价值，儒家德性伦理的价值扩展越大，与社会的融合越紧，人的精神境界也就越高，普通人就会像尧舜一样成为仁德和圣德的道德模型。儒家德性伦理之所以生生不息，这主要得益于儒家具有汲取、吸收各家思想精华的同化及融合的再造能力，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同[2]P140（《论语·子路》）儒家以“和”的文化视野来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各种复杂关系，这是儒家关于处理社会关系及治国理政的德性原则和文化智慧，儒家德性伦理“中庸”的处事哲学在于执两用中，不偏不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作为君子的标准，“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同[2]P60（《论语·雍也》）此种“中和”的思维模式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世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增进民族的团结与和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儒家德性伦理主要是把精神境界作为人性情感的最终归宿，主张在情、理、事的相互交融中深度体验和感受人生的活着的价值和意义，儒家君子的人格魅力及道德品性只有达到“中和”的文化境界，才能化解现实社会生活中所面对各种压力和困境。现实社会道德的实现路径主要是通过儒家礼乐的教化和礼仪的尊崇才能坚定人的道德意志、信念和追求。麦金太尔提出，“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6]儒家德性伦理运用“礼“的教化将人的情感导向了和谐精神文化境界，肯定了理性化的情感需求来取代感性化的情绪体现，说明儒家德性伦理注重于对人的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人是一个复杂感情和情绪的综合体，同时具有理性和感性的双重心理体验，情与礼的交融与互补是儒家教化思想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这是人内在和外在情感统一体验生命的最终意义与最高价值。儒家德性伦理的思想主张用“礼”来安养人内在的独特性情，并逐步走向“和”的最高境界，儒家的圣人境界是天、地、人三者和谐统一的最高体现，这种体现需要用现实社会的“礼”来具体实现。儒家德性伦理的精髓在于“礼”的判断与实施，“礼”是源于对人性善恶的判断与甄别衍生而来的，其主要目的在于调节与中和人性与万物之间的各种矛盾。“礼”是儒家德性伦理的内在规定性，只有顺应人性的自我需要，发挥自在之心，注重于人性内在的自我调养，才能成就真正的“礼”。

儒家倡导的德性伦理主要是针对于人的内在心灵和独立人格的建构，同时要实现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向善而趋向于和谐的理想社会状态，以人本的价值为最终指向，以中和的理性思维来充实自我德性的道德实践，把人与社会的和谐存在作为其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由上文可知，荀子积极倡导和呼吁上至君主、下至布衣百姓都應遵守礼义的道德规范，满足天下人对道德的生活需求和德性的自我完善。百姓看重修身是为了自己的行为举止合乎于社会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而君主修身则是为天下人树立道德之权威和模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自我的欲求和外在的理性约束，这是人类德性的本质属性。事实上，欲求是人性的本能使然，然而以礼来滋养人性的欲求，使其人性更加“人性化”，这是儒家礼乐教化思想的主要目标。人的心智性情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和现实规定，人后天的理性培育是以外在的礼来规范人内在的心智性情。荀子这种以乐教与礼教相结合的教化思想，其目的是让人们在典雅静穆的音乐声中，去体悟天地间的自然和社会秩序的庄严、天人一体、天下一家的和谐，加强群体的团结凝聚，并且，在不知不觉中把遵守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内化为一种自觉的个体的道德情操和审美体验。[7]显然，儒家以礼养情的“中和”思维方式，折射到儒家现实个人的情感文化归宿和德性伦理追求中，主要是用“礼”调养人的欲望诉求，以礼乐养人心，教化及端正人心，是儒家对人之情感理性的提升的有效途径和实施办法，这对凝聚民族向心力和团结各种民族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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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篇7

一、儒家的“乐教”思想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观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早在春秋时期儒家思想代表人物孔子就把“乐”纳入其私塾授课的内容—“六艺”之一，并把“六艺”定为礼、乐、射、御、书、数。他把德育放在首位，美育排第二位，肯定了“乐”的重要性。荀子则从音乐的起源说分析认为，人们是为了调节身心，活跃情绪，丰富生活，才创造了种种乐曲，委婉动听的曲调可以对人产生极强的感染力。荀子在《乐论》中指出：“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他认为由于音乐起源于人的情感需要，所以最能打动人心，引起共鸣。如果能够充分利用音乐这种形式独有的特点，赋予音乐以教育的内涵，以音乐教化百姓，人们心悦诚服，乐于接受，必然会使人们在轻松愉快的歌舞活动中受到教育。孔子对于音乐的教育功能更有精辟的论述:“移风移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强调了音乐净化民风的作用，这种作用要比空洞的说服教育更有说服力。孔子认为利用音乐进行教育，可以在“寓教于乐”中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甚至影响到人的一生。儒家的乐教思想，既不是单纯从艺术教育的角度来推广乐教，也不仅仅是着眼于音乐的政治教化功能来重视音乐，而是把音乐教育当成整个教育的完成阶段，当成塑造人的心理情感结构和修身的手段，当成完善人的最终途径。孔子希望通过音乐教育过程中的潜移默化，使人的精神境界趋于完美，成为符合儒家政治要求和道德规范的“仁人”。儒家的这种乐教思想对我们树立现代音乐教育观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当前，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长期“应试教育”的影响，我们的音乐教育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为：在学校教育中音乐教育不受重视，一些农村中小学不开设音乐课，或虽然开设而常常被其它升学考试课程挤占;很多学校和教师对音乐教育的目的、音乐教育与人的素质培养、音乐教育与横向学科的关系等问题缺乏系统的、全面的认识，有些教师把掌握技能技巧、乐理知识作为音乐教育的主要目的，有些教师只强调音乐的愉悦性，忽视其教育功能，教学生唱一些不适宜的、格调不高的歌曲;也有一些学校和家长把音乐教育当成中、高考的终南捷径，对学生进行畸形的音乐技能技巧的强化训练;社会音乐教育也比较薄弱，一些公共机构在音乐教育上“不作为”，而一些媒体、文化传播机构则在利益驱动下，不顾社会效益，散播腐朽、落后、不健康的音乐，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我们应分析以上音乐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认识到乐教的重要性，树立起良好的现代音乐教育观。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已经认识到音乐教育对于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启示我们：音乐教育不应片面地理解为音乐技能技巧及理论知识的传递，更应强调道德理性和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家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育民族精神，淳化代代人风，提高人的心灵素质，帮助人们修养身心。今天，我们的音乐教育工作者也应重视音乐教育的重要作用。音乐教育是美育的重要方面，同时它包含着丰富的横向学科知识，体现了“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具有辅助和促进德、智、体、美协调发展的功能，在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中具有其它学科不可替代的地位。很多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如爱因斯坦都曾经从音乐中获得灵感。音乐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提高其音乐修养，还要启迪学生的智慧，丰富学生的情感，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我们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可以利用大量的音乐作品培养学生对祖国秀美山川、美好生活的热爱之情。例如：欣赏古曲《春江花月夜》可以使人从内心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从而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学唱歌曲《我爱你中国》、《在希望的田野上》等都能够培养学生的爱祖国、爱家乡、爱生活的美好情感。总之，音乐教育能使学生既“修业”，又“进德”，获得多方面的教益。

二、儒家音乐的“和”文化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观的借鉴价值

以“和”为美，就是在进行审美创造和评价时要具有整体意识，“和”而不“分”。古代很多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都是以这个“和”字为核心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和”是一种最美的状态，所以他们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是具有包容性的，是丰富的，所以是美的。孔子倡导的“和”的美学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孔子认为“《乐》以发和”，就是说，音乐可以陶冶人的心灵，能够使人内心和谐，也能与他人、与社会和谐，孔子把音乐作为儒者的修身养性之道，使之具备君子仁人的修养。孟子基于其民本思想，提出了最有代表性、也最有生命力的“与民同乐”的观点，同样这也是“和”的思想在不同层面的有力体现。儒家音乐教育中的“和”文化意识蕴含了丰富的政治思想内容、伦理道德内涵，虽然它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和时代性，但它的“和”的思想创造了富有审美个性的审美个体，追求了人生存所必需的和谐与平衡，也有利于创造具有审美化、艺术化的人生。我们应吸收其中的通过音乐教育使人心灵得以净化，道德情操得到升华，人格进一步完善，最终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的有益成份。

今天，我们继承儒家的音乐思想，最重要的是树立一种尊重艺术规律的自觉精神，树立科学的音乐教育观，这对于当前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行为、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意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构建和谐音乐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我们的艺术家应多采用“和”的音乐思想来创作好的音乐作品，追求“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如通俗歌曲《爱的奉献》，讲述人间的真情与关爱，讲述对生命与美好生活的渴望。它深深地打动每个听众的心，感染着每个人。歌曲《和谐中国》：“和风细雨的好时节天地与人和，和颜悦色的好感觉人人很亲和，和气致祥的好人家日子挺祥和，和衷共济的共和国心齐力更和……”，还有歌曲《和谐校园》：“和谐的地方我们的校园，我们在这里相识在这里相聚，伸出你的手打开你心扉，让我们一起在这里互相勉励……，手拉手心连心在这知识的海洋，无论何时我们绝不会放弃我们心中的理想”。这两首歌中体现了“和”最美的状态。通过这些优秀作品的欣赏与传唱，让学生在精神上、心理上获得美的、和谐的平衡，最终完善自己的品格，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三、儒家“有教无类”的思想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观的启示

在孔子之前，都是“学在官府”，孔子首创了私塾教育，提出“有教无类”的办学理念。这一办学理念打破了当时教育被贵族垄断的教育局面，把音乐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给了一般劳动者与贵族一样的受教育的权利，使教育走向民间，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荀子也在其“性恶篇”中提出“有教无类”，认为教育机会应该均等。儒家的这种“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不正是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提倡的素质教育的基本精神吗?面向全体，一切为了学生，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人人有成功的希望。对于现今的音乐教育更需要这种“有教无类”面向全体的教学，尤其是一些社会现象不得不引起音乐教育者的关注和反思。2005年湖南电视台举办的音乐类比赛“超级女生”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全国报名参赛人数达15万人之多，而且其中在校学生报名的选手占了很大的比例，我们不禁要思考：为什么举行学校比赛常常班级里没有几名学生主动报名参赛，往往要指定选手参赛。而超女却可以这么火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超级女生”无门槛，不管你唱得如何，长得好坏，多大年龄，来自哪里，统统没有要求，只要你想表现自我，都可以想唱就唱。而与我们学校音乐教育相比，与学校音乐比赛相比，“超级女生”吸引人就在于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公平的展现自我的平台。在我们的音乐课堂上，往往是那些音乐天赋好的学生受到老师的重视，表现和表演的机会多，而音乐方面欠缺的学生，则不受关注。久而久之，学生上音乐课的积极性就下降了，在学习音乐、欣赏音乐时的自卑心理也就产生了。这种教学不但使学生在音乐学习上没有前进，反而使学生有了学习音乐、欣赏音乐的心理负担。在一些个别学校，音乐教师甚至还以尊卑贵贱对待学生，歧视家庭贫困生的现象还存在，这实在是一种令人痛心的倒退。我们的教育虽然常常把“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为了一切学生的发展”的口号放在嘴边，可是却常常不能真正做到“为了一切”、真正“面向全体”。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教授曾在一次演讲中说过：“每一个人不一定都有出众的才华，但每个人经过教育与努力都有可能成为真正伟大的人，这就是我们应该追究的理想，也就是儒家有教无类的中心思想。”儒家“有教无类”的经典教育思想和现今社会的这些音乐现象都警醒着我们音乐教育工作者应当尊重每一个学生，面向全体教学，相信他们每一个都能成长为能为社会做贡献的人。

综上所述，儒家音乐思想博大精深，它有其独特的美学标准，也有对中国音乐教育富有哲理的思考，它为树立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观提供了理论基础，对当前构建和谐音乐教育提供了有益借鉴，促进了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它所包含的的音乐美学思想，至今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我们应继承和发扬它，实现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M].台北:文艺出版社, 1980.

[2]吉联抗.孔子·孟子·荀子乐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59.

[3]蒋孔阳.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4]徐鸿.试论孔子审美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J].四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003年第12期.

儒家民本思想的法律文化价值 篇8

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思想资源, 内涵丰富, 应用面广, 其基本特征是重视人的价值;儒家民本思想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体;二是人与神的关系中人是主导;三是国与民的关系中民为邦本。儒家把民本思, 发挥到行政、刑政、道德伦理等社会的各个方面;主张重视民心向背, 刑罚适中, 反对苛政与滥罚。儒家提出了“天生民而立君, 以为民也”、[1] “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2]、“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3]又如“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4]等观点。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儒家思想中, 民的地位代表着天, 在统治者之上, 尊重人的价值构成了儒家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 儒家民本思想所包含的内容, 决定了其地位和作用, 也因此而成为儒家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

其实孟子这里所说的“民”、“社稷”和“君”的关系, 就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民为邦本”的政治文化概念。

二、儒家民本思想的现代法律文化价值

(一) 儒家民本思想对现代民主的启示

儒家的民本思想重视人的价值, 尊重人的主体地位, 但是儒家民本主义扎根于宗法制中;其所包含和体现的法律精神和文化, 也是扎根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宗法制度之下。儒家的“民本”和“仁政”、“德治”是分不开的;一方面要求对“民”的关注, 主张“爱民”、“以民为本”;另一方面要求统治者施“仁政”, 行“德治”, 由此可见儒家民本思想也有在乎和尊重平民意志的一面。具体表现在:第一, 统治者必须从民利出发, 要求统治者实行“德治”、“仁政”慎刑罚、薄赋敛, 处理君民关系要做到“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5]第二, 把民意和天命等同起来, 统治者合法性受命于天, 同样也来源于民。第三, 儒家认为民心向背决定统治者得失天下。作为统治者必须做到“足食、足兵、民信”, 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信, “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6]“以力服人者, 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7]儒家思想中一条重要的规律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失民心者失天下”。因此“得人心”在统治策略中应该渗透到法治中去, 尊重公众意志, 建立民意表达的机制和渠道, 把公众意志的重要性融入到现代民主政治中去。

(二) 儒家民本思想对刑罚人性化要求

当代社会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在我国逐渐得到广泛认同, 在司法实践中, 对人性化的要求越来越高, 呈现加速趋势。人性化是刑罚理念中的一种价值取向, 其基本蕴涵是以人为本, 把人作为刑罚里面必须尊重的主体, 弘扬人的主体价值, 尊重人的权利, 以及给罪犯的以以应有的人文关怀。刑罚的目的、手段、量刑、执行, 要求既要保护受害人利益, 又要保护犯罪人作为人不应该在刑罚中失去的基本人权和人格权, 在实现刑罚的全过程中, 都要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

1.刑罚实施中加强对人权的尊重

刑罚是刑法规定的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罪的人所适用的限制或剥夺其一定权益严厉的强制性的法律制裁方法。刑罚的属性决定了对人身制裁的严厉性, 所以在司法实践首先应该依据法律的规定实用刑罚, 而且尽最大可能的给予罪犯人文关怀, 即尊重罪犯的基本人权, 这也是儒家民本思想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和体现。刑罚实施中加强对人权的尊重具体要求表现在:第一, 在立法上, 提升人在法律面前的主体性地位;通过立法来保障人权在刑罚中的实现;第二, 量刑中要人权, 对特殊人群的特殊照顾和考虑, 如孕妇女不适用死刑和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与量刑上的减轻等, 在量刑和用刑上都应该体现人性化的要求;第三, 执行刑罚时更应该体现人性化, 围绕保护基本人权和人格权来执行刑, 如罪犯的受刑能力, 死刑的执行手段等尤其需要体现人性化。

2.建立现代化的刑罚人性化理念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必然要求法制的现代化, 构建能促进社会发展的刑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刑罚作为传统的治国手段和方法, 延续到当代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 古代儒家虽主张施“仁政”、行“德治”, 但也主张用“刑政”作为治国的辅助手段, 最为典型的就是“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儒家刑罚思想是以民本论为其哲学基础, 因此其基本逻辑是:重教化反严刑, 教化、感化在刑罚之前, 儒家民本思想派生出来的法治理念对当代刑罚理念的转变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首先, 要在刑罚的价值取向上予以改变, 树立现代民主法律意识, 增强人性化在法治中体现。其包含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 从立法观念上, 凸显人的主体地位并且予以必要的尊重;第二, 刑罚的目的性应增强“民本”意识, 使其更能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第三, 从刑罚的效应上看, 公正、人性的刑罚, 更能让人民的普遍守法。要构建一个具有人性化的刑罚体系, 其次必须形成一个正义的刑罚价值体系, 公众的利益得到维护, 公众也能自觉遵守国家法律, 同时也要保证刑罚的威严不被其他权力所践踏。我国传统的泛刑化、重刑主义、刑罚万能的思想既和人类文明进程背道而驰, 也不符合我国刑法发展的价值取向。因此, 必须转变传统泛刑化、重刑主义、刑罚万能的刑罚观念。建立现代化的刑罚人性化理念, 就应该完善刑罚的价值体系。

摘要：儒家民本思想所体现的法律精神, 不仅在古代的中国发生作用, 而且延续到我国现代法律文化中和当代司法实践中;对我国当代法治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儒家民本思想,法律文化价值,司法实践

参考文献

[1]《荀子.大略》

[2]《孟子.万章篇》

[3]《孟子.尽心下》

[4]《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太誓》

[5]《孟子.尽心下》

[6]《论语.颜渊》

传统儒家群体本位思想的现代审视 篇9

群体本位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 是贯穿于中国奴隶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一条极为重要的道德原则。自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以来, 儒家文化便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群体本位文化。

1、儒家群体本位文化的基本内容

首先, 从原始宗法血缘社会关系中发展而来的儒家群体本位文化, 按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 将个体置于宗法整体的关系之中。这里, 个体相对于群体是微不足道的, 群体利益在个体面前具有绝对的优先权。“全部儒家道德理论都是为了论证个体必须服从整体, 整体的利益绝对高于个体的利益;个人必须归属于群体关系, 只有在这个特定的关系中才能确定自己的存在, 才能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才能成为真正的道德主体”。其次, 儒家群体本位文化将个体置于家族之“孝”与国家之“忠”的双重依附关系中。历史进程中, 氏族社会的解体在我国进行的并不充分, 血缘的纽带作用及其意识直接流入了奴隶社会。中国的奴隶主阶级基本上是由氏族首领或氏族贵族直接转化而来, 因而奴隶制国家无法彻底代替氏族, 家族逐步走向国家, 最后形成存留在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家国一体”格局, “忠”与“孝”成为主要的社会道德意识。李大钊讲, 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 要牺牲个性, 首先就是尽“孝”, 而作为君臣关系的“忠”, 则完全是“孝”的放大体。

2、儒家贯彻“群体本位”的基本途径——“礼治”

“礼治”极力推崇群体本位观, 将个体组织在固定的社会秩序中的同时, 通过灌输礼治思想, 扼杀个性思想, 为群体现有秩序的稳定服务。从积极方面讲, 礼治或群体本位, 能培养人们的道德素养, 使人讲文明, 讲礼貌, 讲团结, 达到社会稳定。但这二者具有重群体、轻个体的消极影响。“礼治”要求“克己复礼”, 用群体的“礼”压抑和限制个体的自由、个体的意志。规定按长幼尊卑亲疏的等级名分去处理人际关系, 同时遵循相应的节仪、服御制度。在这样的礼制秩序下, 人失去了个人意志、个性自由, 没有了个人意志自由, 何谈发挥创造才能、实现自我价值?个人作为主体的独立人格和地位自然更无从谈起。

3、儒家群体本位文化的核心关系——“成人”与“成己”的群己关系

“成人”指迎合他人以获得外在的赞誉, 其评价标准存在于他人, 个体的行为完全以他人的取向为转移;“成己”指自我的完善, 其目标在于实现自我的内在价值。二者的联系, 意味着使个体超越自身而指向群体的认同。儒家认为, 自我不仅以个体的方式存在, 而且是群体中的一员, 并承担着相应的责任, 正是在这种责任意识下, 中国人逐渐形成了拒斥自我中心主义、强化民族凝聚力的优良传统群体思想。从儒家给个人设计的理想道路“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中可以看到, “修身”是起点, 而“平天下”是终点, 前者因为后者才产生自己完整的意义。因此有人认为:“儒家是在群体关系中定义自我、在族群的整体性存在里实现其个体价值的。因此, 能不能‘群’, 在儒家看来是能不能‘成人’的标志。”

二、儒家群体本位思想的具体表现

1、重义轻利

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样的精神引领下无不以救世、安邦、发家为己任, 他们认为将个人奉献、牺牲于国家的人生才是重于泰山的人生。春秋战国时代的吴起、商鞅, 北魏的孝文帝、北宋的王安石, 近代的谭嗣同等无不为了民族振兴, 国家富强, 影响自己的私利, 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可以说, 正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 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成为我们民族持久发展的内在动力。

2、群体依赖性质

中国古代文学领域中, 几乎都缺乏个性丰满的个人主义英雄形象, 主人公的“义”、“智”、“忠”、“勇”等人格因素不是体现为高度完美的内在统一, 而是被分解为不同人物的单一性特征。以《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为例, 它所表现的是不同优秀独特品质的完美组合, 告诉人们个体力量的局限性和社会群体智慧的重要性;而就其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而言, 它所展示的是中国人在崇尚“明君”、“明主”理念支配下, 对于排斥个性的非理性“群体意识”价值观的认同感。产生这种理念的原因:生存条件上, 处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的先民, 为求生存, 只有让自己融入集体, 这无形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群体观念和理性控制意识;地理条件上, 中国先民属于大陆型民族, 主要以合作方式进行农业生产, 这无形中促成人们统一、求同、依赖、顺应的心态, 养成了中华民族重视集体, 依赖集体, 奉献集体的精神。

3、家族本位思想

家族本位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基本精神。人们同家族荣辱与共, 始终以振兴家族为己任, 重视自己对于家族的责任与义务。个人代表的不仅仅是当事人自己, 更代表整个家庭的兴衰荣辱。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不仅被当作个人的一种荣耀, 更是一种使命。个体的人生价值与他者 (亲人、家族) 息息相关。这种深受家族本位影响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使得家族成员之间互相甘愿牺牲自我。从古至今, 大多数父母几乎把所有精力放在子女身上, 努力为子女提供最好的物质条件。这种重家庭、重亲情的价值观念也赋予中国文化特别浓重的人情味。尊老扶幼的情怀, 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

三、现代社会对群体本位思想的审视

“群体本位”思想在造就和促成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如爱国主义的传统, 集体主义的传统, 浓厚的亲情意识等的同时, 也产生了负面影响。首先, 其个体对群体的完全服从、奉献思想导致现代很多人在虚假的集体里打着维护集体利益的旗帜, 维护少数人的利益, 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其次, 其在强调的个体与群体、个体与个体的关系时, 由最初的奉献发展到后来的牵制、依赖、索取关系;再次, 其使产生了宗派意识, 小团体意识, 以及平均主义思想等。那么如何营造一个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群体本位文化?有以下几点:

1、积极发展群体本位文化中正确处理个体与群体之间相互关系这一优点。

如果对这一点做现代诠释和改造, 使其融合于个体的意识之中, 促进群己互补、公私结合, 就可以促成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追求个体利益的同时, 又注重群体社会利益, 促进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2、注重人的现代化, 使人的个性和社会需要的群体共性达到有机的统一。

现代文化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 一方面造就一个“个体的自我”, 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特征, 另一方面造就一个“社会的自我”, 表现出对社会的相对依赖、对人伦秩序及其相关制度的认同。

3、以良好的法制、纪律意识塑造当代中国人。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 要求社会生活中的各个参与者都拥有良好的法制、纪律意识。建立良好的社会惩罚机制和完善的法律、行政保障机制, 是保障人的自我人格的实现和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的交往的前提条件。

总而言之, 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要充分地利用我们已有的文明优势, 尽量发挥“群体本位”思想的积极作用而减少其消极影响, 并促使传统的“群体本位”思想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前进, 摈弃自身落后于时代的种种糟粕, 在与历史的同步前进中实现自我更新。

摘要：儒家“群体本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特质和民族性格的集中体现, 虽因其忽略个体价值存在而被批判, 但也因其形成的诸多传统美德而倍受关注, 本文通过对传统群体本位文化的分析, 彰显出“群体本位”在当今社会的应有作用, 并进一步提出相关改进措施。

关键词：儒家思想,群体本位,群重己轻,群体意识

参考文献

[1]赵吉惠.中国传统文化导论[M].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7:49.

[2]李宪堂.先秦儒家的专制主义精神——对话新擂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149.

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篇10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最具权威性的当属儒家思想, 1985年美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中, 孔子被列为十大思想家之首;由美国著名学者孔茨和奥唐奈合著的《管理学》一书, 对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在管理中的作用也有相当篇幅的论述。由此不难看出, 儒家思想的国际影响力正在进一步增强, 儒家思想也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企业管理领域, 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一些企业家也是在儒家文化的浸染中, 在企业经营和管理之中, 讲求信义, 讲求忠恕之道, 例如, 香港著名企业家李嘉诚便是闻名中外的一代“儒商”。青岛海尔集团就创立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企业文化, 可以看出, 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有机融合, 对企业的发展和繁荣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现代企业管理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管理行为和管理过程, 它包括企业员工管理、产品管理、服务管理、企业运行管理、后勤保障管理、企业公共关系等多个方面, 其中, 既有内部管理, 又有外部管理, 既有管理行为, 又有关系行为。那么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渗透作用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可以从以下方面去概括:

二、“人为贵”与“经权思想”对企业管理的渗透作用

孔子在《孝经》中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著名论题, “人为贵”的理念主要是强调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社会个体在社会活动中的重要价值。教化是一个教育、感化、同化和内化四位一体的复合型概念, 它是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浅人深、层级递进、不断深化的过程。教化的内容主要是礼和义, 礼是指礼仪行为和伦理道德规范等, 义是指法律规范和制度规范等, 二者一并构成了人们立身行事的基本行为标准。孔子说:“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焉。”由此可见, 礼义正是儒家思想核心“仁”的外化形式。人本主义教化观念就是从“人为贵”的思想出发, 对企业的主体——领导者、管理者和普通员工进行教化, 提高其修养的过程, 即“身教”和“他教”并行前进的过程, 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进而实现“内圣外王”的企业管理状态。以人为本的教化行为是一个行为的两个方面和两个阶段:首先, 企业领导者和管理者的“身教”居于核心地位, 如果“身教”不完善, 即在工作中不能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知错而改、率先垂范的话, 那么, 对员工的“他教”将处于混乱状态, 员工的行为也将处于无序状态, 企业的正常运行会因此受到影响, 甚至可能使企业面临生存危机, 在这种情形下, 发展和繁荣只能是一句空话。正如孔子所讲:“子帅以正, 孰敢不正?”山“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其次, 领导者和管理者的“身教”是进行“他教” (员工教育) 的先导, 即孔子所言“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其中, 修己是前提, 安人是保证, 二者位置不可颠倒, 二者位置的颠倒, 不仅不能实现整体性的完全教化, 而且会使企业内部的管理更加混乱。

经权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要求企业的管理层, 不能凡事套老框框、因循守旧、泥古不化, 要用发展和变化的眼光看问题。由于消费者需求层次的变化而引起的市场变化, 由于同行业间竞争的日益扩大和加剧而引起的市场变化, 由于同行业或不同行业间的相对比较所引起的员工思想和行为的波动,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的增加等, 都使得企业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异常复杂, 且具有不可确定性。因此, 作为企业的管理者要根据自己对环境信息掌握的不同时段, 采取不同的策略:当对某一客观环境缺乏足够了解时, 即事物发展的初始阶段, 宜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 审慎地观察每一个细节, 及时发现所遇到的问题, 认真思考每一个问题的成因, 对于突发事件可采取暂时避让的方法进行“冷处理”, 从而为摸清周围的环境信息创造条件;当对客观环境有了初步认识时, 企业管理者可以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企业的规章制度, 以及环境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 选取和决定初步行动方案, 并逐步实施;当对客观环境有了一个较为成熟的认识时, 管理者要根据环境的变化和局势的发展, 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完善行动方案, 以期更好地适应变化的环境;当事情圆满解决, 且事态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时, 企业管理者要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 通过输出信息、资本, 刺激员工积极性, 发掘员工潜力等措施对环境施加影响, 从而实现企业引领市场、塑造环境的现代管理新局面。总之, 经权思想就是要求企业的管理层在处理与环境的关系时, 要具备经权辩证法思想, 以不变应万变与适时而变、伺机而动的思想互相依存、互相作用, 在“经”与“权”的交替和互动过程中, 逐步增强企业自身的适应市场变化能力、适应竞争能力、承担风险能力、勇于变革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 从而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三、“忠恕”和“诚信”思想对企业管理的渗透作用

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 即对人要有仁爱之心, 要团结友爱。在家庭中, 要求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 进而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同样, 在企业里也要建立一个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环境, 以增强员工之间、员工与决策者和管理者之间、员工与企业间的感情, 这就要求领导层和管理层要关心员工生活, 尊重员工人格, 想员工之所想, 急员工之所急, 即孔子所讲的“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

在美国曾轰动一时的畅销书《掌握人性的管理》提出激发员工的不贰法则, 即你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 你就该如何对待别人。这一被誉为管理的黄金准则, 恰恰是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忠恕之道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 ‘忠’是自己内心中对人对事的一种态度, 以及由此去诚实地为他人谋事做事的行为;‘恕’是以自己的仁爱之心去推度别人的心, 从而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用忠恕之道去营造企业的家庭氛围是十分有效的:管理者全心全意为员工谋利益, 设身处地为员工着想, 尽力解除员工的后顾之忧, 员工自然就会千方百计地为企业谋利益, 为企业着想, 为企业的发展献计献策, 这样, 员工与管理者的关系融洽了, 矛盾减少了, 员工与管理层间的亲和力加强了, 进而全员性的企业亲和力也就得以增强;再者, 企业亲和力是员工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晴雨表, 亲和力强, 认同感和归属感就强, 源于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会进发, 从而全面促进企业的发展和繁荣。与此同时, 企业非一人之企业, 而是我们之企业, 厂兴我荣, 厂衰我耻, 爱岗敬业, 奉献真诚等全局性理念就会深深植根于员工的意识之中, 自觉指导其日常行为, 企业和员工间的“生命共同体”形成了。

关于诚信思想, 儒家经典在这方面有比较多的论述:“诚者, 天之道也。诚之者, 人之道也。诚者, 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 从容中道, 圣人也。诚之者, 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诚是大自然之道, 实践诚是人类的大道。诚实的人, 不必勉强就能中庸, 不加思考就能体认, 举止从容践履中道, 是圣人君子。实践诚实的人, 是选择善端而坚持实行的人。“信则人任焉。”诚实守信, 别人就会信任你。“君子信而后劳其民, 未信, 则以为厉己也。”统治者首先要取信于民, 然后才能使唤百姓, 如果自身不讲信用, 民众认为你是在害他们。“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一个人不讲信誉, 怎么可以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诚与信的关系是相通的、不可分的, 君子无诚亦是无信, 无信亦是无诚, 所以从学理意义上说, 信就是诚, 诚就是信。企业管理是一个多元化的管理行为和管理过程, 它包括员工管理、产品管理、目标公众管理等多个方面。企业的管理者在每一个管理流程、管理环节上都要做到真诚守信:在员工管理上, 对待员工要真诚, 不能虚伪, 无论是你喜欢的员工, 还是反感的员工, 无论是支持你的员工, 还是反对你的员工, 都要真诚相待, 一视同仁, 对员工作出的每一项承诺, 无论大小、轻重、缓急都要一一及时兑现, 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在产品管理上也要诚信, 对产品的管理主要是产品质量管理, 在生产、加工、运输和仓储等环节中, 管理者要老老实实、一丝不苟地进行产品质量审核、把关, 对产品质量的承诺要进行严格的达标检验和评估, 这既是对品牌信誉的诚信, 也是对企业信誉的诚信,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产品质量出了问题, 企业生命便受到威胁, 所以, 树立长期的质量信誉意识对企业发展是十分关键的;对目标公众的管理是实现企业管理诚信于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要求管理者要诚实、认真地履行与合同相关的义务, 而且要本着对公众负责、对企业负责的态度, 进行跟踪或追踪服务, 防止出现“产品出门, 失信于民”的事件发生。只有这样, 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才能得以全面提升, 企业管理才能步人良性化的发展轨道。

四、“勤俭”与“中庸”思想对企业管理的渗透作用

儒家历来主张勤劳治国, 勤俭持家, “克勤于家, 克俭于邦”, “民生在勤, 勤则不匮” 。唐代大诗人李商隐说:“历览前贤国与家, 成由勤俭败由奢。”勤劳俭朴, 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更是现代企业管理中不可或缺的指导思想, 一方面, 企业只有精打细算, 才能节约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另一方面, 企业管理层的勤俭之风会在企业内部产生示范效应, 进而形成全员性的拼搏向上的精神。

台湾师范大学的王赞源教授在其《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经营》一文中谈及王永庆、林挺生等企业家成功的秘诀时, 都谈到了勤俭思想。“有‘经营之神’美誉的台湾商人王永庆, 每天早上4点钟起床, 做体操, 慢跑5000米, 总计一个钟头;如此使他整天工作不断。上午到办公室检视各种报表, 中午主持午餐会报。如果出国, 回来也不休息, 从机场直接回到办公室, 或批文件, 或主持会议。王永庆出国很少坐头等舱, 以便跟部属在机上讨论问题, 充分利用时间。他最嫉恨偷懒和浪费。大同的创办人林挺生的父亲林煜灶生前有句名言:‘一元之节省, 乃创业之原动力。’林挺生在父亲的熏陶下, 平素自奉甚俭。有一次大同的干部跟随他到夏威夷参加国际性会议, 进驻饭店后, 脱掉西装换成便服时, 发现董事长穿的毛衣手肘部分居然有个破洞!他的座车是台湾产, 领带是印有大同标记的纪念品。”由此可见, 越是成功的企业家和高层管理者越能保持勤俭的本色, 越重视自身勤俭思想和勤俭行为在企业管理中的示范效应, 从而为企业勤俭之风的最终形成创造条件。

中庸思想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在《四书章句集注》中, 朱熹解释说:“中者, 不偏不倚, 无过不及之名, 庸, 平常也。”在《论语·尧曰》中引用尧的话说“允执其中”。在《礼记·中庸》中说:“执其两端, 用其中于民。”总之, 中庸思想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 保持事物发展的和谐、均衡状态意义重大。企业的管理层在处理日常事务和解决问题时, 不要做出过激的两端行为, 要本着和谐、均衡的原则, “既要防止急于求成的‘过’, 又要反对踏步不前的‘不及’, 进而追求一条‘执中’的规律方略”。

人有私心、私利, 这是人之天性、天理, 即自然性;以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公利, 是人在后天所应具备的社会特性, 即社会性。在处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时, 企业的管理层要二者兼顾, 不可偏废, 不能因为集体利益重要, 而否定个人利益, 也不能因为一己之私利, 而不顾集体利益。

此外, 中庸思想还表现在企业公共关系方面:首先, 员工要适应企业内部的小环境, 即企业内部公共关系要和谐, 如前所述, 员工间关系亲密, 彼此认同感强, 向心力就强, 企业发展和繁荣就有希望;其次, 企业要处理好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包括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企业与公众的关系、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企业间的关系等, 并以此为契机, 逐步建构企业发展的人和环境, 并为最终达至“天人合一”、“天下一家”的理想境界奠定基础。

五、结论

综上所述, 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精深妙远之处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地发掘。“西方管理主义的理论原则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 可喜的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 受儒家伦理的影响, 西方管理界正在悄悄地进行一场由‘科学管理’和‘行为管理’向‘伦理管理’的管理思想观念的重大变革。美欧许多企业把经营管理哲学的‘P和L’原则, 由过去的Profit (盈) 和Loss (亏) , 转化为People (人) 和Love (爱) 。”此外, 在雷吉·利特尔和沃伦·里德合著的《儒家的复兴》一书中写道:“儒学的复兴, 可能成为21世纪世界文化中心, 并且将带领世界进入21世纪。”由此不难看出, 作为国学精粹的儒家思想正逐步形成“西渐”之势, 这与已成“东渐”之势的西学相互融合, 互通有无, 必将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 1997.

[2]刘学锴.李商隐诗歌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 1998.

[3]杨伯峻.杨伯峻学术论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 1984.

[4]朱熹.近思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探析儒家思想在高校德育中的价值 篇11

关键词：高校；德育；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G641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永恒的星辰。儒家思想中有着极其丰富的德育内容，如重义轻利、严于律己、天人合一、仁爱等优秀的道德观念，因此，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在高校的德育教育中是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的。

究竟儒家思想在高校德育教育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具有哪些价值呢？

一、儒家思想对德育的重视有助于高校将德育始终摆在首位

儒家历来是十分重视德育的。孔子说过：“君子怀德”（《论语·里仁》），认为君子经常想的就是道德。孔子也一直坚持将道德教育摆在知识教育的前面，他说过：“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则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就是后来儒家德育首位的育人思想。这一点与高校将德育放在首位的思想是一致的。

我们都知道，在阶级社会里，教育是有阶级性的。孟子说过：“善政不如善教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这句体现孟子“仁政”思想的话，也反映出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验证的教育的阶级性，另一方面，反映出教育的阶级性突出的表现为德育。因此，我们说德育的首要地位是由教育的阶级性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高校重视德育，就要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首位。

《礼记·学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儒家思想坚持，道德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本，德育的作用就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重视德育的传统，在我历朝历代的历史作用都是巨大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是离不开儒家的德育首位思想的。因此，我们说儒家思想对德育的重视有助于高校将德育始终摆在首位。

二、儒家思想中对理想人格的塑造有助于坚持培育“四有”新人的教育目标

“四有”是我国对公民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中华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基本内容。人民素质的优劣决定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成就大小。在我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才，显得尤为重要。

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是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和追求。在孔子关于理想人格的论述中，尤以对“君子”的论述最多。孔子始终将培养“君子”作为他的教育目标，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高层次的教育目标——“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谓之大丈夫”（《孟子·滕文公》）。“大丈夫”体现的是理想上追求、道德上的典范，作风上的自律，加之儒家思想本就是一种教育思想，因此，我们说儒家教育思想中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与“四有”的教育目标是相通的。

三、儒家的“仁爱”有助于树立“以人为本”的德育原则

将“以人为本”的德育原则展开来解读就是，在实施德育的过程中要坚持“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的原则。

儒家思想中关于“仁爱”的说法很多，《论语·颜渊》中提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梁惠王》中提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思想尽管都带有浓重的阶级性，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地位是平等的，“仁爱”思想对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是完全适用的。

基于这种思想，我们要认识到学生和自己的地位是平等的，我们理所当然的要关心、尊重、理解他们。在实施德育时，要以平等的太对对待学生，要坚持道理说服、真情感动、榜样引领的教育方式。要经常尝试与学生换位思考，分析学生的需要，为他们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

四、儒家思想中众多的道德条目有助于高校德育内容的具体化

提倡德育不是一个口号，而要有具体的内容。儒家教育思想在德育方面，有一整套的道德规范，共有：仁、义、礼、忠、恕、孝、悌、勇、恭、宽、信、敏、惠、友、敬、慈、爱、温、良、俭、让等二十多条。不仅内容众多，儒家关于每一条都有丰富的说明，指导人们如何去实践。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德育的一个不足之处就在于教育内容空泛，只有“口号”，而没有一套具体的行为规范，以致于部分学生“说一套，做一套”。但上述儒家思想中关于道德规范的明确要求，就为我们设计高校德育的行为规范提供了非常好的“样本”和参考依据。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思想是站在当时本阶级的立场之上提出的，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其中内容进行现代化的解读，赋予它们新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说，儒家思想中的道德条目是可以作为新时期高校德育内容的指导依据的。

五、儒家思想中的品德教育方法有助于高校德育方法的完善

教育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内容，还取决于教育的方法，德育亦不例外。“以人为本”的德育教育思想要求我们的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始终把学生视为主体，把学生看做是一个有思想、有需要、有感情的人，要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角度实施教育。这种现代化的“人本”精神在我国的儒家教育思想中，早就有体现。儒家的先贤们为我们留下的是一笔丰富的教育财富，直到今天，对我们的教育方法仍具有积极地指导意义，具体方法如下：

（1）启发式。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强调的是设法促进学生的主动思考和钻研教育的内容。

（2）环境陶冶。强调的是通过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陶冶受教育者的身心，促进其健康成长。如“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劝学》）。“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儒效》）

（3）寓道德教育、礼乐教育于知识教育、日常行为教育中。可见于《论语·述而》中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4）因材施教。孔子提出“因材施教”的思想比西方教育家昆体良早500多年，这既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骄傲，更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总之，儒家思想的内容是博大精深的，对我们搞好高校的德育教育有着巨大的现实价值，是值得我们不断探索和研究的。

参考文献：

[1]樊建武.从与现代教育的冲突与融合看儒家教育思想及其德育传统的现代价值[D].西安科技大学，2003.

[2]苗苗.儒家道德思想与高校道德教育[D].河北师范大学，2011.

[3]王艳芳.论汲取儒家思想精髓实现以德育人[J].教育与职业，2006，（29）.

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篇12

关键词：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当代大学生德育,现代价值

何谓“儒者”?可以概括简单地说，凡是有学问技能而又具有道德修养的人，即是儒者。换句话说，儒者就是品学兼优的人。有学无品，有才无品，只有知识技能而无道德，甚或假借知识技能以作恶者，乃儒家所深恶痛绝之人。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哲学的任务不是为了人对客观实际增加正面的认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智。一个人真正的儒者，必须通过哲学对他的人生进行有系统的反思，以达到生命的最高点———成圣。在这个过程之中，道德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使人能够成为一个高尚，以至完美的儒者。儒家通过爱的延伸，使人心既超越“我”与他人的界限，又超越“我”与物的界限，到达天地境界。

一、关于儒家德育思想的概念阐述

（一）关于“儒家”的内涵

冯先生在“诸子的由来”这一章中讲道，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儒字的本义是读书人(儒生)或思想者。 (1) 学界把尊奉与信仰孔子之道的学派，称之为“儒家”。儒家在政治方面，提倡“德治”、“仁政”、“内圣外王”等;在道德教化方面，强调“仁义”、“忠恕”、“知命”和自我修身等。两汉时期，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方针的确立，儒家学术开始在中国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受到历代王朝的高度重视而得到相应发展。伴随不同的历史条件，儒家思想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两汉时期董仲舒等为代表的“两汉经学”;隋唐时期以韩愈为代表的“道统说”;宋明时期出现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这些思想都与孔孟之道一脉相承，都是儒家思想在不同时期的推陈出新。

（二）何为德育

所谓德育，即思想道德教育的简称，它是运用一定的立场、观点、方法说服相应的教育对象，使之接受某种思想观念或理论原则并改变其原有思想认识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活动。道德教育所涉内容非常广泛，包括道德价值教育、道德规范教育、道德情感教育、道德精神教育等。“德育”，既然是“思想道德教育”的简称，那么它在内涵上也必然是以道德教育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同时容纳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以及其他有关思想观念方面的教育内容。 (2)

（三）“儒家德育”解析

按照上述理解，不难看出儒家德育乃是儒家学者所倡导的思想道德教育。儒家德育思想，就是儒家学者关于思想道德教育的系统理论、主张、方法、原则等。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内容阐述

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开始，到儒家的理想主义流派孟子，再到现实主义流派荀子，以至秦汉以降的中国历代儒家学者, 都有相应的较为完整体系的思想道德教育思想，以下对先秦时期儒家德育思想进行介绍与分析。

（一）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德育思想

1. 关于道德教育内容的设计

孔子的突出贡献在于创建了以“仁”为核心内容的道德范畴体系，从而为儒家道德教育内容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无可非议，“仁”是孔子德育思想的最高条目，辅之以义、礼、忠、恕、孝、悌、诚、爱等一系列具体实践条目。

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3) 其所渴求的“道”，主要就是“仁”道。“义”是一种观念形式的规范，是一种绝对的道德律，一个人在社会里行事为人就有他应循的义务，这些事情本身就是目的，其本质在于“爱人”，即“仁”。

在仁的实践中还包含了为人着想。“己之所欲，亦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 这两方面就是“忠恕之道”，是把仁付诸实践的途径，即“仁之方”。换句话说就是，每个人内心都有衡量行为的一把尺(挈矩)，随时都在使用它来衡量自己和别人，也称为“挈矩之道”。

2. 关于自我修身的一些原则

孔子从“义”发展出“为而无所求”的思想，认为一个人做所当做的事情，其价值就在“做”之中，而不在于达到什么外在的结果。孔子的一生就是这种主张的例证。“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5) 这种人生态度是作为君子的一个重要条件：竭尽全力，成败在所不计。这也就是孔子何以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6)

孔子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7) 必须先立志学道，懂得了行事为人的准则，从而懂得人生的智慧，领悟了天命和顺命，最后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最高造诣。

（二）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的德育思想

1. 以“性善论”作为道德教育的基础

在中国道德教育史上，孟子是第一位提出“性善论”的思想家，“性善论”也是孟子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他认为，人天生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正是这“四心”，使人们天赋有“仁、义、礼、智”四德。并且提出德之四端乃是人区别于野兽之所在，只有人发展德之四端，才能真正成为人。这一理论从特定的角度要求人们回归善性，具有积极意义，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

2. 孟子的道德修养方法论

虽然人具有“善”的本性，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多已丢失，只有圣人能保存下来。因此就必须进行相应的道德修养，使人们回归善的本性。孟子十分注重道德主体的自我教育，集中表现为“反省内求”的修养方式。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而能否成为“尧舜”，关键在于自我修身能否达到一定的程度。他也提出了“养浩然之气”的道德修养实践，要求人们光明正大地做人、做事，实行忠恕之道，不断扩展善的本性所体现的充满正义的精神，最后实现“万物皆备于我”的高尚境界。

（三）荀子以“性恶论”为基础的德育思想

1. 以“性恶论”为基础的道德教化论

荀子十分重视后天的教化，这一思想倾向是以其“性恶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与孟子的思想相反，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有恶端，但是人又生来就有智性，使人可以成善，也就是说人具有改变心性的能力。不难看出，荀子在其中强调的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且道德教化对人的成长十分重要。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有道德生活。在这方面，古代圣王尧舜可以作为典范：“尧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 (8)

2. 以重“行”为特征的道德教育方法论

荀子认为人的品性是在特定环境作用下后天养成的，所以荀子在他的思想道德教育方法论体系中特别重视环境对人的塑造。另外，荀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身教示范”的教育方法，提出“师以身为正仪”，强调老师要以自身为标准去引导启迪学生。在修身方面，荀子强调践行、行善积德、坚守诚德、学思并重等修身原则。

三、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当代大学生德育中的现实价值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正在加快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步伐。近年党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公民道德规范二十字：“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把公民道德建设作为“提高全民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来看待。为了完成这一战略任务，借鉴学习前人的德育学说，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先秦儒家思想的继承与拓展，必须基于每一时代的具体问题，站在儒家的立场予以合情、合理、合时的新解答，而得到契合中国人精神与态度的新解答，即可谓儒家的态度。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无疑也需要古人德育思想的支撑，需要古人民族精神的启迪与熏陶。中国古代先秦儒家所创造的优秀道德成果，特别是“仁爱”观、“忠信”观、“民本”观等，对于当代大学生的道德教育仍有不可低估的重大现实价值，完全可以用来启迪教育当代大学生，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一）“自强不息”的学习精神

“自强不息”一语，出自《周易·乾卦·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先哲带头践行这一美德。孔子“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认为自我通过一个渐进而具有活力的发展过程而学习，这种学习永不停息：在我们生活中的任何关头它都不会变得多余，或是变得与我们无关;孟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每个人都有一种潜力能够接触到我们人性中的固有品质，这其中包括仁、义、礼、智;荀子反对孟子而坚持“性恶论”，但他们二人都有对于人性能够臻于完美的那种信念。所以说学是一个仁化的无休无止的过程，只有学习才能全面实现人的潜力。 (9)

当代大学生的学习任务是很重的，这其中包括书本知识的学习和社会实践的学习。那么如何学习，如何完成学习任务，如何在学习中不断发展自己?《中庸》中说到学习有“学”、“问、”“思”、“辨”、“行”五个重要环节，并要有自强不息、持之以恒的精神。可见，先秦儒家对于“学”的态度与精神是十分值得当代大学生继承与发扬的，完全可以用来武装大学生的头脑，激励当代大学生在成就事业、奉献社会的征程中努力奋斗。

（二）“慎独正己”的修身之道

“慎独”指的是人们在个人独自居住的时候也能自觉地严以律己，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防止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发生，从而使道义时时刻刻伴随主体之身。能否做到“慎独”，以及坚持“慎独”所能达到的程度高低，是衡量人们是否坚持自我修身，以及在修身中取得成绩大小的重要标尺。“慎独”作为“入德之方”，可以提高道德主体修身的自觉性、真诚性，古往今来受到思想家们的重视。当代大学生作为中华民族崛起的依托，必须而且应该继承这一优良的修身传统，不做违反道德规范、有损道德完美的事，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境界，为将来走进社会、走上工作岗位保持良好的道德风尚、高尚的道德情操打好坚实的基础。

“正己”，就是要求修身主体严以律己，带头实践社会道德规范。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就主张正人者必先正己，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因此在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中，教育者首先要以自身做楷模，给当代大学生以示范和启迪。在道德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只有自己有善行，才能要求大学生立善行;只有自己戒掉了恶习，才有资格也才能真正有力量帮助大学生改掉恶习。

（三）“博爱大众”的仁义精神

孔子讲“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都表达了“博爱大众”的情怀。中华民族的“尊老爱幼”、“同舟共济”、“济困扶危”等优良美德代代相传，都是博爱大众精神的重要内容。

在现代社会中各种“私”的思想的泛滥，催促我们在大学生道德教育中要注重实现中华民族的“博爱大众”精神的现代回归。当代大学生是人民大众用血汗培养出来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希望，所以，我们应当十分重视教导当代大学生树立博爱大众的情怀，培养他们对广大劳动人民真诚的爱与无私奉献的精神，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坚持以人为本，舍己为人，尊老爱幼，自觉对人民群众奉献爱心，自觉为人民服务，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

（四）“天下为公”的爱国精神

“天下为公”一语，最先出自《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相传这是孔子的思想。这一观念是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在现代德育过程中要注重对大学生的“天下为公”精神的教育，以激励当代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自觉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积极投身民族复兴大业。

在当代，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落在当代大学生的肩上，国土尚未统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挑衅，当代大学生需要以爱国主义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抵御外国侵略，推进社会大力发展。我们应当重视培养当代大学生的主人翁意识，把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爱祖国、爱家乡、爱集体，立志为国家多作贡献。激励大学生用“天下为公”精神来塑造自我，自觉培养爱国主义情怀，以国家民族兴旺为己任，为民族复兴大业贡献毕生精力。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2]辜鸿铭, 章太炎等.儒家二十讲[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8.

[3]拉瑞·P·纳希.道德领域中的教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4]黄钊.儒家德育学说论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5]王建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