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音乐思想论文

儒家音乐思想论文（精选12篇）

儒家音乐思想论文 篇1

儒家音乐思想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它直接影响了两千年来中国音乐美学理论的发展。它由孔子奠基, 经孟子、荀子发展, 集大成于《乐记》, 其核心为礼乐思想。

嵇康, 字叔夜, 三国魏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书画家、音乐家。嵇康在思想上受老庄影响较大, 崇尚天道自然无为。其著作《声无哀乐论》集中体现了嵇康音乐思想。这是中国音乐史上“自律论”美学最早的典型表达。

儒家音乐思想和嵇康音乐思想是中国音乐美学思想两大潮流的源头。二者在如何看待音乐的本质等重大音乐美学问题上针锋相对。本文将从二者产生的背景、论音乐的本质、音乐的功能、音乐的审美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一、产生背景

西周以来执行了严格的礼乐制度, 以礼为核心, 即所谓“君子无物而不在礼”。乐是为礼服务的工具。公元前770年, 周平王在西周的衰落期间东迁洛邑 (今洛阳) , 史称东周。周天子逐渐失去共主的地位。与周政权共生的礼乐制也逐渐分解, 乐也从礼的束缚中得到相对独立的地位, 并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它的变化过程经历整个春秋时代近三百年。儒家音乐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它基本继承了西周的礼乐思想, 又把礼与乐不同的作用区分开来。

嵇康音乐思想产生于魏晋时期。魏晋是我国历史上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的时代。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崩溃, 士人们思想信仰发生了动摇, 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怀疑, 思想的多元化出现了。根源于道家思想的魏晋“玄学”对当时的政治、社会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 同时它也提供了逃避现实的一种思想体系。这样, 一批“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清谈家应运而生。他们带着任冲动而生活的“风流”, 带着放大的浪漫资质, 构成了与传统儒学相抗衡的思想流派。

二、音乐的本质

《乐记》对于音乐本质的解释, 具有相当的深度。它提出“物动心感”的命题。即“凡音之起, 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 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 故形于声。声相应, 故生变, 变成方, 谓之音。比而乐之, 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它认为音乐不是外物在人心中的反映, 而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感情对外物的一种反应, 是本性在音乐中的显露。它区分了声、音、乐三个概念。声是一种生理现象, 它构成音和乐的基础。音和乐则虽然也是一种声, 但它们又属于一种特殊的声。音是按照一定规律组合起来特殊之声 (相应之声、成方之声) , 它是一种纯粹艺术形式;乐则是诗、歌、舞结合在一起的特殊之音 (比杂及干戚羽旄之音) , 它是一种社会艺术形式。音作为一种纯粹艺术形式, 是受情驱使的。这就是说, 音乐的产生与人的内心有关, 自然界的音响经过艺术加工产生了音乐, 这是由人的内心情感因素决定的。它肯定音乐是表达感情的艺术、它表现人的内心, 揭示人的精神状态。

嵇康认为音乐的本体是自然, 说“夫五色有好丑, 五声有善恶, 此物之自然也”, 这些产生于自然的音乐也具有自然的和谐特性, 有大小、单复、高埤、舒疾、猛静、善恶的变化。它们是音乐的自然之和, 并不因人的哀乐有所改变, 所以“音声有自然之和, 而无系于人情”。音乐本身并没有什么情感特征, 只有和谐与不和谐的区别。在此基础上, 嵇康明确否定了乐和感情之间的联系, 认为“心之与声, 明为二物”, 音乐不表现任何感情, 它只是音响的自然运动。如果听者有了哀乐之感, 那是因为他在欣赏音乐之前内心已先有了哀和乐, 并不是音乐使他产生了或哀或乐的感情。

三、音乐的功能

儒家学派突出强调音乐和政治的关系问题, 提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观点, 认为音乐和政治紧密相连, 有什么样的政治就会有什么样的音乐, 所以可“审乐以知政”:治世之音安祥而快乐, 乱世之音怨恨而愤怒, 亡国之音哀愁而悲伤。音乐既然和国家的兴亡有关, 就要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 要提倡礼乐治国, 用礼来区分等级, 用乐来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以达到君臣和敬、长幼和顺、父子兄弟和亲的整个社会完全谐和的目的。它认为音乐是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手段, 利用音乐的美感作用, 端正社会风气, 使整个社会达到和谐一致, 这就是先王制定音乐的目的。《乐记》还非常强调音乐的伦理教育作用, 指出音乐必须接受政治、伦理道德的制约。这种适应统治阶级文治武功需要而形成的音乐观, 在当时形势下, 无疑能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而嵇康则认为音乐不过是人感情的一种载体, 它本身是没有感情的, 那么儒家所说的“季子听声, 以知众国之风”是“欲儒妄记, 欲神其事而追为耳”。至于那“文王功德与风俗之盛哀”自然也就不能够“象之于声音”了。说到底, 音乐对人的心理虽然会产生感觉的作用, 但是它并不涉及到人的具体感情, 也就不会牵涉到人的观念和对社会的理性认知。《声无哀乐论》充分肯定了音乐的美感作用, 认为“宫商集比, 声音克谐, 此人心之至愿, 情欲之所钟”。和谐的音乐可以给人带来快感和美感, 而这些和谐的音乐正是人们最大的愿望。这些观点是对《乐记》等儒家思想的挑战。

两相比较, 儒家学派从治国的角度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 认为音乐与政治关系密切, 具有教化功能, 因此注重礼乐文化。而《声无哀乐论》强调音乐的功能主要是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 而不仅仅是教化的工具。嵇康敢于肯定音乐的美感作用, 重视对音乐本身表现手段的研究, 不将音乐视为政治的附庸, 而是为艺术而艺术, 体现了音乐的自觉, 比《乐记》更有美学意义。

四、音乐的审美

儒家学派强调“美”其最重要的本质就是“乐”“善”合一。《礼记·乐记》说:“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 小人乐得其欲。”乐首先能带给人以感官上的快感。“乐”, 这是音乐“美”的基础。孔子对此十分重视、充分肯定, 因为这也是孔子把音乐作为教化手段的基础。但是正如《史记·乐书》所说:凡作乐者, 所以节 (节制) 乐。君子以谦退为礼, 以损减为乐, 乐其如此也。所谓“和”, 实指各种异质的谐和统一, 各种对立性质的消解。音乐的功能正在于和合人心, 当然只有“美”、“善”统一, “仁”、“乐”结合的音乐才具备这样的功能。强调“美”与“善”、“仁”与“乐”的和谐统一, 是儒家学派评价音乐的的重要标准。

嵇康认为音乐只有形式美, 音乐的本体是“和”, 这个“和”是大小、单复、高埤、猛静、善恶 (美与不美) 、舒急的变化、对比;并不表现人的思想、道德和哀乐之情, 人的感情是出自客观的外物影响。即对欣赏者的作用, 仅限于“躁静”、“专散”;即它只能使人感觉兴奋活恬静, 精神集中活分散。

总的来说, 儒家音乐思想更加注重研究音乐的外部关系, 强调音乐与政治的联系, 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与教化作用。而嵇康音乐思想则深入音乐的内部, 注意研究音乐自身的规律、音乐的特殊性、音乐的美感作用与娱乐作用。以儒家音乐思想所代表的“礼乐刑政”并举的官方音乐思想与嵇康所主张的音乐脱离政治功利的音乐思想成为中国美学思想两大潮流的源头, 成为中国美学史上的两颗明珠。

参考文献

[1].刘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1:88.

[2]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6:156.

[3]孙继南, 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53.

[4].徐希茅、喻意志中国音乐史与名作欣赏普修教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33.

儒家音乐思想论文 篇2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主要包括富国富民的管理目标，礼法相济的管理原则，严情结合的管理手段，中庸之道的管理标准，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选贤任能的用人之道，五德兼备的领导素养，上兵伐谋的战略思想以及出奇制胜的经营艺术，轻视经济工作的思想，轻视民主管理的思想，反对变革的思想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精华值得我们学习，也有一些局限性需要我们的重新探讨。但不论是它的积极内容或消极内容，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都深深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

首先是重视人的因素。现在世界上的各种管理学说，无不强调以人为本，人本思想恰恰是孔子最先提出来的。孔子以及儒家的管理思想，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认为要搞好管理最重要的是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主要包括：“民为贵”的人本论思想，“举贤才”的人才管理思想等。《礼记·中庸》所谓“为政在人”，就非常明确的表达了这种思想。孔子“仁”的学说，是儒家管理思想中重视人的理论基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这里君子是统治者、管理者，小人则是被统治者、管理对象。孔子主张爱小人，并且以君子之道教育小人，就是为了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君子的役使，也就是愿意为了实现管理的组织目标而努力。同时，他又强调“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也就是说要选拔政治的人，罢黜百家的人，这样才能让老百姓服从，也能管理好国家。孟子进一步发扬了孔子的这种思想，强调为政、治国的关键在于“得民”，而得民的根本要义是“得民心”：“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同时又说“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把是否重用贤能之时提到了决定国家存亡的高度。而他在用人问题上的反对论资排辈的观点则在现代企业管理学中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荀子则在两者的基础上，进一步精辟的阐述了人与法的关系。“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俱，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便，足以乱矣。”也就是说，制定法律仅仅是治理的开始，关键是要用贤能的人来执行，君子是制定法、执行法的根源。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制定良好的管理条例，管理规则仅仅是有效管理的第一步，而真正要想要管理好，甚至能弥补管理规则中的某些缺陷的，却在于管理人才的

运用。先秦儒家思想的这些观点都说明了重视人的因素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出发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管理工作要得到管理对象的支持；二是管理工作要依靠人才来办好。儒家思想的这一个特点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此后历代贤能的君主都注重用贤能来管理国家，而此后的科举制也正是基于这个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这种不论出身贫寒富贵，只看重个人才能的选管制度作为中国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很多其它的国家。

其次是重视管理中领导的作用。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领导者要对被领导者起表率作用。不论是国君还是庶民都要从自我“修身”做起，因为领导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同时，孔子还把领导者自身的品质和行为对群众的影响比喻为风和草的关系：“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也就是说风往东吹，草必往东倒；风往西吹，草必往西道。下面的风气不正，原因是从上面来的。充分强调了领导者的良好表率作用的重要性。

其二，领导者要宽以待人、取信于民。孔子强调领导者要“无求备于一人”，要“赦小过”。认为以宽容态度对待被领导者，容易得到他们的拥护，即“宽以得众”。孟子则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以民为贵作为了其仁政管理思想的中心，以得民心作为了其仁政管理思想的原则，认为只有得到了民心，才能真正得到天下，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更好的维持其正常的管理。

其三，领导者主要应该做好领导工作，而不要包揽具体工作。孔子认为，担负全局的领导、指挥工作的领导者和担任各种具体工作的工作者必须有所分工，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的管理思想——各司其职。重视领导在管理工作中的作用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又一个主要观点，这对我们今天的管理工作仍然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其中的很多观点蕴含着以人为本的思想。

再次管理必须着眼于长期的战略目标。所谓“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这里，“大事”指长期的战略目标，“无欲速，无见小利”则告诫我们不要急功近利。这是因为，实现长期的战略目标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还要具备各方面的主客观条件，不能在很短的时间

内一蹴而就。如果我们不着眼于长期的战略目标而一味的只重视眼前的一些小利，缺乏耐心和毅力，急于求成，不但会达不到预定的长期战略目标，而且还会招致重大的挫折，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管理必须要着眼于长期战略目标，不可一味急功近利，这是一条有普遍意义的原理。它不仅对国民经济管理使用，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同样适用。

最后，管理必须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思想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及荀子的“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这些思想都说明了人际关系的和谐对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在现代管理思想中，如何使被管理者和管理者之间，管理者之间，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和谐，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关系和谐了，则各项工作都可以顺利开展了，关系不和谐，则不仅无法达到有效的效果促成管理目标的实现，甚至连正常的管理工作都无法完成。

传统儒家管理思想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几乎每个朝代的统治者无论在行政还是经济军事管理中都借鉴了其中的很多思想。继秦始皇以严酷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失败后，诸葛亮吸取了秦汉以来的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选中了孔子“礼义”治国思想作为治国的基本理论。隋唐建立三省六部制，建立议事制度，并开科取士。辅助蒙古统治者进行改革的先驱者耶律楚材更是大张旗鼓的提出了“以儒治国”的思想。此后到宋元明清，我国管理思想的内容直至一直没有发生变化，直到我国近代，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有相当大的社会基础，实业家都把儒家伦理思想引入企业管理中来。天津东亚公司的宋斐卿在公司大楼的山墙上高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个大字，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这就是一种儒家的以自我管理来达到全系统管理的思想。这种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很多其它的国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就是很好的证明。

儒家音乐思想论文 篇3

关键词：《论语》 儒家思想 音乐史学

一、《论语》中音乐相关语句选述

西周时期，礼乐一体，音乐的存在是为礼而服务的，极度强调音乐的社会教育作用。孔子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而鲁国是西周初制礼作乐的周公旦的后人所封的国家，在东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中，相对其他国家而言，鲁国的礼乐制度以及所用音乐保存最为完善，否则也不会有《左传》中孔子“周礼尽在鲁矣”的感叹，也不会有吴公子季札鲁国观风事“请观于周礼”的举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子的音乐观念自然也受到了影响，基本保持着对西周礼乐制度的崇尚与继承，以及音乐上对于阶级性观念的强调。这样的音乐观念作为孔子对于音乐的最核心思想，贯穿于整个《论语》的始终，在各处均有所体现。

1.《论语》中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篇》）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篇》）

前两句话在许多学者探究孔子的音乐思想时被反复提及，这两句所体现的都是孔子音乐思想中对于音乐教育的思想内容以及观念，同时这两句的受众群体较之前也有所变化。之前的两句话其希望的受众群体自然是统治者，是表示对于统治者用乐“僭越”的反对态度；而这两句则是面对更加广大的社会大众，显然更加强调音乐的社会教育作用。

第一句《八佾篇》中提及了孔子所有思想的核心“仁”，并且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仁”，那么他便谈不上“礼”，也谈不上“乐”。孔子认为，对音乐的学习和接触是有先决条件的，这个条件便是“仁”。《论语》思想中虽有“仁者爱人”，但即使仅仅是就《论语》来看对“仁”的定义却远远不是一句“爱人”能够概括的，囊括了忠、孝、信等各个方面。所以，“仁”在孔子说来，是一种社会基本道德的体现。对于孔子来说，想要学习接触音乐，必须以满足社会的基本道德为条件，这便是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

《泰伯篇》中的这句话将孔子认为对于人的成长至关重要的三个要素列了出来，并且在其中提到“成于乐”。在下一句《宪问篇》中也提到，在有了“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之后，还特地强调了要“文之以礼乐”。这两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将音乐与“成人”联系在一起，并且将音乐的教育和学习列为成长中决定性的一个步骤，由此可明显见得孔子音乐教育思想观念的明确和先进——音乐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对人的培养。

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

在周朝，礼乐制度是统治者贵族阶级才能享有的，处于被统治阶级的人民是无法接触到礼乐制度、享受到音乐的，自然也谈不上“用乐”和学习音乐。但孔子却能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观念，将教育也包括音乐教育的重心下移，將音乐教育目标面向非贵族的平民阶级，广收学生，《论语》中也时常能够见到孔子与弟子关于音乐的讨论，可见孔子并不避讳于教授他们音乐，这种“有教无类”的音乐教育思想在当时是很先进的。

结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十分先进：音乐教育的对象涵盖普通平民阶级，提倡“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强调音乐的学习必须有着良好的社会道德为基础，在符合社会基本道德的同时学习音乐，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人的培养。

2.《论语》中孔子音乐审美思想中“尽善尽美”之“善”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篇》）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篇》）

这两句中都提及了《韶》乐。《韶》乐又名《箫韶》，是古代舜时期的宫廷乐舞，之后朝代也都将《韶》乐作为国家典礼用乐。周代《韶》乐多见于齐国，同时在齐国有所发展，所以才有了“子在齐闻《韶》”。孔子对《韶》乐赞不绝口，听后“三月不知肉味”，还夸赞道“不图为乐至于斯也”，用“尽善尽美”作为对其评价，可见《韶》乐在并不止在“美”上符合孔子的审美标准，还在“善”上符合了孔子的评判标准。“美”比较好理解，自然是音乐作品本身的优美、动听，那么这里的“善”应当是指的哪些方面呢？

结合之前《阳货篇》中“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和《八佾篇》中的“人而不仁，如乐何？”两句可以看出，在除音乐本体之外，孔子还强调音乐对阶级性的表现作用以及音乐中不可缺少的“仁”的要素。而“尽善尽美”中的“善”显然也是在强调除了音乐本体之外的内容，可见孔子对音乐之“善”的看法中是存在对音乐阶级性的强调以及对音乐中“仁”的要求的，《韶》乐很显然是满足了这两点。

除此之外，《论语》中对于孔子音乐审美观的叙述还包括以下一句：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篇》）

《关雎》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说也是音乐本体以外的内容，也是牵扯到判别音乐好坏的标准，应当也是“善”所涵盖的内容。这里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指的是“快乐而不过分，悲伤但不痛苦”，即音乐中的情绪情感不可过分，既不可过分快乐也不可过分悲伤，当秉承孔子所信奉的“中庸”之道，不可过，亦不可不及。这也当是“善”的标准之一。

以下两句也对孔子的音乐审美思想有所反应：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篇》）

nlc202309082330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篇》）

两句话都提及“郑声”，都对“郑声”做出了评判，孔子表示“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认为应当“放郑声”。这里的“郑声”表意是指的郑国的音乐，实质应当与其他文献中所提到的“郑卫之音”是同样的音乐，都是泛指北方的民间歌曲。显然这些北方的民间歌曲有其不“善”的地方，不符合孔子的音乐审美思想，使得孔子对“郑声”持坚决否定的态度，斥诉郑声的存在扰乱了正规的雅乐的秩序，告诫弟子要远离郑声。至于郑声有什么地方与孔子“善”的标准相违背，句中也有所给出，即“郑声淫”。上文说《关雎》“乐而不淫”，符合孔子“尽善尽美”的审美标准，那么这郑声为孔子所恶，便是因为孔子认为郑声过分放纵了，超过了其作为音乐该有的界限。

同理，孔子之所以认为《武》乐只尽美而未尽善，应当也是由于《武》乐“淫”，超出了其应有的界限。《乐记·宾牟贾篇》对《武》乐的“不善”有所提及，说道《武》乐“声淫及商”。这里的“商”究竟是指商音还是指商调，或者又是指的商朝音乐，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但是很明显，《武》乐之所以不“善”，又是由于这一个“淫”字。

综上所述，孔子“尽善尽美”的音乐审美思想中“善”的部分大致可观：首先音乐必须满足礼乐阶级性的体现，同时其中不能缺少“仁”的元素，即对音乐在道德层面有所要求；其次音乐在情感上不能“淫”，需要符合“中庸”之道，不能过，也不能不及。这样才能满足孔子的音乐审美思想中对“善”的要求。

3.《论语》中孔子音乐审美思想中“尽善尽美”之“美”

孔子对音乐的审美标准“尽善尽美”中，“善”所指为音乐本体以外的内容。而“美”所表示的便是对音乐本身的评价。音乐本身是否“美”，其评判标准我们也能从《论语》的语句中有所窥测。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篇》）

这句话中孔子对音乐应该如何发展、如何进行才符合孔子自己的音乐审美观念进行了叙述，说道“乐其可知也”。孔子所说音乐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音乐的开始，“翕如也”；音乐的进行，“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对这里几个字的解释，郑祖襄在《释“乐其可知也”》一文中是这样解释的：“音乐开始，声音合而和谐。继而，表现出一种纯的美；一种明亮的美；一种生命成长的美。这样音乐才算完成了。”可见孔子对于音乐开始时的要求是要“和谐”，而音乐之后要表现出各种变化，或纯净，或明亮，或有生命力，这样音乐才算是完成了。

关于音乐的结尾部分，下面这句有所体现。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篇》）

师挚是鲁国的乐师，就是上文的“鲁大师”。这里孔子说音乐“从师挚的演奏开始，到以‘关雎之乱’结束”，是“洋洋乎盈耳哉”，即是说这段鲁大师所奏音乐十分动听，显然是比较符合孔子的音乐审美观的。这里特地强调了“关雎之乱”，古代的“乱”是指的尾声部分，同时也是整首乐曲的高潮所在。前文已知，孔子对于《关雎》的评价很高，这里特地强调“关雎之乱”，体现出了孔子对于乐曲这一部分的欣赏。由此可以推测，孔子审美思想中“美”的音乐应该大致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音乐要和谐，继而音乐要有比较多样的变化，在乐曲的最后要设置有高潮所在，这样的音乐可能会比较符合孔子的审美观。

总而述之，孔子音乐审美思想的“尽善尽美”包括几个方面：首先要符合“善”，音乐要在满足礼乐阶级性的同时，对“仁”的核心思想有所体现，并且音乐要“中庸”“适度”，不能“淫”；其次要符合“美”，音乐在开始进入时要和谐，之后要有所变化，最后要设置有高潮所在。这样的“尽善尽美”，是为孔子音乐审美思想的一个标准。

二、结语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文献，其存在对于我们进行孔子及儒家学派各个方面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无可争议的“圣人”，其思想引领着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后世造成了无比巨大的影响。孔子的音乐思想内容包括了其对音乐政治功能的看重、音乐教育思想和音乐审美思想，这些思想内容的每个方面，作为自中国古代就有传承的中国传统文化，都值得我们去认真探究和学习。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梨青主.音樂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

[3]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4]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儒家音乐思想论文 篇4

一、儒家的“乐教”思想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观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早在春秋时期儒家思想代表人物孔子就把“乐”纳入其私塾授课的内容—“六艺”之一，并把“六艺”定为礼、乐、射、御、书、数。他把德育放在首位，美育排第二位，肯定了“乐”的重要性。荀子则从音乐的起源说分析认为，人们是为了调节身心，活跃情绪，丰富生活，才创造了种种乐曲，委婉动听的曲调可以对人产生极强的感染力。荀子在《乐论》中指出：“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他认为由于音乐起源于人的情感需要，所以最能打动人心，引起共鸣。如果能够充分利用音乐这种形式独有的特点，赋予音乐以教育的内涵，以音乐教化百姓，人们心悦诚服，乐于接受，必然会使人们在轻松愉快的歌舞活动中受到教育。孔子对于音乐的教育功能更有精辟的论述:“移风移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强调了音乐净化民风的作用，这种作用要比空洞的说服教育更有说服力。孔子认为利用音乐进行教育，可以在“寓教于乐”中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甚至影响到人的一生。儒家的乐教思想，既不是单纯从艺术教育的角度来推广乐教，也不仅仅是着眼于音乐的政治教化功能来重视音乐，而是把音乐教育当成整个教育的完成阶段，当成塑造人的心理情感结构和修身的手段，当成完善人的最终途径。孔子希望通过音乐教育过程中的潜移默化，使人的精神境界趋于完美，成为符合儒家政治要求和道德规范的“仁人”。儒家的这种乐教思想对我们树立现代音乐教育观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当前，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长期“应试教育”的影响，我们的音乐教育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为：在学校教育中音乐教育不受重视，一些农村中小学不开设音乐课，或虽然开设而常常被其它升学考试课程挤占;很多学校和教师对音乐教育的目的、音乐教育与人的素质培养、音乐教育与横向学科的关系等问题缺乏系统的、全面的认识，有些教师把掌握技能技巧、乐理知识作为音乐教育的主要目的，有些教师只强调音乐的愉悦性，忽视其教育功能，教学生唱一些不适宜的、格调不高的歌曲;也有一些学校和家长把音乐教育当成中、高考的终南捷径，对学生进行畸形的音乐技能技巧的强化训练;社会音乐教育也比较薄弱，一些公共机构在音乐教育上“不作为”，而一些媒体、文化传播机构则在利益驱动下，不顾社会效益，散播腐朽、落后、不健康的音乐，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我们应分析以上音乐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认识到乐教的重要性，树立起良好的现代音乐教育观。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已经认识到音乐教育对于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启示我们：音乐教育不应片面地理解为音乐技能技巧及理论知识的传递，更应强调道德理性和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家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育民族精神，淳化代代人风，提高人的心灵素质，帮助人们修养身心。今天，我们的音乐教育工作者也应重视音乐教育的重要作用。音乐教育是美育的重要方面，同时它包含着丰富的横向学科知识，体现了“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具有辅助和促进德、智、体、美协调发展的功能，在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中具有其它学科不可替代的地位。很多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如爱因斯坦都曾经从音乐中获得灵感。音乐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提高其音乐修养，还要启迪学生的智慧，丰富学生的情感，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我们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可以利用大量的音乐作品培养学生对祖国秀美山川、美好生活的热爱之情。例如：欣赏古曲《春江花月夜》可以使人从内心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从而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学唱歌曲《我爱你中国》、《在希望的田野上》等都能够培养学生的爱祖国、爱家乡、爱生活的美好情感。总之，音乐教育能使学生既“修业”，又“进德”，获得多方面的教益。

二、儒家音乐的“和”文化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观的借鉴价值

以“和”为美，就是在进行审美创造和评价时要具有整体意识，“和”而不“分”。古代很多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都是以这个“和”字为核心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和”是一种最美的状态，所以他们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是具有包容性的，是丰富的，所以是美的。孔子倡导的“和”的美学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孔子认为“《乐》以发和”，就是说，音乐可以陶冶人的心灵，能够使人内心和谐，也能与他人、与社会和谐，孔子把音乐作为儒者的修身养性之道，使之具备君子仁人的修养。孟子基于其民本思想，提出了最有代表性、也最有生命力的“与民同乐”的观点，同样这也是“和”的思想在不同层面的有力体现。儒家音乐教育中的“和”文化意识蕴含了丰富的政治思想内容、伦理道德内涵，虽然它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和时代性，但它的“和”的思想创造了富有审美个性的审美个体，追求了人生存所必需的和谐与平衡，也有利于创造具有审美化、艺术化的人生。我们应吸收其中的通过音乐教育使人心灵得以净化，道德情操得到升华，人格进一步完善，最终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的有益成份。

今天，我们继承儒家的音乐思想，最重要的是树立一种尊重艺术规律的自觉精神，树立科学的音乐教育观，这对于当前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行为、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意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构建和谐音乐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我们的艺术家应多采用“和”的音乐思想来创作好的音乐作品，追求“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如通俗歌曲《爱的奉献》，讲述人间的真情与关爱，讲述对生命与美好生活的渴望。它深深地打动每个听众的心，感染着每个人。歌曲《和谐中国》：“和风细雨的好时节天地与人和，和颜悦色的好感觉人人很亲和，和气致祥的好人家日子挺祥和，和衷共济的共和国心齐力更和……”，还有歌曲《和谐校园》：“和谐的地方我们的校园，我们在这里相识在这里相聚，伸出你的手打开你心扉，让我们一起在这里互相勉励……，手拉手心连心在这知识的海洋，无论何时我们绝不会放弃我们心中的理想”。这两首歌中体现了“和”最美的状态。通过这些优秀作品的欣赏与传唱，让学生在精神上、心理上获得美的、和谐的平衡，最终完善自己的品格，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三、儒家“有教无类”的思想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观的启示

在孔子之前，都是“学在官府”，孔子首创了私塾教育，提出“有教无类”的办学理念。这一办学理念打破了当时教育被贵族垄断的教育局面，把音乐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给了一般劳动者与贵族一样的受教育的权利，使教育走向民间，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荀子也在其“性恶篇”中提出“有教无类”，认为教育机会应该均等。儒家的这种“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不正是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提倡的素质教育的基本精神吗?面向全体，一切为了学生，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人人有成功的希望。对于现今的音乐教育更需要这种“有教无类”面向全体的教学，尤其是一些社会现象不得不引起音乐教育者的关注和反思。2005年湖南电视台举办的音乐类比赛“超级女生”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全国报名参赛人数达15万人之多，而且其中在校学生报名的选手占了很大的比例，我们不禁要思考：为什么举行学校比赛常常班级里没有几名学生主动报名参赛，往往要指定选手参赛。而超女却可以这么火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超级女生”无门槛，不管你唱得如何，长得好坏，多大年龄，来自哪里，统统没有要求，只要你想表现自我，都可以想唱就唱。而与我们学校音乐教育相比，与学校音乐比赛相比，“超级女生”吸引人就在于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公平的展现自我的平台。在我们的音乐课堂上，往往是那些音乐天赋好的学生受到老师的重视，表现和表演的机会多，而音乐方面欠缺的学生，则不受关注。久而久之，学生上音乐课的积极性就下降了，在学习音乐、欣赏音乐时的自卑心理也就产生了。这种教学不但使学生在音乐学习上没有前进，反而使学生有了学习音乐、欣赏音乐的心理负担。在一些个别学校，音乐教师甚至还以尊卑贵贱对待学生，歧视家庭贫困生的现象还存在，这实在是一种令人痛心的倒退。我们的教育虽然常常把“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为了一切学生的发展”的口号放在嘴边，可是却常常不能真正做到“为了一切”、真正“面向全体”。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教授曾在一次演讲中说过：“每一个人不一定都有出众的才华，但每个人经过教育与努力都有可能成为真正伟大的人，这就是我们应该追究的理想，也就是儒家有教无类的中心思想。”儒家“有教无类”的经典教育思想和现今社会的这些音乐现象都警醒着我们音乐教育工作者应当尊重每一个学生，面向全体教学，相信他们每一个都能成长为能为社会做贡献的人。

综上所述，儒家音乐思想博大精深，它有其独特的美学标准，也有对中国音乐教育富有哲理的思考，它为树立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观提供了理论基础，对当前构建和谐音乐教育提供了有益借鉴，促进了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它所包含的的音乐美学思想，至今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我们应继承和发扬它，实现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M].台北:文艺出版社, 1980.

[2]吉联抗.孔子·孟子·荀子乐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59.

[3]蒋孔阳.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4]徐鸿.试论孔子审美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J].四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003年第12期.

儒家思想学习心得 篇5

一、主要心得

1、儒家哲学是积极有为的哲学，要求人不断努力积极进取，对现实工作是有指导意义的。特别是对在机关里混日子、不作为是有力的针砭。

2、儒家的仁义道德、忠孝节义等核心道德观与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发展观是相融合的，一致的，必须好好学习，学以致用。

3、对儒家思想要存真去伪，掌握真谛。儒家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流传，不断地有注释、增减。特别是历代统治者为了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对儒学进行篡改和曲解，使儒家蒙受不白之冤，不明就里的人受骗上当。如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的“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似仇寇”到汉武帝和董仲舒的手里就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又“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疑为“刑不逮君子，礼不逮小人”真是天壤之别，必须睁大眼睛。

4、儒学也有时代的局限性，不能照搬照抄。如孔子轻视女子、相信天命等，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提出的，现在社会形态变了，科学发展了，摒弃一些落后观点是应该的，也是正常的。

二、以儒家思想指导做本职工作 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很多人认为是一种等级观念。我还认为更是要求每个人做好本职工作的观念。即君主做君主的事，臣子做臣子的事，父做父该做的，子做子该做的。在现代社会分工精细的社会里或单位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整个单位或整个社会也就好了。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又极大地避免有好处抢着干，没好处踢皮球的现象。

我们提倡多奉献，但这种奉献是在本职工作上的多奉献，是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尽力为社会、他人多做奉献。

认识儒家民本思想 篇6

孔子的“仁”思想是儒家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勤政爱民是“仁政”的灵魂和基础。孔子要求统治者治理国家要信实无欺，取信于民，节约费用，爱惜民力。孔子提倡统治者治国必须为政以德，齐之以礼，正身律己，扶正驱恶，奖赏惩恶。《论语•为政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体现了孔子的德治思想，是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孔子注重百姓意志，以百姓的意志作为权衡的标准；孔子维护贵族的权益，主张捍卫君权，但更关心百姓命运，以百姓的命运作为治国的前提。

孟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明确的提出民本哲学思想的人。他对以民为本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详细阐述，提出了“民贵君轻”、“与民同乐”和“仁政”学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民本思想体系。君民关系上，他主张“民贵君轻”，指出人民才是最根本的，君主只有顺应民心，施行仁政，才能统一天下。在经济方面，孟子主张要“制民之产”和减轻征税给人民以物质上的保障。衣食住行得到保障，是安定人民的首要措施。管理内政方面，孟子认为，无论选拔人才还是杀人国君都要尊重民意，并非以国君的意向为标准，而是以国人的意向为依据。在教育方面他提出先富后教，兴办教育，教化人民马提高人民道德素质，建立起一个道德、和谐、安定的社会。

荀子是孔子和孟子之后又一位著名民本思想家，他的民本思想吸收了前两位的重要内容，并且又有了新的发展。他的著作《荀子•王制》篇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就是荀子的君舟民水论，意思是老百姓可以扶持你做君主，也可以推翻你，故民才是国家的根本。荀子还认为，一个诸侯国要想富强，必须有老百姓的支持。荀子曰：“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得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百姓乃国家之根本，国君对民应该保民如赤子，对民要宽厚，要使他们在有条理稳定的环境下生活。主张减轻农民的负担，少兴力役，不夺农时。只有老百姓富了，国家才能收取赋税。荀子深知节用裕民和裕民以国富的道理。君主要以民为本，才能国富民安君安。

民本思想提倡：“爱民”“贵民”“重民”，重视民众的社会作用，认识到人民是国家的基础，只有不轻视人民，培固根本，才能实现国治邦宁。民本思想提倡：“富民”“安民”“宽民”。使民众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维护人民的切实根本利益，使人民富裕起来，才能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更多财富，且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和谐安定。它提倡社会“公平”“均衡”，建议给民众政治经济权利，防止因社会阶层分离和对立导致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崩解。它同时也强调生活水平的均衡，反对过大的贫富差距，强调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权利和普遍福利，这种解决社会人民生计问题的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极具借鉴意义。

在当时的封建化社会里，儒家民本思想的诞生肯定了人在封建社会中的价值。因此“以人为本”的真正含义是“以人为贵”。“重人轻神”“人是万物之灵”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命题，这一重要思想引导中国文化走出原始宗教的思想束缚，确定人在自然、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儒家对于自然，对于鬼神有着十分详尽的叙述和分析，认为人源于自然却高于自然，是恒定万物的尺度，人应该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等等。

儒家思想在漫长的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中为统治阶级服务，使得原本是矛盾的两方面的君和民和谐相处，缓解阶级矛盾，维护社会安定。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正是强调以民为本。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观念强调的正是“民”的基础性地位。这一观念无论对于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都是同样适应的，而且都是基础性的。今天发展现代民主，理所当然应以民为本，传承儒家传统政治文化的民本主义。今天，我们正积极倡导建设和谐社会，重民是成功的基础。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许多被后人传颂的清官、好官，就是身体力行儒家民本思想的典范。探讨儒家民本思想的思想内容和历史意义，无疑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是有现实的重要意义的。领导阶层必须强化“公仆” 意识，在管理社会的过程中充分尊重社会心声，才能使广大民众看到希望，并自觉参与到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同时，必须为广大民众，特别是为社会弱势群体量身定做合适的保护圈，也就是要加强法制建设，使民本的精神通过先进的法律文化加以确认，并健康持续发展。

儒家音乐思想论文 篇7

一、以“礼”为基础营造和谐的校园环境

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 有着灿烂而源远流长的文化, 对几千年来中国的政治, 思想, 生活习俗有着显著的影响, 这种文化不外乎于儒释道三家, 而其中影响最深最远最广的首推儒家。尤其儒家的礼乐文化备受统治阶层的推崇, 可以说它是统治者教化民众使其统治有理论依据的国家文化, 发挥着国家管理的功能以及协调社会稳定发展的制度性保障功能, 人伦礼仪是儒家所要宣讲的重点, 如孟子所说的“夫妇有别、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伦, 除此之外还有“五礼之序”, 即“吉、凶、军、宾、嘉”, 指在人与人国与国的交往中根据亲疏远近, 施以不同的礼仪, 这样进退有礼, 追求秩序与和谐的完满统一, 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礼乐在这里发挥着重要功用, 两者相辅相成, 礼”的本质是“序”, “乐”的本质是“和”。“乐者, 天地之和也;礼者, 天地之序也”。“和”, 实际是指和合、和谐;“序”, 则意味着秩序、规律。礼”是说贵贱有等, 上下有序, 各有其位, 各从其事。“以礼为本”就是要营造一种和谐秩序, 对当今校园和谐的环境的建设有深远的意义。

二十一世纪的高校建设, 需要有一批结构合理、不断创新的人才队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工作环境则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关键。工作环境不能简单划一, 应分为“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两个方面。“硬件”环境主要是指办公设施、交通服务等办学硬件条件。而软件环境则对人行为思想有引导约束作用, 是影响高校凝聚力、向心力, 激励全体教职员工工作积极性的重要因素, 高校坚持“以礼为本”的理念也就是坚持以人为本, 管理方法和手段尽可能柔性化, 尊重人、爱护人、激发人将人情化的管理寓于紧张有序、生动活泼的工作中, 充分发挥全体教职员工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营造和谐工作环境, 推进高校和谐发展目标的实现。

其次要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社会有社会环境, 企业有企业环境, 同样校园也应有自己特色环境, 校园人文环境对学生心灵和行为有着不可低估的指导作用, 校园人文环境其基调应是整洁来, 从而创作出更丰富的音乐形象。

5.自然流露的情感

这里讲的自然流露主要是从表演心理的角度, 要求歌唱表演者在表演过程中要使音乐从自己的心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并且使听众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动只有从演唱者内心自然流露出来的音乐才是最真实、最感人的, 生硬的传达意图往往会破坏演唱者与听众之间的自然交流。

歌唱表演的自然流露不仅要求歌唱者有纯熟的演唱技巧能够作到得心应手, 更主要的是要求演唱者真正把音乐融会于心, 变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使音乐从演唱者心中自然地流淌出来。大诗人白居易说:“感人心者, 莫先于情。”歌曲从创作、演唱到欣赏都离不开感情, 是词曲作者动心, 演唱者唱心和观众感心的艺术加工过程。歌唱者通过歌唱及表演来将作品中的每一个音符表达出来, 也是一个理解情感-获得情感-表达情感的过程。在对歌曲的创作背景、旋律歌词和内容情感了解的基础上, 充分将自身的演唱个性发挥出来, 使演唱更具感染力。

三、结论

一首好的声乐作品只有经过演唱者的演唱, 把作品中无法用符号和词语精确地标示出来的内容给予完美的表达出来, 传播给听众, 欣赏者才能听到它真正的具有生命意义的音响, 一度创作才能展示出它的价值, 演唱作为二度创作活动也就发挥了自身价有序、合理规范、积极向上、活力四射、特色鲜明与个性彰显的人文氛围, 他们是感知校园的文化特性和整体是否和谐的窗口, 由人、事、物协调构成, 主要是指自然环境、物质环境、舆论环境、心理环境、文化环境等内容, 以建立在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基础, 要注重营造良好的心理环境、文化环境、物质环境, 以达到建设和谐人文环境的目标。

人的言行举止思想受心理因素影响很大, 塑造良好健康的心态, 全面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制度建设, 促进师生的身心和谐, 定期对师生进行心理健康调查, 制定科学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这些工作使得师生心里实现健康成长。此外坚持以文化为基础, 特色鲜明, 又要和谐统一, 理顺融合物质、自然、文化的关系, 在物质环境中彰显特有的校园精神和理念, 三方面独立成体而又相互渗透有机统一。校园环境建设要依托学校自然环境的特点和文化环境的大背景, 使文化环境渗透到自然环境中, 使学校的自然环境体现深厚的人文底蕴, 实现多环境的和谐统一。

二、以“和”为准则创造校园和谐的人际关系

儒家思想有个很重要的文化就是“和的文化, “人和”、“和谐”, “和而不同”、以“和为贵”这样的思想, 曾经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推崇,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 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校园仍具有指导意义。孔子主张以“仁”待人, 也以“仁”待物, 即“推己及人”, “成物成己”, “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1]在儒家的思想中天地人是有机的一个整体, 孔子的这些话旨在强调三者的和谐共处, 大千世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不可避免的, 小到家庭大到单位社会, 礼义和诚信是维系我们和别人良好关系的重要基础, 孔子在这方面的教导是很多的“道不同, 不相为谋。”[2]“不知礼, 无以立”“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2]“已所不欲, 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2]这里也强调了理解和包容, 只有具备了礼义、诚信、理解、包容才能帮我们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 才能长久相处相互协作。严于律已宽以待人, 做事讲求方式方法, 这是儒家和为主导的一个待人接物的原则, 个人和社会是一个矛盾统一体, 人与人, 人与社会当求同存异, 追求变化相异中的和谐统一。

在当今构建高校和谐校园中就是实施和谐教育, 建设和谐的人际关系, 促进高校教育活动和学生身心发展关系的和谐中, 这种和为贵的儒家思想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首先要谈的是教师间的关系, 教师是教育人材的主导力量, 教师之间的和谐与否, 直接影响校园和谐环境的建设, 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基础。教师之间的关系理顺理好相处融洽和谐, 才能有一个宽松、祥和、文明、健康的育人环境, 彼此心情愉快、心情舒畅、激发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 提高教师这个团队的战斗力, 凝聚力。其次, 要正确处理好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现代高校教育不再是教师主讲, 学生被动接受, 而是一种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探讨的和谐师生关系。师生之间有良好和谐的关系, 才能使教师更加赢得学生的尊重和热爱, 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才能使学生在和谐的师生关系中心情愉快地唤起求知欲望, 才能进一步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第三点就是学校和家庭的关系。学生身心两方面的成长离不开学校, 家庭, 社会三个背景, 单靠一方或其中的两方, 难以形

值, 完成了自身使命, 成为真正完整的艺术。所以说, 演唱者的演唱过程就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而且每次演唱都可能伴随着新的, 甚至是创造性的处理与表现。“再创造”不等于重新翻版, 而是要独特的实现作品中潜在的思想内容和哲理。以艺术创造的高感性与高理性的完美结合, 是使音乐表演达到至善至美境界的切实保证。

综上所述, 声乐表演作为二度创作, 是赋予音乐作品以生命的创造性行为, 它不仅是忠实地再现原作, 而且还通过富于创造性的表演, 对原作予以补充和丰富, 使音乐作品焕发出新的光彩。

参考文献

[1]周自明.声乐演唱二度创作本质意义[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2004

[2]王媛媛.浅谈声乐演唱中二度创作的重要性[J].科技信息, 2007, (21) [3]杨易和.音乐表演艺术原理与应用[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4]邹长海.声乐艺术心理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0.

[5]张前.音乐文集音乐二度创作的美学思考[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7.

[6]余笃刚.声乐语言艺术[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0.

中美电影意识形态策略的差异

赵昆鹏 (河南安阳工学院学生处455000)

摘要:主旋律电影叫好不叫座, 好莱坞却载着美国主义无孔不入, 重要的原因是二者不同的意识形态策略:主旋律电影依靠政府支持依赖官方渠道, 不关心受众心理。好莱坞电影是文化工业产品, 重视市场迎合受众, 隐蔽宣传美国价值观;英雄形象塑造上, 主旋律英雄高大化、非日常化, 经常有家/国、忠/孝的冲突。好莱坞多为平民英雄, 有强烈的个性和人性化;主旋律是历史的宏大叙事, 以乌托邦色彩的道德承诺规范人的生命和生存意义。好莱坞是个体的生命叙事, 通过个体的叙事呈现美国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关键词:主旋律;意识形态策略;比较

本文是团中央2008-2009立项课题《传媒多样化与青少年成长研究》研究成果

我国集中表达意识形态的电影称之为“主旋律电影”, 主旋律却不等于主流, 人们似乎对主旋律电影抱以敬而远之的态度, 即叫好不叫座, 市场表现惨淡。好莱坞不等于娱乐化, 他们也很“讲政治”, 宣传“美国梦”的好莱坞, 以商业片的形式的在全球横冲直撞, 让许多国家警惕, 即使同在西方阵营的法国, 为保持他们自豪的法兰西文化而对好莱坞设置各种限制。这里我们不禁要问, 除了价值原点的根本差异, 中美电影贯彻意识形态中有何策略差异?

1.生存策略:找政府和走市场

主旋律电影的生存要看政府脸色, 依赖政府渠道, 没有政府的支持, 主旋律电影在市场中注定惨不忍睹。

有些主流电影的创作初衷就是一个非电影的命题, 作者不是把创作的焦点对准观众的心理需求、对准投资的市场回报、对准艺术的原创个性上, 而是把一部故事电影变成了一种专题宣传片来对待。作者不是用电影去表现一个故事, 而是用电影去表现一个事件, 不是用电影去创造角色, 而是用电影去临摹人物。影片能够得奖并不是不好, 影的宣传职能也无可厚非, 可是如果一部电影的创作初衷只是为了评奖、仅是为了宣传, 这种电影的命题从开始就背离了电影的主旨, 进而也背离了电影的最终形式。

成和谐校园的建设, 要三方面齐抓共管, 紧密配合, 尤其是家庭对学生的影响很大, 因为, 学生接触最多的就是家庭, 对学生的个性品质和习惯养成影响很大。家庭教育对学校教育具有良好的辅助促进作用, 填补学校教育所达不到的地方, 完善和谐教育, 让家庭多了解学生在校情况, 让学校多了解学生在家习性, 正确处理好学校和家庭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 营造良好和谐的校园环境。

三、锻造和谐的学生群体需要音乐的社会功能及教化作用

孔子高度重视礼乐的教化功能, 认为诗、乐有“兴”“观”“群”“怨”四种功效, 综合来说就是启发、观察、协调、劝上的作用, 个人要“文之于礼乐”, “成于乐”意是用礼乐来培养修养, 完善品格的形成。[3]《礼记·经解》里讲道“广博易良, 乐教也”旨在以诗乐来塑造温柔敦厚、胸怀宽广、和易善良的人格。音乐可以磨砺骄纵之杀气, 使人成为一个有着仁爱之心的谦谦君子, 成为一个弘德明道的志士仁人。而旬子对孔子礼的解说更加深化, 相对于墨子的“非乐”思想, 旬子针锋相对, 充分肯定音乐的社会功能, 认为音乐是“治人之胜者” (治理人的极为重要的手段) , 主张乐与礼配合, 相铺相成, 引导人民, 是人性变恶为善, 国家变乱为治。

儒家的这些美学思想对当今和谐校园文化建设, 有着指导方式方法手段的作用。而音乐教育能加强和改善学生思想政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 诚信方面的教育, 和谐的校园和教育氛围使学生愉快学习, 在和谐的兴趣乐园中陶冶情操。千百年的实践证明, 音乐教育是道德情操的培养不可缺的一环, 音乐作用于人的情感, 不知不觉中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自然地使人接受道德情操、精神品质、意识观念的渗透, 乃至灵魂的陶醉, 从而使人达到优美崇高的思想境界。政治态度、伦理德、思想品格等方面形成高尚正确的指导作用, 促进正确人生观的形成, 构建起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和行为, 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首先学习音乐能够促进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人的活动包括身体和心理两方面, 通过两方面的活动, 使身心两方面都得到发展。身体的发展是指机体的各种组织系统的发育及其机能的增长, 是人的生理方面的发展。心理的发展是指感觉、知觉、想象、情感、性格等方面的发展, 是人的精神方面的发展。音乐实践活动使人的感知, 联想能力得以发展, 又可协调人的身体机能, 外在内在美的和谐发展。以歌唱来说, 能培养人的审美感知、审美能力、审美意识, 掌握音乐的节奏、力度、速度等的细微变化, 进而推及到对音乐作品整体的感受与表现能力。例如,

由于中国电影所依托的生产体制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电影商品化的产业机制, 我们的电影除了自然带有文化事业的属性之外, 还带有鲜明的国家意形态属性, 在某种意义上, 电影是我们国家政体的文化显现, 也是我们国家意志的一种独特呈现方式 (磊磊) 。主旋律电影更是如此, 制作方首要的事情是“把政治的脉”, “判断一个题材的政治前途, 这是一部主旋律片首先要完成的事儿”。“入院线正式上映更重要的, 是首先扩大在政府内部的知晓率”, “能卖多少拼的是政府的渠道”[1]主旋律是“挟政府以令市场”, 用政府红头文件保证票房收入。在能真实反映影片商业指数的各大院线, 《铁人》的观众寥寥无几, 通过总工会系统以文件形式团体观看, 却有望市场过亿。那些曾获得高票房美名的主旋律影片, 背后大多站着庞大的政府身影。《离开雷锋的日子》《生死抉择》《任长霞》等等, 莫不如此。现在, 《铁人》不仅身揣文件, 又有投资方之一的总工会保证票源, 就算没有零售市场, 也可以稳拿几千万的票房。

主旋律影片的政府路线, 虽然在经济上有所保障, 但就其宣传效果而言就大打折扣, 一方面与观众的审美情趣和文化消费习惯差距甚大;另一方面以政令形式搞市场运作难免会遭到抵制, 当代社会公众对政府常常有警惕甚至逆反的心理, 政府的高调宣传很可能是票房毒药。但除了少数影片外, 多数主旋律电影基本未能进入主流电影消费市场, 被戏称为“以领导为导向, 以政府为市场、以获奖为目的, 以仓库为出路”。

好莱坞走的是商业化路线, 是一个工业化的影像流水产业基地。商业化却并非淡化其意识形态宣传, “好莱坞的确有意识形态的表达, 这种表达甚至弥漫在一切好莱坞的影像中, 成为好莱坞电影支配性的内在结构法则”, “好莱坞正严肃地传输美国文化, 正在有效地将美国主义行销全球”。[2]

好莱坞将主流意识形态巧妙地包裹隐藏在不同的商业元素下面, 美国的主旋律让人受了教育还不觉得, 走出电影院还能津津乐道。通常不是以说教而是以提供娱乐的形式传给受众的, 它们形成人们的现实观、社会观于潜移默化之中。例如从九十年代开始, 好莱坞拍摄生产出一大批的灾难大片。高科技技术的巧妙使用, 使得这些大片具有奇妙和震撼性的视觉奇观, 观众为之惊演唱《游击队之歌》, 声音是由弱到强、再由强到弱, 以表现游击队员由远到近、再由近到远的音乐场景。游击队员灵活机动、神出鬼没的英雄形象则用富有弹性的声音来表现。

其次, 通过音乐实践, 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交往能力。以合唱来说, 合唱是一种最有群众基础的音乐活动, 引导最多的人去接触真正有价值的音乐, 也是最容易的方法。合唱要求相互间适应与协调的意识, 学会倾听、配合, 对于艺术和谐、完美的追求和自觉形成的统一意志, 不是一种指令, 而是一种外在压力的自觉内化, 社会化因素使合唱产生一种和谐统一的力量, 合唱的群体参与形式, 使人忘我投入, 所创造的和谐之美, 造就人的社会性能力的发展, 感受集体协作之美。

最后, 音乐引导人最终从感性进入理性阶段, 提高人审美的生存意识。音乐告诉我们什么叫立意美、情境美、音韵美、曲调美, 配器美、伴奏美等审美因素;音乐教学过程的唱游、体态律动以及合唱、合奏等一系列活动, 使人与音乐相融, 获得愉悦审美的体验, 久而久之, 审美素养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步步提高。在音乐学习中体会快乐与美, 在这个日益商业化的社会中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环境。强调美育、艺术教育不仅会使人的感性得以回归、人的本性得以提升, 而且还可以使人对“非美”的存在状态加以改变, 成为美的内在与状态, 建造美好、和谐的精神家园。

高校是整个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教育集大成之地, 建设高校和谐校园,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 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我们要不断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 同时也要与时俱进, 与时代相协调, 努力建设好和谐的高校校园。

摘要：孔子是儒家音乐思想的奠基人, 随后发展于孟子, 旬子使之定形成熟, 标志为“中和”、“礼乐”, 并充分肯定了音乐的社会功能, 用礼乐进行修养个人的品格。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校园的思想渊源可以以其“和”、“和为贵”的思想为主导, 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使社会是和谐的社会校园为和谐的校园, 环境为和谐的环境。

关键词：“和”的思想,和谐校园,和谐环境

参考文献

[1]夏于全.四库全书精华 (经部) [M].第一卷.第一版.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

[2]张以文.四书全译[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1989

[3]张前.音乐美学教程[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

儒家音乐思想论文 篇8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 其思想学说在多方面都有涉及。其弟子众多 (“弟子三千, 贤人七十二”) , 加之孔子“因材施教”的理念和实践, 孔门弟子对孔子主张、思想的理解不尽相同, 随着发展演进逐渐出现分支。故韩非子有云:“自孔子之死也, 有子张之儒, 有子思之儒, 有颜氏之儒, 有孟氏之儒, 有漆雕氏之儒, 有仲良氏之儒, 有孙氏之儒, 有乐正氏之儒……儒分为八……”1。此为“儒家八派说”之始, 其中“孟氏之儒”即孟子, 提出“性善论”, 主要继承孔子“仁”的思想;“孙氏之儒”即荀子, 提出“性恶论”, 主要继承孔子“礼”的学说。秦始皇“焚书坑儒”, 致使秦朝至汉初都是法家思想占主导地位, 直到董仲舒为迎合汉武帝“皇权至上”, 提出“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儒家才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学派。南宋朱熹, 世称朱子, 辑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 作为教本, 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明代王守仁, 世称“阳明先生”, 为“心学”的集大成者。

孔子的思想学说在历史洪流中被不断发展、改造, 其音乐思想亦是如此。在本文中, 笔者试从音乐传播的视角进行解读, 以探查孔子的音乐传播理念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传承脉络。

一、孟子:古今并重, “与民同乐”

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2, 继承孔子的学说, 但又有所不同。较之孔子的时代, 孟子所处的时代社会动荡更为剧烈, 新兴地主阶级在各国夺取政权, 实行变法, 逐步建立了封建制。孟子游说列国于战国七雄大规模厮杀的前夜, 社会的巨变、严酷的现实, 促使孟子对孔子的学说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与改造, 也提出了对音乐及其传播活动的新认知。

尽管战国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较春秋时期有较大的改变, 但孟子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 依然坚持着儒家的传统观念。孟子思想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仁义”, 继承了孔子的仁、礼思想, 结合战国时期的实际, 提出了“仁政”、“王道”等观念。在孔子的音乐传播观念里, “仁”是最基本的存在, 是其音乐传播思想的核心, 对这一点, 孟子基本上全盘继承了。

《孟子·离娄上》曰:“仁之实, 事亲是也。义之实, 从兄是也。智之实, 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 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 乐斯二者, 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 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1由此可知孟子认为侍奉父母是仁的本质, 顺从兄长是义的本质, 明白仁、义而不违背是智的本质, 仁、义加以适当调节和修饰是礼的本质, 以仁、义二者为乐是乐的本质。这就涉及了孟子对音乐传播内容的要求, 即要体现“仁义”。孔子最早将“仁”与音乐联系起来, 《论语·八佾》:“子曰:‘人而不仁, 如礼何?人而不仁, 如乐何?’”2孟子继承发展了这一点, 延续了孔子“歌乐者, 仁之和也”3的观点, 但相较于孔子较为宽泛的“仁”的概念, 孟子将“仁”、“义”并举, 为其赋予了较为具象的概念。此外, 孔子曾以“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评价《关雎》, 可见其并不否定“悲乐之美”;孟子则认为音乐主要应该传达快乐的情感, 表现出对“仁义”的真心喜爱, 这一观点体现了孟子对音乐传播是情感表现手段的认识, 但其单纯地将音乐情感限于“快乐”的范畴, 否定了“悲乐之美”, 是有局限性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 孟子对音乐传播的效果和作用也提出了鲜明的看法:“仁言, 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 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 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 善教得民心。”4孟子认为, 以“仁义”为内容的雅颂之乐相较言语, 有着更为深入的传播效果。在这里, 孟子虽然将音乐视为教化手段, 但也认识到了音乐传播具有其他手段所不能比拟的作用。这一点是对孔子“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5思想的细化。

孟子音乐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今之乐由 (犹) 古之乐”及“与民同乐”思想, 见于《孟子·梁惠王下》记载的那段孟子与齐宣王之间的著名对话 (兹不赘引) 。孟子在对话中的那一番言论, 从音乐传播的视角解读, 主要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对音乐传播效果的评判标准, 即“今之乐, 由古之乐也”的见解;二是对扩大娱乐活动 (包括音乐传播活动) 受众层面的认识, 即“与民同乐”思想的提出。

结合孟子与齐宣王谈话的语境, 孟子“今之乐, 由古之乐也”这一观点的提出, 虽然有些迫于君王威严的不得已, 但也反映出了在对待新乐与古乐的问题上, 孟子与孔子观点的一些不同之处。在这一问题上, 孔子的立场十分鲜明, 赞扬《韶》, “尽美矣, 又尽善也”6;对于郑声, 则“放郑声, 远佞人。郑声淫, 佞人殆”7, “恶郑声之乱雅乐也”8。而面对战国时期诸侯连年征战的混乱、封建制的建立、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 孟子不得不放弃完全凭借“复礼”实现天下大治的想法, 放弃礼乐制度中某些特定形式上的规定。在他看来, 只要君王能实行仁政、王道, 古乐、今乐的形式并不重要。但这种种妥协只是迫于各方面的转变和压力, 孟子对今乐的真正态度实际上与孔子并无本质不同。这表现在他谈君子之道时引用孔子的论乐之言:“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 恐其乱苗也。恶佞, 恐其乱义也。恶利口, 恐其乱信也。恶郑声, 恐其乱乐也。恶紫, 恐其乱朱也。恶乡愿, 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 庶民兴, 斯无邪慝矣。”9可见孟子同孔子一样“恶郑声”, 他提出“今之乐, 由古之乐也”, 实际是为了进一步劝谏齐王“与民同乐”。

孟子提出的“独乐乐”不如“与少乐乐”, “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 是认为娱乐、鉴赏, 要与他人共享才能得到更多的审美愉悦, 肯定了审美活动的社会性, 也是扩大包括音乐传播在内的审美活动受众群体的一种思想。孔子曾说“ (诗) 可以群”10, 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进一步强调审美活动的社会性, 涉及了“与民同乐”的思想。但结合孟子的政治思想考虑, 所谓“与民同乐”, 强调的并不仅仅是君民一起聆听音乐, 一起狩猎, 就音乐传播活动等进行审美交流, 其重点还在于强调政通人和才能通过娱乐获得快乐。所以“与民同乐”是仁政思想在音乐问题上的集中反映, 其本质还是为了维持君王的长久统治。

总的来说, 孟子较为全面地继承了孔子对音乐传播的见解, 延续了对“仁”声的追求, 并进一步细化为对““仁义”之乐的追求。在对音乐社会功能的认识上, 他继承了孔子“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的观点, 并更注重音乐传播手段在伦理教化中的运用。尽管他对音乐传播功能的认识并不全面, 仅仅局限在教化层面, 但已经有着对音乐传播深入人心的作用的认识。在古乐今乐问题上, 虽然孟子的表述并不像孔子那样泾渭分明, 但如前文的分析, 两人的主张并没有本质区别, 对音乐传播形式和内容的要求是一致的, 即秉承“礼”的原则和“尽善尽美”的标准。

二、荀子:以道制欲, 导民为本

荀子生年约晚于孟子半个世纪, 其时秦一统天下、建立中央集权封建统治已是大势所趋。荀子在汲取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 发挥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主张礼、法结合以治国, 显示出儒、法相融的特点, 但虽为结合, 仍以礼为主, 主张“仁政”、“爱民”, 将君比作舟, 民比作水, 提出了关于君民关系的著名论述“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1, 其核心思想与孔子、孟子是一脉相承的, 但也顺应时代、社会的变化做出了一些调整, 略微偏重于礼法而轻仁义。与孟子的“性善论”不同, 荀子主张“性恶论”, 认为“人之性恶, 其善者伪也”2, 所谓“性”就是各种人的自然欲望, 本能的欲望是“恶”的, 为了防止社会发生动乱, 就必须用“礼”来约束。孔子思想体系中的“礼”是周王朝的宗法等级体系, 传承至荀子, 在结合了“法”的内容后, 主要是带有表现统治者意愿、明确政治指向的道德规范。

荀子对礼乐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 其论乐言论较为丰富。《荀子》的《乐论》、《礼论》、《天论》、《劝学》、《不苟》、《王制》等篇涉及了诸多艺术理论问题, 充分表达了其对音乐及音乐传播活动的态度, 对先秦儒家音乐思想有较为系统的总结。

荀子认可人享受音乐的欲望, 并不予以反对, 但认为不可放纵, 须有所节制并加以适当引导。《乐论》开篇的一段话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夫乐者, 乐也, 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 乐则必发于声音, 形于动静;而人之道, 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 乐则不能无形, 形而不为道, 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 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 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 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 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 足以感动人之善心, 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3

在荀子看来, 音乐能直接关联人的情感, 是与人类本性俱来的, 依据“性恶论”的主张自然也需要节制, 不能放任自流。同时, 荀子提出了“声乐之入人也深, 其化人也速”4的观点, 表明荀子也意识到音乐传播有着其他手段不能比拟的触动人心的作用, 有助于君王一统天下的大业, 所以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礼节乐”的观点, 主张对音乐艺术的发展与表现进行约束和引导, 以求更好地传达其政治意图。

在孔子的音乐传播思想中, “礼”是音乐传播活动的原则。荀子充分继承了这一点, 《劝学》曰:

上不能好其人, 下不能隆礼, 安特将学杂识志, 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 不免为陋儒而已。将原先王, 本仁义, 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 诎五指而顿之, 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宪, 以诗书为之, 譬之犹以指测河也, 以戈舂黍也, 以锥餐壶也, 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礼, 虽未明, 法士也;不隆礼, 虽察辩, 散儒也。5

荀子认为, 文艺是要服务于现实统治的, 创作文艺作品必须要把“隆礼”放在首位, 才能“顺《诗》、《书》”, 否则只能是一个“散儒”。这是对文艺活动的约束标准。具体到音乐, 荀子提出音乐必须以礼为内容, 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音乐的传播使人们日趋合于政治规范。《乐论》中提到:“且乐也者, 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 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 礼别异。礼乐之统, 管乎人心矣。”6这里体现了荀子对“礼”、“乐”结合在维系统治中的作用的认识:“礼”起着区分社会等级的作用, “乐”则主要为调和等级矛盾服务。荀子认识到, 音乐对人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 若将礼的内容融入音乐传播活动中, 人们就会不知不觉中接受礼的规范。荀子看重礼、乐并施对巩固统治的显著作用, 肯定了音乐传播对人心的深入影响。

自孔子以来, 儒家一贯重视音乐传播活动中的教育、教化功能, 荀子继承发展了这一思想, 并将音乐视为宣传统治者政治主张的重要工具。《乐论》曰:

乐者, 圣人之所乐也, 而可以善民心, 其感人深, 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 而民和睦。……

君子以钟鼓道志, 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 饰以羽旄, 从以磬管……故乐行而志清, 礼修而行成, 耳目聪明, 血气和平, 移风易俗, 天下皆宁, 美善相乐。故曰:乐者, 乐也。君子乐得其道, 小人乐得其欲, 以道制欲, 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 则惑而不乐。故乐者, 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 所以道德也。乐行而民乡方矣。故乐者, 治人之盛者也。1

荀子认为音乐有使人“耳目聪明, 血气和平”的作用, 达到“移风易俗, 天下皆宁”的效果。他在延续孔子“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的观点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了“乐者, 治人之盛者也”的观点, 认为通过音乐传播能引导人的思想, 使之趋于礼, 从而笼络人心, 最终实现君王的统一大业。《乐论》曰:

故乐在宗庙之中, 君臣上下同听之, 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 父子兄弟同听之, 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 长少同听之, 则莫不和顺。故乐者, 审一以定和者也, 比物以饰节者也, 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 足以治万变。是先王立乐之术也。2

在移风易俗的基础上, 荀子进一步指出音乐强大的政治功能:“足以率一道, 足以治万变”。这里的“一道”, 蔡仲德先生解释为儒家宣扬的“修”、“齐”、“治”、“平”的先王之道, 亦即荀子所主张的礼法结合、以礼为主的治国之道。3所谓“万变”是指人们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变化。荀子认为通过音乐传播活动可以使君臣和敬, 父子兄弟和亲, 长少和顺, 通过音乐中蕴含的“礼”以及统治者意志, 使人们悄然接受感化, 臣服于统治, 从而便于统治者管理。《荀子·富国》曰:

知夫为人主上者, 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 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 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 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芋、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錭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 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 使天下生民之属, 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4

荀子在这里明确指出, 音乐传播活动还有着统治者宣告权威的功能, 他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芋、弹琴瑟”这些音乐传播活动, 视为树立统治者威严的有效手段, 认为这些活动能使人们对统治者保有敬畏之心, 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

由于荀子十分重视音乐传播活动对现实统治的作用, 故其对不符合“礼”及其统治思想的音乐是坚决抵制的。荀子继承了孔子对音乐传播内容的评判标准——“尽善尽美”。他曾说:“姚冶之容, 郑卫之音, 使人心淫”, “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 逆气成象而乱生焉”5。可见他对“郑卫之音”等不符合礼乐标准的音乐的批判较之孔子更甚, 斥其为淫声、奸声, 是乱世之兆。荀子所抵制的音乐, 既包括民间音乐, 也包括抒发个人情感的音乐, 这也体现了他对音乐传播的要求——“导礼”, 而不是“导乐”, 强烈反对以娱乐和抒情为目的的音乐传播活动。

荀子音乐思想中的另一重要内容, 体现在对音乐传播活动的实际干预上, 即设立专门对音乐进行强制干预的机构, 扮演着类似于现代音乐传播链条上的音乐编辑或传媒“把关人”的角色, 以求音乐更好地为统治者服务。《荀子·王制》曰:“修宪命, 审诗商, 禁淫声, 以时顺修, 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 大师之事也。”6这里“大师”读作“太师”, 是国家的“乐官之长”, 担任着制定政策法规、管制音乐文化的职责。荀子提到的“以时顺修”观点, 则强调乐师在审查当代艺术的同时, 对古代遗留及外族传入的文化也要有相应的审查, 坚持“以时顺修”的原则, 取其利于统治的“精华”, 剔除对巩固权力无益的“糟粕”。荀子将音乐传播的规范提高到了国家行政层面, 将思想转化为政策, 是对孔子乃至儒家音乐传播思想的有效实践, 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儒家的音乐思想。

荀子在音乐方面的思想绝大多数继承了孔子的主张, 但其音乐思想对“仁”的要求并不像孔子、孟子那样突出, 而是着重强调“隆礼”, 将“礼”对音乐传播的约束从形式上进一步扩展到内容中, 以便更好地发挥音乐传播改善民风、强化政治统治的作用。荀子对音乐传播功能的认识相对客观, 并不纵容过分的音乐活动, 也不提倡对音乐活动的全面禁绝, 而是主张有节制的音乐活动。孔子以一己之力“正乐”, 对音乐内容进行有条件的筛选、编辑, 荀子则将对音乐传播内容的规范提升到国家政策的层面, 成立专门的机构, 设立专门的职务, 实践其音乐传播主张, 可以说是对孔子的“音乐编辑”行为的全面提升。但从上文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 荀子的音乐思想已经带有文化专制主义的倾向, 孔子音乐思想中对艺术自由性情的向往和传承的因素, 在荀子那里几乎荡然无存, 这是荀子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三、董仲舒:“功成作乐”, “质文两备”

董仲舒“少治《春秋》, 孝景时为博士”。7汉武帝即位后广招贤良, 三次策问董仲舒, 基本内容是天人关系问题, 故亦称“天人三问”。董仲舒连上三篇策论即“天人三策”, 以儒学结合阴阳五行等学说, 提出了“天人感应”的理论, 阐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 并顺势提出了“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建议,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 皆绝其道, 勿使并进”1。董仲舒晚年辞去官位, 亦不问家业, 只以修学著书为事。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 其著有“凡百二十三篇”2, 今仅存有《贤良对策》三篇、《春秋繁露》八十二篇, 其中也有论及音乐的文字, 多侧重于音乐的社会功能, 兼议文与质的关系问题。

汉武帝广招贤良之士时, 也曾就音乐与治国的关系展开策问。他关注“圣王已没, 钟鼓管弦之声未衰”等现象, 意图理清世道没落究竟是因为天命, 还是由于治国偏离了正道。董仲舒做对策答之:

道者, 所繇适于治之路也, 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 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 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 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 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 雅颂之乐不成, 故王者功成作乐, 乐其德也。乐者, 所以变民风, 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 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 接于肌肤, 臧 (通“藏”) 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 而管弦之声未衰也。3

在对策中, 董仲舒首先提出仁、义、礼、乐, 也就是所谓的“道”, 是治国之道, 故曰“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 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谈及了音乐的教化功能, 高度肯定了以礼为准则、仁义为内容的音乐传播在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中的作用。其次, 他又细化分析了王者用乐的两种情况, 并对这一音乐传播活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一种情况为当朝未作新乐时, 可沿用先王之乐, 但要根据时代、社会现实等方面的需要, 选择“宜于世者”;另一种情况就是在“王者功成”的前提下, “乐其德”, 也就是以王者的功德为内容创作新乐。前者是对已有音乐进行筛选的标准, 某种意义上是对音乐传播活动中音乐编辑环节提出的具体要求;后者则是对新创作音乐传播内容提出的规范, 是对音乐传播活动中创作环节提出的具体要求。在董仲舒看来, 后者优于前者, 因为后者更“宜于世”, 更有利于教化, 这是他对音乐传播的实际效果的一种比较。再次, 董仲舒也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的观点, 进一步指出了音乐之所以“变民也易”、“化人也著”, 是因为音乐“发于和而本于情”, 不只作用于人们的听觉, 更能“臧于骨髓”, 也就是深入人心, 这同样也是“圣王已没, 钟鼓管弦之声未衰”的原因。这一点也体现了董仲舒对音乐传播效果的深度与长远性的认识和肯定。

在《楚庄王》篇中, 董仲舒回答问者重新制作音乐的必要性时, 对“王者自作新乐”有更为深入的论述。董仲舒认为新君接受“天命”, 是“民之所同乐”4, 制作新乐是为了顺应人心。他强调“天下未徧合和, 王者不虚作乐”5, 这是进行音乐创作、音乐传播活动的前提;他要求制作音乐必须“本、末、质、文皆已具矣”6, 这是要求音乐传播内容必须是内容美和形式美的结合。只有天下大治、人心和乐, 才能制乐, 才能制出既有符合标准的本质内容, 又有精致文采形式的音乐。尽管“制为应天改之, 乐为应人作之”7, 改制、作乐有着不同的根据和不同的时间, 但其目的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巩固新君的统治, 进行音乐创作、音乐传播活动的目的在于颂扬和巩固王权神授的观念。

在《玉杯》篇中, 董仲舒对文、质关系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礼之所重者在其志, 志敬而节具, 则君子予之知礼;志和而音雅, 则君子予之知乐;志哀而居约, 则君子予之知丧。故曰非虚加之, 重志之谓也。志为质, 物为文, 文著于质, 质不居文, 文安施质?质文两备, 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 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 宁有质而无文……有文无质, 非直不子, 乃少恶之……然则春秋之序道也, 先质而后文, 右志而左物。故曰:“礼云礼云, 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 亦宜曰:“朝云朝云, 辞令云乎哉。乐云乐云, 钟鼓云乎哉。”引而后之, 亦宜曰:“丧云丧云, 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 明其贵志以反和, 见其好诚以灭伪。8

孔子曾说过“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9, 董仲舒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要求文、质的统一。《玉杯》中的“质文两备, 然后其礼成”, 同《楚庄王》中提出“成者, 本、末、质、文皆已具矣”意思相近。董仲舒在继承孔子观点的同时, 更加强调质和文之间不可或缺的关系, 认为质需要通过文来凸显, 若有文无质, 文就成为没有意义的虚设, 故进一步指出“文质偏行, 不得有我尔之名”。然而“质文两备”显然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 如做不到两备, 董仲舒则强调“宁有质而无文”, 因为质为本, 文为末, “志敬而节具”, “志和而音雅”, 有文无质应“恶之”。这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做法, 并不是肯定有质无文。董仲舒由此确立一种“先质后文”的顺序, 质文两备, 二者要有先后之分, 但缺一不可。董仲舒也引用了孔子“礼云礼云, 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 钟鼓云乎哉”1之说, 但继承之余, 其观点更加重视“本”和“质”, 这与其政治思想是分不开的。董仲舒对文、质关系的论述, 虽然是面对文艺提出的, 并不特指音乐中的文质问题, 但“志和而音雅”等语句中, 均体现了其对音乐传播内容的要求:首先要表达质, 具备内容美, 其次才是对文, 即旋律等形式美的追求。

董仲舒思想体系是维持汉王朝长治久安的一整套理论体系, 其中涉及音乐的思想、对音乐传播活动的认识和规范策略, 都是为其政治主张服务的, 因此较为注重音乐的教化作用及音乐传播活动的实际效果。董仲舒宣扬“王权神授”的理论, 故十分强调对音乐传播内容的要求, 强调以歌颂新君为内容, 宣扬“作乐者, 必反天下之始乐于己以为本”, 以服务其“大一统”。

四、朱熹:天理自然, “礼乐相须”

朱熹作为南宋儒学—理学的代表人物, 以先秦孔孟之道为主体, 兼收佛学、道家思想, 结合南宋社会文化的现实, 构建了一个既庞大又十分缜密的思想体系, 上至国家礼法, 下至民间俗事, 都提出了相应之规。朱熹辑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为教本, 并著有《四书集注》, 对后世数百年的科举考试影响极大。朱熹传世之作极多, 既有其本人著作, 也有后人辑录, 主要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四书集注》、《诗集传》等。

朱熹既继承孔子、孟子的思想, 将孔孟之道总结为“存天理, 灭人欲”, 也以此为基础提出新观点、新见解, 形成了理学体系。关于“理”, 他在《答黄道夫书》说:“理也者, 形而上之道也, 生物之本也。”2即认为“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在《答程允夫》中他又说:“仁者, 天理也, 理之所发, 莫不有自然之节。中其节, 则有自然之和, 此礼乐之所自出也。人而不仁, 灭天理, 夫何有于礼乐?”3在这里“理”又对应了传统儒学中的“仁”和“中和”的范畴。可见同孔子思想中的“仁”一样, 朱熹提出的“理”也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范畴, 既涵盖了事物的规律, 也蕴含着伦理道德的要求。而“人而不仁”一句则继承了孔子对从事礼乐实践之人的要求。

儒家向来重视礼乐, 朱熹在著作中也多次论及礼乐。朱熹以“理”来解释礼乐的产生, 他认为礼乐虽然与仁有关, 但归根结底还是缘自“理”, 先有“理”而后才有礼乐。而对于礼、乐之间的关系, 朱熹则强调礼乐“相须”并且要先礼后乐。《答廖子晦》:“礼、乐固必相须。然所谓乐者, 亦不过谓胸中无事而自和乐耳, 非是著意放开一路而欲其和乐也。然欲胸中无事, 非敬不能, 故程子曰‘敬则自然和乐’, 而周子亦以为‘礼先而乐后’, 此可见也。”4这段文字强调礼乐有先后之分, 既是对“礼”重要性的强调, 也是对“乐” (包括内容和音乐传播形式) 的规范界定, 表明了朱熹等理学家对“乐”从“礼”的要求。

朱熹主张“存天理, 灭人欲”, 但所谓“灭人欲”并不同于佛教等宗教教义中的“禁欲”、“灭欲”之说, 而是对孔子“克己复礼”思想的一种继承。朱熹在这里说的“人欲”指的是人们正常需要之外的私欲杂念, 并不说明他主张所有的“欲”都要禁绝。因此, 在看待音乐, 包括俗乐传播的问题上, 朱熹主张只要符合“理”的标准, 符合社会伦理规范的音乐内容和传播形式, 都是可以接受的。

朱熹重视音乐的社会功用, 尤其是其传播效果对人心、性情的深入影响和教化作用。他在《〈尚书·舜典〉注》中的如下言论, 颇能体现其主张:

凡人直者必不足于温, 故欲其温;宽者必不足于栗, 故欲其栗:皆所以因其德性之善而辅翼之也。刚者必至于虐, 故欲其无虐;简者必至于傲, 故欲其无傲:皆所以防其气禀之过而矫揉之也。所以教胄子者, 欲其如此, 而所以教之之具, 则又专在于乐, 如《周礼》“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教国子弟”, 而孔子亦曰“兴于诗, 成于乐”。盖所以荡涤邪秽, 斟酌饱满, 动荡血脉, 流通精神, 养其中和之德, 而救其气质之偏者也……圣人作乐以养情性, 育人材, 事神祇, 和上下, 其体用功效广大深切如此。5

这段文字强调音乐具有“荡涤邪秽, 斟酌饱满, 动荡血脉, 流通精神”的功用, 能够改变人的气质, 培养“中和之德”, 所以能够达到“养情性, 育人材, 事神祇, 和上下”的效果。

朱熹在《答廖子晦》说:“圣人说政以宽为本, 而今反欲其严, 正如古乐以和为主, 而周子反欲其淡。盖今之所谓宽者, 乃纵弛, 所谓和者, 乃哇淫, 非古之所谓宽与和者。故必以是矫之, 乃得其平耳。”1他认为儒家思想中以“和”为美的价值观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变化, 但依然强调“和”的主要地位, 并继承了北宋周敦颐的思想, 主张要以“淡”来矫正哇淫之弊。

除了以与时俱进的眼光看待以“和”为美的价值观之外, 朱熹恢复礼乐教化制度的主张也不是要简单地“复周礼”。虽然他有着“今之士大夫, 问以五音、十二律, 无能晓者”2的感叹, 可一览他对乐之凋零的担忧之情, 但他也早已意识到“古乐亦难遽复”3, 认为在古礼难复、乐调难考的情况下盲目复辟礼乐是不可取的, 因此主张因时、因势制宜进行变革, 提出“当立一乐学, 使士大夫习之, 久后必有精通者出”4的想法。

对乐教的改革和实践, 是朱熹音乐传播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在这方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朱熹并不认同“礼不下庶人”的观点, 虽然前文中只提到“使士大夫习之”, 但在实际操作中, 朱熹继承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 维护下层知识分子和平民接受音乐教育的权利。除了在书院授课之外, 朱熹还通过信函的方式教授学生, 这种方式大大拓展了其思想传播的地域广度。

朱熹乐教的内容涉及多个方面, 如古代音乐文献、礼乐、诗乐、乐学、律学等。相较于孔子传授的“六艺”中的《诗》、《乐》, 朱熹的乐教涵盖得更多。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朱熹对音乐的热爱及其后期对民间俗乐的关注, 其乐教课程中也含有少许俗乐方面的内容。通过《朱子语类》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的记载可知, 通过这两种授课方式与朱熹探讨音乐等问题的门人, 均有不同的出身和社会地位, 可见其受众之广泛。这些门人接受了朱熹的乐教后, 或入朝为官, 或著书立说, 将朱熹的乐教思想融入自己的事业中, 转而传授门人或感染同僚, 使朱熹的乐教思想实现了扩散性的传播。

朱熹生于书香门第, 从祖父朱森到父亲朱松皆喜好诗乐, 自幼生活在歌诗咏词的诗乐环境中, 5岁就入学堂学习, 父亲亦时常亲自指导其诗乐学习。朱熹在早年依照《毛诗序》作《诗集传》, 但随后的几十年里, 朱熹一方面参考众多学者的《诗》乐研究成果, 一方面参与《诗》乐演唱活动, 数次对《诗集传》进行修改, 直至最后冲破了《毛诗序》的桎梏, 提出了极具创造性的《诗》乐思想。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风、雅、颂的重新定义:“风者, 民俗歌谣之诗也”5;“雅者, 正也, 正乐之歌也”6;“颂者, 宗庙之乐歌”7。另《朱子语类》:“风、雅、颂乃是乐章之腔调, 如言仲吕调、大石调、越调之类。”8这样的定义有别于前人一味将道德伦理、王道等因素强加在《诗》上形成的定义, 明确提出了风、雅、颂是乐调的主张, 体现了对《诗》的乐歌本质的重新认识, 将对《诗》的研究视角转向对乐调的研究, 不再一味拘泥于对诗文内涵的评判。

儒家学者历来延续孔子“放郑声”的主张, 对“郑声”的批判较孔子愈发激烈。朱熹对“郑声”的态度亦是这一思想的延续, 但有别于前人多论“郑声”少提“卫声”, 朱熹对“卫风”进行了分析, 并将其与“郑风”做了对比:

郑、卫之乐, 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 卫诗三十有九, 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 而淫奔之诗已不翅 (通“啻”) 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 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 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 有甚于卫矣。故夫子论为邦, 犹以郑声为戒, 而不及卫, 盖举重而言, 固自有次第也。9

朱熹对郑风、卫风的批判明显带有特定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将歌颂爱情的诗文定义为“淫声”, 简单地用郑风、卫风替代郑卫之声进行研究, 曲解了孔子对郑卫之声的批判。但抛开对其思想落后性的评判, 朱熹不再简单地附庸“放郑声”, 而是真正通过研究提出了自己认为郑卫之音应当被批判放逐的原因, 也体现了其评判音乐传播内容的严谨态度。

朱熹也有着十分高超的音乐才能, 其音乐传播实践十分丰富, 这从众多记载中可窥一斑。“朱熹好琴, 精通音律”10, 钱穆先生如是评价。朱熹早年师从刘屏山 (刘子翚) , 课余时间常抚琴而歌, 他最早的琴乐知识也来源于此。后来, 他还应刘屏山之子刘玶之邀, 作《刘屏山复斋蒙斋二琴铭》。朱熹为官多年, 数次外出供职, 始终琴不离身, 时常抚琴自娱, 以琴会友, 修养心性, 晚年更潜心研究乐律, 作《琴律说》。受刘屏山的影响, 朱熹还逐渐对民间艺术形式产生了兴趣, 并时常向民间艺人请教民间艺术的具体表演形式, 并曾以地方山歌、渔歌为素材, 创作了《武夷棹歌》10首。朱熹十分擅长歌唱, 常与门人、友人一起唱歌。朱熹的门人詹元善任太常少卿时抄录内廷《诗》谱, 退任回乡后命家中乐工习练, 并邀请朱熹前去观赏。朱熹虽对依俗乐谱填《诗》的做法并不完全认同, 有“颇可听, 但吓走孔夫子耳”1的评价, 但依然仔细聆听, 并时常参与其中, 提出中肯的建议, 为《诗》乐能更好地传播做出了贡献。

朱熹著作等身, 对乐教、《诗》乐、乐律等方面的研究颇为细致。其以“理”为核心的音乐传播见解、对音乐传播内容的严苛审核, 虽然带有封建伦理的局限性, 但抛开这些价值评判, 仅从其对音乐传播效果的认识和对音乐传播内容的审核来看, 其对音乐传播的见解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

五、王守仁:我心即理, 去芜存菁

王守仁 (1472—1529) , 字伯安, 号阳明, 人称阳明先生, 浙江余姚人, 明代哲学家、教育家。弘治十二年 (1499) 中进士, 仕途起伏, 曾因得罪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 期间劝导当地民众学习, 成效颇广, 深受爱戴, 居于栖霞山溶洞, 后称阳明洞, 其众多重要思想诞生于此。他54岁时辞官回乡, 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办书院, 收徒讲学, 宣扬其心学思想。王守仁精通儒家、道家、佛家思想, 是心学的集大成者, 有《传习录》、《大学问》及门人所辑《阳明全书》 (即《王文成公全书》) 传世, 其思想在汉文化圈中流传颇广, 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他早年遍读朱熹著作, 接受“格物致知”之学, 并付诸实践, 格竹以求“理”, 即著名的“守仁格竹”。因未得竹子之理反倒思劳成疾, 遂对“格物”学说产生怀疑, 后转为发展陆九渊心学, 力主“心即理”、“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 更认为为学“惟求得其心”, 只要修养内心, 人人可成尧舜。他没有专门论乐的文章, 但《传习录》记载了许多他对音乐的见解及以对话形式出现的他与门人对音乐问题的探讨。

《传习录》载:“孔子云:‘人而不仁, 如礼何?人而不仁, 如乐何?’制礼作乐, 必具中和之德, 声为律而身为度者, 然后可以语此。若夫器数之末, 乐工之事, 祝史之守。”2王守仁在这里引用了孔子对从事礼乐活动之人的要求。孔子以“仁”为准则, 王守仁则以更为具象的“中和之德”进行诠释, 并强调身正不邪, 音声中和而不淫的人才能制礼作乐, 进而指出具体的礼仪、乐律并不重要, 是乐工和祝史的职责。可见王守仁对音乐传播者, 尤其是作为音乐传播源头的创作者, 唯有德行的要求, 即具备“中和之德”, 而并不在意其音乐技能的高下。这与儒家“先质后文”的思想一脉相承, 与《乐记》中的“德成而上, 艺成而下”相通。

对于律吕之数, 不同于宋明理学家的执着钻研, 王守仁据其“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的主观唯心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传习录卷上·陆澄录》记载了一段王守仁就《律吕新书》3引出的对律吕之数的观点。他认为, “学者当务之急, 算得此数熟亦恐未有用”4, 必须“先从礼乐本原上用功”5, 并指出书中以候气定律的弊端。在《传习录卷下·黄省曾录》中, 王守仁就“元声”的问题与门人展开讨论, 提出“元声只在你心上求”6的观点, 并进一步以歌诗例证:“你的心气和平, 听者自然悦怿兴起, 只此便是元声之始。”这里再次提出对古人以候气定律的质疑, 认为因无法准确知晓节气时辰, 故据此得出的律吕必然不够精确, 从而得出律吕无须“求之于外”的结论。这两段关于律吕的讨论, 从侧面体现了王守仁对从事音乐之人“心”的要求, 要“先养得人心和平”7, “心中先具礼乐之本方可”8, 达到这样的境界才可以作乐, 才能做出有用之乐。这也是其“心即理”的哲学观念在音乐问题上的体现。

儒家向来推崇古乐, 主张恢复礼乐, 但由于古乐成时尚无完善的记谱方法, 口耳相传的曲调历经千余年也早已无处可寻, 到王守仁之时, 所谓古乐就只有前人著述中的些许文字描述, 故其论及古乐便不全是复辟之言, 而是就实际情况做了变通。《传习录卷下·黄省曾录》载:

先生曰:“古乐不作久矣:今之戏子, 尚与古乐意思相近。”未达, 请问。先生曰:“《韶》之九成, 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 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 俱播在乐中, 所以有德者闻之, 便知他尽善、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若后世作乐, 只是做些词调, 于民俗风化绝无关涉, 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还淳, 取今之戏子, 将妖淫词调俱去了, 只取忠臣、孝子故事, 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 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 却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9

王守仁提出“今之戏子, 尚与古乐意思相近”的观点, 认为《韶》和《武》的九个乐章分别是舜和武王的戏子, 两位圣人一生的事迹、功德都表现在音乐之中, 所以有德者就能听出其中的寓意。又提出今人只做词调, 但其中没有使人向善的寓意, 就不能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将今日的戏子中无益于风化的内容剔除, 保留忠臣孝子的故事, 其中的深意就能使人向善, 有益于风化。这里体现了王守仁对音乐传播“移风易俗”效果的认识, 其关于古乐的观点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不再一味地因为历来圣人皆言古乐好便盲目崇古, 而是真正认识到优质的音乐传播内容在于音乐信息的高质量, 而不在于某种一成不变的形式。这段文字中对《韶》、《武》的描述, 也表露出王守仁对孔子“尽善尽美”的音乐传播内容评判标准的继承。

王守仁虽对戏曲传播效果予以肯定, 但也是以“将妖淫词调俱去了, 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为前提条件的, 可见其对古乐、今乐的态度虽较之前人有缓和之态, 较为圆通, 但并不等于对民间音乐的全面接受。《传习录卷上·徐爱录》载: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 存其戒而削其事, 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 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郑卫之音, 亡国之音也’。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 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 奏之乡党。皆所以资畅和平, 涵拯偲性。移风易俗, 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 世儒附会, 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泆之词, 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 是求其说而不得, 从而为之辞。”1

王守仁引用孔子批判郑声的原文来表达其对郑声的厌恶, 只不过同朱熹一样, 他也误将郑卫之声等同于《诗》中的郑风和卫风。由郑卫之声的流传又论及后来民间流行的小曲, 认为都是“淫泆之词”, 蛊惑人心, 所以坊间广为流传。由此可见, 对于不符合其标准的民间音乐, 王守仁是难掩憎恶之情的, 足见他对音乐传播的内容是有要求的, 认为必须有益于风化才是值得提倡的。

在《传习录中·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2中, 王守仁提出了“诱之歌诗”的主张——“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 即运用音乐传播的方式, 以让受众直接参与音乐传播活动的方式, 对受众予以精神、灵感上的启发, 实现寓教于乐, 获得事半功倍的教育传播效果。王守仁将儿童的天性归结为“乐嬉游而惮拘检”, 认为“使其趋向鼓舞, 中心喜悦”, 就能使其达到“进自不能已”的效果, 提倡通过音乐、娱乐、游戏等活动让儿童受到鼓舞, 以愉悦的情绪自主地投入学习, 会有很好的效果;对“鞭挞绳缚, 若待拘囚”的强迫式教育, 他予以批判。对于“诱之歌诗”的效果, 王守仁总结为“非但发其志意而已, 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 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除了前文提到的“发其志意”, 这里又提到了参与音乐实践有着宣泄情绪的作用, 能达到排解郁结之气的效果, 这是对音乐传播活动情感宣泄作用的认识。王守仁希望通过这样的作用实现“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 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 可见其目的还是为了实现礼乐教化, 只是较之前人生硬的“鞭挞绳缚”, 他采取了更为积极的举措, 有效利用了音乐传播活动中的娱乐性, 使人“不苦其难”。

王守仁对音乐, 包括音乐传播活动的认识, 总体上来讲也是以利用为主, 希望通过音乐传播活动使音乐信息中蕴含的教化内容深入人心, 在教育问题上鼓励参与音乐实践也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但是, 相较于儒家前人对古乐、礼乐一成不变的追捧, 王守仁的思想和他提出的措施都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变通, 显然更符合当时时代、社会的需求。他对音乐传播活动的认识也不再停留在只视其为教化的一种手段, 而是对其情绪宣泄、疏导心结的功能也有了一定的认识。

结语

儒家对音乐传播的社会功能有着较为深入的认识, 并且经常很好地加以利用, 提倡以音乐传播的形式实现民风的改善和思想的传播。通过对千百年来孔子音乐传播思想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传承的梳理, 我们不难看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可塑性。孔子的音乐传播思想在流传中并不是一成不变, 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 传承者往往会赋予其贴合时代特色的意义, 使其更加适用于那个时代的要求。

比如对音乐传播内容核心的要求, 就经历了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仁义”、荀子的“隆礼”、董仲舒的“道”、《乐记》的“德、伦理”、朱熹的“理”, 再到王守仁的“中和之德”的转变。后来者并没有完全继承孔子的“仁”, 而是根据时代变迁、个人理解等提出了新的说法, 但究其本质, 皆不出于对“仁”的扩展或是对“仁”的具象化。再比如对于孔子对音乐传播内容审美性的要求, 也就是对“尽善尽美”境界的追求, 后来者是全面继承并不断加以丰富的。这具体体现在他们对古乐、今乐的认识, 特别是对郑卫之音的批判中。孔子推崇“尽善尽美”的韶乐, 主张“放郑声”,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 后来者对郑卫之音的批判可谓愈演愈烈:孟子虽然有过“今之乐由古之乐”的言论, 但那只是迫于统治者威严的妥协之词, 其对郑声的真实态度与孔子并无二致;荀子将郑声斥为淫声、奸声;《乐记》将郑卫之音称为“溺音”;朱熹认为“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王守仁则将郑卫之音称为“淫泆之词”。

不同于“仁”和“尽善尽美”的传承, 孔子“复周礼”的主张, 即以“礼”作为规范音乐传播活动的准则的主张, 并没有始终得到延续。后来者中, 荀子是最看重“礼”的, 不光将“礼”作为规范音乐传播活动的准则, 而且将这种规范延伸到对音乐传播内容的要求。而进入汉代, 孔子提倡的“礼”就被逐渐淡化了, 后来者根据当朝的形势制定新的规范, 提及孔子的“礼”时, 通常只是要求像孔子提倡遵循“礼”一般来遵循新的规范。

往事越千年, 孔子的音乐传播思想固然已不完全适用于现代音乐传播秩序与模式。而且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和更新, 孔子的传播方式在当代音乐传播中也已被其他传播方式所叠加或边缘化。但是, “仁”的思想、“尽善尽美”的评价标准等, 却并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光芒, 而且体现出了永恒的魅力, 仍然可以指导当代的音乐传播与音乐实践活动, 可谓历久弥新。

参考文献

[1]董治安著《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 齐鲁书社1994年版。

[2]李纯一著《先秦音乐史》, 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

[3]李宏锋著《礼崩乐盛——以春秋战国为中心的礼乐关系研究》,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

[4]刘蓝编著《诸子论音乐——中国音乐美学名著导读》,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秦序著《中国音乐通史简明教程》, 吉林音像出版社2001年版。

[6]王光祈著《中国音乐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

[8]曾遂今编著《音乐社会学教程》,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9]曾遂今著《音乐传播学理论教程》,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儒家民本思想探析 篇9

一、儒家民本思想的基本内涵

中国古代儒家民本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 儒家思想家从社会现实的正面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文精神, 提出爱民、利民、重民、养民的思想。作为古代占据主流地位的统治思想, 儒家民本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统治阶级治国的要略, 对中国古代政治学说和君主政治实际运作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以君主民从的既定关系为前提, 讨论设君之道和治民之道, 其最终去向是通过规范君主对民的政治行为实现国泰、君尊、民安。

(一) 以调和君民关系为核心

儒家民本思想是关于君民关系的政治理论, 其核心论点是:国家为君主之本, 庶民为国家之本, 所以安定民生为政治之本。“重民”思想最早萌生于西周初年, 在春秋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重民轻神”成为社会上的普遍思潮, 《左传》中的有关论述, 都突出宣扬了“恤民以德”的主题。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继承这些宝贵资源, 系统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儒家民本思想的奠基人孔子整理出一套以“仁”为核心的学说, 其“仁爱”精神推及社会,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即为外王, 亦即“德政礼治”。他将政治和伦理相结合, 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 以德教为本, 德刑相辅, 宽猛相济。孔子还反对厚敛、攻伐与独裁, 要求统治者正己以正天下, 所谓“政者正也”, 正是对统治者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战国中后期的孟子, 极大地充实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爱学说及德政主张。在对待君民关系上, 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 他说:“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孟子立足“以民为本”的原则, 将其更多地应用于政治之中, 以内圣之学开启了外王之道, 进而提出了丰富而具体的“仁政王道”思想———这也是孟子政治学说的中心思想。孟子之后的荀子更强调民众的力量的两面性。一方面明确地提出了“上之于下, 如保赤子;下之视上, 欢如父母”的“父母官”思想, 另一方面则又提出“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的思想。他比孟子更加重视教化, 更加重视对利用民心作乱的提防。

(二) 以维护封建专制为目的

儒家所大力提倡的民本思想, 其根本立足点是出于巩固封建专制的目的。在他们看来, 民众终究是“至贱”、“至愚”的, 是“夫民之为言叶, 暝也;萌之为言也, 盲也”。其重视民众的力量, 注意民众的生计, 关心民众的哀乐, 归根究底是出于民众为统治阶级剥削的对象的考虑, 意识到不能以过度压迫的政策驱使这个被统治对象走向反面, 失去控制, 成为封建王朝的掘墓人。从其本质属性上看, 儒家民本思想是在承认民众生存前提下的带有阶级调和色彩的政治理论, 由此决定了其治国思想是实行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 是“替民做主”, 而不是“由民做主”。

(三) 以人文关怀为导向

儒家民本思想对其治国思想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指导规范意义。这就是按照“以民为本”的原则施政, 儒家普遍强调在治国管理上要体现一定的人文关怀精神, 治国目标的设定与治理方式的运用, 都必须考虑到民众的具体利益, 采取富有人性、相对温和的统治方式, 力求避免激化矛盾, 酿成冲突, 在满足统治者根本利益与照顾民众基本生存权利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 并为这种张力寻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因此, 以“德政”作为治国的最高纲领, 以“仁政”作为治国的最佳模式, 就成为儒家治国思想的必要之义和主导倾向。孔子规劝人君要“薄以待一身, 厚以待百姓”, 并进而阐发了对君主的道德规范, 从而表明了自己的人文关怀。孟子的人文关怀则体现在其民生主张上, 概而言之, 就是保民、养民、富民、教民, 施仁政于民。

二、儒家民本思想的利弊分析

儒家民本思想有其合理的方面, 因而具有永恒的理论价值, 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涵义:其一, 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其二, 君主权力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巩固, 表现在政治方面是重民意, 在经济方面是重民生, 在思想方面是重教化。然而, 儒家所大力提倡的民本思想, 其立足点仍然是出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目的, 其本质属性是主张阶级调和的封建统治理论。

(一) 儒家民本思想的合理性

在封建专制君主体制既定的前提条件下, 儒家民本思想重视民众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众的利益, 对社会进步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其一, 在政治上, 从民众的地位和作用出发, 提醒执政者要顺应民意, 实行德政, 认为民众是制约王权的一个重要因素。儒家的民本思想强调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 认为民心之向背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亡、统治者地位的安危。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统治者对民众的压迫, 在当时封建集权的背景下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其二, 在经济上, 认为统治者应当让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 制民于产, 藏富于民, 减轻徭役和赋税。孟子的民生主张中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措施,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其三, 在思想上, 重视对民众的文化教育和人格教化, 强调个人主观的道德修养。这对于改善当时社会的风气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孔子的“仁学”思想, 造就了中国“礼仪之邦”的美称, 同时也为中华民族形成自身独有的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 儒家民本思想的局限性

儒家民本思想虽有其进步性, 但是当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后就不难发现, 其实质是为了更好地统治民众并用来服务封建专制。这一本质体现了儒家民本思想的阶级局限性。也正是这种阶级局限性使得民本思想无法在理论上彻底, 进而导致其无法在实践中真正实现。

首先, 儒家民本思想是为了调节君民关系而产生的。其目的是为了使“民”更好地接受“君”的统治, 君主则在不损害封建专制统治的前提下采取一些“利民”的措施, 使民众更加心甘情愿地受统治阶级的驱使。其最终目的是“利君”。

其次, 儒家民本思想虽然标榜“重人”、“重民”, 但这种“重人”的思想又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先, 一旦个人利益或群体利益与国家利益抵牾, 都要无条件地让位于国家利益。同时, 在“君”和“民”的关系上, “民”始终处于被动消极、无所作为的一方, 其最终意义只能靠君主的统治和施舍来体现。因此, “重民”只能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统治手段, 而非最终目的。

最后, 儒家民本思想对于统治者而言, 不过是上台时巩固统治的工具。由于缺乏相应的机制限制统治阶级的权力, 儒家民本思想的政治主张只能依赖于君主的个人喜好和道德修养, 大部分都无法真正得到落实, 只能充当无力的道德说教。

三、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变

儒家民本思想里孕育着一些朴素的人本和自由因素, 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现代性转变所必需的历史资源。然而, 儒家民本思想中“以民为本”的“民”指的是抽象的人民大众, 而不是指具体的个人, 这就导致其民本思想不能成为真正惠及百姓的治国理论。在当代社会, 儒家民本思想应当吸收自由主义思想中的有益成分, 与西方人本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人本主义理论相结合。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民本思想讲德治、重民本, 与民主是不同的, 但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儒家民本思想主张重视人民的精神, 与现代民主维护人民权益的精神是相通、相顺的。因此在民主化的进程中, 我们很有必要将儒家政治文化中的精华进行时代性转换, 使其与现代民主制度相结合, 以弥补民主制度的不足, 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向前发展。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应当延续历史的逻辑, 注重利用本土资源, 实现儒家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化。

(一) 理论转变

儒家民本思想的民本是相对于君本、官本而言的, 其中所提及的“民”, 实际上是属于“类的群体”的概念, 阶级性和阶层性是民的实然属性。正如黄宗羲所言:“盖天下之治乱, 不在一姓之兴亡, 而在万民之忧乐。”此语境中所提及的“民”一般是指相对于“君”而言的普天之下的民众, 具有较宽泛的群体性意义。然而, “民”作为一个群体概念, 过于抽象, 无法包含个体的差异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 民众的利益出现新的分化, 人们的价值观日趋多元, 人们的生活方式日益多样, 公民的个人意识逐渐增强, 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西方的人本思想作为追求人的个性解放和利益权利的思想体系, 以“类的个体”为关注焦点, 并以此为理论基点和逻辑起点衍生出对人类普遍价值的颂扬, 极大地促进了对这些客观社会现实的理性思考, 儒家民本思想应吸收西方人本思想的有益成分, 将“民本”和“人本”相结合, 完成其理论上的现代转变。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其基本涵义是, 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理念是现代民主思想发展的产物, 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以人为本的基本内涵来看, 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重大转变, 也开拓了我国人本思想的新境界。

1. 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作为发展的目的。

《共产党宣言》指出, 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传统的民本思想, 往往是在统治阶层看到漠视民众利益对统治秩序产生的巨大破坏力基础上产生的, 是被动形成的, 注意满足民众短期的、现实的需要, 而就长期而言, 实际上常采取愚民政策。而以人为本, 不但要关注民生, 解决人民群众现实中的困难和问题, 而且要把人民群众作为发展对象, 通过实施科教兴国方略和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 努力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 促进每一个人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2. 以人为本就是把人民群众作为发展的动力。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 科学的发展必须充分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以人为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 把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发展和历史的主体, 相信人民群众自我解放、自我发展的能力。

3. 以人为本就是把人的发展作为衡量工作成败的标准。

如果说在传统民本思想领域, 衡量工作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巩固政权, 那么, 在以人为本理念中, 衡量一切制度是否合理、一切工作是否有效的终极标准是是否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 也就是坚持用人民的意愿这一标准来衡量一切决策, 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以人为本的理念科学地融合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和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 将二者的精髓结合起来。它的目标由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转化为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其对象由抽象的群体转化为具体的个人, 其方法从传统的道德教化转变为制定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科学的政策。这三个方面的转化完成了儒家民本思想理论上的转变。

(二) 实践转变

儒家民本思想主张重视人民的精神, 与现代民主维护人民权益的精神是相通、相顺的, 这一点就构成了儒家民本思想现代转变的理论基础。然而, 在我国当前的民主化进程中, 儒家民本思想虽然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但二者存在着本质的不同。现代民主有客观的、外在的制度作保障, 奉行让民做主, 甚至是人民自主。公民的自由和权力通过民主政治体制, 以法律的形式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在现实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可能中, 公民能够对自身的政治行为、政治目的作出最符合自身利益和意志的判断与选择, 并且对政治活动和政治利益表示极大的关注, 实现了对政治国家活动的自控权。在民主制度下, 公民可以自觉地去争取自由、人权, 主动地去争取平等幸福。民主的基本信念“自由、平等、博爱”, 是以占人口多数的广大民众的权利受到尊重为前提, 是靠法治而非法制, 更非人治, 靠规范化、制度化的制约监督机制来实现的。民主思想不承认人们之间的道德存在着差异性, 人的活动自由受到为保护他人自由规则限制的天然界限只有法律。相比之下, 中国传统儒家民本思想中, 民众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政治权力, 只能由统治者替他们做主。人民的幸福完全是依靠上天即明君的惠泽, 缺少一个规范并且执行有力的制度来保障人民的利益。儒家民本思想把伦理道德看作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 强调人人都要修身养性, 做到“慎独”。换句话说, 儒家民本思想的实现仅仅依靠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素质, 而现代民主具有客观的制度即法律保障其实行。

“正义”本身可分为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儒家思想的民本主张本身是一种实质正义, 而它的程序正义显然不存在, 因为它更多地强调思想上的教化和个人的道德修养, 希望以此来保障它的政治主张的实现。但是, 一个民本社会不能仅仅依靠道德的约束来促成, 民本主义的实现不能单纯地依赖一套抽象的实质正义, 它需要一系列的程序法则去保障。如果没有程序正义, 实质正义很快会因其不可操作性而失去。儒家民本思想应当吸收现代民主的这一有益的成分, 运用制度建设来保证自身理念的实现。

一个好的制度是一个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它可以极大限度地解放人性,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促使社会良性循环, 保证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而稳定的提高。小平同志经常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 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 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运行规则。它体现了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求, 是人选择的结果。人民群众的选择推动了制度的发展, 而制度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 从而不断解放人性。制度建设的目标是民主和法制。其中民主因素是保持社会朝着良性方向发展的要素。因此制度在建设中不能忽视民主的地位和作用, 所以说体现民主是首要目标。因此, 当前我国应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性。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是实现和谐社会所必不可少的。

现代民主作为西方的产物, 其所产生的思想基础是自由主义的传统。中国作为一个外生型民主国家, 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较为缓慢, 其民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受外来影响很大, 但它自身也有其特殊的国情。因此, 现代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实行不能生搬硬套西方国家的模式, 而应该走一条渐进的道路, 总体来说有三个步骤:首先, 要增强人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减少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依赖性, 真正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实践中, 让人民加入到政治中来, 让他们感觉到政策的制定与自己的利益休戚相关, 并且让他们拥有发言权;其次, 加强人民的政治素养和文化修养, 培养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积极投身到国家繁荣、民族振兴的大浪潮中来;最后, 逐步健全自上而下的民主制度, 从而保障和发展我们国家的民主进程。

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深远, 其中的许多思想精华在今天仍有很高的价值。在我国进行现代化民主建设的进程中, 我们很有必要将儒家民本思想中的精华进行时代性转换, 使其与现代民主制度相结合, 以弥补西方民主制度的不足, 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稳步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大政上[M].

[2]孔子.论语·学而[M].

[3]孟子.孟子·尽心下[M].

[4]荀子.荀子·君道[M].

[5]荀子.荀子·强国[M].

[6]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M].长沙:岳麓书社, 2002:227.

[7]林甘泉.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及其历史价值[M].光明日报, 2006-10-9.

[8]栾亚丽, 宋严.儒家民本思想与民主化进程[M].辽东学院学报, 2006, 6:18.

论儒家和谐思想的内涵 篇10

关键词：儒家,和谐思想,内涵

儒家思想作为积淀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凝聚,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和谐思想是儒家思想的理论精髓, 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内核。从内涵来看, 儒家和谐思想主要有仁者爱人、为国以礼和中庸之道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仁者爱人

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中儒家强调要关心他人, 即“仁者爱人”。“仁”是孔子确定的最高道德准则, 核心是“爱人”, 即对人的关心和尊重, 我们甚至把孔子的学说称作“仁学”。在《论语》中, 孔子多次从不同角度给“仁”下了定义。仁, 包括恭、宽、信、敬、惠、智、勇、忠、恕、孝等方面的内容和要求, 但又都以“爱人”为其根本立场。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 主张“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爱人不仅仅要做到爱自己和爱自己的亲人, 还要做到: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能做到这一步, 就可以收到“爱人者人恒爱之”的回报。孟子主张“仁者爱人”, 要在“仁政”上体现出来, 并认为“民贵君轻”, 赞扬重视百姓利益, 以仁义治天下的“王道”。

二、为国以礼

如果说“仁”是儒家和谐思想的本体论概念, 或者说以今天的说法叫总的指导思想基本理念的话, 那么, 儒家的“礼”则可以说是“仁”在具体社会生活实践中的操作运用。那什么是礼呢?《礼记·曲礼上》指出:“夫礼者, 所以定亲疏, 决嫌疑, 别异同, 明是非也。”所谓“礼”的就是用来区分、确认并维护古代社会中的尊卑、贵贱、长幼、亲疏等社会关系的规范。

儒家主张“为国以礼”。 (《论语·先进》) “礼”是最重要的治国工具, “治国不以礼, 犹无耜而耕也。” (《礼记·礼运》) 因此, “礼治”是儒家理想的治国模式。

在儒家看来, 通过“礼治”, 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 使人们对礼的高度认同, 养成了守礼、约礼、行礼、为礼的自觉意识和以礼自律的能力, 社会就会步入和谐、稳定、有序的良性循环, “礼”正是统治者和百姓共同维护社会关系与和谐秩序的最有效的工具。

三、中庸之道

中庸在儒家思想里既是德行, 又是方法。

在儒家看来, 中庸之道既是天地之道, 又是为人行事之道。此命题后由其再传弟子子思加以发挥, 并著《中庸》, 形成完备的思想体系。

中庸思想对传统中国民众的个人修养, 精神生活和为人处世之道及对中国的国民性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的中庸思想来源于中国原始社会的尚中思想。在长期生产实践中, 先民逐渐认识到一切事物的运动发展有一个从弱到强再到衰老, 死亡的过程, 所谓“月满则缺”“水满则溢”, 表明事物的发展有一个度的问题, 只有把握住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最佳合适的时候采取行动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 这个最佳合适的时候就是“中”。

中庸也是儒家处理问题的最恰当的方法。孔子认为, 尧舜治国有高超的智慧, 不过激, 不偏执, 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具有中庸思想方法的管理者就能做到:“在上位, 不陵下;在下位, 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 则无怨。上不怨天, 下不尤人。” (《中庸》) 孔子还说:“君子中庸, 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 小人而无忌惮也。” (《中庸》) 孔子认为, 中庸的方法本身不是拘泥不化的, “中”的标准要因时因势而移之, 无论社会诸事有何变迁, 而衡量是非的标准总是中, 总要保持中, 即“中”的原则永远不变, 但具体“中”是“时中”、“事中”, 要时时做到“中”, 事事做到“中”。这是孔子中庸思想的真谛。

结语

儒家和谐思想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宝库, 它将不断地为人类提供生活的智慧。儒家和谐思想既属于中国, 也属于世界。在上千年的历史演进中, 儒学对中华民族的心理、习俗、价值、制度等诸多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至今仍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我国改革发展、社会转型时期, 我们充分发掘、吸收和运用儒家的和谐思想, 对拓展和丰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上海:三联书店, 2005年版

[2]于春梅.儒家和谐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现代意义[J].理论探讨, 2007 (03)

[3]论中国古代儒家社会和谐思想的现代价值[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01)

[4]郑杭生.社会和谐——战略机遇期中国社会的主调[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 (06)

[5]王力.儒家社会和谐思想及其时代价值[D];吉林大学;2006年

浅谈儒家管理思想 篇11

[关键词]儒家；管理思想；指导意义

一、儒家管理思想地位

俗话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儒家思想不仅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今天，东西方文化强烈地碰撞、融合，各种管理思想层出不穷，我们对外来管理思想不能一味地排外，要以我为中心，为我所用。重要的是，我们应当重新挖掘我们古代丰富的管理思想，尤其是再审视儒家文化的管理思想中蕴涵的精辟义理，思索古圣先贤智慧对我们的启示。

儒家管理思想实质上是关于如何管理人类自身社会行为的学说。这一管理思想不仅能对人的行为、社会的准则，甚至是国家的意志的表达都能起到引导和规范作用。

二、儒家管理思想主要内容

1.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治人”。

2.儒家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对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

3.儒家对组织的独到见解。在几千年之前人们就明白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道理，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能：群、分、义。群是建立组织结构，分是实行分工，而人之所能建立组织结构和实行分工合作的根本原因是人与人之间存着“义”。

4.礼和义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当群体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义来协调，使组织高效运行。

5.对于如何管理，儒家采用的是“仁”、“德”和“礼”。“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礼”是外在的管理规则。

三、儒家管理思想其他方面

1.因材施教、知人善任

在教育的指导上，孔子结合不同学生的特点予以不同的指导。他对颜渊说：“约束自已，行为合礼就是仁”；对司马牛则说：“言语谨慎就是仁”；他对子路说：“为政关键要足食，足兵，民信。”对子张则说：“为政要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启示我们，对企业的所有员工要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进行个性化的指导，因人而异，帮助他扬长避短，更好地工作和进步。

在人才的使用上，孔子知人善任，用人所长。他说：“冉雍可以让他去治理国家”，“颜回最为好学，能做到不迁怒，不贰过”，“仲由办事果敢，子贡通晓事理，冉有多才多艺，他们治理政事都没有问题”。

孔子的思想启发我们，作为一个主管，对员工要了解、信任和体谅、因才起用，不责人细过，不求全责备，而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特长，用人得当，才会事半功倍。

2.以人为本、以和为贵

搞好企业经营需要有一个和谐的人际环境。"和"即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而不流。

孔子倡导"和为贵"，但他也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见，“和”是通过各种不同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而"同"不讲差别，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这是不可取的。在现代企业中，盲目服从，追求一致是很危险的。

企业内部的和谐，应该是包含能力、业绩上的公平竞争的和谐，而不是同事间相互排挤，倾轧，这种竞争会带来企业中人人力争上游、勤奋敬业的健康风气，从而增强整个企业的内聚力。

3.以身作则，奖罚分明

（1）在管理上，儒家思想强调领导者要以身作则。孔子说：“政者，正也，帅之以正，孰敢不正”。管理者首先严于律已，勤于工作，身先士卒，做出表率，管理者做出了好的表率，员工还有谁不认真效仿呢！在管理中“敬事而信，节用能爱人，使民以时”，做到敬业诚信，节省费用，爱护员工，有效率地领导指挥。（2）提倡制度化管理，明确赏罚，惩恶扬善。孔子的学生子路，一次在河边搭救一位溺水的人，此人后来将一头牛赠与子路以示感谢。子贡则自掏腰包为一位奴隶赎身，鲁国政府得知后通知子贡去领表彰奖金，子贡却坚辞不受。对子路夫子评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对子贡则持否定态度：鲁国不复赎人矣。他认为“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这就是说，儒家文化主张做了好事要奖励，以树立榜样和订立规则，通过奖罚分明的制度来管理员工，推进工作。在这里，儒家思想启示我们，管理者在工作中，不光要以身作则，敬业乐群，做出表率，而且要加强制度建设，推行明确有效的制度管理。

4.取长补短、兼收并蓄

中国儒家思想历来注重经世致用、知行合一。孔子告诫其弟子："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就是规劝他们少说空话，多办实事。孔子还主张"见贤思齐"，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儒家崇尚的事功精神和宽宏气度表现于管理之上，就形成了一种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实用理性。

四、儒家管理思想现实指导意义

1.举贤若渴，让人才担任管理要职。儒家很重视人才，主张让贤能的人担任重要岗位的领导职务。相比较于西方国家，我国科学技术力量比较薄弱、人才缺乏；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做到举贤若渴、知人善任。

2.自强不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儒家管理思想自强不息的理念，对激励员工和管理者具有激励和引导作用，使他们为完成自己的目标、理念而奋斗。

3.引领表率，重视领导者的表率作用。儒家很重视领导者的表率作用，认为这是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关键。我国大多数领导干部能够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勤勤恳恳地率领广大群众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冲锋陷阵；但是一部分人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化，对于这些人，应该从干部队伍中清理出去，纯洁干部队伍，从而树立领导干部的光辉形象！

4.道德约束，规范人们日常行为。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用道德意识规范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获得良好的治理，就必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作为治国主体的人民，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式管理国家，管理自己，这样国家才会日新月异！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 ，中华书局， 第1版，2006年12月1日.

[2]杨伯峻，《孟子译注》 ，中华书局， 第1版，2008年12月1日.

用儒家思想看内控制度 篇12

内控制度在国内外执行差异较大, 其实是因为东西方企业文化差异造成的, 纵观东西方企业文化的主要差异我们可以看出东方文化是建立在以“情感”为纽带的“家本位”文化基础上的, 以“和气生财”为职业要求, 以情感管理为纽带, 偏重于人的作用与价值实现。西方文化以理性思维为主, 习惯于先行动后思索, 管理以结果为导向。由此可以发现, 西方企业在管理上制度比较完善, 规则意识很强。而中国企业则在制度建设方面和规则意识方面有明显的缺陷。这种在制度执行和建设方面的缺陷, 并非其他因素造成的, 这应该是由东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现实中我们也可以验证, 德国的地铁站口是没有检票员的, 国外的许多超市是自行过磅计价的, 国际上无条件退货也是通行做法。但是这些在国内毫无疑问是无法实现的。西方的制度有弹性能做到与时俱进所以不需要人的灵活, 而中国的制度往往陈旧过时, 所以很多时候行为往往在制度外游离, 这就可以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在国内制度缺失的时候, 风险得不到控制, 制度健全了风险仍然得不到控制。

二、儒家思想对内控制度影响

西方的制度化管理模式对中国人而言, 往往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 类似中石油这样的大型国际化公司, 也是为了符合美国SEC的上市要求, 才开始推行内控制度, 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从2004年运行至今, 内控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骑虎难下的地步, 即便像中石油这种国内第一走在国际前列的企业都不能将内控建设做到有效实用, 其他国企谈何容易。究其原因, 这和中国人中庸的做人之道、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息息相关。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巨大影响, 儒家思想贯穿整个古今。儒家主张在组织中建立一种和谐的秩序, 讲求家和万事兴, 百善孝为先。因此, 在内控制度执行过程中, 关键岗位关键控制点的人往往有老好人的思想, 怕得罪人, 只要有人签字审批, 哪怕业务有问题也不明言, 这就是造成内控制度流于形式的主要原因。并非制度不健全, 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使得相同的制度中西方执行起来差异很大。

而儒家思想并非不重视制度, 却又是比较重视制度的, 儒家思想的制度就是礼。在中国法、情、理的经营法则, 便是礼的表现。礼法施行时必须合乎道理、适乎人情, 如果三者中欠缺任何一样, 便不能成礼。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理解, 无论我们引入coso框架多么规范多么科学, 但是仍然无法摆脱内控制度执行中在法、情、理三者中寻求平衡的这种中国人本质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在内控执行中, 内控表单是内控施行的实施证据, 而实际工作中表单成了样子货, 无论业务实质如何发生, 内控表单都被严格执行, 层层签字审核, 内控表单成了合法化、合规化的虚假外衣。事实证明, 并非有了完整签字的内控表单, 就能确保业务流程没有风险。关键控制点上人员的弄虚作假和粗心大意都不是建立了内控制度就能杜绝的。

内控制度的出现就是为了保证企业遵章守法, 早在内控制度这个概念出现之前, 企业原有的制度规章其实就是一种内部控制, 只是没有现在这么科学规范, 而内控制度相对于财务报告的真实性, 企业经营的合法性并不是必要条件。遵守道德规范标准, 不在于是否将他们刻印在行为准则手册上。如果国企一味的追求内控制度的形式, 却忽略了内控制度真正的目的, 最终将导致管理上的浪费还是其次, 更重要的是将使得原来已经得到落实的企业自有制度也被忽视。

三、内控制度在中国发展方向

首先, 内控制度是由人建立、执行并监督的, 内控制度的有效性会受到人的诚信和道德价值观的影响, 因此, 在控制环境方面高级管理人员要为员工树立良好的榜样, 带头执行公司内控制度要求, 对违规者按规定进行处罚, 对遵守制度好的员工则要表扬奖励。高级管理层自身除树立良好的榜样外, 还应向企业员工口头或者书面宣讲企业的道德价值观及行为准则。其次, 要强化内部审计。强化会计的监督职能。外部审计往往成了企业上下一心协调作假的惯性思维怪胎, 外部审计暴露的问题常常附在制度表面, 使企业员工觉得外部审计发现的问题都是制度制定缺陷造成的, 而真正需要监管和被审计的违纪违规很少真正被发现, 即便发现了也很少真正被处理。所以, 强化内部审计, 也就是更多更好的发挥财务的监督职能。财务人员其实比其他所有人员都更熟悉和更容易发现例外事项, 他的专业性和内控制度的目的性都决定了财务人员能更加敏锐、准确的发现问题。因此, 要逐步树立财务人员不被动配合企业做假账, 对发现的违反内控制度的事项, 财务人员要积极向企业负责人汇报并拒绝办理。这样从日常入手, 杜绝违规资金支付、杜绝例外事项成真。第三、定时定期的开会讨论, 是否应该修改旧制度制定新制度。并且要将这个修订工作制度化。确保内控制度总是最新的, 不会滞后与实际工作, 这样才能做到用制度来约束岗位约束行为。而目前我们国内做的好的企业也是一年或者几年定期修订, 使得变化总被忽视, 制度总是滞后, 修订工作的不定期和制度化就显得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