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和文化冲突

儒家思想和文化冲突（通用7篇）

儒家思想和文化冲突 篇1

“和谐社会”是一个古已有之的理念。曾经“和”在中国历史上起了促进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如今, 儒家伦理文化的和谐思想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基础和文化资源, 对儒家传统和谐思想进行继承和弘扬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一、“修身养心”含义及基本方法

1.“修身养心”内含。

“修身养心”, 这儒家认为是个人身心和谐基本方法。个人自我身心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 而要达到个人自我身心的和谐。对此, 孔子在《论语·宪问》说道“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提出了先“内圣”后“外王”的“内圣外王”之道。孟子也有类似的论述, 把修身提到治国、平天下之起点的高度, 如在《离娄上》就说道:“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 在《尽心下》也指出“君子之守, 修其身而天下平”。

2.“修身养心”的途径。

“格物外求”和“反省内求”是儒家伦理中达至“修身养心”的两条途径。“格物外求”就是通过学习和认知外在世界, 从而形成对外在世界的把握。“反省内求”就是通过不断检查自己的言行, 使自己修善成完美的理想人格, “见贤思齐焉,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通过“内省”而“改过”、“向善”。

3.“修身养心”的方法。

儒学认为“格物致知”是“修身养心”的基础, “欲诚其意者, 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诚” (引自《礼记?大学》) 。“格物致知”就是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 君子要做到谦虚好学、不耻下问, 这样才使人获得更多的提高自身道德修养, 与他人和谐相处的机会及与他人建立和谐平等的关系, 以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

“慎独”也是“修身养心”的重要方法, 即人们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 凭着高度自觉, 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 而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信念、做人原则之事。“所谓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 此正是吾心良知处。” (《传习录》) , 因此人们独处时, 言行要更加谨慎。此外, 儒家还强调通过“正己”来达到“修身养心”的境界, “正己”就是要求君子严以律己, 带头实践社会道德规范。

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思想

1. 人与人之间关系。

儒家极为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论语·学而》引有子的话说:“礼之用, 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小大由之。”把一切“礼乐教化”的目的归结为人际关系的和谐。子贡曾说:“夫子之得邦家者, 所谓立之斯立, 道之斯行, 绥之斯来, 动之斯和。” (《论语·子张》) 以能协和人际关系作为孔子受人敬仰的重要原因之一。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公孙丑下》) 即人际关系的和谐比其他任何因素都重要, 即使客观条件再有利, 如果没有人际关系的和谐, 最终也会失败。荀子认为人“力不若牛, 走不若马, 而牛马为用, 何也?曰:人能群, 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 和则一, 一则多力, 多力则强, 强则胜物。” (《荀子·王制》) 单个的人在自然面前是弱小的, 但只要人能协和彼此之间的关系, 团结起来, 就会形成强大的合力, 去征服比自己强大得多的自然物。

2.“仁爱”。

儒家把“仁爱”看作是人与人之间获得安定、团结、友爱的最高准则。“仁者爱人”, “君子笃于亲, 则民兴于仁”, 儒学认为“仁”的思想本质是“爱人”, “仁”首先要“爱亲”, 才能推广到爱其他的人。如能“推己及人”也就做到了“仁”,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能近取譬, 可谓行仁之方也。” (引自《论语·雍也》) 。这是说:自己有某种需要满足的要求, 也要推想他人会有同样需要满足的要求, 因此, “推己及人”之道也就要求能替别人着想, 他人才会为你着想, 以此推及到构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则在社会生活中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矛盾和误会, 人际关系就更为和谐。

3.“忠信”。

“忠信”是儒家特别推崇的思想。“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论语·开首篇》) 。“忠”就是诚恳待人;“信”就是“诚信”, 讲信用。孔子认为, 人生最重要的是待人谨慎讲信用, 用亲仁的态度去对待别人。孔子告诫人们:“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口, 小车无轨, 其何以行之哉。”孔子认为, 把“信”这种品质运用到政治生活中去, 才能得到别人的任用, 才能管理好国家。

三、人与社会和谐的思想

1. 人与社会的关系。

儒家认为“礼乐教化”是人与社会和谐的基本途径。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焉。” (《论语·颜渊》) 如果人人都能克己, 依礼而行, 就会成就各自的仁德, 能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 社会关系自然就会和谐。孟子基本上继承了孔子关于礼思想, 认为“恭敬之心, 礼之端也。” (《孟子·公孙丑上》) 而荀子是性恶论者, 不承认礼是人心固有之善端的外化, 而是看作外在的强制性规范和“化性起伪”的工具, 但把礼认为是协调人际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 “礼者, 法之大兮, 类之纲纪也” (《荀子·劝学》) 。

在儒家学说里“礼”有三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有别、有序。“礼者, 天地秩序也”, “序故群物皆别” (《礼记·乐记》) 所谓有别、有序, 就是有区别、讲秩序, 让每个人有自己的位置且能摆正在社会中的位置;二是恭敬、谦让。“恭敬之心, 礼也。”、“敬事而信。”用恭敬之心待人, 就得到他人的信任, 用谦让的态度做事, 就减少失误的出现;三是“和为贵”。“礼之用, 和为贵。” (《论语·学而》) 。礼的作用是“和”, 就是和谐、安定、协调。因此, 儒家认为, 人与人之间不论其身份或地位, 人人都有谋其位, 尽其责, 守其道, 安其序, 如此, 社会有其发展。

2.“礼乐教化”。

“大乐与天地同和, 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者, 天地之和也;礼者, 天地之序也。” (引自《礼记·乐记》) 。如果说“礼”是维系社会的差异性, 那么“乐”则是“宣”与“和”。“宣”就是宣泄, 通过“乐”把内心的情感宣泄出来, 情绪可以达到平和;“和”就是个人通过“乐”可以被别人了解, 达到情感的沟通, 调和人与人的关系。“乐”可以教化人心, 也是协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 具有谐和社会的作用。由此可见, 儒学主张的“礼乐教化”可以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礼”和“乐”的有效结合能够很好地约束民众, 从而使民众自觉地遵规守矩, 最终达到个人与社会的真正和谐。

四、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

1. 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 一是人与自然的统一, “天何哉?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 (引自《论语·阳货》) ;二是人的心、性与天同出一源, “尽其心者, 知其性也。知其性, 则知天矣。” (引自《孟子·尽心上》) ;三是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是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运动, “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引自《中庸》) 。依据人与自然的依赖关系, 儒家认为人类应尽物之性, 节制欲望, 使民以时、节制自然资源的开发、维持生态平衡的思想。因而“断一树, 杀一兽, 不以其时, 非孝也。” (引自《礼记·祭义》) 、“不违农时, 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 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人山林, 材木不可胜用也。” (引自《孟子·寡人之于国也》)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交融是儒家“天人合一”观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2.“天人合一”。

儒家“天人合一”是最朴素的和谐思想, 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的最高境界。儒家认为, 天地造化生养了万物, 也生养了万物之灵的人;人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 存在于天、地之间, 与自然节奏息息相关, 人不应该去征服、改造自然, 而应该认识、尊重、利用自然,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对于今天增强人类的环保意识、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儒家“修身养心”、“礼乐教化”、“仁爱”、“天人合一”等和谐理念自问世以来, 就成了炎黄子孙孜孜以求的美好向往,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里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和谐”思想———中国儒家文化精髓, 正是围绕自我身心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等方面展开的, 并且是这几种和谐的统一。

摘要：和谐思想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精髓, 和谐作为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哲学范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在古代, 儒家和谐思想体系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 儒家文化关于“和谐”的意蕴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关键词：儒家和谐思想,和谐社会,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1]傅治平.和谐社会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2]王艳华.儒家和谐思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J].理论探讨, 2007, (2) .

[3]王锦文.儒家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几点启示[J].前沿, 2007, (1) .

儒家思想和文化冲突 篇2

一、大同思想与社会经济

为什么说大同是我们至今难以企及的憧憬呢?在这里, 我们接触到的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矛盾, 就是人类理想和人类社会的动力机制的矛盾。[1]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 总是号召人们用至善消灭至恶, 实现人类的大同理想。但是, 人类社会的动力机制仍然只存在于以个体形式存在的人的欲望、情感、意志和理性的形式中, 存在于由它们发动起来的实践活动之中。人们知道, 仅仅依靠这些信条人是无法实现自己的欲望的, 这种用抽象的至善要求扼杀人的生命力学说不可能实现人类的大同理想的。中国历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同实践, 都是轰轰烈烈但又短暂的, 因为生产关系的变更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 而生产力的发展则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它不可能在小生产基础上实现“乌托邦”。这样使实现大同理想失去了可靠的物质基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来解读, 我们能发现其根源:走向大同世界之路不仅仅需要道德的提升, 更需要生产力的发展。离开生产力纯粹从生产关系角度构建大同理想社会的理论, 就陷入了实践的艰难困境。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在中国被提倡了两千多年, 西方的基督教伦理道德在西方统治了一千余年, 两者都没有建起一个大同的世界, 就是因为这种原因。

然而, 先进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因大同实践的失败而泯灭蕴藏在心中的追求公平之世的理想和斗争。站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高度, 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 继承和超越了传统的大同思想, 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提出了以先富带动后富, 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邓小平指出:“让一部分人, 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 带动大部分地区, 这是加快速度、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2]并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 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 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 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3]邓小平时代是以重新启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开始的, 其根本目的是使老百姓过宽裕的日子———“藏富于民”。我们必须承认, 这是一个伟大的改革, 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邓小平在经济建设上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正确途径和强大物质力量, 他以其独特的“共同富裕”使中国数千年来的大同理想有了实现的现实可能性。

二、大同思想与社会政治

大同思想追求的是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 真正实现了平等、公正和民本的社会, 它以一种价值取向的形式表现在人们的思想中。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 但新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不断出现, 社会不和谐因素也有了增多, 如经济发展与政府法治发展失衡, 人与自然不和谐, 收入分配失衡, 改革开放成果未能让全体成员共享;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失衡, 这就造成了价值观扭曲, 并带来道德滑坡等现象。因此, “和谐社会”唤起了人们的关注、追索与探讨, 使建设和谐社会成了党领导下的中国的必然发展道路。

“法治”, 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总结出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一种文明成果。1999年3月15日, 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增加了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被正式载入了国家的根本大法, 这标志中国已开始迈向一个崭新的法治建设时期。在这种形式之下, 主要的社会关系由民主的、公正的法律来调整, 法治的主要任务在于规范国家权力, 保障公民权利, 平衡各种社会利益。2004年秋天,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 胡锦涛主席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建立的前提则是构建法治型政府, 其实质就是按法治原则进行运作, 政府的行为应置于大众的监督之中, 即“公正”“平等”;它在本质上是一个以民为本、服从人民意愿, 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己任的政府, 即所谓的“民本”。这说明建设一个好的法治政府需要有“公正、平等、民本”的大同思想, 就治理国家和调控社会而言, 法治是最具正当性、合理性及有效性的一种方式。

春秋战国时期, 社会制度是一种宗法制, 没有现代的法律制度, 那时以礼乐、道德作为维系整个社会秩序最基本的核心理念。但孔子对于政治有其独到见解:“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也就是说, 人的荣辱观, 只靠政治和刑罚是确立不起来的。用道德来进行管理, 用礼仪法度进行统一约束, 那么, 老百姓不仅知道要有羞耻之心, 而且能遵循正道, 归附遵守正道大礼。在我们今天这样一种复合的秩序之下, 在有了以法制为准绳的制度保障的社会基础之上, 道德的力量比任何一个时代更能发挥它自己的功能。法律是社会的基础底线, 它保证了公众的权力和安全, 道德是在法制底线上对于公民自律、社会核心价值的提升。公民道德体系和法制社会的建立, 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和谐不可缺少的文化和制度环境, [4]内在伦理与外在政治的统一、复杂的权力结构与分享机制、微妙的利益差别与分配方式, 在此都显得微不足道。

三、大同思想与社会文化

政治终究只是人们安稳世俗生活的一个公共条件, 而不是全部, 对更多的社会成员来说, 在政治之外, 还有各自的生活世界和精神空间, 没有一种安顿生命的超越精神和超然态度, 生活世界和精神空间已经为政治和经济所浸透。但纵观历史, 一味诉求道德理想, 漠视其与生产力发展造成的矛盾导致的失败是我们不应当忘记的教训, 它自身固有的价值也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重要课题。

儒家大同思想讲人与人之间和睦, 不为私不为己, 同时又各得其所,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 这种思想是道德化的, 认同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以及人与人的和谐, 因而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人文精神倡导“以人为本”, 强调“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追问生命的意义”等, 唤醒、生发、提升人的“善性”, 使人在互动中达到人伦和谐和人格完善。有什么样的人文精神, 就有什么样的国民素质。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受到了西方文化的负面因素影响, “文革”又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造成极大的摧残, 再加上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 致使国民文化素质低下, 现状令人担忧:出现了诸多有悖人文理想的现象:如物欲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膨胀, 并成为某些人的人生哲学和价值准则, 进而压制价值理性, 导致人生存意义失落, 人类与环境关系紧张等, 这已成为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建设人文精神的严重障碍。儒家大同思想对历史文化使命的自觉担当所彰显的是一种主体自觉精神, 孔子深切地体认到“道之不行”的社会责任在于人们自身, 而人们的心灵给麻痹了, 以致浸淫于其中不知其味。因此, 应积极倡导一种主体自觉精神, 自觉卫道, 重新发现失落的传统并努力将之发扬光大, “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 (《论语·卫灵公》) , 其中的深意也即如此。人是道的制定者、追求者和光大者, 人只有通过的自觉努力, 才能把“道”的文化理想 (或价值理想) 转变为现实。

主体自觉精神体现在个人主体意识的确立、个人文明意识的增强和个人忧患意识的觉悟三个方面。[5]个人主体意识的确立可以使个人摆脱人身依赖关系的束缚, 使个人自主、自立、自强, 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真正个人, 这就将个人的人生意义、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有机结合起来;个人文明意识的增强使作为个体的人在经济利益突现和各种价值观念冲突中, 不放弃道德的追求及信仰, 而是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变革原有道德准则的同时, 及时对先进的道德准则加以体认和内化, 自觉地抵制各种错误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的侵蚀, 使自己成为自觉的道德文明人;个人忧患意识的觉悟指的是个人对自己命运、发展方向的关注, 更指得是个人对国家、民族的发展前景、未来命运的关注与忧思。目前, 现代人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一方面是世界化, 他们看到而且有时承受这种世界化的各种表现;另一方面是他们在寻根、寻找参照点和归属感, 他们在这两者之间左右为难。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确立明确的价值理性, 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有时甚至需要一种“用建设去破坏”的精神。从社会的角度而言, 必须建立合理的机制, 并最终做到以人文精神引导、统率市场经济, 净化社会空气。

四、结语

大同, 是一种和谐有序、温情脉脉的理想社会的蓝图。社会的进步, 由乱到治、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由落后到进步, 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人类理想和人类社会的动力机制的矛盾, 并呼唤一种个体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觉精神, 提升社会民主政治, 用人类之善战胜人类之恶, 用人类对大同世界的理想改造被个体的人的欲望、情感、意志、理性所充斥并不断滋生矛盾和痛苦的世界, 这就是“大同”学说全部的精髓。而一旦“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有了“群居和一”这一思想, 社会就有可能进入大同。

摘要：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政治中的理想社会观, 也是一种最高层次社会理想的政治设计。人类大同思想与现实社会之间的深刻矛盾, 是当代人类的一个重要课题, 大同思想作为一种积极的思想资源, 其现代意义日见明显。

关键词：大同思想,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文化

参考文献

[1]王富仁.重温大同梦[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0, (1) :31-36.

[2][3]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人民出版社, 1993, 166、277-278.

[4]于丹.于丹论语感悟[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8:81-82.

儒家思想和文化冲突 篇3

一、“天人合一”的和谐共生思想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思想的世界观基础就是中国古代朴素整体论的哲学思想, 它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关于人类与天地万物同源、生命本质统一、人类与自己生存环境一体的直觉意识的基础之上。而这种中国古代的整体论哲学思想也通常被概括为“天人合一”思想。“和谐”是“天人合一”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观, 它渗透和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儒家的“天人合一”宇宙观和道家的“天人合一”整体观在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天人关系是古代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 中国古人在看待天人关系时秉持的是一种非线性、非机械论、非二元论的系统思维。他们都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的有机系统即“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包括天地育人、天人一体、天人相通和效法天地四个方面。

1. 天地育人。

在道家的生态自然观中, 以庄子之论最为丰富和具有深度。庄子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成为中华民族哲学思想的核心。庄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或“自然”, 提出“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齐”的伦理主张。在道家看来, 万物的生存都离不开自然环境, 万物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自然而然地产生, 最后又自然而然地复归于大自然。儒家文化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 从根本上讲与道家是一致的, 自然应采取顺从、友善的态度, 以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 天人一体。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 如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朱熹的“天地万物一体”。这些观点都体现了平等对待万物的思想, 都把“天人合一”作为处理个人和社会、个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境界和主导思想。儒家伦理从根本上来说是关于“生”的伦理, “生”是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 表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自然观。儒家突出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善和谐, 认为人的自然生命与宇宙万物的生命是协调、统一的, 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 而不是征服自然、与自然对立。

3. 天人相通。

《中庸》把“至诚”看作是人、物、天地互相沟通, 达到内在统一的必由之路。我国古人认为“圣人之虑天下, 莫贵于生”, “生”便是崇尚绿色生命和人类求生存发展的道德。历代先贤都主张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 孔子和孟子提出君主不要“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 应限制田猎活动, 减少对生物种群的破坏。“俭”是老子推崇的一项重要品德, “俭”就是将人的欲望控制在“自然”范围之内, 以维持生态持续性和自然保护。

4. 效法天地。

孔子主张“道千乘之国, 敬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 (《论语·学而》) , 认为一个高明的统治者应懂得使老百姓按季节节律耕耘和收获, 不得延误农时。老子指出:“故道大, 天大, 地大, 王亦大。域中有四大, 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道德经》第25章) “治人事天, 莫若啬。” (《道德经》第59章) 意思是管理社会和对待自然最好是像种庄稼那样因势利导。

二、尊重自然的固有规律思想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主张尊重自然、兼爱万物的伦理原则, 尤其强调尊重自然的固有规律, 并以此作为衡量人的行为善恶的准绳。儒家文化也是一种生命文化, 对“生”的尊重体现在每一个层面, 在论述“仁”的概念时, 经常把道德范围 (道德行为的对象) 扩展到生物界和自然界。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 爱之而弗仁;于民也, 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他将仁爱的道德规范从“亲”推广到“民”, 又延伸到“物”的领域, 从而把珍惜爱护自然万物提高到君子的道德职责的高度。《中庸》更是明确提出, 只有平等看待人与物, 两者的关系才能趋于和谐。《中庸》甚至把“尽物之性”放在“尽人之性”之上, “尽”的意思就是实现。人想实现自己的本性, 就要让万物实现自己的本性。如何“尽性”, 也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意思是:万物同时发育而不相互妨害, 各种规律同时运行而不相违背。人与物的价值平等观, 是儒家世界观的一个重要基础。人与物只有实现了共存而不相害, 才是人类生存的一种理想境界。荀子说得更为直接:“万物皆得其宜, 六畜皆得其长, 群生皆得其命”。而王阳明认为, 人不仅要对鸟兽之死、草木摧折要有不忍之心, 对于瓦石毁弃, 也要有顾惜之情。这种对生命的尊重, 已超越了通常所说的生命。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 尊重自然的固有本性。庄子提倡“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他主张质朴混沌的大自然本身是最为完善的, 万物的生长都有自己内在的规律, 万物的存在都有自己的方式, 在利用自然资源方面要顺应自然规律, 维护社会长久发展需要。“以鸟养养鸟” (《庄子·至乐》) 即要按照鸟惯常生活的习惯来养鸟。庄子说:“物固有所然, 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 无物不可。” (《庄子·齐物论》) 因此, 自然万物在权利上没有什么差别。庄子主张:“天在内, 人在外, 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 本乎天, 位乎得。”那么何谓大, 何谓人呢?庄子举例说:“牛马四足, 是谓天, 落马首, 穿牛鼻, 是谓人, 故曰:无以人灭天, 无以故灭命, 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 是谓反其真。” (《庄子·秋水》) 这里的“天”是指天性或者说自然本性, “人”是指人为或人事。庄子认为天性蕴藏于内心, 优良品德是天然形成的, 懂得自然与人类活动的规律, 方能以顺应自然为根本, 反映了庄子尊重其他物种的生存权利的宝贵思想。

三、敬畏生命的人文主义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最具超越性的智慧, 就体现在人对自然和万物生命的尊重上。热爱生命与敬畏自然, 一直是中国人修养和天性的一部分。在生命观念上, 中国传统文化通常把生与死视为一体, 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儒家强调重生、乐生, 但在生死与仁义道德的选择上, 又突出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选择及生命价值。这种思想为传统中国人的敬畏生命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基础。老子认为, 天地万物是“道生之, 德畜之;长之育之, 亭之毒之, 养之覆之”。 (《道德经》第51章)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久者, 以其不自生, 故能长生。” (《道德经》第7章) 因此, 人类对待万物, 应“生而不有, 为而不恃, 长而不宰”, “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道德经》第64章) “衣养万物而不为主”。 (《道德经》第34章) 所以说, “故贵以身为天下, 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 若可托天下。” (《道德经》第13章) 意思是说, 人类只有能以珍重自身生命和爱护自己的身体那样去爱护天下的生命万物, 贵天下若贵其身, 爱天下若爱其身, 才能真正担当起自然界的监护者的神圣职责, 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把天下寄托给他。庄子继续了老子敬畏生命的原则, 认为生命重于富贵、财宝, 乃至天下。他说:“能尊生者, 虽贵富, 不以养伤身;虽贫贱, 不以利累形。”“重生, 则利轻。”将“尊生”置于重要位置, 提出“达生”、“遂生”、“养生”等命题。他认为“物得以生, 谓之德。”“天下有道, 则与物皆昌。”“故天下大器也, 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者也。” (《庄子·天地》) 为此, 在个人修养及人格涵养上应致力于“四心”的培育, 即对自然要有感激之心、忏悔之心、敬畏之心、谦卑之心。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中, 就把“生生” (尊重生命、长养生命) 作为人之“大德”, “天地之大德日生”。孔子把保护树木禽兽纳人到“孝”的伦理规范, 对于保护自然具有实际意义。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 他主张仁爱万物。“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无羞恶之心, 非人也;无辞让之心, 非人也;无是非之心, 非人也。” (《孟子·公孙丑上》) 倘若对其他生命体无侧隐之心, 胡作非为而无羞恶之心的话, 孟子认为其不但不是仁者, 甚至根本不能称其为人。荀子也说:“圣人者以已度者也, 故以人度人, 以情度情, 以类度类。” (《荀子·非相》) 认为尊先祖隆君师是道德之本根, 上事天下事地是教导人们因循自然规律来行事, 尊重和保护自然万物, 做大自然的忠实守护者。荀子把上事天下事地纳人伦理道德的约束框架之中, 把保护自然看作是伦理道德的内在要求, 这与当代生态伦理思想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取之有时, 用之有节”以及“天地万物, 一本之仁”等宝贵的生态思想精华。道家伦理所构建的“道法自然”生态观蕴含着尊重自然, 人与自然平等,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以及保护自然资源造福于民的生态责任意识, 为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源泉。用今天的眼光看, 这些观念无疑蕴含着非常前沿的生态伦理与生态良知。现代西方环境伦理学创始人之一的法国学者A·史怀哲 (A·Schweitzer) 在创立生态伦理学时曾吸收借鉴中国古代生态伦理的智慧。他认为:“中国哲学家孟子, 就以感人的语言谈到了对动物的同情……列子认为, 动物心理与人的心理差别不是很大, 即没有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么大。程朱反对动物只是为了人及其需要而存在的偏见, 主张它们的生存具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可见, 我国古代生态传统观念, 无论是对控制人类的生态足迹, 还是重建一种新的生态伦理, 都是一种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中的“物我两忘”、“德生敬命”等思想讲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与当代生态伦理学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取向、尊重自然固有规律的价值取向和遵奉敬畏生命的人文主义是完全一致的。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弘扬传统的生态伦理精神, 必须从文化上去重新理解人类与地球的关系, 只有当这种认知有足够的力量形成新的文化共识, 形成一种文化潮流之时, 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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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和文化冲突 篇4

所谓文化营销, 是“有意识地通过发现、甄别、培养或创造某种核心价值观念来实现企业经营目标 (经济的、社会的、环境的) 的一种营销方式。 (周朝琦等, 2002:46) ”由此可见, 文化营销的关键在于核心价值观的构建。那么, 中国社会目前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呢?发端于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思想尽管博大精深, 内涵丰富, 曾对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和观念形态产生过重大影响, 但在思想观念日益时尚、商家手段求新求变的今天, 儒家学派的价值观是否还能成为产品文化营销的焦点呢?在跨国企业纷纷抢占中国市场、西方文化日益充斥的今天, 国外产品在中国市场进行文化营销时是会保留其异域特色还是将中国传统融入其中呢?本文将从儒学的代表人物及核心思想入手, 结合文化营销的内涵和相互关系, 通过对中国酒类产品及一些国际品牌酒在中国市场上进行文化营销的手段的分析, 考量儒家思想在现今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地位及其对国外产品开拓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从而对霍夫斯塔德提出的第五个文化维度进行讨论和验证。

1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 又称儒学 (Confucian Teachings) , 是由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孔子 (Confucius) 及儒家学派的著名继承人孟子 (Mencius) 在政治、经济、哲学、伦理、教育和艺术等方面提出的思想和主张。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 在中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对礼乐文化进行反思, 把有生命力的原则发掘出来, 建构了儒家学说体系。而孟子作为儒学的继承者, 虽然已经与孔子所处的时代相距一百多年, 但是他沿袭了孔圣人劝施“仁政”的做法, 丰富了儒家学说体系。正是这两位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使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构成要素, 也使儒学至今在中国, 乃至世界都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随着全球化的逐渐深入,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正在向世界许多发达国家迈进, 但是就精神世界而言, 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上却仍然保留着世代相承的传统观念, 这也就是文化具有民族性和稳定性的原因。周朝琦等曾指出“就中华民族来讲, 几千年传统的儒家文化的熏陶, 形成了强烈的民族风格, 即使在今天西方文化的不断冲击下, 那种平和、忍让、中庸、谦恭的文化蕴涵仍然是一种主要的民族文化心态。 (周朝琦等, 2002:13) ”具体来说, 当代中国人仍然推崇仁义道德, 主张与人为善, 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 喜欢通过彼此间感情的投入与回报建立一种亲和关系。所谓“礼尚往来”、“和气生财”、“从善如流”等许多成语和俗语都表达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也体现出儒家思想的精髓在现代人心中不可动摇的地位。

2 文化营销的内涵

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 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企业出现了一种新的营销模式——品牌文化营销。它颠覆了传统意义上以有形产品为中心的营销模式, 充分利用文化动因在营销过程中的潜在作用使企业产品的竞争优势凸现出来。

关于文化营销的含义引言中已经做了阐述, 其核心任务在于价值观的构建, 而且在企业通过广告等宣传手段将产品的文化定位传达给消费者之前, 必须慎重考虑消费者的满意度问题。也就是说, 产品的文化定位是否能与目标消费群的价值观达成一致。因为只有当文化营销赢得了消费者的心理认同, 从而产生消费欲望与购买行为才能算是成功的营销策略。文化营销的真正内涵在于细心观察、甄别、培养或创建一种与目标消费群的思想意识一致的价值观。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文化与营销显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美国学者A·克罗伯曾提出过“文化”的五种含义, 其中有一条指出“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念乃是文化的核心”。而关于市场营销的定义, 著名教授菲利浦?科特勒这样界定:“个人和集体通过创造并同别人交换产品和价值以获得其所需所欲之物的一种社会过程。 (周朝琦等, 2002:49) ”菲利浦教授提出的这一营销定义从客观实际出发着眼于消费者生理的和物质的低层次需要, 然而当社会物质生活非常丰富, 消费者生活质数逐渐提高时, 消费者的价值和满足将从基本的生理满足层次更上一个层次, 即看中产品中所包含的文化价值观念。通俗地讲, 如今消费者购买商品已不再仅仅是购买“一种物的使用价值, 而是购买一种品牌, 一种文化, 一种精神、心理上的满足。 (周朝琦等, 2002:46) ”因此, 企业在宣传产品使用价值的同时还应注重某种文化价值的传输, 这样不仅使现代消费者感到称心满意, 也能使企业在正常价值之外又增加了附加价值, 同时又增强了企业品牌竞争差别优势, 可谓是互利双赢。

3 酒类产品文化营销手段的实例分析

例1:“致中和”五加皮

分析:从品名的“中”、“和”二字不难推测出“致中和”这个品牌和儒家文化有关系。《中庸》中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又云:“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相传这两句话是孔子教人调理情感的。《礼记》礼运篇中说道人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 无论哪一种情, 一旦发动, 如果不能节制, 都能令人违背本性, 丧天害理。孔子深谙人情, 于是便说了以上两句话教人先达中和之境, 然后便能率性, 即循性——依顺本性而不违背。可见, “致中和”是一种通达和谐的情感境界, 而商家将生产的五加皮命名为“致中和”显然想传达一种喝了该品牌酒之后的人就不会在情感上大喜大悲伤了身体, 继而在待人处事上都能平心静气, 心平气和。而“和”正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一种处世态度。

例2:“孔府家酒, 叫人想家。”

分析:山东曲阜是孔子的故乡, 孔府、孔林、孔庙更是名扬中外。曲阜“孔府家”集团借此东风大做儒学文章, 大兴带有儒家文化的品牌, 使“孔府家”酒连续几年成为我国出口量第一的白酒。在进行品牌文化营销的过程中, “孔府家”集团不仅为产品取了个好名, 还伴以广告语以情动人。一句“‘孔府家’酒, 叫人想家”曾让无数海外游子为之动容;也唤起了无数人心中的思乡之情。这句广告语的成功正是源于儒家思想的精髓。儒学中的“仁爱”是从家庭血缘亲情中直接引申出来的。孔子的弟子有若即把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作为“仁”的核心和基础。他在《论语?学而》中说道“孝悌也者, 其为仁之本也!”时至今日, 诸如“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百善孝为先”此类的古训始终在人们的头脑里根深蒂固, 可见儒学中的亲情和家庭观念两千多年来早已化为人们心中一种不自觉的固有意识了, 因此各大企业商家才会依靠这张“亲情”牌获取无限产品增值。

例3:REMY MARTIN——人头马一开, 好事自然来

分析:“人头马”X·O是较早打入中国市场的具有国际品质的高档酒, 当时“人头马一开, 好事自然来”这句广告语可谓家喻户晓, 尤其是后半句让中国消费者欢喜有加。之前笔者已经提到儒家学派的处世观之一就是“善”, 意为“好人、好事、好思想”。既然人们“见善如不及”, 那么对于会“自然来的好事”又怎会不喜呢?也许当中国消费者听到“人头马”的这句广告语时尚未意识到其精妙的缘由, 但是细细想来, 商家设计这句广告语之前应该是对中国消费者的传统价值观做过深入研究的。

例4:MARTELL X·O——独具慧眼, 品味非凡

分析:“马爹利”在中国市场的广告宣传中打出的口号是“独具慧眼, 品味非凡”。乍看这支广告似乎非常洋气:一切皆在西式的环境中上演, 它所要表现的理念是喝“马爹利”的人是拥有智慧, 品位高尚的, 并非凡夫俗子之徒, 其实这恰恰与儒学中三“达德”之一的“智”相契合。所谓“智”就是智慧和才能。《论语》中有“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知者动, 仁者静;知者乐, 仁者寿”之说, 还有“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愚者千虑, 必有一得”等等崇尚智慧, 贬低愚昧的名言警句, 并且这种“智”并非指与身俱来的天赋, 而是由后天进修培养而成的判断是非对错的理性和能力。时至今日, 睿智的人仍然受到人们的崇敬, 因此“马爹利”向中国大众传输的“独具慧眼, 品味非凡”的文化精神仍然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

以上实例中外酒类的文化营销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和”, “善”和“智”, 不难看出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拥有极高的文化地位。

4 结束语

从本文的实例分析中我们得出了令人欣喜的结果, 即有着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儒家思想的精髓仍然活跃在现代人的头脑之中, 甚至某些跨国企业都在积极运用这一思想体系引导中国人民的消费, 并进行思想上的跨文化交流。虽说中国经济的繁荣并非依靠任何单方面的力量, 但不可否认的是儒学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也从一个方面验证了霍夫斯塔德关于第五个文化维度的论述。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给大家在儒学与现代社会方面的研究提供些许启示。

摘要：跨文化交际学者霍夫斯塔德 (Hofstede) 在研究企业文化管理时提出了文化维度理论, 其中一条为:儒家动力论 (Confucian Dynamism) 。他指出许多东亚国家的经济之所以能够飞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儒学中的一些道德规范和价值观的应用。为了验证这一点, 该文从儒学的代表人物及其核心思想入手, 结合中外几个酒类产品的广告语, 对酒类产品的成功营销做了实例分析, 从中得出儒家思想确实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的结论。在制定诸如酒类产品的营销策略时, 儒家思想的运用不仅受到中国企业的青睐, 而且为许多跨国企业更好地开拓中国市场带来无限商机。由此, 该文从一个侧面充分验证了霍夫斯塔德所提出的关于儒学促进经济发展的论述。

关键词：儒家动力论,酒,文化营销,跨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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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沈蘅仲.熟读古文一百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4.

儒家民本思想的法律文化价值 篇5

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思想资源, 内涵丰富, 应用面广, 其基本特征是重视人的价值;儒家民本思想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体;二是人与神的关系中人是主导;三是国与民的关系中民为邦本。儒家把民本思, 发挥到行政、刑政、道德伦理等社会的各个方面;主张重视民心向背, 刑罚适中, 反对苛政与滥罚。儒家提出了“天生民而立君, 以为民也”、[1] “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2]、“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3]又如“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4]等观点。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儒家思想中, 民的地位代表着天, 在统治者之上, 尊重人的价值构成了儒家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 儒家民本思想所包含的内容, 决定了其地位和作用, 也因此而成为儒家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

其实孟子这里所说的“民”、“社稷”和“君”的关系, 就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民为邦本”的政治文化概念。

二、儒家民本思想的现代法律文化价值

(一) 儒家民本思想对现代民主的启示

儒家的民本思想重视人的价值, 尊重人的主体地位, 但是儒家民本主义扎根于宗法制中;其所包含和体现的法律精神和文化, 也是扎根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宗法制度之下。儒家的“民本”和“仁政”、“德治”是分不开的;一方面要求对“民”的关注, 主张“爱民”、“以民为本”;另一方面要求统治者施“仁政”, 行“德治”, 由此可见儒家民本思想也有在乎和尊重平民意志的一面。具体表现在:第一, 统治者必须从民利出发, 要求统治者实行“德治”、“仁政”慎刑罚、薄赋敛, 处理君民关系要做到“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5]第二, 把民意和天命等同起来, 统治者合法性受命于天, 同样也来源于民。第三, 儒家认为民心向背决定统治者得失天下。作为统治者必须做到“足食、足兵、民信”, 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信, “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6]“以力服人者, 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7]儒家思想中一条重要的规律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失民心者失天下”。因此“得人心”在统治策略中应该渗透到法治中去, 尊重公众意志, 建立民意表达的机制和渠道, 把公众意志的重要性融入到现代民主政治中去。

(二) 儒家民本思想对刑罚人性化要求

当代社会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在我国逐渐得到广泛认同, 在司法实践中, 对人性化的要求越来越高, 呈现加速趋势。人性化是刑罚理念中的一种价值取向, 其基本蕴涵是以人为本, 把人作为刑罚里面必须尊重的主体, 弘扬人的主体价值, 尊重人的权利, 以及给罪犯的以以应有的人文关怀。刑罚的目的、手段、量刑、执行, 要求既要保护受害人利益, 又要保护犯罪人作为人不应该在刑罚中失去的基本人权和人格权, 在实现刑罚的全过程中, 都要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

1.刑罚实施中加强对人权的尊重

刑罚是刑法规定的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罪的人所适用的限制或剥夺其一定权益严厉的强制性的法律制裁方法。刑罚的属性决定了对人身制裁的严厉性, 所以在司法实践首先应该依据法律的规定实用刑罚, 而且尽最大可能的给予罪犯人文关怀, 即尊重罪犯的基本人权, 这也是儒家民本思想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和体现。刑罚实施中加强对人权的尊重具体要求表现在:第一, 在立法上, 提升人在法律面前的主体性地位;通过立法来保障人权在刑罚中的实现;第二, 量刑中要人权, 对特殊人群的特殊照顾和考虑, 如孕妇女不适用死刑和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与量刑上的减轻等, 在量刑和用刑上都应该体现人性化的要求;第三, 执行刑罚时更应该体现人性化, 围绕保护基本人权和人格权来执行刑, 如罪犯的受刑能力, 死刑的执行手段等尤其需要体现人性化。

2.建立现代化的刑罚人性化理念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必然要求法制的现代化, 构建能促进社会发展的刑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刑罚作为传统的治国手段和方法, 延续到当代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 古代儒家虽主张施“仁政”、行“德治”, 但也主张用“刑政”作为治国的辅助手段, 最为典型的就是“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儒家刑罚思想是以民本论为其哲学基础, 因此其基本逻辑是:重教化反严刑, 教化、感化在刑罚之前, 儒家民本思想派生出来的法治理念对当代刑罚理念的转变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首先, 要在刑罚的价值取向上予以改变, 树立现代民主法律意识, 增强人性化在法治中体现。其包含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 从立法观念上, 凸显人的主体地位并且予以必要的尊重;第二, 刑罚的目的性应增强“民本”意识, 使其更能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第三, 从刑罚的效应上看, 公正、人性的刑罚, 更能让人民的普遍守法。要构建一个具有人性化的刑罚体系, 其次必须形成一个正义的刑罚价值体系, 公众的利益得到维护, 公众也能自觉遵守国家法律, 同时也要保证刑罚的威严不被其他权力所践踏。我国传统的泛刑化、重刑主义、刑罚万能的思想既和人类文明进程背道而驰, 也不符合我国刑法发展的价值取向。因此, 必须转变传统泛刑化、重刑主义、刑罚万能的刑罚观念。建立现代化的刑罚人性化理念, 就应该完善刑罚的价值体系。

摘要：儒家民本思想所体现的法律精神, 不仅在古代的中国发生作用, 而且延续到我国现代法律文化中和当代司法实践中;对我国当代法治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儒家民本思想,法律文化价值,司法实践

参考文献

[1]《荀子.大略》

[2]《孟子.万章篇》

[3]《孟子.尽心下》

[4]《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太誓》

[5]《孟子.尽心下》

[6]《论语.颜渊》

儒家仁爱思想与中医药文化 篇6

一、医乃仁术是中医药文化的本质界定

所谓医乃仁术,“就是指医术是一种爱人之术,是一种救人之术,是一种帮助人解除疾病痛苦之术。医乃仁术是对医学本质最简要的概括与说明,规定了医学包括仁与术两个最基本方面。”[3]尤其是中医药学,“它的起源深受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而且贯穿于中医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涉及人文学科和人文知识,如阴阳、五行、易学、哲学、道学、道德、养生等,与传统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地理、时令、生物( 药食) 、形体等共同构成了中医药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因而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双重属性。”[4]简而言之,医乃仁术是中医药文化的本质界定。

在仁与术的关系上,仁为术之体,术为仁之用,二者紧密结合,不可分割。在中医药文化中,仁是内在品质,术是实用技术。从仁的方面来说,仁以术为准则,术以仁为根据。但这并不是说二者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失去了仁的术只是徒有其表罢了,因此仁处于核心地位,术需以仁为本,术是实现仁的途径。只有术而无仁是没有意义的。可见,术需要真实的情感来充实。与此同时,仁也受到术的制约,处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之中。仁虽然超越术而对术的生成和践履具有先决性的意义和价值,但它并未取代术在中医实践中的地位和价值。

何谓“仁”? 儒家思想以“仁”为最高的价值追求。“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即合礼的流露,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者也。”[5]据于此,“仁”的最基本含义是爱。清代喻昌指出: “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求“仁”是主体的自主行为,“我欲仁,斯仁至矣。”( 《论语·述而》) 首先,主体实现“仁”的方法是践行“忠恕之道”( 《论语·里仁》) 。“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 ; “恕”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 。再次,仁与知相联系。“未知,焉得仁?”( 《论语·公冶长》) 知是一种理性品格,正所谓“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论语·子张) 博学、切问、近思属于致知范畴,而笃志则属于实践范畴,把二者结合起来,就是求仁的过程与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仁是知行合一的产物。仁不但阐释了人的本质,并从人与人、人与万物的关系中体现出来。仁从血亲之爱开始,推广到爱人,最终推广到爱物,这是“仁”的全部实现,是一个由近及远,由个体到他人、社会的逐渐展开过程。

清代医家王士雄的《言医选评》从天道的高度阐述:“医何以乃仁术称: 仁即天之理,生之原,通物我于无间。”医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在人生命中的体现,医道贯通于天道与人道。《孟子·滕文公上》: “无伤也,是乃仁术。”医乃仁术彰显儒家对生命的尊重,对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自觉承担,凸显了医学伦理观与人生价值观的统一。

二、内圣外王是中医药文化的价值目标

内圣外王是儒家的一种理想人格,也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的人生奋斗目标。“梁启超先生在《庄子天下篇释义》中将‘内圣外王’理解为‘内足以资修养,外足以经世’。他还分别给‘内圣’和‘外王’定义说: ‘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 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 ‘人格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 人格扩大到普遍,就是外王’。”[6]《论语·宪问》中子路问孔子怎样才能算是君子,孔子的回答“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历来被看作是儒家内圣外王的雏形。儒家内圣到外王的精神追求之路,使个体实现了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完美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内圣外王是中医药文化的价值目标。

君子是“仁”之精神的具体化,是儒家理想道德人格形象。君子的立身处世之本是修身,在《礼记·大学篇》中明确: “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是由内而外,由外而内的双向互动过程: 正心、诚意是端正做人的态度,确立与国家、社会发展方向相同的目标,以理性克制欲望; 致知、格物是学习的过程,认识自然、社会中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律,成人成物。明代张景岳的《景岳全书》在《医非小道记》中指出,为医需“修身心于至诚,实儒家之自治”,“必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必有真知而后有其医,医之为道,岂易言哉”。医圣孙思邈《千金要方》有云: 医有三品,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宋朝范仲淹也说过: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作为一个有为的君子,应该进则救世,报效国家; 退则救民,悬壶济世。良相是治国的,要有一套治理国家的政策和本领,良医则是治人的,也要有一套治病救人的医术。在孔子看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不仅是君子,仁者,更是圣人,连尧舜都没有做到。无论是从政还是从医,只要做一个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人就是有价值的人。

三、重义轻利是中医药文化的价值取向

儒家把义利作为划分道德善恶的价值标准,以此来指导人的行为,孟子则更为系统地阐发了义。孟子仁、义并举,提出了以“仁义”为主体的“仁、义、礼、智”等四种美德相统一的道德规范体系。《孟子·告子上》: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 恭敬之心,人皆有之;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 羞恶之心,义也; 恭敬之心,礼也; 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宜。”“仁,人之安宅; 义,人之正路也。”( 《孟子·离娄上》) 仁是人的道德精神安居之处,义是达到仁的正确道路选择,二者是体与用的关系,仁是义的归旨,义是仁的实现之路。依仁而行,有所得,有所舍,就是义。所以义是具有实践性的概念,但不是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活动,而是主体在精神领域内的道德修养活动,通过体悟达到仁与义的高度统一。

儒家的重义轻利不是为了义而舍弃利,主张先义后利,以义为利。孔子承认: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论语·里仁》) 儒家在肯定人们追求富贵是人之本性的同时,还主张以义制利,反对不义之利。儒家对利的态度是“义然后取”( 《论语·宪问》)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 。孔子严厉批判的是自私自利者,“放欲利而行,多怨”。真正的君子应当“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论语·卫灵公》) 。“谋食”是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谋道”即是对包括政治典章制度在内的人伦道德的追求。在物质利益与精神追求之间如何选择,唯以“仁”为判断标准。“谋道”才是君子之所为,即使固守清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到了汉代,董仲舒将其发展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儒家重义轻利是中医药文化的价值取向,要求医者以义为先,以廉为荣。以义为先是说医者要以救治生命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同时强调要通过合理的途径获利。如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所说: “若有疾恶来求救者……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疾。”医者不仅是一个职业,更是一项慈善事业,要怀救苦之心,淡泊名利之意,一心向善,济世于民。张仲景认为,医者要“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薄身长全,以养其生”。

摘要：中医药文化从本质上讲是构成中医药学的母体,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儒家仁爱思想使中医药文化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形成了医乃仁术的独特本质、内圣外王的价值目标和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可以说,儒家的仁爱思想彰显着中医药文化用心呵护民众健康的济世情怀。

浅谈儒家思想与廉政文化建设 篇7

一是要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廉政理念。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思是说，政府官员的伦理行为，昭示着社会的伦理导向，是整个社会道德的表率，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公仆意识，如果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能真正把自己当成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他们就一定会得到人民的拥护。这就要求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能够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教育抓好了，德治加强了，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精神境界提高了，就可以有力地防范和减少违纪违法问题的发生。

二是要进行“立志”教育。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道德一旦树立，就会变成行动的方向与动力，就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就会远离腐败与堕落的陷阱。儒家之志乃“内圣外王”，内圣，就是加强自我修养、树立理想境界、磨砺坚强意志；外王，即是服务社会、管理国家、安定群众。怎样才能做到立志呢?王明阳说：“立志就要‘收放心’”。一个人清心寡欲，矢志不渝，这是人心向上的最好状态。然而很多时候，人心是浮躁的，东追西逐，不知所至。所以，他认为，鸡鸭放出去了还要收回来，更何况是自己的心。今天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一些腐败的党员干部的良知却不知到哪里去了，就像放出去的鸡鸭牛羊，收回来难，也不想收回来了。所以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倡导树立大志，做到干大事业要抗得住诱惑，耐得住清贫，守得住寂寞。

三是要重视“知耻”教育。耻辱，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社会评价，是对那些不履行社会义务、违背社会公德、违反国家法律等各种错误行为的否定、贬斥和谴责。我国儒家文化有优秀的“知耻”的廉政观点。孔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行已有耻”；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又说：“羞耻之心，义之端也”。自我修养，应该从知辱耻开始，一旦有了羞耻之心，社会上的道德建设也就开了一个头。中国反腐败的艰难之处，正是缺少一种“知耻”反腐倡廉的文化氛围。廉政文化的缺乏和弱化必然会让腐朽文化乘虚而入，诱导和腐蚀人们的意志，误导人们的行为。比如现在一些贪官徇私枉法，怕的是刑法，就是不怕“羞耻”两字。又比如“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贫”、“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等腐败文化如果呈现出普遍化、流行化、社会化的趋势，就会导致集体性腐败、体制性腐败以及人们的羡腐心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