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文化

儒家思想文化（共12篇）

儒家思想文化 篇1

世界著名的跨文化交际学者管理学者霍夫斯塔德在调查66个国家的117, 000位IBM员工的价值观的基础上, 在研究企业文化管理时提出了文化变异性维度理论 (Cultural Dimen sions) 。被普遍引用的有四条, 即权力距离 (Power Distance)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对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 (Uncertainty Avoidance) 以及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 (Hofstede, G.1980) 霍夫斯塔德还提出了文化的第五个维度, 即儒家动力论 (Confucian Dyna mism) 。他指出许多东亚国家尤其是日本和韩国的经济之所以能够飞速增长是儒学中的一些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得以传承发扬的缘故。以中国为例, 近年来国内外企业运用各种营销手段为各自产品开拓中国市场, 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经济的飞速增长。然而激烈的竞争已经使许多商家意识到颠覆传统策略, 进行文化营销的重要性。

所谓文化营销, 是“有意识地通过发现、甄别、培养或创造某种核心价值观念来实现企业经营目标 (经济的、社会的、环境的) 的一种营销方式。 (周朝琦等, 2002:46) ”由此可见, 文化营销的关键在于核心价值观的构建。那么, 中国社会目前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呢?发端于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思想尽管博大精深, 内涵丰富, 曾对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和观念形态产生过重大影响, 但在思想观念日益时尚、商家手段求新求变的今天, 儒家学派的价值观是否还能成为产品文化营销的焦点呢?在跨国企业纷纷抢占中国市场、西方文化日益充斥的今天, 国外产品在中国市场进行文化营销时是会保留其异域特色还是将中国传统融入其中呢?本文将从儒学的代表人物及核心思想入手, 结合文化营销的内涵和相互关系, 通过对中国酒类产品及一些国际品牌酒在中国市场上进行文化营销的手段的分析, 考量儒家思想在现今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地位及其对国外产品开拓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从而对霍夫斯塔德提出的第五个文化维度进行讨论和验证。

1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 又称儒学 (Confucian Teachings) , 是由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孔子 (Confucius) 及儒家学派的著名继承人孟子 (Mencius) 在政治、经济、哲学、伦理、教育和艺术等方面提出的思想和主张。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 在中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对礼乐文化进行反思, 把有生命力的原则发掘出来, 建构了儒家学说体系。而孟子作为儒学的继承者, 虽然已经与孔子所处的时代相距一百多年, 但是他沿袭了孔圣人劝施“仁政”的做法, 丰富了儒家学说体系。正是这两位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使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构成要素, 也使儒学至今在中国, 乃至世界都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随着全球化的逐渐深入,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正在向世界许多发达国家迈进, 但是就精神世界而言, 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上却仍然保留着世代相承的传统观念, 这也就是文化具有民族性和稳定性的原因。周朝琦等曾指出“就中华民族来讲, 几千年传统的儒家文化的熏陶, 形成了强烈的民族风格, 即使在今天西方文化的不断冲击下, 那种平和、忍让、中庸、谦恭的文化蕴涵仍然是一种主要的民族文化心态。 (周朝琦等, 2002:13) ”具体来说, 当代中国人仍然推崇仁义道德, 主张与人为善, 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 喜欢通过彼此间感情的投入与回报建立一种亲和关系。所谓“礼尚往来”、“和气生财”、“从善如流”等许多成语和俗语都表达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也体现出儒家思想的精髓在现代人心中不可动摇的地位。

2 文化营销的内涵

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 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企业出现了一种新的营销模式——品牌文化营销。它颠覆了传统意义上以有形产品为中心的营销模式, 充分利用文化动因在营销过程中的潜在作用使企业产品的竞争优势凸现出来。

关于文化营销的含义引言中已经做了阐述, 其核心任务在于价值观的构建, 而且在企业通过广告等宣传手段将产品的文化定位传达给消费者之前, 必须慎重考虑消费者的满意度问题。也就是说, 产品的文化定位是否能与目标消费群的价值观达成一致。因为只有当文化营销赢得了消费者的心理认同, 从而产生消费欲望与购买行为才能算是成功的营销策略。文化营销的真正内涵在于细心观察、甄别、培养或创建一种与目标消费群的思想意识一致的价值观。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文化与营销显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美国学者A·克罗伯曾提出过“文化”的五种含义, 其中有一条指出“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念乃是文化的核心”。而关于市场营销的定义, 著名教授菲利浦?科特勒这样界定:“个人和集体通过创造并同别人交换产品和价值以获得其所需所欲之物的一种社会过程。 (周朝琦等, 2002:49) ”菲利浦教授提出的这一营销定义从客观实际出发着眼于消费者生理的和物质的低层次需要, 然而当社会物质生活非常丰富, 消费者生活质数逐渐提高时, 消费者的价值和满足将从基本的生理满足层次更上一个层次, 即看中产品中所包含的文化价值观念。通俗地讲, 如今消费者购买商品已不再仅仅是购买“一种物的使用价值, 而是购买一种品牌, 一种文化, 一种精神、心理上的满足。 (周朝琦等, 2002:46) ”因此, 企业在宣传产品使用价值的同时还应注重某种文化价值的传输, 这样不仅使现代消费者感到称心满意, 也能使企业在正常价值之外又增加了附加价值, 同时又增强了企业品牌竞争差别优势, 可谓是互利双赢。

3 酒类产品文化营销手段的实例分析

例1:“致中和”五加皮

分析:从品名的“中”、“和”二字不难推测出“致中和”这个品牌和儒家文化有关系。《中庸》中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又云:“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相传这两句话是孔子教人调理情感的。《礼记》礼运篇中说道人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 无论哪一种情, 一旦发动, 如果不能节制, 都能令人违背本性, 丧天害理。孔子深谙人情, 于是便说了以上两句话教人先达中和之境, 然后便能率性, 即循性——依顺本性而不违背。可见, “致中和”是一种通达和谐的情感境界, 而商家将生产的五加皮命名为“致中和”显然想传达一种喝了该品牌酒之后的人就不会在情感上大喜大悲伤了身体, 继而在待人处事上都能平心静气, 心平气和。而“和”正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一种处世态度。

例2:“孔府家酒, 叫人想家。”

分析:山东曲阜是孔子的故乡, 孔府、孔林、孔庙更是名扬中外。曲阜“孔府家”集团借此东风大做儒学文章, 大兴带有儒家文化的品牌, 使“孔府家”酒连续几年成为我国出口量第一的白酒。在进行品牌文化营销的过程中, “孔府家”集团不仅为产品取了个好名, 还伴以广告语以情动人。一句“‘孔府家’酒, 叫人想家”曾让无数海外游子为之动容;也唤起了无数人心中的思乡之情。这句广告语的成功正是源于儒家思想的精髓。儒学中的“仁爱”是从家庭血缘亲情中直接引申出来的。孔子的弟子有若即把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作为“仁”的核心和基础。他在《论语?学而》中说道“孝悌也者, 其为仁之本也!”时至今日, 诸如“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百善孝为先”此类的古训始终在人们的头脑里根深蒂固, 可见儒学中的亲情和家庭观念两千多年来早已化为人们心中一种不自觉的固有意识了, 因此各大企业商家才会依靠这张“亲情”牌获取无限产品增值。

例3:REMY MARTIN——人头马一开, 好事自然来

分析:“人头马”X·O是较早打入中国市场的具有国际品质的高档酒, 当时“人头马一开, 好事自然来”这句广告语可谓家喻户晓, 尤其是后半句让中国消费者欢喜有加。之前笔者已经提到儒家学派的处世观之一就是“善”, 意为“好人、好事、好思想”。既然人们“见善如不及”, 那么对于会“自然来的好事”又怎会不喜呢?也许当中国消费者听到“人头马”的这句广告语时尚未意识到其精妙的缘由, 但是细细想来, 商家设计这句广告语之前应该是对中国消费者的传统价值观做过深入研究的。

例4:MARTELL X·O——独具慧眼, 品味非凡

分析:“马爹利”在中国市场的广告宣传中打出的口号是“独具慧眼, 品味非凡”。乍看这支广告似乎非常洋气:一切皆在西式的环境中上演, 它所要表现的理念是喝“马爹利”的人是拥有智慧, 品位高尚的, 并非凡夫俗子之徒, 其实这恰恰与儒学中三“达德”之一的“智”相契合。所谓“智”就是智慧和才能。《论语》中有“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知者动, 仁者静;知者乐, 仁者寿”之说, 还有“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愚者千虑, 必有一得”等等崇尚智慧, 贬低愚昧的名言警句, 并且这种“智”并非指与身俱来的天赋, 而是由后天进修培养而成的判断是非对错的理性和能力。时至今日, 睿智的人仍然受到人们的崇敬, 因此“马爹利”向中国大众传输的“独具慧眼, 品味非凡”的文化精神仍然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

以上实例中外酒类的文化营销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和”, “善”和“智”, 不难看出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拥有极高的文化地位。

4 结束语

从本文的实例分析中我们得出了令人欣喜的结果, 即有着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儒家思想的精髓仍然活跃在现代人的头脑之中, 甚至某些跨国企业都在积极运用这一思想体系引导中国人民的消费, 并进行思想上的跨文化交流。虽说中国经济的繁荣并非依靠任何单方面的力量, 但不可否认的是儒学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也从一个方面验证了霍夫斯塔德关于第五个文化维度的论述。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给大家在儒学与现代社会方面的研究提供些许启示。

摘要：跨文化交际学者霍夫斯塔德 (Hofstede) 在研究企业文化管理时提出了文化维度理论, 其中一条为:儒家动力论 (Confucian Dynamism) 。他指出许多东亚国家的经济之所以能够飞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儒学中的一些道德规范和价值观的应用。为了验证这一点, 该文从儒学的代表人物及其核心思想入手, 结合中外几个酒类产品的广告语, 对酒类产品的成功营销做了实例分析, 从中得出儒家思想确实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的结论。在制定诸如酒类产品的营销策略时, 儒家思想的运用不仅受到中国企业的青睐, 而且为许多跨国企业更好地开拓中国市场带来无限商机。由此, 该文从一个侧面充分验证了霍夫斯塔德所提出的关于儒学促进经济发展的论述。

关键词：儒家动力论,酒,文化营销,跨文化

参考文献

[1]Hofstede G.Culture’s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 es in Work-related values[M].Newbury Park, CA:Sage, 1980.

[2]Hu Wenzhong.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Pro ceedings of China’s2nd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Com munication[C].Foreign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3

[3]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提高外交能力学问[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4]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M].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

[5]周朝琦, 侯龙文, 邢红平.品牌文化[M].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2.

[6]魏国.100个成功的品牌策划[M].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2.

[7]郑万泽, 翁思枌.熟读名言三百句[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4.

[8]沈蘅仲.熟读古文一百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4.

[9]徐醒民.儒学简说[M].青莲出版社, 2000.

儒家思想文化 篇2

黄林2008301510052电气五班

20世纪80年代，企业文化风靡全球。人们发现，精神文化就像企业机体的神经中枢和潜意识，是其凝聚力和活力的源泉。有专家预言，21世纪的企业竞争，实质上将是文化竞争。长久以来，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和核心的传统文化，已牢固地沉淀于中华民族的心理，形成长盛不衰的传统美德、人格价值及品行修养，激励着我们承担起人生责任、社会责任及时代使命。

儒家思想倡导道德文化的合理化，它指出，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是因为天生就有良知，有仁爱之心，有道德本性。“三纲”、“五伦”及“八德”，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它赋予整个社会严谨的“人伦”理念，强调人际关系秩序化，推行道德伦理、社会规范以及各种礼节，主张建立一个用礼治调节法治的德治社会。儒家思想还要求人们“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约束管制生命个体的言语行为，遵守严明的礼制，安于君臣、父子、尊卑的地位，不僭越，不逾矩，以实现那种“天人合一”的社会状态，和谐而安宁。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文化，与儒家思想有极大的渊源。对此，我们不妨探个究竟。企业文化，说大就大，说小可小。大到包括群体意识、思维方式，小到一个人的衣着打扮、言行举止。它是全员价值、需求与行为的共同写照，所有人都要参与滋育。他们的人生观——生活目的及价值，职业观——个人工作的意义，企业观——企业存在的理由。三者集合，共同构成企业价值观。企业应当整合不同观念，形成统一的道德理念及规范，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

企业文化本质是向善向上的，它塑造的是一个积极向上、诚实守信、开拓创新、恪尽职守、思路开阔、协作分工的团体。《孟子·尽心上》中有语：“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作为一个企业人，不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忠诚敬业，正所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诚实守信，是人人所希望见到的。《礼记·中庸》中也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企业所追求的诸如此类关于人的精神品格和品行修养，无一不是儒家思想的延伸、发扬和创新。

企业文化的力量非常巨大。许多事实证明，优良的企业文化至少有：

1、规范力——约束人，从心理上行为上促使员工遵章守纪；

2、导向力——号召人，引导人们把个人理想凝集成企业同一目标；

3、凝聚力——团结人，人际关系和谐有序，内聚力强，员工精诚合作；

4、激励力——鼓舞人，提升员工成就感与责任感，激励他们努力工作。

无可否认，儒家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和狭隘性。在其群体意识范畴里，人与人有着严明的层别，社会具有严格的等级化，下一层必须听从于上一层，上一层拥有决定下一层的生死权。在这种金字塔式的人文思想的影响下，权力绝大程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常常致使人治代替法治，官僚主义易于泛滥，各种指令、信息及行动自上而下进行传递、贯彻和实施，下一层处于被动局面。这对于凸现企业文化的力量，发挥团队优势，是一大障碍。如何辨证对待儒家思想，取之精华弃之糟粕，是至关重要的。

文明空前发展，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仍旧牢牢根植于人的内心，企业经营管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十分深远。一个企业的文化，只有建立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其精神源泉和

儒家文化中的“人本管理”思想 篇3

关键词仁；德；人本管理

一、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仁”与“德”

儒家管理思想以“仁”为核心，主要体现在仁爱、仁义、仁政等几个方面。孔子说：“仁者爱人”、“仁者先难而后获”、“居恭处，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也就是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要充满慈爱之心，满怀爱意，懂得知难而进才会有收获；对于处于集体中的个人而言，具备集体主义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

“为政以德”也是儒家的重要管理思想。孔子认为，管理者“为政以德”，才能“无为而治”。德治使人心悦诚服，天下无不心服地归顺于王者。可见，儒家主要是从道德教化角度来进行管理。要使一种政治措施迅速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则；要使广大人民心悦诚服地归附，管理者就要导之以德。这是要求管理者通过自身的模范行为，把一定的价值观念，灌输到组织成员的头脑中去，使之转化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而非单独通过外在约束，是通过把内在人性中最积极因素调动出来，实行内在的管理自我控制，以达到管理目标。

二、儒家的“人本管理”思想

儒家以人性论为哲学基础，主张以性善论为主的性多元论，实际上，这种人性思想符合现代管理学的人性假说。儒商以儒家的人性善和人性多元的人性思想作为管理的哲学基础，尊重人，相信人，发挥雇员的内在积极性，以“礼制”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

儒商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范蠡，春秋时期就提出“择人，和“不责于人”的用人原则。强调经济人才的作用。在古代的晋商那里，就创造出“经理制”，发挥管理人才的作用。在企业经营中，儒商注重发挥人的第一因素的作用，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把“得人心”作为发挥人的内在积极性的前提，千方百计照顾本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使职工忠实于企业。儒商以人为本的管理哲学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那就是企业管理要以人为中心，而对人的管理要以“得人心”为基础。近些年来，西方管理学兴起了“三P”理论，三P是指企业是为人的需要而存在和生产的(for the peopke)，企业是依靠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by the people)，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和人才(ofthe people)，即把人置于企业经营管理的中心地位。

三、新经济时代对我国现代企业实行“人本管理”的必然要求

当今，人类社会正进入了以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和以知识驱动力为基本特征的新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者的追求趋向于多元化，劳动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谋生手段，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把工作看成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在工作中寻求人生意义。这就要求企业更加关注、了解员工，在满足其物质需求的基础上，设法满足其精神要求，提高其满意程度，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实行人本主义管理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潮流，也是企业增强内聚力和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企业面临着空前的机遇和挑战。谁更快地吸收和拥有最新的知识，谁就会获得竞争的主动权，谁最大化发挥人力资本的效用，谁就能够赢得未来。企业要想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常立于不败之地，首要任务就是要构建现代化的人本管理体系。

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人本管理体系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人人都是管理的主体，员工既是决策的参与者又是决策的执行者；以人为本，顺应人性，尊重人格，员工不是在制度约束下被迫工作，而是自觉自愿遵守制度并愉快地工作；通过管理文化的构建，创造一种和谐、友善的工作氛围，使企业成为自我组织、自我调节、有序高效的有机整体。

具体来讲，我国现代企业应尊重每一位员工，充分听取员工的意见和建议，要让员工参与决策和制度的拟定，因人施教，培养员工的职业竞争力；企业应关心员工的成长和发展，既要满足员工的物质需求，又要注意满足他们的心理需要：管理者要善于发掘员工身上积极的一面，因势利导地帮助员工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使管理由被动变主动，让员工理解制度、规范的积极意义，主动维护和遵守，使公司和员工结成“我靠公司生存，公司靠我发展”的相互依存关系；还要充分发挥员工个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为其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机会，从而增强其归属感；宏扬群体意识和忧国忧民的高度责任感、义务感，培养员工和企业荣辱与共的感情和高度的敬业精神，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

儒家文化中的管理思想 篇4

一、儒家文化中的仁本思想

现代管理学特别强调人本思想。管理的人本理念是指管理主体在管理实践中确立并运用于管理实践的一切从人出发, 以人为根本, 旨在调动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思想观念体系。儒家的管理哲学带有鲜明的“人学”色彩, 其管理思想与现代管理中人性管理思想具有趋同性, “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理念与儒家“以人为贵”的管理思想有着十分相似的原理。儒家管理思想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体系, 其核心是人, 以人为本, 重视人在管理中的突出地位和作用。

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 它是儒家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仁”有许多种定义, 其中最重要的是“爱人”, 如“君子笃于亲”、“故交不遗”、“泛爱众”, 说的都是“仁者爱人”, 仁学的精神实质就是“爱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 仁学包括哲学、伦理、道德、宗教等一系列属于精神领域的学科, 并以仁为管理的核心, 凡事都以仁爱为原则, 将心比心, 推己及人, 互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仁”要求关心人、重视人、爱护人, “子为政, 焉用亲!子欲善而民善矣”, “道之以德, 齐之以理, 有耻且格”, 儒家管理思想不仅发现了“人”, 而且揭示了人的普遍性质———仁, 注重人的价值, “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 “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

二、儒家文化中的崇德尊贤

儒家崇德尚法的管理观点, 即从“德法”两方面进行管理。“德”即正德, 端正品德。“法”指刑法。“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儒家很明确地把德教和刑法看作是管理的两个方面, “刑以佐德助治”, “宽以济猛, 猛以济宽, 政以是和”, 因此说儒家管理思想认为, 只有德化才能将管理者的合理意图变成被管理者的自觉行动, 将管理者的管理变成被管理者的自我管理, 但德化不能代替所有, 没有优良的法度, 不足给人的思想行为以正确的引导和规范, 也就谈不上高效的管理。因此, 在重视教化德治的同时, 儒家没有放弃法刑, 提出了使用法律手段的主张。儒学的刚柔并济、恩威并用、宽猛齐施的管理主张, 对现代管理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儒家还进一步认为, 尊贤善听、群策群力是实现管理目标的保证。首先要尊贤, 儒家认为, 要做好管理, 必须是“贤者在位, 能者在职”。那么如何举贤呢?一要知人, “听其言而观其行”;二要不分亲疏, 任人唯贤不唯亲, “众恶必察, 众好必察”, 对于世俗的毁誉不能盲从, 必须深入实际, 认真考察, 弄清真相, 从而得出反映真实情况的正确结论;三要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 破格任用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四要“无求备于一人”, 对于任何一个人都不要求全责备, 君子“及其使人也, 器之”, 小人“及其使人也, 求备焉”。

三、儒家文化中的人和理念

“和, 谐也”, 指不同东西的和合与统一, 它强调不同事物、因素、成分的有机结合, 适度调整, 措置得当。儒家管理思想不断追求的目标就是和谐。“和”是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主体行为价值准则。可以这么说, 儒家“和谐”的管理思想体现出崇尚团结、讲求团队协作的价值观念。

儒家倡导“以和为贵”, 但坚持“和而不同”。要求人们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 允许存在差异性、多样性。“和中有刚, 刚中有柔, 刚柔相济”, 从社会历史观上说, “和而不同”, 要求管理者必须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管理者应具备群众观点, 具有“泛爱众而亲仁”的人本思想。

四、儒家文化中的修身自律

儒家管理思想十分重视对管理者自身素质的要求。儒家管理思想认为, 管理者的道德人格的完善, 对组织良好的社会风气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君子德风, 小人德草, 草上之风, 必偃”, “君者, 仪也, 民者, 景也, 仪正而景正;君者, 盘也, 民者, 水也, 盘圆而水圆”。因此, 管理者要不断加强自身素质, 严格要求自己, 树立自己的管理形象。加强管理, 必须强调修身, 即加强管理者的个人修养。“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

儒家管理思想在强调修身的同时, 崇尚刚健有为, “刚健而不陷, 其义不困穷矣”, “刚毅而木讷近仁”, 肯定“刚是有重大价值的管理伦理品德”。

五、儒家管理思想的应用思路

1. 儒家仁本管理思想的应用。

把儒家仁本管理思想应用于企业管理中, 首先要确立以人为中心的人本管理理念。人是系统构成要素中最活跃、最积极、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企业管理过程中, 要尊重员工的个人特性和喜好, 以员工为基点, 重视他们、关心他们。管理者如果能把员工对精神价值的追求要求调动起来, 他们就会把企业当成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定位所在, 这样, 他们才会有所作为, 个人的价值也因而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企业管理者要善于把员工的个人价值转化为集体价值, 并将其与企业的发展需求相统一, 从而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使员工和职位达成相互信赖和相互认同。

2. 儒家“为政以德”管理思想的应用。

管理者要讲求道德形象, 通过“为政以德”, 以晓喻为主要手段, 晓之于理, 动之以情, 激发员工的尊重需要。要当一名合格的、称职的管理者, 应做到: (1) 自我约束, 按章管理, 接受监督; (2) 带头遵章守法, 成为贯彻上级指示和要求的模范; (3) 公道无私, 胸怀坦荡; (4) 勤奋工作, 勇于开拓创新, 努力学习新技术。为了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 在管理过程中要通过两个方面加以体现:一是员工的职业道德, 二是企业运作的规章制度。

3. 儒家“修己安人”管理思想的应用。

管理者的管理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运行效果。儒家管理思想认为, 管理者胜任管理工作, 必须从多个方面进行学习和修养, 才能使管理者自身具有与其身份和职务相称的素质。从事管理的人要通过自我修为和自我约束才能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 即“修己”, 并且, 还要从“修己”到“安人”, 即从自我管理走向社会管理。一个管理工作者, 尤其是高层次的管理人才, 他的道德修养中还需要一个“信”, 即“诚”, 如果表里不一, 言行相悖, 则不能取信于众。所以, 管理者要“言忠信, 行笃敬”。管理者的“信”, 一是指讲信用, 二是指取得别人的信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 取信于人是管理的首要条件。“君子信而后劳其民”, 管理者要讲信用, 不仅指言而有信, 言而必行, 还指政策法规等方面的连续性。

4. 儒家“人和”思想的应用。

儒家思想对韩国文化的影响 篇5

【摘要】:中国与韩国是友好近邻 ,两国地缘相近,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关系密切。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已有近4000 年的文字可考的历史。韩国人则善于学习,总以开明的态度欢迎中国文化和现代的西方文化 ,吸收中西方文化的精华 ,创造了具有本国特色的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国儒家文化在古代朝鲜半岛就已影响深远 ,对韩国现代化和当今社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中国儒家文化;古代朝鲜半岛;韩国现代化;韩国当今社会 【Key words】：China’ s Conf ucianism;ancient Korean Peninsular;Korea’ s modernization;Korea’ s modernsociety

中国与韩国是友好近邻 ,两国地缘相近,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关系密切。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已有近4000 年的文字可考的历史。韩国人则善于学习,总以开明的态度欢迎中国文化和现代的西方文化 ,吸收中西方文化的精华 ,创造了具有本国特色的优秀文化。虽然韩国现代社会采用欧美的经济模式 ,但是其主流文化仍然是儒教文化 ,即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本文重点探讨儒家文化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 ,及其对韩国现代化和当今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延续至今 ,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儒家文化起源于我国的春秋末期 ,是由鲁国人孔子在公元前 500 年创立的。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 ,这一思想经治国安邦长期锤炼成为系统而又精纯的思想和博大而严谨的理论。儒学的历史沿革 ,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重大演变过程:(一)先秦儒学。春秋战国时期 ,儒家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孔子去世后,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 ,后来形成了儒学基本范式 ,先秦儒学奠定了中国儒学的发展基础 ,影响并规范着后世儒学。(二)秦汉儒学。汉代初期 ,前几代统治者在思想上奉行 “黄老之术”(即道家创始人黄帝和老子的学派),直到汉武帝继位后 ,在推举 “贤良对策” 时 ,采用了董仲舒的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的主张 ,儒家思想便成为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三)魏晋儒学。这个时期的哲学家大都把儒家的 《周易》 和道家的 《老子》、《庄子》 作为基本思想资料(合称之 “三玄”),以老庄思想揭示儒家经典 ,后世称之为 “玄学”。(四)隋唐儒学。在魏晋南北朝的几百年间 ,儒家思想一直处于衰微的状态 ,但伴随着隋朝在政治上的统一 ,儒家学术呈现出统一趋势 ,儒家的地位得到提升。到了唐代科举制度盛行时 ,儒学再度官学化 ,儒家经典已占支配地位。(五)宋明儒学。在宋、元、明时期 ,宋明理学是儒学的一种历史表态 ,是继魏晋把儒学、玄学改造之后 ,对儒家的佛(佛教)老(道教)化改造。这个复兴魏晋儒学或玄学的运动 ,发先声于隋唐之际 ,由唐代中期后续 ,又至两宋时期 ,程颐、朱熹重新译释 ,并对儒学作了较大改造 ,形成程朱理学。[1 ]明朝期间 ,又有王守仁阳明心学 ,究其哲学思想 ,渊源是先秦时期孟子的 “尽心、知性、知天” 及 “良知”,近源则是宋朝陆象山的 “心学”,它是在对先秦至宋明期间各种类型的 “知行说” 进行批判、继承基础上的创新。[2 ]儒家文化持续到元、明、清三朝。即使在元蒙、· 2 6 ·满清政权时期 ,儒家文化都未曾废断过 ,仍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并一直影响到当代。儒学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 ,不仅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且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也有深远影响 ,尤其在朝鲜半岛和日本 ,儒学已经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3 ]据文献记载 ,在远古时代 ,中国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就不断移居朝鲜 ,互相来往。《史记》 中有殷末周初箕子率族人去朝鲜的记载 ,称其为“古朝鲜”。[ 4 ]韩国学者张志渊认为 ,韩国的儒教始于中国殷朝的箕子。[5 ]儒学产生后 ,很早就传入东方诸国 ,其中最先传入儒学的国家是古代朝鲜。因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的朝鲜半岛(韩国人称之为 “韩半岛”)北端 ,陆地与我国山水相连 ,西南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隔海相望 ,地理位置非常接近。据学者研究 ,公元前7 世纪左右 ,古朝鲜就与我国春秋时期的齐国有了贸易往来 ,随后与燕、西汉之间也有较多贸易往来。古朝鲜人通过贸易往来接触汉字 ,汉字的传入带动了儒学的传入。中国秦末汉初 ,燕地人卫满率领移民到达朝鲜半岛西北部 ,并于公元前 194 年推翻古朝鲜政权 ,建立卫氏政权。汉人的生产技术、物质文明及文化道德再次在朝鲜半岛传播。公元前 108年 ,汉武帝发兵远征朝鲜半岛 ,灭卫氏政权 ,在半岛北部建立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 ,每郡又有若干县 ,乐浪郡为中心地带。中朝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正式拉开了儒家文化道德大量传入朝鲜半岛的历史帷幕。公元 1 世纪前后 ,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 “三国鼎立”。儒家文化道德首先传入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国 ,尔后传入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国和东南部的新罗国。据 《三国史记》 记录 ,公元前 19 — 公元前18 年 ,高句丽国的琉璃明王二子解明、好童的孝行故事 ,与透出儒家色彩的 “孝行” 故事内容相一致。据朝鲜古籍记载 ,高句丽 372 年(小兽林王 2 年),中央设立以培养官吏为目的的 “太学” , “太学” 教授儒学 ,于是儒学在高句丽国成为官方正统思想。百济与高句丽一样 ,到了公元 3 世纪 ,就有了儒学教育机关 ,并设立五经博士制度。据 《旧唐书》 中 《东夷传 ·百济》 载: “其籍有五经子史 ,又表疏并依中华执法”。南北朝时期的梁朝陆诩还专门去百济国讲学 ,传授 儒学。[6 ]新罗国接受儒学虽晚于高句丽、百济 ,但在公元 7 世纪中叶(676 年),新罗国第一次统一朝鲜半岛后 ,儒学发展得很快。新罗王在统一前就选派了留学生到唐朝首都长安学习儒学。《三国史记》载:640 年(新罗善德女王 9 年)夏 5 月 “往遣子弟于唐 ,请入国学”。统一后 ,在选派的留学生中有不少人还参加了唐朝的科考 ,如崔致远考取进士后留在唐朝担任了侍御史、内供奉官等职。据 《东文选叙》说 ,崔致远以下共有 50 多人 ,这些儒家文化的饱学之士 ,在朝鲜半岛传播儒家文化道德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公元 10 世纪 ,高丽王朝代替了新罗王朝。高丽国虽然宠信佛教 ,以佛教为国教 ,但在政治、文学方面却依赖儒教选拔官吏。光宗 9 年(958 年)高丽以唐制开设科举 ,睿宗 14 年(1119 年)设养贤库 ,从此教育和取士皆以儒学为基础。高丽初期 ,名儒崔冲(984 — 1068)致士后开私塾 ,以儒家经典育人才。尔后许多学者效仿 ,风靡全国。至此 ,儒学一时大盛 ,正统得以树立。1392 年李氏王朝代替高丽王朝 ,改国号为朝鲜 ,到 1876 年 “江华岛条约” 签订的 400 多年间 ,是儒家文化在朝鲜本国化最为彻底的时期 ,朝鲜半岛都以儒家文化道德为立国教民之本。这前期大约是中国儒学在明朝的阳明心学与朱子理学交相辉映的阶段。后期到了清朝 ,尽管清王朝是 “夷狄” 所建立的政权 ,但中国社会的儒家化达到了最高峰 ,在将自己表现为儒家君主的典范方面超过了明朝。这一点为当时朝鲜的有识之士所认同 ,如 18 世纪李朝学者朴趾源在他的 《热河日记》 中反驳了 “夷狄” 论 ,提出“师清” 论 ,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朝鲜的传播扫清了障碍。[7 ]

二、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对韩国现代化的影响

在古代 ,中国传统文化在朝鲜半岛传播中影响深远 ,在韩国现代化(韩国人称之为 “近代化”)进程中 ,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韩国文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 ,虽然有些地方与西方现代性相冲突 ,但是也有具备与现代性相通的成分 ,并具备向现代性发展的潜质。这一点 ,不仅体现在韩国现代化发轫期 ,即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奠定了韩文化基础 ,而且在韩国现代化进程中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优越性)也越来越彰显出来 ,乃至影响韩国现代社会。朝鲜近代史 ,是以 1876 年朝鲜先被迫与日本订立江华条约 ,后与美、英、德、俄订立与此相类似的条约 ,朝鲜门户被打开为界。1897 年 ,李氏王朝国王改国名为 “大韩” ,[ 8 ]1910 年被日本吞并 ,此后逐步· 3 6 ·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在此期间 ,1884 年欧美传教士开始进入朝鲜半岛传播新教 ,但此时的李氏王朝是一个高度汉化了的国度 ,儒家经典主导着这个国家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统治阶层以精通汉籍、娴于汉文汉语为荣;在教育体制上 ,只有教汉文的学校 ,没有交本土语言的学校 ,更没有洋学。本土语言是从家庭父母那里学的。本土语言的学习不被认为是教育,只有懂汉文的人才 ,才被视为是学者。无奈的传教士们只能采用 “谚文”(谚文是 15 世纪朝鲜人运用中国音韵学知识研究出来的拼音文字)翻译 《圣经》 和撰写传教书籍 ,并探索着 “谚文” 的 “罗马化” ,即引进西方的注音原则来注音 “谚文”。这表明 ,当时所推行的韩文 ,其实就是汉字与谚文相结合的一种书写方式。因而 ,一些明智的传教士们主张或支持使用汉谚混合文。再者,当时朝鲜李氏王朝已经与西方立约开放 ,虽然开始意识到学习西方文明 ,并开办西学学校以培养人才,但是这些学校仍然是按汉学规则 ,通过科举考试录用官职人员。因此 ,出现了某些外国教师因不满这种旧式管理而相继辞职的现象。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日本大力推进 “皇民教化运动”,要求所有朝鲜人尊崇天皇 ,供奉天照大神 ,学习日语 ,改姓更名。朝鲜志士则拿起儒家思想武器 — — —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号召国人奋起反抗。所有如此种种情况都表明 , “大韩”近代文化发轫也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朝鲜半岛现代史 ,以 1919 年爆发的朝鲜 “三 ·一” 运动为界,朝鲜进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新时期。在此期间 ,1945 年 9 月 3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1948 年朝鲜半岛分裂 ,8 月朝鲜南半岛成立了大韩民国 ,9 月 9 日朝鲜北半岛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朝鲜半岛的现代史,就是朝鲜半岛民众在儒家思想的鼓舞下抗击日本殖民者的反抗史。“三 · 一”独立运动拉开了朝鲜半岛现代史的序幕 ,整个运动充分显现了儒家思想的爱国精神在朝鲜半岛民众中的凝聚力。这次独立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 ,但儒家文化道德已经深植于朝鲜半岛民众思想之中 ,无法抹去。在朝鲜半岛民众看来 ,儒家文化道德是本国的传统文化 ,而日本的 “皇民殖民文化道德” 是外来文化,结果是 ,儒家文化道德胜出了。1945 年以后 ,美军进驻朝鲜半岛南部 ,带来了欧美文化道德。从那以后直至现在 ,欧美文化道德以西方影视、书刊、音像、传媒互联网为载体 ,大肆登陆韩国 ,但是韩国人又以孔子 “和而不同” 的思想加以反对。孔子的“和而不同” 思想 ,即是要承认 “不同”,在 “不同” 的基础上 ,使不同的事物形成 “和平”(“和谐” 或 “融合”)相处发展。韩国前外交部长潘基文认为 ,对于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要兼收并蓄 ,这样才能成就大的事业。韩国人也正是在现代化进程中 ,在大力引进西方市场经济、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的同时 ,清醒地看到了欧美文化中 “金钱万能”、“个人至上” 和 “人情淡薄” 等弊端 ,并尽力避免之 ,坚持以儒家文化道德治国安民 ,使韩国儒家文化道德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至今没被欧美文化道德所同化。进入 20 世纪后半叶后 ,作为东北亚地区国家之一的韩国 ,其现代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了。韩国发挥密集型技术人才的优势 ,抓住机遇 ,紧追日本 ,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韩国经济起飞为何如此之快 ? 固然有经济一体化以及美国大力扶植等因素 ,给这个国家带来了良好的竞争氛围和发展机遇 ,但这些只是外在条件。韩国经济发展神速 ,还有其内在原因。韩国经济起飞的运作在人 ,人才密集和人口素质的提高确属内在原因之一 ,然而人口因素最终又离不开文化的养育 ,这还需要从韩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去探究。韩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在古代 ,朝鲜半岛人民就大量学习中原汉文化。到了近代 ,韩国在经济上又全面学习日本 ,并全套学习日本的科学管理技术。到了现代 ,韩国又全方位向欧洲开放 ,特别是虚心学习美国。他们一方面提倡世界化(实际是向美国看齐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又保护和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后者做得甚至比中国还好 ,韩国在保护中华传统文化方面有功。从小到集体的人与人之间 ,大到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支柱 ,每一步都渗透着儒家文化的传统素质。以儒家精华为基础的韩国人精神及其思维模式 ,还强调人在社会中的关系 , “群体内的和谐” 与“群体外的竞争” 密切结合 ,使得韩国国内稳定不乱 ,又能在国际经济发展中大显身手 ,促使其综合国力名列前茅。[9 ]韩国从 20 世纪 60 年代经济起飞开始 ,总统朴正熙就运用儒家 “忠” 的思想指导经济。从韩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 ,不难发现儒家思想与经济生活密切结合的几个特征:一是中央集权的政治观 ,二是忠孝一致的伦理观 ,三是重农抑商的经济观。中央集权的政治更便于后进国家动员全国力量(包括人力和物力资源)来完成经济起飞的任务 ,忠孝观念培养了团队和集体忠诚奉献精神。只是儒家思想指导下的重农抑商的农本主义观念似乎与韩国经济发展不相适应 ,甚至与韩国人表现出来的商品意识· 4 6 ·水火不相容 ,但是韩国人有意识地寻找到了两者的结合点,创造性地吸收传统的有用之处并在韩国近代化的民族主义伦理下 ,由政府主导经济增长 ,实践证明是成功的。这就是 “东亚发展模式” 的典型 ,即朴正熙时代的政府主导型的韩国经济发展模式 ,这个模式也可被称为 “儒家资本主义”。[10 ]所以说 ,在儒家文化奠定国内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基础上 ,结合鼓励个人竞争的西方文化的积极成分 ,带来了在国家经济建设中产生巨大的生产力 ,最终成就了韩国的现代化。韩国学者金日坤认为 ,韩国经济现代化的成功根源,在于具有历史稳定的儒家文化,是当今的韩国保持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和秩序。韩国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 ,所参照的系统是欧美的经济模式 ,但其背后一直是儒家文化作为潜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深深地影响着韩国人的意识和行为。儒家文化已经成为朝鲜半岛韩国人救亡图存、凝聚民族精神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动力。

三、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对韩国当今社会的影响

韩国是一个典型的以儒家文化(韩国人称之为“儒教文化”)为根基的国家 ,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在韩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其文化资源被充分发掘和利用造福于人民 ,至今仍然对韩国当今社会产生很大影响。在行政、执法、敬祖、宗族、乡校及学生中 ,仍然可以感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底蕴。韩国在接受中国文化之后 ,又将其逐渐发展成为符合本国特点和具有独创性的文化和传统。当今韩国现实社会受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显现出来:(一)在思想教育层面上 ,儒教文化得到重视和

传承。韩国儒教文化的特征主要是受先秦儒家思想的影响。由孔子、孟子创立的儒学的基本特征在个儒教文化发展过程中都没有改变 ,其原来的特征和本质在韩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强化。以近100 年韩国儒学研究为例 ,早在日本帝国殖民时期开始就有以张志渊为首的儒教研究;1925 年后 ,各大学相继开设儒家哲学、道家哲学、佛教哲学、印度哲学和清代哲学课 ,开始这方面的研究;解放后 ,还有研究道家、佛家、阳明学的著述问世。然而 ,据韩国哲学研究会的调查统计 ,在 1945 — 1992 年间 ,有关传统哲学研究成果的著述中 ,研究儒家、道家、佛家的著作数量的比例约为 240 ∶70 ∶4 ,论文数量为1 100 ∶385 ∶17。这个事实足以说明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已在韩国哲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传承儒教文化方面 ,教育界也有所反映。韩国从 1960 年起 ,就把儒家文化道德列入大、中、小学的教育科目 ,旨在使儒家文化道德代代相传。在初中设立的 “道德课” 上 ,要求学生在家 “敬老孝亲”;在学校 “尊敬师长”,同学之间要 “互敬互爱、团结协作”;在社会上要注意 “人际关系及各种礼节” 等。韩国对大学生的 “国民伦理课”,其主讲的 “韩国传统思想的源流”,教育学生继承传统的儒家文化道德和“思想开化” 的内容 ,也是在继承儒家文化道德的基础上 ,再开化 “自主自立思想” , “固本强国”。

(二)在伦理道德的层面上 ,儒家文化是社会和个人行为的准则。

儒家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与价值的体系。它是影响韩国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当今韩国 ,儒家文化价值观念在国民精神中还保持着支配地位。韩国高丽大学在编写的 《韩国民俗大观》 序言中说: “至今 ,儒教在韩国社会中还占有绝对的比重 „„事实上 ,儒教不仅仅改变了人的思想和性格 ,而且使社会构造、习惯、制度也发生了大的变化。所以 ,在当今现代化、西洋化的风潮中 ,韩国在东洋三个国家中仍然是一个父家长制、血缘主义最强的社会。韩国所具有的纯韩国人式的性格、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皆以此为准绳。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社会的基底。” 在韩国当今社会所通行的伦理道德原则中基本上以儒家文化为价值标准 ,如今联合国秘书长、韩国人潘基文尊孔子为精神导师 ,他说: “在我的一生中 ,我一直在受到孔子和孟子思想的影响。目前 ,孔子的很多教诲仍在为我指引方向”。他一直在努力从 《论语》 等中华文化经典中汲取智慧、经验和为人处事的原则 ,无论是履行公务 ,还是处理个人私事都是如此。[11 ]韩国人至今仍然尊奉孔子为 “万师之宗”、“万世之表”。韩国每年都举行祭祀孔子的 “释典大祭”。这不仅是教育界的意识 ,也是韩国民众的意识。据韩国权威人士估计 ,现在韩国近80 %的人信奉儒教或受过儒教思想的熏陶。孔子不仅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2005 年 7 月 ,中国 “孔子学院” 在韩国挂牌。2006 年 6 月 ,延边大学在韩国设立忠北大学孔子学院 ,韩国人对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热情不减。韩国人的儒教伦理道德还表现在家庭内。这方面 ,韩国的家庭孝道堪称一绝。韩国把孔子的 “礼”和 “孝” 紧密地联系起来 ,并落实到家庭民俗上 ,使家· 5 6 ·强烈冲击韩国 ,但只有家庭是攻不破的堡垒 ,并在东方文化的伦理体系中自我发展和完善 ,是韩国东方优秀传统道德的一道风景线。韩国仍然保留着如前所述的父家长制 ,即使因就业的需要 ,时有年青小家庭分居,但周末团圆、遇事全家商讨、逢节全家祭祀的民俗习惯还保持着。父慈子孝、尊兄爱弟、夫妻和睦、妯娌互助至今蔚然成风。这些传统儒家文化倡导的行为规范 ,是家庭和睦、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保证。韩国还把孟子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的关系推而广之于亲友、邻里、社会 ,使整个国家在 20 世纪先后遇到的战争、金融等危机面前有条不紊。

(三)在国家决策层面上 ,儒教文化又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和对外贸易的准则。

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有着极其丰富的营养 ,其中先秦诸子百家、道教以及外来佛教、伊斯兰教、萨满教等都是对韩文化的补充 ,但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儒家文化的精髓是 “和谐”、“和平”。《尚书》 讲的 “惟德动天 ,无远弗届” ,孔子讲的 “和为贵”,孟子讲的 “大同” 等都是 “和平” 精神的体现。韩国人深得儒家文化之精髓 ,以儒家 “和为贵” 和 “仁者爱人” 的思想 ,凝聚民族精神 ,促进国家兴旺发达 ,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力避极端。前些年,每当美、日在朝核问题上动不动就要制裁朝鲜 ,甚至以武力相威胁时 ,韩国都坚决反对 ,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实现民族和解。这是用儒家思想培育出来的民族精神的体现。总而言之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 ,虽然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过冲击 ,但其合理的内核至今仍大放异彩。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剔其糟粕 ,吸取精华 ,借鉴韩国经验 ,使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参考文献】

[1 ]

曾志.哲学引论[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3.1008398.[5 ]

金柄珉 ,金虎雄 ,姜淳和.朝鲜223.[7 ]

儒家思想文化 篇6

[关键词] 儒家思想 企业文化 企业家 协同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儒家思想，它既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国家统治和社会引导的主要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同时也是占据中华民族统治史两千多年、在不自觉中影响决定人们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人生观的重要因素。在当代，已经有很多的学者就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进行了探讨。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作用于企业文化的同时，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离不开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延展。两者相容相进，相辅相成。这种协同关系作用并伴随着现代企业不断成长，从倡导“以人为本”、“诚信经营”到“团队精神的培养”和“”的管理思想，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的萌芽都在现代企业文化中点滴体现出来。如何把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儒家思想和左右企业发展远景与使命的企业文化的协同关系有效地运用于企业管理过程中，促进企业的长效发展，提高企业的管理效能是我们在现阶段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儒家思想的主要思想内涵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孔子的主要论著和思想中都提到了以“仁爱”为统治和管理的基本思想，主张“以民为本”、“以和为贵”、“为政以德”。所谓“以民为本”即是认为人民为封建社会统治者管理的根基，是一切管理行使的基础。儒家思想中极为重视人的作用，主张“天生万物，以人为贵”。唐太宗时期，大臣魏征曾警示太宗皇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提醒他在统治国家时应该时时注意到人的作用。“以和为贵”则是儒家思想中中庸思想的具体体现，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都是在强调儒家思想中提倡和谐，注重中庸的思想体现。另外，孔子认为封建统治者想要“为政以德”必须具备“信”的要素。所谓“国不可无信，人不可无信”，诚信成了儒家思想治国齐家的根本。无论“以人为本”、“以和为贵”，还是“以诚为重”都是发自于儒家思想的“仁”、“爱”，都在强调一种以人为本、诚信经营、协调发展的思想，这些观点正同现代企业管理思想不谋而合。

儒家文化适合于现代管理需要主要表现在儒家文化并没有把个人与社会、自我与集体的关系孤立与隔离起来,而是沿袭了中华民族的伦理观念与归属观念，这些认识对于以人为基本管理对象的现代企业文化来说无疑是宝贵的历史财富和亟待继承与发展的宝贵遗产。

二、企业文化塑造已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

企业文化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以来，就被誉为企业发展的“第二只看不见的手”。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全新的企业管理理念，是以形成最佳的经营管理为目的，以人本管理为主体，以对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共识和企业经营目标的认同为基础，以形成团队意识和企业精神为核心、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的崭新的企业管理理论。企业文化是企业和职工共同自觉遵循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它以形成最佳的经营管理机制为目的，是企业赖以发展的灵魂和支柱，是企业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三、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协同关系

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协同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以人为本”的思想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

以人为本是企业管理思想的精髓，企业要在市场的大潮中做一个成功的弄潮儿，靠的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以人为主要对象的企业文化凝聚力的强弱。以人为本在企业的环境中主要是指两类人，即企业内部的最高层领导——企业家和企业内部的最基本单元——内部员工。

(1)作为企业灵魂的企业家。

企业家是一个特殊的组织群体，是具有创新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的综合体，同时，也是企业文化创新与发展的特殊载体。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作为企业精神的倡导者和化身，能够根据企业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新特点，提炼和概括出企业的价值观念和崇高目标，让广大员工认可并心悦诚服地自觉朝着共同的目标奋斗。

(2)作为基础力量的员工

员工是企业的基础力量，是企业全部工作的承担者和完成者。每个员工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每个员工对于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的理解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差异。提倡“以人为本”就是要使所有员工学会求同存异，在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大局利益发生冲突时达成共识，以企业发展为最根本的奋斗目标。另外，提倡人性化管理也要注重员工的参与程度、情感尊重、团队意识培养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使他们自觉地构建企业文化。

2.诚信的理念贯彻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部过程

“诚信经营”是现代企业提倡的经营管理理念之一，也是儒家思想中“信”的体现。诚实守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所谓“信”也可以用儒家所说的“生财须有道”来解释，即我们平时所说的“生财有道”。企业存在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可能会受到种种不良因素的侵袭，我们现在提倡要贯彻“诚信”的理念就是要做到维护良好的经营环境，自觉形成守信不移,童叟无欺的局面。如果耍手腕,搞欺诈,企业就不可能正常经营下去。

3.企业团队中和谐共进的团队精神

“ 团队精神”是近年来管理界颇为提倡的一个概念,它讲求组织内部的成员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高级管理层之间、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都要保持一种和谐的合作关系。儒家思想中提到的“和为贵”的思想即是要求人们做事不走极端,求大同而存小异。

团队精神是企业文化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当代中国企业家应经开始注重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的培养，他们注意关心员工的情绪，定期组织管理层和员工共同参加活动，定期召开管理层和员工代表的讨论会，使员工有机会发表自己对于企业发展的观点和看法，从而达到管理者和员工对企业的“共同管理”。

四、结束语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现代企业的竞争越来越反映在文化的比拼上。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量始终在不断发展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上保持积极而正确的态度，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立足于儒家思想的背景,用传统文化氛围和文化价值去管理企业,为企业创造价值,并借鉴西方优秀的企业文化管理经验和方法，不断完善和创新更具特色更加高效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7

[2]汪宇燕:论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9第3期

[3]黎敏:论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第4期

[4]张绍学:以人为本:儒家爱民与现代管理的核心.昆明: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5]刘云柏: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6]罗瑛:论企业家与企业文化的协同关系.商业时代?理论2005第33期

儒家仁爱思想与中医药文化 篇7

一、医乃仁术是中医药文化的本质界定

所谓医乃仁术,“就是指医术是一种爱人之术,是一种救人之术,是一种帮助人解除疾病痛苦之术。医乃仁术是对医学本质最简要的概括与说明,规定了医学包括仁与术两个最基本方面。”[3]尤其是中医药学,“它的起源深受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而且贯穿于中医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涉及人文学科和人文知识,如阴阳、五行、易学、哲学、道学、道德、养生等,与传统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地理、时令、生物( 药食) 、形体等共同构成了中医药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因而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双重属性。”[4]简而言之,医乃仁术是中医药文化的本质界定。

在仁与术的关系上,仁为术之体,术为仁之用,二者紧密结合,不可分割。在中医药文化中,仁是内在品质,术是实用技术。从仁的方面来说,仁以术为准则,术以仁为根据。但这并不是说二者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失去了仁的术只是徒有其表罢了,因此仁处于核心地位,术需以仁为本,术是实现仁的途径。只有术而无仁是没有意义的。可见,术需要真实的情感来充实。与此同时,仁也受到术的制约,处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之中。仁虽然超越术而对术的生成和践履具有先决性的意义和价值,但它并未取代术在中医实践中的地位和价值。

何谓“仁”? 儒家思想以“仁”为最高的价值追求。“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即合礼的流露,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者也。”[5]据于此,“仁”的最基本含义是爱。清代喻昌指出: “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求“仁”是主体的自主行为,“我欲仁,斯仁至矣。”( 《论语·述而》) 首先,主体实现“仁”的方法是践行“忠恕之道”( 《论语·里仁》) 。“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 ; “恕”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 。再次,仁与知相联系。“未知,焉得仁?”( 《论语·公冶长》) 知是一种理性品格,正所谓“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论语·子张) 博学、切问、近思属于致知范畴,而笃志则属于实践范畴,把二者结合起来,就是求仁的过程与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仁是知行合一的产物。仁不但阐释了人的本质,并从人与人、人与万物的关系中体现出来。仁从血亲之爱开始,推广到爱人,最终推广到爱物,这是“仁”的全部实现,是一个由近及远,由个体到他人、社会的逐渐展开过程。

清代医家王士雄的《言医选评》从天道的高度阐述:“医何以乃仁术称: 仁即天之理,生之原,通物我于无间。”医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在人生命中的体现,医道贯通于天道与人道。《孟子·滕文公上》: “无伤也,是乃仁术。”医乃仁术彰显儒家对生命的尊重,对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自觉承担,凸显了医学伦理观与人生价值观的统一。

二、内圣外王是中医药文化的价值目标

内圣外王是儒家的一种理想人格,也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的人生奋斗目标。“梁启超先生在《庄子天下篇释义》中将‘内圣外王’理解为‘内足以资修养,外足以经世’。他还分别给‘内圣’和‘外王’定义说: ‘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 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 ‘人格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 人格扩大到普遍,就是外王’。”[6]《论语·宪问》中子路问孔子怎样才能算是君子,孔子的回答“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历来被看作是儒家内圣外王的雏形。儒家内圣到外王的精神追求之路,使个体实现了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完美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内圣外王是中医药文化的价值目标。

君子是“仁”之精神的具体化,是儒家理想道德人格形象。君子的立身处世之本是修身,在《礼记·大学篇》中明确: “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是由内而外,由外而内的双向互动过程: 正心、诚意是端正做人的态度,确立与国家、社会发展方向相同的目标,以理性克制欲望; 致知、格物是学习的过程,认识自然、社会中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律,成人成物。明代张景岳的《景岳全书》在《医非小道记》中指出,为医需“修身心于至诚,实儒家之自治”,“必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必有真知而后有其医,医之为道,岂易言哉”。医圣孙思邈《千金要方》有云: 医有三品,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宋朝范仲淹也说过: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作为一个有为的君子,应该进则救世,报效国家; 退则救民,悬壶济世。良相是治国的,要有一套治理国家的政策和本领,良医则是治人的,也要有一套治病救人的医术。在孔子看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不仅是君子,仁者,更是圣人,连尧舜都没有做到。无论是从政还是从医,只要做一个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人就是有价值的人。

三、重义轻利是中医药文化的价值取向

儒家把义利作为划分道德善恶的价值标准,以此来指导人的行为,孟子则更为系统地阐发了义。孟子仁、义并举,提出了以“仁义”为主体的“仁、义、礼、智”等四种美德相统一的道德规范体系。《孟子·告子上》: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 恭敬之心,人皆有之;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 羞恶之心,义也; 恭敬之心,礼也; 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宜。”“仁,人之安宅; 义,人之正路也。”( 《孟子·离娄上》) 仁是人的道德精神安居之处,义是达到仁的正确道路选择,二者是体与用的关系,仁是义的归旨,义是仁的实现之路。依仁而行,有所得,有所舍,就是义。所以义是具有实践性的概念,但不是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活动,而是主体在精神领域内的道德修养活动,通过体悟达到仁与义的高度统一。

儒家的重义轻利不是为了义而舍弃利,主张先义后利,以义为利。孔子承认: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论语·里仁》) 儒家在肯定人们追求富贵是人之本性的同时,还主张以义制利,反对不义之利。儒家对利的态度是“义然后取”( 《论语·宪问》)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 。孔子严厉批判的是自私自利者,“放欲利而行,多怨”。真正的君子应当“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论语·卫灵公》) 。“谋食”是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谋道”即是对包括政治典章制度在内的人伦道德的追求。在物质利益与精神追求之间如何选择,唯以“仁”为判断标准。“谋道”才是君子之所为,即使固守清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到了汉代,董仲舒将其发展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儒家重义轻利是中医药文化的价值取向,要求医者以义为先,以廉为荣。以义为先是说医者要以救治生命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同时强调要通过合理的途径获利。如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所说: “若有疾恶来求救者……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疾。”医者不仅是一个职业,更是一项慈善事业,要怀救苦之心,淡泊名利之意,一心向善,济世于民。张仲景认为,医者要“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薄身长全,以养其生”。

摘要：中医药文化从本质上讲是构成中医药学的母体,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儒家仁爱思想使中医药文化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形成了医乃仁术的独特本质、内圣外王的价值目标和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可以说,儒家的仁爱思想彰显着中医药文化用心呵护民众健康的济世情怀。

儒家思想文化 篇8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礼”,影响

一、儒家文化“礼”的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

(一) 儒家文化“礼”的思想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化资源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以文化为依托和基础, 需要构建文化载体并以此来推进思想政治研究和实践的开展。因为思想观念和政治理念是融入文化之中, 并且是通过某种文化形式得以体现的, 所以有专家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还是一种文化教育。文化的传承性使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远离传统, “教育是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一种生命机制, 没有文化传统就不会有教育, 因为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 这就注定了教育必须以传统为前提, 为基础。”实际上, 思想政治教育虽然是新时代的新产物, 但它并不是凭空创造的, 不是空中楼阁。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形成的, 所以它必然存在对传统教育的传承与转化。

儒家文化“礼”思想中的理想人格培养理念有助于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儒家文化提倡君子应“志于道”, 视“道义”为最高的价值目标。孔子说:“朝闻道, 夕死可以。”孟子也主张:“舍生取义”。儒家文化将“道义”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 也将它作为“成人”的根本标准。“使人从被世俗功利所压迫和扭曲的痛苦中解放出来, 从而达到完善的人生境界。”另一方面, 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中的道德教化思想有助于强化思想道德教育。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将道德教育作为基础内容, 正是认识到了“良好的道德品质不仅是国家社会对个人的期望和要求, 也是个体自身健康成长的内在需求, 它对每个人的学习、生活、工作产生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二) 儒家文化“礼”的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有着重要启示

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中蕴含的教化理念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 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儒家思想主张道德教化与道德实践结合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有着重要借鉴意义。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内容是道德教育, 实际上道德教育的方法上却存在诸多问题。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只注重道德观念的灌输, 对于道德实践活动就缺少督促和组织。我们今后在道德教育工作中所要做的就是, 借鉴儒家道德教育模式, 将道德教育和受教育者自身道德修养和道德践履相结合, 将道德观念的灌输融入到受教育者的道德实践活动中去。

第二, 儒家“礼法并用”的管理手段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有着重要借鉴意义。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中的核心以及最具特色的内容就是“礼法结合”“礼法并用”这样一种治理国家和管理民众的思想策略。形成了儒家的“礼法”并用的教化管理理念, 也构成了儒家文化“礼”的思想的基本结构。这是一种双重的教育管理模式, 道德教化和法律规制互相渗透, 从而使两者相辅相成, 有机结合。

二、儒家文化“礼”的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影响

(一) 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目的和价值上存在着冲突

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从其性质上来看, 是儒家所提出的一种治理国家、教育管理民众的一种政策和手段。这种政策和手段是儒家为统治阶级献出的“良策”, 其目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 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特权和利益, 也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和等级秩序。

与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不同, 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着眼点是受教育者, 也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就是灌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和价值取向就是:“在灌输科学理论和提高人们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基础上, 引导人们走向健康、科学的发展道路, 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将人的物质生活发展与精神生活的发展统一起来, 从而进一步地促进形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 某些腐朽和落后成分不适应当前的时代环境

首先, 礼教中的专制主义不适应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环境。儒家文化“礼”的思想是产生于几千年前的封建社会中的一种传统思想文化, 它的礼教内容不仅蕴含着封建专制主义思想, 而且礼教的方法和手段也存在着专制主义的性质。时至今日, “这种专制主义的惰性因素依然在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的头脑中保留了痕迹, 导致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中自觉不自觉的垄断倾向。”这种明显带有专制主义痕迹的教育模式, 与当今时代的社会环境是格格不入的, 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流于教条、空洞。

其次, 礼教中的等级观念不适应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环境。儒家所推行的礼教内容中, 等级观念的灌输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这种教育内容是明显带有“奴化”的性质的, 在当时封建社会的制度体系下是一种需要, 在现今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则是一种腐朽、落后的思想。

三、对儒家文化“礼”的思想进行批判地继承

首先, 找准儒家文化“礼”的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点。“传统要同现代实现有机结合, 首要条件就是两者必须具有结合点。没有结合点, 两者的结合将无从实现。”我们要通过批判继承儒家文化“礼”的思想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那么我们就要在批判继承的过程中, 找准儒家文化“礼”的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点。这样, 才能准确找到批判继承的路径, 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切实有效地达到批判继承的目的。

浅谈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篇9

和谐思想由来已久。和谐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化, 其价值越来越受到当代学者的重视, 和谐理念的提出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探讨此问题, 既有言说不尽的理论意义, 又具有切近的现实意义。关于和谐思想的理论研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较为丰厚的研究历史。尤其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提出过“和谐”的概念, 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和谐思想的深刻内涵, 他们的见解尽管具有时代的局限性, 但其中不乏合理内容, 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的。

我们都知道,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提出了系统的和谐思想。由此, 可以把儒家学说视为处理各方面关系, 从而使人生及社会实现普遍和谐的学问。儒家的和谐思想总是将人、社会、伦理道德联系起来, 是“中和为美”, 实质是以追求仁为核心, 以体现和为表现。认为一切都要合适, “过犹不及”就意味着无论是过头或是不及都不符合标准。最好的方法是行中庸之道。因此, 他们主张“执其两端, 用其中” (《礼记·中庸》) , 使相互对立的矛盾在“中和”后取长补短, 互济不足, 削其过以补其不足, 这样就取得了最佳效果。孔子提倡“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实质上就是一种和谐观。在儒家经典的论乐专著《乐记》更为清楚地表明了“和”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乐的作用就是“和”, 就是“乐和民声”, 使音乐起统一协调矛盾的作用。所谓“和乐”要求的就是情和理的和谐统一, 要求情合理, 理顺情, 两者不偏不倚, 恰当适中。除儒家正统思想外, 其他诸子百家尽管在许多观点上莫衷一是, 但在“和”上却也有某些共同之处。如被称为杂家的《吕氏春秋》对音乐的要求就是“故太巨, 太小, 太清, 太浊, 皆非适也”。儒家的和谐思想宣扬的是一种和合相善, 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展现人格的高尚与完美, 从内容上看, 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人际关系的和谐。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 更是社会和谐的主体, 不同利益群体的和谐构成了社会的和谐。不可否认, 儒家的社会和谐思想有其阶级的局限性, 儒家讲人的和谐是依赖于礼乐制度。《论语·颜渊》一篇中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要求在等级秩序中, 社会生活主体各安其位, 做到“和而不同”。所以对于社会的整体和谐来说, 儒家有“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 和无寡, 安无倾”。《论语·季氏》就是认为在各利益集团之间实现上下相安, 和谐相处。因此, 在儒家的和谐思想看来, 人际关系的和谐, 只涉及两个相关因素:一是财富占有者的分配关系 (而不是财富创造者的积极性) 。也就是说, 如果社会出现不和谐, 大多是缘于财富、权势、力量对比的失调, 特别是居于强势地位的财富分配者与居于弱势地位的财富分配者的冲突;二是各阶层得到的 (与其社会地位相适应的) 回报。这点主要体现于荀子的“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之得其节, 礼之序也”。也就是说, 等级贵贱之分与对物质财富占有多寡相应, 在等级差别的对应中, 用制度的形式规定出不同人的美、恶、厚、薄, 并且不同的人安于各自不同的政治、经济地位。儒家这种人际关系和谐思想的内容, 引导了人们对礼乐制度的普遍认同, 主要表现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礼乐制度设计上, 强调的是不同政治地位者利益的差异。

第二, 人与大环境即社会的和谐。儒家关于社会和谐的主张, 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在这个载于《礼记·礼运篇》的和谐社会图画中, 人与人之间重诚信、讲仁爱、求友善、修和睦、选贤能、富庶安康, 形成财产公有、共同努力、舍弃自我、人人平等、安宁、和谐、祥顺的社会风气, 构成了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没有阴谋和奸诈, 没有战争和流血的理想社会。另外, 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认为宇宙万物均有生存价值, 人与天地万物互为一体, 在承认人类具有这种天生的同类感的基础上, 使人类有将自爱推及为爱同类的可能。因此, 要使和谐思想落实于人伦日常中, 除了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外, 还必然要求有良好的社会习俗。孔子强调人际应该以仁心相感, 仁的感通恰如各社会要素的和谐剂。所以, 风俗和美成为和谐思想的重要社会表征。儒家文化倡导的礼乐制度就是要建立一个“群居而不乱、体情而防乱”的社会。

第三, 个体身心的和谐。身心关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 儒家主张身心合一, 心为主宰。儒家十分重视“修身”的作用, 认为普天下的人, 都应该以“修身”为本, 实现对自我的内在超越, 以达到“善”的境界, 实现身心的和谐。所谓修身养性, 这个修身就包括着对身体的调适, 也就是孟子的“践形”, 而心的境界的提高, 同样有利于身体的成长, 是所谓“德者寿”“德润身”。儒家在道德修养过程中更是对于“君子”这一理想人格, 提出了修养的具体要求, 如“三戒”“三乐”“四绝”“五行”“五美”“九思”等。儒家认为追求和谐就是一种最大的快乐, 这就是“成于乐”“乐之”的意思。孟子在《尽心下》一篇中说:“充实之谓美, 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 大而化之之谓圣, 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就是经过修养, 人的内心贯穿着、渗透着道德, 这些道德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外在于人的伦理规范, 而化为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所以, 他对于和谐的追求是发自内心的、是全面的, 而不仅仅是理性的要求, 这也就是旬子所说的“‘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君子贵其全’, 正是这种‘全’, 使‘天见其明, 地见其光’”。可见, 儒学中蕴涵的人身心和谐的思想是培养“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和谐人格。儒家利用的重要思想资源。

通过追本溯源, 不难发现儒家的经典理论中不乏值得现代人认识和谐需要借鉴的思想。儒家的和谐思想是在特定历史和社会环境条件下思维的结果。儒家的和谐追求的是从整体和谐出发的, 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士人们都努力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求得和谐, 以一种“舍生取义”“舍己为人”的团体精神铸就整体的和谐。在和谐的内涵和本质特征上面, 儒家认为和谐是反映事物与现象的协调、适中、秩序、平衡和完美的存在状态。儒家的和谐) 中交错循环, 亘久不变。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长期受到血缘宗法制度、儒家思想、伦理道德的影响, 尤其是追求整体一统的和谐。应该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和谐不是世界存在的唯一状态, 而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状态。通过对儒家和谐思想的探求, 人类需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和谐, 更加努力地追求和谐, 这样才能充分认识到和谐的作用, 从而真正认识到和谐的价值。

儒家思想文化 篇10

一、在舞蹈中追溯文化源流和背景的重要性

在对舞蹈的学习中, 对其文化源流和文化背景的追溯是十分重要的, 虽然舞蹈是一种以肢体语言来传达精神的一种方式, 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但是, 对舞蹈理论的探讨也是不容忽视的;理论探讨, 是使舞蹈者领略舞蹈内涵的重要依据, 能够使舞者对舞蹈文化的形成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从而将舞蹈所要表达的思想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几千年来,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 可谓是博大精深, 虽说历年来出现了很多争议, 但是不能否认, 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思想中的“柔性精神”对舞蹈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可以说是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比拟的。在儒家文化中, 无论是仁、义、礼、智还是忠、孝、廉、耻, 都体现出了儒家文化的柔性思想。

从儒学文化的基本理念来看,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阐述, 其核心思想和文化精神都是围绕着伦理本质和守诚观念来展开的, 追求和谐的理想境界、中庸的心理结构和以“仁”“礼”等思想构造出来的社会秩序, 以上所提到的内容, 都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柔性精神。这种柔性精神可以说贯穿在了整个儒家文化思想中,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

柔性精神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项主线, 并且在中国古典舞蹈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中国古典舞中所展现出来的外柔内刚、刚柔相冲, 以气韵为中心, 就是儒家柔性精神的具体展现。通过将柔性精神结合到舞蹈中, 从而使舞蹈的表现达到线条柔和, 同时也包含了内在的力量, 使我国古典舞蹈能够表现得更加唯美。可见, 中国的舞蹈文化离不开中国儒家文化中柔性精神的影响, 在舞蹈学习的过程中, 要对舞蹈中存在的柔性思想进行充分的理解和认识, 对提高舞蹈的表演效果有积极的影响。

二、舞蹈与儒家思想

舞蹈, 是一门综合了多种艺术而产生的另外一种艺术形式, 从广义的角度来说, 凡是能够借着肢体动作来抒发内心情感的都可以称之为舞蹈, 当人们的情感达到极致的时候, 已经无法用语言或者其他形式来表达的时候, 舞蹈就成为了最好的表达方式。由此可见, 舞蹈源自于生活, 并且能够反映生活, 提炼生活, 已经成为了一种中国的传统文化。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是我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项组成部分, 占有显著的地位, 儒家学说经过历代 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 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 无不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同时, 在我国舞蹈文化中, 儒家思想也起着重要的影响, 从我国舞蹈的发展中看, 无论是舞蹈的外在形式还是内在的含义, 无一不透露了人对美的意境的追求, 同时也展现出了深层次的思想, 因此可以说, 我国的舞蹈文化从起源上就与儒家文化有着某种一致的地方, 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随着儒家文化的深入而打上了儒家的烙印。由此可见, 研究中国舞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是很有必要的。

三、柔性思想在中国舞蹈中的教育理念

在对舞蹈的演绎中, 所要突出的不仅仅是肢体动作的美, 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灵撞击所产生的美, 而这种美就是中国舞蹈中所突出表现的柔性之美, 是一种以和谐、均衡、协调统一为特点的一种美的感受, 是舞蹈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表现形态, 是内容美和形式美相结合的产物, 在二者统一的基础上, 使人感觉柔和、愉悦、舒适, 从而给人以美的感受, 使舞蹈的本质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从中国古典舞的角度来看, 中国古典舞是在各个民族传统舞蹈的基础上, 经过不断的创造和整理, 并且加上长期艺术实践的检验, 流传下来的具有一定典范意义的舞蹈。在我国古代的文论与画论之中, 就有所谓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之分, 这二者同样也适用于古典舞的艺术表现中, 在柔性的飘逸动荡中, 将内在的气韵和生命力充分的展现出来, 如掌上舞的赵飞燕, 在对古典舞蹈演绎的过程中, 将柔性之美表现的可谓达到了淋漓尽致。正是将这种柔性之美恰如其分地融合在舞蹈的演绎中, 才能使舞蹈起到震撼人心的效果, 实现其艺术价值。

柔性之美对中国舞蹈文化的影响, 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古典舞蹈, 在民族舞蹈中, 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在我国民族民间舞蹈中, 也存在着对柔性美的标准, 如人们常用描述自然形态的那种柔美来形容舞者高超的舞蹈技巧和优美的舞蹈动作, 柔性美在舞蹈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一直贯穿其中, 并且对民族民间舞蹈同样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可见, 中国舞蹈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传统文化中的“柔性精神”的渗透和表现, 将柔性精神合理的运用到中国的舞蹈文化中, 能够在很大意义上将舞蹈美充分地展现出来, 给人以美的感受。

四、结语

综上所述, 在我国舞蹈中, “柔性精神”的渗透和表现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特征, 鉴于其对中国舞蹈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今后的教学中, 教师可以将柔性精神充分地融入到舞蹈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把握舞蹈学科的核心思想, 并将其思想内蕴贯穿在教学的过程中, 使柔性精神在中国舞蹈中的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

摘要：如今, 舞蹈已经成为人们表达思想的另一种方式, 通过肢体的语言来进行思想的传达与精神的发扬。在舞蹈的表演中, 除了传统的教学外, 还涉及了很多思想的融合。这些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在中国舞蹈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中,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思想中的“柔性精神”, 在中国舞蹈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影响。通过对儒家思想中“柔性精神”的介绍, 从而分析其在中国舞蹈文化发展过程中起到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思想,柔性精神,中国舞蹈

参考文献

[1]李玉.浅谈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对中国舞蹈的影响[J].科技创新导报, 2012, (11) .

[2]黄葶.中国舞教学中的柔性精神探析[J].当代教育论坛, 2010, (9) .

[3]彭胜春, 徐暮耘.中国舞文化中儒家思想的渗透[J].魅力中国, 2008, (27) .

儒家思想文化 篇11

关 键 词 儒家思想；修身；智仁勇；班级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编码 A

文章编号 2095-1183（2016）08-00-03

优秀的班级文化可以促进学生人格成长、心灵发育、思想成熟、学业提升、价值实现。那么如何建设优秀的班级文化呢？儒家修身思想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如儒家经典《中庸》有云：“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些警言不仅揭示了修身的重要性和方法，而且指出了修身的价值和意义[1]。为此，我们利用儒家修身思想，从“智仁勇”三个维度构建班级文化建设思想体系，收到了良好效果。

一、崇“智”，增强学生好学勤奋意识

“好学近乎知”，意即人能好学，虽非上智，亦近乎智。“智”字分开看，即“日”“知”为“智”，意即做学向是一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博采众长、厚积薄发、日进有功的过程。《论语》以“学而”开篇，言及生而为人学习为首要任务。在班级文化建设中，学习的外延借此清晰明确：向书本学、向他人学、向大自然学。能者为师，不拘泥于老师，不拘泥于书本，一切有为有法之人之处皆可为师。

1.向书本学。在学校，各门学科的课本内容都要认真学习，除此之外，还要大量阅读课外书籍。为此我们改变以往孩子生日吃蛋糕、送礼物的做法，改为生日时送自己喜欢的好书，几年下来，班里的读书角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在这里我们一起阅读叶君健先生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钱理群先生主编的《小学生名家经典》、罗尔德的系列作品……向书本学让学生收获累累硕果：仅四年级一学年就有15位学生在《青年时报》发表了习作，其中迪同学一个暑假就发表了二十多篇。

2.向他人学。“他人”在校指老师和同学，在家指父母，在外指所有值得我们学习的所有人。向老师学，要求学生做伟大的倾听者、勇敢的发言者、优秀的欣赏者；向身边的榜样同学学，不仅学习同学外在的表现，更要学习同学内在的品质。通过开展“发现最美的你”系列活动，培养学生“见贤思齐”的积极主动的学习精神。

3.向大自然学。走进大自然，以天地万物为师，接地气地学习，也是重要的修身之道。如吴同学在观赏杜鹃花后这样写道：它不光可爱，连颜色都不同，有的绿得像翡翠，有的绿得闪荧光……如彩霞绕林，漫园粉遍，让人陶醉。它不像桂花那样“娇滴滴”的，而是落落大方……白的像雪，红的似火，粉的如霞……真像白居易说的“回看桃李都无色，映得芙蓉不是花”。这样的表达里有观察力、有语言表现力，有积累、有情感。而这样的表达在学生习作里比比皆是。向大自然学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而且陶冶了学生的性情，让班级中洋溢起一种让人沉静的人文意蕴。

二、重“仁”，增强学生明礼友爱意识

“力行近乎仁”说的是人能力行，虽非至仁，亦近乎仁。在班级文化建设中，我把仁和“礼”结合起来。广义的“礼”是一种社会规范、道德准则；狭义的“礼”是待人接物、与人相处的仪范态度。遵纪守法，真诚待人，严于律己，落落大方，坦荡磊落，不卑不亢，既是做人的标准，更是班级文化建设的核心。在学习生活中，推而广之，“仁”就是爱自己、敬父母、友同学、尊老师，养成自爱爱人的宽厚与和善。

1.爱自己。如何爱自己？围绕安全教育、校规校纪教育、文明礼仪教育等主题，抓住“礼”字，我在班里提出“场合感”的概念，引导学生去发现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礼”的要求。比如课间休息时不追逐打闹就不会有对身体的伤害，课堂听讲时专心致志就不会有落后的苦恼，升国旗时严肃恭敬就庄严了自己等。努力践行不同场合的“礼”的标准，做得对就是爱自己，坚持这样“爱自己”就会成为一个有礼有节的君子。

2.孝父母。如何在“仁”的背景下引导学生孝敬父母，也是班级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也不做让父母蒙羞的事。同时我们还结合荻浦古村等亲子游活动，学习孝文化。两年多来，家长们发现孩子更加懂事、明礼，懂得了感恩。因为孩子的这些变化，越来越多的家长积极主动地为班级献爱心，更有众多家长因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被评为“仁心家长”。

3.尊老师。尊敬老师主要表现在：一是专心听从老师的教导，尊重老师的劳动成果；二是善于激励老师，与老师积极互动；三是乐于接受老师的表扬和批评。俗话说，好言好语金腰带，表扬的话谁都爱听。而乐于接受老师的批评，对学生而言就比较困难了，毕竟忠言往往逆耳。但当学生明白了老师批评的用意时，对尊敬老师的意义就会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四年级成长礼时，我们选择到孔庙举行，感受古圣先贤的风采，感受尊师重教的文化道统，并联系自己当下言行把老师的要求落到实处。科任老师们反映，与我们班学生相处交流都很融洽，认为我们班学生“情商高”，这其实是仁者文化在润物细无声地发生着作用。

4.友同学。在“仁”的思想指导下，学生学会了和睦相处，妥善解决同学间的矛盾。如高同学在一篇日记中写到：这时好朋友亿、叶和雨都跑开了，去哪了呢？原来她们去叫那两个欺负我的男同学过来向我道歉，我的心里顿时好受了不少，可眼泪还是一直往下掉。悦则一直在安抚着我，让我的心情慢慢平静了下来。在日记中，时常会有学生写到同学的帮助或受到同学鼓励后的感动等，当然也有对行为不妥学生的评论，但不管从哪种角度，都可以感受到学生之间亲密友爱的情感，同时感受到班级文化建设的神奇力量。

三、尚“勇”，增强学生责任担当意识

“知耻近乎勇”，意思是说：人能知耻，虽非大勇，亦近乎勇。这里的“勇”是指勇敢地面对责任、面对过错、面对诚信，修炼自强不息的豪迈和上善若水的隐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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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勇于担责。面对责任，我将全班分两个群体分别要求：一是班干部层面，要求有高度的自律、优秀的成绩、卓越的带领。对班干部分工明确，责任到人，每周两次常规反馈分管情况，一月两次班干部会议，每学期颁发内容为“怀仁爱之心，博施于同学，特授予仁心班干部荣誉称号”的喜报。班干部强烈的责任意识，让班集体有了中流砥柱，形成了一个正向流动的能量场。二是一般学生层面，要求“素位而行”，尽自己本分，做最好的自己，并为班级贡献自己的亮点。这样就有效满足了学生的尊严感，促使每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2.勇于改错。告诉学生，面对错误最正确的态度是知错就改，不抱怨，不迁怒，不拿自己的错误去惩罚别人。明确错与恶的区别：“有心非，名为恶；无心非，名为错”；宽容无意犯错，给学生营造“过能改，归于无”的宽松的整改氛围；加强“有则改，无加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警醒意识。这样学生犯了错就会主动承认，并有勇气改正；没有犯错的学生也不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会以同学为镜，明对错，警自身。

3.勇于守信。做人坦率真诚，做事诚实守信，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一诺千金，深怀践行诺言的勇气与担当。这种表现有很多，如参加班干部竞选就是发出自己诚信的宣言，与同学交往言而有信也是诚信的践行，认真地高质量地完成作业也是诚信行为，今日事今日毕也是每日修行的诚信表现，尽心尽责完成值日工作也是对班级的一份诚信……当学生心中种下了诚信的种子，面对事情时就会多一份担当，少几份冲动和莽撞。

综上可见，儒家修身思想符合对全面发展、人格健全、适应社会、知能并行的未来人才的要求，促使学生成长为待己学会克制，待人学会宽容，做事学会尽力，做人学会感恩的时代新人[3]。以此为核心的班级文化建设，必能树立正确的班级价值观，培育积极向上的班级精神，塑造团结进取的班级形象，培植健康的班集体舆论，构建以“仁”为核心的良好人际关系。

参考文献：

[1] 孙连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对班级管理的启示[J].基础教育研究.2011（4）：8.

[2]邓建华.《论语》修身思想对高校德育的启示研究[D] .中南大学.2012：5.

[3]吴影.小学班级文化构建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的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2：6.

（作者单位：杭州长江实验小学武林府校区 浙江杭州 310006）

责任编辑 余志权

儒家思想文化 篇12

历史上, 每一个民族的建筑都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 建筑往往可以折射出这个民族的文化。某个阶段建筑思想的形成与其民族文化必定有一定关系, 中国古代的建筑思想也不例外。建筑的营造离不开尺度, 中国古代建筑的营造过程中也处处体现着模数思想。在建筑学中, 把用来作为计算一切建筑物及其局部尺寸的基本尺寸, 称为模数。按模数计算建筑物尺寸的规定和方法, 叫做模数制。模数制使建筑制品、建筑构配件和组合件实现工业化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1]。

通过对已发表的与中国传统建筑模数相关的论文进行统计可以看出,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中西方建筑模数制度的差异[2,3]、传统与现代建筑模数的比较[4,5]、中国古代建筑模数制的发展[6,7]、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模数制度[8]、《营造法式》中的营造模数制度[9,10,11]、中国古代建筑中的实物模数[12]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传统建筑模数制度产生的影响, 很少有研究涉及。

有鉴于此, 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思想内涵进一步认识中国传统建筑模数制度, 对于我们较宏观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 乃至中国传统建筑背后的思想内涵应该都是大有裨益的。

1. 儒家文化的主要思想

中国的儒家思想是孔子在继承了中国夏、商、周三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立、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它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占据着统治地位。儒家思想蕴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至今仍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其主要包含实用理性、礼制思想等。

1.1 实用理性

中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儒家文化, 具有鲜明的务实事、戒空谈的经世致用特点。李泽厚先生将这一特点概括为“实用理性”[13]。实用理性的概念, 是他最先根据儒家的思想模式和仁学结构的基础上提出来的[14]。孔子在创立儒家学派时就提倡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 特别强调学以致用,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 正是这一精神的生动诠释。实用理性的特点是, 尊重并强调客观规律和注重实践与实际效用。儒家文化的知行观可以充分反映重视实践和实际效用的思想。孔子认为, 行比知更重要。在回答关于知与行关系时, 孔子说:

“君子食无求饱, 居无求安, 敏于事而慎于言, 就有道而正焉。” (《论语·学而》)

“弟子入则孝, 出则悌, 谨而信, 泛爱众, 而亲仁。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 (《论语·学而》)

荀子认为指导并落实与行动, 是知的目的。他说:

“不闻不若闻之, 闻之不若见之, 见之不若知之, 知之不若行之, 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荀子·儒效》)

说明行动实践处于最高位置, 学习的目的也是为了实践。总之, 实用理性是一种文化心理结构, 它更关注于社会现实生活, 强调务实和实用, 要求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虽然实用理性的思想在不同的时期有强弱隐显的不同, 但它始终贯穿于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中。

1.2 礼制思想

儒家文化的另一个主要思想是礼制思想。儒家把“礼”作为治国根本之道来提倡, 视“礼”为维系天地人伦上下尊卑的宇宙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准则。“礼”原先是尊敬和祭祀祖先的仪式、典章或规矩, 后在长期社会发展中逐步演变为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伦理规范, 并渗透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各种人伦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礼”的突出特征就是它有上下等级、尊卑贵贱等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如荀子说:

“礼者, 贵贱有等, 长幼有差, 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荀子·富国》)

《礼记·曲礼》说得也很清楚:

“夫礼者, 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此外礼制思想是历代王朝强化其统治和巩固宗法制度的重要手段。为了渲染君权天授, 礼制性活动被放到了首位, 同时兴建了大规模的礼制性建筑, 在建筑类型上形成了庞大的礼制性建筑系列。不仅如此, 建筑作为人们生活里最基本的物质消费品, 常常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它庞大的体量和较长久的存在时间, 使其成为重要的精神消费品, 使人去被动地欣赏它。这些都促使建筑成为标志等级和名分的重要载体。

2. 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建筑模数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献中未有“模数”一词, 估计是在近代由“module”翻译而来, 因“模”字有模型、规范之意, 所以译作“模数”也十分贴切, 中国古代虽无“模数”一词, 但在实际的建造活动中却有清晰的模数概念。中国古代重要的建筑设计专业典籍不多,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周礼·考工记》和《营造法式》。它们都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建筑模数思想, 《周礼·考工记》中主要体现的是以实物为模数, 注重适用的实物模数思想;《营造法式》中主要体现的是以材分制为主, 注重营造的营造模数思想。这两种建筑模数思想都和儒家文化的思想有一定的关系。

2.1 实用理性与实物模数

从中国传统建筑模数的发展来看, 不论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与同轨制有关的记叙:“一法度衡石丈尺, 车同轨, 书同文。”还是《周礼·考工记》中与城市街巷尺度有关的记叙:“国中九经九纬, 经涂九轨”“经涂九轨, 环涂七轨, 野涂五轨”, 都采用的是以实物 (古代马车的两个车轮间的宽度) 为模数制, 笔者在这里暂时将这种模数制度称之为实物模数。实物模数思想在古代的城市规划、建筑空间、建筑构件等均有体现。《周礼·考工记》中有“室中度以几, 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 “野度以步, 涂度以轨”“各因其物之宜以为度”等记录, 室中用家具来度量, 堂上用筵席来度量, 宫中用人的两臂来度量, 野地用步来度量, 道路用车轨来度量。其中“寻”“步”为人体尺度, 根源在于实用, “几”“筵”“轨”等器物为模数来衡量的目的也在于实用。这些实物的尺度是与人体便于使用有紧密的关联的, 而且是经过古人的实践之后的结果, 其拥有模数的优点并体现着儒家的实用理性的思想。

实用理性关心的是社会伦理道德和人的行为。实物模数充满了人本精神, 它简单的法则便于掌握和实施, 不仅适用于多种建筑, 还便于施工, 而且给了匠人很大的调整余地, 正是儒家实用理性思想的最好体现。

2.2 礼制思想与营造模数

建筑是中国古代礼制思想的重要载体, 等级秩序体现在从城市的营建, 到建筑形式, 再到建筑装饰的建造活动的各个方面。《营造法式》正是这种礼制思想影响下的产物, 它是我国建筑史上出现的一部集建筑设计、施工、劳动定额、标准规范为一体的专著。其对于建筑模数的重要贡献是建立了古代的“材分制”的营造模数, 这种模数制把“材”作为尺寸基准, 分为8 个等级, 相当于现代建筑标准化里面的模数。一个建筑的级别确定之后, 其模数级别也随之确定。据《钦定四库全书——营造法式》卷四“大木作制度一”中记载:“材·凡构屋之制, 皆以材为祖, 材有八等, 度屋之大小, 因而用之”。又对每一等级都作了详细规定, 例如:“第一等广九寸, 厚六寸;第二等广八寸二分五釐, 厚五寸五分”……如此类推, 第八等尺寸最小。另外“材分制”中有“材、份、栔”的三级数量关系, 这种数量级差是为了确定不同等级建筑的应用标准, 而建筑等级是在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 所以中国古代社会等级制度是数量级差产生的前提条件。

中国古代社会等级制度受礼制思想的影响而产生, 中国古代建筑要体现严格的封建礼制, 它的尺寸和规格形式一定要与主人的社会地位相适应。在古建筑群中不同功效的建筑在封建礼制中也有不同的级别, 主从分明, 处于从属地位的建筑等级必须低于主要建筑。而《营造法式》的八级材分模数制就适应了这种封建礼制的需要, 是礼制思想在建筑模数方面的体现。

3. 结语

在很多情况下, 建筑现象是文化的具体化和衍生物。“材分制”的营造模数是实物模数的一种, 实物模数中的比例控制也充分体现了儒家的礼制思想。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1) 儒家文化的实用理性和礼制思想对中国传统建筑模数思想有巨大的影响。在传统建筑中, 无一不是按照儒家文化影响下, 结合模数的细致把握和控制下完成建造的, 其影响颇为深远。

(2) 《周礼·考工记》中的实物模数思想是儒家文化中实用理性思想在建筑模数中的体现, 实物模数是注重实用的模数,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 对当今的模数改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 《营造法式》中“材分制”的营造模数是儒家文化中礼制思想在建筑模数中的体现, 礼制思想决定的社会等级制度是“材分制”中的数量级差产生的前提条件, “材分制”的营造模数是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