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当代的影响

2024-07-02

儒家思想对当代的影响(共12篇)

儒家思想对当代的影响 篇1

感恩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美德, 几千年来一直存在于我国社会的伦理思想和行为规范中。感恩思想既是社会文明的精神体现, 又能彰显出一个人的基本素养。中国传统文化中先秦儒家尤其推崇感恩思想, 为后世留下众多古训, 如“投我以木桃, 报之以琼瑶”、“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等, 更有亲尝汤药、卧冰求鲤、羊羔跪乳等耳熟能详的感恩故事。这种教育思想在我国当下的社会转型时期尤为重要, 特别是应对受市场经济影响人们的感恩意识在争名夺利的斗争中被淡忘和遗失的困境。

一、先秦儒家感恩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感恩”在我国古代文化中通常被渗透到忠、孝、节、义等道德规范中, 先秦儒家文化亦如是。先秦儒家感恩教育思想的具体内涵表现为孝为报亲恩、忠为报君恩、节为报夫恩、义为报友恩四个方面。一是孝为报亲恩, 是指子女对父母的顺从。孝作为儒家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 几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推崇。儒家认为, 父母对子女恩重如山, 子女应该孝敬父母, 强调“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始也。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以显父母, 孝之终也。”孔子在此基础上提出孝不仅要“养”, 还要“敬”, 其中, 前者是赡养父母的外在表现, 后者则是子女对父母对养育之情发自内心的感恩, 给父母以精神层面的慰藉。另外, 还强调“孝”还要延续到父母死后, 如孔子提出“生, 事之以礼;死, 藏之以礼, 祭之以礼”。二是忠为报君恩, 是指臣子对君王的虔诚。先秦儒家文化将“忠”、“孝”融为一体, 强调“孝”从家庭向社会的普及, 从而建立“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家”的局面, 并衍生出“君为臣纲”的道理, 认为“人人亲其亲、长其长, 而天下太平”。这种将孝道转化为一国的治国之道, 能够将君臣转化为亲密的父子, 这就很自然地将感恩意识渗透到政治层面, 教导臣子应对君王心怀感恩之情。三是节为报夫恩, 是指女子对丈夫的服从。古代的男女婚姻提倡三纲五常, 其中最显著的表现便是“夫为妻纲”。“一夜夫妻百日恩”, 儒家文化认为, 对于丈夫在生活中的保护、收容, 妻子必须心怀感恩, 顺从、敬重丈夫, 不能违背丈夫的意念, “夫命不可违”, 并应该严格遵守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的责任。另外, “从夫”还代表妻子必须对丈夫忠诚, 保持贞操, 丈夫死后不侍二夫, 甚至殉夫。四是义为报友恩, 是指伦理人际关系中的回报。“义”在封建道德准则中被赋予众多层面的意义, 如君臣之间、不同阶级人们之间表现的一种道德责任。而对于当今生活在伦理人际关系中的我们来说, 最常见的便是家人之间、政治上的归属之间、社会中的朋友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义”更强调对朋友应守信、忠诚、帮助, 不见利忘义等。

总的来说, 先秦儒家文化认为通过一个人的忠、孝、节、义能体现出他的道德修养程度, 其所倡导的忠、孝、节、义表现形式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但从内在本质上来说, 这是“感恩”这一教育思想的最佳表现。

二、先秦儒家感恩教育思想对当代社会的价值

不管是我国古代还是现代, 感恩思想作为一切道德的基础、一种人性的体现,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都有着重要的存在价值。一是感恩教育思想能提升个人道德修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发展, 个人的道德修养会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孔子认为“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 “夫孝, 德之本也。”而孝作为感恩的最直接的外在表现, 是感恩的实践, 仁义忠信都是以孝为本源的。所以只要人人以感恩的心去爱他人, 全面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 那么社会就会变得父子有亲, 兄弟有爱, 夫妇有别, 朋友有信, 君臣有义, 乡里和盟, 天下太平。二是感恩教育思想能营造和谐家庭美德。古往今来, 中华民族的人民尤其重视家庭的和谐和稳定, 感恩作为家庭美德建设中重要的一部分, 在家庭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感恩思想可以使家庭形成一种和谐温馨的氛围, 促使人们用感恩的心去对待每个家庭成员, 实现夫妻之间、子女与父母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互敬互爱。另外, 还能使家庭成员在感恩的氛围中学会如何去爱, 在思想感情和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 让彼此感受到最纯粹的爱, 进而中意于对爱的追求, 有更大的动力学习爱, 表现爱。三是感恩教育思想能创建良好的社会公德。作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础, 社会公德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它通过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能影响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的思想和行为。而感恩教育思想能积极培养社会公民的博爱精神, 引导人们以爱己之心爱人。孟子的“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便蕴含着这种博爱的思想。四是感恩教育思想还能培养公民忠于祖国和人民的深刻感情, 倡导将“孝”渗透到政治领域, 勇于承担效忠祖国的重则, 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贡献,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总而言之, 先秦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整个中华民族传统伦理文化的核心思想, 其感恩教育思想本质是应该得到薪火相传的。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今天, 我们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合理借鉴感恩文化的精华并对其进行现代化转化, 以充分发挥其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价值。

三、当今社会感恩教育的实施策略

当今社会感恩教育具体应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方面进行, 充分发挥三者的合力。具体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积极发挥家庭教育中的情感力量。感恩教育应从根本上做起, 使这种思想成为影响人一生的基本准则。这就需要父母具有培养孩子感恩意识的观念, 并积极重视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的言传身教, 时常借助生活叙事引导孩子感恩移情, 培养孩子的感激之情。二是重视学校的德育教育。学校是进行感恩教育的主渠道, 应该承担起感恩教育的重则。具体应做到积极转变教育观念, 创建校园感恩文化, 如在校园内挂一些感恩的标语“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 增强感恩教育的时效性, 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三是营造良好的社会感恩教育氛围。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健康的舆论导向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成员, 对他们形成正确的感恩思想和感恩意识有着重要的作用。具体做法上如严格监督大众传媒对正当感恩文化的宣传, 增加类似公益广告“妈妈, 我为你洗脚”、“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推选等的宣传。

四、结语

感恩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提升个人道德修养、营造家庭美德、创建社会公德有着重要的价值。因此, 当前应该集聚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的力量, 全面构建积极有效的感恩教育体系。

摘要:现阶段, 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日益深入, 国家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视。新时期的教育思想要求既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又要注重传承和发扬中国历史上优秀的思想文化教育传统。先秦儒家感恩教育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体系中的精华, 在当代社会转型中有着不可低估的思想与实践价值。本文在全面阐述先秦儒家感恩教育思想基本内涵的基础上, 分析了其对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的价值, 并基于此提出了当今社会感恩教育的具体实施策略。

关键词:先秦儒家,儒家文化,感恩教育,感恩思想

参考文献

[1]荆雨, 魏书胜.先秦儒家“道德的政治”之价值理想及其当代意义[J].政治学研究, 2013, 5:120~128

[2]万平.论儒家感恩文化的核心理念及其现代价值[J].湖南社会科学, 2011, 5:43~45

[3]叶飞.先秦儒家人格教育思想的主体性意蕴[J].道德与文明, 2011, 1:99~102

儒家思想对当代的影响 篇2

权艳

12031020 12法11 【摘要】儒家思想自产生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占据了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提到儒家思想又以孔孟为代表,其思想所主张的仁爱观念、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观念以及倡导德治的治国理念不仅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对当下和谐社会的和构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当代伦理道德关系模式的构建、对教育思想的启示以及对法治社会的建设等三个方面。

【关键字】孔孟儒家思想、伦理关系、教育思想、法制建设、和谐社会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是世界所公认的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他所创立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思想自西汉开始就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并不断与时俱进,绵延发展两千多年,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和稳定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而且远播海外,构成东亚文明的内核,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的文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儒家所提倡的“有教无类”、“仁者爱人”、“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对当代中华民族的发展起着宝贵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对当代的伦理道德关系模式的构建、对单当下教育思想的启示以及对法治建设的发展三个方面意义非凡,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当下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时代与民族的限制而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一种极为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发掘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强古今文明的对话与交流、吸收与融合,在传承积极思想文化的基础上使其在现代能焕发出更加闪耀的光彩,进一步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的民族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孔孟儒家伦理道德关系的现实意义

儒家性善的信念和性善论的传统,使得中国伦理道德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建立在对人性尊严的强词与期待上。儒家传统伦理深信,人性中具备了道德的一切要素与可能,因而“为仁由己”,只要安伦尽份,反躬内求,便是道德的完成。由此形成向内探求的主体性道德精神,这种修养道德精神,集中体现为以律已修己修身为特征的道德修养学说。[1]几千年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已成为中国人潜移默化的内在价值观念,影响着人的行为方式与处事原则。

道德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 是人对其自身合理性存在的一种精神性反思;而伦理则是人经过反思形成的具有必然性且构成人的生活价值合理性的一种实体关系。因此, 有道德生活的地方, 必有伦理关系存在。所谓伦理关系, 是指人们在道德生活过程中、在经济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形成并通过人们的道德活动和行为表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它渗透于一切社会关系中, 具体存在于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整体以及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中, 属于一种思想的社会关系。[ 2]和谐的伦理关系能促进人类道德生活的完善;反之, 非均衡、不和谐的伦理关系又给道德主体带来沉重的道德负担。孔孟从人的角度建立了以人为核心的伦理大厦,儒家把修己、养身看作是立身处世、实现人的价值的根本,“白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第一章)。在孔子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学说中,既含系统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又含道德修养方法,如慎独、内省、自讼、主敬、集义、养气等等。[3] 1.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模式。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模式遵循以个人(我)为出发点、以他人为目的的原则。“仁”是孔孟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 既是崇高的人生理想, 又是协调人际关系的伦理原则。孔子说: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能取近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 雍也》)这样以自己为例, 推及到别人身上, 就是实行仁的方法。这是孔孟一以贯之的思想, 是仁的本质所在, 这种思想内在地包含有人己兼顾, 但更看重由己及人, 以自己为起点来建立伦理关系。“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论语· 颜渊》)恕虽然是以自我为中心, 但不是为了满足自己, 而是去理解别人。是从根本上提出的与人交往之道:从自身出发,多为别人着想,学会换位思考。很显然,这种思想并非利己的而是利他的,在现代,更应当贯彻这一理念,学会理解别人,看似很小的一个想法念头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在与人交往中营造良好的氛围,从而与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2.家庭伦理关系模式。孔子反复强调“仁”的思想,孔子曾教导他的学生说:所谓“仁”的本质就是“孝悌”。“孝悌”也是最基本的儒家的家庭伦理观念。儒家所倡导的“父慈子孝”、“夫义妻顺”等等思想在今天对于构建和谐家庭也有积极的的意义。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儒家的这套家庭伦理关系模式是为维护封建社会所提出的,在现代,我们必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可盲目信从儒家在封建社会所提倡的愚昧孝道,例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这种带有强烈封建式的盲从性、愚昧性的孝道是我们在今天所要摒弃的。人与社会之间的道德关系模式伦理。个人与社会的道德关系,儒家思想所主张的是重义轻利,遵从礼制。“义”即道德,指人的思想和行为合乎公认的社会准则;利是物质利益或功利。在孔子看来,道德的价值高于物质利益,人的精神需要远比物质需要有意义。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就是说,合乎道义的生活,即使是贫贱困苦,也使人感到精神生活充实、快乐,但这不过同飘忽而逝的浮云,不值得一顾。[4]在市场经济下,这种重义轻利的理念似乎更值得被倡导贯彻,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下,人人都应当以集体利益为重,构建和谐的文明社会。在1994年10月5日召开的“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大会及国际学术研讨会”韵开幕式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对孔子及其儒家给予评价中说:“孔子和以他为代表的儒家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以完善人的主体道德,为完善社会道德的基础,将个人修养和对他人、国家、社会应有的义务和应负的责任联系起来,这在当前市场经济和商品生产发展的社会条件下,对于我们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是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的”。[6]

二、孔孟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孔子和孟子作为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以及教育方法体系一直影响着中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包括如今风行的终身教育理念,素质教育以及自我教育模式都受孔孟教育思想精髓的影响。例如孔子提出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认为人的天性都是相近的,只是因为后天的习染和教育不同才渐渐有了差距而已。孔子的这一思想肯定了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肯定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6] 儒家教育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广泛涉及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心理、道德教育等许多方面,儒家在这些方面所提出的思想、学说不仅极大的丰富了古代教育的内容,即使在今天仍闪烁着智慧之光,富有启迪意义。

第一,“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就是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和实际情况进行教育和教学。这是儒家的重要教学原则之一。这也应当被贯彻在今天教育理念中,教育者应当善于观察学生,根据学生学习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方法,分别给予不同的教育。有的学生悟性很高,老师只要加以提点,学生就能很快成长起来,这时则应该让学生加强自主学习,培养其自主学习、主动思考能力。但也有学生悟性差一些,需要老师的耐心指导,不厌其烦地指导来帮助他们解决学习上的难题,使他们跟上班级整体学习的进度。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存在差异理所当然,这时候就需要可以发现他们特长的伯乐进一步发掘他们的才能,老师的悉心观察必不可少。

第二,启发诱导,学以致用。启发诱导就是教师在教学中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学生主动思考、融会贯通地掌握知识并发展智力的教育方法。孔子在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只有帮助学生进入积极思维状态,才能有助于进一步启发诱导,帮助学生打开只是的大门。此外,孔子还主张言行一致,反对言行不一,认为言行是否一致是做人品德的一个重要标志。因而学以致用的原则,不仅是正确对待知行关系的为人处事原则,也是德育的原则。

第三,学思结合、传习结合。这一教育方法在于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孔子认为不读书,不学习,苦思冥想不行,学习与思考必须结合起来。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既要认真学习又得苦思冥想学到的内容,二者缺一不可。他总结出了深入思考与学习的九个方面,即“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聪,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德思义”。学生学习的过程时时离不开思。无论是“听,说,读,写”还是“知,情,意,行”之说,都强调学与思的结合法,任何孤立的教学都是违背教学发展规律的。[7]

现代的教育也应当注意这一点,教师要注意教的方法,更要注重学生学生思考了多少,锻炼其思维方式。

三、孔孟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 , 儒家思想自汉代以来一直占据主流地位。而儒家自始至终都将道德价值的实现看得高于一切。儒家不仅将道德价值视为个体安身立命之本,而且还将道德秩序贯彻在管理国家和平治天下之中。

事实上,“德治”的源头在中国很早就有 ,《尚书》载尧舜时代即有德政、德教、德治的活头。周初就已有“敬德保民”、“修德配命”等“德治”的雏形。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很早即突出道德教化在政治上的作用。郭沫若曾指出 , 周人的“德” “不仅包含着正心修心的工夫 , 并且还包含有治国平天下的作用 , 便是王者要努力于人事 , 不使丧乱有缝隙可乘;天下不生乱子 , 天也就时常保存着了。” [8 ] 儒家既将道德与政治视为一体 , 以其重道德之思路 , 必倡言“德治”。为政以德之思想可以说是儒家政治实践中的根本观念 , 也是其德治的根本性纲领。为政以德就是强调以道德教化作为政治的手段 , 仁政、德治、仁民爱物 , 其实均是指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 , 以德治、仁政去获得民众的认可和拥护 , 并以此来巩固政权 , 维护社会秩序。[9]“为政以德 , 譬如北辰 ,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 为政》)“道之以德 , 齐之以礼 , 有耻且格”。(《论语· 为政 》)由此看来,儒家的“德治”十分重视道德感、羞耻心在人的心中的作用。只有有了对一切不道德的事情的羞耻之心,才可能使一个人不去犯罪,否则,就是用严刑重罚,也不能从根本上杜绝犯罪的根源。在当下中国实行法治以维护社会秩序的今天,如何加强道德建设,提高道德实践和道德教育结果,如何真正切实贯彻起代表人民利益的法律,使法律为人民服务,民主法治普惠人间,社会更加和谐应当是现代人应该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总之 , 自宋明以来 , 儒家思想已成为正统 ,并且成为中国人立法之根据。中国人的“政”“治”便以“德治”(实则是一种“人治”)为核心 , 完全确立起来。如果说,在宋明以前,儒家的正统地位还有过动摇(如魏晋之玄学、如隋唐之佛学), 那么,宋明以降、儒学是彻底胜利了。它在吸纳了佛、道之思想 , 融和了玄学、道学和佛学之后终于成为中国人政道、治道与学统之根本。[10]

当然,孔孟的“德治”、“仁政”思想是在封建社会特定的历史下维护封建统治的政策思想,带有封建色彩,在现代应当正确审视其历史背景与其作用,与韩非子所倡导的严峻律法相比,孔孟所主张的仁政德治在现代的意义显然更大,除此之外,儒家的道德思想同时也贯穿于当代人的基本价值观中,“仁”“礼”已于与无形中成为大多数人交往的准则,这也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社会秩序起到积极作用。

四、结束语

在我国所处的广泛而深刻的全民思想道德素质的更新、创新的世纪转换和社会变革进程中,所面临的道德体系的重构、道德力量的张扬、道德人格的塑造等历史任务,是异常艰巨的。我们既要立足本国,立足现实,又要将眼光遍及古今未来,吸纳人类优秀精神文明成果,弘扬有益于现在和未来的优良精神文明遗产。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具有极大的历史借鉴意义价值和现实意义,其所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仁政、德治”思想对于当代社会道德伦理体系的建构、教育教学的传承与改革乃至当今法制体系的建构都有极大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该在认识历史性、阶级性的局限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断推陈出新,使前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今天仍能焕发起闪耀的光彩,进一步推动现代和谐社会的构建,使我们的社会更加文明。

[参考文献]

[1]张华论儒家伦理观对当代和谐文化建设的意义[J]哲学学院2009300010055 [ 2]朱贻庭.伦理学大辞典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1.[3]张关华论儒家伦理观对当代和谐文化建设的意义[J]哲学学院2009300010055 [4]苗润田.结构与传承-孔子、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2.3第24页 [5]杨明.现代儒学重构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儒家思想对当代的影响 篇3

关键词:儒家;教育思想;现代教育

中国的教育制度源远流长。早在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时就已经有了专门教育奴隶主贵族子弟的学校了。《礼记·明堂位》说夏代的学校叫“序”,虽然这还没有从现已出土的文物中得到实证,但是可以从中看出夏朝统治者对贵族教育的重视。到了商代,教育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不仅留下了很多文献,而且出土的大量甲骨文更是证明了这一点。西周时期继承了商代的教育体系并且使之发展得更为完善,建立了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奴隶制官学体系,并且出现了“六艺教育”,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这在当时是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说的就是夏、商、西周三代的教育状况。当然,这种教育模式是相对的,社会地位低下的平民和奴隶则没有这种接受教育的权利,只能在劳动和实际生活中接受自然形态的教育。

孔子的教育思想

西周末年,奴隶制日益瓦解,到了春秋时期,封建制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一部分奴隶主开始转化为封建主,士族阶层开始兴起,奴隶主贵族的教育模式也开始被私人讲学的教育模式打破,由此开始了中国教育的新局面。

孔子(前551~前479),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孔子有着“克己复礼”恢复周礼的理想,他的大半生都在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他对教育事业最大的贡献在于推广了私人讲学,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学在官府”的垄断教育,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一整套正确的学习原则,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思想,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

《论语·卫灵公》中“有教无类”的意思就是“人人都可以受到教育而不分类别”。孔子在教育实践中打破了等级、地域和种族的限制,接受贾人、平民子弟入学。这种“私学”制度培养了一大批有志于弘扬和推行仁道的志士和君子。传说孔子有三千弟子,“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这些弟子对于儒家体系的形成和其思想传播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就是说,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没有年龄的限制,“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用现代的教育思想来解释就叫“终身教育”,这也是早期儒家教育体系中的闪光点。在学习方法上,儒家教育思想提倡“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强调了学与思的关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因材施教”则是一种高超的教学方法,说的是对于同一个问题,孔子会根据每个学生的基础和造诣不同而给出不同的回答。这些2500多年前的教育观点,在今天的教育体系中同样是适用的。

孟子的教育思想

自从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学以来,教育就成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的思想家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重视教育的发展。

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孟轲(约前372~前289)。他曾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子思是孔子的嫡孙,孟子的学术思想就是通过子思而上继孔子的。孟子重视教育对人的影响,而后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对后世的儒家思想影响很大,有“亚圣”之称。

孟子是先秦儒家伦理教育思想的重要代表,其伦理教育思想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他发展了孔子的“庶、富、教”和“富而后教”的思想,提出教育是“行仁政、得民心”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强调教育在人发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强调教育的社会作用。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

孟子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伦理教育,旨在培养当时人们的仁德,使家庭和睦、社会公平安定。他提出,教育的目的是“明人伦”,“人伦”包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虽然是一种维护封建秩序的道德教育,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提出这一教育理论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可以陶冶人心,和谐社会关系,安定社会秩序。

孟子对教师也提出了一条标准,那就是要“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孟子·尽心下》),就是说,要先使自己明白才可以通过教授让别人明白。这是自古以来师德的一条重要规范,否则就不能称其为“老师”。

孟子的教育理念对于重新认识现代伦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充实伦理教育的内容,改进伦理教育的方法,无疑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朱熹的教育思想

儒家文化发展到了宋代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理学。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因理学家主要讨论的内容为义理、性命之学,故称为理学,它是传统儒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佛、道冲突和融合的结果,所以理学又被视为“新儒学”。

朱熹,字元晦,改字仲晦,号晦庵、晦翁等,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十五,卒于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是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大哲学家和大教育家。

朱熹和以往的儒学家一样,把品德教育放在很重要的位置,特别是青少年的品德教育。他认为人在青少年时期的思想最易受影响,所以应该对青少年灌输正确的伦理道德知识,提出“先入为主”方可免“扦格不胜之意矣”的观点。就是说,只要形成了好的习惯,长大后就会一直遵守这种伦理纲常而不违。由此可见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习惯的重要性。朱熹的这种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对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当代教育体系的建设也有积极的意义。

儒家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儒家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化,它对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的教育思想使我们形成了民族性格的社会、历史和心理,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最能体现中国古典文化教育的基本特色。在今天人们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家庭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无不可以看到它的影子。

现代素质教育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有着密切而深远的渊源。现在,我们经常听到“教育的四大支柱”这一说法,这是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于1996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一份报告中的核心内容,它包括四种学习能力,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和学会生存。这四个方面是为了让年轻一代更好地迎接21世纪的挑战、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而提出的。这四个要求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从上述三位儒学大家的教育言论中得到证明,这说明,早在封建社会时期,我国就有重视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理论了。

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儒家教育思想十分注重研究封建道德及其教育的问题,把积极有为的人性论、礼治论作为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积累了丰富的道德教育方法和原则、教学理论和方法。这些都经过了长期的理论批判与实践检验,其中许多方面仍然可为当代教育科学所借鉴,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具有积极意义,有益于我国目前教育科学理论与实践的改革。

参考文献:

[1]何晏.论语集解[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2]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

[3]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儒家思想对当代的影响 篇4

一、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面向

(一)“仁”学教育的哲学关怀

“仁”学是儒家哲学的核心,“仁”在《论语》中先后出现110次,足见其在儒学中的重要地位。先秦儒家更是将“仁”视为立身处世的根本,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是启发仁爱思想,培育仁爱情怀。樊迟问仁,子曰“爱人”。[2]在这里,“仁”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准则,学会与人相处是仁的基础。具体而言,就要做到“恭、宽、信、敏、惠”,处世恭敬、待人宽容、言而有信、敏于行动,践行道德要求;要学会立身处境为人作想,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因此仁德是儒家衡量事物、得失的首要标准。孔子一生中“罕言利,与命与仁”,[4]很少谈及关乎利益之事,而是努力教导学生知天命,自我修行,达致仁爱境界。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的思想,提出了“性善论”,认为个人是一个具有先天善良本性的存在,教育就是要激发并不断张扬人性中的善,培育浩然正气,做到“富贵不能移、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5]而唯有做到这一点的人,才能身居高位,统率众人。所以他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6]荀子虽然开法家之先河,强调教育应努力去克服人性中的恶,要用严苛的手段帮助人克己复礼,施行礼治,但是他仍然认为“仁”是实现“礼”治的前提,所以他说:“仁义德行,常安之术也”,[7]如果“仁”政不行,“则汤、武在上曷益?桀、纣在上曷损?”,[8]如果这个社会不能倡导仁爱,教人向善,那么即使有商汤、周武王这样的贤君又能有什么好处,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处在君位又有什么损害呢?

先秦儒家的仁的教育思想告诉我们,教育的首要原则是教会人如何融入社会,践行德行,与人为善;其次才是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去解决难题,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因此,在先秦儒家看来,仁爱是包括教育在内的一切社会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偏离了仁爱导向的教育必将误入歧途,缺失了仁爱培育的教育也将是南辕北辙,与社会奉行的宗旨渐行渐远。

(二)“天人合一”的价值追寻

“天人关系”问题,是先秦儒家、道家的基本问题之一,对“天人关系”的把握,是理解和阐释儒家思想的重要出发点。有学者认为,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9]因此,先秦儒家没有“天”的概念。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先秦儒家的确没有将“天”视为神秘的存在,而是将“天人关系”中的“天”指“天道”即自然规律,“人”指“人道”即人类社会的规律。孔子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有一种“比德”,“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10]大自然虽然不语,但是充满了德性,正是上天之德,赋予了每一个人知天命、尽人事的努力。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使中国古代教育思想表现出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适应。同时,教育也更要使人在应天命、尽自己为人之本分的同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1]“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2]把仁爱精神推己及人,将宇宙万物都视为有生命的整体,实现天地与我合一。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13]教育应该从人心灵的教化开始,去努力点亮人心深处这一点灵明。“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14]“诚”是天道之根本,万物得以生成的根据。于人而言,这里的诚,就是人的善良本性、主体性,而教育的精神或本质,就是挖掘人性中的善良面,激发人积德厚义、拼搏进取的主体性。荀子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15]天是维持世间礼治的本源之一,礼法虽严,但需得顺天应人才能发挥社会效应。

因此,在先秦儒家看来,天是承载人生命与价值的德性所在,人必须顺天应命,努力发挥天赋,激活潜能,服务社会,否则就是“泯灭天性”。教育内容应以人文知识体系为主,自然知识作为补充,有余力、则学文。同时,君子要努力在高尚德操的基础上,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不能成为某一方面的“器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化天道为人道,鼓励世人配天之德,不辜负生命的赋予,不辜负四时的健行。因此,先秦儒家的教育观首先是伦理观,是对为人之德性、本性价值的关照,其次才是知识层面的教化。

(三)“君子人格”的培育方向

君子人格学说是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先秦时期是社会大分裂、大混乱的时期,孔子认为要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首先就需要恢复周朝时候的礼制,教育作为个体的人努力培育德行,成为君子。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16]从三个层面对君子之道进行了划分,认为作为世之君子,应该具有三种基本的特征,能够胸怀仁爱而不计较外界得失、能够充满智慧而不为浮云迷惑,能够遵从道德而无所畏惧,这既是一种人格特质,也是一种人道精神。孟子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认为“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17]认为具有君子人格的人平生以三件事为最大快乐,一乐家庭平安,二乐心地坦然,三乐教书育人。后来朱熹在评价孟子思想时候说,“此三乐者,一系于天,一系于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作而已”。[18]作为世间的人,能做到仰不愧天、府不愧地,就可以称得上是君子了。所以,教育应该努力培育的是学生身上的君子人格,培养其推己及人的仁爱情怀、豁达的人生智慧、坚守道德价值而无畏的勇气。

(四)“群体至上”的荣辱观念

先秦儒家的思想,强调礼对社会的规束,让每个人在社会中找到自己应处的位置,使社会中的各人安于名份,各就其位,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19]使个人的行为服从于社会、集体和组织的宗旨。孔子提出社会运行有序,就需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司其职,各尽本分。孟子认为,教育应该首先育人以“规矩”,因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20]从个体出发去思虑整体、服务总体,是调节整个社会关系,使社会有序运行的必要条件;荀子指出:“人生不能无群”,“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21]人首先应该是群体的动物,如果集体意识、社会的整体利益得到彰显,那么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所在,能够惬意地相处,能各安天命。因此,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中,尤其呼吁要不断强化个体的集体意识教育,在集体的发展中培育个性,培养德性,将个体的存在和发展融入群体之中,进而去发现自我,实现价值。

(五)“有教无类”的价值坚守

“有教无类”思想是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方面,他曾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22]只要能表示个人学习的诚意,孔子便愿意倾囊相授,尽心尽力地教育,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孔子对学生没有要求。孔子要求学生首先要乐学,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23]只有能在学习中感受乐趣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知识的魅力。其次要求学生要注重思考,因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4]只有在思考中学习,才能学会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再次要专心致志、虚心向学。对于不努力的人,孔子不会去启发他、教育他。所以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25]

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首先是对学生一视同仁,不分贵贱,在教育过程中注重方法。同时还不分地域、贫富、老少、贤愚。其次对于学生的不同情况,孔子能够做到结合实际,因材施教。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26]每一个人的秉性都是接近的,但是在后天的环境养成中,个人习成了不同的品行,养成了不同的习惯,因此要根据个人情况制订教育方案。《史记》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27]讲的正是孔子根据学生子路的性情,循循善诱,培育贤才的故事,因而才会有孔门弟子三千、贤人72的美谈。

二、先秦儒家教育思想对当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启示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教育改革便是广受社会关注的话题。学者关注的领域也较为广泛,从教育体制、教育哲学、方法与技术的革新、教育分配与公平等等多个角度对中国当代的教育进行了思考,其中不乏许多的闪光点。然而审视当前中国教育中出现的师生关系紧张、教育商业化严重等现象,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至少能给我们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一)以德为先,人格教育当是教育发展的题中首意

正如约翰·怀特指出的:“教育目的的中心内容应该是使学生成为一个具有道德自主性的人。”[28]有学者总结了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以来中国教育存在的六大观念,即市场竞争、学校自主、法人化管理、经济效益、成本分担、教育服务,带有典型的市场化、商业化的取向,指出正是这几种异化的发展理念,使中国当代的教育发展受到了阻滞。[29]通过对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剖析,我们深知如何培育德行高尚,人格健全的学生才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这里的德,也既指一般意义上的行为、心意,同时也指道德意义上的德行和心意,分别指向道德行为和道德品格。[30]从微观上讲,人格教育应该首先是培育个体顺应天命,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也就是学习首先应该是“学道”。[31]先秦儒家将这种精神视为人生之本、民族之魂,而这个理想信念体系就是先秦儒家所谓的“仁义、礼、智”,在当下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这个培育过程是一个不断锤炼、相对漫长的过程,过程中仍会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其次应是以集体、家国为上的爱国情怀,孔子提倡“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32]孟子主张“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33]同时孔子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些都是倡导个体应该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基础,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培养自己的民族气节。再次是要教会学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事原则,做事多为他人着想,谨守为人的底线伦理,努力换位思考,多帮助他人,多互助合作。

同时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还告诉我们,整个教育链条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方面,都应该努力恪守自身的职责,努力遵守自身岗位和社会角色应遵循的道德准则。教师应该恪守师德,尽可能地将知识、文化传授给学生;学生应该尽学生之本,修养道德,努力学业,尊师重教,爱护集体,如此,才能构筑出和谐友善的校园文化环境。

(二)教育公平,应在德性培育中完善制度支撑

孔子的仁学体系、天人观念以及有教无类的思想启发我们,公平是教育的根本价值趋向之一,当代中国的教育制度与体制应该努力以公平驱动改革,以公平之绳约束教育的牟利冲动。当下教育公平的追寻,首先应该有正确的教育政绩导向,“地方政府的思想要解放,改变教育政绩观,不要给学校压升学指标,要真正为人民负责”。[34]部分地方追求大干快上的教育效率,忽视了教育发展本身应该遵循的客观规律。更有甚者,将拆并组合作为发展教育的唯一手段,从而实现城镇化率的提升,成为装扮政绩的点缀,这无疑与教育公平的理念背道而驰。二是要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尽快完善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促进升学、择校、学区划分等工作不断法制化、规范化,减小教育寻租空间,让普通百姓有学上、能上学,这是教育公平应达成的底线目标。三是要努力促进教育的体制机制的持续创新。[35]如伴随当前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社会中各类群体的利益分化更为明显,公众利益的多元性愈加突出,就应该通过创新教育的体制机制,尽量保障社会不同群体的教育权利,增加教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引导和满足公众的选择性需求。

(三)直面发展,经世致用应为教育发展的重点方向

“不改变社会就无法改变学校”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说明教育改革仅仅改变学校是不够的,社会也必须改革,但这不能成为学校墨守成规被动改革,以及消极面对社会挑战和冲击的借口”。[36]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要直面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需求。《大学》中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直言教育的价值核心就应该锁定在倡导高尚德行,引人向善。进而,儒家在此基础上构筑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体系,认为个人所尊奉的德行与所学习的知识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在完善自我的基础上,实现大国善治,从而平定天下。因此,教育也应该以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科学设计体系,服务发展需要,努力让个人在岗位上实现价值,奉献社会。

就当下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而言,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社会分工不断细化,职业教育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从儒家的教育思想出发,促进当前职业教育的发展,首先应该强化校企之间的合作,不断加快各类知识成果的转化。其次努力改革教师的用人机制,激发职业教师的教学热情;其三应该加大对基础职业教育的投入,努力改善教学环境;最后,还应该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的教学机制,培养学生广而精的学习热忱,成为一专多能的多面手。

(四)展望未来,“天人合一”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不变价值追寻

从先秦儒家的教育哲学思想可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应是教育所努力达致的境界、追求的价值。因为人为天生、天人同构,天人同性、同理、同体。强调教育中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教育的协调,从而达成人的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合一。因此,推动当前的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首先应在改革发展的目的上深入思索。教育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努力实现真善美的统一。从个体层面,应该将真善美作为自身的价值追求,群体层面应该努力相互协作、追求卓越。其次,教育改革的一切举措应顺乎大势,合乎人性。天人合一注重人内生价值的培养,因而相对于各种显性的知识,老师更应该注重各种不可言传的教育对学生的影响,在潜移默化中传递价值与文化。以现在时髦的话来说,也就是所谓“灵魂教育”。三是要努力构筑圆融的师生关系、校生关系、同学关系。师生不应该是“主体—客体”对立的两端,教学应该是共同学习知识、感悟知识的过程,是相互学习、彼此启悟的过程。四是要努力培养“生活教育”哲学。正如陶行知先生所鼓励的,在社会中的每一个行业、生活中的每一场所都能发现教育、感知教育,行是知之始,即行即知,在日常生活的行动中产生理论,发展理论。[38]五是要倡扬仁爱,唤醒人性。倡导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协调,承认自然界具有生命意义,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将人从纯粹的物质利益中拯救出来,破解“物化的人格”,用教育去浸润心灵,导向良善。

总之,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的多重面向,为当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源泉,结合先秦儒家立足于德、更加强调集体观念、服务现实发展所需、指向公平公正的教育观念,对于我们审视当下的师生关系、校生关系紧张,商业化甚嚣尘上,过于强调自我以至唯我的教育倾向,有着十分重要的启发现实意义;而人命系于天、天人合一的教育思想,则是当下教育改革和发展应矢志努力的方向。正如约翰.怀特提出:“为使之不与我们的教育目的背道而驰,我们社会的文化精神的诸如此类的种种表现必须重新导向。”[39

摘要:先秦儒家教育思想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之源,其“天人合一”的教育发展观,以“仁”为核心的教育理念,对君子人格的奉扬,有教无类、兼收并蓄的教育新风,对破解当下中国教育发展难题、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篇5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吉林长春)摘要:中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主要是通过道德修养达到自身的和谐,进而推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其中仁学体系、中庸思想和礼乐文化等观念对当下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从春秋孔子开创至今,两千多年的历史使得她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国民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誉为中国的国学。然而在今天大力倡导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如何正确认识儒家思想对我国的影响,不仅必要,而且对我国社会健康的发展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关键字:儒家思想;社会主义;现代化;仁学体系;中庸思想;和谐社会

一、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 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中所逐渐培养出来的中华民族精神,其内涵是深邃而丰富的。通过学者们不懈的思索与追问,人们对其具体内涵的认识已是愈益全面。十六大概括的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等,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民族精神,而像厚德载物、创新求变、理想人格、民族忧患、历史借鉴等等,也都是中华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养育出来的重要的民族精神。中国精神的形成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发展过程,在中国的历史演进过程中, 儒家思想居于主流地位。因此, 中国精神, 不可避免地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可以认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较大程度地涵括了中国精神的主要方面。

(一)中国精神之仁爱传统

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孝梯也者, 其为仁之木与”。(《论

语·学而》〕孟子也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建立了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推崇仁爱原则、崇尚和谐、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仁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影响并制约着当代中国人际关系的发展,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可以起到积极的促进推动作用,这是当代德育应该吸取和借鉴的。

(二)中华民族精神之爱国主义传统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由儒家思想里“忠”的伦理范畴演化而来的。“忠也

者,„——其心之谓也”,《忠经·天地神

明章第一》里作如是说。朱熹在《四书集注》

解释忠的涵义“尽己之谓忠。”都是对“忠”

字的正确理解。孔子认为:君子行事以忠信为主(《论语·学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份》)。到了西汉经文经学大师范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提出了所谓的“王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之后“忠” 由

原来的儒家〔孔子〕的伦理范畴而一跃成为重要的政治道德范畴,其含义主要是指对君主忠诚。可见,儒家思想陶铸已久的中国人早已把“重视整体精神、强调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一。注重国家、注重整体的整体趋势同观念是中华民族独特的道德传统,注重个人服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传统道德的重要特点。整体观激励人们自觉维护整体利益,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形成克己奉公的美德,而整体观则孕育了最宝贵的爱国情结, 形成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自觉

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关心天下兴亡,具忧国优民的博大情怀;形成了同仇敌忾、不屈不挠的反压迫、反侵略精神。我国历史上涌现出了许多忧国忧民、以身殉国、忠贞报国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增强了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造就万众一心,激励同舟共济, 成为团结、维系和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伟大精神力量。

(三)中华民族精神之诚信观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 为政》)。说明孔圣把“信”看重到何等程度。《论语》中“信”字共出现过38次,其含义用作“诚实不欺”者24次,用作“相信”或“值得相信”者11次,用作“使相信”或“使信任”者1次,其他用法仅2次。其实,《论语》“信”字的诸多含义中,与“诈”相对的“诚实不欺”应是最基本的规定, 其他如“相信”、“信任”, 乃至通常所说的“信用”等,都不过是“诚实不欺”的引申和拓展、像《论语》说的“弟子入则孝, 出则弟, 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以及“恭、宽、信、敏、惠”,“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等,都表明“信”的基本要义在于“开心见诚,无所隐伏”《后汉书马援传》。

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来具有诚信的优良传统, 许多杰出分子在贫弱危难之际之所以仍坚持讲诚守信,就是山于不断进行诚信的自我修持所熔铸成的。因此,一个人如果真诚地注重诚信的内在修养,他必定可以成为一个有德性、有同情心的人,也必定在己与人、己与社会的交往中怀着诚实不欺、真实无妄的理念去行动,从而堵住诸如坑蒙诱骗、背信弃义、制假销假等不道德事件的发生。不仅如此,由于儒家诚信观念的修养总是与理想人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其诚信的运用不在于取得工具性价值,而在于给人以心理的需要和自由的扩展 即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精神世界的理解予以提升和拓展。这种诚信道德的修养思想,尽管在历史流变中往往被当作引申制度原则的依据然其梢神却可以游离于实际的制度而存活于人的心灵世界,从而在中华文化的演进中传承不坠。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具有相当高的超越性,所以它完全有助于消解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道德精神价值被贬低,而物质财

富价值越来越受尊崇的“金钱拜物教”的异化现象,以便建立起一个以诚换诚、以信任换信任的良性的社会生活环境。故而,儒家以加强心性修养而确立诚信的致思取向并没有过时,它对促进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仍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以市场价值的效用性或实用性去全盘否定它。

(四)中国精神之“和”为贵

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著名命题,肯定差异性事物间的和谐关系。荀子则进而把“和”的观念引申到万物生成的高度“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和而不同”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博大的胸襟去容纳万物。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注重“中和”的思想方法,使人们注重和谐维护整体,谦让宽容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人际关系的和睦,社会的和平稳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孟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的思想。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奉行这一伦理原则,与人为善,推己及人 建立了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中华各民族始终互相交融,和衷共济,形成了团结和睦的大家庭中华民族始终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与世界其他民族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推崇仁爱原则、崇尚和谐、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最具民族特色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

二、儒家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影响

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建设不仅是一个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传递的过程。只有从文化的角度,才能站在一种新的高度看待历史和现实的发展。

(一)治国方略

孟子从孔子的“仁”学观念中得出了实施“仁政”的治国理念。“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民贵君轻”都强调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仁,人心也”、“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以人为本才能促进国家的兴旺发展。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就是对该思想的现代诠释。“以力服人为之霸,以德服人为之王”;“大学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使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二者辩证的统一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建设。

(二)经济建设

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学说、“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体现了“无过无不及”的方法论原则,既不冒进、也不保守,既勇于开拓创新、又有所不为,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带动发展,先富带动后富,不急不躁、稳步前进,迈向小康社会的理想目标。不能以环境的牺牲促进经济的发展,不能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天人合一”可持续发展,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

(三)文化教育

儒家思想最注重的就是人的思想的改造,“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被称为君子,又有君子才能对国家的建设作出贡献。而知识是常学常新的,要学以致用、学思结合、知行统一,才能最大化的发挥知识的效用。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无疑是对儒家教育观念的新尝试。

(四)思想道德建设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心怀祖国,把社会的进步当作个人前进的动力,只有社会进步了,个人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是将社会目标和个人目标有机结合起来的现实主义道路。“五伦”中的“朋友有信”强调了诚信的重要性。要做到“爱人”,就先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人独立于世,不仅要胸怀远大理想,而且要有独立的人格意志。“知天命而用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行不言之政,处不为之事”,要有积极进取的开拓。只有做到了以上几点,才能达到“仁”的最高境界,成为一个思想道德涵养高的人,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

(五)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间的关系

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不能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别而有所敌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西方资本主义落后的方面我们要引以为鉴,不能在发展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重复他们的老路;他们进步的方面我们要积极借鉴,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正如孟子所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和平促发展”应该是各国都遵循的有效原则。

(六)儒家思想与创新

怎样才能在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现代化世界竞争中取胜? 无疑得靠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儒家思想由于在世界观上不像资本主义国家受特定宗教的限制,能够比较自由的思考和探讨问题,对新事物的接受速度快,容易吸收新理念形成独具自己特色的创新体系。这无疑是现代化背景下,儒家思想最具时代意义的特征。

三、儒家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一)仁义之德为和谐之基

“和”是儒家哲学中重要的思想范畴之一。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充分说明了人与人之间,思想观点具有差异性,不能完全求得一致,但仍然可以在和谐的前提下, 携手并进, 团结起来一起做事。“和”的思想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能起着积极作用,要达到“和”的理想境界,儒者讲“仁、义、礼、智、信”,其中“仁”与“义”的思想观念在创建和谐社会中要起到基础性作用。

1.“仁”者“爱人”

1.1“仁者,爱人也。”《论语·颜渊》儒家仁学思想中的“爱人”把握了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要素,这就是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的实质性基础,其实质就是“修己”与“克己”。在儒者看来,无“爱人”无所谓“和谐”;爱人,就要处处为他人着想,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处事做人的准则。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1.2“仁则荣,不仁则辱”是儒家哲学中世人的荣辱观,不仅是社会对人的评价标准,而也是社会对个人的基本要求。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意为,一个力求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人最引以为恨的,就是直到死去,自己的名子还不能被世人所传颂。这关键就在于一个人应去追寻什么样的荣誉。儒家思想要求人们应该有荣誉心、耻辱感,所谓:“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无耻矣;士不知有耻,为国家大耻。士荣在于施仁,士辱在于施不仁。”(龚自珍《明良论二》)“仁则荣,不仁则辱”充分概括了儒家荣辱思想的精神实质。这种观念在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对平衡人生价值,调剂生命意义同样具有积极的启发和引导作用。

2.“非义不居”

“非义不居”是儒家思想中实践精神的代表,它对构建和谐社会,对形成融洽和睦的人际关系、人物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儒家哲学思想认为,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和争斗皆起源于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矛盾。在此认识的基础之上,儒者们提出了重义轻利、崇义贬利、以义代利的“非义不居”思想。义与利是对立的两个概念,二者的轻重取舍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对人生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儒学更强调义的获取,强调义所赋予生命存在的道德意义。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把义与利提高到做人的道德境界上来,一个有德行、道德境界高尚的人知道的应该是“义”,而一个无德行道德境界低的人知道的只是“利”。正如孟子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是儒学所推崇的人生境界观和道德境界。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儒学倡导“舍生取义”,它也并不在于要求人们完全放弃利而只顾义。只是说明,当义利发生矛盾激化时,人的行为要去追逐义而放弃自己的私利。正所谓:“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但不至防义耳。”

(《二程论·河南程氏外书》)有高尚德性的人,不是不计较利害得失的,只是尽力不做违背道德规范的事而已,也正所谓:君子求财取之有道。构建和谐社会不只是一种理论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操作。儒家“非义不居”的思想,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道德标准和方法论依据。

(二)礼乐文化的辅助作用

仁学中的“爱人”思想也表述一种最基本的实践主义精神,它直接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成功与否,是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所以弃“礼”而只讲“仁”,肯定无法建构和谐社会。所谓“礼”,是社会的道德规范、条规和人类生活准则。也就是说,礼的社会功能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正如孔子所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有了以礼节之的和,才算真和,才能说得上“和为贵”《论语·学而》。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它以“礼”与“乐”的相互支撑来追求和谐的统一,并以作为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儒家思想认为,“礼”的本质是“序”,“乐”的本质是“和”。“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记·乐记》)。“和”,意味着和合、和谐;“序”,意味着等级、秩序。和谐与秩序是对立统一的。世间没有无序而又和谐的状态,也没有不和谐而有序的事物。“礼”规定了家庭、社会、国家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及应该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具有社会法律和伦理道德规范两方面的内涵,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提供给社会生活稳定的发展秩序。“乐”是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在内的综合艺术的总括,是声音、情感、动作的和谐统一,可以抒发情感,调节性情,感化人的心灵。“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乐记》)。所以儒家提出“和为贵”的思想,是以一个和谐社会状态为根本指导原则的。而社会和谐的核心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人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和谐。“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爱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际和谐的基础。但人际和谐还需要经济基础来支撑,如果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就必然会产生组织或社会内部的相互对抗,人际之间的和谐就会受到破坏。因此,“大乐与天地同和,大官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人与社会的关系实质就是“公”与“私”的关系。儒家认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要三为一体,通过人人“兼善天下”来实现“天下为公”,保障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中庸思想为和谐之准则

中庸思想儒家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行为准则。“庸”即“用”,“中庸”即“用中”,就是按“中”的标准去做,中庸不是折中,也不是中立,而是不偏不倚地把握“中”这个事物运动的准则。根据这个准则处世做人,就可以做得完美,恰到好处,是一种“中正”的象征,而“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中庸之道”是一种追求内在的、实质性的平衡行为准则,一种勿过勿不及的状态。“中”与“和”有着密切关系,东汉郑玄对“中庸”解释为: “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和”一词的含义为按“中”的标准去做事就会达到一种“和”(和谐)的状态,和谐状态是一种完美的表现,也可以说,“中和”是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化状态。《中庸》中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达到“中和”,不仅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而且也实现了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这正是众多儒者梦寐以求的为政之最高境界。《礼记·礼运》中“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这是对“大同”社会状态的描述,也是一个高度和谐的社会。正如孔子所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明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准则可以运用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个人思想言行等各个方面,在为君治国方面“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其中,“正”乃思想行为端正,为人处事必求合乎“义”。在经济上,必须“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坚决反对“放于利而行”《论语·里仁》。在文化教育方面,必须要做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学而》。中庸准则要求个人在履行道德职责时“无过无不及”,一旦过了应有的度,就会使原有的道德要求变质,所谓物极必反。掌握中庸准则,个人必须崇德徒义,但也必须兼德。所谓兼德,就是不偏于一德。仁、义、礼、智、信、忠、孝、恕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互相依存、交叉、互补。所以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中庸准则在树立个人 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季羡林,何静、韩怀仁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2.罗国杰等中国传统道德[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5

3.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2003

4.(德)马克斯·韦伯于晓,陈维纲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5.祝瑞开 当代新儒学[M]1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11)

6.姜林祥 儒学价值传统与现代化[M] 山东:齐鲁出版社,2002(2)

7.张岂之 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J ]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1)8.费孝通 从小培养21 世纪的人[J] 东宇经纬,2000(4)1 9.(法)雷蒙·阿隆 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 见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2)10.《论语》 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12 11.《孟子》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8 12.《周易》.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6,2003.6 13.《春秋繁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题目:论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院系: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儒家思想对当代的影响 篇6

关键词:春秋战国时期 儒家思想 影响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7(c)-0116-01

1 儒家音乐形成的背景

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儒家乐教思想的萌芽。礼乐制度(包括其教育制度)的产生,如果是追寻其本源,则可上溯至氏族社会的原始礼仪活动。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具体实施内容,是从原始祭乐礼仪活动发展而来的。夏代,使得祭祀礼仪的音乐变成为享乐音乐,标志着另外一种服务于娱乐的音乐教育的形成。商代的乐教,人们习乐是为了服务于宗教祭祀活动的音乐教育观念,商代的礼器和乐器,其乐器的工艺制作与音列形态设计,都达到较高的标准。在夏、商、周三代学校教育制度中,西周的礼乐制度是三代中最为完善的,也是对儒家音乐影响最大的。西周的音乐教育是以礼乐教育为主体,西周的礼乐教育具有伦理化、政治化、宗教化的性质,这是历史的特征。西周的乐教思想,总而言之就是道德伦理教育与乐舞艺术教育、行为规范教育与审美情感教育的共构一体,为以后的儒家乐教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2 儒家音乐教育的发展

孔子是教育家、音乐家,同时也是最早的、最具有影响的音乐教育家、儒家的創始人。由西周至春秋,“礼崩乐坏”的现实,使孔子的礼乐复兴的思想是一种着眼于新时代的文化复兴,表面上的“复周礼”,实际上是取夏、商、周三代音乐教育的精华,并致力于当时的文化建设。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培养弟子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也是延续西周时的教育形势。孔子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对一个人的教育应该从诗教开始,而这个人只有懂得礼貌,有着很好的修养,且注重外表,有正当和正确的行为,才能在社会上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他想要成为更完美的人就必须要进而学习音乐,受到良好的音乐教育,从而知书达礼,文艺双全,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乐教是最后的一个阶段,乐是教的结果,乐也是一种教育手段。孔子的思想体现了音乐的价值、目的和孔子礼乐并重的思想。孔子创办了私学,并将礼乐作为其教学的主要内容,在乐教的道德方面,对教育的对象提出“有教无类”,扩大了社会受教育面,以培养有道德、有理想、有治国才干的贤人君子为目的。儒家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孟子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孟子的学说也是源于孔子,他曾自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提出了“与民同乐”的政治主张、音乐美学思想和“人性本善”的道德主张。孟子是主张音乐教育中伦理的与审美的、感性的与理性的统一。他肯定了音乐美感的共同性,其思想不仅在政治上主张仁政,其音乐思想也体现出对仁与义的追求。“与民同乐”的思想及本质体现了“和”,根本的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同时也体现了民主性和时代的进步性。孟子的乐教思想对当代音乐教育提供了一定的理性参考和借鉴。

荀子,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是先秦乐教思想集大成者。荀子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荀子在音乐教育思想与孔子和孟子有许多的不同,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而荀子主张“人性本恶”,十分重视后天的礼乐道德教育,认为只有采取正确的教育手段才能把人给变成善的、美的,为了达到这种目的,音乐教育是不可缺少的教育内容。荀子的音乐教育的内容,它涉及用于教化的音乐在形态上的表现,也涉及到从乐者在自身的审美修养上的培养,突出了荀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注重审美意义。荀子的音乐教育思想不仅仅注重道德教育,他还比前人更注重教育心理。在乐教中,荀子十分重视听觉、视觉以及言语在审美中的作用,荀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对当今的音乐教育值得借鉴。

3 儒家乐教思想对当今音乐教育的借鉴

纵观我国的音乐教育课,可以发现大部分的教师把教学的重点放在乐理知识、纯技术的音乐训练、欣赏为主和以唱口号式的歌曲。一些人对于音乐课上的好不好的标准就是理论知识掌握的多少,技能提高了多少,歌曲唱了多少为评价标准。这些所进行的音乐教育不是审美的教育,并且都不利于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和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音乐教育的目标应该不是单一的传授知识,它是通过教学的手段来实现培育的人才,以此达到教育的目的。在教学中,目的越明确,实现的效果就越好。而音乐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全面健康发展的人。挖掘学生的音乐潜在的素质,培养学生的兴趣与情感。音乐教育作为实施德育的一项主要内容和形式,它是要求在掌握技巧、培养乐感、确立观念、增强美感的同时,艺术性地接受知识来完成或达到塑造美好的人格品德和高尚的思想精神。

儒家音乐教育一直重视对人的审美情感的培养,孔子对学生讲解音乐,通过介绍自己对音乐形式的理解以及自己的审美情感体验,给他们启发的教育行为。在当今的音乐课中,教师不应该把音乐理论作为重点,而应该把培养学生的审美为重点,在课堂中教师应向学生提供基本的音乐材料,并利用这些音响材料积极的引导学生的想象力、探索创造能力,这样才能够增加学生在音乐课堂上的审美情感体验,培养学生的审美情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的教育思想是要人从心底的去学习来完善自己。当今的音乐教育的课程模式应该突出人的因素,要教会学生如何主动的去学习和终身学习。在课程设计上更应该从学生的角度去讲解音乐,不能一味的传播音乐的乐理知识以及“填鸭式”的学习,忽视了学生的存在,一味的枯燥的学习只能导致学生对音乐兴趣的丧失。真正的音乐教学中,应该使学生在音乐中培养正确的审美观,培养学生对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的感受,鉴赏和表现创造能力的教育活动,这是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一代人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曹理.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2]刘宗贤,蔡德贵.当代东方儒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儒家思想对当代的影响 篇7

关键词:儒家,修身育人,务本,继承

两千多年以来,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教育体系, 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 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和繁荣。即使在当今社会形态下, 儒家教育思想中的优秀理念还在对社会文明与进步发挥着积极影响。但是, 在一些职业教育理论学者看来, 儒家教育理念中所固有的重伦理、轻技术, 重人文、轻实践的思想倾向, 使其与具有较强现实属性和应用职能的职业教育格格不入, 传统的儒家教育思想因此成了他们研究的禁区。

在深化教育改革、研究解决当前高职教育所面临问题的过程中, 当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古代文化宝库, 用现代先进教育理念重新审视传统教育思想资源的时候, 却发现在曾被我们束之高阁的儒家教育思想中蕴含着许多能够解决当前高职教育问题的答案。

新视觉下的儒家修身育人思想

1.“君子务本, 本立而道生”抓住根本是儒家育人理念的精髓

“仁”是儒家的思想体系的核心, 实现“仁”的境界是儒家的社会理想。儒家认为, 要让世间充盈着仁爱的光辉, 有赖于统治者广泛施行“仁政”。而要施行“仁政”, 就必须教化民众, 使他们服从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而教化民众的关键在于培养能够担负起用政教风化百姓、用教育感化天下重任的人才。因此, 儒家教育的目的并不是为社会生产一线培养应用人才, 而是培养辅佐君王施行“仁政”的“君子”或“成人”。但是,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儒家在实施培养“君子”、“成人”教育的过程中, 并没有将侧重点放在具体的为政方法上, 而是放在对其人格品质的培养上。

儒家认为, “人”所具有的品质主导着其自身的思想和行为, 决定了其对父母、君王和天下应有的责任和态度, 因此, 品质是做人的根本。儒家经典《大学》着重阐述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 把“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当作教育的终极目标。“其为人也孝悌, 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者, 未之有也。君子务本, 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 其为人之本与!” (《论语·学而》) 。“孝悌”是“君子”应有的品质, 是做人之“本”, 只要抓住这个根本, 为政之“道”便自然产生。“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 (《论语·卫灵公》) , 人是为政之道的主宰, 一旦把人培养成具有“仁爱”精神的“仕”, “仁政”、“王道”便能够得到弘扬。另外, 人的思想品德还直接影响着他的生活态度和处事方式, “君子不器” (《论语·为政》) 是说人一旦修养与品德达到“君子”的境界, 便具备了立身行事的积极态度, 能够适应多种多样的环境, 胜任各行各业的工作。

儒家是从个人品德修养与其立身行事之间的关系出发, 抓住了育人的根本, 是一种人的教育。现代教育理论认为, 教育具备促进人的发展和促进社会的发展两种功能, 促进人的发展是教育前提和手段, 促进社会的发展则是教育所要达到的目的。因此, “教育对社会产生的作用, 归根结底要看教育能否促进人的发展”。[1]儒家之所以看重人的品德教育, 关键在于人的品德是人一切思想行为的主宰, 是人全面发展的核心。

另外,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 儒家的道德教育并非空洞说教, 而是将修养与行为有机地统一, 将道德和知识紧密地结合。儒家要求君子应当掌握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 其实是培养品德与才艺兼备的“君子”的课程, 而所要学习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则是融道德、艺术与知识教育为一体的教材。

儒家教育思想中对于教育目的以及人本关系的认识, 和当代的教育思想自然有着天壤之别, 但是, 儒家教育是一种真正的人的教育, 其“以本促道”的理念, 抓住了育人的关键, 值得我们在实施职业教育过程中深思和借鉴。

2.“学、问、思、辨、行”并重———学习是项综合性的活动或过程

在儒家众多关于教育思想论述当中, 较全面阐述学习方法的是:“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 (《礼记·中庸》) 。针对学习的方法和态度, 这段话阐述了学习是一个复杂综合而又循序渐进的过程, 值得我们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者认真领会和借鉴。

首先是“博学之”。儒家认为学习是正己修身的捷径, 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 终日不寝, 以思, 无益, 不如学也” (《论语·卫灵公》) , 而在学习中广泛猎取, 兼容并蓄则是发挥学习作用的前提。“博学”不是杂学, 是为了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而广泛地学习, 包括向人学、向自然学、向经典学、甚至向对立面学。其次, 儒家把质疑当作学习的发端。“审问之”的意思是, 读书学习时务必要认真仔细, 不迷信书本、不惧怕权威, 要善于发现问题, 大胆设疑探究, 把解答问题当作掌握知识的突破口或切入点。既“学”且“问”才能获得学问的真谛。第三, 儒家把学思结合当作知识内化的必由之路。孔子的学习名言“学而不思则罔” (《论语·学而》) 便强调了思考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知识对于学习者而言“思则得之, 不思则不得” (《孟子·告子章句上》)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 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学习者通过自己的修养把学习的内容体证出来, 内化为自己的认识, 变成自己的能力。思考不仅是对前阶段质疑的解答, 更是这种“体证知识”的过程。因此“慎思之”所要求的不是对知识被动的接受, 而是一种学习者通过主动思考将知识内化为认识和能力的思维活动。第四, “明辨之”是指对前边所学的众多内容进行甄别和择选活动。对于学过的知识, 要求学习者或者独自斟酌, 或者与人交流, 既要分清真伪、辨别优劣;又要区划类属、系统概括。第五“笃行之”所表达的是儒家对实践教育的重视。一方面, 儒家认为践履所学是真正掌握知识或技能不可或缺的学习环节, 荀子说:“君子之学也, 入乎耳, 箸于心, 布乎四体, 行乎动静”, “学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 明也。” (《荀子·劝学》) 是说学习的结果最终要表现在一举一动上。另一方面则是把“学以致用”当做学习的终极目的。“道虽迩, 不行不至;事虽小, 不为不成” (《荀子·修身》) , “学道”、“得道”最终是为了“行道”, 所有学问最终的意义和价值都应该体现在实践中。用学到的知识服务于现实、奉献于社会是儒家重要的学习思想之一。

这种以培养为学者高尚道德情操为目的的学习, 不是简单的说教, 不是孤立的活动, 而是由多个不可或缺且相互作用的环节组成的综合过程。充分调动了学习者作为学习主体的积极性, 有利于其提高认识, 培养能力, 它符合个体发展的实际, 符合学习的规律, 虽然跨越两千多年, 却与当代最先进的教育理念如出一辙。

3.“学不可以已”———学习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自我教育过程

“修身”是儒家所倡导的一种自我教育的方式, 是一种特定的学习活动。孔子认为, 人要成为“仁人”, 必先“修己”, 再“安人”;要“内圣”后, 才能“外王”。[3]因此, 儒家把“修身”当成了提高品德修养的重要途径。儒家丰富的修身理念中渗透着许多被现代人称之为“终身学习”的思想。在儒家看来, 作为一个有道的“君子”必须通过自我教育的方式时时处处充实自己, 改变自己。因此, 在空间维度上, 儒家要求其弟子既要在公开场合的立身行事中学会“温、良、恭、俭、让”, 还要在私密场合学会“慎独”, 坚持“克己”与“内讼”;在时间维度上, 儒家认为学习不是人生某一特定阶段的任务, 而是终其一生的过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感,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 (《论语·学而》) 孔子这段关于自己人生各个阶段的回顾, 说明了只有在一生中不断地学习和反省, 品行道德才能达到应有的境界。

战国时期的荀子对终身教育讲得比较切要:“学不可以已”, 一句话简单明了地揭示了学习是不可以停止的。但是, 学习方法与学习内容在前后阶段应有所区别, “学恶乎始?恶乎终?”即学习从哪里开始, 到哪里结束?回答是“其数则始乎诵经, 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 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 学止乎没后止也。故学数有终, 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 人也;舍之, 禽兽也。” (《荀子·劝学》) 只有不断地学习, 人才能称之为人, 才能与动物有所区别。

终身学习也是诸子百家的共识, 庄子曾说“吾生也有涯, 而知也无涯” (《庄子·养生主》) 。因而, “活到老、学到老”是古代知识分子共同恪守的人生箴言。

当代高职教育对儒家教育思想的借鉴和传承

对于儒家教育理论所进行的重新审视和研究, 有助于我们构建更加符合高职教育实际的理论体系, 有助于解决当前所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而在高职教育应该“培养什么人?”以及“怎样培养人?”这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上, 儒家的教育理论至少能够在以下几方面为我们提供启示:

1.高职教育所培养的首先是社会化的人, 其次才是职业化

的人。所谓“社会化”是指“个人学习知识、技能和规范, 取得社会生活的资格, 发展自己社会性的过程”。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促进受教育者健康成长, 实现生命个体这种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高度转化。儒家“以本促道”的教育理念以实现人的社会化为目的, 把教育当做对人本身的素质进行不断完善、不断提高的过程。这样的教育能使人养成以不变应万变的品质, 实现全面发展。因此, 我们应当把社会化、职业化同时定位为人才培养的目标, 首先进行人的教育, 然后再进行知识与技能教育。否则, 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是会说话的机器, 而不是全面发展的的合格人才。

2. 合格的社会化的人才需要用具体的职业活动来支撑。儒

家综合化学习理论对我们的启示是:必须把教学活动当成一个促进学生主动领会掌握知识和技能的过程。职业教育实践证明, 能够兼容“学、问、思、辨、行”等众多学习环节的教学方式不是传统的课堂教学, 而是实际的职业活动。因此, 高等职业教育的教育教学模式应当不断深入地探究教育教学与具体工作过程相结合的路子, 用具体职业活动作为载体, 将教师的传授与学生的学习, 将道德教育与知识、技能教育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3. 教师的重要职能是交给学生一把开启智慧与创造之门的

钥匙。在日新月异的当代, 学校教育仅仅是学生完善自我的开端, 学习是合格公民终生相随的活动。儒家修身的理念对教育工作者的启示是:应当充分意识到学校教育在学生终生学习过程中的作用, 培养学生自觉学习的意识和习惯, 教会他们正确的学习方法, 从而掌握一把开启智慧与创造之门的钥匙。

参考文献

[1]睢文龙, 廖时人, 朱新春.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50.[1]睢文龙, 廖时人, 朱新春.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50.

[2]张永辉.儒家修身为本思想的现代价值[J].湖南第一师范学报, 2008, 2:74-76.[2]张永辉.儒家修身为本思想的现代价值[J].湖南第一师范学报, 2008, 2:74-76.

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分析 篇8

1 儒家思想概述

儒家思想是中国的正统思想,代表着我国的传统文化,对社会生活、处世态度、做人等都有所规范与标准。“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每一个字都蕴含有深刻的哲理,是规范人格的要求。(1)传统的三纲五常都是来自于儒家思想。《论语》是儒学思想的代表作,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中拥有无可动摇的地位,是儒家思想的典型文学作品。《论语》是孔子以及他的学生们共同编纂而成的,充分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以及做人的道理,是典型的教育性著作,其中蕴含的诸多观点至今受用。例如,《论语·述而》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的意思为:几个人在一起行走,其中必定有我值得学习的老师。我应当对他们优秀的方面加以学习,对不正确的方面加以改正。其实这句话的本质观点就是要始终抱着谦虚好学的态度,学习别人的长处,摒弃他们的短处,进行自我反省,重视自我修养和自身的进步,都充分体现了做人的道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也。”这句话的意思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聪明的。就是做人应当抱着诚实的态度,不应当不懂装懂,是与人相处的基本要求。儒家思想中蕴含多种教育的观点,赢得了世界的关注,对亚洲各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由于儒家思想的强大影响力和独特魅力,“俘获”了很多国家的芳心,使多国的文化都受到了深远的影响,日本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儒家思想对日本民族、文化、音乐、政治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是一个岛国,以大和民族为主,效忠日本天皇。日本从古到今都与我国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公元600年,唐朝期间,日本大量派出“遣唐使”到我国学习,学习我国的文化思想,继而进行了著名的“大化改新”。直到现在,虽然两国存在着岛屿纷争,政治态度存在分歧,但是中日两国仍旧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两国之间依旧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日本的大和民族音乐充分借鉴了我国儒家思想的观点,充分体现了“仁”的思想。日本的唐乐、伎乐以及散乐都是由我国传入到日本的。其中唐乐重视将“善”与“美”的结合,是儒家思想的典型代表。唐代的唐乐流传到了日本,得到了日本人的欣赏,并且发扬与继承下来,逐渐演变成了如今流行的雅乐,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日本的黑田调就是有唐代的《越天乐》的旋律加上日本人的填词而形成的,是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之一。(2)

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大和民族的主要特点就是团结,拥有着崇高的民族信仰。而中国的儒家也有“和”的思想,中国人提倡“以和为贵”。因此,儒家思想对日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直到现在仍旧影响着日本。武士道精神是日本特有的精神,也是日本的一种文化,充分体现了日本人对于“武”的定义。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其本质上体现的是一个“忠”字,是对大日本帝国的忠诚,一辈子为日本天皇效忠。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中我们也经常看到,日本人一旦被打败,就会剖腹自杀,这是日本人的传统。日本人对于“忠”字有很高的要求,是传承中国儒家思想的典型代表。另外,儒家思想对于日本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日本的诸多文学作品中都蕴含了大量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拥有着很深的渊源。那么,我们就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做一下深度解析。

3 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3.1 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中宇宙观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早就对宇宙观有所涉及,在著名的《易传》就有记载,阐述了超脱自然、贯穿自然的世界观、宇宙观,是体现宇宙观的重要历史材料。在西汉时期,董仲舒对原有的宇宙观进行一定的补充,将《易传》中的“五行”与儒家的“五常”进行完美的结合,注重阴阳结合,天地合二为一。这样的宇宙观对日本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遂将阴阳结合,天地合一的宇宙观设定为国家信仰,引起了日本人的重视。《古事记》是日本的一部文学作品,是由日本天皇下令编纂的,记载着日本的发展历史,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3)在这部文学作品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因为这部作品中大都是用汉字编撰而成的,可想而知,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程度;这部作品以神话为题材,在其中涉及了诸多的宇宙观:阐述了阴阳结合,天地乾坤等内容,对宇宙观有了明确的描述,是体现宇宙观的代表性作品。同时儒家思想也涉及宇宙观的观点,与日本的《古事记》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且《易传》属于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在公元前,而《古事记》是在公元的712年,可以明确得出,日本的《古事记》是借鉴了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对宇宙观的阐述。

宇宙观,也可称为世界观,是人们对宇宙、天文地理、阴阳等的界定,是对世间百态的想法。不同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角度也不同,不同的国家会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与宇宙观。而日本《古事记》中的宇宙观与《易传》中的宇宙观很相似,很切合儒家的宇宙观,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作品影响的表现形式之一,在日本的发展与进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日本的《古事记》中是采用汉字的形式书写的,所以更是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是日本信仰与传承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体现儒家思想的典范。《古事记》是日本最早的文学著作,是对日本发展的历史记录,体现了日本的历史文化,也是日本重视宇宙观的萌芽时期,因此来借鉴儒家的宇宙观,来提高日本国内对世界观的认知,他们主张的宇宙演变的过程是“混沌-天地-国土-万物”。日本人将这样的宇宙演变过程作为自己国家的宇宙观,其实这样的宇宙观也是来自中国的古典儒家思想。

在我国的古典著作《周易》中,阐述阴阳结合孕育了世间万物,在《古事记》中也涉及有阴阳的知识,是将阴阳更加细化,将男女性别作为对阴阳的界定,将其供奉为日本人心目中的神灵。由于《古事记》是记录日本历史的一部文学作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日本人会尊重这部作品中阐述的诸多观点,也是将儒家思想传承下去的重要原因。根据以上的论述,《古事记》是体现儒家思想的典型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是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影响的典型作品,对日本文学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2 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中政治观的影响

政治观是对政治观点或做法的一种想法,是对当前社会政治或国家政治发展观点和信仰。古代的政治观是对统治阶级的界定,是对当初社会统治阶级、统治体制以及思想观点的体现,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在政治方面,儒家思想对日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我们都知道,日本信奉天皇,天皇是国家的象征,日本人都是誓死为天皇效忠。在日本的一次改革中,在中国引进了大量的文学资料作为参考,来改革日本的政治制度。《论语》、《礼记》、《周易》等都是引进的对象,日本人根据这些资料,制定了相关的宪法和政治制度。在宪法中规定族群的和平、服从天皇、思想统一等相关内容,是对政治的改革。在日本的诸多政治资料中,大都引用了儒家思想的内容,儒家思想多次出现在天皇所实施的政治思想中,对当时的日本来说,儒家思想已经渗透进日本的政治统治中,主导着日本的政治方向和思想意识。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基础,重视亲爱、仁爱,是人的思想道德的最高境界,注重人的品德修养。这样的仁爱之心在日本的《古事记》中也有所体现。《古事记》中将日本天皇设定为最为完美的人,是对统治者的最高评价,阐述了日本天皇的“仁”是借用了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的内容,日本人认为日本天皇是他们心目中的神灵,思想道德高尚的完美之人,被日本人朝圣。因此,日本后来又出现了诸多歌颂日本天皇的文学作品,表达对日本天皇的称赞,歌颂日本天皇的高贵品质。像《怀风藻》、《万叶集》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日本人对统治者天皇的效忠,也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仁君”、“为政以德”,是对儒家思想的深度解读。政治思想是影响一个国家政治统治的关键,会对国民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尤其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解析。部分文学作品中渗透着对国家政治的解读,读者通过阅读会受到启发,从中得到一些观点,通过传播与分享,最终实现对国民政治思想观的笼络。而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也正是体现了这一点,将儒家思想中的为政的观点运用于日本国家的统治中,通过文学作品的传播与体现,使得日本的国民对儒家思想会越来越重视,实现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扬。

3.3 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中价值伦理观的影响

伦理观是对一些伦理问题的看法与观点,重视对外在道德问题的探究,是对人行为的规范与界定,充分体现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伦理道德代表着个人修养和节操,要体现超凡脱俗,洁身自好的特点。价值伦理观是对人生价值的体现,是充分体现个人品格、个人素养的重要内容。《方丈记》是由日本作家鸭长明因著作而成,这部作品写于鸭长明因仕途失意后的生活描述。在书中的第二部分,描述了鸭长明因的隐居生活,隐居的生活安逸而寂静,怡然自得,充分体现了其超凡脱俗的境界,使作者放下了政治抱负,享受生活的人生态度。在《论语》中,“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体现了对山水生活的向往,提倡简单、清贫的生活作风。美好的生活不在于奢侈的生活条件,而是享受生活的态度和观念,不能只停留在利益与地位之间,那是束缚人生的枷锁。在《方丈记》中,鸭长明虽然仕途失意,但是也乐观积极生活,以一种超凡脱俗、享受田园风光的人生态度来面对生活,也是对人生价值的体现。清贫享乐、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会对人的伦理道德进行熏陶,教育人们不为世俗所牵绊,会形成的不同的人生目标,不再流连于高官俸禄,实现对人性美的解读。

“忠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传统的儒家思想主张“忠孝”,是对人伦道德的标准和规范,是体现道德修养的评价方式。“忠”是主要讲述的是忠诚,“孝”是孝顺,是对父母的赡养与对长辈的尊重,是评价一个人品德的基本标准。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论语》对孝道与忠诚也做出了相关规范,但是对忠、孝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一般会将忠孝放在一起,对国家可以称为忠,也可称为孝,所以二者基本上不存在一定的分歧。一提到“忠”,日本人是将忠发挥到极致的国家之一。日本人信奉天皇,将天皇信奉为神灵,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忠诚,是传承儒家思想的重要表现之一。《古事记》中将天皇的形象神化,对天皇进行高度的歌颂,可以了解到日本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高度体现了日本人的忠诚度。“忠孝”注重体现在君臣之间的忠诚度以及在国与家的选择上,《平家物语》是体现武士对忠孝选择的代表性作品,重视对忠孝的抉择,充分表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忠孝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在《太平记》中,也引入了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内容,像《礼记》、《周易》等,其中富含了大量的儒学思想。儒学思想是在日本文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了日本人的价值伦理观,得到了日本的传承与发扬。

4 结束语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思想的代表,是象征我国历史文化的典范。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是儒家思想的产物,在世界上拥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儒家思想是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衡量标准,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也是传统社会的“五常”,对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学思想渗透进日本的文化中,儒家的诸多观点都在日本文学作品中不断出现,是最具影响力的传统思想。

摘要:儒学思想是我国的传统思想,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儒家思想得到了世界的瞩目,对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对很多亚洲国家的影响最大,尤其是我国周边国家,如韩国、日本等,特别是日本。我国的儒学思想对日本的文化、风俗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今仍旧高度传承儒家思想,本文就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儒家思想,日本文学,影响

注释

11 严桂林.浅谈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J].剑南文学(上半月),2014.8:62-64.

22 肖开益,高春璐.论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1.7:115-116.

浅谈儒家思想对东亚的影响 篇9

一、儒家思想对韩国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韩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甚至是全方位的, 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 儒家思想形成了朝鲜中央集权的政治观。儒家思想在朝鲜经过长期的发展, 至李氏王朝, 已经成为了支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儒家思想强调的“三纲五常”、“忠孝一致”和个人对家族先辈的绝对服从, 对君主和国家的绝对忠诚的基础上, 朝鲜形成了以君主为核心, 以专制等级制度治理国家, 维护社会秩序的“中央集权”制, 严格“管理”、“家族”集团主义等为内容的集权秩序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对朝鲜的整个中央集权政治观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二, 儒家思想塑造了朝鲜忠孝一致的伦理观。“忠孝”思想是儒学的基本思想之一, 被认为是整个社会应当遵守的基本准则, 并把家扩大到国, 形成了家国同构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忠孝观念培养了对团队和集体以及家庭的忠诚奉献精神, 这点在韩国企业精神中可见一斑。韩国学者金中培把韩国企业精神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对国家、社会、企业的责任性和忠诚性;第二, 重感情、诚恳、热情、坦率;第三, 重权威、尊重老人和长辈。而这些正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2]

其三, 儒家思想的精神渗透到了韩国风俗习惯、日常生活观念的方方面面。例如, 韩国在三国时代也已经开始祭祀祖先, 并逐渐发展了非常完备的仪式与制度;韩国也非常重视服丧, 有成熟的丧服制。此外韩国还非常重视阴历及其节令。除此之外, 儒家思想对韩国的影响, 从现今韩国人的日常生活观念上也可以体现出来。

二、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化了的儒家思想已经形成了对思想与行为的约束力, 以其独特的功能影响着日本社会的经济、政治、历史进程以及传统文化。其具体作用大致可概括如下:

其一, 对日本社会的结构及其人际关系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受儒家思想重视血亲家族关系的影响, 日本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典型的家族式社会。但日本社会中的家族又与中国的血缘家族有明显的不同, 成员未必出自同一血统, 但长幼, 主仆之间都界定为亲子关系。即用生活中的“名分”, 将家庭的观念固定化, 同时还把这种关系扩展到了其他社会组织和团体。主张依靠“道义”原则, 把各种人以及各个社会“细胞”连结起来, 从而形成一张“道义的网络”。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 它的联系对象也扩大到了企业中的班组、车间乃至企业本身。

其二, 构成日本民族最基本的伦理观和价值观, 进而形成了大和民族独有的民族心理。正如美国学者埃德温·赖肖尔所认为的那样, 在当代的日本虽然儒家思想不再是一种系统完备的思想体系, 但是作为日本一种重要的传统思想因素, 它仍然沉积于日本民族的深层的民族心理中, 并构成了日本民族最基本的伦理观和价值观。

其三, 促成了日本重视学识, 重视教育意识的形成。在日本的传统儒家思想中中, 智慧或学识也被置于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 它表现为从古到今, 日本不遗余力地学习、引进外来先进文化, 同时还表现在对学校教育一贯的高度重视上。在日本现代社会中, 儒家思想重视学识、智慧、教育的思想, 转化为对人力资源的大力开发和对西方科技文明的大胆引进、改造和利用, 极大地提高了日本国民的文化水平和劳动力素质, 最终成为了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重要精神动因。

三、儒家思想对新加坡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新加坡得以本土化主要是由于新加坡政府认识到要使任何外来文化在本国被接受, 只有经过本土文化的吸纳, 同本土文化相融, 为本国人民所接受, 才有可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于是新加坡对各种文化做出比较、鉴别、分析和综合后, 最后决定从儒家思想中提取精髓, 并使之“新加坡化”。

儒家思想的现代化体现在新加坡在保持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 吸收了西方文明的进步因素。而独立、民主、敬业乐群、仁爱礼让、廉洁奉公、刻苦勤劳、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新加坡精神, 就正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精髓的融合与贯通。儒家思想的社会生活化体现在新加坡政府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视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 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外化为新加坡人的具体行为准则。同时为了使新加坡能够真正贯彻具有新内涵的“八字精神”, 新加坡政府不但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 (如为了宣扬“仁爱”精神, 新加坡设有社区居民委员会等多种组织) , 还以法制规范, 促使人们对传统价值观的践行。

新加坡政府致力于加强儒家思想在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形成了“尊君”、“重令”的集权政治, “仁政”、“德治”的治国方略。用儒家思想教化人民, 号召国民讲礼仪、勤劳、重视家庭、爱国, 提倡公德心, 号召建设“优雅社会”, “团结的社会”, 形成了个人服从社会的价值准则, 家族本位的伦理取向和国民克勤克俭的生活态度。

参考文献

[1]陆玉林:《东亚的转生:东亚哲学与21世纪导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荀子对儒家孝道思想发展的影响 篇10

荀子, 名况, 字卿, 汉族, 因避西汉宣帝刘询讳, 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 故又称孙卿, 战国末期赵国人, 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 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时人尊称“荀卿”。荀子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 后为楚兰陵令。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 提倡性恶论, 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说”比较, 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在荀子游学期间, 他曾经入秦国, 又到过赵国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面前, 最后老死于楚国兰陵。

荀子的游学过程中, 结合自身经历感悟在儒家思想的发展方面有着众多贡献。他在继承儒家礼治的基础之上, 同时融合和发展了法家的法治, 战国时期最著名的两位法家的思想家、政治家韩非与李斯都深受他的影响, 正是因为荀子的这种独特思想, 才成就了他的“隆礼尚法”。荀子所生活的战国末期社会, 诸侯征战, 为了在争霸中获得优势地位, 各国都争先恐后地进行变法改革, 从西周时期确立的原式分封制和宗法制都不断地受到冲击, 郡县制开始奉行, 传统的世族制度不再占据社会的主流, 选贤任能的风气逐渐风靡, 这种礼制崩坏的局面加剧了最初地缘、血缘政治的崩坏, 随之而来的, 是人们伦理观念的巨大变化[1]16。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荀子, 在对儒学进行继承和发扬的过程中, 根据时代发展变化形式对其内容有所增益和改革, 也分别对各派学说有所吸收地扬弃, 使其思想更加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和统治者的需求, 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个方面就是他对于孝道观的新解读和阐释, 与传统儒学相比较, 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下面我们针对荀子对儒家孝道思想发展的影响略作分析。

二、孝道与隆礼

荀子遵循儒家思想核心, 将“礼”定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 无论在探究文学还是法治方面, 都以“礼”为宗, 可以说是孔子思想体系的另外一种发展。从荀子思想发展脉络来看, 他对儒家孝道思想的发展主要是外在的规范方面, 比如将“礼”放大到“法治、纲纪”的高度, 在孝道方面也是很典型的以“礼”为尊。

先秦的儒家思想中, 对于孝道的认知和阐释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天经地义。在儒家思想理论中, 尊老敬亲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和情感, 是对于父母亲族恩德的天经地义的回馈, 这种思想在人的心中根深蒂固, 其他外在的行为则是这种自然属性引导下所展现的情感和行为的外露, 所以, 儒家将孝亲定位发自肺腑的义不容辞的人伦责任[2]84。孝敬父母、尊敬长辈、赡养亲族, 这些都是必需的道义责任, 也是天经地义的人伦。荀子的观念自然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核心, 也将其定位为孝道思想的核心。荀子个人认为, 孝敬父母是人有别于野兽的重要原因, 野兽虽然有父子之名但是没有父子之亲, 人的天经地义的遵循人伦的行为是其区别于野兽蒙昧的重要表现, 儒家将那些不懂得孝亲敬老的人看做品行卑劣之人, 甚或猪狗不如。从这个角度来看, 荀子和孟子是较为相同的, 虽然二者分别主张“性善论”和“性恶论”。荀子积极提倡人伦法制的行为主要是为了凸显其“隆礼”, 将维护等建设会的等级制度和礼法秩序作为关键, 以建立明确的等级秩序[3]78。

在这个基础之上, 荀子从“隆礼”的角度将人伦孝道提升到了较高的地位, 他将国家的礼制与天地秩序和日月星辰并行, 礼成为了天道而存在, 已经不再局限于普通的人伦规范和行为准则, 孝道被拔高到了天地法则的程度, 人伦孝道之亲成为了遵循自然法则、践行礼义的结果[4]69。荀子曾经假托尧舜的口气来表达他自己的礼教观“,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如何?人们之间的情感并不十分美好, 这又何必问呢?人一旦有了妻子儿女, 对于父母的孝顺之心就减弱了, 嗜好欲望得到了满足对于朋友的诚信就减弱了, 功名利禄的利益得到了满足对于君主的忠诚就减弱了, 所谓人情, 并不十分美好, 这又何必问呢?”在荀子著作中的这一番自问自答可以很明确地看出荀子对于孝道和忠君的认识, 他觉得只有通过礼义限制、教化民众, 才能够贯彻忠君和孝道的行为, 并且需要依靠圣人的教化来实现。从荀子的这种观念来看。历史上许多孝子典型都是礼义教化和限制的结果, 比如东汉时期平丘的孝子程末。据说在程末十四岁的时候, 祖父因而而亡, 他十分悲痛, 抱着祖父的尸体号啕大哭, 以至于气息急促无法呼吸, 他的舅舅嚼碎了枣肉来喂他, 但是他因为过于悲痛气息哽咽而无法下咽, 只能吃一些粗粮喝一些凉水, 在报丧期间, 他不吃美味精致的饭菜, 休息甚少, 只是跪在灵柩旁落泪。陈留的太守有感于其孝心, 将程末推荐为孝义童, 但是他却以祖父不能葬到家里而婉言谢绝, 这种对孝义的贯彻是礼义所带来的约束和圣人教化的作用, 但是同时也不难看到其中不乏儒家所谈论的孝道的自然与天经地义。荀子这种与孔孟截然不同的认为孝道是圣人和礼治共同作用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儒家的思想。

三、从义不从父

战国末期, 正是中国古代社会极端动荡和变化的时代, 当时, 封建制度已经初步确立, 出现了大一统的发展趋势, 荀子的思想很多方面正是迎合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 为确立封建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提供理论依据, 所以他的孝道思想从核心上来说仍然是服务于能够为国家确立统治服务的礼制。因而, 基于这种认知, 他对于孝道的理解也更为深刻, 非常典型的就是像曾子一样对孝道进行了档次划分。他曾说, 顺从长辈, 敬爱兄长, 是为人最基本的品行, 尊崇上级, 对下级真诚, 是为人重要的品行, 遵从道义而不盲目听从君主的命令, 遵从道义不盲目遵从长辈的命令, 是为人最重要的品行。从其中递进的关系可以看出荀子对真正“大孝”的理解。对父辈俯首帖耳, 言听计从, 并不是真正的孝道, 只有坚持原则, 服从大义, 以真正的道义为行为标准, 不将亲情陷入不仁不义, 才是真正值得提倡的“大孝”[5]17。荀子将国家统治所倡导的道德标准与秩序定为真正的“大孝和道义”, 可见他与孔子和孟子的不同。孔子的思想重在尊重亲孝, 孟子的重在供养亲孝, 但是荀子的思想则将孝道升华到了一个新的等级, 将其作为维护封建统治中心的工具来应用和提倡, 从根源来看, 正是这三位圣人生活的不同时代决定了其思想侧重点的不同[6]33。荀子在游历各国过程中, 看到了各国奋发图强, 积极进行改革的风貌, 接触到了众多为巩固国家统治秩序积极投入的著名学者, 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时代是秩序被确立和巩固的时代, 所需要的是能够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思想工具, 因此, 他十分强调孝道服从于“大孝”和“道义”的思想, 提出了从义不从父。

四、君恩大于父恩

在政治观点方面, 荀子与孟子存在较大分歧, 这主要是受二者“性善论”和“性恶论”的影响, 正因为荀子认定人性本恶, 所以对于个人的品质和性情关注较少, 更多地注重礼治和法制的力量以及圣人的教化影响。在荀子的著作中, 他将天地君亲师并重, 以此来体现忠君的重要性。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 所长期供奉的天地君亲师文化正是源于此, 从孔子提倡遵守“大义”这个思想取向来看, 他对于君恩大于父恩这个观念的积极提倡也就不难理解。

在《韩诗外传》中有一篇能够很好阐释春秋时期忠与孝矛盾的故事。齐宣王问田过“:我听说, 信奉儒家的人, 当父母亡故的时候, 孝子要守孝三年。那么, (对于信奉儒家的人) 君王和父母, 哪个更为重要呢?”田过回答“:大概君王不如父母重要。”宣王不高兴, 说道:“那为什么你离开亲人而为君王效力呢?”田过回答“:如果不是君王赐予的土地, 我就没有办法让我的父母有容身之所。如果没有君王赐予的俸禄, 我就没有办法奉养父母。如果不是君王赐予的爵位, 我就没有办法让我的父母地位显赫。我从君王得到的东西, 都鲜于我的父母。所谓为君王效力, 是为了父母而已。”宣王不悦, 却无言以对。这种忠孝无法两全的选择正是春秋时期典型矛盾的一种缩影。在荀子的认知里, 君恩和亲恩既是等同的, 但是同时也有所区别, 在大义面前要忠于君主, 这也明确提出“隆君”思想的首位儒家学者, 他将保护君主的绝对权威作为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方面, 将君权高于父权, 忠大于孝进行阐述和定义, 与其大一统的时代发展趋势正契合, 可以说是荀子儒法思想结合的一个重要表现, 与孔孟思想也存在着较大分歧, 可以说是对春秋争霸时期社会上众多忠、孝矛盾的解答, 也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变革[7]。

从荀子儒家孝道思想的发展来看, 孝并非是他关注的主体, 而是由此改造后延伸出来的对于国家忠义、对于礼制的维护效果更为他所重视, 这种迎合现实政治发展需求的思想发展可以说为后世儒家学说地位的奠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摘要: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 荀子在继承孔孟思想核心的基础上, 对于儒家孝道思想融入了许多自己的理解和时代特点, 延伸了孝道中维护礼制和国家忠义的部分, 给儒家思想发展带来了新变革。

关键词:荀子,儒家思想,大义,忠君

参考文献

[1]汪怀君.儒家人伦思想的精神意蕴[J].船山学刊, 2005 (2) .

[2]孙家洲.先秦儒家与法家“忠孝”伦理思想述评[J].贵州社会科学, 1987 (4) .

[3]陈海红, 李长泰.儒家人伦思想的建构与展开[J].人文杂志, 2003 (3) .

[4]杨振华.孟子对孔子“孝”思想的发展[J].陇东学院学报, 2005 (4) .

[5]宋洪兵.韩非“法通人情”论探析[J].社会科学战线, 2003 (6) .

[6]王保国.评荀子的君本论和君民“舟水”关系说[J].史学月刊, 2004 (11) .

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 篇11

这种精神极大地影响着我国的企业文化。从20世纪50年代的“孟泰精神”,20世纪60年代的“铁人精神”,20世纪80年代的“二汽精神”(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坚持改革的创新精神;永攀高峰的竞争精神;顾全大局的主人翁精神)到当今时代的“海尔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等,都贯穿了一条主线——不怨天,不尤人,发奋图强,艰苦创业,永攀高峰,无所畏惧。它构成了我国企业文化拼搏向上的局面。

影响之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

这是由儒家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决定的。孔子提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并把“仁”作为他学说“一以贯之”的唯一原则和最高道德标准,而“仁”的内涵就是“爱人”,强调从无私的动机出发,舍己利人,舍己爱人。孔子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把人看做是天地万物的中心,深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人心。孟子提出“人人皆可为尧舜”,强调人只要努力,皆可成才。

这种以人为本的理念成为建设优良企业文化的有力思想武器,有利于维系企业员工的良好人际关系。在管理出色的企业里,管理者对人的态度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内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在管理不善的企业里,人要么被当做“机器”,要么被视为企业的经济负担,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压抑。全国模范企业青岛港的领导干部有一句座右铭:“职工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再难也要办好。”百年老店同仁堂以仁为企业文化之本。仁者爱人,对内体现为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管理的仁政思想;对外则体现为产业报国,回馈社会的济世精神。济世养生,追求的是个人价值与社会理想的和谐,凝结了同仁堂对员工、国家、社会所倾注的强烈责任。原巨人集团的史玉柱在总结失败教训时就提到,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巨人文化只是停留在空洞的宣传口号上,而没有变成员工的实际行为。这些案例都表明,以人为本,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点,人本思想构成现代企业以人为中心管理的文化基础。

影响之三:追求诚信的企业经营理念

这是由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传统决定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进一步主张“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在商业活动中要求企业做到智慧和道德相交融,做人之道与经营之道相统一,坚持“守信与重义”,“修身与报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其中,“诚信不欺,一诺千金”是中国商业精神的一条重要原则。它要求企业家在经营企业和经商活动中信守道义和诺言,先义后利,不做亏心的买卖。即使不订书面契约,语既出就要诚守信誉,“非诚贾不得食于贾”,不是以诚为本的商人就不能以经商谋生。

重义轻利的思想对企业文化建设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它提倡在物质利益面前要“克己”,“寡欲”,“见利思义”,“义而后取”;它鄙弃“嗟来之食”,不取“不义之财”。百年老店同仁堂是有着三百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医药行业的著名企业。同仁堂继承儒家优秀思想,严格遵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诚信经营理念,树立“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意识,创制了许多令消费者放心的精品良药,确保了同仁堂金字招牌熠熠生辉。同仁堂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能继承儒家思想精髓,坚持诚信为本的药德思想,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融入新的内涵。这种优秀的企业文化与诚信思想伴随着同仁堂人,不断在实践中加以落实,才使得同仁堂在市场竞争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影响之四:稳中求胜的企业文化理念

这种理念源于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关于恰到好处、不偏不倚的学说,它所提倡的是人类精神活动与行为活动应当控制在恰到好处、不偏不倚的状态。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的中庸之道主张人与人之间要和谐,提倡“礼之用,和为贵”,讲“仁”、“爱”、“诚”、“中和”待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无过之,无不及”,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把握事物要有“度”,不高不低为最理想。认为矛盾发展有三种可能“过,中,不及。在这三种可能中,人们应该取“中”。

把握“中庸之道”对于体现企业管理的艺术性、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是必不可少的。如在管理矛盾中,有的矛盾,其对立双方中的一方为“是”,另一方为“非”,对此,应该是非鲜明,坚持真理;有的矛盾,则对立双方均为“非”或“不完全是”,对此,就不能简单地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了,必须把双方协调起来,这就用到了“中庸之道”。在企业管理中经常要用到“中庸之道”,如:学习外国经验与坚持中国传统,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赏与罚,严格管理与宽松管理等等。

影响之五:企业员工的团队意识

这种团队意识可在儒家思想的三纲理论中得到体现。儒家一方面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个人、家、国、天下四者统一起来,在社会整体中确立个人的价值,强调培养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的人生价值的追求。另一方面主张“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君子合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倡导团队中的团结与协作。儒家在“三纲”理论中讲究子从父,妻从夫,兄弟友爱,姐妹相助。这种家庭观念既包含有整体感、骨肉情,又包含有家长意识和服从意识。在一个家族团体内,以家族利益为最高目标,追求家族利益的最大化,强调团体(整体)重于个人,个人无条件服从整体,强调家族内部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和谐和稳定。

以家庭观念为先导的团队意识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企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可以视同“一个小家庭”。去掉封建性,保留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与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是不矛盾的。增强企业员工的“家族”观念,有利于企业形成团体凝聚力和竞争力,有利于重构人们以团体利益为重的团体精神。在企业里,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往往借助于家庭观念的中介,以“爱厂如家”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前所述的“孟泰精神”,20世纪80年代广州白云山制药厂的“白云山精神”,广州第一橡胶厂“志在改革齐进取,爱厂如家当主人”的企业精神,衡水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和谐管理”,从他们这里可以看出,“爱厂如家”是企业凝聚力的源泉。它一方面意味着工厂像家庭一样温暖,领导像父母一样可亲可信,同事像兄弟姐妹一样团结友爱;另一方面意味着员工对企业像对家庭一样关心爱护,与之融为一体,休戚与共,心甘情愿地为振兴企业而出谋划策和忘我劳动。应该说,这是我国企业文化内容中又一个独具特色的优势文化。因而继承和发扬儒家文化的团队意识和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高度责任感,处理好个人与整体的关系,在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基础上增强整体的凝聚力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影响之六:重视精神需要的奉献品质

儒家思想中重视名节的传统是:其体现。孟子有一段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在儒家思想中,民族国家的尊严和荣辱,个人的人格、信念和操守,被看得高于一切。这种思想,凝铸成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这种民族精神,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珍惜荣誉、崇尚气节、讲究廉耻、高度自尊。时穷节乃见,在危难时的表现为崇高的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可杀不可辱”,为了捍卫自己的信念、节操和荣誉,为了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敢于蔑视强暴,甘愿忍受贫苦,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们只要去掉其中封建思想的糟粕,把自尊、自爱、自强、重视名节的精神,建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之上,就会形成有形的心理环境,就能激发员工的爱国之情。

儒家思想对当代的影响 篇1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礼”,影响

一、儒家文化“礼”的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

(一) 儒家文化“礼”的思想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化资源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以文化为依托和基础, 需要构建文化载体并以此来推进思想政治研究和实践的开展。因为思想观念和政治理念是融入文化之中, 并且是通过某种文化形式得以体现的, 所以有专家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还是一种文化教育。文化的传承性使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远离传统, “教育是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一种生命机制, 没有文化传统就不会有教育, 因为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 这就注定了教育必须以传统为前提, 为基础。”实际上, 思想政治教育虽然是新时代的新产物, 但它并不是凭空创造的, 不是空中楼阁。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形成的, 所以它必然存在对传统教育的传承与转化。

儒家文化“礼”思想中的理想人格培养理念有助于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儒家文化提倡君子应“志于道”, 视“道义”为最高的价值目标。孔子说:“朝闻道, 夕死可以。”孟子也主张:“舍生取义”。儒家文化将“道义”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 也将它作为“成人”的根本标准。“使人从被世俗功利所压迫和扭曲的痛苦中解放出来, 从而达到完善的人生境界。”另一方面, 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中的道德教化思想有助于强化思想道德教育。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将道德教育作为基础内容, 正是认识到了“良好的道德品质不仅是国家社会对个人的期望和要求, 也是个体自身健康成长的内在需求, 它对每个人的学习、生活、工作产生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二) 儒家文化“礼”的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有着重要启示

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中蕴含的教化理念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 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儒家思想主张道德教化与道德实践结合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有着重要借鉴意义。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内容是道德教育, 实际上道德教育的方法上却存在诸多问题。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只注重道德观念的灌输, 对于道德实践活动就缺少督促和组织。我们今后在道德教育工作中所要做的就是, 借鉴儒家道德教育模式, 将道德教育和受教育者自身道德修养和道德践履相结合, 将道德观念的灌输融入到受教育者的道德实践活动中去。

第二, 儒家“礼法并用”的管理手段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有着重要借鉴意义。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中的核心以及最具特色的内容就是“礼法结合”“礼法并用”这样一种治理国家和管理民众的思想策略。形成了儒家的“礼法”并用的教化管理理念, 也构成了儒家文化“礼”的思想的基本结构。这是一种双重的教育管理模式, 道德教化和法律规制互相渗透, 从而使两者相辅相成, 有机结合。

二、儒家文化“礼”的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影响

(一) 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目的和价值上存在着冲突

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从其性质上来看, 是儒家所提出的一种治理国家、教育管理民众的一种政策和手段。这种政策和手段是儒家为统治阶级献出的“良策”, 其目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 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特权和利益, 也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和等级秩序。

与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不同, 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着眼点是受教育者, 也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就是灌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和价值取向就是:“在灌输科学理论和提高人们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基础上, 引导人们走向健康、科学的发展道路, 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将人的物质生活发展与精神生活的发展统一起来, 从而进一步地促进形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 某些腐朽和落后成分不适应当前的时代环境

首先, 礼教中的专制主义不适应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环境。儒家文化“礼”的思想是产生于几千年前的封建社会中的一种传统思想文化, 它的礼教内容不仅蕴含着封建专制主义思想, 而且礼教的方法和手段也存在着专制主义的性质。时至今日, “这种专制主义的惰性因素依然在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的头脑中保留了痕迹, 导致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中自觉不自觉的垄断倾向。”这种明显带有专制主义痕迹的教育模式, 与当今时代的社会环境是格格不入的, 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流于教条、空洞。

其次, 礼教中的等级观念不适应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环境。儒家所推行的礼教内容中, 等级观念的灌输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这种教育内容是明显带有“奴化”的性质的, 在当时封建社会的制度体系下是一种需要, 在现今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则是一种腐朽、落后的思想。

三、对儒家文化“礼”的思想进行批判地继承

首先, 找准儒家文化“礼”的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点。“传统要同现代实现有机结合, 首要条件就是两者必须具有结合点。没有结合点, 两者的结合将无从实现。”我们要通过批判继承儒家文化“礼”的思想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那么我们就要在批判继承的过程中, 找准儒家文化“礼”的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点。这样, 才能准确找到批判继承的路径, 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切实有效地达到批判继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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