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音乐思想研究（精选7篇）
儒家音乐思想研究 篇1
儒家音乐思想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它直接影响了两千年来中国音乐美学理论的发展。它由孔子奠基, 经孟子、荀子发展, 集大成于《乐记》, 其核心为礼乐思想。
嵇康, 字叔夜, 三国魏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书画家、音乐家。嵇康在思想上受老庄影响较大, 崇尚天道自然无为。其著作《声无哀乐论》集中体现了嵇康音乐思想。这是中国音乐史上“自律论”美学最早的典型表达。
儒家音乐思想和嵇康音乐思想是中国音乐美学思想两大潮流的源头。二者在如何看待音乐的本质等重大音乐美学问题上针锋相对。本文将从二者产生的背景、论音乐的本质、音乐的功能、音乐的审美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一、产生背景
西周以来执行了严格的礼乐制度, 以礼为核心, 即所谓“君子无物而不在礼”。乐是为礼服务的工具。公元前770年, 周平王在西周的衰落期间东迁洛邑 (今洛阳) , 史称东周。周天子逐渐失去共主的地位。与周政权共生的礼乐制也逐渐分解, 乐也从礼的束缚中得到相对独立的地位, 并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它的变化过程经历整个春秋时代近三百年。儒家音乐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它基本继承了西周的礼乐思想, 又把礼与乐不同的作用区分开来。
嵇康音乐思想产生于魏晋时期。魏晋是我国历史上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的时代。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崩溃, 士人们思想信仰发生了动摇, 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怀疑, 思想的多元化出现了。根源于道家思想的魏晋“玄学”对当时的政治、社会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 同时它也提供了逃避现实的一种思想体系。这样, 一批“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清谈家应运而生。他们带着任冲动而生活的“风流”, 带着放大的浪漫资质, 构成了与传统儒学相抗衡的思想流派。
二、音乐的本质
《乐记》对于音乐本质的解释, 具有相当的深度。它提出“物动心感”的命题。即“凡音之起, 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 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 故形于声。声相应, 故生变, 变成方, 谓之音。比而乐之, 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它认为音乐不是外物在人心中的反映, 而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感情对外物的一种反应, 是本性在音乐中的显露。它区分了声、音、乐三个概念。声是一种生理现象, 它构成音和乐的基础。音和乐则虽然也是一种声, 但它们又属于一种特殊的声。音是按照一定规律组合起来特殊之声 (相应之声、成方之声) , 它是一种纯粹艺术形式;乐则是诗、歌、舞结合在一起的特殊之音 (比杂及干戚羽旄之音) , 它是一种社会艺术形式。音作为一种纯粹艺术形式, 是受情驱使的。这就是说, 音乐的产生与人的内心有关, 自然界的音响经过艺术加工产生了音乐, 这是由人的内心情感因素决定的。它肯定音乐是表达感情的艺术、它表现人的内心, 揭示人的精神状态。
嵇康认为音乐的本体是自然, 说“夫五色有好丑, 五声有善恶, 此物之自然也”, 这些产生于自然的音乐也具有自然的和谐特性, 有大小、单复、高埤、舒疾、猛静、善恶的变化。它们是音乐的自然之和, 并不因人的哀乐有所改变, 所以“音声有自然之和, 而无系于人情”。音乐本身并没有什么情感特征, 只有和谐与不和谐的区别。在此基础上, 嵇康明确否定了乐和感情之间的联系, 认为“心之与声, 明为二物”, 音乐不表现任何感情, 它只是音响的自然运动。如果听者有了哀乐之感, 那是因为他在欣赏音乐之前内心已先有了哀和乐, 并不是音乐使他产生了或哀或乐的感情。
三、音乐的功能
儒家学派突出强调音乐和政治的关系问题, 提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观点, 认为音乐和政治紧密相连, 有什么样的政治就会有什么样的音乐, 所以可“审乐以知政”:治世之音安祥而快乐, 乱世之音怨恨而愤怒, 亡国之音哀愁而悲伤。音乐既然和国家的兴亡有关, 就要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 要提倡礼乐治国, 用礼来区分等级, 用乐来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以达到君臣和敬、长幼和顺、父子兄弟和亲的整个社会完全谐和的目的。它认为音乐是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手段, 利用音乐的美感作用, 端正社会风气, 使整个社会达到和谐一致, 这就是先王制定音乐的目的。《乐记》还非常强调音乐的伦理教育作用, 指出音乐必须接受政治、伦理道德的制约。这种适应统治阶级文治武功需要而形成的音乐观, 在当时形势下, 无疑能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而嵇康则认为音乐不过是人感情的一种载体, 它本身是没有感情的, 那么儒家所说的“季子听声, 以知众国之风”是“欲儒妄记, 欲神其事而追为耳”。至于那“文王功德与风俗之盛哀”自然也就不能够“象之于声音”了。说到底, 音乐对人的心理虽然会产生感觉的作用, 但是它并不涉及到人的具体感情, 也就不会牵涉到人的观念和对社会的理性认知。《声无哀乐论》充分肯定了音乐的美感作用, 认为“宫商集比, 声音克谐, 此人心之至愿, 情欲之所钟”。和谐的音乐可以给人带来快感和美感, 而这些和谐的音乐正是人们最大的愿望。这些观点是对《乐记》等儒家思想的挑战。
两相比较, 儒家学派从治国的角度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 认为音乐与政治关系密切, 具有教化功能, 因此注重礼乐文化。而《声无哀乐论》强调音乐的功能主要是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 而不仅仅是教化的工具。嵇康敢于肯定音乐的美感作用, 重视对音乐本身表现手段的研究, 不将音乐视为政治的附庸, 而是为艺术而艺术, 体现了音乐的自觉, 比《乐记》更有美学意义。
四、音乐的审美
儒家学派强调“美”其最重要的本质就是“乐”“善”合一。《礼记·乐记》说:“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 小人乐得其欲。”乐首先能带给人以感官上的快感。“乐”, 这是音乐“美”的基础。孔子对此十分重视、充分肯定, 因为这也是孔子把音乐作为教化手段的基础。但是正如《史记·乐书》所说:凡作乐者, 所以节 (节制) 乐。君子以谦退为礼, 以损减为乐, 乐其如此也。所谓“和”, 实指各种异质的谐和统一, 各种对立性质的消解。音乐的功能正在于和合人心, 当然只有“美”、“善”统一, “仁”、“乐”结合的音乐才具备这样的功能。强调“美”与“善”、“仁”与“乐”的和谐统一, 是儒家学派评价音乐的的重要标准。
嵇康认为音乐只有形式美, 音乐的本体是“和”, 这个“和”是大小、单复、高埤、猛静、善恶 (美与不美) 、舒急的变化、对比;并不表现人的思想、道德和哀乐之情, 人的感情是出自客观的外物影响。即对欣赏者的作用, 仅限于“躁静”、“专散”;即它只能使人感觉兴奋活恬静, 精神集中活分散。
总的来说, 儒家音乐思想更加注重研究音乐的外部关系, 强调音乐与政治的联系, 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与教化作用。而嵇康音乐思想则深入音乐的内部, 注意研究音乐自身的规律、音乐的特殊性、音乐的美感作用与娱乐作用。以儒家音乐思想所代表的“礼乐刑政”并举的官方音乐思想与嵇康所主张的音乐脱离政治功利的音乐思想成为中国美学思想两大潮流的源头, 成为中国美学史上的两颗明珠。
参考文献
[1].刘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1:88.
[2]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6:156.
[3]孙继南, 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53.
[4].徐希茅、喻意志中国音乐史与名作欣赏普修教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33.
儒家思想地位的确立与音乐观念 篇2
关键词:儒家细想;地位;确立;音乐观念
汉武帝时期,随着中央集权不断稳固,人民的生产生活得到了恢复发展,整个国家政治安定,经济繁荣,西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但随之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如匈奴的侵扰、官吏的腐败、诸侯的各自为政、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矛盾的不断加深等。在意识形态领域,汉初虽然推行了黄老学说,但并没有禁绝其他诸子学派的流传,这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治制数变,下不知所守”的局面。因此,“黄老之术”也显得与社会越来越不相配,统治者必须加强思想领域的监管,从理论上论证中央集权,以巩固西汉的统治,预防内忧外患。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审时度势,在政治理论上创立《春秋》大一统说,形成了一套今文经学的思想体系。以仁德儒学为核心,阴阳五行为架构,广泛吸收先秦诸家思想,构建了一个为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政治所服务的新儒学,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顺应了时代的需求。首先,董仲舒以儒学经典《春秋》为纲,阐述了《春秋》《诗》等儒家著作的治国理念,凸显了儒家思想的政治含义。其次,董仲舒吸收阴阳家的部分思想,建构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1]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一则突出了皇权的权威,为皇权天命论提供理论支持,削弱老百姓的反抗心理;二则限制皇权,虽然皇帝君权神授,但必须受制于天,顺天意行事,不能胡作非为,皇权被上天管制,顺应民心;三是提出以儒家思想为正统,“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同时董仲舒还兼收了法家、墨家等其他学派的一些思想。从上可知,董仲舒不仅确立了儒家思想的地位,更吸纳百家之所长,总结了当时的理论成果,而成为当时最前沿、最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也正因此,儒家思想成为以后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意识。
围绕大一统说,新儒学与今文经学相结合,在音乐观念上采用今文经学的观点,夸大音乐的功能,皆力使音乐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董仲舒认为“子孙长治久安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认为礼乐教化可以使国家得到数百年的长治久安,今文经学的音乐观念在西汉中后期以后的朝廷中占有统治地位。
在音乐活动方面,西汉早中期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大型乐舞百戏的演出盛况,到西汉末年已渐渐消失。终西汉晚期和东汉之世,查遍史料,再也没有发现大型的音乐演出活动了。虽然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在思想界得到了普遍的推行,但在音乐活动上却并没有严格的执行儒家的音乐观点。直到西汉中期以后,儒士们才真正掌握了朝廷的权力,有了进谏的机会,于是儒家实用的音乐观念,又有横扫一切音乐活动之势。汉宣帝时,王吉上奏曰:“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俭。”元帝时,出身为儒生的贡禹进谏的用语更为果断,他上疏元帝:“放出园陵之女,罢倡乐,绝郑声。”匡衡也进谏说:“放郑卫,进雅颂。”儒生们在获得政治权力,身份提高的同时,也在不遗余力地实现着儒学的音乐理念。于是西汉早中期以来,朝野上下蓬勃发展的民间俗乐新声,逐步受到排斥。元帝以后,歌功颂德的乐曲和由朝廷组织的大型乐舞百戏活动逐步减少。《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云:“至元帝时,以贡禹议,始罢角抵。”《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曰:“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琊郡人相食。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又罢建章、甘泉宫卫、角抵、齐三服官。”《汉书》卷九《元帝纪》载:元帝初元五年,“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2]接连几次罢乐府的措施,最后演变成了不喜欢音乐的哀帝最大规模的罢黜乐府。西汉后期,哀帝刚刚即位就下诏撤消了乐府,并且缩编了一多半的乐府官职。据《汉书·礼乐志》载:“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罢,可领属大乐,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此后,虽然宫廷的大型娱乐活动也曾经举行,但程度和场面已大不如前,而且被作为内政外交的固定模式被制度化,如“顺帝永和元年,其王来朝京师,帝做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3]顺帝汉安元年(142年)送单于时“飨赐,作乐角抵百戏。”[4]或被用在飨遣故卫士仪:“侍御史持节慰劳,以诏恩问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毕飨,赐作乐,观以角抵,乐阙罢遣,劝以农桑。”[5](故卫士,郑玄注曰指民给徭役者)原本集中在西汉宫廷中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新声俗乐表演,至此已经不再是“三百里内皆来观”的令人惊心动魄、振奋鼓舞的巨型音乐活动了。东汉李尤在《平乐观赋》中描述到:玩屈奇之神怪,显逸才之捷武。百僚于时,各命所主。方曲既设,秘戏连叙。逍遥俯仰,节以鞀鼓。戏车高橦,驰骋百马。连翩九仞,离合上下。或以驰骋,覆车颠倒。乌获扛鼎,千钧若羽。吞刃吐火,燕跃鸟峙。陵高履索,踊跃旋舞。飞丸跳剑,沸渭回扰。巴渝隈一,逾肩相受。有仙驾雀,其形蚴虬。骑驴驰射,狐兔惊走。侏儒巨人,戏谑为耦。禽鹿六驳,白象朱首。……。完全是作为一种奇文异戏来观赏,好像又同音乐歌舞相去甚远了。
通过以上我们可以知道,随着儒家士子在朝廷中的掌权,势必会把他们对音乐的观念带到统治思想中去,而董仲舒创立的新儒家的音乐观点,是夸大了音乐的功用,认为“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没有礼乐,成功的东西也会消亡,并且认为,人所以之为人,是因为礼乐教化的缘故,如果没有礼乐,“则民如麋鹿”。他还认为,人的声色欲望必须符合里的节度,“耳听正声……非度其情也,所以安其情也。”并强调“做乐以奉天”。在这种思想观点的带动下,通过以上事例,从朝廷内外,人们的音乐观念比西汉初中期有了明显的变化,开始趋于保守。
注释:
[1]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407页,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124页,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3]南朝,范晔.后汉书·东夷列传.1576页,中国古籍出版社.
[4]南朝,范晔.后汉书·南匈奴传.1765页,中国古籍出版社.
[5]南朝,范晔.后汉书·礼仪志.322页,中国古籍出版社.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范晔.后汉书[M].上海:中国古籍出版社.
[3]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中国古籍出版社,1981.
儒家音乐思想研究 篇3
一、儒家的“乐教”思想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观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早在春秋时期儒家思想代表人物孔子就把“乐”纳入其私塾授课的内容—“六艺”之一，并把“六艺”定为礼、乐、射、御、书、数。他把德育放在首位，美育排第二位，肯定了“乐”的重要性。荀子则从音乐的起源说分析认为，人们是为了调节身心，活跃情绪，丰富生活，才创造了种种乐曲，委婉动听的曲调可以对人产生极强的感染力。荀子在《乐论》中指出：“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他认为由于音乐起源于人的情感需要，所以最能打动人心，引起共鸣。如果能够充分利用音乐这种形式独有的特点，赋予音乐以教育的内涵，以音乐教化百姓，人们心悦诚服，乐于接受，必然会使人们在轻松愉快的歌舞活动中受到教育。孔子对于音乐的教育功能更有精辟的论述:“移风移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强调了音乐净化民风的作用，这种作用要比空洞的说服教育更有说服力。孔子认为利用音乐进行教育，可以在“寓教于乐”中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甚至影响到人的一生。儒家的乐教思想，既不是单纯从艺术教育的角度来推广乐教，也不仅仅是着眼于音乐的政治教化功能来重视音乐，而是把音乐教育当成整个教育的完成阶段，当成塑造人的心理情感结构和修身的手段，当成完善人的最终途径。孔子希望通过音乐教育过程中的潜移默化，使人的精神境界趋于完美，成为符合儒家政治要求和道德规范的“仁人”。儒家的这种乐教思想对我们树立现代音乐教育观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当前，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长期“应试教育”的影响，我们的音乐教育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为：在学校教育中音乐教育不受重视，一些农村中小学不开设音乐课，或虽然开设而常常被其它升学考试课程挤占;很多学校和教师对音乐教育的目的、音乐教育与人的素质培养、音乐教育与横向学科的关系等问题缺乏系统的、全面的认识，有些教师把掌握技能技巧、乐理知识作为音乐教育的主要目的，有些教师只强调音乐的愉悦性，忽视其教育功能，教学生唱一些不适宜的、格调不高的歌曲;也有一些学校和家长把音乐教育当成中、高考的终南捷径，对学生进行畸形的音乐技能技巧的强化训练;社会音乐教育也比较薄弱，一些公共机构在音乐教育上“不作为”，而一些媒体、文化传播机构则在利益驱动下，不顾社会效益，散播腐朽、落后、不健康的音乐，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我们应分析以上音乐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认识到乐教的重要性，树立起良好的现代音乐教育观。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已经认识到音乐教育对于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启示我们：音乐教育不应片面地理解为音乐技能技巧及理论知识的传递，更应强调道德理性和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家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育民族精神，淳化代代人风，提高人的心灵素质，帮助人们修养身心。今天，我们的音乐教育工作者也应重视音乐教育的重要作用。音乐教育是美育的重要方面，同时它包含着丰富的横向学科知识，体现了“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具有辅助和促进德、智、体、美协调发展的功能，在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中具有其它学科不可替代的地位。很多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如爱因斯坦都曾经从音乐中获得灵感。音乐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提高其音乐修养，还要启迪学生的智慧，丰富学生的情感，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我们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可以利用大量的音乐作品培养学生对祖国秀美山川、美好生活的热爱之情。例如：欣赏古曲《春江花月夜》可以使人从内心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从而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学唱歌曲《我爱你中国》、《在希望的田野上》等都能够培养学生的爱祖国、爱家乡、爱生活的美好情感。总之，音乐教育能使学生既“修业”，又“进德”，获得多方面的教益。
二、儒家音乐的“和”文化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观的借鉴价值
以“和”为美，就是在进行审美创造和评价时要具有整体意识，“和”而不“分”。古代很多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都是以这个“和”字为核心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和”是一种最美的状态，所以他们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是具有包容性的，是丰富的，所以是美的。孔子倡导的“和”的美学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孔子认为“《乐》以发和”，就是说，音乐可以陶冶人的心灵，能够使人内心和谐，也能与他人、与社会和谐，孔子把音乐作为儒者的修身养性之道，使之具备君子仁人的修养。孟子基于其民本思想，提出了最有代表性、也最有生命力的“与民同乐”的观点，同样这也是“和”的思想在不同层面的有力体现。儒家音乐教育中的“和”文化意识蕴含了丰富的政治思想内容、伦理道德内涵，虽然它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和时代性，但它的“和”的思想创造了富有审美个性的审美个体，追求了人生存所必需的和谐与平衡，也有利于创造具有审美化、艺术化的人生。我们应吸收其中的通过音乐教育使人心灵得以净化，道德情操得到升华，人格进一步完善，最终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的有益成份。
今天，我们继承儒家的音乐思想，最重要的是树立一种尊重艺术规律的自觉精神，树立科学的音乐教育观，这对于当前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行为、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意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构建和谐音乐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我们的艺术家应多采用“和”的音乐思想来创作好的音乐作品，追求“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如通俗歌曲《爱的奉献》，讲述人间的真情与关爱，讲述对生命与美好生活的渴望。它深深地打动每个听众的心，感染着每个人。歌曲《和谐中国》：“和风细雨的好时节天地与人和，和颜悦色的好感觉人人很亲和，和气致祥的好人家日子挺祥和，和衷共济的共和国心齐力更和……”，还有歌曲《和谐校园》：“和谐的地方我们的校园，我们在这里相识在这里相聚，伸出你的手打开你心扉，让我们一起在这里互相勉励……，手拉手心连心在这知识的海洋，无论何时我们绝不会放弃我们心中的理想”。这两首歌中体现了“和”最美的状态。通过这些优秀作品的欣赏与传唱，让学生在精神上、心理上获得美的、和谐的平衡，最终完善自己的品格，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三、儒家“有教无类”的思想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观的启示
在孔子之前，都是“学在官府”，孔子首创了私塾教育，提出“有教无类”的办学理念。这一办学理念打破了当时教育被贵族垄断的教育局面，把音乐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给了一般劳动者与贵族一样的受教育的权利，使教育走向民间，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荀子也在其“性恶篇”中提出“有教无类”，认为教育机会应该均等。儒家的这种“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不正是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提倡的素质教育的基本精神吗?面向全体，一切为了学生，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人人有成功的希望。对于现今的音乐教育更需要这种“有教无类”面向全体的教学，尤其是一些社会现象不得不引起音乐教育者的关注和反思。2005年湖南电视台举办的音乐类比赛“超级女生”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全国报名参赛人数达15万人之多，而且其中在校学生报名的选手占了很大的比例，我们不禁要思考：为什么举行学校比赛常常班级里没有几名学生主动报名参赛，往往要指定选手参赛。而超女却可以这么火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超级女生”无门槛，不管你唱得如何，长得好坏，多大年龄，来自哪里，统统没有要求，只要你想表现自我，都可以想唱就唱。而与我们学校音乐教育相比，与学校音乐比赛相比，“超级女生”吸引人就在于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公平的展现自我的平台。在我们的音乐课堂上，往往是那些音乐天赋好的学生受到老师的重视，表现和表演的机会多，而音乐方面欠缺的学生，则不受关注。久而久之，学生上音乐课的积极性就下降了，在学习音乐、欣赏音乐时的自卑心理也就产生了。这种教学不但使学生在音乐学习上没有前进，反而使学生有了学习音乐、欣赏音乐的心理负担。在一些个别学校，音乐教师甚至还以尊卑贵贱对待学生，歧视家庭贫困生的现象还存在，这实在是一种令人痛心的倒退。我们的教育虽然常常把“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为了一切学生的发展”的口号放在嘴边，可是却常常不能真正做到“为了一切”、真正“面向全体”。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教授曾在一次演讲中说过：“每一个人不一定都有出众的才华，但每个人经过教育与努力都有可能成为真正伟大的人，这就是我们应该追究的理想，也就是儒家有教无类的中心思想。”儒家“有教无类”的经典教育思想和现今社会的这些音乐现象都警醒着我们音乐教育工作者应当尊重每一个学生，面向全体教学，相信他们每一个都能成长为能为社会做贡献的人。
综上所述，儒家音乐思想博大精深，它有其独特的美学标准，也有对中国音乐教育富有哲理的思考，它为树立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观提供了理论基础，对当前构建和谐音乐教育提供了有益借鉴，促进了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它所包含的的音乐美学思想，至今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我们应继承和发扬它，实现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M].台北:文艺出版社, 1980.
[2]吉联抗.孔子·孟子·荀子乐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59.
[3]蒋孔阳.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4]徐鸿.试论孔子审美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J].四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003年第12期.
语文教学中儒家传统思想问题研究 篇4
【关键词】儒家；因材施教；知行统一；道德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儒学思想，是以信奉以孔子为先师，以“儒”为共同认可符号，各种与此相关、或声称与此相关的思想道德准则，是中华文明最广泛的信仰构成。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在鲁国讲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经为经典，奠定儒家的最早起源，这其中在教育思想上集中体现在强调因材施教和道德以及后期宋明理学中的知行合一
一、因材施教之道
因材施教是孔子提出的观点， 指针对学习的人的志趣、能力等具体情况进行不同的教育。看似非常普通的一句话，可是实行起来却十分困难，这在一方面是由于当下的大班教学所导致的。当下，因为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在国内绝大多数班级是采取大班教学，语文教学在众多学科之中，自然也需要“适应”这一不利的客观环境，再加上课堂时间有限，课下学生大多数时间也基本不会放在语文上。这也就表明，采取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是极其不容易的。怎么在短短的一堂或几堂课的时间是非常考验教师的基本素质的。
首先，在语文教学过程中要紧扣教学大纲，在课文的讲解中要善于发现相似点，所谓相似点可以根据学生的兴奋点来进行分类，有些学生对课文中的英雄主义情节比较感兴趣，可以请他上台为大家朗读这一段课文带领大家一起学习，也可以在朗读后进行适当指点，加深学生对文章的理解。例如在学习课文《红岩》时，就可以选择这个方法，其他文章的学习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点进行不同的教学方式尝试，让学生在轻松学习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
除此之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时刻谨记，语文是一门活着的学科，活着的学科有其特有的魅力与灵魂所在，也就意味着很好地利用她可以为学生不同的个性学习提供条件，在日常教学中运用现实带入法，在课文的讲解中注重设计画面，大部分学生普遍对画面的感触要比文字深入，针对这些学生就可以运用这种方法从而获得这种效果，同时，教师还可以选择运用多媒体的方式播放相关视频或音频，从而加强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做到针对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教学方式和手段去面对，也就是做到了因材施教。
二、知行合一之法
所谓知行合一是指客体顺应主体，知是指科学知识，行是指人的实践，知与行的合一，既不是以知来吞并行，认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来吞并知，认为行便是知。在现实的语文教学之中通常指理论知识与动手实践相结合，把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这也是刚刚在上文提到的语文是一门活着的学科的最佳证明，正因为语文教学以日常使用的母语为载体，所以才具有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的特性。
不过在日常教学中，大多数老师仅仅是在课堂上讲授完理论知识就结束了，很少去引导自己的学生去生活中运用语文，实际上，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文写作就是很好的桥梁，可能现阶段的学生很难接触到严格意义上的应用文写作，但是教师完全可以在这一方面加以引导，例如告诉学生这种技能是在以后生活中必须用到的，也可以通过举办一些活动来加以强调，这些方法都可以获得很好的预期效果。
除此之外，我们都知道，生活中处处都有语文的存在，当下学生们最头痛的错别字问题就可以通过一些恰当的方式纠正，比如可以组织开展学生走上街头寻找广告上的错别字，这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自尊心的同时让他们关注错别字问题，纠正自己的行为。再比如学习《陋室铭》这篇文章时可以告诉学生这篇文章的现实意义，语文教学的知识点固然重要，可是让学生发现语文的魅力，激发他们更好学习才是可持续的目的。
三、道德的感召与语文灵魂的回归
语文教学在大多数教师看来仅仅是教学大纲上所规定的知识点，却忽视了语文作为母语所具有的重要的教化、熏陶的作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对于现阶段的学生来说，直接感知这种文化震撼的载体就是语文。她不仅是我们的母语，更是一种文化精神。在儒家看来，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道德上的完人，虽然在当下，这一目的不一定唯一，可是我们可以尝试反思一下，在当下诸多教育学科当中，除了语文教学，还有哪一门学科可以担负培养道德完人的任务？通过学习《岳阳楼记》，我们可以让学生学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通过学习《游褒禅山记》，让学生知道“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的坚持与豁达；通过学习《赠东阳马生序》，让学生们知道求学的艰苦；通过学习与深入感知鲁迅先生的文章，让学生感受自己肩负起的民族复兴重担。
语文是一门学科不错，可是如果仅仅把她当做一门学科来上的话往往会丧失其本真，儒家思想中的至善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志士毕生之追求，而当下语文教学追求的也正是这一目的，这种道德所谓召唤也就是语文教学的本真，也是语文教学中与儒家传统想切合的地方，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往往只注重成绩，而忽视了成绩背后更加重要的道德与技能的培养，通过因材施教与知行合一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们真正理解语文、认识语文，知道语文背后所承载的不仅是一个个冰冷冷的阿拉伯数字，更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延续，这也是语文真正的灵魂所在，在继承与发展文化的同时运用儒家思想的结晶指导实践会对当今以及以后的语文教学产生及其深远的影响。语文教学不能仅停在表面，她不是形象工程，而是泽瑞万事的丰功伟绩，教育学生有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壮志才是语文教学的真正目的与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宋运来，周成平. 语文教学最需要什么[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儒家音乐思想研究 篇5
一、以“礼”为基础营造和谐的校园环境
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 有着灿烂而源远流长的文化, 对几千年来中国的政治, 思想, 生活习俗有着显著的影响, 这种文化不外乎于儒释道三家, 而其中影响最深最远最广的首推儒家。尤其儒家的礼乐文化备受统治阶层的推崇, 可以说它是统治者教化民众使其统治有理论依据的国家文化, 发挥着国家管理的功能以及协调社会稳定发展的制度性保障功能, 人伦礼仪是儒家所要宣讲的重点, 如孟子所说的“夫妇有别、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伦, 除此之外还有“五礼之序”, 即“吉、凶、军、宾、嘉”, 指在人与人国与国的交往中根据亲疏远近, 施以不同的礼仪, 这样进退有礼, 追求秩序与和谐的完满统一, 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礼乐在这里发挥着重要功用, 两者相辅相成, 礼”的本质是“序”, “乐”的本质是“和”。“乐者, 天地之和也;礼者, 天地之序也”。“和”, 实际是指和合、和谐;“序”, 则意味着秩序、规律。礼”是说贵贱有等, 上下有序, 各有其位, 各从其事。“以礼为本”就是要营造一种和谐秩序, 对当今校园和谐的环境的建设有深远的意义。
二十一世纪的高校建设, 需要有一批结构合理、不断创新的人才队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工作环境则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关键。工作环境不能简单划一, 应分为“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两个方面。“硬件”环境主要是指办公设施、交通服务等办学硬件条件。而软件环境则对人行为思想有引导约束作用, 是影响高校凝聚力、向心力, 激励全体教职员工工作积极性的重要因素, 高校坚持“以礼为本”的理念也就是坚持以人为本, 管理方法和手段尽可能柔性化, 尊重人、爱护人、激发人将人情化的管理寓于紧张有序、生动活泼的工作中, 充分发挥全体教职员工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营造和谐工作环境, 推进高校和谐发展目标的实现。
其次要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社会有社会环境, 企业有企业环境, 同样校园也应有自己特色环境, 校园人文环境对学生心灵和行为有着不可低估的指导作用, 校园人文环境其基调应是整洁来, 从而创作出更丰富的音乐形象。
5.自然流露的情感
这里讲的自然流露主要是从表演心理的角度, 要求歌唱表演者在表演过程中要使音乐从自己的心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并且使听众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动只有从演唱者内心自然流露出来的音乐才是最真实、最感人的, 生硬的传达意图往往会破坏演唱者与听众之间的自然交流。
歌唱表演的自然流露不仅要求歌唱者有纯熟的演唱技巧能够作到得心应手, 更主要的是要求演唱者真正把音乐融会于心, 变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使音乐从演唱者心中自然地流淌出来。大诗人白居易说:“感人心者, 莫先于情。”歌曲从创作、演唱到欣赏都离不开感情, 是词曲作者动心, 演唱者唱心和观众感心的艺术加工过程。歌唱者通过歌唱及表演来将作品中的每一个音符表达出来, 也是一个理解情感-获得情感-表达情感的过程。在对歌曲的创作背景、旋律歌词和内容情感了解的基础上, 充分将自身的演唱个性发挥出来, 使演唱更具感染力。
三、结论
一首好的声乐作品只有经过演唱者的演唱, 把作品中无法用符号和词语精确地标示出来的内容给予完美的表达出来, 传播给听众, 欣赏者才能听到它真正的具有生命意义的音响, 一度创作才能展示出它的价值, 演唱作为二度创作活动也就发挥了自身价有序、合理规范、积极向上、活力四射、特色鲜明与个性彰显的人文氛围, 他们是感知校园的文化特性和整体是否和谐的窗口, 由人、事、物协调构成, 主要是指自然环境、物质环境、舆论环境、心理环境、文化环境等内容, 以建立在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基础, 要注重营造良好的心理环境、文化环境、物质环境, 以达到建设和谐人文环境的目标。
人的言行举止思想受心理因素影响很大, 塑造良好健康的心态, 全面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制度建设, 促进师生的身心和谐, 定期对师生进行心理健康调查, 制定科学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这些工作使得师生心里实现健康成长。此外坚持以文化为基础, 特色鲜明, 又要和谐统一, 理顺融合物质、自然、文化的关系, 在物质环境中彰显特有的校园精神和理念, 三方面独立成体而又相互渗透有机统一。校园环境建设要依托学校自然环境的特点和文化环境的大背景, 使文化环境渗透到自然环境中, 使学校的自然环境体现深厚的人文底蕴, 实现多环境的和谐统一。
二、以“和”为准则创造校园和谐的人际关系
儒家思想有个很重要的文化就是“和的文化, “人和”、“和谐”, “和而不同”、以“和为贵”这样的思想, 曾经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推崇,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 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校园仍具有指导意义。孔子主张以“仁”待人, 也以“仁”待物, 即“推己及人”, “成物成己”, “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1]在儒家的思想中天地人是有机的一个整体, 孔子的这些话旨在强调三者的和谐共处, 大千世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不可避免的, 小到家庭大到单位社会, 礼义和诚信是维系我们和别人良好关系的重要基础, 孔子在这方面的教导是很多的“道不同, 不相为谋。”[2]“不知礼, 无以立”“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2]“已所不欲, 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2]这里也强调了理解和包容, 只有具备了礼义、诚信、理解、包容才能帮我们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 才能长久相处相互协作。严于律已宽以待人, 做事讲求方式方法, 这是儒家和为主导的一个待人接物的原则, 个人和社会是一个矛盾统一体, 人与人, 人与社会当求同存异, 追求变化相异中的和谐统一。
在当今构建高校和谐校园中就是实施和谐教育, 建设和谐的人际关系, 促进高校教育活动和学生身心发展关系的和谐中, 这种和为贵的儒家思想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首先要谈的是教师间的关系, 教师是教育人材的主导力量, 教师之间的和谐与否, 直接影响校园和谐环境的建设, 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基础。教师之间的关系理顺理好相处融洽和谐, 才能有一个宽松、祥和、文明、健康的育人环境, 彼此心情愉快、心情舒畅、激发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 提高教师这个团队的战斗力, 凝聚力。其次, 要正确处理好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现代高校教育不再是教师主讲, 学生被动接受, 而是一种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探讨的和谐师生关系。师生之间有良好和谐的关系, 才能使教师更加赢得学生的尊重和热爱, 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才能使学生在和谐的师生关系中心情愉快地唤起求知欲望, 才能进一步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第三点就是学校和家庭的关系。学生身心两方面的成长离不开学校, 家庭, 社会三个背景, 单靠一方或其中的两方, 难以形
值, 完成了自身使命, 成为真正完整的艺术。所以说, 演唱者的演唱过程就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而且每次演唱都可能伴随着新的, 甚至是创造性的处理与表现。“再创造”不等于重新翻版, 而是要独特的实现作品中潜在的思想内容和哲理。以艺术创造的高感性与高理性的完美结合, 是使音乐表演达到至善至美境界的切实保证。
综上所述, 声乐表演作为二度创作, 是赋予音乐作品以生命的创造性行为, 它不仅是忠实地再现原作, 而且还通过富于创造性的表演, 对原作予以补充和丰富, 使音乐作品焕发出新的光彩。
参考文献
[1]周自明.声乐演唱二度创作本质意义[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2004
[2]王媛媛.浅谈声乐演唱中二度创作的重要性[J].科技信息, 2007, (21) [3]杨易和.音乐表演艺术原理与应用[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4]邹长海.声乐艺术心理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0.
[5]张前.音乐文集音乐二度创作的美学思考[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7.
[6]余笃刚.声乐语言艺术[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0.
中美电影意识形态策略的差异
赵昆鹏 (河南安阳工学院学生处455000)
摘要:主旋律电影叫好不叫座, 好莱坞却载着美国主义无孔不入, 重要的原因是二者不同的意识形态策略:主旋律电影依靠政府支持依赖官方渠道, 不关心受众心理。好莱坞电影是文化工业产品, 重视市场迎合受众, 隐蔽宣传美国价值观;英雄形象塑造上, 主旋律英雄高大化、非日常化, 经常有家/国、忠/孝的冲突。好莱坞多为平民英雄, 有强烈的个性和人性化;主旋律是历史的宏大叙事, 以乌托邦色彩的道德承诺规范人的生命和生存意义。好莱坞是个体的生命叙事, 通过个体的叙事呈现美国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关键词:主旋律;意识形态策略;比较
本文是团中央2008-2009立项课题《传媒多样化与青少年成长研究》研究成果
我国集中表达意识形态的电影称之为“主旋律电影”, 主旋律却不等于主流, 人们似乎对主旋律电影抱以敬而远之的态度, 即叫好不叫座, 市场表现惨淡。好莱坞不等于娱乐化, 他们也很“讲政治”, 宣传“美国梦”的好莱坞, 以商业片的形式的在全球横冲直撞, 让许多国家警惕, 即使同在西方阵营的法国, 为保持他们自豪的法兰西文化而对好莱坞设置各种限制。这里我们不禁要问, 除了价值原点的根本差异, 中美电影贯彻意识形态中有何策略差异?
1.生存策略:找政府和走市场
主旋律电影的生存要看政府脸色, 依赖政府渠道, 没有政府的支持, 主旋律电影在市场中注定惨不忍睹。
有些主流电影的创作初衷就是一个非电影的命题, 作者不是把创作的焦点对准观众的心理需求、对准投资的市场回报、对准艺术的原创个性上, 而是把一部故事电影变成了一种专题宣传片来对待。作者不是用电影去表现一个故事, 而是用电影去表现一个事件, 不是用电影去创造角色, 而是用电影去临摹人物。影片能够得奖并不是不好, 影的宣传职能也无可厚非, 可是如果一部电影的创作初衷只是为了评奖、仅是为了宣传, 这种电影的命题从开始就背离了电影的主旨, 进而也背离了电影的最终形式。
成和谐校园的建设, 要三方面齐抓共管, 紧密配合, 尤其是家庭对学生的影响很大, 因为, 学生接触最多的就是家庭, 对学生的个性品质和习惯养成影响很大。家庭教育对学校教育具有良好的辅助促进作用, 填补学校教育所达不到的地方, 完善和谐教育, 让家庭多了解学生在校情况, 让学校多了解学生在家习性, 正确处理好学校和家庭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 营造良好和谐的校园环境。
三、锻造和谐的学生群体需要音乐的社会功能及教化作用
孔子高度重视礼乐的教化功能, 认为诗、乐有“兴”“观”“群”“怨”四种功效, 综合来说就是启发、观察、协调、劝上的作用, 个人要“文之于礼乐”, “成于乐”意是用礼乐来培养修养, 完善品格的形成。[3]《礼记·经解》里讲道“广博易良, 乐教也”旨在以诗乐来塑造温柔敦厚、胸怀宽广、和易善良的人格。音乐可以磨砺骄纵之杀气, 使人成为一个有着仁爱之心的谦谦君子, 成为一个弘德明道的志士仁人。而旬子对孔子礼的解说更加深化, 相对于墨子的“非乐”思想, 旬子针锋相对, 充分肯定音乐的社会功能, 认为音乐是“治人之胜者” (治理人的极为重要的手段) , 主张乐与礼配合, 相铺相成, 引导人民, 是人性变恶为善, 国家变乱为治。
儒家的这些美学思想对当今和谐校园文化建设, 有着指导方式方法手段的作用。而音乐教育能加强和改善学生思想政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 诚信方面的教育, 和谐的校园和教育氛围使学生愉快学习, 在和谐的兴趣乐园中陶冶情操。千百年的实践证明, 音乐教育是道德情操的培养不可缺的一环, 音乐作用于人的情感, 不知不觉中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自然地使人接受道德情操、精神品质、意识观念的渗透, 乃至灵魂的陶醉, 从而使人达到优美崇高的思想境界。政治态度、伦理德、思想品格等方面形成高尚正确的指导作用, 促进正确人生观的形成, 构建起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和行为, 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首先学习音乐能够促进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人的活动包括身体和心理两方面, 通过两方面的活动, 使身心两方面都得到发展。身体的发展是指机体的各种组织系统的发育及其机能的增长, 是人的生理方面的发展。心理的发展是指感觉、知觉、想象、情感、性格等方面的发展, 是人的精神方面的发展。音乐实践活动使人的感知, 联想能力得以发展, 又可协调人的身体机能, 外在内在美的和谐发展。以歌唱来说, 能培养人的审美感知、审美能力、审美意识, 掌握音乐的节奏、力度、速度等的细微变化, 进而推及到对音乐作品整体的感受与表现能力。例如,
由于中国电影所依托的生产体制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电影商品化的产业机制, 我们的电影除了自然带有文化事业的属性之外, 还带有鲜明的国家意形态属性, 在某种意义上, 电影是我们国家政体的文化显现, 也是我们国家意志的一种独特呈现方式 (磊磊) 。主旋律电影更是如此, 制作方首要的事情是“把政治的脉”, “判断一个题材的政治前途, 这是一部主旋律片首先要完成的事儿”。“入院线正式上映更重要的, 是首先扩大在政府内部的知晓率”, “能卖多少拼的是政府的渠道”[1]主旋律是“挟政府以令市场”, 用政府红头文件保证票房收入。在能真实反映影片商业指数的各大院线, 《铁人》的观众寥寥无几, 通过总工会系统以文件形式团体观看, 却有望市场过亿。那些曾获得高票房美名的主旋律影片, 背后大多站着庞大的政府身影。《离开雷锋的日子》《生死抉择》《任长霞》等等, 莫不如此。现在, 《铁人》不仅身揣文件, 又有投资方之一的总工会保证票源, 就算没有零售市场, 也可以稳拿几千万的票房。
主旋律影片的政府路线, 虽然在经济上有所保障, 但就其宣传效果而言就大打折扣, 一方面与观众的审美情趣和文化消费习惯差距甚大;另一方面以政令形式搞市场运作难免会遭到抵制, 当代社会公众对政府常常有警惕甚至逆反的心理, 政府的高调宣传很可能是票房毒药。但除了少数影片外, 多数主旋律电影基本未能进入主流电影消费市场, 被戏称为“以领导为导向, 以政府为市场、以获奖为目的, 以仓库为出路”。
好莱坞走的是商业化路线, 是一个工业化的影像流水产业基地。商业化却并非淡化其意识形态宣传, “好莱坞的确有意识形态的表达, 这种表达甚至弥漫在一切好莱坞的影像中, 成为好莱坞电影支配性的内在结构法则”, “好莱坞正严肃地传输美国文化, 正在有效地将美国主义行销全球”。[2]
好莱坞将主流意识形态巧妙地包裹隐藏在不同的商业元素下面, 美国的主旋律让人受了教育还不觉得, 走出电影院还能津津乐道。通常不是以说教而是以提供娱乐的形式传给受众的, 它们形成人们的现实观、社会观于潜移默化之中。例如从九十年代开始, 好莱坞拍摄生产出一大批的灾难大片。高科技技术的巧妙使用, 使得这些大片具有奇妙和震撼性的视觉奇观, 观众为之惊演唱《游击队之歌》, 声音是由弱到强、再由强到弱, 以表现游击队员由远到近、再由近到远的音乐场景。游击队员灵活机动、神出鬼没的英雄形象则用富有弹性的声音来表现。
其次, 通过音乐实践, 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交往能力。以合唱来说, 合唱是一种最有群众基础的音乐活动, 引导最多的人去接触真正有价值的音乐, 也是最容易的方法。合唱要求相互间适应与协调的意识, 学会倾听、配合, 对于艺术和谐、完美的追求和自觉形成的统一意志, 不是一种指令, 而是一种外在压力的自觉内化, 社会化因素使合唱产生一种和谐统一的力量, 合唱的群体参与形式, 使人忘我投入, 所创造的和谐之美, 造就人的社会性能力的发展, 感受集体协作之美。
最后, 音乐引导人最终从感性进入理性阶段, 提高人审美的生存意识。音乐告诉我们什么叫立意美、情境美、音韵美、曲调美, 配器美、伴奏美等审美因素;音乐教学过程的唱游、体态律动以及合唱、合奏等一系列活动, 使人与音乐相融, 获得愉悦审美的体验, 久而久之, 审美素养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步步提高。在音乐学习中体会快乐与美, 在这个日益商业化的社会中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环境。强调美育、艺术教育不仅会使人的感性得以回归、人的本性得以提升, 而且还可以使人对“非美”的存在状态加以改变, 成为美的内在与状态, 建造美好、和谐的精神家园。
高校是整个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教育集大成之地, 建设高校和谐校园,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 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我们要不断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 同时也要与时俱进, 与时代相协调, 努力建设好和谐的高校校园。
摘要：孔子是儒家音乐思想的奠基人, 随后发展于孟子, 旬子使之定形成熟, 标志为“中和”、“礼乐”, 并充分肯定了音乐的社会功能, 用礼乐进行修养个人的品格。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校园的思想渊源可以以其“和”、“和为贵”的思想为主导, 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使社会是和谐的社会校园为和谐的校园, 环境为和谐的环境。
关键词：“和”的思想,和谐校园,和谐环境
参考文献
[1]夏于全.四库全书精华 (经部) [M].第一卷.第一版.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
[2]张以文.四书全译[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1989
[3]张前.音乐美学教程[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
儒家音乐思想研究 篇6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 其思想学说在多方面都有涉及。其弟子众多 (“弟子三千, 贤人七十二”) , 加之孔子“因材施教”的理念和实践, 孔门弟子对孔子主张、思想的理解不尽相同, 随着发展演进逐渐出现分支。故韩非子有云:“自孔子之死也, 有子张之儒, 有子思之儒, 有颜氏之儒, 有孟氏之儒, 有漆雕氏之儒, 有仲良氏之儒, 有孙氏之儒, 有乐正氏之儒……儒分为八……”1。此为“儒家八派说”之始, 其中“孟氏之儒”即孟子, 提出“性善论”, 主要继承孔子“仁”的思想;“孙氏之儒”即荀子, 提出“性恶论”, 主要继承孔子“礼”的学说。秦始皇“焚书坑儒”, 致使秦朝至汉初都是法家思想占主导地位, 直到董仲舒为迎合汉武帝“皇权至上”, 提出“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儒家才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学派。南宋朱熹, 世称朱子, 辑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 作为教本, 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明代王守仁, 世称“阳明先生”, 为“心学”的集大成者。
孔子的思想学说在历史洪流中被不断发展、改造, 其音乐思想亦是如此。在本文中, 笔者试从音乐传播的视角进行解读, 以探查孔子的音乐传播理念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传承脉络。
一、孟子:古今并重, “与民同乐”
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2, 继承孔子的学说, 但又有所不同。较之孔子的时代, 孟子所处的时代社会动荡更为剧烈, 新兴地主阶级在各国夺取政权, 实行变法, 逐步建立了封建制。孟子游说列国于战国七雄大规模厮杀的前夜, 社会的巨变、严酷的现实, 促使孟子对孔子的学说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与改造, 也提出了对音乐及其传播活动的新认知。
尽管战国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较春秋时期有较大的改变, 但孟子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 依然坚持着儒家的传统观念。孟子思想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仁义”, 继承了孔子的仁、礼思想, 结合战国时期的实际, 提出了“仁政”、“王道”等观念。在孔子的音乐传播观念里, “仁”是最基本的存在, 是其音乐传播思想的核心, 对这一点, 孟子基本上全盘继承了。
《孟子·离娄上》曰:“仁之实, 事亲是也。义之实, 从兄是也。智之实, 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 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 乐斯二者, 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 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1由此可知孟子认为侍奉父母是仁的本质, 顺从兄长是义的本质, 明白仁、义而不违背是智的本质, 仁、义加以适当调节和修饰是礼的本质, 以仁、义二者为乐是乐的本质。这就涉及了孟子对音乐传播内容的要求, 即要体现“仁义”。孔子最早将“仁”与音乐联系起来, 《论语·八佾》:“子曰:‘人而不仁, 如礼何?人而不仁, 如乐何?’”2孟子继承发展了这一点, 延续了孔子“歌乐者, 仁之和也”3的观点, 但相较于孔子较为宽泛的“仁”的概念, 孟子将“仁”、“义”并举, 为其赋予了较为具象的概念。此外, 孔子曾以“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评价《关雎》, 可见其并不否定“悲乐之美”;孟子则认为音乐主要应该传达快乐的情感, 表现出对“仁义”的真心喜爱, 这一观点体现了孟子对音乐传播是情感表现手段的认识, 但其单纯地将音乐情感限于“快乐”的范畴, 否定了“悲乐之美”, 是有局限性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 孟子对音乐传播的效果和作用也提出了鲜明的看法:“仁言, 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 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 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 善教得民心。”4孟子认为, 以“仁义”为内容的雅颂之乐相较言语, 有着更为深入的传播效果。在这里, 孟子虽然将音乐视为教化手段, 但也认识到了音乐传播具有其他手段所不能比拟的作用。这一点是对孔子“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5思想的细化。
孟子音乐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今之乐由 (犹) 古之乐”及“与民同乐”思想, 见于《孟子·梁惠王下》记载的那段孟子与齐宣王之间的著名对话 (兹不赘引) 。孟子在对话中的那一番言论, 从音乐传播的视角解读, 主要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对音乐传播效果的评判标准, 即“今之乐, 由古之乐也”的见解;二是对扩大娱乐活动 (包括音乐传播活动) 受众层面的认识, 即“与民同乐”思想的提出。
结合孟子与齐宣王谈话的语境, 孟子“今之乐, 由古之乐也”这一观点的提出, 虽然有些迫于君王威严的不得已, 但也反映出了在对待新乐与古乐的问题上, 孟子与孔子观点的一些不同之处。在这一问题上, 孔子的立场十分鲜明, 赞扬《韶》, “尽美矣, 又尽善也”6;对于郑声, 则“放郑声, 远佞人。郑声淫, 佞人殆”7, “恶郑声之乱雅乐也”8。而面对战国时期诸侯连年征战的混乱、封建制的建立、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 孟子不得不放弃完全凭借“复礼”实现天下大治的想法, 放弃礼乐制度中某些特定形式上的规定。在他看来, 只要君王能实行仁政、王道, 古乐、今乐的形式并不重要。但这种种妥协只是迫于各方面的转变和压力, 孟子对今乐的真正态度实际上与孔子并无本质不同。这表现在他谈君子之道时引用孔子的论乐之言:“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 恐其乱苗也。恶佞, 恐其乱义也。恶利口, 恐其乱信也。恶郑声, 恐其乱乐也。恶紫, 恐其乱朱也。恶乡愿, 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 庶民兴, 斯无邪慝矣。”9可见孟子同孔子一样“恶郑声”, 他提出“今之乐, 由古之乐也”, 实际是为了进一步劝谏齐王“与民同乐”。
孟子提出的“独乐乐”不如“与少乐乐”, “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 是认为娱乐、鉴赏, 要与他人共享才能得到更多的审美愉悦, 肯定了审美活动的社会性, 也是扩大包括音乐传播在内的审美活动受众群体的一种思想。孔子曾说“ (诗) 可以群”10, 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进一步强调审美活动的社会性, 涉及了“与民同乐”的思想。但结合孟子的政治思想考虑, 所谓“与民同乐”, 强调的并不仅仅是君民一起聆听音乐, 一起狩猎, 就音乐传播活动等进行审美交流, 其重点还在于强调政通人和才能通过娱乐获得快乐。所以“与民同乐”是仁政思想在音乐问题上的集中反映, 其本质还是为了维持君王的长久统治。
总的来说, 孟子较为全面地继承了孔子对音乐传播的见解, 延续了对“仁”声的追求, 并进一步细化为对““仁义”之乐的追求。在对音乐社会功能的认识上, 他继承了孔子“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的观点, 并更注重音乐传播手段在伦理教化中的运用。尽管他对音乐传播功能的认识并不全面, 仅仅局限在教化层面, 但已经有着对音乐传播深入人心的作用的认识。在古乐今乐问题上, 虽然孟子的表述并不像孔子那样泾渭分明, 但如前文的分析, 两人的主张并没有本质区别, 对音乐传播形式和内容的要求是一致的, 即秉承“礼”的原则和“尽善尽美”的标准。
二、荀子:以道制欲, 导民为本
荀子生年约晚于孟子半个世纪, 其时秦一统天下、建立中央集权封建统治已是大势所趋。荀子在汲取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 发挥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主张礼、法结合以治国, 显示出儒、法相融的特点, 但虽为结合, 仍以礼为主, 主张“仁政”、“爱民”, 将君比作舟, 民比作水, 提出了关于君民关系的著名论述“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1, 其核心思想与孔子、孟子是一脉相承的, 但也顺应时代、社会的变化做出了一些调整, 略微偏重于礼法而轻仁义。与孟子的“性善论”不同, 荀子主张“性恶论”, 认为“人之性恶, 其善者伪也”2, 所谓“性”就是各种人的自然欲望, 本能的欲望是“恶”的, 为了防止社会发生动乱, 就必须用“礼”来约束。孔子思想体系中的“礼”是周王朝的宗法等级体系, 传承至荀子, 在结合了“法”的内容后, 主要是带有表现统治者意愿、明确政治指向的道德规范。
荀子对礼乐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 其论乐言论较为丰富。《荀子》的《乐论》、《礼论》、《天论》、《劝学》、《不苟》、《王制》等篇涉及了诸多艺术理论问题, 充分表达了其对音乐及音乐传播活动的态度, 对先秦儒家音乐思想有较为系统的总结。
荀子认可人享受音乐的欲望, 并不予以反对, 但认为不可放纵, 须有所节制并加以适当引导。《乐论》开篇的一段话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夫乐者, 乐也, 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 乐则必发于声音, 形于动静;而人之道, 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 乐则不能无形, 形而不为道, 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 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 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 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 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 足以感动人之善心, 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3
在荀子看来, 音乐能直接关联人的情感, 是与人类本性俱来的, 依据“性恶论”的主张自然也需要节制, 不能放任自流。同时, 荀子提出了“声乐之入人也深, 其化人也速”4的观点, 表明荀子也意识到音乐传播有着其他手段不能比拟的触动人心的作用, 有助于君王一统天下的大业, 所以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礼节乐”的观点, 主张对音乐艺术的发展与表现进行约束和引导, 以求更好地传达其政治意图。
在孔子的音乐传播思想中, “礼”是音乐传播活动的原则。荀子充分继承了这一点, 《劝学》曰:
上不能好其人, 下不能隆礼, 安特将学杂识志, 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 不免为陋儒而已。将原先王, 本仁义, 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 诎五指而顿之, 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宪, 以诗书为之, 譬之犹以指测河也, 以戈舂黍也, 以锥餐壶也, 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礼, 虽未明, 法士也;不隆礼, 虽察辩, 散儒也。5
荀子认为, 文艺是要服务于现实统治的, 创作文艺作品必须要把“隆礼”放在首位, 才能“顺《诗》、《书》”, 否则只能是一个“散儒”。这是对文艺活动的约束标准。具体到音乐, 荀子提出音乐必须以礼为内容, 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音乐的传播使人们日趋合于政治规范。《乐论》中提到:“且乐也者, 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 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 礼别异。礼乐之统, 管乎人心矣。”6这里体现了荀子对“礼”、“乐”结合在维系统治中的作用的认识:“礼”起着区分社会等级的作用, “乐”则主要为调和等级矛盾服务。荀子认识到, 音乐对人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 若将礼的内容融入音乐传播活动中, 人们就会不知不觉中接受礼的规范。荀子看重礼、乐并施对巩固统治的显著作用, 肯定了音乐传播对人心的深入影响。
自孔子以来, 儒家一贯重视音乐传播活动中的教育、教化功能, 荀子继承发展了这一思想, 并将音乐视为宣传统治者政治主张的重要工具。《乐论》曰:
乐者, 圣人之所乐也, 而可以善民心, 其感人深, 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 而民和睦。……
君子以钟鼓道志, 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 饰以羽旄, 从以磬管……故乐行而志清, 礼修而行成, 耳目聪明, 血气和平, 移风易俗, 天下皆宁, 美善相乐。故曰:乐者, 乐也。君子乐得其道, 小人乐得其欲, 以道制欲, 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 则惑而不乐。故乐者, 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 所以道德也。乐行而民乡方矣。故乐者, 治人之盛者也。1
荀子认为音乐有使人“耳目聪明, 血气和平”的作用, 达到“移风易俗, 天下皆宁”的效果。他在延续孔子“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的观点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了“乐者, 治人之盛者也”的观点, 认为通过音乐传播能引导人的思想, 使之趋于礼, 从而笼络人心, 最终实现君王的统一大业。《乐论》曰:
故乐在宗庙之中, 君臣上下同听之, 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 父子兄弟同听之, 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 长少同听之, 则莫不和顺。故乐者, 审一以定和者也, 比物以饰节者也, 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 足以治万变。是先王立乐之术也。2
在移风易俗的基础上, 荀子进一步指出音乐强大的政治功能:“足以率一道, 足以治万变”。这里的“一道”, 蔡仲德先生解释为儒家宣扬的“修”、“齐”、“治”、“平”的先王之道, 亦即荀子所主张的礼法结合、以礼为主的治国之道。3所谓“万变”是指人们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变化。荀子认为通过音乐传播活动可以使君臣和敬, 父子兄弟和亲, 长少和顺, 通过音乐中蕴含的“礼”以及统治者意志, 使人们悄然接受感化, 臣服于统治, 从而便于统治者管理。《荀子·富国》曰:
知夫为人主上者, 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 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 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 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芋、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錭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 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 使天下生民之属, 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4
荀子在这里明确指出, 音乐传播活动还有着统治者宣告权威的功能, 他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芋、弹琴瑟”这些音乐传播活动, 视为树立统治者威严的有效手段, 认为这些活动能使人们对统治者保有敬畏之心, 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
由于荀子十分重视音乐传播活动对现实统治的作用, 故其对不符合“礼”及其统治思想的音乐是坚决抵制的。荀子继承了孔子对音乐传播内容的评判标准——“尽善尽美”。他曾说:“姚冶之容, 郑卫之音, 使人心淫”, “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 逆气成象而乱生焉”5。可见他对“郑卫之音”等不符合礼乐标准的音乐的批判较之孔子更甚, 斥其为淫声、奸声, 是乱世之兆。荀子所抵制的音乐, 既包括民间音乐, 也包括抒发个人情感的音乐, 这也体现了他对音乐传播的要求——“导礼”, 而不是“导乐”, 强烈反对以娱乐和抒情为目的的音乐传播活动。
荀子音乐思想中的另一重要内容, 体现在对音乐传播活动的实际干预上, 即设立专门对音乐进行强制干预的机构, 扮演着类似于现代音乐传播链条上的音乐编辑或传媒“把关人”的角色, 以求音乐更好地为统治者服务。《荀子·王制》曰:“修宪命, 审诗商, 禁淫声, 以时顺修, 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 大师之事也。”6这里“大师”读作“太师”, 是国家的“乐官之长”, 担任着制定政策法规、管制音乐文化的职责。荀子提到的“以时顺修”观点, 则强调乐师在审查当代艺术的同时, 对古代遗留及外族传入的文化也要有相应的审查, 坚持“以时顺修”的原则, 取其利于统治的“精华”, 剔除对巩固权力无益的“糟粕”。荀子将音乐传播的规范提高到了国家行政层面, 将思想转化为政策, 是对孔子乃至儒家音乐传播思想的有效实践, 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儒家的音乐思想。
荀子在音乐方面的思想绝大多数继承了孔子的主张, 但其音乐思想对“仁”的要求并不像孔子、孟子那样突出, 而是着重强调“隆礼”, 将“礼”对音乐传播的约束从形式上进一步扩展到内容中, 以便更好地发挥音乐传播改善民风、强化政治统治的作用。荀子对音乐传播功能的认识相对客观, 并不纵容过分的音乐活动, 也不提倡对音乐活动的全面禁绝, 而是主张有节制的音乐活动。孔子以一己之力“正乐”, 对音乐内容进行有条件的筛选、编辑, 荀子则将对音乐传播内容的规范提升到国家政策的层面, 成立专门的机构, 设立专门的职务, 实践其音乐传播主张, 可以说是对孔子的“音乐编辑”行为的全面提升。但从上文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 荀子的音乐思想已经带有文化专制主义的倾向, 孔子音乐思想中对艺术自由性情的向往和传承的因素, 在荀子那里几乎荡然无存, 这是荀子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三、董仲舒:“功成作乐”, “质文两备”
董仲舒“少治《春秋》, 孝景时为博士”。7汉武帝即位后广招贤良, 三次策问董仲舒, 基本内容是天人关系问题, 故亦称“天人三问”。董仲舒连上三篇策论即“天人三策”, 以儒学结合阴阳五行等学说, 提出了“天人感应”的理论, 阐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 并顺势提出了“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建议,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 皆绝其道, 勿使并进”1。董仲舒晚年辞去官位, 亦不问家业, 只以修学著书为事。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 其著有“凡百二十三篇”2, 今仅存有《贤良对策》三篇、《春秋繁露》八十二篇, 其中也有论及音乐的文字, 多侧重于音乐的社会功能, 兼议文与质的关系问题。
汉武帝广招贤良之士时, 也曾就音乐与治国的关系展开策问。他关注“圣王已没, 钟鼓管弦之声未衰”等现象, 意图理清世道没落究竟是因为天命, 还是由于治国偏离了正道。董仲舒做对策答之:
道者, 所繇适于治之路也, 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 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 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 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 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 雅颂之乐不成, 故王者功成作乐, 乐其德也。乐者, 所以变民风, 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 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 接于肌肤, 臧 (通“藏”) 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 而管弦之声未衰也。3
在对策中, 董仲舒首先提出仁、义、礼、乐, 也就是所谓的“道”, 是治国之道, 故曰“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 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谈及了音乐的教化功能, 高度肯定了以礼为准则、仁义为内容的音乐传播在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中的作用。其次, 他又细化分析了王者用乐的两种情况, 并对这一音乐传播活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一种情况为当朝未作新乐时, 可沿用先王之乐, 但要根据时代、社会现实等方面的需要, 选择“宜于世者”;另一种情况就是在“王者功成”的前提下, “乐其德”, 也就是以王者的功德为内容创作新乐。前者是对已有音乐进行筛选的标准, 某种意义上是对音乐传播活动中音乐编辑环节提出的具体要求;后者则是对新创作音乐传播内容提出的规范, 是对音乐传播活动中创作环节提出的具体要求。在董仲舒看来, 后者优于前者, 因为后者更“宜于世”, 更有利于教化, 这是他对音乐传播的实际效果的一种比较。再次, 董仲舒也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的观点, 进一步指出了音乐之所以“变民也易”、“化人也著”, 是因为音乐“发于和而本于情”, 不只作用于人们的听觉, 更能“臧于骨髓”, 也就是深入人心, 这同样也是“圣王已没, 钟鼓管弦之声未衰”的原因。这一点也体现了董仲舒对音乐传播效果的深度与长远性的认识和肯定。
在《楚庄王》篇中, 董仲舒回答问者重新制作音乐的必要性时, 对“王者自作新乐”有更为深入的论述。董仲舒认为新君接受“天命”, 是“民之所同乐”4, 制作新乐是为了顺应人心。他强调“天下未徧合和, 王者不虚作乐”5, 这是进行音乐创作、音乐传播活动的前提;他要求制作音乐必须“本、末、质、文皆已具矣”6, 这是要求音乐传播内容必须是内容美和形式美的结合。只有天下大治、人心和乐, 才能制乐, 才能制出既有符合标准的本质内容, 又有精致文采形式的音乐。尽管“制为应天改之, 乐为应人作之”7, 改制、作乐有着不同的根据和不同的时间, 但其目的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巩固新君的统治, 进行音乐创作、音乐传播活动的目的在于颂扬和巩固王权神授的观念。
在《玉杯》篇中, 董仲舒对文、质关系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礼之所重者在其志, 志敬而节具, 则君子予之知礼;志和而音雅, 则君子予之知乐;志哀而居约, 则君子予之知丧。故曰非虚加之, 重志之谓也。志为质, 物为文, 文著于质, 质不居文, 文安施质?质文两备, 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 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 宁有质而无文……有文无质, 非直不子, 乃少恶之……然则春秋之序道也, 先质而后文, 右志而左物。故曰:“礼云礼云, 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 亦宜曰:“朝云朝云, 辞令云乎哉。乐云乐云, 钟鼓云乎哉。”引而后之, 亦宜曰:“丧云丧云, 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 明其贵志以反和, 见其好诚以灭伪。8
孔子曾说过“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9, 董仲舒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要求文、质的统一。《玉杯》中的“质文两备, 然后其礼成”, 同《楚庄王》中提出“成者, 本、末、质、文皆已具矣”意思相近。董仲舒在继承孔子观点的同时, 更加强调质和文之间不可或缺的关系, 认为质需要通过文来凸显, 若有文无质, 文就成为没有意义的虚设, 故进一步指出“文质偏行, 不得有我尔之名”。然而“质文两备”显然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 如做不到两备, 董仲舒则强调“宁有质而无文”, 因为质为本, 文为末, “志敬而节具”, “志和而音雅”, 有文无质应“恶之”。这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做法, 并不是肯定有质无文。董仲舒由此确立一种“先质后文”的顺序, 质文两备, 二者要有先后之分, 但缺一不可。董仲舒也引用了孔子“礼云礼云, 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 钟鼓云乎哉”1之说, 但继承之余, 其观点更加重视“本”和“质”, 这与其政治思想是分不开的。董仲舒对文、质关系的论述, 虽然是面对文艺提出的, 并不特指音乐中的文质问题, 但“志和而音雅”等语句中, 均体现了其对音乐传播内容的要求:首先要表达质, 具备内容美, 其次才是对文, 即旋律等形式美的追求。
董仲舒思想体系是维持汉王朝长治久安的一整套理论体系, 其中涉及音乐的思想、对音乐传播活动的认识和规范策略, 都是为其政治主张服务的, 因此较为注重音乐的教化作用及音乐传播活动的实际效果。董仲舒宣扬“王权神授”的理论, 故十分强调对音乐传播内容的要求, 强调以歌颂新君为内容, 宣扬“作乐者, 必反天下之始乐于己以为本”, 以服务其“大一统”。
四、朱熹:天理自然, “礼乐相须”
朱熹作为南宋儒学—理学的代表人物, 以先秦孔孟之道为主体, 兼收佛学、道家思想, 结合南宋社会文化的现实, 构建了一个既庞大又十分缜密的思想体系, 上至国家礼法, 下至民间俗事, 都提出了相应之规。朱熹辑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为教本, 并著有《四书集注》, 对后世数百年的科举考试影响极大。朱熹传世之作极多, 既有其本人著作, 也有后人辑录, 主要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四书集注》、《诗集传》等。
朱熹既继承孔子、孟子的思想, 将孔孟之道总结为“存天理, 灭人欲”, 也以此为基础提出新观点、新见解, 形成了理学体系。关于“理”, 他在《答黄道夫书》说:“理也者, 形而上之道也, 生物之本也。”2即认为“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在《答程允夫》中他又说:“仁者, 天理也, 理之所发, 莫不有自然之节。中其节, 则有自然之和, 此礼乐之所自出也。人而不仁, 灭天理, 夫何有于礼乐?”3在这里“理”又对应了传统儒学中的“仁”和“中和”的范畴。可见同孔子思想中的“仁”一样, 朱熹提出的“理”也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范畴, 既涵盖了事物的规律, 也蕴含着伦理道德的要求。而“人而不仁”一句则继承了孔子对从事礼乐实践之人的要求。
儒家向来重视礼乐, 朱熹在著作中也多次论及礼乐。朱熹以“理”来解释礼乐的产生, 他认为礼乐虽然与仁有关, 但归根结底还是缘自“理”, 先有“理”而后才有礼乐。而对于礼、乐之间的关系, 朱熹则强调礼乐“相须”并且要先礼后乐。《答廖子晦》:“礼、乐固必相须。然所谓乐者, 亦不过谓胸中无事而自和乐耳, 非是著意放开一路而欲其和乐也。然欲胸中无事, 非敬不能, 故程子曰‘敬则自然和乐’, 而周子亦以为‘礼先而乐后’, 此可见也。”4这段文字强调礼乐有先后之分, 既是对“礼”重要性的强调, 也是对“乐” (包括内容和音乐传播形式) 的规范界定, 表明了朱熹等理学家对“乐”从“礼”的要求。
朱熹主张“存天理, 灭人欲”, 但所谓“灭人欲”并不同于佛教等宗教教义中的“禁欲”、“灭欲”之说, 而是对孔子“克己复礼”思想的一种继承。朱熹在这里说的“人欲”指的是人们正常需要之外的私欲杂念, 并不说明他主张所有的“欲”都要禁绝。因此, 在看待音乐, 包括俗乐传播的问题上, 朱熹主张只要符合“理”的标准, 符合社会伦理规范的音乐内容和传播形式, 都是可以接受的。
朱熹重视音乐的社会功用, 尤其是其传播效果对人心、性情的深入影响和教化作用。他在《〈尚书·舜典〉注》中的如下言论, 颇能体现其主张:
凡人直者必不足于温, 故欲其温;宽者必不足于栗, 故欲其栗:皆所以因其德性之善而辅翼之也。刚者必至于虐, 故欲其无虐;简者必至于傲, 故欲其无傲:皆所以防其气禀之过而矫揉之也。所以教胄子者, 欲其如此, 而所以教之之具, 则又专在于乐, 如《周礼》“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教国子弟”, 而孔子亦曰“兴于诗, 成于乐”。盖所以荡涤邪秽, 斟酌饱满, 动荡血脉, 流通精神, 养其中和之德, 而救其气质之偏者也……圣人作乐以养情性, 育人材, 事神祇, 和上下, 其体用功效广大深切如此。5
这段文字强调音乐具有“荡涤邪秽, 斟酌饱满, 动荡血脉, 流通精神”的功用, 能够改变人的气质, 培养“中和之德”, 所以能够达到“养情性, 育人材, 事神祇, 和上下”的效果。
朱熹在《答廖子晦》说:“圣人说政以宽为本, 而今反欲其严, 正如古乐以和为主, 而周子反欲其淡。盖今之所谓宽者, 乃纵弛, 所谓和者, 乃哇淫, 非古之所谓宽与和者。故必以是矫之, 乃得其平耳。”1他认为儒家思想中以“和”为美的价值观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变化, 但依然强调“和”的主要地位, 并继承了北宋周敦颐的思想, 主张要以“淡”来矫正哇淫之弊。
除了以与时俱进的眼光看待以“和”为美的价值观之外, 朱熹恢复礼乐教化制度的主张也不是要简单地“复周礼”。虽然他有着“今之士大夫, 问以五音、十二律, 无能晓者”2的感叹, 可一览他对乐之凋零的担忧之情, 但他也早已意识到“古乐亦难遽复”3, 认为在古礼难复、乐调难考的情况下盲目复辟礼乐是不可取的, 因此主张因时、因势制宜进行变革, 提出“当立一乐学, 使士大夫习之, 久后必有精通者出”4的想法。
对乐教的改革和实践, 是朱熹音乐传播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在这方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朱熹并不认同“礼不下庶人”的观点, 虽然前文中只提到“使士大夫习之”, 但在实际操作中, 朱熹继承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 维护下层知识分子和平民接受音乐教育的权利。除了在书院授课之外, 朱熹还通过信函的方式教授学生, 这种方式大大拓展了其思想传播的地域广度。
朱熹乐教的内容涉及多个方面, 如古代音乐文献、礼乐、诗乐、乐学、律学等。相较于孔子传授的“六艺”中的《诗》、《乐》, 朱熹的乐教涵盖得更多。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朱熹对音乐的热爱及其后期对民间俗乐的关注, 其乐教课程中也含有少许俗乐方面的内容。通过《朱子语类》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的记载可知, 通过这两种授课方式与朱熹探讨音乐等问题的门人, 均有不同的出身和社会地位, 可见其受众之广泛。这些门人接受了朱熹的乐教后, 或入朝为官, 或著书立说, 将朱熹的乐教思想融入自己的事业中, 转而传授门人或感染同僚, 使朱熹的乐教思想实现了扩散性的传播。
朱熹生于书香门第, 从祖父朱森到父亲朱松皆喜好诗乐, 自幼生活在歌诗咏词的诗乐环境中, 5岁就入学堂学习, 父亲亦时常亲自指导其诗乐学习。朱熹在早年依照《毛诗序》作《诗集传》, 但随后的几十年里, 朱熹一方面参考众多学者的《诗》乐研究成果, 一方面参与《诗》乐演唱活动, 数次对《诗集传》进行修改, 直至最后冲破了《毛诗序》的桎梏, 提出了极具创造性的《诗》乐思想。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风、雅、颂的重新定义:“风者, 民俗歌谣之诗也”5;“雅者, 正也, 正乐之歌也”6;“颂者, 宗庙之乐歌”7。另《朱子语类》:“风、雅、颂乃是乐章之腔调, 如言仲吕调、大石调、越调之类。”8这样的定义有别于前人一味将道德伦理、王道等因素强加在《诗》上形成的定义, 明确提出了风、雅、颂是乐调的主张, 体现了对《诗》的乐歌本质的重新认识, 将对《诗》的研究视角转向对乐调的研究, 不再一味拘泥于对诗文内涵的评判。
儒家学者历来延续孔子“放郑声”的主张, 对“郑声”的批判较孔子愈发激烈。朱熹对“郑声”的态度亦是这一思想的延续, 但有别于前人多论“郑声”少提“卫声”, 朱熹对“卫风”进行了分析, 并将其与“郑风”做了对比:
郑、卫之乐, 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 卫诗三十有九, 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 而淫奔之诗已不翅 (通“啻”) 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 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 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 有甚于卫矣。故夫子论为邦, 犹以郑声为戒, 而不及卫, 盖举重而言, 固自有次第也。9
朱熹对郑风、卫风的批判明显带有特定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将歌颂爱情的诗文定义为“淫声”, 简单地用郑风、卫风替代郑卫之声进行研究, 曲解了孔子对郑卫之声的批判。但抛开对其思想落后性的评判, 朱熹不再简单地附庸“放郑声”, 而是真正通过研究提出了自己认为郑卫之音应当被批判放逐的原因, 也体现了其评判音乐传播内容的严谨态度。
朱熹也有着十分高超的音乐才能, 其音乐传播实践十分丰富, 这从众多记载中可窥一斑。“朱熹好琴, 精通音律”10, 钱穆先生如是评价。朱熹早年师从刘屏山 (刘子翚) , 课余时间常抚琴而歌, 他最早的琴乐知识也来源于此。后来, 他还应刘屏山之子刘玶之邀, 作《刘屏山复斋蒙斋二琴铭》。朱熹为官多年, 数次外出供职, 始终琴不离身, 时常抚琴自娱, 以琴会友, 修养心性, 晚年更潜心研究乐律, 作《琴律说》。受刘屏山的影响, 朱熹还逐渐对民间艺术形式产生了兴趣, 并时常向民间艺人请教民间艺术的具体表演形式, 并曾以地方山歌、渔歌为素材, 创作了《武夷棹歌》10首。朱熹十分擅长歌唱, 常与门人、友人一起唱歌。朱熹的门人詹元善任太常少卿时抄录内廷《诗》谱, 退任回乡后命家中乐工习练, 并邀请朱熹前去观赏。朱熹虽对依俗乐谱填《诗》的做法并不完全认同, 有“颇可听, 但吓走孔夫子耳”1的评价, 但依然仔细聆听, 并时常参与其中, 提出中肯的建议, 为《诗》乐能更好地传播做出了贡献。
朱熹著作等身, 对乐教、《诗》乐、乐律等方面的研究颇为细致。其以“理”为核心的音乐传播见解、对音乐传播内容的严苛审核, 虽然带有封建伦理的局限性, 但抛开这些价值评判, 仅从其对音乐传播效果的认识和对音乐传播内容的审核来看, 其对音乐传播的见解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
五、王守仁:我心即理, 去芜存菁
王守仁 (1472—1529) , 字伯安, 号阳明, 人称阳明先生, 浙江余姚人, 明代哲学家、教育家。弘治十二年 (1499) 中进士, 仕途起伏, 曾因得罪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 期间劝导当地民众学习, 成效颇广, 深受爱戴, 居于栖霞山溶洞, 后称阳明洞, 其众多重要思想诞生于此。他54岁时辞官回乡, 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办书院, 收徒讲学, 宣扬其心学思想。王守仁精通儒家、道家、佛家思想, 是心学的集大成者, 有《传习录》、《大学问》及门人所辑《阳明全书》 (即《王文成公全书》) 传世, 其思想在汉文化圈中流传颇广, 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他早年遍读朱熹著作, 接受“格物致知”之学, 并付诸实践, 格竹以求“理”, 即著名的“守仁格竹”。因未得竹子之理反倒思劳成疾, 遂对“格物”学说产生怀疑, 后转为发展陆九渊心学, 力主“心即理”、“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 更认为为学“惟求得其心”, 只要修养内心, 人人可成尧舜。他没有专门论乐的文章, 但《传习录》记载了许多他对音乐的见解及以对话形式出现的他与门人对音乐问题的探讨。
《传习录》载:“孔子云:‘人而不仁, 如礼何?人而不仁, 如乐何?’制礼作乐, 必具中和之德, 声为律而身为度者, 然后可以语此。若夫器数之末, 乐工之事, 祝史之守。”2王守仁在这里引用了孔子对从事礼乐活动之人的要求。孔子以“仁”为准则, 王守仁则以更为具象的“中和之德”进行诠释, 并强调身正不邪, 音声中和而不淫的人才能制礼作乐, 进而指出具体的礼仪、乐律并不重要, 是乐工和祝史的职责。可见王守仁对音乐传播者, 尤其是作为音乐传播源头的创作者, 唯有德行的要求, 即具备“中和之德”, 而并不在意其音乐技能的高下。这与儒家“先质后文”的思想一脉相承, 与《乐记》中的“德成而上, 艺成而下”相通。
对于律吕之数, 不同于宋明理学家的执着钻研, 王守仁据其“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的主观唯心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传习录卷上·陆澄录》记载了一段王守仁就《律吕新书》3引出的对律吕之数的观点。他认为, “学者当务之急, 算得此数熟亦恐未有用”4, 必须“先从礼乐本原上用功”5, 并指出书中以候气定律的弊端。在《传习录卷下·黄省曾录》中, 王守仁就“元声”的问题与门人展开讨论, 提出“元声只在你心上求”6的观点, 并进一步以歌诗例证:“你的心气和平, 听者自然悦怿兴起, 只此便是元声之始。”这里再次提出对古人以候气定律的质疑, 认为因无法准确知晓节气时辰, 故据此得出的律吕必然不够精确, 从而得出律吕无须“求之于外”的结论。这两段关于律吕的讨论, 从侧面体现了王守仁对从事音乐之人“心”的要求, 要“先养得人心和平”7, “心中先具礼乐之本方可”8, 达到这样的境界才可以作乐, 才能做出有用之乐。这也是其“心即理”的哲学观念在音乐问题上的体现。
儒家向来推崇古乐, 主张恢复礼乐, 但由于古乐成时尚无完善的记谱方法, 口耳相传的曲调历经千余年也早已无处可寻, 到王守仁之时, 所谓古乐就只有前人著述中的些许文字描述, 故其论及古乐便不全是复辟之言, 而是就实际情况做了变通。《传习录卷下·黄省曾录》载:
先生曰:“古乐不作久矣:今之戏子, 尚与古乐意思相近。”未达, 请问。先生曰:“《韶》之九成, 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 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 俱播在乐中, 所以有德者闻之, 便知他尽善、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若后世作乐, 只是做些词调, 于民俗风化绝无关涉, 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还淳, 取今之戏子, 将妖淫词调俱去了, 只取忠臣、孝子故事, 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 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 却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9
王守仁提出“今之戏子, 尚与古乐意思相近”的观点, 认为《韶》和《武》的九个乐章分别是舜和武王的戏子, 两位圣人一生的事迹、功德都表现在音乐之中, 所以有德者就能听出其中的寓意。又提出今人只做词调, 但其中没有使人向善的寓意, 就不能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将今日的戏子中无益于风化的内容剔除, 保留忠臣孝子的故事, 其中的深意就能使人向善, 有益于风化。这里体现了王守仁对音乐传播“移风易俗”效果的认识, 其关于古乐的观点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不再一味地因为历来圣人皆言古乐好便盲目崇古, 而是真正认识到优质的音乐传播内容在于音乐信息的高质量, 而不在于某种一成不变的形式。这段文字中对《韶》、《武》的描述, 也表露出王守仁对孔子“尽善尽美”的音乐传播内容评判标准的继承。
王守仁虽对戏曲传播效果予以肯定, 但也是以“将妖淫词调俱去了, 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为前提条件的, 可见其对古乐、今乐的态度虽较之前人有缓和之态, 较为圆通, 但并不等于对民间音乐的全面接受。《传习录卷上·徐爱录》载: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 存其戒而削其事, 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 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郑卫之音, 亡国之音也’。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 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 奏之乡党。皆所以资畅和平, 涵拯偲性。移风易俗, 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 世儒附会, 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泆之词, 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 是求其说而不得, 从而为之辞。”1
王守仁引用孔子批判郑声的原文来表达其对郑声的厌恶, 只不过同朱熹一样, 他也误将郑卫之声等同于《诗》中的郑风和卫风。由郑卫之声的流传又论及后来民间流行的小曲, 认为都是“淫泆之词”, 蛊惑人心, 所以坊间广为流传。由此可见, 对于不符合其标准的民间音乐, 王守仁是难掩憎恶之情的, 足见他对音乐传播的内容是有要求的, 认为必须有益于风化才是值得提倡的。
在《传习录中·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2中, 王守仁提出了“诱之歌诗”的主张——“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 即运用音乐传播的方式, 以让受众直接参与音乐传播活动的方式, 对受众予以精神、灵感上的启发, 实现寓教于乐, 获得事半功倍的教育传播效果。王守仁将儿童的天性归结为“乐嬉游而惮拘检”, 认为“使其趋向鼓舞, 中心喜悦”, 就能使其达到“进自不能已”的效果, 提倡通过音乐、娱乐、游戏等活动让儿童受到鼓舞, 以愉悦的情绪自主地投入学习, 会有很好的效果;对“鞭挞绳缚, 若待拘囚”的强迫式教育, 他予以批判。对于“诱之歌诗”的效果, 王守仁总结为“非但发其志意而已, 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 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除了前文提到的“发其志意”, 这里又提到了参与音乐实践有着宣泄情绪的作用, 能达到排解郁结之气的效果, 这是对音乐传播活动情感宣泄作用的认识。王守仁希望通过这样的作用实现“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 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 可见其目的还是为了实现礼乐教化, 只是较之前人生硬的“鞭挞绳缚”, 他采取了更为积极的举措, 有效利用了音乐传播活动中的娱乐性, 使人“不苦其难”。
王守仁对音乐, 包括音乐传播活动的认识, 总体上来讲也是以利用为主, 希望通过音乐传播活动使音乐信息中蕴含的教化内容深入人心, 在教育问题上鼓励参与音乐实践也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但是, 相较于儒家前人对古乐、礼乐一成不变的追捧, 王守仁的思想和他提出的措施都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变通, 显然更符合当时时代、社会的需求。他对音乐传播活动的认识也不再停留在只视其为教化的一种手段, 而是对其情绪宣泄、疏导心结的功能也有了一定的认识。
结语
儒家对音乐传播的社会功能有着较为深入的认识, 并且经常很好地加以利用, 提倡以音乐传播的形式实现民风的改善和思想的传播。通过对千百年来孔子音乐传播思想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传承的梳理, 我们不难看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可塑性。孔子的音乐传播思想在流传中并不是一成不变, 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 传承者往往会赋予其贴合时代特色的意义, 使其更加适用于那个时代的要求。
比如对音乐传播内容核心的要求, 就经历了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仁义”、荀子的“隆礼”、董仲舒的“道”、《乐记》的“德、伦理”、朱熹的“理”, 再到王守仁的“中和之德”的转变。后来者并没有完全继承孔子的“仁”, 而是根据时代变迁、个人理解等提出了新的说法, 但究其本质, 皆不出于对“仁”的扩展或是对“仁”的具象化。再比如对于孔子对音乐传播内容审美性的要求, 也就是对“尽善尽美”境界的追求, 后来者是全面继承并不断加以丰富的。这具体体现在他们对古乐、今乐的认识, 特别是对郑卫之音的批判中。孔子推崇“尽善尽美”的韶乐, 主张“放郑声”,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 后来者对郑卫之音的批判可谓愈演愈烈:孟子虽然有过“今之乐由古之乐”的言论, 但那只是迫于统治者威严的妥协之词, 其对郑声的真实态度与孔子并无二致;荀子将郑声斥为淫声、奸声;《乐记》将郑卫之音称为“溺音”;朱熹认为“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王守仁则将郑卫之音称为“淫泆之词”。
不同于“仁”和“尽善尽美”的传承, 孔子“复周礼”的主张, 即以“礼”作为规范音乐传播活动的准则的主张, 并没有始终得到延续。后来者中, 荀子是最看重“礼”的, 不光将“礼”作为规范音乐传播活动的准则, 而且将这种规范延伸到对音乐传播内容的要求。而进入汉代, 孔子提倡的“礼”就被逐渐淡化了, 后来者根据当朝的形势制定新的规范, 提及孔子的“礼”时, 通常只是要求像孔子提倡遵循“礼”一般来遵循新的规范。
往事越千年, 孔子的音乐传播思想固然已不完全适用于现代音乐传播秩序与模式。而且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和更新, 孔子的传播方式在当代音乐传播中也已被其他传播方式所叠加或边缘化。但是, “仁”的思想、“尽善尽美”的评价标准等, 却并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光芒, 而且体现出了永恒的魅力, 仍然可以指导当代的音乐传播与音乐实践活动, 可谓历久弥新。
参考文献
[1]董治安著《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 齐鲁书社1994年版。
[2]李纯一著《先秦音乐史》, 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
[3]李宏锋著《礼崩乐盛——以春秋战国为中心的礼乐关系研究》,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
[4]刘蓝编著《诸子论音乐——中国音乐美学名著导读》,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秦序著《中国音乐通史简明教程》, 吉林音像出版社2001年版。
[6]王光祈著《中国音乐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
[8]曾遂今编著《音乐社会学教程》,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9]曾遂今著《音乐传播学理论教程》,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儒家音乐思想研究 篇7
关键词：儒家思想；高职院校；德育工作；应用价值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综合实力不断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高，这就对我国的各个方面都具有很高的要求，教育事业作为我国的基础性事业，对我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我国的德育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改革，但是教育所关注的重点还是与成绩直接挂钩的智育，德育还是没有得到该有的重视，这种现象在高职院校的教学工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使得学生无法真正领略儒家思想的核心精神。
一、儒家德育思想的价值
1.儒家德育思想的渊源
儒家学派是春秋时期的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的主要的核心就是“仁”。儒家思想在百家争鸣时期就表现出其独特的魅力，所以儒家思想中的德育思想的建立是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积淀的。
儒家思想中德育思想的出现，使儒家思想更加完整，在儒学思想家的眼中，“德”是个人的品质，只有一个具有高尚的品格的人，才可以称之为“有德者”，之后，孟子又将德行视为一种精神力量，并主张将之用到人性本能约束中去，确保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论述了德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而儒家的另外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荀子，也肯定了德育教育的重要性的，因此，在儒家先贤看来，德育是自我教育的有效手段，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2.儒家德育思想的价值体系的构成
儒家德育思想的内容主要就是“仁”，这是一种情感，儒家德育思想就是要“仁”，具体而言就是尊老爱幼、尊敬师长以及为君者的仁爱于民等思想的体现。“至圣”作为儒家德育思想的主要德育目标之一，是指人们对天地万物的洞悉能力，圣人是儒家思想中最高的道德目标，这就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儒家思想对德育的认同。
儒家德育思想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主张通过道德教育推动国家政治建设、社会进步以及个人品德的修养。主要观念有“德治”与“仁政”，还有“隆礼”等。在政治上，孔子强调的是以德服人，也就是说统治者必须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平；孟子强调的是施行仁政，在某种程度上为统治者的施政指明了方向；荀子强调的则是以礼为衡量标准的治国之道，所以，重礼，就是重视道德规范，体现了德育在治理国家的意义与作用。在个人发展方面，孔子强调的就是个人一定要具有高尚的思想品德，只有这样才可以立足于社会之中；孟子强调的就是个人必须要做到仁爱及人，要爱护身边的每一个人，只有这样，才可以提升自身的品德修养；荀子所强调的是个人发展过程中教师的重要性，所以要想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尊敬师长。
在德育过程中，儒家非常重视教育方法的使用及教育方法的正确性。儒家教育以学思并重、因材施教、身体力行为中心，强调学与思、理论学习与外在实践的结合。
二、儒家思想在高职院校德育工作中的应用价值
1.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的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是我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而德育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仁、义、礼、智、信等优秀的道德品质精神，所以，将儒家思想运用到高职院校德育工作中，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国与各国的文化交流逐渐频繁，在给我国的文化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之外，还是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文化入侵使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忽略了对我国的传统文化的学习，所以，将儒家的思想渗透到高职院校德育工作中，可以使这些高职生对我国的传统化有所了解，使得他们领略到儒家德育思想的核心精神，以此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只有这样，才可以抵抗外来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入侵，使学生更加热爱祖国，不断地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2.提高我国高职院校德育的实效性
随着市场经济脚步的加快，我国高职院校的德育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我国的高职院校在德育教育上进行了不断的改革，但是仍然还是存在許多问题，为了增强高职院校德育的实效性，就要将儒家德育伦理思想与现代高职院校的德育思想教育工作结合起来。高职院校应结合学校德育目标，创新德育方法，重视德育实践，将儒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实现儒家传统道德的现代转换，鼓励大学生以天下为己任，以儒家君子、豪杰、圣贤道德理想为目标，积极向上，勤奋努力，形成尊德重行的优良传统。
总之，把儒家的德育思想融入我国高职院校德育教育工作中具有很大的价值，不仅可以提高高职院校德育教育的实效性，还可以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抵抗外来文化的入侵，使高职院校的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进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罗林英.浅析高职院校德育工作模式的创新[J].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4（4）：5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