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公司伦理

儒家文化与公司伦理（精选4篇）

儒家文化与公司伦理 篇1

公司从产生之日开始就与伦理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最早由政府特许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到后来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大型跨国公司;从因财务欺诈破产的美国世界通讯公司(Worldcom)、安然集团(Enron)到在2008 年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破产的华尔街著名投资银行;从国内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到一些上市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漠视,无不折射出公司伦理的重要性,可以说公司伦理是公司的灵魂。儒家文化从个人修身逐步扩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核心价值观对个人和组织的伦理的形成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对儒家文化在形成正确的公司伦理中的重要作用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什么是公司伦理

“伦理”一词的英文“Ethics”来自希腊文“ēthos”,意谓“品格”(character)。在梁启超撷取日译“伦理学”一词之前,“ethics”一词有许多中译法。早在明末,耶稣会试士艾儒略(Aleni,P.Julins,1582—1649)在介绍西学分门别类里,有“厄第加”一科,应是拉丁文“Ethica”的音译,意为“修齐治平之学”,又译为“察义理之学”。近代的迻译则不胜枚举,若“劝善书”(1844)、若“伦类”(1848)、若“修齐之理”(1863)、若“性理”(1864)、若“修行之道”(1866)、若“五常”(1866)、若“是非学”(1889)等等。清末著名学者严复(1854—1921)于《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则音译为“伊迪格斯”或意译为“德行之学”;惟尔后在迻译《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则改采用“伦理学”一词。“伦理学”一词虽为舶来品,但“伦理”一词则极早见诸古代汉语,例如《礼记·乐记》便载有:“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于伦理者也。”汉代的经师郑玄注道:“伦,犹类也。理,分也。”意谓事物的条理。贾谊的《新书》中则明显具有道德的意涵,如“商君(鞅)违礼义,弃伦理……秦俗日败”①,此处的“伦理”即为人伦道德之理。梁启超的《新民说》一书中,提出“培养公德”,而梁氏之看重“公德”,系从提升国民素质的思路出发。在他看来,“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谓之“公德”。新、旧伦理之分野即在于此。而中国人最缺的,乃是“公德”。“旧伦理”所重者“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新伦理”所重则是“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②以分类而言,“旧伦理”以“五伦”为代表,包括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新伦理”则分“家族伦理”、“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按照这样的分类,笔者认为,公司伦理应该属于社会伦理,但家族公司伦理也会受到家族伦理的影响,而国有公司伦理也与国家伦理存在一定的联系。

公司伦理是公司一种负责任的决策过程。公司的伦理决策不仅仅限于具有巨大社会影响的公司重大决策。其实,每位员工以及处在管理角色中的每一个人,都面临需要进行伦理决策的时刻。并不是每一项决策都能够从经济、法律或者公司的规则和章程中找到依据。通常的情况是决策者会遵照个人的价值观和原则来进行伦理决策。

二、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伦理理论

在商业伦理的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几种伦理框架分别是功利论(utilitarianism)、道义论(deontological)、正义论(social justice)和德性论(virtual ethics),这些伦理框架同样适用于公司伦理。功利论起源于18 世纪到19 世纪的政治哲学。功利主义告诉我们,应该选择对整体结果“更好”的方式来做事。“更好的”结果就是对人类有利的结果:幸福、健康、尊严、正直、自由和尊重所有的人。功利主义的本质是依靠结果做决策,伦理或非伦理的行为由结果来确定。伦理功利论对做出负责任的决策有很大作用,但功利主义也提醒我们必须考虑所有受决策影响的人的利益。道义论强调决策应该以原则为重,而不是以结果为重,因为基于结果而进行的决策只能是负责任的决策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结果不能证明手段的合法性。伦理原则可以被看作是种规则,这些规则的来源包括法律规定、社会角色、公司内部角色。法律是一种我们应该遵守的规则,即使它并不能使我们增加幸福感。作为社会角色,我们必须遵守很多基于社会角色的义务。在公司内部存在很多基于角色的义务。每个公司都规定了一系列希望员工遵守的规则。关于伦理的正义论,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了一个最具有影响力的正义论。这个理论认为基本的伦理制度作为必要的含蓄的契约来保证社会合作。罗尔斯的理论包括两个主要成分:一种决定正义原则的方法以及这个方法发展出来的特殊原则。用罗尔斯的话说,他们在“无知之幕”后走出来时,必须遵从在“无知之幕”掩盖时制定的规则。为了确保每个人被当成目的而非手段,这些人必须对全体原则达成一致。这些最初的条件,罗尔斯称其为“原始位置”,它保证所制定的原则是公平的,这是罗尔斯公平概念最基本的价值。罗尔斯理论的核心是认为公平是一个公正决策和一个公正组织的最核心元素。罗尔斯从这个原始位置出发提出了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来享受最大限度的自由;第二个原则认为社会的利益和负担应该被平等分配。只有在社会中最底层群体会获利时,不平等分配才会被证明是合理的。伦理的德性论把问题的关键从一个人应该如何做,转移到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德性论更加强调我们品质中情感的一面。德性论承认我们的动机———兴趣、需要和欲望不是每天可以重新选择的事。相反,人类根据自身的品质来做事。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些品质特征根深蒂固地跟随我们。

儒家文化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儒家是指孔子开创的一个学派。孔子生于公元前551 年,卒于公元前479 年,距今2500 多年的历史了,因此,儒家学派也有2500 多年的历史了。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这套核心价值观是跟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处境和生存条件相符合的,它和中国人生存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生产方式、交往方式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对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

首先,从伦理的功利论来看,儒家文化有利于选择对整体结果“更好”的方式来做事。在儒家看来,社群比个人重要。个人只是个体,社群小一点来讲是家庭、家族、宗族、社区,更大的则是国家、民族。儒家的终极关怀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点就是天人合一。自然与人的和谐,宇宙、万物和人类有共通的本质、共通的法则,都是天人合一的内容。第二点,万物一体。到了宋代、明代的时候,这种观念越来越强烈。如北宋哲学家程颢讲的,这不是一个存在论的表达,这是从一个境界上来讲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把万物看成和你是一体的。这是一种非常高的人生境界。第三点,叫“保和太和”。这是《易经》里面的话。保合太和就是最广泛的、最永久的和谐。儒家文化主张的不仅是一个社会的和谐,它是小到人的身心和谐,大到家庭、社区、国家的和谐,更大变成整个宇宙的一个永久的广大的和谐。功利主义认为,负责任的决策需要关注结果,但我们必须考虑所有受决策影响的人的利益,这一点与儒家文化是相通的。

第二,从伦理的道义论来看,儒家的“礼”以及儒家知行合一的实践取向有利于形成正确的原则并按照伦理原则进行决策。儒家的“礼”在儒家文化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儒家文化中比法律法规重要得多。关系本位的中国文化模式决定了,只有礼才代表一种积极有效的社会整合方式,礼制好比是一种积极的制度,而法制则只是一种消极的、以防范为主的制度。“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一观点所传达的重要信息就是,人心的整合,特别是人的主动性的调动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有当人们愿意主动、自觉地维系某种精神或价值时,制度的意义才能体现出来。从伦理的道义观来说,要遵守某些伦理原则,“礼”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人们受到“礼”的约束,才会自觉遵守伦理原则。儒家“礼”的重要功能,就是协调预期、定分止争。这一点荀子讲得很清楚:“人生而有欲,欲而不能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不必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运》)一个社会,大家都有欲望,就会出现冲突,协调冲突就需要一系列的规范,按照这些规范行事,就是伦理的道义论强调的基于伦理原则的决策。

儒家的实践取向,即知行合一。在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思想领域里得到最完整的表述。他说现在的人把知和行分成两件事做,以为先知后行才是对的,我先去求知,等知求好了,然后再去行。他说这个不行,实际的结果是终身不行,终身不知,因为知是永远求不尽的,所以实践就永远不能实现。他批评朱熹讲的先知后行,知先行后。他针对明朝的情况说朱熹的这种思想有不好的结果,所以他强调知行合一,王阳明说我今天说知行合一是要对症下药,社会有这种病,不是我杜撰。知行合一是中国儒家实践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传统。伦理的道义论强调一些决策应以原则为重,而不是以结果为重,这里强调的是以原则为基础的决策实践。这些原则包括法律、不同的社会角色应该遵守的规则以及不同组织里的成员应该遵守的规则等。现在问题不是缺乏相关的法律和规则,而是这些法律和规则虽然存在,但不能得到遵守和执行。比如在企业中存在很多基于角色的规则和义务,每个企业都规定了一系列希望员工遵守的规则。有时是明确规定的行为规范,有些是员工手册里的规则,而有些则仅仅是领导简单的规定。如何使这些规则或规定得到落实和执行,儒家的知行合一的思想是有很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的。

第三,从伦理的德性论来看,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高尚人格和品德,从而有利于个人基于人格和品德的决策制定。人格和品德的儒家在人生的态度上,主张刚健有为,宽容和谐,中庸之道。在道德理想方面,儒家主张公私义利,志士仁人,君子理想。儒家认为,个人道德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处理公和私、义和利的关系问题。公是更大的集体利益,私是我们个体的,小家庭的利益。孔子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就是我们要能够在面对重大道德选择的时候敢于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出来完成道德理想。这是儒家的精神。在道德理想方面,儒家非常讲究自由独立的人格。孔子讲,你当臣子,对你的上级、你的君主只是以顺从他作为根本的原则,这叫妇妾之道,不是大丈夫之道。什么是大丈夫之道?就是孟子所说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可见,儒家文化是主张一定要保持大丈夫的人格。儒家的君子理想是一种激励机制。“君子”不是先天给予的身份,而是做人的标准,或者说是后天论功行赏的奖章。一个人具有仁爱之心,又能约束自己,道德高尚,就被视为君子,而相反地,损人利己者被视为小人。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正是能克服囚徒困境中机会主义行为的人。在儒家看来什么样的人才够“君子”这个称号呢?首先,君子是遵守社会道德、等级、规范的人。这在《论语》的有很多表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第四》);“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第五》);“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第六》);“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第十一》),等等。其次,君子是一个利他主义者,或者说,是一个考虑长远,不注重眼前利益的人,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如:“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第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第四》)“;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第十二》),等等。再次,君子是一个谦让的人,是一个“不争”的人。“君子无所争,必有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第三》);“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最后,君子是一个合作的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第十三》)。

最后,从伦理的正义论来看,儒家文化有利于个人和组织形成基于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儒家文化最普遍的价值就是仁的价值和伦理。仁的伦理在《论语》里面往往被表达为忠恕之道。《论语》里面这样讲的,孔子有一天对曾子讲,“吾道一以贯之”,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理想,但是有一个贯穿其中的根本原则,曾子说我知道了,曾子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一贯之道就是忠恕。具体讲,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三、儒家文化对形成正确的公司伦理的作用

(一)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伦理型公司文化

首先,伦理型文化会鼓励和支持个人进行有责任的伦理决策。在伦理决策模型中,从事实收集、道德想象力到评估每一个要素,决策者的社会环境都会对其中每个要素产生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当法律没有规定时,伦理型文化中的员工都会做出有责任的伦理行为。伦理型文化对于道德底线也有直接和实际的影响。强有力的伦理型文化对于维护道德底线有很大作用,使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不敢轻易越过底线。在20 世纪90 年代,企业文化被划分为“以服从为基础的文化”和“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以服从为基础的文化”强调遵守规则是伦理的首要责任,“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强调一系列特殊的价值观而非一系列准则。公司决策时把价值观当成潜在原则来指导员工进行决策。儒家文化中的“礼治”有利于“以服从为基础的文化”的形成;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公司形成“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从而指导公司员工进行伦理型决策。

其次,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伦理型领导。一项研究伦理领导的本质的报告强调员工认为“以人为本”是非常重要的,这与领导者参与到可感知的道德行为同样重要。儒家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孔子的学术完全以人为中心,“仁者,人也”(《中庸》),“人,天地之性(生)最贵者也”(《说文》)。荀子指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伦理型领导的关键是对于组织的价值观的声明。领导者的责任是确保公司被一系列组织原则所指导,这些原则能够指导员工的决策过程。

最后,儒家文化更重视公司的社会责任。公司的社会责任概括地说就是公司对社会的责任。 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认为,“公司依靠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来自愿建立更好的社会和更清洁的环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公司社会责任建议一个公司要确定它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并且将它们的需求和价值观整合到公司的战略和决策过程中。世界银行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为提高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企业社会责任的契约模型认为,企业有责任去尊重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道德权利。企业社会责任的开明自利模型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能给企业带来品牌声誉和市场竞争力,这对于公司现在和未来的品牌大有裨益。儒家文化认为社群比个人更重要,责任比权利更重要,因此,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形成重视社会责任的公司文化和公司伦理。

(二)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治理的伦理决策

首先,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重视公司伦理的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具有三项法律义务:关注义务、诚信义务以及忠诚义务。但仅仅依靠法律是不够的,因为一些问题仍取决于董事会的审慎决策。比如,尽管法律要求董事会成员诚信地对待公司使命,也就是说,董事会成员做出的决策必须符合公司目标,但法律对董事会成员的违法行为的惩罚一般总是事后的,而具有儒家伦理的董事会成员却能在决策时自觉遵守诚信义务。儒家文化把“仁、义、礼、智、信”作为“立人”五德。孔子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孟子讲:“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可见,诚实守信,不仅是做人的原则,也是董事会成员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美国安然公司的决策者置股东、员工以及社会公众的受信责任于不顾,最终导致安然公司于2001 年12 月申请破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司董事会成员没有遵守诚信义务。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美国国会颁布了要求董事独立的法令和一系列变革。

其次,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正确的公司财务伦理。公司财务伦理问题已经成为公司治理关注的焦点。律师、会计师、审计师及财务分析师等专业人士被认为是防止公司财务欺诈的“把关人”或“守门人”(Gatekeeper)。市场的参与者,尤其是投资者、董事会、管理层以及银行都依赖这些“守门人”。这些“守门人”的个人利益常常会与其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这些专业人士对于他们的客户应具有一种受托责任———不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客户利益之上的职业与道德责任。儒家文化强调仁义的重要性,在儒家看来,仁义不仅仅具有个人道德的意义,它还是社会的价值。孟子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卿大夫不仁,不保寺庙”,仁已经成为政治的普遍原则。关于义,《左传》里讲“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一个正义的概念,《论语》里讲“义为质”、“义为上”,说明孔子很重视义,但是这些地方的义都不是德行的义,而是正义的义。可见,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正确的公司财务伦理。

(三)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和谐

公司治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保证管理者按照股东的利益要求来行事。其次,公司治理要防止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及对债权人、雇员、客户、供应商、社区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侵害。公司治理就是指设计一系列制度,以使管理者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福利引入企业之中(Tirole,1999)。归根结底,就是要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和谐及人与环境的和谐。儒家文化认为“和谐高于冲突”。儒家文化强调“以人为本”,还强调“推己及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和利益,这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的根源,公司也是如此,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之间也容易发生冲突。孔子认为,人际关系的最高原则是“仁”,仁的含义就是人们相互把对方当成与自己相同的人对待。由此衍生出两个原则:忠和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这就意味着人与人是平等的,只有平等的人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立人、达人,必以对对方的信任为前提,而勿施于人则显示了对对方的尊重。有了这样的尊重,也就可以获得对方的信任,从而建立起相互的信任。可见,儒家这些思想能促进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孟子则更进一步,为仁提供了一个人性论的论证。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朱子注“: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③不忍人之心就是不忍同类不幸之心。它内在于人心之中,而让人形成“怵惕恻隐之心”,它让人们自然地相互亲近、相互信任。儒家文化不但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公司经营与环境的和谐日益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20 世纪90 年代,一种新的企业模式开始形成,这种模式将企业经营与环境责任、道德责任三者结合起来。可持续经营的理念提出了将经济与环境目标相结合的全新视野。经济、环境和道德这三个目标,通常被称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极为薄弱,人们极度贫困,物质极度稀缺,所以渴求GDP的快速增长,以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但快速发展是建立在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破坏这个基础之上的,过去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经济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公司必须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经营伦理,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和谐,能促进公司形成和谐的经营伦理。

摘要：文章首先对什么是公司伦理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伦理理论的内在联系及儒家文化对形成正确的伦理原则和进行正确的伦理决策的重要作用。最后,论述了儒家文化对形成正确的公司伦理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儒家文化,公司,伦理

参考文献

[1]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国学流变与核心价值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4月北京第1版

[2]黄进兴.从理学到伦理学: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中华书局,2014年1月北京第1版

[3]秋风.儒家式现代秩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

[4][美]劳拉P.哈特曼(Laura P.Hartman),乔·德斯贾丁斯(Joe Des Jardins).[中]苏勇,郑琴琴,顾倩妮.企业伦理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

[5]张维迎.博弈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

儒家文化与公司伦理 篇2

儒家学说的伦理原则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 这种伦理原则以忠恕、孝悌为主体架构, 以仁、义、礼、智、信五种行为规范为表现形式。这种伦理规范所涵括的主要内容则是“三纲”“五常”。

从文化类别来看, 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属于两种不同质的文化, 但在伦理行为规范道德等方面, 却出现了众多想通之处。

一、协调人与自身的个人伦理文化

伊斯兰要求人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伊斯兰的信仰包括“信真主”、“信使者”和“信后世”在内的六大信条, 可知, 伊斯兰要求人要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古兰经》说, “我创造精灵和人类, 只为要他们崇拜我” (51:56) 。伊斯兰教最基本的功修有礼拜、斋戒、天课和朝觐, 每项都有“修身”的功效。先知穆罕默德说, “我奉命来成全美德”。伊斯兰法包容了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一套行为模式, 它接近儒家宽泛意义上的“礼”。《古兰经》说:“你们应当崇拜真主, 除他外, 绝无应受你们崇拜的, 他用地上的土创造你们, 并使你们在大地上居住” (11:61) 。又说:“你当以善待人, 像真主以善待你一样。” (28:77)

儒家文化中对个人修养的要求集中体现于“内圣外王之道”中。“内圣外王”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 其中将这种精神概述为“配神明, 醇天地, 育万物, 和天下, 泽及百姓”。《大学》中将这一修身观描述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 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致, 知致而后意诚, 意诚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从价值意义上说, 内圣外王的思想体现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

二、强调和谐的家庭伦理文化

1、孝敬父母

《古兰经》把孝敬双亲和崇拜真主相提并论, 孝敬父母就是敬爱安拉。“你们崇拜真主, 你们不要以物配主, 当孝敬父母。”“你应当必恭必敬的服侍他俩, 你应当说:‘我的主啊!求你怜悯他俩, 就像我年幼时他俩养育我那样。’”因此, 对父母尊敬、热爱、报答是每一个儿女必须要履行的义务。穆圣说:“谁虐待自己的父母或其中的一位, 谁将来要进火狱。”伊斯兰把孝敬父母看作仅次于拜主的功修, 要求人们把孝敬父母当作人道中的首要义务, 甚至为了赡养双亲可以不参加捍卫宗教的出征。有人问穆圣:“我要出征吗?”他说:“你有父母吗?”他说:“有!”穆圣说:“就为他俩奋斗吧!” (5) 双亲去世以后不断地为他们祈祷, 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亲近父母身后的其他亲人, 爱他们生前的好友等。

儒家注重孝道。“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 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欤。”人的生命是由父母赋予的, 所以孝顺父母就意味着顺从天命。儒家认为, 对父母不仅要尽心奉养, 还要尊敬父母。“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 是谓能养, 至於犬马, 皆能有养;不敬, 何以别乎?’”“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 有和气者必有愉色, 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荀子提出:“请问为人子?曰:敬爱而致文。”因而, 儒家最为强调的还是对父母要从心中敬爱, 努力使父母得到安乐。而且儒家把自己的身体看作是父母生命的延续, 对自己身体的爱护和尊重也是孝的表现。“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始也。”

2、友爱兄弟姐妹

《古兰经》说:“凡信士皆弟兄。” (《古兰经》49:10) 同时, 伊斯兰倡导人们首先爱自己在血缘上最亲近的人, 而后由近及远, 推及全人类。先知穆罕默德说:“你当爱你的母亲、父亲, 弟兄姐妹, 然后最亲近的人, 然后再最亲近的人。”

儒家讲求悌道。在处理兄弟关系时, 儒家的基本要求是“兄友弟恭”。孔子要求做到“兄弟怡怡”。荀子则明确规定:“请问为人兄?曰: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敬詘而不苟。”兄弟之间的友爱, 又可以扩展到家庭之外, 朋友之间也应当互敬互爱。当司马牛因没有兄弟而发愁时, 子夏安慰他说:“四海之内, 皆为兄弟也。君子何患无兄弟也?”

三、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文化

1、“仁民爱物”的生态情怀

穆圣说:“谁不慈爱地上的 (生灵) , 天上的 (主) 就不慈爱他。”有一则故事在穆斯林中间流传得很广, 穆圣曾经说过, 有一个放荡的女人, 其行为严重触犯了真主的法规, 要遭到真主的惩罚, 但她有一天偶然看到一条快要渴死的狗绕一口井在转, 顿生了仁爱之心, 脱下自己的鞋子从井里打上水来解救了那条狗的生命。由于她的这一善举真主饶恕了她的一切罪过。穆圣说:“哪怕对一只麻雀, 你们也要显示仁慈。”

先秦儒家主张尊重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价值, 爱护一切动物、植物和自然产物。孔子对自然界的生物特别是动物充满了悲悯之情, 他认为在不适当的时间里, 折断树木, 杀害禽兽是不孝。

2、“取物有时、有节”的生态实践

《古兰经》说:“我以定量创造了万物。” (《古兰经》54:49) 伊斯兰严禁浪费资源, 同时, 伊斯兰提倡保护生态, 优化生存环境。穆圣说:“哪一位穆斯林栽了一棵树, 让人和牲畜享用了它, 那就是他的布施”。

孔子的生态实践贯穿于德治的理想之下, 孔子曰:“道千乘之国, 敬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孔子还将节用作为仁人君子日常生活的一种美德加以倡导。他说:“君子食无求饱, 居无求安。”

摘要：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是世界东方文化中的重要代表, 并且在历史上就存在着沟通与交流。伊斯兰伦理道德和儒家伦理道德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 它们能够协调人自身, 人与人, 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弘扬传统文化, 加强民族团结, 促进社会稳定方面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儒家,伊斯兰,伦理文化

参考文献

[1]马坚译:《古兰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儒家文化与公司伦理 篇3

一、公司治理模式基于文化传统方面的比较研究

企业管理的核心是公司治理, 而公司治理的核心是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产生的所有者和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为了解决所有者和代理人的目标利益不一致问题, 公司治理运用委托——代理合同来对代理人进行监督与激励。但是在职业经理人的行为对企业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今天, 仅仅依靠合同关系并不足以支撑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框架, 即便引入法律制度的约束力, 也不可能穷尽职业经理人的行为。因此, 有必要从文化传统的视角出发, 依靠社会文化和商业道德的约束力, 与相关的法律制度和公司章程及规范共同作用, 形成一个以公司章程为内核、法律制度为中环、道德文化为外壳的治理架构。近年来以历史文化研究公司治理的方式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们的重视, 比如中央民族大学的李曦辉教授就曾撰文《民族文化对职业经理人行为模式的影响》讨论过这一问题。

在长期的实践中, 公司治理理念与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 逐步演化为各具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如果以监控主体为标准来划分, 目前世界上有代表性的公司治理模式主要有三种:英美模式、德日模式和家族模式。不同的模式体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

1.英美模式。

该模式流行于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其监控主体为外部发达的控制权市场, 因而也称为外部监控模式。主要特征在于股票的分散、发达的股票市场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竞争性公司外部控制权市场的存在。这种模式下的公司治理文化传统以美国为例, 其公司治理遵循“投资者主权”和“股东利益至上”为中心的治理哲学和理念。虽然美国建国只有200余年历史, 却有着150多年的公司发展史, 历来就有私人拥有大量证券的传统。股权的分散使得小股东难以行使法律赋予的监督权, 唯一表达他们不满的途径就是卖掉他们手中持有的股票, 这种“用脚投票”的机制促进了证券市场的发育。

2.德日模式。

该模式流行于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和荷兰, 其监控主体为内部利益相关者的代表, 因而也称为内部监控模式。主要特征是具有绝对控制权的大股东的存在, 交叉持股现象普遍, 公司外部控制权市场不发达, 在公司融资中银行的作用大于股票市场。这种模式下的公司治理文化传统以日本和德国为代表。日本文化的典型特征是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和决策的一致性, 对不同当事人的利益共同点的强调和商业关系中的忠诚和信任, 形成了一种“生产至上”、“雇员至上”、重视长期利益的公司治理文化, 企业集团内部交叉持股、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均是这种文化的体现。在德国, “公司健康发展”成为商界关心的主题, 公司优先考虑的因素是公司的连续性发展而非短期获利目标, “伙伴关系”文化使德国公司和日本公司一样采用“谋求一致同意”的机制, “共同决策”制度和“集体谈判”制度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 “职工参与管理”在德国企业中相当普遍。

3.家族模式。

该模式流行于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 如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泰国, 其监控主体为以家族为代表的控股股东, 因而被称作家族监控模式。主要特征是家族直接控制公司的发展。这种模式下的公司治理文化传统深受儒家伦理文化的影响, 企业决策表现出家长化, 重大决策常常由家庭中的家长、同时往往也是企业创始人一个人做出, 或至少得到他的首肯;员工管理表现为家庭化, 容易使员工产生较为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从以上比较表明:一国公司治理的模式与该国文化背景以及道德传统确实有着很深的渊源。然而简单地借用国外任何一种公司治理模式, 对中国来说都是不适用的。我们必须在借鉴国外公司治理成功经验的同时, 充分考虑中国在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方面的特殊国情, 选择和设计适合中国特点的公司治理模式。

二、儒家文化及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 经济和文化密不可分。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 (Douglass C.North) 认为, 经济制度的变迁由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 在文化传统、社会习惯、社会心理等非正式规则中, 文化的作用最重要。中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应该有自己的特色, 而作为中国古代文化集大成者的儒家文化完全可以成为最主要的文化资源。

儒家文化是由孔子和他教导弟子的教义中发展而来的一套思想体系, 包含了个人的优良品质与行为、实际的智慧和适当的社会关系原则, 其伦理思想的基本范畴是“仁”, 倡导内求仁心、外行仁政的待人、处事、治世原则。儒家文化不仅对中国影响深远, 而且远播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国家, 其思想和伦理是东亚文化资源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时至今日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表现在:第一, 儒家文化帮助人们树立崇高的道德价值观念, 提高个人的素质修养。第二, 儒家文化最早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第三, 儒家文化极为重视教育。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观影响着中国的历朝历代, 使得中国人重视教育在全世界闻名遐迩, 而教育正是中华民族不竭的智慧源泉。

在中国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下, 亚洲近2/3的上市公司以及几乎所有的未上市公司皆由家族经营。中国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 是儒家文化最大也最直接的传承者, 经过2000多年来的发展变化, 儒家思想伦理早已浸透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体现在公司治理上就是极富儒家文化色彩的家族监控模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司存在的根本目标。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家族监控模式的公司治理, 虽也承认公司的社会性, 鼓励董事会对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负责任, 但是更加强调董事会要对股东负责。这样的公司目标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儒家思想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石, 没有家庭, 社会的根基就不稳。同时, 儒家文化讲求先作个人修养的完善, 从内向外再扩及其他方面, 正所谓先要“修身、齐家”, 而后才有能力“治国、平天下”。因此, 家族企业的所有者或经营者 (实际上, 家族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往往重叠) 在企业发展的初期最关心的必定是他的家族。其实, 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东方, 大部分的商业团体刚开始时都是以家庭的形式出现, 只要能够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里成长, 开始作为一个家族企业的小型公司,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扩张后, 通常会变得多元化。当一个家族企业成长到足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并不断发展壮大时, 其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自然会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2.股权结构和董事会构成。中国式的家族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很少分离, 普遍存在交叉持股和控股股东股权比重过高的问题。在家族企业中, 一个家庭或集团往往会指定整个董事会成员, 由家庭成员担任最高管理职位, 外部的非家庭成员很难打入公司的管理高层, 经营决策也常常仰赖个人非正式的决策, 上下级关系受到特别重视。这些特征再一次印证了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由于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以宗族为核心, 以血缘为纽带, 讲求长幼有序、尊卑分明, 家族长拥有无上权威, 主宰着整个家庭的命运, 其余的家庭成员必须对这种权力只有遵从和忠诚, 所谓“三纳五常”, “忠恕而已矣”。显然, 以这种传统家族观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家族企业, 虽然能够在初创时期凭借家族成员特有的血缘关系, 齐心合力于短期内获得竞争优势, 但管理高层不太信任家庭关系圈外其他人的做法, 会从很大程度上限制家族企业的规模扩张和成长速度;交叉持股方式虽然可以更为集中有效地控制企业, 却容易导致对股东的不公平待遇;权威式的领导风格虽然在经营决策方面可以做到反应迅速, 却未免缺乏民主气氛。

3.经营者报酬和激励。家族企业中, 经营者受到来自家族利益和亲情的双重激励与约束, 上级必须照顾下属, 而下属必须尊从上级, 在森严层级关系中, 对公司的忠诚是员工升迁最重要的因素。这种权力安排与激励方式与儒家文化的传统几乎一模一样。儒家道德伦理观念以“仁”为核心, 强调对群体的“忠”与“孝”, 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家族企业的员工管理自然呈现家庭化特点。诚然, 家庭式管理容易使员工产生归属感和成就感, 但同时也存在固步自封, 效率低下的问题;另外, 家族责任与亲情的双层激励机制虽能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但同样会使经营管理者的压力更大, 并且也为家族企业的解体留下了隐患。

可以看到, 家族企业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结果各有利弊。实际上, 问题的关键并不关乎儒家文化本身的优劣所在, 而在于现代的公司治理在汲取这些文化精华时, 是全盘接收还是去粗取精。因此, 中国要想真正建立具有本土文化特色、并且适合于自身现实条件的公司治理模式, 必须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同时, 审视自身的内外部环境与条件, 将积极优良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先进的科学管理手段与方法相结合。

三、关于建立中国本土文化特征的公司治理模式的探讨

要构建合适的公司治理模式, 只有文化传统、道德规范这些治理软体显然是不健全的, 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同时也要有法令和规章等治理硬体。按照上面讨论的结果, 建议在构建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时, 应有的架构主要分为外部和内部两种机制, 二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

1.中国本土文化特征的公司治理外部机制。

(1) 加强法律制度建设, 落实法令的实施与执行。在经济转轨的重要历史时期, 我国公司治理的法律法规、制度设计等方面工作面临着及其繁重而紧迫的任务, 尽管《公司法》、《证券法》和《企业破产法》也历经多年的研究探索修订完毕, 并分别于2006年和2007年正式生效, 但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还有待逐步确立与修订, 以制订保护股东利益、保障信息披露、反欺诈、反垄断等方面的法规, 并严格执法, 增强法律执行效力。同时, 政策制定者的角色不仅是执行现有法令, 同时也需要推动规制市场的法律建设。

(2) 加强银行的规范治理, 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 强化对上市公司的外部控制。由于企业与银行千丝万缕的关系, 改善银行法规、监督机制和健全治理等任务刻不容缓。另外, 应当进一步大力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企业家市场以及产品和服务市场, 通过市场力量来约束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董事会、经营管理层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以竞争提高效率, 降低交易成本, 从而增强企业的核心能力。

(3) 加强社会对于良好公司治理价值的认知。良好的公司治理价值在于合理分期风险、增进公司业绩、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生活水准、促进经济稳定以及提高国家竞争力。公司治理价值观的形成需要很长时间, 如能继续坚持儒家文化的优秀教育观, 从教育体系与社会核心价值的建立入手, 以儒家文化的“仁”为基础, 诚信与道德为核心, 通过百年树人的教育大计, 相信定能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良好公司治理价值观。

2.中国本土文化特征的公司治理内部机制。

(1) 积极改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 促进股权结构多元化。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 现代阶段股份制公司的所有权不断趋于分散化和多元化。针对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过分集中的“一股独大”问题, 应适当分散股权, 将政府持有国有股为主的股权结构转变为以法人和公众持股为主的多元化股权结构模式, 缩小国有股比例、扩大公众股比例, 以使上市公司找到实实在在的法人治理主体, 在股东和经营者之间建立起一个相对有效的权利制衡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当然, 不同性质、产业、规模以及社会环境下的企业, 应当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确定各自的股权所有制和结构比例。

(2) 建立规范的董事会组织。董事会的组织机构应当借鉴英美模式公司治理的经验, 建立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的内部控制机制。应当着重于两权分离情况下的“经营者”角色定位, 董事会与经理班子严格区分责任和义务。要明确区分股东对董事的信托责任与董事会对管理层的委托代理关系, 尽量避免由于二者职责不分而产生的组织缺陷, 使“内部人控制”失控。同时, 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 以保证公司的运作符合公司的最大利益。

(3) 建立健全对经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激励是对经理人员的正面刺激, 应制定能够规范经营管理者行为的机制, 如将经营管理者的工资待遇与公司的发展规模和业绩情况相挂钩。给予较高的工资报酬和一定数量的股利收益, 建立奖罚分明、灵活的提升制度, 使经营管理者从个人利益上关心企业的效益和经营状况;约束则是对经理人员的反面刺激, 对经营管理者的约束应从权力、市场竞争和法律方面加以考虑, 就中国本土文化特征的公司治理模式而言, 建议使用道德规范来合理阻止不法行为, 规范标准应以诚信为基础, 并着重于个人修养和商业道德的培养。

(4) 建立规范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能否做到透明公开, 关键在于会计制度和统计数据的质量。建议我国上市公司会计、审计与非财务资讯揭露的标准与实务应当朝着国际标准与实务的方向靠拢;另外, 在决策程序上也应该透明, 特别是涉及重大投资活动和人事变动时, 都应该有一定的披露程序,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组织要加强自律, 政府部门也应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防止弄虚作假。

综上所述, 在深化发展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下, 大力提倡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及商业道德观, 配合相关法律并严格执行, 相信必定能够建成一个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征的公司治理模式。

摘要：随着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 有必要将文化传统因素纳入公司治理研究的框架,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道德价值观念的核心, 是中国构建本土文化特征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主要文化资源。

关键词：公司治理,公司治理模式,儒家文化

参考文献

[1].李维安等.公司治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

[2].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青木昌彦, 钱颖一.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5

[4].李曦辉.民族文化对职业经理人行为模式的影响[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2004, (1)

[5].唐任伍.儒家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3]

[6].田志龙.经营者监督与激励:公司治理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9

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研究综述 篇4

(一) 市场伦理的内涵。

陈桂荣 (2001) 在《浅议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兼与章建刚同志商榷》中指出市场伦理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生活与交往必然蕴含着的某些伦理原则与规范。主要包括商品交换、资源分配领域或者通过物与物的关系而表现出来的人与人的伦理关系, 又包括以市场结构为基础的社会生活中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群体等多方面的伦理关系。

还有的学者将市场伦理定义为:市场伦理是指强调透明的、可信任的、有责任感的个人或组织的市场营销政策和行为, 以诚信公平的态度对待消费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也有学者给它这样的定义:市场伦理是关于如何将伦理标准运用于市场决策、行为与制度创立的一种系统性研究。

(二) 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的关系、冲突、融合

1、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的关系研究。

孙国珍 (1996) 在《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伦理》认为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 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 是市场经济的精神支撑, 它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一定程度的保护和激励作用;韩雪风 (2000) 在《论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文化整合》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应该与儒家伦理的精华结合起来;陈桂荣 (2001) 在《浅议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兼与章建刚同志商榷》表述了与章建刚相反的观点, 他认为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在某些方面是可以融合的。白明东 (2004) 在《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认为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是冲突和契合相结合的关系;王明英 (2006) 在《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融合》中就两者的关系和如何融合进行论述, 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伦理。唐凯麟 (2000) 在《冲突、契合、互补优化———论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认为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复杂的, 二者由于异质相互冲突, 导致在精神倾向、理性方式等都是如此, 二者又存在一些契合的因素;章建刚 (2000) 在《儒家伦理、市场伦理和普遍伦理》认为市场伦理和儒家伦理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伦理, 儒家伦理是在古代发展形成的, 但是市场伦理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的, 儒家伦理不能成为支持现代市场制度的基本伦理。迟成勇 (2009) 在《论市场经济背景下儒家伦理精神的现代转化》就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冲突点进行阐述;周蓉 (2010) 在《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变》中指出社会的运行离不开道德的调节。也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 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越来越明显, 所以儒家伦理必须向现代化转变;胡敏中 (2013) 在《儒家伦理与市场社会》中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儒家伦理已经与其发展需要不适应, 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伦理。

2、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的冲突。

孙国珍 (1996) 在《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伦理》认为适用于经济领域的价值准则并不能适用于伦理价值, 也同时认为的观点是市场经济伦理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相继变化的;唐凯麟 (2000) 在《冲突、契合、互补优化———论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认为儒家伦理的发展与形成并不是在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 而是以宗法等级制度和自然经济为基础形成的;章建刚 (2000) 在《儒家伦理、市场伦理和普遍伦理》认为普遍伦理 (西方的基督教伦理) 与市场伦理是相融合的, 而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伦理;白明东 (2004) 在《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认为儒家伦理的消极作用如其重视“重义轻利、以和为贵”等都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周蓉 (2010) 在《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变》认为传统伦理现阶段的特点和趋势是伦理道德规范法律化、公德与私德的分化、道德功能组织化和主导道德和多元道德并存。

3、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的融合。

孙国珍 (1996) 在《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伦理》认为传统伦理中的“诚信”和“敬业”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唐凯麟 (2000) 在《冲突、契合、互补优化——论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认为儒家伦理的互相帮助与交往思想、自强自律精神、诚信为本原则等, 可以通融于市场法则中, 对其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章建刚 (2000) 在《儒家伦理、市场伦理和普遍伦理》提到儒家伦理中的“恕道”以及其商业伦理都可以被市场伦理所引用;韩雪风 (2000) 在《论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文化整合》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儒家伦理的支持, 应该与儒家伦理的精华部分相结合从而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伦理。如“道德自律精神、家庭社会地位和职能传统、贵和、恒产”等优秀伦理。白明东 (2004) 在《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认为儒家伦理的“己欲立则立人, 己欲达则达人”、“诚信为本、自强不息”等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强以华 (2004) 在《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认为儒家伦理的“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等来教化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主体和客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应该遵循和发扬儒家伦理的精神, 为了更有效地推动市场经济快速蓬勃发展。王明英 (2006) 在《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融合》认为儒家伦理所提倡的互助交往精神与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互利交往原则是相互融合的;儒家伦理注重规范与秩序的意识与现代市场经济对规范与秩序客观要求也是一致的;儒家伦理提倡的“自强不息、宁简勿奢、重群克己”等精神可以成为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儒家伦理的“诚信为本”等规范更是直接与市场伦理相融合的;迟成勇 (2009) 在《论市场经济背景下儒家伦理精神的现代转化》认为儒家伦理的“重义轻利、重合息争、重德轻法、重群轻己、等级制度”等思想应该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转化为“义利合一、竞合精神、德法并重、群己兼顾、自由平等”, 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胡敏中 (2013) 在《儒家伦理与市场社会》就如何使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融合提出了当今社会“道德流失、人情冷漠”严重, 应该发挥儒家伦理中的“五常伦理”融入到市场经济中来, 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总之, 儒家伦理是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 应该用继承和发展的眼光来改造它,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完善以及制度的不健全, 现代都需要以儒家伦理的精华与现代市场伦理结合起来, 进行与时俱进的文化融合, 在符合我国国情的道路基础上成为发展我国市场经济的精神力量。当代中国要达到善治, 充分利用并且改造儒家伦理资源是必要的, 也是现实可行的。研究的局限性主要是如何实现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优化互补的制度条件尚待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孙国珍, 王慧.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J].内蒙古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6.1.

[2]唐凯麟, 罗能生.冲突、契合、互补优化——论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J].孔子研究, 2000.2.

[3]韩雪风.论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文化整合[J].探索, 2000.3.

[4]牛磊.儒家经济伦理与市场经济伦理[D].曲阜师范大学, 2003.

[5]白明东.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4.1.

[6]强以华.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J].哲学动态, 2004.12.

[7]王明英.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融合[J].商场现代化, 200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