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教育儒家文化(精选12篇)
现代化教育儒家文化 篇1
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主张献身精神、集体主义、忠诚、责任感, 倡导刻苦勤奋、经世致用、刚健有为、和实生物、建功立业、整体至上、积极入市, 这些经典文化都可以给现代企业文化带来积极作用, 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源泉。下面就先讲一讲儒家文化的内涵。
1 儒家文化的内涵
我国从古至今都把儒学当成国家的文化传统, 把儒家思想当成我国正统的思想。古代皇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让儒学占据了官学的主导地位。儒家文化的基本内涵有以人为本、致中和、天人合一、义以为上、内圣外王。
1.1 以人为本
儒家文化的以人为本, 作为我国文化一大特色, 侧重点在于人和人间的关系、人和社会间的关系以及人自身方面的修养问题。把仁当成思想核心, 仁者爱人, 要求从无私角度出发, 舍己爱人。孔子曾说“人弘道, 而非道弘人”, 意思就是说人作为万物的中心, 要相信价值的源头在于人心。人只要肯努力, 就一定可以成才。
1.2 致中和
儒家思想里的中庸之道是重要的一个原则。中指做事情的度, 能够不偏不倚, 这才是满足和谐的根本。和指事物和谐的状态, 是最高理想追求。在儒家思想里, 它强调的是自然和谐、人同人之间和谐、人自身身心能够和谐、人与自然能够和谐。有句古话“天时不如地利, 而地利不如人和”就是这个意思。中与和要联系在一起。
1.3 天人合一
通过天人合一的思想, 能够反映出儒家文化的天道观念。儒学文化, 讲究“究天人之际”, 把“天人合一”当成追求的最高境界, 不仅仅局限在人同自然的关系上, 也需要站在人和天这个有机整体之上进行思考。“知天命”和“畏天命”的命题就需要人们做到顺应自然的客观规律。儒家著名思想家孟子曾说“存其心、养其性, 所以事天”。孟子讲求人与仁的统一, 只要人能够保存住本心, 能够涵养住善性, 那么就做到了人同天道的相融合一。孟子的这种思想被当成了“仁民爱物”的名言, 说明治理国家者需要仁爱自己的人民, 爱惜万物, 不能追求过多的物质而损坏了民众利益。
1.4 义以为上
我国儒学文化的价值论就是义以为上, 这也是我国儒商管理的价值观念。义讲的是人道德上的价值。利指的是人的功利价值。义和利的关系, 孔子有“君子义以为上”的见解。义以为上就是重视义, 轻视利, 具体在追求社会权势和物质利益过程中, 做到以义取之, 而非以利取之。“不义的富和贵, 对我来讲就是浮云”、“君子爱财, 用之有度、取之有道”。
1.5 内圣外王
内圣外王里的内圣, 指个人修养上的要求, 把达到圣、仁的境界当成最终目标;外王指的是社会政治教化上的要求, 把实现仁政、王道当成最终目的。儒家思想里的个人修身不单单要求有个体修养, 还需要紧密联系个体修养和其对社会国家的义务责任。
2 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带来的启示和运用
企业的文化属于观念形态意识的价值观, 它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慢慢形成, 是广大企业员工信守价值观念、经营宗旨、道德行为的综合反映, 根据儒家思想文化, 对现代企业文化做出以下方面的启示和运用。
2.1 根据人性、人情而治
儒家文化非常重视人的管理地位, 儒家理论核心就是施行管理以及人的管理。人是管理的对象, 人又千差万别, 为此需要在人本性上入手分析, 根据人性本能特点, 提出相关管理手法。不管什么类型的管理活动, 都需要人, 人是管理对象, 要进行管理, 必须分析人本性。把人当成企业管理活动核心, 尊重企业员工的尊严、价值、地位, 使员工创造性、主动性得到调动。对于现代企业文化, 需要借鉴以及引用儒学文化经典管理经验, 学习因人性而治理的观念, 进行现代企业文化建设时, 考虑充分人性原本的特点, 认真把握员工的整体共性, 根据员工性格特点, 采用不同的管理方法, 依人性、人情进行不同管理方式的选择, 努力协调企业里面外面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关系, 注重对企业员工团结合作、相互尊重方面的培养, 要有创新主义精神, 发挥出企业员工的能力和个性, 让企业的文化建设能够顺利地开展下去。
2.2 以民为邦本的文化观念
儒家思想关注“民为邦本, 固本宁邦”, 通过关心、激励企业员工, 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做到对物的高效实用, 取得有效的企业经营业绩。现代企业文化方面, 需要借鉴儒家文化里民本思想, 做到以人为本, 关注人力资源的利用以及开发, 善待人才、尊重人才, 把企业的员工当成企业最珍贵的财富。对于自身方面, 需要有“吾日三省吾身”以及“正人先正己”的思想主张;对待他人, 要把握“爱人”的思想核心, 关心他人、关心集体, 己所不欲, 不要施于别人。个人的利益需要服从社会的利益以及集体的利益。这样才能建立起和谐的企业文化, 企业的员工就会有集体主义观念, 能够以集体利益为重, 处理好集体同个人之间的关系。不管是领导与企业员工, 还是企业员工与员工, 都需要做到相互支持、相互尊重, 构成平等、友爱、互助、团结的良好关系。
2.3 把天人合一当成企业文化基础
儒家文化讲求天人合一, 要求人和自然之间要和谐、要尊重、顺应自然规律, 不能违反自然规律。当人有所作为时, 爱天爱地, 有所作为的同时也能和其和睦相处, 不会对他人以及天地造成损害, 然后做到人与人、人与天地自然、人与自身素养方面的和谐统一。现代世界, 科学技术发展速度很快, 工业化进程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的便利以及更多的物质, 但工业化的进程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枯竭、人性的异化。进行生态康复和治理, 需要借助于科技以及法制的进步, 加上道德观念方面的塑造, 重视起“天人合一”, 避免人们走人歧途。例如, 日本著名企业松下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光明正大、奋斗向上、顺应同化、企业报国、友善一致、感激报恩、礼节谦让, 由此可见, 松下企业文化有种天人合一的浓浓情结。现代的社会金钱至上、竞争激烈, 人们缺少对生命、对价值取向、对自身心灵方面的反省, 有时会出现心灵的困境、价值导向的迷失、对物质的过度沉溺。借助于儒家文化思想的人文智慧、精神风格, 给带来精神的调解良药, 帮助现代企业走出文化上的困惑、精神上的迷失, 平稳现代企业领导人员的紧张浮躁心态, 让人们开发出自身潜藏的力量。
2.4 把内圣外王当成企业文化建设的根基
现代的企业需要把人才当成根基, 企业管理人员做到了正确的用人、识人, 就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儒家思想强调用“贤人”来治理国家的作用, 儒家文化讲求“能者在职, 贤者在位”, 把德才兼备当成使用人员的标准。思想家孔子曾说“贤人治政”, 贤人需要在自身方面有优秀的品德, 然后做到知人善任, 做到人们的心悦诚服。21世纪以来, 企业与企业间的竞争其实就是企业人才间的竞争。只有人才才能决定企业未来的成败, 这也是现代人们的共识。企业文化要想促进企业的管理工作, 就需要对人员进行管理, 做到人尽其才、知人善任, 现代企业只有能够发现、培养并且留住优秀人才, 才能使自己处于市场中的不败之地, 赢得自己企业的生存壮大。
2.5 把诚信当成企业生存之道
诚信是一个企业的商业信誉或者说是企业信誉, 它是企业发展壮大的根本。“人无信不利, 商无信不富”。一个企业有了好信誉, 就会有好的企业形象。我国商业里把一诺千金、诚信不欺当成重要的一条原则。这需要企业家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先义后利、遵守道义、不做亏心买卖、童叟不欺、不取不义财。例如, 北京同仁堂药业有着三百多年的历史, 它做到了坚守诚信、秉承传统, 同仁堂的员工都坚守着“炮制虽繁必不省人工、品味虽贵但不省物力”的堂训, 然后经久不衰, 成为医药行业里的龙头企业单位。这种优秀企业文化让同仁堂占据了市场中的有利地位。
3 结语
我国儒学文化对现代人们的影响深远, 它也给现代企业文化建立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需要现代企业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 吸收儒学文化经典, 摒弃其中糟粕。具体运用过程还需要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 结合好实际情况和儒学文化, 科学合理地运用儒学文化, 让它成为推动企业进步的巨大力量。
摘要:儒家思想作为我国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 对我国文化领域里的所有方法都有深远的、广泛的影响, 并且融入到了我国民族文化结构中, 能够体现出我国的民族文化精神。可以把儒家思想文化精华的部分加入到现代企业文化之中, 使两者之间巧妙地融合。本文先是分析了儒家文化的内涵, 然后从以下几个方面讲解了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带来的启示和运用。
关键词:儒家文化,现代企业文化,启示,运用
参考文献
[1]黎敏.论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04) .
[2]杨红.试论儒家思想现代价值及其对学术的影响[J].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 (01) .
[3]高峰, 胡茂新.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启示[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06) .
现代化教育儒家文化 篇2
儒家文化与中国科学:现代新儒家的见解
儒家文化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很有意义也常引起争议的话题.当代新儒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做过许多阐述.本文对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关于儒家文化中是否缺乏科学,儒家的价值观念是否有碍于科学发展以及儒家研究学问的方式能否成就科学等问题的回答作了简要概括和评析,并就如何估价儒学对科学发展的利与弊,如何分析儒家文化作用于科学发展的方式与机制以及如何预测儒家文化对未来科技发展的作用等问题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见解.
作 者:郝海燕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年,卷(期):20(11)分类号:N031关键词:新儒家 儒家文化 近代科学 现代科学 中国科学
浅谈“儒家”文化与现代发展 篇3
——用教育塑人,增强责任感与成就感。信息时代,社会每一个个体价值的实现,无不依靠教育和学习这两大人类文明支柱,两大支柱无疑会带给信息时代的人们脱胎换骨般的跃迁和升华。21世纪,一个民族“今天,如果不生存在未来,那么,明天,它将成为过去”。只有在时代的步伐中不断进步与学习,增强主人翁的责任感,紧跟时代步伐,才能在国际舞台站稳脚跟,让我们因为是华夏儿女而倍感自豪与娇傲的成就感。《论语》把“学而”定为其首,以学习为第一,意义大焉。《论语》这部书的第一句话更是众所周知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它启示我们随时随地向周围一切学习,随时随地把理论应用于实践,随时随地要有自己的思想见解。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作为一个人,由于生活环境、成长环境、自然性格等诸多原因,或多或少都有些思想行为的偏颇,亦因此会造成生活和工作的失误和偏斜。文化塑造人生,优秀文化能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大家的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和竞争时代,自主精神、创造潜质和责任意识等主观能动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国家的主体是人,通过不断学习可以引导人们走上正确的思想行为之路,打造和谐环境,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用文化聚力,促进创新发展。推进文化创新,要迅速开启文化自觉和自信的钥匙。人任何时候都要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支撑着他不断成长、走向成功的动力源泉。儒家经典《礼记》说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找到自身的不足,知道不足,才能反省自己,才能奋发有为。《礼记·学记》的最后指出当时社会情况下学习的方向:“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学矣。”也就是说教育学习的目标是培养善于全面管理、掌握大的发展方向、不拘旧法、做人做事务实有信、能准确无误地抓住有利时机的综合性人才。这虽是两千多年前儒家的教育学习的目标,对于21世纪推进文化创新要做到与时俱进。革故鼎新、推陈出新是持续发展的不变之道。马克思说,任何事物作为过程而存在,重读经典,总能给人以新的启示。创新就要不断赋予它以新的时代内涵,即要做到与时俱进。树立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培养危机感、使命感,要不满足于现状,人人处于这样一个创新的文化氛围中,就会自觉地寻求创新,不断催生新思想,从而带动技术创新、服务创新、机制创新等,并将这些创新迅速有效地运用于实践,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信息社会,瞬息万变。我们只有站在发展的制高点上,引导变化,紧跟变化,才能与时代合拍同步,立于不败之地。儒家经典《易经》中“易”有“变易、简易、不易”等几重意思,其中“变易”是阐发变化、变通的道理的,是《易经》中最难、最深奥的部分。时间与空间在不断地交叉更替,天下万事万物也在每时每刻地随时改变,人的思想感情也如奔腾的溪流,千变万化。《易经·系辞》说:“穷则思,思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权者,变通也。由此可见变通、应变的重要性。作为现代人类,也应深通变化之道,能适变、能应变,在不断的变化改革中求生存、求发展。
文化是一种软资源,它是弥漫于各方面、各层次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是社会风气、风格,是国家的精神和灵魂。要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重视人、激励人、塑造人、规范人、关心人的“大文化”建设格局,凝聚人气、汇聚力量,“儒道之争” 最终儒学取胜的原因是它更加适合当时的经济发展程度,“儒道之争” “儒家学说”对当今处在经济浪潮中的我国的改革发展又有何启示呢?近几年,随着国学的兴起,人们开始考虑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西方的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相结合,创新发展,迎来新的腾飞,我们只有不断吸取“儒家文化”的精髓,在其基础上经过不断地创新使其转化为为先进文化,现代文化,才可为整个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竭的动力,推进文化创新是举足轻重的一件大事。
现代化教育儒家文化 篇4
关键词:《弟子规》,儒家文化,传统价值观,现代价值现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主要包括儒、释、道三家。而儒学乃是中华文化中对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最深远的一个方面, 是构成中华文化的基础。儒学最大的功用就是教育, 是对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素质教育。近百年来, 由于在社会的变革中, 我们一度提出打倒“孔家店”, 对儒学的戕害很大, 儒学甚至成了迂腐、保守、不思进取的代名词。近些年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 一些人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 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发生了扭曲, 大到贪污腐化、生活堕落, 小到言谈、举止不文明等不良现象时有发生。在国家大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 我们亟须加强社会道德体系的建设。很多仁人志士也认识到, 重拾中国传统文化, 在大众中倡导“学儒”, 让儒学作用于社会, 将对社会起到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 从而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这几年出现的国学热原因就在于此。从幼儿园到大学校园, 诵读国学经典的热潮正在迅速兴起。早在2004年, 河南省漯河市的幼儿园就在孩子中开展了诵经活动, 年龄最小的孩子才3岁, 但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滚瓜烂熟;2007年4月, 京城数百名小学生诵读经典迎接世界读书日;2008年, 教育部下发通知, 在中小学 (幼儿园) 、高校师生中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2009年, 在洛阳市教育局的一份关于在全市中小学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的通知中明文规定:学生在学校要保证每天10分钟的诵读时间, 在家保证10到15分钟的诵读时间。《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唐诗》、《增广贤文》、《治家格言》、《大学》、《论语》、《孟子》等成为必读篇目。这些现象说明了社会大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对传统价值观回归社会人生的强烈渴求。
在儒家文化的这些经典当中, 《弟子规》是儒学教育的基础。《弟子规》根据《论语·学而》篇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余力学文”为中心编写而成, 全文360句, 分为总叙、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以及附录, 共九个部分。它虽然只有千余字, 但它是用儒家文化提炼出来的做人规范, 是儒家文化在人们生活中的具体体现, 是儒家文化的精髓。
以孝为先
儒家认为, 德行最根本的就是孝道, 所有的道德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之上, 一切善心都是从孝心开始的。整个儒家圣学, 讲的都是孝, 乃至儒释道三家的学问, 一个孝字就可以概括。整部《弟子规》讲的也就是孝。
孝是做人的根本。《弟子规》开篇的“首孝悌”就强调了孝的地位和重要性。古人云:水有源, 木有本, 父母者, 人子之本源也。人之所以能立于天地之间, 是因为底下有根, 根就是自己的父母。能想到报答父母养育之恩, 才能迁移到对社会、单位以及他人的感恩。有了这种感恩之心, 个人的成就才能快速、才能扎实、才能长久。
对父母的关怀要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 “冬则温, 夏则凊, 晨则省, 昏则定”, 如果能够做到这些, 那么走入社会我们也将会变成一个温良受欢迎的人。“出必告, 反必面”, 没有一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 所以不论是离家在外还是回来, 告知父母, 不让父母为我们担心也是行孝的一种。孝养父母, 不仅要养父母之身, 在物质方面, 要满足父母的需要, 让他们能够衣食无忧, 更关键的是能够让父母欢乐, 养父母之心。“身有伤, 贻亲忧, 德有伤, 贻亲羞”, 养父母之心, 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孝顺, 而孝顺的另一层含义就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不让父母操心。要修身养性, 洁身自好, 让父母因自己的德行而骄傲;要勤勉工作, 报效社会, 让父母因自己的成就而自豪。“父母呼, 应勿缓, 父母命, 行勿懒”, 不仅用来指父母, 作为一个企业, 客户也可以说是你的“父母”, 我们常常说“顾客就是上帝”, 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么这个企业就可以长盛不衰。作为一个企业的员工, 如果你对待工作能够做到“应勿缓”和“行勿懒”, 那就一定是个有进取之心的人, 长期坚持, 一定能在自己的领域内受到领导的重视、同行的爱戴, 一定能积累起好的人脉、人缘, 为自己事业的成功奠定良好的基础。
“国以人为本, 人以德为本, 德以孝为本。”《弟子规》从个人修为做起, 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它强调做人要从人性的原点———“孝”出发, 首先修养身心, 当德行充盈, 在家就可以让家庭和谐, 全家长幼有序, 共享天伦;治理国家就能起到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 从而带领并影响自己的团队、国家, 共同建设幸福家园, 共谋和平安宁。相反, 一个对自己的父母都没有孝心的人, 更不会爱护别人和社会大众, 这样的人即使能力再强也难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 说不定还会造成对社会更大的危害。
以信为本
“信”在儒家文化中为五常之一, 即所谓“仁、义、礼、智、信”之信, 也就是守信、诚实的意思。在《论语》中, 信就是不欺诈。践言失约、谋事不忠、负人财物、缓急不周、知过不改等都不是“信”的行为。在中国蒙学教育中, “信”始终是重要的教学内容。《千字文》中说:“信使可覆。”意思是说和人约信, 务必诚意, 诺言一定要兑现。《左传·宣公二年》:“不忘恭敬, 民之主也。贼民之主, 不忠;弃君之命, 不信。有一于此, 不如死也。”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儒家文化对于“信”的高度重视和“信”在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做人之本、立国之基、交往之道。《弟子规》更是把诚信当做做人的一个重要的道德指标。“事非宜, 勿轻诺, 苟轻诺, 进退错”, “凡出言, 信为先, 诈与妄, 奚可焉”。儒家认为, 在待人接物中, 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要以诚信作为基础, 做到“言必信, 行必果”, 不可轻易许诺。凡是自己做不到的, 就不要随便应承, 因为“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欺诈和信口雌黄, 在儒家的观念里, 是最不可容忍的大错。你可以能力不足, 你可以不善言辞, 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毛病, 但是只要你慎言慎行, 诚实守信, 就能得到别人的信任。
然而在当今, 能坚守诚信并将其发扬的人已越来越少了。在金钱、物质、利益驱使下, 一些人已无情地将诚信丢弃一旁, 追逐名利, 成为他们新的目标。由于缺乏社会信用体系, 人与人之间已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三鹿奶粉”事件、肯德基的“秒杀门”事件等, 让我们想到, 诚实守信, 不仅是做人之根本, 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深刻的教训告诉我们:全社会倡导诚实守信、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 不仅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基础, 也是提高国内外市场竞争力的必然要求。胡锦涛总书记讲的“八荣八耻”中也说道:“以诚实守信为荣, 以见利忘义为耻。”如果一个人能诚实守信, 就能打造出可靠的个人品格形象, 就能用这种人格魅力吸引一大批有德有能的人合作共赢, 小到幸福自己的人生, 大到管理一个组织、单位甚至国家;如果一个企业能诚实守信, 能对自己的员工负责, 能对消费者负责, 必然能打造良好的企业口碑, 获得良好的声誉。如果全社会都能形成诚实守信的风气, 我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就容易得多了。
以爱为要
儒家所倡导的爱, 通常表述为“仁”。《论语·颜渊》中讲道:“樊迟问仁, 子曰:‘爱人。’”那么爱哪些人呢?在《国语·晋语》中说:“爱亲之谓仁。”孔子自己也说:“君子笃于亲, 则民兴于仁。”孟子也说:“亲亲, 仁也。”也就是说, “仁”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 爱亲人是产生爱的基础。到了《弟子规》中, 其所爱的对象除了自己的亲人之外, 更是推己及人, 成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一种大爱。也就是说, 儒家的爱是有层次的。所谓“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在《弟子规》中似乎也可以这么理解, 先用“见人善, 即思齐”, 用“非圣书, 屏勿视”的方式提高个人修养, 从爱亲人开始, 进而爱国家、爱整个天下。当爱推己及人, 当朴素的爱亲人的情感进一步升华为爱他人、爱国家、爱世界时, 爱的境界也就得到了提升, 人的精神境界变得更加博大。
“泛爱众”就是站在宇宙的高度俯瞰芸芸众生, 对人类的生存和相互之间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产生深深的慈悲。儒家文化认为, 要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人与社会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 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心中有大爱。《弟子规》中还有这样的表述:“凡是人, 皆需爱, 天同覆, 地同载。”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 共享一片蓝天, 我们有着一样的血肉之躯, 爱是我们共同的需要, 爱中有我们共同的利益。我们常说“送人玫瑰, 手有余香”, 就是说爱不仅有益于别人, 也有益于我们自己。“行善最乐”、“施比受更有福”都是爱的至高境界。因为有个比喻说, 爱就是杯子里的水, 溢出来的那一部分才是真正的爱。爱让我们充满力量, 爱让我们幸福充盈。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不吝惜自己的才华, 不吝惜自己的财物, 如果有多余的, 及时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让我们杯子里充盈的幸福, 自然而然地流向朋友、亲人、社会大众。爱心也是可以相互传递和影响的, 给予不但让我们自己得到快乐, 还同时在和他人分享快乐的过程中得到爱的回馈。
当今社会, 人类已经进入信息化、全球化时代, 科技日新月异, 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然而人们的幸福指数并没有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长, 相反却因为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而造成人人焦虑困惑、心灵难安。因为崇尚物欲、贪婪自私, 让人类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浮躁和癫狂。因为缺乏对自然的爱, 科学技术也就成为一些人掠夺大自然和人类同胞、聚敛物质财富的工具。大自然在人类的贪婪索取下已是满目疮痍、遍体鳞伤。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已危及大部分物种的存活, 这也将最终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由于缺乏对他人的爱, 在利益面前, 人与人勾心斗角, 兄弟反目, 父子成仇, 朋友分道, 同事拆台。看看电视报纸, 这样的闹剧惨剧天天都在上演。
一个社会, 如果没有基本的伦理共识, 一个人, 如果没有基本的道德底线, 那将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再严密的法律, 也代替不了道德的力量, 而只能是道德规范的延伸和补充。因而, 重拾中国传统文化经典, 让儒家文化中好的做人的道理滋养现代人枯竭的心灵, 对于当代社会制度的安排和秩序的设计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有一段文字, 后来成了他墓碑上的铭文:“有两样东西, 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 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康德的星空是自然的天道, 康德的“道德律”就是我们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明明德”, 是《弟子规》中的“孝悌”、“谨信”和“泛爱”, 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 是人类的超越自私自利的天地大爱。有了这些美德, 我们的生命才会出现勃勃生机, 我们的社会才会安定和谐, 我们头顶的星空才能清明静美!
参考文献
[1].吴予敏:《从儒家文化到近代理性评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 《读书》, 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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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根法:《儒家诚信之德及其现代意义》,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2年版。
东方现代人与儒家文化 篇5
东方现代人与儒家文化
西方人推行的`普适价值观公度性有限,差异是永恒存在.儒家文化已经提出了文明人的基本要素,我们只能完善它,不能否定它.在中国,典型的东方现代人是“数字化儒生”,即新锐学养与厚重修养兼备的知识分子.新儒学的出路是从政治惯性走向经济关照,从博雅研究走向世俗生活,从消极阐释走向积极发展.
作 者:徐宏力 XU Hong-li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文学院,青岛,266071刊 名:东方论坛英文刊名:ORIENTAL FORUM年,卷(期):2006“”(1)分类号:G04关键词:西化 现代人 儒家文化
现代化教育儒家文化 篇6
关键词:儒家德性伦理;文化内涵;现代价值
《中庸》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1]由此,儒家先贤们注重于把“仁爱礼义”的情感关怀与“礼乐教化”道德教育建构结合起来,倾向于在人的内在德性情感关怀中确立外在的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理念,在外在的道德教育建构中体现人内在的德性伦理情感需求,以凸显出人内在德性伦理情感在人个体中的思想伦理道德体系建构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儒家德性伦理理论基础的重要特性。儒家德性伦理的情感需求是建立在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之上的,这是儒家在道德上对个人的理性精神关怀,这使儒家传统伦理思想有了生活的内在定义,为儒家士人、君子、圣人的安身立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儒家很看重各种“教化”思想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和作用,倡导仁民、爱物、爱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情感,重视德育,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德治”,从先秦的孔孟荀到宋明的程朱陆王,无不蕴涵着儒家丰富的德性伦理和深刻的教育思想,儒家也切实重视基础理论和现实实践的结合和统一,极力化解现实社会中的外在道德规范与个人内在情感文化的自觉结合。这对于加强和提升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仁爱礼义”内在德性情感文化特性
儒家德性伦理的出发点是以古代封建宗法制度下的血缘关系为基准,儒家认为人的内在伦理建构过程基本上从血缘关系的情感体认开始阐发的。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关系的存在方式,由此而引发的宗族之间的血缘之情,自然是真实的、质朴的、稳定的、长久的,对它的深度体认事实上蕴涵着人类最高贵、最深沉的德性情感文化意识,很容易激发人在社会实践中的道德自觉性。儒家德性伦理的情感体现是一种稳定性很强的道德水平,对现实的个人而言,这种德性伦理特性自然延伸到社会中的各个方面。儒家有了这种高尚的德性伦理品质,在人的内心世界开始凝结成一种强有力的道德力量,逐步冲击到人的外在世界,并逐步化解人内心的德性伦理情感需求与外在实践道德要求之间的矛盾冲突,为国家和社会的道德规范建立、实施奠定其坚实的思想伦理基础,并为后世有志文人所尊崇、所执行,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和动力源泉。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及陆王心学一直积极的推行和倡导知行统一的伦理实践标准,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德性伦理,通过特有的教化过程,折射到一个人的现实实践,自然就有什么样的德性实践行为。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其自身对传统儒家德性伦理的汲取和吸收有着天然的优势,这种优势的转化必须要依靠广大人民内在德性情感文化的自我熏陶和教育意识的自觉遵守,显然,儒家德性伦理所展示出来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仁爱礼义”内在德性情感文化特性,为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广大公民思想政治教育的自觉性培育和实效性提升提供了有益因子及有利因素。
儒家认为,家庭及宗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古代封建社会最基本的人伦关系和人际关系,这种关系的维系需要德性伦理的情感理性来做基础和铺垫。“仁”是儒家德性伦理最原始的情感体现,也是儒家思想文化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在孔子“仁”的道德理念和实践行为中,主要体现为孝悌。“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2](《论语·泰伯》)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同[2]P4(《论语·学而》)在圣人孔子看来,血缘关系中所蕴涵的“仁爱”理念比较容易被人们在情感认同上达到共鸣,并且这种共鸣能超越时空的限制达到永恒。此种自然情感的体现应该在现实社会关系中得到认同,不然很难持久和稳定,也难以真正得到具体的实施和实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同[2]P14(《论语·为政》)孔子认为,作为孝子只有物质生理的孝顺,而没有真实情感的全心投入,是绝对不会达到“仁”的基本标准和最高境界。孔子由此深发,就出现了仁、义、礼、智、信等德性条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忠”“孝”“智”“仁”“勇”等德性伦理思想,为千古后世有志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奠定了理论来源,这带有很强的个人情感价值和社会普世价值。孟子曰:“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3](《孟子·尽心上》)“进而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具体的伦理道德运作及实践模式,这是儒家“仁爱礼义”情感体认下文化内涵的生命张力,再加以扩展和延伸,逐步衍生出社会性的德性伦理准则和文化实践规则。
儒家的德性重建主要体现在“仁孝”思想的发挥和延伸上,“仁”是儒家德性的全部思想内涵和体现,“孝”是儒家“仁”德行为要求和伦理准则的最高标准。血缘情怀的自然体现是儒家德性伦理规范建构的基础和前提。《孝经》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4] “孝”贯穿于古代封建社会“上下无怨”的德性之大道,它统领着封建王朝统治者思想德性行为的全部,血缘亲情是其为人处事最基本的伦理原则和现实出发点。在人与天地、人与社会、人我之间的伦理关系中,若个体之人能够尽己之性、尽人之本性、尽物之原性,在现实的社会人际关系的情感体验中达到“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人就可以使自我内在的喜怒哀乐等情感要素“发而皆中节”。《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同[1]P23以中至和是儒家德性伦理的实现路径和主要目的。《论语》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同[2]P7(《论语·学而》)中和礼用是儒家德性伦理思想的自然法则,它影响了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几千年,稳定了国家政权,规范了社会秩序,造就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世界美誉。
二、以人性向善为基础的“礼乐教化”外在德性伦理特性
在人们正常的现实社会生活的自然行为中,作为有德性的人来说,真正是否能做到“发而皆中节”,这与人的各种外在情绪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亚圣孟子是儒家德性伦理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他主张从人的自我本性出发,人的自我内在情感是本善的,是有善的自我要求和规定的。孟子的性善要求与人的外在世界的自我情感发挥和表现应该是相一致的,从而在这些途径中折射出人性为善的德性光辉。这是孟子对孔子“仁学礼义”的继承、发展、充实和完善,以自己独特的心性来体认和重建孟氏的“心善”之学。孟子在继承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具有善性的“四端说”,在孟子独特的视野里,“仁”、“义”、“礼”、“智”皆是从人性本善的德性伦理发展而来,是主张通过后天对人内在固有的“善心”有所发挥和体认,而最终得出的教化结果。紧接着孟子又阐释说,孟子注重自善正己,通过对人自我内在情感的提升和转化,经过“尽心”、“知性”、“知天”来逐步实现“向善”的德性发展和延伸。其实,人自我德性的实现是成己、成人的发展过程,每个人都拥有自我的本性,但其本性的自发与体认是需要用善心来逐步提升和铸就的,具体来讲,个人的德性主体是对自我善的本性的发挥和体认,并向外进行逐步的扩充和提升,进而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覆盖和折射。孟子用仁义礼智这些具体的德性因子来推广“人性善”的社会教化,通过社会的“礼乐教化”真正达到“仁”的至高境界和最高实践标准。
作为生活于战国末期的荀子,他不但继承孔子的“礼”,并创造性地发展了儒家德性伦理思想,提出了“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得益彰。荀子认为,“人性恶”是个体人的自然属性,荀子对人性的阐发和体认是深刻的,也是有独到见解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5](《荀子·性恶》)荀子认为的“今人之性”包括“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生焉”。同[5]P434(《荀子·性恶》)人性之恶是基于人的生理本能而自然引发的,这种自然的引发是受到外在“礼乐”的德性控制,荀子主張可以“化性起伪”。其主要的教化方法就是通过礼乐的现实约束,再加以仁义德性伦理制度的约束,才能使社会和谐稳定、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同[5]P435(《荀子·性恶》)若不按照荀子的做法去实施,天下就会大乱、不稳定,人民就会生灵涂炭。儒家德性伦理的思想内核是“仁”,而“仁”的实现必须通过“克己复礼”,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同[2]P121(《论语·颜渊》)可以看出,礼乐教化是儒家德性伦理得以实现的主要手段与方法,从而达到社会的稳定和谐,国家的长治久安。荀子提出对于“性恶”者要“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法以禁之。”同[5]P440(《荀子·性恶》)通过礼义之法、刑法制度来化解、控制人内在的“性恶”,从而进一步达到“性善”的最终目标。荀子就顺势提出“化性起伪”,追求善的至高境界。“故圣人要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仪,礼仪生而制法度。然而礼仪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同[5]P438(《荀子·性恶》)荀子认为的真正“圣人”是要用“礼”来“养欲安情”,来成就自我的。“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者。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同[5]P33(《荀子·修身》)荀子十分洞悉儒家德性伦理的情感实质,认为人内在的情和外在的礼是相互映衬和相互转化的,其具体的实现路径是以礼化情,礼然而然,情安于礼,追求的是“礼化”的人生轨迹和人生性情。
荀子在实现“化性向善”的同时,也明确加重了后天“心知”的分量。荀子以礼正身,以礼乐的儒家德性实践来修正人的性情操守和提升人的善性境界,从而达到儒家倡导的自我人格修为向善的至高境界。荀子综合了人的性、情、欲,并加以结合而明确阐释,并逐步建立起儒家德性伦理中安礼守法、积极向善的社会伦理法则。情是儒家德性伦理的原始内涵,情感是儒家德性伦理的内在深刻体验和主要精神动力,但理性的德性伦理制约也是必备的。情作为人类最原始的本能欲望,其内在的原始积累和理性深发是需要外在的影响和激发,一旦失去内在情感的合理集聚,人之礼乐教化将无从谈起。人的善性和情礼的合理统一和积极转化是儒家德性伦理的本质提升和外在转化。儒家德性伦理是以人性向善为基础的,这种外在的思想伦理情感是人性在现实社会中的德性体验,需要人积极的情感深度体察和理性体认,作为德性的文化主体在与他人获得情感上的认同与共鸣的同时,来结合自身成就自己独特的文化德性,来增强情感教育的实际效果,这与孟子主张 “存心”、“养性”,强化人格品性是有相通之处的。在儒家德性行为的实践过程中,个人修养、社会教化、礼仪规范等伦理道德认知途径借助于人本身情感的需求和提升,使个人内心情感与外在需求之间达成平衡,并逐步的涵融与转换,使人的德性伦理价值在内修和外化的配合和统一下,使人的德性伦理自觉能充分展现。
三、以礼养情“中和”的情感文化归宿和德性伦理追求
儒家德性伦理的文化诉求主要关注于修己、仁爱、忠恕,以仁德之心来贯穿于或渗透于中华传统封建统治者的政治生活和布衣平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其主要的社会实践价值在于修身成己、推己及人、仁民爱物、治政用世,从而达到“天人合德”儒家至高的德性伦理境界,以至于影响了中华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儒家德性伦理的逻辑起点是关注于人性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终极实现,而人性的自然属性是人特有的情感理性生活,在人文德性伦理的文化支配下,儒家创造性的用“礼养情”的办法去合理化解现实伦理生活中遇到的诸多困难和问题。人对情感的体认和追求是有层次高低之分的,人的德性伦理内涵是对人性的合理把握和理性制约,情感的真正体验和德性伦理的认知掌握,是儒家道德生活的价值体现和生活呈现,亦是儒家倡导真正“安身立命”的最终归宿和伦理追求。儒家的仁爱之心有着深刻的感情意蕴,也有着高尚的正义追求,仁爱情感的“中和”之态是儒家德性伦理的普遍指向,具有无限的生命价值,儒家德性伦理的价值扩展越大,与社会的融合越紧,人的精神境界也就越高,普通人就会像尧舜一样成为仁德和圣德的道德模型。儒家德性伦理之所以生生不息,这主要得益于儒家具有汲取、吸收各家思想精华的同化及融合的再造能力,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同[2]P140(《论语·子路》)儒家以“和”的文化视野来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各种复杂关系,这是儒家关于处理社会关系及治国理政的德性原则和文化智慧,儒家德性伦理“中庸”的处事哲学在于执两用中,不偏不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作为君子的标准,“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同[2]P60(《论语·雍也》)此种“中和”的思维模式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世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增进民族的团结与和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儒家德性伦理主要是把精神境界作为人性情感的最终归宿,主张在情、理、事的相互交融中深度体验和感受人生的活着的价值和意义,儒家君子的人格魅力及道德品性只有达到“中和”的文化境界,才能化解现实社会生活中所面对各种压力和困境。现实社会道德的实现路径主要是通过儒家礼乐的教化和礼仪的尊崇才能坚定人的道德意志、信念和追求。麦金太尔提出,“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6]儒家德性伦理运用“礼“的教化将人的情感导向了和谐精神文化境界,肯定了理性化的情感需求来取代感性化的情绪体现,说明儒家德性伦理注重于对人的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人是一个复杂感情和情绪的综合体,同时具有理性和感性的双重心理体验,情与礼的交融与互补是儒家教化思想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这是人内在和外在情感统一体验生命的最终意义与最高价值。儒家德性伦理的思想主张用“礼”来安养人内在的独特性情,并逐步走向“和”的最高境界,儒家的圣人境界是天、地、人三者和谐统一的最高体现,这种体现需要用现实社会的“礼”来具体实现。儒家德性伦理的精髓在于“礼”的判断与实施,“礼”是源于对人性善恶的判断与甄别衍生而来的,其主要目的在于调节与中和人性与万物之间的各种矛盾。“礼”是儒家德性伦理的内在规定性,只有顺应人性的自我需要,发挥自在之心,注重于人性内在的自我调养,才能成就真正的“礼”。
儒家倡导的德性伦理主要是针对于人的内在心灵和独立人格的建构,同时要实现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向善而趋向于和谐的理想社会状态,以人本的价值为最终指向,以中和的理性思维来充实自我德性的道德实践,把人与社会的和谐存在作为其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由上文可知,荀子积极倡导和呼吁上至君主、下至布衣百姓都應遵守礼义的道德规范,满足天下人对道德的生活需求和德性的自我完善。百姓看重修身是为了自己的行为举止合乎于社会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而君主修身则是为天下人树立道德之权威和模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自我的欲求和外在的理性约束,这是人类德性的本质属性。事实上,欲求是人性的本能使然,然而以礼来滋养人性的欲求,使其人性更加“人性化”,这是儒家礼乐教化思想的主要目标。人的心智性情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和现实规定,人后天的理性培育是以外在的礼来规范人内在的心智性情。荀子这种以乐教与礼教相结合的教化思想,其目的是让人们在典雅静穆的音乐声中,去体悟天地间的自然和社会秩序的庄严、天人一体、天下一家的和谐,加强群体的团结凝聚,并且,在不知不觉中把遵守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内化为一种自觉的个体的道德情操和审美体验。[7]显然,儒家以礼养情的“中和”思维方式,折射到儒家现实个人的情感文化归宿和德性伦理追求中,主要是用“礼”调养人的欲望诉求,以礼乐养人心,教化及端正人心,是儒家对人之情感理性的提升的有效途径和实施办法,这对凝聚民族向心力和团结各种民族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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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麦金太尔.龚群等译.德性之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241.
现代化教育儒家文化 篇7
一、“父慈子孝”和谐的父母与子女关系有利家庭的稳固
《左传·隐公三年》载:“君义臣行, 父慈子孝, 兄爱弟敬, 所谓六顺也。”这里“父子”在今天不能仅停留在父亲和儿子的层面上, 而应该是指父母与儿女。“历代儒学之士都大力宣扬‘孝道’;封建帝王也利用‘孝道’来治理国家”。[2]《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就载:子曰:“夫孝, 德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论语·学而》中有子曰:“君子务本, 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认为孝是仁的基础。孟子则说:“亲亲, 仁也。”又说:“仁之实, 事亲是也。”将侍老奉亲之孝作为仁的实质。《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载:“夫孝者, 天下之大经也。夫孝, 置之而塞于天地, 衡之而衡于四海, 施诸后世, 而无朝夕。”儒家认为子孝不能仅停留在物质奉养上, 更应体现在精神关怀上。孔子曾说“今之孝者, 是为能养, 至于犬马, 皆能有养。不敬, 何以别乎?”
儒家的“孝道”在今天更应该推广和提倡。由于受西方思想观念的影响, 现代社会的人们极力追求人格上的平等, 对传统的孝道大加抨击, 长者为尊的观念不复存在。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父母与子女之间矛盾都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为养老问题父母将子女告上法庭屡见不鲜, 媳妇将公婆赶出家门的多如牛毛, 因经济纠纷子女对父母大打出手的偶尔也有, 城市里面子女与父母住在一起的少之又少, 甚至还出现了“啃老族”, 很多老年人虽有子女但晚年也过得孤独而凄凉。虽说传统的“孝”忽略了人格的平等, 但我们可以在摒弃对父母“百依百顺”的前提下来继续弘扬孝道, 再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一颗爱心, 自然有利于家庭的稳固和社会的和谐。
儒家在强调子对父要孝, 父对子要慈。《论语·为政》子曰:“临之则庄, 则敬;孝慈, 则忠”。孟子也说:“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 儒家也强调父母对待子女应该关爱。在父母“慈”呵护下, 孩子的身体和心灵才能得到健康发展。这种“慈”看似是容易实现的, 然而由于社会竞争压力的驱使, 致使许多父母不顾及孩子心灵的健康而一味责求对孩子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并没有做到真正的“父慈”。更有许多离异家庭及婚外恋家庭的孩子由于缺少关爱, 往往会由仇视亲人发展到仇视社会。也有一些留守儿童, 由于缺少父母的关爱, 成长过程中更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干扰, 进而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所以儒家的“父慈”观念在构建现代家庭中仍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夫义妇顺”和谐的夫妻关系更是家庭稳固的前提
儒家也十分注重夫妇关系的和谐, “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更是儒家理想的夫妻关系。《左传》就有“夫夫妇妇, 所谓顺也”。明代吕叔简所著《闺苑》中提到“夫夫妇妇而家道正。夫义妇顺, 家之福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 把封建社会“三从四德”定为儒家思想的毒瘤, 而实质上儒家在夫妻关系上也强调男子遵守的应有的规范, 这就是夫义。所谓“夫义”, 就是“作丈夫应尽的道义”。简单来讲就是“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3]
“作之君”就是说作丈夫的要作好表率, 引领妻子和儿女建设一个理想的家庭, 遇事能沉着冷静, 能够关心家庭体谅妻子。“作之亲”就是说丈夫要像父母一样关心妻子, 爱护妻子。“作之师”就是说丈夫要能够在道义上教育妻子、教育孩子, 做他们的老师。作丈夫, 作父亲的在家里的言行举止都要作妻子的好榜样, 作孩子的好示范。[4]
“妇顺”主要内容就是我们常说的“三从四德”中的“四德”。《礼记》上说:“是以古者, 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 教于公宫;祖庙既毁, 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祭之, 牲用鱼, 芼之以苹藻, 所以成妇顺也。”“三从四德”虽然曾经给广大妇女的身心造成了一定的戕害, 但辨证地说在今天也仍然有它值得肯定的价值。“妇言”是指妇女讲话要和言悦色。“对丈夫讲话要温柔, 对孩子讲话要端庄, 对父母讲话要和顺。一个女性的言语很能影响一个家庭, 夫妻的和谐, 婆媳的和睦都与此有很大关系”。[5]一个家庭女性得体的言辞对稳固夫妻关系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点正是许多现代女性所缺失的一种美德。“妇德”是指妇女要“贞、顺”。“贞”在过去指要求女性要对丈夫守贞操, 这当然有腐朽封建的一面。但如果把“贞”理解为婚后对丈夫感情的专一, 仍然是一种美德, 可以避免婚外恋、婚外情, 是家庭稳固的基石。“顺”是指妇女对待家人要和顺, “一个家庭只有女性对待丈夫、对待孩子和顺了, 才能营造一个宽松和睦的家庭, 也能减少丈夫受外界不良环境影响的诱惑。当然也包括把家事、家务做得有条有理, 待人接物恰到好处”。[6]“妇容”是指妇女在丈夫面前要适当的修饰, 注重仪表端庄。现在有很多女性结婚之后, 就疏于妆扮, 这也是造成现在家庭破裂的一个因素, 有人称之为“审美疲劳”。可见, “妇容”就现代意义而言对家庭稳固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妇功”就是指女能够照顾好家庭、孩子。自然也包括孩子的教育, 就是古人所说的“相夫教子”。现代社会妇女走出了家庭, 承担了社会工作, 再加上女权主义的影响, 在“妇功”这方面做得很不够, 这也是导致家庭破裂的一个重要因素。[7]“故择夫妇之贤者以示训焉, 使知刑于之化, 不独责之丈夫, 而同心协德, 亦有力焉。”在一个家庭中丈夫尽到自己的职责, 妻子尽到自己的义务, 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稳固的家庭。
三、“兄友弟恭”和谐兄弟姐妹关系是家庭亲情稳固的重要砝码
儒家关注家庭之间另一层关系是兄弟关系, 在今天延及到兄弟姐妹及妯娌。儒家主张以“兄友弟恭”为规范。“友”是友爱, “恭”也就是恭敬。《论语》上说“出则孝, 入则悌”。“悌”又作为“弟”, 本义是敬爱兄长、顺从兄长, 系对同辈而言。但在古代父权制为轴心的家庭伦理关系中, 兄弟相处得和睦与否, 既直接关系到“孝道”的实施, 又关系到父母的权威。故儒家在高扬“孝道”的同时, 也提倡“悌道”, 要求兄执爱和关心弟, 弟善事和敬从兄。为此, 它们一方面主张兄弟间要以“忠恕”相待, “其恕乎,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 另一方面, 又主张兄弟间要礼让为先, 即:“君子敬而勿失, 与人恭而有礼,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泰伯》) 儒家特别强调兄弟之间在为财产、地位、权力发生冲突的时候, 应各自学会忍耐, 不要采取过火的行动, 因为“小不忍则乱大谋”。在古代, 兄弟姐妹比较多, 他们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因为出生先后不同, 所以作为哥哥姐姐对弟妹要表现出关爱, 作为弟妹要对哥哥姐姐表现出敬爱, 亲兄弟姐妹之间才能和睦相处。现代社会虽然独生子女的比例在不断增大, 但这种儒家思想仍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可以将这种关系推及到近亲之间, 甚至同事之间, 年长的同事要关心年轻的同事, 年轻的同事能尊重年长的同事, 一个单位也像是一个大的家庭, 这个家庭也需要和谐。
家庭的稳定和谐是社会安定的基础, 建设和谐稳固的家庭, 关键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关爱和尊重, 它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是夫妻关系的和谐。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根本, 一切家庭关系都是以夫妻关系为中心展开的。因此, 建设和谐家庭, 夫妻应遵循互敬互爱, 互信互帮, 互慰互勉, 互让互谅的原则, 在增强法制观念的同时加强思想和道德修养, 时刻以良好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 彼此忠诚, 互相爱护, 同甘共苦。二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是家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父母抚养教育子女, 子女赡养、尊敬老人两方面内容。父母与子女之间是平等的, 应该相互了解、相互接纳、相互学习、相互爱护, 履行各自的义务, 营造尊老爱幼、团结和睦、助人为乐的家庭氛围, 共同创造和谐的家庭环境。三是处理好兄弟姐妹、婆媳、姑嫂等其他家庭关系, 也是构建和谐家庭的重要内容。儒家思想文化在这些方面都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对构建和谐稳固的家庭乃至和谐的社会关系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黄涛《弘扬传统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
[2]谭宝刚《中国古代儒家“孝道”观浅探》
现代化教育儒家文化 篇8
一、农村及农民工的社会背景
以本人所在县 (毕节以西50公里云南第一人口大县、国家级贫困县) 为例, 中国农村土地在八十年代中期便停止了重新分配, 提出的口号由“土地三十年不动摇”到“土地一百年不动摇”, 随后出生的农民不再获得土地 (但后来却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 他们连“失地”的农民都不算。相反, 至少1985年“鲤鱼跳农门”考上中专、大学的农民到目前其土地依然还在他们手里, 尽管从入学报到开始他们的身份已经是干部而非农民 (因为当时大中专学生毕业后是由国家分配工作的) 。这就意味着, 1985年后出生的农村孩子不再有土地, 那么他们靠什么生活呢?国家给他们什么样的出路呢?当然, 即使给土地, 小农经济也只能挣扎在温饱贫困线上。结果就只能是被迫进城当农民工。但在城市由于户籍等限制, 连工伤赔偿都不一样, 租房和孩子上学等其他福利就不用说了 (这时还有人大代表提出农村的孩子上大学后要回农村去, 甚至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2]) 。
当然, 后来国家的政策改变, 大中专学生毕业后不再包分配, 而是双向选择就业, 国企工人也下岗了, 农村户口的人可以到处务工, 不受户籍限制 (1985年以前如果没有介绍信和担保人, 农民工是要被劳改的, 我们村在省城的工人干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去保出“劳改犯”, 但他一个月的工资也不够罚款和担保金) 。但是, 城市的工人可以四处务工, 他们在本城市可以不用租房, 还能获得再就业的各种优惠。今天, 《人民日报》也首次承认改革开放造成的贫富差距严重。[3]那么, 农民工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国家打算怎么解决?向信息化、工业化国家迈进, 走新型工业化、创新型现代化发展之路需要数亿农民转变身份。李泽厚说:马克思后期只谈劳动和剩余价值、不谈工具及其发明, 就只是蓝领工人阶级的世界观。[4]这样的国家战略将如何处理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关系?邓小平的处理办法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二、小农经济与儒家文化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
随着现代化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小农经济的家庭伦理及婚姻道德观都会被摧毁, 小农经济与儒家文化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李泽厚曾经认为, 孔子重视礼仪忽视物质建设、维护氏族贵族地位只谈“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障碍[5]。今天则似乎倒过来:这个障碍变成了香饽饽, 人们想用儒家文化平衡现代化发展的弊端, “和谐”思想及孔学热、汉语热在全球的铺开或许并非偶然——一方面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使得全球人民想学汉语和研究中国, 另一方面欧洲等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到了上限, 其后果需要借助中华文化来反思。
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的小农经济与儒家文化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首先, 家庭伦理可能会被改变。全球现代化进程摧毁小农经济后, 传统婚姻家庭也将受到冲击。比如, 人口流动就对一夫一妻制提出了挑战, “小三”“小四”及婚外情涌现, 离婚率攀升。[6]
其次, 孩子出生后父母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和抚养, 因为要四处流浪工作, 拖家带口成本高, 甚至无法工作, 只能由亲人抚养甚至托养。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同时出现 (且并非仅限于农村才有) , 家庭和社会压力同步增大。当农村劳动力倾巢而出后, 农村抚养孩子与赡养老人就成了很大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刚刚起步, 还很脆弱;即使经济问题得到解决, 传统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天伦之乐的丧失也变成了棘手的问题。
第三, 按李泽厚所言, 社会进步以牺牲道德为代价。[7]恩格斯说:生产的每一进步, 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8]今天中国的转型是以农村为主的传统伦理道德牺牲为代价的, 这样的代价能否降到最低呢?比如, 像台湾那样, 把一些资源引向农村, 使农村成为休闲、娱乐、生态等的一体化, 既增加农村就业岗位, 减少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比重, 又能实现新型产业化的升级。至少, 今天的城市垄断了太多资源 (尤其是北上广) 正如国企垄断了太多百姓福利一样 (如中国通讯和银行) , 能否做出调整?李克强总理这两点都注意到了, 他不仅不再用GDP衡量政绩, 而且认为上网费用太高, 还批示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要认真处理。
第四, 如果说近代中国革命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价值观对封建主义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与痛快的战斗, 今天中国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儒家文明及其他文明是否将被不断增加的全球化无产阶级所颠覆?新生代农民工在颠覆祖辈父辈的小农经济家庭和道德伦理观念时, 是否同样会感到痛快, 或是痛苦?
第五, 今日孔学复兴与全球现代化的文化悖论。孔学代表的是小农经济, 而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全球现代化。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不一定同步, 还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当然, 孔学也只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但儒家文化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 所以有可能逐渐淡出。人口生产与现代生产一体化, 今日孔子的复兴会否是一次回光返照?儒家文化早已经变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 说明这个淡出过程很缓慢, 但也很痛苦。也许, 全球化背景下所有文明文化都将重新竞争和组合。这次, 中华文化能否经受得了考验?——就像曾经的四大文明古国最终只剩下中国一样。儒家文化内部的自我循环、排斥和吸收他者是否还具有同样大的能量, 如李泽厚所说?既替代宗教但又不是宗教, 既有宗教功能又避免宗教狂热、禁欲及出世的悲观主义?[9]
第六, 随着全球现代化的推进, 人口的再生产也可以现代化大生产, 脱离母体或亲生母体的试管婴儿也可以被批量生产和克隆复制。届时, 更大的挑战将再次叩问着人类精神上的承受力。这不是神话:全球不断增多的老龄化、核武器及未知生化武器、全球气候变暖后的未知细菌、人类探索宇宙带来的未知毁灭能力等等, 都可能毁掉人类, 人类总有一天会成为濒危的生命物种。届时, 大量生产人口便成为人类的第一要务。那时的道德伦理观又将建设在什么基础上呢?恐怕不是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小农经济付出的代价那么简单了。
参考文献
[1]李克强批示毕节儿童自杀事件:对不作为假落实要问责.2015-06-12 14:27:13.中国政府网, 中华网>新闻>中国新闻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50612/19833168.html.
[2]红尘中的感动的博客.驳人大代表“农村孩子不提倡上大学”的脑残提议.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9e2f85570101401w.html, 2012-11-13 16:25:07.
[3]人民日报:一些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穷.人民网>>财经.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5/0123/c1004-26435980.html.2015年01月23日08:00.
[4]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201—202.
[5]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30.
[6]刘芳.人口流动对一夫一妻制的挑战——以解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中心[J].改革与开放, 2012 (12下) .
儒家道德文化与国民教育的融合 篇9
一、
儒家思想中有关道德方面的要求很多。
第一, “得君行道”一直是儒家所主张的人在此生中建功立业的理想信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很多传统中国人的人生理想。
在孔子这里, 道是人们日用常行的规范, 也是人实现最高精神追求“成仁”的方法和途径。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 不可以为道。”[1]P26落实到具体内容, 孔子将其解释为仁。关于仁的具体含义, 论语中有记载,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2]p138曾子曰:“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3]p40也就是说, “忠是尽心竭力, 尽己之心以爱人;恕是推己及人, 将心比心以爱人, 仁是忠与恕的合体”[4]P8, 这也就是孔子的一贯之道。在儒家看来, “道”就是一种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至高道德, 是天地、人伦之道。只有知道才能明德, 才能成就儒家理想中的圣人境界。子曰:“朝闻道, 夕死可矣”[5]p38。关于人如何真正做人, 孔子说:“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6]p71孔子还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7]p12他将自己的人生划分成六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并以此来描述自己的人生轨迹。
第二,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 道的精神要通过一些具体的伦理原则和行为规范来体现, 而具体规范原则的规定和实施也使道的内涵更加丰富和饱满。子张向孔子问仁, 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 为仁矣。”具体是哪五者呢, 子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辱, 宽则得众, 信则人任焉, 敏则有功, 惠则足以使人。”[8]p194
孔子认为贯穿其中的道德本质是中庸至德。子曰:“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已乎, 民鲜能久矣”[9]p68孔子把中庸看成一种崇高的德性或实践理性原则。《中庸》开宗明义提出“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10]P78子思把中庸思想提升至万物本体的高度, 并进而明确指出了一系列在修身与治国的过程中践行中庸之道的方法和途径。
二、
儒家关于人的理想人格标准是希望每个人都成为内具修养外有风度的圣贤君子。儒家的人才培养目标是治世贤良之士, 其理想人格模式一向有着最坚定、最本质的精神内涵。将儒家道德文化融入国民教育体系, 将儒家道德文化中的精华部分筛选出来用来提高国人的民族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养, 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在儒家道德文化与国民教育的融合过程中, 由于很多人对儒家道德文化的真正内涵并不十分了解, 分不清楚哪些是儒家道德的本来含义, 哪些是被后人曲解过的儒家道德的内容, 经常错把后者也作为儒家道德文化的精华去宣传和教育国人。
要使儒家道德文化与国民教育真正实现融合, 首先, 要辨别清楚哪些才是儒家道德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内涵值得去积极宣传, 而哪些是被后人曲解过的道德思想内容, 在进行宣传时候应该被摒弃。围绕着国民教育的根本宗旨和总体培养目标, 在把儒家道德文化融入国民教育的过程中, 就要把儒家道德文化中的优秀思想通过一定的方式, 同国民教育中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并深入贯彻实施。一旦误把一些糟粕的东西当成儒家道德文化去宣传并提倡国人学习效仿, 那么不仅与儒家道德文化融入国民教育的初衷相悖, 而且势必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造成恶劣影响。
其次, 在甄选好儒家道德文化的精华部分之后, 采取何种方式来实现儒家道德文化与国民教育的融合, 也不得不说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很多人都意识到儒家道德文化对于我国国民教育的重要性, 社会上出现各种形式的国学热。但是我们长时间以来所推行的国民教育, 多倾向于只告诉国人怎样做而不告诉其为什么这样做。长此以往, 就会出现国人接受事物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况。如果学校按照这样的教育方式来推行儒家道德文化教育, 仅仅是让学生背诵几篇儒家经典篇章, 记住几句儒家圣人的语录, 到头来, 充其量就是在学生的学习中多增加几项背书的任务, 而离我们提倡儒家道德文化的目的还相差甚远。所以, 宣传普及儒家道德文化, 重点是对儒家道德思想内涵的宣传和普及。儒家道德文化的传承和教化渗透于我们学习生活的日用常行中, 更多是长时间的耳濡目染, 使儒家道德文化真正融入国人生活成为其习以为常的生活状态。这样也就真正实现了儒家道德文化与国民教育的融合。
摘要:本文分别从儒家道德文化对人的成德立人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垂教以及儒家道德思想对当前国民教育的指导与借鉴两个方面, 对儒家道德文化与国民教育的融合加以阐释。
关键词:儒家,道德,国民教育
参考文献
[1][10] (宋) 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曾军校[M].长沙:岳麓书社.1985.
[2][3][5][6][7][8][9]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现代化教育儒家文化 篇10
收录日期:2012年9月8日
诚信是每个人立足社会的根本, 尤其是中国儒家文化中, 诚信文化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作为做人的基本准则, 还是外化为思想道德的表现, 诚信已然构成个人立足于社会的“无形资产”。然而, 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多元价值取向以及多元文化交融, 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人们对于诚信观的理解与诠释。这一现象对高校的诚信教育与诚信文化的涵养的影响日渐突出, 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诚信道德教育模式的改革。本文仅就中国儒家诚信文化的内涵及其表现样态之梳析, 研究和探析儒家诚信文化对于当代高校诚信教育模式带来的启示。
一、儒家诚信文化与表现样态
1、儒家诚信文化之梳析。
对于诚信的解析, 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中的两个范畴。诚, 本义为诚实不欺或者真实无妄。在《礼记·中庸》里, 将诚解释为:“诚者天之道也, 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诚”是天的根本属性, 努力求诚以达到合乎诚的境界则是为人之道。同时提出:“诚者, 物之终始, 不诚无物” (同上) 。认为一切事物的存在皆依赖于“诚”。孟子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 思诚者人之道也” (《离娄》上) 。又说:“反身而诚, 乐莫大焉” (《尽心》上) 。他认为反省自己, 已达到诚的境界, 就是最大的快乐。荀子虽“不求知天”, 但也把“诚”看作是进行道德修养的方法和境界。他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 至诚则无它事矣, 唯仁之为守, 唯义之为行” (《荀子·不苟》) 。这里把诚也视为道德政治的准则。还说“夫诚者, 君子之所守也, 而政事之本也” (同上) 。《大学》引申《中庸》关于“诚”的学说, 以“诚意”为治国、齐家、修身、正心的根本。唐代的李翱融合儒、佛思想, 以尽性或复性为“诚”, 认为人之本性原为纯善, 但被情欲所蔽, 因而必须去情欲, “复其性”, 使“其心寂然, 光照天地”, 达到“诚”的至静而又至灵的内心状态。北宋周敦颐以诚为人的本性。他在《通书》中说, “诚者, 圣人之本, 大哉乾元, 万物资始, 诚之源也。”他认为, “诚”原于乾元, 为一切道德的基础, 依靠“诚道”得信用“五常之本, 百行之源”;君子“惩忿窒欲, 迁善改过”, 而后能达到诚的境界。程朱学派认为“诚”是天理之本然。朱熹说:“诚者, 真实无妄之谓, 天理之本然也” (《四书集注·中庸注》) 。永嘉学派的叶适则把“诚”解释为客观诚然的规律, 说:“是故天诚覆而地诚载, 惟人亦然, 如是而生, 如是而死。君臣父子, 仁义教化, 有所谓诚然也” (《叶适集·进卷·中庸》)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 提出“诚与道, 异名而同实”。他所说的“诚”表示客观世界具有的客观规律。有时他又把“诚”直接解释为“实有”, 用以说明物质世界的实在性, 说:“夫诚者, 实有者也, 前有所始, 后有所终也。实有者, 天下之公有也, 有目所共见, 有耳所共闻也” (《尚书引义·说命上》) 。对于信的解释, 在儒家经典《论语》中, 有“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信近于义, 言可复也。”《左传宣公二年》:“麂退, 叹而言曰:‘不忘恭敬, 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 不信。有一于此, 不如死也。’触槐而死。”信既是儒家实现“仁”这个道德原则的重要条件之一, 又是其道德修养的内容之一。孔子及其弟子提出“信”, 是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定互守信用, 借以调整统治阶级之间、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儒家把“信”作为立国、治国的根本。“信”作为儒家的伦理范畴, 意为诚实, 讲信用, 不虚伪。儒家的诚信理念演化为诚信文化, 不仅历朝历代的儒者对其进行着意义的诠释, 在社会现实的关照中, 亦有其自身的表现样态。
2、儒家诚信文化之表现样态
首先, 将诚信作为维系社会人际关系的道德纽带。若要得到对方的尊重, 必然要取信于人。“与朋友交, 言而有信”。 (《论语·学而》) 这也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处事准则。孟子继承孔子的诚信思想, 提出人际关系的五伦, 即: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这也成为古代中国社会进行道德评价的基本标准。儒家另一位重要人物荀子看来, 将诚信理念进一步具体化, 主张社会的各个行业都应以诚信为本。
其次, 诚信对于国家的安定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对于国家来说, 诚信尤其重要, 它是国家、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石和保证。”孔子在与弟子谈论治国之道时, 认为诚信应该是治国、立民之本, 一个国家可以“去兵”、“去食”, 但不能无信, 唯有取信于民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当一个社会形成诚信之风, 国家的政令才会畅通无阻。即所谓“上好信, 则民莫敢不用情”。 (《论语·子路》) 孔子在论及国家之间的交往时, 亦将诚信上升为国与国交往的道德标准。所谓“道干乘之国, 敬事而信”。 (《论语·学而》) 荀子则提出政治诚信的主张, 认为当政者有诚信, 是社会诚信实现的前提与条件, 也是得到民心的关键。所谓“政令信者强, 政令不信者弱”;“制号政令, 欲严以威, 庆赏刑罚, 欲必以信”。 (《荀子·议兵》)
最后, 孔子特别注重与强调诚信在个人修养与成长中的作用。君子安身立命之本就在于信。所谓“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论语·为政》) “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 将个人的诚信修养之重要性与个体存在价值相关, 与社会存在价值相关, 更与一个人的生死相关。即“言忠信, 行笃敬, 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 行不笃敬, 虽州里行乎哉?” (《论语·卫灵公》) 孟子将诚信的观念转化为人道与天道的同一, 提出了“思诚”之说。思诚的目的在于实现人道与天道的统一, 所谓“诚者, 天之道也;思诚者, 人之道也。” (《孟子·离娄上》) 这是古代, 尤其是儒家天人合一的具体要求的重要体现, 同时还在于取信于他人。
儒家的诚信观念与诚信文化表现样态是普世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 这样的理念与样态不论古今中外都是适用的, 具有其普世性。如今, 将儒家的这种诚信观念、表现样态纳入到高校诚信教育之中, 并探索具有可行性的教育模式与路径, 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
二、高校诚信危机表现及原因
当今高校教育中, 诚信缺失问题日益突出。在诸多失信行为与失信现象背后, 有社会、家庭、学校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1、大学生失信的主要表现。
大学生失信表现主要体现为:第一, 部分高校学生的学风不正, 学生对待课程论文, 毕业论文及各类考试存在抄袭与作弊行为。学风不正, 必然导致部分学生出现逃课现象, 而逃课理由成为大学生失信的重灾区;第二, 毕业造假现象十分突出。例如, 部分学生购买假文凭、假证书, 在个人的工作推荐表上更改成绩或虚构简历。或者单方面撕毁协议等现象;第三, 学生说谎现象严重, 有些学生为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择手段地骗取老师, 比如贫困补助的申领等等。以上所指仅为当今大学生失信的几个方面, 实际大学生失信涉及学习、生活、情感、社交等各个方面, 这一现象令高校教育工作者甚为担忧。
2、大学生失信原因分析。
大学生作为有着理性思维与自由选择能力的人, 对于应然与实然的关系有充分认识。但与此同时, “大学生作为一个比较特殊的社会群体, 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处在形成的关键时期, 极易受到社会上失信行为的影响和误导。”社会多元化背景下, 经济层面人们的信用体系受到冲击, 与之相伴的社会人际交往出现的言而无信, 道德底线的不断冲破等现象频发;另一方面, 高校教育大多强调教师的主动灌输、学生的被动接受。而这种教育又使得学生过多地接受着应付的社会责任, 无视学生本应对自己负责的义务。社会责任的被动给予, 造成学生主观性的降低, 创造性的缺失。认识与行为的背离, 应然与实然的冲突, 必然导致上述现象的发生。高校诚信教育, 必然援引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 尤其是儒家诚信思想作为教育的内容。但是, 如何将儒家所构建的诚信文化体系自然而不是生硬地纳入学生诚信教育模式中去, 是亟待探讨与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将儒家的诚信文化与高校诚信教育模式有机结合
在中国高校诚信教育模式的探索中, 如何将中国儒家诚信文化的精髓与高校诚信教育模式有机结合, 是一项长期的课题。笔者以多年的高校从教经历与思考, 提出两点拙见。
1、儒家诚信文化的内化。
儒家君子修身养性的根本前提就是诚信, 因此有“诚其意者, 自修之始也”之说。作为人的根本属性与特征, 力求的是内心的接受与自觉的发生, 而不是单纯的外部灌输。儒家诚信文化强调内心自发, 否则会变成道德绑架。诚信是人格品质的核心要求, 是立身处世的前提条件, 诚信也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再者, “诚者天之道也, 诚之者人之道也”。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艰难而又重要, 因为目前的大学文化素质教育, 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认知教育, 附属地位的是情感教育。这一现象直接导致人文素质教育的表面化、形式化、简单化。同时, 导致很多大学生对于儒家诚信文化的传统文化的理解产生偏差甚至是误解。“大学生的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无不与他们的道德取向密切相关, 单靠传统的教育灌输和苍白的说教已经落伍。因此, 我们认为必须紧跟时代潮流, 把以诚信价值为核心的道德价值取向与他们的成长历程有机结合起来。必须充分利用三个课堂:理论知识课堂、社会实践课堂、校园文化课堂, 让学生发挥成长的主体作用, 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感悟做人的真谛, 激发诚信价值取向的内驱力。”作为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 更应该从内化层面提升自己, 进而影响学生。这种教育包括着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 笔者认为, 隐性教育虽命名为隐性, 但其作用与影响力胜过显性教育。儒家的诚信文化理念也含有隐性教育的因素, 强调的是日常生活的实践诚信。也就是说“诚于中, 形于外”。即内心有了诚意, 就会在行动中表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要把诚信教育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
2、高校诚信教育的内化模式。
高校诚信教育的内化模式, 可以从哈佛提出的全面教育中得到相应启示。2007年, 哈佛提出与通识教育有着本质不同的全面教育理念, 其所实施的“全面教育”, 是指所有课程都必须包含除了知识以外的更多内容, 例如伦理、情感、态度、能力等等, 使学生永远都处于探索和接近真知的过程中。在不断探索我国高校教育模式改革中, 这一理念, 尤其是对于高校诚信教育模式的思考与探索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在哈佛, 越来越意识到所有的毕业生不论从事什么工作, 首先需要具备的是道德意识和伦理意识。随着生命科学、新能源等新兴学科的出现, 社会和科学的发展, 这一点越来越重要。而这些教育目标, 只有全面教育才能涵盖。儒家的诚信思想的本质属性就是从这种发自内心的自觉性出发, 培养人格, 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唯有将诚信理念内化、实现内化教育, 其意义才得以彰显, 也就是说当诚信必须由本体世界向意义世界转换和落实的时候, 我们才能将其称为现实生活世界的德性。诚信是儒家实现人身修养的根本前提和必要条件, 伦理道德过程, 从应然到实然的过程, 就是一个人发生变化的过程。人作为一个个体性的自然存在样态, 因为具有了一种德性, 从而成就了与这个社会实体保持一致的并具有公共本质实体性的文化存在方式。在个体价值观的认同中, 必然会遇到并思考有关诚信的伦理问题。当人们思考自己的价值观、诚信度以及更高层次的文化存在方式的时候, 就成为了一个主体, 其生命也就从一个自然状态上升为文化存在, 把自己修炼成为一个具有德性的文化生命意义。由此, 我们探析儒家的诚信文化与当今高校的诚信教育模式问题, 最终的落脚点即强调个体的诚信理念的建构与诚信文化内化为个体的文化存在。唯有将诚信的文化理念真正历练成被受教育者、尤其是在高校诚信教育过程中的受教育者作为内心需求而不断主动修养的人格品质, 才能达到诚信文化的真实意义, 这种内化教育模式, 应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共同努力的目标。
参考文献
[1]瞿振元, 夏伟东.中国传统道德讲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2]庄宝忠, 郭玮.新时期大学生诚信缺失问题初探[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 (综合版) , 2012.10.2.
[3]黄宗羲.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 1986.
现代化教育儒家文化 篇11
关键词:仁义礼智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价值
一、仁义礼智信的演变历程及内涵
(一)演变历程
温克勤认为关于“仁义礼智信”的记载可能源于商周时期。
春秋前中期,五常思想主要收录于《国语》和《左传》。如“爱亲之谓仁”、“义以出礼”、“礼不行则上下昏”、“智而始”、“信以立志” 等说法。相较于前期,其五常思想已深入到其内涵考量上,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孔子在归纳早期德育思想和周礼的基础上,提出“仁”“礼”思想。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德之四端,是人性善最直接的表达,并把仁义礼智结合在一起,对其内涵进行了界定,使得五常思想初具轮廓。
西汉初,董仲舒具体阐述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至此五常思想正式提出,并作为基本的社会规范被推行。
(二)仁义礼智信内涵
“仁”作为“五常”之首,其内涵多样。广义之“仁”是全德之辞;狭义之“仁”是人人之间的相亲相爱。其核心即为“爱人”。
孔子以义为立身处世之本,提出“义利之辨”。孟子认为仁为上,义则次之,仁义二者辩证统一。
礼作为典章制度,主要用以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人际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主要考量统治阶级的一切行为。
“智”是“知”的后起字,它不是一种客观对象化的知识,而是指主体对人生与社会的一种洞察或体悟。
信,指诚实不欺,其诚信之德主要在于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三)仁义礼智信的现代价值
李汉秋建议在学校教学中融入五常思想。他认为:“仁是最高的道德精神,即为现代人文精神;整治见利忘义等不正之风,要大力提倡义的思想;礼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核心;智则要求理性思考,不断创新;信是为人处世的准则,也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准则。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建设者,须具备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然而,受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消极影响,部分学生的政治信仰、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和行为取向都发生根本变化。
存在的主要问题:
1.拜金主义盛行。以西方的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为主流的价值观,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造成了冲击,特别是拜金主义最为严重。大学生对金钱的攀比,追求个性消费,追求奢侈品的现象在其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
2.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大学生存在于德智方面的问题,并不是指智力方面有问题,主要是说大学生在黑白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一些网络流行语如“打酱油、然并卵”等都充分表现出大学生的冷漠和消极的处事态度。
3.诚信缺乏。大学生诚信缺失,不仅表现在考试作弊,论文抄袭,也突出表现在人际关系上,缺乏诚信精神。言而无信,借钱不还的行为在校园中时有发生。这不仅损害了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导致人情寡淡,同时也诱发了人际关系危机和冲突。
三、借鉴“仁义礼智信”思想,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仁义礼智信”思想是思政教育中尤为重要的资源,其利用直接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要将五常思想置于时代背景下,发扬其精髓,取缔其糟粕,把思想精华有机地融入到当代大学生思政教育中,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设立思想教育建设目标
古代思想道德规范目标为“修身”,而当代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个人目标为“育德”,是将社会道德思想、社会规范转化为个体人的品德,使个体成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良好品德的人。所以无论是“修身”还是“育德”都强调道德品质的内化,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1.人际关系的处理。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老幼之爱”,都强调始终要有一颗“仁爱”之心,要懂得关心别人、爱护别人。同样,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也应将“仁爱”纳入其中,以此来辅助大学生形成更加宽容,仁爱的道德规范,养成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
2.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五常思想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无论是孟子的“忧天下”;还是荀子的“成天下之大事”,都强调个人要把国家的利益摆在首位,要心系国家、社会。新时期的大学生思政教育,同样要树立爱国主义情怀,培养大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和国家至上的道德情感。
参考文献:
[1]叶飞,现代性视阈下的儒家德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1.
[2]徐克谦.“仁义礼智信”与当代社会道德文明建设[J].学习论坛,2005,4.
[3]温克勤.仁义礼智信的形成和基本内涵[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7,6.
[4]葛晨虹.新时期弘扬仁义礼智信传统美德的意义[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7,6.
现代化教育儒家文化 篇12
一、儒家的“乐教”思想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观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早在春秋时期儒家思想代表人物孔子就把“乐”纳入其私塾授课的内容—“六艺”之一,并把“六艺”定为礼、乐、射、御、书、数。他把德育放在首位,美育排第二位,肯定了“乐”的重要性。荀子则从音乐的起源说分析认为,人们是为了调节身心,活跃情绪,丰富生活,才创造了种种乐曲,委婉动听的曲调可以对人产生极强的感染力。荀子在《乐论》中指出:“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他认为由于音乐起源于人的情感需要,所以最能打动人心,引起共鸣。如果能够充分利用音乐这种形式独有的特点,赋予音乐以教育的内涵,以音乐教化百姓,人们心悦诚服,乐于接受,必然会使人们在轻松愉快的歌舞活动中受到教育。孔子对于音乐的教育功能更有精辟的论述:“移风移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强调了音乐净化民风的作用,这种作用要比空洞的说服教育更有说服力。孔子认为利用音乐进行教育,可以在“寓教于乐”中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甚至影响到人的一生。儒家的乐教思想,既不是单纯从艺术教育的角度来推广乐教,也不仅仅是着眼于音乐的政治教化功能来重视音乐,而是把音乐教育当成整个教育的完成阶段,当成塑造人的心理情感结构和修身的手段,当成完善人的最终途径。孔子希望通过音乐教育过程中的潜移默化,使人的精神境界趋于完美,成为符合儒家政治要求和道德规范的“仁人”。儒家的这种乐教思想对我们树立现代音乐教育观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当前,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长期“应试教育”的影响,我们的音乐教育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为:在学校教育中音乐教育不受重视,一些农村中小学不开设音乐课,或虽然开设而常常被其它升学考试课程挤占;很多学校和教师对音乐教育的目的、音乐教育与人的素质培养、音乐教育与横向学科的关系等问题缺乏系统的、全面的认识,有些教师把掌握技能技巧、乐理知识作为音乐教育的主要目的,有些教师只强调音乐的愉悦性,忽视其教育功能,教学生唱一些不适宜的、格调不高的歌曲;也有一些学校和家长把音乐教育当成中、高考的终南捷径,对学生进行畸形的音乐技能技巧的强化训练;社会音乐教育也比较薄弱,一些公共机构在音乐教育上“不作为”,而一些媒体、文化传播机构则在利益驱动下,不顾社会效益,散播腐朽、落后、不健康的音乐,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我们应分析以上音乐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认识到乐教的重要性,树立起良好的现代音乐教育观。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已经认识到音乐教育对于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启示我们:音乐教育不应片面地理解为音乐技能技巧及理论知识的传递,更应强调道德理性和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家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育民族精神,淳化代代人风,提高人的心灵素质,帮助人们修养身心。今天,我们的音乐教育工作者也应重视音乐教育的重要作用。音乐教育是美育的重要方面,同时它包含着丰富的横向学科知识,体现了“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具有辅助和促进德、智、体、美协调发展的功能,在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中具有其它学科不可替代的地位。很多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如爱因斯坦都曾经从音乐中获得灵感。音乐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提高其音乐修养,还要启迪学生的智慧,丰富学生的情感,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我们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可以利用大量的音乐作品培养学生对祖国秀美山川、美好生活的热爱之情。例如:欣赏古曲《春江花月夜》可以使人从内心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从而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学唱歌曲《我爱你中国》、《在希望的田野上》等都能够培养学生的爱祖国、爱家乡、爱生活的美好情感。总之,音乐教育能使学生既“修业”,又“进德”,获得多方面的教益。
二、儒家音乐的“和”文化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观的借鉴价值
以“和”为美,就是在进行审美创造和评价时要具有整体意识,“和”而不“分”。古代很多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都是以这个“和”字为核心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和”是一种最美的状态,所以他们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是具有包容性的,是丰富的,所以是美的。孔子倡导的“和”的美学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孔子认为“《乐》以发和”,就是说,音乐可以陶冶人的心灵,能够使人内心和谐,也能与他人、与社会和谐,孔子把音乐作为儒者的修身养性之道,使之具备君子仁人的修养。孟子基于其民本思想,提出了最有代表性、也最有生命力的“与民同乐”的观点,同样这也是“和”的思想在不同层面的有力体现。儒家音乐教育中的“和”文化意识蕴含了丰富的政治思想内容、伦理道德内涵,虽然它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和时代性,但它的“和”的思想创造了富有审美个性的审美个体,追求了人生存所必需的和谐与平衡,也有利于创造具有审美化、艺术化的人生。我们应吸收其中的通过音乐教育使人心灵得以净化,道德情操得到升华,人格进一步完善,最终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的有益成份。
今天,我们继承儒家的音乐思想,最重要的是树立一种尊重艺术规律的自觉精神,树立科学的音乐教育观,这对于当前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行为、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意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构建和谐音乐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我们的艺术家应多采用“和”的音乐思想来创作好的音乐作品,追求“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如通俗歌曲《爱的奉献》,讲述人间的真情与关爱,讲述对生命与美好生活的渴望。它深深地打动每个听众的心,感染着每个人。歌曲《和谐中国》:“和风细雨的好时节天地与人和,和颜悦色的好感觉人人很亲和,和气致祥的好人家日子挺祥和,和衷共济的共和国心齐力更和……”,还有歌曲《和谐校园》:“和谐的地方我们的校园,我们在这里相识在这里相聚,伸出你的手打开你心扉,让我们一起在这里互相勉励……,手拉手心连心在这知识的海洋,无论何时我们绝不会放弃我们心中的理想”。这两首歌中体现了“和”最美的状态。通过这些优秀作品的欣赏与传唱,让学生在精神上、心理上获得美的、和谐的平衡,最终完善自己的品格,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三、儒家“有教无类”的思想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观的启示
在孔子之前,都是“学在官府”,孔子首创了私塾教育,提出“有教无类”的办学理念。这一办学理念打破了当时教育被贵族垄断的教育局面,把音乐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给了一般劳动者与贵族一样的受教育的权利,使教育走向民间,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荀子也在其“性恶篇”中提出“有教无类”,认为教育机会应该均等。儒家的这种“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不正是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提倡的素质教育的基本精神吗?面向全体,一切为了学生,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人人有成功的希望。对于现今的音乐教育更需要这种“有教无类”面向全体的教学,尤其是一些社会现象不得不引起音乐教育者的关注和反思。2005年湖南电视台举办的音乐类比赛“超级女生”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全国报名参赛人数达15万人之多,而且其中在校学生报名的选手占了很大的比例,我们不禁要思考:为什么举行学校比赛常常班级里没有几名学生主动报名参赛,往往要指定选手参赛。而超女却可以这么火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超级女生”无门槛,不管你唱得如何,长得好坏,多大年龄,来自哪里,统统没有要求,只要你想表现自我,都可以想唱就唱。而与我们学校音乐教育相比,与学校音乐比赛相比,“超级女生”吸引人就在于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公平的展现自我的平台。在我们的音乐课堂上,往往是那些音乐天赋好的学生受到老师的重视,表现和表演的机会多,而音乐方面欠缺的学生,则不受关注。久而久之,学生上音乐课的积极性就下降了,在学习音乐、欣赏音乐时的自卑心理也就产生了。这种教学不但使学生在音乐学习上没有前进,反而使学生有了学习音乐、欣赏音乐的心理负担。在一些个别学校,音乐教师甚至还以尊卑贵贱对待学生,歧视家庭贫困生的现象还存在,这实在是一种令人痛心的倒退。我们的教育虽然常常把“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为了一切学生的发展”的口号放在嘴边,可是却常常不能真正做到“为了一切”、真正“面向全体”。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教授曾在一次演讲中说过:“每一个人不一定都有出众的才华,但每个人经过教育与努力都有可能成为真正伟大的人,这就是我们应该追究的理想,也就是儒家有教无类的中心思想。”儒家“有教无类”的经典教育思想和现今社会的这些音乐现象都警醒着我们音乐教育工作者应当尊重每一个学生,面向全体教学,相信他们每一个都能成长为能为社会做贡献的人。
综上所述,儒家音乐思想博大精深,它有其独特的美学标准,也有对中国音乐教育富有哲理的思考,它为树立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观提供了理论基础,对当前构建和谐音乐教育提供了有益借鉴,促进了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它所包含的的音乐美学思想,至今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我们应继承和发扬它,实现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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