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儒家文化

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儒家文化（通用11篇）

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儒家文化 篇1

一、儒家人本思想与企业管理的本质联系

（一）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仁”。孔子认为，“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而“仁”的核心内涵就是“爱人”，就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爱护人。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全德之名”，是涵盖所有美德的一个总称，它体现了人本主义和博爱精神，而这正是儒家思想的灵魂。同时，儒家不是从孤立的、个体的人的角度，而是从人际关系的角度去理解人的本质，把人的本质规定为道德性，理解为以仁爱为枢纽的人际关系，这应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

（二）现代企业管理的本质。企业管理，从管理的对象上看，分为人、物及信息，于是企业管理就具有了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两种特质。企业的盈利性目的是通过对人的管理，进而支配物质资源的配置来达到的。基于这种考虑，企业管理就必然是也应该是人本管理，以及对人本管理的演绎和具体化。企业人本管理的本质可以表述为：正确树立以人为中心的观念，对企业员工进行激励，全面调动员工积极性的领导方法和艺术，企业文化建设，及其他以调动人的积极性为目的的管理方法和艺术等等。经济学家黄速建认为，人本管理应该包括运用行为科学，重塑人际关系；增加人力资本，提高劳动力质量；改善劳动管理，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推行民主管理，提高劳动者的参与意识；建立企业文化，培育企业精神。杨靖山给人本管理下定义并展开论述为：依靠人是全新管理理念；开发人的潜能是最主要管理任务；尊重每一个人是企业最高的经营原则；塑造高素质员工队伍是组织成功的基础；凝聚人的合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管理的终极目标。

（三）儒家人本思想与企业管理的本质联系。儒学所建立的以人

为本的管理理论，是对管理学的重要贡献。在管理学发展的历史上，从把人当作会说话的工具，把人当作被动的物来看待，到认识到人的价值和尊严，并进而重视人、尊重人，发挥人的能动性，确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新理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儒学的人本思想，不仅与现代社会的精神并行不悖，而且对于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积极意义。儒家思想中“仁者爱人”“民惟邦本”“富民、惠民”的管理思想，和现代人本管理思想形成一种契合，对现代管理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以人为本”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潜在作用

（一）“以民为贵”，树立“以人为本”的企业信念。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倡导人本主义。儒家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孔子认为人能弘道，而非道能弘人。就是说，管理的核心是人，即管理的主体、客体都是人。儒家强调尊重人性，富有仁爱之心，挖掘人的智能潜力，可谓开辟人本主义企业管理的先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树立以人为本的企业信念，这样才能上下同舟共济，企业才会发展。具体做法是：把依靠全体职工作为企业管理宗旨，建立一套发挥各级人员积极性、创造性的体制，并大力培训职工，重用人才，达到人尽其用，以形成尊重、关心职工的企业氛围。

（二）“为政在人”，成立德才兼备的领导集体。为政在人”的“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那些“ 仁以为己任 ”的“ 贤人”；将这种思想主张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是强调德才兼备的领导层的关键作用。建立高素质的企业领导班子是建立现代企业文化的第一步，也是儒家以人为本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必然要求和升华。

（三）“重视人才”，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才观。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关心利润，关心财富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但是，对企业长期发展来讲，关心人才才是最重要的工作。因为企业的利润、财富都是靠人来创造的。任何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都是由人来创造的，失去了人才就失去了核心竞争力，企业便会在竞争中失去优势，遭致淘汰的命运。越是高层次的管理者，越应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对人力资源的管理上，要有求贤若渴、爱才如命的精神，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措施，力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

（四）“顾客就是上帝”，以服务顾客为己任。以人为本，除了以本企业员工为本之外，还应包括以用户为本。许多企业的实践证明，只有处理好企业与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并真诚以他们为本，为他们服务，才能为企业创造出宽松环境和生存发展的机遇。对于现代企业而言，民主已经成为一种企业发展的推动力和凝聚力。我们在建立企业文化时，要充分吸收礼法思想中积极向上的合理因素，有意识地消除由礼法思想延伸出来的等级观念，建立互敬互爱、相互尊重的人际关系，让员工参与企业决策，形成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企业制度。

三、儒家“人本”思想在企业管理实践中的解析

（一）以人为本——沃尔玛企业管理的出发点

1．沃尔玛崇尚“尊重个人”。1．沃尔玛崇尚“尊重个人”。沃尔玛是全球最大的私人雇主，但公司不把员工当作“雇员”来看待，而是视为“合伙人”和“同事”。公司规定对下属一律称 “同事”而不是“雇员”。即使是沃尔玛的创始人沃尔顿在称呼下属时，也是称呼 “同事”。沃尔玛各级职员分工明确，但少有歧视现象。领导和员工及顾客之间

呈倒金字塔的关系，顾客放在首位，员工居中，领导则置于底层。员工为顾客服务，领导则为员工服务。公司内部没有上下级之分，下属对上司也直呼其名，营造了一种上下平等、随意亲切的气氛。这让员工意识到，自己和上司都是公司内平等的一员，只是分工不同而已，从而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为公司也为自己谋求更大利益。

2．沃尔玛注重保障员工利益。沃尔玛在保障员工利益方面有一套详细而具体的实施方案，通过保障员工的利益来让他们切实感觉到自己是公司的主人。公司将“公司合伙人”这一概念具体化为三个互相补充的计划：利润分享计划、员工购股计划和损耗奖励计划。沃尔玛的所有这些管理措施都无不体现着儒家“仁”之思想，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

（二）以人为本——玫琳凯的“P”和 “L”哲学。在商业中，P 和 L 指的是盈（Profit）和亏（Loss），但是，在美国著名的玫琳凯化妆品公司对 P 和 L 却另有独 到 的 解 释，它 指 的 人（People）和 爱（Love）。他们提出：“我们是重视人才的公司”。创始人玫琳凯提出“开门原则”，她的办公室每天都敞开着，随时欢迎提意见的人进来，强调不能把人们隔开，要上下通气，人与人多进行交流，体现了公司对人重视。该公司还体现了对人的“爱”。公司的员工过生日都会受到祝贺，公司还为他们准备一份免费晚餐。“秘书周”也是玫琳凯公司的传统，每年的这周里，所有的秘书都会获得一束鲜花和一个咖啡杯。礼品虽然很微薄，但情义却很深长，表明公司时刻想着大家。玫琳凯公司的成功与人际关系的亲密无间、团结协作是分不开的。

（三）以人为本——摩托罗拉管理模式的核心

l．成熟的招聘制度。公司的招聘制度上，没有种族和性别歧视，没有宗教信仰限制，对不同年龄、不同国籍的应聘者一视同仁，体现了公司对人格的充分尊重。

2．完备的培训体系。摩托罗拉公司每年免费对职工进行任职、在职、高层管理、高级技术(如 MBA 教育)培训，使每个职工都能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

3.公正的评估体系。公司实行的 “论功付酬”，是一种效率与公平并举的科学管理，既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公司的发展，又提高了职工的经济地位，实现了职工个人的经济价值。

4．优厚的福利待遇。公司的福利待遇切实考虑到了员工的利益，使得在职员工甘愿为公司奉献自己的所有才智。

5．真正的人格尊重。公司对员工的机密记录，包括病例、心理咨询记录和警局调查清单等都与员工的一般档案分开保存，并限于“有必要知道”的有关人员了解，说明公司职员享有充分的隐私权。

6．开放的沟通渠道。公司允许职员直接了解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及发展情况，并广纳员工的建议，实行民主管理，增强了职工的“企业主人翁感”。

7．平和的离职安排。公司除了公开平等招聘、广开就业之门，为应聘者提供就业机会外，还对裁员和离职有适当的安排和相应的福利待遇，为职员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并为他们免除了后顾之忧。摩托罗拉公司是在尊重人、重视人、发展人的基础上，赢得了公司的利益和发展，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又塑造了人。

（四）以人为本——海尔创新管理的核心

海尔从 20 多年前濒临破产的集体所有制小厂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可谓中国企业界一大奇迹。它的成功归因于优秀的企业管理理念，而“以人为本”更是海尔优秀企业文化的灵魂。张瑞敏喜欢引用的一句古语是：“上下同欲者胜”。企业领导人必须在琢磨人、关心人上下功夫。海尔通过以下措施来实现员工对海尔的“三心”：

1．解决疾苦要热心。海尔有一个运转体系，专门帮助职工及时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公司组织了自救自助形式的救援队，员工人手一册 《排忧解难本》，如有困难，只要填一张卡或打一个电话，排忧解难小组会随时派人解决。

2．批评错误要诚心。10 多年来，海尔的中层以上干部实行红，黄牌制度。在每个月的中层干部考评会上，都要评出绩效最好与最差的干部，最好的挂红牌(表扬)，最差的挂黄牌(批评)，并具体剖析情况，使受批评的干部清楚错在何处，明确努力方向。

3．做思想工作要知心。知心体现在建立多种制度，了解员工心里想什么，希望企业做什么。海尔的“三心换一心”与《排忧解难本》的理念与做法，具有突出的东方儒家“人本”文化价值观的特征，是儒家文化的典型体现。通过对以上知名企业的管理实践中人本思想的解析，我们可看到儒家人本思想的现代管理模式新诠释：建立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机制，加强民主管理，授予员工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的权力，注重员工的学习和培训，完善劳动福利保障体系，建立公平、合理的激励制度，营造良好氛围，创建优良的企业文化。

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儒家文化 篇2

关键词：《弟子规》,儒家文化,传统价值观,现代价值现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主要包括儒、释、道三家。而儒学乃是中华文化中对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最深远的一个方面, 是构成中华文化的基础。儒学最大的功用就是教育, 是对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素质教育。近百年来, 由于在社会的变革中, 我们一度提出打倒“孔家店”, 对儒学的戕害很大, 儒学甚至成了迂腐、保守、不思进取的代名词。近些年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 一些人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 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发生了扭曲, 大到贪污腐化、生活堕落, 小到言谈、举止不文明等不良现象时有发生。在国家大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 我们亟须加强社会道德体系的建设。很多仁人志士也认识到, 重拾中国传统文化, 在大众中倡导“学儒”, 让儒学作用于社会, 将对社会起到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 从而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这几年出现的国学热原因就在于此。从幼儿园到大学校园, 诵读国学经典的热潮正在迅速兴起。早在2004年, 河南省漯河市的幼儿园就在孩子中开展了诵经活动, 年龄最小的孩子才3岁, 但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滚瓜烂熟;2007年4月, 京城数百名小学生诵读经典迎接世界读书日;2008年, 教育部下发通知, 在中小学 (幼儿园) 、高校师生中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2009年, 在洛阳市教育局的一份关于在全市中小学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的通知中明文规定:学生在学校要保证每天10分钟的诵读时间, 在家保证10到15分钟的诵读时间。《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唐诗》、《增广贤文》、《治家格言》、《大学》、《论语》、《孟子》等成为必读篇目。这些现象说明了社会大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对传统价值观回归社会人生的强烈渴求。

在儒家文化的这些经典当中, 《弟子规》是儒学教育的基础。《弟子规》根据《论语·学而》篇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余力学文”为中心编写而成, 全文360句, 分为总叙、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以及附录, 共九个部分。它虽然只有千余字, 但它是用儒家文化提炼出来的做人规范, 是儒家文化在人们生活中的具体体现, 是儒家文化的精髓。

以孝为先

儒家认为, 德行最根本的就是孝道, 所有的道德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之上, 一切善心都是从孝心开始的。整个儒家圣学, 讲的都是孝, 乃至儒释道三家的学问, 一个孝字就可以概括。整部《弟子规》讲的也就是孝。

孝是做人的根本。《弟子规》开篇的“首孝悌”就强调了孝的地位和重要性。古人云:水有源, 木有本, 父母者, 人子之本源也。人之所以能立于天地之间, 是因为底下有根, 根就是自己的父母。能想到报答父母养育之恩, 才能迁移到对社会、单位以及他人的感恩。有了这种感恩之心, 个人的成就才能快速、才能扎实、才能长久。

对父母的关怀要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 “冬则温, 夏则凊, 晨则省, 昏则定”, 如果能够做到这些, 那么走入社会我们也将会变成一个温良受欢迎的人。“出必告, 反必面”, 没有一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 所以不论是离家在外还是回来, 告知父母, 不让父母为我们担心也是行孝的一种。孝养父母, 不仅要养父母之身, 在物质方面, 要满足父母的需要, 让他们能够衣食无忧, 更关键的是能够让父母欢乐, 养父母之心。“身有伤, 贻亲忧, 德有伤, 贻亲羞”, 养父母之心, 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孝顺, 而孝顺的另一层含义就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不让父母操心。要修身养性, 洁身自好, 让父母因自己的德行而骄傲;要勤勉工作, 报效社会, 让父母因自己的成就而自豪。“父母呼, 应勿缓, 父母命, 行勿懒”, 不仅用来指父母, 作为一个企业, 客户也可以说是你的“父母”, 我们常常说“顾客就是上帝”, 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么这个企业就可以长盛不衰。作为一个企业的员工, 如果你对待工作能够做到“应勿缓”和“行勿懒”, 那就一定是个有进取之心的人, 长期坚持, 一定能在自己的领域内受到领导的重视、同行的爱戴, 一定能积累起好的人脉、人缘, 为自己事业的成功奠定良好的基础。

“国以人为本, 人以德为本, 德以孝为本。”《弟子规》从个人修为做起, 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它强调做人要从人性的原点———“孝”出发, 首先修养身心, 当德行充盈, 在家就可以让家庭和谐, 全家长幼有序, 共享天伦;治理国家就能起到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 从而带领并影响自己的团队、国家, 共同建设幸福家园, 共谋和平安宁。相反, 一个对自己的父母都没有孝心的人, 更不会爱护别人和社会大众, 这样的人即使能力再强也难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 说不定还会造成对社会更大的危害。

以信为本

“信”在儒家文化中为五常之一, 即所谓“仁、义、礼、智、信”之信, 也就是守信、诚实的意思。在《论语》中, 信就是不欺诈。践言失约、谋事不忠、负人财物、缓急不周、知过不改等都不是“信”的行为。在中国蒙学教育中, “信”始终是重要的教学内容。《千字文》中说:“信使可覆。”意思是说和人约信, 务必诚意, 诺言一定要兑现。《左传·宣公二年》:“不忘恭敬, 民之主也。贼民之主, 不忠;弃君之命, 不信。有一于此, 不如死也。”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儒家文化对于“信”的高度重视和“信”在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做人之本、立国之基、交往之道。《弟子规》更是把诚信当做做人的一个重要的道德指标。“事非宜, 勿轻诺, 苟轻诺, 进退错”, “凡出言, 信为先, 诈与妄, 奚可焉”。儒家认为, 在待人接物中, 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要以诚信作为基础, 做到“言必信, 行必果”, 不可轻易许诺。凡是自己做不到的, 就不要随便应承, 因为“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欺诈和信口雌黄, 在儒家的观念里, 是最不可容忍的大错。你可以能力不足, 你可以不善言辞, 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毛病, 但是只要你慎言慎行, 诚实守信, 就能得到别人的信任。

然而在当今, 能坚守诚信并将其发扬的人已越来越少了。在金钱、物质、利益驱使下, 一些人已无情地将诚信丢弃一旁, 追逐名利, 成为他们新的目标。由于缺乏社会信用体系, 人与人之间已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三鹿奶粉”事件、肯德基的“秒杀门”事件等, 让我们想到, 诚实守信, 不仅是做人之根本, 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深刻的教训告诉我们:全社会倡导诚实守信、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 不仅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基础, 也是提高国内外市场竞争力的必然要求。胡锦涛总书记讲的“八荣八耻”中也说道:“以诚实守信为荣, 以见利忘义为耻。”如果一个人能诚实守信, 就能打造出可靠的个人品格形象, 就能用这种人格魅力吸引一大批有德有能的人合作共赢, 小到幸福自己的人生, 大到管理一个组织、单位甚至国家;如果一个企业能诚实守信, 能对自己的员工负责, 能对消费者负责, 必然能打造良好的企业口碑, 获得良好的声誉。如果全社会都能形成诚实守信的风气, 我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就容易得多了。

以爱为要

儒家所倡导的爱, 通常表述为“仁”。《论语·颜渊》中讲道:“樊迟问仁, 子曰:‘爱人。’”那么爱哪些人呢?在《国语·晋语》中说:“爱亲之谓仁。”孔子自己也说:“君子笃于亲, 则民兴于仁。”孟子也说:“亲亲, 仁也。”也就是说, “仁”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 爱亲人是产生爱的基础。到了《弟子规》中, 其所爱的对象除了自己的亲人之外, 更是推己及人, 成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一种大爱。也就是说, 儒家的爱是有层次的。所谓“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在《弟子规》中似乎也可以这么理解, 先用“见人善, 即思齐”, 用“非圣书, 屏勿视”的方式提高个人修养, 从爱亲人开始, 进而爱国家、爱整个天下。当爱推己及人, 当朴素的爱亲人的情感进一步升华为爱他人、爱国家、爱世界时, 爱的境界也就得到了提升, 人的精神境界变得更加博大。

“泛爱众”就是站在宇宙的高度俯瞰芸芸众生, 对人类的生存和相互之间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产生深深的慈悲。儒家文化认为, 要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人与社会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 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心中有大爱。《弟子规》中还有这样的表述:“凡是人, 皆需爱, 天同覆, 地同载。”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 共享一片蓝天, 我们有着一样的血肉之躯, 爱是我们共同的需要, 爱中有我们共同的利益。我们常说“送人玫瑰, 手有余香”, 就是说爱不仅有益于别人, 也有益于我们自己。“行善最乐”、“施比受更有福”都是爱的至高境界。因为有个比喻说, 爱就是杯子里的水, 溢出来的那一部分才是真正的爱。爱让我们充满力量, 爱让我们幸福充盈。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不吝惜自己的才华, 不吝惜自己的财物, 如果有多余的, 及时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让我们杯子里充盈的幸福, 自然而然地流向朋友、亲人、社会大众。爱心也是可以相互传递和影响的, 给予不但让我们自己得到快乐, 还同时在和他人分享快乐的过程中得到爱的回馈。

当今社会, 人类已经进入信息化、全球化时代, 科技日新月异, 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然而人们的幸福指数并没有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长, 相反却因为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而造成人人焦虑困惑、心灵难安。因为崇尚物欲、贪婪自私, 让人类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浮躁和癫狂。因为缺乏对自然的爱, 科学技术也就成为一些人掠夺大自然和人类同胞、聚敛物质财富的工具。大自然在人类的贪婪索取下已是满目疮痍、遍体鳞伤。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已危及大部分物种的存活, 这也将最终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由于缺乏对他人的爱, 在利益面前, 人与人勾心斗角, 兄弟反目, 父子成仇, 朋友分道, 同事拆台。看看电视报纸, 这样的闹剧惨剧天天都在上演。

一个社会, 如果没有基本的伦理共识, 一个人, 如果没有基本的道德底线, 那将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再严密的法律, 也代替不了道德的力量, 而只能是道德规范的延伸和补充。因而, 重拾中国传统文化经典, 让儒家文化中好的做人的道理滋养现代人枯竭的心灵, 对于当代社会制度的安排和秩序的设计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有一段文字, 后来成了他墓碑上的铭文:“有两样东西, 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 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康德的星空是自然的天道, 康德的“道德律”就是我们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明明德”, 是《弟子规》中的“孝悌”、“谨信”和“泛爱”, 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 是人类的超越自私自利的天地大爱。有了这些美德, 我们的生命才会出现勃勃生机, 我们的社会才会安定和谐, 我们头顶的星空才能清明静美!

参考文献

[1].吴予敏:《从儒家文化到近代理性评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 《读书》, 1987年版。

[2].曾华东、甘筱青:《儒家文化中“和”“同”思想及其发展》,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6年版。

[3].唐贤秋:《关于诚信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道德与文明》, 2005年版。

[4].陈根法:《儒家诚信之德及其现代意义》,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2年版。

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儒家文化 篇3

[关键词] 儒家人本哲学思想现代企业文化建设

儒家人本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光辉成果。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从殷商以来的天命神学中解放了“人”，从而发现了“人”，创立了人本主义的仁学思想，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借鉴儒家人本哲学思想有重要意义。

一、培育有人性光辉的企业文化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在它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中，详细地阐述了人为宇宙中心的思想。它说:“惟有天下最诚心的人，才能完全认识到和实践自己的本性;能尽自己的本性，就能认识人有共有的本性；能认识到人的本性，就能认识到万物有本性;能认识到万物的本性，就能帮助天地间万物的变化发育；能帮助天地间万物的变化发育”，就“可以与天地参”了。也就是说，人与天、地并列为三，与天地同尊，并处于天地中心的地位。同时，儒家把“智”作为人的一种规定。人具有智慧，因而，人是宇宙中最有灵性的动物。现代社会中的人并非机器，而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科学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考虑这些因素。以尊重人为目的的思想而逐渐进入管理领域，它最重要的一点是不仅为了企业的利益，而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尊重人的权利、价值和愿望，乃至关心他们的未来。因此，尊重人性，认清人在企业发展中的决定意义，把人视为企业行为的出发点和目的，对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人性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培育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儒家思想主张民为邦本。孔子主张富民、教民(《论语·子路》) ,重视“民、食、丧、祭”,“民”位列第一;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的基本观点,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因而,在我国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应该充分重视人的管理，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发挥出能动的创造性。一切物质的因素都是死的因素，只有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开发他们的智力,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事业的发展。西方的现代企业管理也不是见物不见人,企业管理并没有进入所谓以決策理论、系统科学和定量分析为中心的现代阶段,而是更重视人的因素,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

孔子“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爱思想反映了儒家对人的本性的理解,它是源于人的血缘亲情形成的一种内心感情和自觉的道德意识，以此推及社会人群，就是人际伦理关系的道德准则，其本质就是爱人、关心人、尊重人。只有重视顾客、雇员的利益,公司才能在凝聚中求得发展，只有发展，公司才能有长久的经济信誉。企业文化的优劣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如果企业能够本着儒家思想建立“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在对待职工和企业利益的问题上，体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将职工的利益、消费者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放在企业利益之前，企业才能拥有长久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三、培育和谐进取的企业文化

儒家人本哲学思想在人际关系问题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即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尽心上》），如果剔除其包含的封建内容，古代先哲“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完全可以用在管理工作中的。同时，儒家人本哲学思想讲究中庸与和谐，它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提倡社会责任感，勤奋工作。其中的“和为贵”、“义以建利”、“民生在勤”、“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等思想都与现代企业管理中所追求的和谐共存的思想不谋而合。这些思想深深植根于普通中国人的头脑中。强调群体利益，形成了追求群体的和谐和有效率的发展，表现出比个人主义文化更大的优势。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伦理规范进入企业，经过调整与现代经济运行机制相协调，可以在培育群体意识上发挥重要作用，使得企业内部人人都能恪尽职守，人人具有主人翁思想和意识，从而形成企业内部的和谐风气和团队精神。

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易传》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人格理想，《荀子》中的“人定胜天”的思想、无不体现出一种阳刚向上、富有竞争精神的向度。这种精神已经普遍化和社会化为中华民族的内在性格，如果将自强不息的精神运用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去,那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总之，儒家人本主义哲学，强调人性的尊贵、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企业经营的道德自律，强调任贤使能，强调积极进取与奉献，这些思想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中国的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如果把五千年的文明智慧和独特的民族精神同西方的先进管理模式相结合，就必然会使中国的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加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彭庆武:《浅谈儒家文化对现代人本管理的影响》《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5

[2]菜德贵:《再谈儒家伦理的普世化问题》《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3,3

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儒家文化 篇4

已有很多经济学和著名企业家为企业文化下了很好的定义：创新是企业文化的灵魂，“以人为本是企业文化的精髓”,“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诚信是企业文化的基石”，“企业文化大有可为”„„我认为中国优秀的儒家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企业管理有机结合，是摆在中国企业管理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偶看“济宁新闻”，介绍兖矿集团鲍店煤矿以德治矿的企业文化理念，深为他们在这方面作了长期的探索而感动，为此把所感、所想、所悟写出来，与诸多学者、老师、同仁共同切磋探讨。

一、“以人为本”是企业文化的精髓

以人为本在中国早就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儒家、道家、诸子百家等一些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都有非常大的借鉴价值。比如儒家的重人、重信、重义、重情；道家的以柔克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及几千年中国人民信奉的“孝为本、礼为先，俭为上，勤为根”；“长者视为父母，壮者视为兄弟，小者视为子女”：“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成由勤俭败由奢”、“俭节则兴”、“淫佚则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上下同欲者胜”、“和气生财”、“卖大馒头的赚钱”、“童叟无欺”等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派别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广大人民的共同主张和认可的充分体现。

现今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民营经济、个体经营者、民营企业家。特别是对一些正在发展和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管理者来说，在管理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同现代企业管理真正结合好，企业才能长治久安，稳健发展。现在鲁宝在这方面做的还很不足，特别是在员工培训、教育方面做得很不够。要真正使员工爱岗敬业，以厂为家，就要尽企业之所能，为员工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鼓励员工学习，要制订出一系列的鼓励员工学习的政策。使广大员工认识到：“今天学习是为了生存，明天学习是为了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员工和管理者的关系是雇佣关系，如何能使员工由你让他们干好和他们心甘情愿的自己干好，使他们在厂同在家里一样，把厂家的事当成自家的事。制度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非常重要，但还必须有一些情感因素在里面。以人为本，关键在中、高层管理者。总裁、老板、经理、主管、部门负责人，车间主任等，不但是领导者，而且在行为规范，道德等方面都应是表率。我有一位朋友，曾是一局局长，挂在他嘴边的是“人情味”，他说在中国干什么事都离不开“人情味”。我认为一定要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消化、吸收，用到工作上。就必须有一些友谊、人情味、和谐的关系，这些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优秀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很值得我们保持、继承和发扬光大。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有中国特色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

二、管理者必须具备人格魅力

对企业而言，企业文化是企业目标、任务服务的，管理的目的是实现企业目标，完成企业任务，使企业利润最大化。管理者的品德——也就是人格魅力，在这一过程中能起的作用是关键的。“管”包括管人、管财、管物；“理”就是理顺企业外部和内部的各种关系，协调上上下下各方面的利益。

无论大的企业，还是小的企业，一个企业的兴亡，都深深打着企业领导人的烙印，“兴于斯、亡于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某某企业，有某某人的影子。一个好的企业管理者，一个真正能够为企业服务、为员工服务、对企业负责、对员工负责的管理者，除了拥有现代化的管理才能和应该具备的良好的个人品质，具有一个管理者必须具备的人格魅力，一个企业的管理者的人格魅力，打动人、吸引人，赢得被管理者或你的下属的依赖、信任。他发出的号令，才有感召力，才能一呼百应，令行禁止，而感召力的产生，只能来自一个人的人格魅力，即个人品德、情操产生的一种亲和力。许多条件下，这种管理者个人品德、情操产生的亲和力与管理之下权力所产生的效力成正比、亲和力越强：反之，则亲和力越弱，管理所产生的效力减少。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亲和力，就不会产生凝聚力，一个企业没有凝聚力，怎能产生竞争力，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又怎能有生命力呢？特别是民营企业，亲和力凝聚力尤为重要。在一些民营企业承包老板眼里，企业是个人或家庭谋福利的工具，这种企业私有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凝聚力和亲和力，导致员工很难跨越血缘界限对企业有所认同，老板不注重自己在员工心中的形象的树立和人格魅力的培养，管理者大多急功近利，员工不可能对企业产生较高的忠诚度。上下五千年，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如今，历代都倡导领导者以必须加强个人修养，倡导领导者必须注意养成优秀的品格，都推崇领导人以德服人，公平公正，光明正大，胸襟坦荡，勤政廉洁。

日本企业文化中的儒家文化的烙印 篇5

当我1993年底进入三井物产（综合商社）工作不久，一次工作上遇到了紧急的问题，赶紧去向总经理请示，却莫名其妙地遭到了训斥，原因是我没有首先向这个业务的主管和副总经理汇报，直接找到了这位总经理。显然，我在无知的情况下犯了日本公司的一个大忌，即：“越级报告”。此时，我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曾经工作过的国家机关或者说是国营企业的感觉，那就是所谓的“等级观念和制度”。随后，我注意到职员手册中明确地将职员规定为九个“级别”，另外还有一套“职称”评定规定。我突然意识到，这种等级制度和职称评定与军队建制几乎丝毫不差。军队是按照“士、蔚、校、将”分级，同时有“班、排、连、团、师”等职称。

仔细想来，中国的国营企业体制实际上就是从战争时期延续下来的战时经济体制，或者说是前苏联斯大林体制的继承。经济学家们把这种体制称为“计划经济”，而我更愿意称它为“战时经济”或“军人经济”。考查日本两家最大的财团，即；“三井财团”的起源和“三菱财团”的创业，可以发现它们都是由日本的武士家族弃武从商而来。另外，从两家有名的日本综合商社“伊藤忠商事”和“丸红商事”的创始人“伊藤-长兵卫”和“伊藤-忠兵卫”的名字可以看到日本武士“长兵卫”和“忠兵卫”的身影。日本财团企业的快速发展的历程与日本的对外战争和大规模军需有着密切关系。另外，日本的复员军人也有相当数量被安排进大企业工作。所以说，日本的大型企业集团具有军人的血统和属性，是日本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的藏身之处。可以不难想象到，一旦战争爆发，日本的财团企业可以迅速完成向军队的转变，综合商社也会随之成为军团的指挥中心。然而，与中国国营企业不同的是，日本企业或着说日本社会还有另外两种属性，商人属性和儒家属性，这同样有着历史渊源，并不断延续至今。人们通常按照西方教科书的习惯谈论“市场经济”，而我更喜欢把“市场经济”称为“商品经济”或“商人经济”。“商品”和“商人”并非西方所特有或独创的东西，而是我们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社会发展中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的属性。只不过，这种属性在一定历史阶段受到了压制，不被显现出来。当人们赞叹秦始皇陵兵马俑的雄伟，感叹秦始皇凭借强大武力征服各国建立中国历史上首个统一国家时，我们往往忽视了造就这一切的背后人物--大商人“吕不韦”。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证实吕不韦是秦始皇赢正的生身父亲。吕不韦担任秦国宰相期间，秦国由弱转强的史实，我们可以体会到“商人”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或者说是一种强大的属性。

在日本大企业工作的中国职员往往感觉日本企业是国营公司，可能是体验到了日本企业的组织方式和行为方式其间隐藏的军人属性。而日本人通常称日本的这些财团大企业都是民间企业，他们事实上强调了企业的发展历史和其中包含的商人属性。“企业就是社会”，这几乎是所有日本人的共识。至此，我可以说“军人属性”和“商人属性”是日本企业和日本社会的两个本质特征。记得年轻时对商人的最初感知仅仅是个体户或香港商人的形象，他们不过是一个或几个人从事买卖，而且是一种自由而随意的经济活动。可是，来到三井物产工作后，我发现原本自由的商人也可以用军队的思想组织起来。也许“军人属性”和“商人属性”的结合就是巨大的综合商社产生于日本的根源所在，也是日本一百多年来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奥秘所在。

如果说强大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商人”与“军人”属性结合的结果，可是这种结果并没有持续很久，秦朝在建立统一帝国15年后很快出现了危机而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长期繁荣和强大的国家，这就是“汉朝”。众所周知，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成为大汉王朝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由此，儒家思想确立了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成为两千年来中国各代帝王得以继承的治国之道。同样，我们看到日本大财团和其所属的大企业领袖们采用儒家思想为经营理念，指导企业做大、做强和做长。事实上，儒家思想和道德一直在日本社会中起着主导作用，这与日本和中国古代交往的历史密不可分。有西方学者把日本视作“儒家资本主义”，“公社制资本主义”或“从外看是资本主义，从内看是社会主义”，这值得我们去仔细思考。如此说来，“儒学主义”、“公社制”和“社会主义”存在着共同的哲学思想基础，这也是我后续研究设立的一个新命题。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日本大企业和日本社会是一个“军人属性”、“商人属性”和“儒学思想”的统一体。换一种说法，现代日本经济是一个“儒学主义的商人经济”三位一体的结合体系，日本财团和其所属的大企业是一个儒家思想指导的、商人领导的和军事化体制的经济组织。日本的综合商社和财团体系是考察这一结论的最好的实证。与此同时，我作出了如下大胆的联系和臆测：“社会主义”对应“儒学思想”，“计划经济”对应“军人属性”，“市场经济”对应“商人属性”。那么，我要问我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与现代日本的“儒学主义的-军事化的-商人经济”是否存在着更多的哲学共性呢？汉王朝时期的强大力量和长期繁荣来是楚人“反秦”既而又“承秦”的产物，也是官、私工商业近一步发展的结果，实质上正是“儒学主义的商人属性”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与此相反，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变革中，大量的机关分流人员、高学历理论家和留美经济学者进入国营企业，形成了“自由主义-文人属性-官僚属性”的结合体，不由得不让人担心他们面对日本企业军团的战争结局。

西方人的基督教实质上也是一种社会哲学，它将教义中的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的辩证关系称为“三位一体”。以此为对照，我们看到日本财团大企业和日本现代社会发展的突出特征：首先，父辈是武士（军人属性突出），开始创业；其后，子孙坚持继承武士属性的同时，又建立综合商社这样的商业组织（保留军人属性，突出商人属性），使父辈的事业发展壮大；其间，朱熹的理教（儒家思想）成为日本社会近千年以来思想和道德的主导力量。此时，我们看到日本大企业和日本社会是一个军人属性（圣父）、商人属性（圣子）和儒家思想（圣灵）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的完整体制。缺少其中任何一种属性都不可能造就持续长久的统治力量。“日本近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把日本企业管理的精髓总结为“士魂商才”，而中国学者普遍按照传统思维把其中的“士”理解为“文士”，也就是那些高学历的理论家。但作为一个在长期日本综合商社的中国人，我有不同的理解：“士魂商才”指的是“武士的精神”与“商人的才智”的结合，其中“士魂”指的是“武士的精神”，说白了就是武士道（军人属性+儒学理论）。

军人属性是父性，也是任何组织强健的根本，是成功创业者和继承者必须具备的属性。日本首相小泉不顾中国人民的感情不断参拜专门供奉日本历代军人（包括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其实质就是在提醒当今不断自由化的日本年轻人不要放弃祖辈的军人属性。所以说，军国主义是日本强国思想的根本，是他们不会抛舍的军人属性。只不过，这种军人属性在某些时期被其它属性的相对强势而掩盖，没有被外界注意到。“军国主义”原本是描述一个国家动员所有资源形成的“全民皆兵”的体制，是一种绝对的“军人属性”体现。从中国秦汉时期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可以深切领会“军国主义”的强国力量。几百年来日本的武士道精神造就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军国主义体制，为其短时间内迅速跻身于世界列强奠定了基础，但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亚洲国家带来了战争的灾难。

当军国主义无限膨胀，使一个国家或组织的“军人属性”绝对化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它必将出现崩溃的危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的失败和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最终解体都重新验证了二千年前中国秦王朝短命的历史教训。从近年中国企业的兴衰中，我们可以看到德隆集团倒台和长虹企业危机都隐含着军人属性绝对化带给扩张型大企业的灾难。与之不同的是，海尔集团却在过去的几年中拼命打造它的“商人属性”，这是其高明之处。日本在二战后吸取了教训，首先制定贸易立国的政策和措施，培育和强化商人属性。同时，日本将“军国主义”隐藏为“军团主义”，表现为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商业军团（财团）重新集结和占据

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儒家文化 篇6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基本精神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价值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包括正道直行、贵和持中、民为邦本、平均平等、重情重义等方面的内容.其基本特征是:关心现实的.人生态度,强烈的道德色彩,顽强的延续再生能力与注重中和的思想方法.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有重要价值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以人为本的“仁爱”哲学,选贤任能的管理风尚,刚健进取的自强精神,崇德重义的管理理念等.

作 者：漆向东 QI Xiang-dong 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科学学院,河南,信阳,464000刊 名：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26(4)分类号：G05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人本管理 企业文化

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儒家文化 篇7

一、农村及农民工的社会背景

以本人所在县 (毕节以西50公里云南第一人口大县、国家级贫困县) 为例, 中国农村土地在八十年代中期便停止了重新分配, 提出的口号由“土地三十年不动摇”到“土地一百年不动摇”, 随后出生的农民不再获得土地 (但后来却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 他们连“失地”的农民都不算。相反, 至少1985年“鲤鱼跳农门”考上中专、大学的农民到目前其土地依然还在他们手里, 尽管从入学报到开始他们的身份已经是干部而非农民 (因为当时大中专学生毕业后是由国家分配工作的) 。这就意味着, 1985年后出生的农村孩子不再有土地, 那么他们靠什么生活呢?国家给他们什么样的出路呢?当然, 即使给土地, 小农经济也只能挣扎在温饱贫困线上。结果就只能是被迫进城当农民工。但在城市由于户籍等限制, 连工伤赔偿都不一样, 租房和孩子上学等其他福利就不用说了 (这时还有人大代表提出农村的孩子上大学后要回农村去, 甚至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2]) 。

当然, 后来国家的政策改变, 大中专学生毕业后不再包分配, 而是双向选择就业, 国企工人也下岗了, 农村户口的人可以到处务工, 不受户籍限制 (1985年以前如果没有介绍信和担保人, 农民工是要被劳改的, 我们村在省城的工人干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去保出“劳改犯”, 但他一个月的工资也不够罚款和担保金) 。但是, 城市的工人可以四处务工, 他们在本城市可以不用租房, 还能获得再就业的各种优惠。今天, 《人民日报》也首次承认改革开放造成的贫富差距严重。[3]那么, 农民工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国家打算怎么解决?向信息化、工业化国家迈进, 走新型工业化、创新型现代化发展之路需要数亿农民转变身份。李泽厚说:马克思后期只谈劳动和剩余价值、不谈工具及其发明, 就只是蓝领工人阶级的世界观。[4]这样的国家战略将如何处理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关系?邓小平的处理办法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二、小农经济与儒家文化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

随着现代化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小农经济的家庭伦理及婚姻道德观都会被摧毁, 小农经济与儒家文化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李泽厚曾经认为, 孔子重视礼仪忽视物质建设、维护氏族贵族地位只谈“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障碍[5]。今天则似乎倒过来:这个障碍变成了香饽饽, 人们想用儒家文化平衡现代化发展的弊端, “和谐”思想及孔学热、汉语热在全球的铺开或许并非偶然——一方面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使得全球人民想学汉语和研究中国, 另一方面欧洲等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到了上限, 其后果需要借助中华文化来反思。

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的小农经济与儒家文化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首先, 家庭伦理可能会被改变。全球现代化进程摧毁小农经济后, 传统婚姻家庭也将受到冲击。比如, 人口流动就对一夫一妻制提出了挑战, “小三”“小四”及婚外情涌现, 离婚率攀升。[6]

其次, 孩子出生后父母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和抚养, 因为要四处流浪工作, 拖家带口成本高, 甚至无法工作, 只能由亲人抚养甚至托养。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同时出现 (且并非仅限于农村才有) , 家庭和社会压力同步增大。当农村劳动力倾巢而出后, 农村抚养孩子与赡养老人就成了很大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刚刚起步, 还很脆弱;即使经济问题得到解决, 传统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天伦之乐的丧失也变成了棘手的问题。

第三, 按李泽厚所言, 社会进步以牺牲道德为代价。[7]恩格斯说:生产的每一进步, 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8]今天中国的转型是以农村为主的传统伦理道德牺牲为代价的, 这样的代价能否降到最低呢?比如, 像台湾那样, 把一些资源引向农村, 使农村成为休闲、娱乐、生态等的一体化, 既增加农村就业岗位, 减少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比重, 又能实现新型产业化的升级。至少, 今天的城市垄断了太多资源 (尤其是北上广) 正如国企垄断了太多百姓福利一样 (如中国通讯和银行) , 能否做出调整?李克强总理这两点都注意到了, 他不仅不再用GDP衡量政绩, 而且认为上网费用太高, 还批示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要认真处理。

第四, 如果说近代中国革命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价值观对封建主义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与痛快的战斗, 今天中国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儒家文明及其他文明是否将被不断增加的全球化无产阶级所颠覆?新生代农民工在颠覆祖辈父辈的小农经济家庭和道德伦理观念时, 是否同样会感到痛快, 或是痛苦?

第五, 今日孔学复兴与全球现代化的文化悖论。孔学代表的是小农经济, 而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全球现代化。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不一定同步, 还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当然, 孔学也只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但儒家文化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 所以有可能逐渐淡出。人口生产与现代生产一体化, 今日孔子的复兴会否是一次回光返照?儒家文化早已经变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 说明这个淡出过程很缓慢, 但也很痛苦。也许, 全球化背景下所有文明文化都将重新竞争和组合。这次, 中华文化能否经受得了考验?——就像曾经的四大文明古国最终只剩下中国一样。儒家文化内部的自我循环、排斥和吸收他者是否还具有同样大的能量, 如李泽厚所说?既替代宗教但又不是宗教, 既有宗教功能又避免宗教狂热、禁欲及出世的悲观主义?[9]

第六, 随着全球现代化的推进, 人口的再生产也可以现代化大生产, 脱离母体或亲生母体的试管婴儿也可以被批量生产和克隆复制。届时, 更大的挑战将再次叩问着人类精神上的承受力。这不是神话:全球不断增多的老龄化、核武器及未知生化武器、全球气候变暖后的未知细菌、人类探索宇宙带来的未知毁灭能力等等, 都可能毁掉人类, 人类总有一天会成为濒危的生命物种。届时, 大量生产人口便成为人类的第一要务。那时的道德伦理观又将建设在什么基础上呢?恐怕不是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小农经济付出的代价那么简单了。

参考文献

[1]李克强批示毕节儿童自杀事件:对不作为假落实要问责.2015-06-12 14:27:13.中国政府网, 中华网>新闻>中国新闻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50612/19833168.html.

[2]红尘中的感动的博客.驳人大代表“农村孩子不提倡上大学”的脑残提议.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9e2f85570101401w.html, 2012-11-13 16:25:07.

[3]人民日报:一些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穷.人民网>>财经.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5/0123/c1004-26435980.html.2015年01月23日08:00.

[4]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201—202.

[5]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30.

[6]刘芳.人口流动对一夫一妻制的挑战——以解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中心[J].改革与开放, 2012 (12下) .

浅谈“儒家”文化与现代发展 篇8

——用教育塑人，增强责任感与成就感。信息时代，社会每一个个体价值的实现，无不依靠教育和学习这两大人类文明支柱，两大支柱无疑会带给信息时代的人们脱胎换骨般的跃迁和升华。21世纪，一个民族“今天，如果不生存在未来，那么，明天，它将成为过去”。只有在时代的步伐中不断进步与学习，增强主人翁的责任感，紧跟时代步伐，才能在国际舞台站稳脚跟，让我们因为是华夏儿女而倍感自豪与娇傲的成就感。《论语》把“学而”定为其首，以学习为第一，意义大焉。《论语》这部书的第一句话更是众所周知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它启示我们随时随地向周围一切学习，随时随地把理论应用于实践，随时随地要有自己的思想见解。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作为一个人，由于生活环境、成长环境、自然性格等诸多原因，或多或少都有些思想行为的偏颇，亦因此会造成生活和工作的失误和偏斜。文化塑造人生，优秀文化能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大家的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和竞争时代，自主精神、创造潜质和责任意识等主观能动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国家的主体是人，通过不断学习可以引导人们走上正确的思想行为之路，打造和谐环境，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用文化聚力，促进创新发展。推进文化创新，要迅速开启文化自觉和自信的钥匙。人任何时候都要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支撑着他不断成长、走向成功的动力源泉。儒家经典《礼记》说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找到自身的不足，知道不足，才能反省自己，才能奋发有为。《礼记·学记》的最后指出当时社会情况下学习的方向：“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学矣。”也就是说教育学习的目标是培养善于全面管理、掌握大的发展方向、不拘旧法、做人做事务实有信、能准确无误地抓住有利时机的综合性人才。这虽是两千多年前儒家的教育学习的目标，对于21世纪推进文化创新要做到与时俱进。革故鼎新、推陈出新是持续发展的不变之道。马克思说，任何事物作为过程而存在，重读经典，总能给人以新的启示。创新就要不断赋予它以新的时代内涵，即要做到与时俱进。树立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培养危机感、使命感，要不满足于现状，人人处于这样一个创新的文化氛围中，就会自觉地寻求创新，不断催生新思想，从而带动技术创新、服务创新、机制创新等，并将这些创新迅速有效地运用于实践，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信息社会，瞬息万变。我们只有站在发展的制高点上，引导变化，紧跟变化，才能与时代合拍同步，立于不败之地。儒家经典《易经》中“易”有“变易、简易、不易”等几重意思，其中“变易”是阐发变化、变通的道理的，是《易经》中最难、最深奥的部分。时间与空间在不断地交叉更替，天下万事万物也在每时每刻地随时改变，人的思想感情也如奔腾的溪流，千变万化。《易经·系辞》说：“穷则思，思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权者，变通也。由此可见变通、应变的重要性。作为现代人类，也应深通变化之道，能适变、能应变，在不断的变化改革中求生存、求发展。

文化是一种软资源，它是弥漫于各方面、各层次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是社会风气、风格，是国家的精神和灵魂。要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重视人、激励人、塑造人、规范人、关心人的“大文化”建设格局，凝聚人气、汇聚力量，“儒道之争” 最终儒学取胜的原因是它更加适合当时的经济发展程度，“儒道之争” “儒家学说”对当今处在经济浪潮中的我国的改革发展又有何启示呢？近几年，随着国学的兴起，人们开始考虑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西方的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相结合，创新发展，迎来新的腾飞，我们只有不断吸取“儒家文化”的精髓，在其基础上经过不断地创新使其转化为为先进文化，现代文化，才可为整个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竭的动力，推进文化创新是举足轻重的一件大事。

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儒家文化 篇9

摘要：本文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文化出发，分析了儒家核心思想中“仁”“和”“义”“信”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延伸与应用，肯定了儒家人本主义管理理念对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和引导作用，同时，本文也指出，在运用儒家思想塑造企业管理思维和商业伦理时，应注意与现实现结合，保证科学性，实用性，避免文化错位。

关键词：儒家文化现代企业管理

当我们提到现代企业管理时，人们很容易想到西方管理学，从法约尔、韦伯到迈克·波特。但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在企业经营管理哲学方面其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西方企业比较注重“理性”管理，而中国的企业更强调“人性”的管理，这明显受到了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如今，“儒家管理思想与当代企业管理实践”已经成为海内外中国儒家文化的热门课题。作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结合管理学研究儒家思想，汲取有益的思想以丰富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对提高我国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过程

儒家思想是一种伦理型思想，其主要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对现代企业管理影响较大的有：仁、和、义、信等。

（一）“仁”

孟子吸收孔子的思想，确立仁政学说，在《大学》中提出“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观点。用现代思想来解释就是要求企业领导者能够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内圣），懂管理（外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施仁政。仁，又谓“爱人”，源于“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致敬之”。这就要求领导滴员工有仁爱之心，体恤下情，使得员工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

（二）“和”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句经典古语讲的就是人和的意义，儒家伦理重视团体力量，强调“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就要求企业讲人和，讲团结，以合力促发展。当然，在管理中也要重视个人能力，处理好二者关系，既调动个人积极性，又体系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

（三）“义”

儒家主张重义轻利，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虽然看似有些偏颇，但对于当今社会存在的一些企业个人见利忘义，背信弃义，无利不起早的卑劣行径无疑是有针对性的。同时，儒家思想并非完全否定利，而是提倡道义经商。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儒家思想对企业发展的指导意义在于引导企业兼顾盈利与国家发展和人民的生活。

（四）“信”

子曰：“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即只有诚意才能取得对方的信任，如果没有诚意，谁还敢信？古有商鞅立木为信，今有谢延信一诺千金，足见中华民族对忠诚守信的重视与传承。纵观商界能够屹立百年不败的企业，无一不是将诚信奉为企业发展的头条。

儒家思想始于孔子，由孟子继承发展，并逐渐定型为整个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之后，经历代儒学大家（董仲舒、朱熹）集成发展，达到成熟顶峰。直至近代鸦片战争之后，西学流入，反帝反封斗争大大削弱儒学地位，上世纪5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破坏殆尽。直至拨乱反正后，国人重拾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逐渐的将儒家的精华思想渗入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

二、“仁”“和”“义”“信”在企业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一）“以人为本”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人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和主体。现代企业管理应该从人出发，将道德、情感、心里等因素引入管理，形成“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具体来讲，在该思想的指导下，首先要树立“以民为贵”的企业信念，把依靠全体职工办企业作为企业管理的宗旨，尊重关心企业员工，培养人才，重用人才，发挥各级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其次，“为政在人”，成立德才兼备的领导集体，强调德才兼备的企业领导层的关键作用，这对领导层不断精近业务提高自身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最后，将“顾客就是上帝”的经营理念贯穿始终。无论是联想的“五星服务”还是康佳的“大拇指服务”都是对这种理念的现实应用。

（二）“以和为贵”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精诚合作的团队精神是企业成功的保证。如何在“以和为贵“的思想下，培养职工团队协作精神，确立共同的企业目标，以达到“内求团结，外求发展”的局面是每个企业领导层需要学习和探索的。张瑞敏带领的海尔团队无疑是将“和”的理念发挥的淋漓尽致的代表。海尔把自己的价值观定义为“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共同价值高于个体价值，共同协作的价值高于独立单干的价值，社会价值高于利润的价值。”而这种文化牵引力确保了海尔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员工满意度达到最大化，从而奉献出最好的产品。

（三）“义利并重”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现代企业要富有活力，要在竞争中取胜，单靠物质刺激和行政手段己不能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还要靠“理想”、“信念”、“义利并重”的价值观。现代企业的价值观，必须是有利于企业和职工正确对待和处理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深圳三九贸易集团一直主张：先义而后利者荣。在其1995年与法国一家贸易集团结算时，因对方疏忽而少收了三九集团7000万法郎。该集团毫不犹豫的退还了这笔巨款，赢得了业内良好的信誉，在“利他”的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与效益。

（四）“至诚守信”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人无信则不立，商无信也不立。现代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务必要把握两点：树立契约意识，塑造“诚信为本的企业形象”；确立道德理念，维护“至诚守信”的企业信誉。这是现代企业长远生存与发展的基石。青岛啤酒深刻的明白这个道理，并身体力行的将这种理念运用到每一次交易与合作中。2001年青啤与新加坡一家啤酒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曾经约定：若甲方欲转让其余49%股权给乙方，转让价格按协议确定的定价原则计算”。2003年外方提出转让股权，尽管当时因市场环境不利，致使经营效果不尽理想，青啤公司还是信守承诺，坚决执行合同，保持了优异的合同履约率。这正验证了青啤董事长所说过的：青啤的百年基业，可谓诚信为本。

三、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儒家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有几集的一面，也存在消极的一面，即既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良莠混杂，瑕瑜互见，对此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照搬照用，应该坚持批判继承、去糟取精的原则。

例如，儒家所倡导的“礼”，核心在于维持上下等级关系，“存天理，灭人欲”。这种思想拿到现代企业中就演化成消磨人的进取心和发展欲望，这是竞争

型社会所要不得的。再如，在管理目标上，儒家思想更强调“朝纲独揽”，“分权制衡”，这与现代企业所需的“权责分明”“各司其职”是相悖的。权谋之术不能代替科学管理，企业与社会的长远发展需要人治更需要法制。

所以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明的辉煌精神文明成果是值得学习、继承的，但是每种思想都有其历史的适用性和局限性，面对全球化的现代市场经济时代，我们应该吸取其中的优秀成分，让其在现代企业的发展中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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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华新.儒家人本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J].商场现代化，2006,5:130

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 篇10

儒家思想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越来越引起国内外理论界的关注和探索,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经济、儒商等新词汇不断地被人们使用,并注入一些新的内容.对儒家文化进行研究,扬长避短地应用于企业文化管理,将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以下论及的十个方面就是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必须予以重视的因素.

作 者：徐俊菊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河北,石家庄,050061 刊 名：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CIALIST COLLEGE 年，卷(期)：20xx “”(3) 分类号：B2 关键词：

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儒家文化 篇11

关键词：儒家德性伦理;文化内涵;现代价值

《中庸》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1]由此，儒家先贤们注重于把“仁爱礼义”的情感关怀与“礼乐教化”道德教育建构结合起来，倾向于在人的内在德性情感关怀中确立外在的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理念，在外在的道德教育建构中体现人内在的德性伦理情感需求，以凸显出人内在德性伦理情感在人个体中的思想伦理道德体系建构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儒家德性伦理理论基础的重要特性。儒家德性伦理的情感需求是建立在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之上的，这是儒家在道德上对个人的理性精神关怀，这使儒家传统伦理思想有了生活的内在定义，为儒家士人、君子、圣人的安身立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儒家很看重各种“教化”思想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和作用，倡导仁民、爱物、爱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情感，重视德育，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德治”，从先秦的孔孟荀到宋明的程朱陆王，无不蕴涵着儒家丰富的德性伦理和深刻的教育思想，儒家也切实重视基础理论和现实实践的结合和统一，极力化解现实社会中的外在道德规范与个人内在情感文化的自觉结合。这对于加强和提升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仁爱礼义”内在德性情感文化特性

儒家德性伦理的出发点是以古代封建宗法制度下的血缘关系为基准，儒家认为人的内在伦理建构过程基本上从血缘关系的情感体认开始阐发的。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关系的存在方式，由此而引发的宗族之间的血缘之情，自然是真实的、质朴的、稳定的、长久的，对它的深度体认事实上蕴涵着人类最高贵、最深沉的德性情感文化意识，很容易激发人在社会实践中的道德自觉性。儒家德性伦理的情感体现是一种稳定性很强的道德水平，对现实的个人而言，这种德性伦理特性自然延伸到社会中的各个方面。儒家有了这种高尚的德性伦理品质，在人的内心世界开始凝结成一种强有力的道德力量，逐步冲击到人的外在世界，并逐步化解人内心的德性伦理情感需求与外在实践道德要求之间的矛盾冲突，为国家和社会的道德规范建立、实施奠定其坚实的思想伦理基础，并为后世有志文人所尊崇、所执行，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和动力源泉。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及陆王心学一直积极的推行和倡导知行统一的伦理实践标准，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德性伦理，通过特有的教化过程，折射到一个人的现实实践，自然就有什么样的德性实践行为。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其自身对传统儒家德性伦理的汲取和吸收有着天然的优势，这种优势的转化必须要依靠广大人民内在德性情感文化的自我熏陶和教育意识的自觉遵守，显然，儒家德性伦理所展示出来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仁爱礼义”内在德性情感文化特性，为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广大公民思想政治教育的自觉性培育和实效性提升提供了有益因子及有利因素。

儒家认为，家庭及宗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古代封建社会最基本的人伦关系和人际关系，这种关系的维系需要德性伦理的情感理性来做基础和铺垫。“仁”是儒家德性伦理最原始的情感体现，也是儒家思想文化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在孔子“仁”的道德理念和实践行为中，主要体现为孝悌。“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2]（《论语·泰伯》）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同[2]P4（《论语·学而》）在圣人孔子看来，血缘关系中所蕴涵的“仁爱”理念比较容易被人们在情感认同上达到共鸣，并且这种共鸣能超越时空的限制达到永恒。此种自然情感的体现应该在现实社会关系中得到认同，不然很难持久和稳定，也难以真正得到具体的实施和实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同[2]P14（《论语·为政》）孔子认为，作为孝子只有物质生理的孝顺，而没有真实情感的全心投入，是绝对不会达到“仁”的基本标准和最高境界。孔子由此深发，就出现了仁、义、礼、智、信等德性条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忠”“孝”“智”“仁”“勇”等德性伦理思想，为千古后世有志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奠定了理论来源，这带有很强的个人情感价值和社会普世价值。孟子曰：“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3]（《孟子·尽心上》）“进而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具体的伦理道德运作及实践模式，这是儒家“仁爱礼义”情感体认下文化内涵的生命张力，再加以扩展和延伸，逐步衍生出社会性的德性伦理准则和文化实践规则。

儒家的德性重建主要体现在“仁孝”思想的发挥和延伸上，“仁”是儒家德性的全部思想内涵和体现，“孝”是儒家“仁”德行为要求和伦理准则的最高标准。血缘情怀的自然体现是儒家德性伦理规范建构的基础和前提。《孝经》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4] “孝”贯穿于古代封建社会“上下无怨”的德性之大道，它统领着封建王朝统治者思想德性行为的全部，血缘亲情是其为人处事最基本的伦理原则和现实出发点。在人与天地、人与社会、人我之间的伦理关系中，若个体之人能够尽己之性、尽人之本性、尽物之原性，在现实的社会人际关系的情感体验中达到“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人就可以使自我内在的喜怒哀乐等情感要素“发而皆中节”。《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同[1]P23以中至和是儒家德性伦理的实现路径和主要目的。《论语》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同[2]P7（《论语·学而》）中和礼用是儒家德性伦理思想的自然法则，它影响了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几千年，稳定了国家政权，规范了社会秩序，造就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世界美誉。

二、以人性向善为基础的“礼乐教化”外在德性伦理特性

在人们正常的现实社会生活的自然行为中，作为有德性的人来说，真正是否能做到“发而皆中节”，这与人的各种外在情绪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亚圣孟子是儒家德性伦理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他主张从人的自我本性出发，人的自我内在情感是本善的，是有善的自我要求和规定的。孟子的性善要求与人的外在世界的自我情感发挥和表现应该是相一致的，从而在这些途径中折射出人性为善的德性光辉。这是孟子对孔子“仁学礼义”的继承、发展、充实和完善，以自己独特的心性来体认和重建孟氏的“心善”之学。孟子在继承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具有善性的“四端说”，在孟子独特的视野里，“仁”、“义”、“礼”、“智”皆是从人性本善的德性伦理发展而来，是主张通过后天对人内在固有的“善心”有所发挥和体认，而最终得出的教化结果。紧接着孟子又阐释说，孟子注重自善正己，通过对人自我内在情感的提升和转化，经过“尽心”、“知性”、“知天”来逐步实现“向善”的德性发展和延伸。其实，人自我德性的实现是成己、成人的发展过程，每个人都拥有自我的本性，但其本性的自发与体认是需要用善心来逐步提升和铸就的，具体来讲，个人的德性主体是对自我善的本性的发挥和体认，并向外进行逐步的扩充和提升，进而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覆盖和折射。孟子用仁义礼智这些具体的德性因子来推广“人性善”的社会教化，通过社会的“礼乐教化”真正达到“仁”的至高境界和最高实践标准。

作为生活于战国末期的荀子，他不但继承孔子的“礼”，并创造性地发展了儒家德性伦理思想，提出了“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得益彰。荀子认为，“人性恶”是个体人的自然属性，荀子对人性的阐发和体认是深刻的，也是有独到见解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5]（《荀子·性恶》）荀子认为的“今人之性”包括“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生焉”。同[5]P434（《荀子·性恶》）人性之恶是基于人的生理本能而自然引发的，这种自然的引发是受到外在“礼乐”的德性控制，荀子主張可以“化性起伪”。其主要的教化方法就是通过礼乐的现实约束，再加以仁义德性伦理制度的约束，才能使社会和谐稳定、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同[5]P435（《荀子·性恶》）若不按照荀子的做法去实施，天下就会大乱、不稳定，人民就会生灵涂炭。儒家德性伦理的思想内核是“仁”，而“仁”的实现必须通过“克己复礼”，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同[2]P121（《论语·颜渊》）可以看出，礼乐教化是儒家德性伦理得以实现的主要手段与方法，从而达到社会的稳定和谐，国家的长治久安。荀子提出对于“性恶”者要“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法以禁之。”同[5]P440（《荀子·性恶》）通过礼义之法、刑法制度来化解、控制人内在的“性恶”，从而进一步达到“性善”的最终目标。荀子就顺势提出“化性起伪”，追求善的至高境界。“故圣人要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仪，礼仪生而制法度。然而礼仪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同[5]P438（《荀子·性恶》）荀子认为的真正“圣人”是要用“礼”来“养欲安情”，来成就自我的。“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者。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同[5]P33（《荀子·修身》）荀子十分洞悉儒家德性伦理的情感实质，认为人内在的情和外在的礼是相互映衬和相互转化的，其具体的实现路径是以礼化情，礼然而然，情安于礼，追求的是“礼化”的人生轨迹和人生性情。

荀子在实现“化性向善”的同时，也明确加重了后天“心知”的分量。荀子以礼正身，以礼乐的儒家德性实践来修正人的性情操守和提升人的善性境界，从而达到儒家倡导的自我人格修为向善的至高境界。荀子综合了人的性、情、欲，并加以结合而明确阐释，并逐步建立起儒家德性伦理中安礼守法、积极向善的社会伦理法则。情是儒家德性伦理的原始内涵，情感是儒家德性伦理的内在深刻体验和主要精神动力，但理性的德性伦理制约也是必备的。情作为人类最原始的本能欲望，其内在的原始积累和理性深发是需要外在的影响和激发，一旦失去内在情感的合理集聚，人之礼乐教化将无从谈起。人的善性和情礼的合理统一和积极转化是儒家德性伦理的本质提升和外在转化。儒家德性伦理是以人性向善为基础的，这种外在的思想伦理情感是人性在现实社会中的德性体验，需要人积极的情感深度体察和理性体认，作为德性的文化主体在与他人获得情感上的认同与共鸣的同时，来结合自身成就自己独特的文化德性，来增强情感教育的实际效果，这与孟子主张 “存心”、“养性”，强化人格品性是有相通之处的。在儒家德性行为的实践过程中，个人修养、社会教化、礼仪规范等伦理道德认知途径借助于人本身情感的需求和提升，使个人内心情感与外在需求之间达成平衡，并逐步的涵融与转换，使人的德性伦理价值在内修和外化的配合和统一下，使人的德性伦理自觉能充分展现。

三、以礼养情“中和”的情感文化归宿和德性伦理追求

儒家德性伦理的文化诉求主要关注于修己、仁爱、忠恕，以仁德之心来贯穿于或渗透于中华传统封建统治者的政治生活和布衣平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其主要的社会实践价值在于修身成己、推己及人、仁民爱物、治政用世，从而达到“天人合德”儒家至高的德性伦理境界，以至于影响了中华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儒家德性伦理的逻辑起点是关注于人性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终极实现，而人性的自然属性是人特有的情感理性生活，在人文德性伦理的文化支配下，儒家创造性的用“礼养情”的办法去合理化解现实伦理生活中遇到的诸多困难和问题。人对情感的体认和追求是有层次高低之分的，人的德性伦理内涵是对人性的合理把握和理性制约，情感的真正体验和德性伦理的认知掌握，是儒家道德生活的价值体现和生活呈现，亦是儒家倡导真正“安身立命”的最终归宿和伦理追求。儒家的仁爱之心有着深刻的感情意蕴，也有着高尚的正义追求，仁爱情感的“中和”之态是儒家德性伦理的普遍指向，具有无限的生命价值，儒家德性伦理的价值扩展越大，与社会的融合越紧，人的精神境界也就越高，普通人就会像尧舜一样成为仁德和圣德的道德模型。儒家德性伦理之所以生生不息，这主要得益于儒家具有汲取、吸收各家思想精华的同化及融合的再造能力，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同[2]P140（《论语·子路》）儒家以“和”的文化视野来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各种复杂关系，这是儒家关于处理社会关系及治国理政的德性原则和文化智慧，儒家德性伦理“中庸”的处事哲学在于执两用中，不偏不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作为君子的标准，“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同[2]P60（《论语·雍也》）此种“中和”的思维模式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世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增进民族的团结与和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儒家德性伦理主要是把精神境界作为人性情感的最终归宿，主张在情、理、事的相互交融中深度体验和感受人生的活着的价值和意义，儒家君子的人格魅力及道德品性只有达到“中和”的文化境界，才能化解现实社会生活中所面对各种压力和困境。现实社会道德的实现路径主要是通过儒家礼乐的教化和礼仪的尊崇才能坚定人的道德意志、信念和追求。麦金太尔提出，“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6]儒家德性伦理运用“礼“的教化将人的情感导向了和谐精神文化境界，肯定了理性化的情感需求来取代感性化的情绪体现，说明儒家德性伦理注重于对人的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人是一个复杂感情和情绪的综合体，同时具有理性和感性的双重心理体验，情与礼的交融与互补是儒家教化思想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这是人内在和外在情感统一体验生命的最终意义与最高价值。儒家德性伦理的思想主张用“礼”来安养人内在的独特性情，并逐步走向“和”的最高境界，儒家的圣人境界是天、地、人三者和谐统一的最高体现，这种体现需要用现实社会的“礼”来具体实现。儒家德性伦理的精髓在于“礼”的判断与实施，“礼”是源于对人性善恶的判断与甄别衍生而来的，其主要目的在于调节与中和人性与万物之间的各种矛盾。“礼”是儒家德性伦理的内在规定性，只有顺应人性的自我需要，发挥自在之心，注重于人性内在的自我调养，才能成就真正的“礼”。

儒家倡导的德性伦理主要是针对于人的内在心灵和独立人格的建构，同时要实现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向善而趋向于和谐的理想社会状态，以人本的价值为最终指向，以中和的理性思维来充实自我德性的道德实践，把人与社会的和谐存在作为其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由上文可知，荀子积极倡导和呼吁上至君主、下至布衣百姓都應遵守礼义的道德规范，满足天下人对道德的生活需求和德性的自我完善。百姓看重修身是为了自己的行为举止合乎于社会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而君主修身则是为天下人树立道德之权威和模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自我的欲求和外在的理性约束，这是人类德性的本质属性。事实上，欲求是人性的本能使然，然而以礼来滋养人性的欲求，使其人性更加“人性化”，这是儒家礼乐教化思想的主要目标。人的心智性情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和现实规定，人后天的理性培育是以外在的礼来规范人内在的心智性情。荀子这种以乐教与礼教相结合的教化思想，其目的是让人们在典雅静穆的音乐声中，去体悟天地间的自然和社会秩序的庄严、天人一体、天下一家的和谐，加强群体的团结凝聚，并且，在不知不觉中把遵守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内化为一种自觉的个体的道德情操和审美体验。[7]显然，儒家以礼养情的“中和”思维方式，折射到儒家现实个人的情感文化归宿和德性伦理追求中，主要是用“礼”调养人的欲望诉求，以礼乐养人心，教化及端正人心，是儒家对人之情感理性的提升的有效途径和实施办法，这对凝聚民族向心力和团结各种民族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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