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企业文化比较

中日韩企业文化比较（共8篇）

中日韩企业文化比较 篇1

日本、韩国、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总体上都属于儒家文化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在文化的基本结构上又表现出很大的差异。经济的发展都是从外向型经济的补偿贸易开始起步，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并没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当经济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向更高形态转化的时候，不同的国家开始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日本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韩国也基本上完成了向高级经济形态的转化，中国虽然仍然以外向型劳动密集型经济为主，也走到了要向高级经济形态过渡的关口，一些比较领先的企业已经开始了初步的尝试。尽管发展阶段不同，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其中比较发现三个国家在进入经济高级发展阶段之后在企业发展模式上表现出来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和各自民族文化的关联性。借用在中日韩三国都比较流行的围棋术语，可以简称为“金角、银边、铁肚皮”。

围棋的规则是博弈双方谁最后围的地盘比较大谁成为胜者，因为下在角上可以借重两个边围空，所以落一个子的效力也最大，边则次之，而在中间落子的效力最低，所以就形成了所谓“金角、银边、铁肚皮”的潜规则。同样，我们知道企业的经营活动，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要包括基础技术、元器件、产品设计、产品生产、营销、服务等各个环节。越是往上游走，就越可以用比较少的资源占据比较重的环节。而在中间的制造环节要“做空”(取得收益)，就需要比较大的资本规模和投入。台湾宏 电脑公司董事长施振荣提出的信息产业链的“微笑曲线”正是反映了这样的现实。

日本企业产业竞争的重心和核心优势在基础元器件，即“金角”战略，韩国企业则是在产品设计，即“银边”战略，而中国企业的竞争重心是在产品运营环节，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选择，中国企业实施的是“铁肚皮”战略。

日本“兵文化”

支持的“金角”战略

日本在从低级产业向高级产业过渡的阶段，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大量购买基础专利，但是能够在基础元器件上建立起来自己的全球优势，还在于把专利和自身国家的国民特点进行和有效结合。使得产品在稳定性、微型化上达到了其他国家无法做到的程度。日本在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之后仍然具有竞争力的企业，都是有效维持了核心器件上的独一无二地位的企业。战略领域资源学派的代表人物普拉哈拉德在关于核心竞争力的奠基文章中分析，佳能的核心竞争力是其“微缩光学能力”，佳能公司依靠这个核心竞争力进入和“微缩光学”有关的很多产业，比如复印机、传真机、照相机等，而丰田公司则主要依靠其在发动机上的核心优势。

日本的民族文化和日本人的性格特点也支持了日本企业在核心器件上优势的确立，一个是日本人做事的比较精细，可能是长期生活在资源贫乏空间狭小的岛国，日本人善于在一个小空间内布置的井井有条；另外就是日本的团队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使得其企业的管理成本比较低，美国一篇分析文章比较一个日本企业和美国企业的差别，一个同样规模的制造工厂，美国的管理人员高达上百人，而日本却只需要几个管理人员就可以达到更高的效率和产出。所以概括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可以用“兵文化”来形容。在这种文化的支撑下，日本形成了以关键器件为核心的“金角”战略。

韩国“将文化”

支持的“银边”战略

以三星、lg、现代等一批跨国公司的崛起为标志，韩国经济完成了向高级形态的转化。以名声最大的三星公司为例，三星利用信息产业向数码时代转型的契机，在手机、平板电视等数个产品上形成了世界级的规模，尽管三星在产品上的优势某种程度上受益于其在内存、lcd上的先期投资，但三星真正的优势在于其工业设计能力，它对市场变化趋势的把握及基于市场变化趋势的产品开发，是三星真正的特色所在。

三星总裁李健煦有两句话可以很好的代表韩国民族的个性特点，一是“21世纪是一名天才能养活一千人甚至一万人的时代。”说明韩国企业管理非常重视对“将才”的选拔和作用的发挥；二是“除了老婆孩子不变，其他都要变”，说明其敢变善变的特点。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认为韩国人自称为东方的爱尔兰人，作为备受欺凌的民族，逐渐养成了一种倔强不屈的性格，同时非常感情化、有血性。这种文化特点使得韩国企业比较适应产品开发上多变的特色，形成了以产品设计为核心的“银边”战略。

中国“帅文化”

支持的“铁肚皮”战略

中国一些比较大的企业最近的一个动向比较值得关注，那就是联想、海尔、tcl这些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市场崛起的比较优秀的民族企业，在企业的二次创业选择上，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基于运营管理规划企业发展的战略。联想在收购ibm电脑业务之后，事实上更强化了和戴尔类似的电脑销售公司的企业定位；海尔ceo张瑞敏也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戴尔的关注，海尔近一段时间着力推进的流程再造、“人单合一”战略变革，本质上也是一种基于运营管理的企业战略，我们还看到这些企业在向核心技术突进上基本上都选择了回避的策略，或者企图通过并购来满足产品技术上的缺失。

【范文网】

在创新被提到国家战略高度、全民呼吁核心技术的舆论环境下，是不是这些企业不思进取？不能这样简单下结论，更可能的是，这些企业家在带领企业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越来越感到现在的民族文化个性对向核心技术突破的制约，甚至不可能。华为等通讯领域的企业在技术上的突破并不能作为反例。从企业发展的形态来说，华为应该说还没有达到海尔、联想同样的发展程度，比如海尔在冰箱领域、联想在电脑领域已经取得了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华为还没有做到。华为本质上现在还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只不过它是在技术行业的劳动密集，赚取的是国外劳动力和中国劳动力在技术领域的差价。

与日本和韩国的民族文化相比，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文化要表现出更多的多样性。但有一些是共同的、甚至根深蒂固的，和日本的“兵文化”、韩国的“将文化”相对，可以称之为“帅文化”，从组织角度，比较注重企业核心的作用，中国在智慧谋略上的积累也大部分集中在“帅”上；从个体角度，则体现出比较大的自我灵活性，从而也带来组织的难度，所谓“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十个中国人是条虫”的说法。而无论核心技术、还是产品设计都需要严谨、长期、组织化的素质特点。所以，中国的领先企业选择在运营领域进行二次突破，至少是有不得已的一面，是否在这个领域能够形成基于民族文化的竞争优势，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如果用棋局来比喻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状态，那么美国担当着什么角色？美国担当的是标准制订者的角色；形象的说，美国就是那个决定棋盘是十七格还是十九格、是按点数决定胜负还是按围空决定胜负的规则制订者。业界有个流行的说法：一流企业卖标准，二流企业卖技术，三流企业卖产品，但是我们往往把卖标准简单化了，认为卖标准的就是制定出来一个标准然后就不劳而获的收钱，其实，美国企业担当标准制定者的角色，是由一系列长期积累的核心优势做支撑的，比如它的基础研发能力，它所拥有的全球知名品牌，甚至它在军事、金融、大学教育等方面的优势，都是美国企业能够作为标准制订者的内在支撑。

中日韩企业文化比较 篇2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自小大人和老师们不断教诲着我们:要大度、大气、大方，但有时还要“难得糊涂”，“大大咧咧”并不是不好，不要斤斤计较，千万不要“小心眼”，但同时还告诫人们“防人之心不可无”。以“大”为荣，思考问题如何从大处着想，大思路、大手笔、大蓝图、大福大贵、世纪大讲堂、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抽烟要抽“大中华”，说话办事要大众化，全国人民要大团结，农业要办大农业，教育要做大教育。

如此之“大”，并不都是好事，也曾惹出大灾难:如大跃进、大食堂、大字报、大鸣大放、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这些“大”字当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大运动、大举措，给中国人民留下了辛酸回忆、深深地伤害和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第一次质疑“大”，还是在1982年跟随日本著名水稻专家原正市先生，他的个子只有一米五十多，每次到试验田，他总是走在最前边。他告诉我:小有小的好处，如效率高、质量好、方便携带，节约能源，如小收音机、小照相机，最经典的就是小马达，不怕湿、不怕摔，优点全齐备。到日本学习生活时，日本的朋友们见到中国学生就夸赞:你们中国真大，我们日本太小。后来，韩国朋友也这么说，很有素养的中国朋友很谦逊地回答说:日本、韩国也不小啊，拿到欧洲比都是大国啊，卢森堡、丹麦、瑞士、瑞典、比利时、荷兰都是一千万左右人口的国家，有的国家才几十万。日本、韩国朋友们也有同感地说:是啊!新加坡也只有几百万人口，但世人都在羡慕和景仰的啊。三国的朋友频频点头示意，似乎找到共性，共鸣和同感了。看来，大度、谦和、谦让、大气量和大大咧咧，意味着不拘小节、求同存异，在处理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还是很有效的科学途径和人文思考，容易达成融洽与和谐。

中日韩这三个国家国土大小不等，但同样存在问题:那就是人口多，资源少，都在羡慕俄罗斯、加拿大的国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稀少，但不少人认为俄罗斯制造的产品太大、太重、太粗犷。受教育程度高的俄罗斯人正在或早已改进。产品虽然笨重，但俄罗斯士兵的大度与热情，让世人敬佩，两国军人你死我活地打了一阵激仗，俄罗斯士兵从战壕里扔过来一瓶伏特加酒和罐头让敌对手喝。

大有大的益处，小也有小的好处。钱钟书在他的《围城》内外的故事启迪人们:大小相宜、大小结合、优势互补、扬长避短。中国人的大度、大方，日本、韩国人要学习。马大哈、大大咧咧，在中国和韩国是很容易缓解同事、人际间关系，说自己是“马大哈”容易让对方放松，觉得随和、亲近而好相处，与中国人粗犷、大度、大大咧咧的气质相近的有韩国人的“差不多”、“没关系”意识，日本学者多有分析和批评。在日本不能说自己是“马大哈”，容易被误解为办事不认真、对人不负责任的家伙，以后在社会就难以得到大家的信任。即使如此，气(度、量)大，在日本、韩国与中国同样都是被认可和通用的社会价值观。

日本人事事从细微深处立足着想，办事很认真，计划性极强，非常准时守约，中国与韩国都要学习，日本医生的医术还是很严谨、精细和善始善终，因此即使国内患者愿意找留学日本回来的大夫做手术的例子并不少。但是在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上却要“大度”，“差不多”就“过得去”，不能斤斤计较，得理不让人，不依不饶，果真如此，这邻居之间的帐永远算不清楚。邻居之间更应“求大同存小异”、“君子和而不同”。

中日韩企业文化比较 篇3

[摘 要]对中日韩文化创意产品的贸易现状以及贸易竞争力指数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文化创意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总体上高于日韩，但从分行业看来，中国的贸易竞争优势集中于设计和工艺品等传统文化创意产品，新媒体等新型文化创意产品的贸易竞争力也有显著提升，贸易结构有待升级和优化。日本近年来虽然处于贸易逆差，但其贸易结构合理，视听、出版物的贸易竞争力优势明显。韩国的设计和新媒体贸易竞争力较强，贸易结构渐趋合理。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竞争力；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5）01-0084-05

Abstract：Fro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rade status quo of creative products and the trade competition index， it shows that the overall trad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s higher than that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Chinas trade competitive advantage is concentrated on the design and the crafts of traditional creative and cultural product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new media and other new typ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has been improved notably， and the trade structure needs to be upgraded and optimized. In recent years， although Japan is in trade deficit， its trade structure is reasonable； the advantage on visual products and publications is obvious. The design and new media of South Korea is much more competitive， and its trade structure is becoming reasonable.

Key words：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rade competitiveness； comparative study

一、引言

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正以新兴产业的姿态高速发展着，规模不断扩大，效益不断增加，已成为当前国际贸易中最具市场活力和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之一，也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鉴于现有文献对文化创意产业贸易研究的不足，笔者采用UNCTAD（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建立的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方法，利用UNCTAD数据库中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的相关数据，建立多种贸易指标，对2003—2012年中日韩三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竞争力进行实证和比较分析，以期为中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的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

二、中日韩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现状

UNCTAD对文化创意产品的分类为：工艺品（地毯、庆祝活动、纸制品、植物制品、纱制品、其他）、视听（电影、CD、DVD）、设计（建筑、时尚、玻璃制品、内部装饰、珠宝、玩具）、表演艺术（乐器、音乐印刷品）、新媒体（数码、视频游戏）、出版（书籍、报刊、其他）和视觉艺术（古董、绘画、摄影、雕塑、其他）[1]。这种分类方式基本涵盖了各国文化创意产品的定义，笔者为统一数据的口径，一致采用了此种分类方式。

在世界文化创意产品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同属东方文化体系的中日韩三国的文化创意产品贸易，也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见表1）。

由表1可知，2003—2012年，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额从381.8亿美元增长到1511.8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7.14%；进口额从29.91亿美元增长到141.9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3.66%，因此，中国一直是贸易顺差，是文化创意产品的输出国。日本文化创意产品出口额从38.32亿美元增长到77.2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3.96%；进口额从127.8亿美元增长到234.2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7.19%，因此，日本一直是贸易逆差。韩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额从39.67亿美元增加到57.6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4.9%；进口额从21.88亿美元增加到60.1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5.72%。尽管韩国的进出口总额在三国中是最小的，但10年里韩国从文化创意产品贸易输出国变成了输入国，贸易逆差逐年增大。

三、中日韩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竞争力比较分析

（一）基于国际市场占有率的比较

由表2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创意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在三国中最高，从2003年的17.06%上升到2012年的31.91%，提高了14.85个百分点。2003—2008年变化幅度不大，上升幅度缓慢，从2009年以后，国际市场占有率上升速度非常快，2012年已经超过30%，可见其出口规模在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即使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占有率仍然保持正增长。日韩的文化创意产品由于出口贸易总额较小，因此国际市场占有率也较低。日本在世界经济危机之前国际市场占有率呈波动上升的趋势，2006年达到最高，为3.14%，经济危机之后由于受到出口下降的影响，国际市场占有率有所下滑，2012年较2007年下降1.44个百分点。韩国与日本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接近，但总体水平低于日本，国际市场占有率的变化趋势是下降的，2012年较2003年下降了0.55个百分点，同日本相同的是，2006年和2007年韩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在近10年中最高，但2008年起，其国际市场占有率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二）基于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的比较

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是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计算公式为：

由表3可以看出，中国的TC指数最大，大都在0.8～0.9之间浮动，表现出比较强的贸易竞争力。日本贸易逆差的存在使其TC指数值较低，一直在-0.5左右，因此，文化创意产品总体的贸易竞争力比较弱。韩国的TC指数在2003—2006年之间基本保持在0.1～0.3之间，但从2007年以后TC指数变为负数，这是因韩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由顺差变为逆差所致，因此，韩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竞争力是逐渐减弱的。

由表4可以看出，在工艺品上，中国和韩国表现出比较强的贸易竞争力，中国的TC指数从0.78上升到0.85，韩国则从0.81上升到0.82，接近于1，因此工艺品是两国的优势出口产品，日本工艺品的TC指数均小于0。在出版物上，中韩的TC指数明显高于日本，中国的TC指数从0.26上升到0.46，韩国的TC指数则一直处于上升状态，日本的TC指数大多数年份都为负数，说明日本出版物贸易竞争力水平较低。

在设计上，中国的TC指数始终保持在0.9以上，日本的TC指数都在-0.55以下，韩国的TC指数自2005年起变为负数，近年来一直保持在-0.5左右。在新媒体上，中国的贸易竞争优势明显高于日韩，中国的TC指数虽然呈下降趋势，从0.92下降到0.75，但依然保持较高的贸易竞争水平，日本在新媒体上劣势较明显，近几年一直浮动在-0.5上下，可见其贸易竞争力不足。在表演艺术上，中国的贸易竞争力明显高于日韩两国，中国的TC指数浮动在0.8～0.9之间，韩国的TC指数在2003—2006年大于0，但是在2007之后变为负数，并且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在视觉艺术上，中国的贸易竞争力水平也明显高于日韩，贸易竞争力水平非常高。在视听上，中韩两国的TC指数均小于0，说明两国的视听贸易竞争力较弱，日本的TC指数则呈现出比较高的竞争优势，虽然2003—2006年其TC指数小于0，但从2007年开始，日本视听产品巨大的贸易顺差使其TC指数上升趋势迅猛，贸易竞争优势明显。

总体来看，中国的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竞争力最强，韩国次之，日本最弱。分行业来看，中国文化创意产品的贸易竞争优势集中在工艺品、设计、视觉艺术等传统文化创意产品上，这类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是中国一直以来的贸易强项。日韩之间的贸易竞争力差距也在逐步拉大，日本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竞争力在逐步减弱，此外，日韩与中国的贸易竞争力仍有很大的差距，在文化创意产品贸易上，中国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三）基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比较

由表5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创意产品RCA指数明显高于日本和韩国，可见中国文化创意产品总体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中国的RCA指数近10年来一直在2.5以上，说明中国的文化创意产品贸易比较优势十分显著，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从波动趋势来看，中国在2006—2009年有小幅的下降趋势，从2010年起，RCA指数又有了回升，到2012年升至3.21，可见中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比较优势是稳步增加的。而日本和韩国的RCA指数大部分年度均低于0.5，说明两国的文化创意产品比较优势不显著，贸易竞争力较弱。从RCA指数波动趋势来看，日本在2007年有小幅的升高，但随之却一直下降，韩国近10年来则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贸易竞争力逐步降低。

由表6可知，在工艺品上，中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RCA指数从3.98升至4.31，贸易竞争力很强，韩国虽然RCA指数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但仍保持在1.25以上，而日本的RCA指数则在0.3上下浮动，贸易竞争优势不显著。在设计上，中国的RCA指数近10年来一直在3.7以上，贸易竞争比较优势非常明显，日韩则基本停留在0.5以下，尤其是韩国RCA指数一直呈下降趋势，贸易竞争力较弱。在视觉艺术上，中国则具备非常明显的比较优势，RCA指数从2.79上升至3.16，贸易竞争力非常强，而日韩的RCA指数均在0.5以下，贸易竞争力非常弱。在新媒体上，中国仍然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RCA指数基本稳定在3.0以上，日本则在0.8左右浮动，比较优势不显著，贸易竞争力很弱，韩国近几年新媒体贸易优势有所增加，已具有中度贸易竞争力水平。在视听上，日本的贸易竞争力明显高于中韩，RCA指数从0.29上升至1.75，呈现出较强的比较优势。在表演艺术上，中日两国都具有非常显著的贸易竞争优势，RCA指数均在2.5以上，而韩国则呈现明显的下滑趋势，RCA指数从2.12下降到0.57，贸易竞争力已变得非常弱。在出版物上，中日韩三国的比较优势均不是太明显，RCA指数低于0.8，贸易竞争力较弱，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竞争优势。

总的来说，中国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最显著，贸易竞争力最强，韩国和日本的RCA指数相差不大，呈现出比较弱的贸易竞争力。从分行业来看，中国在工艺品、设计、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和新媒体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日本在视听上贸易竞争力非常强，在出版物上三国均不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

（四）基于产业内贸易指数的比较

产业内贸易指数也称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用来反映规模经济内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由表7可以看出，中国的GL指数很低，近10年来一直在0.2以下，说明中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方式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形成产品的单向流动，出口方式多为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日本的GL指数在0.5～0.7之间浮动，总的来说是产业内贸易占主导，即在文化创意产品上，日本既有大量出口也有大量进口，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深度较大。韩国的GL指数最高，2009年为0.99，几乎是完全的产业内贸易，可见韩国在文化创意产品上已经达到国际水平分工状态，文化创意产品通过本国的外部市场与内部市场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形成了双向流动。

从表8可以看出，在工艺品上，日本的GL指数明显高于中韩，中韩的GL指数近10年基本保持在0.2以下，日本的GL指数基本保持在0.5以上，贸易则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在设计上，韩国的GL指数明显高于中日，近年来一直在0.6以上，可见韩国的设计以产业内贸易为主，日韩GL指数均在0.5以下，两国的设计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在视听上，中日韩三国的GL指数都比较高，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GL指数都上升得比较迅速，产业内贸易占据主导地位。在出版物上，三国的GL指数都在0.5以上，以产业内贸易为主，日本在出版物上较中韩具有更高的国际分工地位。在新媒体上，中日韩三国在2007年之后GL指数均呈现上涨趋势，日韩则已经超过0.5，产业内贸易占主导，中国仍在0.5以下，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在表演艺术上，日韩的GL指数明显高于中国，在0.6～0.8之间浮动，产业内贸易占主导，中国GL指数在0.2以下。在视觉艺术上，日韩两国的GL指数要高于中国，2007年之后，两国的GL指数浮动在0.7～0.9之间，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而且较中国有更高的国际水平分工地位，中国的GL指数在0.1以下，几乎是完全的产业间贸易。

总的来说，中国的文化创意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是比较低的，大多数的产品GL指数均在0.5以下，说明产业间贸易多于产业内贸易，国内市场开发程度高于国际市场开发程度。日本文化创意产品中的表演艺术、出版物和视觉艺术的GL指数非常高，几乎完全是产业内贸易，国际市场比较成熟，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占有主导地位。韩国的文化创意产品在产业内贸易上发展十分迅速，是中日韩三国中发展势头最好的一个国家，产业内贸易化程度比较高，国际市场成熟，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优势地位，贸易竞争力显著提高。

四、结论

通过分析中日韩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现状和贸易竞争力水平，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发展十分迅速，进出口额逐年增加，贸易顺差也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但进出口结构不是很合理。设计、新媒体和工艺品一直占有较高的出口比重，但是包含丰富创意元素和创新思维的文化创意产品的贸易竞争力仍然比较低。

第二，日本文化创意产品的贸易竞争力相对较强，贸易进出口额逐年增加，贸易结构比较合理，但贸易逆差趋势明显。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视听、出版物和表演艺术等，注重产业链的衔接和加深，在亚洲地区的贸易竞争力处于优势地位。

第三，韩国制定了“文化立国”的方针政策，大力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逐步开拓国际市场，虽然从贸易顺差变为逆差，但贸易结构渐趋合理化，设计、新媒体和工艺品的发展最迅速，贸易竞争力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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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长春，李红，章超斌.中日韩创意产品贸易发展及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J].价格月刊，2012（11）：79-82.

中日韩三国文化 篇4

选修课,美曰其名”选修”,而实则是每学期必选的一门课程,当然根据自己的兴趣喜好而选择.选择课程的场面还真是壮观,十几个人早早地就守着电脑候着,只为选到自己想要的课程及喜欢的老师.和几个朋友一起,即使出于对文化的爱好,也是出于对本系老师的喜爱,决定选择这一课程”中日韩三国”.一学期的课程很快,不知不觉就要结束了,那就谈谈金威老师给我带来的知识吧!

谈及中日韩三国,大家都会认为中国是老大,因为我们作为中国人民,都知道中国历史源进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日本的文化,佛教等都是由中国传入,而韩国也和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亚洲三国,有着同样的黄皮肤黑头发,走在西方世界里,乍一看根本无所区别.而事实上,不管是从文化内涵还是生活习惯上,三者都有着很大的区别.首先,三国的文化精神有着不同,中国,都说是个文明古国,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人文主义,中国文化讲究一个”仁”字,保持一种和谐,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主张”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仁,义,礼,致,性,是中国文化的内涵,也是中国人的精神品质,中国的文化特质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增添了光辉,向世界传播了智慧,对于我们自身和整个世界都是一笔重要的财富.中国人的理性,向往自由,求实以及应变精神,先秦儒家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以前对于韩国,日本的了解,仅限于从电视书籍上得来,那些不同的风俗习惯,穿着打扮.还记得初中时英语课本上那个来自日本的小女孩,穿的衣服后面总会有个大大的蝴蝶结,还有韩国人的衣服,那时看着只是好玩,逐渐深入了解才懂得那是他们的文化.韩剧影响了我们这一代的少男少女,满满的都是帅哥美女,直到整容于他们而言像吃饭一样平常,这对我们来说接受不了的事实,对于他们.则是生活的一部分,必不可少.不同的文化给人不同的影响,也给人不一样的思维和视角.日本和韩国的文化内涵值得我们探讨.日本文化以”忠”为核心,日本取了”义礼智信,忠诚孝悌”,日本弘扬武士道精神,誓死效忠天皇.武士道在日本,作为一种思想,已达到了宗教的高度,起源于对领主对藩主的绝对忠诚.对上级的无限忠诚,绝对服从.崇尚武力和冒险.具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相比较于中国以仁治国的思想,日本不免显得暴力许多,这是中国人所不敢苟同的,但是既然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理念也就不奇怪了,我们要予以辩证的看法,正如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韩国,一个发展很快很好的国家,曾有人问韩国朋友,你们的国家为何发展得如此之好,有一位韩国朋友的回答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他说,在韩国历史上,每遇国家危难,韩国人都可以牺牲小我,成全大家.这在历史上是有例为证的.在1997年,亚洲面临严重金

浅谈中国文化对日韩文化的影响 篇5

浅谈中国文化对日韩文化的影响

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首先中国汉字的传入和日本文字的发展日本名族和世界上其他名族一样，很早就有了自己的口头语言，但是就日本的文字而言，它却是在中国的汉字逐渐传入日本以后才逐渐产生的。日本从最初没有文字到创造出自己独有的假名文字与“和汉混合”的文字体系，这个过程是全面学习和引进汉字，并且根据日本原有的语言对它滴化和再创造的过程。其次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始终具有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日本资本主义思想产生之前。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公元五世纪以前。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革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

我们知道，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现代化程度要比我们高，但韩国的现代化不是在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而是在对传统文化尊重、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韩国将儒家文化的精神，通过电影、电视，各种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儒家思想在现代韩国伦理道德观念中仍然在起作用。尽管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韩国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他们仍然保持着代代相传的孝顺父母和尊敬老人的风尚，如5月8日被确定为韩国的“双亲节”，以提醒人们重温渊源悠久的孝顺父母和尊敬老人的风俗。我们知道，2005年11月24日，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也就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以韩国的胜利而告终。可以说，韩国是以儒家文化立国育民的成功范例，被西方很多学者称作“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国度”。这一称号没有给中国，而是给了韩国，韩国没有抛弃和否定传统文化，而是把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了现代社会中，现代生活中，走出了一条具有韩国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中日企业文化比较研究 篇6

摘要：20世纪80年代初,企业文化就被提出,自此以后越来越受到企业界和理论界的重视,成为企业加强管理、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的内在要求。由于不同国家所处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企业文化现象也千差万别。本文将以中日为例，探讨中日企业文化的区别与融通之处,其融通之处是中日两国企业交流的基础，其区别则是互相借鉴、互相学习、互相提高的基础。如果我们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够在实践中吸取和借鉴日本优秀的企业文化,一方面能为企业文化建设带来新的思想，另一方面也能为中国企业进入日本市场奠定基础。本文也将结合松下和海尔的企业文化建设来展开讨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松下和海尔的企业文化就是中日企业文化的缩影。相关结论也为中国企业处理在日本发展时由文化差异引起的问题的解决提供建议。-

关键词：中日 企业文化 比较启示

正文：

1、企业文化的由来、内涵和作用

企业文化这一概念来自西方,企业文化的内容却形成于东方。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的企业界开始出现了企业的经营哲学,这就是企业文化的萌芽。到了8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日裔美籍管理学教授威廉·大内,凭借自己所兼备的日、美两国文化以及心理素质的优势,提出了企业文化理论。大内及其他学者发现一些企业中形成的特殊企业文化成为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经过总结、推广,被视为现代企业走向成功的管理意识革命,从而进入了以企业文化为核心的管理时代。

何为企业文化?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说法并不统一。我们认为:企业文化是本国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影响在企业中的具体反映,是企业所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意识、观念等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企业文化以企业精神为核心,由三个层次组成:

(1)最外层:即企业的物质文化层。包括企业生产经营的物质基础。这是企业精神文化的物质体现和外在表现,具有物质特性,构成企业的硬文化。

(2)中间层:即企业的制度文化层。包括企业领导体制、人际关系及其为开展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制订的各项规章制度。它是企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中介。

(3)最内层:即企业精神,属于企业文化的软文化,是企业文化的内核。物质文化、制度文 化和精神文化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企业文化的丰富内涵。

由此可见,企业文化实质上是企业内部的物质、制度和精神诸要素的动态平衡和最佳结合。其精髓是提高人的文化素质,重视人的社会价值,尊重人的独立人格。企业文化对企业和职工的行动发挥渗透、潜移、感染等作用,具有传统的企业管理方法难以相比的管理功能。它通过打破传统观念,树立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新观念,使职工理解经营战略,通过价值观体系的建立和调整,形成强大的实施经营战略的精神动力;通过组织制度的调整,提供战略实施的组织制度保证;通过科学文化技术培训,使职工胜任战略实施的职责。大量事实证明:企业成 功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全在于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企业文化在企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中国的企业文化的特点

早在企业文化没引进中国以前,不少企业中就存在着类似企业文化的企业精神:如“三老四

严”的“大庆精神”、“鞍钢宪法”等等。80年代中后期引入企业文化理论后,越来越多的企业提出了自己的企业文化理论,突出了以人为中心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企业文化在当代企业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有许多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自强自信、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翻开中国的近、现代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民为民主和自由的斗争一刻也未停止过,中国人民也从未被帝国主义列强下倒过。不屈不挠的斗争,磨练了中华儿女的意志和毅力,造就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在中国社会及当代企业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中国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也将表现出不甘落后、追求卓越的顽强精神。

（2）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产生于中国,因此在中国发展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理论有其得天独厚之处。诸如,儒家文化中倡导人勤劳、爱国、孝敬父母、和为贵、与人为善等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也是企业文化的灵魂。这也启示我们企业的领导者如何不只凭权力建立威信和征服人心,而靠“个人魅力”去影响员工,增强自身的道德、关心员工的成长等，这样才能等去获得职工的服从和信赖。

（3）“人治”、“ 情治” 与“ 法治” 相结合企业文化。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许多企业都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工作, 而且也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 但从总体上来说, 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活动仍然处在起步阶段, 所以法治化的局面并未真正形成, “人治”的成分仍然 相当多。诸如长官意志,说话随意性的和模糊性的习惯, 裙带关系等行为随处可见, 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发展历程。

（4）个性不明显。如果从作为个体的企业这个角度进行比较, 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也并未形成自己有特色的企业文化, 国外许多企业大多有自己的特色鲜明的个性化企业文化, 他们各自的企业文化实质上形成自身的象征和标志。例如美国IBM 公司的“ 服务”文化, 日本SONY 公司的“开拓者” 精神等都是与众不同的很富有个性特点的企业文化实例。

以中国代表性企业----------海尔公司为例。90年代, 建立企业文化在中国企业界被广泛提及。其中最具代表性企业是综合家电厂家海尔集团公司。海尔公司在短短的20年里从一个濒临倒闭的总校企业成长为跃居世界第五位的家电厂家。海尔之所以能实现快速增长,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自己优秀而独特的企业文化。海尔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 海尔公司的经营理念是以人为本、追求卓越、敢于创新。海尔按照广义文化观的要求, 以观念创新为引导, 以制度创新为手段,实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效果, 并以物质文化创新实现“敬业报国“、创世界名牌的企业精神与追求。海尔的文化管理, 是基于中国特有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 密切结合社会转型的现实, “兼收并蓄、创新发展、自成一家”(张瑞敏)的中国式管理的典范之一。张瑞敏认为,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主题是人, 因此人的意识和价值就有着特殊地位。海尔把人当作主体, 一切以人为中心的理念, 在企业内部营造信任人、关心人、理解人的文化氛围。你拥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企业就为你搭建多大的发展舞台。海尔的目标是创世界名牌, 振兴民族产业。这一理念与员工个人价值的追求完全一致, 成为企业强大的推动力。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 在创新理念引导下, 海尔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大到强, 从中国走向了世界。

海尔的企业文化是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成功代表，海尔摈弃中国企业文化中很多不适应现代化企业发展的因素，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企业自身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适应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的文化，是这种文化支撑着海尔的持续发展，我们很多企业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往往忽略企业文化建设，认为文化很虚，不如领导的决策、硬制度来得实在，花人力物力去搞企业文化还不如多买几套设备，这在短期看是对企业有利的，但眼光放长远一点，这就行不通，企业也许发展四年、五年后就缺乏发展动力了，到时企业还得花更大的代价去搞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做得好，员工素质就上来了，潜移默化地就按照企

业文化的引导去参与企业的各项任务，而且不用上级领导不停地指示才会去做，这样企业管理成本就下来了，另一方面，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也高。综合来看，企业文化是对企业长远发展百利而无一弊的，我们企业要牢记这一点。

3.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

(1)忠诚精神和“ 家”的 观念

“忠”和“诚”是大和民族价值观的最高境界,忠诚与否成为社会衡量个人人格的最高标准, 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企业考评员工最基本要求。以厂为家, 爱岗敬业, 企业就是员工家的缩影, 员工与企业保持家的血缘, 就是把企业当成家来看业的薪酬制度和激励机制主要是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资历等级制, 并通过这些强化企业为家的理念, 使员工与企业合为一体, 使员工对企业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忠诚心, 为企业尽忠, 对家长(企业主)感恩。日本企业广泛存在家族主义、家庭理念, 企业也在有意识地营造“家庭”气氛。在企业内, 员工与管理者、员工与员工之间有着家庭成员般的感受, 把企业看成是“自家的企业”;在企业外, 员工主动维护本企业的利益和形象, 以为企业服务为荣, 以企业为家, 有着崇高的自豪感。一个人一旦选择了某一企业, 其命运就同该企业联系在一起, 企业的成败与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 企业成为员工的衣食父母, 员工的经济地位完全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状况,甚至员工的社会地位也取决于供职企业的地位。所以, 企业内家族式的人际关系, 使个人对企业有极大的同心力, 每一员工都主动为企业的存续和发展而奋斗。在今天的日本, 一个人全部生活的幸福,实际上仍取决于他是否受雇于一个大企业。员工以“家”的态度来对待企业, 不仅是为了企业发展,同时也是为了自身利益。从企业角度看, 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感、经验与资历对企业的潜在贡献远比其他物质资源、资金、技术重要。企业也把员工视为家庭成员, 努力为员工提供物质保障和精神动力, 员工不仅是企业的一种生产要素, 也是企业的主人。

(2)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

日本企业虽然等级森严, 但在管理、决策上仍以集体主义倾向见长。日本企业的集体主义观念外化为团队精神, 员工的团队精神是以个人加入特定企业为前提的, 个人进入某一企业, 成为企业的一员,个人利益与企业命运即成一体并维系终身。日本企业十分重视并充分发挥非正式组织在企业管理上的效能。因此, 企业的团队精神不仅表现外在形式上, 而且也体现在心理感知上。日本企业非常重视集体努力与协作, 推崇团体智慧, 发挥整体优势, 讲究和谐统一, 培育共存共荣的团体意识, 企业认为员工的积极性是企业的重要资源, 企业要为员工营造一个愉快、温馨的环境, 员工也需要一个和谐、互动、认同的集体。个体被融合在团体中, 团体意识被强化, 个体要想在企业中获得成功, 必须与周围同化, 求同的企业文化客观上有利员工的责任感、事业心和团队精神的发挥。日本企业的决策方式是一种自上而平和, 自下而互相结合的集体决策形式, 既能群策群力, 集思广益, 保证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又能调动员工的参与意识, 使计划得到顺利落实。

(3)人本主义精神

日本文化吸收了儒学“人和” 思想, 还把它引入到企业文化中来, 并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 进而升华为人本主义。日本企业管理者认为, “人和”不仅是人生哲学和伦理观念, 也是企业的管理哲学。在企业管理中, 各项规章制度只是管理的外化形式,而企业员工共同的价值理念、群体意识和精神面貌这些是内在本质的东西。日本企业文化是在“和合”理念基础上, 经过潜移默化逐渐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日本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来培养人和使用人, 在企业生产经营诸要素中, “人”是最重要的资源, 没有高素质人的管理, 机器、设备、各种原材料就不能发挥最大效率。“人和” 是一种精神境界, 企业不仅是一个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体, 而且应当成为满足企业全体成员人文需求的精神家园。在企业管理者、所有者与员工之间, 员工与员工之间, 除了在本职工作上的通力配合外, 还需要不断

增加相互之间的亲密感与信任感, 努力创造一个友善、愉快、和谐的氛围, 使员工拥有极大的满足感、归属感, 能在工作中体味出工作乐趣。企业不仅要为员工创造舒适的工作环境, 为员工及家庭提供物质生活保障, 还要尊重员工的精神需求, 特别是为员工设计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人生舞台, 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使员工与企业成为一个集物质利益与精神需求合二为一的命运共同体, 使员工自觉、主动地为企业工作, 为企业发展着想, 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 索尼公司总裁盛田昭夫说: “日本企业的成功并无任何秘诀和不可与外人言传的公式。不是理论, 不是计划, 也不是政府政策, 而是人, 只有人才能使企业获得成功。

纵观日本的大量成功的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松下公司的企业文化是日本优秀企业文化的代名词。松下的企业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但其中最具特色、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自来水哲学。早在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建立之初,其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就以自来水的供给为例,阐述了他的创办企业宗旨及经营信念。他认为,松下公司所生产的产品,首先要价格便宜,广大消费者能买得起,其次要货源充足,保证市场的大量需求,就好比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自来水一样,既价格便宜又源源不断。按照松下的企业哲学,那就是社会培育了企业,企业应该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与此同时,企业也将得到社会的酬劳。松下的企业文化中另一重要层面就是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这点正是日本企业文化的最大特点。每当新入公司的员工进行培训时,经营者们都说这样一句话:松下公司是制造人才的地方,也同时制造产品,但在制造产品之前先培育人才。可以看出,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功的决定因素。松下公司正是因为拥有了这种优秀、独特的企业文化,才使企业经营获得了成功。

4.中日企业文化比较分析

（1）中日企业文化的共性。

中日两国同在亚洲，并且彼此毗邻，尽管中日两国企业文化的渊源存在着诸多的差异,但是,在社会结构、伦理道德价值观等方面仍具有一致性,这使得中日两国企业有着许多共性文化特征。如日本企业所倡导的“工业报国”、“团结一致”、“家庭式的美德”、“人和”与“忠诚心”,以及团队精神、家庭式经营等等,与中国企业所奉行和提倡的“富强国家”、“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爱厂如家”、“识大体、顾全局”、“以诚相待、以信为本”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儒家道德道德的影子。从这点上来看两国企业文化是共通的。

具体来说,中日企业文化的共性特征表现为:

1.家族化的特性。中日社会结构都有家族化的共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日企业的经营也都具有家族色彩。日本企业的家族式或泛家族式经营、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下国营企业的“铁饭碗”等等,都带有家族特征。由于家族是一个稳定的整体,不需要流动,是与生俱来的。这就促使企业员工终身全力在企业内部经营,缺乏流动性。员工把企业视为了包含浓厚道德意识的“第二个家庭”企业的经营者被拟化为社会家庭的家长。

2.稳定性。

社会结构的家族化保障了中日企业的稳定,但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束缚却使这种稳定走向了极至。中日传统伦理价值观均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较深,诸如仁、义、礼、智、忠、孝、和等行为准则已深入人心。特别是在日本社会中,“忠”被放到伦理道德准则的金字塔尖,是涵盖一切伦理标准的最高美德。员工进入公司,有一种对公司感恩报得,从一而终的感情。另外,这种忠诚还表现为对企业文化存续的认同,使得企业文化持久延续、难以变异。中国企业也有同样的特点,“铁饭碗”的观念长期使职工思想稳定,乐知天命,企业领导“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态,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业文化遵循其应有的模式一成不变。中古传统文化中的“中庸”、“平衡”也在引导企业追求平稳、中性的发展，既不激进也不萎缩，这在一

定程度上强化了企业文化的稳定性特征。

3.情感性、微妙性和亲密性。

由于中日企业文化都有视企业为大家族的特点,所以其中必然存在家族内部“和为贵”、“仁爱”、“礼让”等特征。具体来说,中国企业文化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以情感为基础,注重感情投资,倡导诸如“关心职工生活”、“互尊互信互助互谅”等等。日本企业常向员工昭示“礼貌谦让”、“感恩戴德”、“待人亲切”等信条,企业主、厂长、经理等扮演着严父慈母的角色,并通过自身示范和讲解,向员工传播企业经营哲学和人生价值观。

当然，作为两个相互毗邻的国家，其企业文化的共性特征远不止以上所列举的几种，只不过它们是两国企业文化中最具特点、最为明显的共性特征。这种共性特征是中日两国企业交流的基础，日本有丰田、松下这样的大公司，中国也有联想、华为、海尔这样成功的企业，有这样的企业文化共性基础，中国企业到日本发展或者说日本企业到中国发展就更有成功实现的可能性。你比如说华为到日本发展，派出中国的员工，招聘日本员工，建厂生产产品，两国员工或管理者需要交流、沟通，由于有一些共性文化的基础，沟通起来就方便自然很多，减少很多管理成本，我们很容易理解日本企业的家族化特性，因为我们中国企业也有这种特点，这样，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家族式经营我们中国公司就可以继承，完全没必要引入新的机制，同时在与其他企业的交流中，我们也能根据其文化特点推断它们的一些经营战略，这样对于中国企业参与与日本企业的竞争或合作都有利。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正是这个道理。

对于中日两国更多的中小型企业来说，出口进口是中日两国企业最重要的交流方式，这貌似与企业文化没什么关系，其实不然，产品设计、产品促销往往也体现着一个企业的文化，以产品促销来说，从本质上讲，产品的促销沟通过程也就是帮助顾客认知产品、改善产品形象的过程，从而也是提升产品竞争力的过程。在沟通过程中，准确地对目标顾客的文化心理的把握，以及对其意识深层中的愿望的迎合，往往可以使产品在广大沟通受众的心目中形成夺目的晕轮，从而使本企业产品轻而易举地抢占到顾客心灵位置的制高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到日本，因为有企业文化的共性根基在，所以我们企业设计产品、在日本进行促销就有优势，产品卖得好，企业就能发展更好。当然，这种优势在在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也同样体现。日本贸易振兴机构16日公布的“2011年上半年（1~6月）日中贸易”数据显示，贸易总额为1631亿5101万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9%，创上半年贸易总额的历史新高。这么大的中日贸易额也暗示这两国企业文化中强劲的共性特征。

研究中日企业文化的共性，以这种共性为基础，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为两国企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两国企业要把握好这样的契机，积极需求与对方的交流，追求企业的长远发展，实现两国企业的双赢。

（2）中日企业文化的差异性。

尽管中日企业文化深受传统文化中家族化、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相似特征。但是由于企业文化渊源上的诸多不同,也导致两国企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差异。具体表现为：

1.个体与群体

中日社会结构都表现出家族化的特点,其企业文化理念中群体意识都很强。但是在企业内部,个体价值观、个性自由的体现却差异明显。日本人很早就注意到个人主义在某些方面的重要的作用。但他们也清醒地意识到,极端的个人主义将会导致社会和组织协调的困难。只有将个人主义融入群体和谐之中,个人在群体中的价值才能得以充分的发挥。于是,他们将个

人主义与东方文化巧妙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既重视个人表现,又讲究群体和谐的独具特色的日本式“个人主义”。在对待群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强调整体和谐统一,但却忽视个性价值表现。特别是在传统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氛围中,中国企业“集体主义”中的统一、整体的一面被无限夸大,群体与个体被对立起来,对外缺乏竞争与协作精神,最终形成中国企业内部活性的不足。

2.物质与精神。

中日均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两国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却并不相同。中国把“仁”作为核心,常有“重义轻利”之举,即过分的追求名分道德,正当的物质利益要求被视为“利欲熏心”。这种轻视物质利益的传统观念导致了我国企业管理的激励结构失衡,管理者一味重视“精神激励”,而轻视“物质激励”对发挥员工能动性的作用。当西方现代物质利益观念流入中国时,“传统文化中提倡伦理中心的原则又与之发生了冲突,又出现了片面追求物质刺激的倾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反映出中国企业文化中对“义”和“利”理解的不足。日本人习惯于把外来文化加以“日本式”的改造。在对待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方面,他们既看到了儒家文化中“重义轻利”思想对企业发展和员工激励的局限性,也认识到在一定条件下中国儒家文化中节欲、勤奋的观念,对企业发展壮大和员工激励的积极作用。他们巧妙的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双重性,把获取物质利益视为人的正常需求,用物质利益激励员工去努力工作,同时教育员工应勤俭节约,不必奢侈浪费。这样,“他们既接受了中国儒教崇尚简朴、勤劳的美德,又巧妙地避开了中国文化中抑制物质欲望的观念”。二战后,日本工人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欧美国家的工人,但个人储蓄率却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正是日本的高储蓄率,帮助了日本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

对于中日企业文化差异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企业文化中的局限性，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并不成熟，日本经历二战后迅速崛起，已形成了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其企业文化也相对中国更为成熟，这使我们应该认识到的。认识到这种差异是中日两国企业文化相互学习的基础，特别是对中国而言，这种差异为我们的企业向日本企业学习提供了契机，我们要学习日本企业如何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结合来发挥企业文化巨大的引导作用，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来发挥巨大的激励作用，学习如何将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理论与国内传统文化相结合。。。这都是我们企业想进一步发展必须去做的，去学习改进的。

5.结语

企业文化的机能就在于给予企业共同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据此能够统一企业内部,形成巨大的“合力”,发挥出“整体效应”，企业文化的建设是现代企业走上长远发展道路的基石，企业文化不是一朝一夕能形成的，它需要企业的长久积累，通过学习先进的企业文化企业可以为自己企业注入新的文化基因，不断升级改造原有文化中不足的方面，以此支撑为企业的长久发展。通过中日企业文化的详细比较，一方面，我们能看到两国企业文化中共性的特征，这些共性使我们两国企业交流的基础，也是交流的机会，它能促进两国经济上的发展，为双方企业提供契机，我们中国企业要把握好这样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发现两国企业文化中的差异要素，差异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也有其要性，因为它可以增进双方的优势互补，只要运用得当，对方优秀的企业文化完全可以用来完善自己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不足。整体上看，日本的企业文化建设更有其先进之处，日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吸收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并结合自身条件，形成日本独特的企业文化，是这种企业文化支撑着日本企业的长足发展。所以才有了世界著名的丰田、索尼、松下……..中国企业最缺少的还是学习力，企业文化建设尤为如此，我们很多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固步自封了，没有学习的动力了，企业文化没有新的基因注入，老的模式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这样的企业必然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中国的企业要认识到这一点，这也能从日本文化建设中学习来，要将这种学习力融入到企业文化中，这是根本，这种学习能力注入企业文化中，必然引导企业积极寻求与外界交流，这样才能学到先进的管理经验，将其引入企业文化建设中，让企业文化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动态是相对于外界环境变化，平衡是相对于企业已建立的文化。只有如此，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才能适应新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只有如此，企业文化才能成为促进企业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潘承烈.中日企业文化荟萃[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6.48.（2）万成博.日本企业领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51,150.（3）孙健.海尔的企业文化[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2,9

（4）陈丽华,等.透视日本企业文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东北大学学报,2003,(3)

中日韩企业文化比较 篇7

中日韩三国均推行全国性的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即高考),其成绩是考生能否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唯一指标,因此,高考对基础教育的指挥棒效应十分明显。由于三国升学考试的英语科目均以读写能力的考核为主,导致英语教学多年来一直忽视对听说能力和交际能力的培养,学习者的语言运用能力较弱,招致民众的强烈批评[1]。为突破这一困境,中国、日本和韩国均将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作为英语课程改革的总体目标。

作为中国最新一轮英语课程改革的标志,《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明确要求,学生应通过大量语言实践活动形成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为真实语言交际打下基础。修订后的英语课程标准(2011)进一步强调,此次英语课改的重点就是要改变过分重视语法和词汇知识的讲解、忽视学生实际语言运用能力培养的倾向,促进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发展[2]。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英语课程改革纲领《培养“能使用英语的日本人”的行动计划》指出,英语课程改革的目标是提高国民的英语使用能力,使其达到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的水平[3]。韩国第七次课程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外国语科教学大纲》规定,要培养国民基本地用英语与人交流的能力,并提出基础英语以交际教学法为主、以培养听说能力为中心的教学要求[4]。

二、指导理念与具体措施

1. 指导理念

为实现提高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课程改革目标,中日韩均以交际教学法为指导,对课程体系进行重新设计。但在交际教学的具体实现方式上,三国有各自不同的选择。中国的英语课程改革强调以任务组织教学,力图让学生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通过体验、实践、合作、交流等方式,学习和掌握英语,并做到熟练运用。因此,教师应从学生的学习兴趣、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出发,设计形式多样的学习任务,努力做到语言教学真实化和语言课堂社会化。韩国的交际法教学则强调“浸入”,通过提供全英文的教学环境,努力使教学过程交际化。韩国政府为此双管齐下,在课内环节,要求中小学英语课堂实现全英文授课;在课外环节,花费巨资建立十几个“英语村”,为学生提供使用英语的真实环境。日本的英语课程改革沿袭了本国英语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着眼于全球化时代日本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需求,特别强调对交流技能的掌握。但与中韩不同,日本文部科学省仅提出一个比较笼统的“语言活动”要求,并将小学阶段的英语课程定位为非正式的语言活动课,至于语言活动如何开展,相关的课改文件并未加以明确[5]。

2. 课程体系

在新的课程理念下,中日韩三国从学时、课程形式、课程内容多个方面对英语课程体系进行了改革。首先是提前英语学习年龄,将英语引入小学课程体系。中国从2001年起将英语定为小学阶段的必修课程,以三年级为起点推进英语教学,每周4课时。在上海等较发达地区,英语课程的起点甚至被提前至一年级。韩国的英语课程同样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改革之初每周仅1个课时,2008年修订为2课时。日本步伐较慢,直至2011才强制规定小学必须开设“英语活动”课,教学对象限于五、六年级。其次是在中学阶段设置多种形式的英语课程。韩国在高中二、三年级开设会话、讲读等多元化英语选修课程,日本也在初、高中各阶段增加了口语、口译等实用型课程。我国的中学英语课程设置虽然在形式上没有明显变化,但以新教材为载体对教学内容进行了较大调整,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侧重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培养。

3. 评价方式

由于升学考试的导向作用被认为是英语课程注重语法和阅读、忽视语言交际能力培养的直接诱因,对评价方式的变革自然成为英语课程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政策层面看,三国的改革举措均涵盖了课程评价和升学考试两个主要环节。在课程评价环节,三国都力图改变传统的终结性评价方式,逐步确立以形成性评价为核心的教学评价体系,鼓励教师基于对学生学习全过程的持续观察做出发展性评价,在关注学生学习效果的同时,更要关注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发展。对于升学考试,中日韩均着力加强对学生交流能力的考查。三国压缩了升学考试英语科目的语法内容,引入听力项目,以强调听说技能的重要性,同时提高阅读和写作试题的实用性,最终实现考核重心向语言综合应用能力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三国从不同角度对高考英语科目的有效形式进行了探索。中国计划从2017年起在部分省市一年举行两次外语考试,高中生在校阶段最多可参加两次考试,并取最好成绩计入高考总分。日本的思路是将社会考试引入评价体系,鼓励使用托福等社会英语考试成绩作为大学升学评价成绩,以此淡化英语高考的唯一性地位。韩国则尝试用独立的国家英语能力考试(SEAT)来取代高考英语科目,已于2009年起在首尔部分高中进行了试点。SEAT的运作模式类似托福,一年内举行多次,是基于实用理念的全方位英语技能测试,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按预期在全国推广。

4. 师资建设

作为课程改革的操刀手,英语教师的专业素质直接影响到课程改革的成败。随着英语学习年龄的提前、教学规模的扩大以及教学方式的转变,中日韩都出现了英语教师数量不足、教师素质落后于课改要求的问题。对此,三国均从教师来源和教师培训两方面着手加强师资建设,但具体措施迥然不同。中国的教育部门主要通过小学教师转岗(其他科目的教师转教英语)的方式来弥补因学习年龄提前造成的小学英语教师缺口,这更加剧了英语教师队伍专业素质参差不齐的状况。此外,考虑到我国地区发展的巨大差异,教育部门暂未设置基础英语教师的职业入门门槛,对在职教师也未提出统一的职业技能要求。相比之下,日韩主要通过加强对新任教师的聘用工作来解决英语师资的缺口,韩国从2009年到2013年分阶段共招聘本国英语教师2万多名。对新任教师,日韩均设置了比较严格的职业资格标准,日本要求英语教师必须达到实用英语技能鉴定考试(STEP)准一级、托福550分或托业(TOEIC)730分;韩国则提高了英语教师资格认证的考核要求,除笔试外,申请者还须参加英语听力测试和口语论述项目,以证明自己的语言交际能力。为弥补本国教师交际教学能力的不足,三国均聘用了大量英语本族语者从事基础英语教学。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日本推行的“协同教学”模式:政府每年斥资约5亿美元,通过“日本交流教学计划”聘请大量英语本族语者到中小学担任助理语言教师,和班主任协同完成教学任务[6]。与日韩不同,中国对外籍教师的聘用由地方教育部门主导,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

三、改革成效及影响

1. 课程负荷

课程负荷是课程目标、学习量和课程资源三个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负荷水平。相关研究以CEFR能力等级为尺度衡量三国的基础英语课程目标,并以教材总词汇数为学习量指数,以课程标准规定的课时数为课程资源指数,计算单位课时学习量,得数越大表明单位课时内需要学习的内容越多。结果显示,中国和日本的英语课程目标大致对应B1级,属中级要求,韩国略低,为A2级。与此矛盾的是,韩国单位课时学习量在三国中却最高,是日本的两倍[7]。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日本教育受“生本化”思想影响很大,承认学生在能力、性情、兴趣等方面的差异。高中英语分为必修和选修两个部分,必修课仅5个学分,要求很低,选修课21个学分,与中国的英语课程目标相当,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学生的英语学习负荷。而韩国政府虽然出于降低学生学业负担的考虑将课程目标设得较低,但一直强调英语的作用,在升学考试中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种高要求与低水平之间的矛盾,导致韩国英语补习班盛行,学生花费大量时间参加校外补习,学业不堪重负,招致韩国社会的普遍担忧和激烈批评。在中国,英语学习负荷过重的呼声也不绝于耳,很多学校实施“阴阳课表”,学生实际课时数远远超过大纲要求。

2. 教师认知

教师是课程改革的具体操作者,教师群体对来自顶层设计的课程理念和课改措施持有怎样的观念,直接决定其贯彻教改方针的行动路径,并最终影响英语课程改革的成效。相关调查发现,中日韩三国的英语教师对本国课改后的课程理念认可度普遍较高,大部分教师持有“交际教学法会更好地促进学习者英语水平的发展”这一信念[5]。因此,英语教师对教学过程相关的课改措施并未提出较多质疑,多数教师愿意在课堂上实践新的课程理念。但大部分教师对自身实现课改要求的能力表示焦虑。中国的英语教师,尤其是转岗教师和农村中小学教师,大多认为自己难以落实课改提出的教学方式[8]。在日本,英语教师对如何与外籍教师协同教学感到迷茫,并对自己的英语水平缺乏自信。韩国由于要求全英文授课,教师更是感觉难以胜任,真正执行者寥寥无几[5]。因此,课程改革对英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其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但与此同时,三国都未能提供充分的职前和在职培训机会,为教师适应课改要求给予切实有效的帮助。因此,广大英语教师虽然认同新的课程理念,但却很难改变自己原有的教学观念,课程改革落实到教师行动方面,收效并不显著。

四、差异分析及启示

对中日韩三国的英语课程改革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三国虽设定了共同的改革目标,但采用的指导理念不同,导致各国在基本一致的改革框架下,具体措施差异巨大。从课程设置、师资建设、评价体系各方面综合衡量,韩国课程改革力度最大,包括英语村的建设、以国家英语能力考试取代英语高考等诸多措施,都是对原有教学理念和教学体系的巨大撼动。从整体上说,韩国英语课程改革的成效是最直观的。韩国学生英语能力的提高是以举国上下对英语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为背景、以学习者高强度的学习负荷为代价的。韩国一直把民众掌握英语作为加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前总统李明博上任之初便将提升国民英语水平纳入施政纲领,韩国家庭对英语也高度重视,在英语教育上的投入大约是日本家庭的三倍。日本的英语课程改革收效虽不及韩国,但学习者在学习负荷较低的情况下,英语能力仍有一定提高,也有可供借鉴之处。日本教育承认学生在能力、性情、兴趣等方面的差异,使用社会考试成绩作为升学英语评价成绩以淡化高考的唯一性地位,这些都赋予英语教师更强的职业自主性,使其能够在教学中灵活选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从而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荷。

对照日韩改革经验,结合我国英语课程改革动向,可得出如下启示:首先,加强课程评价方式改革的顶层设计。高考改革酝酿过程中降低英语分值的呼声十分强烈,意在为英语学习减负,但日韩的经验表明,社会的高度重视是国民英语水平发展的必要保证,简单降低高考英语分值的做法必然弱化英语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对提高国民英语水平十分不利。评价方式的改革应跳出降低分数、增加考试次数、变动口语/听力分值等操作层面的思维,从顶层设计着手,对考核的能力分布、能力考核方式以及测试形式等诸多内容加以调整。其次,尊重学生的发展规律。研究我国中学毕业生应具备的核心英语素养,并根据不同学生毕业后使用和学习英语所需知识与能力的差异,研究构建适合我国学生使用英语的能力理论模型,据此设计核心大纲与扩展大纲,为不同需求的学生提供不同的通道,通过差异化学习降低课程负荷。

摘要：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的教育政策会受到他国教育政策和实践的影响,因此国际间的课程比较具有重要价值。中国、日本和韩国几乎同时开始最新一轮英语课程改革,通过比较三国的改革措施和所取成效,发现三国课程改革的总体目标和基本框架基本一致,但具体措施差异巨大,效果亦有所不同。在差异分析的基础上,从评价方式等方面对我国的英语课程改革提出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英语课程改革,比较研究,教育政策,效果

参考文献

[1]朱适,黄河.日韩英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及启示[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4(4).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日本文部科学省.培养“能使用英语的日本人”行动计划[Z].文部科学时报,2003.

[4]韩国教育部.外国语科教学大纲(I)[S].首尔:大韩教科书株式会社,1997.

[5]Hu,Guangwei&S.L.Mc Kay.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in East Asia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J].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2012(4).

[6]骆凤娟.日本小学英语教师教育及其启示[J].教学与管理,2015(11).

[7]邹为诚.六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比较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5).

中日韩企业文化比较 篇8

关键词 英语课程改革 比较研究 教育政策 效果

一、英语课程改革的总体目标

中日韩三国均推行全国性的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即高考），其成绩是考生能否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唯一指标，因此，高考对基础教育的指挥棒效应十分明显。由于三国升学考试的英语科目均以读写能力的考核为主，导致英语教学多年来一直忽视对听说能力和交际能力的培养，学习者的语言运用能力较弱，招致民众的强烈批评[1]。为突破这一困境，中国、日本和韩国均将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作为英语课程改革的总体目标。

作为中国最新一轮英语课程改革的标志，《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明确要求，学生应通过大量语言实践活动形成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为真实语言交际打下基础。修订后的英语课程标准（2011）进一步强调，此次英语课改的重点就是要改变过分重视语法和词汇知识的讲解、忽视学生实际语言运用能力培养的倾向，促进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发展[2]。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英语课程改革纲领《培养“能使用英语的日本人”的行动计划》指出，英语课程改革的目标是提高国民的英语使用能力，使其达到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的水平[3]。韩国第七次课程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外国语科教学大纲》规定，要培养国民基本地用英语与人交流的能力，并提出基础英语以交际教学法为主、以培养听说能力为中心的教学要求[4]。

二、指导理念与具体措施

1.指导理念

为实现提高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课程改革目标，中日韩均以交际教学法为指导，对课程体系进行重新设计。但在交际教学的具体实现方式上，三国有各自不同的选择。中国的英语课程改革强调以任务组织教学，力图让学生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通过体验、实践、合作、交流等方式，学习和掌握英语，并做到熟练运用。因此，教师应从学生的学习兴趣、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出发，设计形式多样的学习任务，努力做到语言教学真实化和语言课堂社会化。韩国的交际法教学则强调“浸入”，通过提供全英文的教学环境，努力使教学过程交际化。韩国政府为此双管齐下，在课内环节，要求中小学英语课堂实现全英文授课；在课外环节，花费巨资建立十几个“英语村”，为学生提供使用英语的真实环境。日本的英语课程改革沿袭了本国英语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着眼于全球化时代日本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需求，特别强调对交流技能的掌握。但与中韩不同，日本文部科学省仅提出一个比较笼统的“语言活动”要求，并将小学阶段的英语课程定位为非正式的语言活动课，至于语言活动如何开展，相关的课改文件并未加以明确[5]。

2.课程体系

在新的课程理念下，中日韩三国从学时、课程形式、课程内容多个方面对英语课程体系进行了改革。首先是提前英语学习年龄，将英语引入小学课程体系。中国从2001年起将英语定为小学阶段的必修课程，以三年级为起点推进英语教学，每周4课时。在上海等较发达地区，英语课程的起点甚至被提前至一年级。韩国的英语课程同样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改革之初每周仅1个课时，2008年修订为2课时。日本步伐较慢，直至2011才强制规定小学必须开设“英语活动”课，教学对象限于五、六年级。其次是在中学阶段设置多种形式的英语课程。韩国在高中二、三年级开设会话、讲读等多元化英语选修课程，日本也在初、高中各阶段增加了口语、口译等实用型课程。我国的中学英语课程设置虽然在形式上没有明显变化，但以新教材为载体对教学内容进行了较大调整，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侧重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培养。

3.评价方式

由于升学考试的导向作用被认为是英语课程注重语法和阅读、忽视语言交际能力培养的直接诱因，对评价方式的变革自然成为英语课程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政策层面看，三国的改革举措均涵盖了课程评价和升学考试两个主要环节。在课程评价环节，三国都力图改变传统的终结性评价方式，逐步确立以形成性评价为核心的教学评价体系，鼓励教师基于对学生学习全过程的持续观察做出发展性评价，在关注学生学习效果的同时，更要关注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发展。对于升学考试，中日韩均着力加强对学生交流能力的考查。三国压缩了升学考试英语科目的语法内容，引入听力项目，以强调听说技能的重要性，同时提高阅读和写作试题的实用性，最终实现考核重心向语言综合应用能力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三国从不同角度对高考英语科目的有效形式进行了探索。中国计划从2017年起在部分省市一年举行两次外语考试，高中生在校阶段最多可参加两次考试，并取最好成绩计入高考总分。日本的思路是将社会考试引入评价体系，鼓励使用托福等社会英语考试成绩作为大学升学评价成绩，以此淡化英语高考的唯一性地位。韩国则尝试用独立的国家英语能力考试（SEAT）来取代高考英语科目，已于2009年起在首尔部分高中进行了试点。SEAT的运作模式类似托福，一年内举行多次，是基于实用理念的全方位英语技能测试，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按预期在全国推广。

4.师资建设

作为课程改革的操刀手，英语教师的专业素质直接影响到课程改革的成败。随着英语学习年龄的提前、教学规模的扩大以及教学方式的转变，中日韩都出现了英语教师数量不足、教师素质落后于课改要求的问题。对此，三国均从教师来源和教师培训两方面着手加强师资建设，但具体措施迥然不同。中国的教育部门主要通过小学教师转岗（其他科目的教师转教英语）的方式来弥补因学习年龄提前造成的小学英语教师缺口，这更加剧了英语教师队伍专业素质参差不齐的状况。此外，考虑到我国地区发展的巨大差异，教育部门暂未设置基础英语教师的职业入门门槛，对在职教师也未提出统一的职业技能要求。相比之下，日韩主要通过加强对新任教师的聘用工作来解决英语师资的缺口，韩国从2009年到2013年分阶段共招聘本国英语教师2万多名。对新任教师，日韩均设置了比较严格的职业资格标准，日本要求英语教师必须达到实用英语技能鉴定考试（STEP）准一级、托福550分或托业（TOEIC）730分；韩国则提高了英语教师资格认证的考核要求，除笔试外，申请者还须参加英语听力测试和口语论述项目，以证明自己的语言交际能力。为弥补本国教师交际教学能力的不足，三国均聘用了大量英语本族语者从事基础英语教学。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日本推行的“协同教学”模式：政府每年斥资约5亿美元，通过“日本交流教学计划”聘请大量英语本族语者到中小学担任助理语言教师，和班主任协同完成教学任务[6]。与日韩不同，中国对外籍教师的聘用由地方教育部门主导，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

三、改革成效及影响

1.课程负荷

课程负荷是课程目标、学习量和课程资源三个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负荷水平。相关研究以CEFR能力等级为尺度衡量三国的基础英语课程目标，并以教材总词汇数为学习量指数，以课程标准规定的课时数为课程资源指数，计算单位课时学习量，得数越大表明单位课时内需要学习的内容越多。结果显示，中国和日本的英语课程目标大致对应B1级，属中级要求，韩国略低，为A2级。与此矛盾的是，韩国单位课时学习量在三国中却最高，是日本的两倍[7]。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日本教育受“生本化”思想影响很大，承认学生在能力、性情、兴趣等方面的差异。高中英语分为必修和选修两个部分，必修课仅5个学分，要求很低，选修课21个学分，与中国的英语课程目标相当，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学生的英语学习负荷。而韩国政府虽然出于降低学生学业负担的考虑将课程目标设得较低，但一直强调英语的作用，在升学考试中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种高要求与低水平之间的矛盾，导致韩国英语补习班盛行，学生花费大量时间参加校外补习，学业不堪重负，招致韩国社会的普遍担忧和激烈批评。在中国，英语学习负荷过重的呼声也不绝于耳，很多学校实施“阴阳课表”，学生实际课时数远远超过大纲要求。

2.教师认知

教师是课程改革的具体操作者，教师群体对来自顶层设计的课程理念和课改措施持有怎样的观念，直接决定其贯彻教改方针的行动路径，并最终影响英语课程改革的成效。相关调查发现，中日韩三国的英语教师对本国课改后的课程理念认可度普遍较高，大部分教师持有“交际教学法会更好地促进学习者英语水平的发展”这一信念[5]。因此，英语教师对教学过程相关的课改措施并未提出较多质疑，多数教师愿意在课堂上实践新的课程理念。但大部分教师对自身实现课改要求的能力表示焦虑。中国的英语教师，尤其是转岗教师和农村中小学教师，大多认为自己难以落实课改提出的教学方式[8]。在日本，英语教师对如何与外籍教师协同教学感到迷茫，并对自己的英语水平缺乏自信。韩国由于要求全英文授课，教师更是感觉难以胜任，真正执行者寥寥无几[5]。因此，课程改革对英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其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但与此同时，三国都未能提供充分的职前和在职培训机会，为教师适应课改要求给予切实有效的帮助。因此，广大英语教师虽然认同新的课程理念，但却很难改变自己原有的教学观念，课程改革落实到教师行动方面，收效并不显著。

四、差异分析及启示

对中日韩三国的英语课程改革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三国虽设定了共同的改革目标，但采用的指导理念不同，导致各国在基本一致的改革框架下，具体措施差异巨大。从课程设置、师资建设、评价体系各方面综合衡量，韩国课程改革力度最大，包括英语村的建设、以国家英语能力考试取代英语高考等诸多措施，都是对原有教学理念和教学体系的巨大撼动。从整体上说，韩国英语课程改革的成效是最直观的。韩国学生英语能力的提高是以举国上下对英语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为背景、以学习者高强度的学习负荷为代价的。韩国一直把民众掌握英语作为加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前总统李明博上任之初便将提升国民英语水平纳入施政纲领，韩国家庭对英语也高度重视，在英语教育上的投入大约是日本家庭的三倍。日本的英语课程改革收效虽不及韩国，但学习者在学习负荷较低的情况下，英语能力仍有一定提高，也有可供借鉴之处。日本教育承认学生在能力、性情、兴趣等方面的差异，使用社会考试成绩作为升学英语评价成绩以淡化高考的唯一性地位，这些都赋予英语教师更强的职业自主性，使其能够在教学中灵活选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从而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荷。

对照日韩改革经验，结合我国英语课程改革动向，可得出如下启示：首先，加强课程评价方式改革的顶层设计。高考改革酝酿过程中降低英语分值的呼声十分强烈，意在为英语学习减负，但日韩的经验表明，社会的高度重视是国民英语水平发展的必要保证，简单降低高考英语分值的做法必然弱化英语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对提高国民英语水平十分不利。评价方式的改革应跳出降低分数、增加考试次数、变动口语/听力分值等操作层面的思维，从顶层设计着手，对考核的能力分布、能力考核方式以及测试形式等诸多内容加以调整。其次，尊重学生的发展规律。研究我国中学毕业生应具备的核心英语素养，并根据不同学生毕业后使用和学习英语所需知识与能力的差异，研究构建适合我国学生使用英语的能力理论模型，据此设计核心大纲与扩展大纲，为不同需求的学生提供不同的通道，通过差异化学习降低课程负荷。

参考文献

[1] 朱适，黄河.日韩英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及启示[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4（4）.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 日本文部科学省.培养“能使用英语的日本人”行动计划[Z].文部科学时报，2003.

[4] 韩国教育部.外国语科教学大纲（I）[S].首尔：大韩教科书株式会社，1997.

[5] Hu，Guangwei & S.L.McKay.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in East Asia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J].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2012（4）.

[6] 骆凤娟.日本小学英语教师教育及其启示[J].教学与管理，2015（11）.

[7] 邹为诚.六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比较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5）.

[8] 齐聪，俞爱宗，等.批判视域下我国小学英语课程改革的反思与展望[J].教育探索，2015（7）.

[作者：滕敏（1975-），女，江苏徐州人，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讲师，硕士；李文梅（1967-），女，江苏扬州人，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