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企业中慈善文化的比较(精选7篇)
中美企业中慈善文化的比较 篇1
小议中美企业家在公益文化方面的观念差距
熊杰(2010.09.13)
一、两巨头访华引热议,富豪们捐与不捐的尴尬选择
近日来,中国的企业家们和富豪们谈论的最多的话题当然就是前世界首富比尔-盖兹和“股神”巴菲特提出的捐出个人财产做慈善的提议了。盖茨和巴菲特两人按照预定行程于今年九月底来中国访问期间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其中在9月27日进行的“巴比”慈善晚宴上,两人一起对出席晚宴的中国企业家和富豪们进行了热情澎湃、激情昂扬的游说,希望中国的富豪们能够慷慨解囊并承诺他们在生时及死后捐出最少一半的身家给各项慈善基金。但正如之前外界所料,响应的人寥寥无几,可以说盖茨二人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了。
在有生之年或者死后捐出一半甚至全部家产用于慈善事业这一“慈善誓言”,是由以盖茨为首的几位美国超级富翁在2009年5月5日于纽约的一次餐会上提出的,那次活动是由盖茨夫妇组织的,参加者包括“钢铁大王”大卫·洛克菲勒、“股神”巴菲特、“金融大鳄”索罗斯、“IT业的神话”戈登·摩尔、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和“名嘴”奥普拉·温弗瑞等世界级名人,而餐会的主题就是超级富豪和他们旗下的企业应该如何进一步地加大投入并发展壮大现有的慈善事业。他们计划号召全美国400位超级富豪,也就是福布斯富豪榜上列出的最有钱的400位美国人,请他们宣誓,在有生之年或者死后至少捐出50%的家产,用于慈善事业。这一宣言一经提出就获得了很多超级富豪的积极响应,据悉,在号召宣言提出后一个月之内,已有4个家族同意发表誓言响应盖茨等人的提议,包括房地产和建筑业大亨埃里·布洛德、风险投资家约翰·杜尔、媒体大亨格里·伦菲斯和前思科系统董事长约翰·莫格里奇四人所代表的家族。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0多位超级富豪对“慈善宣言”表示了明确支持及加入的意向,很多超级富豪们接受采访时都表示捐出自己的财产是一种非常荣耀的和能够充分体现自己社会责任感的行为,正如欧米茄顾问基金的列昂·库珀曼所说:“我们所有人都有回馈社会的道德义务,每个人必须做出对他们最好的决定。”房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也表示:“我喜欢赚钱,最终我将捐献很多钱,如果很多有需要的人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的心情将比赚到一大笔钱更加愉快。”
可以说美国企业家和富豪们的慈善义举充分体现出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句话的真谛。可是同一倡议到了中国为什么让富豪们谈之色变、避之不及呢?到目前为止除了大家都知道的“中国首善”陈光标高调表态愿意响应“慈善宣言”,公开表示死后捐出自己的全部家产外,余下的富豪们被媒体问及对宣言的态度时都是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很多企业家为了避免被“劝捐”甚至用诸多借口搪塞借以来逃避出席“巴比”晚宴,主动地放弃了这个与世界顶尖的业界人物交流切磋的机会。这种消极的态度让社会公众失望和哀叹中国的慈善业发展实在是步步艰辛,而中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观念相对薄弱的状况在这次事件上也被揭露得淋漓尽致。
二、中美企业在慈善事业投入上的巨大差距
在美国,每个公司、企业的股东及其员工都以自己的组织能参加各种有影响力的公益活动和慈善捐助晚宴为荣,特别是一些有巨大全球影响力的公司和企业,它们每年在社会公益方面的投入都是一个天文数字。在这些企业的公司章程当中都规定有将其纯利润的百分之五甚至更多的部分用于资助某些专项慈善基金的规定。由于整个行业对于慈善方面投入都非常重视,所以在近三年美国企业界的慈善捐款总额都在3000亿美元以上,而中国的企业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远远不及。据统计中国去年全国企业慈善捐款总额为47亿元,其中百分之八十的捐款来自于民营企业。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也就由不得老百姓们哀叹在汶川地震的赈灾晚会上,一罐王老吉捐的钱等于两桶油(中石化,中石油)、三部手机(电信、联通、移动),四大钱仓(农行、工行、建行、中行)了。中石油和中石化在最新的福布斯世界500强企业的排名均在前十位,两家企业的年利润都在千亿以上,但是它们均未设立企业的专项慈善基金,相比微软、通用、默克这些同类型的世界知名企业,它们在这方面显然缺乏足够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慈善运作机构。
三、慈善意识差距巨大的原因
中美企业的慈善意识之所以会存在如此大的差距,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首先就是我们的企业还处于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发展的不成熟阶段,也就是单纯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阶段,企业重视的只是关乎自身的股东的利益和业务的拓展,在慈善和公益方面的投入占的比重非常的小。相比之下美国的很多企业都已经经历过了20世纪80到90年代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蓬勃发展的阶段,现在它们已经越来越注重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崇尚“人本主义”的理念。
其次我们国家既缺乏一套完善和拥有足够透明度的行政监督程序对慈善基金的去向和用途进行监管,也没有专门的公益法律对这方面的内容进行规范管理。没有法律强制力作为公信保障,这让许多企业和富豪们在行善举时犹豫不决,担心捐出去的钱会直接落到一些贪官污吏的私人口袋中,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最后就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长辈们都会把财富传给自己的嫡系子孙,而不是捐出去造福社会。很多人都不认可西方那种裸捐的文化,认为这样对家族对子孙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而且会丢失掉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将事业发展拓大的机会。
四、解决企业慈善事业发展不力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综上所述,在我国想在企业慈善事业方面跟上美国企业慈善文化发展的脚步,首先就必须建立起相关的完善的司法和行政监督管理体系,让企业和富豪们捐得安心。捐得放心。同时我们的企业在发展中要转变现有观念,在企业文化中改变传统的单一追求利润的观念,我们的企业要开始重视人权保障和承担起自身社会责任。这个过程的推进可能会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是几十年,但这个进步所产生的良性影响将是深远而巨大的。到那时我们的企业家中也会出现像比尔·盖兹和巴菲特那样财富与高尚品格并重的世界级企业家,而到那时,我们也将真正实现企业与社会一起和谐发展的目标。
中美企业中慈善文化的比较 篇2
关键词:企业文化,中美,比较
企业文化指企业为适应外在环境, 经内部整合所形成的全体从业人员的共同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文化, 它是随时存在并随时发生影响的, 所以每个企业对员工灌输价值观念、塑造行为模式, 均可由领导者的风格来引领熏陶, 并让每一位同仁随时注意企业文化, 一进公司就知道公司的精神所在。
企业文化的形成, 可分为历史性的因素和指导性的因素:1.历史性的要素是由环境和经验而来, 是由企业追求的各种目标及其形象特色所决定。2.指导性要素就是竞争和策略, 就是由竞争和策略来塑造设定的企业文化内涵。企业文化并非一成不变。3.对国内的团队综合效果:有助于建立分工合作的共识, 并用以扫除内部的官僚及本位主义。
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企业管理者的重视, 许多企业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试验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 企业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也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做到与时俱进。这里我们对企业中美文化的一些问题进行比较和研究。
一、美国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追溯企业界与学术界探讨企业文化的起源, 在管理科学与应用颇为领先的美国虽然是企业文化研究的先驱, 但对于企业文化的建树与应用是日本人。
二十世纪的美国自认是管理科学发展的领跑者, 并在实践中使自己成为效率的标志和成功企业的典范。但在二战结束后, 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竟受到了战败国日本的挑战, 从而使美国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 认真研究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奥秘。
1980年6月24日, 美国三大广播集团之一的全国广播公司NBC在夜间九点半至十一点黄金时段播出极富挑战的节目“日本能, 为什么我们不能?”从而揭开美国向日本血池的序幕。
日裔美国学者威廉·大内的著作《Z理论——美国企业界如何迎接日本的挑战》发表于1981年。自1973年起着手研究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 其成名作是与美日企业界人士广泛交流后得到启示。美国企业应当吸收关于日本企业的信任、微妙的亲密度练习。把日本企业成功的奥秘归结为日本企业独特管理的成功写成了《日本第一, 美国要吸取教训》、《日本企业管理艺术》等。透过学者与企业家们的共同努力, 在理论界形成了职场文化探究的热潮。因此提出了“Z型组织”理论模式, Z理论的Z源自zygote一词, 是指结合子、受精卵;用以强调这个观点:日本和美国成功经验应当相互融合。
1982年哈佛大学教授泰伦斯·迪尔与麦肯斯管理顾问公司Allen Kennnedy针对美国八十家公司选出十八家杰出企业, 如美国国民商业机器公司NCR、GE、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Procter&Gamble、三茂公司3M等, 研究他们的创业精神和管理理念之后, 发现了一个共同信念:“人”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 而贯穿公司内“人”能产生生生不息的动力, 则是上下一致、共同遵守的价值体系——企业文化。
二、中国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1984年美国的企业文化理论传到中国, 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了大量的技术和设备, 在引进、消化、吸收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 也引进了国外的文化, 很快得到了中国企业界的认同和响应。引入的国外文化从心态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即民族层次的文化、企业层次的文化及个体的个人文化, 它们都会对我国企业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1992年, 十四大的召开, 为“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注入了新动力。这是第二次“企业文化热”。2000年至今为深入阶段。随着时代发展, 探索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文化。
三、两国企业文化特色比较
1. 美国
美国作为世界一个特殊的民族, 其文化特征有着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他们强调个人奋斗、崇尚个人成功的美国梦, 对于风险和不稳定性有着很强的适应性,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 他们总在寻求新的突破, 创造新的奇迹。在科学技术领域, 美国人一直在追求世界领先地位, 这从美国人的登月飞行到星球大战计划都可以看出。在企业管理领域, 美国人也在探索新的企业管理模式, 以创造一种新的企业管理机制, 这从泰罗的科学管理到20世纪90年代的企业再造也可以看出。这种创造与美国文化中的创新精神是密切相关的。从以下方面可以看出美国企业文化的特点。
(1) 效率优先
在美国企业管理教科书中, 到处充满着效率优先的思想, 这可能与美国文化中的资本主义精神有关。从美国企业管理的实践中可以看出, 为了提高效率, 企业管理层不惜裁减员工、关闭工厂, 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的。然而, 企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流动也给企业管理带来许多问题, 这也是美国企业文化管理创新的动机之一。企业的不断创新思想可以弥补效率优先原则带来的问题。当然, 从另一个角度讲, 如果效率优先的思想可以带来企业效率的提高, 或者从数量上讲最终受益大于损失, 企业管理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加之社会保障体制的健全与完善, 也可以缓解效率优先带来的问题。
(2) 冒险精神与创造优势
冒险精神敢冒风险的意识, 是创业家和企业家的最优秀的品质之一。由于企业家经营者的成功标准是利润的多少, 而追求利润就要求有创新精神, 不创新企业就不会发展。当然, 冒险并不是赌博, 美国企业家、管理学博士蓝斯登说:“冒险是详加计箅, 而不是胆大妄为。”
创造优势包含着创新的思想, 可以说没有创新就不可能有创造。创造优势在美国管理学界与企业界受到广泛的推崇, 几乎所有企业战略管理教科书都将创造优势作为其主线。为了创造优势, 美国管理学界创建了职能话管理模式, 探索、寻求各种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的方法, 试图引进团队精神、企业再造等思想, 以不断提高企业的优势。为了使企业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美国企业不断调整自己的组织结构, 以创新来形成自己的发展能力。正是这种文化精神促进了美国企业的不断发展与优胜略汰, 促进美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3) 积极寻求发展
寻求发展使美国企业具有超常的创新意识, 这种意识促使美国人不断寻求新的市场、发现新的需求、寻找新的企业利润增长点, 从而促进美国企业发现新的发展空间。这一点从美国在世界上为数众多的跨国公司的成长壮大过程可以看到。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GE) 、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IBM) 等公司的发展历程就是美国公司寻求发展的最好注解。
2. 中国
中国企业文化的特点可做以下归纳。
(1) 追求团队精神和大统一思想
我国的社会文化或者说是文化环境对企业文化的影响主要有"大一统"思想。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 确立了"海内为郡县, 法令由一统"的思想, 这些历史背景造就企业文化追求标准模式的共同经营观念, 保证职工个体意向和企业意向的同一性, 企业具有极大的向心力。企业就是靠这些员工的团队合作优势赢得利益的。员工的团队合作精神是所有技能中最为重要的一种, 如果每一位员工都具备团队合作精神, 企业不仅可以在短期内取得较大的效益, 而且从长远来说也十分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今天的企业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团队精神, 资源共享、信息共享才能创造出高质量的产品与高质量的服务。一个企业要是没有团队精神, 将是一盘散沙;一个民族要是没有团队精神, 也将无所作为。
(2) 主人翁精神
要求员工拥有主人翁精神, 把自己当成企业的主人, 我们常听到“主人翁精神”这个词。在今天, 现代社会要求我们每個人都要有这种精神, 并将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在微软, 员工和公司的前途是紧紧相连在一起的, 微软员工有着强烈的主人翁意识, 这是企业取得成功的最大因素。中国的企业需要员工当家作主, 一个由主人翁意识很强的群体形成的企业, 员工视企业为自己终身的依赖, 视企业的荣辱为自己的荣辱, 当企业面临困难时, 能够和企业患难与共, 共思良策, 使企业走出困境。一旦达到这样一种精神境界, 你便获得了一种精神支撑。
(3) 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
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为支撑的国家, 是难以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做支撑的政党, 是难以兴旺发达的;没有艰苦奋斗精神做支撑, 就没有中国企业的今天。中国企业精神从开创起, 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 就是把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不断发扬光大的, 它是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 它既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又是我们的创业精神。中国市场体制下的企业文化特征是自强不息。企业只有不断地给自己提出新的更高目标, 不断改进产品质量才有进步。弘扬艰苦奋斗精神, 首先是思想上要艰苦奋斗。现代企业要生存发展, 除了完善的现代化管理体制和管理技术外,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重塑企业职业道德, 培养自立、自强的企业精神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培养企业员工的责任感、使命感, 激励他们勤奋工作、积极进取、奋发有为。
四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1. 创新思想
(1) 要注重实用的思想
美国企业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 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注重实用, 一切以人的需要为出发点。美国企业在开发新产品时, 由于注重实用和节约, 多余的功能往往没有, 而强调品质、方便用户、物美价廉成了企业制胜的法宝。在世界资源紧张的今天, 美国企业的这种精神更值得我国企业在创新与发展过程中学习借鉴。
(2) 不断改进的思想
不断改进是美国企业成功的另一秘诀。由于全面创新具有相当大的风险, 加之具有投入资金大、开发周期长、技术水平要求高等困难, 使得全面研究新产品风险极大。美国企业正是发现了这一问题, 在创新的过程中对现有成熟技术的不断改进, 实现技术的不断进步, 用投资少、见效快的产品来寻求企业的创新与发展, 也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3) 团队精神的应用
团队精神是日本企业文化及创新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日本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认识到日本发展的这一原因后, 连一向以“个人奋斗”自居的美国人也开始学习日本的团队精神, 以寻求新的发展道路。营造企业员工与管理者之间的独特关系。而这种关系又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
2. 企业文化
(1) 企业理念要得到员工的认同
企业经营理念是指导和支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理念、准则的总称, 是企业精神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企业内部刊物、板报、宣传栏、各种会议、研讨会、网络都应该成为宣传企业文化的工具, 让员工深刻理解公司的文化是什么, 怎样做才符合公司的文化。它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是一步步慢慢教化的过程, 对于领导者来说, 向下属和员工灌输卓越的价值观是及其重要的。企业文化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很多人都感觉到虚, 不知道如何入手建设文化, 导致了不少中国企业把文化建设与CIS混为一谈, 口号很响亮飞, 但文化建设总是不入门, 根本不能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无法提升管理水平。很多人把企业文化看出老板文化、高层文化, 也是片面的。企业文化只有得到大家的认同后, 才会成为有价值的企业文化, 企业高层必须以身作则, 在日常管理的点点滴滴中身体力行才会开花结果, 绝对不能既是文化、制度的塑造者, 同时又是理念、制度的破坏者。
(2) 企业“理念故事化”与“故事理念化”
企业的理念大都抽象, 因此领导者需要把价值理念转变成生动具有说服力的故事, 进行宣传。比如中国某奶制品企业文化强调竞争, 通过非洲大草原上狮子与羚羊的故事进行生动地阐述:清晨, 狮子想跑过速度最慢的羚羊, 而羚羊则想跑过最慢的狮子, 物竞天择的大自然法则, 同样适用于企业的生存发展。这是“理念故事化”的做法。
另一个方法就是“故事理念化”。先进员工事迹的评比和宣传要以理念价值观为核心, 注重从价值观入手对先进事迹进行讲述, 对符合企业文化的人物和事迹进行宣传报道, 同样可以点点滴滴累计并发扬自身特有的企业文化。企业领导如果能通过这些故事, 引发员工的共识、共鸣和共行的效应, 自可依赖上下一体的“共识”固其本, 倚重任同此心的“共鸣”强其势, 伴随上行下效的“共行”而壮其威。
(3) 企业品牌创新
企业品牌是企业文化的外在体现, 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能与企业文化无关的企业品牌, 也不可能有脱离品牌的企业文化。因此, 在企业文化创新的过程中, 必须注意企业品牌的创新。企业品牌是企业产品的质量、用途、性能、特色等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反应, 是企业文化、精神等的凝聚。因此, 企业一方面要设计具有自己特色、易于消费者记忆的品牌形象, 另一个要加重企业品牌的文化内涵。
总而言之, 企业文化是企业整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给予高度重视, 中国企业需向外国先进企业学习, 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 要注意多种策略的综合运用。在全面提高企业产品与服务质量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要树立全新的文化企业管理理念, 尤其企业高层管理者要重视起来。在企业管理中统一全员文化价值观, 使得企业的全体员工为企业的共同理念而奋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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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慈善文化比较 篇3
“在美国,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聚敛财富。你可以拥有极多的财产。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有所回馈,而且必须有人注意到你这样做。而且你必须这样做,否则你就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大人物。”这是美国著名经济时评人理查德·兰伯特在英国《泰晤士报》上曾经放出的高论。
的确,在美国,人们并不景仰富人,而是景仰对社会有所回馈的富人。正因为如此,《商业周刊》每年公布的慈善家排行榜比《福布斯》的每年公布的富人排行榜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性机构比较研究计划的统计数据,在美国各地和社会各阶层,人们捐出的善款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多得多。2001年,个人捐款的数额高达1610亿美元,来自遗赠、基金会和企业的捐款达到了2120亿美元。这个数字表明,捐款数额在过去10年里增长了50%。在除去宗教捐款之后,捐款数额也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左右,是英国相应比率的2倍,法国的3倍。
美国私人慈善业如此之发达,慈善家如此之慷慨,的确让人感慨:美国人何以仁慈?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曾说过,行为是由制度决定,而制度又由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共同构成,其中,正式约束是国家的宪法法律等,而非正式约束是指一个国家和宗教、文化、传统、习俗等方面。尽管正式约束非常重要,但决定制度特征的更主要是非正式约束。将这一原理用来分析美国人何以如此钟情私人慈善事业,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美国特有的慈善文化造就了众多的富人慈善家。
美国特有的慈善文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我称之为“罪富文化”、“互济文化”以及“个人主义文化”。
美国的“罪富文化”,不同于中国人通常所说的“仇富文化”,而是源于基督教传统中对“富人原罪”的说法。早期基督教谴责、愤恨和否定整个世俗世界的财富、富人和人的情欲,对商业活动基督教会更是持极端否定的态度,认为商人贱买贵卖,其罪恶甚至超过盗窃;商业贸易会助长人的贪婪而放弃对上帝的追随;“基督徒绝不应该做商人”。因此,在基督教的传统中,认为富人天生就是“罪恶之人”,并以下地狱和“上帝”的震怒作为对罪恶之人的威慑。而富人要想进入天堂,唯一的途径就只能是将自己的全部财富都捐赠给穷人。
尽管后来随着资本统治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得基督教关于富人原罪的观念与整个社会经济环境性发生激烈的冲突,迫使基督教教会不得不重新以上帝的名义解释商品经济。但整体上讲,基督教义中关于富人原罪的说法却早已深入西方人的骨子里头,潜存在其文化血脉之中。美国钢铁巨头安德鲁·卡耐基被公认为美国私人慈善事业的伟大奠基者之一,他于1889年发表的题为《财富的福音》一文已成为美国现代慈善事业的经典之作,而恰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基督教关于“富人原罪”的教义深深扎根于卡耐基人生哲学之中:他写道,“过不了多久,那些遗留下巨额财富(而不在有生之年将之捐赠出去)的人们就会受到公众的唾弃。人死富有,死而蒙羞。”而另外一位美国现代私人慈善事业的奠基者石油巨子约翰·D·洛克菲勒,从小笃信基督教。尽管他发了财,但他生平多次公开宣称他对财富的厌恶。而且他一直践行着基督教义所倡导的最艰苦朴素的生活方式,并在去世前将其绝大多数财富捐赠出来。可以说,正是“富人生而有罪”的潜意识不停地提醒着那些信仰基督教的富豪们:要想进入天堂,先将你的财富捐赠出去才行。
美国人热衷于私人慈善事业的另外一个文化背景是“互济文化”。众所周知,美国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美国人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后来尽管美国立国,但一直到联邦宪法通过之前,政府都没有被赋予任何税收的功能,因而也没有办法给予公民任何社会保障。这种状况迫使人们不得不组织起来实行自治,彼此互助互济,以社区为单位的互济活动因而十分普遍。比如美国早期慈善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通过大量的个人捐款以改善其所在的社区,创立了地方公民组织(如志愿者救火队)以及其他公益设施与机构。这也形成了传统。正如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所言:“在法国,凡是创办新的事业,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由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人们一定组织社团。”
美国私人慈善业的所谓“个人主义文化”,并非中国人通常理解的“自私自利”。其内含是强调“个人优先于政府”。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政府的本能的不信任感。因为按他们的说法,“人性本恶”,因而那些由“性本恶”的人组成的政府并不会首先考虑公众的利益。在慈善事业上也如此。美国人怀疑政府的公共慈善事业广泛存在低效率及官员中饱私囊现象,因此,更愿意投身私人慈善事业。二是个人责任感。他们认为,提供慈善捐赠是优秀公民的义务。
中国慈善事业的富豪缺位
与美国富豪热衷于私人慈善事业相比较,尽管中国富豪中也不乏慈善家,但整体上讲中国富豪们的形象并不佳:一方面在生活上穷奢极欲,另一方对慈善事业上十分吝啬。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统计,在记者随机调查的国内10家较知名的慈善公益组织中,其中8家给予了否定答案,还有一家答复不确定,另一家存有富豪捐赠记录。中国富豪在慈善方面的不作为集中表现在去年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中华慈善总会的新闻发言人邵先生说:“我们接收到捐款总计774.7533万人民币,其中只有一个以个人名义捐款的富豪,捐了200万人民币。”而作为另一个捐款接收单位——民政部的新闻发言人却说:“没有什么富豪捐款,我们收到的大多是以企业名义捐的款。”而且据了解,这其中也鲜有那些富豪们的企业的名字。
相反,许多企业曾经鼓吹的善举最后都以拖欠善款而告终。他们在对自己的善举进行广泛宣传之后,却一直拖欠基金会的款项。如某知名奶业集团,向一家基金会捐赠时,提出各类宣传条件,并且最好有国家领导人接见的要求。但要求一一满足后,该企业报出的100万元捐赠仅到账20万元,余下的80万元,演变成“收账”马拉松。
据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当前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青基会,在政府背景、品牌效应等因素作用下,已经是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的两家慈善公益组织,但其一年运作的公益善款分别只有8000万元、6000万元。另一家去年经过改革而新崛起的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筹款规模从过去的每年1000多万元上升到6000万元。而这些机构收到的善款,平均70%以上来自于国际捐助以及香港、台湾地区。而在非官办的草根公益组织中,这一比例可以达到100%。
根据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比较美国120万家免税慈善基金组织,分配6700亿美元、占到GDP9%的资金规模,国内现有的大大小小100多家慈善公益组织所掌握的资金总计,仅占到国内GDP的0.1%。
是什么挡住了富豪捐赠
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的邓国胜教授认为,中国企业捐赠不积极,很多是制度上的原因。一是税收,目前国内法律不像欧美等国家,对慈善捐助并无免税待遇,善款仍然上税;二是国内慈善公益组织影响力不够,必须要发展民间组织。
范宝俊、徐永光身为最大官办慈善机构的领导人,自然深谙体制之痛。他们表示,我国绝大多数慈善公益机构为“官办”性质,并不能真正发挥作用。不发展民间公益组织,就没有中国第三次分配的发展。
但中国民办公益组织的注册登记,又是难乎其难。根据邓国胜的研究,目前为数不多的草根公益组织,相当多的是工商注册登记,像廖晓义女士的地球村,其每年仍要像营利性企业一样交税。
今年3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了第400号国务院令,颁布《基金会管理条例》,将从6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首次规定,在成立全国性劝募基金会之外,企业和企业家个人可以成立自己的非公募型私立基金会。这意味着中国先富起来的阶层,可以通过设立基金会的形式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捐物,从而拓宽了捐助渠道。
一位参与了《基金会管理条例》讨论的学者表示,新的条例已经减弱了政府在慈善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本来准备写入条例的“私募基金”最后还是改成了“非公募基金”,民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对于基金会的双重领导体系也没有得到改变。他坦承,只有随着政府规制能力提高和基金会公信度的提高,才能再适时对该《条例》进行修订。
当然,据专家介绍,其中的内容还是有着相当的进步。比如,对基金会行政开支的规定,解决了历年来的许多问题。过去的管理规定要求,慈善组织行政经费只能靠善款的银行利息,但国内的善款很少是长期性基金,多数为一次性捐赠、临时存放的“待拨”善款,而银行利息也在逐年降低,依照这样规定,越大的慈善机构亏损越厉害。
NGO信息咨询中心的商玉生先生说,这次即将公布的《条例》,遵循了国际惯例,规定今后的基金会,可以在当年支出善款的总额中提取不超出10%比例的行政经费,这是此次立法的最大突破。
富裕孕育奢侈而非慈善
去年,美国《时代》周刊关于中国富豪们的生活方式的报道,曾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该报道指出,中国富豪大多穷奢极欲,挥金如土。文中说,“很多富庶阶层不负责任的挥霍行为应该归咎于他们的低素质。”“或许正是因为很多中国富豪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地发家致富,他们的财富给他们带来的仅仅是盲从和眩晕。很多时候他们所做的已经不仅仅是无度的挥霍,更是愚蠢的攀比”。文中还援引了中国大陆一些学者与官员们的话,认为这些富豪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对中国社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比如,已经有人指出,政府未能为中国富豪成为慈善家提供一个好的制度框架。但我以为,中国本土的慈善文化未能健康发展是中国富豪未能成为慈善家的主要原因。
客观地说,尽管有人争辩说“基督罪富文化”未必对富人真正公平,但无论如何,它构成了对富人的一种有效的心理制约,使他们不致于滥用财富。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也不是没有“罪富文化”的一面。众所周知,中国“重农抑商”以及“重义轻利”的传统延续了数千年,而且在这种传统下,中国古代富人乐施好善的事迹与历史也相当久远,但为何到了今天,这种文化传统反而对中国发迹富人失去了作用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罪富文化”已经受到了彻底的摧毁;整个民族心理由“罪富”变成了“崇富”与“罪穷”:富人成了人人仰慕的对象,而穷人反而被认为天生该穷,身负原罪;而在基督教义中,穷人才是清洁的。
搜狐总裁张朝阳去年一席谈话对此有最深刻的揭示。在福布斯中国论坛上,张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的富人都在喊中国人有强烈的仇富情节。而我却认为中国不仅不富而且很崇富,都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个富人。可以说是连做梦都想。哪里会仇富?中国不仇富,相反中国人仇穷。不仅中国的富人仇穷,中国的政府也仇穷。在哪个城市要搞什么招商引资,他们首先做的就是把平民居住区的穷人赶走,足见中国政府仇穷爱富。中国很多的商场,特别是酒店,门口无不写着,衣冠不整,谢绝入内!这不是典型的仇穷吗?”
即使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的某些知识者与经济学家仍然在用尽手段摧毁中国文化中最后一点“罪富意识”:连国家按照法律规定追究某位富豪偷漏税,也被这些知识者与经济学家斥之为“仇富运动”;而“仇富情结”已被他们视为妨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而实际上,中国富人与早年的欧洲富人以及当下的美国富人相比,他们致富的手段与路径之“恶”,更应让他们良心感到有“罪”。张朝阳为此指出:“说中国人仇富的一般都是那些现行的富人阶层和他们的直接受益人!说中国人仇富一来给中国人抹黑,特别是给中国平民抹黑。言下之意很明显,穷人们不仅自己没本事,而且还红眼病见不得别人好!二来也可自己打气,毕竟作贼心虚。中国现在的富人多数不是因为他们创造了多少价值,而是依靠权利分配不公使他们成为富人。中国的富人不可谓不多,但是有多少人敢把自己财产拿到阳光下来?这富人的财产有多少是损公肥私?有多少是官商勾结?有多少是贪赃枉法?多少国家和其他公民财产到了他们自己的名下?多少的工人下岗是由他们造成的?有多少的农民失地是他们造成的?他们自己心里有数!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人确实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发家致富的,现阶段的中国这样的富人却只是少数!”
中美大学校园文化比较研究 篇4
中美大学校园文化比较研究
作者: 蔡红生(作者)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0年6月1日
【编辑推荐】
《中美大学校园文化比较研究》:在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里,每一种颜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在这个万物共生的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有它独特的地位。我们欣赏特色文化,我们追求和谐文化,希冀透过中美大学校园文化这个窗口,窥视并探究这个多彩世界色彩斑谰的文化的冰山一角……
【内容简介】
《中美大学校园文化比较研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穿科学发展观,运用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比较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纵横交错中以点带面的方法,从文化、校园文化、大学和大学校园文化等基本概念的辨析入手,在寻觅中美大学校园文化的产生与发展轨迹的基础上,分别对中美大学校园文化的基本主体、主要内容和主要载体进行比较研究,最后力图提出中国特色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理想选择模式。
【目录】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选题之解释 一 选题的确立 二 研究意义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 第二节 研讨之路径 一 研究的基本思路 二 研究的主要原则 三 研究的重点及创新 第三节 概念之辨析 一 文化 二 校园文化 三 大学
四 大学校园文化第二章比较
中美大学校园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第一节 中美大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 中国大学的产生与发展 二 美国大学的产生与发展
三 中美大学产生与发展的相关比较 第二节 中美大学校园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 中国大学校园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 二 美国大学校园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 三 中美大学校园文化发展历程的比较
第三节 影响中美大学校园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 主流文化 二 宗教信仰
三 社会发展第三章 中美大学校园文化的基本主体比较 第一节 大学校长 一 大学校长的选拔
二 大学校长的知识背景与职业经历 三 大学校长在大学校园文化中的主体地位 第二节 大学教师
一 大学教师的选拔与运用 二 大学教师的社会地位
三 大学教师在大学校园文化中的主体地位 第三节 大学学生工作者
一 大学学生工作者的起源与发展 二 大学学生工作者的价值取向
三 大学学生工作者在大学校园文化中的主体地位 第四节 大学学生 一 大学学生的招考录取 二 大学学生的价值取向
三 大学学生在大学校园文化中的主体地位第四章 中美大学校园文化主要内容的比较
第五章 中美大学校园文化主要载体的比较 第六章 中国特色大学校园文化的理想选择 结语:我理想中的中国特色大学校园文化 参考文献 后记
【序言】
我的博士生蔡红生经过八年的艰辛努力,终于在去年年底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答辩毕业,其博士论文《中美大学校园文化比较研究》,在盲评和答辩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好评。十年磨一剑,虽然他攻读博士学位、撰写博士论文的时间拖得长了些,但他长时间执著追求的精神和顽强拼搏的毅力令人欣慰。作为导师,在他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之际,为其作序,当然十分高兴。蔡红生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副校级干部、研究员,作为援疆干部任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此前长时间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长,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硕士生导师,曾多次借调到教育部有关司局工作,这些丰富的工作阅历,使他有机会深入地思考和探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1995-1997年,他作为访问学者被教育部派往美国,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州立大学(林肯校园)访问学习了一年半时间,专门对美国大学校园文化进行过考察和研究,其博士论文选题就是在此基础上确定的,该选题后来还被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这一切,为他做好这个项目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令世人注目的今天,建设中国的一流大学已经成为中国政要和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大学人的孜孜追求。一流的大学校园文化是一流大学的灵魂和精神支撑,一流大学必定有一流的大学校园文化。在当代,美国大学的实力已雄踞世界之首,以美国大学校园文化为比较研究对象,探索中国特色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之路,成为中国的一流大学建设的迫切需要。(张耀灿)
【后记】
在漫长的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我常常期盼着论文出版成书、撰写后记的时刻。我想象,在这个时刻,我要饱含深情,畅谈我的悲欢得失,倾诉我的甜酸苦辣,表达我的满腔谢意,描绘我的美好愿望。然而,当这一时刻真正到来的时候,面对熟悉的键盘,我竟不知从何敲起!
这本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而写成的书,历经了八年时间。这个写作过程实在是太长了,长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然而,正是由于过程的漫长,才使我受到的磨砺如此深刻,得到的关怀如此深切,获得的阅历如此深远。八年来,我有过“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也有过“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欢欣;有过失望,从而产生“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悲观情绪,退却、逃离和放弃的想法不时闪现,也有过高昂,从而产生“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的浩然气概,奋力、坚持和图强的念头终占上风。八年里,我付出的不仅仅是辛劳和汗水,我收获的也不止是知识和学位。
我首先要深深感谢我的导师张耀灿先生。做张先生的学生的历史很长。1980年,我在读大学本科的时候,张先生就作为著名哲学家陶军教授的助手,到我们生物系七九级“蹲点”,给予了年轻的我和我的同学们以许多有益的教诲;1985年,我作为当时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双学士学位班”的第二届学生,以一个理科出身的学生政工干部,在张先生门下开启了我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启蒙教育;1997年,我从美国进修回国后,第二次投奔先生门下,接受他和已故的饶定轲教授①的指导,攻读这个专业的硕士学位;2001年,学术幸运之门再次为我开启,我有幸成为先生的博士生弟子。
【文摘】
美国的高等教育最初是移植了英国的模式,英国高等教育的理念和不同流派在美国得到了各自的尝试机会。南北战争是美国成为现代国家的起点,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彻底扫清了道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给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特别是文化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美国社会逐步由农业化过渡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由皮尔斯、詹姆斯、杜威等人提出的实用主义哲学逐步成熟。同时,由欧洲传人的科学教育思潮产生深远影响。美国逐步吸取了不同国家(主要是欧洲)的大学制度和思想,把这些不同的大学理念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和美国自身的实用主义哲学相结合,逐步发展起了有鲜明美国特征的大学校园文化,尤其是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大学制度,那就是“学术性学科与实用性学科同在一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者兼容;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并举;英才教育与大众教育兼顾;自治、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以市场为导向与多种渠道和方式调节相结舍,办学方式灵活多样”。
有关文献资料表明,美国社会学家沃勒(W.waller)是西方第一位系统研究学校文化的学者。他在1932年出版的《教育社会学》中首次运用“学校文化”概念,并从文化学角度进行了分析。后来,布鲁韦尔、考勒曼和麦克顿等人采用结构一功能主义的观点,将学校视为一个社会体系,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这一体系的结构和功能,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美国学者本森·斯奈德(Benson R.Snyder)的《隐蔽课程》,因对麻省理工学院的学院文化和社会文化作了深刻的分析而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社会学家霍奥德·贝克(Howard Becker)以人类学的研究风格对学校的学术生活进行了研究,并对医学院的学生生活进行了研究,具体分析了影响学生生活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压力;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的《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一书,从校园文化的主体和管理角度对美国大学校园中的各类文化因子提出了明确而精妙的看法。
【书评】
构建有特色的大学文化
目前关于文化理论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关于校园文化则相对较少,关于中美两国大学校园文化比较的研究更少。《中美大学校园文化比较研究》一书对校园文化进行了细致研究,是一部颇有意义的力作。
“在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里,每一种颜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在这个万物共生的地球上,每个个体都有它独特的地位。我们欣赏特色文化,我们追求和谐文化,希冀通过中美大学校园文化这个窗口,窥探并研究这个世界色彩斑斓的文化。”作者以创造和传播传承文化为职能的大学为阵地,就中美两国的大学校园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对于大学校园文化,作者不再纠缠于狭义与广义之分,而是建立在具有科学本质的文化概念之下。如他研究的“文化是人类社会在生活活动中形成的群体精神及其所附载体”,特别是“群体精神”的比较,凸显了中美大学校园文化的特色。关于载体的比较则显示出中美大学校园文化的差异。精神层面和载体层面的比较,不仅有助于我们对现代化语境下文化的本质予以更深更科学的理解,还有助于生动展示大学校园文化作为典型的亚文化形态的生动图景。
相对而言,美国很少有封建传统和负面政治因素的束缚。美国是移民国家,大学具有开拓精神与创新精神,校园文化内容丰富多彩。中国高等教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主要照搬欧美国家的模式,新中国成立之后主要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加上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市场经济推动社会的多样性发展,因而大学校园文化内容显得单一贫乏。
简论民营企业慈善文化建设论文 篇5
摘 要:民营企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企业文化与慈善文化的交融势在必行,企业慈善文化是一种先进文化,引领和促进企业凝聚核心竞争力,在这种背景下,一个企业获得了文化优势,就相对拥有了市场的竞争优势,在市场上就更容易立足,因此建设企业慈善文化是目前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一、我国慈善文化概况
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繁荣发展的中坚力量之一,民营企业有效地缓解了我国社会就业的压力以及把科技、经营和生产聚成了一个有机综合体。民营企业文化,是企业在一定经济条件下以及企业在其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价值观、道德观的精神文化的总和,从而总结出一套适合本企业发展管理的文化管理模式。企业文化能把组织成员的需求、生活理念、兴趣等产生的行为都组织起来,是社会文化和企业管理积极融合的产物,它对于组织成员有极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是企业长期文化建设的反映。
慈善文化从广义上讲,是一切打上人类活动的慈善意识、慈善理念、慈善实践及慈善组织内部的规范、制度以及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慈善意识养成,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一切外部环境的总和。狭义的慈善文化则是指在精神层面的慈善意识与理念,是慈善事业的核心,其内涵是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无偿奉献的志愿精神、社会责任感和依法行善的社会理念相综合。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一个企业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有企业文化的支撑。而慈善文化是民营企业建设企业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它包含在企业文化的构建内容当中。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行善能树立企业的整体良好形象,为企业创造品牌效应,提升企业在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能够形成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减少人才流失。从长远角度来看,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慈善活动是企业获得双赢的好办法。因此,企业行善需要建设企业慈善文化。民营企业应以企业经营状况、内部组织等实际情况为出发点,结合企业自身文化的核心内容,构建出适合本企业慈善事业发展的企业慈善文化,以此作为企业从事慈善公益活动的指南针,把企业慈善文化渗透到企业的各项管理当中。企业文化与企业慈善文化相互融合,在建设的过程中互相补充完善。
二、慈善文化的基本理念
慈善文化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慈善实践,是慈善事业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柱和动力,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指引着慈善事业发展的前进方向。因此我国要积极培养以人为本,互助互爱为核心理念的现代慈善文化。它的基本理念主要有以下内容。
1.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慈善事业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往积极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这里的“人”指代的是处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定历史条件下,从事社会实践活动并且有着共同物质和精神追求的人。“人”是做慈善的.根本目的,也是做慈善的动力,一切慈善为了“人”,一切慈善依靠“人”,二者的完美统一结合则构成了以人为本的慈善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因此汲取我国儒家优秀的“仁爱”精神和西方国家带有原罪色彩的“博爱”价值观,使之融合升华,才能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培养良好的个人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2.平等、公正的慈善文化理念。“现代慈善的理念是一种公共行为,捐赠应以慈善组织为中介,使捐助与受助分离,捐助人不知道哪些人因他受助,而受助人也不知道哪些人帮助了他,这已成为国家惯例,这与传统意义上的出于同情心、怜悯心的帮助有本质区别,捐赠人和受助人是人格平等,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成为社会的行为”正是由于当代慈善的先进理念,才使得社会上出现了具有爱心、乐于付出自身财力物力去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的人,这才有了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培养平等、公正的慈善文化理念是促进当代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促进慈善事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石。
3.理性财富观。我国传统的典型社会财富观是“福荫子孙”,而西方发达国家则因为信奉基督教的关系,认为金银财富等物质是由上帝托管的,而并非属于自己的,因此他们很乐意将手中的财富奉献出来帮助正在苦难中的人。所以我们不但要向西方国家学习新型的理性财富观,并且应当与我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结合起来,挖掘我国传统财富观的优点,改变传统的财富观念,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理性财富观。
4.勇于承担的社会责任感。社会成员行使慈善行为是在履行个人社会道德责任而不是出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怜悯,这是人们行使慈善行为的内在驱动力。而从企业方面来说,除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外,还应该承担起企业社会责任,积极参与慈善活动,支持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才能扩大企业在市场的竞争力和发展空间。
三、慈善文化的培育
中美中小学教师聘任制比较研究 篇6
[中图分类号] G5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63405-0014-04
近些年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关于中小学教师职务聘任工作中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的出台,我国中小学教师人事制度已由过去的任用制改为聘任制。在中小学实行全员范围的教师聘任制对提高教师专业地位和社会地位,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有积极意义。但我国教师聘任制改革时间不长,许多法制还不健全,又没有历史经验可循,在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题,由此国外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对我国会有很大帮助。美国作为有代表性的西方发达国家,其中小学教师聘任制实行较早,有些经验和做法较为科学可行。本文希望通过中美中小学教师聘任制的比较,找出美国教师聘任制可供借鉴的地方,以期对我国中小学教师聘任制进一步改革有所启示。
中美企业中慈善文化的比较 篇7
1 中、美、日文化特征的比较
1.1 美国文化的特征
美国文化的基础是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催生出了美国文化的基本特征:理性和实用主义。美国文化的核心是个人主义, 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它认为社会的基础是独立的个人, 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 具体表现为推崇自由、平等和竞争的核心价值观。
1.2 日本文化的特征
日本的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家文化”, 虽然起源于中国儒家文化中的“齐家”思想, 但却是根据日本自身情况改良后的变体。日本岛小人多, 资源贫乏, 只有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利用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因此, 日本的“家文化”极度强调集体主义和家族主义, 主张“外争内和”, 通过团结协作避免冲突, 形成了“重家业、轻血缘、重集体、轻个体”的观念。日本“家”的概念超出了单纯的血缘关系的范畴, 演变成一种具有生活共同体或经济共同体性质的社团概念。
1.3 中国文化的特征
中国文化的代表是儒家文化, 尤其是“家文化, “家”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和最小的生产、生活单位, 也是中国人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乃至文化生活的核心。但与日本不同, 中国的“家文化”非常重视血缘关系和家庭伦理, 这种家文化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亲疏有序、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 对离自己越亲近的人越信任, 从而形成以家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
2 中、美、日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比较
相对于普通民营企业或国有企业而言, 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有其特殊性:企业内往往存在着家族和企业本身两套子系统, 这两套系统彼此交叉、重叠, 相互影响, 大大增加了家族企业治理环境的复杂性, 这就要求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既要包括对企业本身的治理, 又要包括对家族的治理。对企业本身的治理, 本文选择了企业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两个维度来考察, 对家族成员内部关系的调整, 本文主要考察的是家族的代际传承问题。
2.1 美国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
家族企业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 可谓历史悠久, 制度完善。总体来看, 美国家族企业在继续保持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的基础上逐步将现代企业制度融入到企业治理结构中。
(1) 在企业所有权上, 随着工业革命后社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 传统的集中持股的方式使得家族企业承担了过多的风险, 亦不利于家族企业多渠道筹集资金, 为此, 一大批家族企业开始进行制度创新, 分散股权。主要做法有:一是通过成立股份公司或上市公司的形式广泛吸收社会资本;二是通过纵向多级持股的方式实现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实际控制;三是利用投资公司实现对其它企业的间接控制。这些做法稀释了家族的持股比例, 但家族仍占据第一大股东的有利位置, 从而实现对企业的有效控制。
(2) 在经营管理权上, 美国文化重视建立在契约和制度基础上的社会信任, 这种信任使得家族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之间不存在严重的信任问题,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多数美国家族企业就完成了两权分离, 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扔掌握在家族手中, 而日常的经营管理权则交给了更为专业的职业经理人。美国的职业经理人市场经过多年发展已很完善, 加之企业内部正式制度的激励和约束, 美国的职业经理人对家族企业的忠诚度较高。
(3) 在代际传承上, 关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传承, 美国家族企业奉行的是“效率为主, 兼顾公平”的原则, 大部分家族企业都是按照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贡献度来分割, 少数家族企业是在符合条件的继承人中平均分配, 1997年这两种分割方式的比例分别为52%和27%, 近年来后者比例有所增加但仍低于前者;关于经营管理权的传承, 多数美国家族企业秉承了“机会均等, 能力优先”的原则, 个人能力而非年龄或资历是员工升迁的重要依据, 子承父业的传统继承模式的比例不断下降, 1950年美国家族企业的掌门人中家族成员的比例超过30%, 而到了1980年则下降到10%。
2.2 日本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
日本家族企业的家族色彩非常浓厚, 家族对企业的控制程度很高, 奉行的是以利益为导向、以内部监督为主的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治理模式。
(1) 在企业所有权上, 尽管家族持股比例很低, 但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这不仅是因为家族往往通过法人交叉持股的方式来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权, 还受到了根深蒂固的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例如日本著名家族企业丰田汽车公司, 2008年丰田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厂商时, 丰田家族的持股比例大约是2%, 但在日本人的心中丰田家族仍是丰田汽车的掌控者, 这种权利不是来源于股权, 而恰恰是日本文化的影响。
(2) 在经营管理权上, 日本的家族企业同样积极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 但日本家族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多是来自于企业内部但不限于家族内部, 企业主重视在企业内部培养职业经理人, 从而降低了寻找职业经理人的成本。日本“家文化”倡导的团队思想和忠诚观念使得职业经理人的忠诚度很高。
(3) 在代际传承上, 日本也有很多长寿的家族企业, 究其原因在于日本“家文化”背景下独特的财产继承制度, 即淡化血缘色彩, 重视家业和家名的传承。很多日本的家族企业是由能力出众的“养子”或“婿养子”等非家族成员继承家业, 另外, 财产继承过程中的分家只是划分股份和收益权, 股份划分后不可以抽回, 这种分法对企业实体经营并没有影响, 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企业财产的完整性和经营的延续性。
2.3 中国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
(1) 在企业所有权上, 受传统家族产权观念的影响, 我国的家族企业股权集中度很高, 大部分的股权都控制在家族成员手中。2010年全国第九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 我国私营企业中企业主家族的平均持股比例超过了90%, 其中仅企业主个人的平均持股比例就达到了72%, 在我国目前外部治理环境尚不完善的前提下, 高度集中的控股方式可以保障家族的自身利益和对企业的绝对控制, 但股权的高度集中也造成了决策权的过度集中, 家长式的管理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
(2) 在经营管理权上,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制度建设尚不完善, 职业经理人市场仍不成熟, 多数家族企业主不愿意选择两权分离的治理结构, 而多是依靠家族内部成员来掌握企业的日常管理权, 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 但过于集中的决策权和管理权难免会影响决策的质量。
(3) 在代际传承上, 与美、日不同的是, 我国家族企业更看重血缘关系, “子承父业”是多数家族企业选择的主流模式, 例如方太集团的茅理翔、茅忠群, 格兰仕集团的梁庆德、梁昭贤等。美国社会学家福山 (2001) 认为华人家族多选择“子承父业”的原因, 首先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对血缘关系的重视, 其次在于中国人不信任外人的传统心理, 创业者并不想将辛苦创造的企业交给子女或家族成员之外的人掌管。
3 美、日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带给我国的启示
根据以上对中、美、日三国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比较可以看出, 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 三国间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如表1所示。本文针对这些差异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以期对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机构的优化有所裨益。
(1) 在企业所有权上, 尽管美、日家族企业身处不同的文化背景, 却建立起类似的股权结构, 反观中、日两国的文化相近, 家族企业的持股方式却相差甚远, 究其原因, 本文认为在于三国文化产生的社会信任不同: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地区多采用现代治理结构, 而社会信任程度较低的地区多采用家族管理模式。美国文化催生了超越血缘关系的普遍信任, 日本文化虽然来源于中国的儒家文化, 但却在发展过程中抛弃了中国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狭隘的“家”理念, 扩大了社会信任的范围, 而中国仍以血缘关系维持的家庭为社会基础, 社会信任程度较低, 中国家族企业长期以来实行的两权合一的家族式治理模式是特定文化环境下的产物, 并不能一味否定, 完全照搬西方的现代治理模式也并不适合当前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 应该用理性、长远的眼光看待社会信任问题, 加强诚信建设, 适时建立覆盖范围广的社会信用体系。
(2) 在经营管理权上, 崇尚自由竞争的美国拥有健全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和完善的职业经理人激励约束机制, 注重个人能力的发挥, “家文化”浓厚的日本崇尚团队思想和忠诚理念, 注重社团内部的情感联系, 这些因素使得两国家族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具有高忠诚度和强凝聚力, 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为企业创造价值。而中国的家族企业最关心的仍是家庭关系和家族利益, 企业的经营管理管理权多掌握在家族内部成员手中, 即使从外部聘请了职业经理人, “外人”在任用、升职等各方面的机会都远不如“家人”, 这就决定了中国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相对落后, 企业规模普遍偏小, 因此, 中国的家族企业要想发展壮大, 必须摒弃“亲疏有序, 内外有别”的用人模式, 依靠更加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 做到广纳贤才, 用人唯贤。
(3) 在代际传承上, 美国人追求效率优先, 是否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是唯一的依据, 美国家族企业传承的实质是企业本身的传承;日本人重视家业观念, 家族企业不仅是企业, 更是家族的象征, 为了保证传承的完整性, 日本家族企业多采取长子继承制或养子继承制, 传承的实质是家业的传承;中国人奉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 家族财产多是由子女平均分配, 为了保证家族利益, “子承父业”是大多数家族企业的首选, 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的实质是血缘关系和家族财产的传承。但血缘关系的限制和均分主义的弊端导致中国家族企业中多数都是中小型企业, “富不过三代”的问题严重, 要想改变这一局面, 就必须把家族企业首先当成独立的经营主体, 注重家族企业的企业性而非家族性, 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重视企业自身的发展需要。
摘要:本文基于文化的视角, 从企业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家族传承三个维度对中、美、日三国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进行比较, 揭示其各自的特征, 并在总结美、日家族企业治理经验的基础上, 为我国家族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中美日,文化
参考文献
[1]苏琦, 李新春.内部治理、外部环境与中国家族企业生命周期[J].管理世界, 2004 (10) .
[2]张向前, 刘福金.日本家族企业文化创新对我国的启示[J].科技管理研究, 2011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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