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金融投资比较研究

中美金融投资比较研究（精选8篇）

中美金融投资比较研究 篇1

中美风险投资比较研究

摘要：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风险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在中国，即将推出的创业板市场为风险投资的退出开辟了新的渠道，这必将进一步吸引各类资金进入中国风险投资市场，风险投资市场在中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通过与美国的比较，借鉴其经验，将有助于我国尽快建立有利于风险投资的政策法规环境，形成有效的风险投资机制，发挥风险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和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风险投资；中美比较研究；启示

美国是世界上发展风险投资最成功的国家。由于风险投资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巨大推动作用,在美国诞生了如微软、英特尔、雅虎等众多知名的企业。正是靠这些新兴的高科技企业强大竞争力的支持,使美国经济出现了近几年的持续高增长和低膨胀,高就业现象,即“新经济”现象.“新经济”现象引起整个世界的关注,也引发了人们对产生“新经济”的推动力——风险投资的探讨。美国的风险投资模式可以说是整个世界的完整范例,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正逢其时,很有必要吸取美国风险投资模式的成功经验。

一、美国风险投资的特点

(一)风险投资有很大增长, 资金来源始终保持多元化特色。

美国的风险投资在近几年增长十分迅速。1994年新增风险投资不到50亿美元,1995年达到74亿美元,1996年又增至100亿美元,1995年和1996年分别比前一年增加50%和35%。随着每年新增风险投资额的增大,美国风险投资累计额也由19 78 年的不到40 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末的将近400亿美元,平均每年递增14.5%。1991年筹资承诺的累计风险资本为290亿美元,1996年为50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11.5%。1996年美国风险资本支撑的上市公司为261家,挂牌上市所筹到的总资金为118亿美元。

在风险投资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美国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也始终保持着多元化的特色。美国的风险资本主要来自机构投资者,其中养老基金是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占51%,其次是基金会和捐赠基金,再次是银行和保险公司;家庭和个人对风险资本的投入1994年仅占当年新增风险资本的8%。

(二)风险投资收益率增长迅速, 风险企业的投资回报率超过非风险企业。

美国风险资本基金对投资者支付的年收益率波动较大,但自从进入90年代以来,风险投资年收益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1990年的风险投资收益率几乎为零,1995年已上升到54%。1991-1996年,风险投资平均年收益率约为29%,大大高于同期非风险企业。

(三)风险投资企业类型多样,主要形式是独立合伙公司。

美国的风险投资企业主要有4种类型:（1）、独立的风险资本有限合伙公司;（2）、金融公司附属的风险投资企业,包括金融机构管理的风险资本有限合伙公司和银行持股公司附属的小企业投资公司;（3）、产业公司附属的风险投资企业包括产业公司附属的小企业投资公司;（4）、独立的小企业投资公司,由于这类企业管理的风险资本到1989年已几乎降为零, 从1990年起把它并入独立合伙公司计算。其中,独立的风险资本有限合伙公司所管理的风险资本在美国风险资本总额中占的比重不断上升,1980年仅为40%,近期则已稳定在80%左右。风险资本有限合伙公司是美国风险投资企业的主要形式。风险资本有限合伙公司采取的是有限合伙公司制。在这种企业制度下,风险投资家是普

通合伙人,其他投资者是有限合伙人;大多数合伙契约的有效期为十年, 在这十年中, 有限合伙人实际上放弃了对合伙公司的所有控制权,只保留一定的监督权,将合伙公司交给普通合伙人经营;普通合伙人的报酬结构以利润分成为主要形式。有限合伙公司制的产权关系明晰,治理结构合理, 报酬制度科学,对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四)风险投资业务程序比较规范, 投资过程分为筹资、投资和撤资三阶段, 风险投资重点在成就期和创建期。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两名学者Lerner 和Gompers 提出了“风险投资循环模型”。这个模型把风险投资过程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每个大的阶段又分为几个小的步骤。

第一个阶段是筹资阶段。基金筹集是风险投资过的起点。在这一阶段, 风险投资家凭借自己的声誉和能力努力争取养老基金、银行、保险公司、个人等潜在投资者的投资, 并通过与投资者谈判签定合伙契约, 组建风险资本公司。在这里是以风险资本有限合伙公司作为风险投资企业的典型类型来讨论风险投资过程的。签订合伙契约是这一阶段的关键步骤之一。合伙契约规定所筹集资金的投资范围, 并要保证风险资本家按照投资者的最大利益行事。

第二个阶段是投资阶段。即把风险资本投入到一个选定的公司组合中去。这一阶段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 选择投资对象。风险投资家要付出大量的劳动对提出申请的企业进行认真审查、多次筛选。第二, 规划投资时间, 即决定在投资对象业务发展的哪一个时期注入资金。第三, 估计股权价格, 即对投资对象每股股权的价格进行评估。第四, 选择投资方法, 即决定是否需要获得其他风险投资企业的支持。第五, 达成投资协议, 即通过与投资对象谈判, 在利润分割、绩效衡量、董事会席位分配等问题上取得一致, 然后按协议注入资金。第六, 参与风险企业管理, 即风险投资家通过在风险企业董事会中拥有的席位和投票权, 参与风险企业的管理决策, 并提供专家建议。

第三个阶段是撤资阶段。在这一阶段, 风险投资家通过风险企业股票的“首次公开发售”或把持有的风险企业股权分配给有限合伙人等方式收回投资。至此, 整个风险投资过程结束。风险投资收回投资后又会开始下一个投资过程。风险投资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循环过程, 其中每一阶段、每一步骤都互相影响, 共同决定风险投资能否获得长期的成功。

(五)民有资本在美国风险投资中居重要地位, 风险投资对高新技术的支持力度大。

下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国际比较,以便进一步认识美国风险投资业的特点。

首先从风险资本的来源来看, 1985年,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及卢森堡四国的政府风险投资占本国风险资本总额的70% , 意大利、西德和丹麦三国的银行风险投资占本国风险投资总额的50% , 日本的风险投资以大公司、大银行为主要投资主体, 而美国的风险资本中则有70%是由私人风险投资公司筹集的民间资金转化而来的。民间资金在美国风险资本来源中的地位比上述其他国家重要。

其次, 从风险基金来源主体来看, 美国养老基金来源主体占主导地位, 占5 1% , 而在亚洲, 企业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则占到3 8.6%(见表2)

最后, 从风险投资的投向来看, 美国的风险投资主要集中在电脑、通讯、医疗生物、电子四大行业, 占8 1.2% , 而亚洲风险投资在这方面的比重仅为24%。

可见, 美国风险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支持的力度大大高于亚洲国家。

二、中国风险投资的特点

（一）风险投资区域集中在经济发达城市

中国的风险投资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和深圳等一级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无论从新增项目投资数量、投资金额还是新增管理资本方面，北京、深圳、上海三地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根据2007年中国风险投资总院的调查，风险投资机构管理的资本主要集中于北京、深圳、江苏和上海的比例依次为37%，7%，9%，25%。从2007年新增投资额来看，北京地区的新增投资额最多，为13.5亿美元；其次是上海和广东，新增投资额分别为10.5亿美元和2.3亿美元，占全国新增投资总额的77%以上。从新增投资项目来看，2007年全国共有415个新增投资项目，其中北京、上海、深圳分别有152个、102个和27个，三地占全国新增投资项目的67%以上。除去深圳以外的华东地区获得的投资项目数量最多，达到61个。

（二）风险投资主要集中与高科技行业

根据2007年中国风险投资院对风险投资公司认为的最优投资价行业的调查报告的结果，风险投资公司偏好的行业依次为：能源环保，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医药和医疗器械），互联网，IT行业，传统行业，电信及增值业，制造业，传媒娱乐以及消费品行业等。前四大行业的偏好率分别为21%，16%，13%和8%。通过分析新增投资项目分布可发现，互联网具有104个投资项目，占25%，是创业投资行业分布中获得投资项目最多的行业；其次是IT行业，获得65个投资项目，占16%；传媒娱乐行业也是2007年创业投资的热点，共获得41个投资项目，占10%；电信及增值业共获得了33个投资项目，占8%；属于传统行业的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共获得了39个投资项目，占8.5%。其他属于高兴技术行业的高兴农业、环保、光机电一体化和新能源业也都获得了相当数量的投资。

可以看出，2007年的中国风险投资主要集中于IT行业、互联网、传媒娱乐、电信及增值等行业，这几个行业获得的风险投资额占到了新增风险投资总额的50%左右。

（三）风险投资主要集中于成长期和扩张期

根据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的调查，成长期共有163个项目，占新增数目的40%；其次是扩张期，共有142个投资项目，占新增投资数目的34%，种子期/初创期获得的风险投资项目共91个，占22%；成熟期共得到19个项目，占5%。从投资阶段金额分布情况看，成长期和扩张期获得的风险投资金额最多，分别占新增投资的32%和54%；种子期获得的风险投资金额占7%；成熟期占6%。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风险投资在2007年仍然主要集中在成长期和扩张期，这一阶段获得的风险投资金额占新增风险投资总额的86%。但由于中后期阶段投资的竞争日趋激烈，出现了一定的向种子期等早期转移的趋势。这说明，随着风险投资环境的日益好转，风险投资机构承受风险的意愿在逐步增强。

（四）风险投资的退出情况

2007年，中国风险投资在退出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实现退出的风险投资机构数量及退出的企业数量较前几年都有大幅增加。值得指出的是，2007年中国企业在境内和境外资本市场IPO的数量和融资规模均创历史记录，蝉联全球融资桂冠。中国企业IPO数量为242个，融资金额为1023.72亿美元。其中，116家中国企业在境内资本市场IPO，融资金额为669.74亿美元。

由此可以看出，随着中国风险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和全球IPO市场的回暖，2007年中国风险投资业在退出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发展，风险投资机构的赢利能力大大增强。

三、对中国的启示

(一)风险资金来源

美国的风险资金早期多来源于富有的个人家庭,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机构投资者成为风险资金的主要来源,到1997年,美国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中养老基金高达40%,个人与家庭的投资只占13 %。由于风险投资自身的特点,高回报伴随着高风险,而且投资期一般较长,达到3-7年,因此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提出较高要求。而投资机构者相对于个人投资者,其承受风险能力较强,对信息的研究与判断更为专业,资金相对充裕,可分散到十几个项目投资中。所以应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鼓励更多的社会机构成为风险资金的主要来源。因此培育机构投资者才是拓展风险投资来源的关键所在。

(二)风险投资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

政府扶持的方式必须与风险资本运作的内在要求相适应。1958年,美国政府实行了《小企业投资公司法》,从而改变了自1946年民间自发设众第一家风险投资基金以来13 年没有出现第二家类似机构的局面。美国的风险投资业进入了第一个高潮期。1978年和1981 年,美国政府为风险投资业摆脱低迷状态,出台了税收的优惠措施,使资本收益税由49.5%降至20%,形成了风险投资的第二次浪潮。由此可见,风险投资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但风险投资又是市场化很强的金融运行机制,有其内在运行规律。因此,政府对风险投资怎样扶持确实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在我国,各级政府中存在着对风险投资一哄而上,从风险投资的建立,投资项目,管理等等都大包大揽,使风险投资效率低下。政府对风险投资的扶持应是在宏观方面,为风险投资创造适宜发展的环境如制定风险投资的行业法规,加强宏观调控与指引,制定各类激励政策,比如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信贷优惠政策等。

(三)风险退出机制要完善

由于风险投资的特点,风险资本投资于风险企业的目的不是为了从风险企业获取短期红利分配,而是选择最适当的时机进入企业,并在最适当的时机退出投资。因此创造顺畅的多元的撤出渠道,才能有效吸引社会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保障风险投资的良性循环,如美国风险投资撤出渠道有IPO、股权回购、项日并购退出、公司清算等多种形式,而在我国当前风险资本的退出存在着一定困难。针对我国风险投资撤出难有如下建议:尽快建立二板市场;降低交易成本;成立场外交易市场;鼓励股权回购实行税费减免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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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金融投资比较研究 篇2

我国投资银行业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与投资银行仍处于发展初期。20世纪后期,美国华尔街风光无限,然而2007年的金融风暴导致华尔街五大投行在不到半年内相继被收购、破产或转型。2012年5月,又发生摩根大通的“伦敦鲸”事件及2013年4月高盛的“欺诈门”等事件,这些都反映了投资银行的“内部人”机会主义倾向。

关于此次投资银行危机,众多学者基本认为是由于以下因素造成的: 金融监管不力、创新过度、杠杆率过高和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但这些仅仅是表面现象,其内部治理的严重缺陷才是危机的主要根源( 时辰宙,2009) 。同时,金融监管不力、过高的薪酬安排及风险管理体系不完善等都直接或间接与由组织模式决定的投资银行治理结构相关( 周玲玲,2013) 。可见,对中美投资银行的内部治理机制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对促进中国投资银行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美投资银行内部治理机制比较

国际金融危机虽然使欧美投资银行遭受重大损失,但目前欧美投资银行仍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只是随着全球经济形势变化及混业经营趋势增强,尚无一家投资银行在全部业务上占据领先地位( 邹新、张红军,2014) 。据Dealogic数据显示,从2013年全球股权融资规模、债务融资规模及并购市场交易额来看,排名前十位的几乎都是欧美投资机构。因此,应全面、客观地看待美国投资银行的发展,不能因为一次危机,就对其进行全盘否定。既要从此次危机中吸取美国投行的教训,也要学习和借鉴其公司治理方面的成功经验。

完善的公司治理不仅能提高公司竞争力,而且会对资本市场的稳定与发展产生直接影响( 张鑫,2008) 。根据麦肯锡2002年对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调查,70% 多的投资者都愿意为治理良好的企业支付较高的溢价( 孙君阳、徐娜,2011) 。因此本文将对中美投资银行的内部治理机制进行比较分析,并在吸取美国投行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我国投资银行内部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1. 股权结构

股权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关系着公司治理的效果( 熊鹏、方先明、王飞,2006; 时辰宙,2009) 。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结构极为分散,股权集中度较低,机构投资者众多,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成本超过收益,导致股东更愿意“用脚投票”来间接参与公司治理,从而一定程度上导致美国投行股权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同时美国投行的内部持股占比很高,2010年,华尔街十大投资银行的个人投资者平均持股比例为53. 5% ,高盛达到了86% ( 苏智攀等,2013) 。这些都直接导致股东对公司控制力和决策权下降,加上投资银行业的专业特性,投资者参与管理的成本过高,并且搭便车效应普遍存在,使资本所有权约束无法得以体现,形成了“强管理层、弱股东”的委托 - 代理结构( 刘轶超,2010; 周玲玲,2013) 。

与美国不同,我国投资银行股权结构高度集中,如表1所示: 样本投资银行前十大股东持股平均超过了一半,股权最集中的是广发证券,达到了75. 2% 。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也为50% 左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为20% ,而且除了海通证券第一大股东为境外法人股外,其它都为国家股。此外,由于我国的证券公司基本上都是非上市公司,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数据显示,2013年115家中国券商中,仅18家为上市公司,而且其股本构成也主要为国家股和法人股,使得我国投资银行的股权流动性非常低。我国投资银行的股权结构使得股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股东制衡机制失衡,与美国一样存在“强管理层、弱股东”的委托代理结构,但是与美国不同的是我国投资银行股权流动性差,使得当公司业绩不好或出现问题时,投资者不能有效地通过抛售该公司的股票来“用脚投票”,外部制约机制效力低下。

表 1 2013 年中国前五大投资银行股权结构与集中度

注: 样本选取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中国 2013 年上市投资银行中总资产排名前五位的投资银行,数据来源于各大公司 2013 年年报数据,表中顺序按总股本大小排列( 下同) 。

2. 董事会构成

作为股东大会的代理人与管理层的委托人,董事会是银行内部治理的核心。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为“一元制”,即股东大会下只有董事会而没有监事会,董事会既负责公司的日常决策,同时也担当监督职能。使得美国公司没有独立于董事会之外的监督机构,而董事会的监督职能主要通过独立董事来行使。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占比占绝大多数,高盛2010年12人的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了10人( 苏智攀等,2013) 。内部董事所占比例虽然很小,但是大多数美国投资银行的董事会主席兼任CEO,该制度在加快公司决策效率的同时,也会使得决策权利高度集中,从而容易产生管理层为了追求自身或管理层群体的利益最大化,而损害股东利益和公司长远利益。尽管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来协助董事会更好地行使审计监督职能,但是审计委员会是董事会的下设机构,难以真正行使监督职责和有效的内部控制( 周玲玲,2013) 。

由表2可以看出,中国投资银行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成员构成比例中不到40% ,尽管比例相对过去呈增长趋势,但是仍普遍存在董事会和管理层交叉任职的现象,且我国投资银行的总经理一般都为董事会成员,容易形成董事会所做决策为管理层服务的“内部控制人”现象,不利于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

表 2 中国投资银行董事会构成与来源

3. 激励机制

不同于传统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是人力资本高度密集型企业。人才是投资银行的关键资源,激励机制可以说是投资银行业发展的动力所在。而薪酬制度始终是激励约束机制的核心,是投资银行最主要、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激励手段( 时辰宙,2009) 。美国投资银行的高管薪酬主要由固定年薪和年度奖金等短期激励、股票期权等中长期激励以 及各种福 利补贴构 成 ( 孙君阳、徐娜,2011) 。美国投行的激励机制虽然建立了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相结合的激励体系,存在着股票期权等中长期激励,但是这种中长期激励仍主要与绩效而非风险相联系,导致了普遍的短期行为( 周玲玲,2013) 。贝尔斯登在2004年到2006年度支付五位高管的现金、股票加其他各种补贴达到了381亿美元,比其在危机后被摩根大通收购的总价还高出了15亿美元( 毛蓓蓓、刘聪,2011) ; 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在2007年次贷危机背景下,给其高管和员工发放的年终奖金依旧按照2006年的年终奖金为标准发放,反映了美国畸形的薪酬机制。就是在这样的诱惑下,投行家们慢慢失去了对风险与损失原有的警惕及谨慎,纷纷通过承担超高的风险来获取短期的超高业绩,从而获得高额利润,同时也为危机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我国投资银行经理人员薪酬制度主要是年薪制,薪酬形式主要以短期激励效应的现金薪酬为主,缺乏长期激励效应的股票期权、员工持股等形式,激励形式单一,不利于我国投资银行的持续健康发展。从表3可见,除了中信证券有少数高管持股外,其他证券公司均无高管持股。

表 3 中国投资银行薪酬构成及水平统计比较

二、健全我国投资银行内部治理机制的对策建议

1. 优化公司股权结构

我国投资银行股权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股权高度集中,流动性差。因此,首先应通过鼓励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上市、增资扩股及兼并重组等手段,适度降低内部持股比例,推进股权的多元化,降低股权集中度,从而使得股权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其次,提高股权的流动性,但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还不成熟的背景下,过度分散的股权会导致投行决策时间延长,效率降低。所以引入其他大股东,形成多个大股东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是我国的现实选择( 刘轶超,2010) 。

2. 充分发挥董事会职能

首先,提高独立董事的比例,建立健全独立董事制度。既要考虑其独立性,聘请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及声誉的独立董事,避免为谋取个人私利而与管理层勾结,而且要赋予独立董事一定的实质性权利,保证其客观、公正地做出决策,从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又要考虑其个人能力和品质,根据投资银行的专业性选聘不同行业的专家,确保其提供建议的可行性。其次,必须严格控制董事会中执行董事的比例,逐步解决董事的交叉任职现象。

3. 完善激励机制

作为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投资银行,完善的员工激励机制与网罗人才的能力是投资银行制胜的关键所在。而薪酬制度又是激励约束机制的核心,所以应建立完善的薪酬制度,在最大限度下降低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防范道德风险,保护股东利益。首先,我国薪酬机制过于单一,应改革激励方式,丰富激励工具种类,从自身实际出发,除了基本的物质激励外,还应建立员工持股计划、认股权证等长期产权措施,并结合福利计划、地位激励、声誉等精神激励措施,实现股权激励多元化。其次,薪酬与激励机制的设计应与企业的长期业绩和风险控制相结合,避免短期行为; 同时基于竞争压力与降薪可能带来的人才流失,薪酬改革应在全球范围内共同推行与实施( 毛蓓蓓、刘聪,2011) 。2009年4月,金融稳定理事会( FSB) 发布《稳健薪酬做法原则》,标志着后危机时代高管薪酬监管的开始,并得到了G20伦敦峰会与会国的一致认可( 钟震,2012) 。

综上所述,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良好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构建离不开完善的股权结构、董事会构成及激励机制。

摘要：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欧美投资银行遭受重大损失,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是引发投行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从股权结构、董事会构成、激励机制方面对中美投资银行的内部治理机制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中国投资银行应学习和借鉴美国投行的发展经验,进一步优化公司股权结构、充分发挥董事会职能、完善激励机制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投资银行,内部治理机制,股权结构,董事会构成,激励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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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金融投资比较研究 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应对措施

金融危机即一个或多个国家与地区的部分或全部金融指标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整个区域内货币贬值并伴随着企业的倒闭现象，既而失业率增高，社会普遍存在经济萧条的现象，在此次金融信用危机中表现为投资者对投资失去信心从而引发流动性危机。本文主要针对此次金融危机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影响及两国政府各自对此的应对措施和政策，系统性地进行分析和比较了中美两国在经济危机中表现上的差异，并明确了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启示性建议。

一、金融危机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中美国透支掉很多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财产，然后通过公司破产将风险转驾于他国。也就是说美国破产的公司都是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经营着他国的金融资产，即便虚拟经济破产损失的也并非自己国家的钱。同时美国还逼诱中国外汇资产投资其国债和金融公司，譬如中国投入美国的外汇资产就已超过了1.2万亿，其中中国购买的美国金融产品皆是虚拟资产，而美国购买的中国金融产品皆是实体资产。这就同美国用衍生金融工具等手段套取中国资产以摆脱其市场监管一样，达到继续扩大控股中国实体经济的目的。

二、中美两国的应对措施和政策比较

（1）采取对策的时间比较。此次金融危机源于美国，中国要采取应对措施将在6个月后，在判断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以及采取有效政策上落后于美国。（2）中美两国经济政策比较。一是财政政策。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美国将货币政策变为财政政策，应对措施主集中于针对金融系统的货币政策；中国则一直以财政政策为主。美国务实本国利益，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了调和；我国政府考虑到可能会通货膨胀而实行了传统的减税调控。二是货币政策。美国刺激国内需求并通过集中改革金融监管制度和减税措施来拉动经济增长，而中国刺激投资和扩大出口并增加货币供应量；美国强化了政府力量，而中国则是培养消费和市场。

三、中美两国在经济危机中表现上的差异

（1）衰退阶段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中国虽是一个人均GDP仅3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但它拥有比发达国家更强的经济承受和消化能力，因为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阶段的我国，拥有经济发展阶段性的抗衰退免疫力。（2）影响经济产业结构的形式不同。金融危机一般会向实体经济传递，对金融部门依赖程度高的实体经济产业首当其冲。据统计美国失业率已达10.2%，而中国受危机影响的恰是出口工业，银行受冲击较小；加上中国产业结构具有二元性且面临经济均衡增长的经济问题，面对危机美国经济的一元性决定了美国在短期内便可退出刺激政策，而在中国却只能长期均衡发展以缩小二元差距。（3）在经济增长中的需求不同。美国主要是投资需求不足，因为美国的投资需求不取决于政府政策，而取决于投资者对金融投资市场的信心，美国要扩大内需的主渠道就是刺激投资；中国却是消费需求不足，据统计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30%，消费需求就会出现负增长，所以中国存在投资需求增长速度过快的经济问题。

四、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启示性建议

（1）财政政策方面紧跟民生。一是要调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美国经济刺激计划采取的是政府买单、市场花钱的经济政策；我国则直接由政府开发项目，因此这便要求我们必须不断改善政府参与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二是恢复市场的消费和需求。譬如美国的7870亿计划中约35％曾用于减税。（2）警惕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国家在刺激需求拉动经济的同时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和股市问题就是因为货币的供过于求，实际上大量的刺激资金并没能传递到实体经济中去。（3）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一是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学习美国高度重视发展清洁能源和低碳技术；二是加大科技创新研发投入。美国国会公布的《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的草案包含增加133亿美元科技投入，其中研究和开发99亿美元，研究和开发设施设备34亿美元，正说明了美国十分重视科技研发的意义；三是加大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扶持。我国应遏制高失业率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不良后果，放宽即将施加给小企业贷款机构的薪资限制及其他限制。

参 考 文 献

[1]李增刚．发达国家政府规模变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当代财经．2007

[2]张伟，朴明根．当前金融危机下美国救市政策效果的经济学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9（6）

中美档案教育的比较研究 篇4

一、档案高等教育

新中国诞生后，档案工作和档案机构的急速扩展亟需大批档案专业人才。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原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曾先后举办了档案管理专修班和训练班，均因缺乏适用教材而停办。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率先开办档案专业教育。至1984年底，全国已有24所普通高校、14所业余大学开设了档案专业。各高校在开设档案专业的同时，相应编写了大量的教材和讲义，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较高素质的档案专业教师。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出了首批档案学专业硕士。

美国的档案高等教育一直以研究生教育为主，没有档案专业本科教育。教师授课没有标准的教材，通常都是自编讲义，档案教师少之又少，全美加起来不足十位。迄今为止，共有23个州的38所大学设有档案专业的研究生教育。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于1994年通过了《档案学硕士学位课程指南》。该指南将学习课程分为三类，即档案学知识、相关学科知识和辅助性知识。教师授课的原则是偏重于具体原理和实际操作的讲授，授课形式灵活多样。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美两国档案高等教育，无论是在教育体系、还是在教学内容、师资力量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其主要异同点在于：（一）在学科设置和师资力量方面，我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档案高等教育体制，拥有丰富的档案专业教材和齐全的师资力量。而美国只有研究生教育，没有档案本科生教育，缺乏专门的档案学标准教材和专职教师。（二）在授课内容和形式方面，我国的档案专业授课形式略为死板，教师非常注重理论知识，对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要求不是很强。而美国则注重于专业技能、相关学科知识和科研能力的培养。教师经常带学生去各类档案馆参观实习，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模拟表演，这种形式类似于MBA的案例教学，其教学效果相当不错。对照美国高等教育而言，我国档案专业教育存在着一些不足：①教材内容滞后，跟不上档案工作发展的最新形势和国内外档案学研究的最新成果；②学生动手能力弱，知识结构单一，对现代信息技术和相关学科知识缺乏相应的了解和掌握。笔者认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精神，强调实践技能和个人能力的发展；关注现实、保持与实际部门的联系应该是我国档案高等教育今后发展所应侧重的内容。

二、继续教育

1992年，国家档案局档案干部教育中心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举办了“档案干部继续教育电视讲座”，并出版了相应的电大教材。1997年制定了《档案专业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提出了档案专业人员继续教育的目标、形式和要求。随后，又颁布了《全国档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九五”培训要点》，该要点列举了18个方面的教育内容，主要有：电子文件的产生对档案工作的影响；档案术语的标准对档案学理论的影响；新型载体材料的保护技术、方法；当代档案馆的性质、功能；档案馆网布局及档案流向问题；走向21世纪的档案开放与利用；档案鉴定理论与企业档案的管理；信息共享档案目录中心的建设；文件中心和联合档案室；建立和完善科学的检索体系等若干问题。

美国的继续教育是指某些大型档案馆对本馆新聘任的档案业务人员进行的一种大学后教育。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建立了为期2年的在职培训制度。该制度要求新聘人员必须具有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通晓美国历史，且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由于竞争激烈，应聘者一般都具有相关专业的硕士学位。培训内容分为课堂教学、岗位轮训、论文写作及考评四个大方面。课堂教学的内容，主要有档案原则与技术、国家档案与文件局及其各部门的职能和任务、行政组织和管理程序以及人事、财务制度等、档案保护技术理论与实践、联邦文件管理和新技术的应用。这种培训方式，自始至终对学员要求非常严格，任何人都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美两国的继续教育对推动两国档案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两国继续教育都是由行政管理部门牵头，教育内容丰富多彩，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现代社会。不同点在于：（一）对教育对象要求不一。在中国，所有从事档案工作的人员，不论其学历高低与否，均可以参加继续教育学习。而在美国，只有拥有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才有资格参加继续教育学习。（二）在教育内容方面，中国比较注重对档案学基础理论及核心课题的研究。而美国则注重于对新技术的学习及对档案部门行政职能及人事、财务管理等知识的提前介入。岗位轮训是美国继续教育工作中最独到、最吸引人之处。学员在2至3个月的轮训期间，被交叉派往10至12个部门进行实习，熟悉馆藏、广泛直观的了解档案局（馆）的各项业务。各部门负责人可借此了解每个学生的特长和弱点，方便日后的聘用工作。无论是受训者还是培训者，都对这种作法感到非常满意。笔者认为，中国可以参考借鉴美国的这种轮训方式。当然，良好的投资是这项培训成功的必要条件。

三、岗位培训

1985年6月，国家教委、国家档案局在成都召开了“全国档案学教育改革座谈会。”会议提出中国档案教育必须由倚重职前教育向在职教育转变。自此，档案在职教育迅速发展，类型不断丰富。各地陆续建立了档案干部培训机构或基地，受训者不计其数。1990年7月，在辽宁鞍山召开的“全国档案教育工作座谈会”特别强调了要将岗位培训作为迅速提高在职档案干部队伍专业素质的有效方案。随后，国家档案局又在《关于开展档案人员岗位培训工作的意见》一文中明确要求，在1995年年底之前必须对所有在职人员轮训一遍，并将岗位培训合格证书作为上岗任职的资格证明。此后，该项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

美国岗位培训对象可分为三类：即从业前接受过和未接受过档案教育的档案专业人员和对档案专业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者。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一直是为美国档案界提供最为全面系统的岗位培训的重要力量。该协会在每年的春、秋两季以及夏季年会期间，大约要举办25－30个培训班。培训内容主要有16类，即收集和征集、鉴定、档案教育、著录与编目、电子文件、职业道德、信息科学、管理、社会宣传（包括档案馆及档案人员的管理）、口述史、保护、利用服务、特殊载体、专门馆藏、概论（档案原则与实践介绍）等。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的现代档案学院也是提供档案管理人员培训的一个主要机构，每年夏、冬季都要举办一期培训班。

中美法院管理体制的比较研究 篇5

[摘要] 法院司法行政是影响法院独立地位和法官工作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比较研究中美两国的司法行政管理问题，知道了中国法院司法行政管理的弊端，即司法行政化。我们应借鉴美国先进的立法经验和成果，改革我国法院的管理体制，实现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

[关键词] 司法行政管理；司法行政化

饱经历史的沧桑，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政治分离出来的司法制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法院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角色也各不相同，但是，各国法院的司法行政管理事务都是由法院自己来承担，这一点则是相同的。法院司法行政是影响法院独立地位和法官工作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习惯上把法院司法行政问题统称为法院的人、财、物问题，具体包括：法院的基础设施建设、法院的经费管理、法院人员编制的安排、法官的招募、考核、晋升以及罢免、案件的管理和统计等等。纵观中美两国的司法行政管理问题，可以说中国的司法几乎都在科层式行政管理下，而美国法院实行司法自治的行政管理，其法官几乎没有国家公务员的色彩，下文进行比较分析。

一、中美两国的司法行政管理的比较分析

（一）法官的任职资格比较

在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是这道防线的守门员思想的影响下，美国对法官的任职资格要求非常严格。在美国,担任联邦法院的法官(从最高法院到地区法院)必须是(1)美国公民；(2)在美国大学法学院毕业并获得JD学位(美国本科教育没有设置法律专业,大学本科毕业报考法学院,经三年学习修满学分后才可以授予JD学位,即 “法律职业博士”)；(3)经过严格的律师资格考试合格,并有若干年从事律师工作经验。担任州法院的法官,特别是最

[1]高法院、上诉法院和具有普通管辖权的初审法院的法官,一般也应当具备上述条件。可见,美国比较强调法官由富有实务经验且道德学问优秀的人士担任,其对法官的总体要求是“年长、经验、精英”。法律院校毕业生不可能走出校门即从事法官职业,只有在学识和阅历达到一定层次后,才能登上法官的宝座。

与美国相比，中国司法人员的素质较差，而且对法官任职资格条件的要求是较低的。从法官队伍的来源上看，主要由政法院校毕业生、复转军人和社会招干人员组成，且后两种人数占较大比例。尽管《法官法》立足我国国情,从政治素质、文化程度、法律学识、工作经历、年龄和健康状况等方面,对担任法官的资格条件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为法官初任时具备较高的基本素质提供了法律保证,体现了时代的进步。但《法官法》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为了不与已有的法官条件相差过于悬殊,《法官法》对法官的任职条件规定过于宽泛；以此种条件选任出来的法官,既不可能具有深厚的法学功底、丰富的审判经验,也不可能有广泛的社会阅历。虽然要经过初任法官资格的考试,但要他们胜任专业性极强的审判工作不能不说是勉为其难。因此,要确保初任法官的高素质,使之真正成为“正义防线的守护神”,就不能不从立法上进一步提升我国法官的任职资格。

（二）法官人事管理比较

美国法官在晋升资格上并不严格按照由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升迁，获得高等法院或者更高级法院的法官任命一般是由声誉和卓著成就决定的。美国法官独立,只服从法律,由自己作出裁判,无需再向其他法官甚至院长汇报审批案件。美国国会于1973年建立了法院行政管理局和巡回司法委员会作为司法会议的执行机构。法院行政管理局由专业行政人员组成，管理联邦法院的预算、人事、采购及其他总务和辅助职能。巡回司法委员会的职责之一

[2]就是审查及支持各地区提出的任命新法官的请求。这种历经严格考察的人事任免，有利于强

化法官对职业的神圣感和使命感，也有利于法官独立地行使司法权。

而中国，法官人事管理完全行政化。法院中的政治部是负责法院人事管理工作的机构。法官的晋升、奖惩处罚、离职辞退都是由法院的政治部按照行政机关的人事管理模式来运作的。在这种运作模式下，法院中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和从事非审判的工作人员都被称为“干部”，两者间质的差异没有得到明晰。同时，法院中法官的官阶设计也完全引入了行政机关系统内所使用的等级模型，它不仅意味着政治待遇的差别，还显示出一种等级服从的位阶和责任的大小，甚或是一种能力的差别。它强化了行政位阶高法官的影响力和位阶低法官的服从。这种不利于法官独立作出判断的管理模式势必加大司法判断的不确定性，并且为不正当干预

[3]司法活动提供了便利。

[4]

（三）法官保障制度比较

为保证司法独立，美国建立了系统而严密的法官保障体制。具体内容包括：

(1)法官的身份保障。一是实行法官不可更换制，即法官一经任用，不得随意更换，不得被免职、转职或调换工作，只有依照法定条件，才能予以弹劾、撤职、调离或令其提前退休。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是终身制，州初审法院的法官任期是4年或6年，上诉法院是6年到8年，还有可能连续担任。实行不可更换制，法官便无需担心因秉公办案而在职务上受到不利变动。二是实行法官专职及中立制。即法官不得兼职，包括不得兼任行政官员、议员、教学及其他营利性职务。法官在政治上要求保持中立。

(2)法官的经济保障。一是实行法官高薪制。美国联邦法院首席法官的年薪与副总统相同，其他法官的年薪也高于部长。此外，还规定法官出差不受限制实报实销、对法官的处分不得减薪、因紧缩政策或通货收缩而对公务员的薪金采取减额方针时不得减少现任法官的报酬等。二是实行法官退休制。美国联邦法院法官凡年满70岁，任期满15年，年满65岁，任期满15年者，可领取全额退休金。这些措施可解除法官的后顾之忧，为其在职时保持公正廉洁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

(3)法官特权保障。美国法官享有司法豁免权，但这种权力是相对的，如果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有行为不检或其他触犯法律的行为，他们仍应承担相应的行政、民事或刑事责任。除司法豁免权规则以外，还有两项规则，一是禁止对正在进行的审判加以评议的规则，主要在于防止新闻媒介滥用新闻自由，对法官的审判活动任意评论或妄下结论，避免法官因受公众的影响和左右而无法保持其实质独立；二是禁止将正在被审理的案件或争端列入国会议程的规则，在于防止法官的审判活动被立法机关干预。

我国《法官法》对法官享有的权利也做出了规定，主要包括：法官享有履行职责应当具有的职权和工作条件；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获得劳动报酬，享受保险、福利待遇；人身、财产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护；参加培训；提出申诉或者控告；辞职，等等。在法律上为法官行使职权提供了一定保障。相比之下，这些规定都比较笼统，对于法官的保障不够完善。

（四）法院经费保障比较

美国法院的经费保障体制，从客观上保障了美国法院的独立性和中央性。自1939年起，美国就建立了联邦司法会议，由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和其他经过专门挑选的法官组成。联邦司法系统的预算由联邦司法会议负责起草，然后不经行政机构做出任何改动被提交国会。行政机构可以对司法预算提出意见，但不能对其进行改动。国会最终确定总预算，联邦司法会议有责任直接向国会解释其开支。因此，联邦司法会议既负责起草司法总预算，也对司法经费分配和管理完全负责，行政机构无权干涉。

在我国，行政机关掌握着整个国家的财权，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必须由同级政府决定；另一方面，法院的装备、办公条件、办案经费等方面会因各地经济发展及财政收入的状况不同而大相径庭，导致了法院财政与地方财政融为一体，而地方财政收入的好坏又取决于地方

经济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法院更多地倾向于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去执行法律和行使司法权，而不是着眼于国家法制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为此，法院必须保持物质利益上的独立性，要求法院的财政预算、经费开支能够不受干扰地独立运作。

二、借鉴及优化我国的法院司法行政管理

我们必须学会借鉴美国优秀的立法成果和经验，为我所用，以期推动理论和制度的创新，让法院行政管理机制并永葆生机。

（一）提升法官的任职资格

实行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司法队伍。既要改变现行的用人制度，面向社会尤其是面向政法院校公开招聘一批业务素质好、廉洁勤勉人员，又要对在职的司法人员加强培训，不断提高其办案质量。2001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法官法》，规定对初任法官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这对中国的法律职业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体现司法权的统一性，在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及方式上应充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将地方法院的法官由地方权力机关选举和任免改为由国家元首或最高法院的院长根据一定程序任命。

（二）深化司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中国现行的法院管理体制实质上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体制和双重负责制，出现了利用司法行政权干预审判权独立行使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要统一全国法院的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建立司法行政权的垂直领导体制（即下级法院只对法律和上级法院负责，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大负责），实现审判部门与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的功能分离，突出行政管理的服务功能，淡化审判管理的行政化色彩，建立以法官为中心的内部管理机制。审判权主要由独任法官、合议庭、审判委员会行使，审判庭组织实施和管理。人财物管理属于司法行政事务，可以考虑在各级法院成立司法行政委员会，负责行使本区域和本级法院重大行政事务的决策权。

（三）健全法官保障制度

为保障司法独立和公正，国家要细化法官保障制度的具体条款。在职位保障上，应实行不可更换制，非法定事由和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弹劾或撤换；在物质保障上，应实行一定程度的高薪制和不可减薪制；在特权保障上，应赋予法官有限制的司法豁免权。

（四）建立国家保障的财政支持体系

为避免司法地方化、行政化，国家有必要对司法经费予以国家保障，并全额供给。最高法院要对全国法院的经费编制预算，由全国人大审查批准后由中央财政拨付给最高法院，再由最高法院逐级向地方各级法院分配，由各级法院科学合理地使用。同时，为了减轻中央财政的压力，可以适当调整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税比例，并将各级法院依法收取的各项费用逐级上交，纳人中央财政管理，以增加中央财政的收入，减轻因改革带来的压力。为此，我们建议改革时可借鉴美国法院的预算及经费管理办法。

总之，我国现行法院改革的方向是打破司法行政化，建立一套切实保障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的法院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1] 王道国、钟俊：《中外法官任职资格比较研究》，甘肅政法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06年6月第2期

[2]德全英：《中美法院制度的宏观比较思考》，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3期

[3]贺卫方：《中国司法管理体制的两个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中美金融投资比较研究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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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房地产金融的比较分析及启示 篇7

关于房地产金融的界定, 戴相龙 (1998) 、石春贵 (1997) 、周爱民 (1997) 、谢经荣 (1995) 、周志祥 (1997) 、连永安 (1999) 等有不同提法。本文所指房地产金融与周爱民 (1997) 保持一致, 房地产金融是指与房地产有关的各种货币资金的筹集、融通及为其提供的金融服务等一系列信用活动的总称。

房地产金融的基本任务是以金融机构为中介, 运用多种金融工具筹集和融通资金, 支持房地产的开发、流通和消费;并提供保证保险等配套服务, 管理和控制风险, 保障房地产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良性循环。据此, 一个相对完整的房地产金融体系应包括:房地产金融机构、房地产资金来源以及与房地产金融相关的信托、担保、保险等机构。

二、中美房地产金融的比较

(一) 房地产金融主体的比较

美国拥有多元化的房地产投资机构。根据资金来源不同, 主要分为存贷款机构, 寿险和养老基金机构, 中介、抵押和信托机构以及联邦政府相关机构四类。与商业性住房抵押贷款制度相适应, 商业银行是迄今为止房地产金融市场最主要也最有实力的投资机构, 投资集中在大型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和住房抵押贷款上。此外, 寿险公司很大份额的投资也是向大型开发项目提供长期融资。它们与储蓄信贷协会、互助储蓄银行、抵押联营机构、信托等多种私人金融机构构成了发放抵押信贷的主体。联邦政府机构中联邦住房贷款银行、联邦抵押金库和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社也是主要投资主体。其中, 联邦住房贷款银行通过MFP计划经金融机构直接向借款人融资;联邦抵押金库通过向抵押公司、储蓄银行、信用合作社以及商业银行购买抵押权提供资金;联邦住房贷款公社则向储蓄贷款合作社出售抵押权以供应资金。

与此相比,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尽管房地产投资主体开始向多元化发展, 但仍较为单一。目前我国房地产金融主体主要有住房储蓄银行和商业银行等银行类金融机构, 以及住房合作社、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信用社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此外, 住房公积金也是我国房地产金融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商业银行和住房公积金占据了房地产金融业务的绝大部分, 其他金融机构无论是数量、业务量还是发挥的作用都难以显现。目前我国只有少数几个大城市 (例如上海、广州、深圳等) 具有初级规模的房地产证券交易市场。

(二) 房地产资金筹措方式的比较

与投资主体相对应, 美国房地产融资也是非常多元化的。其重要途径之一是房地产证券市场。目前为止, 该市场已存在四种抵押贷款相关证券: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MBB) 、抵押贷款传递证券 (MPT) 、抵押贷款转付证券 (MPTB) 和抵押担保证券 (CMO) 。商业银行、人寿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以及其他金融中介机构提供的种类繁多的融资产品也是重要的融资途径。这些融资途径为各类融资机构分散和管理风险提供了有效的手段, 也为市场投资者提供了多元化的金融产品, 使房地产投资具有稳定的资金来源。

相比较, 我国房地产融资的渠道比较单一, 主要来自间接融资渠道, 即银行贷款。商业银行基本参与了房地产开发的全过程, 实际上直接或间接地承受了房地产市场运行中各个环节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除此之外由于缺乏健全的二级市场, 诸如信托融资、股权投资、产业基金等融资工具只能进行小规模的融资。

(三) 房地产金融配套体系的比较

在发展房地产一级市场的同时, 美国着力建设齐备的配套体系来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首先,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体系。美国每个经济人都有一个社会保障号码和相应的账户, 个人收入、纳税、借贷、还款情况甚至犯罪记录都会一一记录在案。客户申请贷款时, 银行可以很快捷地通过信用调查公司了解借款人的各种情况, 据此决定是否贷款并能对借款人财务状况密切关注。其次, 为了规范和控制住房贷款风险, 美国的银行还制定了健全的贷款偿还和违约处理程序。

我国的社会信用制度相对滞后。整个社会缺乏经济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制度, 贷款银行只能依靠客户自己提交的资料来判断其资信程度, 加大了贷款风险。中介配套机构不完备, 加大了房地产金融体系的风险隐患。由于法规建设相对滞后, 监管机构的监管广度和力度也较小。

(四) 房地产风险投资的比较

美国的房地产投资机构的投资主要集中在1—4户家庭住宅方面。在进行大宗借贷或投资前, 投资机构都要进行全面分析, 且特别注重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现金流量的分析, 如果还贷期间现金净流量为负, 即使该企业有很强的担保也不能获得贷款。投资审批重点考查借贷人信誉、借贷日期及时间、借贷的实际用途、抵押财产的足值程度、借贷人的现金流量、如果是异地借款, 还要考察借贷人与当地金融机构的关系等。美国除了拍卖抵押品, 还出台更有效的制裁措施———将违约当事人列入“银行的黑名单”, 并在各个银行间传递, 有效打击有意逃债行为。

我国房地产金融机构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多用户住宅房地产和商用房地产两个方向。风险分析也只是通过借贷企业自己填写的情况报告来撰写调查分析报告, 无法真实准确地反映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抵押是否足值, 是否真正具有偿还能力, 等等。在我国, 审批行为不规范, 自由裁量权过大, 办事透明度低, 容易导致国家权力部门化, 部门权力个人化。我国制裁违约当事人的措施就是拍卖抵押品, 但抵押品的实际价值与原报价往往不符, 导致银行蒙受巨大损失, 且不能有效震慑违约人, 也不能为其他银行提供风险警示。

(五) 政府职能的比较

美国政府对房地产金融市场很少直接干预, 属于弱干预型。其职能主要体现在监督调节和担保两方面。在政策监督方面, 美国政府除了制定完备的法律条款以外, 还针对不同金融投资机构设立了不同监督机构。经济调节方面, 一般通过直接投资为辅, 间接投资为主的方式来引导房地产业的发展。其担保职能主要表现在联邦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上承担房地产信用担保和保险。政府部门利用联邦政府财政的卓越信用成立专门的保险机构, 如联邦住宅管理署 (FHA) 和退伍军人管理署 (VA) 两个保险机构。为推动二级证券市场的发展, 联邦政府又专门成立全国抵押贷款协会 (Ginnie Mae) 专门为抵押贷款证券化提供担保服务。

我国房地产市场行为不规范, 部分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 对房地产的调节作用一直收效甚微。由于我国处于特殊的经济转轨时期, 既没有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 也没建立起标准的互助合作制度, 而是实行以法定公积金为主的混合形式。其特点是以政府立法建立房地产基金制度为主, 房地产基金由雇员和雇主各按雇员工资的一定比例按月解缴专门金融机构, 主要用途是帮助雇员支付购房首付款和分期偿还贷款本息。同时我国的房地产保险业也才刚刚起步, 很多保险公司尚未全面涉足房地产保险业。

三、发展我国房地产金融的启示

(一) 发展多元化投融资主体

我国应大力发展商业银行和住房公积金组织以外的各种银行类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 保证房地产金融市场有足够的投融资机构, 促进房地产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也应考虑建立类似FHA和VA这样的政府担保机构或保险机构, 专门对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抵押贷款提供担保或保险, 使它们在二级市场的发展中担当重任。

(二) 创新筹资工具和方式

不断开发新的信贷产品。围绕房地产在利率、贷款方式、还款方式管理等方面开发新产品, 促进市场结构调整。在基础信贷产品上探索相应的信用衍生产品, 积极推荐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 建立二级抵押市场, 提高贷款流动性以缓解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由于资产证券化必须以成熟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基础, 为降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风险, 还应当引入独立且有公信力的风险评估机构, 以便投资者正确认识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程度, 保证那些资质好、信誉高的房地产企业不断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在可能的条件下, 开展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 (REITS) 的试点, 为房地产投资者提供新的金融工具。当然我们仍需慎重考虑并监控金融创新中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

(三) 完善配套措施体系

加强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在现有征信体系基础上纳入可供放贷机构参考的重要信用信息和记录。着力建设与房地产金融相对应的具有较高规范性的中介机构, 如担保、保险、拍卖处置、信托、评估等专门性机构, 提高整个房地产金融市场的场风险防范和控制能力。加强软环境建设, 制定较为完备的房地产业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 使得监管部门有法可依。

(四) 提升风险投资水平

应高度重视房地产开发市场中的各类金融风险, 规范调查和审批程序, 严格把握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能力和准入条件。在住房抵押贷款方面, 应遵守有关首付比例、贷款利率等方面的规定, 规范各操作环节的具体内容。相关监管部门要加强风险提示, 让房贷机构高度关注贷款抵押物的市场风险。通过社会征信体系建立资源共享机制, 实施有效的制裁措施以减少放贷机构的风险损失。

(五) 保证政府职能与房地产金融发展水平相适应

加大政府对房地产金融市场的监督力度, 建立较为完善的监督体系。政府应对现有或有可能涉及房地产金融市场的各类机构进行监督, 且各类监督部门之间还需要加强沟通和协调, 正确引导各类机构发展。政府应进一步推行廉租房和部分经济适用来满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 从而保证房地产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在政府财政实力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建立政策性较强的房地产担保机构和保险机构, 为房地产市场持续发展提供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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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洪波美国房地产金融政策及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房地产金融2006 (2) :22-26

【3】纪亚洲顾和和中美房地产金融业对比研究[J]商业研究2004 (14) :151-155

【4】吴士君龚马玲房地产金融体系比较与借鉴[J]上海经济研究2004 (2) :70-75

【5】窦尔翔何小锋邢宝华国际经验借鉴及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优化的经济效应[J]工业技术经济2007 (2) :138-142

中美新闻诽谤问题比较研究 篇8

关键词：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诽谤诉讼

中图分类号：D9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112-03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句话是法国《费加罗报》的报头，亦是其座右铭，最早出自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近现代以来，宪法中的言论自由条款已成为底线条款，言论自由之于人类犹如空气之于人类，属于人类最基本的需要。

在美国这样一个崇尚言论自由的国度里，更是如此。2013年5月23日，奥巴马在美国国防大学进行反恐政策演讲，被一名女性反战人士三次打断，总统先生不得不说：“让我说完，这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你可以讲话，但也要听我说，我也有权发言。谢谢，女士。”美国是一个于1798年曾出台过《防治煽动法》的国家，三年中，有14人因该法案被捕入狱。在这样一个国度里，一位国家元首能说“这也是我的权利”，要靠多年积淀的社会共识和文化经验。这个例子生动地反映了美国民众有权在公共场所就公共议题表达意见，而这一点也正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题中之义。

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发展简述

（一）宪法第一修正案：一只美丽的独角兽

“国会不得立法……限制言论、出版自由”，这句话便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内容，围绕这短短十四个字，两百多年来上演了无数精彩的故事。其核心价值在于保障人民讨论公共事务的自由，它起初是为了防范英国殖民者的出版许可制度，禁止对出版物进行事先审查。

（二）对“禁止事先审查”的两次测试

1.1931年尼尔v.明尼苏达州（Nearv.Minnesota）

记者尼尔热衷于揭露各种社会丑闻，他最喜欢批评的官员之一就是明尼苏达州原州长奥尔森，当尼尔接连向他“泼脏水”的时候，奥尔森提起诽谤诉讼，理由是《防治公共滋扰法》规定“恶意诽谤、毁人清誉”构成“滋扰罪”。在两审失利的情况下，尼尔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申请判决这项法律违宪。

大法官休斯作出经典判决：“当报界轻率诋毁公众人物，谩骂诽谤恪尽职守的公职人员，并借用公共舆论对他们施加负面影响时，我们不能说媒体权力正被严重滥用……对勇敢、警觉的媒体之需要，显得尤为迫切。”

“尼尔案”为美国的出版法确立了一个基本命题：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事前限制应当受到质疑。

2.1971年《纽约时报》v.美国（New York Times Co.v.United States）

1971年越战期间，《纽约时报》陆续刊出一些越战机密内容，政府随即向法院申请禁令。一审法院驳回了政府申请，法官格林在裁定中有如下经典论述：“国家安全并非自由堡垒内的唯一价值。安全必须建立在自由体制的价值之上。为了人民的表达自由和知情权等更为重要的价值，政府必须容忍一个不断找茬的新闻界，一个顽固倔强的新闻界，一个无所不在的新闻界。”

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同样裁定驳回政府的禁令申请。布莱克大法官的判决理由是：第一，国会并未立法授权法院禁止刊出这类文件；第二，若想突破第一修正案对“事前限制”的禁止，政府必须证明文件公开后，“确实会对我们的国家或人民产生直接、立即和无法挽回的伤害”，而政府做不到这一点。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在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也历经了两次大挑战，这两次挑战没能阻碍美国的言论自由，反而使其发展趋于成熟，为美国的言论自由发展史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三）对第一修正案的两次挑战

1.1798年（亚当斯政府）《防治煽动法》（Alienand Sedition Acts）

早期的美国报纸，充满了各种污蔑中伤之词，诽谤政府也并不罕见。1797年，华盛顿即将卸任，费城《曙光报》就写道：“此人是我国一切不幸的源头，今天，他终于可以滚回老家，再不能专断擅权，危害美国了。如果有一个时刻值得举国欢庆，显然就是此刻”。政治漫画家对华盛顿也毫不手软，有人甚至把他的头像放在一头驴身上。似乎所有的一切就是要跟总统较劲儿。这时，一个意外的插曲却让第一修正案和诽谤政府之间的冲突迫在眉睫：1798年，亚当斯政府通过《防治煽动法》，宣布批评联邦政府的行为构成犯罪。短短三年间，有十四人因此法案入狱。

此法案一出，即遭到了民主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麦迪逊和杰斐逊起草了“肯塔基和弗吉尼亚决议”，声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共和政体的基本保障，各州有权自行立法确定出版自由，人民享有“自由检视公众人物和公共事务的权利”。“弗吉尼亚决议”和后来的麦迪逊报告，成为美国言论自由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801年，《防治煽动法》失效，在自动失效163年后，被宣布违宪。

2.1917年（威尔逊政府）《防治间谍法》（Espionage Actand Sedition Act）

1917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威尔逊政府通过《防治间谍法》，以压制反英、亲德和反战声音。随后，数以百计的人因此法案而被追诉。在这个时期涉及言论自由的案件洪流中，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一项原则，这项原则在美国言论自由发展史上的地位无可替代，这就是“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

（四）“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a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此原则最早由霍姆斯大法官在“申克案”（Schenckv.United States）中提出，后来在艾布拉姆斯诉美国一案中得以确立。

1.1919年艾布拉姆斯v.美国（Abramsv.United States）

本案被告是四名流亡美国的沙俄难民，他们对威尔逊总统调兵干预俄国“十月革命”的决策非常不满，于是在纽约市区抛洒大量传单，传单引发了抗议干涉俄国革命的罢工。政府随即以意图破坏对德战事为由，将四人定罪。最高法院维持有罪判决。霍姆斯大法官发表不同意见，“如果我们想确定一种思想是否真理，就应让它在思想市场的竞争中接受检验”，“我们应当对某种做法时刻保持警惕，那就是对那些我们深恶痛绝，甚至认为罪该万死的言论的不当遏制，除非这种言论迫在眉睫地威胁到合法、紧迫的立法目的，惟有及时遏制，方可挽救国家命运”，“美国有权惩治导致或意图导致明显而迫在眉睫的危险（clear and imminentdanger），并可能引发刻不容缓（forthwith）的实质危害……”在重申“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的同时，霍姆斯补充了两个新形容词：“迫在眉睫”和“刻不容缓”。

2.1917年惠特尼v.加利福尼亚（Whitneyv.California）

在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一案中，布兰代斯大法官对“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进行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论述。

惠特尼参与了共产主义劳工党的设立，据称该组织号召和煽动人民暴力推翻政府，根据加州《工团主义犯罪法》，惠特尼被判有罪。1927年，最高法院维持有罪判决。布兰代斯大法官单独撰写意见，他指出“要想证明限制言论的正当性，必须存在合理的依据，证明一旦施行言论自由，将导致恶劣后果。同时，还必须合情合理地令人相信，这种危险迫在眉睫”，“如果有足够时间，应当让人们借助讨论揭示谬误，通过教育祛除邪念，靠更多言论矫正异议，而非强制他人噤声沉默。只有在特别紧急的情形下，才可对言论施以限制”。

在言论自由发展强劲的态势下，美国言论自由史迎来了一个个新的胜利，这以《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为代表。

（五）言论自由的胜利与巩固：《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 York Timesv.Sullivan）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是美国言论自由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美国诽谤法发展的一个“驿站”。

1960年，马丁·路德·金的支持者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谴责南方几个地区对黑人平权运动的压制，但文中有些细节失实。广告没有指名道姓，但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却声称广告中的“南方违宪者”就是在影射他，于是起诉《纽约时报》涉嫌诽谤。《纽约时报》两审均告失利，判决理由都是“第一修正案不保护诽谤言论”，濒临绝境的《纽约时报》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1964年，9位大法官力挽狂澜，以9：0一致通过推翻原审裁决，认为沙利文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纽约时报》出于恶意进行诽谤，因此无法得到宪法支持。

布伦南大法官写下影响了美国半个世纪的经典判词：“对公共事务的辩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宪法保障要求具备这么一项联邦规则：禁止政府官员因针对他的职务行为提出的诽谤性虚假陈述获得损害赔偿，除非他能证明：（被告）在制造虚假陈述的时候确有恶意，即被告明知陈述虚假，故意为之；或玩忽放任，罔顾真相”[1]。

这一判决确立了一系列重要的审判理念，形成了后来被广泛引用的“实际恶意”原则、公共人物原则、公众事务原则等等。纽约时报案以后，美国联邦法院逐渐完善了这一系列重要的规则，通过大量判例对“实际恶意”原则进行限制，“作者使用引语故意歪曲原话就会构成侵权”①；将“公共官员”推广适用于包括“前政府官员”②、“公共人物”③，直至包括“个人”④，由此诞生了诽谤私法，并逐步厘清了公共人物的范围；同时最高法院逐渐从公共官员视角转向公众事务视角；在诽谤公法中适用非严格责任原则，而诽谤私法中适用严格责任原则。这些判例大致勾勒出新闻自由与名誉权之间艰难平衡的历史轨迹，成为美国新闻界拓展新闻自由并进行自我限制的最重要参照。①

二、中国言论自由及新闻诽谤诉讼立法与司法现状

对照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言论自由状况不容乐观，频繁发生的“跨省追捕”事件给言论自由这一宪法性权利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媒体与网络被官方的单向报道所充斥，从中央各大报纸头版报道的趋同中可见一斑。尽管如此，我们仍应看到社会公众、新闻媒体在争取新闻自由方面不懈的努力。

例如，在广州华侨房屋开发公司诉《中国改革》杂志社一案中，企业索赔590万，依据是这篇报道有失实之处。天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报道在个别地方有出入，但并非严重失实，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书中有如下陈述：“只要新闻报道的内容有在采访者当时以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判断认为是可以合理相信为事实的消息来源支撑，而不是道听途说或是捏造的。那么，新闻机构就获得了法律所赋予的关于事实方面的豁免权。”

还有2011年“微博第一案”②中，北京一中院破天荒给日益成为主流的“微博”定性称，“个人微博的特点是分享自我的感性平台而非追求理性公正的官方媒体，因此相比正式场合的言论，微博上的言论随意性更强，主观色彩更加浓厚，相应对其言论自由的把握尺度也更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