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GDP结构比较

中美GDP结构比较（精选7篇）

中美GDP结构比较 篇1

一、概述

由于不同年龄的人在学识、经验、精力、能力、敏捷性、创造力等方面表现不同, 因而师资队伍的年龄构成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教师队伍教学、科研的活力和兴衰趋势。为了对我国高校师资的现状作一个深入细致的调查, 我们查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 并访问了国内外百余所大学的网站, 对有较详细资料的学校的教师情况进行了搜集整理, 确定了十余所有代表性高校作为抽样样本, 对样本进行了认真仔细的统计分析, 结合国家教育部的教育统计资料, 较为客观、全面地了解我国高校的教师群体结构现状。对高校教师队伍现状的了解和分析是进一步开展高校教师群体结构研究的基础, 我们利用实证研究方法, 通过多种途径进行了资料的收集工作, 获取了大量的教师资料并进行了整理, 针对教师群体的年龄结构等进行了统计分析, 发现了当前教师群体结构存在的问题, 分析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由于当前我国对于高校教师队伍还没有一种公布机制, 全面和详细的教师资料或统计资料难以获取, 这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增加了不少的困难, 为了能使研究结果反映出我国高校的真实情况, 我们基于如下原则选择抽样的高校。

(1) 资料真实可靠。必须是来源于该校的公布资料。其他来源的资料不予收集。

(2) 该校或该校部分学院或系有较详细的教师资料。

(3) 选取的高校应有一定的代表性, 能够反映出当前高校的教师队伍的基本情况。

(4) 能获取详细资料的个体样本大于30个。资料应是最近进行过更新的。

(5) 所选择的高校应有较广泛的地域分布。

(6) 各个层次的高校均应有选取。应有一定的部委属高校和地方高校。

二、高校教师队伍年龄结构现状

基于高校抽样原则, 我们确定了9所高校的17个院系为研究对象, 对各个年龄段教师的人数统计, 所占百分比, 以及平均年龄的统计研究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统计分析的结果看, 不同的高校, 其教师年龄结构存在较大差异, 相比较而言, 重点大学的教师平均年龄较大, 普通大学和专科院校的教师平均年龄较小。在这几所重点大学中,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属于研究型大学, 这并无多大的争议。从上述统计结果看, 这几所高校教师的平均年龄分别是: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均为48岁, 清华大学为49岁。与国际上研究型大学比较来看, 以信息科学研究为主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教师队伍的平均年龄为49岁;加利弗尼亚大学九所分校的教师平均年龄为50岁, 其中教师平均年龄最大的San Francisco分校为53岁, 最小的Riverside分校和Santa Cruz分校均为48岁, 其他如Berkeley、Davis Irvine、Los Angeles等分校教师平均年龄均为49或50岁。众所周知, 加利弗尼亚大学为美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 其九所分校几乎都排名在全美前五十位之内。因此, 我们认为对于我国研究型大学来讲, 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是比较合理的。另两所重点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教师的平均年龄均为42岁, 明显低于前面三所重点大学, 但又比普通大学教师的平均年龄高一些。从普通大学来讲, 四所普通和专科学院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均占教师队伍的60%以上, 教师平均年龄也都在40岁以下。

三、高校教师队伍年龄结构分析

从全国高校教师的统计结果看, 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总数的63.8%, 说明我国高校的教师队伍总体上来说十分年轻, 全国的统计结果没有给出教师平均年龄。但是我们可以假设各个年龄段教师数量呈均匀分布, 从各年龄段来讲, 30岁以下青年教师由于研究生毕业, 一般为25岁, 考虑最近各高校都以引进研究生学历以上教师居多, 不失合理性, 可以假设30岁以下教师平均年龄大约为28岁, 30—40岁年龄段教师平均年龄35岁, 40—50岁年龄段教师平均年龄45岁, 考虑有部分60岁以上教师, 50岁以上年龄段教师平均年龄设为57岁, 则可得出全国高校教师的平均年龄为39岁。与抽样统计的占我国高校大多数的普通院校和专科学校的教师平均年龄比较一致。关于教师队伍的平均年龄, 国内有学者 (母国光) 认为应在40岁左右为宜。根据国外的一些统计数据分析, 1992年美国全国高校教师的平均年龄为48岁, 1986年日本大学专任教师的平均年龄是45.2岁, 比我国教师队伍平均年龄大7—10岁。这说明目前我国高校教师队伍还很年轻, 距离一支成熟的高校教师队伍还有一定距离。

但是, 平均年龄并不一定就能说明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是合理或不合理, 还应该注意年龄结构的分布状态。从美国1992年教师年龄分布情况来看, 30岁以下仅有1.3%, 30—39岁为18.7%, 40—49岁为35.4%, 50—59岁为31.4%, 60岁以上教师占13.3%, 其中以年龄为45—54岁阶段为主, 占36.7%;1998年的统计, 35岁以下为9.8%, 35—44岁为25.1%, 45—54岁为35.3%, 55—64岁为22.7%, 65岁以上为7.0%, 平均年龄为49岁, 表明美国高校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以中年教师为主, 并保持相对稳定。根据我国1998年的统计, 35岁以下教师占52.25%, 35—44岁为23.31%, 45—54岁为13.02%, 55岁以上为11.42%, 说明我国高校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以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为主, 教师队伍并不稳定。

由于不同年龄的人在学识、经验、精力、能力、敏捷性、创造力等方面表现不同, 因而师资队伍的年龄构成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教师队伍教学、科研的活力和兴衰趋势。人的旺盛精力和创造力是在学术上取得较大成就的基本条件之一。组成一个单位的成员一般总是有老、中、青, 教学科研群体也不例外, 这是历史发展所形成的, 也是事业发展的需要, 是保证事业连续发展所必需的。从系统观点看, 老、中、青的组合也有一个合理比例的问题。年纪大的人, 富有阅历和经验, 能传、帮、带;中年人的智能较全面, 有很强的创造力;年轻人富有开拓精神, 应变能力强, 所以群体的年龄结构得到优化, 就可以使群体发挥出更大的效能。

四、结语

高等学校师资队伍的年龄结构应是有利于保持旺盛的精力和较高的创造能力, 以中年教师为主体, 老中青教师具有合理比例, 形成持续成长的梯队的综合体。我国高校教师目前平均年龄偏小, 一方面是因为文革造成了人才断层, 使得中老年教师数量相对不足, 另一方面也因为近几年的高校扩招又促使高校补充了很多青年教师, 降低了教师的平均年龄, 为了保持教师队伍合理年龄结构的稳定平衡, 必须认真采取流动措施, 进行有计划的师资流动、调整与补充等。

摘要：本文作者选取不同类型的高校为样本, 对高校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现状进行了统计, 指出了不同类型高校在教师平均年龄、教师年龄分布上的差异, 对比美国高校教师的年龄结构情况, 分析了中美高校教师年龄结构的不同, 发现我国高校教师总体年龄偏小, 要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合理成熟的教师队伍还需一定时间。

关键词：高校教师,年龄结构,现状,中美比较

参考文献

[1]黄宗成编著.人才——发展科学技术的根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4.7:51.

[2]李新生.群体人才学[M].红旗出版社, 1988.4.

[3]宋永刚.人才战略与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取向.高等教育研究, 2002, (3) .

[4]Martin J.Finkelstein, etc.New Entrants to the Full-Time Faculty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Statistical Analysis Report, Oct, 1998.

[5]Thomas D.Snyder,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2007,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2008.3.

中美GDP结构比较 篇2

【关键词】医学院 教学管理组织 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G4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6-0009-02

因医学教育其社会职能的特殊性，就要求医学教学管理组织应该具有较高的效率。普通的管理组织构架对医学教学的辅助作用相对有限，为了满足新形势下的医学教育要求，医学院校教学管理组织形式也应该顺应形势得到进一步改善，以期更好地服务教学。

我们查阅了国内近百所医学院校，美国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资料。主要考察内容包括：医学院本科教学管理组织结构以及教学管理运行机制。

一、国内医学院校与美国三所医学院教学管理组织结构初步比较

（一）国内医学院校教学管理组织框架

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在教育管理组织构架的设置上沿用了其他理工科院校的机构设置方案：院长——教务处——内部各科室。此种组织结构由教务处总理教学管理事务，教务处服从上级医学院院长的安排。下设处长主持全面工作，各科室（岗位）按不同工作内容分教务科、招生办公室、质量管理办公室、成绩与学籍办公室、考务科、教材科、综合管理科、临床办公室等等。尽管这些科室（或岗位）的命名有所区别，但所负责的工作都一致。

（二）美国医学院校教学管理组织框架

美国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教学管理组织框架相似，美国医学院教学管理实行“两会”制：董事会和学术委员会（或评议会）制，董事会具有学院事务的最高决策权。院长由董事会聘任，对董事会负责，行政管理由院长主持的常务理事会负责，下设战略规划办公室、科研管理办公室、可持续发展办公室等。

二、与美国医学院教学管理组织结构的进一步比较

从我国医学院和美国医学院教学管理组织框架来看，最主要的区别就在学术委员会、教务处结构以及整个管理机制等三个方面，而这恰恰是影响有效性管理的最主要因素。

（一）工会与委员会比较

（二）教务部（处）比较

（三）整体管理机制比较

三、建议

（一）成立学术委员会

根据医学院具体情况，由医学院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教学组织岗位责任人、以及学科带头人、项目主持人、教授、博导等学科岗的专家学者成立专门的学术委员会。委员会的功效主要表现在：1.委员会负责医学院课程规划、教学计划、管理策略的制定与研讨、医学院每学期各层次教学任务；负责课程组设置，并下达课程建设任务；审议教学工作报告；负责专项任务成员的快速构建与项目跟进等等。分担了原教务处所属的带决策性质的管理工作。2.委员会成员应不具实权，但委员会整体有着与院领导同等的权利，弱化了上层组织的行政权利。专业教授参与决策，改善了行政权力高于学术权力的弊端。

（二）成立临床教学管理研究委员会

医学教育较其它高等教育有着突出的特点：临床实践是医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所占学时比例相当之大。

（三）原有组织结构重铸

组织结构是确定组织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方式或互动关系的模式。我国医学院校应结合自身情况，实现教学管理组织结构由垂直化向扁平化转变，刚性化向柔性化转变，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作者根据美国经验拟出了如下组织构架：将管理内容按性质分为规范（程序）管理、决策管理、服务管理三个部分，每个部分按照不同的模块分配到不同岗位。这样做的目的在于：1.纵向管理扁平化；纵向管理由原来多层次结构改为二级结构，由医学院领导部门负责协调与组织工作、规范工作过程等程序管理。2.横向管理专业化；横向系统中，由学科教授及资深部门工作人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决策管理，有利于加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联系与信息互换。3.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领导部门负责程序规范，决策部门负责方案决策，服务部门负责为医学院所有人员提供必要服务。方案性管理任务由部门配合完成，单一性管理任务则直接由职能部门独立完成。教学管理过程工作有规范、决策有技术、实施有保障，整个组织框架形成了一套联系紧密的管理网。

对任意医学院套用任何一种固定的组织管理模式都是不合适的。柔性的组织框架将是未来医学院教学管理组织改革的最终走向。

参考文献：

[1]万志峰.大学内部机构设置及现状研究. 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2]清华大学医学部主页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med/3137/index.html

[3]北京大学医学院主页 http：//jiaoyuchu2.bjmu.edu.cn/jigoushezhi.asp

[4]复旦大学医学院主页 http：//shmc.fudan.edu.cn/s/121/t/378/p/42/c/5191/d/5200/list.htm

[5]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主页 http：//jwc.shsmu.edu.cn/jgsz/

[6]华中科技大学医学院主页 http：//www.tjmu.edu.cn/zzjg/Index.htm

[7]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主页 http：//jwb.xysm.net/sysmenu/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6

[8]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主页http：//www.cd120.com/xueyuangaikuang/jiaowubu/gangweizhidu/2011/1205/56492.html

[9]南方医科大学主页 http：//jxgl.fimmu.com/jwc/gwzz/ShowArticle.asp？ArticleID=4139

[10]许虎.大学行政组织有效性分析.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11]陈苗珍. 浅析矩阵管理在高职院校教学管理中的应用.山西科技，2010年第25卷第6期

[12]李永军. 高职院校柔性管理体制设计初探.青岛远洋船员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中美风险投资资本来源和结构比较 篇3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风险投资逐渐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出现频率也日渐提高，中国的风险投资资本结构也努力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包括政府风险投资资本、国内企业风险投资资本、外资机构风险投资资本、金融机构风险投资资本和其他类型风险投资资本。见表1。

注:国内企业资本指国内非国有独资公司资本。资料来源:李爱民, 2002, 第52页;《2003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 第14页;《2005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 第8页。

由表1可以看出，我国的风险投资资本来源主要是政府资本、国内企业资本，以及外资资本。但随着我国加入WTO，更深入地参与世界贸易，企业对政府资本的依赖逐渐减小，但政府资本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国内非国有独资公司资本跃升为第二大资本来源。并且由于国内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的建立，他们更频繁地参与金融市场的活动，使得我国对外资资本的依赖也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金融机构资本所占比重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表1中的其他资本是指除以上类型的风险投资资本以外的来源，这一来源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到了2004年，其比重已接近于金融机构资本。

二、美国资本来源分析

风险投资是美国经济链条中很有特色和魅力的一个重要环节，为美国经济的运行做出了巨大的推动，像苹果、微软和英特尔公司都是借助于风险资金成长和发展起来的。表2列出了美国近十年风险投资资本结构的变化趋势。

从表2可以看出, 美国的风险投资中养老金占的比重虽然整体有一个下降趋势, 但相对于其他资本来源, 仍然居于绝对优势。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作用除个别年份外都在不断加强, 成为美国风险投资的一个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公司资本主要是指大型企业基金, 它们在风险投资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在1997年达到25%后就呈现出逐年下降, 到了2003年只占到了2%, 但它们对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创业企业来说, 仍然是获得风险投资资本的重要来源。20世纪80年代以后, 由于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的介入, 个人和家庭的投资比重逐渐下降, 1993年～2003年期间基本稳定在10%左右。

注:1995年～2003年的数据统计中没有包括国外资本来源。资料来源:1993年～1994年的数据来源于Paul.A.Gompers (1999) ;1995～2003年的数据来源于Venture Economics Investors Services 2006。

三、中美风险投资资本来源及结构对比

由于美国的风险投资业起步较早，且由于美国政府资本的强大支持，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非常迅速。本世纪初，美国政府资本让位于民间资本，风险投资资本来源更具多元化。机构投资者成为主要的资本来源渠道，资本总量非常庞大，同时抗风险能力也很强，可以长期投资于需要长期资本的风险投资业和创业企业，与风险投资业的特征相符。

而中国的风险投资业只是最近几十年才开始发展起来，因此与美国成熟的风险投资市场相比，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的发展历程显示出转轨经济时期独有的产业特点，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风险投资资本来源比较单一。从表1中可以看出，中国的风险投资业属于政府主导型，政府资本和金融机构资本占到了40%以上，而外资资本所占比重不升反降，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限制了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的活力。由于更多的采用直接投资的形式，民间资本没有被充分地吸引到这一领域，且中国目前尚未出现特定的天使投资者，风险投资资本来源渠道的单一严重影响了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中美GDP结构比较 篇4

1988年海南建省时的工业为主导、工农贸旅并举, 到1996年的“一省两地”, 海南省的经济发展路径不时处于徘徊和争论之中。2010年公布《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海南省未来三次产业发展战略。根据《若干意见》, 海南省建设国际旅游岛, 构建以旅游业为龙头, 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特色经济结构的经济体系[1]。然而与国内其他省份比较, 海南2011年GDP总量为2522.66亿元, 排在28位, 增长速度较缓慢。当下, 刺激海南经济迅速增长已成为海南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分析海南三次产业对海南GDP的贡献率, 适当调整海南三次产业结构, 促进海南和谐、科学、迅速发展。

国外学者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一定的研究, 美国西蒙·库兹涅茨 (Siman Kuzznes) 发现产业结构的变动受人均国民收入影响的规律。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 (H.Chenery) 对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建立了标准产业结构模型和工业化阶段理论。美国W.W.罗斯托 (W.W.Rostow) 提出了经济成长阶段理论。日本学者赤松要 (Kaname Akamatsu) 提出了雁行模式理论。除上述理论外, 技术差距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等均涉及到区域产业结构演变和经济增长关系问题[2]。

国内学者郭海清, 朱晓华, 陈刚, 魏庆华等, 利用相关计量模型, 对三次产业相关的数据进行整理, 分析三次产业与GDP增长的关系, 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为区域经济和谐发展提供有依据。朱晓华, 邓宝义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演进, 并对三次产业相关数据进行处理, 研究了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并建立回归方程测算了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3]。左其星对武汉市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为武汉市的产业结构政策提供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依据[4]。本文借鉴其研究思路, 整理与分析海南三次产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 利用线性回归, 研究海南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提出相关合理化的政策建议, 为政府宏观调整海南产业结构提供参考。

1 海南三次产业现状分析

1.1 产业结构变化

从1978年以来, 海南三次产业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 经济的发展发生了变化, 分为3个阶段, 即:第1阶段是1978~1991年, 由于是改革开放初期, 第一产业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第二、三产业处于建设阶段, 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增长, 并逐渐成熟, 此阶段为“一三二”的产业结构;第2阶段是1992~2009年, 进入90年代, 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小康生活, 加上海南热带旅游资源丰富, 第三产业逐渐超过第一产业, 成为主导产业, 此阶段为“三一二”的产业结构;第3阶段是2010年至今, 进入21世纪,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第二、第三产业迅速崛起, 第二产业逐渐超越第一产业, 但海南的第三产业仍为主导产业, 此阶段为“三二一”的产业结构。第三产业是海南的主导产业, 而与第二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相比较, 结果是不一致的。

1.2 海南三次产业占GDP比重

海南1978年到2011年GDP与三次产业发展变化, 如图1。

通过图1可知:1978~2011年海南三次产业均呈上升的趋势, 其中第一产业由1978年的8.72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659.23亿元, 年增长速度约为13.40%;第二产业由1978年的3.65亿增长到2011年的714.50亿, 年增长速度约为16.67%;第三产业由1978年的4.03亿增长到2011年的1148.93亿元, 年增长速度约为18.04%。由此可见, 改革开放以来, 海南经济迅速发展, 第二、三产业增长率不断提升, 而第一产业增长逐渐放缓。

海南1978~2011年间第一产业占GDP比例逐渐下滑, 由1978年53.1%降到2011年的26.1%;第二产业占GDP比例呈上升趋势, 由1978年的22.3%上升到2011年的28.3%, 但上升趋势不明显;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上升显著, 由1978年的24.6%提升到2011年的46.9%。可见, 海南产业结构为“三二一”类型, 第三产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最大动力, 第二产业还没有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力。如图2所示, 在1992年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下降程度大, 第三产业上升程度高, 幅度在10%左右, 波动比较大。因此, 在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背景下, 海南未来应该以加快第三产业发展, 同时适当调整第二产业的发展适应经济的增长, 此外海南为传统的农业大省, 农业特殊的经营模式, 第一产业也不能忽视, 处理好三次产业的关系, 尤为重要。

从就业结果来看, 1978~2011年间海南第一产业就业比例在50%~70%之间, 第二产业就业比例10%左右, 而第三产业就业比例在20%~40%之间。三次产业就业比例一直是“一三二”结构, 现如今第一产业仍然是海南劳动力主要就业产业。但是海南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经过“一三二”、“三一二”、“三二一”结构的转变, 而就业结构一直为“一三二”, 说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匹配, 说明海南经济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随着海南第三产业比例逐渐增大,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仍然是三次产业就业人数之首, 在今后发展当中适当转移农村劳动力到城镇化建设当中。

1.3 海南三次产业与国内其他省市比较

通过对海南三次产业与国内其他省市三次产业结构的比较, 判断海南经济发展的方向。具体分析如表1。

从表1可以得:首先, 广东生产总值 (GDP) 最大, 为53210.28亿元, GDP排在前10位的依次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河北、辽宁、四川、湖南、湖北, 这些省市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经济中心地带。而海南的GDP总量排在第28位, 第29、30和31位依次是宁夏、青海、西藏, 这些省市都是地处我国边远地区和经济落后区域;其次, 我国产业结构主要呈现“二三一”类型, 其中我国有25个省市呈现“二三一”的产业结构, 有6个省市呈现“三二一”产业结构。处于“二三一”产业结构省市中, 山西的第二产业占GDP比例最大, 为59.0%, 排在前10位的依次是山西、青海、河南、内蒙古、重庆、陕西、辽宁、江西、安徽、河北, 这些省市都是第二产业发达地区, 如山西有煤矿、内蒙古有矿石等, 而海南的第二产业占GDP比例仅为28.3%, 排在第30位, 海南第二产业显著低于国家平均水平, 制造业、建筑业等发展缓慢;北京的第三产业占GDP比例最大, 为76.1%, 排在前10位的依次是北京、上海、西藏、贵州、天津、海南、广东、浙江、江苏、云南, 这些省市主要是地处在经济发达和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另外, 在“三二一”产业结构的省市中也分2类:一类是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 二类是贵州、海南、西藏、云南等地处我国边远地区, 是经济欠发达地区 (1) 。

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2年) 》。

2 模型建立与实证分析

本文在《海南统计年鉴 (2012年) 》统计年鉴基础上, 利用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处理。在一定技术、资本和劳动条件下, 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经济发展有显著作用, 因此, 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 海南应该考虑调整产业结构适应经济的发展。因此, 本文分析海南三次产业生产值对海南生产总值 (GDP) 的贡献率, 其建立回归模型为:

在 (1) 中, GDP为生产总值, GDPi (i=1, 2, 3…) 表示第i产业的产出值, A0代表科学技术进步与优惠政策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Ai表示第i个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用模型 (1) 对在“三二一”产业结构中的省市进行回归分析, 比较海南三次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和其他省市的差异, 以北京代表经济发达地区, 云南代表经济落后地区, 全国平均值代表总体平均水平, 具体如下。

2.1 我国三次产业对GDP贡献的回归分析

我国1991~2011年间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 由1991年的7.1%下降到2011年的4.6%;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 由1991年的62.8%下降到2011年的51.6%;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 第三产业对GDP贡献由1991年的30.1%上升到2011年的43.7%, 具体年份如图3表示。

将我国从1978年到2011年GDP与三次产业产值, 代入回归模型 (2) 中:

得出回归模型为:

通过用Stata运行结果, 从中得出判决系数为R2=0.99989, 可以证明回归方程中三次产业对GDP的回归分析有效。方程中的系数可以说明, 当我国第一产业产出值提升1个百分点时, 会促使GDP提升0.1273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产值提升1个百分点时, 会促使GDP提升0.5970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产值提升1个百分点时, 会促使GDP提升0.2757个百分点。通过分析得出, 我国第二产业对GDP贡献最大, 说明目前第二产业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的主要力量。由图3可知, 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 对经济增长影响逐渐增强。目前“二三一”产业结构仍符合我国现在经济发展的需要, 然而我国未来的产业结构会由“二三一”产业结构转向“三二一”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将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2.2 北京三次产业对GDP贡献的回归分析

将北京从1978年到2011年GDP与三次产业产值, 代入回归模型 (2) 中

得出回归模型为:

通过用Stata运行结果, 从中得出判决系数为R2=0.99976, 可以证明中回归方程中三次产业对GDP的回归分析有效。方程中的系数可以说明, 当北京第一产业产出值提升1个百分点时, 会促使GDP提升减少0.0804个百分点, 第一产业的增长, 对GDP的贡献为负, 北京不适合第一产业发展;第二产业产值提升1个百分点时, 会促使GDP提升0.6538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产值提升1个百分点时, 会促使GDP提升0.4403个百分点。通过分析得出, 北京第二产业对GDP贡献最大, 这也说明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第二产业成为拉动北京经济的主要力量, 然而据统计, 从2001到2011年北京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在70%~80%, 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 对经济增长影响逐渐增强。北京从“二三一”产业结构类型转向“三二一”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已成为拉动北京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2.3 云南三次产业对GDP贡献的回归分析

将云南从1978年到2011年GDP与三次产业产值, 代入回归模型 (2) 中:

得出回归模型为:

通过用Stata运行结果, 从中得出判决系数为R2=0.99978, 可以证明中回归方程中三次产业对GDP的回归分析有效。回归方程中的系数可以说明, 当云南第一产业产出值提升1个百分点时, 会促使GDP提升0.395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产值提升1个百分点时, 会促使GDP提升0.538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产值提升1个百分点时, 会促使GDP提升0.1204个百分点。通过回归分析得出, 云南第二产业对GDP贡献, 这也说明改革开放30年来海南第二产业成为拉动云南经济的主要力量, 然而云南的第一产业对云南GDP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云南第三产业对GDP的增长逐渐加强。

2.4 海南三次产业对GDP贡献的回归分析

将海南从1978年到2011年GDP与三次产业产值, 代入回归模型 (2) 中:

得出回归模型为:

通过用Stata运行结果, 从中得出判决系数为R2=0.99984, 可以证明中回归方程中三次产业对GDP的回归分析有效。方程中的系数可以说明, 当海南第一产业产出值提升1个百分点时, 会促使GDP提升0.416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产值提升1个百分点时, 会促使GDP提升0.2407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产值提升1个百分点时, 会促使GDP提升0.3416个百分点。通过分析得出, 海南第一产业对GDP贡献最大, 这也说明改革开放30年来海南第一产业成为拉动海南经济的主要力量, 然而据统计, 从2001到2011年海南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在40%~60%波动, 幅度比较大, 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 对经济增长影响逐渐增强, 第三产业将成为拉动海南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第二产业的贡献率在15%~40%间波动, 波动幅度大, 第二产业是海南的弱势产业。综上所述, 海南经济产业经济结构发展不稳定, 波动幅度比较大, 抗风险能力弱。

2.5 比较分析

通过我国、北京、云南GDP与三次产业生产值的回归分析得出, 我国产业经济结构处于“二三一”类型, 第二产业主要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存在差异, 到2011年有6个省市 (云南二、三产业比重持平) 处于“三二一”经济结构类型, 分别是北京、上海、海南、贵州、西藏、云南。其中上海、北京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 海南、贵州、云南、西藏是我国边远地区, 经济发展落后, 然而北京、上海经过“二三一”产业经济结构类型以后, 逐渐向“三二一”产业经济结构转变;而云南是经过“一二三”产业经济结构逐渐向“二三一”结构过度;而海南产业经济类型发展是先后经过“一三二”“三一二”“三二一”类型, 没有经过“二三一”产业结构。因此, 其经济的发展具有特殊性, 根据海南经济发展现状, 应适当调整产业经济结构, 促进海南经济发展。

3 结论与建议

3.1 基本结论

第一, 2010年海南第二产业产出超过第一产业产出, 进入“三二一”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占GDP比重逐渐下降, 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逐渐上升, 由此海南进入产业调整和升级的关键期, 第二产业成为GDP发展的有效力量, 对GDP的贡献逐渐增大。海南目前整个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状况, 第二产业目前并没有成为海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今后应加快第二产业发展力度, 实现“二三齐头并进”, 逐渐进入“二三一”产业结构, 当海南经济发展成熟后, 再逐渐向“三二一”结构过渡, 促使使第三产业成为海南GDP增长主要力量。

第二, 海南经济发展落后。在2011年, 与我国其他省市相比较, 海南GDP排在倒数第3位, 仅排在青海和西藏前面。海南拥有独特的热带资源和地理优势, 濒临广东、香港、澳门。应效仿深圳等城市的发展模式, 根据海南具体发展现状, 主要发展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稳定第一产业。

第三, 海南三次产业贡献率波动较大。2001年第一、二、三产业的贡献率为38.9%、19.2%、41.8%, 2006年第一、二、三产业的贡献率为23.0%、36.8%、40.0%, 2008年第一、二、三产业的贡献率为22.3%、14.5%、63.2%, 2011年第一、二、三产业的贡献率为13.5%、35.2%、51.3%。说明三次产业各自内部之间增长的速度与海南GDP增长步调不一致, 没有明确发展的主导产业。

3.2 产业结构调整建议

3.2.1 对海南做主导产业选择与发展的调整战略,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主导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 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助推器”。根据资源优势和投入成本优势, 海南应选择发展以下主导产业:旅游业、热带高效农业、低碳无污染的新型产业, 同步发展确立海南“三足鼎立”的产业格局。具体如下:在旅游业方面, 利用海南的地理位置、资源、环境等优势, 发展文化旅游、生态旅游和休闲娱乐旅游等。在热带高效农业方面, 重点发展反季节瓜菜、热带水果、花卉、香料和南药种植、远洋捕捞、深海淡水养殖等。应用现代科学技术, 加强农产品质量管理, 走品牌化、绿色化道路。发展海洋工业, 搞好规划, 综合开发, 稳步推进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行业发展, 大力推进海洋药品生产。在新型产业发展, 争取在信息产业、海洋风能发电、海洋生物工程、新材料、海洋珍珠产品等领域创造出有影响力的、高附加值的国内和国际特色品牌[5]。

3.2.2 调整投资方向

为了解决海南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 借鉴国内外发达地区的成功案例与经验。台湾与海南都是“岛”省份, 自然资源、生产禀赋基本相同, 台湾优先发展, 积累一定资本, 到80年代以后, 抓住机会发展高科技产业, 产业结构以“科技为导向”, 大力发展电子产品等信息产业, 服务业逐步取代工业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 经济社会逐步迈向以服务业为主的时代。海南应根据经济发展现状, 借鉴台湾发展经验, 向三次产业内优势项目进行投资, 比如能带动海南第一产业的热带水果、天然橡胶等还有琼海的博鳌论坛等服务产业。

3.2.3 稳定三次产业发展, 解决各自产业内部问题

对海南经济发展要实施求是, 不要出现“房地产泡沫”。对第一产业, 要大力发展热带高效农业, 发展热带稀有水果、冬季瓜菜、天然橡胶等经济作物, 培育和发展无公害和有机食品。调整种植业与海洋养殖业结构, 进而推进农业产业的延伸。对第二产业, 为加快工业结构升级调整, 大力发展以热带农业加工业为主的轻工业, 另外大力发展生物制药、海洋经济、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依托海洋工业, 促进海南与国内外经济往来, 洋浦、海口、三亚、八所等地区适合建设现代货运港口, 这既是海洋运输产业的核心链条, 也是全省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以国际旅游岛为背景, 发展第三产业, 积极发展服务、开放、生态经济, 形成以旅游业为首、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特色产业[6]。

参考文献

[1]中国新闻网.海南三次产业结构将大幅度调整[EB/OL]. (2010-01-04) [2013-09-10]http://www.chinanews.com/cj/cj-gncj/news/2010/01-04/2053204.shtml.

[2]陈秀山, 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108-113.

[3]朱晓华, 邓宝义.我国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企业经济, 2013 (7) :132-136.

[4]左其兴.武汉市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 2012 (8) :69-71.

[5]唐建荣.低碳背景下海南主导产业的选择与发展[J].中国商贸, 2010 (11) :66-67.

中美GDP结构比较 篇5

一个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数据及其结构实际上是该企业理财行为的结果, 具体而言:投资决策决定了其资产的数据及结构, 融资决策和股利政策决定了其右方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的数据及结构, 而所有这一切又决定了整个企业的财务状况。因此, 通过对资产负债表各个项目的数据、结构及其变化特征的分析, 可以清晰地、完整地了解一个企业长期以来所实施的财务政策, 进而判断其理财行为是否合理和财务状况的优劣。

二、中美钢铁行业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结构的对比分析

本文选取了20家在沪深两市上市交易的我国钢铁公司, 和18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美国钢铁公司为研究对象, 对它们2009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结构进行对比分析, 研究两国钢铁行业经营特征、筹资方式等方面的异同, 并对反映出来的问题进行相关分析。其中, 我国钢铁行业公司的报表数据分别来自于上交所、深交所网站公开的A股年报, 美国钢铁行业公司的报表数据是从雅虎财经网站手工收集获得。

(一) 资产结构分析

钢铁行业是传统的重工业行业, 一般其资产结构中固定资产比重较大, 而流动资产中存货的比重较大。我们选取了六项指标反映企业的资产结构, 这些指标的均值及方差见表1:

从表1我们观察到, 两国上市公司中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重比较接近, 分别为37.9%和39%。但流动资产的分布却不相同:中国公司的流动资产中货币资金所占比重为21.1%, 而美国公司的却高达30.2%;存货都是流动资产中比重最大的项目, 但中国公司的存货比重为48.8%, 明显高于美国公司的34.9%。显然, 美国公司流动资产的结构要合理一些。而在非流动资产的结构中, 比重最大的是固定资产, 分别达到了78.2%和65.5%。另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无形资产的比重, 美国公司的无形资产所占比重为11.2%, 远高于中国公司的3.7%。无形资产往往与企业的研发能力等“软实力”有关, 所以美国公司可能更注重技术能力的开发。

(二) 资本结构分析

所谓资本结构, 是指企业从各种不同渠道所筹集的资金占总资本的比重, 主要是指企业债务筹资占总筹资的比率。其主要指标的均值及方差见表2:

从表2可知, 中美两国钢铁行业公司负债比例基本相同, 分别为64.5%和57.8%, 但中国公司负债大部分由流动负债构成, 其比例高达73.4%, 而美国公司的流动负债比例只有33.8%, 相比而言美国公司负债结构更稳健, 财务风险小。流动负债中, 美国公司主要是业务往来的应付款项, 占69.2%, 而中国公司只有49%。长期负债中, 中国公司大部分是向银行借的长期借款, 占69.6%, 而美国公司只有55.3%。在所有者权益的结构中, 美国公司投资者原始投入的股本只占到17.6%, 而公司积累的留存收益却高达58.3%。中国公司的股本占32.9%, 而留存收益却只有24.6%, 显然中国公司的积累不够。

(三) 基于资产负债表的偿债能力分析

企业的偿债能力主要在资产负债表上体现, 我们选择了几个常见的偿债能力指标, 对中美钢铁行业公司的偿债能力进行简要分析。

从表3来看, 美国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要明显强于中国公司。中国公司的平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和现金比率都远低于国际上公认的标准值, 说明我国公司财务状况较为恶劣, 财务风险较大。但考虑到我国企业一般财力单薄, 资金有限, 偿债能力稍低一些也是可以接受的。两国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产权比率基本一致, 说明长期偿债能力相差不大, 都比较接近理论上的最优值。从长远来看, 没有一个企业长期偿债能力高而短期偿债能力总是低的, 只要我国钢铁行业公司能够保持一定的盈利水平, 公业的财务风险就会被有效控制。

三、优化报表结构的政策建议

通过对中美钢铁行业公司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比较分析, 我们发现我国钢铁行业公司普遍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结构:大量资金占用在流动性较差的存货上, 不能为企业偿债能力带来足够的保障。流动负债成为企业主要的资金来源, 这极不利于企业财务状况的稳定, 是一种极为危险的财务结构。所有者权益的积累不够, 既不利于企业提高偿债能力, 又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因此, 我国钢铁行业公司的管理层应该积极改善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结构, 以降低风险。

按照现代财务理论, 固定资产投资决定了企业未来创造现金流量的能力, 进而从根本上决定了企业价值。在这个过程中, 流动资产所起的作用只是协助固定资产实现了最大生产能力, 其本身并没有创造现金流量的能力, 对企业价值的形成没有直接的影响。因此, 在不影响资本投资项目效率的情况下, 在不减少企业营销规模的情况下, 流动资产占用越少越好。为此, 一方面, 企业应当科学合理地确定现金余额、保持最佳的库存结构、加快应收账款的收回、稳健地进行有价证券投资;另一方面, 企业应适度负债并及时偿还到期债务、消除不必要的短期资金来源。同时, 企业应注重经营过程中的资本积累, 并应有一个合理的产权结构以确保财务结构的稳定性, 从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本文是湖南省社科基金《基于湖南产业集群的省域融资支持体系构建研究》 (批准号:2010YBB050) 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汪平.财务理论 (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8.

(2) 陈共荣.财务报表分析 (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中美GDP结构比较 篇6

理想的评价应是客观的、可信的、受作答情境影响最小的,最重要的是它能捕获学生的知识结构。[1]测评实践告诉我们,客观性测验,如选择、填空、简答题等可能是客观的、易评的,但这些问题的解答往往依赖于学生的记忆,更多地倾向知识点的考评,很难检测被试者的知识结构;而主观性测验,如论述题、研究报告等或许减少了对学生作答情境的限制,也允许他们阐释自己的知识结构,但评价的客观性普遍受到质疑。如何实现理想评价呢?国外大量研究表明,概念图评价是以层次化、可视化、结构化的方式来评估高水平、表征意义学习特征的概念化理解能力,它能直接捕捉学生的学科知识结构。[2]

中美两国在教育理念、教学方法等方面存有很多差异。那么,两国中学生的学科知识结构有无差异?有哪些差异?本文拟用SPSS统计软件分析两国中学生所构造的概念图,从而比较他们的学科知识结构。

二、概念界定

知识结构是指事实、概念、观念、公理、定理、定律等的组合方式,可分为学科知识结构、个体知识结构和群体知识结构。[3]

学科知识结构是指各门学科都是由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原理组成,这些基本概念、原理的相互关联及形成这些关联的更深、更一般的意义关系构成了该学科知识结构。[4]

概念图是一种以图表的形式反映概念和概念间关系的知识结构图,它由节点、连线、连接语、命题和层级组成。节点表示概念,这里的概念泛指感知到的同类事物的共同属性,它可以表征为学科概念、原理、信息点等;连线表示概念间的意义联系,并用箭头表示指向;连接语指在连线上用于标明两概念间关系的字、词、符号或短语;命题是两个概念之间通过连线、连接词而形成的概念、原理的更深层意义关系;层级(或类型)是概念的展现方式,它可以是线型、层次型、辐射型及网络型。[5]

概念图评价:是对学生所构建的概念图的内容、层次和结构进行测评,它既包括定性分析也包括定量打分。[6]实测时,我们给学生提供系列概念,用学生自己设计的连接词语构建概念图,简称C评价或C技术。(1)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如表1所示。

学生所建概念图的质量可以评测其知识结构性状。其中构图的平均分、标准差及茎叶图的分数分布可以评价学生的构图质量,间接反映学生的知识结构,从而定量、宏观地比较两国学生知识结构有无差异;概念图的命题构建和构图结构可以直接反映学生的知识结构,从而微观地比较学生知识结构的差异点。

四、实验设计

研究对象。中国学生:石家庄市第六中学九年级的49名学生,其中男生25名,女生24名,基本源自家境良好的家庭。美国学生:加利福尼亚湾中学九年级的49名学生,男生25名,女生24名,他们大部分来自中等或中等以上家庭。同由教龄10余年的理科教师任教,他们均学习了关于密度、质量和物质的单元课程。

概念图技术的培训。两组学生均进行了两次集中培训。第一次,用PPT系统讲解概念图知识及其制作;第二次,系统地培训C技术,使得所有学生都能掌握其制图方法。之后,进行了前测检验,结果为P>0.05。

遴选评价概念:由于“浮力”部分是中学物理的重点和难点,其知识有很好的结构性,因此我们选择了“浮力”中的部分概念为测评内容。经过1名物理学科教学论教师、4名初中物理学科教师、5名物理学科教学论研究生反复讨论,从20个可能的概念中选出9个概念,并合作研制出标准概念图1。

评分系统:基于学生所创建的命题质量和数量求得命题总得分,单命题采用“四分制评分”,如图2所示。

为了科学地对每个概念图进行评分,我们创建了“命题资料库”,其中涵盖每位学生所构建的命题。根据“命题资料库”和图2,经过反复研讨,最后又补充了如下的评分细则:

(1)语法不严密,非标准答案用词,但意义描述正确给满分。

(2)概念之间有联系,但未给出箭头指向,酌情给1或2分。

(3)连接了两个有意义的概念,但意义描述模糊,酌情给1或2分。

(4)所连接的两个概念没有科学意义,不给分。

实验前学科主任宣讲了测试意义,要求学生认真对待。测试时两国学生分别在异地进行,测试时间为15分钟。之后,美国试卷密封并通过特快专递抵石家庄。

五、实验结果和讨论

(一)中美中学生学科知识结构的宏观、间接比较

1.中美中学生构图平均分和标准差之整体比较

根据评分细则,评分组(1名物理学科教学论教师、2名物理学科教学论研究生)对98名学生的构图结果进行了评判。评分时,2名研究生分别评判中国学生试卷与美国学生试卷,然后交换,进行复查,对存有异议者由教师定夺。测试分数的统计值如表2所示。

表2表明,最高分出自中国学生(中Max=32.0>美Max=27.0),中国中学生的平均分高于美国中学生(中Mean=20.41>美Mean=17.37)。中国中学生的标准差高于美国中学生(中Std Deviation=6.055>美Std Deviation=5.936)。

由于参与测验的两国学生均是从正态总体中抽出的独立样本,他们通过了前测,具有同质性,因此可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表2表明,95%的置信区间是[1.0234,5.0582],没有包括零,即平均分之间的差值平均来说为零是无法接受的。同时显著性水平小于0.05,也就是说有95%以上的把握认为他们的差值的均值不等于0。由此可以断定,整体来看,美国学生得分低于中国学生,两国中学生的知识结构存有显著差异。

2.中美中学生构图分数分布的茎叶图之比较

中美中学生分数的茎叶图详细描述了两国学生的分数分布情况,如图3、图4所示。由此可见,整体上中国学生分数远高于美国学生;中国学生最高分(32分)高于美国学生最高分(27分);中国出现了两名极异分数(8分),而美国则无此现象。另外,中国学生的得分出现了明显的极端现象:最高分段(2人)和最低分段(2人)学生人数均较少,而中间分段学生人数较多,其中得20-24分的学生最多(19人);美国学生分数分布相对均匀,除低分段(<10分,5人)和高分段(≥25分,7人)学生以外,其他各分数段学生人数接近(10-14分,12人;15-19分,13人;20-24分,12人)。若按照中国五分段分数统计,最高分数段学生为尖子生,最低分数段学生为学困生,则中国的高分段学生仅2人,而美国有7人,中国低分段学生为9人(加上2个极异生),美国为5人。

以上茎叶图分析表明:中美中学生的分数分布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两国学生所创造的概念图存有显著差异,即学生的知识结构有明显差异。为深入探究两国学生知识结构的差异来源,我们进行了微观上的命题创造和构图结构研究。

(二)中美中学生学科知识结构的微观比较

1.中美中学生命题构建之比较

命题是概念图的基本构成单位,它揭示了学生的知识结构性状。根据学科知识的要素和图1特点,我们将其划分为常识性知识、学科性知识和应用性知识,并派生三类命题:常识性命题(生活和学习中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学科性命题(学科中学习的知识)、应用性命题(学科知识的简单应用)。

图5显示了中美中学生所构建命题的情况。可见,学生在三类命题创建上有显著差异。在常识性命题创建上中美学生较接近,且美国学生稍高于中国学生,如在三个命题“木块-体积”、“物质-木块”、“液体-体积”的创造上,中美学生的百分比分别为:76%和79%、71%和72%、63%和67%;在学科性命题创建上中国学生远好于美国学生,如在三个命题“质量-密度”、“密度-体积”、“浮力-密度”的创造上,中美学生的百分比分别为:92%、86%、80%和49%、38%、36%;在应用性命题创建上中国学生也好于美国学生,如在三个命题“木块-浮力”、“液体-浮力”、“物体-浮力”的创造上,各自的百分比分别为:72%、62%、65%和49%、55%、50%。

可见,中美中学生所创建的概念图命题明显不同,中国中学生的学科知识坚实,学科知识的简单运用较好,但常识性知识略劣于美国中学生。

2.中美中学生构图结构之比较

根据两国学生的构图情况,我们得出五种结构类型的概念图——线型、树型、圆型、中心辐射型和网型。为了细化研究,我们又把这五种类型划分为简单型、一般型和复杂型,线型结构的为简单型,有网状结构的为复杂型,树型、圆型和中心辐射型为一般型。(1)实践表明,构图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生的创造能力:构图类型越多、复杂程度越高,学生的创造力越强。据此,我们对学生们的构图进行了分析,结果如表3和图6所示。表3和图6表明,在构造一般类型图方面,两国学生无明显差异;然而在简单型和复杂型构图上,二者有差异,美国54.1%的学生构建了复杂型概念图,高于我国4.8%;4.2%的美国学生构建了简单型概念图,低于我国3.6%。

由此可得,两国学生所构建概念图的结构也具有差异,总体来看,美国中学生的构图类型多,复杂程度高,因此,他们学科知识结构的创造能力略优于我国。

六、结论

概念图是一种以结构化的形式反映概念和概念之间关系的空间网络图。作为评价工具它具有考察点多的优势,不仅能给出学生得分和得分分布,而且还能从命题创造与构图结构等方面来分析学生的知识及其组织,因此能较好地评价学生的知识结构。

概念图测试实验表明,中美中学生的学科知识结构有显著差异。相对美国中学生,中国中学生应试能力强,平均分高,但分数分布不均匀;虽然他们的基础知识扎实,学科知识的掌握及简单运用较好,但在常识性知识和知识创新上有待提高。

我们认为这一结果与两国的教育现实有关,如我国的基础教育扎实,学生的知识体系夯实;美国的基础教育相对宽松,重视知识的宽度和学生创新能力的培育。

值得说明的是,上述结果除受偶然误差(概念图的理解、评分等)影响外,还受系统误差(测试内容、评分标准、学生作答时的情境和心态等)的影响。如两国学生对本次测试的态度不尽相同。我国考试次数频繁,师生均重视考试和各类测试;而美国考试的频率及学生对分数的关注程度远低于我国。从答卷过程和交卷时间可说明这一点:中国绝大多数学生拿到试卷后,首先认真思考,然后执笔构图,概念图完成后再次思索并检查,直至交卷时间,交卷后仍互相讨论,并围着老师索要“标准答案”;美国学生答题过程则具有多样性:一些学生犹如中国学生一样也经历了“思考→构图→检查→交卷”的过程,一些学生则经历了“思考→构图→交卷”的过程,还有些学生的过程是“构图→检查→交卷”和“构图→交卷”。美国提前交卷者(13人),远多于中国学生(7人)。

当然,以上研究还需要改进或进行深度探究如:(1)怎样减小系统误差?(2)如何检测学生构建概念图时的思维过程?(3)学生性别、思维水平、学习风格与构图结构有怎样的相关性?(4)不同形式的概念图评价分别主要激发了学生知识结构的哪些方面?(5)怎样实现知识结构的形成性评价?

参考文献

[1]T E Goldsmith,P J Johnson,W H Acton.Assessing Struc-tural Knowledge.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1991,83,(1):88～96.

[2][5]Novak J D,Gowin D B.Learning Howto Learn.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1～56.

[3]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145.

[4][美]布鲁纳.教育过程[M].邵瑞珍译.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2.36～38.

中美GDP结构比较 篇7

中国工商银行成立于1984年1月1日, 2005年10月28日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10月27日, 工商银行成功在上交所和香港联交所同日挂牌上市。截至2011年末, 该行总资产154, 768.68亿元, 全年实现净利润2, 084.45亿元;平均总资产回报率和加权平均权益回报率分别为1.44%和23.44%, 是中国第一大商业银行。

美国银行公司成立于1968年, 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截至2011年末, 该行总资产为21, 290.46亿美元, 全年实现净利润14.46亿美元, 平均总资产回报率和平均权益回报率分别为0.06%和0.96%, 是全美最大的商业银行。

二、中美商业银行收入结构的差异比较

(一) 主要业务收入的构成不同。

美国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远高于中国的商业银行。美国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一般高于40%, 而中国商业银行这一比重仅为10%-20%。2009-2011年, 中国工商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仅为14.26%、15.09%和16.91%, 而利息收入占比却高达85.74%、84.91%和83.09%;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美国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48.21%、43.74%和42.44%, 利息收入占比仅为51.79%、56.26%和57.56%。中国商业银行利息收入占比过高意味着其营业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净息差波动的影响:在升息周期银行净息差扩大, 营业收入大幅增加;在降息周期, 银行净息差缩小营业收入减少。

(二) 非利息收入业务构成不同。

中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业务存在着单一性, 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非利息收入业务量较大, 附加值高的非利息收入业务量较小;而美国的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业务体系完善, 涵盖较多附加值高的业务, 种类多且分散。

在2009-2011年中国工商银行的非利息收入的构成, 其中结算、清算及现金管理、投资银行、个人理财及私人银行和银行卡四项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71.95%、79.33%和81.04%, 远高于同期对公理财、资产托管、担保及承诺和代理收付及委托以及其他非利息收入等其他业务的占比总和 (分别为28.05%、20.67%和18.96%) ;而同期美国银行的非利息收入的构成, 传统的中间业务银行卡、服务费、投资和经纪服务费和投资银行业务等收入总共, 分别占比50.82%、63.01%和66.71%, 虽然也高于权益投资收益、交易账户利润和其他收益等其他业务占比之和 (分别为49.18%、36.99%和33.29%) , 但相比中国工商银行, 之间的差距小得多。

三、形成差异的原因

(一) 社会公众的观念不同。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 储蓄和存款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而这正是商业银行用于发放贷款获得利息收入的资金来源;相反, 自从1958年第一张银行卡———美洲银行 (美国银行的前身) 的“邦加美利卡”被采用以来, 超前消费、减少储蓄的观念渐渐深入美国人的心中, 美国银行的储蓄和存款规模大幅下降。而中国商业银行存款规模远高于美国银行, 例如, 中国工商银行2011年公司和个人定活期存款和各类贷款金额高达12.26万亿元和7.79万亿元, 而同期美国银行的仅为1.033万亿美元和0.926万亿美元。

(二) 投资者金融知识的普及程度不同。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美国常青藤联盟多所世界名校的知名教授们开始金融创新, 发明了各种复杂的衍生金融产品和结构化金融产品, 为投资者提供了便利, 并为全球的投资者所熟知;而我国金融创新起步较晚, 大多数投资者没有机会接触到这类复杂的金融工具, 而且金融投资的知识不够普及, 直接导致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较低。

(三) 金融监管制度不同。

美国政府在1999年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废止了1933年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取消了对美国银行业分业经营的监管要求。相反, 我国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制度, 制约了金融机构之间业务领域的交叉和扩张, 限制了非利息业务多方位的发展。

(四) 利率市场化程度不同。

利率市场化的核心内容是金融管理当局将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放开, 由商业银行根据可贷资金市场的供需关系, 以基准利率的作为基准, 自行决定存存贷款利率。

1970年6月, 美联储为了抑制日益明显的“金融脱媒”现象和减轻Q条例对金融自由化造成的负面影响, 取消了对大额、短期存款利率的管制, 并数次提高存款利率上限。1980年3月, 美国政府颁布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的货币控制法案》, 并决定自当年3月31日起, 分6年逐步取消对定期存款利率的最高限 (Q条例) 。1982年颁布了《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案》, 该法案详细地制定了废除和修正Q条例的步骤;1986年1月, 取消了所有存款形式对最小余额的要求, 取消了支付性存款的利率限制。我国于1996年开始了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改革, 但是与美国相比, 利率市场化的程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目前我国对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实行的是存款利率上限管理和贷款利率下限管理制度, 这种上下限管理实际上仍然以锁定最小波动范围的形式保障着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的利差空间, 导致了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偏低。

(五) 技术和人才的差异。

非利息业务的运作以先进的电子化设备为基础, 需要大量的科技投入, 同时又需要一批懂业务、会管理、善营销的复合型人才。我国的商业银行在这两方面仍落后于美国银行:一方面, 目前我国银行业高素质从业人员不多, 仅仅懂得一般操作、传统业务、单项业务的人多, 少有精通管理、金融创新类非利息业务、计算机、外语、国际业务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 我国银行业的计算机网络设备虽然比其它行业高级, 但与美国银行业相比, 我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业务的服务手段科技化程度仍较低。以美国银行为例, 该行支付网络发达, 有45万个间接自动转账账户, 具有多种账户, 其设置的超级账户既方便灵活, 又便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