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会议新闻报道比较

中美会议新闻报道比较（精选6篇）

中美会议新闻报道比较 篇1

当前全球化程度日益提高, 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愈加频繁, 传播技术日新月异, 各国重要会议新闻的报道不仅是本国人民更是外国人民对这个国家进行了解的重要渠道之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对中美会议新闻进行比较, 探讨如何使会议新闻的传播效果最大化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人民日报》、《纽约时报》关于2010年“两会”的报道为研究对象, 并通过内容分析法对这些报道进行调查分析, 同时辅以个案分析, 以得出更准确的结论。综合《人民日报》、《纽约时报》“两会”期间的报道, 并以它们为例得出中美会议新闻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我国会议新闻报道主要以正面报道为主, 美国会议新闻则多以变动、反常和冲突为主要特色。回顾《人民日报》、《纽约时报》对中国2010年两会的报道, 同样的新闻事件, 在中美两国的主流媒体中却显现出了巨大的差异。《人民日报》通过新闻报道向大家树立了一个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中国形象, 向世人昭示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的巨大成就, 并在国际社会中享有较高声望。而在《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中人们看到的中国却是负面问题多于正面成效, 忧患大于喜悦。比如对货币政策的报道, 《人民日报》在2010年3月14日的报道中说“人民币汇率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中基本稳定, 对世界经济复苏起了促进作用”。而在当天的《纽约时报》中则报道:“Tensions are rising over Chinese economic policy, and rightly so:China’s policy of keeping its currency, the renminbi, undervalued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drag on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中国货币政策压力增大, 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现行的货币政策是保持人民币的汇率, 由于其被低估严重拖累了全球经济的复苏。)

我国会议新闻报道常常显露主观色彩, 美国会议新闻则避免主观评价, 重在表现, 少去叙述。《人民日报》在两会报道中较多采用了中国的语篇策略, 即直白地呈现自我的观点, 而《纽约时报》则隐匿地实现了自己的劝服意图。比如2010年3月4日《人民日报》的《喜看今朝更从容——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开幕侧记》一文中写道, “2009年, 人民政协谋发展、惠民生、促和谐, 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政协工作的主动性、预见性、针对性, 得到来自委员们的广泛认同”, 向受众展示了政协这一年来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而2010年3月7日《纽约时报》的《China Blames U.S.for Strained Relations》一文中写道:“Speaking to journalists at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China’s legislature, Mr.Yang did not say whether the visit had made progress toward better relations.He said Chinese officials had complainedthat American actions had violated the terms of communiques and a joint statement that the two nations issued when Mr.Obama visited Beijing last November[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国的立法机关) 的记者招待会上, 杨先生并没有提及这次访问是否促进了两国关系的更好发展。他指出中国官员批评美国的行动违反了联合公报的条款和奥巴马先生去年11月访问北京时发表的联合声明], 用貌似客观的话语将自己的观点隐匿, 让受众自己得出结论。

从报道风格来看, 我国会议新闻比较模式化, 美国会议报道更讲究记叙结构层次的变化。中美媒体在会议新闻报道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报道风格, 这种报道风格的形成与报道观念和报道思维有关。相对而言, 中国媒体的会议新闻报道比较程式化、模式化。这样的报道方式虽然注重维护了会议新闻报道事实的权威性、严谨性和公信力, 但是也会使得会议新闻的表现风格过于严肃, 读者感到缺乏亲和力。而美国媒体的会议报道更讲究记叙结构层次的变化, 有一定的幅度和活力。

美国媒体的会议报道主题比较突出, 在结构上层次感较强。比如, 《纽约时报》2010年3月7日的报道“BEIJING——The blame for friction in Chinese-United States relations does not lie with China, and it is up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take steps to repair the frayed ties,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repeated Sunday…….After decades of comparatively quiet diplomacy, China has taken increasingly muscular stances in the past year on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on glob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matters.Many analysts say the shift is due not only to China’s sudden arrival as a global economic power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but also to domestic political issues.” (北京指责中美关系摩擦的原因不在于中国, 而取决于美国采取行动修复破损的关系, 中国外交部周日重申了这一点……在十年相对平缓的外交关系之后, 中国从去年开始在对美关系、全球经济、环境问题上采取了逐渐强硬的立场。许多分析家指出这种转变不仅仅是由于金融危机后中国突然成长为重要的全球经济力量, 而且也是由于内政问题的结果) 。全文在讲述中方态度之后通过专家解释来重申美国立场, 篇幅虽然不长, 但起伏跌宕, 错落有致。美国媒体极为重视导语的写作, 将公众最感兴趣的内容放在导语里, 以此抓住受众, 吸引受众继续读下去。除此之外, 他们还主张采取一定的技巧让报道变得更有可读性, 如在概述部分增加背景信息、解释性成分和幽默的元素使得会议新闻生动活泼起来。

从报道内容来看, 我国会议新闻报道内容比较全面, 美国会议新闻则只关注自己的报道主题。在报道内容方面, 中国媒体的会议新闻报道内容比较全面, 注重面面俱到, 因而缺乏侧重点, 主题不太突出;相比较而言, 美国媒体就善于选择比较新鲜、反常和对比性、冲突性较强的会议内容, 从某个侧面深入报道会议主题。

此外, 中国媒体在会议新闻的报道内容上常常单刀直入, 直接摘录讲话内容, 就事论事, 很少涉猎与会议内容、会议主题相关的背景信息;而美国媒体就相对注重会议背景信息, 在行文中不时插入与报道主题相关的会议背后的内容。他们认为, 受众想要的是新闻, 而不说明背景信息, 报道的信息就很可能不完整, 从而影响受众正确地解读新闻。比如《纽约时报》2010年3月10日的《China:Protester Is Sentenced》一文就采用的是这样的写法。

从词语具体运用来看, 我国会议新闻比较注重对形容词的使用, 美国会议新闻则多用动词来突出事实与动态。如对2010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的报道, 中国媒体文章的结论部分运用了一些褒义形容词, 明确表现出肯定的立场与倾向。而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 绝少出现形容词的使用, 他们更多地要求运用动词来突出事实与动态。

通过对《人民日报》两会报道中高频用语的分析, 笔者发现以下词汇的出现次数较多:“高度评价”10次、“建设性”13次、“热烈”17次、“贡献”23次、“积极”111次。在用语风格上表现出激情昂扬、铿锵有力、严肃庄重等特征, 但用词多重复、少变化, 难免给人以单调、乏味之感。而《纽约时报》对此次两会的报道则多采用中性词, 一般不明显流露记者的意见, 而由读者自己去解读新闻文本的意义。例如记者对西藏问题进行评价时, 是用“mixed (混杂的) ”一词来进行描述, 并且在报道中多采用“say (说) ”与“claim (宣称) ”“blame (指责) ”等。

本文选取《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作为中美主流媒体的代表, 以他们对2010年中国“两会”的报道为研究对象, 从报道数最、报道类型、报道内容、报道方式等方面对中美会议新闻的报道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美媒体由于新闻价值观不同、报道立场不同、报道角度不同, 因此在会议新闻报道的篇幅、内容、结构、表现风格和语言习惯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就角度而言, 中国媒体习惯于从正面角度和官方视角进行会议报道, 美国媒体主要从负面或中性角度和平民化视角进行报道;就报道内容、结构而言, 中国媒体篇幅冗长、面面俱到, 以直线式结构为主, 美国媒体篇幅短小、主题集中, 以曲折起伏式结构为主;就表现风格和语言特色而言, 中国媒体庄重严肃, 以“硬新闻”式报道为主, 语言多间接转述, 多表述和概括, 表现力稍弱, 美国媒体以“硬新闻软化”式的报道为主, 语言生动形象, 多直接引用, 多解释和表现, 表现力较强。

参考文献

[1].张永红:《会议新闻的特点及评价误区》, 《军事记者》, 2010 (2) 。

[2].孟建、左玥:《改进会议报道:我国新闻改革亟须突破的一大瓶颈——兼论中西方会议新闻报道理念与实务的异同》, 《新闻传播》, 2009 (12) 。

[3].吕雷:《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两会报道特色研究》, 兰州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4].范以锦、李惠媛:《借鉴外媒经验, 改进会议报道》, 《新闻传播》, 2010 (1) 。

中美会议新闻报道比较 篇2

会议是公务活动的高层次形式, 是开展对话、交流经验、制定各种政策的重要场所和方式, 是人们了解各种信息的重要窗口, 因此会议新闻也相应地成为新闻报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是现在, 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日益提高, 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愈加频繁, 传播技术日新月异, 重要国际会议的召开尤其引人注目, 各国媒体每每在同一平台上竞技, 展示各自的能力和水平, 会议新闻报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会议新闻因容易落入程式化的套路而成为新闻业界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在我国的国情条件下, 会议新闻的改革在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Noam Chomsry在题为《主流媒体何以成为主流》 (What Makes Mainstream Media Mainstream) 的文章中指出, 主流媒体又叫“精英媒体” (Elite Media) 或“议程设定媒体” (Agenda-settig Media) , 这类媒体设置着新闻框架 (the Framework) , 所有二、三流的媒体每天都在这个框架内筛选新闻。 (1)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认为, 主流传媒就是“以吸聚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受众 (主要指那些具有较高的决策话语权、知识话语权和消费话语权的社会成员) 作为自己市场诉求的传媒”。 (2) 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使之对其他媒体具有示范和引导的作用。因此研究会议新闻在主流媒体的运作方式也就很有必要。在中国, 《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是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发布信息的重要渠道和载体;而《纽约时报》则在美国国内乃至在国际传播格局中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 以上述两报对相同会议所做的报道为研究对象, 当是具有一定的探讨价值, 也是有着相对可比性的。

二、样本选取

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第六十四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安理会核不扩散与核裁军问题峰会以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三次金融峰会, 于2009年9月22-25日召开 (以下简称“9月系列峰会”) 。作为大型的国际会议, 上述诸会在较短时间内接连召开, 各国政要纷纷出席, 全球媒体都理所当然地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密集报道, 《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也对以上会议进行了全程跟踪报道。从第一个会议9月22日开幕始, 至9月25日最后一个会议结束止, 历时总计4天, 考虑到报纸媒体报道的滞后性、事件的延续性和中美之间的时差, 本研究选取了《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在9月21-27日的有关新闻报道, 分析两报对于系列会议的报道手法、报道内容等, 研究对象是单则新闻文本。

在此期间, 《人民日报》共刊发新闻报道29篇, 主要刊发于1版和2版, 见表1。

《纽约时报》累计刊发新闻及言论29篇, 主要刊发于国际版、评论版, 见表2。

三、样本分析

(一) 报道态势

从下图可清楚地看到两报对“9月系列峰会”报道的总态势。会议前夕报道数量渐增, 会议期间报道达到高峰, 会议结束阶段报道趋于减少, 反映出会议作为一新闻事件的完整过程。这一完整过程在两报的报道中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9月21-22日) 。记者提前介入, 搜集会议的相关内容, 包括会议背景、与会人员等信息, 为报道做好充分的准备。《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的记者发挥主观能动性, 介绍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的相关背景和聚焦的议题, 引发公众的关注;《人民日报》记者回顾了前两次G20金融峰会取得的成果, 介绍了本次会议召开的背景和意义。预测在这次会上中国可能发挥的作用等。此间《纽约时报》记者面对全球变暖各国意见出现的分歧等现象展开报道。唤起了读者的记忆和关注, 为会议的连续性报道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 (9月23-25日) 。会议紧锣密鼓地进行, 相关的新闻报道呈爆发态势, 数量剧增并维持在高位, 记者对会议的议题、与会人员、会议细节等做及时和全方位的报道, 挖掘符合本媒体价值取向和本国读者感兴趣的新闻事实。这一阶段, 《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的报道内容和方式各有侧重:《人民日报》关注中国代表团的活动和会议程序;《纽约时报》则对会议内容、议题等进行关注。

第三阶段 (9月26-27日) 。会议结束, 报道数量骤减, 报道所关注的内容也转向了对会议成果和分歧的探讨, 以及对会议意义的阐发等方面, 为系列会议新闻报道画上了句号。

《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的报道数量态势分布曲线图

(二) 报道类型

《人民日报》刊发的29篇文本中, 消息18篇 (占62%强) 、通讯6篇 (约占20%) 、会议发言4篇、专访1篇, 消息和通讯作为主要新闻体裁在系列会议报道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西方的新闻报道类型与中国有别, 按内容可分为新闻 (News) 、观点 (Opinion) 和特稿 (Feature) 三大类。《纽约时报》采用的报道形式则更为多样, 这从表3就可看出评论与新闻各占半壁江山。《纽约时报》充分利用社论、读者专栏、读者来信等不同形式的评论来探讨感兴趣的会议内容, 加深读者对会议议题的认知, 预测会议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等, 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读者来信”。

比如, 读者对奥巴马的讲话、针对中东地区和平的政策和与中美两国携手共同应对全球变暖等问题提出了与记者编辑不尽一致的看法, 通过这一路径, 编辑与读者得到了交流, 民众的话语得以表达, 拉近了国际会议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

(三) 新闻内容

1. 议题选择

国内的会议报道, 往往以官方提供的材料 (包括数据) 为基础, 由记者直接出面进行程式化的叙述, 这样一来, 会议新闻的选题就会被限制在一定的框架内, 而且显得较为刻板, 这也是读者不愿阅读会议新闻的原因之一。《人民日报》就胡锦涛出席“9月系列峰会”进行了持续报道, 重点报道了在峰会中所取得的外交成就、同与会各国取得的共识等方面, 但普通读者的相关度不高。

反观《纽约时报》的29篇报道, 涉及政治、经济、环境保护、文化和全球合作、民众示威等诸多话题。抗议示威是近年来国际大型会议召开时常遇见的问题, 稍有不慎, 就会对会议的顺利召开造成影响, 但国内媒体对此报道甚少, 外国媒体乐此不疲地加以报道, 主要原因是这些示威人群反映了普通民众的心声, 如环境保护、反对战争、就业等。心理上的贴近性让读者乐意阅读这些新闻报道。

2. 消息来源

消息来源的选择, 往往可以体现出媒体报道的基本态度和政治倾向。笔者对《人民日报》的消息、通讯和专访与《纽约时报》的News中所采用的主要信源进行了统计分析 (《人民日报》转发的讲话全文和《纽约时报》的评论不在比较范围之内) , 详细数据见表4。

由表4可知, 政府机构和官员是《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的主要消息来源。消息的易得性、权威性往往使得政府机构和宫员成为记者的首选消息来源, 《人民日报》高达88%和《纽约时报》68.75%的比例都说明了这一点。对于《人民日报》而言, 国家主席出席国际会议, 毫无疑问在新闻报道中占据重要位置, 该报对胡锦涛的每一段行程都予以积极报道, 以此塑造国家领导人良好的外交形象。《纽约时报》也大量地采用了各国政要的演讲和美国政府机构宫员等作为消息源。两者的区别在于, 《纽约时报》的报道除了采用官方信源外, 还依靠专家、学者、知名人士、民间组织、民众等非官方信源。丰富的信源能使新闻报道呈现多元化态势, 增加报道的可读性。如《Proposals Lag Behind Promises on Climate》一文中就有来自美国总统奥巴马、气候专家、国际气候团体三种信源, 不同立场观点的交锋形成了报道的看点。

国内媒体的会议新闻在这一方面做得稍有欠缺。会议新闻在各级媒体上占有很大比重, 广大读者对此并不看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太过倚重于官方信源, 而对非官方的信源则较少采用, 信源选择范围较为狭窄。

3. 报道视角

新闻报道的视角可分为:平民视角、专业视角、政府视角。政府视角常为党报所采用, 其好处是体现出相当的高度, 不足的是与平民不够贴近。一般认为, 会议报道往往是体现高度的报道, 而这在平民看来尚缺乏亲和力。《人民日报》将笔墨和镜头更多地聚集在国家领导人身上, 报道外交政策、外交成就和外交影响等等, 表明“中国理念鼓舞世界, 中国作用是世界期待的”, 突出强调了它的政治性和指导性。从党报应发挥的功用这一角度来看, 《人民日报》的会议报道无疑是成功的, 但并不是没有可改进之处。

《纽约时报》采用了“透过百姓个人视野看待社会生活变化的” (3) 平民视角和“突出专业深度, 全面解读新闻事件对一个或若干个专业领域的影响” (4) 的专业视角, 以具体的人或事实来加以说明验证, 强调具象思维。在《Protesters Are Metby Tear Gas at G-20 Conference》一文中, 店主Alissa Martin的无奈与担忧、21岁大学生Trevor Griffith要求民主决策的主张、53岁的Melanie White希望当局和宗教领导和平相处的愿望等在文中一一出现。《Momentum on Climate Pact Is Elusive》一文则是报道气候海洋专家对气候变化以及相关政策制定的看法和建议, 从专业角度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4. 意义层次

不可否认, 会议是涌现新闻的地方, 但是会议本身并不等于新闻。新闻所报道的是会议中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 而非会议程序、会议活动本身。在这一点上, 《纽约时报》做得较为出色。虽说《纽约时报》的记者也会交代会议的时间、地点和议题, 但他们更注重挖掘会议的深层次意义。《纽约时报》发行人小阿瑟·索尔兹伯格曾指出, “一般性新闻” (Generic News) 的时代已经过去, 当今需要的是“价值附加”的新闻 (Valued-Added News) 。 (5) 这个”价值附加“在会议新闻中则体现为会议的实质内容、会议可能产生的影响等。此次峰会, 《纽约时报》记者采写了全球经济走势、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伊朗核问题等, 对会议进行全方位报道, 涉及广、纵景深。

随着媒介素养的不断提高, 读者已不再满足于媒体浅显地报道发生了什么, 还想知道为何发生、如何发生、将来怎样等, 这就需要记者对新闻事实进行更深入的挖掘。“记者好像是一个勘探者, 他要挖掘、钻探事实真相这个矿藏, 没有人会满意那些表面的材料……只要有可能, 记者就应该坚持挖到底, 直到新闻的矿藏———事实真相———被挖出来为止。” (6) “9月系列峰会“其中的每一次会议可挖掘的新闻资源都很多, 挖掘这些新闻资源, 有赖于记者正确的价值判断和很强的新闻敏感。

(四) 报道方式

1. 标题拟定

标题作为新闻报道的“眼睛”, 在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和帮助读者了解新闻事实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民日报》关于“9月系列峰会”的报道, 标题的抽象度比较高, 往往突出报道事实影响的广度和深度, 这在通讯标题的制作方面尤为突出, 如“中国成就鼓舞世界”、“目标·基础·关键”、“中国理念中国作用”等标题, 凸显了中国的外交成就和世界影响力。消息的标题制作尚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通过对《人民日报》报道“9月系列峰会”所有消息文本的统计, 以“胡锦涛会见……”为标题的共计8篇, 占了一半, 此类标题只交代了人物, 而对新闻事实的亮点则基本没有涉及, 难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纽约时报》对“9月系列峰会”报道的标题一般用形象生动的词或词组构成, 很少用甚至不使用意义空泛和抽象的词, 以精炼的语言突出新闻事实中的某一重点或某一方面。在“Global Economic Challenges”中, 以“Challenge”一词生动地描绘出全球经济不容乐观、引人担忧的图景;在“Proposals Lag Behind Promises on Climate”中, “lag”则形象地指出提案滞后于气候峰会上的允诺这一事实。

2. 表达方式

“要展现, 不要讲述”是西方新闻写作的原则之一。请看9月24日《纽约时报》题为《Libyan Leader Delivers a Scolding in U.N.Debut》一文中的一段话:Colonel Qaddafi-dressed in a brown traditional Libyan robe, embroidered vest and shirt, with a black pin of the African continent pinned to his chesttook about 17 minutes to get to the main point of his speech, which was a demand for an African seat on the Security Coun-cil. (身穿褐色利比亚传统长袍、绣花衬衫, 胸前佩戴黑色非洲形状徽章, 卡扎菲花了约17分钟才说到他的演说重点———安理会中应当有非洲国家的代表。) 完全细节化的展示, 加之全文对卡扎菲总统话语的数次直接引用, 使“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卡扎菲总统形象跃然纸上。西方记者的报道, 通过细节描写、直接引语等方式给人以直观的感受, 颇具形象性。但是过分强调细节等描写也可能带来另一个问题, 即:读者单看某一段节选文字并不能形成完整的认知, 且认知只停留在感官这一层面, 无法进行深入的思考, 其结果, 很可能是与记者想要充分展示事实新闻价值的愿望相背离。

9月23日的《人民日报》, 在头版刊登了题为, 《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在纽约举行/胡锦涛出席峰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的报道, 该报道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峰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中国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战略任务, 强调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在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不断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陈述, 是中国记者惯常使用的一种方法, 它能反映客观事实的概貌及发展变化的过程。以上文字交代了新闻人物、新闻事件和重要的新闻事实, 帮助读者形成对新闻事实的初步认知。但是平铺直叙带来的问题是缺乏生动性和可读性。

3. 直接引语

比较两报的同题材报道, 一个最直观的印象是:使用直接引语, 这在《纽约时报》记者的报道中显得十分突出。据统计, 16则News共使用直接引语63处, 其中直接引语3处以上的有12则, 占75%。直接引语的使用既可使行文错落有致, 摆脱流水账式的讲述, 使报道富有节奏感, 同时也增加了新闻的现场感和真实感, 为读者营造出一种与采访对象面对面的感觉。

李希光教授认为, 没有直接引语是“中国新闻文风的癌症”。在《人民日报》的会议新闻中, 除领导人讲话以外, 人们很难寻觅到直接引语的身影;而领导人讲话中的精彩话语, 往往也很少被作为直接引语使用。记者遵循传统的会议新闻报道模式, 罗列发言者的讲话要点, 好处是有利于读者对讲话形成完整印象, 却也让读者更多地坐到了场外。以《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在纽约举行》为例, 报道中“胡锦涛强调”、“胡锦涛指出” (不止一次) 、“胡锦涛最后表示”、“潘基文在致辞中强调”、“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讲话中表示”, 构成了行文的基本程式, 这种呆板、机械的叙述文本更像是一种“会议纪要”, 而非“会议新闻”, 会让读者感到兴味索然。

4. 语言风格

通过对《人民日报》29篇文本进行高频词用语分析, 笔者发现以下词汇的出现次数较多:“高度评价”10次, “建设性”13次, “热烈”17次, “贡献”23次, “积极”111次, 在用语风格上表现出激情昂扬、铿锵有力、严肃庄重等特征, 但用词多重复、少变化, 难免给人以单调、乏味之感。

《纽约时报》的“9月系列峰会”报道, 多用中性词, 一般不明显流露记者的意见, 而由读者自己去解读新闻文本的意义。例如在《For Pittsburgh, G-20Meeting Is a Mixed Blessing》中, 记者并未对匹兹堡峰会期间的抗议示威进行评价, 而是用“mixed (混杂的) ”一词来进行描述, 《Europeans Say U.S.Lacks Willon Climate》一文中使用的“say (说) ”一词, 则更是西方新闻写作中的常用词, 与“claim (宣称) ”“blame (指责) ”等有着严格的区分。

四、结语

本文选取《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作为中美两国主流媒体的代表, 以它们对“9月系列峰会”的报道为研究对象, 从报道数量、报道类型、报道内容、报道方式等方面对新闻文本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就中美两国主流媒体在同题材会议新闻的操作实践方面的异同加以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两国主流媒体对新闻报道的体裁各有喜好;在报道内容涉及的议题、信源的选择, 报道视角的采用和意义层次的挖掘等方面, 体现出较大差异;在报道方式涉及的标题的制作、呈现方式的选取、直接引语的使用和语言风格的特征等方面, 也存在一定差别。中西主流媒体会议新闻之别, 有些缘于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不同, 有些则缘于报道理念与写作手法的迥异。

会议是新闻信息的集散地, 在这一点上, 中西方无不如此。改进会议新闻报道, 是我国新闻业务改革中必然要面对的课题, 经过一轮轮的改革, 我国主流媒体的会议新闻已经有了很大改进, 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现状仍然不容乐观, 会议新闻的改革依然是一大难题。开展中西主流媒体会议新闻比较研究, 有利于业界人士拓展视野, “放出眼光”, 实行鲁迅所倡导的“拿来主义”。客观地说, 即使考虑到中西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某些差异, 西方主流媒体的会议新闻也还是有值得借鉴之处:跳出“就会议写会议”的窠臼;有效地避免报道程序化、语言重复化和意义平面化;寻找会议中的新闻点, 回归新闻本位;与公众关心的话题相关联;提供读者感兴趣的客观信息和背景材料;注重对会议的新闻价值的挖掘;较多地使用直接引语, 增强报道的动感和现场感;将会议组织者、与会者与普通民众更多地联系起来, 让报道变得更具亲和力。当然, 西方主流媒体的会议新闻也有其弊端, 这是不言而喻的。通过比较研究而有所借鉴, 通过审慎借鉴而有所改进, 目的在于增强我国主流媒体的新闻传播效果, 使之在国内能更充分地体现舆论引导能力和更有效地引领社会舆论, 在国际传播格局中能更多地获得话语权和话语主导权。■

注释

1Noam Chomsky:《What Makes Mainstream Media Mainstream》, http://www.chomsky.info/articles/199710-.htm.

2喻国明:《一个主流媒体的范本——〈纽约时报100年〉读后》, http://www.86816.com/bbs/dispbbs.asp-boardid=4&id=4240。

3林晖:《新闻报道新教程视角·范式与案例解析》,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134页。

4同上书, 第137页。

5李子坚:《纽约时报的风格》, 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 第50页。

中美会议新闻报道比较 篇3

一、获奖作品比较

为体现两个奖项近年的新特点与新动态, 本文选取2011年的普利策新闻奖与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进行比较。

1. 内容风格:“批评色彩”和“主题性报道”

从2011年两奖的获奖作品看, 普利策新闻奖批评色彩很浓重。笔者进行了统计, 在2011年的14篇新闻获奖作品中, 批评性作品有7篇, 占了一半, 其中针对政府官员的直接批评新闻报道就有两篇, 并有直接批评奥巴马政府医疗改革政策的报道。

2011年第21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的风格与普利策新闻奖大有不同。特等奖作品共两篇, 全是涉及国计民生的主题性报道, 一篇是对近期经济发展方针的讨论, 另一篇则是对党中央领导人的工作的纪实, 两篇特等奖分别出自人民日报和新华社, 政治意味颇浓。在一等奖作品中, 有两篇是批评性的, 一篇来自于党报江西日报, 即揭露景德镇市邮政局公款旅游及封杀党报事件;另一篇是对涉及国家统一的达赖分裂集团的批评;两篇灾难报道 (王家岭矿难和2010中国自然灾害启示录) 虽然涉及到伤亡等负面因素, 但文章具体内容并非揭露性的, 而是反思并诠释政治意义。其他的作品内容则涉及典型人物报道、国家建设成就, 皆为正面新闻。

2. 写作风格:个体视角与宏大叙事

文化传统是新闻价值观形成的历史渊源。中国历来奉行“国”“家”合一, 强调集体主义;美国是移民国家, 崇尚个人主义, 看重对个人权利的维护。这种背景差别影响到新闻业界的操作方式。

美国媒体认为个体状况是全局的反映, 应关注个体的生存状态和环境。所以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多选择个体视角, 重视个性细节的描写, 从个体中归纳出一般的社会规范与原则。获得公共服务奖的《新奥尔良时代花絮报》在对卡特里娜飓风报道中, 没有刊发总统指示、政要视察灾情等图片, 而是从个体的视角切入, 如《一个人死在阁楼上》、《肿胀的双脚使糖尿病人无法离开》、《一个九区留守妇女的噩梦》、《逃生故事一箩筐》等系列报道, 将视线集中于飓风袭击中的普通人, 关注灾难中普通公民的生存状况。

中国新闻奖则青睐大视角、宏大叙事的新闻, 文风磅礴、凝练, 有影响力和号召力。在2011年获奖作品中, 楚天都市报的《信义兄弟, 接力送薪》是少有的聚焦普通人的事迹、以个体视角来反映社会现象的报道。特等奖的两篇作品《坚定沉着战狂澜———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纪实》和《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视逻辑与叙述, 文风大气凝练, 结构严谨, 有号召力, 属宏观叙事。

3. 报道目的:公共监督与强调政治性

《美国普利策奖金内幕》一书中提到, 从1917年到1990年颁发的普利策奖中, 约有40%属于揭露性报道, 另有40%属战争、犯罪、公民自由、种族关系、自然灾害和国际方面的报道。美国媒体认为这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报道具有很强的新闻价值。加上“揭丑”的传统, “扒粪运动”对业界的影响力至今仍在。从另一个角度看, 在揭丑的同时, 这些报道还起到了“减压阀”的作用, 是社会情绪的发泄口, 是对社会环境的守望监督。

中国新闻奖也是在专业主义的基础上开展的评选, 但主办方中国记协曾清楚地表述过中国新闻奖的评选目的:“推进新闻事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

二、反思与对策

中美两国重要新闻奖植根于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 在网络及社交媒体快速发展的当下, 二者都在调整, 使评奖能更权威、更适应时代发展。2008年底, 普利策奖委员会宣布全部奖项都允许网络媒体参选, 被认为是网络时代新闻评奖的一项重要改变。对比各自所长, 借鉴反思, 实现交流共赢才更为实际。

美国业界的反思集中在由一味揭丑转至关注社会。1992年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洛杉矶时报记者莫里森指出, 美国新闻业除了应培养揭露性报道的记者外, 还应强化和鼓励媒介对社会重大问题的报道, 引导社会公众对重大问题的兴趣和关注。

对照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的经验, 中国新闻奖应在政治性与公共环境守望之间找到平衡点。与西方注重的个体视角不同, 中国新闻奖在评定上, 偏重于对政治宣传的把握, 因而监督效果减弱。一定的负面报道, 能够起到社会监测功效, 有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的“减压阀”作用, 因此可适当调整比例。

摘要：权威评选得到的获奖作品, 代表了一个国家新闻界主流价值观对它的认可, 是不同国家新闻界特点的集中体现。本文采用比较新闻学视角, 选取中美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新闻奖——中国新闻奖和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作品进行对比, 总结中美新闻界在价值理念和业务操作方式上的差异, 取长补短, 积极反思。

关键词：比较新闻,新闻评奖,普利策新闻奖,中国新闻奖

参考文献

[1]展江, 《新闻与正义: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

中美会议新闻报道比较 篇4

关键词：《新闻调查》,《60分钟》,新闻理念,调查性报道

电视调查性报道属于深度报道的范畴, 它通过记者对侵犯公众利益的集团或个人进行的相对独立调查, 最终以电视声画形式揭露出事实的真相。电视调查性报道兴盛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 主要标志是三个调查类栏目受到公众普遍关注, 名列美国电视节目排行榜前列, 即:CBS的《60分钟》、NBC的《日界线》、ABC的《黄金时间》。相比之下, 真正意义上的电视调查性报道在我国出现, 已经是1990年代的事情了:1994年《焦点访谈》和1996年《新闻调查》分别开播。由于这类报道的选题都有极强的社会与现实意义, 又采用具有强烈故事性与冲突性的叙述手段, 因此, 调查性报道在树立电视栏目形象、提高电视收视率方面功不可没, 强调“新闻立台”的电视台都重视这类节目的增设。

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的特点:一、从选题内容看, 电视调查性报道具有很强的新闻性, 主要关注社会中被遮蔽的新闻事实;二、从报道过程看, 风险性是电视调查性报道的又一特征, 电视调查性报道是新闻媒介和新闻记者独立调查取证的过程, 事件的发展并不是事先确定的;三、从叙事风格而言, 电视调查性报道是一种贴近生活的层层递进的事实叙事, 并且调查性报道要从深层次、多角度揭露出那些被遮蔽的事实;四、电视调查性报道强调观点隐藏在事实中, 在整个报道过程中记者是一个公正中立的角色, 只是对事实进行客观记录, 并不发表具有鲜明立场的观点。

《60分钟》是电视调查性节目的鼻祖, 同时, 也对其他同类节目有很大的影响。它的内容非常广泛:从社会热点到历史事件, 从名人轶事到凡人琐事, 该节目几乎无所不包, 随主题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其节目风格时而严肃认真, 时而幽默诙谐, 是“新闻与娱乐的混血儿” (1) 。虽然报道风格变化多样, 但是, 将近40年的报道使“该节目形成了基本固定的、独特的节目框架, 即节目介绍、具体报道、安德·鲁尼的评论, 以及并非每期均有的观众来信选播。” (2) 在目前我国众多的调查报道节目中, 《新闻调查》是创办最早的, 它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中国电视调查节目在向西方借鉴过程中的一种独特理解与探索。CBS《60分钟》的栏目制片人史蒂夫认为, 《新闻调查》的表现手法和叙述方式可以与《60分钟》媲美, 是“中国的《60分钟》”, 因此, 选取中国的《新闻调查》和美国的《60分钟》进行比较研究, 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节目形态与内容选取比较

西方电视调查性报道的题材集中于对内幕和黑幕的揭露, 是负面性的;而中国式电视调查性报道除了揭露性的题材外, 还将调查范围拓展到了对复杂问题的探究上。西方调查性报道定义的核心内容是揭露真相, 强调的是“某些人或某些组织企图掩盖的新闻” (3) , 体现在《60分钟》上就是该节目选择的题材主要是涉及公共机构和政府官员、经济机构、犯罪集团这些领域的黑幕或内幕等负面性的报道。

《新闻调查》对事实真相的探寻, 不仅包括对各种内幕的调查, 还包括对复杂问题的探究。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 《新闻调查》做出了与《60分钟》不同的调查性报道节目, 比如《眼球丢失的背后》、《婚礼后的诉讼》、《打工子弟学校》等揭示事物复杂状态的中性甚至正面的调查性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 《新闻调查》对非揭露性题材的调查性报道进行的探索与实践, 使得中国电视调查性报道将视角转向更为宽广的社会领域, 这是中国式电视调查性报道与西方电视调查性报道的一大区别, 是中国特色的电视调查性报道。

二、节目运作形式的比较

《60分钟》的节目形式由节目预告、具体报道和评论组成, 而《新闻调查》每期节目都围绕一个故事展开;《60分钟》没有固定的串场主持人, 而《新闻调查》每期都要有固定的主持人将节目串联起来。《60分钟》首先通常用几分钟的时间把当天要播出的节目中的精彩部分展示出来, 通过声音和画面的最佳组合来吸引观众。随后的具体报道共有三则, 每个记者分别担任自己采访节目的主持人, 自报家门, 记者就是主持人, 最后一位自报姓名的记者说:“今晚请看《60分钟》的这些故事和安德·鲁尼的评论。”

《新闻调查》45分钟的节目只有一个故事。首先, 演播室中主持人用一分钟或交待播出由头, 或简单勾勒背景, 或关注人物命运, 或预先提出问题, 但不做评论;紧接着是出镜记者的现场调查, 以悬念重重的结构来吸引观众;结尾时, 一般在现场调查部分结束后, 主持人对事态的最新进展或媒体立场等做一分钟的总结, 但不下结论。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 相对于《60分钟》的活泼轻松, 《新闻调查》的节目风格更加严肃。

三、新闻理念比较

《新闻调查》与《60分钟》最根本的差别还是在新闻理念上。所谓新闻理念, 是指对新闻的基本认识和价值取向。这种差异从中美调查性报道的不同定义中可以看出。密苏里新闻学院《新闻写作教程》的定义是:“调查性报道指的是一种更为详尽、更带有分析性、更要花费时间的报道”, “调查性报道目的在于揭露被隐藏起来的情况” (4) 。

西方新闻界对于调查性报道比较典型的定义, 虽然表述方式各有不同, 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三条:一、它是揭丑质疑性的, 一些人或集团企图掩盖真相, 调查记者就要将其内幕揭露出来, 告知公众并解释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二、它是由记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主动挖掘而独立进行的调查, 具有原创性和相对独立性;三、它所调查的一定是势力集团对公众利益构成了损害的事件, 题材是重要的和公众所关心的, 调查内容可涉及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 (5) 。

《新闻调查》在选题上分为四类:主题性调查、舆情性调查、事件性调查和内幕性调查。参照西方新闻界对调查性报道的界定可以看出只有内幕性调查与其定义吻合。而《新闻调查》中其他三种选题却比较多, 这不禁让我们质疑它是否应该被划为“调查性报道”?例如:《新闻调查·山顶上的希望》讲述了第一位接受“希望工程”资助的学生完成学业之后, 返回大山做一名人民教师的感人故事。《新闻调查·第二次生命》是一个母亲为女儿捐肾的故事, 片中父母为决定谁来捐肾而争吵时, 父爱母爱的伟大就不言而喻了。有人甚至提出了“正面性调查性报道”的概念, 认为“西方的调查性报道定义过于严格, 限制了调查性报道在题材上的广泛性”, (6) 中国的调查性报道本身“在题材上有更大的包容力和内涵”。 (7) 对此观点, 《新闻调查》的制片人张洁认为“国内对调查性报道和调查性节目经常混为一谈, 我们叫新闻调查, 并不意味着我们做的节目都是调查性报道。”他还提出了“调查式节目”的概念, 新闻调查中有大量节目使用了调查求证手法。“正面报道如果用调查的手法来做的话, 它可能是调查节目, 但它不是调查性报道。而调查性报道, 只是调查节目中的一个部分, 它就是揭露黑幕和内幕, 就是一个独立调查, 并且这个调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 (8)

四、中西方新闻理念不同的原因

1、媒体的不同功能导致了中西调查性报道的差异

西方的电视媒体多是作为私营的商业电视而存在, 追求高额利润是他们的首要任务, 关于官员腐败、政治丑闻的报道很容易造成轰动效应, 吸引观众眼球, 因此这类题材的调查性报道很受电视媒体的青睐。但是, 我国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 奉行的是“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 社会效益要放在第一位。这决定了我国的调查性报道就不能首先去考虑制造轰动效应, 除了调查一些部门和机构存在的问题之外, 还要去调查一些反映社会重大变革的、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与整个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内容, 这些内容, 有负面的问题, 但更多的是中性的和正面的。

2、从新闻体制上来说, 不同的新闻体制导致了不同的话语空间

西方国家的电视台是独立的媒体机构, 它是作为与议会、政府、法院并立的“第四权力”存在的。而在我国, 媒体是舆论宣传机构, 是事业单位, 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这种依附关系导致了媒体对政府监督的乏力。中国传媒大学郭镇之教授对此指出:“媒体与政府合为一体的体制为世人所垢病, 媒体对政府的依附, 降低了媒体的公正性和可信度, 影响了新闻传播和舆论监督的效果。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只打苍蝇, 不打老虎’的问题就是由此而生。中国的新闻媒介从来没有独立揭发出真正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 披露严重的社会问题常常受到压制, 面对铺天盖地的腐败现象少有作为。同时, 由于监督对象及其上级部门越来越老练的抵制与干预, 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9) 正是由于体制的原因, 使得中国媒体在进行调查性报道时对选题极为慎重, 即使是在节目做出来以后, 有些也通不过审查。

参考文献

①王纬主编:《镜头里的“第四势力”——美国电视新闻节目》,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年4月, 第198页

②王纬主编:《镜头里的“第四势力”——美国电视新闻节目》, 前引书, 第199页

③张威:《调查性报道:对中国和西方的透视》, 《国际新闻界》, 1999年第2期

④密苏里新闻学院编写组:《新闻写作教程》, 新华出版社, 1986年版

⑤谭天、杨书兰:《中美电视调查性报道比较——以《60分钟》和《新闻调查》为例》, http://blog.sina.com.cn/qidiboyin

⑥穆冰:《试论中国特色的调查性报道》, 《军事记者》, 2003 (10)

⑦曹培鑫:《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探析》, 《现代传播》, 2000 (6)

⑧张洁:《从调查节目到调查性报道》, 《新闻记者》, 2005 (10)

中美会议新闻报道比较 篇5

本文选择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切入点研究, 选取报道时间为2013年11月5日至19日, 即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两周作为样本 (其中《亚洲华尔街日报》 的9日、10日、16日、17日为周六、 周日没有出版) , 考察《人民日报》与《亚洲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篇幅、新闻标题、新闻图片、关键词、消息来源框架列表来比较报道的异同, 试图探究在报道重大政治事件中, 中美政治倾向的差别。

一、新闻框架对比

郭庆光认为:“新闻框架是指新闻的选择、加工、 新闻文本和意义的建构过程。 ”[4]因此, 由于各国的意识形态不同, 新闻媒体在报道事件时, 会使用具有一定感情色彩和社会心理内涵的关键词、新闻标题、图片选取与消息源来展现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立场。

(一) 两报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道篇幅

由上图可以看出, 《人民日报》 有关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道76篇, 而《亚洲华尔街日报》直接报道26篇。 其中, 《人民日报》11月15日和19日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道较多, 分别是12篇和13篇;《亚洲华尔街日报》则集中在18日和19日, 分别是5篇和6篇。 可以看出, 《人民日报》作为中国最具权威性、最有影响力的全国性报纸, 及时准确、鲜明生动地宣传党中央精神和中国政府最新政策、 决定是它的一面旗帜, 故使用大量篇幅报道此次会议。 《人民日报》集中报道领导讲话、社论、专家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解读、国际社会高度评价等, 而《亚洲华尔街日报》 则更关注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改革对股市的冲击和对航空业的影响以及政策执行的艰难等。

(二) 新闻标题

新闻标题是新闻报道的灵魂, 它以独特的行文和高度凝练的文字传递新闻内容。 《人民日报》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报道的标题比较简洁, 直接点明主题。 例如11月8日头版主标题《三中全会, 历史抉择树航标》;11月9日头版主标题《中国道路的“历史新起点”》, 直接为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铺垫; 11月13日头版主色调为红色, 与报头字体颜色一致, 彰显喜庆和政治气氛, 红色大标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 清晰简洁。

《亚洲华尔街日报 》 的标题较为含蓄, 往往不直接包含“三中全会”的词汇, 例如, 11月6日标题为“A Path to Reform in China with Deposit Insurance” (《中国存款保险改革的道路》) , 文章指出 “As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meet this weekend for the secretive ‘third plenum’, there are high hopes the party will lead to big- bang changes to the financial system”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本周末秘密进行的“三中全会”, 将会有很高的期望共产党对金融系统的重磅改革) , 更多地关注中国金融领域的改革, 试图通过媒体的宣传给中国政府施压。 另一方面, 《亚洲华尔街日报》更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影响力和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人权等, 11月8日标题为 “Xi’s Clout Faces Test At Plenum” (《习近平的政治影响在本届三中全会上面临考验》) , 11月18日头版标题为“China Moves Slowly on Child Law”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展缓慢》) 。

(三) 关键词与报道基调

恩特曼认为:“新闻文本的框架是通过使用或拒绝使用某些关键词、常用语、僵化的形象、信息源和句子, 通过某些事实和判断的聚合来强化主题。 ”[4]因此, 通过观察这些关键词, 我们能够判断新闻媒介是如何框选新闻, 表达观点的。

经过分析, 《人民日报》 描述三中全会的关键词中, 出现频率较高的主要有“全面深化改革”“高扬旗帜”“历史新起点”“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学习贯彻” “市场经济”“转变政府职能”“紧紧围绕”“单独两孩” “新期待”“解读”“制度建设” 等, 《亚洲华尔街日报 》 报道三中全会的词中, 出现频率较高的有“the party” (共产党) 、“Chinese meeting” (十八届三中全会) 、“reform” (改革) 、“vague” ( 模糊的) “state firms” 或 “state - owned” ( 国有企业) 、 “bank” ( 银行) 、 “lack” (缺乏) 、“market” (市场) 、“gov- ernment” (政府) 、“improve” (改善) 等。

从两报使用的词汇上我们可以看出, 《人民日报》主要运用动词和感情色彩较强的形容词对三中全会进行全面解读和高度评价, 也给予更大的期待, 来彰显会议的重要性。 而《亚洲华尔街日报》 则较多使用名词和中性词对会议本身进行客观描述, 更多地指出中国面临的诸多挑战, 包括经济增长放缓、人口快速老龄化、国有企业改革滞缓等。 在报道基调上, 《人民日报》肯定评价多于冷静中性分析, 多次撰文“国际社会高度评价”“改革旗帜飘扬”等, 反观《亚洲华尔街日报》则多用模糊性词汇和否定词, 例如, 11月13日头版标题“Beijing Sets Vague Goals For Economy” (《北京释放模糊的经济目标》) 一文, 使用了7个转折否定词“but”, 其中4个位于段首。 此外, 还有“failed” (失败的) 、“absence” (缺少、缺乏) 、“disappointed” (失望的) 等词汇, 对改革的期待显得失望和冷静。

(四) 新闻图片

新闻图片作为新闻文本的视觉符号, 以其独特的表现张力、 视觉冲击和写实性等特点成为媒体新闻选择中的重要环节, 媒体经常通过其取景框的作用, 将影像置于我们的视觉中心, 吸引读者阅读。

在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报道中, 由于是政治会议的新闻报道, 《人民日报》和《亚洲华尔街日报》图片数量都相对较少, 前者共使用14幅, 后者是11幅, 两报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 即11月13日分别配置2幅和3幅图片, 不同的是《人民日报》把两张都放在头版, 图片展示了习近平在作重要讲话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议。 而《亚洲华尔街日报》则分别位于第12版和32版, 此外, 在报道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时, 配置一张彩图并在文中借用一位中国企业主的话语“It’s a good thing to do international trade” ( 对做国际贸易是一件好事) , 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试水予以肯定评价。

在对生育政策的解读方面, 11月17日 《人民日报》“要闻” 版是用一张圆饼图表来描述符合各政策的人口分别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比, 来分析当前我国生育政策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影响等, 而《亚洲华尔街日报》更注重视觉冲击, 11月18日头版采用彩图, 并配发文字说明“Family-planning officials in China sounded a cautionary note about changes to the country’s decades-old one-child policy, saying they will ease controls gradually and that the change won't lead to a‘pileup’of births.above, a child looks into a window in Beijing” (国家计生委发出谨慎的声音, 改变过去几十年的一胎政策, 将会逐步放松生育控制, 并声明这种改变不会引发“婴儿潮”。图为一位北京的小孩在看窗户镜子里的自己) ;11月19日“WORLD NEWS” (“国际新闻”) 版配置一幅6岁北京小女孩Tian jinrong的图片, 并引用她的话“doesn’t want a new sibling” (不想要一个弟弟或者妹妹) , 更多是分析政策对当前中国人群生育欲望、观念和现实条件等带来的影响和借用国外专家的调侃。

在展现民生新蓝图方面, 11月15日《人民日报》 “民生周刊”版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医疗服务、基本公共服务、生态文明制度全方位解读三中全会公报带来的新期待, 并分别配置5幅图片和5个小标题《构建“橄榄型”社会》《社保, 要惠普更要公平》《人人都能病有所医》《让农民拥有一样的公共服务》和《环境好了, 大家受益》逐步阐述改革新期待。 同样在经济领域, 18日《人民日报》“财经纵横”版也配置5幅图片来展现三中全会公报内涵———财税金融改革的定位更高、内涵更深、目标更明确、协同更密给普通群众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 使改革的成果惠及更多的人。 而11月19日《亚洲华尔街日报》 只配置2幅图片, 分别是“Two women look at clothes during a sales promotion outside a mall in Beijing” ( 两位女士在北京的一个购物中心挑选促销的服装) 和 “Workers build housing in Shanghai” ( 上海的建筑工人) 来描绘三中全会对民生所带来的影响。

(五) 消息来源

从上表可以看出, 《人民日报》 自采稿件67篇, 约占总数量的88%, 其他稿件大部分是转引新华社的, 一方面是因为党和国家重要的政治文件只授权新华社刊发, 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的媒体管制体制不同, 重要会议一般只对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此类党和国家的机关报开放, 其他媒体拥有很少的采访权。 而《亚洲华尔街日报》稿件接近90%都来源于本报社, 只是在报道内容上援引新华社的原稿件部分消息, 在新闻内容来源上, 《人民日报》多是来自本报评论员与社论、“钟声”系列、“人民日报法人微博”的网友热议内容, 还有中央党校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各地高校专家学者, 在《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系列中多次引用金融、国际关系等各领域专家的解析, 较少听到普通群众对三中全会的感受。 而《亚洲华尔街日报》除了援引新华社、高校教授、国家发展研究中心、财经杂志、世界银行等, 在对政策解读报道方面, 尤其是对贴近民生的生育政策的解读, 显得更富有人情味。 例如11月18日 “China Moves Slowly on Child Law”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展缓慢》) 在引用新华社、“John D. Minnich, East Analyst for Stratfor, an Austin, Texas”、Yong Cai, a fellow at the Carolina Population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等专家学者的观点的同时, 还直接引用普通群众的感受, 更能令人印象深刻, 也更具有说服力。

通过框架理论分析对比后发现, 《亚洲华尔街日报》 对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道总体上持否定态度, 还借此契机对我国的人权、少数民族政策展开关联性报道, 比较典型的是11月11日头版标题为 “Terrorism Debate Stirred In China” (《恐怖主义争论在中国搅动》) 一文中给予恐怖分子以同情和对中国官方对“金水桥事件”界定为恐怖袭击的质疑, 企图对我国的人权和民族问题说三道四。

二、《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中的政治倾向

《华尔街日报 》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创刊于1889年, 以超过200万份的发行量成为美国付费发行量最大的财经报纸, 而 《亚洲华尔街日报》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 是隶属华尔街日报报系的子报, 一份以亚洲读者为对象的财经报纸, 提供全球的商业和财经新闻和分析。

虽然其办报理念是“不为广告或任何投机、宣传的利益控制”, 但现代报业自从诞生之日起, 就与商业、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亚洲华尔街日报》由美国的道琼斯公司拥有, 在报道中国重大政治事件时, 其政治倾向性在版面设置、报道议题、报道篇幅与基调上都有所体现。 政治倾向性就是指新闻传播者和传播机构的意识形态性, 主要取决于编审、记者的政治观点、价值取向, 例如, 在文字和遣词造句的过程中、新闻图片的配发、报道的基调都表达了编审和记者的政治倾向。[5]在叙事框架上, 《亚洲华尔街日报》11月13日头版在报道十八届三中全会中运用了不同的手法, 首先, 用描写的手法, 引用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的内容 “market forces would play a ‘decisive’role in future e- conomic decisions” (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中, 未来将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 然而, 这种看似客观的、作为其叙事框架第一步的描述仅仅是为了赢得读者对于其中立客观立场的初步印象。 接下来, 将主观词汇及臆测, 比如 “failed” (失败的) 、“hobble” (蹒跚、 阻碍) 、 “vaguely” (含糊地、茫然地) 等分别运用到行文中, 逐步推翻读者之前刚刚建立起的正面或中性印象, 然后通过外国专家和中国银行某些官员的分析来结束该篇报道, 引导读者的情绪沉淀、内化为中国的负面刻板印象。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亚洲华尔街日报》 的政治倾向性很明显, 即对我国的重大政治会议总体上持批评态度, 虽然在经济改革领域给予一定的肯定, 但描述为西方经济模式的胜利;在民生报道方面, 把生育政策“单独”两孩描述成取悦人民群众的政治手段等。

三、两报报道基调差异的原因

《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 坚持把正确的舆论导向放在首位, 坚持高品位、高格调, 把专业性与综合性相结合,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推进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创新, 弘扬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民族文化等。在此次报道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过程中, 基调高昂、及时准确地传达党和政府有关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 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 如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让改革旗帜在中国道路上飘扬》, 文章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是中国最鲜明的特色。 ”在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报道方面, 首先是人民日报评论员系列文章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从各个方面把握和分析《决定》内容, 然后是国家各个领导小组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最后是各领域专家解读 《决定》的亮点和涉及民生问题的报道。

《亚洲华尔街日报 》是财经类报纸, 主要为亚洲读者提供全球的商业和财经新闻和分析, 由于商业与政治政策的关系紧密, 所以这次对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道, 《亚洲华尔街日报》 更多关注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银行和国有企业改革。 例如, 11月8日“MARKETS” (“市场”版) 标题为“A Paty Game for China Market” (《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上的博弈 》) 一文中指出 “A gesture that would have cross-sector consequences would be a revitalized push to make state- owned companies more efficient” ( 这一跨行业后果的举措表明, 有利于推动国有企业更加有效率和活力) , 但是对改革的期待明显降低, 甚至有标题直接表明其失望, 即11月14日头版“State Firms Winners in China Plan” (《 国有企业在这次改革计划中是胜出》) 。 在报道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内容时, 援引新华社发布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邀请外国专家和中国的各方面权威人士进行分析, 其中对 “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这一政策的变动和11月19日标题 “China Shift Toward Real Reform” (《中国转向真正的改革 》) 虽然给予一定的肯定评价, 但总体上较为否定, 使用较多消极词汇, 如 “verbose” ( 冗长的、 累赘的) 、 “negatively” (否定地, 消极地) 、“disappointed” (失望的、沮丧的) 、“turgid” (浮夸的、夸张的) 等。

归根结底, 两报报道基调差异是由新闻媒体的阶级属性决定的。 我国的新闻媒体既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 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 坚守党性原则, 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为其根本任务。 而美国媒体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在对我国一些重大事件报道上名曰“客观”“公正”“全面”, 但实际上都是在既有的政治倾向框架下报道的, 传播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四、结语

此次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道, 我国的主流媒体无论在报道规模上还是在报道深度上, 都及时准确地传达了党和政府最新的方针政策。 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是我国主流媒体的首要任务, 但是在报道的具体实践中, 应加强用事实说话, 减少说教意味, 尤其是涉及民生问题时, 也可以借鉴国外优秀媒体的采编技巧, 在引用消息来源时除了领导、权威学者等外, 应该多一点普通民众的声音, 使报道更有说服力, 更能深入人心。

摘要：2013年11月9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 世界目光聚焦北京。以框架理论视阈为视角, 从报道篇幅、新闻标题、新闻图片、关键词、消息来源等框架列表来比较《人民日报》与《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的异同, 并分析在报道重大政治事件中, 中美政治倾向的差别。

关键词：框架理论,《人民日报》,《亚洲华尔街日报》,政治倾向

参考文献

[1]刘东健.当下中国“改文风”的政治修辞解读[J].新闻爱好者, 2013 (4) .

[2]李一诺, 庄永廉.重大活动报道:策划先行推陈出新——《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检察日报》、《人民公安报》重大活动报道研究[J].法治新闻传播, 2013 (1) .

[3]孙彩芹.框架理论发展35年文献综述——兼述内地框架理论发展11年的问题和建议[J].国际新闻界, 2010 (9) .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210.

中西方会议新闻比较 篇6

学者姚里军说, 比较中西方新闻写作, 须直面的问题有职能作用、价值取向、题材表达、技巧运用、结构安排、新闻思维和新闻文体7个方面:关于新闻职能上的不同定位, 即传播与宣传;价值取向上不同的主体依据, 即受众意识与舆论导向;题材表达上的主客差异, 即客观报道与主观认知;技巧运用上的层次区别, 即表现与陈述;结构安排上的风格异趣, 即曲折和朴直;新闻思维中的模式特征, 即多元性与主导性;新闻文体观念上的视点差异, 即内容型与形式型。

二

在新闻观上, 西方重传播, 我国偏宣传, 价值取向不同。传播即意义共享的体系和过程, 此乃一个沟通参与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有发送者、中介和接收者, 从而在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形成了传递关系和交换关系。信息是传播的内容, 传播的根本目的是传递信息, 传播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 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收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 它是一切社会交往的实质。

何谓“宣传”呢?复旦大学的李良荣先生给宣传下了如下定义:“宣传是运用各种有意义的符号传播一定的观念, 以影响人们的思想、引导人们行动的一种社会行为。”无产阶级政党历来重视宣传工作, 并且把新闻事业作为最锐利的宣传武器。

笔者认为, 会议新闻不能等同于宣传, 记者编辑须善于把宣传变为新闻、用新闻来宣传, 以求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放任不求质量的会议报道泛滥, 属形式主义的表现, 表面重视, 实则事倍功半, 甚至会因麻木受众, 而令人讨厌。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邓小平同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谈话, 曾说“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 尽是会议。会议多, 文章太长, 讲话也太长, 而且内容重复, 新的语言并不很多”, 此话非常精辟。为数众多的会议报道似“八股文”, 内容十分空泛, 却用漂亮的辞藻充填, 受众感到有距离感, 难以接受。中国受众不喜欢这种新闻, 若将此类稿件对外传播, 外国读者更不会喜欢。

三

应该说, 在会议新闻的报道上重“舆论导向”是我们的一个光荣传统, 我们的受众意识整体上不如西方, 亟待解决。下面是美联社记者写的“胡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奥 (美国总统奥巴马) 会”———2009年11月17日, 国家主席胡锦涛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

首脑会晤谋求携手实现共赢

【美联社北京电】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今天经过数小时紧张的谈话后, 双方表示会共同合作, 应对重要问题。但在经济、安全和人权等长久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上, 这两个大国之间依旧存在着分歧。

奥巴马和胡锦涛进行了正式闭门会议后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奥巴马说:“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两个单独问题可以概括的。”

两位领导人都清楚表明两国关系在不断增强。……双方将会在明年年初重开搁置已久的人权问题对话。

不过双方依旧存在分歧。美国近日对中国钢产品实施惩罚性关税, 并对中国出口的轮胎征收反倾销关税。胡锦涛对此表示遗憾, 呼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奥巴马重申, 人权问题是关乎全世界的, 需要得到所有人的尊重。

但这些分歧在合作对话中并不是十分突出, 这表明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随着中国力量的不断增强, 中国和美国必须找到携手合作、避免冲突的方法。

奥巴马详细谈到了两国的共同利益, 他说:“我不认为一个国家的成功必须以另一个国家为代价。”两位领导人重申, “积极、合作和全面”是对中美关系的全新、正式描述。

胡锦涛和奥巴马说, 双方皆同意重启六方会谈, 以解决朝鲜核问题。在伊朗核问题上, 美国需要借助中国的影响力向伊朗施压, 令其放弃核武器立场。奥巴马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比胡锦涛更为强硬。

……

在两国元首的会谈中, 奥巴马邀请胡锦涛于明年访问美国, 胡锦涛欣然接受了邀请。

这样的会议新闻极易写得枯燥乏味, 而美联社的稿件却写得内容丰富, 坚守了“客观、公正、平衡”的原则, 不避话语交锋, 因有评论而具深度和高度, 全文易读性强。其成功之道, 之一是记者拥有可贵的受众意识, 所述均为受众关注的话题, 并提供两国首脑对重大事件的意见。

受众的需求是媒介生存的基础, 一旦媒体确立了双向、互动的观念, 新闻的采集、编辑、发布便必然会顾及并尊重受众。2003年3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 研究如何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问题, 会议把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作为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 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的重要举措, 并作为新闻改革的重要内容, 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它说明中共中央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但改进会议包括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 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为此, 笔者总结出会议新闻报道要遵循的“四项原则”, 一、突出有新闻价值、受众关心的内容;二、记者应学会以受众能够看懂的普通语言来报道那些他 (她) 们不易看懂或兴趣不大的新闻事实;三、会议报道应按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操作, 不能把官方文件照抄照转;四、即使是上面审定的会议新闻稿, 编辑发稿时也要根据受众的需要进行改编, 改编时尽可能地突出新闻和受众感兴趣的内容。

四

客观报道与主观认知。客观报道在新闻领域中, 是一种基本的报道形式和写作原则, 它是客观主义理论所倡导的客观性原则在新闻写作方面的具体体现。客观报道作为新闻行业最基本的工作观念和报道形式, 其形成被认为是新闻写作的一次根本性变革, 基本特征有:注重事实, 事实和观点分开, 避免记者的主观倾向;写作规则包括准确、清楚、简洁、平衡等要领。客观报道最早在美国兴起, 而明确地把客观报道定为报纸基本原则的第一家严肃的高级报纸是《纽约时报》。

“主观认知”在新闻实践中是如何表现的呢?请看一条较近的新华社会议新闻通稿, 此文被中国的3大党报人民、光明、经济放在次日的头版头条位置。

标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0年经济工作 (主)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 ……

新华社北京 (2009年) 11月27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27日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明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 ……

会议指出, ……

会议强调, ……

会议提出, ……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上述不提供确切信息的转述, 说明记者在写稿时存在很大的主观认知性, 而记者要通过对事实的报道, 向读者传递信息, 而不是以居高临下之态, 说“我告诉你”。

表现与陈述。姚里军认为, 在语言技巧的运用上, 中西方新闻写作的最大区别是:我国新闻写作主要采用陈述的方法, 而西方则采用表现的方法。西方新闻报道中, 常用的客观性技巧之一便是“重在表现, 少去叙述”。表现就是再现新闻的现场, 让读者身临其境, 去体会内中的意义。请看路透社消息《美国提案被击败中国将进入联合国》:

【路透社联合国1971年10月25日电】联合国的代表们今晚击败了美国为保住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所作的努力, 从而为北京进入联合国铺了道路。

代表们在走廊里大声发笑, 他们唱歌, 欢笑, 喊叫, 拍桌子, 有人甚至跳起舞来……

如果改用一句陈述的话语“代表们欢欣鼓舞庆贺胜利, 易读性就差多了。

曲折和朴直。论行文的结构, 有“曲”“直”之分。概言之, 西人喜曲折行文, 国人爱朴直。其实, 中国古代就有“春秋笔法”一说, 意即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字。笔者认为, 会议新闻的改进不妨从结构改起, 以求爽人耳目。

多元性与主导性。就新闻思维而言, 中国记者侧重于抽象思维, 西方记者侧重于形象思维。在导语上的明证是, 西方记者常用描写型导语, 而中国记者特别是在写会议消息时多以叙述型导语开篇。现今社会转型期, 新媒体异军突起, 叙述型导语难以表现多元性的视角, 往往陷入“以我为主”泥潭。在新闻报道中, 应少一点主导性, 多展示一些多元性, 以有效地实现“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关于导语写作的窍门, 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有言:高明的记者总是试图把会议新闻导语变成“行动性导语”。如非行动性导语 (笔者注:实曰叙述型导语) :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今天在京隆重闭幕;行动性导语:全国人大今天修改婚姻法, 未结婚人员同居将会受到通奸罪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