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文化透视

中美文化透视（精选5篇）

中美文化透视 篇1

目前, 电视以迅捷的发展速度和日渐膨胀的影响力跃升为世界上观众面最广泛, 被议论和评论也最多的传媒艺术样式。电视剧作为电视艺术中最基本的形态, 也是类型发展最成熟的形态。然而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心理结构、审美接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 各个国家、地区的电视剧节目在风格、主题和题材上都表现出各自鲜明的特征。本文选取了近年来一些热门的中美电视剧作品进行解读, 是为了从感性和微观的角度, 审视中美影视剧文化主题的不同, 以便更好地理解美国文化, 促进跨文化交际, 同时也给未来的电视从业人员和专业研究者提供具有重要价值的感性文本。

传统的伦理精神与崇尚科学的思想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中, 一直强调“善”与“美”的统一。这种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神自然也反映到电视剧艺术作品中, 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中国伦理剧数量居多。这些电视剧反映社会现实, 坚持善恶有终的原则, 缓解观众心中的不平之气, 向来受到好评。荣获第11届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的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曾深深打动亿万观众的心。该电视剧描绘出了中国大众共同向往的理想境界———“真诚地生活”, 歌颂了以刘慧芳为代表的中国妇女善良、温柔、坚韧、勇于自我牺牲和以宋大成为代表的男性质朴、憨厚、宽容的美好品质。特别是东方女性的代表刘慧芳真善美的品质感人至深、动人心弦, 她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时, 力求多一点奉献, 少一点索取;在处理个人与他人关系时, 力求多一点真诚, 少一点猜忌;在处理多种矛盾纠葛时, 严己宽人、舍己救人。刘慧芳这个扁平人物是东方女性“忍、爱、仁”的化身, 是正统、善良、自强的女性形象代表。正是由于伦理形象在中国观众中的这种特殊地位, 才使得家庭伦理剧成为中国电视剧中一种重要的类型。同样题材的伦理电视剧还有《咱爸咱妈》、《牵手》、《嫂娘》、《空镜子》、《婆婆》、《孝子》等。2007年热播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2009年的《乡村爱情》、《金婚》以及《老大的幸福》无一不是在演绎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真、善、美的伦理精神和价值取向。

伦理精神在电视剧中的另一种体现则是中国特有的武侠剧。在武侠电视剧当中, 侠士多是保清官、反贪官、嫉恶如仇、伸张正义的武林高手, 都具有儒家为国为民、“仁爱”及“克己”的理想精神。这些都是武侠电视剧的精神内核。在当今的武侠电视剧中, 最有影响也最受欢迎的当数“金庸剧”。近些年来不断重拍和上演的《射雕英雄传》、《书剑恩仇录》、《倚天屠龙记》、《侠客行》、《天龙八部》、《神雕侠侣》等都向观众展示了武侠电视剧的独特魅力。其中《射雕英雄传》至今已先后拍摄过四次。剧中的郭靖是个木讷、迟钝, 但朴实、宽容且极富正义感的人。他本性善良、为人诚信、遇事先为别人考虑, 恪守原则不知道变通。但是他总能逢凶化吉, 还赢得了黄蓉的心。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逻辑, 郭靖身上折射着道家哲学和儒家思想的光辉, 即大拙胜巧、仁者无敌的思想。总之, 中国武侠电视剧不过是在伦理剧的各种元素上包裹了层层叠叠的古装、武侠、神怪外衣, 其实质依然是伦理, 其内核依然是善。

与中国的传统思想不同, 理性主义是西方文化包括美国文化特有的现象。这种追求理性重视科学的传统也直接反映到作为社会主流文化的美国电视剧作品中来。这一点可以从美国电视剧强调“场景环境”的真实性上表现出来。近年来一直热播的美国系列剧《急诊室的故事》 (ER) 、《犯罪现场调查》 (CSI) 都是极力强调环境和技术的真实性。由NBC电视网制作, 于1994年首播的《急诊室的故事》至今已经持续了10个演季。剧中除了塑造的生动医护群像和反映出的尖锐社会问题以外, 其中让专业人员都挑不出的紧张医疗场面和救治细节也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元素之一。严密的科学性和强烈的戏剧效果是ER获得成功的基础。正是出于科学的态度, 《越狱》的制片人也下定决心要把它拍成一部尽可能可信的电视剧。《越狱》第一季是在朱利叶管教中心拍摄完成的, 这里是伊利诺斯州的一座真实监狱, 于2002年关闭。电视剧中出现的牢房区画面、医务室和监区都取自朱利叶管教中心。而且, 电视剧制片人为了制造特别恐怖的气氛, 决定使用曾经关押林肯·巴罗斯的牢房。事实上, 这里还有朱利叶管教中心最声名狼藉的囚犯、连续作案的杀人恶魔约翰·韦恩·格西的单间牢房。如果说这些电视剧还只是部分或者细节上追求知识性、科学性, 那么科幻剧这种类型就最能凸显美国社会崇尚科学理想的文化精神。从1949年杜芒电视网播出的第一部电视科幻剧《电视巡游者》 (《Captain Video and His Video Rangers》) 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星际旅行》, 再到90年代的由FOX制作的《X档案》 (《X-File》) , 都不断地反映出美国对科学知识的重视。《X档案》于1993年首播至今已持续了9个演季, 它不仅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征服了观众, 同时更在美国形成了热衷科学与幻想的文化现象。

集体本位思想与个体本位思想

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 中美两国的电视剧都不约而同地有着强烈的英雄主义意识, 而两者之间又有区别。中国儒家伦理文化向来倡导集体主义, 强调人的社会属性, 是集体主义的人。在这样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背景下, 又由于国家电视台具有通过节目鼓舞人民、教育人民的目标, 因而在中国, 倡导集体主义英雄的电视作品层出不穷。军事题材电视剧、革命历史剧和政治反腐剧是表现集体英雄主义的主要载体。《壮志凌云》主要表现了以空军飞行员贺怀德为主的三代人的奋斗成长历程, 并以此凸显了空军的灵魂, 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 为国家奉献的精神和争夺第一的劲头及严谨的科学态度。《光荣之旅》展现了主人公贺援朝儒雅、内敛的军人形象和坚忍不拔、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中国轨道》刻画了在极度困难的生存环境里, 以赵汉章为代表的两代中国测控军人的形象。《DA师》塑造了一群站在科技强军的前列, 勇于创新, 勤于探索, 敢于向现有体制挑战、向未知的领域进军的时代英雄。《亮剑》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的抗日将领李云龙的英雄形象。此外, 近年来热播的一些电视剧像《国家使命》、《红领章》、《石破天惊》、《沙场点兵》、《垂直打击》、《苍茫天山》、《无国界行动》、《热带风暴》等都奋力张扬英雄主义思想。一些历史题材剧如《开国领袖毛泽东》和《长征》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历程。

然而, 与中国的电视剧宣扬集体主义不同, 美国电视剧中充满了个人主义的英雄形象。这两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两国的不同文化背景, 同时也受两国不同的社会体制和电视结构的制约。美国社会的文化深受清教主义的影响, 源自清教主义对于个人自由的追求, 表现为在电视剧中充斥着个人英雄主义。到目前为止被认为最令人兴奋和最具有原创, 甚至被看做美国个人主义精神代表作的, 当数福克斯电视网的惊险电视剧《24小时》, 这部电视剧从2001年至今已播出3个演季。

《24小时》所有的故事围绕杰克·鲍尔展开, 他是美国洛杉矶反恐小组主管, 在第一季, 他的任务在每集开头的一段话里都交代清楚了:“现在, 恐怖分子正密谋刺杀一位总统候选人, 我的妻子和女儿也成了目标, 我的同事可能都牵涉进去, 我是联邦特工杰克·鲍尔, 这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天。”这一天, 从午夜12点开始, 到下一个午夜12点, 24小时内发生的故事分为24集。一年后 (第二季) , 一颗核弹将在洛杉矶被恐怖分子引爆, 总统面临艰难的抉择:军事打击是否就是表现美国刚毅果决的最好回应?而杰克·鲍尔的调查将为总统提供最后的答案。至于即将诞生的第三季, 那里的敌人, 应该是生化武器、残忍的大毒枭和更为棘手的白宫政变……联系美国的时事, 我们会发现, 影片对“9·11”及“伊拉克战争”的影射力度是非常强烈的。

《24小时》是美国个人英雄主义的代表。剧中的杰克·鲍尔用个人主义的勇敢、自由主义的智慧, 在短短的24小时中就树立起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美国公民的典型形象。从任何角度看, 它都是一部操作异常困难的系列剧, 它阴沉而举步维艰的性格, 直接撞击着每个人 (特别是美国公民) 内心的恐惧和焦虑。《24小时》是一个介于电影和电视、新闻和科幻、电视编制和电影合成之间的混合中介物。它毫不掩饰“9·11”事件给人们带来的心理震撼 (《24小时》第一季的播放正是在“9·11”事件发生之后) 及给这一系列剧创作者无形中施加的影响。它自觉地对美国故事片的发展演变承担了历史责任。

警匪题材影视作品的对比分析

国内的公安题材电视剧多涉及犯罪、法律问题, 叙事元素彼此混杂, 多具备情节剧的叙事结构, 这类电视剧往往不能独立成章, 多集叙述的是一个大故事。这一类影视剧已经成为国内现实题材电视剧中最为引人关注的题材之一, 有相当多的佳作成为收视热点。《大雪无痕》、《永不瞑目》、《生死卧底》、《公安局长》、《重案六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黑冰》、《黑洞》等, 这些电视剧的题材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对当下转型期社会重大事件的反映与揭示上, 它触动着整个社会最敏感的神经, 凭借其敏锐性、重大性的特点牵动着广大观众的注意力。

美国近20年的警匪片, 则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大众梦幻”形式, 与国内的公安题材影视作品不同, 这种形式下的警匪影视作品经常会部分忽略时代背景和政治元素、部分忽略政府影响和政党政策, 而过于强调个人英雄主义对事件本身的影响。警匪电视剧也往往像电影一样, 可以独立成章, 一集一个故事, 这种具备“不连续性”的特点, 虽然在宏观结构上似乎逊色于国产电视剧, 但是其单集的独立性也有效地提高了收视率———毕竟观众可以在任意一集中随意融入情节。其中热播的包括《犯罪现场》, 故事围绕组长格里森周围展开, 是由几个侦探专家组成的拉斯维加斯犯罪现场调查小组, 他们的日常任务主要是研究犯罪现场, 发现蛛丝马迹, 追踪罪犯。影片往往从最初犯罪现场的一幅幅静态画面开始, 伴随着调查层层深入, 困惑和混乱也随之而来。直到所有线条一一理开, 这幅静态的画面再次出现, 人们对其中的暗示才恍然大悟, 一个故事也即告终结。故事要强调的是:正是通过那些无穷小的事物、那些低于人类的生命, 他们找到了办案线索。

美国警匪片具备调解多元矛盾冲突的功能, 许多警察“搭档”往往是肤色不同, 年龄差异悬殊, 或者性别相反。由于他们性格、背景、经历、经验的不同导致出现“人民内部矛盾”, 但是这些矛盾会随着剧情的发展得到调解, 最终大家成为生死之交。尽管他们存在着差异, 但是“战胜邪恶”是他们共同的目标, 从警察的角度讲, 他们彼此认同, 是所谓的“求同存异”。国产电视剧中, 这种情况虽然不会出现种族差异或太过明显的性格差异, 但是编剧也试图在角色安置上塑造个性鲜明的不同个体, 例如《重案六组》中, 大曾的老成干练与江汉等其他警员的年轻冲动形成鲜明的对比。

总之, 电视文化作品中确实充满着特定的社会文化因子, 作为特定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特定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而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事实上, 电视文化中往往包含最能表现一个国家、民族的大众行为、思维模式、审美趣味及欣赏习惯等内容的重要因素。由于中美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心理结构、审美接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 他们的电视剧节目在风格、文化主题和题材上都表现出各自鲜明的特征, 对于它们的比较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中美文化的不同。

参考文献

[1].白小易:《新语境中的中国电视剧创作》,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年版。

[2].刘萍、李灵:《中国电视剧》, 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5年版。

[3].卢蓉:《电视剧叙事艺术》,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年版。

[4].苗棣:《中美电视艺术比较》,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年版。

[5].杨新敏:《电视剧叙事研究》,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年版。

[6].《中国电视剧年度发展报告2005～2006》,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中美文化透视 篇2

前段时间热映的电影《孔子》受到了各种不同的褒贬之议，电影主要情节是描写他51岁出任中都宰一直到其73岁病逝这段经历，并挑选了最有戏剧性的隳三都、周游列国、子见南子、陈蔡被围、孔子回国以及韦编三绝等重要经历进行改编。影片中虽然注重孔子在仕途方面的经历，但还是大致真实地遵循了《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一生的描述。影片中向我们重现了德才兼备的孔子坎坷的仕途之路和不得志而一生流浪的生活。

当然影视作品毕竟作为人们消遣的一种方式，为了达到大众化和引起观众的兴趣的目的，影片中大量添加了许多战争场面和勾心斗角的利益斗争，甚至夸大或改写某些故事情节，我觉得这都是情有可原的。例如齐鲁峡谷会盟，影片中注重展现了孔子过人军事谋略和才能，这与《史记·孔子世家》略有不同，据里面记载：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1]可见，孔子是凭借着君子之道令齐景公恐惧和折服了，使齐景公自愿归还汶上三城以此道歉。

而电影中主要是通过孔子精密的军事策略和外交手段保证了会盟的胜利结束和讨回了汶上三城。还有对于一些虚构的情节如颜回之死，我们或许不应该去追究其虚假性，而应该把它作为影视作品在原著基础上的一种再创造。当然影视作品中很多细节与历史记载略有出入，无论怎样，这些误点、瑕疵也难以否定这部电影的内在价值。作为观众的我们，我们应该看到电影中更深沉的文化内涵，去挖掘电影中努力给我们呈现的孔子的主张和精神魅力，让我们在孔子带领下重新领略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一、中国的 “礼”文化

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礼仪文化丰富而又深奥。在这里，孔子将“礼”作为一种社会准则来教导人们，孔子通过对周礼的损益创造性地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与“礼”配合，在修己的同时治人，在人的伦理道德完善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良好秩序。无论是电影里还是在《史记·孔子世家》里面，我们都感到中国 “礼”文化的深沉内涵，看到孔子在个方面努力去实践“礼”这种文化。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即他儿时经常把祭祀时盛放祭品所用的方型、圆形器皿摆设出来, 模仿成人磕头习礼，这说明孔子在儿时就对 “礼”有一种喜爱和重视。无论是执政，或是自身修养上，还是与家人朋友相处，孔子始终主张以“礼”为核心。

在影片中，鲁定公向他问政时，他说到：“齐国的老百姓不犯法，是因为他们害怕刑罚，如果人们不犯法，是因为他们讲礼仪，知廉耻，有品格，那不是更好么？”这里正是对《论语为政篇第二》中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阐述。我们还可以看到电影中孔子每次进朝的跪拜礼仪都是严肃认真的，这正是孔子自己将“礼”作为自己的准则认真实践着。

对待君臣关系时，正如《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论语·八佾篇第三》中“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说明君臣必须按照一定的礼仪制度来处理，也就是要求君臣父子各自按照应有之道去做，都要符合角色要求和规范。

在自身修养方面，提到要“克己复礼”才能达到仁的地步，正如《论文》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篇第十二》）也就是说约束自身, 使言行合乎礼, 就是仁，一旦能做到这一点, 天下就归依于仁。以礼作为行为的准则, 不能有半点含糊, 他认为不掌握礼仪, 很难做事合理,行为得体。这表明了“礼”成为孔子的仁的重要体现和前提，正如他说的：“不学礼, 无以立”。这也作为他教导学生时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要求。

在对待父母上，《论语 为政篇第二》提到：“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我们侍奉他以规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如果他死了，我们则在埋葬他时也按照规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在举行祭奠的仪式时也遵照祭祀仪式规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就行了。

当然，我这里谈到的也只是礼的一部分，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我只能在其中一支文化来分析这种礼文化而已。当然，在孔子对礼的发展和继承的基础下，各朝代对 “礼”也都非常的重视。例如，孔子向齐景公提出了治理国家的八字方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汉代时儒家学派代表董仲舒借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提出“三纲五常”，促使汉武帝独尊儒术，并成为沿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影响深远。

二、中国的 “孝”文化

国学大师钱穆曾经说过：“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从古到今，孝作为中国的一种传统美德。在《尔雅·释训》中说：“善事父母为孝”。孔子则是对西周以来的孝道进行了改造和创新发展。孔子以自己为准则，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陬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孔子母亲去世，他先将灵柩停放在五父之衢，这是出于孔子谨慎从事的考虑。陬邑人挽父的母亲告诉孔子其父的墓址，这之后孔子才将母亲灵柩送往防山合葬。从孔子葬母这件事情我们能看到孔子是一个严格遵守孝道的人。

孔子在《论语》中多次主张孝，并将孝作为评价一个人品德的根本所在，也是仁之本。在怎样孝敬父母时，《为政篇第二》中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里仁篇第四》中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父母在的时候要好好照顾父母，即父母在的时候要恭敬的奉养，更加不应该远游，死后也要按照礼节来安葬和祭祀。孔子对“孝”的规定，不仅包括“事父母能竭其力”《论语·学而》，而且还包括“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劝谏和帮助父母发现和改正缺点错误。

《学而篇第一》中有子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里说明了孝的重要性。《为政篇第二》中子游问孝，子日：“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认为，如果养活父母没有诚敬之心，那么和养活动物义能有什么区别呢?孔子主张孝是做人的根本前提，也是实现仁的基础所在。孔子的这种把父母之意愿、奉养视为高于一切，然后将家庭之孝推及社会，从而达到人人爱我，我爱人人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千百年来一直被中国孝文化所视为的最高品质和精神。

孟子也对孝进行了发展和补充，孟子提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还强调“事亲，事之本也”。孔孟对于孝的含义更加加深了，也为后世的孝道提供了深厚的基础。

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盛行，孝道也理当成为教化民众的内容之一，孝道成为统治者治国安民的重要手段。“以孝治天下”的孝治思想也逐渐走向系统化，理论化。汉代许多皇帝都以“孝”为谥号，孝文帝，孝武帝等都是受孝道影响的结果。同时，西汉首创“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将孝道与取得功名利禄紧密联系起来。“举孝廉”作为察举的主要内容之一，一直为后世所沿袭，直到清代。汉代出现了很多孝子，例如孝女曹娥和缇萦，他们分别被记载《后汉书·列女传》和《汉书·刑法志》中，他们的孝都为后世所赞叹。直到元明清的时候，程朱理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他们进一步将孝道作为强化君主独裁、父权专制的工具。元代郭居敬编著的《二十四孝》，成为当时宣传孝道的通俗读物，它也是统治者维护礼教秩序的工具。随着专制的需要，愚孝思想极度地泛滥和膨胀，也使孝道畸形发展。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好的现象。正如鲁迅评论《二十四孝图》说道：“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鲁迅先生从自己小时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入手，重点描写了在阅读“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故事时所引起的强烈反感，形象地揭露了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这就是后来孝道畸形发展的表现和结果。总的来说，孔子宣扬的伦理观内涵丰富多样，而礼和孝只是其中之一。就孔子伦理思想而言．其内在的核心目标是将孝和礼作为评价一个人品德修养高低的基础，从而达到“仁”的最高境界。孔子认为对于“仁”的追求，要通过礼和孝来“教化”人民，使人达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的崇高境界，从而达到“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孔子世家》）的和谐天国。

三、天命思想

天命思想的起源可追溯到夏和西周。据《尚书·召诰》记载：“有夏服天命”。《礼记·表记》记载孔子说夏代尊天命，即是说夏王朝是受天之命来统治万民的。因此，天命思想在夏代就有了，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有神论的宗教思想。

孔子的伦理思想中却渗透着一种天命思想，无论是电影中还是在《史记·孔子世家》、《论语》中，都展现了孔子在潜意识中的一种天命思想。这也许是归结于古代道德根源的唯心主义色彩吧。

《孔子世家》记载，在孔子周游列国时，被困于匡地的时候，他说道：“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意思就是上天打算毁灭这周朝文化，我这个后来人便不应该掌握周朝的文化。上天不想毁灭周朝的文化啊，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当宋国司马桓魋想拔掉大树来杀死孔子时，他说道：“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即上天把德行降生在我身上。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当子路责怪孔子不应该见南子时，他否认道：“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 这虽然是一种发誓诅咒，但不乏有主宰在天之思想观念。当颜回死后，他哀叹道：“天丧予！天丧予！”因为当心爱的学生比自己早死后，内心极度痛苦，这难道不是上天要亡他么？孔子这样指责上天。

在《论语》中，《八佾》孔子回答卫灵公的大臣王孙贾：“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得罪了上天，连祈祷也没有用的啊！《子罕》孔子批评子路时：“吾谁欺？欺天乎？”《宪问》当公伯僚诋毁子路时，孔子说：“道之將行也与，命也；道之將废也与，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意思即我的道德理想將会施行，那是天命決定的；我的道德理想將会被废弃，那也是天命決定的，公伯僚能把天命怎么样呢！他认为“道”是否行得通，都是由命来决定的，这是人们阻碍不了的。这里可看出孔子将天命看得如此重要。

孔子在《季氏》里提出了“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在《尧曰》里说道：“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这里面，显然是要被统治者安于自己的地位，服从统治，要尊天命。可见，孔子重视天命的程度是多么的深。他还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他认为“道”是否行得通，都是由命来决定的，这是人们阻碍不了的。可以这么说，孔子是维护传统的天命思想的一个集大成者。西汉中期以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了正统思想，董仲舒建立了一套所谓的“天人感应”说为基础、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神学思想体系。他主张君权神授的“天人感应”神学理论。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至高无上的神，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皇帝受命于天，体现天的统治权力，君权神圣不可侵犯。董仲舒还认为，天和人具有相同的气质和情感，因此，天人之间可以感应，达到他所说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可见董仲舒将天命思想被定格到了一种神圣的地步，也被专制统治者用来教化人民的一种工具。

在宋元明清时期，天命思想则发展为一种哲学范畴。在后期封建社会的危机中，程朱理学出现是为了维护地主阶段的永恒统治的思想工具，也是为日益加强的君主专制而制造的一个理论。从理学思想的来源来说，它是儒家孔子、孟子以来唯心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程颢和程颐则将天理强调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他们认为：“万物皆是一个天理”、“天下只有一个理”。这个天理被二程说成是不生不灭、永恒存在的东西，它不仅是自然界，而且也是社会的最高原则。理存在于人和世界万物之中，是无所不在的。理或天理就是天命，体现于人的心、性中，因此天与人事之间就有“感应”。这样天命思想彻底地被改造为一个思想统治工具。

中美跨文化管理中的价值观透视 篇3

跨文化管理又称为交叉文化管理, 是指涉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事的管理。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这两个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造就了各自颇具特色的价值观, 而不同的价值观塑造了不同的企业文化, 两者具有一定的共生性。众所周知, 文化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 通过宗教、哲学、知识、习俗等文化因素, 每一个文化成员都可以获得一定的价值取向, 形成各自的价值观。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员工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都注入了各自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此外, 在某一文化背景下取得成功的企业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背景下, 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所以, 探讨跨文化企业经营中的企业文化差异, 寻找有效的文化调和方式, 对于提升企业跨文化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跨文化管理中引起文化冲突的深层原因——价值观差异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对价值观的研究始于对文化的研究。它有着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管理学的渊源。概括地讲, 在文化人类学中, 价值观是区分文化类型的标准;在社会学领域中, 社会学家视价值观为社会成员所共享的一种符号系统。在管理学领域, 价值观代表着基本的信念:“个人或社会接受一种特定的行为或终极存在方式, 而摈弃与其相反的行为或终极存在方式。”这种信仰里面包含了道德偏好, 因为它传递了是非、好坏以及是否合心意等观念。根据Geert Hofstede的定义, “文化是具有相同教育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所具有的心理程序”。每一种文化都体现出其民族特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从深层原因上讲, “文化是一个群体在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区别于另一群体的显著特征。”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无论是从目前情况来看, 还是从历史角度来说, 中国与美国是东西方价值观的典型代表。美国是最强的个人主义化国家, 崇尚个人自由, 追求个人利益, 鼓励个性发展, 因而开展员工间的个人竞争, 并以个人表现和绩效进行奖惩是行之有效的激励方式。所以, 差别计件工资制度, 标准化管理都源自美国;而中国是最强的集体主义化国家, 人们之间相互依存, 团结合作, 员工对组织怀有忠诚感和效忠心理, 工作中倾向于群体努力和集体回报, 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矛盾时, 集体利益占首位, 所以维护了集体利益压抑了个性发展, 所以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更易于创造员工和管理者之间融洽的关系。

为什么东西价值观或者中美价值观念会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呢?追根溯源还是东西传统文化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影响如下:

中国传统的灌溉农业中, 个人力量微不足道, 个体生存只能依靠服从集体, 并需适当压制个性以保持集体的力量;同时, 中国长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限制了人们对财产的追求, 人们个人财产观淡漠。天下为公的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块基石, 儒家所至崇的“义”就是要符合国家和社会利益;同时, 在对待“自我”的问题上, 儒家提倡“限我”, 墨家提倡“毁我”, 道家提倡“无我”, 法家提倡“鄙我”。皆无一例外地倡导“自我抑制”, 反映了传统道德对待集体和自我的反差性心理。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人注重集体利益和整体价值, 往往识大体、顾大局, 克制自己的欲望以谋求集体利益。这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树立起了中国人对家庭、社会、民族和国家的强烈的义务感和使命感, 自觉担负起各种社会职责, 形成一种“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参与意识和忧患意识。

沿着历史的长河溯流而上, 西方传统文化对美国人价值观念的影响如下:

西方文化源自古希腊, 而古希腊则是开放的海洋型岛国, 在海洋国家中最早发展了商业经济, 形成了以商为主的商业文化。地中海星罗棋布的小岛被水隔绝, 这正好有助于个体观念的萌芽。美国是多民族混居的移民国家, 各民族的差异、薄弱的血缘纽带和松散的社会结构给美国人提供了自由的个人发展空间。而作为西方文化包括美国文化源头的古希腊, 其海上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了西方个性精神的萌芽, 启蒙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在美国, 发达的工商业更进一步培养了人们的商品意识, 刺激人们追求私有财产。美国社会鼓励人们决定自己的事情, 形成自己的观点, 解决自己的问题, 拥有自己的财产。通常而言, 美国人都学会了从自身的角度来看世界。

三、针对价值观的不同, 如何进行中美间跨文化管理

对于中美价值观差异造成的管理冲突, 有着明显地消极影响。针对跨文化冲突管理, 加拿大管理学家南希·爱德勒提出了解决组织内跨文化冲突的三种策略。

1、凌越。

其特点是组织由一种文化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 组织决策及行为均受这种文化支配, 其他文化则被压制。这种方式优点是能短期内形成“统一”的组织文化, 但缺点是不利于博采众长, 而且因其他文化受到压抑而极易使其成员产生反感, 最终加剧冲突。

2、折中。

所谓折中是指不同文化间采取妥协与退让的方式, 有意忽略回避文化差异, 从而做到求同存异, 以实现组织内的和谐与稳定, 但这种和谐与稳定的背后往往潜伏着危机, 只有当彼此之间文化差异很小时, 才适应采用此法。

3、融合。

融合是指不同文化间在承认、重视彼此间差异的基础上, 相互尊重, 相互补充, 相互协调, 从而形成一种你我合一的、全新的组织文化, 这种统一的文化不仅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而且极具“杂交”优势。文化融合使得国际企业具有了更多的优势, 表现出智力互补、知识互补、思维互补, 从而使国际企业易产生更好的主意设想, 更多的创新创造, 更高的效率和竞争力, 更强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

四、结束语

中国古代死刑的文化透视(二). 篇4

（二）姜晓敏

【学科分类】刑法总则 【出处】中华法律文化网 【写作年份】2011年

【正文】

四 死刑的执行

（一）执行的地点

行刑的地点一般选择在市朝，从春秋时起大都如此。凡处死王公大臣或名士大夫，就在朝门外，如北宋时在汴京（今开封）五朝门，明清时在北京午门；凡处死普通罪囚，就在热闹的街市进行，这即是《礼记·王制》篇所说的“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的意思。为了维护贵族官僚的特权，一般对他们的行刑都不公开，而是令其秘密自裁。监刑人奉上一杯毒酒、一柄宝剑、一段白绫，允许其自由选择死亡方式。

我国古代的死刑，不仅处决手段残酷，而且大多数死刑执行的全部过程都是在稠人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公开进行的。这一点从进入阶级社会伊始就形成定制，直至清末依然如此。民族学资料表明，公开罚罪，甚至让部族成员共同参与进行处罚的现象，早在原始时代末期即已存在。推始其本意，主要表示部族全体成员对处罚的认可和执“法”的公正。当部落首领权力膨胀，这一形式很可能被用来威慑部众，巩固首领自己的权势。进入阶级社会后，这一层意义被大大加强，“刑人于市”也就成了古之通法。究其用意，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借此机会继续对犯罪者在人格上进行凌辱，以在伦理上达到“与众共弃之”的社会效应。古代刑人，必先标明犯人的罪名押解示众。其时，死刑犯不论男女，往往要裸形（剥脱衣服）。据说，这是为了施刑决死的方便，但在穿衣蔽体已含有遮耻心理的社会中，当众被他人扒衣露体，无疑是一种耻辱。北魏孝文帝曾想改变这一做法，认为去衣裸体，众人围观，有伤风化。但事实上，晚至元、明、清，仍是去衣裸形。这一点，从《窦娥冤》的木刻插图及清末秋瑾烈士在临刑前提出不准去衣的要求中均能得到印证。此外，犯人处死之后的陈尸示众及戮尸，也含有弃、辱之意在内。古代的斩首之刑就叫“弃市”。其二，是通过残酷的施刑过程，包括让一些罪犯“陪杀场”，以加强刑罚的恫吓作用，使民众不敢犯上作乱，这是公开行刑的主要目的。其三，公开行刑时，为了保证不发生意外，往往要派出一定的武装力量负责警戒刑场、保卫行刑，其中不无显示统治之威严和强盛之意在内。为防止死刑犯借公众聚观处刑之机散布不利于统治者的言论，一般会在其口内塞入木丸、核桃等物。

古代的刑场往往选择在热闹的十字街头，除了威慑民众、“杀鸡给猴看”的目的外，另一个原因也是为了依靠十字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来驱赶鬼魂阴气。

古人认为死刑犯的血具有驱邪、消灾、治病等功用，所以常有人向刽子手购求，刽子手往往将死刑犯的血收集起来，待价而沽。鲁迅的小说《药》就表明了这一点。

（二）执行的时间

我国古代非常注意死刑执行的时间。被判死刑的人，除了重要罪犯（如钦定要犯）或在非常时期（如战争中）应立即处决之外，从古至清都定在秋后处决。《左传》中就有“赏以冬夏，刑以秋冬”的说法。原因是秋季草木凋零，呈现一派肃杀之气，此时行刑，正是顺应天道肃杀之威。所以，《礼记·月令》篇说：“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治，缮囹圄，具桎梏，……戮有罪，严断刑。”历史上，除了秦时一年四季都可以执行死刑外，其他各代处决犯人都在入秋以后，这就是古时常说的“秋决”。行刑的具体月份，各代的规定稍有差别。西汉时规定在十月至腊月之间，一到立春就不能再执行死刑。唐代规定，若不是在秋分至立春之间处决死刑者，要判一年徒刑。明代规定，执行死刑在秋分以后、立春以前，若有在立春以后至秋分以前处决死刑者，杖八十。

除了在选择季节上有“秋决”的习惯外，执行死刑的具体日期也有一定的限制。如唐代规定，在大祭祀日、致斋（举行祭祀或典礼以前清整身心的礼式）日、朔日、望日、上弦日、断屠日月（官府下令禁止宰杀牲畜的日子或月份）、二十四节气、假日以及下雨未晴的日子，即每月初

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加上二十四节气日、雨未霁、天未晴及大祭享日和闰月的全月。这样除来除去，一年中能执行死刑的日子是屈指可数的。不仅如此，在可以行刑的日子，行刑的具体时辰也有规定。白天行刑必须等到午时，夜间行刑必须等到天明，这在各代已是通例。

应该指出的是，借助戏曲、小说的传播而为大家所熟知的“午时三刻”这一行刑时间，并非古代法律的明确规定。古代的“时”和“刻”实际是两套计时系统单位，一昼夜划为十二个时辰，又划为一百刻。“午时”一般约合今天的上午十一时至下午十三时之间，午时三刻是将近正午十二时，太阳挂在天空中央，是地面上阴影最短的时候。这在古人看来，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中国古代一直认为杀人是“阴事”，无论被杀的人是否罪有应得，他的鬼魂总是会来纠缠作出判决的法官、监斩的官员、行刑的刽子手等和他有关连的人员。在阳气最盛的时候行刑，可以压抑鬼魂不敢出现。这应该是习惯上“午时三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

全世界几乎所有古代国家，执行死刑都要求在白天进行。比如20世纪以前，欧洲国家普遍是在“日出之时”处刑。这里的共同考虑因素显然有防范上的理由，也有威慑民众的理由。不过，像中国那样考虑鬼魂阴气因素的却很少。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报应”，得到“福报”是善事积累的结果，得到“恶报”则是恶事积累的结果。如《周易·坤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佛教传入后，因果轮回的说教和传统的“报应”观念相结合，更在民间根深蒂固。

照理说，法官、监斩官、刽子手都是在执行法律，他们合法判人、杀人，不应像一般的杀人行为那样受到报应。不过，考虑到中国古代的法律和“天理”、“人伦”之类的规范体系相比，其神圣色彩要淡薄得多。因此，作为法官、监斩官、刽子手个人来说，总觉得单靠法律护身还不足以避免报应，还必须要靠那“午时三刻”的阳气以及其他的一些手段来匡正祛邪。

按照清代长随的教科书《公门要略》的说法，当时的法官在死刑执行令上签字时，是由刑房书吏将死囚的犯由牌（也称姓名标子）倒呈长官，长官提朱笔，刑房书吏就势往上一拖，让死囚姓名上勾到红笔痕，这就算是那枝朱笔签发的死刑执行令，法官不直接对此负责。那枝朱笔就此抛弃，再也不用。而监斩官为了辟邪，出发监斩时总要穿上全套公服，罩一件大红斗篷来辟邪。行刑结束后，总要绕道去城隍庙烧香，让城隍老爷管住可能跟在身后的鬼魂。回衙门后还要大放爆竹，官轿再进大门。全体衙役出动，在大堂院落排列整齐，挥动棍棒“排衙”，驱赶鬼魂阴气。

古代君王为了极力表明自己的不忍刑杀，在死刑执行之日，往往还要作出不食酒肉、取消歌舞娱乐活动等姿态，以示自己的仁德。如唐太宗就曾言：“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下令“刑人日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并宜停教”，“彻乐减膳”等等。

赵旭在《唐宋死刑制度流变考论》一文中对唐代死刑行刑的具体时间进行了考证。《大唐六典》记载：“仍日末后乃行刑。”五代时有人引用唐代的《狱官令》，可以佐证：（后唐长兴）四年（933）六月，大理寺张仁椽？奏：“……准（唐代）《狱官令》：‘诸大辟罪，官给酒食，听亲故辞决，告犯状，日末后行刑。’另外，《太平广记》记载，刘崇龟镇南海之日，为引诱杀人后逃窜的罪犯，“以他囚之合处死者……侵夜毙之于市”。为了使其信以为真，死刑的执行必然合乎制度。“侵夜”即刚刚入夜，与“日末”语意吻合。正史与野史相印证，证明唐代的死刑的确是在日末执行（“入夜”当与“日末”同意），并非如近代戏文中表现的“午时三刻”，而是黄昏时分。

（三）执行的赦免

中国古代帝王握有大赦之权，而儒家一般赞成赦罪，将其作为“德治”、“仁政”的一种表现。所以，尽管法家坚决反对赦罪，但赦罪不仅在古代历史上绵延不绝，并且从汉朝开始形成经常性发布大赦的惯例。“不但皇帝即位、改年号、册皇后、立太子、生皇孙要赦，平叛乱、遇灾异（包括日月蚀）、帝后有病要赦，郊祀天地、行婚丧寿庆大典要赦，甚至获珍禽异兽也要赦。而且名目繁多，有‘大赦’、‘曲赦’（局部地区）、‘特赦’、‘常赦’、‘恩赦’、‘郊赦’等等。”赦罪的滥用，减少了不少死刑的执行。如唐太宗曾放出390名死罪犯人归家，如期返回后又全部赦免，这一事例在社会上流传甚广。最初的赦宥只是针对因过失或意外事件而触犯刑律的轻罪，对这种轻罪罚以赎金犹嫌太重，所以干脆赦免了事，而且专为一人一事而论。后世曲解其旨，经常滥赦，且定为常制。这一状况曾遭到西汉匡衡、东汉王符、宋代欧阳修、明代丘浚等人的激烈批驳，但是历代依然大赦风行。特别是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以喇嘛教为国教，其僧侣经常以“修佛事”、“作功德”为名，要求释放在押重犯，包括死刑犯。其国师、帝师等宗教领袖同帝王一样，拥有颁发大赦的权力，严重干预了国家司法权。

据学者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还形成了大赦的专门仪式。北齐律规定：到了大赦的那一天凌晨，由朝廷的武库令拿出一只“金鸡”，放置在宫殿门前。把京城在押囚徒全部集中到宫殿前广场上，擂鼓千声，宣告赦令，然后一齐给罪犯解开枷锁。这只金鸡的意思有两种说法：一是看天象的官员发现天上的天鸡星移动位置，就应当有赦，所以做一只金鸡；另一说法是金鸡之制起于西凉的吕光，意思是鸡是八卦中巽的神象，巽为号令，所以以鸡为号令的标志。唐朝的大赦仪式也和北齐一样，当天由武库令布置金鸡和鼓，金鸡高四尺，嘴里叼着一幅红色的绢，系在一根七丈高的高竿上，树立在广场。把罪犯押到皇宫前面，擂鼓千声后再宣诏，当场释放。外地的大赦诏书用绢写成传送。宋代大赦的场面更是热闹，简直就像是杂耍表演：金鸡的高竿挂下四根粗绳，先由四人缘绳攀登到竿顶，抢夺金鸡嘴叼的红绢。擂鼓结束后，装扮成仙人的官员再乘木鹤从城楼上缘绳滑下，向宣诏的官员传递赦书，然后宣旨，把一件严肃的事情变成了喜庆的节日。

五

死刑的废除

自从西汉文、景时期进行了以废除肉刑为主的刑制改革之后，在中国历史上开始不断发生主张恢复和反对恢复肉刑的争论，此起彼伏，形成了好几次高潮。但是，关于死刑是否应当废除的争论，却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虽然早在中国封建社会处于颠峰阶段的大唐天宝六年，唐玄宗出于“务好生之德”的目的，曾公开下诏废除死刑，但这一举措却没有进入盛唐如此众多的才子、臣子的视野，引起深入而广泛的讨论，该诏令本身也似并未发生实际的效力和影响。尽管在时光静静地流淌了一千多年之后的1893年，浙江人陈虬在其著作《治平通议》中，首次对死刑提出了批判，但仍旧没有发生多大影响，几乎不为后人所知。为今日大众所耳熟能详的是，意大利人贝卡利亚在1764年出版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对死刑的愤怒谴责。废除死刑的思想之所以较早产生于欧洲，与基督教宣扬生命是上帝给的，世俗的法律不能剥夺人的生命这一观念有关，亦与启蒙运动时期社会契约论的盛行密切相关。与之相对照，在古代中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却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一观念。尽管宗教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也有相当的影响，但外来的佛教与本土自生的道教从未占据正统思想的主流。佛教虽讲慈悲，却宣扬“四大皆空”，认为生就是苦，只有死才能真正获得解脱，身躯不过是个臭皮囊；道教也以抛却凡尘、得道成仙、飞升上天为修炼的主要目标，因而都很少关注死刑。加之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很早就建立了相当强大的国家政权，确立了国家刑罚的观念，因而实践中严格贯彻“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原则，法律不允许被害人家属和仇人私下和解，严厉禁止收受赔偿。而西欧中世纪日耳曼各部族及古代中国周边的一些游牧民族，则将杀人、伤人、抢夺妇女等现在看来明显属于犯罪的行为，视为是一种私人之间可以使用赔偿、当作一项债务来解决的侵权行为。欧洲中世纪长期通行的《撒利克法典》规定，杀死一个自由的法兰克人，赔偿200个金币就可以了事。这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因为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杀人偿命”乃天经地义之举。这无疑不利于废除死刑思想在中国的产生和传扬。即便是1893年的陈虬，其批判死刑仍是以“伤天地之和而致阴阳之乱”的中国传统观念为立论基础，而与西方的天赋人权等思想相去甚远。加之“兵刑合一”、“重典治吏”等传统观念在人们头脑中依然根深蒂固，所以只要世界上的局部战争还在继续，只要贪官污吏还在为非作歹，那么赞同保留死刑的就会大有人在，这是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美文化透视 篇5

在WTO法律框架内, 涉及“特保条款”的主要有GATT1994第19条及依此条增订规定的《保障措施协定》、《多种纤维协定》 (MFA) 与WTO《纺织品与服装协定》 (ATC) 第6条、《自愿节制出口协定》、《农业协定》第5条“特殊保障条款”, 以及我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6条的“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其中, 取代MFA的乌拉圭回合谈判艰难达成的ATC有效期至2004年12月31日止, 本来从2005年1月1日起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贸易已全面纳入GATT框架内, 配额全部取消, 进口国不得对中国出口的纺织品实施特别保障措施, 但由于中国政府在《工作组报告》) 第242段中所做的承诺, 针对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的“特保机制”的将一直延续到2008年12月31日。《工作组报告》第242段主要内容是, 如果WTO成员认为ATC所涵盖的原产于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产品自《WTO协定》生效之日起, 由于市场扰乱, 威胁阻碍这些产品贸易的有序发展, 该成员可以请求与中国进行磋商, 以期减轻或避免此市场扰乱。有关进口国根据《报告书》第242段等中国入世文件, 制定了专门针对中国实施的纺织品和服装“特保措施”。自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后, 美国、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欧盟等世贸组织成员, 先后在其国内法中引入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特别保障机制。

事情至此还没完, 《报告书》第242段的对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承诺虽已如预定于2008年12月31日失效, 意即WTO成员国无权再对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采取特保措施调查, 如果中国纺织品和服装确实有进口造成市场扰乱阻碍进口国同类行业的有序发展, 也只能依《保障措施协定》规定的较难启动的无歧视性的一般保障措施采取保障措施调查。但我们还得提防道路上隐藏的陷阱, 《议定书》) 第16条授权给所有WTO成员国对产自中国的所有产品可采取特殊保障措施, 启动门槛比《保障措施协定》低得多, 无论是实施保障措施的实质条件从“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标准降低到“市场扰乱或贸易转移”;还是实施期限的“不得超过4年, 延长情况下, 最长不得超过8年”确定规定到“所需时限”之类的模糊不清;又或者是丧失了作为发展中国家应享有的优惠待遇, 报复能力减弱等等诸如此类对比性的“低标准”。《议定书》的过渡性保障机制到2013年12月31日才失效, 故我们可以这样推定, 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跳出一个束缚, 还有一个束缚捆着, 真正纳入WTO法律体系自由贸易的日程还要等几年。当然, 纺织品如此, 只要产品是“made in China”, 都要到2013年12月31日才不受歧视性的“超WTO义务”的约束。

2 针对中国的特保机制:美国WT0游戏规则老手的技术谋略

自美国《1974年贸易法》恢复了对“共产主义国家”产品的最惠国待遇以来, 除规定了最惠国待遇的条件外, 该法第406条同时对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产品给美国国内产业造成的市场破坏做出了规定。鉴于中美在1999年11月15日在北京达成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 美国国会依据这一协议, 于2000年10月10日通过了长达近50页的美中关系法案, 称2000年美中关系法 (U.S.-China Relations Act of 2000) , 据此第406条已不再适用于中国, 美国国会又专门增加了针对中国的部分, 即“关于市场扰乱和对美国市场贸易转移的产业救济”, 共3个条款, 构成了专门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1974年贸易法》第421-423条特保措施条款。第421条 (a) 款开门见山地规定:“如原产于中国的产品……”意味着美国可以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有选择性的采取保障措施, 从而背离GATT及《保障措施协定》要求的非歧视原则。

如众所周知, 中国入世最大的阻力是美国。2001年11月11日, 中国政府代表在多哈WTO第四次部长会议上, 正式签署了关于中国入世的法律文件并提交了中国立法机关关于加入WTO的批准书, 一个月后 (即2001年12月11日) , 中国正式成为WTO的第143个成员。据此, 根据美国国会的授权, 美国总统确认, 中国入世议定书的最终条款“至少与美中1999年11月15日达成的协议条款相当”, 意即美国首先在中美双边协议中加入特别保障措施的内容, 可只针对中国产品实施保障措施, 继而将中美双边协议中这一内容变成中国入世法律文件的组成部分, 使其国内法的规定国际法化。然后, 再依据中美双边协议和中国入世法律文件的规定, 制定和修改其国内法 (即本文前面所述的美中关系法和1974年贸易法第421—423条款) , 这样, 就使美国在对中国进口产品实施特别保障措施时完全“合法化”了, 且将中国产品将来所可能遭受到的贸易壁垒推到了WTO所有成员都能轻易采取的风口浪尖上。在这里, 人们不得不承认美国手法的“高明”, 是名副其实的玩弄WTO游戏规则的老手。而中国已经在游戏规则上处于劣势。

3 中国的“特保措施”折射美国自相矛盾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逻辑

“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并不是世界贸易组织使用的法定概念。在WTO诸多正式协定中, 并没有所谓的“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的严格定义。国际贸易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并不是与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同时产生的, 它是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个新的贸易问题, 其肇始者便是美国。尤其特别保障措施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完全是美国的“发明”, 其最早出现于美国的《1974年贸易法》之中。如前所述的第406条款中, 此条中使用的“共产主义”一词, 是否与“非市场经济”属于同一概念, 学者们对此有不同意见。但事实上, 在美国制定《1974年贸易法》的时候, 绝大部分的非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共产主义国家, 因此, 这两个概念在美国处理东西方贸易问题时作为同义词使用且加以互换。既然“非市场经济”不是国际贸易组织的法定概念, 因此也就没有WTO框架下的关于“非市场经济”的统一标准。在此情形下, 各成员根据其自身利益单独出台一系列“市场经济”的判定标准, 凡是不符合其标准的WTO成员均有可能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地位”, 进而在“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基础上实施与WTO自由贸易精神相背的贸易救济措施。

《议定书》第15条, 在涉及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上, 并没有沿袭世贸组织成立至中国入世期间其他保加利亚、蒙古等数10个非市场经济 (或转型市场经济) 国家《入世议定书》的做法, 即承诺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 而不在加入议定书中增加保障措施、反补贴、反倾销方面规定的歧视性义务;而是参照了几十年前的GATT成员方在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家的《入世议定书》中的模式, 即接受不同于GATT缔约方的附加义务。典型如在保障措施方面, 中国在《议定书》第16条中接受了专门针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而设定的“特别保障措施条款”, 而期限是中国入世后15年。该条款实际就是美国在其《1974年贸易法》中专门针对共产主义国家的第406条款的翻版。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唐纳德·埃文斯曾这样说:“我们援引美国贸易法冠以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名称’, 这使得我们掌握了对中国施压的有力工具……作为商务部长, 我将坚持直到中国符合市场经济的标准了, 才能给予其市场经济地位。”可见, 美国津津乐道其在中国入世时给中国设立的“特保机制”是其对中国经济制约的王牌。

但我们知道自1983年“乔治城钢铁案”中在经历过美国商务部 (ITA)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 (CIT) 、及最后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CAFC) 的最终裁定可谓一波三折的争论后, 最终确定下来一项美国反补贴法不适用于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产品的“先例”。自此, 美国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特保措施是一致的, 即都认定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从“乔治城钢铁案”美国ITA及CAFC的裁定后, 中国未被提起反补贴调查, 美国国内也已形成有关“反补贴法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认识。不过后来1991年的“拉斯科金属有限公司电风扇案”, 美国ITA确立了反补贴可以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条件和方法, 即个案中企业如果符合美国设定的严格的市场经济“六标准”条件, 也可以适用反补贴法, 补充和修正了前述“乔治城钢铁案”所形成的判例。于是, 以此为契机, 在美国掀起了一场反补贴法是否适用“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产品的辩论与诉讼。在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的主张下, 2005年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 (虽还得经过参议院通过才生效) , 但已经一边倒的修改了1930年美国反补贴法及“先例”, 使其直接适用来自非市场经济体的进口。而2007年3月30号的“中美铜版纸案”中, 美国商务部公布反补贴调查的初裁结果, 决定对中国适用反补贴法, 更是引起我国官方、企业界、学界一片哗然!不禁要问:美国到底是希望给予还是排斥给予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呢?

4 中国应对基于“非市场经济地位”产生的特保措施的策略

作为中国入世谈判博弈和代价的一项内容, 在“非市场经济地位”规则和相关机制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今天, 继续讨论并质疑其合法性和合理性并没有多大现实意义。在中国入世相关法规中, 以特保措施为突破口, “非市场经济地位”被规定了15年的适用期限, 在期限到期之前, 我国外贸出口仍然成为美国等大国的众矢之“的”, 因此在美国对华特别保障措施制度下研究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的理性应对, 有很大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第一、积极通过政府间的双边谈判, 促进其改变对中国的歧视性文件, 尽早修改现行法律规定, 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截止到2007年, 已有70多个国家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 可见, 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的市场经济建设是有成效的, 是美国一直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国的经济建设。故中国政府应结合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 中国产品遭遇出口“寒流”和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 一方面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积极宣传我国市场化改革和民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充分利用WTO规则程序、争端解除机制在磋商、谈判、听证阶段就充分证明我国的市场经济成分, 不落人口实。“中美轮胎特保案”和“中美铜板纸案”我国已经诉诸WTO争端解决机构, 在即将到来的专家组调查过程中, 应该重视应对, 注意政企沟通, 行业协会指导协调, 争取对我国有利的契机。布什政府时期的6起特别措施被否决就足以说明美国也不是不讲理的, 追根溯源, 都是为各国的经济利益着想。

第二、辩证的看待我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美国不承认我过的市场经济地位, 故有专门针对中国的著名的421等条款, 让我国产品饱受歧视;也有已经大量对我国提前的反倾销中的“第三国替代价格”, 使中国产品在倾销战中屡屡失败;但其也因美国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不存在市场”, 欧美等也就恪守着反补贴不能适用这些无法量化补贴的“非市场经济国家”, 这也是我国一直遭受反补贴较少的原因 (但2007年中美第一起“铜版纸补贴案”也打破了这一规律) 。再退一步讲, 就算中国获得了所有WTO成员认可, 提前获得了“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贸易救济措施也不可能绝迹, 中国仍然会遭受一般的保障措施、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调查, 这是国际贸易中、我国大规模的发展经济时期不可避免的阶段。当然, 我们在战略上应更加重视“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取得, 归纳起来, 市场经济的标准涉及汇率机制、劳工标准、市场开放和知识产权保护等诸多领域和中国经济改革中仍存在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只有在解决了这些标准方面给西方发达国家的“困扰”后, 才能在市场经济地位的谈判中取得绝对的制胜筹码。同时为此一表面目标努力之同时, 也无形中促进了我国在这些领域的加快改革步伐, 使我国相关经济立法和实践尽快符合WTO的要求, 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摘要：2009年9月的“中美轮胎特保案”一石激起千层浪, 让我们的视线又回到了2001年中国入世时递交的《入世议定书》中的专门针对中国的歧视性的“特殊保障措施” (以下简称“特保措施”) 。我们知道“特保措施”自产生以来就是美国专门在其国内法中规定的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救济措施, 但结合美国对中国的反补贴、反倾销及保障措施实际运用来看, 美国却在不断上演既承认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又排斥的自相矛盾逻辑。针对美国因自我利益膨胀而致的反复无常, 我国应辩证的看待以应对。

关键词：特保措施,非市场经济地位

参考文献

[1]张文峰.轮胎特保:反思比反制更重要[J].大经贸, 2009,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