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

2024-10-07

中美经济（精选12篇）

中美经济篇1

一、引言

2 0 1 5年中国经济已然成为世界焦点。“习李新政”、“反腐”、“预算法”、“新常态”、“一带一路”、“亚投行”“股市”等成为中国百姓乃至世界人民热议的话题。在世界经济结构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 当代经济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未来的经济又将何去何从。

二、美国经济发展历程回顾: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美国经济大体上经历了以上四个阶段。我们无法也不应照搬美国经济的发展战略,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的国情, 去粗取精, 制定出真正适应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下面本文将以“时间”为顺序回顾美国经济发展历史, 并总结经验教训。

(一)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黄金时期

美国战后经济在全球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独树一帜, 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经历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战争过程中美国本土未遭到破坏, 经济发展基础好, 而且, 参战国在恢复经济过程中从美国进口了大量的设备设施, 促进了美国出口。二是由于美国继续推行凯恩斯主义, 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补偿性财政政策, 扩大内需拉动消费, 有效降低失业率。第三, 第三次科技革命发源于美国, 在这次科技浪潮中, 涌现了爱因斯坦、冯诺依曼等优秀的、为人类历史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 这与二战中对技术的需求密不可分。战争中美国相对稳定的环境吸引大批科学家移居美国, 需求激增刺激规模生产技术进步, 并且美国政府战后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具有借鉴意义。首先重视科学技术发展是近年来一直强调的话题, 但是中国科技始终缺少重大创新与突破, 目前引以为傲具有改变世界成效的科技创新仍滞留在“四大发明”阶段。窃以为, 促进中国科学技术创新要从根本上解放思想, 鼓励思想的多元化与兼容并包, 在教育制度改革中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 留住优秀人才。同时也要通过政策跟环境建设吸引外来人才。

(二) 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期——经济危机、滞涨期

七十年代初, 美国开始进入经济发展的“滞涨期”。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战后经济的发展优势逐渐减弱, 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步入经济发展的正轨, 对基础设施等需求量逐渐减少, 直接导致美国贸易出口额下降。第二, 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暴露出来, 由国家主导扩大内需, 造成了美国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 负债压力重;而且盲目的扩大内需导致了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 美元持续贬值, 给美国经济以重创。最后, 由于日本、德国等国家等经济迅速崛起, 带给美国制造业强烈的冲击。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逐渐退却, 美国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 经济日渐萧条。美国这一时期的发展也能给我们带来启示启发。第一, 要稳定币值,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探讨人民币的国际化, 尤其是在亚投行成为热词之后, 人民币向国际化方向又迈进了一步。要让世界人民对人民币有信心就要保证人民币的坚挺。此外, 在这场危机中, 我们已经看出制造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支柱性、基础性作用。在中国经济的转型期, 基础制造业的发展不能被搁置、忽略。

(三)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经济调整复苏繁荣期

经济衰退期后, 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恢复经济。首先, 代表着资本主义自由意志的里根总统上台, 他反对凯恩斯主义, 主张压缩政府开支、减税、削减政府支出减少企业负担, 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 (鲍金红2010) , 企图重新释放资本主义市场的活力, 在一定成度上降低了失业率。但是, 里根计划将巨额财政收入投入到军事建设当中去, 甚至不惜举借外债, 导致了政府财政赤字空前激增, 很多人认为这是变相的凯恩斯主义, 所以里根的财政改革并没有明显的成效。但这一时期的美国经济仍旧取得了进步, 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行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一方面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国内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另一方面, 这一时期美国还掀起了兼并的浪潮, 许多盈利能力低下的企业被市场所淘汰, 美国经济重现活力。

(四) 2007年开始爆发的金融危机

经过经济复苏与繁荣后, 2007年, 美国再次陷入危机。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过度发展金融, 忽视了实体产业的发展。金融危机始发于美国, 美国的金融机构将房屋信贷发放给不符合信用评级的人群。通常这类贷款都要求支付更高的利率, 遵守更严格的还款制度。但是, 由于美国金融市场过于活跃, 金融机构缺乏监管, 因此没有对这些严格的制度予以执行, 次贷量大幅增加, 最终引爆金融危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对于资本的狂热追逐。

金融危机之后, 对中国而言, 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不能过于倚重金融的发展, 要十分重视实体经济的经营, 因为只有实体经济才能创造真正的财富。奥巴马政府也提出了一揽子计划, 促进实体经济的复苏。窃以为,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剂, 但不是支柱与核心, 这对当代中国经济但转型亦有借鉴意义。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

(一) 建国初期, 经济发展缓慢。

战争结束后, 国家将发展战略制定为重点发展军事与重工业, 甚至希望短时间内赶英超美, 不切实际的战略让中国经济背负巨大压力。由于军事属于保密性极高的产业, 可从发达国家借鉴的经验极少, 技术外溢效果差, 且需要大量的投资, 导致资源分配不合理, 国民经济尤其是基建民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二) 1979年对外开放至今: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是转变了发展战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资源配置由军事转移到了基础设施、民生、科学技术等方面, 这一战略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政治方面, 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等于计划经济, 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经济, 这一概念极大的释放了中国的市场潜力。此外, 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人口大爆发, 使我们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了比较优势。而与此同时, 我们积极进行对外开放, 提出“以市场换技术”, 接盘发达国家转移的产业。一方面, 由于技术存在“外溢效应”, 发达国家在转移产业的过程中不可置否的转移了相应的技术, 中国充分利用这种技术上的“后发优势”, 大大降低了研发成本, 助推经济飞速发展。另一方面, 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为我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西方先进管理理念、规范的管理制度、高素质人才输送, 都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但是, 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包括资源配置不合理、寻租、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

以环境问题为例, 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目前正处于依赖高耗能高投入发展经济的产业阶段, 历史上发达国家都经历过这一时期, 所以不必太过恐慌。中国要想改变环境污染, 就要加快产业升级, 将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能够很好的促进我国转移过剩生产力以及产业, 突破中低收入瓶颈, 为经济焕发提供新的增长点。此外, 要重申政府监管, 政府要对污染企业、污染行为予以重罚, 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制体系, 为中国经济发展、环境治理提供法制保障。

四、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未来之路的制约因素

现如今,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是指不仅仅指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其更重要的是强调经济发展向现代化方向转变, 重视提高经济质量。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第一人口变化的新常态是导致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原因4[] (李建民2015) , 我国已经出现路易斯拐点。李建民认为, 人口变化分别直接、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结构。直接影响有两个途径, 一是需求方面, 人口结构变化使需求水平结构改变。二是供给方面, 劳动力数量下降, 成本上升,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间接方面, 通过推动“民生制度”的变革来影响新常态经济。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增加, 适学人数上升, 养老、教育等民生建设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因此, 经济发展要减少政绩工程、重复建设等, 从民生角度挖掘经济增长点。第二, 要素禀赋发生变化, 最明显的是能源日益枯竭, 以及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第三是我国技术的后发优势逐渐减弱, 本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四是因为资本方面, “投资成本洼地”效应正在逐步减弱, 高投资所以依赖的低要素价格将得到扭转5[5.] (任保平2015) , 此外, 以政府基础设施为代表的产能投资过剩, 亟需消化, 所以在投资方面, 要重新定位中国的比较优势, 充分尊重市场需求, 调整产能。其次, 要继续拉动消费, 这要求政府真正藏富于民, 加大民生项目建设力度, 保障就业, 促进人民收入水平的稳定上升。

五、中美发展对比以及中国未来之路的探索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优势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反思规避。而中国经历了高速发展的增长周期之后, 进入了“新常态”, 中国会不会陷入中低收入陷阱, 美国的经济发展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适应中国国情, 中国未来经济应当怎样走, 接下来的内容将围绕以上问题展开。

2014年1月, 中央政府提出“新常态”意在揭示中国经济将由高速发展阶段向中高速发展阶段转变, 经济发展更多的依靠经济质量, 国家进一步推进产业进行结构性改革。对于中央政府的改革决心, 很多经济学家都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 依靠基础设施出口、民生建设, 中国经济依然有很强的增长潜力。结合美国等发达国家等经济发展经验教训以及中国当前地经济中国经济要想避免陷入中低收入陷阱, 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活力, 建立健全法制体系、政府做到不越位、不缺位;加大民生建设投资, 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曾经,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依托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为世界经济制定着规则, 现在, 中国正在主动出击, 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是中国积极主动融入世界金融的战略,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在寻求自身经济增长点的同时, 也在拉动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

总结中美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 对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借鉴、参考意义, 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时代背景下, 这样的思考显得十分紧迫。

摘要：二战后,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迅速崛起, 与此同时, 中国经济的表现亦令人瞠目。本文提出, 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是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国情相吻合, 正确的战略方向让中国少走弯路。直接原因是作为发展中国家, 中国积极的对外开放, 以市场换技术, 充分利用资本、技术、制度的后发优势, 以及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 实现经济腾飞。因此, 本文首先以美国代表, 回顾美国经济发展历史及经验教训, 然后总结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代价与收获, 最后讨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阻碍以及未来发展之路。

关键词：经济,美国,中国,国家战略,后发优势

参考文献

[1]鲍金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历史演进[J].经济思想史评论, 2010, 01:184-200.

[2]李建民.中国的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J].人口研究, 2015, 01:3-13.

[3]任保平, 宋文月.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制约因素[J].学术月刊, 2015, 02:15-22+66.

中美经济篇2

二、我特别感激受到的盛情款待，这在我昨天刚到达时就感受到了。昨天，杨洁篪委员和我共进晚餐，我们之间的谈话坦诚而又真挚，我没记错的话是在18号会客厅，就是在那里进行了一次愉悦的谈话。这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良好开端。

三、刘副总理给我非常特殊的待遇，亲自带我游览故宫-乾隆花园，花园正在修复中，乾隆花园已有230年的历史。故宫博物院和美国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正开展合作，修复花园，以重现曾经的优雅和美丽。说实话，我们一行参观古老的故宫和花园的这一特殊待遇标志着中美两国人民期待携手合作的强烈意愿。

四、我希望大家能同心同力，在更多的领域展开共同讨论。我坚信这也是两国领导人的意愿，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一直以来希望两国能以务实积极的态度拓宽双边合作议程。习主席刚才也分享了他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阳光之乡进行会晤时的感受。

五、气候变化明确展示了对话的好处。七年前，我和在座一些人参加了哥本哈根的缔约方会议。美中两国当时在关键问题上立场相反，所以整个谈判以失败告终。谈判确实是失败了。但是过去三年来，我们一起努力，以开放的态度迎接所有可能性，共同研究细节，开展气候合作。最后，我们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声明。两国元首在去年十二月宣布了减排目标。这些都是携手合作的成果。你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说过——我确信他们对谢部长也这么说——如果没有中美合作，巴黎气候大会可能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所以我们一起采取有力的行动，几乎所有大国都会加入我们，一起履行气候协议，减少温室气体和气候变化带来的不良影响。最重要的是，可以向私企传递一个信息，鼓励他们加入我们。这是全球196个国家的目标——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市场信号表明将释放大量的投资，促进就业和增加机会。这一切都无法实现，除非我们共同领导、携手合作。

六、防止核扩散是另一个例子。我们一起谈判，促成《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解决了困扰国际社会十年之久的伊朗核问题。我们一起消除了这一威胁，以促进中东稳定，避免核扩散。这个例子清晰地表明朝鲜当前的局势以及中美有必要坚定立场，通力合作。

七、正如你们所知，最近我们共同采取联合国安理会最严厉的对朝制裁，回应朝鲜持续违反过去达成决议的行为。我们必须对朝鲜施压，以制止一切危及其邻国的行为，以及危及整个地区和平稳定的行为。我们成功解决了伊朗核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最终我们也可以成功解决朝核问题。当今各国没有任何理由，不论他们所处的位置以及安理会的态度，去制造核武器。世界正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我们需要展现出领导力，正如应对气候变化和伊朗核问题那样，才能获得成功。

八、2014年，我们共同努力遏制了埃博拉病毒的传播，终止了一场潜在的全球危机。人们曾预测一百万人会在两年前的圣诞节之前死亡。去年，我们一致行动，采取统一的全球发展和健康政策。现在，我们计划和非盟一起建立非洲疾病防控中心，时间是下个月初。

九、所以，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让保护海洋，从现在做起吧。我们采取措施旨在建立更多的海洋保护区来防治污染。许多人问我“为什么国务卿和两个大国要一起致力于解决海洋问题呢？”因为地球上的生命依赖于海洋产生的氧气、依赖于海洋提供的食物。我们依赖于健康的海洋。我们的气候是由洋流等海洋运动形成的。所以今天晚些时候我和杨委员计划会见一个团队，我们将其称之为“蓝色先锋”。这个团队由学生组成，由中美合作基金会资助。这又一次展示了两国之间的合作越来越紧密。

十、我们会继续通力合作，禁止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全面禁止象牙买卖。

十一、朋友们，我们合作的领域还有很多，我不想一一列举。我期待我们能一道在未来两天的会议中达成这些领域的目标。

十二、目前，我们都知道，习主席说过——他早就想到这一点，并为我们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解决方法，他说中美两国在一些领域仍然存在分歧，在一些问题上缺乏一致的决议。重要的是我们在此次对话中应有良好的精神，坚定的信念以建设性地解决这些分歧。无论是人权问题，海洋安全，公平贸易还是网络安全和政府透明方面都应如此。以战略经济对话为契机，让我们讨论分歧并寻求创新的方法化解分歧。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化冲突为合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履行各自肩负的责任，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我们肩负着世界的期待和责任。

十三、因此，美国明确表明我们要寻求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如中国南海问题。我们不是申索国，我们也不会支持任何申索要求。我们反对通过单边行动解决这个问题；而是通过法律途径，通过外交途径，通过协商来解决。我们敦促各国采取外交途径，只有这样才符合国际准则和法律。

十四、最后，我们应牢记于心,要达成官方决议只有人民最有发言权——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代表着中美两国的基层，政府的目标便是满足他们的需求。尽管如习主席所说，我们有不同的制度、文化、历史。我们应当承认并尊重这一点。但是中美两国的联系不仅存在于官方层面，也体现在职场，学术界，科学界，音乐，体育以及两国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才是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标准，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

十五、在去年的谈话中，刘延东副总理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话：“万丈高楼平地起”。今天我想要传达的就是我们应当立雄心筑高楼。

十六、我知道奥巴马总统也有同样的雄心壮志，他明白战略对话的好处。在给习主席的信中他写道，战略经济对话之际，“我十分希望能够建立这样一种关系，提高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让他们呼吸的空气更干净，使用的能源更环保，拥有的经济机会更丰富，孩子们的成长环境更安全。”

十七、作为外交官，我们都知道容易的是仅仅重复过去作出的声明，困难的是试着解决实际问题，缓解紧张局势。两国领导人启动这样的对话，是因为我们有无限的潜力，促进未来的发展与合作。可持续发展需要我们不断地问自己，是否能够做更多的事情或做一些改变，是否能够处理这些障碍，寻求新的机会，敢于发掘这些机会。

十八、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再用旧的思维模式，包括“冷战的遗迹”和僵化的意识形态，这会让我们朝错误的方向前进，会阻挡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潮流。习主席也提到，全球化的世界发展的比以往都快。的确是这样的。这也让治理更加复杂。让关系，尤其是让两大强国之间，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更加重要。全球化的时代，需要合作而非冲突。

十九、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对世界贡献了很多包括艺术，科学，文学，哲学，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在联合国安理会参与的国际政治发挥的作用。我也能十分骄傲地说在更短的期间内，美国这个非常年轻的国家，同样对世界贡献了很多，促进了全球秩序和结构的形成，并且肩负起了全球的责任。

二十、现在我们有机会来重新定义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有责任，有义务领导全球的发展方向，促进世界的稳定繁荣与和平。这取决于我们和我们的继承者，要保证中美两国是伙伴，而非对手；多一点一致，少一点关于法治的争论；多一点共识少一点优先发展问题上的分歧；多一点自信，相信彼此能够越来越了解对方的意图。这就是我们建立互信的方式。

二十一、战略经济合作对话能够帮助我们履行彼此的责任，方式就是坦诚的交换意见，阐释各自的立场，表明相互的态度，寻求更多的发展空间，携手合作。我非常希望本次对话能取得积极有效的成果。

中美经济篇3

在本轮对话开幕式上，奥巴马总统特别提到了中美关系不仅关系到两国，也关系到21世纪的全球面貌，将影响如何去塑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未来，而美国不仅要在经济事务中寻求中国的合作，也将在安全事务中与中国合作。这种对中美关系和中国全球作用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既表示出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在包括安全问题在内的全球事务中的新分量，也表明了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现实和潜在力量的新的认知，这一新的认如构成了美国最高战略决策人士及部门构想未来中关系的一个新的基础。

回顾以往，在20世纪的下半页，中美关系的历程可谓跌宕起伏，既有长期的、对各自后果严重的全面对抗，也有深入的、改变了世界格局的战略合作，彼时，安全和军事问题是几乎唯一且首要的两国关系接触点。近50年来，随着中国奉行改革开放的内外政策，历史的对抗原因固然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消失，不过合作的基础也悄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新时代的两国利益格局也带来了新的摩擦和抵牾，但是，随着中国成为最有活力的世界经济大国和全球事务的参与者，以及全球安全事务新的特点萌生，总体来说，两国共同利益的基础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两国的地缘战略距离不是拉远了，而是愈加的接近。这是两国必须探讨和摸索全新的、更高层次的战略合作的客观条件。

目前，以金融危机为标志的全球经济大衰退正威胁着各国的政经安全，同时也预示着国际格局将发生剧烈的变化。从更大的背景观察，首先，技术产业升级和市场变化带来了新的国家权力的沉浮，也造成了未来全球格局的极大不确定性。其次，由于能源和环境问题的恶化，更多全球性的危机日益浮上大国事务的前台，这些问题虽然并非传统国别的安全威胁，却是针对全球的长远危险。其三，由于发展不平衡及历史和现实的缘由，地区不稳定随时有转化为冲突，甚至战争的危险，而地区不稳定又会威胁到全球稳定。最后，随着以国际恐怖主义为主要代表的国际极端势力的崛起，新型的安全威胁日益严峻，而这些新型安全威胁又有与核生化等大规模毁灭武器结合的趋势，其现实的危险是任何繁荣的社会所不能承受的。面对上述这些剧烈的变化和新型威胁，中美两国无论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全球费任的角度来说，无疑都负有首当其冲和不可推卸责任。在这种共同利益与责任的观照之下，两国需要更紧密的战略合作与协调的现实环境也是至为显明的。

中美经济学教学的比较篇4

关键词：中美,经济学教学,比较

1 中国经济学教学的现状与特点

1.1 过多依靠多媒体, 阻碍了课堂交流

目前经济学教学基本是依靠多媒体, 老师放映课件, 学生拷贝课件, 上课的节凑很快, 学生仅靠听觉掌握信息, 师生之间思路出现脱节, 教学互动很不理想。多媒体在教学推演中有很大的局限性, 使得上课的内容抽象化, 学生的思维往往跟不上多媒体的展示, 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另外, 依赖多媒体助长了老师的惰性, 很多老师因为久而久之动笔少, 而不能熟记一些内容,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师对课程总体与细节的把握。多媒体教学的内容固定, 使得教学过程中师生缺少灵感。多数老师仅仅是利用多媒体来展示课件, 而不能深入挖掘多媒体带来更多的视觉、听觉、动态、连续、前沿、多信息等功效。很多教师的备课是“一劳永逸”, 每次更新的内容较少, 知识相对陈旧。在多媒体教室也有黑板, 但是黑板上多数是草草几个字, 或者当成草稿纸, 传统的教学优势受到了抑制。

1.2 教学内容与层次划分不清

在经济学教学内容上, 本科生与研究生划分的标准、定位出现很多的版本。尤其很多层次低、排名靠后的院校, 为了满足学生报考研究生的需要, 加大了经济学教学的难度, 超过了学生的承受能力, 很多学生叫苦连天, 甚至出现了厌学的现象。本来排名靠后的学校学生基础就弱, 现在还要学的更加深入, 教学效果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 真正学得好的人不多。本科生的经济教学关键是入门教育, 培养学生的经济学兴趣, 掌握最基本的经济知识原理, 对经济政策能得知其中的来龙去脉, 对政策效果能有一定的判断与理解。研究生的经济教学则是要深入挖掘经济规律, 经济学原理的推导, 掌握经济学方法、模型、处理技巧, 解析经济问题。所以在本科生与研究生经济学教学中划分层次鲜明, 框定各层次经济教学的大纲, 这样就算是考研, 大家也不用费尽心力弄些五花八门的资料。

1.3 作业与考试处于传统模式

目前经济学的作业形式单一, 多数是停留在书面上的名词解释、选择题、计算、简答, 这样的作业不足以锤炼学生的经济学素质, 难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学生有了惰性, 老师也有了惰性, 渐渐的作业越来越少, 抄袭越来越严重, 批改的次数越来越稀疏。对于经济学考试多数学校是按照80%:20%或者70%:30%的比例最终核算学生成绩, 前者指期末成绩, 后者指平时的出勤、作业成绩。因为平时成绩拉不开, 关键还是期末考试一锤定音, 这样的考核机制使得经济学考试变成了突击考试, 很多学生熬上几晚上就将高分收入囊中。

1.4 第二经济学课堂缺失

对于经济的教学不仅是课堂活动, 更应该是全方位的活动。首先是网络互动平台, 很多学校也建立了平台, 但是利用率不高, 经常冷冷清清, 关键是没有话题。经营好网络互动平台, 使学生愿意、积极主动参与平台, 是目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科研相长是高校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途径。现在的课题研究中, 教师往往忽略本科生这支生力军, 尤其是教学课题中本应该是主角的本科生更是找不到影子。因为多数教师不坐班, 使得学生很少有机会到办公室找老师直接交流, 而课下因为时间有限也使得学生很难与老师面对面地交流。第二经济课堂基本处于空白, 或者空置状态。

2 美国经济学教学方法的特点

2.1 多媒体与粉笔加黑板之争

在美国本科生经济教学中主要是多媒体加上黑板, 老师提前将课件、大纲、考核方法放在一个分享平台上, 学生通过学号进入能看到自己选修课程的资料, 老师逐渐地上传内容, 每章的内容可以看到更新的痕迹。一开始上课, 老师会连接一些网站或者读报, 分析时下的经济学热点, 然后才转入到章节学习。但是, 研究生课程就主要是黑板加粉笔, 基本上不用多媒体, 老师一进教室, 就是发放下次课的讲义 (不是本次课的讲义, 一般都提前发) , 可以说一上课基本上没有前奏曲, 很紧凑就开始整版推导, 直到下课。老师上课态度严谨, 板书很规范, 推导从不跳跃, 几乎全部学生都是聚精会神地做笔记。上课的强度大、内容多, 要完整地理解课堂内容, 需下足够的功夫。

2.2 教学层次内容清晰

在美国, 本科生教学内容与研究生教学内容界限鲜明, 层次清楚。本科生大多使用曼昆的宏观经济学原理与微观经济学原理。特别是学校每年都要对这本教材进行修订, 使用带有自己学校标示的最新版本。本科生上课内容简单易懂, 讨论气氛活跃。上课很多学生就带着笔记本电脑, 但是没有看见他们在做其他事情, 就是看课件, 做笔记, 查当场所需资料。对于研究生教学则是天壤之别, 首先是美国老师经济理论功底深厚, 运用娴熟, 理解透彻, 他们喜欢抽象思维, 即使一个极其细微的发现, 老师尽可能用相关原理来说明。其次学生上课纪律性强, 没有玩弄手机, 交头接耳。第三是研究生上课基本上不指定教材, 往往好几本教材, 老师只讲重要的章节, 其他内容需要学生自学。

2.3 作业量大, 考试频繁

在美国, 经济学的作业其量、其难度令人窒息。美国的作业一般就是几道综合题目, 一个题目有很多问题。题目很少涉及数字, 就是一般性推导计算, 即便在学生熟练情况下, 翻阅相关的内容, 完成一个题目也要好几个小时, 尽管如此美国学生做作业抄袭现象并不严重。老师一般给出交作业的时限, 学生几乎都能积极完成。对于没有按时完成的学生, 老师严格按照教学大纲的标准来扣分, 不存在人情, 讨价还价。考试在美国是很经常的事情, 一门考试一般都要举行3次以上, 前一次考完的内容, 下一次考试涉及较少。美国学生平时课堂表现、作业成绩的权重高达50%-60%, 每次考试成绩只占20%-30%, 所以, 在美国好像突击效果不大。一般在考试之前, 学生很少问及考试题目等泄密的问题, 而是用平常心来对待知识与考试。一般本科生的考试很简单, 客观题居多, 而研究生考试就很难, 必须亲力亲为, 熟练掌握才能取得好成绩。

2.4 第二课堂的利用率高

在美国教师都有固定的坐班时间 (不是每天都有) 与教学邮箱。查阅教学邮箱解答学生问题是美国老师必做功课。教师的办公室门上张贴教师的上课时间地点与坐班时间, 坐班时间与上课一样不能逃避, 很正式, 不能随意改变。很多学生利用这个时间找老师答疑解惑。另外老师的当前教学与科研课题也要让学生知晓, 以便有兴趣的学生加入, 在这方面美国学生是积极主动的, 很活跃。

3 经济学教学国际接轨的建议

一是发挥多媒体的优势, 传承传统教学的优点。当前经济学教学方式不仅要挖掘多媒体教学的信息量大、跟踪效果好、听觉与视觉刺激优势, 更要提高教学中的互动效果,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学习美国老师兢兢业业精神, 有板有眼, 步步为营夯实经济学基础。黑板加粉笔的教学模式, 能让学生跟着老师的思路, 很多同学跟着老师一起做笔记, 一堂课下来, 学生通过听、写掌握很多的信息。学生与老师之间交流通畅, 互动性较好, 老师通过板书更能进入角色, 创新性与灵感较多, 思辨能力在教学中得到长进。但是粉笔加黑板能够体现的信息量少, 可视性差, 因为上课的活动量大, 师生往往感觉累。

二是教学层次应该清楚, 本科生、研究生不能相互越界。对于经济学的作业, 应该从经济热点问题着手, 以培养经济学兴趣为取向, 将学生分成小组讨论、利用网上信息, 协同处理资料、完成作业, 这样既提高学生的经济学素质, 而且还使得经济学课程生动有趣。现代经济学不能仅仅拘泥于课堂, 更应该走进社会实践、或者实验室。学生可以参与经济学问卷设计、调查, 就一个个小小的问题, 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 可以从中受益匪浅。经济学实验课是趋势与必然, 设计经济学实验大纲与经济学实验软件, 使得经济理论走向更加务实。布置作业与考评机制应逐渐与国际接轨, 合理地设计作业题目, 设计出一些学生想抄袭都无法抄袭的题目, 真正提高学生能力。考试平常化, 杜绝突击, 真正客观对学生进行考评。

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篇5

遵循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于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日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胡锦涛主席特别代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贝拉克·奥巴马总统特别代表、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在２０１１年５月举行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确立了中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面框架（以下简称“全面框架”）。

中美两国确认，双方将基于共同利益，从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的角度，推进更为广泛的经济合作，以共同建设全面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增进两国繁荣与福祉，推动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第一条

原则

１．全面框架基于两国各自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以及不断增加就业的国家利益。同时，中美经济关系基于广泛的共同利益和交汇利益。双方认识到，对方经济的健康和持续增长对自身繁荣不可或缺。

２．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成果和政策行动对全球经济的健康有重要影响。双方认识到并考虑其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并合作加强支持全球增长和稳定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机构。

３．作为更大规模、更加紧密和更为广泛的经济合作的一部分，中美双方正就影响对方利益的政策行动加大磋商力度。

４．依托现有对话和合作机制，落实中美合作框架。两国重申落实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中的承诺。

第二条

深化宏观经济合作

双方认识到，两国关于促进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目标从根本上是一致的，承诺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交流和协调。

５．双方正进一步利用现有渠道，就与两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健康相关的宏观经济、财政、金融和结构性问题深化合作。

６．双方重申支持二十国集团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重申通过强劲的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来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并采取全方位措施巩固全球经济复苏，减少过度外部失衡并将经常账户失衡保持在可持续水平。双方确认积极支持二十国集团互评进程。

７．双方承诺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维护国际货币环境的稳定。美方承诺对汇率过度波动保持警惕，中方承诺继续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第三条

发展更加平衡的贸易和投资关系

双方认识到开放的贸易和投资对推动创新、创造就业、增加收入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双方承诺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与投资，促进更加开放的全球贸易与投资，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

８．双方承诺采取综合性措施促进更加平衡的中美贸易。

９．双方承诺本着建设性、合作性和互利性的态度积极解决双边贸易和投资争端。

１０．双方认识到在首轮和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认同的政府采购和创新政策中非歧视原则的重要性，并重申继续支持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

１１．双方致力于营造开放、公平的投资环境，并继续为两国投资者增加透明度和可预见性。

１２．双方同意在各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中，探索新的合作机遇。

１３．双方承诺积极开展地方层级经济合作，促进两国企业、智库、大学之间的沟通交流。双方致力于完善中美投资论坛、中美省州长论坛、中美城市经济合作会议机制，进一步推动两国企业界和学术界“二轨”对话机制。

第四条

深化在金融领域的合作

双方承诺进一步深化在金融部门发展、投资和监管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合作支持生产性的资本流入两国金融市场，促进两国金融市场的效率与稳定。

１４．双方认识到公平、开放的投资环境的重要性，在符合审慎原则并与国家安全要求一致的情况下，支持为金融服务投资和跨境证券投资营造开放的环境。

１５．双方承诺深化双边以及在二十国集团、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合作，确保金融稳定，加强金融监管。

第五条

加强区域和国际经济合作

１６．美方欢迎中方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承认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和亚太地区的重要作用，并欢迎美国参与亚太地区经济稳定与繁荣并为其做出贡献。

１７．双方承诺加强交流和协作，支持二十国集团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１８．双方认可亚太经合组织作为亚太经济合作平台的重要作用，承诺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的协调与合作。

１９．双方承诺共同努力加强全球金融体系和改革国际金融框架。双方继续强有力的合作以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边开发银行和其他涉及全球经济治理机构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２０．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双方共同促进国际社会援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努力。双方致力于与多边开发银行协作，寻求合作支持全球减贫、发展和区域一体化，为包容性、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

王岐山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日于华盛顿

（人民网华盛顿５月１０日电）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达成共识篇6

2006年12月14日，为期两天的中美首轮战略经济对话拉开帷幕。一个是全球经济规模最大的头号发达国家，一个是增长最快、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舆论认为，中美两国政府几乎所有经济部门的重要人士都已出席，令此次对话成为两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战略会议。尤其是“全球经济双引擎”在经济领域的首次战略性对话，更引人关注。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树立双方合作新标杆

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2006年12月15日闭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与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共同会见记者。中美一致认为，这次对话是成功的。

中美商定2007年5月在美国举行第二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新华社)

保尔森这支“超豪华”代表团体现了美国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并且把中国视为一个与美国地位对等的世界大国。美国已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和快速发展是一个不可抵挡的趋势，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机遇则是最明智的选择。

(泰国《星遣日报》)

一个“有史以来阵容最强的美国政府代表团”又抵达北京，与中方展开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被媒体形容为“超豪华”的美国访问团阵容强大，代表团规模之大、级别之高，足以打动任何一个东道国。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

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匆匆两天结束，无需看对话的内容和结果，单看美方代表团的阵容，外行人也会惊奇地瞪大眼睛。布什政府内阁总共有21名成員，出席这次对话的竟然有7人，规格空前。

基于金融视角的中美经济失衡研究篇7

中美经济失衡是当今世界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 表现为美国长期大量相对于中国拥有贸易赤字, 因其可能对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 中美经济失衡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讨论。本文将从金融视角出发, 探讨美元货币的强势地位、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差异、国际金融一体化和汇率制度的安排四个金融因素对中美经济失衡的影响, 并对中美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进行深入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美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根据中国的统计, 1989年中美贸易差额为逆差34.7亿美元, 在随后几年逆差额不断缩小, 1993年中美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 并持续保持顺差较高的增长速度。1993年, 中国对美实现顺差仅为62.7亿美元, 至2008年中美贸易顺差额已高达1708.6亿美元, 增幅高达2625%, 中美经济已经严重失衡。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迅速席卷全球, 各国经济都遭受到重创, 美国经济增长放缓, 进口需求下降。2007年, 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占当年GDP的比例降至5.1%, 2008年美国经常项目占当年GDP的比重下降为4.89% (见图1) 。而同时, 由于美国经济的下滑, 进口需求下降, 中国、亚洲其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危机以来, 中美经济贸易开始加速调整, 贸易逆差开始收窄, 失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同时中国也为此付出了较大的代价, 依靠美国进口的产品大量滞销, 经济增长速度下滑。

2 中美经济失衡的金融影响因素

中美经济失衡事实上根源于中美之间的金融失衡。美元货币的强势地位、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差异、国际金融一体化和汇率制度的安排共同导致了中美之间的经济失衡。

2.1 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

20世纪60年代, 以黄金—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面临的特里芬难题日益凸显。即作为国际货币美元须保持信心, 美国必须持有足够的黄金做准备, 应保持贸易的顺差, 但这样会使各国面临清偿能力不足。而美国若满足世界各国的清偿能力, 则应保持逆差, 但是这样又面临着美元流动过剩, 美元信心发生危机。特里芬难题的存在最终导致各国要求美国兑换黄金并不在对美国的融资进行支持, 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崩溃。1978年, 国际货币体系脱离了黄金的约束建立起牙买加体系, 美元不再是唯一的储备货币, 而是同英镑、日元等共同作为国际货币。但随着20世界80年代, 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 美元再次成为世界核心货币。2005年, 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35%, 而美元占全球外汇交易比重高达62%, 美元在全球贸易结算中货币比重达到65%。

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殊地位, 形成了当前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一方面美国通过国内的消费需求对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形成大量的贸易逆差, 输出大量的美元, 使贸易顺差国积累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储备货币;另一方面大量的外汇储备促使顺差国寻求高流动性、安全的投资渠道, 而美国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经济强国成为首选, 这样美国在资本项目上顺差, 获得美元的回流。这就形成了贸易和资本的循环, 即贸易顺差国将积累的美元重新投入美国资本市场、购买美国的债券为美国的消费需求提供资金的同时, 获得了低风险的稳定回报;而美国在获得资金弥补贸易逆差的同时, 消费增长又进一步吸纳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出口产品, 并对新兴国家进行投资获得较高的资本回报 (见图1) 。在这样的“双循环”体制下, 美国经济实现了低通货膨胀的快速增长, 世界新兴经济国家也在大量出口的拉动下保持较高的增长率。Michael Dooley, David Folkerts—Landu和Peter Garber (2003) 把这种“双循环”的体制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Ⅱ”。

2.2 中美金融市场发展的差异

中美金融发展程度的差异性是“双循环”体制的基础, 根据Mann (2005) 的投资理论分析, 金融市场不发达国家国内资金会流向金融发达国家。这是由于相对于金融发达国家, 不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 可选择工具少且收益率也较低, 为追逐赢利回报, 国内资金就会考虑其他金融发达国家进行投资。中国的金融市场起步较晚, 效率较低, 法制环境不健全, 发展不完善。限制了我国国内储蓄资金转化为投资, 而我国国民历来就有高储蓄的习惯, 大量的国内资本寻求国外投资市场。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世界最发达的市场, 这就形成了我国大规模的资本输入美国, 导致我国相对于美国的经常项目顺差。

资料来源:根据IMF、World Bank 数据整理。

中国金融市场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 在不到30年时间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1991年分别建立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市场, 其股票市值不断上升, 并于2009年正式推出创业板市场。但与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相比, 无论是股票市场、期权期货市场还是外汇市场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见图2) 。2006年8月, 人民期货和期权正式在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上市, 这也是全球首个在交易所买卖的人民币外汇期货产品。外汇期货影响实际汇率, 人民币的定价权处于美国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的不完善, 使中国在危机时难以及时融资到国际资金, 就必须保持一定的外汇储备来防范风险。政府鼓励出口, 增加储蓄, 导致国际收支顺差。

资料来源:根据IMF、World Bank 数据整理。

2.3 国际金融一体化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各国经济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交织, 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趋势特征。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深推动了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 使资源可以更有效地得到配置, 实现全球的效率最大化, 但同时引起资金在国际范围内的运动, 这就要求国际金融的一体化发展。据统计, 世界货物贸易1981年进口为20660亿美元, 出口为42430.5亿美元, 国外直接投资仅有684.9亿美元, 至2007年进口已达到142110亿美元, 出口为138980亿美元, 国外直接投资额升至21393.3亿美元。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要求世界各国不断加快金融改革进程, 放松金融管制, 推动金融创新, 各国金融市场得到空前的发展, 金融开放程度也不断上升。

全球金融的一体化使国际闲置资本可以更自由地流动, 有力地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 更加有利于经常项目顺差国向逆差国融通资金。中国金融市场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较快速的发展, 逐步融入世界金融体系, 提高对外开放程度。1996年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 进入21世纪后正逐步放松对资本项目的管制, 推出QDII、QDFI, 允许在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的对外和对内投资, 不断完善金融法制, 与国际金融体制接轨。随着我国金融一体化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进程, 对于中美经济失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 我国国内通过中美贸易形成的顺差资本, 将会在国际金融市场为美国的消费需求更方便快捷的提供融资, 进一步扩大了国际贸易的规模;其次, 金融一体化会凸显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 金融工具、金融服务种类较少, 转化率低且回报低, 国内资金为追求赢利, 会大量流入美国的发达金融市场追求高回报赢利。金融一体化进一步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经济失衡 (见图3) 。

资料来源:根据IMF、World Bank 数据整理。

2.4 汇率制度的安排

自1994年我国汇率并轨以来,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革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994年人民币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实形盯住美元的制度;以及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美元单一货币, 形成更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我国试图建立起更加弹性的汇率制度, 但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殊地位, 以及在我国经济贸易占的重要位置, 使得这三种制度事实上都是不同程度上的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分析1989—2008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发现, 人民币相对美元变动接近于1, 盯住美元单一货币, 导致中美贸易间失衡的加剧, 美国想通过贬值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鼓励出口, 会引起人民币的相对贬值, 则美元的贬值效果被抵消。而人民币的贬值则会增加商品的竞争力, 促进贸易的进一步扩大。

3 中美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

自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中美经济失衡加快调整, 世界国家不再盲目的为美国的消费需求提供融资, 美国的储蓄率上升, 相对我国的贸易增速放缓。全球金融危机为经济失衡敲响警钟, 以美国为外需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能否保持, 中美经济失衡能否持续?

中美经济失衡是否可持续主要看其金融影响因素的可持续与否, 即美元国际货币地位、金融差异、金融一体化以及汇率制度改革进程的因素影响的持续。

首先, 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的改变, 将改善中美之间的经济失衡。美元自18世纪以来就已经处于世界货币的中心位置, 世界各国均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 因此一旦美元失势, 则各国的储备会遭受重大损失。此次由美国国内爆发出来的金融危机唤起了世界各国改变现在国际货币体系, 建立起一个由世界多国货币为基础的世界货币的呼声。虽然目前美国经济仍然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提并论, 但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 以及发达经济体的不断上升, 美国经济的世界地位必然受到挑战, 美元的强势地位也必然会改变。美元地位的削弱会减少世界各国对其进行的融资额度, 美国国内的消费需求相应减少, 相对地对中国的贸易进口也会减少, 改变中美经济失衡现状。

其次,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中美金融发展的差异会逐渐缩小, 进一步平衡中美经济失衡。当代世界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随着金融一体化的进程, 我国金融市场必然会不断发展, 缩小与美国金融市场之间的差距。我国隶属于新型经济体, 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得到飞快的发展, 对国际资金有较高的吸引力。而随着我国金融环境的改善, 金融效率的提高, 以及与世界金融市场的接轨, 国际资金以及国内资金会更多的投资到我国市场, 寻求高回报。

最后, 我国将逐步改革汇率制度, 向浮动汇率制度变动。我国不断寻找改革汇率的道路, 2005年弹性汇率制度就是一大进步。今后我国将会进一步的改变盯住美元这一单一货币的汇率制度, 使汇率市场化, 这也将改善中美经济的失衡现状。

4 结论

中美经济失衡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组成部分, 导致其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其中金融影响因素至关重要, 从长期来看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 中美之间的贸易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也警示我们要改变现在的经济失衡局面。我国要着力发展改善金融市场的发展, 建立一个有效率的金融市场, 使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为国际资源配置的中心, 同时加大国际金融合作, 推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过高储蓄率的转化, 刺激国内的消费需求, 调整经济结构, 使我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 而且有利于提升我国国际经济金融地位, 推动全球经济失衡的改善。

摘要：中美经济失衡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 本文基于金融的角度, 从美元货币的强势地位、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差异、国际金融一体化和汇率制度的安排四个方面分析了中美经济失衡的成因及其可持续性, 得出中美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是金融关系的失衡, 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

关键词：经济失衡,金融因素,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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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继勇, 吴宏.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问题研究——基于美中贸易失衡的角度[J].武汉大学学报, 2008:454-458.

中美日经济走向和亚洲的未来篇8

在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中，国家整体经济实力是决定性因素之一。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基本摘下了穷国的帽子，成为经济大国和全球主要消费市场，从单一国家排名看，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中国和美国成为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必将对中美两国政府决策产生深远影响。

一、美国经济的病灶

经济结构失衡，并非只是中国才有。作为世界经济第一强的美国，也存在这个问题，而且非常严重。有分析师将美国经济的特点归纳为失衡、收入不足、负债过度、储蓄缺失和易生泡沫(斯蒂芬·罗奇，2010)。美国经济的病症表现为以金融为主体的虚拟经济过度扩张和过度消费，对应表现为虚拟经济规模与实体经济不对称、储蓄和投资与消费不对称的矛盾。消费占经济增长总量的70%以上，糟糕的是，这部分消费并不是出自居民储蓄，在2004-2007年间国内储蓄率仅为GDP的1%，而是来自财产泡沫的增值和国际信贷，换言之，美国经济多年来的增长实际是建立在资产价格泡沫和成为世界第一债务国的基础之上的。严重的经常账户赤字、国内储蓄率极度低下、创纪录的家庭负债比例早已无法支持美国的消费狂潮，正是美元独大的惯性维系着这种没有坚实基础的经济扩张。

罗奇指出，美国政府未能及早认识到资产市场和实体经济错配的现状，导致了糟糕透顶的政策失误。因此，当2000年股市泡沫破灭时，美国进入了衰退;而当2007年次贷危机引发了资产泡沫破灭时，美国掉下了悬崖。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力和国家信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害，无力支撑超过10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面临货币贬值和经济陷入滞胀的危险。美国就像被娇惯坏了的孩子，只知道一味索取，而全世界都在顺着她的愿望，自我膨胀到极点，必然破灭。美国每年至少需要8000亿美元的外资(相当于每个工作日需要30亿美元)，而亚洲正是充当着“溺爱”美国的那位“长者”。好在美国人不信奉“阴谋论”，否则也会得出亚洲是在图谋美国的基础上崛起的结论。任何事物都会遵循“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的规律，美国也逃脱不掉这种宿命。只有改变依靠借贷而非国民储蓄的过度消费的增长模式，才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可行出路。

回顾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历次经济复苏中的产业变化，在以往的经济复苏首先应体现在工业生产，在典型的复苏阶段，工业生产增速在前两年往往应该达到15%左右。而在美国标榜进入“信息经济时代”以后，每次经济调整和复苏都是以商业和金融业为主，被视为传统经济推动力的工业生产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如1998年以来美国丧失了300万个工作岗位，在2001年初互联网泡沫后的复苏中，被裁掉的工作岗位达到240万个，高收入的生产制造业岗位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低收入为主的消费行业。根据美国劳动署的统计数据，自2001年底开始，工作岗位的减少主要发生在制造业、批发业、电信业、IT业和航空服务业，其中制造业占了近80%;增加的工作岗位主要是在健康护理和社会救助、临时家政服务、住宿和食品服务、政府公务员、建筑业、商业银行和房地产，其中第一项占比高达60%左右。

高科技行业在美国经济中的重要性可能被人为夸大了，如2002年第一季度到2003年第三季度，销售收入3903亿美元，名义增长率高达49%，但如去除通货膨胀影响，实际增长仅23%左右。美国经济分析署(BEA)已经宣布不再公布按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计算机行业投资数据。而按照“美国收入和产品账户”(NIPA)口径计算，则企业利润超过了万亿美元，其中最大一块来自金融业。如果将金融业的收入剔除，1997年实体经济的利润额为5047亿美元，而到了2001年税前利润仅有3337亿美元，降幅超过三分之一。尽管2003年NIPA缓慢增长，企业利润依旧停滞不前。制造业的企业利润和10前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增长，收益主要来自零售贸易。以上数据说明，美国的制造业升级和转型，在销售额、就业和已实现利润等方面贡献甚少。

美国经济近20年的总体表现是制造业生产的日趋下滑和支出的不断扩张。美国国民收入表现为收入驱动型支出大幅下跌，而负债驱动型支出急剧上涨。次贷危机爆发前，住房价格不断上涨，住宅的消费者实际上是用大量借款来补偿其收入的下降。不仅美国人在借债消费，美国政府也如此，而这正是高度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和美元垄断地位带来的结果，美国不断印着代表IOU(我欠你)借据的“绿背钞票”，购买世界各国的商品用于消费，全世界为美国提供债务融资，利润主要来自信贷而非真正的财富创造过程，即使没有金融危机这样的突发事件，美国的双赤字也无法永久支撑这样的经济模式，泡沫最终会被吹爆。 (1)

如果说虚拟经济的增长等同于虚拟的增长，这显然过度贬损了美国经济的基体。但是，美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出现的制造业与金融业发展比例失衡现象，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回调的时刻。认识到了制造业仍是国民财富创造和偿还国外债务的收入来源，以及虚拟经济无法替代实体经济，两者要保持适当的比例协调发展，美国政府所应采取的对策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建和夯实实体经济基础。这一政策的出发点必然是从找回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开始，美国无需为选择贸易保护主义寻找更多的理由。无论谁主政，都不得不采取相应对策，当然，民主党政府更倾向于采取更强力的举措。

美国要想重新回头，说来容易做起难。消费是一种社会习惯和文化，转变相对缓慢。要让在华尔街赚惯了快钱的资本转向实业投资，必须对过热的金融市场适当加以抑制，这一过程必然损害美元的信用基础，美国处于骑虎难下的困局。事实上，在过去的8年中，美元总体上呈贬值趋势。美元作为二战后的国际硬通货，已经走过了其生命周期最辉煌的顶峰。在全球化世界里，自由流通的货币的汇率根本上取决于该国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这是一条隐藏在古典经济学理论背后的简单道理。回顾国际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信用货币从英镑变为美元，也是美国实力取代英国这一过程的必然产物。从每一个较短的时间间隔来看，美元的波动起伏会是明显的，并不会轻易被取代，但是，相对和持续的贬值必然是常态。欧盟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欧元和美元之间的博弈和此生彼落的角力将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国际货币体系逐渐出现多个全球性寡头和地区性强势货币并存的局面，英镑、日元、澳元等属于后者，而随着人民币的逐渐国际化，也将加入这一行列。在亚洲是否会出现区域性国际货币，暂时还不具备条件。

金融危机之后，美元贬值将不仅仅是美国国力转弱的原因造成，也是美国经济必然的应激性反应，美国需要弱美元以减低外债压力、提高出口竞争力，未来仍需要印钞票创造更大的流动性，刺激经济活力，给自己恢复和振兴经济留出时间和空间。表面上看，酿成这一危机的导火索是金融体系的脆弱、华尔街的贪婪和过度投机，实质上是美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严重不平衡和高风险。支撑美国巨额消费和赤字的根基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实体经济已经被虚拟经济取代，后者的规模远大于前者，虚拟经济中存在过多不可控制的风险因素，一旦被引爆，由于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撑，产生的连锁反应必然使国家经济陷入困局。这种打击是致命性的，尽管美国既往的软硬实力雄厚，内伤仍无法避免。中国有句俗语“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美国固然不至于一夜衰落，但独霸全球已经是昨日旧事了。

二、日本需要重建

在国人眼中，20世纪后半叶的日本是富裕进步的经济超级大国，这个印象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十年的印象，日本曾是中国学习赶超战略的榜样。实际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一直被看作是发展成功的典范，经济增长的楷模。世人给予日本民族“勤奋、好学”的评价，日本制造具有“高效率、高质量”的口碑。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已不再是以前的那个积极进取的国家了。

日本曾经落后于中国，先是向中国学习农业和封建政治制度，明治维新启动了向西方学习的开放浪潮，在二战前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成为和欧美并立的列强之一。二战结束五十年来，日本以日新月异、一日千里，赶上并迅速超过其它国家而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人们在关注传统教育和文化如何使日本一跃成为一个成功的，甚或是世界上是最成功而典范的现代化国家。

日本的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之后经历了近20年的停滞。即使今天，日本仍没有回到发展的正轨。学界将日本的衰落归咎于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其实这只是主因之一，日本从社会文化形态和经济制度层面，都蕴藏着深刻的危机，并在各种外因的推动下演变成如今的状况。

日本的开放缺乏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日本仍归属于儒文化圈，从根本上讲，讲究的是等级、集中控制和内敛而不是开放、自由和外向。日本二战后的高速发展具有历史的特殊性，即依附于美国冷战政策，在援助和支持下，依靠官僚体制取得的经济成就。这种经济体制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差别甚远，即使在高速增长的六、七十年代， (2) 仍没有建成机制良好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在企业结构和公司治理上通过关联持股、产融结合形成了复杂纠葛不清的利益关系。政府、官员、财阀三位一体既促成了冷战时代高效率建设的需要，也形成了腐败的社会基础，最终成为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的阻力。日本式的市场经济无法走出自己的路，当经济总量达到与欧美并驾齐驱的时候，也就失去了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动力。在七十年代美国放弃金本位之后，日元升值以及之后的两次石油危机，日本经济的脆弱已经露出了苗头，日美贸易冲突不断激化，在美国的胁迫和操纵下，最终陷入了泥沼。

日本的体制性问题以及缺乏新的学习榜样，造成了社会和经济发展进入了一段漫长的相对迟滞阶段。相信日本最近几年在反思并采取了一些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但是，日本的重新崛起，恐怕需要的是重造而不是小修小补。日本近期受到强震影响，可能由此进入地震和火山多发时期，有人认为日本在沉重的财政赤字压迫下，重建将更加恶化这一状况，很难再度赶上中国。这一判断可能言之过早。毋庸讳言的是，日本的财政赤字势必继续恶化，但从另一方面看，日本确实需要打破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形成的束缚，震后重建有可能产生足够强的应激反应，至少在短期，为日本经济注入活力。我们也许能够看到，跌落在灾难中的日本再一次重新爬起的情形。但在宏观经济层面上讲，日本已经不再和中国站在同一竞争层面上了。

三、信息时代的全球化是双刃剑

除了消费文化造成了国民低储蓄率之外，全球化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发达国家作为全球化的鼓吹者，终于尝到了苦头。进入信息时代的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出人意料。一个世纪前的全球化还只是跨境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迅速扩张的黄金时代，而本轮全球化则不仅包括了实体商品的交易，同时也囊括了知识型员工提供的服务，是实体经济与知识经济的融合。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并没有遵循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不断提升而是在下降，同时，制造业的雇员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例也降到10%-15%，而在此期间，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却提升了一倍。罗奇对此现象的解释很有新意，他提出了“全球劳动力套利”的概念。

公众已经接受了世界正在逐渐变平的看法，全球化降低了横在各国之间的物理界限和门槛，资金、商品的流动几乎没有障碍，而传统上认为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流动是比较困难的，在信息时代似乎也变得不再那么难了。根据理查德·佛里德曼的测算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国家为全球经济注入了约15亿新兴劳动力，这个数字基本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现有劳动力的总和。这使得发达国家的企业通过将生产链转移到这些低成本国家而得以提升利润率并降低成本。更糟糕的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在转向服务业为主的过程中，也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狙击”。如今，服务业的跨境贸易热火朝天，借助互联网和通信技术，很多知识型的服务可以由较低劳动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过在线方式提供，进一步降低了西方白领员工的收入和工资水平。这就是罗奇所指的“劳动力套利”的实质，劳动力通过网络管道实现了流动，这和服务业本身的特点不无关系。在扩大就业与增加实际工资的双重压力下，富裕国家越来越感受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威胁。这种看似已经失控了的全球化进程也并非全是害处，西方企业借此获得了更大的利润，但是这部分财富并没有得到很平均的分配，因此，西方企业是受惠者，而劳动者阶层并未受益，因此也加剧了其贫富分化程度。

罗奇归纳本轮全球化的三大关键点是在融资模式、涉及范围和发展速度，这三方面的差异表现为以信息技术为动力的全球化则甚增长力对于全球贸易的推动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任何多边贸易协议所起的作用。任何一国都很难借助贸易保护政策达到从根本上改善贸易赤字的目的。

四、对中国的借鉴

与日本相比，中国也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现在也有“中国模式”的说法，而且随着欧美经济受到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中国式的经济发展道路似乎变得更有吸引力了。我们可以看看中国和日本在起飞阶段有何异同。中国经济引擎主要是两个：投资与出口，而日本当时依靠的主要是出口，在出口受到压制之后，公用事业投资成为另一个重要的拉动力量。中日两国的投资都是以政府为主，而欧美是主要的出口国。中国与当初日本的弱势是相似的，总体经济容易受到石油等资源的价格冲击和本币升值的打击。在日元被迫升值的过程中，也存在低工资、倾销、政府补贴、过度劳动、市场封闭、非关税壁垒等问题，而在通货膨胀之下，中产阶级的购买力持续下降，国内需求更见收缩。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从1975年开始积极推进公共事业发展，财政支出显著增加。这部分资金主要靠发行国债来筹措，不仅用于建造桥梁、堤坝、公路等，还用来支付工资、津贴等费用，政府陷入了为还本付息而不断举债的恶性循环。而公用事业的投标主要落在了与政治权利勾结的团体手中。银行的会计制度也有助于掩盖巨大的坏账，日本的经济在错综复杂的利益群体间循环，来维持虚假的增长，这是日本至今无法推动实质性的改革，经济无法重振的主要根源所在。

人民币如果被逼升值，在能源价格高涨，产业结构尚未转型，内需不振的情况下，很可能重走日本的覆辙。本质上看，日本当时的经济结构与当前的中国具有相似性。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内地市场容量巨大，只是尚未开发，当外向型经济受到外部冲击时，并不是只有加强出口一条路。另一个需要特别重视的是，避免走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之路。日本式的资本主义也未能解决政府投资的低效和腐败问题，事实证明中国的体制同样无法克服这一弊端。

中日都具有高储蓄率的特点，但是中国的储蓄率 (储蓄占收人的比例) 虽为世界第一, 储蓄率高的背后, 其实是收人低、社会保障能力低。据央行披露的信息, 截至2008年底, 中国居民储蓄总额达到21万亿元, 摊到13亿人头上, 人均不过1.6万元。政府资金应该落力于解决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另一方是提升民众收入水平。拉动内需是硬币的一个面，另一个面必然是活跃的私营部门投资，只有发挥高效的民营经济造血机制，才能造富于民，藏富于民，并提升民间的消费需求。政府应该是规管者，保证市场能够公平有效地运作，平衡贫富差距，提供私营经济缺位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中日两国在如何获得长期竞争力上存在同样的误区。这就需要追溯到文化和教育层面。日本被视为最会学习的民族，但却从来不是具有创新性的民族。这注定了日本只是一个好学生，而在失去引导时无法独立发展。这一缺陷可能与深受传统文化禁锢的教育体制有关。日本虽然是发达国家，但对于信息的态度确实相当封闭的，日本文部省等机构有意识地限制国外人员在高校的影响，社会对于信息的容纳性不大，只选择有限范围(如制造业)的信息，另外，国内统计虚假和信息不透明度高。日本社会已经僵化，坚持规则和一致性削弱了日本的活力。日本人无论在家庭和集体接受的教育以服从集体、遵从规则为核心价值观，等级观念和行为方式存在于社会生活各个角落，学生在学校受到的是训练式和填鸭式教学，擅长死记硬背和套公式的机械式考试，分析和创造性思维严重不足。在中学受到艰苦训练和压抑日本学生，在大学则处于放羊状态，而日本的大学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缺乏投入，变得日益落后和僵化。大学教育看上去和社会需求完全没有关系。上述情况在中国也普遍存在。与经济结构问题相比，社会文化基因的转变更为困难和艰巨。中国如果不能放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不放松思想控制和学术自由，即便今日可以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他日也仍不得不自食发展缺乏内力的苦果。这个问题远高于党派政治利益，而是事关民族的生死存亡，唯有勇敢面对，未来才有出路。

日本已经进入老年社会，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在减少，刘易斯拐点可能会更早到来。中国如果不能尽快解决人均财富水平还较低的问题，届时将出现“未富先衰”，这种情况远比日本更糟糕。印度时报发表的一篇预测文章称，到2020年，中国将开始变老，遭遇劳动力的减少，并被迫重估自己的货币。因此，中国的增长将会减速，就像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减速那样。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发展曾经看起来永远也不会停止。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将会大大削弱——世界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吸收它的产品了。这个看法尽管出自于印度，仍然是相当客观的。

所有这些问题都迫使中国必须尽快启动深度改革进程。30年改革开放，中国取得的是效率，也损失了均衡，当宏观经济总量已经替代了日本世界第二的位置时，世界各国必然要求中国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而中国却依然和当初的日本一样，问题多多，不堪重负。有句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已经渡河，看到了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也目睹了美国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巨无霸，被金融危机折磨得奄奄一息。尽管引爆原因不同，美国实际也走了日本的老路，站在日、美之间，中国既不能再走权贵或者封建的市场经济之路，也不能盲目地照搬欧美放任的市场经济，更不是印度低效的市场经济，教训在前，我们应该能够避免很多错误。

五、中美关系是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钥匙

无论美国是否心甘情愿，21世纪必然是亚洲的世纪。放眼望去，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柱无非是美国、 (3) 欧盟、中国、印度、俄罗斯，美国如能解决好自身的问题，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便会减小，与亚洲和欧洲共同支撑起全球经济。在全球经济重心转移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好中美、中日以及中、日、韩、印三个关系组合，其核心就是美国与亚洲的关系。

美国是亚洲第一位的贸易出口国，亚洲各国普遍存在内需不足、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而美国则储蓄不足，需求过大，依赖进口和借贷。中美两国互为对方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既有大量的盈余储蓄美国国债，又可向美国出口廉价而质优的商品满足其强大的消费需求。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中国这个穷亲戚，让美国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奢侈生活。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和汇率政策，有助于使美国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物美价廉的商品降低了其通货膨胀的机会。美国如果对中国展开贸易保护的大幕，固然对中国的出口造成阻碍，也将造成美国国民的福利损失，即有可能提升其利率水平，导致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使得陷于金融危机的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和滞胀。这还只是从消费端看到的弊病，不是事情的全部。从产业链条看，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制造业供应链，中国是生产的最后一环。据刘遵义教授的估计，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价值中只有约20%是完全由中国生产的，中国企业更多地是对来自亚洲各国的中间部件进行组装，对中国的打击有可能在纵向联系的泛亚地区生产平台中形成共振，导致全球制造链瘫痪。另有数据显示，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占了过去10年中中国总出口增长的60%以上份额。很明显，美国和亚洲各国都需要为解决全球经济失衡做出贡献，但是，各国首先应该从内部下手，而不是考虑如何遏制对方，否则必然得到双输的结局。

美国的贸易失衡的根本解决办法在于提高其国内储蓄率，而不是行使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是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对象有近一百个国家，如果不减少过度的消费，即便降低来自中国的商品，却需要增加来自别国的商品，而那些替代物甚至比中国商品价格更高，等同于向国内消费者征税。而中国因为自身经济结构调整需要时间，暂时仍需要依靠对美出口，如果遭到美国的抵制，作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中国很可能抛售美元资产或者在贸易上采取反制措施，导致美国经济雪上加霜。

曾有一个提法——G2，表示中美在国际政治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当然，世界将不会是两极的，中、美、欧和发展最快的新兴市场国家群体将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器。中美都需要转型，但首先必须建立正确的自我认识和共识，面对美国国会不断出台的贸易保护主义对策，相对而言，中国政府更为理智，在初步稳定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将大力推行以提升内需为主要目标的可持续发展，解决“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改变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形成以内需、出口和投资三方面并重的发展局面。而美国也正在着手解决金融业过度发展，实体经济相对较弱，转变消费观念，缩减财政赤字等问题。

在未来10-20年，会出现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落在亚洲和环太平洋地区，中美在太平洋的两岸，这是世界经济的核心，而印度、俄罗斯、欧盟、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环绕在外围，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内发挥分中心的作用。这样的情形发生在中美两国社会稳定的前提之下，对于后者而言，该假设的确定性较高，而中国由于政治体制和社会变革相对滞后，仍存在较多的变数。中国的稳定发展已经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球的经济福祉。

参考文献

[2]1955-1973年, 日本GNP实际增长率达到年均9.4%, 195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1968年超过了西德GNP, 跃居资本主义国家第二大经济体, 1970年前后的恩格尔系数低于35%, 进入“小康社会”。 (土界宪一:战后日本经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4) 。

[1][美]安迪森·维京.美元的坠落[M],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5.

[2][日]土界宪一.战后日本经济[M],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4.

中美经济篇9

关键词：经济开放度差异,经济增长差异,协整检验

1 文献回顾

在国外经济理论界大多认为经济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但对于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具体作用过程与内在机理关系, 不同的学派和学者的观点却大相径庭以Romer (1986) 和Lucas (1988) 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Barro和Salayi Martin (1995) 等的相关理论、Grossman和Helpmam (1991) 在Lucas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上发展的“贸易促进要素优化配置”理论、克鲁格曼 (1978) 的“贸易开放迫使一国政府实施更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论点等, 这些结论和近年来世界各个国家的情况基本相符。

国内近年来对经济增长和开放度关系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有的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外贸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如:杨全发 (1998) 、张敏 (2000) 、胡均民 (2002) 、张亚斌 (2002) 、赖明勇 (2002) 、沈坤荣 (2003) 等采用线性回归对外贸依存度、进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等贸易开放度指标和人均产出增长、资本增长、劳动力增长、技术进步等指标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有的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如:刘小鹏 (2001) 、石传玉 (2003) 均运用协整理论或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了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还有的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开放与增长之间的关系。王英、刘思峰 (2003) 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度的关系进行的灰色关联分析。此外, 姚丽芳 (2001) 运用净出口分析法、出口总量分析法、进口分解分析法对贸易对经济增长拉动的作用分别进行了测算。他们使用不同的方法和对不同的变量进行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对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经济增长与经济贸易开放程度的相关研究, 国内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分析两个国家之间贸易往来和投资、金融往来等对两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将计算两国的经济开放度差异和两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相对比率, 通过协整检验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以求解释中美两国经济开放度差异和经济总量差异之间的关系。

2 变量介绍和数据分析

经济开放度综合反映一国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 是进行诸如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等实证研究不可缺少的基本变量。

对于经济开放度的度量,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度量的相对准确性, 本文采用李 (1998) 年提出的计算方法。他认为O=W1O1+W2O2+W3O3 (W1+W2+W3=1) 其中O代表经济开放度, O1、O2、O3分别代表对外贸易比率、对外金融比率、对外投资比率, 它们分别反应了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方面的开放程度。W1、W2、W3是决定这三种因素重要性的权数, 它们分别被赋予0.4、0.3、0.3的值。 (对外贸易比率等于进出口总额和GDP的比值;对外金融比率等于对外资产和债务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对外资产和债务包括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对外资产和债务;对外投资比率等于对外直接投资和吸收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和GDP的比值。) 本文使用中美两国历年GDP的比值来表征两国之间经济总量的相对差异。

基于以上的变量选取, 本文分别计算了中美两国1987-2007年的经济开放度并对两者求差。具体数据如下表:

注:表中的Ou、Oc分别代表美国和中国的开放度 (其中Oc1987-1995年数据来自李 (1998) 的文章) , DO=Oc-Ou, 衡量中国和美国对外开放度的差异。GDPU、GDPC分别代表美国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C是用中国当年GDP的人民币值经过当年汇率调整得到, 二者的单位都是10亿美元RGDP=GDPC/GDPU, 衡量两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变化。上表中所有数据都经过保留三位小数的近似处理。 (原始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中央银行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和金融机构本外币收支平衡表、美国经济分析局、世界银行数据库)

下图反应了1987-2007年中美对外开放度差异和GDP比值的变动趋势, 整个计量分析将会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5.0完成。

从图中可以看出, 开放度差异和GDP比率之间是有趋势的, 非平稳的, 所以应该对其进行严格的协证检验以分析两者之间的真正关系。

3 模型和实证结果分析

3.1 ADF检验

前面我们已经初步判断RGDP和DO序列是非平稳有趋势的, 但是在用协整理论进行分析时, 仍需要对这两个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分析, 也就是其是否有单位根。一般情况下常用的是ADF检验, 该方法主要通过三个模型 (模型1为不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 模型2含有常数项而没有趋势项, 模型3含有常数项和趋势项) 进行检验, 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检验模型中ADF值大于临界值, 则可以认为是非平稳的序列, DO、GDP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 DO和RGP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 但是DO在经过一阶差分后第一个模型就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 RGDP经过一阶差分第三个模型在百分之九十的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 (如表中星号所示) , 所以DO和RGDP的一阶差分序列在百分之九十的水平上都是平稳的, 我们可以认为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3.2 协整检验

协整概念是1987年由恩格尔 (Engle) 和格兰杰 (Granger) 提出的。协整的基本思想认为, 尽管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变量中每个都是非平稳的, 但它们的线性组合有可能相互抵消趋势项的影响, 使该组合成为一个平稳的变量。协整理论为两个或两个以上非平稳变量之间寻找均衡关系, 以及用存在的协整关系的变量建立动态模型奠定了理论基础。协整检验的常用方法有E一G (Engle一Granger) 两步检验法和约翰森 (Johansen, 1988) 检验法, 本文采用前者检验开放度差异和GDP比值两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由ADF检验可知, DO和RGDP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平稳的, 我们的协整检验可以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协整回归,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估计DO和RGDP之间的方程, 并计算非均衡误差。估计的方程为

调整后可决系数=0.8899 D-W=1.0935

残差的计算公式为

第二步:检验et的单整性, 看其是否为平稳序列。

通过单位根的检验发现, 当滞后阶数为1, 不含趋势项和截距项的模型最为合适, 其ADF检验结果如下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百分之五的显著性水平下, ADF值小于临界值, 我们可以认为残差序列e是平稳序列, 也就是说存在DO和RGDP的平稳线性组合, 即美国和中国经济开放度差异和GDP比值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协整检验, 发现开放度差异和GDP比值之间是具有协整关系, 但是长期内它们之间到底是否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呢?这就需要对二者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分别取滞后期为1、2和3, 检验结果如下:

滞后阶数为1的结果:

从上面的表中可以看出, 当滞后阶数为1的时候, 对于RGDP不是DO的格兰杰原因的假设, F值显然大于临界值, 拒绝原假设, 认为RGDP是DO的格兰杰原因。但对于DO不是RGDP格兰杰原因的假设, F值小于临界值, 接受原假设。同理, 滞后阶数为2和3时也得出了相同结果。这表明中美两国GDP的差异是导致开放度差异的原因, 但是两国经济开放度的差异并不必然引起GDP比值的变化。

4 结论

协整检验表明, 中美之间经济开放度的差异 (本文中用DO表示) 和两国GDP的比值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这和国内外大多数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开放度提升可以促进该国经济发展并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观点相一致。根据本文前面的数据对比分析可以把这种机制表达为:中国的经济开放度不断提升———经济快速增长, 美国的经济开放度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不变———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平缓———中国和美国之间经济开放度的差异不断拉大, GDP的比值也就是经济差距不断缩小。

但是, 我们在因果关系分析部分却得到了一个很有趣结论, 中国和美国之间经济开放度差异的扩大并不是两个国家GDP差距不断缩小的原因, 反过来, 两国GDP的差异反而是开放度差异的原因。本文认为在考察期内, 美国是一个可以左右世界经济政治的超级大国, 在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中具有很大的自主权, 也就是说其经济具有自生能力。而中国在考察期内的发展却是一个不断向外学习、引进、吸收的过程, 这是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情况下任何一个后发国家要取得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所以美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变缓并不是因为相对较低的开放度, 经济开放度的差异并不是两者经济差异缩小的原因。两国经济的差距缩小是开放度差异不断扩大的原因, 从制度的角度看, 符合部分西方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经济增长促进制度发展的观点。

参考文献

[1]赖明勇, 阳小晓.出口贸易与内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2 (6) .

[2]沈坤荣, 李剑.中国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 2003 (5) .

[3]包群, 许和连, 赖明勇.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理论及中国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 2003 (2) .

[4]刘小鹏.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 2001 (5) .

中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比探究篇10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 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 世界各国也纷纷注意到亚太地区的自身优势, 世界经济贸易重心正从北、南美地区向中亚地区转移。作为亚洲地区的核心, 中亚成为了搭建东西方贸易通道的桥梁, 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就不言而喻。

1.1 中国的丝路经济带的战略意义

2013 年9 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提出我们可以创造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即“丝绸之路经济带”来加强各国经济的互联、互惠、互信、谋求共同发展的新型格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打破了原有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 更多的体现了一种复合的、开放的、共赢的模式, 借此我们能开辟一条不同发展水平、不同资源优势、不同文化背景的互利共赢的新路子。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可以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差距, 而且也能带动中亚比较落后地区的发展达到双赢的局面。

1.2 美国的丝绸经济带的战略意义

美国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首要目标是将当前的阿富汗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 通过构建以阿富汗为核心连接周边地区的贸易交通网络,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相关的法律政策, 吸引各国前来阿富汗投资以达到经济上的成功转型, 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的稳定过渡, 最终达到巩固阿富汗战争成果的目的。

其次, 提升美国在该地区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以便为建立在此地的长期主导性地位服务。此举也有利于美国削弱俄罗斯在中亚地区、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最后, 美国的“丝路战略”有利于增强美国的整体实力, 提升国际形象, 加强美国对中南亚及欧亚地区的影响力度。

2 中美丝绸经济带的内容划分

2.1 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容

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空间内容包括:经济带重点建设区域———中亚五国;安全局势不稳定的区域———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地处西亚且油气资源丰富的伊朗、伊拉克、沙特等国;与西欧和东亚接壤的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及东欧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 各国可以从经济发展和政策层面上保持沟通, 制定推进经济一体化的实质性措施, 在相关政策和法律上为地区经济的发展打开“绿色通道”。

第二, 扩大丝路经济带上各地区的贸易联系, 建立相应的物流体系。

第三, 大力推动“五通”在中亚地区的执行力和认可度。

2.2 美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容

美国丝路经济带的内容空间上包括建设一个包含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的交通运输体系和经济发展网络, 以阿富汗为战略中心, 将油气资源颇丰的中亚、西亚国家和经济迅速崛起的印度以及东南亚和东亚串接起来, 促进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优势互补, 推动以阿富汗为中心区域和沿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 建设以阿富汗为核心的地区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 例如投资建阿富汗国内环形国道、咯布尔-赫拉特公路;建设阿富汗和周边国家的铁路交通;建设高压输电线路。

第二, 建设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 (TAPI) 的天然气管道。

3 中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联系与区别

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美国的丝路经济带有异曲同工之处, 它们可以并行不悖地推行, 而且可以合作互补。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辐射面积广, 又具有显著的包容性特征。古代的“丝绸之路”促进了各地区、各国、各民族、各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推动了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当代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将在这些方面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所以中国版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美国版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有一定的合作与互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双赢的局面。

其次, 中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包容性发展有利于中国稳定发展和中美关系、稳定西部的发展。对于当前的美国情况而言, 自美国开始阿富汗战争以来, 美国政府不仅要面对严重的经济疲软, 还要承受巨大的财政压力, 而且对阿富汗和大中亚提出的经济战略也不能得到国内有力的支持, 所以急需与有实力的国家合作, 中国就可能成为美国在此战略上的重要伙伴。

中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也存在区别:

第一, 战略目的不同。美国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目的是为重返亚太做准备, 为了进一步削弱俄罗斯、遏制中国的崛起以便称霸世界。对中国而言,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实施是为了创造共赢, 打开西部的对外开放口子、缩小东西部差距, 带动沿边国家的发展。

第二, 战略实施方式不同。中国建立交通和物流网络、实现贸易和投资的多样性和便利性、推动金融领域的多元化合作、建立粮食合作平台和相关机制、成立能源俱乐部;美国大力投资以阿富汗为中心区域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从土库曼斯坦到印度的天然气管道。

第三, 资金来源不同。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可以依靠亚投行和成立的丝路基金来提供资金支持;美国通过吸引投资来维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

4 中美丝绸之路经济带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4.1 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丝路经济带在实施的过程中和美国的丝路经济带有重合之处, 我国可以借此和美国开展多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不仅能改善我国和美国的外交关系还能促进我国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 带动经济带国家的发展;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可以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机构解决我们的资金问题。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也会遭受各方面的挑战:

首先, 经济带沿线国家是政治敏感度强的区域, 政府机构随时都存在倒台的风险, 常常为短期利益而屈服;而且部分国家因民族和宗教问题导致国内政治局势不稳定;国家与国家间的互信度低, 基础设施互通难度系数大, 为战略的成功实施增加了阻力。

其次, 存在投资风险, 例如在政策稳定性不高的印度和法律体制相对薄弱的巴基斯坦进行相关的投资, 风险系数较大。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所以资金问题也是挑战之一。

4.2 美国丝绸之路经济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美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利于美国对阿富汗撤军之后继续掌控阿富汗, 延续其占领利益;有利于美国利用拥有丰富油气资源的中亚国家成为自己的能源后院, 有利于美国进一步在中亚地区削弱俄罗斯、遏制中国。美国在推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进程遇到两大主要障碍:

第一, 安全形势不乐观, 阿富汗地区长期受到恐怖主义的困扰, 中东地区政治局势混乱不稳以及各地区之间的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团伙的异常活跃给这些地区的发展和对阿富汗的重建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第二, 招商引资难。美国由于在阿富汗战争中投入的经费开支太大加上美国经济疲软所以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资金问题上不能独当一面必须进行引资, 欧洲和日本都很难往该项目投入资金;印度、中亚等国家在此项目上的投资更是微乎其微。

5 中美丝绸之经济带的前景展望

5.1 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前景

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是顺应时代发展变化的产物, 是为了缩小本国的东西部差距, 带动经济带沿线国家一同发展创造“双赢”局面的创新型发展模式。中国版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给沿线国家带来了地缘经济红利, 使得原本“一穷二白”的中亚国家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与中国接壤的中亚各国一直在探寻改善本国对外交通、能源出口通道的有效方式, 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使得这个有实现的可能。参加丝路经济带的建设是实现中亚国家对外密切联系的基本诉求。所以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潜力巨大。

5.2 美国丝路经济带的前景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美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实行困难重重, 该计划虽然在推进区域间各方面合作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最终很难实现美国想要获得的地缘政治利益。首先, 来自各地区国家间的矛盾。中、西亚各国存在如领土资源、民族宗教信仰等顽固性的矛盾。美国的丝路经济带也包括了巴基斯坦在内, 而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美国更加看重印度而忽视了巴基斯坦, 招致巴基斯坦的不满。其次, 来自俄罗斯的阻力。俄罗斯在中亚五国拥有地缘优势, 其影响力不如俄罗斯。中亚政府及其民众深信, 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是暂时的、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 而俄罗斯和中国则是以打造双赢局势来推行, 所以对美国的计划形成阻碍。

6 结语

刺激经济　中美管理招数不同篇11

5月26日，记者在第三届PMI项目管理政府论坛上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政府项目管理水平是成功落实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关键。”

2009年是落实和执行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的关键一年，相关计划和关键项目能否有效实施并实现预期目标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来自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社科院、清华大学的代表和部分外国政府代表就此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各有其方

“在刺激经济方面，中国是‘中医’，美国是‘西医’。”南开大学戚安邦教授认为，中国将4万亿元投资放在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上，不会马上见效，但对拉动就业与内需，有长远效果。

在第一波刺激经济方案中，中国反应迅速、出手很快，一开始就是重拳和组合拳，并陆续推出了《十大大产业振兴规划》。而美国则经过国会较为漫长的讨论，一开始的策略主要是救金融、救企业。直到4月份，奥巴马的《美国复苏与投资法案》才通过。

在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上，中国和美国招数不同。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秘书长、发改委重大项目稽查办公室前主任孙秀春介绍，中国自1979年后，建立了分层次的项目决策管理体系，对政府投资项目实现审批制; 并且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改进项目管理方式，并且建立了项目投资监管体系。

但是，中国政府项目在决策、建设管理环节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决策行为不规范，缺乏有效的公众利益诉求机制和有效的决策约束机制; 二是项目管理不规范，重项目审批，轻项目监督。

美国政府所推动的是项目管理问责制，国家总统任命的高级部门的人来批准、外包项目给承建商，但是在决策、管理和约束上，政府都会有比较深入的介入。“政府向为公共利益的项目提供资金，很多项目错综复杂，有失败的风险。” 美国政府能源部前助理部长芮杰牧说，“如果项目失败，影响重大。”

芮杰牧说，在他刚进入美国能源部、没有引入项目管理PMP认证时，项目的绩效很低，有很多项目不能按时完工。“而当我离开能源部时，有90%以上的项目可以持续，涉及的金额达到了120亿美元。”

以美国能源部为例，一个美国政府投资项目的流程步骤是：启动任务需求、对备选方案进行甄选、按照绩效基准执行、移交和收尾。记者认为，在此过程中，值得借鉴的有两点: 一、关键决策由部长、总统和国会相关负责人做出，项目外包后，执行过程中，始终有政府高层领导的介入。必须向常务副部长交月度绩效报告，包括项目各个现场的成本、进度、综合评估。二、进行全面的规划管理并特别注意管理风险，且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评审的机制。

今非昔比

与会专家和代表基本认同，在政府项目的执行和监督方面，中国同美国存在差距，但与自己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PMI中国区总经理陈永涛看来，中国政府正在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型，这几年来，政府在转换理念，将流程做得透明化，在一些项目的决策和管理上有较高水平。譬如说“金卡工程”、“金税工程”等。

南开大学教授戚安邦认为，政府在突发事件项目的管理上进步尤为明显。“从2003年我们对非典和2009年对甲型流感的控制来看，可谓今非昔比。” 戚安邦说，非典在北京刚刚爆发时，是按照政府的日常运营导向的职能定位来管，先是卫生部来管，然后由北京市政府管，协调的效果不好。最后按照项目管理的方式，由国务院领导亲自抓，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项目管理机制。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秘书长、发改委重大项目稽查办公室前主任孙秀春告诉大家，就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而言，4万亿元拉动内需的项目管理与以前也有了很大的不同。“以前通常是在项目快要结束时，去检查与核实。而现在则是在项目开始启动时，就开始查资金流向、看开工情况。”

据了解，在4万亿元投资中，中央投资占1.18万亿元，在第一批3000亿元资金开始实施的阶段，国家发改委就已瞪大眼睛，到下面认真检查核实了3次。在孙秀春看来，尽管有个别地方的开工率比较低，但主要是受地方地理位置和气候情况的影响; 另外，地方财政收入受到了影响，地方配套资金不足。

PMI全球副总裁方斯迪则认为，中国政府项目管理非常独特，并且有很高的水平，譬如说北京奥运。中国企业在沙特阿拉伯的一些项目管理也非常出色。但是，中国政府在经济刺激计划当中，并没有提到获得高质量项目管理人才的途径和方法是什么，而美国政府在推进政府项目时，对项目管理人才的需求是有明确的要求的。

中美贸易摩擦的相关经济因素分析篇12

一、贸易逆差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中国海关总署2008年1月11日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2007年1月至12月,双边贸易总值为3020.8亿美元,增长15%。其中,美国从中国进口2327.0亿美元,出口693.8亿美元,逆差1633.2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近年来,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尤其是中美贸易中的美方逆差,是美国国会经常提起的一个问题。贸易不平衡是目前中美贸易摩擦最重要的消极因素,迅速攀升的贸易逆差使得中美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多。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两国每年都要就贸易逆差展开争论,一方面,美国指责中国向美国低价倾销,增加了美国的失业,损害了美国经济的良性发展,进而向中国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开始采取一些保护主义的政策,比如对中国的彩电、家具以及纺织品提高关税或者实行进口配额。贸易保护主义只会导致贸易战和损害各国人们的整体福利,鉴于此,客观理性地认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产生原因对缓解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防止贸易保护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就业问题

美国白宫首席经济学家Gregory Mankiw在国会作证时指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长主要是在与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获得的,导致失业问题更为密切的原因是——国内投资的下降和出口的疲软,而不是进口的竞争。

以纺织业为例,像大多数制造业一样,纺织业面临着来自低工资国家的竞争压力。2000年至2004年,纺织业集中的北卡罗莱那州有大约4万纺织工人失业,失业原因主要是美国的传统产业已经失去了竞争力,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海外投资以及生产率提高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量裁员。美国2003年11月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三种纺织品采取紧急配额限制,就是在美国纺织业制造协会(ATMI)的强大压力下所出台的贸易措施。但是,这样的保护措施只会导致美国纺织行业更加缺乏竞争力。美国产业转型后,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向海外转移,原因就是海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制造成本更低。中国纺织品对美国的出口增加是在经济全球化下,国际分工的结果。限制了从中国进口,会使其他亚洲国家的进口上升,美国的纺织品依然没有竞争优势,纺织品的生产也不会从中国转移到美国来,美国国内纺织业工人的失业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最终,美国进口纺织品的价格提高,受损的还是美国消费者。过分的贸易保护,会导致美国的生活必需品的物价普遍上涨,也会给美国的产业结构带来很大的震动,引起持久的大规模失业。这与广大美国选民的利益相悖,因此也应该是政治家们所极力避免的。

三、出口产品结构问题

从贸易结构来看,中国主要向美国出口纺织品、服装、鞋、玩具、家用电器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美国主要向中国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如飞机、动力设备、电子器件、通讯设备和化肥等含有相当先进技术的产品。中国对于动力设备、电子器件特别是一些高新技术的依赖要大于美国对于纺织品、服装、玩具这些消费品的依赖。美国可以较轻易地从其他地方找到替代品,而中国则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获得质量相当的替代品。例如,信息时代的基本元素——个人电脑,它的关键性硬件—电脑芯片以及关键性的软件操作系统的生产都处于美国的绝对控制之下。不仅如此,美国同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融和程度远大于中国,美国具有选择替代性市场的足够空间以及操纵世界市场的经济能力,这是中国所不能匹敌的。而且,美国作为全球军事大国,在各个重要的战略区域都有军事存在,例如中东这一能源中心以及由中东经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到东亚的战略通道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情势危急时,能源的控制可以成为美国制约中国的重要手段。

总之,中国对美国贸易依存度逐年提高,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相对要低,美国对中国有很大的经济约束力,而中国对美国却没有多大的经济约束力,这使得中国对美国贸易政策调整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增加。中国在参与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前提下,必须寻找和创造更为广泛的经济合作范围和经济增长点,减少中国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性,争取最大程度地避免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同时也可以使世界形势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TR

参考文献

[1]、刘朝明．理性思维：国际贸易理论的探索与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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