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合作（精选12篇）
中美经贸合作 篇1
中美两个大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是否健康，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近几年来中美贸易一直摩擦不断，从2003年起，美国公开要求中国采取“灵活汇率”，在美国有一种偏见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加重了美国国内失业问题。许多美国人把美中贸易赤字归咎于汇率过低。2010年9月2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小组审议通过《汇率改革与公平贸易法案》修订案，通过对人民币汇率惩罚性关税立法草案进行全体投票。这是美国国会历史上针对人民币汇率采取的最高规格的立法行动，对两国关系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
一、中美两国经贸冲突原因分析
中美两国贸易摩擦有多种原因，两国贸易冲突既有结构性矛盾，也有人为政治操作等因素。
<一>、美国禁止高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一国应该生产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贸易出口这种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其没有比较优势或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在这种自由贸易的框架下，按照比较利益学说进行的国际贸易会使所有参与国得到贸易利益最大化。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主要是农产品，附加值低，满足了美国一般消费者的需要。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但美国把经贸政治化，以安全为由拒绝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而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对技术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美国的这种经贸限制，严重影响了贸易的互补性，导致贸易差额进一步扩大。
<二>、美国试图将本国调整成本施加给中国导致了贸易磨擦。当一国试图以强制的形式将调整成本施加于其他国家时，贸易纷争就产生了。美元从2002年开始持续贬值，并且美国在伊拉克及阿富汗战争中经济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特别是2007年4月由美国的次货危机所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的经济再次受到严重的打击。
<三>、美国通过贸易及汇率来遏止中国财富的增加，从而达到遏止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权力。财富和权力具有互补性，财富越多则权力就越大。目前中国经济总量现排名世界第二，如果照这速度发展下去的话，中国有可能在2025年达到世界第一。这种发展势头对美国造成了恐惧。
<四>、选举的需要。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近期表态看，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成为其争夺国内支持率的一项关键议题。在中期选举前接受采访时他公开表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不符合市场实际情况并让中国在双边贸易中获得竞争优势”。奥巴马作出这番表态，其本质目的仍然是为了迫在眉睫的中期选举。
二、中国应就中美经贸冲突采取的措施
为了国家利益，中国应该就中美经济冲突积极应对，采取既合作又斗争的多种方式，积极化解经济纷争，以免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一〉、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
〈二〉、积极筹划、组织、实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投资设厂可以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
〈三〉、中国还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学会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认识与思考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美贸易政策和运作技巧。通过这种了解的增进，以使制定对美贸易政策与对策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四〉、中国应深化多边和区域经济合作，以减少因中美贸易争端造成的损失。
中美经贸冲突有两国的意识形态不同，国情不同，相互不了解，不信任等原因引起的，也有人为因素造成。中美双方应该摆正心态，采取合作，尊重的态度协商，才能更切实地找到两国利益的平衡点，才能达到双赢。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与世界各国发生的贸易争端不断, 特别是中美两个大国。其冲突既有结构的矛盾, 也有人为的因素。在全球经济处于发展危机中, 两国贸易是否正常化, 这不仅关系两国关系能否正常发展, 也关系到世界经济的复苏。
关键词：经贸,冲突,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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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合作 篇2
中美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于2014年7月在北京举行。5月11日-13日，奥巴马特别代表、美国财长雅各布?卢访问中国，分别与中国副总理汪洋、中国总理李克强会晤，中美双方就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简称“SED”）的基本内容达成了共识。尽管这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了诸多争议，但历史经验表明，只要两国保持高层对话和接触，通过积极沟通、直面分歧、寻求共识的方式来管控中美争议，两国关系就没有“过不了的坎”。
对话机制有其特殊意义
中美之间目前已经形成了60多项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机制，但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是两国之间级别最高、对话内容最具有综合性和战略性的对话管道。2006年，由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前总统布什共同创立中美“经济对话机制”，每年由中美两国的经济、财政和外交首脑率领各自相关政府部门的官员，举行综合性的经济、财政与金融政策对话。2009年1月奥巴马总统上台以后，为了及时应对两国间基本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上的新特点，两国决定提升中美一年一度的经济对话机制的层级，将经济和金融政策对话扩大到安全、防务和战略领域。中美这一高端的年度对话机制从此也正式命名为“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
2009年5月，首度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在华盛顿举行，时任中国副总理的王岐山和国务委员戴秉国，在随后的4年里与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财政部长盖特纳举行了4届中美SED，在促进两国经济、金融、贸易、环境与气候问题合作、汇率、双边投资，以及网络安全、地区安全热点局势等诸多问题上的中美政策沟通和增强合作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2013年，奥巴马政府进入第二任期，中国也产生了以总书记为代表的新领导集体。象征两国新政府团队上台、中美SED“新人当家”的第五轮中美SED在华盛顿举行，中国方面由主管经济和金融问题的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和新任国务委员杨洁篪负责，美国则由新任国务卿克里和新任财长雅克布?卢负责。
在2013年7月10日中美第五轮SED对话的开幕式上，汪洋副总理虽然是SED的“新人”，但表现却十分老辣。在开幕式的讲话中，汪洋副总理诙谐幽默，将中美经济和金融关系比喻为彼此都不能分离、已经高度相互依赖的“夫妻关系”，强调既然已在同一屋檐下，就不能“同床异梦”，而是要“培养共同生活的基础”，让中美合作走向新的历史高度。汪洋副总理特别指出，他已经10年没有访问过美国，但到了美国一看，美国人“身体还是比我们壮、个子还是比我们高、鼻子还是比我们长”，他就“放心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有不少人议论美国衰落了，中国也有人感觉“好得不得了”，觉得中美之间可能要提前权力“易位”。汪洋副总理的一番讲话，于玩笑之间暗藏机锋，赢得了满堂彩。
第六轮SED：中美正在面临重大的挑战
2014年7月的中美SED前夕，中美双方似乎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是由于2014年初，奥巴马政府加大了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对话外交和防务干预的力度。2014年5月，中越南海“9 81钻井”平台的对抗**，明明是越南政府在奥巴马政府强化所谓对盟国和防务伙伴“安全再保证”攻势下，“拉大旗作虎皮”，以为有美国撑腰就可以和中国叫板。而美国政府不顾“981钻井”平台的作业位置处在中国所属西沙群岛中的中建岛17海里的事实，指责中国钻井平台是在越南的专属经济区，是“挑衅行为”。因此，5月16日到访美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将军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不得不挺身而出，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要求美国在中越钻井平台的争执事件中“保持客观”，并强调中国会不理睬有关方面的压力，会把这口油井“打下去，一定要打成”。
另外，2014年5月18日美国财政部借口中国军队对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进行网络黑客攻击为由，宣布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5名军官进行制裁。这一决定显然违背了中美SED业已建立的“网络安全对话工作组”以协商精神解决中美之间的网络安全争议的原有共识。美国方面不顾新一轮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举行在即的事实，单方面对华采取敌视和报复行动，对中美SED机制的功能与这一机制本应展示的合作原则，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中美关系：需要的就是合作与互信
中美SED机制建立以来，正是在双方“坦诚对话、务实合作、循序渐进、互利共赢”的原则指导下，双方在经贸、金融、气候与减排问题上取得了诸多进展。第五轮中美SED最突出的成果，是两国决定正式启动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如果BIT协定达成，无疑将会使得中美两国的经济、金融关系迈上一个历史性的新台阶。第六轮中美SED决定设立两国气候与减排合作议程。2013年4月13日，中美两国联合发表了《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3年7月，工作组向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两国元首特别代表提交报告，建议采取针对两国最主要温室气体排放源和空气污染源控制的五项倡议：2014年2月15日，中国和美国再次发布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不仅向世界积极说明中美气候和减排行动的积极成果，而且在2015年全球气候新协议达成之前表达了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坚定的合作立场。
这份中美气候合作联合声明重申，中美两国将致力于“为2015年全球应对这一挑战的成功努力做出重要贡献”。声明还提及，“中国和美国将投入更多的精力来交换信息和讨论，促进中美合作，这对引导2015年联合国公布全球气候变化协议标准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奥巴马政府已向全球承诺，美国到2020年时碳排放量将较2005年降低17%（绝对总量减排）。2009年，中国政府也宣布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降低碳强度）的宏伟目标。中美之间的气候和减排合作，向世界昭示了中美合作的伟大愿景，也带动了国际社会向减排迈进的坚实步伐。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美两国之间所取得的积极进展表明，SED机制是解决中美众多争议、引领中美深化合作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机制。为了减少温室气体和其他空气污染物排放、实现务实合作，中美在SED机制下成立了“气候和减排工作组”，启动了在五个合作领域建立共同实施计划的行动方案。这五个领域分别是：载重汽车和其他汽车减排、建设智能电网、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温室气体数据的收集和管理、以及建筑和工业能效。
中美的气候合作不仅将带动全球气候与减排合作的信心，也是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气候合作框架义务进程的重要基础之一。2014年2月15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美国气候变化问题大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的陪同下，与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中国国际气候谈判首席代表解振华进行了工作磋商，并参观了由中美两国共同投资建立的清洁能源工厂。SED事实上已经成为中美气候与减排合作最重要的载体。
互利双赢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主流 篇3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深化合作对两国乃至世界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推动两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是双边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中美迎来了建交30周年，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状况如何?中美商贸联委会机制的情况怎样?奥巴马当选美国下一届总统，美国新政府的对华经贸政策有何变化?美国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这对中美双边贸易将产生什么影响?2009年，商务部在对美贸易和投资促进工作方面有哪些设想?日前，本刊记者带着这些问题专访了商务部美大司司长何宁。
记者：2009年是中美建交30周年，您如何评价过去30年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
何宁：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在资源、市场、资金、技术各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中美建交29年来，双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与建交时相比，双边经贸合作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合作内容已从单一的贸易扩展到经济的各个领域。29年中，中美贸易额从1979年的不足25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07年的3021亿美元，增长了120多倍。
2007年，中美贸易额3020.8亿美元，同比增长15.0％。其中，中国自美国进口693.8亿美元，同比增长17.2％出口2327.0亿美元，同比增长14.4％。截至目前，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第六大进口来源地，第三大技术进口来源地。
根据美方统计，2007年，中美贸易额3867.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在双向投资方面，多年来中美两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截至2008年11月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56462个，美方实际投入593.8亿美元。美国是中国外资最大的来源地之一。同时，中国在美国兴办的企业也呈增长趋势。截至2008年6月，中国企业在美国直接投资近30亿美元，投资范围广泛，涉及工业，科技、服装、农业，餐饮、食品加工、旅游，金融、保险，运输和工程承包等各领域。
互利双赢是中美经贸合作的显著特征。中美两国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加强双边经贸合作，有利于两国经济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保持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繁荣。
中美双边贸易发展快，规模大，两国贸易中出现一些问题和摩擦是正常的。两国诉诸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诉案已有10起，其中，美国诉中国7起，中国诉美国3起。贸易不平衡、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是美方关注的经贸议题美对华出口管制、美对华产品的贸易救济措施，市场经济地位等是中方关注的问题。但总的说，互利共赢一直是两国合作的主流，在两国政府和业界的共同努力下，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和发展。我们认为，双方都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从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大局出发，通过平等磋商和扩大合作解决中美合作中遇到的困难。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中美商贸联委会机制的情况?
何宁：商务部是中美商贸联委会的牵头部门。中美商贸联委会是两国政府于1981年建立的经贸合作机制。自1983年5月中美召开首届商贸联委会以来，中美双方已共同举办了19届商贸联委会。目前，联委会中方主席由王岐山副总理担任，美方主席由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贸易谈判代表施瓦布担任。第19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于2008年9月16日在美国洛杉矶尼克松图书馆举行，由王岐山副总理与美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和贸易代表施瓦布共同主持。双方就各自关注的经贸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达成许多共识，取得了积极成果。
目前，中美商贸联委会共设有贸易与投资，法律，能源化工资源、农业、科技，运输、信息产业、航空航天、卫生医药、环保，旅游，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等12个行业工作组。同时，还设立了市场经济地位、知识产权，高技术与战略贸易，贸易救济措施，纺织品贸易，非正式钢铁对话，贸易统计，版权信息交流合作等9个磋商机制。双方通过行业合作工作组的交流与对话，在贸易、投资等领域进行广泛磋商，加强了解，扩大共识，深化合作，为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记者：奥巴马已经当选为美国下一届总统，其需要应对复杂经济形势的挑战。目前，美国新政府内阁成员基本确定。请您谈谈美国新政府的对华经贸政策走向?
何宁：2008年11月4日，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当选美国第56届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同时，民主党进一步扩大了在参、众两院的优势地位。
奥巴马当选正处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期间，因此，处理金融危机，提振美国经济将是奥巴马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和挑战。在延续布什政府救援计划的同时，奥巴马政府还将推出新的经济复苏计划，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等领域加大政府投入，在税收优惠、延长住房抵押赎回权期限等方面采取新的举措。
美国政治格局的改变将带来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对两国和世界经济都将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中美经济互补性强，共同利益不断增多，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合作基础更加牢固，对此，两国政界和商界的有识之士有着越来越多的共识。我们希望美国新政府采取积极、务实的对华经贸政策，我们也期待着与美国新政府加强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我们愿与美方一道，不断扩大利益交汇点，妥善解决矛盾和分歧，推动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记者：美国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其造成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历史上罕见的。中美经贸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之一，请您分析一下美国金融危机对中美双边贸易可能产生的影响?
何宁：当前，美国经济已步入衰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迹象更加明显，全球经济增长面临严峻挑战。中美双边贸易难以避免地将受到影响。
从目前统计数字看，中美双边贸易虽保持增长步伐，但增幅明显放缓。根据中方统计，2008年1～11月中美双边贸易额达到3078亿美元，同比增长12％。中国对美国出口增幅9.6％，比2007年同期下降6个百分点。根据美方统计，2008年1—10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7％，比2007年同期的增长率下降一半。中国自美国进口同比增长16％，与2007年同期持平。
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其国内需求下降将对中国产品对美国出口产生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今后一段时期，中美双边贸易中仍会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我们要在不利局面中看到有利点，在困境中求得发展。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2009年商务部在对美贸易和投资促进工作方面的设想?
何宁：加强中美双边贸易，促进双向投资是商务部对美经贸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自2006年起，商务部连续3年都组织了大型贸易投资促进团赴美开展活动。2008年6月，商务部和有关机构及商协会组织了“中国贸易投资合作促进团”访美，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贸易投资促进活动，广泛接触了美国各界人士。王岐山副总理，商务部陈德铭部长等有关部门领导出席了代表团在华盛顿和圣路易斯市举办的重要活动。
另外，为充分利用国内展览会资源，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利用广交会、中博会、厦洽会和高交会等主流展会平台，以设置美国展馆、展区等形式，吸引更多的美国企业参展，推销其产品，并邀请美国有关州政府官员和商界代表团参加研讨会推介其投资环境。
对美贸易和投资促进工作是深化双边经贸合作的有效“抓手”，对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的稳步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平衡增长。
2009年，全球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美、欧两大主要进口和消费市场受到金融危机深度影响，全球贸易遭遇很大冲击，中国产品对美国出口也面临新的挑战。
中美经贸合作 篇4
自2010年以来,少数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公司因信息披露及财务数据造假等不当行为,受到来自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投资机构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等多方的质疑和处罚,并在美国证券市场被停牌或摘牌。12011年7月11日,穆迪评级对61家中资企业给予“红旗”标示引发中资概念股股价狂泻;7月18日,惠誉评级也报告指出35家中资企业具有管制风险和会计风险。这种“多米诺骨牌”事件引发了对美国上市中国概念公司的群体性信任危机,纳斯达克中国指数大幅下跌,2严重制约了中国公司境外融资的步伐。而中国概念股在美国股市的遭遇,无论“做空潮”、“证券集体诉讼”还是“财务造假”都引发了国际投资及证券市场对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的不信任。在企业重组活跃、海外并购提速、中小板推出和国际板酝酿的大背景下,会计行业国际监管合作亟待推行。3
2011年7月,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到北京,与中国财政部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官员就跨境监管进行谈判。尽管并未达成实质性合作协议,但是达成了有必要推动建立和完善与境外资本市场的会计行业跨境联合监管机制的共识。
本文通过对美国会计行业法律监管体系的介绍,结合中美会计行业跨国监管的实际状况,参照美国同其他国家已有会计行业跨国监管合作协议的法律检视,分析中美会计行业跨国监管合作协议构建中存在的法律问题,为中美跨国法律合作实践进展提供参考。
二、美国会计行业法律监管的主要规定
美国会计行业法律监管体系及规定主要存在于众多的证券法规中,主要包括:《1933年证券法》(Securities Act of 1933);《1934年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1995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 of 1995);《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笔者通过分析这些法案中对会计行业特别是对境外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管规定,呈现美国现有会计行业监管框架与具体规定,明晰美国跨国监管法律合作的国内法来源。
(一)《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对会计行业的监管
《1933年证券法》核心制度是信息披露,规定了上市公司强制审计义务,明确了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法案第11节对发行证券申报登记文件中重大事实的不实陈述进行规制。第11节(a)规定:当登记文件中对重大事实有错误陈述或隐瞒时,证券购买者有权提起诉讼,除非被告能够证明购买者购买证券时已经知道存在错误或隐瞒;第11节(a)(4)明确规定了包括注册会计师在内的专业人士应承担法律责任,注册会计师应对审核的登记文件和签署的专业意见负责。4具体而言,判定注册会计师或者会计师事务所的责任,首先要成立“重大事实”,然后再认定注册会计师存在过错。美国法院在适用和解释第11节(b)款时采取“合理性标准”,即通过考虑注册会计师的知识水平、专业水平、对发行人情况的熟悉程度和取得情况的可能性以及实际介入登记程序的准备登记材料的程度等诸多因素,确定是否“合理”。5此外,该法案还对会计师等规定了刑事处罚:故意违反证券法规定及有重大虚假陈述,一经证明有罪,应处以不超过10 000美元的罚金或者不超过5年的有期徒刑,或者两者并罚。6
《1934年证券交易法》在第18(a)条中规定了注册会计师的不实陈述民事责任:向SEC呈报登记文件中如果做出了严重不实陈述或遗漏事实,投资者阅读登记文件后依赖文件中的陈述并因此而蒙受损失,则投资者就有权提起诉讼。7此外,根据《证券交易法》10b-5条款(“默示的赔偿规则”),会计师还对重大事实过错承担集体诉讼中的相应责任。8
经过罗斯福总统主政时期对两大法案的整顿,美国证券市场上已经建立起一套针对会计师的法律责任制度,法律规定大大提高了会计师的被诉风险和赔偿责任,对于提升专业服务行业的监管和自律影响深远。
(二)《1995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对会计行业的监管
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出现了借助《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进行集体诉讼的滥用诉讼权的风潮,发行人和相关专业服务人员被诉讼及赔偿所拖累。诉讼原告甚至寄希望于调查中发现某些可以诉讼的事项而胜诉获得赔偿,9股票市场的繁荣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欺诈而是诉讼权滥用。10于是在诸多游说下,美国国会在1995年通过了《1995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
法案主要有以下几处针对会计行业的修正或改动:第一,修改《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21D节,以比例分摊责任(fair share proportionate liability)代替以往的连带责任规则,改变了过去审计诉讼中的“深口袋(Deep Pocket)”困境。11第二,在21D节新增规定,改变了赔偿数额上限的确定方法,12法案规定损失赔偿上限为证券买入或卖出价与相关错报信息或遗漏信息得到更正并传播到市场后90天内平均收盘价的差额,而传统的相关法律规定损失限额是买入价和卖出价与相关更正信息传播到市场当天的价格之间的差额。第三,增加第10A节,规定了审计师发现并披露欺诈的义务、免责条款、故意违反的民事责任等。13
但是,根据对法案通过后约1 500件美国证券集体诉讼的研究,该法案并没有达到最初目的,高新技术行业发行人的集体诉讼风险仍然居高不下。14其中,绝大多数的案件仍然是通过协商解决,并且将会计师作为被告的案件和赔偿金额反而出现增长。15但是美国对诉讼权滥用的限制依然存在,即便是在安然事件发生之后依然采取了紧缩态度。16
(三)《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会计行业的监管
针对会计审计行业,《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17第106款规定了境外会计师事务所为发行人、经纪商和经销商做出审计报告与美国审计师一样受本法案及PCAOB规则的规制。18这延续了美国一直奉行的“长臂监管原则”,不仅要求为在美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其他国家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向其申请注册,并坚持要求对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入境检查。但是其他国家国内法中普遍存在以国家安全或商业秘密等考虑设定的会计行业限制规定,美国的这种会计监管必然形成对他国国内法及国家主权原则的冲击,必须加强国际合作。
首先,美国尝试信赖并认可外国已有会计监管检查。美国对当地国监督检查系统的信任与依赖秉持“递加原则”,即当地国制度更独立、更严格,监督委员会更可能依赖它。PCAOB规则4012规定,美国对他国审计检查的信赖程度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1)系统的妥善性和完整性;(2)系统相对会计行业的独立性;(3)系统资金来源的性质;(4)系统的透明度;(5)系统过往表现;(6)同系统内适当实体关于检查工作方案的讨论。19同时PCAOB规则4011还规定了境外事务所可以向PCAOB申请美国信任当地国作出的检查结果,20灵活应对个案。PCAOB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尽量减少行政负担和其他境外事务所可能面临的潜在的法律冲突。
其次,美国尝试通过与其他国家签署双边合作协议来解决跨国监管的问题。仅在2011年1月至2012年3月期间,美国就迅速同9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跨国监管合作协议。21合作协议规定在双方国内法允许范围内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管、检查及调查进行合作,允许美国监管机构在当地国监管当局的协助与支持下完成美国国内法有关监管事务。但双方同意这种合作仅限于符合双方国内法的信息共享以及调查或检查配合,不创设新的国内法之义务或意图取代国内法。22
最后,如果美国无法同当地国达成合作协议,而且该国会计行业监管质量和独立性存在问题,美国PCAOB首先会通过各种方式警示美国投资者由该国事务所会计审计的发行人所可能存在的会计审计问题。23之后,美国将会按照国内法中的规定对未达到监管要求的发行人以及事务所展开调查,启动国内法程序。
三、中美会计行业跨国监管法律合作之现状
根据美国PCAOB数据,截止至2012年4月25日,在美国PCAOB注册的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共有913家,中国有52家,占5.7%;24截止至2011年底,美国PCAOB尚未对任何一家中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过检查,25但中国已赫然位列“2012年美国PCAOB会计师事务所检查实施目标国名单”。26根据2009年美国对PCAOB规则4003(g)项修改的规定,PCAOB可以对截至2009年底需要进行检查或者在2009年之前从未进行检查的境外事务所检查最长延期3年,即最后期限在2012年底。27表1为2010~2011年向SEC递交由PCAOB注册的境外会计师事务出具的财务报告且该事务所所在地不允许美国PCAOB实施检查的事务所和发行人数量前5位国家情况:28
从表1数据可见,中美会计行业跨国监管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中国企业海外融资和美国市场监管的巨大症疾。中美经济互补性和依赖性的不断增强更要求双方妥善解决这一监管合作问题。2011年1月19日,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首批审计公共监管等效名单,宣布认可中国等10个国家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共监管体系与欧盟等效。中欧之间的会计行业监管合作的基本解决,更加促进了中美合作。
由此可见,不论是从美国抑或中国的角度,迅速解决中美会计行业跨国监管问题并签署相应协议都是必要且亟待解决的国际法问题。
四、美国与德国会计行业跨国监管合作协议之法律检视
2012年4月13日,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与德国审计师监督委员会(AOC)就双方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跨国审计监管达成合作协议。此前,PCAOB相继与英国、荷兰、挪威、瑞士达成跨国合作监管协议。30除了联合检查制度,合作安排还包括双方交换保密信息的规定,以求同《2010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保持一致。31
笔者对比了美国同英国、德国签署的合作协议条款,大抵一致,美国-德国合作协议仅添加了“联合检查”等规定。因此,笔者以最新的《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与德国审计师监督委员会(AOC)关于会计师事务所监管中信息交流之协议声明》(以下简称《美-德跨国监管合作协议声明(SOP)》)32为例,检视美国与其他国家已有会计行业跨国监管合作协议的内容与特点,为中美合作协议的签署提供法律参考。
(一)“目的”条款
协议第1条规定了“目的”条款,规定双方合作目的为“提高审计报告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以保护投资者并促进公众对审计过程的信任以及相应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信心”,这种合作应当在双方国内法规定范畴内进行,不创设任何新的国内法或国际法义务,不取代国内法。
(二)“定义”条款
第2条对“协议方”、“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信息”、“检查”、“调查”作出定义。其中对“信息”定义如下:“包括(1)监管当局管辖权范围内的包括事务所质量控制检查与组织架构检查的检查结果报告;(2)监管当局管辖权范围内的事务所持有之审计工作文件或其他材料。”该条也强调所有概念都应当限定在双方国内法允许的范围内,避免合作协议超出国内法创制新的国际法上国家义务。
(三)“合作”条款
第3条A款规定了合作协议的合作范围。包括符合国内法基础上的信息共享,检查或调查过程中的信息获取便利化,代表另一国进行包括查阅审计工作文件、问询事务所人员、测试事务所审计监管或质量控制程序等方面。同时该条规定每次检查或调查的合作范围会有不同变化,任何一方不得被要求进行国内法未获授权的事项。同时,特别强调双方应当交换有关检查的本国检查指南,并就本协议包含的双方关切事项进行知识交流和经验分享。
第3条B款“信息请求”第1-3项规定了双方进行信息获取的申请及具体格式性、程序性事项,例如请求应以书面形式,需列出目的和原因。第4项详细规定了特殊信息获取请求的程序:如果一方需要向另一方境内某一事务所请求获取非公开信息,该方应将申请递交至另一方监管当局然后由其转递。德国法明确禁止本国事务所直接向美国监管当局提供审计工作文件,除非在特殊情况下或者德国AOC批准之后;同时这种请求得到同意的三个前提条件是:1.美国首先就该事项进行调查;2.这种信息或文件提供不违反德国国内法律之监管规定;3.美国已就请求提前通知德国并阐述原因。可见这种非常规性的信息请求获取需要在对国家主权和商业秘密原则的妥协下谨慎、例外地进行。
B款第5项对一国向另一国请求获得其他监管当局掌控之信息资料,美国PCAOB与德国AOC的协助义务;第6项对一国通过以上途径获取的信息在本国其他监管机构之间的转移或使用作出严格限定:必须仅在该国国内法需要或允许的范围内转移或使用(即仅为事务所检查、调查以及监管之目的使用),如果使用超出原有申请目的,必须事先获得被申请国的书面同意,且该同意仅具有个案效力;第7项规定了可以拒绝信息申请的情况:不符合本声明,违反被请求国国内法,违反被请求国公共利益,对被请求国国家主权、国家安全或者公共秩序产生负面影响,以及被请求国已经较早开始对该事项的司法程序;第8项规定了被申请国拒绝申请(监管当局自行决定或者应本国事务所请求)后的通知义务和原因解释义务,并寻求其他替代途径满足申请国要求,如果都归于无效申请国有权利按照本声明1.4条开启国内程序;第9项规定了申请信息或材料的返还程序。
第3条C项“联合检查”条款是美国-英国合作协议声明中唯一所没有的条款,33美国与德国通过此款厘清了联合调查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影响国家主权等方面的问题。
第3条C项第1项规定双方随时可以终止该合作协议;第2项规定联合检查中当地国可以选择是否主导包括同事务所通讯交流、组织检查框架以及优先接收审计工作文件等内容的检查;34第3项规定了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工作计划、就调查结果与结论相互交流的义务;第4项规定了申请国转移从当地国获取的工作文件复印件之前,应当向当地国副本备案,其中个人资料转移需要按照声明第5条之特别规定进行。
(四)“保密性”条款
第4条规定了对于获得的非公开性信息:双方应当建立并维护必要及适当的保护措施,保证信息的保密性;双方应当介绍本国相应的信息获取系统及控制、信息获取法律法规;本国保护措施减弱时向另一方通知的义务;该条第4项规定双方监管机构的所有职员都承担这种保密义务,且只有“独立于会计行业”35的个人或组织才可以获取此类非公开信息。
第5项赋予双方依据本国法律规定或要求发布公开检查报告、宣布制裁的权利,但同时规定了在公布针对他国境内事务所的制裁前向该国提前通知的义务;第6项规定了美国PCAOB(自行或应SEC请求)与SEC进行资料分享的权利;第7项禁止一方(申请国监管机构)向任何其他第三方转移非公开信息,除非申请国监管机构阐述原因与目的后获得被申请方事先书面同意,这种第三方转移仅限于国内法明确规定的制裁执行或相关监管机构;36第7项(d)还规定被申请方应当在收到申请10个工作日内回复: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禁止同意,则应当努力做出同意决定,如果拒绝同意则应当阐明原因,申请方应当进一步沟通决定是否转移相关信息。37
(五)“个人信息转移”条款
该条款规定针对“个人信息转移”应另行达成适当安排。根据《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与德国审计师监督委员会(AOC)关于特定个人信息转移的协议》(以下简称“《美-德关于特定个人信息转移的协议》”)38,个人数据处理遵循以下基本原则进行:
1. 目的限定原则:
PCAOB与AOC仅为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有关人士的审计监管、检查与调查之目的,才能自行处理数据。但涉及到个人数据的再次转移,将按照《美-德跨国监管合作协议声明(SOP)》第4条第7项之规定进行。但该规定模糊的用语和潜在的决定权不明晰问题将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2. 数据准确及比例原则:
美国所获得的“审计师个人信息(Auditor Information)”将只能用于《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规定之目的,39并且审计师个人信息应当与其被转移或进一步处理的目的相比“充分、相关且适度”。40至于美国PCAOB要求的其他类型的个人信息披露,由德国AOC个案决定。
3. 透明度原则:
该原则要求双方在个人信息的使用上严格按照《德国公共会计法(WPO)》(German Public Accountant Act)以及《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之规定进行。
4. 保密性原则:
规定提供描述技术及组织保密措施的信息,并要求包括信息处理员在内的数据控制当局的任何人员,只有在数据控制当局要求下方可处理数据。
5. 查阅、修改或删除权原则:
该原则系指,因美国PCAOB监管当局监控、检查之目的可能会限制信息主体对其信息的查阅权,但是(A)信息主体有权通过德国AOC向美国PCAOB要求确认数据完全、准确、及时更新或者处理过程符合本协定上述原则,且(B)当美国PCAOB获得的数据不完全、不准确、未及时更新或者处理过程违反本协定上述原则之时,信息主体应当有权通过德国AOC向美国PCAOB要求修改、删除或屏蔽该信息。
6. 敏感信息原则:
双方不得未经信息主体同意转移“敏感信息”。41
7. 再次转移原则及补救机制原则。
(六)“生效、失效及终止”条款
本协议自签署日(2012年4月13日)至2013年7月31日有效;双方可以因法律法规之重大变更或者影响本声明执行的实践行为而协商修正;任何一方均可随时终止本声明,但声明第4条、第5条规定之保密义务依然存续。
五、中美会计行业跨国监管合作协议构建中的法律问题分析
下文结合中国的实际状况,分析中美合作协议借鉴《美-德跨国监管合作协议声明(SOP)》等美国同其他国家签署的跨国监管合作协议条文时,可能存在的以及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一)中国国内法是否完备之考察
尽览跨国监管合作协议全文,可以发现“遵循国内法原则”已然成为美国同其他国家合作协议的重要规则前提和基础。例如在《美-德跨国监管合作协议声明(SOP)》中,强调依据国内法规定界定具体权利义务,或者强调不创设国际法义务而从属于国内法规制的条款众多,包括第1条第2、3、4项,第3条A款第3、6项,第3条B款第4(b)、5、6、8项,第4条第7项等。
此类跨国协议是互惠性质的。所以中国同美国签署跨国监管合作协议时,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国是否有相应的国内法规定来清晰界定协议条文内涵。例如,第3条A款第6项规定了双方就本协议包含的关切事项,分享和交流依照本国国内法履行义务时获得的知识和经验,但是中国国内法还没有厘清会计行业诸多问题的内涵与范畴。不过值得指出的是,第3条B款第4(b)规定中的“关于审计工作文件及其他文件转移的国内法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已经增加了19条第二款,弥补了会计行业国内法不完备的一问题。42
因此,第一,协议拟定过程中我们要充分注意国内法的相关规定是否存在、具体规定如何;第二,我们可以借助中美跨国监管合作的契机,推动我国会计行业国内法的健全与完备。
(二)合作协议中“拒绝请求”规定之构造
中美合作谈判至今未果,一个主要障碍就是中国顾虑跨国监管对国家经济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侵蚀,其中如何规定拒绝给予合作支持请求的条款对双方权利义务影响巨大。《美-德跨国监管合作协议声明(SOP)》第3条B款第7项规定了“拒绝请求”的具体情形。那么中国是否有必要对合作协议中“拒绝请求”规定做扩大规定呢?
笔者认为这种考虑出发点和方向是正确的,但没有实际需要或效果,中方不需要在谈判过程中寻求对该条款的扩大规定。通读该条款即可发现,5个小节规定中(b)、(c)、(d)极为模糊。这些模糊的规定可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为我所用,足以解决中方所担心国家主权及安全问题,无需再费时费心寻求增加新的条款规定。
此外,还需要注意第3条B款第8项规定了拒绝之后寻求其他替代途径满足申请国要求,以及最后按照本声明1.4条开启国内程序。中国在具体实践中可以拒绝请求,但是应尽量在美国国内条款启动之前,通过其他替代性途径进一步协商解决相应问题。因为如果再次回到美国国内法解决监管问题的轨道上,合作协议被架空,因美国国内严格监管力度而苦作挣扎远远没有借助双方监管机构沟通以相互妥协的方式来的明智。中国应当打好拒绝请求和协商解决这几张牌。
(三)“联合检查”中主导及报告义务之反思
根据《美-德跨国监管合作协议声明(SOP)》第3条C款第2项,当地国可以在联合检查中选择占据主导地位;C款第3项规定了就调查结果与结论相互交流的义务。笔者认为,在中美草拟签署文本时,应当强制性规定中国对中国境内之联合检查必须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强制规定美国必须书面向中方副本备案所有境内调查证据、结果及结论等资料,除非美国国内法有明确相反的规定或要求。
中国主导境内的监管检查或调查可以充分保障中方国家安全利益和行业竞争利益,这是中国应当要坚持的。同时这种主导地位也有利于提高我国会计行业监管部门的检查或调查能力,向美国同行借鉴学习。而坚持一方向当地国提供其所有境内调查证据、结果及结论等资料,也体现了积极作用;第一,可以促进合作的进一步扩大与交流,使得合作作用更加显著;第二,对各方提前注意并监管本国存在的问题提供参考,尤其对中国更是裨益良多;第三,是各方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和行业发展利益的一个安全阀,也有助于双方坦诚就监管问题共同协作。
(四)第三方转移之决定权及沟通机制问题
根据第4条第7项(d),如果申请方向第三方转移非公开信息的申请被拒绝,在双方进一步协商后由该国自行决定。并且根据《美-德关于特定个人信息转移的协议》第2条第1项和第7项之规定,对特定个人信息的“再次转移”(Onward Transfer)也遵循这一程序,最后在双方的协商后由申请国自行决定。
这一条款的规定无疑是对国家主权和行业安全的重大让步与妥协,并且其中充满了不确定。笔者认为,这几条陈述也明显违反了协议声明的基本原则和前提:严格依据国内法执行合作事宜,不创设任何违背国内法的国际法义务。这对于整个协议的确定性和合作性基调,有着负面的影响。
中国不应当原文借鉴该款规定,而应力求限制申请国的自行决定权与对特定个人信息再次转移的权力。中美双方也应当尝试建立新的沟通机制以解决这一问题。在谈判中,对于该条款的争论,中方应当据理力争、避免过多妥协让步。
六、结语
中美会计行业跨国监管合作的基本出发点都是建立一个更加透明公正的市场以保护投资者利益,这符合双方现有各自利益需求与国际发展战略要求。因此,中美之间现有的分歧和矛盾都不会阻挡双方国际合作的进程。中方在充分借鉴现有美国同其他国家签署的跨国监管合作协议条文的基础上,更应当尝试发现其中存在的法律问题,逐个击破,保障国家利益和会计行业发展。
摘要：2010年以来中美对会计行业跨国监管法律合作的需求凸显。美国会计行业法律监管体系主要包括《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95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和《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中美会计行业跨国监管合作的现状,强烈要求双方尽快签署共赢的合作协议。本文通过对《美-德跨国监管合作协议声明(SOP)》条文6个方面的分析,明确了美国在跨国监管合作中基本的法律规定和制度安排。中国在国内法是否完备之考察、合作协议中“拒绝请求”规定之构造、“联合检查”中主导权利及报告义务之反思、第三方转移之决定权及沟通机制等4个方面需要自主思考,力求构建维护中方利益的法律制度。
合作与竞争共存的中美关系 篇5
摘要：中美关系是影响当今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对国际战略格局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牵动着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近年来，中美两国的互动更趋频繁，总体呈现出相对稳定性，这与中国的不断发展和强大有重大关系。从世界和平和统一发展的共同主题下，两国关系将主要以合作共赢的形态存在，但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存在，必然也会存在一定的竞争和冲突性。
关键字：合作竞争经济发展战略利益
自苏联解体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一超多强”的条件下，它有恃无恐地推行霸权主义，海湾一战，布什借大胜之威，以“美国领导”为旗帜的“世界新秩序”正式出台，不顾西欧盟国的反对，搞“单边主义”，单挑伊拉克，这都是美国以霸主的姿态显示其超强大国的威力。金融危机后，虽然美国的经济有一定的衰落，但这是从顶峰上的衰落，它在经济力、军事力、文化力、科技力、人才力等方面仍具有优势，仍是世界最强的大国。但不管美国是否足够强大，他都不是单一的存在，他不能通过单干实现自己的国家发展，它需要盟国需要合作才能实现。而从我国发展情况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结构和效益的关系正在日益趋于改善，经济与社会发展趋于协调，一些突出矛盾正在逐步缓解，国家正朝着宏观可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我国已经渐渐在世界舞台上占据重要位置。由经济发展可见，我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将是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强大力量。因而我国作为新兴崛起的发展中强国，必然会成为美国为谋求国家利益发展战略盟友的重要选择之一。同时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中，各国合作互赢，良性竞争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中美两国的关系必定是以稳定的合作为前提的，但由于两国的文化政治差异，必然也会存在一定的竞争和冲突。
在举世关注中，2012 年美国总统大选落下帷幕。现任总统奥巴马成功连任，将继续执政四年。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奥巴马政府表示“欢迎一个和平和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寻求与中国更多的合作。曾任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的高级主任杰弗里 • 贝德（Jeffrey A.Bader）也论述道，奥巴马政府打算“用一种平衡的方式应对中国的崛起”，为此确立了对华战略的三大支柱 ：其一，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中国影响力的提升 ；其二，美国决心让中国的崛起符合国际规范和法律 ；其三，美国要努力塑造亚太地区的环境，以确保崛起的中国成为地区的一个稳定因素。
中美之间既有利益交汇点，也有明显的分歧和矛盾。各种因素纠结其中，使得中美关系出现非常复杂的局面。但概述之，都是合作与竞争共存的关系。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主观上中美两国决策层都认识到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中美合作对于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重要性。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上升，美国上下日益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发展对华关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已成为两党主流共识。2012 年 11月20 日，奥巴马总统与温家宝总理在金边会晤。温家宝总理指出，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奥巴马表示，“美方继续致力于与中方建设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他提出，双方高层可尽快进行沟通，为下一个四年美中关系发展制定具体路线图。
其次，客观上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中国的重要性日益明显，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事实上，经过多年的发展，中美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断拓展。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两国关系愈发重要，已经远远超越了双边关系范畴，有着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全球性的内涵。除了传统的安全威胁之外，中美两国还面对许多非传统安全的挑战，两国利益的交汇点在增多。中美两国无论是在双边问题上还是在多边层面上，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涉及国际反恐、军控与核不扩散、地区安全与稳定、打击贩毒和非法移民、能源与环保、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事实上，在许多涉及地区和全球的重大问题上，中美之间都会事先进行沟通和磋商，协调立场。
再次，中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推进双方经贸合作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目前中美互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美国在华有巨额投资，中国是美国海外第一大债权国。在当前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推进对华经贸关系的发展对美国极为重要。奥巴马政府一直要求中国遵循国际规则，对华不断施压，但并不希望出现贸易战，因为那样只会两败俱伤。
最后，中美之间的磋商与合作日益机制化，并能就出现的问题及时沟通，有助于减少双方的误判。自 2009 年以来，中美元首会晤多达 12 次，胡锦涛与奥巴马成为中美建交以来会面最多的中美最高领导人。中美两国领导人还多次通过书信以及电话方式就双边关系以及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进行交流。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至今进行了四轮，促进了两国高层战略沟通，加深了对彼此战略意图和政策的了解，有力地推进了互利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中美缺乏战略互信的情况下，这些机制有助于增信释疑、促进合作，对于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我们对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还要有充分的认识。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明显不同，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也有着明显的差别。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美国单极霸权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一个是当今世界唯一的霸权国家，一个是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 ；一个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一个是当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个是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些明显的差异决定了中美两国看待当今世界的不同。
总之，未来美国对华政策依旧是两手 ：一手是直接同中国接触，试图影响中国发展的方向，寻求中方在一些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合作 ；另一手则是在中国周边地区布局，对华施压，包括利用第三方来牵制中国。随着中美力量对比进一步拉近，双方关系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阶段，中美之间的合作与博弈都会有所加强。而加强协商与沟通、妥善处理相互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将成为中美关系能否良性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中美能够携手合作 篇6
应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邀请，美国大西洋协会（Atlantic Council）、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高级学者谢伟森（David Sedney）近日来华访问。谢伟森曾任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在东亚、南亚和中亚事务、前苏联、大国间政治和反恐战略等领域有深入研究。谢伟森在访华期间接受了《中国经济报告》记者的专访，针对中美两国的外交政策、中美关系等问题发表了见解。
美对叙利亚的政策改变了吗
中国经济报告：我们留意到之前美国国务卿克里提到叙利亚问题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这是否表明，美国针对中东和叙利亚的政策已经改变？这和美国之前的政策是否存在矛盾？
谢伟森：先要强调一点，我现在并非美国政府的一员，而是其批评者。我曾经在国务院和国防部任职。当我听到关于克里国务卿的这个报道时，也被搞糊涂了。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政府政策的改变，我并不清楚。我认为美国政府的叙利亚政策是一场灾难，这是由于他们对反对派的支持太过软弱。美国未能更早地支持那些反对派，这使得阿萨德政权还能持续到今天。随后就出现了大规模的暴力，包括“伊斯兰国”的兴起。因此，今天的问题比几年前还要严重。我知道，欧洲等地方有人提出，美国应该与阿萨德当局重新合作。我的观点是，那将会是一场灾难。那样做并不能解决叙利亚的问题，也不能解决伊拉克以及整个中东的问题。
中国经济报告：很明显，你是反对与叙利亚当局合作的。还有报道暗示，美国政府应该与一些反对派中的极端组织合作。对于这个可能，你怎么看？
谢伟森：我不认为这是真的。像al-Nusra这样的极端派别，他们与基地组织结盟，我觉得美国政府不会选择和它合作，这也不会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因为做出这样的政策改变，是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悖的。
中国经济报告：即便al-Nusra切断其与基地组织的联系？
谢伟森：首先，我不认为它能够切断与基地组织的联系。因为基地的支持对于该派别的生存至关重要，基地组织给al-Nusra提供资金与人员。对于特定个人而言，切断与基地组织的联系是可能的。但是对于整个激进派别而言，切断这种联系意味着其本身将不复存在。
战略偏移：美国最大的政策失败
中国经济报告：我们把叙利亚和中东问题放到更大的背景来看。基辛格在其新著《世界秩序》中提出一个概念：“自我矛盾的强权”。你觉得，用这一概念来描述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否合适？
谢伟森：在过去的六年里，奥巴马政府宣称要“从幕后领导”，但这一政策却拖了美国的后腿。这一政策其实对美国和整个世界都不利，对中国也是不利的。其原因在于，美国的退居幕后导致权力真空。而填补这一真空的却是混乱、失序以及暴力。我认为美国最大的政策失败就是所谓的“战略偏移”。战略偏移可以有两种涵义，一种是“偏向”某处，但偏向某处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偏离”另一些地方。而我觉得，美国政府进行战略偏移的主要意图是“偏离”。对于中东、以色列、欧洲甚至非洲而言，人们的观点就是如此，觉得美国正在战略上“偏离”它们。而在我看来，这一政策的后果是非常糟糕的。美国从伊拉克偏离，包括太早撤军，从而给“伊斯兰国”以机会重返伊拉克。美国从叙利亚偏离，也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从而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对于叙利亚危机，阿萨德政权当然负有主要责任，但美国的偏移政策也促成了这一切。美国还从以色列偏离。近70年来，以色列对于美国来说都是关键的战略盟友，而以色列人认为现在的美国政府正在“偏离”他们。因此，以色列人愈发觉得缺乏战略安全，进而在安全问题上更多地依赖本国力量。去年发生在加沙的冲突，就是一个例子。在中东，美国的偏移还发生在也门。其结果是，也门政府倒台了，整个国家也陷入分裂。这对于波斯湾地区绝非好事，对于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利益也是有害的。
但是，后果还不止于此，美国的欧洲盟友也非常担心。因为我们说“偏移”时，他们觉得我们是在“偏离”欧洲。即便我们口头上说不会，但我们的实际行动却正好相反。我们减少了在欧洲的驻军，削减了在欧洲的外交，所留下的缺口全都被俄国填补了。一边是美国偏离欧洲，另一边则是俄国侵入欧洲。乌克兰问题的责任当然全在普京，俄国入侵乌克兰是毫无道理的。但是美国偏离了欧洲，所留下的则是权力真空，以及各种难题与困境。我还要讲一下利比亚。我们支持了反卡扎菲的力量，却没有后续跟进。所以到今天，利比亚的局势比我们介入之前还要糟糕。利比亚缺乏有效的治理，没有安全，也没有军事能力。是美国抛弃了利比亚人民。因此从这些例子来看，奥巴马政府所提倡的理念，包括美国应该温和、应该后撤、应该从幕后领导等等，其结果是对美国不利，也对世界不利。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你认为奥巴马政府从某些区域偏离的这种政策是基于理想主义，还是现实考虑？
谢伟森：我认为这既不是理想主义也不是现实主义。相反，我觉得这是源于美国的国内考虑。我同意，国内政策对于美国的国际能力是非常关键的。但是，要考虑到美国在世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这种角色还没有一个国家或者组织能够取代。因此，美国的撤出，如果不能确保其替代者，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美国和中国能够一起崛起
中国经济报告：美国也许是世界霸权的中心，是目前世界秩序的基础性支撑力量。那么，你认为新兴大国的空间还存在么？
谢伟森：当然存在。自从苏联解体，美国就一直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大国。我不喜欢霸权主义的说法。我觉得中文里讲“霸权主义”是特指美国的，而这种指称是不对的，我会说处于支配地位的大国。实际上，我反对霸权主义这个词，我觉得这是一个用来形容美国的、在学术上不准确的概念。我会用“主要大国”的表述。但这种表述就意味着，还有其他大国，它们都能发挥各自作用。与此同时，我也拒绝如下说法：中国是一个新兴大国，美国是衰败大国，因此二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我认为，历史上大国共同崛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过去的200年里，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美国的崛起及其与英国的关系。美英之间并没有发生冲突。当然有一场独立战争，但那是发生在美国成为世界强权之前。相反的是，美国的崛起伴随着与英国的合作，并成为盟友，其结果也对两国都更为有利。我知道，有些中国人会说中美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但在国际关系领域，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结果都与抉择相关，取决于你想要什么，取决于你的战略目标所在。endprint
我的观点是，美国和中国能够一起崛起。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美中两国都还可以变得更强。中国已经变强了，也还会更强。美国应该与中国合作，中国也应该与美国合作，特别是在一些难点领域，比如说来自俄国的挑战，来自“伊斯兰国”的挑战，以及其他很多安全议题等。与此同时，美中两国在很多方面也有分歧，比如说在南海问题方面，双方应该寻求解决这些分歧的途径。我相信，美中两国的共同崛起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也看到了危险所在。美国有些人将中国视作一个威胁，反之亦然，也有中国人视美国为威胁。但重要的是，这些围绕威胁的观点不会占据主导地位，中美可以并肩合作。举例来说，最近中国提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作为一家国际机构，其目的是帮助亚洲国家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美国应该支持这一提议，但美国政府现在并没有这样做。如果认为亚投行有什么不足的话，美国更应加入其中，并与中国一道努力去予以改善和解决，而不是置身事外。而现在，美国不仅自己拒绝加入，同时还给盟友施压，让它们不要加入亚投行。我觉得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中国或者美国拒绝可能的合作机会，我都会认为是一种错误的选择。
中国经济报告：在亚投行问题上，你预估美国政府仍然会拒绝？
谢伟森：我已经不在美国政府任职了。到今天为止，美国政府仍然反对亚投行。但是我强烈建议美国政府，包括建议我的那些前同事，要改变这一立场。但是他们是否听从我的这一建议，取决于他们自己。
警惕“不负责任的声音”
中国经济报告：好的。这是你给美国政府的建议。那么你有什么建议给中国政府吗，比如说在“和平崛起”问题上？
谢伟森：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建议更多的是提给中国人民，而非中国政府的。这是因为，在各个领域内，都可能有我所称的“不负责任的声音”。有些中国人会说美国是一个威胁。他们说美国要压制中国的崛起，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看看事实吗？实际上，美国一直是中国崛起的支持者。美国对中国很开放，特别是在贸易方面。如果美国要制约中国，本应该阻止对华贸易。回顾过去30年中国所接受的国际资助，世界银行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了数千亿美元，用以帮助中国的建设。而美国在世行占有最大份额，美国自然非常支持世行对中国的投资。这些投资包括铁路、公路、港口等各个方面。所以，如果你回顾过去的三四十年，美国实际上一直在支持中国的崛起。帮助中国人民解决温饱问题，并且实现繁荣，始终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自从卡特总统以来，在我所任职的每一届政府，这一立场都没有改变过。所以，当我听到那些宣称美国遏制中国的不负责任的声音时，我的确感到担忧。
但这是否意味着美中两国没有任何分歧？当然不是。没有两个国家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每个国家的社会结构都不同，政治制度和地缘政治利益也有差异，因此自然就有不同的观点。但是，这方面的不同并不表明我们之间一定要有冲突。
在许多领域中美需要携手合作
中国经济报告：在现实层面，中国的外交政策愈发积极主动了，比如最近提出的“一带一路”以及亚投行。对此，你的观点是？
谢伟森：我这次之所以来中国，一方面是受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邀请，对此我非常感谢。但同时，我也是带着对“一带一路”的兴趣而来。说实话，美国以及各国的学者，仍然对这一概念的涵义不甚明了。这个“一带一路”究竟是指什么？它背后的战略意图何在？其涵义究竟是什么？我觉得，这种理解层面的困难可能部分源于语言本身。这是因为，当人们听到“一路”，会问“什么路”？这条路是通向哪儿的？在英语中，“路”这个词是指在陆地上的，但是当中国讲“一路”时，好像是指在海上。同样的，在英语中说“带”，一条带子是用来环绕的，比方说腰带。那么你这里说的“带”又是指什么呢？我必须说，此处的语言的确是让人迷惑的。这也许能解释一部分问题。
但是，说到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这一定是有益的。我们在很多领域都需要和中国一道努力，比如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特别是在一些我们共同面对威胁的领域。有些极端分子想要袭击中国，也想要袭击美国。而我们两国都不想被袭击，也不希望有别的国家遭受袭击。当然，在这些问题背后都有非常深层次的原因。中国曾经遭受这样的袭击，比如在昆明发生的悲剧；美国也一样，比如“911”事件。很多国家也有类似遭遇。前几天，突尼斯也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对此我们必须做出快速应对，但同时也要解决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比如经济困境等。在这些领域，中国和美国是能够携手合作的，这样对两国都有利。
中国经济报告：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留意到，最近华尔街日报登出了一篇文章，作者是美国重要的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这篇文章很强调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也许中国的读者很想了解，他的观点在美国有多大的代表性？
谢伟森：实际上，我这次来中国之前是做了一些功课的。我有一些朋友是中国问题专家，我来之前和他们聊过。我向他们问起过这篇文章，但他们几乎都不怎么认同沈大伟的观点。所有和我交流的中国问题专家都认为，这篇文章的分析是存在缺陷的。他们并不认为中国身处险境。实际上，他们的观点正好相反：中国的实力会持续增强，中国所采取的很多政策也是有助于其发展的。我自己也不认同这篇文章的观点，也并不认为它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况。
中国经济报告：也就是说，你并不觉得它反映了美国学界和政界的主流观点？
中美经贸合作 篇7
当前, 2009年国际金融海啸余威仍在, 美国经济依然疲软。近期高盛等华尔街投行纷纷下调美国经济增长预期, 由之前的2%减半至1%。而欧债危机至今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欧洲经济持续低迷。传统发达国家经济整体下滑, 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虽然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 但总体情况相对乐观。
一、中美着力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2012年,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出访亚洲四国, 强调美国需要将经济议题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 并要跨过太平洋与亚洲建立更牢固的关系。同时, 美国大选和中国领导人的换届选举, 给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又带来了新的契机。
2012年5月, 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 双方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推出。按照中方的说法, 它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按照美方的说法, 它是对“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这一历史魔咒的打破, 是以“新答案”解决“老问题”。中美双方一致认定, 中美两国应该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最佳平衡, 而不能依靠冷战。希拉里就曾说“中国不是苏联, 中美不应走向冷战”。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在维护自身经济优势的同时也会对经济兴起国家的发展比较警惕。从二战后的美苏争霸, 到广场协议, 再到过去十年美国与欧盟的斗争与抗衡, 无不透露着美国对其他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的警惕。如今, 苏联解体, 俄罗斯经济直到近几年才恢复正增长;日本还没有从广场协议的打击中完全恢复, 就又遭受了大地震与核电站爆炸;欧盟陷入债务危机自身难保, 纵观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毫无疑问成为美国关注的重点。而中国不但经济快速发展, 又拥有庞大的人口和丰富的资源;近些年航天事业进步显著, 同时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一切光环无不让美国由衷的感到压力, 所以美国宣布“重返亚洲”、“未来的政治在亚洲”, 而插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纷争与安全问题, 也很好地诠释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和担忧。
中国领导人注意到美国的担忧与警惕, 不断地提出中美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畅想, 尤其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强调, 更加明确了中国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态度以及对中美经贸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美国总统特别代表、美财政部长雅各布时就曾提出“中美两国要走出一条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这一理论充分说明了中国领导人的世界秩序观。其实, 早在20世纪70年代, 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就在联合国郑重宣布:我们永远不称霸。虽然中国经济有所好转, 中国传统文化一贯主张“和为贵”;胡锦涛和温家宝领导的第四代领导人也曾经反复强调过中国要和平崛起, 而这一理念也成为我国的外交政策。可见, 几代中国领导人都是相同的梦想———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
所以, 美国政府应该相信中国的诚意和决心, 两国应加强对彼此的信任, 通过高层不断的交流和对话解决两国贸易关系中存在的分歧;同时中美两国应以两国关系发展趋势为立足点, 在两国利益关系的共同处, 如在应对恐怖威胁、能源安全、海盗猖獗、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等方面, 建立长期的合作共赢关系。
二、中美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以中美非金融相互投资为例。金融危机前, 中美两国的投资关系呈现“一边倒”的状态———美国对华投资远远多于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截至2007年7月底, 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53754个, 美方实际投入544.2亿美元。而同期, 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只有30亿美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美国对华的直接投资减少近80%, 中国在2009年对美国的投资首次超过了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据英国权威市场研究公司调查, 中国企业在美国境内资产收购金额达39亿美元, 比2008年增长了近4倍, 一跃成为美国第九大外国投资者;而同年美国在华投资金额仅为30亿美元, “一边倒”的状态有所缓解。虽然过去5年中国对美投资呈现大幅增长, 但在美国每年获得的1000多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中中国的直接投资仅占3%。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企业实力的壮大, 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家有意愿到美国投资, 甚至将美国作为企业海外投资的首选国家, 似乎海外投资如果没有在美国进行, 就不足以展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 今天的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也有着不少的期待。2012年美国加州州长杰里·布朗先生就表示愿意为中国企业家尽力扫除障碍, 创造良好稳定的投资环境。中国作为世界上美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近些年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连年增加, 更是在2012年再创新高, 达到65亿美元。但是中国企业家及相关机构依然觉得现有的投资规模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如果美国能够进一步解决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遇到的实际问题, 相信投资规模会大幅度提高。现阶段中国对欧洲的投资是对美国投资的4倍, 这与欧洲相对宽松的投资环境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常常以中国国有企业给美国公司带来不公平竞争为借口要求美国国会对中国国企在美国境内的投资从严审查, 美国国会部分议员也经常以“国家安全”的问题来限制和有意减少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此外, 美国国家安全的审查系统仍不够透明, 总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拒绝中方的投资。赴美签证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美国“9.11”事件以后, 不但扩大了对入境者身份的调查, 更增加了对入境者的生物特征检验, 这无疑会延长签证办理的时间, 有些申请人甚至需要等待100天才能获得面签的机会。针对当前的问题, 中美双方应该共同努力解决, 才能进一步扩大中国在美国的投资。美国境内不少专家主张放宽对中国企业的限制, 各个州对中国的投资也非常青睐, 但是一些国会议员常常摆出拒绝中国的态度。所以一方面, 美国应该提高投资相关法规和程序的透明度, 真正做到减少对华企业的限制;同时我投资企业应该更多地有针对性地咨询美国当地相关管理和执行机构, 不要被国会态度所左右。此外, 可通过媒体宣传、民间交流等方式让美国的民众了解中国投资带来的益处, 帮助美国民众对中国投资做出正确的判断, 而民意也会对国会的态度有所影响。另外, 中国的投资者可以借鉴日本的投资经验, 投资相对安全的领域或不涉及政治安全的领域, 如房地产业、酒店业、影视业等, 以积累投资经验, 树立良好形象, 为进一步扩大投资领域打下基础。
三、中美深化经贸合作的对策
中美经贸的交往中一直存在着或大或小的贸易摩擦, 其中最难解决的两个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 这两个核心问题也是影响中美两国建立互信贸易关系的关键点和扩大美国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产品平衡中美贸易的前提条件。造成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中美贸易不平衡, 美国贸易逆差连年增大, 所以美国持续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其实, 中美贸易实际逆差远远没有美方统计的那么巨大, 主要是美国对香港转口贸易的统计不够合理以及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加工贸易出口所致。更何况货币汇率的升值不能对两国贸易逆差问题的解决提供实质帮助, 这已被历史所证明:《广场协议》后, 日元大幅升值, 日本一度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2002—2004年间, 欧元升值40%, 德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也增加了近60%。关于知识产权的问题, 由于中美贸易关系不对等、双方的贸易差额又比较大以及知识产权制度的差异使得中美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纠纷不断。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起步较晚, 存在很多明显的缺陷, 所以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致力于不断强化知识产权意识, 保护合法权益;同时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不能一蹴而就, 所以中美双方应该以长期友好关系为立足点, 通过共同努力, 使双方经贸合作利益实现最大化。
参考文献
[1]沈国兵.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2]陈孝强.人民币汇率与贸易失衡[J].商业文化, 2007 (4) .
中美合作应对网络安全挑战 篇8
由于网络空间属于海、陆、空、天之后的第五空间,网络安全与领土安全一样重要。随着世界各国在网络空间竞争的加剧,近年来,中美双方在网络安全话题上的沟通可谓不和谐,出现对抗性。尤其是美国,常常出现“贼喊捉贼”的景象,一部好莱坞电影的置景透露了美国人在网络安全方面对中国的忌惮心理。2014年12月在美国、2015年3月在中国上映的 《王牌特工:特工学院》围绕“避免网络安全失控导致恐怖后果”展开剧情。剧中大反派,试图用手机让上亿人疯狂并彼此攻击的IT公司巨头,家里墙上的装饰,竟然是各种大熊猫绘画。这还是娱乐业的隐晦表达,政客和媒体更加直白,中国网络攻击威胁论的调子一直唱到习主席飞抵西雅图。尤其是美国媒体教育下的受众,可以对斯诺登、“棱镜门”选择性失明, 而在自己脑子里建立美国是网络攻击受害者的图像。
习近平主席访美,不回避问题,直白表述中国网络安全的相关政策和举措,强调两国共同应对网络安全的意义,氛围为之一变;一场精彩的博弈,双方招数清晰。
习近平主席首先明确指出,中美两国都是互联网大国,都把网络安全视为涉及自身关键利益的重大问题,两国不同程度面临网络安全挑战,拥有重要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 愿同美国一道打击网络犯罪。对此美方也作出积极回应。由此达成共识,为后续合作打下良好基础。
其次双方都承诺要管控分歧。两个国家有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存在分歧很正常。“君子和而不同”,“不同”而能“和”,正是中国智慧的一大精髓。目前有两种分歧,一是具体的,二是结构性的。具体的分歧体现在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威胁了己方的网络安全,搞入侵,窃取信息,又各自否认自己有此类行为。结构性的分歧是美国谋求对世界网络空间的主导权,要制定“游戏规则”,中国则希望推动多边合作的“全球网络治理”。此次习主席谈中美网络安全合作,绕过了这些分歧形成的障碍,在确立合作共识的基础上,敲定了务实合作路线图。
于是,实质性的合作行动随之开展。而行动的第一步,正是制订共同遵守的规则。双方同意,就恶意网络活动提供信息及协助的请求要及时给予回应。双方同意,各自国家政府均不得从事或者在知情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承诺共同继续制定和推动国际社会网络空间合适的国家行为准则,并决定建立两国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开辟热线。这些规则,为中美网络安全后续合作划定了框架。
中美气候外交:合作、分歧与展望 篇9
气候变化问题的产生和影响具有明显的全球性。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到气候异常、空气质量、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农业产量、能源利用等, 这对于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从国家层面来说, 气候问题还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以及政治利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气候灾难: 气候变化的国家安全含义与对外政策》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气候变化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八种挑战: “加剧了南北国家之间的紧张; 造成气候难民的产生和迁徙; 给人类健康带来负面影响; 加剧了水资源的匮乏; 恶化了核安全和核扩散问题; 加重了国家社会和政治机构的负担; 对政府的效率和权威提出了挑战; 加重了世界政治的失衡” ( Kurt Mcamphelled, 2008) 。
气候变化不仅给个人和国家带来了影响, 也影响着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一种典型的全球公共产品, 排放温室气体的空间范围可以超越人为界线, 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任何一个国家, 即使是没有排放量, 都将受到影响。解决气候问题存在着很强的外部性, 任何一个国家节能减排的行为效果将使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受益。由此引发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和搭便车效应 ( free -ride effect) 。“在全球气候议题中, 其实质上也是一个大集团的集体行动, 作为成员国, 其作为和不作为对于事件整体的作用相对较小, 影响力也较小, 而在整个集团中, 由于温室气体排放的监督难度较大, 计算相对困难, 加之‘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原则, 使各国相互监督的可能性降低, 因此, 在无法保证本国做出减排行动的同时, 别国也做出同样的行动的情况下, 很多国家就会采取较为消极的态度, 从而导致集体行动出现发展滞后和缓慢” ( 关孔文, 2012) 。气候问题自然而然地与其他领域的问题牵扯到一起, 整个国际秩序将无法达成有效的一致性, 反过来也加剧了气候问题的解决难度。
因此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 气候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围绕着气候变化问题, 世界各国展开了广泛的谈判与合作。任何的谈判实践或者是合作项目, 以处理气候变化的国家关系和参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事务为主要目的, 都成为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订立以来, 各国围绕着一期目标经过了长久的争持, 2009年被誉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会议”上, 由于美国的阻挠也未能有“好结果”。2012年多哈气候大会极力敦促各方遵守议定书和巴厘岛路线, 表面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但是在会议期间各方“推三阻四”, 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一致”立场让我们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步伐任重而道远。多哈谈判过去4个多月之后, 在各国政治意愿不高、国际碳价和清洁能源投资一片低迷之声中, 波恩气候变化会谈于2013年4月29日至5月3日正式举行, 重聚波恩参加会谈的代表有1 000余人, 来自175个国家和地区的; 波恩谈判是就“德班增强行动平台问题特设工作组” ( 德班平台) 所展开的首次谈判, 也是三轨并一轨, 然而5天的会议, 各国仍旧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老问题未能达成共识。
在中美关系中, 气候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它是一个综合体, 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中美关系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 美国国务卿克里于2013年4月13日访华。当日, 中美两国签署并发布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两个关键之处被着重指出: 一是将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议题纳入2013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为此成立了高级别气候变化工作小组; 二是指出了气候变化和新能源合作已成为中美关系新的利益汇合点, 强调了提升两国间气候变化合作的规模和影响力度的必要性。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举步维艰之时, 中美这一《声明》无异于一剂强心针。中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有着强大发展潜力和动力, 而美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 一直保持着不可撼动的强国地位, 这样的两大世界经济体, 温室气体排放量累计已经占世界排放总量的40% 以上, 以它们为代表的伞形集团和发展中国家是气候谈判桌上的两大主角, 两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立场对于全球气候外交和气候治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同时也是中美两国大国关系建构中的重要议题。
一、中美两国气候外交的成效及动因分析
气候问题俨然成为影响国家关系的问题, 所谓的气候外交, 即指主权国家或经过授权的国际组织, 通过官方代表, 使用交涉、谈判和其他和平方式, 调整全球气候变化领域国际关系的各类活动; 或者是主权国家或经过授权的国际组织利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来达到某种政治和外交目的的各类对外行动1。气候外交的行为体, 概括来说, 是穷国和富国两大阵营、三股力量和多个主体 ( 金砖四国、77国集团、小岛国家以及一些重大国际组织) 。从1972年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会议之后, 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三维棋局”。也就是, 欧盟是气候问题的先驱者; “伞形国家”集团, 即以美国为首, 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发达国家集团; 以77国集团和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集团。
欧盟首先提出了“气候外交”, 2002年建立的排放交易系统迄今仍是气候议题的重要内容, 但由于近年来其内部金融危机的上演, 导致在气候问题上的领头羊作用逐渐向中美为主导的其他两个集团倾斜。研究显示, 中美两国的碳排放量是全球最高的, 两国在气候问题上责无旁贷, 他们的行动直接影响着整个气候谈判的进程。
中美气候外交上的合作由来已久, 早在中美两国建交伊始的1980年, 双方就签署了《中美环保科技合作议定书》, “规定在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基础上, 通过研究空气、水、土壤、海洋、环境的污染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的影响, 以及城市环境的改善、大自然的保护等方面进行合作” ( 吴晓春, 2013) 。克林顿政府时期, 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 合作不断。1997年3月, 两国以成立中美环境与发展讨论会为契机, 逐渐将环境合作纳入能源合作的范畴, 加速了两国合作的步伐。1997年, 中美两国签订了《中美能源和环境合作倡议书》, 1998年又继续签订了《中美城市空气质量监测项目合作意向书》和《中美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协定》及其它各项声明, 这无疑加深了两国的合作内容。小布什政府尽管单边主义盛行, 中美的环境议题的关注仍然没有减少。2008年6月, 中美战略经济第四次对话期间签署了《能源和环境合作十年框架协议》, 确定了十年合作起步的优先合作的5大领域: 电力、清洁水、清洁交通、清洁大气以及森林与湿地保护, 并成立了五个行动小组。同年12月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设立能源效率目标 ( 即第六大优先合作领域) , 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框架》” ( 吴晓春, 2013) 。到了奥巴马政府, 合作的姿态显得很诚挚, 两国也取得了很多成就。奥巴马于2009年11月首次访华, 双方签署了《中美两国政府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双方这一合作推进了十年合作框架下的能效行动计划达成一致的进程。
2013年4月13日, 中美发表了《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中美两国将在2013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之前建立气候变化工作组, 确定双方推进技术、研究、节能以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的方式2。
合作的基础是存在共同利益。在一定条件下, 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合作甚至在敌对者之间也是可能的, 这称之为“我活也让别人活” ( live andlet live) 模式。在全球化时代里, 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相互依存, 这是“一种复杂的跨国现象, 它包含国家之间多层次、多方面的互动模式, 并产生明显的相互敏感性和脆弱性” ( Robert Axelrod, 1984) 。中美两国在经济、生态、安全等领域表现出了明显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就气候问题上, 两国显然是“同呼吸, 共命运”的, 因此, 两国的合作也是必然的。“合则两利”是一个常识。首先, 在节能减排方面, 中美两国为提高经济效能都迫切需要减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美国是高消费、奢侈型消费模式的国家, 能源消耗极大;而中国由于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 能耗强度是美国的四 倍, 而能源效 率仅是日 本的1 /9 ( Gerherd Mally, 1976) 。但一个事实是气候问题赫然纸上, 节能减排是一个降低耗能的重要手段。其次, 在能源安全方面, 中美两国开发可替代能源均显格外迫切, 因为两国都是依赖石油和煤炭的能源消费模式的国家, “中国和美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 两国都在广泛地使用煤炭发电, 中国能源需求的2 /3和发电量 的80% 要靠煤, 而美国22% 的一次能源和49% 的电力来自煤炭”3。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石油进口国, 美国的用油量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国家, 约占全球用油总量的25% 。中国位居第二, 用油量约占世界总量的9%4。中美急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开发新能源, 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再次, 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 为了抢占未来更多的经济发展空间和市场, 中美两国都迫切需要开发新能源产业。2008年的金融海啸至今还留有余震, 新能源企业将会成为两国走出经济阴霾的突破点。此外, 在气候谈判上的发言权被视为两国暗中较劲的一个方面。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稳固基础就是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能够取得理想成果。
二、中美气候外交领域的分歧及原因
在国际社会上, 美国和中国是被公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的“形象代言人”的。尽管中美两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成就斐然, 然而, 由于身份认同和利益认同等差异, 中美两国在气候外交中存在着立场和利益的对峙。与双边层面环境合作的蓬勃开展不同, 双方在几个重要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与分歧的, 个别问题甚至是严重对立的, 比如说, 环境保护的责任问题、资金和技术的共享问题、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
首先, 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所持的观点就大相径庭。美国政府认为: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都应当承担责任, 因此“共同”的责任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应当承担“同等”的责任; “区别”的责任是指对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根据其经济发展规模、温室气体排放程度以及能源使用情况加以区分, 在此基础上由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承担有区别的责任 ( 董勤, 2009) 。而在中国看来, 如前面所述, 强调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立场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但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 更应该带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毫无疑问, 发展中国家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是要发展经济、消除贫困, 如果发达国家在这些基本的承诺方面能够切实有效的执行, 那么发展中国家履行公约义务的程度也会令人满意。
其次, 在具体的节能减排指标和技术、资金援助方面的分歧。美国在哥本哈根会前作出的承诺是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 , 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认为, 该目标仅是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4% , 离IPCC要求的25% -40% 的目标相去甚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 希拉里大打资金牌, “富国于2020年前为穷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1 000亿美元援助, 但条件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需要积极减排, 并向国际社会保证其透明度”5。由此可见, 美国政府的言论意图是不言而喻的。就在2012年多哈会议上, 重申在2020年前实现“绿色气候基金”每年入款1 000亿美元的目标, 而美国至今还没有行动。
关于气候技术转让的方面, 美国是谈判中最大的障碍, 以本国技术主要由私人部门掌控, 涉及知识产权等为由, 提出走商业化途径淡化政府的途径来获得技术援助, 这样使得中国引进低能排放的设施成本大大提高。
再次, 对碳交易机制的立场不同。碳交易最早由欧盟提出, 即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 一些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国家可以出售自己的碳排放量给那些碳排放超标的国家, 得到这些权益的国家可以适当抵消自己的碳排放量。美国主张实行碳关税, 外交部官员、气候谈判代表高风则表示, “如果要征税就会转嫁到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消费者身上, 把中国的钱给小岛国联盟, 发达国家就相当于是‘美国请客, 中国买单’”6。清洁能源发展机制 ( CDM) 是谈交易的一个灵活机制, 它的初衷在于通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以解决全球变暖问题而采用的市场机制。截至2012年11月末, 在5 100多个的CDM注册项目中, 中国的注册项目超过2 600个, 占50% 以上。可以看出, 中美对碳交易市场持两种相反态度。美国政府在气候谈判上的言论和做法显然是居心叵测, 以此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 矛头直指中国。
国际关系著名学者基欧汉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观点认为: 国际关系的社会结构决定了物质结构, 即行为体占支配地位的信仰、规范、观念和认识等文化因素对于行为体的实力分配、行为体所从事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活动的模式起着重要作用。这种社会结构也是合作的一个基础, “认同是利益的基础, 认同构成利益和行为” ( 陈岳, 2011) 。中美在气候问题上存在的分歧, 首先是两国对于身份的认同上存在歧义。认同是一个心理学概念, 指某行为体所具有的和展示出的通过与“其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个性及区别性形象。美国站在发达国家立场上代表着伞形集团利益, 而中国代表着发展中国家, 双方在身份认知上的不同导致了发展背景和发展前景的不同, 敌对的看法很容易使两国相向而对。
两国的信任感的缺失很容易忽视两国长远的共同利益, 而着眼于相对不重要的事务上。如前所述, 气候外交是一个外部性很强的产品, 集体行动的困境和搭便车效应及其明显。“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 曼瑟尔·奥尔森, 2011) 。利益的错位是导致分歧的直接原因, 中国认为美国应该履行《议定书》内容, 美国国会则认为如果兑现了技术转让、资金援助的承诺, 其经济复苏计划定会受到影响。
三、中美两国气候外交的前景展望
中美在气候议题上长期存在着分歧, 如何实现双方跨越式的战略合作成为一个巨大的考验。国际社会需要在双边的交流、增强战略互信和多边的联合国框架下共同努力。
一是要实现中美两国战略互信。合作的基础源于认同的一致, 中美应该从经济、政治等高度进一步实现战略互信。在“破除旧观念、建立新认同”的理念下, 奠定双方最基本的信任基础, 使两国气候合作迈出实质性的一步。战略互信首先要转变身份认同, 尽管两国的基本国情存在本质区别, 但随着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切实推进与实施, 美国越来越需要重新审慎对待中国的排放现状, 进而重新理性定位中国的环保形象。中美两国只是大集团中的参与国, 没有能力躲避自然给他们的惩罚, 也无法回避“只有一个地球”的事实和参与治理的责任。
二是对气候变化问题有一个科学的共识。明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突破国际气候合作的前提, 两国需要认识到加强气候变化行动与合作所带来的互惠利益与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三是在合作的行动中检验认同的一致性。中美两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对于鼓舞其他各国展开行动有着强有力的榜样作用。在双边高层方面, 开展两国高层峰会, 定期举行双方高层领导委员会和技术专家委员会交流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至2002年开始的高层对话模式, 在一些领域已经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应该继续重点扶持, 将更多领域的话题引入到对话中去。加大科研投资, 必要的合作机制创新, 给予双方更好的发展空间。
四是在双边的民间交流中, 政府应该放宽条件, 鼓励推动民间企业和个人在推动节能减排的合作。不仅要在政策上给予方便, 还要在财政上给予补贴。同时, 对于媒体宣传需要一定的引导, 利用新兴网络技术, 推动优秀影片、书籍走向对方国, 加强“正能量”在民众间传播。举办青少年之间的气候变化体验夏令营等活动, 让新一代的力量来影响政府决策。
五是在多边谈判上, 双方应该引导不同集团的成员国谋求共识, 为更强有力的全面协作铺平道路。慷慨的辅助弱势国家和组织, 给予它们技术培训, 资金援助。两国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之一, 也是国际话语权最重的大国, 将自身的国际权威化作国际合作的姿态。
六是要推进联合国框架下的中美合作。气候谈判难以落实很大程度在于缺少有力的监督机制。不同于一个国家内部的完整结构, 国际社会当前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 即没有一个集权的政治实体, 完全凌驾于主权国家的权威性机构来统领世界, 因此, 在应对气候问题上很难存在一致性的举动。但就目前取得的成就来看, 联合国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起着协调、联络、校正等作用。“联合国它长期致力于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气候秩序、确立解决气候问题的原则、主导着国际多边气候合作进程、制定科学权威的评估报告, 围绕气候变化问题做出了一系列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安排,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具有主导性的作用” ( Robert Gilpin, 198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就是在联合国框架下, 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经过多年研究形成的两个重要的法律文件, 一直引领着气候谈判的进展。因此, 推动中美在气候外交上的合作仍然需要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努力。
中美先后都签署了《框架公 约》和《议定书》, 两个文件对两国都存在着约束力。尽管美国一再想要另辟蹊径, 独当一面, 但是这两个重要的文件依旧是国际社会努力的方向。在两国自身做出努力的同时, 应建立起完备的监督机制。国际社会, 特别是联合国这一气候谈判的东道主, 必要的联合一些国家采取经济制裁等措施, 强行推行。联合国秘书长发挥个人影响力, 积极斡旋, 推动气候大会往实质性方向进展, 而不是成为各国作秀的舞台。
从国际格局角度, 多极格局还是存在极大优势的。欧盟作为一支国际力量, 尽管内部问题重重, 但就气候问题上仍可以给美国施加压力, 进而通过三角关系的掣肘来扭转中美两国因政体形式带来落实行动上的不对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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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济博弈与合作发展研究 篇10
中美建交42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长了近120倍,双方经济关系已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之一,对两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随着中美经济关系不断升温,两国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已引起了包括两国学术界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内外众多学者在汇率政策、经济政策、双边经贸等方面不断深化了对中美经济竞合关系研究,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国外的代表作有Fels“A New Global Liquidity Cycle”(2009),Shelton “Security and the Falling Dollar”(2008),Bagnai“The Role of China in Global External Imbalances”(2009),Fung,k,c “Adjusted Estimates of United States—China Bilateral Trade Balance—An Update”(2006),Cheung,Y“Does the Chinese Interest Rate Follow the US Interest Rate?” (2007),Nicolaas“The US—China Trade lmbalance:Will Revaluing the RMB Help”(2007),Saunders“China’s Global Activism:Strategy,Drivers,and Tools”(2006),Kastner“economic interdependence,and the U.S.strategic dilemma in the Taiwan Strait”(2006),Obstfeld M “Global lmbalance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Products of Common—Causes” (2010),Athukorala“Global Production Sharing and Sino— US Trade Relations”(2010) 等;国内的代表作有张建清 《中美经贸关系的政治经济分析》(2007),高永富《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及其解决途径研究》(2009),傅梦孜《中美经贸关系可能演绎的政治内涵》(2007),张燕生《从新的角度考虑中美经济战略对话》(2007),王勇《美国对华经贸摩擦 “政治化”问题研究》(2008),尹承德《中国与西方大国经济关系新格局》(2008),戚骥《中美经贸关系演变趋势探析》 (2008),李成 《基于博弈理论对中美汇率政策的解析》 (2008),詹宏伟《中国的崛起方式与中美关系》(2007),和晋予《中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研究》(2008)等。目前,国内外学者经深入研究中美经济关系,都认为两个国家站在各自国家利益方面,有所博弈,是不可避免的,而由于两国经济上互补特征很强,相互合作给双方带来的利益将大于相互冲突给各自带来的利益。但是,目前国内外在运用博弈理论、数学模型、经济模型来深化对中美经济合竞关系的量化研究尚显不足,研究成果不多,学术价值与实际运用价值不高。为此,本文运用博弈理论深化对中美经济博弈与合作发展研究,探讨双方如何开展经济“合作博弈”,以期为进一步拓展中美经济竞合博弈研究提供借鉴。
二、方法论
本文拟运用经典博弈模型、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来分析中美经济博弈,并提出中美双方合作博弈、谋求共同发展的建议。
博弈是指一些个人、团队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各自取得相应的结果的过程。博弈论可以理解为研究理性决策者 (参与者)之间策略、行为的相互作用,及其均衡结果的理论。博弈论可以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能够达成并执行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任何一个博弈都包括参与者、规则、策略、收益四个基本要素。
参与者:指的是博弈中的决策主体,其目的是通过选择行动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不做决策的被动主体只能作为博弈的参数,每个参与者必须有可供选择的策略和明确的偏好函数。
规则:博弈的规则包括三个内容,即参与者每个步骤的时机与顺序,参与者在每个步骤所能采取的行动,参与者在每个步骤时拥有的信息。
策略:指的是参与者选择行动的规则,如“以牙还牙” 就是一种策略。
收益:指在特定的策略组合下参与者得到的效用或预期效用。收益是客观存在的,是博弈参与者真正关心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博弈方都了解各方的收益情况。收益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值,它们是分析一个博弈模型的标准和基础。所有参与者的收益总和为负的称为“负和博弈”,为正的称为“正和博弈”。如果博弈所有参与者的支付总和始终为0的称为“零和博弈”,如果为某一非0常数,则称为“常和博弈”,不具备这两种特征的博弈则称为 “变和博弈”。
在中美经济竞合博弈关系中,由于双方具有强烈的自身利益取向,双方必然采取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不合作的竞争策略。由于信息不对称,即使有一方愿意合作,如果另一方的不合作行为能够被观察到,必然会产生双方不合作的结果,从而模糊中美经济合作发展的目标,损害中美经济合作发展的整体利益。为此,中美经济竞合博弈应转不合作博弈为合作博弈,在博弈中扩大和密切双边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极为重要。
三、中美经济博弈模型分析与结论
1、经典模型分析
现在我们建立一个基本的模型来分析中美两国之间经济竞争博弈。
假设条件:一是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信息是接近于完全的,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得到双方的经济策略空间和支付函数的集合;二是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目标中有提高本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增加本国财政收入等因素在内,但其主要的出发点是要在双方的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增强自身经济综合实力。
假设中美两国(中国:A;美国:B)对本国内企业补贴进行竞争,如果中美两国之间合作,各可以得到A1的收益; 如果一个合作,一个不合作,合作的一方得到A2的收益, 不合作的一方得到A3的收益;如果中美双方相互竞争,各得A4的收益,且A3>A1>A4>A2,如表1所示。
在中美双方博弈中,竞争是中美双方的严格优势策略, (A4,A4)为纳什均衡。但从中美双方整体经济利益最优角度来看,双方合作的结果(A1,A1)对竞争的结果是帕累托改善。在博弈中,中美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双方经济博弈陷入“囚徒困境”。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双方都选择合作是对中美双方整体经济利益最有利的解,此时的收益总和最大。但这个解并不稳定,因为如果中美双方处于这种均衡, 双方都存在选择不合作的经济动因,任何一方选择合作, 另一方都有选择不合作的动机。因此,当中美双方都只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又缺少有效的外部约束的情况下,那么双方经济的非合作恶性竞争只会继续进行下去。
2、模型的拓展——不完全信息博弈分析与结论
经典博弈论采用的是完全理性的假设,这与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由于中美双方之间经济竞合往往处于信息不充分状态,双方之间的竞合行为和经常性的学习取经是信息不对称的一方获得对方信息的常见手段;中美双方之间经济竞争博弈是长期反复的。因此,我们在下文的分析中将进一步放宽假设,对经典博弈模型进行拓展,运用不完全信息讨价还价模型对中美双方之间经济博弈行为进行进一步解释和完善,并得到合理的分析结论。
(1)进一步补充假设条件:一是中美双方之间经济博弈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二是由于经济实力等因素,中美双方之间的讨价还价能力存在一定差异。
假设美国与中国分别为博弈方1和博弈方2对本国内企业补贴S进行竞争,S的价值为V。在博弈开始时,由美方提出一个方案(X,1-X),然后中方选择接受或者拒绝,这个提议中中方接受,则博弈结束,双方得益分别为VX和V(1-X);如果中方拒绝,那么中方会提出一个新的方案(Y,1-Y),美方可以接受或者拒绝,博弈行为就这样循环进行,直到中美双方达成协议。若博弈双方最终没有达成协议,那双方什么也得不到。若在t期博弈双方同意 (X,1-X)的方案,那么美方的得益为 δ1VX,中方的得益为 δ2V(1-X)。模型中折扣因子 δ1和 δ2代表了讨价还价的成本,即博弈双方在达不成协议时的受损失程度。
(2)当美方单边信息不完全时,设其有高讨价还价能力类型H(先验概率为P)和低讨价还价能力类型L(先验概率为1-P)两种类型。在H类型状态时,美方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中方相应的折扣因子为 δ2L;在L类型状态时, 美方具有较弱的竞争优势,中方相应的折扣因子为 δ2H(δ2H>δ2L)。中方的信息是完全的,美方相应的折扣因子为 δ1。
美方提出的方案有(A,1-A)和(B,1-B)两种,分别表示在L类型和H类型状态下美方与中方进行完全信息讨价还价的惟一完美均衡解。其中:
A=(1-δ1)/(1-δ1δ2L);B=(1-δ1)/(1-δ1δ2H)
显然,(B,1-B)是美方的首先方案。
当美方提出方案(B,1-B)时,中方接受时则得益为V (B,1-B),拒绝时期望得益为:
Vδ2L(1-B)P+Vδ2H(1-A)(1-P)
由于:P[δ2L(1-B)-δ2H(1-A)]<1-B-δ2H(1-A)
根据式(1),中方接受方案(B,1-B)时的得益大于拒绝时的期望得益,中方将接受。此时,冲突不会出现。
据此得到结论1:如果美方单边信息不完全时,其在高讨价还价能力类型H状态时提出的博弈方案(B,1-B) 中方将接受,此时美中双方经济进行“合作博弈”,实现共同发展。
(3)当中方单边信息不完全时,设其有高讨价还价能力类型H(先验概率为Q)和低讨价还价能力类型L(先验概率为1-Q)两种类型。在H类型状态时,中方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美方相应的折扣因子为 δ1L;在L类型状态时,中方具有较弱的竞争优势,美方相应的折扣因子为 δ1H( δ1H>δ1L)。美方的信息是完全的,中方相应的折扣因子为 δ2。
美方提出的方案有(C,1-C)和(D,1-D)两种,分别表示美方与在L类型和H类型状态下中方进行完全信息讨价还价的惟一完美均衡解。其中:
C=(1-δ2)/(1-δ2δ1H);D=(1-δ2)/(1-δ2δ1L)
显然,(C,1-C)是美方的首先方案。
如果美方提出方案(C,1-C),在L类型状态时,中方接受时得益为V(1-C),拒绝时得益为Vδ2(1-C)它将接受。在L类型状态时,中方接受时得益为(1-C),拒绝时得益为Vδ2(1-D),令:
Vδ2(1-D)=V(1-Ds)
Ds=1-δ2(1-D )
当D燮Ds时,美方提出方案(C,1-C),在L、H两种类型状态时,中方都将接受。当D>Ds时,对于方案(C,1-C), 在L类型状态时,中方接受,而在H类型状态时,中方拒绝,美方的期望得益是Vδ1LDQ+VC(1-Q)。由Q(δ1LD-C) <D-C,可知:
根据式(2),美方提出方案(C,1-C)的期望值得益小于提出方案(D,1-D)时的得益。美方将会提出方案(D,1-D), 而在L、H两种类型状态时,中方都将接受,冲突将不会出现。
据此得到结论2:如果中方单边信息不完全时,美方将提出(D,1-D)方案((D,1-D)方案表示美方与在H类型状态下中方进行完全信息讨价还价的惟一完美均衡解), 此时,中方不管在高讨价还价能力类型H状态还是在低讨价还价能力类型L状态都将接受美方(D,1-D)方案,美中双方经济进行“合作博弈”,实现共同发展。
四、讨论及建议
近年来,中美经济关系不断深化,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已由中弱美强逐渐向中较强美强方向转变,双方经济竞合已由中弱美强竞合向中较强美强竞合方向转变,促推两国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向纵深方向发展。同时,由于两国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经常开展激烈地经济竞合博弈,时不时产生较大的经济摩擦,因此,中美经济竞合博弈已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成为两国民众关注的重要话题。本文运用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来研究中美经济竞合博弈,探讨中美双方经济竞合中出现的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行为,并得到了两个结论。
根据结论1,即使在美方单边信息不完全或中美双方完全信息时,对于美方提出的博弈方案(B,1-B),中方在完全信息情况下将会适当接受,美中双方开展“合作博弈”,但如果中方处于信息不完全情况下,中方接受不接受美方提出的博弈方案,双方是否开展“合作博弈”仍未确定;而结论2表明,即使在中方单边信息不完全或中美双方完全信息时,美方将提出博弈方案(D,1-D),中方在完全信息情况下时,不管在高讨价还价能力类型H状态还是在低讨价还价能力类型L状态都将接受美方(D,1-D)方案,双方开展“合作博弈”。从结论1和结论2中我们得知, 在中美双方经济竞合博弈中,在单边不完全信息时,中美双方都可以提出博弈双方都可接受的方案,恶性竞争的冲突不会出现。美方提出(B,1-B)或(D,1-D)方案时,中方将会在一定的选择下接受,同样中美双方强调本国的繁荣发展不但不会对对方国家造成负面影响,反而是对方国家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助推器,双方经济发展就会在不断博弈的过程中逐渐融合,实现共赢发展。在对结论1和结论2深入分析讨论中,我们推出引理:即使在中美双方信息不完全时,中美双方经济仍将进行“合作博弈”,实现共同发展。就是说不管是中美双方经济处于信息完全或双方、一方处于信息不完全时,双方经济都会开展“合作博弈”,实现共同发展,不会因为一方或双方信息不对称,产生相互猜疑,开展“非合作博弈”,陷入“囚徒困境”,损害双方共同整体经济利益最优化。
从上面的深入分析讨论中,我们得知,在完善的政策制度的保障下制定科学合理的博弈游戏规则,中美双方经济关系必将开展长期互利共赢动态博弈。所以,中美双方的经济发展只要树立共赢博弈和长期合作的观念,考虑政策制定的外部性,采取以下几方面政策措施加强合作,尽量避免各自为政及盲目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避免陷入 “囚徒困境”,就完全有可能实现长期合作的动态均衡。
1、树立合作互利的中美双方经济新型利益观
要明确认识到中美经济合作是一种良性的互惠互利的发展关系,树立合作互利的中美双方经济新型利益观, 在双方动态博弈中努力实现双方长期经济利益最大化,共赢发展。在中美经济合作发展中,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基于协作的有序竞争才能使中美双方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只有整体经济利益增加了,中美双方才能从合作中分享到更多的利益。任何破坏合作的行为都将导致其收益的下降,只有双方真诚合作,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
2、建立建全中美双方经济合作机制
促进中美双方经济合作,解决“中美个体理性”与“中美集体理性”冲突的办法不是否认中美双方各自的经济利益,而是要建立建全双方经济合作机制,在满足“中美个体理性”的前提下达到“中美集体理性”。有序竞争产生动力, 恶性竞争导致内耗和互损。如果中美双方在各项经济措施、规则的制定中达成共识,就会有双边经济“合作博弈” 形成的基础。因此,建立建全双方经济合作机制,制定合作规则和条款,促进正当、有序的竞争,在满足中美双方各自经济利益的前提下,达到中美双方整体经济利益的提升, 是避免双方采取竞争策略导致两败俱伤的有效方法。
3、建立中美双方磋商机制,增强双方信息通达度
恶性竞争源于中美双方经济利益冲突,也源于中美双方之间的经济利益诉求不明和信息交流不畅。必须要在中美贸易、宏观调控、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等方面建立央行、 商务、财政等各有关部门的双边对话和协调机制,以便让中美双方能够充分表达利益诉求,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利益协调,才能形成持续的合作关系。
4、加强中美双边对话,合理解决利益分歧
中美双方不应该让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影响双方在存在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要利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和美中商贸联合委员会来增强战略互信,扩大对话和合作,并建立稳定的高层次制度,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
五、总结
本文运用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来分析中美经济竞合博弈,探讨了中美双方经济竞合中出现的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行为,从而得出了两个结论,并推出了一个引理:不管是中美双方经济处于信息完全或双方、一方处于信息不完全时,双方经济都会开展“合作博弈”,实现共同发展,不会因为一方或双方信息不对称,相互猜疑,开展“非合作博弈”,陷入“囚徒困境”,损害双方共同整体经济利益最优化。但是对于如何设制假设条件,运用数理公式导出引理, 本文没有明确并深入研究,这是本文不足之处,但这为今后运用博弈理论进一步深化中美经济竞合博弈研究提出了新的待解决问题。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快发展,在中美经济关系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两国在一些问题上难免会出现矛盾和分歧。但是,根据上述对中美双方经济竞合博弈分析讨论中,我们得知,中美经济关系互利共赢是双方长期动态博弈的结果,在博弈中扩大和密切双边合作,实现双方共同经济利益最大化,是中美经济关系的基石。所以,中美双方应从战略高度出发,以全球化的视野和前瞻性的思维,顺应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发展需要,树立共赢博弈和长期合作的观念,通过平等协商和对话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努力维护和拓展共同利益,大力促进中美经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摘要：当前中美经济关系已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之一,对两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中美经济博弈合则两利,斗则两败俱伤,为此,本文运用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来研究中美经济竞合博弈,分析中美双方经济竞合在对抗竞争和合作竞争中的不同决策和不同收益,探讨中美双方经济竞合中出现的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行为,得出了两个结论,推出了一个引理,最后提出了中美双方经济“合作博弈”、谋求共同发展的建议。
中美金融合作新空间 篇11
今年的四项议题也是如此。下面我就这些议题谈几点看法：
自贸区建设与中美金融合作
首先，关于中国自贸区建设对中美金融合作的影响这个议题，我本人持非常积极的态度。
就在前不久，我在会见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代表时，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尼克？拉迪（Nicholas Lardy）先生曾经问我如何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进展，他在拜访其他机构时感受到了一些悲观的情绪。我的回应很明确，中国新一轮改革正在稳步推进。这一点在自贸区金融领域改革开放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去年9月份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时，很多人都在担心政策落地问题，因为金融市场准入开放、放松资本项目管制、利率市场化相比其他领域的开放更具风险性，在推进过程中必须把握好开放节奏和风险防控之间的关系。从中国政府已推出的一系列举措来看，自贸区金融改革步伐开放正在加快。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发布了支持自贸区建设的意见，共计51条意见。上海有关部门在这些意见框架下积极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的制度和细则，在存款利率市场化、区内企业境外人民币借款、区内支付结算、企业资金管理、区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各类金融机构入区发展、区内企业境外母公司利用境内资本市场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创新。而且，备受瞩目的自由贸易账户细则已于5月22日出台，依托于该账户的多项金融服务开放将会很快铺开，包括非居民在区内开立自由贸易账户，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享受相关金融服务；自由贸易账户之间、自由贸易账户与境外账户、境内区外的非居民账户之间的资金自由划转，等等。
这些改革和开放举措对境外的跨国金融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正在产生积极的影响。说实话，半年多一些的时间就能取得这样的进展已经很不容易了，问题在于人们的期望总比实际进展超前许多，也许，这正是加快推进改革的动力所在。据我所知，德国奔驰公司作为区内企业的境外母公司已经发行了人民币债券。中国拥有广阔的金融行业发展空间，中美实体经济互补性高，资金往来密切，这些都是利用自贸区引领的新一轮金融开放推进中美金融合作快速发展的坚实基础。
双边投资协定与跨境投资
其次，关于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与跨境投资议题，我的意见是非常值得期待。
近年来，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据中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2002年曾达到54.2亿美元的高点，但其后显著回落，到2011年降至23.7亿美元的低点。不过，最近两年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流量已显著回升，2012年为26亿美元，同比增长10%，2013年达到33.5亿美元，同比增长29%。比较起来，近几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增长更为迅猛。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8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流量首次突破5亿美元，2010年突破10亿美元，2013年又首次突破了20亿美元，达到22.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以上数字充分表明，除了不断扩大的双边贸易，相互直接投资也正在成为中美两国深化经贸领域合作的一条新的重要渠道。令人充满期待的是，中美双边投资的未来发展空间仍然十分广阔。
一是中美相互投资在各自FDI总量中的比例还比较低。据中方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存量为702亿美元，只占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3529亿美元）的5.2%。据美方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为52亿美元，只占美国FDI存量（26508亿美元）的0.2%。按流量计算，2013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只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76亿美元）的2.8%，来自中国的FDI只占美国FDI总流入量（1875亿美元）的1.2%。
二是中美两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对包括中美企业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来说都具有极强的吸引力。2013年美国和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分别达到16.8万亿美元和9.2万亿美元。作为全球经济体量第一和第二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同时也是全球前两大跨境直接投资目的地，2013年吸收的FDI流量分别达到1590亿美元和1270亿美元。此外，作为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美国的先进技术也是吸引中国企业扩大对美投资的重要因素，正因如此，收购和兼并已经成为中国对美投资的重要形式之一，此外也有一些中国企业与美国公司成立了合资企业以开展共同研发。
三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的日益加快将为中国对美投资注入新动力。多年来，美国一直是全球第一大直接投资输出国，而中国也在2012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三大直接投资输出国，2013年中国的对外投资继续增长，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902亿美元，同比增长17%。随着中国逐步从跨境资本的净流入国变为净流出国，作为全球最大市场的美国在中国企业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必将不断上升。
四是中美相互投资已经产生了互利共赢的效果。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8～2012年，在华美资企业累计汇回美国的投资收益接近400亿美元，加上220亿美元的利润再投资，合计收益超过600亿美元；同期，对美直接投资为中国企业带来的收益累计也超过了10亿美元。这些数字还远不能囊括直接投资给两国带来的所有积极影响。除了企业获得的丰厚回报，投资对东道国的就业、税收乃至产业结构的调整，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五是中美两国的投资环境都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例如，中国目前正致力于通过建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尝试在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社会服务等领域进一步扩大投资准入，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外商投资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
美国的一些行业，如航运、能源、金融、媒体、基础设施等，也存在对外国投资的这样或那样的限制，同样有扩大市场准入的空间。再比如，无论是对国外的还是对中国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都必须进一步加强，这对中国加快技术进步、促进中外合作、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十分有利的。美国的外资审查制度也需要提高透明度，明确判定跨境投资威胁国家安全的具体标准，以尽量减少政治因素对跨境投资的负面影响，降低外国投资者在赴美投资时面临的不确定性。
nlc202309021321
正在谈判中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正是为了给两国投资者创造一个更开放、更公平、更可预期的商业环境，它对于中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市场准入的扩大和投资障碍的消除将为新一轮的中美相互投资开启大门，为两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增添新的动力，而全球经济两大引擎的稳定运转，势必会为世界各国创造更多的需求，推动全球经济从金融危机中加快复苏。另外，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达成也将为其他国家之间达成类似协定提供重要的示范，从而有力地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进程。目前，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最终达成还有一些难点，如市场准入、劳工规则、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国际仲裁等，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考虑到中美两国加强互利合作的大局，双方必将努力弥合分歧，早日达成一致。这也是中美双方企业界所期待的。
资本市场的合作前景
第三，对于有关资本市场的议题，我的看法是合作前景非常广阔。
一方面，中国高科技、高成长性优质企业利用海外资本市场融资的需求依然旺盛。5月22日，中国最大的自营电子商务企业——京东商城正式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融资18亿美元，超过预期。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企业阿里巴巴已于5月7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递交上市申请，并有可能缔造有史以来最大规模IPO。京东、阿里巴巴等企业的主营业务和主流客户都在中国内地，他们选择赴美上市，固然有中国资本市场及PE/VC行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但确也是资本市场全球化背景下的正常现象。通过在美国上市融资，企业可以在短时间内树立国际化的企业形象，有利于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快速推进。
另一方面，近期的政策走势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将更为扩大、更为开放。新“国九条”，即《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勾勒了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新图景。一些具有突破性的改革措施业已出台，例如，新三板市场扩容；推出“沪港通”这一上海与香港股票市场的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向证券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以及私募等资产管理机构放开公募基金业务等。更多措施正在酝酿中，包括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进一步改革创业板，放宽财务准入标准；建立创业板再融资制度；进一步扩大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的范围等。这些措施无疑都与提高中国资本市场投融资的可及性、便利性和高效性息息相关。
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红利的真正释放还需各方的切实努力。中国资本市场正面临很好的发展机遇，不论是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还是国企改革的推进、混合所有制的发展，都赋予了资本市场各利益相关者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例如，对于私募股权基金而言，新三板的扩容不仅使其成为中小企业实施定向增发、引入新投资者、进行股权转让的重要交易平台，而且为PE/VC机构增加了新的投资和退出渠道。中国资本市场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相信这正为有远见、有能力的金融界相关人士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中美金融业面临的宏观经济抉择
最后，对于中美金融业面临的宏观经济抉择这一议题，我的想法是大调整、大协调。
当今世界正处于深刻变革的时代。全球经济仍处于政府债务危机的后期，复苏进程缓慢艰难，既缺乏明确的新增长动力，又面临原有刺激政策退出带来的挑战。随着美国经济的稳定复苏，特别是房地产和消费市场的增长，失业率的稳步下降，美联储从2014年1月开始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削减月度资产购买规模，加强对超低利率政策的前瞻性指引。在美国宣布和正式实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时候，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出现较大规模的资本流出和汇率贬值，给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中国经济仍处于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从要素投入驱动的粗放式增长向创新驱动的集约式增长的阶段转换期，正在经历着结构调整的阵痛期。目前正围绕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和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以结构改革推动结构调整。中国还通过体制机制改革，逐步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当然，在寻找新平衡点的系统转换过程中，由于市场预期不稳，经济运行具有不稳定性、脆弱性等特征，长期积累的潜在风险也会逐步释放。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下降到7.4%，但仍保持在年度预期目标范围；中国的经济结构呈现出一些积极变化，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和对GDP的贡献，均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快速发展，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取得积极进展；财政、金融、基础产业等重点领域改革取得新进展，简政放权等改革，为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但金融业面临的宏观形势较以往更为错综复杂，金融体系内生性的问题也在增多。一方面，实体经济压力进一步向金融体系传递，与房地产和产能过剩相关的金融风险有所暴露，不良贷款明显增加。中国的消费、出口、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等终端需求增速有所回落，制造业投资和工业生产放缓，部分企业运行困难加剧，资金链趋紧，信用违约风险加大。今年以来，中国还出现了一些风险事件，利率市场因此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风险意识有所增强，金融体系的信用扩张有所谨慎。另一方面，金融领域加速向市场化方向转型，非传统的投融资模式不断增多，交易对手更多元、违规操作更隐蔽，风险因素更复杂。但金融监管、宏观调控和稳定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金融体系的转变，需要管理好制度、政策在转型过程中的不协调风险。
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中美金融业的合作应顺应时代变化，进行较大程度的调整，更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对话，实现大调整、大协调、大发展。为此，有必要认真面对金融业发展面临的宏观环境的深刻变化，准确研判，出谋划策，为中美两国金融领域的调整和协调提出富有建设性、可操作性的政策咨询意见。
中美农业合作特点及趋势分析 篇12
伴随着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中美农业合作呈现出以下发展特点:
一、多层次交流日趋活跃
在过去10年中,中美双方互派农业考察组数百个,参与考察的中美科学家逾千人,科技交流的内容涉及动植物育种、种质资源调查与交换、农业科研与教育、耕作与饲养技术、动植物检疫、水土保持、盐碱地改良、林木改良、农产品加工与贮运、动植物病虫害防治、生物工程研究与应用等,所有这些有助于两国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例如,芝加哥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研究机构正为开发保健产品而研究中国的素食成分。 美国从中国引进了小麦、大豆良种,还引入了东北的猪种加以改良。
在中方农业科研院所发展对美合作过程中,2013年美国农业部国家农业统计局局长克拉克(Cynthia Clark)访问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期间,与该所签订合作备忘录,双方同意在农业遥感空间抽样、作物空间分布遥感制图、作物长势遥感监测、农业资源调查、农业遥感技术标准与规范等方面开展技术交流与合作研究。
美国农业部农业科学研究院在全美各州分布100多个研究试验站,主持1200个研究项目,每年研究经费约11亿美元。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专家在赴美国农业部农业科学研究院南方平原实验中心开展合作研究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了美国棉花遗传育种、种质资源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加深了双方在育种技术与方法方面的交流,对提升中方棉花育种和栽培技术发挥了独到的作用。
随着中美农业交流与合作的不断发展,21世纪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迅速增长,2002年出口额21.5亿美元,2012年达271.8亿美元,2013年达266.8亿美元,2012年中国首次成为美国农产品第一大出口市场。2009年之前,中国从美国主要进口的农产品依次是大豆、棉花、猪肉等,从2010年开始,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玉米也大幅上升。中国靠大规模进口美国的大豆,每年节约了数亿亩的耕地资源,从而保障了主粮在内的主要农产品供给。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农产品进口来源地。美国从中国农产品进口额由2002年的22.2亿美元增至2013年的74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食用豆进口的第二大供应国,黑豆、绿豆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品种。1
在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方面,美国纽约农产品期货交易所1984年推出棉花期权,中国的交易所也推出了棉花期货交易,美国纽约期货交易所棉花期货市场一直是全球最重要的棉花期货市场,2010年前一直占据世界棉花期货市场的主导地位,2010年中国郑州期货交易所棉花交易量大幅超过美国纽约棉花期货交易所。借鉴美国的经验,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规模和影响力正不断扩大。
美国是畜牧业大国,每年牛的存栏数在1亿头以上,猪的存栏数达6000万头,美国畜牧业实现了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发展,是世界上重要的畜产品出口国。美国畜牧业发展之路说明, 发展畜牧业必须重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把部分政府职能交由行业协会、中介公司负责,不仅能更好地服务于畜牧业生产者和经营者,而且提升了养殖效益和专业化程度,推动了畜牧业产前、产中、产后的纵向产业链的形成。中国家禽业协会在扶植畜牧养殖企业、畜牧机械企业做大做强的过程中,也经常在中国组织全国规模的畜牧业交易会,交易会上美国“鸡王”孵化器、“鸡得益”饮水器等美国畜牧机械产品也在竞争中扩大了其在华市场份额。
二、跨国公司介入增强
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积极引进利用外资,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美国企业(其中不乏世界500强企业)纷纷来华投资农业,在华投资涉及种植、养殖、加工、农机等,伴随着资金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实现了互利双赢。中国东北地区适合采用大型农业机械,东北三省在发展新型农机装备制造业过程中,在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大庆、七台河等地建成多个农机产业园区,引进了包括迪尔(John Deer)、凯斯纽荷兰(NEWHOLLAND) 在内的美国知名农机制造商,迪尔在我国东三省有多个农业设备生产厂,生产拖拉机、喷雾机、播种机和收割设备,有力配合了我国东北地区的商品粮生产。2
美籍华人也在中美农业合作中发挥了牵线搭桥的作用, 2014年1月美国爱荷华州华人协会组团访问山西,推介美国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包括牧草播种机、割草机等设备。3
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上世纪80年代在广东新建了以康地正大(深圳)有限公司为首的5家饲料公司;在湖北省兴建了2家饲料公司;在天津经营肉鸡场和福源食品工业公司;在北京建立了独资企业——康地饲料添加剂北京有限公司。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为与其它海外投资者竞争,大陆谷物公司于1992年建立了中美合资企业——武汉康地种鸡有限公司,1995年在上海上马了几个工业项目,1996年又在深圳建立了铭基食品服务公司,为麦当劳供应美味鸡肉饼。2014年陕西韩城市引进美资企业,合资开展饲料加工项目,双方将共同出资500万元,开发韩城及周边县市饲料市场。
中国企业如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青岛啤酒有限公司等在美国也设有各自的批发零售网络,产品受到美国消费者的青睐。
三、技术合作稳步发展
美国农业科技发达,在科研、育种、生产等领域有着全球领先的农业技术。而中国不仅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在粮食生产、生物质能源和农产品加工领域,也具有世界领先的技术。中美两国加强农业科技合作与交流,实现优势互补,既有利于促进两国农业科技整体实力共同提升,也有利于农业先进技术在全世界推广应用,对世界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02年《中国科技部与美国农业部农业科技合作议定书》签订以来,中美农业科技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双方确定了七大优先合作领域,包括:自然资源管理、农业生物技术、农业节水技术、农产品加工、食品安全、乳品生产与加工、生物燃料等;成立了9个联合研究中心,培养了一批高水平农业科技人才;推动了重要领域的科技研发,一批合作成果得到广泛应用。2012年,中美签署了 《中国科技部与美国农业部农业旗舰项目合作议定书》,确定在农业生物技术、节水技术、基因库收集技术三大重点领域开展旗舰项目合作。随着旗舰项目的实施,中美农业科技交流正逐步深入。由中国科技部和美国农业部共同发起的中美农业科技合作联合工作组会议,迄今已成功举办十多届。
2002年12月中国科技部与美国农业部签署的农业科技合作议定书,其中包括成立对等的中美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美方中心设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中方中心设在甘肃农业大学。2003年11月23日,标志着中国与美国在农业科技合作方面迈出新的实质性步伐而成立的“中美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在甘肃农业大学举行揭牌仪式。中美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建立,促进了中美双方在草地生态和草地畜牧业技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对提升中国西部地区草地畜牧业的科研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起了很大作用。4
2012年2月签署《中美农业战略合作规划(2012-2017)年》 后,中美双方加强了在农业科技特别是生物技术研发方面的合作。上述《规划》出台后,北京德青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美国史密斯菲尔德公司签署了《养殖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美双方检疫部门就检疫方法与适用技术开展了合作研究,涉及食品、鲜果、活畜检疫等。双方已签订了兔猪、牛胚胎的检疫条款以及进口美国部分地区苹果、葡萄、樱桃的检疫条款。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生物技术诸如在遗传工程、以生物方法预防植物病虫害等方面实验面积较大,其结果更具有代表性;中国的一些农业技术如免耕法等也有可取之处;中国农业害虫天敌资源丰富,在中美利用天敌防治植物病虫害方面加强研究领域合作已有成效。在食品保鲜技术方面,中国的冷冻干燥法收藏保鲜成本低、效益好,堪称一流。在畜牧业方面,中国结合国情开发的应用技术有其独到之外,例如美国净化牲畜屠宰场污水需采用三步沉净法,而中国加入化学物质实现一步沉净,处理后的水可供动物饮用;中方在畜牧工程材料、发酵饲料等方面也可以优质低价取胜。
相对于美国在兽医技术和动物疫情监测等方面的优势来说,中国的技术专长表现在利用动物副产品等制药方面,例如利用鹅脑成功地开发研制抗癌片;将兔脑经脱水、蒸溜、干燥加工成兔脑粉;用牛眼制成眼药水;将含硒较多的中草药加入鸡饲料,所产鸡蛋能有效地减轻高血压和心血管病。
2013年美国玉米产量3.54亿吨,排名世界第一;同年中国玉米产量2.18亿吨,排名第二。玉米深加工产业是玉米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美国玉米深加工量1.63亿吨,占世界总加工量的44.2%,中国为6000万吨,占世界总加工量的16.3%。美国是世界上玉米深加工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当前玉米产品已达3500多个品种。与美国相比,中国玉米深加工行业当前产品附加值较低,新产品的开发也比较薄弱,借鉴美国的经验,中资企业将利用生物技术,创新玉米加工工艺,重点开发氨基酸、低聚糖、多糖、多元醇等高附加值的产品。5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马铃薯生产国,产量是美国的4倍,在2011年,美国马铃薯加工品出口额12.64亿美元,同年中国出口额仅有4630万美元。中国马铃薯产品生产厂家正借鉴美国同行经验,积极扩大马铃薯加工品出口。
在农产品中的果蔬物流领域,中国果蔬物流中的损耗率为30%,美国的果蔬物流损耗率仅有1-2%,中方正借鉴美方的经验,降低果蔬物流损耗率。
四、水产合作前景广阔
中国的水产养殖历史悠久,目前在世界上养殖面积最大,而且在水产检疫、病毒研究方面技术很成熟。1994年,中国批准部分对虾品种对美出口,供其研究使用。在水产养殖领域,也有中资企业投资美国的水产养殖业。2007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中国海产品含有污染物为由对来自中国的鲶鱼、虾和鳗鱼实施进口禁令,却并未对其它国家的同类产品采取同样的标准。 产自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海产品仍可进入美国,但这些国家采用的是与中国相同的饲料和技术。为此中国向WTO上诉,美国的这一做法最终被定为违反了国际贸易的公平性原则。 通过WTO途径妥善解决中美贸易摩擦,有助于降低由食品安全标准引发的扣货、退货的发生率。6
在中美水产品贸易中,中国一直保持顺差,顺差额从2000年的4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15.7亿美元。2008年以来广东省保持对美国水产出口第一大省,其水产品对美国出口占中国对美国水产品出口的25%左右。
五、把握拓展营养、方便、功能型食品工业的机遇
美国企业或中美合资企业所生产的快餐、儿童食品、保健食品在中国城市深受欢迎,美国消费者也渴望尝到更多的中国食品,例如引进软包装的原汁原味中式炒菜。目前,富含黑色素的黑色食品在国际上比较流行,湖北荆门县农科所培育的黑稻米, 也受到包括美国顾客在内的海内外消费者的喜爱。中美两国在食品工业的交流合作,将会增强两国人民的健康。随着中国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方便食品的品种需求将趋于多样化,需要更加丰富的加工食品,中美双方在此领域开展合作研究与市场开发将会大有裨益。
中国已将农业列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中美在农业方面各有所长,中方在对美农业合作中,将以生物技术合作为重点,使之为中国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服务。
摘要：在过去40年中,中美两国农业合作始终保持稳定发展势头,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两国在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业科研与教育、农产品加工与流通等多个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中美农业合作符合两国政府、企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