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发展

中美经济发展（共8篇）

中美经济发展 篇1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促进中美关系稳定与合作

中美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于2014年7月在北京举行。5月11日-13日，奥巴马特别代表、美国财长雅各布?卢访问中国，分别与中国副总理汪洋、中国总理李克强会晤，中美双方就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简称“SED”）的基本内容达成了共识。尽管这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了诸多争议，但历史经验表明，只要两国保持高层对话和接触，通过积极沟通、直面分歧、寻求共识的方式来管控中美争议，两国关系就没有“过不了的坎”。

对话机制有其特殊意义

中美之间目前已经形成了60多项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机制，但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是两国之间级别最高、对话内容最具有综合性和战略性的对话管道。2006年，由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前总统布什共同创立中美“经济对话机制”，每年由中美两国的经济、财政和外交首脑率领各自相关政府部门的官员，举行综合性的经济、财政与金融政策对话。2009年1月奥巴马总统上台以后，为了及时应对两国间基本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上的新特点，两国决定提升中美一年一度的经济对话机制的层级，将经济和金融政策对话扩大到安全、防务和战略领域。中美这一高端的年度对话机制从此也正式命名为“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

2009年5月，首度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在华盛顿举行，时任中国副总理的王岐山和国务委员戴秉国，在随后的4年里与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财政部长盖特纳举行了4届中美SED，在促进两国经济、金融、贸易、环境与气候问题合作、汇率、双边投资，以及网络安全、地区安全热点局势等诸多问题上的中美政策沟通和增强合作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2013年，奥巴马政府进入第二任期，中国也产生了以总书记为代表的新领导集体。象征两国新政府团队上台、中美SED“新人当家”的第五轮中美SED在华盛顿举行，中国方面由主管经济和金融问题的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和新任国务委员杨洁篪负责，美国则由新任国务卿克里和新任财长雅克布?卢负责。

在2013年7月10日中美第五轮SED对话的开幕式上，汪洋副总理虽然是SED的“新人”，但表现却十分老辣。在开幕式的讲话中，汪洋副总理诙谐幽默，将中美经济和金融关系比喻为彼此都不能分离、已经高度相互依赖的“夫妻关系”，强调既然已在同一屋檐下，就不能“同床异梦”，而是要“培养共同生活的基础”，让中美合作走向新的历史高度。汪洋副总理特别指出，他已经10年没有访问过美国，但到了美国一看，美国人“身体还是比我们壮、个子还是比我们高、鼻子还是比我们长”，他就“放心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有不少人议论美国衰落了，中国也有人感觉“好得不得了”，觉得中美之间可能要提前权力“易位”。汪洋副总理的一番讲话，于玩笑之间暗藏机锋，赢得了满堂彩。

第六轮SED：中美正在面临重大的挑战

2014年7月的中美SED前夕，中美双方似乎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是由于2014年初，奥巴马政府加大了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对话外交和防务干预的力度。2014年5月，中越南海“9 81钻井”平台的对抗**，明明是越南政府在奥巴马政府强化所谓对盟国和防务伙伴“安全再保证”攻势下，“拉大旗作虎皮”，以为有美国撑腰就可以和中国叫板。而美国政府不顾“981钻井”平台的作业位置处在中国所属西沙群岛中的中建岛17海里的事实，指责中国钻井平台是在越南的专属经济区，是“挑衅行为”。因此，5月16日到访美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将军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不得不挺身而出，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要求美国在中越钻井平台的争执事件中“保持客观”，并强调中国会不理睬有关方面的压力，会把这口油井“打下去，一定要打成”。

另外，2014年5月18日美国财政部借口中国军队对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进行网络黑客攻击为由，宣布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5名军官进行制裁。这一决定显然违背了中美SED业已建立的“网络安全对话工作组”以协商精神解决中美之间的网络安全争议的原有共识。美国方面不顾新一轮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举行在即的事实，单方面对华采取敌视和报复行动，对中美SED机制的功能与这一机制本应展示的合作原则，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中美关系：需要的就是合作与互信

中美SED机制建立以来，正是在双方“坦诚对话、务实合作、循序渐进、互利共赢”的原则指导下，双方在经贸、金融、气候与减排问题上取得了诸多进展。第五轮中美SED最突出的成果，是两国决定正式启动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如果BIT协定达成，无疑将会使得中美两国的经济、金融关系迈上一个历史性的新台阶。第六轮中美SED决定设立两国气候与减排合作议程。2013年4月13日，中美两国联合发表了《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3年7月，工作组向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两国元首特别代表提交报告，建议采取针对两国最主要温室气体排放源和空气污染源控制的五项倡议：2014年2月15日，中国和美国再次发布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不仅向世界积极说明中美气候和减排行动的积极成果，而且在2015年全球气候新协议达成之前表达了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坚定的合作立场。

这份中美气候合作联合声明重申，中美两国将致力于“为2015年全球应对这一挑战的成功努力做出重要贡献”。声明还提及，“中国和美国将投入更多的精力来交换信息和讨论，促进中美合作，这对引导2015年联合国公布全球气候变化协议标准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奥巴马政府已向全球承诺，美国到2020年时碳排放量将较2005年降低17%（绝对总量减排）。2009年，中国政府也宣布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降低碳强度）的宏伟目标。中美之间的气候和减排合作，向世界昭示了中美合作的伟大愿景，也带动了国际社会向减排迈进的坚实步伐。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美两国之间所取得的积极进展表明，SED机制是解决中美众多争议、引领中美深化合作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机制。为了减少温室气体和其他空气污染物排放、实现务实合作，中美在SED机制下成立了“气候和减排工作组”，启动了在五个合作领域建立共同实施计划的行动方案。这五个领域分别是：载重汽车和其他汽车减排、建设智能电网、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温室气体数据的收集和管理、以及建筑和工业能效。

中美的气候合作不仅将带动全球气候与减排合作的信心，也是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气候合作框架义务进程的重要基础之一。2014年2月15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美国气候变化问题大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的陪同下，与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中国国际气候谈判首席代表解振华进行了工作磋商，并参观了由中美两国共同投资建立的清洁能源工厂。SED事实上已经成为中美气候与减排合作最重要的载体。

除了气候和双边投资贸易协定谈判之外，近年来另外一个涉及中美商业与金融合作的重要领域―跨境会计审计，也将是此轮SED涉及的重要话题。美国负责对会计公司审计的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PCAOB）”主席詹姆斯?多蒂（James Tody）希望2014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能够让中美之间的会计监管机构就跨境会计审计达成协议。中美跨境审计谈判是历年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保证相互投资具有良好的会计和审计运营环境，促进中国公司在美上市咨询客观、准确和公正的重要环节。2014年1月，美国证券监管委员会（SEC）宣布对中国四大会计事务所实行制裁，毕马威华振、德勤华永、安永华明以及普华永道中天四家会计事务所被暂停在美国执业6个月。随着中美经济和金融关系的紧密化，中美需要在许多方面实现法治程序的对接，并打击跨境商业欺诈及违法现象。SED在中美关系稳定和发展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不可替代。

中美经济发展 篇2

2 0 1 5年中国经济已然成为世界焦点。“习李新政”、“反腐”、“预算法”、“新常态”、“一带一路”、“亚投行”“股市”等成为中国百姓乃至世界人民热议的话题。在世界经济结构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 当代经济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未来的经济又将何去何从。

二、美国经济发展历程回顾: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美国经济大体上经历了以上四个阶段。我们无法也不应照搬美国经济的发展战略,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的国情, 去粗取精, 制定出真正适应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下面本文将以“时间”为顺序回顾美国经济发展历史, 并总结经验教训。

(一)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黄金时期

美国战后经济在全球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独树一帜, 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经历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战争过程中美国本土未遭到破坏, 经济发展基础好, 而且, 参战国在恢复经济过程中从美国进口了大量的设备设施, 促进了美国出口。二是由于美国继续推行凯恩斯主义, 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补偿性财政政策, 扩大内需拉动消费, 有效降低失业率。第三, 第三次科技革命发源于美国, 在这次科技浪潮中, 涌现了爱因斯坦、冯诺依曼等优秀的、为人类历史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 这与二战中对技术的需求密不可分。战争中美国相对稳定的环境吸引大批科学家移居美国, 需求激增刺激规模生产技术进步, 并且美国政府战后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具有借鉴意义。首先重视科学技术发展是近年来一直强调的话题, 但是中国科技始终缺少重大创新与突破, 目前引以为傲具有改变世界成效的科技创新仍滞留在“四大发明”阶段。窃以为, 促进中国科学技术创新要从根本上解放思想, 鼓励思想的多元化与兼容并包, 在教育制度改革中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 留住优秀人才。同时也要通过政策跟环境建设吸引外来人才。

(二) 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期——经济危机、滞涨期

七十年代初, 美国开始进入经济发展的“滞涨期”。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战后经济的发展优势逐渐减弱, 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步入经济发展的正轨, 对基础设施等需求量逐渐减少, 直接导致美国贸易出口额下降。第二, 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暴露出来, 由国家主导扩大内需, 造成了美国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 负债压力重;而且盲目的扩大内需导致了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 美元持续贬值, 给美国经济以重创。最后, 由于日本、德国等国家等经济迅速崛起, 带给美国制造业强烈的冲击。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逐渐退却, 美国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 经济日渐萧条。美国这一时期的发展也能给我们带来启示启发。第一, 要稳定币值,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探讨人民币的国际化, 尤其是在亚投行成为热词之后, 人民币向国际化方向又迈进了一步。要让世界人民对人民币有信心就要保证人民币的坚挺。此外, 在这场危机中, 我们已经看出制造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支柱性、基础性作用。在中国经济的转型期, 基础制造业的发展不能被搁置、忽略。

(三)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经济调整复苏繁荣期

经济衰退期后, 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恢复经济。首先, 代表着资本主义自由意志的里根总统上台, 他反对凯恩斯主义, 主张压缩政府开支、减税、削减政府支出减少企业负担, 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 (鲍金红2010) , 企图重新释放资本主义市场的活力, 在一定成度上降低了失业率。但是, 里根计划将巨额财政收入投入到军事建设当中去, 甚至不惜举借外债, 导致了政府财政赤字空前激增, 很多人认为这是变相的凯恩斯主义, 所以里根的财政改革并没有明显的成效。但这一时期的美国经济仍旧取得了进步, 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行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一方面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国内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另一方面, 这一时期美国还掀起了兼并的浪潮, 许多盈利能力低下的企业被市场所淘汰, 美国经济重现活力。

(四) 2007年开始爆发的金融危机

经过经济复苏与繁荣后, 2007年, 美国再次陷入危机。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过度发展金融, 忽视了实体产业的发展。金融危机始发于美国, 美国的金融机构将房屋信贷发放给不符合信用评级的人群。通常这类贷款都要求支付更高的利率, 遵守更严格的还款制度。但是, 由于美国金融市场过于活跃, 金融机构缺乏监管, 因此没有对这些严格的制度予以执行, 次贷量大幅增加, 最终引爆金融危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对于资本的狂热追逐。

金融危机之后, 对中国而言, 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不能过于倚重金融的发展, 要十分重视实体经济的经营, 因为只有实体经济才能创造真正的财富。奥巴马政府也提出了一揽子计划, 促进实体经济的复苏。窃以为,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剂, 但不是支柱与核心, 这对当代中国经济但转型亦有借鉴意义。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

(一) 建国初期, 经济发展缓慢。

战争结束后, 国家将发展战略制定为重点发展军事与重工业, 甚至希望短时间内赶英超美, 不切实际的战略让中国经济背负巨大压力。由于军事属于保密性极高的产业, 可从发达国家借鉴的经验极少, 技术外溢效果差, 且需要大量的投资, 导致资源分配不合理, 国民经济尤其是基建民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二) 1979年对外开放至今: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是转变了发展战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资源配置由军事转移到了基础设施、民生、科学技术等方面, 这一战略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政治方面, 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等于计划经济, 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经济, 这一概念极大的释放了中国的市场潜力。此外, 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人口大爆发, 使我们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了比较优势。而与此同时, 我们积极进行对外开放, 提出“以市场换技术”, 接盘发达国家转移的产业。一方面, 由于技术存在“外溢效应”, 发达国家在转移产业的过程中不可置否的转移了相应的技术, 中国充分利用这种技术上的“后发优势”, 大大降低了研发成本, 助推经济飞速发展。另一方面, 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为我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西方先进管理理念、规范的管理制度、高素质人才输送, 都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但是, 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包括资源配置不合理、寻租、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

以环境问题为例, 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目前正处于依赖高耗能高投入发展经济的产业阶段, 历史上发达国家都经历过这一时期, 所以不必太过恐慌。中国要想改变环境污染, 就要加快产业升级, 将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能够很好的促进我国转移过剩生产力以及产业, 突破中低收入瓶颈, 为经济焕发提供新的增长点。此外, 要重申政府监管, 政府要对污染企业、污染行为予以重罚, 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制体系, 为中国经济发展、环境治理提供法制保障。

四、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未来之路的制约因素

现如今,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是指不仅仅指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其更重要的是强调经济发展向现代化方向转变, 重视提高经济质量。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第一人口变化的新常态是导致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原因4[] (李建民2015) , 我国已经出现路易斯拐点。李建民认为, 人口变化分别直接、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结构。直接影响有两个途径, 一是需求方面, 人口结构变化使需求水平结构改变。二是供给方面, 劳动力数量下降, 成本上升,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间接方面, 通过推动“民生制度”的变革来影响新常态经济。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增加, 适学人数上升, 养老、教育等民生建设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因此, 经济发展要减少政绩工程、重复建设等, 从民生角度挖掘经济增长点。第二, 要素禀赋发生变化, 最明显的是能源日益枯竭, 以及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第三是我国技术的后发优势逐渐减弱, 本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四是因为资本方面, “投资成本洼地”效应正在逐步减弱, 高投资所以依赖的低要素价格将得到扭转5[5.] (任保平2015) , 此外, 以政府基础设施为代表的产能投资过剩, 亟需消化, 所以在投资方面, 要重新定位中国的比较优势, 充分尊重市场需求, 调整产能。其次, 要继续拉动消费, 这要求政府真正藏富于民, 加大民生项目建设力度, 保障就业, 促进人民收入水平的稳定上升。

五、中美发展对比以及中国未来之路的探索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优势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反思规避。而中国经历了高速发展的增长周期之后, 进入了“新常态”, 中国会不会陷入中低收入陷阱, 美国的经济发展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适应中国国情, 中国未来经济应当怎样走, 接下来的内容将围绕以上问题展开。

2014年1月, 中央政府提出“新常态”意在揭示中国经济将由高速发展阶段向中高速发展阶段转变, 经济发展更多的依靠经济质量, 国家进一步推进产业进行结构性改革。对于中央政府的改革决心, 很多经济学家都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 依靠基础设施出口、民生建设, 中国经济依然有很强的增长潜力。结合美国等发达国家等经济发展经验教训以及中国当前地经济中国经济要想避免陷入中低收入陷阱, 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活力, 建立健全法制体系、政府做到不越位、不缺位;加大民生建设投资, 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曾经,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依托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为世界经济制定着规则, 现在, 中国正在主动出击, 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是中国积极主动融入世界金融的战略,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在寻求自身经济增长点的同时, 也在拉动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

总结中美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 对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借鉴、参考意义, 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时代背景下, 这样的思考显得十分紧迫。

摘要：二战后,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迅速崛起, 与此同时, 中国经济的表现亦令人瞠目。本文提出, 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是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国情相吻合, 正确的战略方向让中国少走弯路。直接原因是作为发展中国家, 中国积极的对外开放, 以市场换技术, 充分利用资本、技术、制度的后发优势, 以及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 实现经济腾飞。因此, 本文首先以美国代表, 回顾美国经济发展历史及经验教训, 然后总结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代价与收获, 最后讨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阻碍以及未来发展之路。

关键词：经济,美国,中国,国家战略,后发优势

参考文献

[1]鲍金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历史演进[J].经济思想史评论, 2010, 01:184-200.

[2]李建民.中国的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J].人口研究, 2015, 01:3-13.

中美经济发展 篇3

在本轮对话开幕式上，奥巴马总统特别提到了中美关系不仅关系到两国，也关系到21世纪的全球面貌，将影响如何去塑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未来，而美国不仅要在经济事务中寻求中国的合作，也将在安全事务中与中国合作。这种对中美关系和中国全球作用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既表示出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在包括安全问题在内的全球事务中的新分量，也表明了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现实和潜在力量的新的认知，这一新的认如构成了美国最高战略决策人士及部门构想未来中关系的一个新的基础。

回顾以往，在20世纪的下半页，中美关系的历程可谓跌宕起伏，既有长期的、对各自后果严重的全面对抗，也有深入的、改变了世界格局的战略合作，彼时，安全和军事问题是几乎唯一且首要的两国关系接触点。近50年来，随着中国奉行改革开放的内外政策，历史的对抗原因固然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消失，不过合作的基础也悄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新时代的两国利益格局也带来了新的摩擦和抵牾，但是，随着中国成为最有活力的世界经济大国和全球事务的参与者，以及全球安全事务新的特点萌生，总体来说，两国共同利益的基础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两国的地缘战略距离不是拉远了，而是愈加的接近。这是两国必须探讨和摸索全新的、更高层次的战略合作的客观条件。

目前，以金融危机为标志的全球经济大衰退正威胁着各国的政经安全，同时也预示着国际格局将发生剧烈的变化。从更大的背景观察，首先，技术产业升级和市场变化带来了新的国家权力的沉浮，也造成了未来全球格局的极大不确定性。其次，由于能源和环境问题的恶化，更多全球性的危机日益浮上大国事务的前台，这些问题虽然并非传统国别的安全威胁，却是针对全球的长远危险。其三，由于发展不平衡及历史和现实的缘由，地区不稳定随时有转化为冲突，甚至战争的危险，而地区不稳定又会威胁到全球稳定。最后，随着以国际恐怖主义为主要代表的国际极端势力的崛起，新型的安全威胁日益严峻，而这些新型安全威胁又有与核生化等大规模毁灭武器结合的趋势，其现实的危险是任何繁荣的社会所不能承受的。面对上述这些剧烈的变化和新型威胁，中美两国无论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全球费任的角度来说，无疑都负有首当其冲和不可推卸责任。在这种共同利益与责任的观照之下，两国需要更紧密的战略合作与协调的现实环境也是至为显明的。

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篇4

遵循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于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日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胡锦涛主席特别代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贝拉克·奥巴马总统特别代表、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在２０１１年５月举行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确立了中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面框架（以下简称“全面框架”）。

中美两国确认，双方将基于共同利益，从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的角度，推进更为广泛的经济合作，以共同建设全面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增进两国繁荣与福祉，推动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第一条

原 则

１．全面框架基于两国各自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以及不断增加就业的国家利益。同时，中美经济关系基于广泛的共同利益和交汇利益。双方认识到，对方经济的健康和持续增长对自身繁荣不可或缺。

２．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成果和政策行动对全球经济的健康有重要影响。双方认识到并考虑其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并合作加强支持全球增长和稳定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机构。

３．作为更大规模、更加紧密和更为广泛的经济合作的一部分，中美双方正就影响对方利益的政策行动加大磋商力度。

４．依托现有对话和合作机制，落实中美合作框架。两国重申落实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中的承诺。

第二条

深化宏观经济合作

双方认识到，两国关于促进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目标从根本上是一致的，承诺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交流和协调。

５．双方正进一步利用现有渠道，就与两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健康相关的宏观经济、财政、金融和结构性问题深化合作。

６．双方重申支持二十国集团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重申通过强劲的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来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并采取全方位措施巩固全球经济复苏，减少过度外部失衡并将经常账户失衡保持在可持续水平。双方确认积极支持二十国集团互评进程。

７．双方承诺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维护国际货币环境的稳定。美方承诺对汇率过度波动保持警惕，中方承诺继续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第三条

发展更加平衡的贸易和投资关系

双方认识到开放的贸易和投资对推动创新、创造就业、增加收入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双方承诺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与投资，促进更加开放的全球贸易与投资，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

８．双方承诺采取综合性措施促进更加平衡的中美贸易。

９．双方承诺本着建设性、合作性和互利性的态度积极解决双边贸易和投资争端。

１０．双方认识到在首轮和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认同的政府采购和创新政策中非歧视原则的重要性，并重申继续支持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

１１．双方致力于营造开放、公平的投资环境，并继续为两国投资者增加透明度和可预见性。

１２．双方同意在各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中，探索新的合作机遇。

１３．双方承诺积极开展地方层级经济合作，促进两国企业、智库、大学之间的沟通交流。双方致力于完善中美投资论坛、中美省州长论坛、中美城市经济合作会议机制，进一步推动两国企业界和学术界“二轨”对话机制。

第四条

深化在金融领域的合作

双方承诺进一步深化在金融部门发展、投资和监管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合作支持生产性的资本流入两国金融市场，促进两国金融市场的效率与稳定。

１４．双方认识到公平、开放的投资环境的重要性，在符合审慎原则并与国家安全要求一致的情况下，支持为金融服务投资和跨境证券投资营造开放的环境。

１５．双方承诺深化双边以及在二十国集团、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合作，确保金融稳定，加强金融监管。

第五条

加强区域和国际经济合作

１６．美方欢迎中方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承认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和亚太地区的重要作用，并欢迎美国参与亚太地区经济稳定与繁荣并为其做出贡献。

１７．双方承诺加强交流和协作，支持二十国集团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１８．双方认可亚太经合组织作为亚太经济合作平台的重要作用，承诺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的协调与合作。

１９．双方承诺共同努力加强全球金融体系和改革国际金融框架。双方继续强有力的合作以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边开发银行和其他涉及全球经济治理机构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２０．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双方共同促进国际社会援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努力。双方致力于与多边开发银行协作，寻求合作支持全球减贫、发展和区域一体化，为包容性、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

王岐山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日于华盛顿

（人民网华盛顿５月１０日电）

美利坚合众国 代表

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 篇5

会谈背景

根据《共同声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主要讨论两国共同感兴趣和关切的双边和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对话每年进行两次，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2006年12月，中美两国在北京进行了首次战略经济对话。

中美战略对话是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于 2005年8月正式启动的，是中美在战略和政治层面进行深入沟通的重要机制。

本次经济对话的主题为“建设全面互利的中美经济伙伴关系”。围绕这一主题，双方将讨论以下议题：一是促进贸易与投资合作，包括推进新兴产业领域的贸易与投资合作等；二是完善金融系统和加强金融监管，主要包括金融业改革，跨境金融监管合作；三是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四是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主要包括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与挑战，将涉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东北非形势对地区和世界经济影响、日本特大自然灾害等议题。

2009年4月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伦敦参加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为双方扩大共识、减少分歧、加深互信、促进合作，推动两国关系朝着积极合作全面的方向不断发展，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

此轮对话是在胡锦涛主席1月成功访美后，中美关系进入建设合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背景下举行，预示中美第三轮对话将更为深入有效。

此前，在中美两国60多个磋商机制中，“战略对话”与“战略经济对话”是双边交流的两个重要机制。两项机制自确立以来，中美在事关两国关系的深层次、战略性重大问题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沟通与交流

会谈内容

新华网华盛顿５月１０日电（记者蒋旭峰 刘丽娜阳建）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９日至１０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国务委员戴秉国，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代表、美国国务卿克林顿，财政部长盖特纳共同主持对话。双方就落实胡锦涛主席今年１月访美期间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大力推动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进行了深入沟通交流，加深了了解，扩大了共识，增进了信任，推进了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本次经济对话的主要任务是落实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进建设全面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双方就两国经济合作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达成多项互利共赢的成果。王岐山副总理和盖特纳财长共同签署了《中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面框架》，明确两国将开展更大规模、更加紧密、更为广泛的经济合作。

双方一致认为，在当前极为复杂的经济形势下，中美应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推动两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双方讨论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日本地震引发的核泄漏及中东局势动荡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强调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确保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复苏，有效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改革，逐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双方同意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发挥各自优势，在铁路、电网等基础设施以及清洁能源、绿色经济、科技创新等领域加强合作，扩大两国地方政府、企业等各层面的交流合作。

双方强调，要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系。美方承诺在出口管制体系改革中公平对待中国，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并将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合作的方式迅速、全面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双方将继续推进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加强在知识产权保护、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双方将积极推进多哈回合谈判，共同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

本次对话还就金融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双方同意，在监管系统重要性机构、影子银行业务、信用评级机构、改革薪酬政策、打击非法融资等领域加强信息共享与合作，共同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美方欢迎中国金融企业赴美投资，认可中方在资本充足率、综合并表等监管方面取得的显著进步。美方承诺，继续对政府支持企业实施强有力的监督，确保其具有足够资本履行财务责任。

在战略对话中，双方紧紧围绕落实两国元首推进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共识，就涵盖中美双边关系、地区和全球层面的重大问题坦率、深入、建设性地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按照《中美联合声明》的精神，从增进战略互信、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双边合作、加强在国际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促进两国人文交流合作等方面不断充实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发表了《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成果清单》，涉及能源、环境、科技、交通、林业、气候变化等多领域合作成果。

双方表示，应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扩大和深化务实合作。美方重申欢迎一个繁荣、强大、成功的中国，欢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不谋求遏制中国。中方强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双方同意在战略对话框架下建立中美战略安全对话机制并举行了首次对话。

双方一致认为，应立足亚太，努力构建两国在亚太相互包容、良性竞争、合作共赢的互动格局。中美应携手合作，并与本地区其他国家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促进这一地区的持久繁荣，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机制。

双方认识到，应放眼全球，共同应对各类新问题和新挑战。国际形势正发生新的重要变化，中美作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应进行更多沟通、协调与合作，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2011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成果清单

2011年5月9日至10日，在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战略对话中，双方讨论了双边、地区及全球层面的重大问题。按照《中美联合声明》的精

神，致力于培育和深化战略互信，共同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有关讨论取得了48项具体成果。中美双方：

一、促进高层交往

1、决定将共同努力做好未来几个月中美高层交往工作。两国元首期待着年内再次会晤。双方认为，即将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东亚峰会、美国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为两国高层互动提供更多机会。中方欢迎拜登副总统即将对中国的访问。美方欢迎此后习近平副主席访问美国。

二、双边对话和磋商

2、宣布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战略对话框架下开展中美战略安全对话。本轮对话期间，双方在坦诚、建设性的气氛中举行了首次中美战略安全对话。中方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美方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国防部副部长弗卢努瓦、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卡特赖特、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威拉德等参加了对话。

3、承认双方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共同目标方面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决定建立中美亚太事务磋商，并于年内尽早举行首轮磋商。

4、认识到中美两国人民之间联系的重要性及其在加强双边总体关系中的作用。欢迎刘延东国务委员和克林顿国务卿主持召开的中美人文高层磋商所取得的成果，如“十万人留学中国计划”、中美妇女领袖交流和对话机制。

5、注意到最近在中国举行的双边人权对话，重申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继续就人权问题进行建设性双边对话，期待明年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人权对话。

6、决定于2011年6月在华盛顿进行下一轮法律专家对话。

7、决定在下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就政策规划、非洲、拉美、南亚、中亚事务举行新一轮对话，加强两国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合作。

8、决定年内举行第八次中美反恐磋商。

9、决定在下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举行新一轮安全对话和防扩散对话。双方重申继续就重大国际安全和其他防扩散问题保持沟通与合作。

10、举行了富有成果的气候变化政策对话，决定就确保《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共同开展建设性努力，包括通过落实坎昆协议以及推动在南非德班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取得积极成果。同意进一步巩固双边气候变化政策对话机制建设及相关合作，加强双方各层面交流，就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相关问题和国内政策交换意见。

11、在4月19至20日，举行了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联合工作组第七次会议。中美决定加强十年合作框架的实施并根据新的情况进行完善，以更好地发挥框架激发和鼓励创新与变革的作用，提升双方在环境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双方在十年合作框架下讨论了绿色发展议题，正继续推进清洁水、清洁大气、清洁高效电力、清洁高效交通、保护区和湿地保护、能效等行动小组的合作。

12、在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举办了第二届中美能效论坛。宣布将于双方商定的时间举办能源政策对话、油气工业论坛、可再生能源产业论坛及先进生物燃料论坛。

13、就落实近期中国科学院和美国能源部签署的能源科学合作议定书举行磋商并探讨了可能的联合行动方案。该议定书建立了促进中美双方在高能物理、核能科学(包括核裂变和核聚变相关科学)、基础能源科学、生物科学和环境科学研发领域的科技合作框架。

14、决定在2011年5月下旬在华盛顿举行第二轮中美海洋法和极地事务对话。

15、决定年内举行中美打击木材非法采伐及相关贸易双边论坛第四次会议。双方将就推进相关谅解备忘录目标的具体活动继续开展双边对话与交流。

16、宣布拟在2011年10月上中旬在北京举办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第十四次会议。美国相关部门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将与会。

17、决定2011年10月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举办中美农业科技合作联合工作组第九次会议。

三、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

18、决定加强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沟通与协调，以共同应对挑战，维护和平与稳定。关于朝鲜半岛问题，双方重申了2011年《中美联合声明》中的相关谅解。认识到双方在阿富汗政治稳定与经济重建方面有共同利益，决定加强相关努力的协调以促进这些共同利益。关于伊朗核问题，双方重申了2011年《中美联合声明》中的相关谅解。

19、决定采取措施鼓励苏丹北南双方继续推进和平进程，通过谈判解决相关争议，并完全履行《全面和平协议》，以确保和平过渡，使北南苏丹和平共处。承诺就苏丹问题加强沟通协调，比如南苏丹经济发展问题。决定有关各方应采取建设性行动促进达尔富尔的安全与人道主义状况，致力于达问题的政治解决。

四、加强中美双边合作

20、决定进一步深化在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与透明度专家工作组、二十国集团反腐败工作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双边和多边框架下打击腐败包括贿赂公共部门官员的合作。中方支持由2011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东道国美国承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行动计划会议。

21、欢迎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在加强执法合作方面取得的进展，努力加快处理在惩治罪犯、追赃以及打击非法移民、毒品犯罪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等领域的未决案件。

22、决定加强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机制，增进双方在该机制框架下的执法合作，宣布机制秘书处正式开始运作，同意召开机制第九次会议和有关工作组会议。

23、继续寻求中美在海事安全和管理领域的合作机会。应中方邀请，美国海岸警卫队拟出席8月24日至28日在华举办的“2011年世界海上救援大会”。

24、继续进行海事官员定期互访，欢迎双方海事执法舰船互访。美国海岸警卫队太平洋区域司令、海军中将曼森布朗拟于5月29日至6月4日访华，并会见中方海事管理部门代表。

25、中国海关总署与美国能源部正开展打击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非法贩运的合作，特别是今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中美合作建设中国海关辐射探测培训中心谅解备忘录》。双方将积极推进建设海关辐射探测培训中心的工作。

26、积极评价中美海关在供应链安全与便利、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中美经贸秩序方面所取得的积极进展。双方欢迎通过开展既有的供应链安全与便利领域项目推进合作，并致力于加强海关执法合作。

27、宣布美国贸易发展署资助应对环境灾害，继续在中国商务部、美国贸易发展署及相关政府部门支持下，促进中美企业和机构在医疗、救灾反应、智能电网等领域开展合作。

28、欢迎双方探讨在大规模推广清洁炉灶和燃料的全球努力方面进行协作的可能性。

29、欢迎在推进《关于建立中美省州长论坛以促进地方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方面取得的进展。为继续加强和深化地方交流与合作，双方支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全国州长协会于2011年7月在犹他州盐湖城举办首届中美省州长论坛，2011年末或2012年在中国举办第二届省州长论坛。

30、将为新成立的中国园项目全美基金会有关中国园项目的筹资工作进一步提供支持。2011年5月，中方将指定一家通过美方资质认证的项目承包商，与美农业部及总部在美的工程队伍共同做好符合法规的设计规划，以便启动中国园项目场地准备工作。

五、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

31、重申将继续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美国环境保护署之间开展合作，在《关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合作备忘录》框架下加强制定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能力建设。

32、欢迎在落实《中美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方面取得的进展。

33、在“中美能源合作项目”支持下，进一步促进双方在电力特别是电力管理系统和电力项目决策等领域开展合作。双方期待着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和美国贸易发展署资助的两项智能电网技术研究取得成果。

34、中国国家能源局和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决定就两国能源监管经验和实践共享信息。

35、决定加强大规模风电项目研究的规划与部署及风电项目并网等方面的合作和分析。

36、欢迎在落实《中国国家能源局和美国国务院关于在页岩气领域合作的备忘录》方面取得的积极进展，决定继续深入探讨有关合作。

37、欢迎双方在中美能源合作项目下落实中美关于在中国使用航空生物燃料谅解备忘录取得的进展。双方决定根据资金状况，继续深入探讨有关合作。优先考虑并积极推动为发展第二代生物燃料开展非粮原料体系建设研究与合作项目。

38、决定适时共同举行中国可持续航空生物燃料产业战略研究、验证和使用的启动仪式。

39、加强中国气象局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在《中美科技协定》框架下的联合研究，开发双方准确、可靠观测和理解大气中温室气体活动的能力。

40、承诺合作帮助中美都是成员国的地区渔业管理机构及其他国际组织履行职责，减少“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的捕鱼活动及相关渔产品进入全球市场 的机会。双方承诺保护和管理海洋生物资源，收集具有特别关切物种的特定信息，确保其可持续管理和保护，以防止非法或非有意抓捕海龟及其他依据条约义务、国家法律和规章应该保护的海洋物种。

41、双方决定进一步落实中美海洋与渔业科技合作第十八次联合工作组会上达成的共识，尽快制订《中美2011-2015年海洋科技合作框架计划》，指导中国国家海洋局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未来的合作，制订中美在印度洋、南大洋开展大规模、跨学科的重大合作项目计划，并尽早实施。

42、再次确认双方将按照2010年5月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中美能源安全合作联合声明》中确定的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原则保障能源安全。两国重申了在稳定国际能源市场、保障能源多元供应及合理高效使用能源方面合作的共同目标。双方一致认为通过市场机制满足未来能源需求仍是中美两国的首要和最佳选择。

43、支持北京大学承办中国国际太阳能竞赛。

六、签署和续签的文件

44、续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美利坚合众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卫生健康医药科学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45、签署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美利坚合众国国土安全部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关于供应链安全与便利合作谅解备忘录〉的行动计划》。

46、在《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和《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关于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框架实施的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签署了6对新的绿色合作伙伴关系。

47、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与美利坚合众国国土安全部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关于执法事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七、对口磋商和其他会见

48、就联合国维和事务、苏丹问题、执法合作、气候变化、扫雷及常规武器销毁、电子废物等议题举行了对口磋商。两国高级官员还就涉及中美关系整个战略轨道的广泛议题举行了一系列双边会见。

美国内产业对我出口钢质无缝高压气瓶提起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申请

文章来源：公平贸易局 2011-05-12 16:03

2011年5月11日，美国Norris Cylinder Company向美商务部和美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对原产于中国的钢质无缝高压气瓶启动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根据调查程序，美商务部将于收到申请后20天内做

出是否立案的决定。

申诉书中列明的被调查产品为用于储运气体的钢质无缝高压气瓶，主要型号包括DOT3A,3AX,3AA,3AAX,3B,3E,3HT,3T等，最大容水量为450公升，容气量在8至702立方英尺。该产品在美国海关税则号中列于7311.00.0030和7311.00.0090项下。

请涉案企业与以下商会联系应诉事宜。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电话：010-85692789；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电话：010-58280856。

（首发子站：公平贸易局子站）

文章类型：原创 内容分类：新闻

商务部公告2011年第20号 关于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汽车产品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

查的终裁公告

2011-05-05 16:48 文章来源：商务部 公平贸易局

文章类型：原创 内容分类：政策

【发布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发布文号】公告2011年第20号 【发布日期】2011-05-0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商务部于2009年11月6日发布立案公告，决

定对原产于美国的排气量在2.0升及2.0升以上的进口小轿车和越野车进行反倾销调查；同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的规定，商务部发布立案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排气量在2.0升及2.0升以上的进口小轿车和越野车（以下简称被调查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

商务部对被调查产品是否存在倾销和倾销幅度、补贴和补贴金额、被调查产品是否对中国汽车产业造成损害及损害程度以及倾销、补贴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商务部于2011年4月2日发布初裁公告，认定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和补贴，中国国内汽车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而且倾销和补贴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初步裁定后，商务部继续对倾销和倾销幅度、补贴和补贴金额、损害和损害程度、以及倾销和补贴与损害之间因果关系进行调查。现案件调查结束，根据调查结果，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商务部作出最终裁定（见附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最终裁定

经过调查，商务部最终裁定，在案件调查期内，原产于美国的排气量在2.5升以上的进口小轿车和越野车存在倾销和补贴，中国国内排气量在2.5升以上的小轿车和越野车产业受到实质损害，且倾销、补贴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二、被调查产品及调查范围

经审查，商务部调整了被调查产品范围。调整后，被调查产品的调查范围为：原产于美国的排气量在2.5升以上的进口小轿车和越野车。

名称：排气量在2.5升以上小轿车和越野车。英文名称：SalooncarsandCross-countrycars（ofacylindercapacity>2500cc）。

具体描述：所用发动机排气量在2.5升以上的小轿车和越野车，主要由发动机、底盘、车身和电气设备等基本部分组成。

主要用途：广泛应用于公路交通运输，主要用于载运乘客及其随身行李和/或临时物品。

该产品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87032361、87032362、87032369、87032411、87032412、87032419、87032421、87032422、87032429、87033311、87033312、87033319、87033321、87033322、87033329、87033361、87033362、87033369、87039000。

三、终裁倾销幅度

终裁确定的各公司倾销幅度如下：

1.通用汽车有限公司8.9%

（GeneralMotorsLLC）

2.克莱斯勒集团有限公司8.8%

（ChryslerGroupLLC）

3.梅赛德斯－奔驰美国国际公司2.7%

（Mercedes-BenzU.S.International,Inc.）

4.宝马美国斯帕坦堡工厂2.0%

（BMWManufacturingLLC）

5.美国本田制造有限公司及美国本田有限公司4.1%

（HondaofAmericaMfg.,Inc.，AmericanHondaMotorCo,Inc.）

6.其他美国公司21.5%

（AllOthers）

四、终裁从价补贴率

终裁确定的各公司从价补贴率如下：

1.通用汽车有限公司12.9%

（GeneralMotorsLLC）

2.克莱斯勒集团有限公司6.2%

（ChryslerGroupLLC）

3.梅赛德斯-奔驰美国国际公司0%

（Mercedes-BenzU.S.International,Inc.）

4.宝马美国斯帕坦堡工厂0%

（BMWManufacturingLLC）

5.美国本田制造有限公司及美国本田有限公司0%

（HondaofAmericaMfg.,Inc.，AmericanHondaMotorCo,Inc.）

6.福特汽车公司0%

（FordMotorCompany）

7.其他美国公司12.9%

（AllOthers）

五、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

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同意，暂不对被调查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实施事宜视情另行公告。

六、复审

有关利害关系方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的相关规定，向商务部申请复审。

七、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对终裁决定不服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五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关于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汽车产品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的最终裁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二○一一年五月五日

美国真的希望人民币升值吗？

（时间:201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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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1 所属类别：出口要闻

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经结束，人民币汇率问题照例成为对话的焦点。美国官员的讲话措辞强硬，中国官员的回应有理有据，双方你来我往，争论不休，就此问题实难达成共识。若能跳出传统的分析框架，不难看出，人民币汇率问题其实只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抓手而已，之所以抓住不放，是因为现阶段这个工具

【关闭窗口】

用起来最为顺手。

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五花八门，其中使用最多的是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进而影响到美国国内就业。就业是天大的事情，所以人民币汇率问题就成为中美两国经济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话题。但有识之士不止一次地论证过，美国的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即便是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也解决不了美国的就业问题。

实际上，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对于美国有很大好处。假设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测算准确，即人民币汇率低估40%，那么就相当于美国人以六折的价钱买到了中国的商品，而中国在购买美国债券的时候需要多付40%的钱，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了，美国老百姓购买同样的商品则要支付更多的钱，美国财政部发行债券要面临更高的融资成本，这些显性的福利损失，不是一点点就业增加所能够弥补的，况且人民币真的大幅度升值，也不一定带来美国就业的增加。

逼迫人民币升值，肯定会给美国人带来购买力方面的福利损失，却不一定会带来扩大就业引起的福利增加，美国政府为何还要乐此不疲呢？一位名叫斯瓦格尔的美国人给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此君是美国事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曾经是布什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他写道：“美国政府大张旗鼓地公开施压，只能使中国人更难于采取行动，这可能是一种策略，其目的是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基础上，延长美国从中国得到的巨大好处。当然，这一切也可能是无意的，但是不管动机如何，美国行政当局找到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办法，得以使美国的好日子延续下去”。

或许斯瓦格尔的解释只是灵机一动，猜测的成分更大，但是他却揭示了美国政府频频施压人民币汇率最为重要的原因，即汇率问题只是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抓手。简要回顾历史便可发现，美国在不同时期都可以向中国提出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频频向中国政府发难，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问题彻底解决；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强大竞争力，美国又抓住了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放。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经过近几年的改革，已经初步成熟，近期人民币汇率升值速度明显加快，贸易顺差也在稳步回落，人民币汇率问题作为一个顺手的工具慢慢失去作用，美国政府又适时把目光转向了利率方面。在刚刚闭幕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方在继续施压人民币汇率的同时，又抛出了中国向大型国企提供廉价信贷的问题，这或许是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一个新抓手。

汇率政策是一个国家的内政，决定政策方向的是这个国家的根本利益，这同“以邻为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如果牺牲本国利益满足他国利益，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无法交代。所以，中国在汇率问题上仍要坚持主动、渐进和可控的政策基调，始终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决定政策走向。

需要警惕的一种倾向是意气用事，凡是对手赞同的我们就反对，这种做法并不可取，正确的选择是从自

身利益出发理性分析，找出一条利己利人的道路。短期来看，人民币汇率仍宜坚持小幅稳步升值，给国内经济主体争取足够的调整时间和空间，同时为解决长远的结构性问题创造条件。

中美经济发展 篇6

2010年伊始，中美关系因美国对台军售、贸易保护、谷歌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美关系似乎突然陷入低迷，以致《华盛顿邮报》评论称，2010年头几个月中美关系将“迎来艰难时刻”；美国欧亚集团甚至将中美关系列为2010年全球十大风险之首。

2010年，中美关系走势引人注目。

仅仅两个月前，奥巴马总统成功访华，两国签署中美关系史上又一份重要文件，使2009年的中美关系在高开高走中达到高潮。为何中美关系在2009年能一直保持顺畅发展，2010年开年即遭遇挫折？那些使中美关系平稳发展的基本因素是否依然存在？2010年中美关系发展究竟将呈现什么特色？这些问题引起全世界密切关注。毕竟，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重大全球性意义。

2009年平稳发展非偶然

展望2010年的中美关系，有必要首先回顾2009年。应该说，2009年中美关系能够实现平稳发展并高潮迭起，绝非偶然。总结起来，大概有四方面原因：第一，是中美关系30年发展的历史惯性和发展逻辑使然。建交30年来的关系发展，使中美关系积淀起日渐深厚的基础，包括巨大的双边贸易额支撑的经贸基础、广泛的国际与地区合作形成的战略基础、全面的交流机制累积的政治基础等，由此形成一个必然结果：中美关系只能进，不能退；合则两利，斗则双输。第二，是中美两国逆向发展态势及美国对华需求日渐增高的客观现实使然。中国崛起大势所趋，美国是否陷入衰落虽无定论，但美国霸权呈现衰势则是不争事实。在这一大背景下，面临“一场危机、两场战争”的不利局面及新兴大国崛起、美国形象受损的现实，美国对华战略倚重必然加强，这种倚重未必心甘情愿，却不得不有意为之。因此，对华政策抓大放小、淡化矛盾与冲突点也就理所当然。第三，是奥巴马团队战略观、世界观、对华观使然。一心创造历史的奥巴马，上台伊始即提出“巧实力”战略观与“多伙伴”世界观，并因此全面调整对外战略思维与做法。对华战略显然也呈现出若干新气象，包括正面接纳中国和平崛起、公开表示不谋求遏制中国、愿意同中国分享部分“领导责任”等，以此换取中美战略相互保证，确保中国崛起不仅不挑战美国利益而且成为促进美国利益的正面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2009年美国对华政策显示出来的一系列积极动向，包括克林顿国务卿年初访华、奥巴马总统年底访华、高度重视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启动、积极推动两国议会交流达到高潮、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关系新定位很快得到确认等，不只是权宜之计，也带有某种战略性意义。第四，是中国积极把握机遇、推进中美关系的战略主动使然。2009年中美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中国政府不仅把握了国际局势变动的战略机遇，也抓住了奥巴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基本动向，进而在对美工作上加强谋划并提早动作，在战术运用上善于凸显合作面、控制消极面。实践证明，这一做法取得了良好成效。2010年的四个未变

很显然，观察2010年中美关系走势，首先必须全面审视以上几个基本因素是否存在，或者说是否依然起作用。总体看来，2010年中美关系有四个未变：其一，美国对华战略倚重未发生根本改变。奥巴马一年来的变革实践表明，美国金融危机势头虽得到初步遏止，但经济危机的风险并未根除；股市虽有所上扬，但房市依旧低迷；经济虽出现正增长，但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奥巴马政府主要精力势必仍将放在拼经济、保就业、促发展上，中美经贸关系出现重大波折并不符合美国利益。更重要的是，一度被奥巴马政府有意淡化的反恐问题因阿富汗问题陷入僵局、也门事件突发，而再度跃升至美国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位置。也因此，使得控制中美安全冲突、加强两国反恐合作成为奥巴马政府不得不继续坚持的对外战略大局。一句话，美国对华战略借重的势头并未减弱。其二，中美关系的基础总体仍未动摇。两国经济摩擦的深度与频度虽在上升，但相对中美贸易总量及经济合作格局多元化的势头，毕竟只是大格局下的小问题；谷歌事件等所体现的中美政治较量虽针锋相对，但两国总体政治对话与交流势头仍呈升势；双方在气候变化、朝核、伊核等问题上的矛盾分歧本来就很正常，不会根本冲击两国战略合作大局。其三，奥巴马团队总体对华态度没有根本改变。尽管对中国有期待太高进而落空的遗憾甚至不满，尽管在谷歌等问题的处理上有强词夺理的一面，但正如克林顿国务卿日前在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所讲的那样，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的大局是得到两国元首认可的共识，理性对待分歧是双边关系成熟的标志，发展美中关系仍是美国的最高利益。其四，中国发展健康稳定的对美关系的意志依然坚定。对对台军售等事件的批评与反制并不意味中国政府松动发展中美关系的立场，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减缓与美国在重大国际与区域问题上合作的力度。

在这样一个总体框架下看待2010年初中美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可能更加准确和理性。

三个变量挑战敏感问题

如果细加分类，中美之间的主要问题主要因三个变量而催生。一是在2009年被刻意压制或掩盖的问题开始发酵，如对台军售问题。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与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责任使得中美两国“抓大放小”，强化国际合作淡化双边矛盾，因而在涉及双边关系的诸多敏感问题如涉台、涉藏、宗教、人权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多能“克制”，或者有意淡化，或者尽量推迟。而到2010年，基于国际与国内政治的考虑，它们被抬了出来。对熟悉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人来说，这些问题本不新鲜，但与2009年中美关系高潮迭起相比，极易产生某种心理落差与认知的不适应。如何认清这些基本事实进而放在合理的框架内去认识，正考验我们的胆识与智慧。二是因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发酵而强化的问题，如贸易保护主义、谷歌事件等。2010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一切为选举服务、为国内政治服务是美国政治的基本规律，面对守住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多数党席位压力的奥巴马政府，届时很可能不得不以部分牺牲国际利益换取国内政治利益。最近一段时期，一度“克制”的克林顿国务卿频频在人权、网络安全等议题上对中国发难，撇开对华大战略考虑，显然有国内政治的重要考量。三是美国发展转型衍生的问题。比如，奥巴马“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鼓吹美国经济结构、消费方式的重大调整，尤其强调美国要加强出口导向，以此刺激经济、增加就业、调整结构。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币汇率问题开始由少数国会议员与部分利益集团的炒

作上升到战略高度，进而容易演变成集体对华施压的战略性举措。一旦处理不慎，容易与已然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纠结在一起，共同冲击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础。除去上述变量所导致的众多问题外，还有一些力量在人为激化中美之间的矛盾。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海外舆情。如位于纽约的美国调查公司欧亚集团关于中美关系是2010年全球十大风险之首的预测，尽管论据极不充分，但影响却十分巨大，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强加的印象，并因此对号入座，彼此相互印证，给客观事实人为增加几分主观色彩，进而夸大风险性与矛盾性，掩盖中美关系的基本面与合作面。其结果是使一些可以化解的矛盾变得更加复杂，进而因此“绑架”整个中美关系发展大局。

合作与分歧的复合体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美关系30年的发展历程证明，矛盾分歧或问题风险并不可怕，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原本就是合作面与分歧面的复合体。关键在于理解中美关系的发展限度，从而不要盲目乐观；保持中美关系的发展节奏，从而不要躁动超前；看到中美关系的发展空间，从而保持信心。着眼未来，有四个基本环节似应牢牢把握：

一是始终把握中美关系大势，保持良好稳定的心态。认清中美关系“螺旋式上升”基本规律与发展轨迹，看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深刻性、战略性，进而以一种平和、理性的心态去认识当前出现的种种问题。中美关系的性质、内涵、外延与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矛盾与问题也必然增多，但它们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只看到一个个具体问题而无视中美关系整体层次与水平的提升，显然是只见树木未见森林。

二是随时加强危机管控，始终把握问题导向，不让单一问题“绑架”中美关系大局。在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时代，很难想象中美关系会出现大起大落式全面震荡，更多是发展中的颠簸或摇摆。这就要求中美双方有高超的危机控制意识与危机管理能力。即：未雨绸缪，见微知著，此所谓“危机控制”；及时应对，迅速化解，不让单一问题演变成冲击两国整体关系的战略性问题，此所谓“危机管理”。

三是用好机制，增进互信，使中美关系突破瓶颈，步入更高层次。两国现存60多种机制化交流平台异常活跃。如何将上述机制用好、用足，彼此交叉，充分利用，是一项脚踏实地的工作。没有战略互信的关系，就像一艘没有指针的航船，虽然随波逐流，却未必能驶向大海。从一个个具体的领域做起，逐步累积互信，然后总结经验和规律，未来十年应该努力做到这一点。

中美产业内贸易发展分析 篇7

对产业内贸易的经验分析中存在大量不同的度量方法,其中,Grubel-Lloyd指数在解释贸易模式与比较优势方面更为恰当,是目前最为广泛使用的产业内贸易度量指标,也是本文主要采用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Grubel-Lloyd指数分析法对中美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计算,得以清晰地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美产业内贸易的总体水平。表1是以1996年为基期,以美国统计局网站公布的SITC2位数为样本数据,计算得出的中美产业内贸易指数Bj。

通过上表的Bj值,即中美产业内贸易指数,我们可以看出,中美产业内贸易指数体不高,只在0.17~0.20之间变动,其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996年~1998年为第一阶段,G-L指数基本上平缓,在0.17上下浮动,其变动幅度不大。

1998年~2001年为第二阶段,G-L处于增长阶段,从1998年的0.166上升至2001年的0.2006。在此阶段,中美的产业内贸易程度有增强的趋势,达到了13年中的第二大值0.2005,但仍然远小于0.5。

加入WTO后的2001年~2005年为第三阶段,G-L持续下降,回落到0.18左右的水平。在此阶段,中美的产业内贸易程度持续减弱。

2005年~2008年为第四阶段,G-L曲线又开始呈上升趋势,从0.18上升至12年来的最高点,达到了0.2093。

由此看来,中美产业内贸易程度从总体上说比较低,说明两国的贸易还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即两国的贸易结构呈现高度的互补性。原因是因为中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处于不同的阶段,中美贸易关系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同时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中美产业内贸易指数曾呈下降趋势,在此阶段中美的产业间贸易发展大于产业内贸易发展。在2005年以后,中美的产业内贸易有所回升,并在2008年达到了12年间的最高水平,反映出我国部分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二、中美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分析

由于中美制成品贸易额占中美双边贸易总量的90%左右,所以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美产业内贸易变化趋势。在68个SITC2位数行业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20个制成品部门来反映中美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水平。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从行业数据来看,在产业内贸易指数变化较大的行业中,指数下降的行业明显多于上升的行业,并且指数下降的行业集中于那些近年来技术成熟加快的行业。根据各行业2008年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高低和变化趋势,这20个行业分可为7组。2008年中美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明显集中于5个行业,其贸易额占当年中美贸易总额的5.76%。其中化学原料及制品、专业科学仪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在不断增长,尤其以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得最快,从1996年的33%猛增至2008年的98.18%,在12年间增长了65.13%,可以推断出中国该类产业的竞争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而有机化学和有色金属制造业虽然在2000年以前产业内贸易水平一直呈增长态势,一度高达99%和96%,但在2000年以后出现了明显回落的表现,截止到2008年,这两个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相对于2000年分别下降了27.9%和23.3%,从另一方面反映了美国产业竞争力的增强。

三、中美产业内贸易类型的初步分析

两国间的产业内贸易,在反映两国产业分工和贸易发展水平方面存在片面性,其主要原因在于统计数据的局限性。因此,分析两国间产业内贸易时,必须结合贸易类型进行分析。相应地,产业内贸易可以分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HIIT)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VIIT)。

据孔瑞分析,中美产业内贸易中在28个行业存在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只占13.4%,181行业存在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占86.4%。这种格局尚无明显变化。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大多数产品仍是附加值低、加工程度浅、技术含量少、需求弹性小的低档次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是半加工品和初级加工品,许多还是来料加工或装配制成品,而向美国进口的则是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加工程度深、需求弹性大的高档次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加之近些年来加工贸易的不断发展,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主导着中美贸易。

四、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总体产业内贸易水平有了较大的发展,中美产业内贸易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且产业内贸易发展尚不占主导位置,两国仍然以比较优势进行贸易。所以,强化我国产业竞争优势依然是发展中国对美国贸易的重要战略。

摘要：本文以Grubel-Lloyd指数分析法对中美1996年～2008年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此期间中美产业贸易有所提高,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中机械和运输设备产业内贸易所占比重最高;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是中美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形式。产业内贸易比重反映着一国产业竞争力,因此,强化我国产业竞争优势以进一步发展中美贸易。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垂直差异化,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莫莎黄锐:产品内国际分工视角下的中美产业内贸易研究[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22～26

[2]沈国兵:显性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与中美双边贸易平衡[J].管理世界,2007,(2):5～16

[3]孔瑞:从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看中美经济的依存关系[J].国际贸易问题,2006,(9):41～47

[4]林琳:中美产业内贸易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6,(1):33～39

[5]平新乔:产业内贸易理论与中美贸易关系[J].国际经济评论,2005(.9-10):12～14

中美经济“加减法” 篇8

美国次级贷的“蝴蝶风暴”真的会震撼中国吗？

从两国一度对“宽松货币”的共同偏好和亦步亦趋的经济周期来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但在“通货膨胀，还是新一轮通货紧缩”的十字路口，美联储的掌舵人伯南克决定向左走：短时间内两度调低利率，暂时不理高增长下的通胀风险；

而中国的货币政策决定向右走：12月5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出强烈的政策信号，在定下“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的基调后，明年将放弃实施长达十年之久的“稳健的货币政策”，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

轮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般在每年12月召开，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并部署未来一年经济工作。今年的会议格外受人关注。

“回顾2007，我国经济增长出现由偏快转为过热的风险，并始终无法彻底化解，物价水平持续走高，贸易摩擦不断，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加大。展望2008，作为全面贯彻落实十七大战略部署的第一年，奥运会将在北京召开，而次贷危机影响愈演愈烈，美国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意义重大。”中投证券宏观经济分析师曹雪锋博士说。

时隔十余年，抑制通货膨胀再次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11月10日重庆“家乐福”超市因争抢特价食用油造成踩踏事故，从某种意义上折射出物价上涨对低收入人群的实际影响。

ＣＰＩ涨幅小幅回落后，11月又重新上升至6．9％。学者普遍认为，本轮物价上涨主要是猪肉和食用植物油等食品价格引发的结构性上涨，与偶然性因素有关。随着短期因素的影响消退，食品价格将趋稳。

决策层不敢掉以轻心，以免食品价格上涨势头向整个经济领域蔓延，但货币紧缩政策的指向显然不仅仅是食品。

曹雪锋认为：“流动性过剩是当前结构性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偏快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我国流动性过剩的直接原因是贸易顺差和热钱流入。”

据统计，从2005年7月份开始，Ｍ2（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就再也没有低过16％。2007年以来，尽管有连续5次加息、连续9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等紧缩的政策，但到10月份，Ｍ2增速已经达到18．5％的历史高水平。从增长率来看，2006年ＧＤＰ规模与1997年相比增长1．4倍，Ｍ2增长了3．4倍，Ｍ2增长率是ＧＤＰ增长率的两倍多。

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宏观部经理李慧勇表示：“货币供给远远超过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这使得中国经济中积累了大量的通胀压力。”

由于我国目前结售汇制度很难有根本性改变，为维持汇率稳定，央行不得不把每年的外汇储备仍然转变为基础货币投放，这导致货币过剩的程度进一步增加。

华宝证券高级分析师李国旺认为：“因为楼市和股市的繁荣，货币周转速度加快，几年前我们的货币乘数还是4．3，现在大概达到6了，相当于货币供应总量增加了6倍。”

今年前8个月人民币各项贷款同比新增3．08万亿元，提前4个月用完了央行年初确定的2．9万亿元的全年目标。而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10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9％，当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30．7％，创年内最高。

银行信贷规模与投资过快增长往往互为因果。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认为：“投资过热的直接后果是投资品价格上涨，投资品价格的持续上涨会传动到消费物价，从而引起总物价水平的上涨。这是投资过热最大的潜在风险。”

在目前3．87％的基准存款利率已低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居民也不再满足于将钱存入银行等待“缩水”，更愿意投资于股票和房地产，导致流动性进一步过剩。

中国的货币政策在绕了一个螺旋形的大圈后，10年后又回到了起点。一度奉行“间接调控”的央行重拾直接调控。据悉，1998年已被取消的信贷规模限额控制不仅卷土重来，而且“风声日紧”。据曹雪锋透露，在存贷款利差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明年央行可能会要求各商业银行按季度，而不再是按年度上报新增贷款目标，并考虑向贷款超标银行发行定向央票等惩罚性措施。

加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议已经暗示，明年出台的紧缩措施将更为严厉与强势，具体将采取何种方式还不得而知。除了回笼货币外，更直接地对银行放贷行为进行控制、防止投资过快增长应该是措施之一。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央行可以更频繁地小幅升息，让名义利率的上升速度快于通胀率的上升速度，尽快实现正利率；继续提高准备金率和销售央票；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允许人民币有更快、更大的升值空间；进一步加强资本流动性的管理，严厉打击非法的跨境资本流动。”

中信证券报告估计，2008年仍有加息2－3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3个百分点左右的可能性，升值的步伐会加快，幅度有可能达到8％。而李慧勇则预计明年人民币加息会在100个基点，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或提升至15％水平，央行将继续扩大特别国债的发行，并提高向市场直接发行的规模。

但央行的态度似乎有些微妙。

11月20日，此前一直希望中国实际利率为正的央行行长周小川突然表示央行对当前的利率水平感到满意，不需要频繁地上调利率。有人认为，在物价快速上涨和资产泡沫风险日益放大的局面下，央行行长居然对真实利率为负的状况“感到满意”，令人意外和费解。

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认为：“美国连续两次降息，同时中国多次上调利率，可能会使中国资本市场更具吸引力。更多资本流入将推动中国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中国央行抑制通胀的任务将更为艰巨。”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彭兴韵表示：“在市场纷纷猜测央行加息的时候，央行却选择了‘无为’，本身就表明了央行的一种态度。美国次级抵押债务危机正在加深人们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这对中国的出口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利影响。倘若中国经济难以持续过去几年那样的强劲增长势头，现在贸然提高利率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我们现在实际上没有完全独立的货币发行权。美元不停贬值，人民币就得不断被迫升值，相当于美联储可以遥控我们的货币发行。此外，外资银行通过向中国企业和个人发放信用卡、房地产按揭贷款、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等各种形式，可以不停地创造信用贷款。据我所知，现在去外资银行贷款20万元可以不需要任何抵押。一旦外资银行创造的信用贷款超过中资银行，就相当于变相地控制了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可以通过制造中国资产泡沫化，然后紧缩银根制造金融危机，进而廉价收购中国的核心资产。假如我们的利率突然大幅提高，年贷款利率肯定也会飙升，也许正好‘配合’了国际垄断资本家在中国制造金融危机的预谋。所以中央银行核心考虑的不应该是利率的问题，而是怎么限制外资银行在中国的一些业务，把货币发行权牢牢掌握在中央银行自己手中。”李国旺说。

减息？

美联储掉转船头无疑给中国的货币当局出了难题。在进退维谷之时，最聪明的做法也许就是暂时不动，等看清楚了再出手。

但已有分析人士指出，在紧缩性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下，迫在眉睫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新一轮的通货紧缩油价和食品价格推动的通胀会持续到2008年第一季度。随后在投资和消费需求逐步回落的基础上，宏观经济可能面临通缩压力，在2008年第二季度出现拐点的概率很高。

在国际市场粮食和原油价格不断走高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回落的风险日益加大，中国出口也将受到影响。

事实上，早在美联储连续第二次下调存贷款利率时，美国基本形势并没有恶化，实体经济运行健康，似乎没有减息的必要。与此同时，美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已经从1．4％上升到1．8％。人们都知道：如果弱美元政策继续，通货膨胀一定会如期而至。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怎么会不但不加息，反而背道而行呢？

著名财经评论家水皮认为：“次贷危机本身就是房地产危机爆发的一个缩影，也是经济到达拐点的信号。所以美联储的调控一定不是加息，而是减息。因为货币政策有滞后性，它要在一轮景气周期快到循环高点的时候，在货币政策上提前产生反作用力，等3个月后经济往下走时，加息释放的效应正好像海绵垫一样托底，让它平稳着陆。我们知道，资本主义都是有经济周期的，为什么从1990年之后，美国没有经济危机了，连经济周期都不明显了？一个原因就是美联储从80年代后期开始反向调控，将经济危机的波幅尽可能熨平了。”

正如美联储前主席马丁所言，中央银行的角色并不是事后灭火的“消防员”，而是“当派对刚开始热身时，下令把鸡尾酒盘拿开”。但是现在问题变得有点复杂。

“国际资本市场已经把中美看作一个整体。早在2003年9月央行推出房地产新政之时，周小川对于宏观调控的判断无疑是超前的，央行新政比宏观调控提前了一个季度，中美几乎同时进入了加息周期。只不过格林斯潘选择的是小幅加息，而周小川选择的是小幅提高存款保证金率。如果美国真的进入降息周期，那么中国是不是也会存在这种潜在的需要呢？”水皮向记者表示。

权衡

当下中国经济面临一个极为复杂的宏观局面，在加息、人民币升值以及经济增长之间进行的权衡不仅棘手，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选择空间。

中金公司研究认为，尽管政府将抑制通胀作为首要的调控任务之一，但并不意味着要使得经济大幅放缓来实现这一目标。“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决议第一条，明年宏观调控的最重要任务依然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因此任何调控的目标都不是为了把经济增速大幅打下去。”

央行行长周小川此前也撰文指出要尽可能避免矫枉过正，避免给下一次危机埋下导火索。

曹雪锋表示：“稳健的财政政策与从紧的货币政策体现了中央对目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同时也包含了高层对国际经济环境可能出现不利形势的担忧。

稳健的财政政策并不表明财政政策将无所作为。消除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减少储蓄和提高消费的措施，正是公共财政发挥作用的领域。同时受次贷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一旦美国经济或全球经济出现大幅衰退，扩大财政支出对于保证经济健康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曹雪锋认为，从长期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是根本。“我国目前经济领域中很多问题的根源都来自于贸易失衡。在十七大和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

提法十分重要，即经济发展方式由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由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

李国旺谈到2007年10月1日新华社公布的一个数据。“从1952年到200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增长了46．2倍。但是我们对外贸易增长了1500多倍，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500多倍ＧＤＰ增长了310倍。这说明老百姓创造的大量的剩余价值一是通过税收形式上交给国家，另一个通过出口贸易转移出去了，而自己的收入增长很低。所以中国的内需为什么起不来？不是老百姓不想消费，而是老百姓存在银行的钱，50％以上属于保险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