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产业发展分析

中美日产业发展分析（精选10篇）

中美日产业发展分析 篇1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首要战略性任务。现代经济理论和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产业转型升级过程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和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制造业服务化”(serv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是这一过程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1]。从产业链角度来看,制造业服务化表现为价值创造由产业链中间的制造环节向两端的服务环节不断攀升的过程[2];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制造业服务化体现在制造业发展主要依赖于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等服务型投入,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服务业(主要是由那些与知识、信息的生产、传播与使用密切相关的行业所组成,如金融保险、信息通讯技术、研发服务、设计服务、创意服务、工程技术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咨询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中介服务等)成为产业竞争力的基础[3,4,5]。

因此,促进我国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加快我国制造业的服务化。本文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法详细考察了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特点,并通过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5个发达国家的对比,揭示了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对如何从根本上更好地推进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提出了建议。

1 方法与数据

目前学术界对制造业服务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出服务化和投入服务化。本文研究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于投入服务化的研究,有的学者采用生产函数法,即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改进形式,把自变量由资本和劳动扩大到能源、原材料和服务,通过估计生产函数来考察服务投入对制造业产出和生产率的影响[6]。而大多数是采用投入产出法,通过投入产出表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服务投入对制造业的影响[7,8]。

不管采用哪种方法,以往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都没有将制造业服务化中的服务进一步地细分。Park将服务业分为:(1)分销服务业,包括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业;(2)生产服务业,包括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机器设备租赁业、计算机及相关行业、研究与开发、其他商务服务业;(3)通信服务业;(4)社会及居民服务业,包括住宿和餐饮业、公共管理和国防、社会安全、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及居民服务业。基于这个定义,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括上述的分销服务业、生产服务业和通信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于制造业的升级提效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我国转型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金融保险对于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作用更为明显[9];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张促进了制造业的整体效率提高[10]。鉴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发展关系,本文在首先考察了制造业中间投入中来自服务业的投入,之后详细研究来自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中国制造业凭借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源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占有比较优势,但这是一种低层次、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必须由主要依靠资源消耗的发展模式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人力资本投入的发展模式转变。制造业的投入服务化尤其是来自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将有利于这种发展模式的转变。本文主要借助投入产出分析表进行分析,并且采用产业依赖度指标考察制造业对服务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投入的依赖程度。

直接消耗系数也称投入系数,其经济含义是生产单位j产品直接消耗的i产品的数量。用公式表示为:

依赖度指在某个行业的生产中,某些产品的投入系数(又称直接投入系数,即直接消耗系数aij)占全部产品投入系数的比重,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aij表示生产j产品直接消耗的全部中间投入的数量,指标dij即衡量j产业对i产业的依赖程度。dij越大,表示j产业对i产业的依赖度越强,在j产业的生产过程中来自i产业的投入所占的比例越大。在本文的研究中,j产业将选定为制造业,i产业为服务业或生产性服务业。因此,我们用依赖度dij来衡量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对制造业的影响。

本文的数据来源为OECD组织提供的美国(1995年、2000年、2005年)、日本(1995年、2000年、2005年)、德国(1995年、2000年、2005年)、法国(1995年、2000年、2005年)、英国(1995年、2000年、2005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中国(1992年、1997年、2002年、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本文的生产性服务业具体包括:批发零售贸易、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邮政通讯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其他商务服务业。

2 结果与分析

2.1 制造业对服务投入的依赖程度

为了考察各国制造业服务化的程度和发展趋势,我们计算了各个国家制造业对服务投入的依赖度,结果如表1所示:

%

数据来源:OECD投入产出表1995年版、2002年版和2006年版(按当年价计算)以及中国1992年、1997年、2002年、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

表1数据显示,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5个发达国家在1995~2005年期间,尽管各国制造业对服务投入依赖程度和增长程度不同,甚至有些年份个别国家还出现负增长(日本、德国和英国在2000~2005年间有轻微下降,法国在1995~2000年也有轻度下降),但从总体来看,1995~2005年10年间,发达国家制造业对服务投入的依赖程度基本上呈上升趋势,美国增长8个百分点,英国增长约6个百分点,德国、法国和日本也分别增长大约5%、2%和1%。这反映了各国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也表明在这些国家的制造业生产过程中,外部服务业投入的重要性越来越强,服务要素已成为制造业生产经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制造业的产出和生产率都具有重大的影响。然而,观察中国的数据发现,中国制造业对服务的依赖度明显低于发达国家,1992~2007年间,制造业对服务投入的依赖程度明显下降,大约下降8个百分点,虽然在1997~2002年期间呈上升趋势,但从总体上看,1992~2007年15年间,中国的制造业服务化并没有呈现与发达国家相一致的发展趋势。

2.2 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投入的依赖程度

表1已经显示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服务化趋势以及中国制造业截然相反的发展趋势,为了考察服务化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我们根据投入产出表计算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程度,结果如表2:

%

数据来源:同上表。

从表2来看,美、日、德、法、英这些发达国家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投入的依赖程度在1995~2005年10年间呈上升趋势,美国、日本大约增加2%,法国约4%,德国、英国的增幅较小;中国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程度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上升趋势并不明显,从1997~2007年,中国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度大约下降1.5%。这表明我国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依赖度偏低主要是由于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度偏低所致,中国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度与发达国家尚有一定的差距。

2.3 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依赖度的国际比较

为了探究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不同于其他国家发展特点的原因,我们计算了中国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各个细分行业的依赖度,通过分行业的比较分析,可以判断究竟是哪些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变动导致了中国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投入的依赖度减少。

%

数据来源:中国1997年、2002年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

从以上分行业的结果来看,制造业对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金融保险业投入的变动是导致中国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投入依赖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住宿餐饮业的变动对制造业服务化也有一定的影响。制造业对批发零售贸易业的依赖度从2002年的5.67%下降到2007年的2.58%,总共下降3.09%;而对住宿餐饮业的依赖度则从1997年的0.66%上升到2002年的0.78%,接着下降到2007年的0.60%;究其原因发现,中国制造业处于价值链低端,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发展模式使得外商投资企业在销售产品时,一般利用海外母公司的销售渠道和出口给海外批发商两种渠道进行,因此对本土批发零售贸易的需求较少。住宿餐饮业是传统的服务性行业,其需求一般以消费需求为主,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其消费需求所占的比例也在上升。金融保险业从1.99%下降到0.82%,这主要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建设明显滞后,金融保险部门为制造业所提供的服务种类较少,往往只局限于传统的存贷款业务。目前中国银行业仍然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中小银行发展不充分,四大国有银行的高度垄断难以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满意的金融服务,尤其是私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它们更是难以从国有银行中获得金融服务。与国外种类繁多的金融服务、金融创新相比,我国的金融创新发展滞后,创新动力不足,企业融资渠道单一,直接融资能力不强,从而导致制造业部门使用的金融保险服务投入较为单一。运输邮电业对制造业服务化的贡献增大主要体现为中国制造业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型化倾向,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社会需要更方便、更完善的运输网来满足多方面的运输要求。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投入呈上升趋势,但其投入水平并不高,这可能与中国大多的制造业企业拥有自己的厂房有关。

为了探讨批发零售贸易业、住宿餐饮业和金融保险业这3个行业的变动是否与发达国家的经验相一致,我们进一步计算了美、日、德、法、英5个国家这3个行业对制造业服务化的贡献情况。如表4:

%

数据来源:OECD投入产出表1995年版、2002年版和2006年版(按当年价计算)。

可以看出,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在1995~2005年间制造业对批发零售业的依赖度均有轻微的下降,同时除了德国之外这些国家的住宿餐饮业对制造业的贡献有小幅度的提高;德国制造业对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的依赖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法国制造业对批发零售业的依赖明显增加,对住宿餐饮业的依赖变化不大。而各个国家制造业对金融保险业的依赖度与中国情况大不相同,其依赖程度显著上升。其中美国和英国均大约上升3个百分点。这说明发达国家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化,制造业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金融保险服务已经越来越普遍,金融保险业已成为发达国家制造业服务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

2.4 理论分析

(1)发达国家制造业对服务投入以及生产性服务投入依赖度的加深是技术变革和劳动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发达国家生产投入结构软化的表现。(1)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服务业主要是由那些与知识、信息的生产、传播与使用密切相关的行业所组成。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加大对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的技术进步,提高制造业的创新发展能力;(2)随着产业分工的深入发展,企业为了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将自身资源集中在产业价值链的核心环节以获得专业化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同时通过外包的方式将企业内部一些职能部门如研发、设计、会计、金融、物流等逐步剥离给市场上一些独立的专业化企业。服务资源的外置使制造业企业的内部服务“外部化”并纳入到统计范围,因此表现为生产性服务的购买需求增加;(3)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制造业生产链条的延伸日趋突破国界而走向国际化。企业需要在全球范围内优化生产资源的配置,因此增加了对交通信息、金融保险、商贸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

(2)中国制造业对服务投入的依赖度偏低并且其上升趋势不明显,对生产性服务投入的依赖度也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主要是由于中国制造业处于国际产业链分工的低端环节、服务的内部化严重而外部化发展不足所导致的。国际代工的发展模式使得中国制造业企业只专注于组装、加工和生产制造环节,生产过程所需要的像研发、市场营销、法律服务、品牌经营等具有较高价值的生产性服务主要由从属公司外部提供,对本土生产性服务需求较少,因此降低了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投入的依赖度;此外,中国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化现象严重是制约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专业化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中国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思想,市场制度不健全等原因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化现象严重,这影响了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导致其发展水平较低,对制造业的支撑力不强[11]。

3 结论与启示

上文利用中、美、日、德、法、英6个国家投入产出表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并没有呈现与发达国家相一致的发展趋势,发达国家制造业对服务投入的依赖度基本上呈增加趋势,而中国从1992~2007年间制造业对服务投入的依赖度下降了大约8个百分点。发达国家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投入的依赖度在1995~2005年间也基本上呈上升趋势,而2007年中国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度低于1997年的依赖度。通过对生产性服务业进行细分之后发现,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金融保险业对制造业服务化的贡献力度降低是导致我国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依赖度降低的主要原因。这主要是由中国制造业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环节、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服务业内部化现象严重、金融市场建设明显滞后所造成的。因此,加快我国制造业服务化进程,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必须立足于加快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健全市场制度、完善市场环境,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外部化、专业化发展以及扭转我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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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江静,刘志彪,于明超.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效率提升:基于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7,(8):52~62

[11].李善同,高传胜,等.中国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升级[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125~148

话说中美日 篇2

1. 中美矛盾将长期存在。美国的目的是维持自己的世界霸权，要达到这一战略目标，就必须要瓦解中俄两国。这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什么的无关。只要美国不放弃这一目标，对中俄的瓦解就不会中止。

2.美国有极其强大的国力，中国在2030年以前都将处于弱势地位。要想破除美国的打压，就必须做到避强击弱，从美国的弱点下手。

3.美国目前面临的三大问题，也就是三个弱点。一是经济统治地位的丧失，目前美国的GDP占全世界的份额，从1949年的52%下降到目前的23%左右，很难做到像以前那样，单纯通过经济手段达成自己的战略目的；二是对世界边缘地区控制力的下降，如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区，反美力量越来越强大；三是对联盟的控制正在失效，许多盟国特别是亚太地区的盟国，不会再把自己牢牢地绑在美国的战车上。

5.中美的关系是对抗中合作。对抗是主流，但在一些方面也存在合作关系。比如在打击伊斯兰极端组织方面。

6. 中国目前的国策是深挖坑，广积粮，缓称王。

7.不要低估美国对中国动武的决心。国内和军内都有人认为，我们可以在近期就东海（钓鱼岛、台海）或南海问题，在中国周边与美国或者其盟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常规战争，利用战争的胜利来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封锁。这种观点有些一厢情愿，千万不能低估美国对中国动武的决心，更不能乐观地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只会进行中小规模干预，美国并不一定会按我们的愿望出牌，甚至不能排除核战争的可能。

历史上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挑战美国的国家都遭受到了失败，包括日本、德国和苏联，我们不能重蹈覆辙。而且就算我们打赢了，也未必能够动摇美国的霸权地位。当前，就算在冷战时期，在苏联的威逼下，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遭受了失败，但仍然未能动摇其世界霸权的地位。在现在，就算我们在一场海空冲突中取得了胜利，又能带来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呢？所以我们在现在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必须稳扎稳打，从美国的弱点下手，从美国的战略格局上下手，用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努力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8.推动历史发展的关系因素仍然是生产力。目前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准确是说，是从环大西洋区域转移到环太平洋区域），是与美国国内的生产力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的。美国的传统重心向来是面向大西洋的东海岸特别是五大湖地区。但从“二战”之后，西海岸的经济则在迅速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大规模战争，前者促进了日本的复苏，后者催生了亚洲四小龙等一系列国家和地区。另外还加上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崛起。这些国家发展起来之后，与美国特别是西海岸地区进行了广泛的经济联系，促进了美国生产力的转移。现在美国太平洋沿岸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超过了大西洋沿岸地区。

9.同时，这几场战争以及冷战期间的军事开发，使大量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转化，促进了电子业的发展，然后发展成为信息产业。这一方面导致了美国国内产业格局的大洗牌，另一方面则催行了大量的新兴产业，如软件业。同时，还对一些传统的产业如交通运输业有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10.美国国家发展的变化，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和人口的重心。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家战略必须服从国内发展的需要。所以，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是为了主导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的需要，并非直接针对中国。这些相关的军事部署是预防性的，而且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目前美国国内企业的最大部分利润还是来自欧洲，虽然这个比例在逐渐降低。

11.当前我军的军事建设方针，是为了打赢一场信息化条件下高强度的大规模常规战争。这一方针比较切合实际，但也有所局限。

12.在亚太地区美国缺乏坚定的盟友，对外军事行动很大程度上比较依赖北约，或者自己单干。

13.从近期的斯诺登事件来看，美国民众虽然口头高喊自由民主人权，但在遭到现实的威胁面前，还是觉得保命要紧，其它的都没有用。

14.东突组织目前有不少人在替基地组织打仗，接受了基地组织培训的大概有1400人左右。一些有过战斗经验的人员已经潜回国内，对国内的安全形势有一定的威胁。

15.美国目前正在受到世界范围（包括美国国内）的伊斯兰组织的反对，各类针对美国的极端组织层出不穷。究其原因，是因为以色列是美国的爹，阿以矛盾解决不了，作为以色列后台的被犹太人控制的美国，就会一直承受这些攻击。

16.钓鱼岛问题是美国专门留给中日两国的绊脚石，类似克什米尔。

17.日本全国民众目前的右倾化很明显。目前的日本国民，大多数都是在“二战”后出生的，他们经历了60-90年代日本的辉煌，面对现在长达20年的经济衰退，他们有巨大的失落，同时把责任归纳到中国身上。在这种背景之下，日本国内原本很活跃的左翼势力几近消失，作为左翼核心的工会组织已经彻底边缘化。

18.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僵化严重，财阀、政阀、官僚三足鼎立。在右倾逐渐严重的情况下，不排除日本政局出现极端分子掌权，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

19.中国要对抗美国，从经济上入手是最好的手段。与周边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则是一招釜底抽薪的妙棋。现在因为中日冲突的明显化，要实现这一目标难度在增加，但我们还在努力。

21.对付日本要采取两手准备，我们不会主动挑起武装冲突，但是如果日方主动挑起，那么我们将采取强硬的态度进行过度报复，让日本受到更加严重的损失，这样才能避免更大的冲突。日本为什么这样蛮横？都是美国在作怪。

22.今年我们出巡钓鱼岛时海监船上有陆战队员，作好了登岛的预案。而且今年还将有大量的官兵在办理了转业手续后加入。

23.中国“大运”目前进展顺利，2015年有可能定型。

24.网上炒作的针对中国的C型包围圈根本就是扯谈。在冷战时期美国经营的中央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加上美台联盟、美澳新联盟和美日联盟那才是真正的C型包围圈。现在这个圈早就不存在了。

26、瓜达尔港是一个自然条件优秀的港口，但并不适合中国建立军事基地。因为那一地区同时也是伊斯兰极端组织活跃地区，我们在那儿建立了基地，就相当于把大量的官兵和家属送到那儿当人质，随时会面临恐怖袭击。

27、 中国印度洋战略的重心是东非。这里几乎是一个真空地带。

28、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关键是要让西部有自己的造血功能，不能长期指望东部的输血。而西部的造血的重点，就是要开辟出海通道。目前云南已经在建设5条出海通道，以东南亚为未来发展的重心。西藏的出海通道也在建立之中，以南亚为发展重心。新疆则以中亚为发展重心。

29、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进展顺利。

30、在与邻国的海域划分上，我们吃了大亏。

中美日产业发展分析 篇3

1 中、美、日文化特征的比较

1.1 美国文化的特征

美国文化的基础是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催生出了美国文化的基本特征:理性和实用主义。美国文化的核心是个人主义, 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它认为社会的基础是独立的个人, 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 具体表现为推崇自由、平等和竞争的核心价值观。

1.2 日本文化的特征

日本的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家文化”, 虽然起源于中国儒家文化中的“齐家”思想, 但却是根据日本自身情况改良后的变体。日本岛小人多, 资源贫乏, 只有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利用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因此, 日本的“家文化”极度强调集体主义和家族主义, 主张“外争内和”, 通过团结协作避免冲突, 形成了“重家业、轻血缘、重集体、轻个体”的观念。日本“家”的概念超出了单纯的血缘关系的范畴, 演变成一种具有生活共同体或经济共同体性质的社团概念。

1.3 中国文化的特征

中国文化的代表是儒家文化, 尤其是“家文化, “家”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和最小的生产、生活单位, 也是中国人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乃至文化生活的核心。但与日本不同, 中国的“家文化”非常重视血缘关系和家庭伦理, 这种家文化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亲疏有序、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 对离自己越亲近的人越信任, 从而形成以家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

2 中、美、日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比较

相对于普通民营企业或国有企业而言, 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有其特殊性:企业内往往存在着家族和企业本身两套子系统, 这两套系统彼此交叉、重叠, 相互影响, 大大增加了家族企业治理环境的复杂性, 这就要求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既要包括对企业本身的治理, 又要包括对家族的治理。对企业本身的治理, 本文选择了企业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两个维度来考察, 对家族成员内部关系的调整, 本文主要考察的是家族的代际传承问题。

2.1 美国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

家族企业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 可谓历史悠久, 制度完善。总体来看, 美国家族企业在继续保持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的基础上逐步将现代企业制度融入到企业治理结构中。

(1) 在企业所有权上, 随着工业革命后社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 传统的集中持股的方式使得家族企业承担了过多的风险, 亦不利于家族企业多渠道筹集资金, 为此, 一大批家族企业开始进行制度创新, 分散股权。主要做法有:一是通过成立股份公司或上市公司的形式广泛吸收社会资本;二是通过纵向多级持股的方式实现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实际控制;三是利用投资公司实现对其它企业的间接控制。这些做法稀释了家族的持股比例, 但家族仍占据第一大股东的有利位置, 从而实现对企业的有效控制。

(2) 在经营管理权上, 美国文化重视建立在契约和制度基础上的社会信任, 这种信任使得家族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之间不存在严重的信任问题,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多数美国家族企业就完成了两权分离, 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扔掌握在家族手中, 而日常的经营管理权则交给了更为专业的职业经理人。美国的职业经理人市场经过多年发展已很完善, 加之企业内部正式制度的激励和约束, 美国的职业经理人对家族企业的忠诚度较高。

(3) 在代际传承上, 关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传承, 美国家族企业奉行的是“效率为主, 兼顾公平”的原则, 大部分家族企业都是按照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贡献度来分割, 少数家族企业是在符合条件的继承人中平均分配, 1997年这两种分割方式的比例分别为52%和27%, 近年来后者比例有所增加但仍低于前者;关于经营管理权的传承, 多数美国家族企业秉承了“机会均等, 能力优先”的原则, 个人能力而非年龄或资历是员工升迁的重要依据, 子承父业的传统继承模式的比例不断下降, 1950年美国家族企业的掌门人中家族成员的比例超过30%, 而到了1980年则下降到10%。

2.2 日本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

日本家族企业的家族色彩非常浓厚, 家族对企业的控制程度很高, 奉行的是以利益为导向、以内部监督为主的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治理模式。

(1) 在企业所有权上, 尽管家族持股比例很低, 但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这不仅是因为家族往往通过法人交叉持股的方式来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权, 还受到了根深蒂固的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例如日本著名家族企业丰田汽车公司, 2008年丰田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厂商时, 丰田家族的持股比例大约是2%, 但在日本人的心中丰田家族仍是丰田汽车的掌控者, 这种权利不是来源于股权, 而恰恰是日本文化的影响。

(2) 在经营管理权上, 日本的家族企业同样积极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 但日本家族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多是来自于企业内部但不限于家族内部, 企业主重视在企业内部培养职业经理人, 从而降低了寻找职业经理人的成本。日本“家文化”倡导的团队思想和忠诚观念使得职业经理人的忠诚度很高。

(3) 在代际传承上, 日本也有很多长寿的家族企业, 究其原因在于日本“家文化”背景下独特的财产继承制度, 即淡化血缘色彩, 重视家业和家名的传承。很多日本的家族企业是由能力出众的“养子”或“婿养子”等非家族成员继承家业, 另外, 财产继承过程中的分家只是划分股份和收益权, 股份划分后不可以抽回, 这种分法对企业实体经营并没有影响, 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企业财产的完整性和经营的延续性。

2.3 中国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

(1) 在企业所有权上, 受传统家族产权观念的影响, 我国的家族企业股权集中度很高, 大部分的股权都控制在家族成员手中。2010年全国第九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 我国私营企业中企业主家族的平均持股比例超过了90%, 其中仅企业主个人的平均持股比例就达到了72%, 在我国目前外部治理环境尚不完善的前提下, 高度集中的控股方式可以保障家族的自身利益和对企业的绝对控制, 但股权的高度集中也造成了决策权的过度集中, 家长式的管理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

(2) 在经营管理权上,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制度建设尚不完善, 职业经理人市场仍不成熟, 多数家族企业主不愿意选择两权分离的治理结构, 而多是依靠家族内部成员来掌握企业的日常管理权, 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 但过于集中的决策权和管理权难免会影响决策的质量。

(3) 在代际传承上, 与美、日不同的是, 我国家族企业更看重血缘关系, “子承父业”是多数家族企业选择的主流模式, 例如方太集团的茅理翔、茅忠群, 格兰仕集团的梁庆德、梁昭贤等。美国社会学家福山 (2001) 认为华人家族多选择“子承父业”的原因, 首先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对血缘关系的重视, 其次在于中国人不信任外人的传统心理, 创业者并不想将辛苦创造的企业交给子女或家族成员之外的人掌管。

3 美、日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带给我国的启示

根据以上对中、美、日三国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比较可以看出, 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 三国间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如表1所示。本文针对这些差异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以期对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机构的优化有所裨益。

(1) 在企业所有权上, 尽管美、日家族企业身处不同的文化背景, 却建立起类似的股权结构, 反观中、日两国的文化相近, 家族企业的持股方式却相差甚远, 究其原因, 本文认为在于三国文化产生的社会信任不同: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地区多采用现代治理结构, 而社会信任程度较低的地区多采用家族管理模式。美国文化催生了超越血缘关系的普遍信任, 日本文化虽然来源于中国的儒家文化, 但却在发展过程中抛弃了中国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狭隘的“家”理念, 扩大了社会信任的范围, 而中国仍以血缘关系维持的家庭为社会基础, 社会信任程度较低, 中国家族企业长期以来实行的两权合一的家族式治理模式是特定文化环境下的产物, 并不能一味否定, 完全照搬西方的现代治理模式也并不适合当前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 应该用理性、长远的眼光看待社会信任问题, 加强诚信建设, 适时建立覆盖范围广的社会信用体系。

(2) 在经营管理权上, 崇尚自由竞争的美国拥有健全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和完善的职业经理人激励约束机制, 注重个人能力的发挥, “家文化”浓厚的日本崇尚团队思想和忠诚理念, 注重社团内部的情感联系, 这些因素使得两国家族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具有高忠诚度和强凝聚力, 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为企业创造价值。而中国的家族企业最关心的仍是家庭关系和家族利益, 企业的经营管理管理权多掌握在家族内部成员手中, 即使从外部聘请了职业经理人, “外人”在任用、升职等各方面的机会都远不如“家人”, 这就决定了中国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相对落后, 企业规模普遍偏小, 因此, 中国的家族企业要想发展壮大, 必须摒弃“亲疏有序, 内外有别”的用人模式, 依靠更加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 做到广纳贤才, 用人唯贤。

(3) 在代际传承上, 美国人追求效率优先, 是否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是唯一的依据, 美国家族企业传承的实质是企业本身的传承;日本人重视家业观念, 家族企业不仅是企业, 更是家族的象征, 为了保证传承的完整性, 日本家族企业多采取长子继承制或养子继承制, 传承的实质是家业的传承;中国人奉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 家族财产多是由子女平均分配, 为了保证家族利益, “子承父业”是大多数家族企业的首选, 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的实质是血缘关系和家族财产的传承。但血缘关系的限制和均分主义的弊端导致中国家族企业中多数都是中小型企业, “富不过三代”的问题严重, 要想改变这一局面, 就必须把家族企业首先当成独立的经营主体, 注重家族企业的企业性而非家族性, 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重视企业自身的发展需要。

摘要：本文基于文化的视角, 从企业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家族传承三个维度对中、美、日三国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进行比较, 揭示其各自的特征, 并在总结美、日家族企业治理经验的基础上, 为我国家族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中美日,文化

参考文献

[1]苏琦, 李新春.内部治理、外部环境与中国家族企业生命周期[J].管理世界, 2004 (10) .

[2]张向前, 刘福金.日本家族企业文化创新对我国的启示[J].科技管理研究, 2011 (14) .

中美日博弈是否会引爆热战 篇4

据英国《卫报》网站报道称，东京的一名政府内部资深人士近日表示，“东亚地区的紧张气氛非常浓厚”，他说：“安全状况极端危急，来自俄罗斯、美国和欧洲的军售数目很大。中国军费自1989年以来每年的增长率都达到两位数……”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仇恨根深蒂固。有分析人士称，大肆渲染中国“威胁”向来符合东京的利益。

没有人公开谈论第三次世界大战，至少目前还没有。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未来有可能发生的超级大国碰撞的种子正撒向一些岛屿、礁石和浅滩周边，以及超出中国历史边界线的海上航线和空域。中国以日益显著的政治坚定态度和不断提高的军事能力对这些地方提出主权要求。

报道称，随着中国的力量增强，这种力量的投射范围必然会包含其近邻并逐渐扩大到包含地理上的所在地区乃至整个大陆。但要取得主宰地位，它必须先取代美国。这场竞赛会持续多年，但现在已经开始，于是就产生了战争传闻。

据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报道，随着进入2014年，大国之间的战争看上去几乎无法想象。但是在美国和中国日益加剧的竞争中，我们可以听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声。

首先，可以将一系列盘根错节的因素概括为“修昔底德陷阱”。根据该说法，迅速崛起的大国和原有大国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过去500年间曾15次出现新老大国对峙的局面，其中11次都导致战争。

2014年会怎样呢？值得庆幸的是，不会那么容易爆发大战。当然，很可能会在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上、或是就这两片海域发生冲突事件，并且美国和中国军舰或飞机或将发生冲突。拿军舰和飞机来吓唬对方是愚蠢的，美国和中国已经相当彻底地“演练”了这些可能性，因此有理由期待在局面失控以前，双方会以成熟的态度进行管控。

更成问题的是日本和中国之间可能发生的对抗。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生动展示的那样，走下坡路的国家会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越来越沉迷于这样一种幻想，即大胆的行动将恢复它们应有的地位。

在日本人看来，过去20年是“失落的20年”。安倍首相上台后，决心要在国内重振经济、在国外重新为日本赢得尊敬。但是，安倍还有更宏伟的抱负，那就是恢复日本的军事力量，修改和平宪法，大幅增加日本的国防开支，并彰显日本能够挺起胸膛捍卫自己的领土。

因此，2014年战争最有可能始于如下一些行动，即类似于中国最近单方面宣布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的行动，这类行动会引发日本方面的升级回应，导致一架飞机被击落或是一艘军舰被击沉，并造成数十人伤亡。此后可能会开始一个彼此采取报复性冒险行动的过程。预计美国海军和空军会支持日本。

2014年会发生另一场大战吗？几乎肯定不会，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号称战争是“不可想象”的说法并不能说明未来世界的可能性，而是说明我们的想象力是多么有限。1914年，本来没有—个欧洲领导人会选择日后的战争。如果重来一次，没有一名领导人会作出原来的选择。（本报综合）

中美日产业发展分析 篇5

一、中美日《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发展特征

(一) 中美日三国《财富》500强上榜企业八大类分类解释

零售贸易类企业包括:零售巨头, 例如美国沃尔玛, 中国华润万家;食品加工及为餐饮、酒店提供设施设备;药品销售与制造, 例如美国强生;服装、家具、时尚产品销售商;综合商业等企业。能源类包括:石油、天然气及管道运输, 炼油, 电力生产等企业。银行保险金融类包括:商业银行, 财产与意外保险, 健康保健、医疗保险与管理医保, 理财金融等企业。计算机网络娱乐类包括:计算机硬件、软件, 例如联想PC制造商和美国微软;半导体电子元件;电信网络服务;娱乐等企业。汽车航空类主要包括:汽车制造, 车辆与零部件, 航空等企业。工程建筑房地产主要包括:工程和建筑类企业, 房地产及其服务为主企业。金属类包括:钢铁、铝、铜等金属冶炼及其加工为主企业。其他包括:化学、物流、纸业、制鞋、烟草等上述七大类统计计算余下的企业。

(二) 中美日三国都重点发展零售贸易类、能源类、银行保险类、计算机网络娱乐类、汽车航空类五大类企业群

中美日三国《财富》上榜企业八大类营业收入进行比较, 以2014年《财富》500强上榜企业为研究对象 (表1) 。美国企业各大类营业收入总额从大到小分别是零售贸易类、能源类、银行保险金融类、计算机网络娱乐类、汽车航空类、工程建筑房地产类, 总共107家企业。中国企业各大类能源类、银行保险金融类两大类营业收入总额较大。日本企业银行保险金融类、汽车航空类两大类营业收入总额较大。零售贸易类是美国《财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最大行业, 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国民消费繁荣。能源与银行保险金融是美国产业良好运转之保障, 零售贸易保障了民众丰富多样商品服务供应, 这一切保障了美国3.11亿 (2011年) 民众富裕生活。计算机网络娱乐类营业收入总额美国远多于中日两国。

综上所述, 零售贸易类、能源类、银行保险金融类、计算机网络娱乐类、汽车航空类五大类是中美日三国重点发展之企业群体。

(三) 《财富》上榜企业美国企业利润率最高, 中日两国利润率较低

中美日三国《财富》500强上榜企业八大类利润率进行比较, 以2014年《财富》500强上榜企业为研究对象 (表1) 。零售贸易类、能源类、计算机网络娱乐类、汽车航空类、工程建筑房地产类、其他类六大类, 美国企业利润率比中日两国企业利润率都高。银行保险金融类企业中国利润率大于美国利润率, 同时美国利润率都大于日本利润率。美国无金属类企业进入世界500强, 中国金属类作为整体盈利差, 出现负利润。能源类、银行保险金融类、计算机网络娱乐类三大类中国利润率大于日本利润率;零售贸易大类、汽车航空类、工程建筑房地产类、金属类、其他类五大类日本利润率大于中国利润率。

(四) 就《财富》上榜企业而言, 2014年中国犹如1996年日本, 日本2014年上榜企业相比1996年上榜企业而言发展呈现下滑趋势

1996年《财富》世界500强上榜企业日本数量多, 达到141家;上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额大, 为3.96万亿美元, 日本上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额占世界500强营业收入总额的34.84%;这141家利润总计为负利润, 为-2.25亿美元。日本银行保险金融企业数量37家, 营业收入共计8463亿美元, 占日本141家上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21.35%, 但是日本14家银行负利润, 共计利润-479.75亿美元。日本贸易类企业13家, 营业收入1.19万亿美元, 利润率为0.08%;工程与建筑施工企业9家, 营业收入1325亿美元, 利润率为1.05%;日本金属类企业6家, 营业收入1032亿美元, 利润率为2.84%。2014年《财富》世界500强上榜企业中国达到100家;上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额大, 为6.1万亿美元。中国银行保险金融数量16家, 营业收入总额10663亿美元;工程与建筑房地产类10家, 营业收入总额5749亿美元, 金属类11家, 营业收入总额4368亿美元。银行保险金融类、工程与建筑施工、金属类三大行业类, 1996年《财富》日本上榜企业与1996年《财富》中国上榜企业相比较, 都是企业上榜数量较多, 营业收入较多, 呈现出相同特征。

2014年《财富》世界500强上榜企业日本数量57家;上榜企业营业收入总额3.08万亿美元, 占世界500强营业收入总额的9.94%。日本银行保险金融企业数量12家, 营业收入共计6719亿美元, 利润率为6.81%;日本贸易类企业8家, 营业收入4376亿美元, 利润率为4.24%;工程与建筑施工企业1家, 营业收入, 069亿美元, 利润率为10.19%;日本金属类企业2家, 营业收入916亿美元, 利润率为3.76%。日本2014年上榜企业发展相比1996年上榜企业而言呈现发展下滑趋势。

二、中美日《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发展启示

(一) 中国企业家重点思考问题

中国企业家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工程建筑房地产类、金属类两大类中国企业营业收入总额远大于美日两国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为什么中国金属类企业整体利润出现-4.01亿美元的负利润?为什么中国工程建筑房地产类出现1.84%较低利润率?为什么计算机网络娱乐类利润率中国远低于美国?为什么银行保险金融类企业中国利润率大于美国利润率?日本2014年《财富》上榜企业比1996年《财富》上榜企业呈下滑发展趋势会不会在中国出现?如何避免日本走下坡路发展趋势在未来中国企业发展中重现?

(二) 中国企业家需要深度思考为什么中国银行保险金融类企业利润率较高

中国银行保险金融类企业利润率大于美日两国利润率 (表1) 源自中国工程与建筑建设繁荣发展。1995年至2012年18年中国竣工建筑面积共计为282.11亿平方米。2012年底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为32.9平方米, 农村为37.1平方米。1999年至2013年中国高速公路建设共计9.28万公里。1999年至2013年底高速铁路已经建成了1.1万公里的高速铁路。1999年至2013年底铁路建设达3.97万公里。中国各种大量工程与建筑、房地产、民众从银行贷款数额巨大。中国2013年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76.6万亿元。76.6万亿元的中国贷款每年需要付出多少利息贡献给中国银行保险金融机构呢?

中国银行保险金融机构需要理性思考问题:工程建筑未来长时间会高速发展吗?中国房地产建筑需要土地, 会不会占用耕地, 中国颁布了严格保护耕地法律制度。房地产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表下垫面性质, 如何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协调?房地产建筑建设如何保护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如何建设园林化诗意生态城市?中国沿海铁路线京哈铁路线和京沪铁路线旅客运输量呈现波动下降发展趋势。京沪铁路线旅客运输量从2008年14527万人次减少到2012年7481万人次, 旅客周转量从2008年的77803百万人公里下降到2012年56557百万人公里。京哈铁路线从2005年的8465万人次下降到2012年7535万人次, 旅客周转量从2011年54337百万公里降低到2012年52815百万人公里。中国金属类企业钢铁企业未来长时间会高速发展吗?中国社会良好运转需要钱, 需要贷款, 没有健康银行金融系统, 没有货币, 企业生产产品不能交换。中国社会发展离不开银行保险金融类企业发展。银行保险金融类企业应该定位服务, 服务中国实业, 服务中国贸易业, 服务中国居民健康保险业, 服务的原则是让交易费用变得不那么高, 所获得利益服务中国社会。

数据来源:2006年-2013年共8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 计算机网络娱乐类、保健医疗保险金融服务、汽车航空类、零售贸易类是中国企业未来发展之重点

2014年《财富》上榜美国企业排位前五大类企业是中国未来发展重要坐标 (表1) 。所以, 计算机网络娱乐类、保健医疗保险金融服务、汽车航空类、零售贸易类是中国企业未来发展之重点。2011年中国人口13.37亿, 美国3.11亿, 日本1.27亿;航空旅客运输量2010年中国2.68亿人次, 日本9421万人次, 美国7.07亿人次, 机动车使用量2010年中国7721万辆, 日本7529万辆, 美国24666万辆。这些统计表明中国民航、汽车有很大发展空间。所以, 中国汽车航空类企业是中国发展重点行业。同理, 中国13.37亿人的幸福生活离不开计算机网络娱乐类、保健医疗保险金融服务、零售贸易类三大类企业高质量服务。

(四) 《财富》上榜中国企业努力掌握核心科技是中国企业生存关键

美国和日本《财富》世界500强上榜企业具有掌握核心科技发展特征。中国上榜公司最多的是资源性企业, 而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的特征, 企业获得的利润属于透支性利润。中国金属类企业要生产具有核心科技高质量金属类产品, 而不是仅仅追求产量的扩张。中国企业如果不加强创新, 很难解决自身存在突出矛盾。中国企业更需要增强使命感, 发挥主动性、创造性, 努力突破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 在做大做强的同时, 更应该考虑掌握核心科技。掌握核心科技中国企业才能抵御经济危机, 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新贡献。

摘要：美国《财富》杂志公布了2014年世界500强企业名单, 运用翔实的数据评价比较美日两国最优秀和最有竞争力企业发展经验, 冷静思考世界500强中美日三国企业的特色, 探寻中国与美日两国存在差距与不足, 对中国企业家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关键词：中美日三国,企业特征,中国企业,企业战略

参考文献

[1]钟小根.中日两国《财富》500强企业比较分析[J].中外企业家, 2013, (06) .

[2]钟小根.一国企业群投资收益与国家经济发展探究[J].老区建设, 2012, (18) .

[3]福特著, 刘麟译.福特自传:为什么生意并不总是很好做?[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2.

[4]王东, 彭胜文.企业国际竞争力单项指标评价法研究-以美国、日本两国500强跨国公司为例的分析[J].经济评论, 2006, (05) .

[5]葛顺奇, 赵玉静.500强跨国公司:世界与中国的比较[J].国际经济合作, 2010, (06) .

[6]钟小根, 吕桦, 江景和, 钟业喜.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主轴空间演变探究[J].湖北社会科学, 2013, (10) .

[7]张国凤.实力、差距与潜力从《财富》世界500强看我国军工企业发展[J].国防科技工业, 2011, (08) .

中美产业内贸易发展分析 篇6

对产业内贸易的经验分析中存在大量不同的度量方法,其中,Grubel-Lloyd指数在解释贸易模式与比较优势方面更为恰当,是目前最为广泛使用的产业内贸易度量指标,也是本文主要采用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Grubel-Lloyd指数分析法对中美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计算,得以清晰地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美产业内贸易的总体水平。表1是以1996年为基期,以美国统计局网站公布的SITC2位数为样本数据,计算得出的中美产业内贸易指数Bj。

通过上表的Bj值,即中美产业内贸易指数,我们可以看出,中美产业内贸易指数体不高,只在0.17~0.20之间变动,其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996年~1998年为第一阶段,G-L指数基本上平缓,在0.17上下浮动,其变动幅度不大。

1998年~2001年为第二阶段,G-L处于增长阶段,从1998年的0.166上升至2001年的0.2006。在此阶段,中美的产业内贸易程度有增强的趋势,达到了13年中的第二大值0.2005,但仍然远小于0.5。

加入WTO后的2001年~2005年为第三阶段,G-L持续下降,回落到0.18左右的水平。在此阶段,中美的产业内贸易程度持续减弱。

2005年~2008年为第四阶段,G-L曲线又开始呈上升趋势,从0.18上升至12年来的最高点,达到了0.2093。

由此看来,中美产业内贸易程度从总体上说比较低,说明两国的贸易还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即两国的贸易结构呈现高度的互补性。原因是因为中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处于不同的阶段,中美贸易关系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同时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中美产业内贸易指数曾呈下降趋势,在此阶段中美的产业间贸易发展大于产业内贸易发展。在2005年以后,中美的产业内贸易有所回升,并在2008年达到了12年间的最高水平,反映出我国部分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二、中美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分析

由于中美制成品贸易额占中美双边贸易总量的90%左右,所以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美产业内贸易变化趋势。在68个SITC2位数行业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20个制成品部门来反映中美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水平。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从行业数据来看,在产业内贸易指数变化较大的行业中,指数下降的行业明显多于上升的行业,并且指数下降的行业集中于那些近年来技术成熟加快的行业。根据各行业2008年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高低和变化趋势,这20个行业分可为7组。2008年中美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明显集中于5个行业,其贸易额占当年中美贸易总额的5.76%。其中化学原料及制品、专业科学仪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在不断增长,尤其以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得最快,从1996年的33%猛增至2008年的98.18%,在12年间增长了65.13%,可以推断出中国该类产业的竞争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而有机化学和有色金属制造业虽然在2000年以前产业内贸易水平一直呈增长态势,一度高达99%和96%,但在2000年以后出现了明显回落的表现,截止到2008年,这两个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相对于2000年分别下降了27.9%和23.3%,从另一方面反映了美国产业竞争力的增强。

三、中美产业内贸易类型的初步分析

两国间的产业内贸易,在反映两国产业分工和贸易发展水平方面存在片面性,其主要原因在于统计数据的局限性。因此,分析两国间产业内贸易时,必须结合贸易类型进行分析。相应地,产业内贸易可以分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HIIT)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VIIT)。

据孔瑞分析,中美产业内贸易中在28个行业存在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只占13.4%,181行业存在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占86.4%。这种格局尚无明显变化。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大多数产品仍是附加值低、加工程度浅、技术含量少、需求弹性小的低档次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是半加工品和初级加工品,许多还是来料加工或装配制成品,而向美国进口的则是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加工程度深、需求弹性大的高档次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加之近些年来加工贸易的不断发展,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主导着中美贸易。

四、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总体产业内贸易水平有了较大的发展,中美产业内贸易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且产业内贸易发展尚不占主导位置,两国仍然以比较优势进行贸易。所以,强化我国产业竞争优势依然是发展中国对美国贸易的重要战略。

摘要：本文以Grubel-Lloyd指数分析法对中美1996年～2008年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此期间中美产业贸易有所提高,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中机械和运输设备产业内贸易所占比重最高;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是中美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形式。产业内贸易比重反映着一国产业竞争力,因此,强化我国产业竞争优势以进一步发展中美贸易。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垂直差异化,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莫莎黄锐:产品内国际分工视角下的中美产业内贸易研究[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22～26

[2]沈国兵:显性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与中美双边贸易平衡[J].管理世界,2007,(2):5～16

[3]孔瑞:从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看中美经济的依存关系[J].国际贸易问题,2006,(9):41～47

[4]林琳:中美产业内贸易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6,(1):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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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日经济走向和亚洲的未来 篇7

在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中，国家整体经济实力是决定性因素之一。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基本摘下了穷国的帽子，成为经济大国和全球主要消费市场，从单一国家排名看，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中国和美国成为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必将对中美两国政府决策产生深远影响。

一、美国经济的病灶

经济结构失衡，并非只是中国才有。作为世界经济第一强的美国，也存在这个问题，而且非常严重。有分析师将美国经济的特点归纳为失衡、收入不足、负债过度、储蓄缺失和易生泡沫(斯蒂芬·罗奇，2010)。美国经济的病症表现为以金融为主体的虚拟经济过度扩张和过度消费，对应表现为虚拟经济规模与实体经济不对称、储蓄和投资与消费不对称的矛盾。消费占经济增长总量的70%以上，糟糕的是，这部分消费并不是出自居民储蓄，在2004-2007年间国内储蓄率仅为GDP的1%，而是来自财产泡沫的增值和国际信贷，换言之，美国经济多年来的增长实际是建立在资产价格泡沫和成为世界第一债务国的基础之上的。严重的经常账户赤字、国内储蓄率极度低下、创纪录的家庭负债比例早已无法支持美国的消费狂潮，正是美元独大的惯性维系着这种没有坚实基础的经济扩张。

罗奇指出，美国政府未能及早认识到资产市场和实体经济错配的现状，导致了糟糕透顶的政策失误。因此，当2000年股市泡沫破灭时，美国进入了衰退;而当2007年次贷危机引发了资产泡沫破灭时，美国掉下了悬崖。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力和国家信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害，无力支撑超过10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面临货币贬值和经济陷入滞胀的危险。美国就像被娇惯坏了的孩子，只知道一味索取，而全世界都在顺着她的愿望，自我膨胀到极点，必然破灭。美国每年至少需要8000亿美元的外资(相当于每个工作日需要30亿美元)，而亚洲正是充当着“溺爱”美国的那位“长者”。好在美国人不信奉“阴谋论”，否则也会得出亚洲是在图谋美国的基础上崛起的结论。任何事物都会遵循“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的规律，美国也逃脱不掉这种宿命。只有改变依靠借贷而非国民储蓄的过度消费的增长模式，才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可行出路。

回顾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历次经济复苏中的产业变化，在以往的经济复苏首先应体现在工业生产，在典型的复苏阶段，工业生产增速在前两年往往应该达到15%左右。而在美国标榜进入“信息经济时代”以后，每次经济调整和复苏都是以商业和金融业为主，被视为传统经济推动力的工业生产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如1998年以来美国丧失了300万个工作岗位，在2001年初互联网泡沫后的复苏中，被裁掉的工作岗位达到240万个，高收入的生产制造业岗位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低收入为主的消费行业。根据美国劳动署的统计数据，自2001年底开始，工作岗位的减少主要发生在制造业、批发业、电信业、IT业和航空服务业，其中制造业占了近80%;增加的工作岗位主要是在健康护理和社会救助、临时家政服务、住宿和食品服务、政府公务员、建筑业、商业银行和房地产，其中第一项占比高达60%左右。

高科技行业在美国经济中的重要性可能被人为夸大了，如2002年第一季度到2003年第三季度，销售收入3903亿美元，名义增长率高达49%，但如去除通货膨胀影响，实际增长仅23%左右。美国经济分析署(BEA)已经宣布不再公布按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计算机行业投资数据。而按照“美国收入和产品账户”(NIPA)口径计算，则企业利润超过了万亿美元，其中最大一块来自金融业。如果将金融业的收入剔除，1997年实体经济的利润额为5047亿美元，而到了2001年税前利润仅有3337亿美元，降幅超过三分之一。尽管2003年NIPA缓慢增长，企业利润依旧停滞不前。制造业的企业利润和10前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增长，收益主要来自零售贸易。以上数据说明，美国的制造业升级和转型，在销售额、就业和已实现利润等方面贡献甚少。

美国经济近20年的总体表现是制造业生产的日趋下滑和支出的不断扩张。美国国民收入表现为收入驱动型支出大幅下跌，而负债驱动型支出急剧上涨。次贷危机爆发前，住房价格不断上涨，住宅的消费者实际上是用大量借款来补偿其收入的下降。不仅美国人在借债消费，美国政府也如此，而这正是高度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和美元垄断地位带来的结果，美国不断印着代表IOU(我欠你)借据的“绿背钞票”，购买世界各国的商品用于消费，全世界为美国提供债务融资，利润主要来自信贷而非真正的财富创造过程，即使没有金融危机这样的突发事件，美国的双赤字也无法永久支撑这样的经济模式，泡沫最终会被吹爆。 (1)

如果说虚拟经济的增长等同于虚拟的增长，这显然过度贬损了美国经济的基体。但是，美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出现的制造业与金融业发展比例失衡现象，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回调的时刻。认识到了制造业仍是国民财富创造和偿还国外债务的收入来源，以及虚拟经济无法替代实体经济，两者要保持适当的比例协调发展，美国政府所应采取的对策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建和夯实实体经济基础。这一政策的出发点必然是从找回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开始，美国无需为选择贸易保护主义寻找更多的理由。无论谁主政，都不得不采取相应对策，当然，民主党政府更倾向于采取更强力的举措。

美国要想重新回头，说来容易做起难。消费是一种社会习惯和文化，转变相对缓慢。要让在华尔街赚惯了快钱的资本转向实业投资，必须对过热的金融市场适当加以抑制，这一过程必然损害美元的信用基础，美国处于骑虎难下的困局。事实上，在过去的8年中，美元总体上呈贬值趋势。美元作为二战后的国际硬通货，已经走过了其生命周期最辉煌的顶峰。在全球化世界里，自由流通的货币的汇率根本上取决于该国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这是一条隐藏在古典经济学理论背后的简单道理。回顾国际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信用货币从英镑变为美元，也是美国实力取代英国这一过程的必然产物。从每一个较短的时间间隔来看，美元的波动起伏会是明显的，并不会轻易被取代，但是，相对和持续的贬值必然是常态。欧盟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欧元和美元之间的博弈和此生彼落的角力将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国际货币体系逐渐出现多个全球性寡头和地区性强势货币并存的局面，英镑、日元、澳元等属于后者，而随着人民币的逐渐国际化，也将加入这一行列。在亚洲是否会出现区域性国际货币，暂时还不具备条件。

金融危机之后，美元贬值将不仅仅是美国国力转弱的原因造成，也是美国经济必然的应激性反应，美国需要弱美元以减低外债压力、提高出口竞争力，未来仍需要印钞票创造更大的流动性，刺激经济活力，给自己恢复和振兴经济留出时间和空间。表面上看，酿成这一危机的导火索是金融体系的脆弱、华尔街的贪婪和过度投机，实质上是美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严重不平衡和高风险。支撑美国巨额消费和赤字的根基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实体经济已经被虚拟经济取代，后者的规模远大于前者，虚拟经济中存在过多不可控制的风险因素，一旦被引爆，由于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撑，产生的连锁反应必然使国家经济陷入困局。这种打击是致命性的，尽管美国既往的软硬实力雄厚，内伤仍无法避免。中国有句俗语“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美国固然不至于一夜衰落，但独霸全球已经是昨日旧事了。

二、日本需要重建

在国人眼中，20世纪后半叶的日本是富裕进步的经济超级大国，这个印象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十年的印象，日本曾是中国学习赶超战略的榜样。实际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一直被看作是发展成功的典范，经济增长的楷模。世人给予日本民族“勤奋、好学”的评价，日本制造具有“高效率、高质量”的口碑。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已不再是以前的那个积极进取的国家了。

日本曾经落后于中国，先是向中国学习农业和封建政治制度，明治维新启动了向西方学习的开放浪潮，在二战前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成为和欧美并立的列强之一。二战结束五十年来，日本以日新月异、一日千里，赶上并迅速超过其它国家而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人们在关注传统教育和文化如何使日本一跃成为一个成功的，甚或是世界上是最成功而典范的现代化国家。

日本的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之后经历了近20年的停滞。即使今天，日本仍没有回到发展的正轨。学界将日本的衰落归咎于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其实这只是主因之一，日本从社会文化形态和经济制度层面，都蕴藏着深刻的危机，并在各种外因的推动下演变成如今的状况。

日本的开放缺乏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日本仍归属于儒文化圈，从根本上讲，讲究的是等级、集中控制和内敛而不是开放、自由和外向。日本二战后的高速发展具有历史的特殊性，即依附于美国冷战政策，在援助和支持下，依靠官僚体制取得的经济成就。这种经济体制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差别甚远，即使在高速增长的六、七十年代， (2) 仍没有建成机制良好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在企业结构和公司治理上通过关联持股、产融结合形成了复杂纠葛不清的利益关系。政府、官员、财阀三位一体既促成了冷战时代高效率建设的需要，也形成了腐败的社会基础，最终成为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的阻力。日本式的市场经济无法走出自己的路，当经济总量达到与欧美并驾齐驱的时候，也就失去了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动力。在七十年代美国放弃金本位之后，日元升值以及之后的两次石油危机，日本经济的脆弱已经露出了苗头，日美贸易冲突不断激化，在美国的胁迫和操纵下，最终陷入了泥沼。

日本的体制性问题以及缺乏新的学习榜样，造成了社会和经济发展进入了一段漫长的相对迟滞阶段。相信日本最近几年在反思并采取了一些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但是，日本的重新崛起，恐怕需要的是重造而不是小修小补。日本近期受到强震影响，可能由此进入地震和火山多发时期，有人认为日本在沉重的财政赤字压迫下，重建将更加恶化这一状况，很难再度赶上中国。这一判断可能言之过早。毋庸讳言的是，日本的财政赤字势必继续恶化，但从另一方面看，日本确实需要打破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形成的束缚，震后重建有可能产生足够强的应激反应，至少在短期，为日本经济注入活力。我们也许能够看到，跌落在灾难中的日本再一次重新爬起的情形。但在宏观经济层面上讲，日本已经不再和中国站在同一竞争层面上了。

三、信息时代的全球化是双刃剑

除了消费文化造成了国民低储蓄率之外，全球化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发达国家作为全球化的鼓吹者，终于尝到了苦头。进入信息时代的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出人意料。一个世纪前的全球化还只是跨境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迅速扩张的黄金时代，而本轮全球化则不仅包括了实体商品的交易，同时也囊括了知识型员工提供的服务，是实体经济与知识经济的融合。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并没有遵循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不断提升而是在下降，同时，制造业的雇员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例也降到10%-15%，而在此期间，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却提升了一倍。罗奇对此现象的解释很有新意，他提出了“全球劳动力套利”的概念。

公众已经接受了世界正在逐渐变平的看法，全球化降低了横在各国之间的物理界限和门槛，资金、商品的流动几乎没有障碍，而传统上认为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流动是比较困难的，在信息时代似乎也变得不再那么难了。根据理查德·佛里德曼的测算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国家为全球经济注入了约15亿新兴劳动力，这个数字基本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现有劳动力的总和。这使得发达国家的企业通过将生产链转移到这些低成本国家而得以提升利润率并降低成本。更糟糕的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在转向服务业为主的过程中，也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狙击”。如今，服务业的跨境贸易热火朝天，借助互联网和通信技术，很多知识型的服务可以由较低劳动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过在线方式提供，进一步降低了西方白领员工的收入和工资水平。这就是罗奇所指的“劳动力套利”的实质，劳动力通过网络管道实现了流动，这和服务业本身的特点不无关系。在扩大就业与增加实际工资的双重压力下，富裕国家越来越感受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威胁。这种看似已经失控了的全球化进程也并非全是害处，西方企业借此获得了更大的利润，但是这部分财富并没有得到很平均的分配，因此，西方企业是受惠者，而劳动者阶层并未受益，因此也加剧了其贫富分化程度。

罗奇归纳本轮全球化的三大关键点是在融资模式、涉及范围和发展速度，这三方面的差异表现为以信息技术为动力的全球化则甚增长力对于全球贸易的推动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任何多边贸易协议所起的作用。任何一国都很难借助贸易保护政策达到从根本上改善贸易赤字的目的。

四、对中国的借鉴

与日本相比，中国也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现在也有“中国模式”的说法，而且随着欧美经济受到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中国式的经济发展道路似乎变得更有吸引力了。我们可以看看中国和日本在起飞阶段有何异同。中国经济引擎主要是两个：投资与出口，而日本当时依靠的主要是出口，在出口受到压制之后，公用事业投资成为另一个重要的拉动力量。中日两国的投资都是以政府为主，而欧美是主要的出口国。中国与当初日本的弱势是相似的，总体经济容易受到石油等资源的价格冲击和本币升值的打击。在日元被迫升值的过程中，也存在低工资、倾销、政府补贴、过度劳动、市场封闭、非关税壁垒等问题，而在通货膨胀之下，中产阶级的购买力持续下降，国内需求更见收缩。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从1975年开始积极推进公共事业发展，财政支出显著增加。这部分资金主要靠发行国债来筹措，不仅用于建造桥梁、堤坝、公路等，还用来支付工资、津贴等费用，政府陷入了为还本付息而不断举债的恶性循环。而公用事业的投标主要落在了与政治权利勾结的团体手中。银行的会计制度也有助于掩盖巨大的坏账，日本的经济在错综复杂的利益群体间循环，来维持虚假的增长，这是日本至今无法推动实质性的改革，经济无法重振的主要根源所在。

人民币如果被逼升值，在能源价格高涨，产业结构尚未转型，内需不振的情况下，很可能重走日本的覆辙。本质上看，日本当时的经济结构与当前的中国具有相似性。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内地市场容量巨大，只是尚未开发，当外向型经济受到外部冲击时，并不是只有加强出口一条路。另一个需要特别重视的是，避免走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之路。日本式的资本主义也未能解决政府投资的低效和腐败问题，事实证明中国的体制同样无法克服这一弊端。

中日都具有高储蓄率的特点，但是中国的储蓄率 (储蓄占收人的比例) 虽为世界第一, 储蓄率高的背后, 其实是收人低、社会保障能力低。据央行披露的信息, 截至2008年底, 中国居民储蓄总额达到21万亿元, 摊到13亿人头上, 人均不过1.6万元。政府资金应该落力于解决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另一方是提升民众收入水平。拉动内需是硬币的一个面，另一个面必然是活跃的私营部门投资，只有发挥高效的民营经济造血机制，才能造富于民，藏富于民，并提升民间的消费需求。政府应该是规管者，保证市场能够公平有效地运作，平衡贫富差距，提供私营经济缺位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中日两国在如何获得长期竞争力上存在同样的误区。这就需要追溯到文化和教育层面。日本被视为最会学习的民族，但却从来不是具有创新性的民族。这注定了日本只是一个好学生，而在失去引导时无法独立发展。这一缺陷可能与深受传统文化禁锢的教育体制有关。日本虽然是发达国家，但对于信息的态度确实相当封闭的，日本文部省等机构有意识地限制国外人员在高校的影响，社会对于信息的容纳性不大，只选择有限范围(如制造业)的信息，另外，国内统计虚假和信息不透明度高。日本社会已经僵化，坚持规则和一致性削弱了日本的活力。日本人无论在家庭和集体接受的教育以服从集体、遵从规则为核心价值观，等级观念和行为方式存在于社会生活各个角落，学生在学校受到的是训练式和填鸭式教学，擅长死记硬背和套公式的机械式考试，分析和创造性思维严重不足。在中学受到艰苦训练和压抑日本学生，在大学则处于放羊状态，而日本的大学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缺乏投入，变得日益落后和僵化。大学教育看上去和社会需求完全没有关系。上述情况在中国也普遍存在。与经济结构问题相比，社会文化基因的转变更为困难和艰巨。中国如果不能放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不放松思想控制和学术自由，即便今日可以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他日也仍不得不自食发展缺乏内力的苦果。这个问题远高于党派政治利益，而是事关民族的生死存亡，唯有勇敢面对，未来才有出路。

日本已经进入老年社会，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在减少，刘易斯拐点可能会更早到来。中国如果不能尽快解决人均财富水平还较低的问题，届时将出现“未富先衰”，这种情况远比日本更糟糕。印度时报发表的一篇预测文章称，到2020年，中国将开始变老，遭遇劳动力的减少，并被迫重估自己的货币。因此，中国的增长将会减速，就像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减速那样。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发展曾经看起来永远也不会停止。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将会大大削弱——世界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吸收它的产品了。这个看法尽管出自于印度，仍然是相当客观的。

所有这些问题都迫使中国必须尽快启动深度改革进程。30年改革开放，中国取得的是效率，也损失了均衡，当宏观经济总量已经替代了日本世界第二的位置时，世界各国必然要求中国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而中国却依然和当初的日本一样，问题多多，不堪重负。有句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已经渡河，看到了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也目睹了美国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巨无霸，被金融危机折磨得奄奄一息。尽管引爆原因不同，美国实际也走了日本的老路，站在日、美之间，中国既不能再走权贵或者封建的市场经济之路，也不能盲目地照搬欧美放任的市场经济，更不是印度低效的市场经济，教训在前，我们应该能够避免很多错误。

五、中美关系是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钥匙

无论美国是否心甘情愿，21世纪必然是亚洲的世纪。放眼望去，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柱无非是美国、 (3) 欧盟、中国、印度、俄罗斯，美国如能解决好自身的问题，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便会减小，与亚洲和欧洲共同支撑起全球经济。在全球经济重心转移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好中美、中日以及中、日、韩、印三个关系组合，其核心就是美国与亚洲的关系。

美国是亚洲第一位的贸易出口国，亚洲各国普遍存在内需不足、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而美国则储蓄不足，需求过大，依赖进口和借贷。中美两国互为对方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既有大量的盈余储蓄美国国债，又可向美国出口廉价而质优的商品满足其强大的消费需求。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中国这个穷亲戚，让美国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奢侈生活。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和汇率政策，有助于使美国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物美价廉的商品降低了其通货膨胀的机会。美国如果对中国展开贸易保护的大幕，固然对中国的出口造成阻碍，也将造成美国国民的福利损失，即有可能提升其利率水平，导致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使得陷于金融危机的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和滞胀。这还只是从消费端看到的弊病，不是事情的全部。从产业链条看，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制造业供应链，中国是生产的最后一环。据刘遵义教授的估计，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价值中只有约20%是完全由中国生产的，中国企业更多地是对来自亚洲各国的中间部件进行组装，对中国的打击有可能在纵向联系的泛亚地区生产平台中形成共振，导致全球制造链瘫痪。另有数据显示，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占了过去10年中中国总出口增长的60%以上份额。很明显，美国和亚洲各国都需要为解决全球经济失衡做出贡献，但是，各国首先应该从内部下手，而不是考虑如何遏制对方，否则必然得到双输的结局。

美国的贸易失衡的根本解决办法在于提高其国内储蓄率，而不是行使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是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对象有近一百个国家，如果不减少过度的消费，即便降低来自中国的商品，却需要增加来自别国的商品，而那些替代物甚至比中国商品价格更高，等同于向国内消费者征税。而中国因为自身经济结构调整需要时间，暂时仍需要依靠对美出口，如果遭到美国的抵制，作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中国很可能抛售美元资产或者在贸易上采取反制措施，导致美国经济雪上加霜。

曾有一个提法——G2，表示中美在国际政治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当然，世界将不会是两极的，中、美、欧和发展最快的新兴市场国家群体将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器。中美都需要转型，但首先必须建立正确的自我认识和共识，面对美国国会不断出台的贸易保护主义对策，相对而言，中国政府更为理智，在初步稳定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将大力推行以提升内需为主要目标的可持续发展，解决“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改变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形成以内需、出口和投资三方面并重的发展局面。而美国也正在着手解决金融业过度发展，实体经济相对较弱，转变消费观念，缩减财政赤字等问题。

在未来10-20年，会出现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落在亚洲和环太平洋地区，中美在太平洋的两岸，这是世界经济的核心，而印度、俄罗斯、欧盟、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环绕在外围，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内发挥分中心的作用。这样的情形发生在中美两国社会稳定的前提之下，对于后者而言，该假设的确定性较高，而中国由于政治体制和社会变革相对滞后，仍存在较多的变数。中国的稳定发展已经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球的经济福祉。

参考文献

[2]1955-1973年, 日本GNP实际增长率达到年均9.4%, 195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1968年超过了西德GNP, 跃居资本主义国家第二大经济体, 1970年前后的恩格尔系数低于35%, 进入“小康社会”。 (土界宪一:战后日本经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4) 。

[1][美]安迪森·维京.美元的坠落[M],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5.

[2][日]土界宪一.战后日本经济[M],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4.

中美贸易发展状况及特征分析 篇8

关键词：中美贸易,贸易依存度,贸易结构竞争性

一、中美贸易发展的概况

中美两国分别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最活跃的经济体,国内需求旺盛,这促使两国经贸关系迅速发展。据中国海关统计,2006年两国贸易额达到2 627.4亿美元,是1979年的107.3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承认,与中国的贸易是美国发展最快的部分。按美方统计,2006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总额达到3 430亿美元,中国是排在加拿大之后的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出口总额也达到552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240.7%。而同期相比,美国对加拿大的出口增长了28.8%,对墨西哥的出口增长了20.6%,而对日本的出口则减少了8.1%。中国成为继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之后美国的第四大出口国。

根据中国的统计,1993年开始美方在中美贸易中出现逆差62亿美元,到2006年上升到1 442.9亿美元,13年增长了23.3倍;而根据美国的统计,美方从1983年开始就有3亿美元的逆差,到2006年上升到了2 326亿美元。美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从1988年起开始进入美国的前10位贸易逆差国行列,1989年就从第9位发展到第6位,1990年攀升到第3位,1991年,中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美国第二大贸易逆差对象国。2000年以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此后贸易逆差持续攀升,到2006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占到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32.4%。

中美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既是国际经济合作和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所致,也是建立在双方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基础上的。这种关系的特征是两国经济处于水平较悬殊的发展阶段上,双方各自以对方作为主要贸易伙伴但并不发生重大的市场竞争,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美国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双边贸易中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且两国国内市场对对方的产品都存在着巨大的需求潜力。在这种高度商品互补性基础之上产生的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动力和中国对美国资本的强烈需求,进一步扩大了双方的经济互补性,为双方扩大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提高双方各自的产出和经济效应提供了重要途径。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这种高度互补性的经贸关系并不是对称型的,即双方的相对依存度是非对称的,这是妨碍两国经贸关系,甚至双边总体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中美互补性的经济关系中,双方虽然都获益匪浅,但中国在目前受益较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每年都有较大的顺差。中国对美国经济依存度也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从1993年到2006年中美贸易的累计统计值来看①,中国出口商品总额中对美出口所占比重为20.6%,而美国对中国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额的3%;中国进口商品总额中从美国进口所占比重为9%,而美国进口总额中从中国进口占到了10.5%。造成这种不对称性的主要原因,一是两国经济规模和相应的对外贸易规模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二是两国的市场开放程度、贸易体制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三是美国是主要世界储备货币(美元)的发行国,可以通过输出美元来弥补巨额贸易逆差,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也主要是通过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来实现。

由于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着上述不对称性,美国政府对双边经贸关系的总体判断就有一种矛盾。目前,美国一方面感到自己在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中获益不大,从而试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手段扩大对华出口,寻求中国市场进一步开放的机会,因此,在双边关系的一些分歧上常常会采取强硬的态度,以达到其经济目的;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中国市场潜在的吸引力正向现实方向转化,这不仅对美国在亚太市场的长远目标十分重要,而且对美国的投资和出口都有积极影响。

二、美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特点

1993年,美国开始实施新的“国家出口战略”,强化对出口的激励。其具体措施包括:(1)积极倡导国际经济外交,为本国企业创造良好的出口环境;(2)改革外贸管理机构的设置,为出口提供全方位的服务;(3)扩大出口融资预算,拓宽融资渠道,强化对出口的金融支持;(4)放宽对高新技术及产品的出口管制,增强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5)开拓新兴出口市场,并针对这些市场制定出口战略。截至目前,美国强化出口激励的政策已取得了明显成效,根据WTO《2006年国际贸易统计》,美国2005年进口和出口分别约占世界进口和出口总值的16.1%和8.7%②,是世界第一大进口国和第二大出口国。

(一)美国贸易统计分析

从1993年到2006年,美国对外贸易呈现出持续平稳的增长势头(如图1所示),尽管受“9.11”事件的影响,2001年美国进出口贸易曾出现过下降,但经过短暂调整之后,仍维持增长势头。2006年美国的进出口贸易达到28 927亿美元,是1993年的2.77倍。美国外贸的平稳增长充分反映了美国对外贸易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对外部环境的快速适应能力。但美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呈现出进出口增长不平衡的趋势,其进口增长的速度远大于出口增长的速度。2006年美国进口总额比1993年增长了220%,而出口总额仅比1993年增长123%。

资料来源:根据U.S.Census Bureau and Doc-ITATPIS统计数据整理。

(二)美国贸易平衡分析

由图1可以看出,由于美国对外贸易呈现出进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美国对外贸易的逆差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虽然美国的贸易出口基本保持平稳增长,但贸易逆差连年扩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自1997年以来,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呈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图2所示,1997-2006年间,美国的贸易逆差以年均16.2%的涨幅增长,2006年贸易逆差达到8 181亿美元,是1993年的7.08倍。美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巨额逆差状态显示了美国强劲的进口需求。从图1明显可以看出,进口需求的强劲增长是导致美国贸易逆差愈来愈大的直接原因。

资料来源:根据U.S.Census Bureau and Doc-ITATPIS统计数据整理。

三、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特点

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实施了“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主要采取了外贸体制改革、扩大经营出口贸易自主权、出口补贴(包括出口退税)大量引进国外投资以及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和人民币汇率重新评估等措施。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根据WTO《2006年国际贸易统计》,2005年我国进口和出口分别约占世界进口和出口总值的6.1%和7.3%③ ,是世界第三大进口国和出口国。

(一)中国贸易统计分析

从1993年到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呈现出持续增长的势头(如图3所示)。1993-1999年间,中国对外贸易保持平稳增长,贸易进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有10.7%(其中:进口平均年增长率8.1%,出口平均年增长率13.4%),但自1999年以后,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出现迅猛增长之势,2002-2006年间贸易进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9.8%(其中:进口平均年增长率28%,出口平均年增长率31.4%)。这种高增长的原因主要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对外贸易条件的改善和外国对华投资的增加扩大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而美元2001年以来持续贬值导致对华贸易转移也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增长。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经济年鉴》统计数据整理。

(二)中国贸易平衡分析

由图4可以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呈现出进出口同步增长的相对平衡性,并且从1994年开始总体贸易呈现顺差状态,除2005年和2006年以外,每年的贸易顺差基本保持平稳的波动态势,即使2006年贸易顺差达到1 773亿美元,也仅只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0%。中国外贸进出口的相对平衡表明中国市场的开放度很高,虽然中国名义关税率较高,但对进口基本没有多大限制。另外中国进出口增长的相对平衡性也表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以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为特色。

四、中美贸易关系的特征

(一)中美双边贸易依存度分析

通过分析中美两国间的贸易依存度可以了解两国相互间的贸易依赖程度。贸易依存度是指一国对外贸易额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它可度量一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一国贸易依存度越高,则表明对外贸易在该国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大,其与他国的经济联系越密切。贸易依存度可分为出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进出口依存度和净出口依存度。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经济年鉴》统计数据整理。

表1和表2分别以中美双方的统计口径列出了1992～2005年中美两国间的贸易状况及相互贸易依存度。可以看出,中国对美贸易对中国的国民经济影响很大,而且中国对美贸易依存度逐年上升的趋势明显,上升的速度很快。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海关》

中国对美进出口贸易依存度自1992年的3.6%上升到了2005年的9.5%(2004年还达到10.2%),相应的对美出口贸易依存度和净出口贸易依存度则分别从1.8%和-0.1%上升到了7.3%和5.1%。对美进口贸易依存度虽然变化相对较慢,但仍呈上升势头。显然中美贸易对双方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带动作用,并且中美贸易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愈来愈大,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美贸易的依赖性愈来愈严重。反观中美贸易在美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已发展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但中美贸易对美国国民经济的影响不大,2005年中美贸易占美国国民经济的比重也仅仅只达到2.29%,不过,由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基数很大,中美贸易额对美国经济的实际影响还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中美贸易逆差逐年增大,2005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到了美国贸易逆差的近30%,因此引起了美方的高度关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美贸易对于中国和美国的影响是不对称的,中美贸易对中国的重要性明显高于对美国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处于被动、劣势的地位,而美国在国内政治的干扰下,往往会在中美贸易上挑起纷争,以掩盖和转嫁其国内经济问题出现的矛盾。

数据来源:www.intracen.org,www.census.gov

(二)中国与美国贸易结构的竞争性分析

按照国际贸易分类标准(SITC)中的一位数指标,国际贸易商品可划分为十个大类,依简单分类:第0-4类初级产品为资源密集型产品,第6和第8类制成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第5和第7类制成品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

贸易的竞争性可以通过贸易结构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来分析。巴拉萨(Balassa, 1965)最先使用显示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后经小岛清(Kojima, 1968)和巴兰斯(Ballace, 1988)等人的理论推导和整理,显示比较优势分析方法得以完善,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推广。

按照巴拉萨(Balassa, 1965)的原始定义,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undefined

这里,RCAij为j国的第i个行业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Xij代表j国的第i个行业出口量。如果RCAij>1,意味着j国第i种商品出口比率高于世界第i种商品的出口比率,从而表明j国在第i种商品上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反之,如果RCAij<1,意味着j国第i种商品出口比率低于世界第i种商品的出口比率,从而表明j国在第i种商品上具有较弱的比较优势。

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同样可以给出一国的某个行业在另一国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定义,其计算公式如下:

undefined

其中:

RCAundefined代表j国出口到k国市场中第i种商品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CA);

Xundefined代表j国出口到k国市场中第i种商品的金额;

Xundefined代表j国对k国的总出口额;

Mundefined代表k国进口第i种商品金额;

Mk 代表k国总进口额。

此处所用的RCA指针为修正后的RCA,以单一国家的市场取代原公式中的全球市场,以观察两国间各行业在双边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即竞争能力)。

根据公式(2),我们可以计算中美两国各行业在双边贸易中的竞争能力,计算结果见表4和表5。

数据来源:来自U.S. Census Bureau的统计数据。

数据来源:美国出口到中国的贸易数据来自U.S. Census Bureau的统计数据,中国各类商品的进口数据来自《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

依据RCA的取值,表3对产业竞争能力从较弱到最强作了一般性的划分。可以看出,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表现出“一强多弱”的特点,即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SITC第8类)具有强劲的竞争力,而其它七大类商品则竞争力很弱,不过第6类(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第7类(机械及运输设备)商品的竞争力渐渐上升,开始变得具有一定竞争能力,而第8类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则渐渐变弱。总的来说,中国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第0-4类)在美国市场几乎没有竞争力,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第6和第8类)则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但这种比较优势在慢慢削弱,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上(第5和第7类),中国开始具备微弱的比较优势(主要是第7类)。从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来看,中国出口主要集中在第6-8类产品,这三类产品的出口基本占到了中国出口产品的80%-90%的比例,其中第6类产品的出口基本保持稳定比例(略有下降趋势),而第7类产品的出口比例则从1996年的23.4%上升到2006年的47.1%,第8类产品的出口比例则从1996年的37.4%下降到2006年的24.6%。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的出口占中国外贸出口的比重较高,这些企业出口的产品大多是第7类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其贸易形式大多为加工贸易,因此该类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没有第8类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那么突出;由于第8类制成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过于强大,对美国国内的竞争性产业造成冲击,而且中国第8类商品主要出口对象是美国和欧盟,所以这类产品经常遭到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等制裁,造成其在我国对外贸易产品中的比重逐渐减少,但总量仍在增加,也就是说,只是涨幅下降。

同样可以看出,美国各类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表现并不像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表现的那么悬殊。美国第0、2、5、7和8类产品在中国市场上都有较强的竞争力。美国出口商品主要是第5类和第7类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占美国出口的60%以上。这主要是美国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不过美国这两类产品的出口比重基本没有多大变化,也就是说,这两类产品的出口的增幅基本与美国的总出口增幅保持同步,说明美国外贸出口比较稳定。另外,美国在第6类和第8类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出口比重也基本保持稳定,说明其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没有萎缩,这显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非像美国自己所说对美国的这两类产业产生严重冲击。

从中美贸易结构竞争性的分析来看,相比于美国,中国外贸结构表现出比较严重的不均衡性,而且竞争力强的产业是处于产业结构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的附加值低,但能吸收大量劳动力,一旦因其强大的竞争力影响了贸易对象国的同类产业竞争力,就容易让贸易对象国把其国内失业增加的原因归咎于此,在各种利益的博弈下,被认定为对贸易对象国的同类产业造成了损害,结果招致反倾销或“保障措施”的制裁。

五、结论

中美经贸关系存在高度互补性,但双方的相对依存度是非对称的,这是两国经贸关系,甚至双边总体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这种不对称性,也使美国政府对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总体判断发生矛盾。一方面美国试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手段扩大对华出口,寻求中国市场进一步开放的机会,为此在双边关系的一些分歧上常常采取强硬态度,以达到其经济目的;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形成的市场吸引力,不仅对美国在亚太市场的长远目标十分重要,而且对美国的投资和出口都有积极影响。

进口需求的强劲增长是导致美国贸易逆差愈来愈大的直接原因,中国对外贸易条件的改善和外国对华投资的增加以及2001年以来美元持续贬值导致对华贸易转移等因素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增长。

中美贸易对于中国和美国的影响是不对称的,中美贸易对中国的重要性明显高于对美国的重要性,而且中国对外贸易对美国的依赖性明显大于美国对外贸易对中国的依赖性。正因为如此,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处于被动、劣势的地位,而美国在国内政治的干扰下,往往会在中美贸易上挑起纷争,以掩盖和转嫁其国内经济矛盾。相比于美国,中国外贸结构表现出比较严重的不均衡性,中国竞争力强的产业是处于产业结构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的附加值低,虽能吸收大量劳动力,但容易招致美国反倾销或“保障措施”的制裁。

参考文献

[1]Ballasa,Bela.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Homewlld,Illinos,1961.

[2]Balassa,Bela.Comparative advantage,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Harvester Wheatsheaf,1989.

[3]Song,Ligang.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Further Evidence.Ph.D.dissertation,AustralianNational University,1993.

[4]Redding,Stephen.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Welfare Effects of Trade.Oxford Economic Papers,1999(51):15-39.

[5]Peter Drydale.International Economic Pluralism:Economic Policy in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Allen and Unin-win,Sydney,1988.

[6]Alexander J.Yeats.China’s foreign trade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prospects,problem and policy implica-tions.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s,1991.

旋涡中的中美日三角关系 篇9

更具现实紧迫意义的是，在当前的中日对峙中，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动态平衡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对此进行深入探究，进而正确解答美国在想什么、日本在想什么，中国在东亚乃至全球的战略布局将难以科学化地制订。

宏观架构之变

目前发生在东亚内部的秩序变革由三大主要因素牵动：一是中国发展壮大，二是日本长期低迷，三是美国步履蹒跚。美、日不安于这种局面，试图通过一场“夺回强大日本的战斗”和“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维持对其有利的地区均衡，这是当前中美日三边互动的一条主线。

另一条主线是，美国不得不正视中国加速崛起的效应和自身实力地位的下降，已把对华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内容，一方面接过中方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倡议，加强对华借重，较前更加谨慎地处理涉华敏感问题，另一方面在亚太积极强化针对中国的军力部署，对华两手策略在新时期有新发展。

在二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美日三角关系都是美日一边长于中美一边和中日一边，从来不曾等边。但现在，中美一边的长度正在超过美日一边，历史性的变化终于发生了。与之相映衬的，借用日本著名评论家大前研一的观点，就是日本被甩出世界主流。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后一再摇摆的日本对美社会思潮和政策路数最终定格于倚美自重、“借船出海”。决定美日关系走向的因素从内在因素转为外部因素，而中国崛起便是其中的首要因素。

强盟加强国之路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在2013年7月发表的文章中介绍了一位日本官员同他交谈的情况。该官员称，安倍政权注意到美国未能在菲律宾与中国的领土争端中明确支持菲方，使菲政府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日本不打算重蹈覆辙，必须突破“和平宪法”对日本参战权和防务预算的限制，以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动用本国武装力量击退“中国的入侵”。

事实是，除了菲律宾的“前车之鉴”，安倍政权更对奥巴马政府在中日岛争之中给日本划下“不得先开第一枪”红线、在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径自授意本国民航飞机遵守中方规定的作法既不满又张惶。

相较本地区其他一些国家，日本对美国大战略力不从心的一面更加忧心忡忡，担心美国在关键时刻“一走了之”，因而在继续靠美的同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调自主能力建设。现阶段日本右倾化趋势在对外战略中的最突出表现，是在“美国不一定靠得住”的思维支配下做两手准备，走“强势同盟+强国”之路。

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从本质上讲是日方针对中方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采取的报复之举，表明日本的对外强硬挑衅正逼近美国所能容忍的极限，长期以来维系美日同盟关系的共同价值也暴露出其实一直存在的裂缝。

利用加敲打之策

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化，美国担心中日对抗升级引发军事冲突，不愿选边站，但更看重自己在亚太地区的长远战略利益，继续把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视为其亚太战略调整需要解决的头号课题。美国并不准备大幅调整对日本的政策，而是在中日之间更多地扮演调控者、平衡者的角色，美日政治关系因此发生了空前的扭曲。这样的态势倒是和目前中东方向的美国、以色列关系有点相似，一东一西遥相呼应地折射着美国治理世界、驾驭全球之困。

2013年11月14日，在奥巴马首任时曾协助提出并负责具体落实“重返亚洲”战略的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为《金融时报》网站撰文指出，日本正逐渐抛开历史禁锢。美国大体可以采取两种应对思路：一是退后，让日本不受外力地发生改变，并且毫不理会美国在确保日本安全方面发挥的独特历史作用；二是与日本拉近距离、提出建议，帮助日本在通向“正常”国家地位的道路上绘好路标。后一种思路虽然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但却是维护美日关系的最好办法。

坎贝尔是美国政学两界有名的“日本通”、希拉里·克林顿任国务卿期间处理对华关系和亚太事务的主要助手。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参加2016年大选并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他很可能重返国务院担任更重要职务。坎贝尔中意的“第二种办法”，其实就是自克林顿总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对日本“国家正常化”采取的纵容政策。新形势下，美国坚定重申对日本等盟国的“战略保证”，默许日本推进修宪，但对日本方面向美国说“不”和挑战历史问题的举动也会予以敲打。

奥巴马政府当然希望这种微妙的政策能够得到回报，那就是在日本的配合下，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得以推进，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和经济利益得以保持、扩大。奥巴马政府对东海防空识别区和安倍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处理没有脱出这个政策架构，但平衡术玩得更加玄妙，从中日对抗中渔利的一面也已浮出水面。

就在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前夕，日方突然在久拖未决的美军驻冲绳基地搬迁问题上妥协，冲绳县知事仲井真弘多在日本防卫省有关在边野古海岸为拟议中的美军基地重征土地的申请上签字画押。为减轻冲绳知事的政治责任，安倍承诺增加对冲绳的中央财政投入。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称此进展对“亚太再平衡”“绝对至关重要”。

推动冲绳基地搬迁问题最终解决，是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前投下的赌注，旨在把美国拴牢在日本一边。但这一让步不能掩盖日本恣意挑衅邻国的作法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架到刀尖上的事实，这是奥巴马政府绝不愿看到的。因此，美国仍通过驻日使馆发表声明、推迟美日防长通话、取消奥巴马就普天间协议发表欢迎声明等措施向安倍表达了“失望”。

无独有偶，美日高层会谈的推迟戏码在经贸领域也上演了。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突然取消了原定与日本经产相的会谈。这可能是美方抓住日本外交孤立、对美需求上升的时机，就《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问题加大对日施压的策略。TPP是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战略支柱工程之一。据报道，美日双边谈判自启动以来进展不顺，主要卡在农林、汽车等领域。

更令日方心惊肉跳的是，据韩国官员透露，美方在与韩方的沟通中“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情绪”，甚至放风说考虑取消奥巴马4月访日行程。不能不说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是一个关键性的败笔，不仅使日本在亚洲更加孤立，也加大了自己在美日分歧问题上的压力。安倍已派出多个团组赴美灭火，但恐难获得美方在关心的双边议题上作出更多让步。而这些反过头来都会转化为日本国内对安倍政权的不满情绪，加速安倍政权的终结。

兼顾长远之略

一直以来，人们习惯性地认为“中日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延伸”、“中美关系的一面镜子”，相信日本以日美军事同盟为对外战略的基轴，惟美国马首是瞻。但观察日本一年多来的言行和中日、美日、中美关系的变化，这一认识似乎不那么贴切了。当前中日关系的恶化发生在中美开始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阳光期”，相当程度上是地区格局之变的反映，缘起日本在中美两个大国夹缝中生存的战略焦躁。安倍政权阵脚已乱，但仍会硬着头皮沿强化日美同盟和建设“强大日本”的道路走下去。

“漂流”的中日关系将中美日三角关系带入旋涡，美国的影响不可忽视，调整还在进行，终局尚未确定。赢得当前这场对日斗争，妥善处理美国的因素必不可少。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很大程度上是在中日之间制造新的战略平衡，幻想美国切断与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站到中国一边是不切实际的。但推动美国加大对日本的约束力度却可有所作为，这一方面要靠继续搞好中美关系，一方面需就日本问题与美方进行深入沟通。这样的沟通在中美战略对话中是有的，但还没有单列议题，深度也不够。中国就日本问题与美国加强沟通，目的当然不是肢解美日同盟，而是协调背后的战略利益，争取把中国的底线转化为美国的底线，防止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绊倒在日本这块石头上。

中美日产业发展分析 篇10

企业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 一方面受企业管理者自身的性格影响, 但归根结底是本民族文化的影响, 一个成功的企业其企业文化必然吸取了本民族文化的精华。以海尔公司为例, 张瑞敏领导下的海尔集团就带有鲜明的儒文化特点。

1.1“忠心”思想, 集体观念

海尔集团非常重视员工的企业归属感, 要求它的员工忠实于本企业, 对待工作尽职尽责, 集体的观念在海尔处处得以彰显, 例如一旦成为海尔员工, 就会立马领到一本员工手册, 手册的开头就是“欢迎成为海尔大家庭的成员”, 海尔的“忠心”思想不仅体现在海尔对于员工的要求, 也体现在海尔对于员工的回报, 像海尔的员工手册上就对员工的休假以及休假的福利做出明确的规定与保障, 同时海尔还有内部的人才数据库, 保障员工的升迁,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海尔的企业文化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一体”思想的强烈色彩。

1.2 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自强不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据很大的领导地位, 海尔能从一个亏空147万元的集体小厂迅速成长为中国家电第一名牌, 张瑞敏倡导的自强不息精神功不可没, 而在这其中, 著名的“怒砸冰箱事件”, 至今被作为成功的经典案例, 为人称颂。

20年前海尔还仅仅是一个资产只有300万元, 亏损147万元的濒临破产的集体所有制小厂, 张瑞敏临危受命出任青岛电冰箱厂厂长。一天, 张瑞敏的一位朋友要买一台冰箱, 结果挑了很多台都有毛病, 最后勉强拉走一台, 后来张瑞敏派人把库房里的400多台冰箱全部检查了一遍, 发现共有76台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 有人提议将这些有缺陷的冰箱便宜处理给职工, 但张瑞敏说:“我要是允许把这76台冰箱卖了, 就等于允许你们明天再生产760台这样的冰箱。”于是挥动大锤, 砸掉了76台质量有缺陷, 但仍可作为二等品出厂的电冰箱。这些电冰箱对于一个负债累累的企业的份量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就是这样“逼上梁山”的狠劲, 激发了海尔员工拼搏与奋斗的气概, 海尔的发展平均保持在80%以上的年增长速度, 成为中国企业的佼佼者, 甚至走出国门, 走向国际。

1.3“仁”思想的体现

海尔非常尊重员工, “仁者, 爱人”, 海尔集团处处体现着“人尽其才”的氛围, 最大限度的保留员工的自主, 鼓励员工自我价值的实现。海尔每个月都要搞一次“竞选”, 人力资源中心把空岗位情况公布于众, 每个人都可以上擂台。这是一种激励, 激励一大批人向新高地冲击;这更是一种尊重, 尊重每一个人自我价值得到最大体现。这样的文化氛围能吸引人才也能留住人才。可以说, 海尔用人、管理人, 都处处体现着“仁”的思想。

1.4 诚信思想

海尔集团的口号“真诚到永远”大家都耳熟能详, “人无信而不立”, “诚者, 圣人之本”, “诚信”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核心, 而海尔则从制度到文化都体现了对“诚信”的极度忠诚, “砸冰箱”事件是海尔人的背水一战, 奋发自强, 也是海尔人注重诚信、“先卖信誉, 后卖产品”的体现, 一个以“为用户创造价值”作为服务目标的企业, 必定能得到消费者的信赖与支持。

2 日本企业

日本的企业文化中对于员工的忠诚感也十分看重, 但是日本企业的忠诚文化独特在企业的家族化, 日本把家的概念推广为企业和组织, 强调企业是一个大家庭, 雇员和管理人员之间是有一种亲属式的团结, 职工之所以效忠于本企业, 是因为日本企业对员工负有责无旁贷的责任, 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在企业的决策方面采用的是禀议制, 征求各级管理人员意见, 以保证群体的亲和感。

日本企业工会成员仅限于科长以下的职工, 一旦晋升为科长, 就不再是工会的成员, 不同于西方工会, 日本的企业工会却和企业管理者的目标是一致的, 因此企业的经营者不仅代表企业同时代表工会, 尽管工会和企业的管理者是同一命运的共同体, 企业工会也要对企业的经营状况、财务数据起到监督的职能, 以防止经营者滥用职权, 损害职工的利益。在企业处于困难时期, 企业工会会采取一些方法激励工人为企业尽力。

而日本企业的拼搏文化, 更多的体现在了“忍”字上, 在不利于民族生存、发展的外部自然环境中, 每个人都得面对大海和贫乏的自然资源去获得生存发展所必需的物质条件, “忍”字精神和“拼搏”文化一直是日本企业文化的显著特点, 也是其能长久发展的必要精神支柱。

3 美国的企业文化

3.1 重视个人

如果说中国和日本强调的是集体, 那么美国企业非常重视个人, 与中国、日本企业文化强调团队精神不同, 美国企业文化不着眼于集体, 而着眼于个人, 鼓励个人努力奋斗, 突出个人能力, 强调个人负责, 个人决策, 企业与员工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契约关系”, 不受人情的影响。美国公司都把“尊重个人”作为其核心价值观, 对于激励则往往是针对个人而不是集体。

美国的这种“强调个人”的企业文化的形成, 与美国的历史和理论体系有关,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一切从头开始的个人奋斗和生活磨练形成了美国人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 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提倡个人主义, 没有封建思想的束缚, 因此美国的企业文化强调个人, 强调实际。

3.2 重视理性, 强调契约关系

与日本的“终身雇佣制”最大的不同是, 美国的企业文化非常注重效率, 美国企业的员工采用“合同雇用制”, 企业会根据实际生产情况来决定雇佣工人或解雇工人, 人与人的关系是契约关系, 而不讲究人与人之间的情面, 如美国通用公司每年对所有的员工打分, 选出20%的最好员工, 选出10%的最差员工, 排在末位的10%员工通常会被立即解雇。

3.3 敢于冒险, 刻意创新

中国和日本的企业尽管也注重创新, 但中心得“求稳”思想不变, 但是美国的企业文化对于“追求卓越”有着一种飞蛾扑火似的迷恋, 美国通用公司曾经有2000万美元投资计划因不可预测的市场原因而导致失败, 执行此次计划的人却得到了奖励, 其经理的职务不降反升, 通用公司的CEO韦尔奇说:“只要你的理由和方法是正确的, 即使结果失败, 也值得奖励。”正是那种强烈的求新、求变精神和竞争意识, 使许多美国企业家敢于创造和引进新方法, 不断发明新产品, 这也是美国企业永葆青春的源泉。

参考文献

[1]刘建军.美国、日本、德国企业制度比较及其经验借鉴[A].北京:北京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