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易(共12篇)
三不易 篇1
1 引言
苻秦时代的释道安, 虽不是中国历史上讨论翻译的第一人, 但笔者认为道安是中国古代将翻译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系统总结归纳的第一人。与前人安世高或者支谦相比, 道安并非泛泛地记录下佛经翻译中遇到的问题, 阐明自己的观点进而支撑自己的翻译策略。同样是讨论翻译, 道安的观点显然是整理过的, 若非付诸笔头, 至少是在头脑中梳理过思绪的, 所以才得来今日翻译学者皆知的“五失本, 三不易”。
在中国近代史上, 讨论翻译问题最显要的人物, 则非严复不可。与道安相似, 他也将自己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进行了系统归纳, 在《天演论》的序例言中写道“译事三难:信、达、雅”。这一论点进而发展成在中国翻译领域广泛运用的翻译策略和翻译准则。
2“五失本, 三不易”与“译事三难”
“三不易”讨论的是翻译过程中, 时间因素、认知因素和译者因素这三个方面造成的困难。而“译事三难”讨论的则是在翻译过程中, 或者是译文中, “信”“达”“雅”三个方面如何影响译文的质量。综合来看, “三不易”讨论的因素似乎偏重外因, 而“译事三难”讨论的因素都是实实在在的, 与翻译实践相关的内部因素。笔者选题的初衷是, 同样是“三难”“三不易” (“不易”即“难”) , 为何道安的“三不易”与严复的“三难”会有所出入。因此, 笔者将首先从道安与严复的背景和翻译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因素两大方面讨论二者为何存在差异, 这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事实上, 在通读相关资料后, 笔者发现大多数有关道安的研究集中于对“五失本, 三不易”的解读, 或者是研究道安不同时期的翻译主张及其态度变化背后的原因, 进而对其毕生为翻译领域做出的贡献进行总结。笔者引入“译事三难”的概念, 只求从新的角度解读释道安“五失本, 三不易”的翻译思想并对其理论价值做出新的判断, 对其理论价值的重新审度将作为本文的第二部分。
3“三不易”与“译事三难”差异背后的原因
(1) 道安与严复的背景 (派别、教育、翻译中的角色)
在中国古代翻译的文派与质派两大阵营中, 道安归于后者。从“五失本”便可看出, 道安讨论的五种情况都是为了“案本”, 为了忠实于原文。所以, “三不易”讨论的基础或者立场也必然是忠实于佛经原文这一原则, 虽然“三不易”或多或少涉及到在原文基础上做出变更 (如第一个“不易”所指的改古适今) 。但谈到这“三不易”实则是在惋惜这三个因素造成的对佛经原旨的偏离。在提出“五失本, 三不易”这一翻译思想的阶段 (暂不考虑道安后期态度的转变) , 道安的翻译倾向过分偏质, 甚至有些死板。所以诸多学者称道安是中国古代翻译史上“直译”派的代表人物。这或许与道安僧人的身份有关, 由于长期受到宗教以及儒家和道家学派思想的洗礼, 道安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束缚。所以, 对翻译的理解还停留在很表面的层次上。
严复的“译事三难”, “信”排在第一位, 按常理来讲, 若按文质来分, 是属于质派的。但是, 与道安相比, 严复则“文”了不少。因为严复虽然追求忠实于原文, 但是也允许对原文做改动以求“达”求“雅”。因为在严复看来, “达”和“雅”也是为“信”服务的, “信、达、雅”三个方面是融会贯通的。根据这一点来看, 严复比道安灵活许多。这或许与其接受过西学有关, 严复的思想并不偏激, 相反却呈现出现代译论中普遍提倡的根据文本适当调整翻译策略的特色, 有西方开明思想的影子。道安的“五失本, 三不易”若从严复的角度去分析, 必然是为了求“信”, 但严复“译事三难”中的“信”却并非单单指道安主张的“质直”, 而是包含了“达”和“雅”等“文”的成分, 使译文更加忠实于原文。由此可见, 严复对翻译的理解与道安相比已经成熟了很多。
笔者认为, 道安的僧人身份和学术环境/学术条件使得道安还停留在思考什么因素阻碍了质的获得, 什么原因导致了失本, 却并不去考虑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古代佛经译场的分工过细, 导致不能由一人独自完成翻译过程, 所以无法体会到很多细节, 很多时候只能就自己看到的事实发表言论, 却并不能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据笔者考查资料, 道安本身不懂梵文, 在佛经译场中也是担任笔受一职, 因此最重要的文字信息转化过程 (即译者的工作) 道安并没有亲身体验过。道安提出“五失本, 三不易”是在比较同本异译的过程中得来的, 并非来自翻译实践。所以道安也和当时很多讨论佛经翻译的僧人一样, 只能讨论翻译存在的问题, 却不能提出解决方法。实践出真知, 没有实践, 何来真知。开明的严复则是在自身翻译经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开始讨论什么是好的译文, 好的译文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这些素质如何排序, 如何相辅相成等。此外, 严复“译事三难”的翻译思想为后世提供的是如何解决翻译问题的方法, 并非片面地讨论问题, 不给出解决方法。因此, 严复的“译事三难”要比道安的“三不易”更具实用价值。
(2) 翻译过程中涉及到的因素 (所选翻译文本类型、译者初衷与翻译环境)
道安谈论翻译时, 所指对象是佛经的翻译。佛经与一般文体不同, 属于宗教哲学类文体。其内容本身就晦涩难懂, 需经过深入的学习研究方能参悟。抛开认知水平差异不谈, 凡人本身就无法企及佛祖的思想高度, 若翻译质量低下, 则更不能领会佛经的真谛。将佛经引入汉地, 根本目的是让更多人领悟佛祖的智慧, 受到佛祖的感化。而作为僧人, 传播佛法, 弘扬佛法教义自然而然地成为道安肩上的一挑重担。因佛经本身的宗教色彩, 若改译或者删减的太多, 会有损佛经的权威感和震慑力, 因此任何形式的“失本”都是对其精华的腐蚀 (如课堂上谈论过的, 为了保持佛经的力量, 时而需要保留音译的方法以存其神秘感和神圣感, 所以佛经由内而外散发的力量也是求本的侧重之一) 。
笔者认为, 不存在完美的翻译, 而现存的好翻译也是或多于或少于原文的 (translation is more or less than the source text) , 即不存在绝对对等的翻译。笔者虽不赞同“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的说法, 但是笔者认为, 说出来或者写出来的东西本身就不能完全体现头脑中思考的东西, 再经过翻译这一层过滤, 与原旨偏离的便更多。佛经这种内容深邃的文本, 即使是修行高的僧人在理解上都难免与佛祖原旨有出入, 何况还有很多不利的外因进一步阻挠佛祖真知的光芒普照众生。道安之所以能够考虑到“三不易”中这些不利的因素, 笔者推测道安可能是因为求本心切, 追求翻译的完美, 迫切地希望众人能够领会佛经的真谛, 否则很难面面俱到地讨论这些翻译实践之外的不利因素。
此外, 在中国佛经翻译历史上, 大部分的佛经翻译都是朝廷支持或者赞助的, 所以佛经翻译相对来说是很严肃的一项工作。道安必定要以更严肃的态度对待佛经翻译, 将大量心血倾注在佛经翻译的工作中。正是因为投入, 所以才能在众多参与和讨论佛经翻译的僧人中脱颖而出, 总结归纳出“五失本, 三不易”如此系统的翻译见解。
严复是在翻译《天演论》之后提出的“译事三难”, 《天演论》的原本是《进化论与伦理学》, 主要观点就是“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应属于社会科学类文体。与佛经大不相同, 《天演论》讨论的并非精神层面的领悟及追求, 而是物质世界真实的现象与生存法则。佛经这类宗教哲学类文体是讲道理的, 而严复涉及的这些问题是摆事实的。夸张点来说, 两种文体就如“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两种风格之迥异。在严复的时代, 翻译西方作品是为了唤醒沉睡中腐朽的旧中国, 希望透过“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这一自然界的道理, 让中国人奋起抵抗外敌侵略, 从而实现“救亡图存”的愿望。社科类文体本就不如佛经这种特殊的文体玄妙, 若求翻译好, 也是为了能将科学正确地阐释给大众, 并力求译文符合大众的学识水平, 以期有更多的读者可以将思想打开, 认识真实的世界。所以, 严复在讨论翻译的时候, 没有过分地去要求译文与原文格式上的一致, 只求内容真实正确同时又能让读者接受。
其次, 与道安不同, 严复的翻译并非政府要求或支持的, 而是作为一名接受过西学的开明人士, 自发地参与到救国图存的历史大潮中。所以, 严复翻译《天演论》期间, 相对来说, 是比较自由的, 有一定的空间做自主的选择, 包括选材以及译本的质量。同样是心切, 严复焦虑的是如何开化民众的思想, 如何促进社会进步。所以他讨论翻译时, 侧重的是译文的质量, 而不是谈论哪些潜在因素影响着翻译。
4 结束语
引入“译事三难”的概念, 可以从新的角度解读释道安“五失本, 三不易”的翻译思想并对其理论价值做出新的判断, 严复与释道安由于各方面的不同, 其翻译理论也不尽相同, 但也不乏联系, 比较两者的理论为研究其理论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
摘要:本文比较释道安的“五失本, 三不易”与严复的“译事三难”翻译思想并分析差异背后的原因, 并从释道安与严复由于背景不同, 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文本类型、译者初衷与翻译环境等不同来探讨两种理论之间的差异。
关键词:“五失本, 三不易”,“译事三难”,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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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易 篇2
【拼音】lái zhī bù yì
【简拼】lzby
【近义词】来处不易
【反义词】轻而易举
【感情色彩】褒义词
【成语结构】偏正式
【成语解释】来之:使之来。得到它不容易。表示财物的取得或事物的成功是不容易的。
【成语出处】明・朱柏庐《治家格言》:“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成语用法】偏正式;作主语、宾语、补语;形容成功来得不容易
【例子】考上大学,来之不易,可得要继续努力。
【英文翻译】not easily achieved
【谜语】难得
【成语正音】不,不能读作“bù”。
【成语辩形】易,不能写作“移”。
【产生年代】古代
跌势继续 反弹不易 篇3
上期提出“之前判断2130点有支撑,大盘探底反弹在意料之中。这里15分钟做出一个不规则的钻石形态。突破上边和下边的操作空间均不大”,目前大盘还在这个小形态当中,本没有什么要强调的,不过新年到,还是谈谈判断当下行情的几点依据:
第一,行情依然处在下跌趋势当中,趋势有自我强化的特性,没那么容易反转。道氏理论明确提出,趋势一旦形成,将延续其固有方向运行,直到外力改变其方向为止。技术分析人士都知道,反转形态相对中继形态少之又少,因为逆转形态只有顶部底部各一个,此外都是中继,特别是幅度较小的形态。底部是需要时间的,而且不能随意预判,这也是我一直劝大家不要急着入场的原因。
第二,从操盘原理来讲,目前下跌比上涨要好。为何?空间!无论多头还是空头都需要空间来盈利以及换取出货与吸货的时间。空头好容易作出一个大大的头部,如果这里不能下杀,那么不光空头没有获利空间及其平仓时间,就连多头也无用武之地!无非是再来个大幅震荡的杀人行情!2300点一线套牢盘重重,这里才跌200点不到,你让我多头这里吸货然后拉上去帮你们散户解套,除非外部环境压制迫不得已,否则我不干!解密数据出来,2010年“十一行情”很多主力进去之后被“关猪”,所以就有了2011年年初那一波机构自救行情。如今这个市场最好还是给机构运作的下跌空间,否则,散户更加不好过。
第三,结合“U”与“V”来看,大的反弹还早。涨的时候最好的形态是“U”,反映在个股身上最典型的就是杯状带柄,比如上海家化、华丽家族这样的股票。开始上涨时看起来很慢,回过头看却是一直在涨!技术分析师麦克艾维特认为“谷底源自恐惧,峰顶源自贪婪,贪婪可以长期存在,因此,底部往往大幅波动”。目前的大盘想依靠一个15分钟形态做底部,我不相信,除非作出一个日线级别的形态。
以《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享誉世界的萨缪尔亨廷顿教授曾说“所有的分析研究都只是提出一种可能性,世界并非按部就班,要随时保持开放灵活的心态来接受残酷的现实。”这也是操盘应有的态度!所有的操作都是主观的,迎合了客观走势才可以赚钱,当主观预期落空,我随时反手!
大的下跌势里,建议以股指期货和商品期货为主,如果真对股市恋恋不舍,建议结合“装死”理论,利用翻箱理论来操作。索罗斯的顾问和操盘手尼德霍夫从自然界普遍的动物装死现象出发,总结出“装死”理论,“当你看到过度震荡时,要小心;而当看到短期小幅波动时,要加倍小心。”比如这里有一个15分钟的形态,日线看是横盘绞肉机,一旦它选择方向,你可以根据翻箱理论来操作。
三不易 篇4
释道安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系统讨论翻译的第一人, 道安的“五失本, 三不易”并非泛泛地记录下佛经翻译中遇到的问题, 他是阐明自己的观点进而支撑自己的翻译策略, 是经过整理后而成了今日翻译学者皆知的“五失本, 三不易”。由于年代背景及历史局限性等原因, “五失本, 三不易”不免有不足之处, 但也有其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理论联系实际是翻译教学的根本途径, 翻译教学离不开翻译理论的指导, 在教授理论的时候如果能够引导翻译学习者辨证地看待理论, 定能进一步激起学习者的兴趣, 以道安“五失本, 三不易”为例, 教学者应在教授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并总结出该理论的不足与价值。
2 对道安“五失本, 三不易”的重新解读
道安的“五失本”, 一失本谈的是语序的不同, 二失本谈的是语言风格的不同, 即文与质的对立, 三四五失本主要谈的是一个概念, 即删繁就简。
笔者认为, 道安的一失本, 未免太过死板, 况且在实际翻译中没有可行性。不同语言的语法句法结构必然不相同, 为了“求本”连语序都不能改变的话, 不得不让笔者怀疑, 这样翻译出的作品能否称之为翻译。在翻译上, 目的文本必须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对等 (对等分不同程度, 最低程度的对等就是可以将目的文本称之为翻译的对等程度, 而最高程度的对等就是绝对对等, 这种程度的对等是不存在的, 所以翻译都是在这两种程度的对等之间徘徊的) 才能将其称之为翻译, 而这种在目的语中语序杂乱的译文可否称之为翻译实在有待考量。这就涉及到究竟翻译到什么程度才能称之为翻译呢?这是很难下定论的。笔者认为, 将两种语言的句法差异抛在一边不管, 将原文的句法语序生搬硬套进目的语中势必会引起译文读者的困惑与不便。这种困惑与不便到达何种程度会使该译文失去被称之为译文的资格呢?道安所谈到的第一个失本, 是不是已经超出了翻译能被称之为翻译的程度呢?这是很值得再三思考的, 也是笔者认为道安“五失本, 三不易”中最不科学的一点。
道安的二失本, 说的是语言风格的改变也是失本, 也是对佛经原旨的扭曲。其实, 翻译时并非保持了原文的语言风格就能最大化地使译文贴近原文, 也不代表保持了语言风格就能够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要真正理解原文, 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源语言。笔者这一观点, 与佛经翻译末期道宣和赞宁的某些主张相似, 为了真真切切地领悟原文的含义,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学习原文的语言。虽然笔者认为这一做法并不是最有成本效率的 (cost-effective) , 但如今, 对于世界上的大语种来说, 为了领会其原文含义, 或者更近一步通过阅读领会这个民族的文化特色, 这种做法未尝不可。所以, 在道安的二失本中犯的错误就是误认为保持了语言风格就等于忠实于原文。
道安的三四五失本, 删繁就简, 犯了将量等同于质的错误。道安认为保持了原文内容的数量, 就进一步保证了译文的忠实程度。这种观点并不是完全错误的。例如在某些特定文体, 如诗歌中, 需要重复来制造诗学效果及美感, 或者戏剧中, 需要重复来制造戏剧气氛。这些重复的部分, 在译文中也是必然要体现的。这和尤金•奈达的形式对等适用于诗歌翻译或某些强调形式的文本是相似的。佛经也是一种特殊的文体, 如果重复是佛经的特点, 那么译文中保留其重复的部分也有利于保持佛经给受众带来的美学感受, 这是可行的。只不过, 道安的对于“删繁就简”是“失本”这一见解的应用范围不够广泛, 只能限定于佛经或者诗歌这样特殊的文体中。
笔者以上的几条观点虽看起来均有不赞同道安翻译思想的倾向, 但笔者只是就事论事, 发表自己的见解, 主观成分居多, 但并无偏见。就如笔者在审视道安“五失本”时十分能够理解道安的“求本”之心, 只可惜道安没有把握好程度, 走向了很刻板的一端。虽然如此, “五失本, 三不易”这一翻译思想能够流传至今, 必定有其过人之处, 下面就来谈谈“三不易”这一思想的前卫性。
道安谈到的第一个不易, 改古适今, 是指因时间因素造成的信息流失。这和笔者在前面谈到翻译无法原原本本地传递佛经原旨相呼应, 而时间的推移只能使得离佛祖的真知更远一步。第二个不易, 智力差异, 笔者自认为对中国古代教育程度并没有详尽的了解, 所以对于当时佛经受众的认知水平无法考究。谈到第三个不易, 笔者就译场分工多少可以看出翻译者的素质大不如近现代。通晓外语的人太少, 人才短缺, 因而即使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或者深厚的语言功底, 都可能被派上阵。所以道安提到的第三个不易, 的确是由其所处时代和条件所限导致的。综上所述, 道安“三不易”的提出是很合理的, 特别是在以“求本”为前提的条件下。
道安的“三不易”表面上来看谈的是时间因素、认知因素以及译者环境因素等给翻译带来的不便。但其实换个角度看, 道安是将原作者、译者和读者这三种角色联系在一起来讨论翻译, 这发生在一千多年前, 着实令人钦佩。这种联系不禁使笔者联想到尤金•奈达的动态对等以及读者反映论。在动态对等中, 奈达强调译文应该使目的读者对译文产生与原文读者对原文所产生的相同的反应。而道安在讨论凡人与佛祖在认知上的差异的时候, 虽然其表述不同于现代说法, 但暗含着对读者接受程度的考虑。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先进的思想。而在谈到译者所处的翻译环境时, 笔者想到尤金•奈达提到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角色, 即方便不同语言之间信息的传递 (facilitate the transfer of messages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并在读者群体中创造对等的读者反应 (create an equivalent response from receivers) 。在谈到佛经翻译中有些译者的水平很一般, 会大大降低译文的水平的时候, 想必道安也认识到在佛经翻译以及弘扬佛法过程中译者的重要角色, 只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因通晓双语的译者太少, 这样的问题很难解决, 所以对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创造性持否定态度。再往深处挖掘, 笔者又将道安对于译者素质的讨论与翻译道德联系起来。在自身素质不够的情况下去做翻译, 是否违背了翻译的目的 (促进跨文化交流) 呢?再者, 若综合来看, 道安的“三不易”思想, 是不是隐含了佛经“不可译”的性质呢?这些都是道安的“三不易”带给笔者的反思。
3以“五失本, 三不易”为例, 阐释如何更好地进行翻译理论教学
(1) 传统翻译理论教学
一直以来, 传统的翻译教学以翻译练习为主, 传授翻译技巧, 很少教翻译理论, 这只是翻译教学的一种教学方法。而翻译教学的目的不仅应该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 更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包括学生们对翻译理论是否及如何能够更好地指导自身翻译实践的思考与探索。然而, 一直以来, 无法否认的事实是翻译理论的教学并不受学生们追捧, 其原因在于大多数人认为翻译是实践就行, 不需要理论, 又或者是因为研究翻译理论本身枯燥无味, 各翻译理论家自成一派不知如何取舍, 不如翻译实践来的精彩。笔者认为, 如果在翻译理论教学时能够激发学生对各种不同翻译理论的思考及比较, 引导学生辨证看待问题, 得出不同的见解, 或许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翻译理论的兴趣, 从而更好地引导他们进行理论联系实际。
(2) 课堂教学“五失本, 三不易”案例及其启示
以笔者以上对释道安“五失本, 三不易”的重新解读为例, 笔者认为道安的“五失本”显得有些刻板, 对现代翻译没有很广泛的应用价值。笔者认为在教授这一翻译理论时, 应引导学生对释道安的观点进行分析, 并结合自身经历来探究其理论的应用性, 最终得出自己的观点。下面笔者以在课堂上讲述释道安二失本即语言风格的改变也是失本时学生的思考及讨论为例具体说明引导学生辨证看待翻译理论如何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兴趣。
在讨论道安的二失本时, 笔者课堂中的学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当中出现许多有趣的观点, 其中一名引用自身的经历, 来辩证地看待道安的观点。学生说年幼时, 曾经热衷于阅读国外经典著作, 原因是这些翻译过来的异国作品与中文迥异的语言风格总给他带来新鲜感与好奇感。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阅读喜好又重新回到中国本土的作品。回顾曾读过的译作, 着实觉得语言生涩。在学习外语 (英语) 之后, 对翻译作品的要求更是提高了不少, 原文是英文的作品几乎不会去看译文。看原文与译文的感受完全是不同的, 甚至理解上都会有出入。该生发表完自身观点后, 在座的学生们纷纷表示赞同, 并且也同时得出结论, 要真正做好翻译, 必须要更懂得自己的母语及学习源语言, 更深入理解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内涵和语言风格, 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在两种语言中自由转换, 游刃有余。学生们能够通过自主讨论, 得出以上观点, 笔者作为在场教师自然是十分欣喜, 这也让笔者意识到并非学生对于翻译理论学习缺乏兴趣, 如果能够正确引导他们辨证看待各类理论, 不神化翻译理论, 甚至引导他们批判翻译理论中的不当观点, 将各种翻译理论进行对比学习, 那么学生将会更有热情去学习翻译理论, 这也能更好地帮助他们理论联系实际。以上笔者只是以在课堂上探讨道安二失本作为一个案例来具体说明, 其实学生在探讨道安的其他失本与三不易的其他内容时也在辨证的思考和交流中产生了许多与笔者的重新解读类似及更新颖的观点。
4 结语
总之, 我们必须认识到翻译教学有赖于翻译理论的指导, 翻译人才的培养也需要依靠于翻译理论教学理论的探索和发展。学生在课堂上对释道安“五失本, 三不易”的思考及探索启示了翻译教学者在传授理论知识时如何更好地引导学生辨证思考, 理论联系实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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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丹, 王巍.“五失本、三不易”论——中国古代直译理论简析[J].赤峰学院学报, 2008 (6) :112-124.
为官不易 篇5
学会在约束中工作,习惯在监督下干事,我们摆脱的是名缰利锁的束缚,赢得的是有理想更自由的人生
针对“中央禁令对公务员影响”,最近有媒体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一些省份随机抽取了100位公务员进行调查发现,全部受访者都认为中央禁令对其影响很大;更有93位受访者表示“公务员不好当”。
“为官不易”、“官不好当了”,随着中央规范各级干部行为的多项“紧箍咒”密集出台,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慨叹。一些干部说,想吃点喝点,送点收点,办公室大点,车配得好点,这在以前根本不算个事儿,现在处处受到掣肘。好像不管做什么事情,总感觉头上悬着一把剑,身边有一双眼,伸手就怕碰上高压线。总归一句话,当官越来越不自在、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扪心自问,“为官不易”的慨叹在理吗?中央是对领导干部的不少行为划定了“红线”、通上了高压线,但平心而论,规范干部“吃、住、行、游”的桩桩件件,哪一项管得过分、管得过度了?用公款送年货节礼,应该吗?公款吃喝奢侈浪费,不该管吗?腐化挥霍、劳民伤财,能行吗?所谓的“为官不易”,只不过是让各级干部守住底线、坚持原则、不要违法乱纪而已,还不到为官不易的程度,更不到“官不聊生”的地步。
权力的本质是责任,权力的本色是为民。要为民尽责,立规矩、定底线、划红线,就是对各级干部最起码的要求,而不是什么难以承受的过高标准。我们说,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不要觉得当了官就可以无拘无束、随心所欲,不要以为当上官就能享受各种不当福利、收获诸多不正利益,就是这个道理。中央出台各种禁令,反对各种不正之风,为的就是促使各级干部端正自己的态度,摆正自己的位置,回归自己的本色与本位。
一些人抱怨“为官不易”,实质是一种权力观的错位、宗旨意识的淡薄。真要彰显为民本色,远离不正之风才是;真要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首先就要从弘扬清风正气开始。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自我期许,有为政清正、为人廉洁的自我要求,反而最欢迎这种“为官不易”的清新环境,觉得更有利于开展工作。“为官不易”,说到底并不是官不好当了,而是如群众所言,是贪官不好贪了,庸官不好混了,坏官不好受了。
“为官不易”感叹,恐怕也对应着以前“为官太易”的现实。说白了,正是因为在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工作作风上缺乏足够的束缚,让一些人对不正之风习以为常,误以为这就是“当官”的应有状态。显然,各级干部只有从思想深处纠偏,才能赢得行为的主动,要看到在中央下大力气整饬作风的形势下,这种“为官不易”的状态,必然是一种常态。从今而后,权力不仅不会带来种种方便、福利、好处,相反,面临的约束只会越来越多,受到的监督只会越来越严,遵从的标准只会越来越高。
从另一个视角看“为官不易”,也许会让问题更加清晰。一项在2万余人中作的调查显示,81.2%的受访者一直在关注中央八项规定的落实情况,不少人认为干部作风有所改进,但仍有66.4%的人认为当地落实情况不太理想,52.9%的人期待加大落实力度。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当一些干部感叹“为官不易”时,群众认为还是不够,还希望再接再厉。面对一些人“为官不易”的抱怨,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知,必须跟得上群众期待,乘胜前进,固化“为官不易”成果。
“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政府过紧日子,群众才能过好日子”。在不同的场合,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反复强调这样的观点。在密切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政治要求下,在转变政府职能的时代背景下,在增强现代治理能力的改革目标下,我们应该对“为官不易”有更为深刻的理解。权力只有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建立起为官用权的底线原则,建树崇高的价值理念和追求,才能干干净净地为人民谋福祉,我们也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学会在约束中工作,习惯在监督下干事,我们摆脱的是名缰利锁的束缚,赢得的是有理想更自由的人生。
有刚性执纪,才有清正风气——二论如何看待“为官不易”
制度的完善、纪律的执行不可能一劳永逸、一蹴而就;让制度敬畏、规则意识融入为政者的精神世界,同样是一个艰辛的过程
有这样两组数据耐人寻味。去年中央至少出台了14项禁令,涵盖了从“舌尖”到“车轮”、从月饼贺卡到烟花爆竹的多个方面;与此同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18万余名违纪干部,全国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21起。
作风在抓,腐败在查,风气在变,对“一年来最使你难忘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同版本的调查答案中,反腐倡廉都排在前三位。群众乐见“为官不易”,一些人抱怨“官不好当”,都源于这样的现实语境:党纪国法发威了,“紧箍咒”让人头痛了,纪律约束越来越成为高压线。
刚刚过去不久的2013年,被一些媒体称为“禁令之年”。有人说,去年或许不是规章制度出台最多的一年,但却是最有成效的一年。令行禁止之效从哪里来?
毛泽东同志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去年以来,从管住吃喝到“掐灭烟头”,无不从领导干部抓起,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公开审理***案、10多个省部级干部落马,反腐“零容忍”态度让多少问题官员惊心?坚决查处衡阳破坏选举案,500多名人大代表被依法终止资格,打破法不责众“惯例”,防止了多少“破窗效应”?大
问题要抓,小问题也不放过,每一个时间节点都不懈怠,一项一项地治理“四风”问题,不少群众由此感叹,“对干部越是管得细管得严,风气就越是向好”。
“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纪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正是由于坚持说到做到、敢于动真碰硬,以领导带头的示范效应、有纪必执的制度刚性、抓铁有痕的落实韧劲,我们才能充分释放从严治党的正能量,不断激扬反腐倡廉的清正风气。制度管用了,执行硬气了,“伸手必被捉”日益成为大概率事件,各项纪律也逐渐由软约束变成硬杠杠。越织越密的制度笼子,越收越紧的纪律约束,给党员干部穿上了“紧身衣”,也提供了一面面镜子,映照着各级干部对权力和自我的认识。
倘若怀着“千里来做官,只为吃和穿”的信条,放不下“领导就得骑马坐轿”的“优越感”,走不出办事就得吃拿卡要的潜规则,那么放眼看去,大到党纪国法,小到条条禁令,都是与自己为难作对,处处寸步难行。整天长吁短叹“为官不易”,实则是心里难以割舍“为官不宜”所带来的权力福利,不想告别“为官不正”所误导的灰色人生。而对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者来说,两袖清风何尝不是最好的人生写照,依法办事、照章而行何尝不是最佳的工作环境?正如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的,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
古人云,一心可丧邦,一心可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对人心的鉴照、对党性的考验。以往的教训告诉我们,“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抓一抓会好转,松一松就会反弹,而且有的会变本加厉。树立政坛清廉之风、养成干部廉政之习,之所以是一场持久战,既因为制度的完善、纪律的执行不可能一劳永逸、一蹴而就,也是因为,让制度敬畏、规则意识融入为政者的精神世界,让“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成为不可撼动的常识,同样是一个艰辛的过程。
宋代朱熹写过一副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今天的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肩负着重大职责,更应心胸开阔、志存高远,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抓作风问题就是积小胜为大胜,营造廉洁从政的政治生态,以党风政风带社风民风,重塑风清气正的大好河山,需要我们遵行制度的每一条,迈好脚下的每一步。(人民日报评论部)
有铁面问责,才有进取动力(人民观点)
——三论如何看待“为官不易”
本报评论部
《 人民日报 》(2014年01月17日05 版)
监督只会越来越严格、问责只会越来越严厉、抓作风问题只会越来越深入。是囿于小我、怨天尤人,还是砥砺自我、奋发进取?为官从政真正的“不易”处,正在于此
“原来以为只是一阵风,现在相信动真格了”,这是不少干部群众的切身感受。且不说不少“老虎”“苍蝇”纷纷落马,单从百姓身边看,从办事推诿被曝光后当天就整改,到因一餐饭、一顿酒、一次公车私用受处分甚至丢了“帽子”的案例隔三差五出现,哪里有作风积弊,哪里就有铁面问责。这样的结果也就顺理成章——在多个面向公务员和干部群体的调查中,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觉得禁令“真的严了”,一些人更是由此感慨“为官不易”。
实际上,我们也面临过若干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尴尬,陷入过三令五申拦不住“四菜一汤”变成“舌尖盛宴”的怪圈。现在为何风气一变、作风一新?正是铁面问责,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使制度成为说一不二的硬杠杠。
一年多来,在各种规章的制定和执行中,“原则上”少了,“一律”多了;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上,对顶风违纪者称“某某”少了,点名道姓多了;在各类事故的事后处理中,有关责任人能“滑脚”的难了,失职渎职者难逃惩处。铁面问责、有违必查,谁还敢把纪律当成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谁还能把制度当成可有可无的稻草人?紧箍咒越念越紧,监督网越织越密,问责的刚性力量覆盖了权力运行的各方面、各环节,这才能打掉一些人的特殊利益,消除某些人的寻租空间,以强劲的倒逼机制正风肃纪、反腐倡廉。
诚然,在禁令纷纷出台、问责不断加紧的背景下,各级干部受到的监督和制约越来越多,面临的各种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压力。但是,对于手握公权力、肩负一方发展之责的领导干部来说,从严要求、恪尽职守何尝不是应当应分的事情?惩恶罚劣、激浊扬清何尝不是权力健康运行的底线?更何况,问责压力之下的作风转变,还衍生出越来越多的正效应。
一位曾经忙于应酬的官员感慨说:“八项规定救了我半条命,再也不用拼命喝酒了。”在多项调查中,不少干部纷纷表示,反“四风”之后,“生活变得规律,身体趋向健康”。其实,问责力度加大、作风改到深处,对干部自身难道不也是一种解放?以前公款吃喝甚嚣尘上时,有人说“做梦都想喝小米粥”;从贯彻八项规定到执行各项禁令,又让多少干部告别了“赶不完的饭局、喝不尽的酒”?
俗话说,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有压力就有动力,改作风驰而不息,引发的“蝴蝶效应”可能超乎人们的想象。对干部来说,觥筹交错的宴请少了,迎来送往的风气淡了,不只是利于身体健康,更可以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抓学习、搞调研、问民情,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事业之中;对群众而言,严治懒散庸拖,严责政绩工程,办事办证就会顺畅得多,民生民利就会有更多保障。
“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人心就是力量,只有通过动真碰硬的作风建设,扫除沉疴积弊、不断除旧布新,“让百姓爱,让贪官怕,让官员有所忌惮,让社会充满期待”,各级干部就能以良好作风取信于民,积聚改革发展的磅礴力量。2013年,我们之所以能赢得良好开局,一个重要经验就在于用好作风凝聚正能量,从而让大家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
不易察觉灌输教育 篇6
现代的父母都反对那种填鸭式的灌输教育,一想起灌输,便会与不考虑孩子的兴趣和接受能力以及孩子的痛苦状联系起来,并开始采取让孩子在快乐和游戏中学习的方式教导孩子,这当然是一种教育的进步。
可是,有一种灌输却会乔装打扮。它戴上“快乐”的面具,披上“游戏”的外衣,让人轻易不能察觉其灌输的本质。
前些天,朋友一家带孩子来家里玩。孩子不足3岁,看到色彩鲜艳的套塔很有兴趣,便坐在地板上玩起来。孩子妈妈坐在旁边准备指导她,并告诉她:先套大的,再套小的。孩子刚刚套上两个圈,妈妈就及时阻止:“这样不对,要先套大的。”语气当然也是温和的,并把套错的圈拿下来。然后拿起最大的那个圈给孩子:“你看,这个蓝色的最大,我们先套这个。”孩子接着套下去,只要孩子套得不对,妈妈就会立刻指出错误,让孩子纠正;孩子套对的时候,妈妈又丝毫不吝惜表扬和夸奖。这样,孩子在妈妈的帮助下很快就套好了。当孩子妈妈鼓掌并夸奖孩子能干的时候,孩子笑了。但我却觉得整个游戏过程中,孩子似乎不怎么快乐。
孩子学会了吗?
孩子在妈妈的教导下也许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套塔,但孩子可能不过是记住了套塔的顺序(孩子的记忆力的确是惊人的),而并不是真的有了大小的感觉甚至概念。
孩子快乐吗?
游戏中,妈妈好像没有强迫孩子,孩子也笑了,看起来是快乐的。但这种快乐是来自游戏本身的快乐还是赢得掌声后的快乐呢?实际上,成人通过心理暗示和不恰当的鼓励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了孩子,采用的办法是:套错了就会被纠正,按大人说的方法做则能获得夸奖。
孩子感兴趣吗?
妈妈只是从大人的效率观出发,想尽快把大小的概念和知识传输给孩子,但却没有给孩子自己摸索和犯错误的机会。孩子的兴趣在这种状况下能持久吗?果然,孩子玩了两分钟,就有点厌倦了。妈妈的这种方法与灌输在本质上又有何不同呢?
记得一位教育家曾经说过,“你每告诉孩子一个答案,就剥夺了孩子一次学习的机会。”在不恰当的时候告诉给孩子答案,实质上就是强制性的灌输,即使是在快乐的游戏中把答案告诉孩子。
校长会不易多 篇7
仔细分析, 导致校长会过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学校的工作没有落实好计划, 或者说学校计划科学性不强。每学期各学校都要制定自己的计划, 并且还附有阶段性的时间配当表。但很多学校缺失对各部门工作的整体协调、统筹规划, 导致执行起来部门间各自为战, 难免产生冲突和增加了一些额外的负担。此时一有问题出现, 校长就只能忙于开会调度、开会调整、开会反馈……可以想象这种应急性的事务安排很难保证有好的效果。更有甚者, 学校的计划在内容上仅是简单复制粘贴了上级部门的计划要求, 其作用就是应付上级的检查而已。
2.部门职责分解、落实不到位。学校的工作可以说千头万绪、事无巨细, 要想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实、做细、做好, 只能加强各部门处室的建设, 在管理中推行“可越级汇报不可越级请示”的工作标准, 落实好各部门的职责, 实现责、权、利的有效统一, 从而提升部门领导的工作主动性和规范性。如果校长在管理中眉毛胡子一把抓, 事事过问、事事批示, 其结果不仅降低了学校的工作效率, 同时让学校的领导变成了校长手中的一根根指挥棒, 工作的创新、主动、执行力无从谈起。
3.校长没有体验到部门领导的工作状态。多数普通中学的中层领导包括副校级都身兼两职:既负责学校各个层面的管理工作又是满工作量的任课教师。在完成学校层面工作的同时要保质保量地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 在当前的教育形势下, 学校层面的工作都是一些艰巨性的工程:理想课堂建设、德育体系构建、书香校园推进……这些都需要体力和智力的付出, 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落实完成, 同时一些随机和隐形的事务也需要付出相当多的精力去处理。繁琐随意的会议难免冲击领导们的教学计划, 频繁的调课和换班经常导致班级的学生和同班的任课教师意见不断, 甚至很多班主任都不愿学校领导任教自己的班, 其原因就是领导们不能保证正常的上课。
造成校长会较多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但适当控制和减少次数是校长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解决?我想到了以前一位老校长的做法:对于每一天的工作, 老校长都按事件的大小、先后缓急、哪些工作今天必须完成、哪些工作可以暂时放一放等按顺序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平时就装在口袋里, 随时可以翻出看一看, 学校的各项工作也就在他的这种“隐形”安排下非常规范有序地进行着。我们也不妨向这位老校长学习, 把一天、一个月、甚至一年的工作安排好, 也在口袋里装上一个“小本子”。
此外, 也可以借助学校“周报” (或月报) 等形式落实各项工作。由学校办公室依据各部门的总结计划, 每周进行汇总整理, 对上周各部门工作情况进行简要总结反馈, 对下周工作进行部署, 突出学校的重点工作以及检查标准, 每周定时向各部门科室发放, 这样既省时省力又简单清楚, 从而打造一种“开会不如检查”的工作执行力。
花木不易生根怎么办 篇8
一是将插条基部2cm浸入0.1%~0.5%高锰酸钾溶液中浸泡12~24h时取出后立即扦插。
二是用白糖水溶液处理插条。草花使用的浓度约为2%~50%;木本花卉约为5%~10%。将插条基部2cm浸入上述溶液中24h取出, 用清水将插条外部沾着的糖液冲洗干净后扦插。
三是用医用维生素B12的针剂加1倍凉开水稀释, 将插条的基都浸入其中, 约5min取出稍晾一会儿, 待药液吸进后扦插。
四是在生长期间将枝条基部进行环状剥皮或用铁丝等物扎缚, 使养分大量积聚在环剥部位, 到休眠期沿环剥等处剪下进行扦插, 即可促进生根。
五是带踵扦插。山茶、桂花、无花果等花木剪取插条时, 可将插条基部带上少许上年生枝条, 则易生根。
过敏的人不易得癌 篇9
如果你经常发生过敏反应,那么今后患癌的风险可能很低。据《印度时报》近日报道,科学家发现,打喷嚏、咳嗽和瘙痒等过敏症状有助于预防肺癌、口腔癌、喉癌、皮肤癌等。
美国康乃尔大学神经生物学和行为学教授保罗·谢尔曼领导了这项新研究。他表示,上述癌症都发生在直接接触外部环境的器官。谢尔曼教授及其同事分析了过去50年来有案可查的646项过敏与癌症研究的相关资料,建立了“迄今最完整的癌症与过敏研究的数据库”。他们发现,癌症患者发生过敏的可能性较小。
谢尔曼教授表示,过敏症状的确能帮助人们降低某些癌症的患病几率。但对于乳腺癌、前列腺癌、白血病及骨髓瘤等,这种关联却不存在。谢尔曼分析,这与器官和外界环境的接触程度有关,对于经常与外界环境接触的器官来说,过敏反应会降低器官的癌变几率。谢尔曼和他的团队呼吁人们对“过敏是体内免疫系统紊乱”的流行说法进行重新考虑。
父亲陪得多孩子不易叛逆 篇10
根据最近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 如果孩子从3个月起, 父亲能够多陪伴左右, 孩子在1岁前, 甚至以后的行为障碍都会更少, 如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对立违抗障碍、品行障碍等。也就是说, 父亲的陪伴会让孩子的行为控制能力更强, 攻击性、叛逆性、好动性、反社会等不良行为大大减少。同时, 该研究也指出, 父亲的陪伴对儿子比对女儿的影响更大。参与研究的专家认为, 这可能与男孩在幼年时期更易感知到父亲的影响有关。目前, 这项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儿童心理学杂志》上。
摘自“人民网”
生命何其不易 篇11
狗命稍好,又能好到哪里去?狗对主人的忠诚已近乎奴颜婢膝,若不这样,谁会要它养它?谁会喜欢一只特立独行、高风亮节、有哲学意识、叛逆意识的思想家之狗?即使狗遵照人的意图修炼一生,到最后也不会成为别的,仍不过是一条老狗。觉悟早一点的,或许已经闻见狗肉馆飘出的不祥肉香,闻见又怎样?猜想着自己下锅了,也可能是那味道?
猪就不用说了,它似乎生来就是人的祭品,人的食物。我们哪一个人,不是猪的谋杀者?为了我们活,猪时时都在赴死,世界为我们牺牲了全部的猪。但猪在我们这里连一点尊敬和感谢都没有赚到,得到的全是轻蔑和挖苦:蠢猪!笨猪!混账猪!猪狗不如!等等,没有一句好话,句句不堪入耳,多亏猪不懂人语,落个耳根清净。
兔子胆小、乖巧,毛鲜、肉嫩——完了,具备以上特点,人不吃它,吃谁?难道吃自己乎?几乎所有的兔都在人的笼子里关着,在刀的附近认真吃草,茁壮长肉。极少量野兔在山林里出没,偶尔偷吃点庄稼,骚扰一下人类,多数都会被人抓捕,在农家乐菜馆里开膛破肚,剥皮剔肉,成为一盘野味。
一只羊、一群羊,只是在成为毛衣、羊皮袄、烤羊肉之前,它们是羊,很快,它们就不是羊,而是毛衣、羊皮袄、烤羊肉。羊为我们而生、而死,世界的草场上,全是向我们走来的羊,最后,羊,全在我们这里消失了。老谋深算的世界,瞒着一群又一群天真的羊。
鸡,已非“犬吠深巷里,鸡鸣桑树颠”那诗意之鸡,在陶渊明诗里鸣叫的那些幸福的鸡,如今已经统统关进集中营——在现代化养鸡场里,鸡们被囚禁在无法转身的逼仄空间里,没有嬉戏的自由,没有追逐的快乐,甚至连转个身、扯个懒腰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它们吃着充满激素、抗生素的毒药般的饲料,按照化学和商业的指令,快速下蛋、快速长肉,快速为折磨、摧残它们的人类源源不断提供脂肪和蛋白。
还有:我每天走路要踩死多少无辜蚂蚁?
我每次野外行车要碾死多少蚯蚓、蛐蛐?
我脚下的实木地板,曾是山中绿树;多少鸟儿家被捣碎,成全了我的居住品位。我脚下踩着的何尝不是生灵哭泣?
我也剖鱼,经常不小心碰破了鱼的苦胆,那个苦啊,是的,生命的秘密一经揭开,便苦不堪言。
……
由此,我的真实嘴脸暴露无遗:我这个似乎还算同情生灵的人,细检点,每日竟然杀生无数。
生命何其不易,它们何其不幸。
我该好好检点、自省,我该好好想想了:该怎样对自然、对其他生命多点仁慈和善行,来减轻我们自觉和不自觉加给它们的伤害和痛苦,来忏悔我们的对生命犯下的罪孽,以帮助自然愈合伤口,恢复她本有的生机。其实,有一位伟大榜样——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创立者和实践者阿尔贝特·施韦泽,他如此做,也如此教导我们:
“如果你在任何地方减缓了人或其他生物的痛苦和恐惧,那么你做的即使较小,也是很多。”
“受制于盲目的利己主义的世界,就像一条漆黑的峡谷,光明仅仅停留在山峰之上。只有觉悟了的人,能够认识到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休戚与共,能够摆脱其余生命苦陷其中的无知。”
“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
(摘自百花文艺出版社《李汉荣散文选集》 作者:李汉荣)
三不易 篇12
那么,是什么导致农村教师的流失呢?虽然原因有很多,但农村教师在生活上存在的诸多“不易”,成了农村教师不愿留在农村学校工作的最重要原因。
有调查表明,农村教师生活开支压力大,生活上有诸多“不易”。一位在农村学校工作的教师表示,他每个月可以拿到3800多元的工资,但工作的学校离家里有30公里的路,每天上下班需要搭乘班车,中午需要在外面吃一顿饭。扣除生活和交通花销,每个月基本上剩不下多少钱。类似的情况,在农村普遍存在。
由于受自然条件影响,西部地区一些地方的农村教师生活、工作条件较为艰苦。一是交通不便。有些农村学校与教师居住的县城相距几十公里,甚至一百多公里。二是住房困难。很多农村教师享受不到房改房,积蓄不多,购买商品房有困难,离县城近或者家住县城的农村教师每天驾车或乘班车早出晚归,距离县城远的教师只能住学校宿舍或在学校附近租房住。
还有一些农村教师表示,在农村学校工作,找对象比较困难。年轻教师到了嫁娶年龄,难以找到理想的对象。因此,一些农村教师只得想办法往城里的学校调。
凡此种种,农村教师在生活上遇到的“不易”,是其离开农村学校的重要原因。
俗话说,安居才能乐业。生活上的问题解决得不好,如何能安心工作?然而,在很多地方,农村教师生活上的“不易”,并没有引起当地教育部门或者政府的关注和重视。
笔者认为,要留住农村教师,应该多关注他们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帮助他们切实解决好这些困难。生活上的困难少了,或者解决好了,才能让农村教师感受到温暖,才能把教师留在农村。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好农村教师生活上的“不易”呢?笔者认为,关爱农村教师需从多方面入手。
工资待遇是关键。如今,农村教师虽与当地公务员工资水平相当,但实际收入依然较低,个别农村教师生活负担较重,工作积极性受挫,一些偏远学校的教师流失情况不容乐观,对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
为此,笔者认为,除对农村教育投入实行倾斜政策外,还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改善农村学校教育教学软硬件设施及教师的办公条件,使其达到不低于城镇学校的水平。要着力改善农村教师的生活条件,积极解决农村教师住房困难问题。各地政府可根据当地实际,实施农村教师“安居工程”,也可因地制宜建设农村教师政府统建房;把农村困难教师纳入政府保障房、经济适用房享受范围;对租房、住父母房等无房户适当发放住房补贴;对自建房的给予宅基地的照顾或建房补贴。统一考虑教师宿舍、午休房的配套建设,提高建设标准,保证上下水等基本生活需要。
同时,上级财政要积极支持有条件的农村学校建设教工食堂,要保证教职工正常的用餐需要;没有条件的可购置微波炉、煤气灶等加热加工厨房设备,供教职工使用;或给农村教师发放伙食补贴,以做补偿。还要解决农村教师交通困难问题,地方政府可根据当地实际,统一为城郊农村学校开通教师上下班交通车,以解决农村教师上班乘车困难;也可根据实际支出为乘坐班车或自驾车的农村教师发放相当的交通补贴。
对于年轻教师找对象难的问题,有关部门应建立关怀机制,主动当“红娘”,做好牵线搭桥工作,为年轻教师搭建交友平台,提供咨询和帮助,为其“成家”助一臂之力。
此外,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各地党委政府应在农村教师“留”、“用”和“管”上下工夫,改善农村教师生活待遇,为农村教师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推动农村办学水平的提高,从而促进全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在工资待遇上,应把“不低于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的要求落实到位,并逐步提高。在职务职称上,对长期在农村学校特别是村小学和教学点任教的教师,给予特殊的制度安排,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晋升高级职称。应增加农村教师的中级和高级职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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