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立法

2024-07-27

唐代立法（精选4篇）

唐代立法篇1

据史料记载, 早在我国神农氏时期就开始有了商品交易的活动, “神农氏作……日中为市, 至天下之民, 聚天下之货, 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这是有关商品交易活动的最早记载。“原始公社制度末期, 随着畜牧业和农业的分离, 从事畜牧业的原始公社与从事农业的原始公社之间, 互相交换他们多余的产品, 这时就开始有了偶然的商品交换”进入国家形态后, 夏朝商品交换活动应属初级阶段, 也缺乏文字记载, 商朝的商品交易活动相当兴旺, 据甲骨文所示, 商代商人的经商足迹已经东至渤海沿岸和朝鲜半岛, 东南至浙江, 西南至四川, 西北至陕甘宁, 绥乃以及如今新疆的一些地区, 经营的货物除了奴隶之外还有鱼类、贝类、绿松石、玉石、畜群、稻米、铜锡等物。商代商人的活动也使“商人”、“商贾”、“商品”成为商业往来中的基本行业语言。西周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庄园制度, 商业发展一度低落, 但是商品交换仍在民间广泛进行, “民之蚩蚩, 抱布买丝”这是西周民间商品交换的生动记载。秦汉政府为稳定社会关系, 发展农业生产, 奉行“重农抑商”的国策, 打击商人势力, 这也说明当时商人贸易活动非常活跃, 已经严重影响到统治者的利益。政府也出台了一些商业政令与法规, 如:“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以及《关市律》、《均输律》、《津关令》等这应该是早期的商业立法活动。

唐朝私营手工业比以前的朝代都有显著的发展, 主要产业有织纴业、染色业、坑冶业、造船业、制瓷业、磨面业、印刷业造纸业、制糖业等, 手工业的发展使商业活动空前繁荣, 出现了藏镪 (音抢, 成串的钱) 巨万、邸店遍及海内的大商人, 他们多从事远地转远的贸易, 获取巨额利润, 为数更多的是小商小贩。又因域外通商的发达, 经丝绸之路和海路来大唐贸易者也络绎不绝, 唐都长安成为当时世界性的商品交易市场, 胡商也遍及各大都会和名城。唐代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时期,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 唐代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显得更加繁盛, 市场的繁荣需要用法律来调控, 从《唐律疏议》和其他历史资料记载上看, 唐代在商业方面的立法涉及到诸多领域, 如:商品市场、物价管理、度量衡管理、对外贸易管理等等方面。

唐代具体掌管商业的专门机构是尚书省户部下设的金部和两京诸市署。金部郎中、员外郎, 各一人, 掌天下库藏出纳、权衡度量之数, 两京市、互市、和市、宫市交易之事。两京诸市署, 令一人, 从六品上;丞二人, 正八品上。“掌财货交易, 度量器物, 辨其真伪轻重。市肆皆建标筑土为候, 禁榷固及参市自殖者。凡是, 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 日入前七刻, 击钲?三百散。有果毅?巡 (音翅, 遮拦) 。平货物为三等之直 (值) , 十日为薄。车驾行幸, 则立市于顿侧互市, 有卫士五十人, 以察非常。”这说明唐代市场交易活动仅限于中午至日入前七刻这段时间, 禁止夜市。

一、市场管理方面

唐时商业繁盛, 京城和地方踊跃出许多名的陆路市场和市舶口岸市场, 最大的市是当时的都市, 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两市。两市中西京长安市更大, 依次是各州、县的市, 当时广州、泉州、扬州、洪州 (南昌) 、汴州 (开封) 、益州 (成都) 、楚州 (淮安) 、荆州 (江陵) 、明州 (宁波) 都是著名的大州市, 此外, 还有“草市”、“行市”、“墟市”、“亥市”、“集”、“庙会”等, 商品交易相当发达, 主要经营是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 如奴婢和牛、马、驴、骆、骡及其他商品, 因此, 对商业活动的管理业已成为唐政府法制建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为维护国家经济的稳定, 维护正常的商业秩序, 防止将买强卖, 欺行霸市, 哄抬物价等不正当的交易行为, 国家制定了专门的市场管理法规, 将市场管理纳入法律规范调控之下。《唐律》规定:“诸买卖不和而较故取者;及更出开闭, 共限一价;若参市, 而规自入者, 杖八十。已得赃重者, 计利, 准盗论。”正常的商品买卖活动, 是建立在双方互相情愿的基础上, 经自由协议而达成的交易行为, 但在商贸交易中难免有非常情况出现, 《唐律》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均属违法, 要按律治罪。

第一、“买卖不和”, 买卖不和是指卖物人及买物人, 两不相和, 同强买强卖。即买卖双方就标的物的价格未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 一方仍以自己认定的价格与对方交易, 等同于强买强卖。

第二, “而较固取者”, 而较固取者是指强执其市, 不许外人买。即行为人对于某种货物, 强制性的要求货主单独向自己供应, 不允许卖给他人, 也不许他人买货主的货物。

第三, 更出开闭, 是指买卖双方共为奸计, “自卖物者以贱为贵, 买物者以贵为贱。”共同使“其物共限一价”, 叫做“更出开闭之言”, 目的是蒙骗另外的买主。即卖货物的人事先找个“买主” (现在称为“托儿”) 卖货物者将自己的贱货卖高价, “买主”向他人宣称便宜, 使其他不明真相的人上当。

第四, “参市”, 是指“负贩之徒, 共相表里, 参合贵贱, 惑乱外人。”即“人有所买卖, 在旁高下其价, 以相惑乱, ”而因此得到入己者。即贩卖相同货物者, 事先在一旁恶意串通, 约定好交易价钱, 损害买方利益。

上述四种情况依《唐律》规定, 均要处罚杖刑八十。如果“已得利物, 计赃重于八十者, 计利, 准盗论。”“其赃既准盗科, 即合征还本主。”

由此可见, 唐律在市场管理方面规定比较严厉, 上述四种行为均是违法, 按罪论处, 承担杖刑八十的法律责任, 如果由此获得赃利, 以其获赃数额按照《唐律》准盗窃罪论处。

这四种违反商业法规的行为, 至今仍在市场上出现, 第一种行为, 按照现代法律观念是违反了“意思之治”、“平等”、“自愿”的民法原则, 强行买卖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二种情况, 则是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垄断市场违法行为, 性质更为恶劣。第三、四种行为, 违反诚实信用的商业规则, 也违反了现代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 属于当事人恶意串通, 损害第三人的利益的不法作为。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是理所应当的。

二、物价管理方面

唐代对于商品物价取值非常重视, 经常指派官员到各地评定统物价, 统一物价。当时的政府官员虽未必懂得自觉的掌握价值规律, 但是他们根据生产与消费的供求情况, 以及产品质量来评定价格, 也不失为适应社会的理性举措。唐政府要求官员务必要公平合理的评定物价, 如果应贵而评贱, 或者应贱而评贵, 都要负法律责任。《唐律》规定:“诸市司评物价不平者, 计所贵贱, 坐赃论;入己者, 以盗论, ”“市及州、县官司知情, 各与同罪, 不觉者, 减二等。”

第一、物价不平, 是指“公私市易。若官司遣评物价, 或贵或贱, 令价不平, ”因此要“计所加减之价, 坐赃论。”

第二、“入己者”, 是指“因评物价, 令有贵贱, 而得财物入己者, 以盗论, 并依真盗除、免、倍赃之法。”

衡定商品价格公平合理实事求是, 假令“在评定物价时, 有意提高或者压低价格使其失实者, 按所加减数额以坐赃罪论处;倘若自己从中获得赃利, 则要按盗窃罪论处。”如果市场出现物价失实的情况, 作为行政主管的州、县官员明知此情而不纠, 要同罪处理;不知情的, 也要追究法律责任, 但是, 要比照知情者, 罪减二等处理。主管市场的政府官员依法享有监督商品质量之职权, “凡在市场上出售不符合规格的低劣商品, 依法治罪”。

三、度量衡管理方面

自秦朝统一度量衡以来, 历朝政府都延续这一做法, “百代多行秦政治”?唐朝在中国的历史上堪称辉煌时期, 行政管理手段趋向成熟, 仍在全国实行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对于度量衡, 国家有统一规定的标准, 并设有专门机构掌管这一工作。尚书省户部的金部掌全国“权衡度量之数”。权 (秤锤) 衡 (秤杆) 度 (计量长短的器具) 量 (计量容积的器具) 也允许私人制作, 但必须经政府核校盖印后方能使用。中央太府寺校印署及州县地方机关负责度量衡的核校工作。为加强对度量衡器具的管理制度, 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作出规定, 《唐律》规定:“诸校斛斗秤度不平, 杖七十。监校者不觉, 减一等, 知情, 与同罪。”依《关市令》规定:“斛斗秤度等, 所司每年量校, 印署充用。”时间是每年八月, 京城附近的到太府寺校印署平校, 京师以外的到所在州县有关机关负责平校, 盖印以后才能使用。私制的度量衡器不符合规范而在市场使用者, 处刑笞五十, 度量衡没官, 给他人造成损失, 计所增减准盗论。

唐政府对权衡度量器具管理严格, 每年八月要对新生产出度量衡和市场上使用的度量衡进行校准, 经官府专门机关校准后合格的度量衡, 还要加盖官印, 然后才可以在市场上使用, 否则, 依法治罪。如果政府官员在度量衡校准过程中作弊, 使超出正常误差值得度量衡混入市场, 则要处刑杖七十。监督者, 没有察觉, 即为失职, 比照作弊者, 罪减一等;如果知情不举, 与作弊者同罪, 也处刑杖七十。

四、对外贸易管理

唐代对外贸易的概念与现代意义上的对外贸易的概念有着较大差异, 当时的对外贸易概念的外延要大些, 它既包括外国商人与政府和私人的商品交换, 还包括缘边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互市。唐代对外贸易活动盛况空前, 西京市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商贸交易中心市场。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为对外贸易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唐政府的开放政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与欧亚各国的贸易关系和边境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 也更加兴旺发达。据记载, 当时国都长安有七条道路通往国内外贸易市场。“一曰营州入安东道, 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 三曰夏州 (今陕西横山西) 塞外通大同云中道, 四曰中受降城 (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入回鹘道, 五曰安西入西域道, 六曰安南通天竺道, 七曰广州通海夷道。”

唐政府还设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对外贸易管理工作。设互市监, 掌管陆路贸易;设市舶司, 由中央委派专职官员负责掌管水路贸易。唐政府在边境地区, 设有许多固定的贸易场所, 以使边境地区各民族之间与临近国家之间进行商品交换。法律规定:“诸外蕃与缘边互市, 皆令互官司检校, 其市四面穿堑及立篱院, 遣人守门;市易之日, 卯后, 各将货物畜产, 俱赴市所, 官司先与蕃人对定物价, 然后交易。”唐初, 突厥多以牛羊等畜产品同唐政府交换锦绢。武则天时, 唐政府曾给予突厥“种子四万余石, 农器三千事以上。”随着唐代对外贸易的发展, 侨居大唐的外国商人及其家眷不断增加。在京城以及各市舶口岸, 许多外国商人和他们的眷属长期定居, 尤以广州、泉州两个口岸最多。“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 自是, 商人立户, 迄宋不绝, ”他们“多留寓 (侨居) 海滨湾泊之地, 筑室联城, 以长子孙, ”唐政府为了便于管理, 便在外商聚居地区, 设立蕃场, 由唐政府指定专人管理。据说唐代广州“蕃场”最盛的时候, 约有十三万人左右, 可见广州已是开放性的国际商市。为保证对外贸易关系的进行和外国商人的合法权益, 《唐律》在涉外案件上立有专条, 规定:“诸化外人 (外国人) 同类相犯者, 各依本俗法, 异类相犯者, 以法律论。”即同一国家的外国人之间发生侵犯时, 以当事人国家的法律, 不同的国家居民之间的争讼, 依《唐律》决断。“唐律这一原则既给予外国人应有的尊重, 又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 可称得上是历史上最早的国际法原则。”

隋唐时期私人出入边境参与贸易活动, 须得到政府批准, 发给证明方准出入, 当时的证明叫做“过所”, 类似今天的护照或同姓证。未经许可擅自出入者谓之私度或越度。《唐律》规定:“诸越度缘边关塞者, 徒二年。其化外人私自贸易, 若与取者, 一尺徒二年半, 三匹加一等, 十五匹加役流。”

唐代依法受禁之物或不准私自与化外人贸易之物, 谓之赍 (赍音基意携带) 禁物。《唐律》规定:“诸赍禁物私度关者, 坐赃论;赃轻者从私造、私有法。”例如:唐朝的兵器不得私有, 《擅兴律》规定:“私有甲一领, 弩三张, 流二千里。 (槊) 一张, 徒一年半。私造者, 各加一等。”凡私家不应有者, “私将度关, 各计赃数”科罪、轻赃者, 以私造、私有法论处, “假令私将度关, 平赃直 (值) 绢三十匹, 即从坐赃, 科徒二年, 不计为罪。将甲一领度关, 从私有法, 流二千里, 即不计赃而断。同条规定:“若私家之物, 禁约不合度关而私度者, 减三等。”是指允许私人所有之物, 但法律不许私自携带出关者, 如违禁出关, 减赍禁物私度关三等处刑。《关市令》规定:“锦、绫、罗、 (音胡有皱纹的纱) 、绸、绵、丝、布、牛尾 (牦牛) 、真珠、 (珍珠) 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及至缘边诸州贸易。”上列各物均允许私家所有, 但不许私度关。总之, 私家不应有者, 如禁兵器, 虽未度关, 亦没官。私家应有之物, 禁约不合度关, 即使持有证明, 官司捉获者, 其物没官。“若已度关及越度被人纠获, 三分其物, 二分赏捉人, 一分入官。”唐乃当时国际性的大都市, 对外贸易活动频繁, 进出国边境的客商众多, 关禁制度的严格也符合国家安全的需要。

五、商人的法律地位

自秦汉以来政府采用重农抑商的政策, 抑制商人的势力。“重农抑商的政策有利于维护专制国家所需要的封闭环境和自然经济基础, 并使人们的思想受到禁锢, 因此成为自商鞅变法以来历时二千余年的传统政策”。唐政府同样对商人采取抑制态度。商人在唐代的法律地位较低。

唐律规定:“凡官人, 身同居大功以上亲, 自执工商, 家专其业, 及风疾使酒皆不得入仕”, “工商之家不得舆与仕”。唐代的商人属于贱类、杂类, 是不准入仕的。唐朝的士族亦是谓清流, 各级政府官员也社会中亦称清流官, 官员不得兼职经商, 商人也不得做官。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对尚书左朴射房玄龄说:“工商杂色之流, 假令术逾侪 (侪音, 柴, 同类) 类, 止可厚给财物, 必不可超授官秩, 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 同坐而食。”这表明, 唐代商人不仅不得做官, 而且不可与朝中的贤人君子享有同等的政治待遇, 也不可同席进餐。《全唐文》载:“今商贾贱类, 台隶下品, 数月之间, 大者上污卿监, 小者下污州县。”《唐会要》载:“禁工商不得乘马。”即工商之类不得乘坐车舆和骑马。“工商杂类, 不得预于士伍。”以上的史料记载, 都证明唐朝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的事实, 虽然说当时不乏众多富商觊觎仕途, 也有投机钻营入仕之徒, 但非常困难。唐代政策和法规虽然对商人社会政治地位设置诸多限制, 抑制其某些权利, 但富裕殷实的生活总会使商人得以物质与精神上的满足, 并且在很多方面尚有发展空间, 故此, 商人也会一如既往的继续操持自己事业。“总之, 唐代商人的法律地位与贱类相似, 但在经济上不予限制。”

六、结语

唐代商业立法, 反映了唐政府对商业活动的重视程度。商业活动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 它更是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唐代商业是前朝商业的延续和发展, 虽然唐以前各朝都有商业立法, 但是, 标志着中华法系成熟的《唐律》中的商业法规更胜一筹, 并且首次确定了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 这为解决国际性贸易交往中的纠纷之法律适用的问题开创了先河。然而, 所有这些商事法律规范, 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设定的。

摘要：商品交换是人类社会的需要, 人们对商品需求与交换刺激了商业的成长和发展。我国前秦时期商业发展缓慢, 秦朝在法家思想的主导下采取“重农抑商”的国策, 商业受到沉重打击, 但是商业活动毕竟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社会活动, 在艰难的环境中缓慢而延续的发展。唐朝是我国古代强盛的历史时期, 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盛, 人们对于物质生活有了更多的需求, 商业亦相应繁荣发达, 唐政府也随之制定出一系列适应社会需要的商业法律规范, 这些商业立法是传统法文化的单元, 也是商业文化的宝贵财富, 在现代化商业的今天, 回顾经典文化, 汲取合理的内质, 对于现代社会商业的发展应有裨益。

关键词：唐代,商业立法

浅议唐代婚姻立法篇2

1 唐律关于婚姻成立的规定

唐代婚姻成立除一如既往遵守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外, 根据《唐律疏议·户婚律》篇的规定, 婚姻的成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婚约;二是要符合一夫一妻制。

婚约有婚书、私约和接受聘财三种表现方式。“婚书”即书面婚嫁协议。“男家以书礼请, 女氏答书许讫。” (《唐律疏议·户婚律》) 男女两家以书面形式允诺婚姻关系。此婚书不必报官, 但可以作为两家缔结婚姻关系的依据;“私约”即口头的婚嫁附带协议。“约, 谓先知夫身老、幼、残、养、庶之类。” (《唐律疏议·户婚律》) 夫家以男方的年龄、健康、身份等在书面协议内不便列明的情况与女家做口头交代并达成协议;“接受聘财”即用财礼表示婚嫁协议, 指女方收受了男方的聘礼财物。聘财数额不限多少, 一旦收受即表示许婚, 而不论事前是否立过婚书。所谓“婚礼先以聘财为信”。可见三者之中, 受聘财是确立婚姻的主要标志。关于一夫一妻制, 《唐律疏议·户婚律》中这样规定“诸有妻更娶者, 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这里的“妻”指的是正妻, 只能是一个。但除了正妻之外, 男子可以以各种名义广置妾妇。

婚姻的成立除具备两个条件外, 从伦常礼教出发, 唐律还对婚姻的成立作了诸多的限制, 禁止一定范围内的男女为婚。主要有以下几种限制:

(1) 血缘限制。同宗同姓不得为婚, 五服以内的同姓结婚以奸论:“诸同姓为婚者, 各徒二年, 缌麻以上以奸论” (《唐律疏议·户婚律》) ;

(2) 伦理限制。主要是尊卑不得为婚, 外姻有服尊卑不得为婚, 无服但有尊卑之别者不得为婚:“若外姻有服属而尊卑共为婚姻, ……亦各以奸论, 而父母之姑、舅、两姨姐妹及姨、若堂姨, ……并不得为婚姻, 违者各杖一百。并离之” (《唐律疏议·户婚律》) , 外姻虽然有服, 但只要不是尊卑两等, 仍可以为婚;

(3) 等级限制。也即所谓的良贱不得为婚。唐代严格禁止良贱之间嫁娶, 所谓:“人各有耦, 色类须同, 良贱既殊, 何宜配合” (《唐律疏议·户婚律》) 唐代贱人有“官”、“私”两类, 子孙相继, 不容混淆。而良人可因其犯法, 其子孙被贬为贱人。“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 徒一年半, 女家减一等, 离之。其奴自娶者, 亦如之。主知情者, 杖一百;因而上籍为婢者, 流三千里。即妄以奴婢为良人, 而与良人为夫妻者, 徒二年。” (《唐律疏议·户婚律》) 贱民自主与良人结婚要受惩罚;主人主动为家奴娶良人女子或主人知道未加制止都要受处罚, 尽管处罚有轻重之别, 良贱结合的婚姻无论情况如何都是无效的, 必以“离”告终;

(4) 任职限制。各官员不得娶自己任职地区的女子为妻或妾, “诸监临之官, 娶所监临女子为妾者, 杖一百;若为亲属娶者, 亦如之。……即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 以奸论加二等, ……” (《唐律疏议·户婚律》) ;

(5) 其他限制。如不得违律嫁娶、不得娶逃亡妇女为妻妾等。

关于结婚的程序, 西周时期创制的“六礼”到唐代时仍有效。“六礼”的具体步骤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妻者, 传家事, 承祭祀, 既具六仪, 取则二仪” (《唐律疏议·户婚律》) 。就是说男女双方结为夫妻, 必须具备“六礼”, 六礼备谓之“聘”, 六礼不备谓之“奔”。前文我们所讲到的婚姻成立的必备条件之一———婚约, 就是六礼的一个重要组成环节, 有了这一环节, “婚姻之事于是定”, 产生人身的约束力。但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 不得从事嫁娶活动, 如:尊长丧期内不得嫁娶, “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 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 (《唐律疏议·户婚律》) ;祖父母、父母被囚禁不得嫁娶, “诸祖父母、父母, 被囚禁而嫁娶者, 死罪, 徒一年半;流罪, 减一等;徒罪, 杖一百” (《唐律疏议·户婚律》) ;丈夫丧期内妻子不得再嫁, “若居丧期而嫁娶者, 杖一百;卑幼减二等……” (《唐律疏议·户婚律》) 。

2 唐律关于婚姻解除的规定

夫妻依法解除婚姻关系叫做离婚, 唐律规定了多种离婚方法, 概括一下有以下三种:一是七出。“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 无子去, 淫去, 妒去, 有恶疾去, 多言去, 盗窃去” (《大戴礼·本命篇》) 。妻如有七条过错之一, 丈夫就可以单方面离婚。但妻子没有七出之状却出之者, 则夫徒一年半;二是和离即协议离婚。“若夫妇不相安谐而离者, 不坐” (《唐律疏议·户婚律》) 。夫妻彼此不能情投意合, 双方可以自愿协议离婚, 法律不予追究;三是强制离婚。是指官府对当事人婚姻的干涉, 只要夫妻之间出现了法定事由, 则不论双方是否愿意, 官府强制双方离婚。官府强制离婚的法定事由基本上有两种情形:一是基于伦理因素, 即义绝:“诸犯义绝者离之, 违者徒一年” (《唐律疏议·户婚律》) 。所谓义绝, 是指“殴妻之祖父母、父母及杀妻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 若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杀及妻殴夫之祖父母、父母, 杀伤夫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及与夫之缌麻以上亲, 若妻母奸及欲害者, 虽会赦, 皆为义绝” (《唐律疏议·户婚律》) 。犯义绝者, 则表明夫妻之间的恩义已绝, 要强制离婚;二是基于婚姻违法, 即不依法缔结的违法婚姻, 依离婚处理。

3 唐代婚姻立法的主要特点

唐代婚姻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 唐代婚姻立法具有鲜明的伦理道德性。唐律以儒家正统的“礼”为出入, 一切都围绕宗法伦理展开, 鲜明的伦理道德性是唐代婚姻法的主要特点, 封建礼教渗透于婚姻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结婚对象的选择以封建礼教标准来衡量, 同宗同姓不能结婚, 尊卑有序也不得为婚, 目的就在于维护尊者, 避免尊卑混乱, 人伦失序;结婚时间不能与伦理纲常相冲突, 例如服丧期, 不得从事嫁娶活动;封建伦理又是离婚的法定标准。官府据以强制夫妻离婚的“义绝”是对伦理纲常的侵犯, 官府可以据此强制离婚;妻子触犯了七出中任一条更是对伦理纲常的直接侵犯, 丈夫就可以单方面休妻。由此可见, 伦理道德直接左右着夫妻双方婚姻的存亡, 即使双方恩爱有加, 但面对封建礼教的这些限制, 也不得不“忍痛割爱”。但不得不指出的是, 在现实生活中, 这些伦理道德对特权阶级的束缚还是有限的。如武则天曾是太宗的才人, 后来却成了高宗的皇后;杨玉环在成为贵妃之前, 却是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妃子。可见所谓的伦理道德性也是有局限的。

其次, 唐代婚姻立法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唐代婚姻法确认了男女在家庭生活中的不平等地位, 夫妻关系义同尊卑, 这是唐律的明确规定, “夫者, 妻之天也。” (《唐律疏议·名例律》) 赋予男性以婚姻的决定权。夫妻之间发生殴打、致伤、杀害等人身侵犯时同罪异罚。如《斗讼律》规定, 妻殴夫徒一年, 伤重者, 加凡人三等;而夫殴妻未伤者无罪, 伤者减凡人二等, 加重对妻子的惩罚, 使之置身于夫权的控制之下。

第三, 唐代婚姻立法具有公开的等级特权性。“唐朝的婚姻领域, 同其封建的国家政治制度一样, 充满了等级特权的色彩, 而且这种特权是公开的, 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3]唐律严格区分良贱, 使良贱等级分明。婚姻方面, 各项事宜只能在各自所属的阶层中展开, 不得逾越良贱鸿沟。良贱互婚, 不仅要受到相应的杖刑、徒刑等法律处罚, 而且所缔结的婚姻必须解除。

第四, 唐代婚姻立法具有严格的国家强制力。“以刑为主, 诸法和体是我国封建社会法律体例上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违法的后果不分刑民, 一律以刑罚侯之。”[4]唐律以刑法来处罚民事违法的方式, 使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具有了公法的性质, 从而大大加强了法律对婚姻领域的干涉力度。唐律的管辖包括从婚姻的离合到双方亲属之间的殴伤残杀。婚约虽具有法律约束力, 但男女双方同罪不同罚, 女方悔婚要受杖刑, 男方悔婚, 不坐, 但丧失聘财, 法律以此来强制保证婚约的履行。违反结婚条例而缔结的婚姻, 轻者杖, 重者绞。法律甚至对结婚时间也要横加干预, 祖父母、父母的丧期及被囚期, 都不得进行嫁娶活动。以法律的干涉, 代替私人的自治, 这是唐朝婚姻领域国家强制干预调整的又一体现。按照我们今天的法律的分类, 婚姻法属于民法的组成部分, 民法又属于私法, 适用当事人自治原则。[5]然而在唐代的户婚律中, 毫无给婚姻主体自治权力的规定, 婚姻的成立首先要遵守父母之命, 还要符合法律规定的门当户对, 婚期的选择不得违反法律禁止的时间, 官府甚至有权强迫夫妻离婚。唐律对婚姻事宜的种种强制, 充分体现了唐统治者对婚姻的重视。

4 唐代婚姻立法的启示

“唐代的婚姻法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土壤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繁盛时期的唐代婚姻法是一部比较完备的封建婚姻法律”, [6]它对维护唐代的婚姻制度, 进而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 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 作为一部比较完整的封建法律, 唐律不仅为唐代发挥了巨大作用, “而且还影响了唐以后的中国社会, 甚至还影响到周边国家的立法。”为什么它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这是因为唐律具有可供后人借鉴的成功经验。就其婚姻立法而言, 对当代也有着有益的启示。

首先, 唐代婚姻法的立法指导思想———“欲治国必先齐家”仍有现实意义。“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家”, 古人早就深深认识到这个道理。家的组成就是通过婚姻来实现的, 唐代就以此为婚姻立法的指导思想, 重视婚姻立法, 建立了一整套的婚姻制度, 为封建政权的巩固和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离不开国家的安定, 也就离不开婚姻的稳定。因此, 坚持“家齐而后国治”的指导思想, 重视并不断完善婚姻法律, 使婚姻法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支撑的作用。

其次, 在法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上, 唐律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如唐律规定的“三不去”就是对男子专权离婚“七出”的限制, “三不去”是指“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 唐律允许女方以“三不去”为由拒绝离婚, 并补充规定:以无子休妻者, 必须是妻子年过五十以上无子;妻无“七出”之状而休弃者, 丈夫徒一年半;妻有“三不去”之由而休弃者, 丈夫杖一百。这些规定充满了伦理色彩, 表现出极强的人情味。婚姻领域是个伦理的世界, 中华民族是具有传统美德的民族, 我们的法律应该遵循和弘扬美好的伦理道德。

第三, 唐律同时注重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尽管唐律中的《户婚》篇主要维护夫权和男尊女卑的封建纲纪伦常, 但对妇女的一些权益也是给予保护的。比如以上述及的“三不去”和“和离”的规定。尤其是“和离”的规定是对封建贞节观念的挑战。据《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记载, 从高祖到高宗, 传中有名的公主212名, 其中初婚者104名, 二嫁者25名, 三嫁者2名[7]。皇室如此, 平民百姓莫不如是。唐代的婚姻法律制度在具体操作中也比较灵活, 尽管法律有规定, 但仍然有很多妇女选择自己的婚姻, 妇女的地位空前提高, 他们可以经常外出活动, 有才能的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均有建树。

第四, 在法律责任方面, 唐代婚姻法加强了国家对婚姻的干预和调整。唐代为了确保婚姻的稳定有序, 一方面, 扩大婚姻法的调整范围。原来道德行为并不属于法律调整的范围, 但在唐朝也被纳入了法律体系中, 例如:“若外姻有服属而尊卑共为婚姻, ……亦各以奸论, 而父母之姑、舅、两姨姐妹及姨、若堂姨, ……并不得为婚姻, 违者各杖一百。并离之” (《唐律疏议·户婚律》) ;另一方面, 不仅以公法来调整应属于私法调整的婚姻行为, 而且还不惜以重刑来处罚“十恶”中属于婚姻的大罪, 例如“内乱”, 从而大大扩展了法律的调整范围, 也使得法律的处罚功能发挥到了最高限度。虽然唐律对纯属民事的婚姻行为附以刑事后果的方式不足取, 但唐律以法律强制的手段来维护和整顿婚姻关系的作法, 却是值得借鉴的。婚姻法属于私法, 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其精髓, 但“意思自治”是指当事人婚姻行为的自由, 且是在依法的前提下, 对于违法的自治行为, 法律仍要追究。

结束语

虽然唐代婚姻立法对后世和东亚、越南等地的婚姻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但毕竟受到经济条件、政治因素和历史文化的制约, 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对唐代婚姻立法成功经验的启示与局限性的认识, 可使我们更好地完善和实施我国的婚姻法律制度, 为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富强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董家尊.中国古代婚姻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2]张晋藩.中国法制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3]祝瑞开.中国婚姻家庭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

[4]李济洲.全唐诗佳句赏析[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9.

[5]杨廷福.唐律初探[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6]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83.

唐代立法篇3

“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传统法律变迁中深具代表性, 该制度不但充分体现出了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法律精神, 而且经过历史的不断洗礼在进步着, 这对于我国现代刑事立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该制度产生于西周, 正式以法典形式出现是在西汉, 在唐代时发展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对唐代“亲亲相隐”制度在刑事立法中的研究进行研究可以让我们吸收到古代刑法的思想精华, 体会到该制度中所渗透的儒家法律思想, 对于该制度在我国现代刑事立法中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唐代“亲亲相隐”制度概述

(一) “亲亲相隐”的基本含义

在我国古代, “亲亲相隐”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儒家伦理原则和刑事法律制度, 又被称为容隐制度。在《法学词典》中对“亲亲相隐”的解释是:“亲亲相隐”也可以理解为是亲属之间相互容隐, 可以对彼此的犯罪行为进行隐瞒。具体而言, 就是说对一定范围内亲属之间互相隐瞒犯罪事实的行为, 可以不进行法律追究的一项法律规定。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亲属犯罪行为进行互相隐瞒, 不告发, 不作证的行为, 依法不以犯罪论处或者从轻处罚;二是对于控告亲属犯罪的行为要给予处罚, 换言之就是亲属间相互隐匿犯罪的行为是一项法定义务;三是“亲亲相隐”制度的适用不包括特定犯罪行为, 例如谋反、谋逆、谋大逆等重大犯罪行为。我国古代各个朝代曾经将“亲亲相隐”制度称为“亲亲得相首匿”、“同居相为隐”等, 将容隐的范围规定为直系三代血亲和夫妻之间, 对于谋反、谋逆、谋大逆等重大危害封建统治者以外的犯罪行为, 都要进行互相隐瞒和包庇, 不能将其罪行告发, 如果有告发的行为则将其视为不孝不亲和伤情败法的行为, 同样是要对其进行惩罚的。

(二) 唐代“亲亲相隐”制度的基本情况

“亲亲相隐”制度在唐代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在《唐律》中, 对容隐的范围进行了扩大, 例如“同居”的人之间也可以互相隐瞒犯罪行为。对亲属之间互相隐瞒犯罪行为的详细规定在《唐律疏议》中可以看到:“诸同居, 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 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妻, 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 皆勿论, 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 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 不用此律”。[1]很显然在《唐律疏议》中将原先互相隐瞒犯罪行为限于亲属之间的范围扩大到了祖父母与孙、父母与子、夫妻、兄弟之间, 甚至一切同居者之间。这些相关规定都使得国家权力不能侵入亲情伦理之中, 为了保证这些规定的顺利实施, 在《唐律》中又制定了十多条的相关规定。

《唐律》中涉及“亲属相容隐”的规定被宋《宋刑统》、金《泰和律》、元《大元通制》、明《大明律》和清《大清律例》所传承和完善。在《宋刑统》的“名例”中出现了“有罪相容隐”的规定。在金《泰和律》的“名例律”中有关于“同居相为隐”的相关条文:“诸同居, 大功以上亲, 及婚姻之家, 有罪相为容隐。”在《元史·刑法志》也有记录:“诸子证其父, 奴讦其主, 及妻妾弟侄不相容隐。”明代的法律在沿袭唐代“亲亲相隐”制度的同时对其又加以改变, 在《明律》中规定:“凡同居, 若大功以上亲, 及外祖父、外孙、妻之父母、女婿、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 有罪相为容隐。”[2]从这个条文我们可以看出《明律》把“相隐”的范围又扩大到了妻之父母与女婿。

二、唐代“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现代刑事立法中的作用

唐代“亲亲相隐”制度经过历朝历代的演变和发展, 到了现代对于我国刑事立法依然产生着影响。我国刑法在看待刑法作用的时候, 秉承着古代刑法中“以刑去刑”的观念, 依然将刑法的最主要作用看做是打击犯罪。例如在我国《刑法》第二条中明确将刑法的任务规定为“惩治犯罪, 保护人民”。但是本文认为不应将刑法的作用仅仅看做是惩治犯罪这种强制性的作用, 还应该有指引、评价、预测、教育等一系列深层次的作用。而唐代“亲亲相隐”制度正符合刑法的这一系列深层次的作用, 同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也更加予以关注。在现代所倡导的法律精神中, 刑法保护人权的作用正逐渐替代刑法惩治犯罪的作用, 所以抛弃古代刑法中的“重刑主义”, 对其中涉及人权的法律思想以及制度进行适度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三、唐代“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现代刑事立法中的构想

“亲亲相隐”制度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和体现之一,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局限性, 但该制度对于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维护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在现代刑事相关立法中, 应借鉴“亲亲相隐”制度。

(一) 由亲属自行决定其是否作证

当司法机关在向亲属进行调查取证时, 亲属对于是否作证, 应当自行决定, 也就是说亲属可以进行作证, 也可以拒绝作证。此外司法机关对于亲属作证享有的特免权[下转第22页]必须予以明确告知, 否则获得的证据将被认为是非法证据, 不具有法律效力。[3]但是不是出于真正亲情目的的相互隐瞒行为, 司法机关可以不按此规定进行取证。换言之, 就是亲属之间互相隐瞒犯罪事实的行为必须是在真正的利亲和爱亲的基础之上, 基于个人私利的行为依旧是要受到处罚的。

(二) 隐匿方式的界定

对于隐匿方式在法律上应当做出严格界定, 可以将隐匿方式只限于一般的隐匿、窝藏和包庇等行为, 而且必须是直接涉及到罪犯、证据和赃物的隐匿方式, 不能将不是直接指向他人的隐匿行为加以免罪。同时, 也要明确规定相隐者法人主观性, 对于犯罪嫌疑人以暴力、胁迫或者贿赂等方式要求他人被动进行隐匿、包庇的行为, 法律应当对其刑事责任进行追究。

(三) 设置“拒绝作证权”的例外情况

在创设“亲亲相隐”制度时, 应该将两种犯罪行为排除在拒绝作证的范围之外:一是在亲属之间互相进行侵害的犯罪行为, 例如一方遭遇另外一方的杀害和虐待等。在受到其他亲属的伤害或者知道自己的近亲属中存在互相伤害的情况下, 不得对其犯罪行为进行隐瞒;二是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将对国家的稳定造成极大的侵害和破坏, 威胁到整个国家民众的合法利益, 所以, 对于此类犯罪行为, 不应当适用“亲亲相隐”制度。[4]此外,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犯罪的行为, 例如贪污受贿罪等, 也应当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作证权。

唐代“亲亲相隐”制度已经延续了数千年, 虽然其中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但是也有很多可以借鉴之处。

摘要：在我国传统刑事立法中, “亲亲相隐”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它将儒家的伦理精神在刑事立法中充分体现出来, 在我国古代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亲亲相隐”制度在唐代已经构成了一个完备的形式规范体系, 对我国现代刑事立法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文章通过对“亲亲相隐”制度的基本含义以及唐代“亲亲相隐”制度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 并结合该制度在我国现代刑事立法中的作用, 指出了该制度在当代刑事立法中可以适当引入和创设的设想, 希望对我国刑事立法的进一步发展有所贡献。

关键词：唐代,“亲亲相隐”,刑事立法

参考文献

[1]冯红.唐代刑法原则考论——以<唐律疏议>为中心[D].河北大学学位论文, 2010.

[2]张亚彬.亲亲相隐制度变迁史研究[D].吉林大学, 2011.

[3]张遇哲.不再鼓励“大义灭亲”.情法交融的进步.新华月报, 2011 (17) .

唐代立法篇4

关键词：动物致害,归责原则,免责事由

1 我国古代立法

唐代作为封建社会的盛世, 社会经济蓬勃发展, 财产关系日益复杂, 使唐代民事法律规范进一步充实, 以法律手段解决民事纠纷已成为社会的需要。唐律有关动物致害的规定是相当细致的。

《唐律疏议》第206条:“两主放畜产而斗有杀伤者, 从不应为重, 杖八十, 各偿所减价”。说明如果被害方也有责任, 各自赔偿对方损害。“犬性噬啮, 或自杀伤他人畜产。犬主偿其减价 (1) , 以犬能噬啮, 主须制之, 为主不制, 故令偿减价。余畜, 除犬之外, 皆是。”即要求畜主或临时管理者对动物负有管束控制的义务, 并对动物的危险性负责, 保证它不造成他人损害。违反此义务时畜主或临时管理者有过错。此处“犬性噬啮”提到了动物加害 (2) 。当动物的独立动作造成损害, 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应承担责任。这里强调“动物的独立动作”, 即不受外力强制和驱使下而实施的自身动作。如“犬性噬啮”, 即狂犬咬人。此条疏议里能够看出唐代法律关于严格责任的一些雏形, 同时提出了动物饲养人的义务。

《疏议》第207条:“诸畜产及噬犬有抵踢伤人而标帜羁绊不如法, 若狂犬不杀者, 笞四十;以故杀伤人者, 以过失论。”即畜产抵人的截掉两只角, 踢人者绊住双足, 咬人者割掉两只耳朵。如果动物饲养人或临时管理者对这类动物没有按照以上之规定标帜羁绊, 因此造成他人损害的, 责任在动物的饲养人或临时管理者。关于免责事由, 动物饲养人的责任是按照过失论的, 也就是减轻了动物饲养人的责任。

2 我国现行立法

我国现行《民法通则》第127条:“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于受害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由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 第三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归责原则上我国学界形成了无过错责任说与过错推定责任说两种主张。免责事由归纳为: (1) 受害人过错; (2) 第三人过错。我国现行法条将动物致害的免责事由写得很笼统, 虽然动物致害为特殊侵权行为, 原则上适用一般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 但并未明确规定何种情况适用何种事由。

3 我国法律关于动物致害规定的不足及完善

3.1 现行立法的不足

1) 《民法通则》第127条之法律用语缺乏严谨性, 操作性不强。特别是对于善意的受害人的过失造成的损害不能一概由受害人承担责任, 对此法条并无明文规定。

2) 在学理解释上对“饲养的动物”进行家畜、家禽、驯养的野兽的划分, 但不准确, 非严格的法律术语。这样对于动物不进行相应的区分, 对于动物饲养人和所有人在承担民事责任时责任划分是不公平的。

3) 现实生活中动物侵权是多种多样的, 在我国现行立法上并未体现这一情况, 将所有的动物侵权类型以一条法律一笔带过是不规范的, 加之目前饲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 动物致害也随之增加, 此种情况法律规定还显落后。

4) 法条中的免责事由的适用对于当事人的责任分配也存在不公平的情况, 免责事由的适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并未规定相关的适用情况, 应该说是并没有规定清楚, 在审理案件中就会存在法官不同适用的情况不同。

3.2 完善之策

1) 应科学划分动物种类, 根据不同动物种类规定不同的归责原则与责任构成要件。具体而言, 致害动物应当区分为驯养的野生动物、明知或应知不同寻常危险的家畜或家禽、普通的家畜或家禽、实验动物。笼统的划分动物类型, 让不同程度的动物致害在责任划分上显失公平。

2) 动物侵权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 因此建议多设动物致害的类型。牲畜入侵责任 (3) 是最古老的特殊侵权之一, 但是在今天的法律中并没有对动物入侵作出规定, 反之古代的法律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动物致害的客观事实除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外, 还应包括某种动物造成的妨害状态及救济方式。

3) 为防止理解上的歧义, 法律不仅应明确规定免责事由, 还应当对免责事由的理解做出科学界定。对于免责事由, 我国法条只规定了两种, 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案子不能仅因此作为区分。在《侵权责任法》中, 免责事由方面, 对烈性犬致人损害的情况加重了饲养人的责任, 与此同时减轻了被害人的责任。

参考文献

[1]潘志玉.饲养动物责任深探[J], 政法论丛, 2007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