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体育文化

唐代的体育文化（精选10篇）

唐代的体育文化 篇1

摘要：唐代体育文化的创新精神主要体现在体育项目、制度、器材等方面。本文将简要分析唐代体育文化的创新精神方面的内容,旨在深入研究唐代体育文化的创新精神在中国体育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唐代,体育文化,创新精神,古代体育发展

在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自秦汉时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直到了唐宋时期,才达到了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唐代体育文化的发展,对后世的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结合可以查阅的相关资料,从唐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原因及特征方面为切入点,进一步分析唐代体育文化的创新精神,对唐代体育文化作出更为深层次的理解。

一、唐代体育文化创新发展的时代背景分析

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唐朝以其空前的繁荣昌盛赢得了世人的喝彩,也正是在这一个国人引以为傲的时期,唐朝理所当然地创造了“盛唐”独有的文化。体育文化作为唐朝文化一部分, 在唐朝文化迅猛发展时期,也争先恐后地在创新精神全国范围蔓延的时候迅速地跻身到创新发展的行列[1]85。至今为止,唐朝体育文化的创新精神的产生和发展,使唐代的体育文化成为我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唐朝时期,国家加强经济制度的创新与发展为全国人民创造了充足的物质条件,于是, 人们开始把自己追求的方向扩展到精神方面,另外,唐朝注重与各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再加上丝绸之路的开辟,都使得唐代社会的发展具有了一定的开拓创新的精神。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人们逐渐把自己的目光转移到休闲方面,于是蹴鞠、射箭、投壶、棋类等体育项目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也加强了体育文化和其创新精神在人们心中的影响力。

二、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推动了唐代体育的改革与创新发展

在唐朝经济繁荣昌盛、政治开明氛围的影响下,人们已经获得了物质上的满足,这就为唐代体育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加之安逸的政治环境,为体育项目的广泛传播、交流与发展都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极大地鼓励了人们进行体育事业的开拓发展,促使唐代体育事业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不断的社会实践调查研究表明,人们不断追求创新的精神正是把唐代体育文化得以不断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这种创新主要表现在制度、组织、器材、 项目等方面的创新发展[2]129。

1.制度创新。据历史资料记载:在唐代,武则天开创了武举活动,即后来被列为科举考试制度中的“武科”,是我国古代选拔武术人才的一种应用考试形式,自创立前后延续了一千多年,对古代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唐代创造的武举,有效地促进了当时体育项目的发展,使更多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通过参与武举考试,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与生命价值。武举考试的创立与发展,也是“以武入仕”产生的基本前提“,以武入仕”的考试形式,应文武兼备为考察原则,为练习武术的人,拓展了生存发展空间的同时, 极大地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因为古代人们崇尚武术,所以使得后人对武术有一种偏执的热爱,把它作为中国独有的文化,并把武术演变成一种强身健体的体育活动,在社会中广为流传。因此,制度创新的发展,为唐代体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2.组织创新。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在唐代发展体育事业的过程中,存在具体的体育专门机构。据历史文献记载,唐代为了推动角抵技术的发展,在全国上下选拔角抵能手,并将其组建为专业的角抵表演队伍。除此之外,唐朝时期,唐玄宗在翰林院中,除了招录一些文人之外,还设置了棋待诏,这些人员都是通过层层的筛选,众多的考核而最后入选的棋艺优秀的棋手。被选拔出来的棋手也属于翰林院的一员,享受国家给予的津贴和福利,这是我国历史上罕见的组织创新,也正是由于这种创新,才推动了棋类在我国体育界的影响[3]21。另外,在唐代,还出现了打球供奉,专职打马球的人员,被称为打球供奉,在皇宫中甚至盛行一时。以上这些运动项目的组织管理机构,不断地发展与完善,无形中给体育项目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体育项目的推广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器材创新。唐代体育文化的创新精神,还体现在体育器材创新的方面。综合唐代体育器材发展的实际情况,唐代在体育器材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传统的蹴鞠运动项目中出现了充气球、球门,同时建造了具有规模完善的马球场等。在唐代以前,蹴鞠用球都是用类似于动物毛发之类的东西填满的实心球。但是在唐代,由于依靠动物毛发填充的实心球不耐用且笨重等缺点,人们创新使用了弹性好,而且结实、耐用的充气球代替了实心球,这是在蹴鞠史上一个伟大的发明,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蹴鞠运动的再次发展。蹴鞠球门,在唐代时期也得到了一定改进与发展。蹴鞠运动发展到唐代,一改过去只有鞠域的状况,发展为拥有两个球门的形式。 蹴鞠球门的出现,为蹴鞠运动的发展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次,马球场地的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就。唐代马球场地多设在宫城及禁苑内,并配备的打球场地。马球场地的建设,逐渐融入到唐代宫廷建筑中,马场的建造考究,建设材料中出现了油料, 用以防尘土及雨水,场地建设得非常平整。历史中非常有名的马球场地有大明宫的东内苑、龙首池及中和殿等,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财富。在唐代体育器材创新中,拔河运动的发展,也非常引人瞩目。唐代拔河运动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用较粗的柔软麻绳代替传统的绳索,这样一来,将会降低参加拔河比赛的选手手掌受到绳子摩擦的伤害。比赛所用的麻绳两端,连接多根小绳索,使众多的参赛者可以利用小绳索套在胸信腋间,有利于整组队员力量的发挥;三是在拔河场地划出明显的河界,在河界处并立一红旗,进一步明确了拔河比赛结果的规则,长此以往的发展,使拔河比赛一直发展至今。综上分析可以发现,唐代体育器材的创新发展, 为其体育项目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也为其形成独特的体育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4.项目创新。纵观唐代体育运动的发展,在那个特殊的封建时代,人们创建了很多诸如:步打球、木射、驴鞠等体育运动项目。其中步打球、木射、驴鞠三项体育运动项目得到了一定的推广发展,为唐代体育文化的发展增色许多。

(1)步打球。步打球,是在蹴鞠运动项目的发展基础上,衍生出的一种体育运动项目。步打球属于一种徒步持棍击球的运动,大多数情况下以女子参加为主,此项运动也可以看作是现代曲棍球运动产生的前身。步打球运动项目的产生与发展,为女子参与体育运动项目发展打下了基础,女子参与体育运动项目的发展,逐渐成为唐代体育运动发展的一种奇观。在中国古代社会,女子的地位相对较低,女子能够参与的社会活动少之又少。在唐代体育发展中,出现了由女子参与的步打球运动,是古代体育文化发展中独有的亮点,也为丰富社会中体育运动项目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会[4]94。

(2)木射。在唐代,还有一种适合老年和小孩参加的体育活动, 这种活动规则相对其他的体育活动较为简单,只需要简单的投掷即可完成,这种老少皆宜的活动被称为“木射”。木射是由木球和木柱组成,在游戏的过程中,把木球像保龄球一样贴近地面掷出,让其去撞击事先摆放好的木柱。木柱总共有十五个,并将其划分为“善良” 和“丑恶”两个类别“,善良”拥有十根木柱,并在每根木柱标上“仁、 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十个字中的其中一个字;“丑恶”是由五根木柱组成,它们分别是“傲、慢、佞、贪、滥”。参与游戏者在规定的距离内投射木球,在木球击打木柱的过程中,只有击中红字木柱才能得到比分,击倒黑字木柱不得分,并在参与者击落多个球后, 统计得分情况,从而确定胜负。木射运动的发展,为人们参与体育运动增加了趣味性,在参与木射运动过程中,还能形成一定的仁、义、 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意识,鼓励人们重视自身德行的修养。

(3)驴鞠。驴鞠运动在唐代体育运动的发展中,也非常受人欢迎。驴鞠运动主要是要求参与者骑在驴背上,用手挥仗击球的一种运动。驴鞠运动是在马球运动的发展基础上,衍生出的一种全新的运动项目。在唐代盛行驴鞠运动,主要是因为在武则天当政期间,很多的官员是骑驴上朝议事的。驴鞠运动逐渐成为盛行在皇宫、民间的一项体育运动。由于驴与马比起来相对矮小,性情温顺,适合人们的骑乘,加之在马球运动的影响下,很多女子也都开始参与到驴鞠运动中来。驴鞠运动的发展,为女子参与体育运动项目,拓展了空间,同时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乐趣,也为丰富唐代体育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驴鞠运动的发展与推广,对于唐代体育运动的发展,也发挥了积极的现实意义[5]110。

在一个时期,拥有怎样的的历史背景,就会演绎出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和体系,唐代体育文化的丰富多彩及创新发展,是盛唐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盛唐以独有的优势缔造了属于盛唐的体育文化。通过盛唐体育文化的发展研究,可以深切体会到唐代体育文化发展具有的包容性及普及性。因此,唐代体育文化的创新精神,对于现代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非常大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段莉萍.论高职校园体育文化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J].才智,2011(16).

[2]张雷.从历史典籍中看唐代体育文化[J].芒种,2013(10).

[3]王蓉.试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影响[J].四川体育科学,2009(1).

[4]张宝强.试论唐代体育文化的创新精神[J].体育文化导刊,2007(7).

[5]张宝强.唐代体育诗略论[J].体育文化导刊,2008(6).

浅析唐代的饮食文化 篇2

关键词：唐代；饮食文化；道教；风尚

一、唐代饮食文化魅力

当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开启“贞观之治”以后，唐王朝的鼎盛时期开始了。富裕风流、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开放流畅的中外文化交流，自由开明的仕进方式，自由自在的言论条件，使整个社会充斥着一种恢宏自豪、开朗奔放的气氛。在这种宽松优越的文化发展环境下，唐人的自信心和创造力，很快便在没有意识形态束缚的饮食文化领域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自由发挥。“无问贫富之家，教女不以针缕绩纺为功，但躬厄厨、勤刀机而已，善酿酿姐鲜者，得为大好女矣。……故偶民争婚聘者相与语日：‘我女裁袍补袄，即灼然不会，若修治水蛇黄鳝，即一条必胜一条矣。”[1]崇尚烹调技艺的民俗民风，带来了发达的饮食文化，即使安史之乱以后的扬州城，依然是“街店之内，百种饮食，异常珍满。”而唐朝的饮食文化魅力就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脱俗的艺术造型，众所周知“民以食为天”。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烹调技艺，故饮食之考究、烹调技术之高超，很早便闻名世界。饮食文化发展到唐朝，人们已不再单一追求饮食的食用功效，而是在保持饮食的主体功能的同时，更加注重饮食的艺术欣赏功能和养生保健功能。所以，唐朝的饮食造形十分优美，不仅色、香、味俱佳，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令人赏心悦目，食欲大增。同时唐朝也是一个透明度较高的社会，人们的思想开放，衣着开放，生活开放，所以，唐人的饮食制作，也极力追求一种冰清玉洁的透明效果。唐人的饮食质量高低、烹调技术的好坏，其光洁透明的程度乃是一个重要标准。故唐人的高级馔食，习惯称为“馔玉”；肉白如雪的生鱼片，习惯称为“玉鱿”；档次较高的美酒，习惯称为“玉液”。李白在《将进酒》一文中写到“钟鼓馔玉不足贵 但愿长醉不复醒。”里的“馔玉”即是指珍美如玉的食品。第二是出神入化的烹调技艺，中国古代烹调菜肴的方法极多，炯、煮、烧、烤、烙，烫、炸、蒸、脯、腌，这些方法在秦汉时期已差不多全部出现，而这些烹调方法的技术改进、内在质量提高，则是在隋唐时期完成的。以最常见的脍为例，也许更能说明从秦汉至隋唐烹调技艺的不断深进。脍是细切的鱼、肉。春秋时期，孔子《论语·乡党》已提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主张。由于自由流畅的国际交流，世界各国人民的饮食精华都被介绍到了大唐帝国，唐人在广泛借鉴他人烹调技艺的同时，也改进或更新了传统的烹调方法。作为面食文化的发展中心，四川的面食加工技术真可谓一枝独秀。第三是食疗兼顾的奇妙功效，由于统治者的推崇，道教对唐代饮食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而道教“羽化升仙，长生不死”的养生理念使唐朝的饮食文化带上了浓厚的养生色彩，食治也成为去病强身的一种优先选择。食治表现在饮食文化上，其一是药膳业的发达，其二是药酒的数量品种大量增加，其三是注重探索饮食规律。唐人用来食治的药膳有两种：一种是给没有病的人强身、美容、保健的药膳，它由纯粹的粮食、蔬菜、水果、肉酪等食物构成。宽松的文化发展环境带给人类的决不仅仅是广阔的思维空间，而且包括自信心、想象力和思维灵感，这便是唐朝饮食文化光彩魅力的源泉。

二、饮食文化繁荣发展的原因

众所周知，一个民族饮食生活习惯的形成，有其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各民族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及饮食原料的不同，各民族的饮食习惯就有明显的差异。唐朝饮食文化快速发展，归因为以下三点：一、经济繁荣，为饮食文化发展尊定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唐朝时期，国家统一、强盛，交通发达，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比较畅通，多个因素促进了唐代经济的飞速发展。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统治者始终坚持较为宽松的统治政策，国内各民族交往密切，互通有无，国外同日本、印度、西域等地区经济交往频繁，使得唐朝经济空前的繁荣。二、文化昌盛，推动饮食文化的发展；唐朝时期，中国文化辉煌灿烂，士民阶层兴起，唐朝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国内唐诗的快速发展与壮大、绘画科技等方面取得进步、各民族间文化交流、融合。国外频繁的交往，在文化上吸收外来的优秀成分以及继承发扬了历代的传统文化，使得唐朝的饮食文化更进一步繁荣。三、民族大融合，饮食文化兼容并蓄；唐朝统治者“胡同为一家”的理念使得生活在内地的华夏民族，尽管在饮食上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但由于中华文化强大的包容性，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不断交融，饮食文化也不例外。同时，还反映了一个民族的饮食习俗，是植根于该民族的自然环境和饮食原料之中的，受一定的经济状况所制约。

三、道教对唐代饮食的影响

唐朝建立后，统治者因为自己姓李，于是将老子李耳追命为李唐王朝的始祖，倍加推崇道教，使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仅次于佛教的重要宗派。因此，一些道教的习俗风靡了全国，道教对唐代的饮食也有了深刻的影响。表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鱼、肉在饮食中受到多方限制；道教的教规对信徒的日常饮食有严格的约束，禁食荤腥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唐朝统治者为了追尊道教，将道教的禁忌推行全国，使全国百姓都以此为约束。734年十月特下令“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并宜禁断宰杀渔猎”。这样，大唐的百姓即使不信教，也必须遵循此制，前后食素三天。道教经典中认为龙多为鲤鱼转化而来，神圣不可侵犯，食之者将遭遇大祸，加之“鲤”与“李”谐音，唐代统治者于是严禁捕杀食用鲤鱼。731 年正月唐玄宗下令“禁捕鲤鱼”[2]，凡捕得鲤鱼者必须放生，街市有贩卖鲤鱼者杖六十[3]。推而广之，唐代统治者更是制定出一系列条例，限制钓鱼食用，将禁食鲤鱼推广到限食一切鱼虾。因此，在唐代鱼类经常成为难入肴馔的珍稀。第二，道教名词在菜肴中频繁出现；道教名词频繁地出现在饮食、菜肴之中的情况在唐代前基本没有，然而在唐代的菜谱中却经常出现，形成一种时尚。用道教名词命名食品、菜肴大体可分为如下三类：直接称之为道人的，如 “菊道人”；用“神仙”、“仙人”命名，如 “玉桂仙君”、“仙人鸾”、“八仙盘”、“神仙粥” 等等；用道教传说或典故命名。道教讲求长生不死，所谓仙，按照《释名·释长幼》的解释是“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按照这一说法，唐人食品、菜肴中便产生了许多以“长生”、“长命”来命名的肴馔，如“长生粥”、“长命面”等等。第三，道教节日及节日饮食习惯引入民间；由于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道教节日在唐代颇为流行，节日的饮食习俗也被带入了民间。道教将上元、中元和下元分别作为天官、地官和水官大帝的生日，称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唐代统治者将三元节进一步推广，下令民间百姓也必须遵守三元日食素并且禁捕杀渔猎的规定。今天上元节即元宵节吃元宵的习俗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第四，道教养生食品深入人心，道教讲求养生，这个部分上文也有提到，道教炼制并服食丹药是其修炼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平时的饮食也特别讲求营养。受这种道家饮食习惯的影响，唐代人无论是炊饭、烹茶、酿酒都喜欢在其中放入一些草药及营养价值较高的物品。这成为唐代饮食文化的一大特点。

四、饮茶与饮酒风尚

提及唐朝的饮食，除了日常吃的食物外，两种饮品也是唐朝最具特色的的饮食文化代表。首先谈的是唐朝的茶文化，茶神陆羽撰写的《茶经》就是唐代茶文化的代表，唐朝茶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关。唐朝疆域广阔，注重对外交往，长安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茶文化的形成还与当时佛教、科举制度、诗风、贡茶有关。唐朝陆羽自成一套的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及其所著《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茶经》非仅述茶，而是把诸家精华及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思想渗透其中，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唐朝是以僧人、道士、文人为主的茶文化。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中国佛教二千多年来的历程，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哲学、伦理、文学、艺术和茶文化等广泛领域。唐朝佛教尤其是禅宗对饮茶风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大发展。我国寺院多建造在深山幽谷森林繁茂，云雾缭绕，雨量充沛，土层深厚最适宜茶树生长的山区。而且我国是茶的原产地，崇山峻岭原有大量野生茶树，为僧侣开辟新茶园创造了条件，故素有“天下名山僧侣多”，“自古高山出好茶”的谚语。寺院广种茶树，也促进了民间茶园的发展。2.推动了茶叶技术的进步。刘禹锡贬朗州司马时，亲眼看到西山寺僧人创造了一个茶叶新品种，写了一首赞美诗：“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新芽连拳半未舒，自摘至煎俄倾余”。陆羽创造的是蒸青饼茶，社会上饮用的也都是这种茶，而西山寺僧人则创造了炒青散茶，佐证常德是我国炒青绿茶的发祥地。3.皎然率先提出了“茶道”这个词。他不但专攻佛经，而且对茶文化造诣很深，有许多独特的见解，“茶道”一词就是他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创造性的率先提出，诗曰：“……熟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三饮”神韵相连，层层深入扣紧，把禅宗“静心”、“自悟”的宗旨以“涤昏寐”、“清我神”、“便得道”贯穿到茶道之中，是诗化了的茶道。茶中有道，悟茶也悟道，把饮茶从技艺欣赏提高到精神享受，我认为佛教对茶道的影响，主要是禅宗思想的影响。皎然把茶道与佛理结合起来，是他的一大贡献。唐代不仅在内地饮茶成风，而且迅速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传播，“自中地，流于塞外”。殊不知唐代文人嗜酒特甚，有关诗文也特别多，因此唐代的“酒文化”是别具一格的。就中唐初的王绩，算得是一个先锋。王绩长期弃官在乡，纵酒自适，他所作待文多以嗜酒为题材，其中有一篇《醉乡记》，将历来的嗜酒文人称作酒仙，以为榜样。文中道：“……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云。嗟乎，醉乡氏之俗，岂古华召氏之国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得游焉。”大凡把酷好饮酒且替饮酒的人称之为“酒仙”。自从有了“酒仙”的美称之后，酒仙便层出不穷。唐代中期就有“酒八仙”之说，称嗜酒的贺知章、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八人为“酒仙”。八仙中嗜酒最著名的当然是李白。李白爱酒，他的酒诗也相当多，其中有许多名篇，《月下独酌》就是佳作之一，还有那一曲千古绝唱《将进酒》，虽说从某种程度是宣扬了一种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但实际上也是诗人心灵深处回荡着的一曲痛苦悲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把自己的愁闷痛楚，恨不得都消释在酒中，没有酒就不会有他的佳作，也就不会有他的生活。他的《把酒问月》诗，表达的正是一种寄情于酒的愿望：“所愿当歌对清酒，月光长照金樽里。”还有那首《客中行》，也表达了诗人同样的心境。传说李白最终因酒而死，那是在他大醉之后，下到采石矶大江中捉月，结果被江水吞没了生命。唐代文人饮酒，极重花前月下之酌，李白的《月下独酌》即其一例。这实际上是诗人孤独寂寞境遇的写照，不仅在“月下”，而且为“独酌”，沉闷的心绪因酒而消散，随月而飘去。当然，也难免会有“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时候，那就很难得到解脱了。这是一门我们所独有的与众不同的文学，十分了不起。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过去！

唐朝因为其繁荣强盛的国力致使了文化极度的绚烂，饮食文化作为文化范畴的一种自然也具有其独特的魅力。唐朝的饮食文化不仅如此，还有许多需要去挖掘，这就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魅力的所在了吧！

【参考文献】

[1]房千里.投荒杂录[普通古籍]：一卷[M].上海：国学扶轮社，1915.

[2]刘昫.旧唐书·玄宗纪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

唐代中日体育文化交流 篇3

唐代的中日交流, 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即从初唐至公元838年前后为前期, 从公元838年前后至唐末为后期。前期的交流主要体现在两国互派使节往来,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遣唐使, 遣唐使为中日体育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后期, 中国大量商船东渡, 海上贸易兴起, 在这些频繁的相互交往中, 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接受并得以交流。

一、唐代中日体育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

唐代中日体育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 涉及乐舞、蹴鞠、马球、步打球、投壶、围棋、射艺等。

1. 乐舞。

唐代的乐舞兼具舞蹈、音乐、体育的性质, 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活动。据史书记载:唐代乐舞部分来自少数民族, 部分从国外引进, 史籍还记载了日本等国将他们的音乐舞蹈带到长安。唐代部分乐舞也传到了日本, 如《假面》 (即《兰陵王》) 、《拔头》、《苏中郎》等乐舞传到日本后经久不衰, 直到现在, 日本还能演出舞蹈《兰陵王》。这三个舞蹈所戴的木刻面具, 在日本全被保存了下来[1]69。

2. 蹴鞠。

蹴鞠在唐代传入日本, 据日本古籍《游庭秘抄》引据:“蹴鞠者, 起自沧海万里之异域, 遍于赤县九陌之皇城。”“鞠始于大唐”则在日本古代足球名著《蹴鞠九十九个条》中被明确指出。日本古籍《日本书记》描写皇极天皇二年 (644) 正月, 大中兄皇子 (即后来的天智天皇) 在法兴寺蹴鞠时, 因用力过猛竟然将鞋子和皮球一同踢了出去。唐代传入日本的蹴鞠的主要踢法分三人场、四人长、八人场等[2]224。

3. 马球。

众所周知, 马球运动时唐代长安最为流行的体育运动之一。史学家向达在1933年出版的《燕京学报》中刊载文章《长安打球小考》对马球如何传入中国, 又如何被交流到其他国家进行了论述:“其后, 由土耳其斯坦传入中国。日本、高丽亦有此戏, 则又得自中国者也。”[3]3唐代的马球运动约在8世纪传入日本, 日本源高明所撰《西宫记》对天历九年 (955年, 周世宗显德二年) 日本的宫廷马球运动进行了描述:“衣冠如唐人”, “入球门, 则各乱声”[4]74。说明了当时在日本开展的马球运动, 不仅服饰如唐人, 进球后也会伐鼓。

4. 步打球。

步打球运动约在8世纪传入日本, 唐代步打球运动的形象被织于两条各长2.36米, 宽1.24米的花毡之上, 花毡中央各有一被花朵包围的儿童, 其中一儿童手持曲棍呈接球状。两条花毡现保存在日本古都奈良东大寺佛殿西北的正仓院中, 据日本考古学家考证, 这两条花毡是我国唐代制品。这件文物, 是中日体育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5]454。

5. 投壶。

投壶因公元607、608年小野妹子一行两次赴唐学礼, 及大量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的往来而传入日本, 日本正仓院现存的隋唐时期的古否、古壶予以了论证。《日本的游戏》记载:投壶东渡之后, 壶的种类在日本就有38种以上[6]158。

6. 围棋。

唐代围棋运动较为盛行, 并成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外交手段, 据《旧唐书·宣宗本纪》记载, 唐宣宗大中年间, 日本王子赴大唐与围棋名手顾师言交流棋艺, 日本王子献出楸玉棋局盘、冷暖玉棋子。王子介绍说:玉子是日本东面集真岛上凝霜台手谭池所产, 因玉子冬温夏冷, 故称“冷暖玉” (见《杜阳杂编》和《北梦琐言》) [3]116。因围棋在隋以前就已经传入日本, 并在日本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双方水平不相上下, 顾师言惧辱君命, “汗手凝思”方才取胜。唐玄宗天宝年间, 日本僧人弁正法师随同遣唐使团入唐, 并留学中国直至终老, 因其精通棋艺而深受唐玄宗眷宠。

7. 射艺。

日本遣唐使团中不乏射手使者, 唐代中日之间也进行过射艺的交流。《新唐书·日本传》记载了日本遣唐使赴中国进行射艺表演:唐代永徽年间, 日本遣唐使“其使者须长四尺许, 珥箭于首, 令人戴瓠立于数十步, 射无不中”。另载, “弦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露面漆四节角弓一张、射甲箭二十支、平射箭十支等”被日本奈良朝留唐学生吉备、真备回国时带回日本[2]224, 进一步让日本了解、吸收大唐的射艺精髓。

《新唐书·太宗纪》载:六五九年, 日遣唐使献“白鹿皮一, 弓三, 箭八十一”。672年, 唐使郭务惊一行到达日本, 日本赠以“甲胄弓矢”。这是日本的弓、箭等射具第一次输入中国的记载。

二、唐代中日体育文化交流的主要特点

1. 唐代中日体育文化交流中日本的主动性及中国的开放性。

唐朝平息外患, 击败了突厥的侵扰, 团结起周边各少数民族, 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 建立了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盛世王朝, 文化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而当时的日本还处于奴隶制末期, 新生的封建地主迫切地需要发展经济、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此时大量汲取唐朝文化的营养来发展自己, 就成了最便捷和最有效的途径[7]48。据史料记载, 日本官方组织的正式遣唐使团达19次之多, 每次至少百余人, 使团人员包括大使、留学生、留学僧及随员、水手等, 更有多位遣隋、遣唐使在中国留学多年, 最长时间达到33年。他们越洋渡海, 历尽艰辛甚至不惜生命, 就为赴唐学习先进的文化, 而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被日本所接受并得以交流。唐太宗雄才大略, 对待外国及国内少数民族的态度较为平等, 《资治通鉴》卷198载其所言:“自古皆贵中华, 贱夷狄, 朕独爱之如一。”[8]34当时的渤海国 (今辽宁省) 蹴鞠、马球、步打球、投壶、围棋等体育活动已很盛行, 日本与渤海国来往密切, 唐太宗全面开放的对外政策促进了中日体育文化的交流。

2. 唐代中日体育文化的交流依附于政治、经济及外交活动。

唐代体育文化交流并非独立的文化交流。日本派出的大量遣唐使及后期的中国商船东渡无不与两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天智天皇在法兴寺蹴鞠, 日本王子赴大唐与顾师言对弈, 日本遣唐使赴中国进行射艺表演及唐使郭务惊赴日本获赠“甲胄弓矢”又仅仅是两国官员出访, 外交活动的点缀和插曲而已, 中日体育文化的交流紧紧依附于经济、政治及外交活动。

3. 唐代中日体育文化交流具有多样性。

唐代中日体育文化交流丰富多彩, 形式多样。有如项目传播:乐舞、蹴鞠、步打球、马球等;技艺表演:乐舞、射艺;器物交流:弓箭、棋盘等;体育竞技:围棋、蹴鞠等;人员培训:弁正法师等[5]454。

4. 唐代中日体育文化交流具有持久性。

从初唐时期蹴鞠等体育运动项目传入日本, 至日本源高明所撰《西宫记》对天历九年 (955年, 周世宗显德二年) 日本的宫廷马球运动的描述:“衣冠如唐人”, 体育文化交流贯穿于唐代始末, 对唐代中日体育文化交流的持久性予以了论证。

三、唐代中日体育文化交流的历史意义

1. 体现了唐代经济、社会、文化的繁荣。

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曾经指出:在当今世界, 倘若一个国家的文化处于中心位置, 别国就会自动向它靠拢;倘若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支配了国际秩序, 它就必然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先地位[9]2。唐代的中日体育交流中, 日本积极主动地向中国靠拢, 与唐代空前发达的生产力、蓬勃向上的社会风貌、多民族统一和谐的美好局面以及多元化的文化体系大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2. 促进了唐代体育文化的蓬勃发展。

中日两国之间进行持久、多样的体育文化交流, 推动了唐代体育文化的创新, 扩大了参与体育运动的群体, 促进了唐代体育文化的蓬勃发展。一个外来的文化要想进入新的文化环境, 并生存下来, 必须经过新的接受群体的选择、学习和改造, 唐代对体育文化的创新包括项目创新:驴鞠、步打球、木射等独具特色的体育运动项目的创编;器材创新:蹴鞠中充气球及蹴鞠球门的设置, 马球场地的建造, 围棋盘的精美、艺术化等;组织创新:唐代的棋待诏、相扑棚、打球供奉等, 是中国古代首次出现的专门体育组织或管理人员[10]81。不断的体育文化交流带动了各个阶层民众的体育运动参与, 参与人群包括帝王贵族、官员士兵、僧道文人、妇女儿童等, 成为了中国体育史上一大奇观。唐代体育群体空前扩大, 对体育文化的蓬勃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3. 为后世中日体育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各国保存下来的史籍资料及相关文物是唐代中日体育文化交流所留下来的宝贵遗产, 是中日两国民众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也是中日两国当今进一步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体育文化交流的历史基础。

“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 回顾唐代中日体育文化交流史, 我们在感叹唐代体育文化繁荣的同时应该注重发展我国传统体育文化, 更应该积极吸收先进的外来体育文化, 永葆中华体育文化的青春, 让中华体育文化与中华民族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1]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1957.

[2]卢兵.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导刊[M].民族出版社, 2005.

[3]王俊奇.唐代体育文化史[M].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0.

[4]体育史编写组.体育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5]张宝强.唐代中外体育文化交流及其历史意义[J].西安体院学报, 2009, 26 (4)

[6]王永平.唐代游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5.

[7]牛群.唐代中日文献交流的特点[J].四川图书馆学报, 2002 (6)

[8]柳慧玲.试论唐代体育文化的开放性[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7, 24 (2)

[9]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论唐代宫怨诗兴盛的文化背景 篇4

关键词：唐代;宫怨诗;文化背景

唐代宫怨诗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前代，其间有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唐代的后宫制度、唐代的文化政策、唐人的仕宦心理及传统题材的惯性是宫怨诗盛于唐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唐人的仕宦心理和传统题材的惯性是最关键的因素。唐人的政治理想、功名之心较重，遇挫而不能实现理想，或登上仕途而历经坎坷，种种情感体验与宫女待宠而不得，或得宠复失宠的心理形成了“异质同构”，这样，宫怨诗就成为文人特有的抒情方式。加之宫怨是传统的诗歌题材，唐以前即有一些宫怨之作，宫怨诗至唐繁荣，乃是水到渠成之势。

一、唐代的文化政策及文人的妇女观

唐代社会开放，思想活跃，文化政策较为宽松，文坛禁忌不多，这为宫怨诗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条件。唐初太宗力争周边少数民族，贞观四年打败突厥，成为东亚盟主;后又征服西突厥、吐谷浑，国力的强大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又由于唐朝帝王的出身使他们对异族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使唐代的一切从文学艺术到生活趣味、风俗习惯，都有外来文化的影响。“中外文化交融所造成的这种较为开放的风气，对于文学题材的拓展，文学趣味、文学风格的多样化，都有重要的意义。”[1]更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妇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男女较为平等，妇女在行为上也较不受约束。这使唐代在森严的封建法制下存在微量的开放性措施——贞操观念的松动，如唐朝公主再嫁、三嫁者皆有。《新唐书·公主传》载公主再嫁者有二十三人：高祖女四，太宗女六，中宗女二，睿宗女二，元宗女八，肃宗女一。三嫁者四人，高宗女一，中宗女一，元宗女一，肃宗女一。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历来被认为讳莫如深的深宫后院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如宫中的风俗习惯、审美风尚有时会被传到宫外，《唐语林》记载：“玄宗柳婕妤有才学，上甚重之。婕妤妹适赵氏，性巧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象之而为夹结。因婕妤生日，献王皇后一匹。上见而赏之，因敕宫中依样制之。当时甚秘，后渐出，遍于天下，乃为至贱所服。”（《唐语林》卷四）同书又记：“皇甫德参上书，言：‘陛下修洛阳宫，是劳人也。收地租，厚敛也。俗尚高髻，是宫中所化也。”（《唐語林》卷三）在这样较为开放的环境中，甚至也有宫婢救主的事发生，前述德宗时相国窦参的宠妾上清即是其例。之所以有上述种种现象的发生，与唐代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分不开。在这种环境下，深宫怨女成为诗歌描写的对象才成为可能。

唐代社会环境、文化政策虽较为宽松，但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宗法社会中，广大妇女被视为男子的附庸，社会地位总体十分低下，尤其是被选入深宫的女子，即使有帝王的威严存在，也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冒犯宫妃，如：“玄宗所幸美人，忽中夜梦见人召去，纵酒密会，极欢尽意，醉厌而归。觉来流汗倦怠，忽忽不乐，因言于上。上曰：‘此术人所为也。汝若复往，但随时以物记之，必验。其夕熟寐，飘然又往。美人半醉，见石砚在前席，密以手文印于曲房屏风上。寤而具启。上乃潜令人诣宫观求之。果于东明观中，得其屏风，手文尚在，所居道流已潜遁矣。”（《唐语林》卷一）此记虽不大可信，有神异色彩，但也表明亦有人敢侵犯后宫嫔妃。那些处在深宫最底层的宫女们地位更为低下，不仅帝王和嫔妃贱视她们，一些食古不化的官员及文人也鄙视她们。“（景龙三年）二月己丑，幸玄武门，与近臣观宫女大酺，既而左右分曹，共争胜负。上又遣宫女为市肆，鬻卖众物，令宰臣及公卿为商贾，与之交易，因为忿争，言辞猥亵。上与后观之，以为笑乐。”（《旧唐书》卷七）又有：

太宗幸九成宫，还京，有宫人憩湋川县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县官移宫人于别所，而舍靖、珪。太宗闻之怒曰：“威福岂由靖等！何为礼靖等，而轻我宫人！”即令按验湋川官属。魏徵谏曰：“靖等陛下心协大臣，宫人皇后贱隶，论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访阙廷法式朝觐，陛下问人疾苦。靖等自当与官吏相见，官吏不可不谒。至于宫人，供养之外，不合参承。若以此罪，恐不益德音，骇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问。（《唐语林》卷一）

窃以为，太宗开始的发怒恐怕不是出于对宫人皇后的尊敬，而是对自己地位尊严的维护，因为在皇帝心中，宫人后妃是其私有之物，岂能不敬皇上之人而敬他人？魏徵的一番进谏虽有理有据，最终打消了太宗的怒气。但可以看出，所有的理论乃建立在“宫人皇后贱隶”的基础上。初唐诗人蔡允恭，“荆州江陵人，工为诗。在隋时，炀帝有所赋，必令讽诵，遣教宫人，允恭耻之。”（《唐诗纪事校笺》），蔡允恭所赋诗，炀帝交给宫人讽诵，允恭竟以为耻。可见隋及唐初确有少数文人认为宫人属于“贱隶”。但唐代大部分文人有着进步的妇女观，他们首先站在“人”的角度，视宫人同正常民间妇女一样，关心、同情与重视她们的不幸命运，肯定她们对正常人生的追求，并将其悲苦哀怨之情写入诗中。在唐中后期，一些诗人的诗作若被深宫妇女广为传唱，则视为是极大的荣耀，这与隋及初唐已有很大的差别。这不能不归结为唐代诗人较为进步的妇女观。不仅如此，唐代文人对弱小女性群体的关注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因为宫怨诗直接涉及帝王的后宫制度和私生活，在其它时代文人们一向讳莫如深，而唐代诗人不仅敢于涉足，而且对君王还有所埋怨、讽谏乃至指责，这就要归功于唐代诗人的勇气与进步性了。总之，如果没有较为开明的政治背景和文化环境，没有唐代文人进步的妇女观，唐代诗坛未必会有大量的如此优秀的宫怨诗。

二、唐代的后宫体制

封建帝王为了一己之私欲，霸占大量女性以满足其淫欲和役使的需要。历代后宫宫人数量众多，不独唐代如此，自先秦皆然。《管子·轻重甲》云：“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管子》卷二三）《汉书·贡禹传》曰：“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十人，以填后宫。……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汉书》卷七十二）唐人更认为汉代宫人不止此数，如：“开元十年，左拾遗刘肜上表论盐铁曰：‘臣闻汉武帝为政，厩马三十万，后宫数万人。”[2]王莽后宫宫人也不少，《后汉书·刘玄传》：“王莽败，唯未央宫被焚而已，其余宫馆一无所毁，宫女数千，备列后庭。”[3]魏晋南北朝时，宫人亦不少，如《晋书·胡贵嫔传》：“（晋武帝）多内宠，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4]而在唐代以前，后宫人数最多的乃是隋炀帝，其“迷楼”所居佳丽数千，从长安至江都有离宫四十余所，仅据唐太宗即位之初，放出宫女六千人来算，隋炀帝的后宫人数最多时达几万人。至唐，宫人数目亦不减前代，多时达到四万，见第二章第一节“唐代宫人概况”。又《唐会要》记载：

贞观二年春三月，中书舍人李百药上封事曰：“……窃闻大安宫及掖庭内，无用宫人，动有数万。衣食之费，固自倍多，幽闭之怨，足感和气。”（《唐会要》，四库全书本。）

“幽闭之怨，足感和气”，确为实情，不仅民声有怨，后宫之内也时有争宠之事，有伤宫内和气。如《旧唐书》记载，当武则天于感业寺被召入宫拜昭仪后，“时皇后王氏、良娣萧氏频与武昭仪争宠，互谗毁之，帝皆不纳。”（《旧唐书》卷六）唐代先后在位的二十一位帝王，大多数无法改变沉湎女色、纵情放欲的本性，他们以至高无上的特权，霸占了数以万计的年轻貌美女子供其享乐，其中尤以玄宗为最。其他帝王如敬宗、穆宗、僖宗等，后宫生活也与玄宗相去不远。如此庞大的后宫队伍，造成无数女子的悲苦怨情，自然会引起文人的注意而加以吟咏。所以说，唐代的后宫制度是唐代宫怨诗产生的基础。另外，由于政治或经济上的原因，在一些进步官员的极谏下，唐代帝王往往拣放宫女，由此一些宫闱秘事得以传播，从而使宫怨题材有得以流传的可能。史载：“（景龙四年）宫人比来取百姓子女入宫者，放还其家。”（《旧唐书》卷七）肃宗至德三年，“内出宫女三千人”。（《旧唐书》卷十）又：“（神龙）四年正月望夜，帝与后微行市里，以观烧灯。又放宫女数千。”（《旧唐书》卷五十一）当然，拣放宫人也并不始于唐代，唐以前即有放遣宫女的先例，如《全梁文》卷二记录有梁武帝《放遣宫女诏》：“宋氏以来，并恣淫侈，倾宫之富，遂盈数千。推算五都，愁穷四海，并婴罹冤横，拘逼不一。抚弦命管，良家不被蠲;织室绣房，幽户犹见役。弊国伤和，莫斯为甚。凡后宫乐府，西解暴室，诸如此例，一皆放遣。若衰老不能自存，官给廪食。”（《全梁文》）后魏、后周均有简出宫人的事例，唐代帝王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遵循了这一传统而已，并不见得有多么开明，但在客观上却使少数宫人走出了深宫，使一些宫内秘事得以在民间传播，这也为宫怨诗特别是一些宫词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三、唐人的仕宦心理及传统题材的惯性

由于唐代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使许多文人都心怀政治理想、功名之心，而且这种功名之心比其它时代要强烈得多，“唐代士子对于仕进的热心是空前的，诗人更是得风气先，差不多都不安分仅仅作诗人（况且当时并无诗人这一社会职业），而企求仕途的显达。”[5]但在唐代，君主虽较为开明，文人实现理想的机会要比前代有所增加，但大部分文人的仕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些文人一生努力，却布衣而终。即使有幸登上仕途的文人也都曾遇到挫折，或贬或降，仕途人生失败的经历给他们的心灵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文人的这种仕途遇挫而不能实现理想，或登上仕途而历经坎坷，种种情感体验与宫女待宠而不得，或得宠复失宠的心理形成了“异质同构”。因为才高命蹇的诗人与红颜薄命的宫人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一个是天生贤才屈沉下僚，一个美如芙蓉却闭锁深宫;一个是功名心切屡遭贬谪，一个是痴情望幸反被弃冷宫，同病相怜的处境，使唐代文人往往借思妇怨女婉托自己的失意情怀。况且这种手法本就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因在儒家思想中，君臣关系与夫妻关系在观念上是一致的，自古以来“逐臣弃妇同情也。”[6]一般来说，在写怨夫思妇情怀时，就会隐喻孤臣之感，“而伤遇合之不再，故放臣同情也。”[7]从这个角度来说，宫怨诗是以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的产物。这样，宫怨诗就成为文人特有的抒情方式。以唐代宫怨诗的能手王昌龄为例，王昌龄自幼胸怀大志，仕进心切，然而一生落拓，屈志难伸，其怀才不遇、抑郁寡欢的孤愤，促使他写宫怨抒发一己之情，因而创作了大量“深情幽怨，意旨微茫”的宫怨诗，从而使其宫怨诗成为他笔下与边塞诗、送别诗鼎足而三的诗歌题材。再如白居易，他的《陵园妾》全诗表面上是为那些被谗遭罚的宫人鸣不平，实际上是借陵园妾被幽闭的苦况，为那些被谗言中伤贬谪异地的官员们陈诉冤屈。李白的《妾薄命》虽未标明所托之意，然而诗歌对汉代陈皇后由得宠到失宠的描写，使人深信“以色事人者，能得几时好”是诗人发自内心的怨愤之词。可见，唐代宫怨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诗人仕宦心理的反映。

宫怨诗在唐代的高度繁荣与传统题材的惯性也分不开。宫怨本就是传统的诗歌题材，唐以前即有一些宫怨之作，宫怨诗至唐繁荣，乃是水到渠成之势。首先从选材上来看，唐代宫怨诗主要集中在长门怨、长信怨、铜雀台及王昭君等传统历史题材上。其中吟咏王昭君的有52首，吟咏长门事的有43首，吟咏长信事的有43首，吟咏铜雀台事的有36首，这四种题材的宫怨诗共有174首，占宫怨诗总数的40%。这种题材选择与六朝是一致的。其次从体裁上来看，以五言为主的古乐府一直是宫怨诗的主要体式，这种情况从六朝开始到唐末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再次，从艺术手法来看，哀怨的思想情感、传统的比兴寄托、含蓄蕴藉的抒情及较为固定的意象群也是六朝以来宫怨诗的主要特色。从中可以看出，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也使唐人选择宫怨题材进行创作，这是唐代宫怨诗兴盛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正如钱志熙先生所说：“艺术有自身的发展规律，造成一段具体的诗歌史的状貌的，除了社会文化的各方面的原因外，诗歌史自身的发展规律，往往有着更带必然性的作用。”[8]當然，唐诗整体上的高度繁荣也带动了唐代宫怨诗的兴盛。“凡是生活中用到文字的地方，他们一律用诗的形式来写，达到任何事物无不可以入诗的程度。”[9]在这个诗歌高度发达的国度，宫怨作为诗歌的古老题材，在此时期兴盛乃是顺理成章之事。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01.

[2] 刘肃.《大唐新语》卷四[M].中华书局，1984：67.

[3]《后汉书》卷一一[M].中华书局，1962：470.

[4]晋书.中华书局，1974：962.

[5] 薛天纬.《干谒与唐代诗人的心态》，《唐代文学研究》第五辑[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3.

[6] [清]陈沆.诗比兴笺[M].中华书局1959：196.

[7]诗比兴笺.第19页.

[8]钱志熙.对中国古代诗歌史研究的一些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4）.

唐代的体育文化 篇5

一、唐代体育与服饰发展状况简析

618年,李渊灭隋后建立了唐王朝,在随后长达三百年的李唐王朝统治时期,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繁荣,民族体育交流日渐频繁,体育活动也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受道家羽化升仙思想的影响,唐代统治者都将体育活动视为益寿延年的捷径,且他们大都是体育活动的积极倡导者,如唐高祖李渊任太原留守时,经常与裴寂在一起下围棋,而且会流连数日,不见厌倦。唐太宗李世民非常喜欢马球,长安大明宫遗址曾出土一块奠基石,上面就记载有关于马球场地建立的相关事宜。纵观整个唐朝,尤其是前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是其显著标志,这也使得民众在衣食温饱的基础上开始关注诸多娱乐休闲体育活动,围棋、角抵、蹴鞠、马术、骑射、荡秋千、观灯等体育活动都成为人们享受生活、强身健体的形式。在前人发展的基础上,唐代体育活动游戏规则逐渐成熟,项目基本定型,不但实现了中国体育活动的大发展,体育技艺水平在世界同期都位居前列。

唐代是一个民族交往频繁、世风豪放的年代,唐朝与周边的日本、波斯、朝鲜、越南各国都有政治和经贸往来,国内汉、契丹、突厥、吐蕃等各民族也都实现了友好互通,唐代服饰在传统汉族服饰的色彩上融入了更多的异域色彩。人们在合乎服饰、礼仪规范的基础上,在衣服颜色、质地、款式上不断追求种类的多样化,与时代体育运动相配套的体育服饰也逐渐发展并走向成熟。

二、唐代宫廷体育活动中的服饰

纵观中国历史,每一个王朝在建立伊始都会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来证明自己的统治是顺应天命的行为,其中,服饰改革更被赋予了天地人的概念,成为许多王朝改革的重点。如周朝建立后一改商朝不分尊卑的服饰色彩概念,将青、黄、白、黑定为正色,秦朝的服饰穿在身上要想好看,对人的行动、体型有很高的要求。唐朝建立后,也以黄、紫、朱、绿、青、黑、白为序对服饰色彩作了严格的要求。唐代宫廷体育活动虽然形式自由、样式灵活,但是在着装和服饰装扮上也不能逾越社会制度的规定,款式和布料虽随着年龄、性别、喜好有所变化,但是色彩规定仍要遵循等级和礼法。唐朝宫廷体育活动有蹴鞠、棋类、歌舞等,下面我们就通过蹴鞠和乐舞两项运动来了解一下唐代宫廷体育活动的服饰文化。

作为唐代宫廷最盛行的体育活动之一,蹴鞠这一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体育活动是唐代体育服饰发展变化的重要见证。史书记载,唐代节度使、宗室以下官阶的官员平时不可着黄紫色,但是在宫廷蹴鞠等球类活动中,可以随参赛的皇帝一起着黄色服饰,从中可见,虽然颜色是等级权威的标志,但是在体育活动中也有可以通融的情况。唐代社会风气宽容开放,女性较前代有更多的参与经济、政治活动的权利,女性参加体育、娱乐活动是唐代体育最显著的标志。唐代宫廷史书记载,唐代宫廷女性经常参加的体育活动有荡秋千、划船、斗草、骑马、射箭、拔河等。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唐代壁画及唐代陶俑中多有女子参加马球活动的场景,马球比赛中的女子,身着束腿裤衫,上身半袖短衣,袖口紧窄,整体看来衣服胖瘦合体、干净利落。与男子不同的是,她们脚上的红棉靴子将女性爱美的天性暴露无遗。从中可见,汉代球类体育运动服饰明显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实用为主,女性参与体育活动及其服饰侧面说明唐代社会风气更加文明、开放。

唐代舞蹈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初唐时期,宫廷就设立了专门教习歌舞诗文的“习艺馆”,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专门培养歌舞艺人的教坊,史料记载,唐太宗开元年间,为了排练《霓裳羽衣舞》,一次就招了三百名歌舞艺人进宫。唐朝舞乐早期带有鲜明的汉族特色,女子多发髻高耸,头插步摇,身着小短衫,脚踩软棉靴,紧身上衣外套有缦衫,衣裙颜色丰富,以红、绿、紫、黄最为流行,衣裙上多有绣纹和织纹。男性舞者舞姿讲究强健有力,舞蹈中多旋转、翻身的动作,舞衣上会有较大的片状饰物,衣袖宽大、飘逸,这样舞动起来美感十足。后来,在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下,为了更真实地看到优美的舞姿和曼妙的身段,女性服饰逐渐简化,长袖紧窄、腰身收紧或腰部裸露,带有更多的胡地色彩。

三、唐代军营体育服饰文化研究

唐代沿袭隋朝统治制度,在军事上实行了府兵制,在军事人才选拔上厉行武举制,这一措施适应了民族融合和时代的发展,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唐朝军事制度的确立,为武术和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马球、武术、蹴鞠、弓箭等带有军事训练性质的体育活动在唐朝军营盛行开来。唐太宗是马球爱好者,他认为马球既可以提高骑马技术,又有一定的观赏性,做娱乐之用再好不过了,为此,他多次提倡在军中开展马球运动。在他的影响下,很多贵族官员都成为这项运动的推动者,如唐显宗多次率领文武官员观看马球比赛。唐代马球运动服饰如其他服饰性质一样,在颜色上有着明确的界定,但是由于古人没有体育比赛的概念,所以他们对衣服的样式并没有过多的要求,然而,军中将士如若身着铠甲参加运动,必定显得笨拙无比,且不便于角逐和运动,为此,本着方便活动的原则,简洁利落的紧身衣裤就成为人们的选择。从山西出土的唐代绘画中可以看出,唐代马球运动参与者多身着做工精良的圆领窄袖短胯袍衫,这种衣服带有鲜明的胡服特征,紧身,下摆开叉,领口、衣袖及襟不缘边,脚上的乌皮靴更是让人显得精干洒脱。当时,人们称这种衣服为“毬衣”,王建诗中有云:无人敢夺在先筹,天子门边送与毬。遥索彩箱新样锦,内人昇出马前头,描绘的就是唐王打马球前更换新球衣的场景。从中可以看出,虽然唐代对球衣的样式未有完整的规定,但是人们出于体育运动的需要,已经在探索与体育运动配套的服饰上作出了不懈努力。

唐代是一个依靠武装战争夺取天下的朝代,对骑射等军事技术的重视是历代统治者共同关心的话题,从唐代军事战争上可以看出,唐人对骑射技能都非常重视。唐人对弓箭的结构、质量以及与之有关的衣甲的研究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如《唐六典》中记载的唐代弓箭武器有四种弓、七种弩、四种箭之分。赵武灵王是依靠服饰改革来为政治文化服务的典型,唐代骑射服饰仍带有胡地服饰在骑射上的风格,射手多头戴连颈护甲,身穿由纽攀前后相连的裆甲,下身着有流苏装饰的腿裙,后垂鹘尾,左佩弓袋,右佩胡禄,这样的装扮有利于在马上转身,便于骑射,是典型的唐代短后衣铠甲样式。敦煌莫高窟156号窟出土的晚唐射手壁画中,射手装备精良,服饰打扮与上面描述的大致相同。虽然唐代铠甲实物已无一保存,但是管中窥豹,我们同样可以从唐代壁画、陶俑、画像石等遗物中领略和想象大唐盛世时期的骑射风采。

四、民间体育活动服饰文化研究

唐代民间体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这些活动也都呈现出与时代气息相吻合的浪漫、开放色彩。唐代民间每到节令、节日或一些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这为唐代体育服饰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蹴鞠和拔河。寒食节是唐代女子球类游戏的盛会,不但宫中会组织女子在宫廷球场上多人对踢,民间女子更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蹴鞠运动中来。唐人诗词中多有关于寒食蹴鞠活动的记载,《酉阳杂俎》内记载有荆州百姓郝维谅,曾在“寒食日与其徒游于郊外,蹴鞠、角力”。诗圣杜甫忆起蹴鞠往事时,在《清明二首》诗中也发出过“十年蹴鞠就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的感叹。蹴鞠与秋千、划船一样,都要求参赛者衣服轻巧、舒适飘逸,女子多盘巾结带,轻衣薄衫上阵。此外,不止寒食,草长莺飞的春天、科举发榜之时,民间都会举行蹴鞠运动以示欢庆。拔河也是女子参与最为广泛的体育形式,阳春时节,唐代民间会举行各种体育盛会,拔河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运动项目,拔河比赛对服饰没有过多的要求,衣料清新柔和、色彩鲜艳都可。

2.荡秋千。荡秋千,原名“荡千春”,最早起源于山戎族,传入中原后,融入了“千春万寿”的贺寿之意,并改名为“春千”。荡秋千是唐代女子最喜爱的运动之一,古诗中有“有风一上春千架,小姐身段比燕轻”之说。秋千起伏规律,动态万千,被很多女子视为展示优美身段和漂亮服饰的好机会,加上这项活动有吉祥庆贺之意,所以衣服色彩愈鲜艳愈好,因此,文献中常见女子身着石榴裙、柳花裙、珍珠裙、白鸟裙,衣带飘飘,笑语盈盈荡秋千的热闹场景。

3.登高。在唐代,登高和踏青不但为文人雅士所好,普通市民也将此当作娱乐健身的重要活动。在诗歌盛行的唐代,因登高而作的登高诗佳作不断,初春、酷暑、深秋、寒冬,各个时节无一遗漏,是唐诗中的一大奇观。登高望远也好,登高思乡也罢,子弟亲友三三两两,女士多会身着颜色鲜艳的衣物,以期能与美景奇花同化为一道风景。男性有时会身披大氅,这样不但看起来气质飘然,如遇名花美景,还可藉草、倚石而卧,饮酒高歌,遇到气温变化时,更便于衣物增减。长安贵族子弟春游登高时,或骑马,或乘车,车上不但载有美酒佳肴,有时候还带有各类衣物、器具,以备玩赏、游戏之用,浩浩荡荡,好不威风。

在文化气息最为浓郁的唐朝,宽松的国家制度和开放的社会风气使体育活动和体育服饰文化也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特点。唐代体育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唐代体育活动服饰文化的繁荣,它们在交互影响的基础上促进了民族生活方式的改变,最终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推动因素。

摘要：唐代体育文化是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唐代体育活动内容丰富、种类多样。在此基础上,与体育活动密切相关的体育服饰也随体育活动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从体育服饰文化的角度认识唐代体育活动的特色,可以让我们对唐代体育及唐代服饰文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关键词：唐代体育,体育服饰,服饰文化

参考文献

[1]刘代娜.唐代体育活动的服饰文化研究[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2(4).

[2]何炎晖.唐代体育文化的思想内核[J].文山学院学报,2012(12).

[3]夏晓春.论唐代服饰文化及其现实意义[J].作家,2010(12).

唐代军警的体育活动考 篇6

一、角抵

角抵又称“角力”, 也叫“相扑”、“相朋”, 是一种以摔跤为主的军事体育活动, 据《述异记》记载, 上古时蚩尤部落的先民头上长着角, 耳朵旁插着剑戟, 他们在与黄帝部落打仗时, 就会以头上尖角抵人, 来势凶猛, 使敌方很难抵挡, 这种所谓的“以角抵人”, 就是角抵活动的起源, 所以渐渐发展成了一种独立的体育运动技能。角抵是一种力量型的运动, 通过非常简单的徒手人体相搏来分出胜负输赢, 到了唐代, 相扑、角抵二名并行且多在军营中进行, 因此《旧唐书·敬宗本纪》引《续文献通考·百戏散乐》云:“角力戏, 壮力裸袒相搏而角胜负。每群戏毕, 左右军擂大鼓而引之。”这里所说的“左右军”, 就是指负责皇宫安全保卫工作的“左右金吾卫”。

因为角抵戏以徒手相搏为特征, 讲究的是参赛者的体力和搏斗技巧, 所以角抵常常作为皇家警卫人员的重要训练项目来对唐代的皇家军警进行训练。《旧唐书》列传第十六有云:“是昃而罢, 凡三日一幸左右军及御宸晖、九仙等门, 观角抵杂戏。”这里所指的左右军也是“左右金吾卫”, 因为唐穆宗喜欢角抵之戏, 所以常常到警卫军中观看角抵训练和表演, “凡三日一幸”就说明唐穆宗来得多么频繁, 也说明皇家警卫的角抵训练是多么频繁。当唐穆宗看角抵看得高兴时, 就会对左右军大加赏赐, 因此也更加刺激了皇家军警参与角抵训练的热情。至于唐敬宗之时, 唐敬宗对于角抵的热情更高, 《旧唐书》卷十七云:“ (敬宗) 御三殿, 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朋、驴鞠、角抵, 戏酣, 有碎首折臂者, 至一更二更方罢。”这里的“两军”也是指的“左右金吾军”, 唐敬宗来到左右军营里, 也是为了观看“两军、教坊、内园分朋、驴鞠、角抵”, 这时的角抵比赛已有军警、杂耍艺人和相扑队员共同进行, 所以更激烈, 以至于角抵到有人“碎首折臂”的程度。从这段记载还可以看出, 不但左右军有分朋 (相扑) 、角抵的军事体育活动, 他们还时常与教坊、内园里的杂技演员们进行这方面的比赛, 这样的比赛一定很精彩, 吸引得皇上也前来观看。

因为皇帝喜欢角抵运动, 保卫皇宫也需要这样的力量型的人物, 所以选拔皇宫警卫时, 就会有意地选择一些擅长于角抵的人才。在宋人所著的《角力记》一书中, 有力量强大的京兆左军张季弘“勇而多力”的记载, 张季弘是左金吾军, 所谓“勇而多力”, 也是指其擅长于角抵运动。《角力记》还记有:“蒙万赢者, 唐僖宗咸通中, 选隶小儿园蹴踘, 以应奉和。寻入相扑朋中, 年方十四五。时辈皆惮其拳手轻捷。”这段记载说明, 这个名叫蒙万赢的少年原是唐僖宗于咸通年间选到皇家警卫队里的蹴踘手, 后又因拳手轻捷而被选入到相扑朋中当了相扑手, 也就是说, 皇家警卫里的某些高人, 常因其具有较高的角抵功夫, 也会被选到专业的相扑队里充当专职相扑手。而在唐代, 相扑就是摔跤的意思, 是和角抵差不多的一种军事体育项目, 相扑朋就是专业的摔跤队, 蒙万赢入选相扑朋, 就会成为更高层面上的角抵者, 不但给皇上表演角抵相扑活动, 更要给各国的来宾们进行精彩的角抵表演, 以展现大唐的国威。

因为角抵活动在军事体育中的重要地位, 所以唐代就形成了以角抵来破格选用人才的风气, 如《旧唐书》列传一百三十“李载义”条云:“载义少孤, 与乡曲之不令者游, 有勇力, 善俛彊角抵, 刘济为幽州节度使, 见而伟之, 致于亲军, 从征伐, 以功迁衙门都知兵马使。”

二、击鞠

击鞠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马球运动, 也称为“击球”、“打球”, 此类运动大概起源于汉代。汉高祖刘邦在经历了白登之围后, 痛感马匹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因此汉代重视养马, 也重视对军人和皇家军警进行马术的训练, 击鞠就是军事训练中的重要内容。1979年,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敦煌市西北的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发现了一个直径只有5.5厘米的木球, 原考古报告称其为“击鞠所用之球”。东汉曹植的《名都篇》中有“斗鸡东郊道, 走马长揪间……连翩击鞠壤, 巧捷惟万端”的诗句, 唐代诗人蔡孚的《打球篇》一诗里, 也描写汉代击鞠活动的情景, “德阳宫北苑东头, 云作高台月作楼。金锤玉姜千金地, 宝杖雕文七宝球”, 可见击鞠在汉代已蔚然成风。击鞠的方法是数人骑乘于马背上, 在马匹的快速奔跑之中, 以弯曲成月牙状的木杖或藤杆, 击打漆成红色或白色的木质球, 使球入球门或球穴, 以第一击入球或多击入球者为胜家。击鞠是一项高对抗性的运动, 要求所用的马匹体格强壮耐性良好, 能够在相互争抢碰撞中, 保持较高速度的奔跑灵活的变化线路, 骑手掌控马匹的能力比一般骑兵更高, 因此这项运动应当是集马术、球术与体力于一身, 在唐代尚武和养马成风的社会习俗之下, 击鞠这种惊险刺激的运动理所当然地列入皇家军警的训练项目之一, 这也与唐代以骑兵战术为主的作战方式很相当, 唐代马匹资源充足, 击鞠活动可以提高骑兵作战时的灵活性, 故唐代的两宫禁卫常常有击鞠训练项目, 在敦煌文书R3239《勃归义军节度使兵马留后使牒》中有云:“尘飞草动, 领步卒虽到球场。烈阵排军, 更宜尽终而效节。”

《新唐书·周宝传》记有:“会昌时, 选方镇才校入宿卫, 与高骈皆隶右神策军, 历良原镇使, 以善击球, 俱补军将, 骈以兄事宝, 宝强毅, 未尝诎意于人。官不进, 自请以球见, 武宗称其能, 擢金吾将军。以球丧一目。”这段文字明确地记载着唐武宗从击鞠高手里选拔人才的事件, 武将周宝为官不得意时, 就是凭借着击鞠技艺当上的金吾将军, 这说明一员武将如果击鞠水平很高的话, 往往可以破格提拔, 可见皇家军警对于击鞠水平的要求之高, 而大将周宝亦爱击鞠到痴迷的程度, 以至于为击鞠而失去一只眼睛。《资治通鉴》卷六十九记载:“各立马于球场之两偏以侯命, 神策军吏读赏格讫, 都教练使放球于场中, 诸将皆驮马趋之, 以先得球而击过球门者为胜, 先胜者得第一筹, 其余诸将再入场击球, 其胜者得第二筹焉。”

唐代皇上都是击鞠运动的爱好者, 《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景龙三年十一月, 又遣其大臣尚赞吐等来迎女, 中宗宴之于苑内球场, 命驹马都尉杨慎交与吐蕃使打球, 中宗率侍臣观之。”《封氏闻见记》亦记载云:“景云中, 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 吐蕃赞卜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 请与汉敌。’上令帐内试之。决数都, 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 风回电激, 所向无前, 吐蕃功不获施。”这段文字生动地记下了唐玄宗与吐蕃人进行击鞠比赛的场面, 身手不凡的唐玄宗以四人对吐蕃十人并获胜, 在球场上展现的是大唐青年王子的飒飒英姿。

唐穆宗也是一个热爱击鞠运动的人, 《旧唐书》卷十六有云, “壬午, (穆宗) 幸右军击鞠”, 右军就是上文提到的负责长安城治安的巡查右金吾卫, 看来唐穆宗时常和这些青年军警们进行击鞠运动, 以至于在击鞠时唐穆宗身染重症, 双足不能行走:“庚辰, 上与内官击鞠禁中, 有内官欻然坠马, 如物所击。上恐, 罢鞠升殿, 足不能履地, 风眩就床。自是外不闻上起居者三日。” (《旧唐书》卷十六)

至于到了极度热爱声色犬马的唐敬宗时, 他对于击鞠的热爱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 以至于通宵让警卫们陪他游戏, 《旧唐书》卷十二记载:“寒食节, 上 (指敬宗) 与诸将击鞠于内殿。”这种过度的游冶击鞠活动已达到皇宫警卫都无法忍受的程度, 《资治通鉴》记云:“十二月, 辛丑, 上 (指唐敬宗) 夜猎还宫, 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及击球军将苏佑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二十八人饮酒。帝方酣, 入室更衣, 殿上烛怱灭, 刘克明等共谋害帝。”

摘要：武则天于长安二年始置的武举制度, 其选拔武举人的比赛项目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 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等, 不但提升了唐代社会习武的热情, 更提出了对技艺和身材的要求, 从而推动了唐代的军警体育活动的发展。

关键词：唐代军警,体育,角抵,击鞠

参考文献

[1]旷文楠.中国体育史话[M].成都:巴蜀书社, 1989.

[2]潘孝伟.唐代体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5.

[3]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唐代休闲娱乐体育活动的探源 篇7

1 唐朝休闲娱乐体育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

(1) 唐朝疆域辽阔。《新唐书》 (卷四十一) 记载:唐王朝“北殄突厥颉利, 西平高昌, 北踰阴山, 西抵大漠。” (2) 唐朝交通便利。开凿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大运河, 促进了南方和北方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从西安修建了通往全国各地的交通网。 (3) 唐朝民族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 民族冲突尖锐, 各民族不稳定的政权加剧了民族之间的分裂, 出现了民族随融合共处但矛盾重重的局面, 唐王朝时期对少数民族给予平等民族政策, 各民族之间平等相处, 友好往来, 所以唐王朝国内居住着来自各地归属于唐朝的众多民族, 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也带动了民族体育的发展, 不同民族之间的体育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借鉴, 共同发展进步, 呈现出一片文化大繁荣的局面。纵观两晋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历史前后的数百年内, 社会动荡不安, 体育发展顾此失彼的不平衡局面来看, 只有唐王朝三百多年内, 堪称中国古代体育最具辉煌的里程牌时期。

2 唐代休闲娱乐体育的勃兴

2.1 击鞠的盛行

击鞠就是马球运动。唐朝有三种击鞠方式, 一种为骑马击鞠, 也被称为“大打”;另一种骑驴击鞠, 也被叫做“小打”;还有一种就是徒步击鞠, 也被叫做“步打”。在唐代, 马球运动十分兴盛。据史书记载许多帝王都喜欢击鞠, 太宗、中宗、玄宗、宣宗、敬宗、熹宗、昭宗等都是出名的击鞠运动高手。[1]在军队训练中, 击鞠作为一种提高马上征战、骑兵骑技的训练手段而等到高度重视, 从击鞠运动中训练并培养作战能人, 唐朝击鞠球场很多, 各地驻军, 广泛开展击鞠比赛, 不但皇族、军队喜欢击鞠, 就连那些参加科举考试的书生也喜欢这项运动, 这些书生走出科举考场之后, 又变成身手敏捷的击鞠手, 除此之外, 妇女、老人也喜欢击鞠, 他们大多骑驴而不是骑马, 所以也称她们的娱乐方式为驴鞠。《封氏闻见记》记载, “唐中宗景龙四年, 吐蕃使者到长安迎娶金城公主, 吐蕃和唐之间还举行了一次马球比赛”, 在唐玄宗年间, 击鞠也被列为军队必练的技术作业[2], 足见击鞠运动在唐朝的盛行。而且, 唐代击鞠比赛规则已十分正规, 比赛分两队, 球场有类似于今日足球比赛的球门, 两队队员分别骑马排列在球场两边, 裁判将球放在场地中央, 两边队员骑马追逐, 球赛开始, 最后以先得到球并投入球门内为胜利。

2.2 围棋游戏的盛行

唐朝围棋棋风很盛, 达官贵人、文人、学士甚至妇女都迷恋于围棋, 唐朝诗人和文学家流传下很多和围棋有关的诗作, 像皮日休的著作《原奕》, 深刻分析了围棋的起源, 围棋的特点和围棋深受人们喜爱的原因等;徐铉的《围棋义例》, 探讨了围棋取胜的多种战术, 并详细说明了每个战术灵活运用的具体方法。围棋在唐朝不但深受各个阶层人的喜爱, 而且出现了很多围棋高手, 唐朝文人王积薪就特别迷恋围棋, 《云仙杂记》记载说王积薪只要是出去郊游“必携围棋短具, 画纸为局, 与棋子并盛竹筒中, 系于车辕马间。道上虽遇匹夫, 亦与对手。胜则徵饼饵牛酒, 取饱而去。”唐朝宫廷内专门设有棋手培养的组织, 据说唐玄宗酷爱围棋, 每天都要找棋手与他对上几个回合, 他甚至在逃难的时候都不忘下围棋, 路上还有带上围棋手, 唐玄宗时, 日本派围棋高手使者来唐朝觐见, 唐玄宗命国手顾师言和日本使者对弈, 顾师言万分小心终于战胜了日本使者, 可见围棋在唐朝已经成为一种交流手段, 促进了不同地区甚至国际间的友好往来。

2.3 拔河的民间普及

拔河在中国古代有“施钩”、“牵钩”、“引钩”等多种叫法, 到了唐代第一次被称为“拔河”, 从此, 拔河的说法便流传下来。起初, 拔河只在民间开展, 其组织方法和现在已经基本相似, 而且在唐朝拔河比赛就已经形式多样, 有两人的拔河对抗, 也有多人的拔河对抗, 因其趣味性、娱乐性极强, 后来也成为唐朝宫廷中的主要娱乐活动。据史料记载, 唐朝宫廷拔河比赛开展形式有两种, 一种是文武大臣之间的拔河比赛;另一种是宫女们的拔河比赛。唐朝举行过多次盛大的拔河比赛, 规模声势相当壮观。

2.4 叶子戏

纸牌的一种玩法, 叶子戏可以说是现在扑克, 麻将的始祖。叶子戏是一位叫张遂[3]的天文学家最早发明的, 所以唐代是纸牌发源朝代, 叶子戏第一次出现在唐朝宫廷中, 因为这种游戏采用的工具是像树叶那么大的纸牌, 为了人们便于理解, 所以取名为叶子戏。作为一种业余时间娱乐的休闲手段广泛流传于民间, 但随着叶子戏玩法的逐渐演化, 其休闲娱乐的文化价值越来越弱, 而输赢取胜的欲望越来越高, 以至于后来逐渐演变成现代的扑克、麻将等赌博游戏。

2.5 角抵娱乐

唐朝宫廷内、军队间、民间经常开展角抵运动, 主要用于娱乐和休闲。唐代帝王从玄宗到文宗、武宗再到熹宗、昭宗都喜欢在军中观看角抵戏, 每次都是“极欢而罢”, 民间角抵比赛凶猛之势不敌军中, 军中角抵者被打死的和四肢致残致伤的屡见不鲜。晚唐时期, 宫廷内专门设立了角抵组织, 即相扑朋, 曾经出现了一名非常勇猛的相扑手, 名叫蒙万赢, 他从14岁开始就加入角抵组织, 经历了唐朝三代帝王, 其人拳手轻盈, 所向无敌, 得到奖赏无数, 是一位杰出的角抵高手。[4]

2.6 其他节令体育活动

唐朝用于消遣娱乐的文化活动十分丰富, 很多运动项目完整的流传至今, 如唐朝元宵佳节赏灯, 元宵赏灯堪称一项全国的体育节日运动, 上至皇宫贵族, 下到黎民百姓, 宫中的嫔妃宫女也允许在佳节时到宫外夜游赏灯, 街头小巷三天都是灯火辉煌, 场面热闹非凡。唐代元宵节开展的活动, 除了夜游观灯外, 还有多种多样的歌舞表演活动。唐朝端午节举行的划船比赛, 也称竞渡运动或者龙舟运动仍开展至今, 还有春游和九月九日重阳节开展的登高活动、抛球等节令体育活动。总之, 唐朝很多节令体育活动开展十分丰富, 为现代的民间体育开创了先河, 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3 唐代休闲娱乐体育文化发展的原因

3.1 唐王朝政府的高度重视

唐朝的各项休闲娱乐体育活动的开展都受到唐王朝政府的的全力支持, 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皇室与贵族们喜欢体育运动, 历代皇帝都身体力行参加体育活动;另一方面是休闲娱乐体育也能增强体力, 提高士兵们的战斗能力, 唐朝皇帝高度重视马球运动, 因为马球运动能使士兵们变得骑马矫健有力, 还能培养果断的思维能力和坚强的意志品质, 军队里每年都要组织大型的马球比赛, 皇帝亲自场观看并奖赏获胜者。

3.2 唐王朝政策开明

唐王朝有开明的民族政策, 至今海外有人还称中国人为“唐人”, 可见, 唐王朝对各族人民大融合影响深刻。唐王朝允许女子参加体育活动这是史无前例的, 这种宽容的社会开放政策, 把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融合在一起, 大大削弱了封建社会对女子的束缚和禁忌, 在唐朝, 女子可以和男子一样抛头露面, 一样参加体育运动, 妇女蹴鞠、妇女驴鞠、妇女骑射和女子舞蹈等广泛开展。

3.3 唐王朝经济的繁荣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唐朝政治稳定, 经济繁荣。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无不卓显出唐王朝的盛世景象。唐代大诗人杜甫诗文名句中这样描述:“忆昔开元全盛日, 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仓廪俱丰实。”充分表达出当时农民的生活富裕景象。人们安居乐业, 余暇时间充裕, 尤其农闲时, 男女老少都能广泛参与到休闲体育活动中。

4 结语

综上所述, 唐朝休闲娱乐体育活动为休闲体育文化的发展和交流, 传播与创新开创了一条先河, 为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创造了繁荣景象, 对唐代休闲体育文化的研究没有止境, 希望更多的专家和体育学者从不同视角进一步丰富和研究, 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体育史教材编写组.体育史[M].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60.

[2]冯国超.中国传统体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20.

[3]张瑜波.唐代体育休闲文化考略[J].兰台世界, 2012 (9) :38.

唐诗与唐代体育的研究综述 篇8

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极其辉煌灿烂的时代,唐朝完全改变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弱清谈的社会风气,社会尚武之风盛兴。统治者注重武功,体育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描写唐代体育活动的文献数不胜数。

1.1 研究唐代养生体育,军事体育的文献

(1)罗时铭的《孙思邈养生思想初探》。作者分别论述了孙思邈养生思想的自然说、动静论、卫生观、饮居法,并对其养生思想的形成和影响加以概述。后来,罗时铭先生作又发表了《孙思邈养生思想再探》又从保神、练气、养形三个要素,对孙思邈的养生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并提出要以辩证、联系的观点看待其思想。

(2)王俊奇的《白居易的“养生之道”》。作者总结白居易长寿的秘方,主要得易于动静交养,注重劳动健身和长时间的登险攀高的身体锻炼和静坐气功养生。

(3)高松山的《唐代军事体育略考》。作者认为唐代特别重视军事体育活动,军中的各种活动都同体育密切相关。唐代选拔军事人才以军事体育才能为主要标准,其主要体育活动包括舞剑、投石、蹴鞠、田猎、负重。

1.2 研究唐代球类活动的文献

(1)左从现,潘孝伟的《唐代马球运动发展分析》。作者对唐代马球运动流行的范围和周期问题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唐代马球运动流行于上层社会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当时封建经济发达的背景下,唯有富裕而有闲的上层社会才具备开展高标准、高消费的马球运动的经济实力。中国古代马球运动兴衰演变的过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流行周期。其中,马球运动在唐代发展的过程,则相当于这一周期的上升阶段和高峰阶段。

(2)张兆才的《唐代马球兴盛与衰落的社会原因》。文中指出,初唐到盛唐时期是唐朝马球缓慢兴起到蓬勃发展乃至鼎盛的时期,盛唐以后,马球运动逐渐衰落,作者结合历史背景对其兴衰原因作了全面的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政治稳定是马球兴盛的条件,繁荣的经济是马球蓬勃发展的基础、政治的动荡与经济的凋敝造成马球的衰落。

(3)王江云的《唐代马球运动的兴起与规则要求》。作者认为唐代马球运动不仅是训练骑术和马上砍杀技术的重要手段,也是一种很好的娱乐运动。由于唐朝皇帝的倡导,马球运动在军中将士、王公贵族乃至文人中深受欢迎,唐代的马球场与马球比赛规则也都有一套严格的规定。

(4)邢新强的《唐代驴鞠小考》。作者通过传世史籍、敦煌文献、出土文物等资料,指出唐代皇帝、军队、女子举行驴鞠运动的情况,并总结驴鞠具有激烈程度不一、击鞠姿态婀娜等特点。

(5)刘克俭的《唐帝国与马球运动》。作者通过研究二十余位皇帝酷爱马球活动,并认为他们对马球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我们了解唐代的马球运动提供全面系统的依据。

(6)苗福盛,刘祥燕的《唐宋蹴鞠对比研究》。作者结合唐宋不同的社会发展背景,从场地与器材、参赛人数及踢球方法、服装、观众几个方面对唐宋时期蹴鞠方法进行对比研究。

1.3 研究唐代对外交往中的体育文献

(1)梁全录的《唐代“丝绸之路”上的围棋》。作者首先对围棋进行历史追溯,而后通过壁画等史料论证,唐代“在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吐鲁番地区围棋兴盛情况。并说明唐代敦煌围棋沿“丝绸之路”在广泛传播,断想随着文化、佛、艺术的交流,围棋这一瑰宝,可能正是由这条“丝绸大道”遂渐传入亚欧各国。

(2)高朝阳的《九姓胡对唐代体育的影响》。文章以欧亚体育交流的全球史观为出发点,通过考察唐代汉文化与西域中亚绿洲陆桥文化的交流,探讨唐代九姓胡文化沿丝绸之路北道的传播交流对唐代体育文化的影响。

(3)许万林的《丝绸之路陇右文化与唐代长安体育的繁荣》。以唐代丝绸之路的体育文化交流为背景,探讨了陇右文化对唐代长安体育的影响。研究认为:陇右与周、秦、唐王朝的历史渊源造就了唐代三秦文化社会劲悍尚武的民族精神,文化的二元结构使陇右地区成为华夏与域外体育文化的熔炉,实现了异质体育文化的本土化过程,陇右繁荣的体育文化是唐代体育的有机构成,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4)薛廷利,李金梅的《唐代中外体育文化交流及其历史意义》。作者对唐代中外体育文化交流的内容、特点及历史意义进行论述,为继承和弘扬东方传统体育文化、促进东西方体育文化的融合提供借鉴。

1.4 研究唐代女子体育、双陆及拔河活动的文献

(1)刘芳梅的《试论我国唐代女子体育活动的特点及其原因》。作者通过对唐代女子体育活动的特点及其原因作一探究,对于探索我国古代女子体育史和发展我国现代女子体育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2)苗福盛,刘祥燕的《唐代女子体育试探》。作者研究论述唐代女子体育开展的项目:蹴鞠、马球、步打球、踏球、骑射、拔河、秋千、赛舟、踏青、舞蹈、剑术、围棋、游泳等,为女子体育发展提供借鉴。

(3)王永平的《唐代的双陆与握槊、长行考辩》。作者对双陆与握槊、长行的两种棋类游戏进行考证。纠正了人们误将长行当双陆,解释了两者的相似与不同,而且帮助我们了解了唐人的闲暇娱乐活动。

(4)袁刚的《唐人拔河游戏》。作者首先对拔河游戏进行历史追溯,并从史料中挖掘出盛唐时期宫廷里,皇帝、宰相、侍臣、宫女拔河游戏的开展情况,并结合唐代历史背景分析其原因。

2 关于唐诗中的体育研究

(1)李国华的《唐代的两首马球诗》。作者试译了两首马球诗,用对比的方法加以分析,用历史事实加以检验,分别得出有益的和惨痛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2)刘评的《唐诗里的体育活动》。文章中写道唐诗中描写最多的马球、蹴鞠、舞蹈、狩猎、拔河五项活动,并结合盛唐诗歌豪放热情的诗笔风格加以分析,得出以体育活动为题材的唐诗特点即是勇敢激烈、富有进取精神。

(3)赵加令的《<全唐诗>里的球类游戏》。作者认为《全唐诗》里的球戏描写可分为蹴鞠、打毯两种。分别对他们进行历史追溯,重点描述唐代球戏的开展状况、打球人的技术水平以及女子打球活动。并说明唐代球戏的盛行与统治者的提倡和参与是分不开的,皇帝的提倡下,球戏充分发展,宫廷内外、贵族家庭都设有场地,开展普遍。

(4)程云峰的《唐朝诗人笔下的女子体育体育运动》。作者从唐朝浩瀚如烟的诗文入手,分析唐朝女子所从事的体育运动。如:蹴鞠、射箭、秋千、乐舞、击鞠、围棋等,研究表明唐代女子体育活动不论形式还是普及程度都是空前的。

(5)王俊奇的《唐代诗文中的马球》。此文概述了《全唐诗》中的二十首描写马球的诗,其中宫廷诗占了多数,其次有反映文人、军队、学士、豪侠少年的诗文。作者表明,写这些马球诗的作者多有名望,而且多为宫廷应制诗,故而这些诗文反映真实。

(6)张联举的《论唐诗中所见的宫女体育活动》。作者认为生活在皇宫大内的女性进行体育游乐主要目的在于释放郁闷、消闲健体。并列举蹴鞠、驴鞠、步打、围棋、舞蹈等活,展现唐代女性自由奔放、自强不息的精神面貌。

(7)李娜的《由唐代诗赋看蹴鞠运动》。作者从反映唐代蹴鞠运动的唐代诗赋中,找出唐代蹴鞠的发展演变轨迹。发现在唐代有“充气蹴鞠”的发明和“双球门”的出现,以及女子蹴鞠的兴起。

(8)朱晓平的《全唐诗中的体育休闲》。作者通过对《全唐诗》中有关体育活动的分析,对经典体育诗句的赏析,对唐代参加体育休闲的群体和体育休闲方式的归纳、分类,展现唐代体育休闲活动的丰富多彩和参与群体的普遍性。

4 结语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古代体育的文献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唐代体育备受人们关注,其内容几乎涉及古代体育的方方面面,如唐代体育活动项目研究、唐代体育文化现象研究、特殊人群或特殊阶层体育活动研究、唐代的域外体育交流研究等。很多作者励志研究,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对文献梳理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四点:

(1)研究唐代体育的文献虽然多,但是研究不够深入,多从史料中挖掘相关资料,而后进行描述性研究。让人们知道在唐代体育的开展状况,但并未道明原因。

(2)近年来,对唐代体育的研究者越来越多,但是大多各自从唐代汲取一个项目或几个项目来写,研究不够全面、均衡。如研究马球、舞蹈的篇目很多,而研究拔河、竞渡和女子体育的文献却很少。

(3)尽管研究唐代体育的文献很多,但以唐诗为视角来研究唐代体育的文献很少,即便有也是多研究唐诗中的球类游戏,涉及的方面不全。

(4)唐代体育的发展除了倚仗客观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还离不开唐人的体育思想、体育意识。这种思想虽未能以文字的方式记录留传下来,但确实存在,它是构成唐代体育繁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这方面的研究少之又少。

摘要：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多元文化并存的朝代,千百年来,人们总是把一个朝代——唐朝,和一种文学体裁——诗歌联系在一起,大唐的繁华滋养出了豪迈奔放的胸怀和洒脱的诗句,大唐的灾难也激发出了凄楚的哀叹和严厉的批判。众多的诗人记录着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共同描绘了一副大唐全景图。体育当然也不例外,文人舞剑,皇帝打球,就连女子也摆脱传统理念的束缚,走出闺阁,骑马射箭。文章论述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唐代体育、唐诗中体育的研究,希望为研究唐代体育文化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唐代的体育文化 篇9

修史并不仅仅是出版界、学术圈的事情。这套书地图众多，要送报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审核，有时因两国标准不同，经历过三次退稿。中日关系紧张时，许多日本学者担心出版流产，但最终幸免。不过，这套书的最后两卷《巨龙的胎动：毛泽东与邓小平》和《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并未收录进中文版内。

这12本书，从夏王朝开始，一直到现代，皆由特定历史阶段的最著名学者撰写。但这同样是一本大众读物，虽然知识严肃，但表达十分活泼，常可见撰写者个人的特色和笔触，并没有教科书式的语感。本套书的目标读者是日本人，撰写者常常有意与日本历史和现实进行对比，在道德和说教上，也有鲜明的日本意识。以《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为例，可管窥一斑：

宋代社会以科举制度为轴心展开。皇帝选拔候补官员的理念得以实现，这是一个赋予考生名誉、培养忠诚心的非常巧妙的制度。科举官僚们与唐末的官僚不同，他们没有有朝一日自己当天子号令天下的野心，具有维护给予自己荣华富贵的王朝体制的保守心理。

王安石在变法中，将《孟子》与《论语》正式并列为儒教重要经典。此后程颢、程颐对《孟子》的重视，以及朱熹对此的继承和发展，从此确立了《孟子》经书的地位。因此，孟子的最大“推手”其实是王安石。

12世纪朱子学的诞生和13世纪朱子学的体制化，从理念上消灭了唐朝的权威。以唐朝为模范的国家建设时代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高举朱子学政治理念的政权在东亚各地诞生。

现代一般将朱子学放在“哲学”的范畴中理解，与古希腊思想、近代德国观念论并列。但与本来就存在生成论、存在论、唯心论、唯物论等范畴的西洋哲学不同，中国从来没有这些区分。用这些概念作为分析朱子学的框架有一定的意义，但仅就此认为搞懂了朱熹，笔者持有朴素的疑问。

宗教的本土化是理解朱子学的重要方面。唐代儒教没有解决教义中“心性”的部分，即没有充分关心人的精神问题。自中唐以后，佛教和道教都积极关心人的精神，至北宋，程氏兄弟创立“天之理”的概念，通过全面信赖“天理”来陶冶内心，给“心性”问题一个答案。

王安石在变法中，将《孟子》与《论语》正式并列为儒教重要经典。此后两程和朱熹对此的继承和发展，才确立了《孟子》的地位。因此，孟子的最大“推手”其实是王安石。

朱熹大量引用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观点注释四书五经，既经得起训诂学考验，互相之间也具有整合性、系统性，适合科举文化，夺取了科举考生必读书的霸主地位。宋代印刷技术发达，被道学所用，扩大自己学派的影响。没有印刷技术，朱子学的普及是不可想象的。

南宋以后宗族的普及与朱子学的发展，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地方名公多为朱子学系统的人，地方统治的理想形态为：“我作为一个判官虽然只有跟别人差不多的能力，但是我追求的，却是没有诉讼的社会。”如果按这个标准来看现在称霸世界的某个大国，实在是令人感慨万端。

直到唐代为止，穷人一直都被称作贱民或者奴婢，是一种私民现象；可到了宋代，基本上全部作为佃户良民登记。单婚家庭的小农经济取代了大规模的庄园经济，政府在政策上根据传统的亲民思想要保护取得自立的农民家庭。这是宋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庶民终于成为政治关心的对象。

清朝对宋代的态度有两面性：推崇宋士大夫的理念，但对华夷思想十分敏感。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作为一个开放的和平文化国家的宋朝的形象。王安石的新法，也作为一种早期对近代社会的追求而受到高度评价。李约瑟认为宋代科技达到当时世界最高水平。宋代在许多方面，至今发挥着激发汉族民族主义感情的重要作用。

宋代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关系十分特殊，存在于我们（日本人）内心深处。日本人通常认为的所谓“日本的传统”，根植于宋代文化，现代日本可以说是宋代文化的继承者。换言之，现代中国并非中国古典文化的唯一正统和独占的继承者。认识到宋王朝的统治版图与今日中国的国境线并不一致，认识到宋代文化远远超出其统治区域，才是我们今日研究宋史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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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女子体育活动的多元化分析 篇10

关键词：唐代,女子运动,体育活动,宫廷,多元化

唐代是我国华夏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 唐朝对于我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唐代国势强盛, 文化繁荣, 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国家经济的繁荣, 文化交流的频繁,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的文化包容氛围使唐朝文化与世界各民族先进文化相融合, 在经济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之上, 唐代军事和武举制度为民间体育运动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氛围[1]。蹴鞠、马球等多种体育运动风行一时, 使参与体育活动的人数不断增多, 女性也能够参与到大众体育活动之中, 因而造成当时女子运动这一大特点。

一、唐代女子体育活动多元化的背景及原因

唐代国力的强盛和经济的繁荣是推动社会文化发展和交流的巨大动力, 唐代女子体育活动的发展也可谓是“盛况空前”, 在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基础上, 唐代文化盛极一时, 为女性提供了广泛的精神愉悦空间, 女子体育运动在一个层面上提高了女子的社会地位, 但这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需要。开放的女子运动空间与唐朝、世界频繁的文化交流, 具有紧密的联系, 同时也促进了唐朝体育活动的多元化发展[2]。唐朝女子以肥为美, 如反映唐代宫廷生活的《捣练图》中宫女的体态特征丰腴, 反映出当时社会富裕的物质条件, 而宫女们的生活也变得丰富起来, 她们对当时的“时尚”的看法, 是追求体格的强健与力量之美, 同时也是为了迎合统治阶级在宫廷娱乐中的审美需求, 因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宫廷体育活动。社会审美观的变革促进了女子体育活动的逐渐兴盛。唐代政治开明, 文化繁荣, 是女子体育活动能够从宫廷到民间普及的一项重要保障。由于前朝胡汉杂居, 隋代的开明民族政策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礼教对于女子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从唐太宗即位一直到唐朝末期, 执政的君主都能够虚心接受各民族文化的融合, 使全民体育活动的发展不断普及和繁荣;再加唐初战乱, 各民族与各地军阀混战, 也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吸收, 对周边的突厥、高丽、龟兹、天竺等国家文化都有广泛的吸收, 使唐代女子体育活动的种类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这些政治、文化条件的促进和推动下, 唐代女子体育活动才能够不断向多元化普及发展, 成为我国女子体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

二、唐代女子马球诗赋化描写

打马球, 亦称击鞠, 也称“打球”、“击球”, 这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球类项目。宫廷所用马球是用质轻韧性好的木料制成的, 空心或实以柔物, 球大若拳, 外涂红漆, 彩绘花纹, 亦称“彩球”、“画球”、“七宝球”、“香球”、“珠球”等。球杖为木质, 长数尺, 杖头一端呈月牙形, 亦绘有彩色花纹, 类似今之冰球棍。如蔡孚《打球篇》记载:“德阳宫北苑东头, 云作高台月作楼。金锤玉蓥千金地, 宝杖雕文七宝球。窦融一家三尚主, 梁冀频封万户侯。容色由来荷恩顾, 意气平生事侠游。共道用兵如断蔗, 俱能走马入长揪。红鬣锦鬃风骡骥, 黄络青丝电紫骝。奔星乱下花场里, 初月飞来画杖头。自有长呜须决胜, 能驰迅走满先筹。薄暮汉宫愉乐罢, 还归尧室晓垂旒。”

引文中写到了球和球杖的外形。至于游戏规则, 则是在马上持鞠杖击球, 往来驰逐, “以先得球而击过球门者为胜”, 因此打马球不仅要练球技, 还要习马术。

唐代皇帝多好竞争激烈的马球, 故唐代宫廷大内中马球之风尤甚。据史书记载, 宫廷内马球场有多处, 一般长120米, 宽50米, 且质量考究, “平望若砥, 下看如镜”, 因此可看出击鞠在唐代宫廷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唐诗文句对此也多有描述, 如张籍《寒食内宴二首》:朝光瑞气满宫楼, 彩纛鱼龙四面稠。廓下御厨分冷食, 殿前香骑逐飞球。花蕊夫人《宫词》之二十二:自教宫娥学打球, 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认, 遍遍长赢第一筹。王建《宫词一百首》之十四:新调白马怕鞭声, 供奉骑来绕殿行。为报诸王侵早入, 隔门催进打球名。

三、唐朝女子的体育活动多元化表现

1. 彩球戏。

彩球戏在唐代又被称为“踏球”或者“抛球”, 是唐代女子中特别盛行的体育活动。彩球戏的几名女子互相抛、传彩球, 这是对“抛球”定义的具体表现, 另一种表演方法是女子踩踏在大木球上表演各种杂技以及舞蹈动作, 这需要相当高超的技术才能办到。李白在《宫中行乐词八首》中写道:“素女吹佩球, 天人弄彩球。”[3]表现出女子彩球戏活动的高超技艺。

2. 步打球。

步打球在唐代与“驴鞠”或者马球的形式很相似, 只是步打球是不适用坐骑进行的一项球类运动, 其规则与马球一致, 在现代体育运动中更像曲棍球运动, 参赛者的身体接相对较少, 因此安全系数很高, 因此在唐代女子中, 对于步打球的喜好超过了“驴鞠”。步打球的竞技效果更突显出娱乐模式, 《宫词》中就有对步打球的场景描绘:“殿前铺设两边楼, 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 上棚先谢得头筹。”

3. 百戏。

所谓百戏, 在今天看来就是我们常见的杂技表演, 唐代百戏中的活动包括杂技幻术 (如吞刀、吐火、扛鼎德不孤) 、乐舞表演、动物模仿等活动, 杂技是一门博大精深的民族艺术, 在表演高超技艺的同时还能融合部分戏剧表演艺术, 表演形式多样, 成为宫廷和民间节日中的重要娱乐活动[4]。唐代女子在百戏中大多表演歌舞艺乐, 以音乐伴舞, 以歌舞配乐, 称为百戏。

4. 剑器舞。

所谓剑器舞就是“以剑术起舞”, 唐代盛行武举制度, 因此剑器舞的表演在唐代十分盛行, 表演者手持长剑, 根据乐曲的旋律将剑术的技艺与舞蹈技巧巧妙地融合起来, 大多宫女乐师都会剑器舞表演, 这也是为了迎合统治阶级娱乐审美的特殊需要[5]。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中对剑器舞的表演技艺进行全篇描述, 盛赞技艺之高超, 舞技之脱俗。

5. 乐舞。

唐代女子的乐舞又分为“软舞”和“健舞”两种主要形式, “软舞”的节奏舒缓, 乐曲缓慢, 动作柔婉, 注重情感的表达;“健舞”则采用刚健明快的节奏类型, 动作轻快有力[6]。这类舞蹈是中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 其中以“健舞”为代表, 结合了龟兹艺术和波斯舞蹈的精华所在, 尤其是当时盛行的“胡旋舞”中的技巧对于“健舞”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6. 拔河。

拔河运动的产生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 拔河是一项民间性体育活动, 既有充分的趣味又能起到强身健体的效果, 因此不论是在宫廷还是军队、民间, 拔河活动总是能够获得最广泛的参与。唐代女子也广泛参与到拔河项目中, 最初是在宫廷中的“百戏”里有拔河的出现, 后来逐渐发展成一项趣味性活动, 唐中宗就曾有“幸玄武门, 与近臣观宫女拔河”。

7. 踏青。

踏青是唐代特有的户外休闲活动, 如果放在今天, 就像是我们通常出门的户外散步游玩一般简单。只是唐代儒雅之风盛行, 使踏青也变得诗意化存在了。在唐代文献中, 对于长安曲江池的踏青描写居多, 女子在春暖花开的季节与家人朋友共同出行游赏。杜甫的《丽人行》中就有“三月三日天气新, 长安水边多丽人”。

8. 秋千。

唐代踏青游玩的项目中, 荡秋千成为社会的“时尚”之风, 上到王氏宗亲, 下到平民百姓, 对于荡秋千这项活动都十分喜爱, 民间女子对于秋千极其热衷, 曾有唐玄宗与妃嫔在宫廷内荡秋千玩乐的场景, 并有史料以“半仙之戏”对场景进行记载。

9. 骑射。

唐代是骑射运动的发展阶段, 自宋代达到了骑射运动发展的巅峰。由于唐代胡汉杂居, 在军事上一直向突厥以及吐蕃等民族学习和借鉴, 因此把骑射活动当做是生活运动的必要环节。在考古发掘过程中的唐三彩女子骑射俑, 就把当时女子骑射的情境进行再塑造。骑射可以是用弓箭设靶, 在现代体育运动中就是骑术表演与移动射击的综合。

四、唐代女子体育活动多元化的特点分析

由于唐代政治文化处于高度开放的时期, 对儒、释、道能够兼容并蓄, 因此在思想意识上减轻了对女性的束缚, 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 妇女能够摒弃传统观念在公众场合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 尤其像马球、蹴鞠这类集体项目。因此, 唐代女性体育活动具有普遍性的特征, 能够在活动中表现出充分的集体参与度来。

唐代女子体育活动大多是宫廷表演项目, 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娱乐心理而专门组织进行的, 如乐舞、剑器舞、马球等, 这些体育活动中具有的娱乐成分较多, 并不是专门的竞技项目, 是一种享受体育活动与表演艺术乐趣的综合性活动。因此, 唐代女子体育活动具有明显的综合性。

唐代女子体育活动在不同阶级层面, 不同的地域特征下都有着广泛的发展, 体育活动的多元化是唐代文化繁荣的具体表现。同时, 女子体育活动表现出唐代高度开放的文化气息, 对各种陈旧的社会观念和思想束缚进行了解脱。唐代女子体育活动是我国体育运动发展的珍贵文化遗产, 同时也是华夏文化兼容并蓄的优秀体现, 为我国后期体育事业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历史基础。

参考文献

[1]胡琳.唐代女子体育活动探析[J].兰台世界, 2011 (28)

[2]程秋娟.我国唐代女子体育发展探究[D].广州师范大学, 2008.

[3]蔡志霞.唐代女子体育活动兴盛的社会学分析[J].陕西教育, 2011 (6)

[4]李金梅, 薛廷利.论唐代女子体育多元化兴起及开发唐代女子体育资源之现实意义[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10, 26 (3) .

[5]蔡志霞.唐代宫廷女子体育娱乐活动的分类研究[J].陕西教育, 201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