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法律（共4篇）
唐代法律 篇1
自我国从奴隶社会时期进入父权社会以来, 在漫长的几千年文明中, 女性一直处于男性的附属地位, 而人们对女性的要求也都是“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等传统思想, 一些具有革命意义和自主力过强的女性常被视为异端, 而能够坚守贞操的烈女则常被赞扬。从唐代的重要法律文献《唐律》中, 我们也能看出这个特征, 所不同的是, 在这种大的历史与社会环境中, 唐代法律对于女性的地位有了新的认知和要求, 如要求人们尊重女性等。本文将以《唐律》为例, 分析唐代法律对于女性社会地位、家庭地位等的规定, 并结合具体的法律事实对此进行说明。
一、唐代法律对女性家庭地位的界定
1. 女性对父母的家庭地位。
在为人妻、为人母和为人女三个身份中, 唯独为人女是不可选择的, 因此, 在作为子女这一身份中, 女性的法律地位值得首先注意。我国从《诗经》时代开始, 就有家里生小孩时男孩放床上, 女孩放地上的叙述, 这充分说明了女性在家里是不受重视的, 而婚前“三从四德”之一就是“从父志”, 这也说明了作为女儿, 女性在家庭中并不具有独立地位。这一状况到唐代后有了许多改观, 根据《唐律》户婚篇的规定, 如果在外的子女未经家中长辈同意是可以成婚的, 但如果发生不具有婚姻效益的男女关系, 法律就要对其进行制裁, 这充分说明了唐代女性在一定条件下拥有婚姻自主权。第二, 唐代女性有了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 不过根据《唐律》, 这远不能达到男女平等的地步, 女儿只有在家里没有男性时才具有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 这一规定虽远非男女平等, 但却是那个时代所能做到的最高的水准。最后, 与礼教中“长幼有序”的规定相符, 唐代家庭中年长的女儿在触犯法律、继承财产等方面还有更多的权利, 这也说明《唐律》中所体现的并不仅仅是“男尊女卑”。
2. 女性对子女的家庭地位。
为人母是女性入嫁到夫家生儿育女之后才出现的一个角色, 但需要说明的是, 如果此时夫家的丈夫及公婆在世, 那么女性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并没有大的变化, 虽然摆脱了父母的控制, 但还是受到“既嫁从夫”原则的影响, 一切受丈夫指挥。作为母亲与作为妻子的女性地位是交叉的, 在子女面前可能贵为“尊者”, 但在丈夫面前就会地位下降一层。所以作为母亲的女性地位只能在丈夫去世后才得以显现出来, 本部分将说明的是唐代法律规定的寡母的家庭地位。丈夫死后, 若家中没有公婆, 那么作为寡母的女性自然成为家中的长者, 对于子女已经成年的寡母来说, 丈夫死后要“夫丧从子”。但是《唐律》对于子女依旧幼年的寡母身份有了重新规定, 她就成为家里的家长, 拥有对子女的家长权、经济管理权和主婚权, 同时也要尽对于子女教育的义务。不过相比之下, 女性家长权的行使比男性要受限许多[1]24。
二、唐代夫妻关系中女性的法律地位
作为妻子的女性地位是唐代女性最为重要的一种家庭地位, 也是唐代法律对于女性地位说明最为透彻的一类身份。在夫妻关系上, 唐代律法的主要规定包括两部分, 首先是“夫尊妻卑”思想的继续蔓延, 第二点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要求丈夫要“敬妻”。
1.“夫尊妻卑”。
对于“夫尊妻卑”思想来说, 唐代首先表现在法律层面上, 把妻子、女性地位视为“卑幼”, 而且如果妻子冒犯丈夫或者犯其他罪行, 那么惩罚将会很严重, 罪行要比丈夫触犯妻子更为大。比如《唐律》中就规定, 如果丈夫殴打妻子致其受伤的, 那么要“减凡人二等”, 而妻子殴打丈夫使其受伤就要量刑一年, 更为严重的要三年, 殴打丈夫致其死亡则会被斩首。第二, “夫尊妻卑”的思想还表现在“妻从夫”上, 这就意味着唐代的女性不具有独立地位, 而是应该听从丈夫。对于妻子的法律规定也以丈夫为主, 这就突出表现在对部分特权阶层的女性处罚时, 量刑的轻重和等级完全取决于丈夫的官位高低。《唐律》中规定“若女许嫁已定, 归其夫”。这就意味着如果丈夫犯罪, 那么妻子要被“连坐”一起接受惩罚;反之, 如果妻子触犯法律, 丈夫则不必接受任何处分。最后, “夫尊妻卑”体现在“夫为妇天”, 妻子在家庭中所承担的法律义务要比丈夫承担的多许多, 并且妻子对丈夫的义务也比丈夫对妻子的义务要大。比如说, 《唐律》规定, 如果听到丈夫身亡的消息而“匿不举哀者, 流二千里;丧制未终, 释服从吉, 若忘哀作乐, 徒三年;杂戏, 徒一年;即遇乐而听及参预吉席者, 各杖一百”。反之, 如果妻子去世, 对于男性则没有这样的规定。从这一点中,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唐代法律在家庭方面对于女性的要求多且严格, 女性处于男性的附属地位。
2.“敬妻”。
在坚持“夫尊妻卑”思想原则的同时, 唐代法律还强调“敬妻”的思想, 所谓“妻者, 齐也”。在一定程度上, 《唐律》承认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 相关规定包括结婚、离婚、改嫁等问题。
对于结婚来说, 唐代社会要求结婚必须谨慎与重视, 如果“妄冒”而结成夫妻关系, 《唐律》中对于男方的处罚要严于女方,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保护女孩子。同时, 双方不能“违律结婚”, 意思就是双方必须要在订婚后, 根据婚约的具体内容, 在特定时间、地点, 举办特定规模的婚宴, 如果违反了这一婚约, 《唐律》对于男女的惩罚是一样的。与古代大部分朝代允许“一夫多妻”不同, 《唐律》严禁男性重婚, 如果男子“有妻更娶妻”则要受到一年的徒刑, 以保护女性的权益, 但是已经娶妻的男性是可以纳妾的。同时, 婚姻中男性不能够随意把妻降为妾, 而妾也不能随意升为妻。在离婚方面, 如果妻子嫁后所作所为符合法律要求 (尽管这种要求很烦琐) , 丈夫就不可以随意休妻, 否则要受到一年半的量刑,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丈夫的行为, 算是进步。改嫁方面, 《唐律》中默许了丈夫死后妻子的改嫁行为, 甚至唐初, 政府还鼓励寡妇改嫁, 并提供一些经济资助。当然, 这是唐初为了恢复人口所做的政策, 事实上大部分时间内, 即使法律允许, 社会对于改嫁的女子评价依旧很低[2]44。
“敬妻”是唐代法律对于女性家庭地位上升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但是它的每一条仍旧体现出来了封建时代惯有的对女性的限制。
三、唐代法律对女性社会地位的界定
1. 女性的教育权与结社权。
教育权是最基本的一项人权, 唐代的教育十分发达, 从官学到家学, 从中央到地方, 已经有了完整而庞大的教育体系, 所以唐代的读书人很多。但是, 在官学的招生简章和官学相关的律法规定中, 男性才是招收对象, 这就意味着女性进入官方学府学习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 相对的家学依旧提供了女性受教育的机会, 唐代鼓励兴办私学, 一些条件较好的大户, 通常会办家学教育子女, 让女性学会基本的读书认字。不过, 仅就教育权来说, 唐代女性的地位是极低的。
对于结社和集会权, 这是西方资产阶级时代后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而在唐代, 我们确实在唐代的史料中看到了女性结社的案例。比如说唐末时期敦煌一带就有了“妇女社”的女性结社。根据这种社团的契约文书来看, 社团内部有着严密的组织与纪律, 其基本原则也是一人有难大家帮, 她们通常都是一个地区附近的居民, 各自提供结社经费。虽然这种结社的目的较为朴素, 社团也比较单一, 但是她们已经有了结为团体抗争男性主宰权力的愿望和行动, 这一点是具有进步意义的[3]18。
2. 女性的入仕与升迁。
从入官与升迁来说, 唐代做官具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科举考试, 另一种是家族恩荫。首先, 参加科举考试的千军万马中, 竟然没有一个女性, 不论从乡试还是殿试, 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其次, 在特权阶层的家族恩荫中, 也是获得官位的一个途径, 不过唐代的继承权依然是嫡长子继承, 这就意味着女性是不具有继承恩荫做官的权利的。这两条道路都共同表明, 女性在唐代做官是一件极难的事。
当然, 唐代也有例外。这便是武则天掌权的武周时期, 由于女性皇帝掌权, 所以朝廷中例外地出现了部分具有才干的女官, 同时, 在宫廷内部, 也有了一些有实无名、掌握一部分权力的宫女。任用女官是武周时期的一个进步, 不过, 即使是女皇帝在位时期, 男性做官依然是占有统治地位的。
本文分家庭地位与社会地位两大部分, 具体分析了唐代法律对于唐代女性地位的规定, 并解读了其中的部分具体条款, 研究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应享有的权利和遵循的义务。本文认为, 虽然唐代法律对于女性的地位有着诸多的限制, 但是其中的进步意义不会被严苛的条款所限制, 总体来说, 《唐律》中对于女性地位的界定体现出了唐代“礼法一致”的原则和人性的关怀。
摘要：在唐代诸多法律问题中, 女性问题是值得关注的一种。本文将以《唐律》为例, 分析唐代法律对于女性社会地位、家庭地位等的规定, 并结合具体的法律事实对此进行说明。
关键词：古代法律,《唐律》,女性,社会地位,家庭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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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代婚姻法律制度的历史特质 篇2
一、唐代婚姻法律制度在本质上维护封建等级特权制度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成熟时期,婚姻制度方面的规范,体现了维护封建等级特权的要求。 首先,在无效婚姻问题上,《 唐律》 规定: “ 与奴娶良人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离之。 其奴自娶者,亦如之。 主知情者,杖一百;因其上籍为婢者,流三千里。 ”《 唐律疏议》 在解释时指出“ 人各有耦,色类须同。 良贱既殊,何宜配合。 ”该规定明确界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反映在婚姻家庭制度中,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之间是不能通婚的,如果违反了有关规定,不但要离婚, 而且要受严厉的刑事处罚。
其次,在夫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也集中体现了男尊女卑的立法准则。 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极不平等的。“ 夫为妻纲”的三纲五常思想成为确立夫妻关系的立法依据, 是调整婚姻关系的最高准则。 在唐代,男子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离婚权掌握在男子的手中。 唐律《 户令》 规定:“ 七出者依令: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 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 ”在这七种情况下,男子有单方面的离婚权。 虽然七出受到三不去的限制,但是仍能够体现男女在离婚问题上的权利不对等。此外,《 唐律》第326条规定“: 诸妻殴夫,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若夫告,乃坐。 死者,斩。 ”而《 唐律》第325条则规定“: 夫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 死者,以凡人论。 ” 从这两个条款可以看出,妻子打伤丈夫,要加重处罚,而丈夫打伤妻子,要减轻处罚。
最后,在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则方面,虽然规定了一夫一妻制,但是,男子是可以娶妾的。 体现了男女的不平等。 而且,婚姻的缔结不是男女双方主观意愿的表达,而是出于家族的考虑。如《 礼记·昏义》 云“: 婚礼者,将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从上述内容来看,唐代婚姻制度直接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立了夫妻关系中男女不平等,以维护封建的等级特权制度。
二、唐代婚姻法律制度的伦理化特质
“ 《 唐律疏议》 是一部以儒家礼教思想为指 导的伦理 化的法典。 ”[1]134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特质在唐代婚姻法律制度中得到了突出体现。 唐代的婚姻制度高度重视封建家庭伦理关系的维护。
首先,在婚姻成立的程序问题上,直接移用礼教规范。聘娶婚是我国古代最主要的结婚方式。“ 六礼”即是聘娶婚中的嫁娶程序。《 唐律疏议》 卷13“ 以妻为妾”条规定:“ 妻者,传家事,承祭祀,既具六礼,取则二仪。 ”这说明唐代沿用了前朝的规定“, 六礼”是唐代婚姻成立的必经程序。“ 六礼”是指“ 纳采”“、 问名”“、 纳吉”“、 纳征”“、 请期”“、 亲迎”。 我国古代婚姻法一直奉行父母包办子女婚姻的原则, 子女无权决定自己的婚姻。孟子说“: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空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唐代延续了这一传统。婚姻之事必须由祖父母、父母主持。 即使子孙在外,也应受到严格的限制。《 唐律》规定“, 为婚之法,必有行媒。 ”《 唐律疏议》卷1“4卑幼自娶妻”条规定“: 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 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意思是卑幼在外娶亲,已形成事实婚姻的,可以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若未成事实婚姻,则听从家长的意志。
其次,在结婚的条件问题上的规定,也反映了唐代维护封建家庭伦理秩序的需求。“ 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两年;缌麻以上,以奸论。 ” 诸同姓不婚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人伦道德方面的考虑。 如《 白虎通· 姓源》提到的“ 不娶同姓者何,重人伦,防淫佚,耻与禽兽同。 ”二是政治方面的考虑,附远厚别,加强异族之间的联系。 三是自然选择规律, “ 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但《 唐律疏议》 中对同姓不婚有例外规定。 因 “ 祖宗迁易,年朝浸远,疏源析本,罕能推祥,则不在禁例。 ”《 唐律》 规定“: 同宗五服以内亲属,外亲,姻亲有服亲属尊卑之间为婚,及娶同母异父姐妹,妻前夫之女,均以奸论,处徒三年”,体现了中国古代极为重视伦常[2]58。 再如禁娶逃亡妇女为妻妾、禁和娶人妻、禁先奸后婚等。 通过这些禁止性规定,有效地维护了封建的伦理道德体系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对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3]176。
最后,在奸罪问题上,凡人犯奸与亲属犯奸处罚存在明显的差异,亲属犯奸重于凡人犯奸。如唐代凡人和奸各徒一年半,强奸者徒二年( 无夫)和二年半( 有夫),若有人奸父祖妾、伯叔母、姑、姊妹、子孙之妇及兄弟之女者,一律处绞刑,比凡人重五、六等。而且,亲属之间犯奸,血缘越近处罚越重。 这是唐代婚姻法律伦理化和伦理化愈益深入的表现。
三、唐代婚姻法律制度的刑罚化特质
中国古代法律具有公法文化的特征。对于违反婚姻法律制度的行为,《 唐律》 中多以刑罚的方法进行处罚,体现了唐代婚姻制度的刑罚化的特质。 在欠缺结婚条件的婚姻问题上,现代国家或者认为其为无效婚姻,或者认为其为可撤销婚姻,使其婚姻归于无效或被撤销,均采用民事制裁的措施。 而唐律中规定大多以刑罚方法来处罚。 如《 唐律》规定“: 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唐律禁止以妻为妾或以婢为妾,这不但有利于家族的政治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而且有利于国家的统治和权利顺利移交,对于政治和社会稳定都有重要的作用[2]58。 《 唐律疏议》 卷14“ 监临娶所监临女”条规定“ 诸监临之官,娶所监临女为妾者,杖一百;若为亲属娶者,亦如之。 ……即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以奸论加二等。”该规定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利用职权强娶民女,同时基于政治安全考虑,防止官员联姻结党为祸,故而禁止娶部属之女。 但如定婚在前,任官居后,及三辅内官、门阀相当情愿者,并不在禁限。 即在担任监临官前已有婚约的,不在此限。
四、唐代婚姻制度的创新特质
《 唐律》 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成熟、完备的法典。 在婚姻制度方面, 不但继承了以往的婚姻制度的主要内容, 同时亦有一定的创新。 唐代婚姻法律制度中既规定了结婚的必备条件,如年龄、一夫一妻等必备条件,还规定了同姓不婚、良贱不婚等禁止性条件。 立法技术相当发达。 在离婚制度问题上,规定了七出和三不去、义绝、和离等制度。 唐代在婚姻法律制度方面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离婚问题上的“ 三不去”,既是沿袭了过去的制度,又结合实际情况确定了犯义绝、淫佚、恶疾的不在三不去之列。如果妻子犯了义绝、淫佚和恶疾之一的,即使有“ 三不去”的情形,也可以休妻。 进一步维护和巩固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等级特权制度。
第二,在结婚的形式要件上,唐代明确了婚书、私约和受聘财都是确定婚约的重要依据。 《 唐律疏议》规定“: 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着,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婚书是婚约存在的书面证明,即使没有婚书,如果有受聘财的事实,也可以确立婚约关系。唐代的婚约属于早期型婚约,是婚姻成立的必经程序, 一旦订立即具有法律效力。《 贼盗律》规定“: 有许婚之书及和约或已纳聘财,虽未成,皆归夫家。 “” 婚礼先以聘财为信”“, 受聘财”是婚约成立,得到法律确认的关键条件。
五、唐代婚姻制度对现朝婚姻制度发展的启示
首先,必须肯定唐代婚姻法律制度中反映封建等级特权思想的内容必须坚决予以抵制。如明确规定男女不平等、尊亲属的主婚权、 实质上的一夫多妻等内容,现代婚姻法律制度中必须明确废除。 现代婚姻法律制度必须坚持婚姻自由原则和男女平等原则, 禁止重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和遗弃。
其次,唐代婚姻法律制度中的某些法律思想、法律伦理我们可以继承。对于唐代婚姻制度中反映了传统伦理道德,倡导尊老爱幼、 家庭和睦、重视亲情的内容应当予以继承。 如“ 三不去”既是对于男子专权离婚的限制,又保护了一部分妇女的合法权益。 这种对弱势女性的特殊保护的法律思想,现代婚姻立法中,完全可以借鉴和吸收,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中可以明确规定对弱势女性的保护的内容。
唐代法律 篇3
一、唐高宗“永徽修律”
唐高宗即位之初, 便敕令长孙无忌等人修订《永徽律》, 但是修订的结果让唐高宗并不十分满意。从原因上来看, 主要有三点:第一, 《永徽律》是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的, 而《贞观律》是在《武德律》以及《开皇律》的基础上修订的, 而《开皇律》又是在《大业律》的基础上修订的, 从立法的角度来看, 《贞观律》已经十分完备, 此外, 在《贞观律》修订之初, 唐高宗与诸大臣就立法原则与立法方式等问题上,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在修订的过程中进行了反复的考量, 因此没有大规模修订的必要。第二, 此次修订工作是以长孙无忌所主持的, 而《贞观律》也是长孙无忌主持修订的, 此次修订活动距离上一次修订, 也不过十数年, 社会法律关系不可能出现重大的调整, 因此不可能对此前的法律作出重大的调整。第三, 中国古代向来有“亲亲、尊尊”的思想, 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 开国圣主, 他所制定的法律, 岂能是轻易可以修改的。因此“, 永徽修律”在立法上无所建树是可以理解的。
在吸取第一次修律经验的基础上, 唐高宗在永徽二年, 再次下令对《永徽律》进行修订, 此次活动的重点已经调整为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工作上, 因此取得了较为重大的成绩[1]。长孙无忌经过一年的时间, 完成了《永徽律疏》, 也就是此后所谓的《唐律疏议》。《永徽律疏》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司法问题, 另一个是司法考试问题。唐高宗在永徽三年曾下诏, 指出法律条文在适用的过程中, 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必然会存在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问题, 从而造成冤假错案, 以及各种腐败问题。另一方面, 唐代科举考试十分注重官员的实务能力, 而司法审判作为官员一项基本的行政工作, 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和适用也就成为了科举考试的一项基本内容, 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那么不仅会造成考试的混乱, 同时也会造成今后官员在执法过程中的混乱。因此, 唐高宗在诏令中反复强调“一律平准”。
《永徽律疏》分为十二篇, 依次为:《名例律》、《卫禁律》、《职制律》、《户婚律》、《厩库律》、《擅兴律》、《贼盗律》、《斗讼律》、《诈伪律》、《杂律》、《捕亡律》、《断狱律》等, 共计三十卷。从内容上来看, 《永徽律疏》包括了:刑法、民法、诉讼法以及行政法等, 应当说这是一部综合性法典, 在内容上与体系上可以说是一部史无前例的法典, 而其中的物权法律制度, 可以说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完善的物权法律制度, 对后世物权法律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唐代物权法律制度
从《永徽律疏》的内容来看, 唐代物权法律制度已经十分完备, 基本形成了所有权、佃权 (土地使用权) 、质权、典权、标的物等法律概念, 并且就物权取得作出了细致的规定。
1. 标的物。
标的物是物权产生的基础, 根据唐律物权标的物可以分为动产和不动产, 所谓不动产主要是指田地与房屋, 由于土地以及房产具有不可移动性, 因此被视为不动产, 不动产又被称为“产”, “业”或是“产业”, 不动产的拥有者被称为“业主”或是“产主”。动产主要有财物、牲畜以及奴婢, 动产又被称为“财”或是“物”[2], 动产所有人因此也被称为“财主”或是“物主”。唐代物权法律对标的物的保护方式主要有:禁止妄认、返还非法所得以及赔偿等。“妄认”在唐代物权法律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法律概念, 妄认是一种恶意占有的行为, 明明知道某物或某产不属于自己, 但仍旧宣称自己有所有权的行为被称为“妄认”。根据《永徽律疏》卷四中的规定:受害方有权要求返还原物, 如果原物产生孳息应该一并返还。
2. 所有权。
唐代物权法主要保护的是不动产的所有权, 例如土地所有权, 其主要保护措施有“:禁止盗耕公私田地”“、禁止盗耕人墓田”“、禁止妄认盗卖公私田”等。此外, 为了防止官员滥用权力, 侵占百姓土地, 法律规定, 凡是非法侵夺私人土地的, 一亩以下杖六十。侵占果园者, 罪加一等。唐代在唐玄宗之前, 一直实行的均田制, 根据均田令所取得的土地, 除非在“卖充宅及碾皑邸店”, 或是从“狭乡迁往宽乡”的情况下才可以转让, 此举一方面保护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 另一方面抑制逃户情况的出现。如果非法买卖土地, 则会受到刑事处罚。据规定“:诸卖门分田者, 一亩笞十, 二十亩加一等。”如果土地数量巨大的话, 最高刑罚可以加至, 杖刑一百, 不仅土地要返回本主, 且要回本金的权利。对于违反均田令“, 占田过限”者, 也要被严惩, 此举主要是为了抑制土地兼并。据规定“:占田过限, 一亩笞十, 十亩加一等。”情节严重的, 杖刑六十, 如果极为严重的, 最高可判处徒刑一年[3]。但是, 如果是在地少人多的宽乡, 则可以放宽适用标准, 其主要目的是鼓励农民开发荒地, 以增加粮食产量。
《永徽律疏》中对于动产所有权的保护措施, 主要见于《贼盗篇》与《杂律篇》中。例如, 不得随意采摘、毁损官私田园中的果蔬, 违反者以盗窃罪论处。又如, 不得私自使用他人所寄存的财物, 违反者以盗窃罪减一等论处。但是如果所寄存的牲畜、或是财物, 因意外情况发生灭失的, 则可以不必赔偿。如果谎称标的物灭失的, 则以诈取财物减一等罪论处。
3. 佃权。
佃权指的是土地使用权。佃权人通过支付地租的形式, 占有和使用他人的土地, 并获得相关收益。从现存的唐代地租契约法律文书的内容来看, 一旦佃权交易完成, 双方均不得反悔, 而订立的契约的目的, 也主要是确保契约能够按照约定履行, 如果一方反悔, 另一方可以凭借契约去官府维权。如果佃权人不能按照约定交付地租, 则出租人有权直接去剥夺佃权人的家财。唐代私人田租极为苛重, 据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一文所载, 在京城地区, 私人田租, 约为官税的二十倍, 即便是在中等发达地区, 田租也比官税高出十倍[4]。
4. 质权。
质权即担保物权。唐代商品经济活动比前朝更为活跃, 因此在民间交易过程中, 出现了大量的债权担保, 担保既可以是人, 也可以用物, 一旦在约定时间内, 债务人无法履行债务, 债权人则有权获得所担保之物的所有权, 并可将其转卖, 唐代有专门的“质库”, 类似于如今的银行, 具有获得抵押贷款的功能。据史书记载, 唐代不仅官员私下里会开设“质库”从事贷款活动, 甚至连寺院也有自己的“质库”。“质库”按照“论质估价”的原则, 先对商品的价值进行评估, 因此质押的价格, 一般都会低于市场价格, 此外在赎取质物时, 不仅要归还贷款, 并且要支付利息。根据《永徽律疏》中的规定, 利息不超过5%。但是质物的赎回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 逾期不赎的话, 质库将获得质物的所有权[5]。从原则上, 唐代法律并不禁止“以人为质”, 但是如果人是诱拐, 或是劫持而来的, 则不得为质, 违反者一律当斩。
5. 典权。
典权与质权较为类似, 但也有所不同。根据唐律, 典权人在支付出典人典金后, 有权获得出典人不动产的使用权与收益权, 具体而言, 典权人有将典物出租、或是转让的权利, 此外, 出典人有权在典期届满时交还典价, 赎回原物, 但不用支付利息。如果因为典权人存在过失, 从而导致典产损坏, 典权人则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典产是由于不可抗力而导致灭失的, 则典权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从性质上来看, 典权属于用益物权“, 典”与“卖”往往联系在一起, 因此也被称为“典卖”, 或是“帖卖”。
6. 物权的取得。
物权的取得是物权法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 从《永徽律疏》中的规定来看, 在物权取得这个问题上, 有着极为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在无主物的占有问题上, 唐律遵循的是先占原则。但是, 山林等属于国家财产, 不得私自获取, 否则的话以盗贼罪论处。在埋藏物的占有问题上, 据《杂律》记载“: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 应与地主均分, 隐而不送者, 计合还主之分坐赃论减三等。”如果所获得的是古董, 则必须交送官府, 否则的话罪加一等。如果主动交送官府的, 则可获得一定的奖励。如果佃权人, 在公私田宅中发现埋藏物, 则应该与所有权人平分财物。在遗失物的占有问题上, 根据唐律, 凡是拾到遗失物的, 应当在五日内交送官府, 如果五日内不送官者, 则以“亡失罪”论处, 如果遗失物属于贵重物品, 则以“坐赃罪减二等”论处。官府在接到遗失物后, 则应该将其挂在公门之外, 并且张榜, 如果一年内没有人来领取的, 则收为官有。在漂流物处理的问题上, 据《唐令》规定, 凡是公私财物, 如果因河水暴涨, 而导致漂流的, 打捞者有权获得五分之二的物权。如果三十日内, 无人认领, 则打捞者可获得全部的物权。在孳息问题上, 唐代物权法按照自然规律将繁殖所产生的权益与一并归于母体的所有权人。由于唐代奴婢是主人的所有物, 因此奴婢所产如同牲畜所产, 根据规定“随母还主”。
从《永徽律疏》相关内容来看, 唐代物权法律制度已相当完备, 基本的物权法律概念也已经形成, 物权法律制度的发达程度也远远超过前朝。物权法律制度的发达, 标志着一个国家经济繁荣以及民事法律活动法制化的程度。《永徽律疏》是中国古代法制集大成者, 对于深入研究中华法系, 乃至于整个亚洲国家法制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摘要：永徽修律”是唐高宗时期最为重要的法律修订活动, 在继承历代法律文化、法律思想以及法律实践的基础上, 形成了内容丰富, 体系完备的《永徽律疏》, 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对周边亚洲国家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唐高宗,永徽修律,唐代物权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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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明山.“重农抑商”思想嬗变的博弈分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2007 (1) .
[4]张兆凯.论唐律赃罪的特点及其现代价值[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 2006 (4) .
唐代法律 篇4
关键词：律令制,唐代妇女,法律地位
近年来, 我国学术界对唐代妇女法律地位的研究逐渐增多, 有利于增强人们对唐代封建社会背景和妇女法律地位的认识, 深入理解“男尊女卑”的思想。尽管专家和学者在该领域有着一定的研究, 但作者认为, 关于律令制下的唐代妇女法律地位问题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性。所以, 作者研究中, 主要从四个视角对唐代妇女法律地位进行解析。
一、政治视角下的唐代妇女法律地位
政治视角下, 可从四个方面而研究唐代妇女法律地位。首先, 就其受教育看, 妇女不享有受教育权利。在科举制度十分完善的唐朝, 女性不可参加科举考试, 而各级学校中, 招收学员的对象全部是男性。其次, 唐人入仕的方式主要是封爵、门荫, 尤其嫡长子继承制度的推出, 更加彰显唐代女子地位的低下。《唐律疏议》中《封爵令》明确规定, 妇女无权继承爵位, 更难以获取参政议政的机会。再次, 从结社权看, 唐代妇女有结社的实践, 但以下层民间妇女为主, 立社宗旨是互帮互助。最后, 从女性宗教信仰权利看, 唐代律令制中, 并未明文禁止。如, 唐代妇女出家, 是在唐朝律令允许范围内的, 可见, 唐代妇女在法律上具有宗教信仰权[1]。
二、经济视角下的唐代妇女法律地位
经济视角下, 唐代妇女法律地位的分析可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 从唐朝时期的均田制度看, 仍然沿袭北魏时期的制度。但在实际分配中, 唐代妇女的受田局限于寡妻妾, 每人三十亩, 仍然为男子的一半。根据《唐六典》的记载, 可知, 唐代妇女并非完全是民事法律的主体, 多数妇女不受田, 更无从谈及经济权的独立。其次, 唐代妇女财产继承权利问题的探究中, 根据《唐律》记载可知, 父权至上, 关于财产处分权利, 家庭中其它男子均无权利, 女性更无权利。《唐令拾遗·户令第九》记载, 如若家中父母双亡, 未婚男子继承的财产比未婚女子多一倍;若家中无男性继承人, 则财产尽归未婚女子所有。最后, 从生产经营权利看, 唐朝时期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期, 以“男耕女织”为重要生活模式。因而, 唐朝文献中, 并未禁止妇女从事商业活动。就现有的唐代文献研究看, 女性从商的案例较多, 更出现“卖履妇”等词汇。
三、婚姻视角下的唐代妇女法律地位
从婚姻看, 《唐律疏议》中对“嫁娶有媒”有着更多的规定, 卑幼的主婚权利由尊长决定, 物婚姻自主权, 若无尊长, 则由兄长或弟而主婚。唐代法律中, 对女性结婚年龄有规定, 即13-15岁, 由于年龄较小, 对妇女的身心健康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害, 尤其被沦落为生育工具的女性, 无尊严可言。唐代妇女不仅无结婚自主权, 而且不具备离婚权利, 即便女性不堪忍受夫家, 也必须经由男性许可, 获得休书, 方可再嫁。但从《云溪友议》记载可知, 唐代妇女如若主动提出离婚, 则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此外, 对夫妻离婚后财产处分权利问题的研究可知, 女性可带走原有的嫁妆, 不可分割家庭其它财产[2]。
四、人身关系视角下的唐代妇女法律地位
唐朝时期, 是父权至上的社会, 在家从父的理念, 彰显古代女子家庭地位的卑微。对于唐朝女子, 家长对其有主婚权、教育权、惩罚权等, 部分未成年子女能够视为商品被出卖。尤其在天灾人祸和社会动荡时期, 许多下层民众为求生存, 出卖子女。对于已婚妇女而言, 人身权利由丈夫决定。《唐律疏议》中规定, 丈夫可殴打妻妾, 不作任何处分;但如若妻子殴打丈夫, 则量刑明显加重。可见, 已婚妇女的法律地位十分不平等。最后, 如果已婚妇女夫亡或休弃, 《唐律疏议》中有规定, 如若与亡夫家族父母或祖父母相殴者, 则量刑加重。可见, 唐代妇女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 其法律地位低下[3]。
五、结论
通过本文分析, 从各视角着手, 对我国唐代妇女法律地位有着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从政治层面讲, 唐代妇女属于从属的地位, 在国家管理和教育等方面不享有权利。从经济层面看, 唐代妇女与民事经济法律主体无关, 且不享有财产继承权、交易权等。从婚姻层面看, 婚姻权利由男子掌握, 妇女只有顺从。从人身关系看, 唐代妇女的人身地位十分低下, 往往成为商品、牺牲品, 饱受摧残。
参考文献
[1]金荣洲.<摩奴法论>、<唐律疏议>所见古代印度与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J].江汉论坛, 2011, 02:72-78.
[2]范忠信.律令关系、礼刑关系与律令制法律体系演进——中华法系特征的法律渊源角度考察[J].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 2014, 04:3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