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体育（通用12篇）
唐代体育 篇1
盛唐时代是自魏晋以来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 各种思想在冲突与沟通中, 百川入海般地汇入到中国文化体系中, 为唐代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代不仅是诗歌与文学艺术的盛世, 也是体育活动的盛世, 唐代百姓在富裕的生活条件下, 在舒适的城市环境中, 在不断变革着的思想氛围里, 怀着积极乐观的心态, 热心地参与到体育活动之中, 所以唐代不仅恢复了许多差不多失传的体育项目, 如魏晋时期角抵、相扑等, 同时又有许多传统的体育项目在唐代发扬光大, 其中畋猎、马术、拔河、击剑、划船、各种球类活动等都十分盛行, 从皇上到百姓, 从军队到地方, 唐人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很高, 人数众多, 这不仅在客观上提高了各项体育项目的技能, 更会产生出许多体育竞技方面的创意。
在如此开放的社会大环境里, 唐代女性有了更多的社会活动空间, 也有了参与各项体育活动的社会环境和大众心理上的允许度。唐代妇女不但会参加各种表演性的体育活动, 如大型的歌舞、杂技、竞技活动, 唐代女性还参加一些激烈的如马球、赛船、拔河、畋猎等激烈的体育项目中去。而唐代宫女作为一个庞大的妇女群体, 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唐代女性的精华人物, 因此在盛行一时的唐代体育活动中, 宫女们定会当仁不让, 出尽风头。
一、蹴鞠
蹴鞠又称蹙鞠、蹋鞠等, 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足球活动。相传自黄帝之时就有了此项活动, 当时的足球称之为“毛丸”, 是以韦编或皮质的外壳, 以毛发等有弹性的物质充填其中而成的球形物, 运动者以脚踢之, 在攻守双方激烈的争夺中以射进对方鞠室里球多者为胜。隋唐时代蹴鞠特别盛行, 并在技艺与球技上有了很大程度的革新, 一是用充气皮球代替了用毛发充填的韦编式或皮囊式实心皮球, 即以动物的尿泡为里衬, 充气后封住, 外套以八片皮革缝制的皮壳, “气之为毬, 合而成质, 俾腾跃而攸利, 在吹嘘中而成实。”二是用单球门或双球门, 代替原来的两端六个球门的鞠室, 这种改进使蹴鞠接近于现代的足球比赛方法, 而空心的气球, 使之踢起来更加轻盈, 弹性更好, 飞得更高, 所以为开展女子蹴鞠提供了物质条件上的可能性。
唐代的宫女们把这种传统的蹴鞠技艺发展到新的水平上, 她们创造了简洁的、不受场地限定的蹴鞠方式, “白打”就是其中的一种。“白打”不设球门, 也不受场地大小的限定, 采取二人对踢的方式, 可以用足、膝触球, 也可以不争夺踢进鞠室, 以表演为主, 踢得高和踢得花样多者为胜。韦庄有诗云:“内官初赐清明火, 上相间分白打钱。”因为宫女们这种“白打”活动很多, 皇上大臣们都爱看, 所以宫里就有了“白打钱”的说法, 意即为赏给宫女们表演“白打”时的小费。
二、马伎
马伎也是唐代颇为盛行的一种体育活动, 不但唐代的文臣武将都喜欢纵马驰骋, 就连唐宫里宜春院里的宫女也有了马伎训练和马伎表演队。宜春院是设置于内宫中的一个娱乐场所, 在其中习艺的都是女性艺人, 因此也称宜春院里的宫女为内人或前头人, 宜春院宫女技能高超, 通常由皇帝和后妃亲自进行教习, 在朝廷的大型演出中担当重要角色。由宜春院内人组成的马伎队, 队员都是面目姣好的宫女, 再加上一身戎装打扮, 个个英姿飒飒, 人人光彩夺目, 唐代的李濯在他的《内人马伎赋》里记载了一场盛况空前的宫女马伎表演:“皇帝顺时, 观武乘暇, □群百蛮在庭, 如蚁慕于膻附, 千官栩圣, 类星拱之垂文。于是时也, 严霜剪木, 晴空灭云, 都人士女, 杂沓缤纷, 或侧肩以驰, 或奔跃以乐闻。”“人矜卓约之貌, 马走流离之血”, 于是在这场精彩的表演过后, 来朝贺的蛮夷官员们个个惊叹不已, 一个个“心目愕眙, 形神陨越, 屈膝天庭, 稽首魏阙”, 纷纷跪拜大唐天子, 臣服于唐王朝的神勇统治之下, 于是一场宫女们的马伎表演, 不仅展现了唐代女性的风姿, 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外交成果。
与马伎有着密切关联的是唐代的马球运动, 这是集马伎和球伎为一体的一项体育活动, 古代把马球运动称为“击鞠”。中国古代早就有“断木为棋捖革为鞠”的说法, 击鞠中的“捖革为鞠”就是“皮毬斜作片瓣而缝合之”, 用木杆击打使之疾走, 然后再发快马逐之的一种体育项目。唐代的击鞠运动在宫内宫外都十分普及, 不但民间有许多击鞠的高手, 就连唐代的皇帝唐太宗、唐中宗、唐玄宗、唐德宗、唐穆宗、唐敬宗、唐宣宗、唐僖宗都喜爱击鞠运动, 特别是唐玄宗还是一流的马球高手, 他打起球来“东西驱突, 风回电激”, 多次在与番属国的马球比赛中赢得荣誉。
因此, 在唐宫里面, 马球运动是最经常开展的体育活动, 也是最激烈的体育活动, 于是一支由宫女组成的女子马球队就诞生于唐宫中。1981年9月, 陕西临潼的一座唐墓中曾出土了四件白陶彩绘打马球俑, 俑高0.7米, 宫女头挽蚕形髻, 身着各色紧色坎肩, 左手拉缰右手上扬, 伏身向前作击球状, 生动地再现了唐代宫廷女子进行马球比赛的勃勃英姿。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面八棱形唐代铜镜, 镜钮周围铸有四位女子骑马击球的婀娜姿态, 这些都是宫女进行马球活动的实物证据。宫女们的击鞠活动, 有时也骑驴进行, 称为“驴鞠”, 驴比马的身材小得多, 行走比较舒缓, 动作起伏较小, 大大降低了骑马比赛的风险, 更适合于女性的身体条件, 也更能展现女性的阿娜风姿, 于是就有大臣迷恋上了这种驴鞠活动, 《新唐书·郭知运传》云:“ (其子英乂) 教女伎乘驴击球, 细鞍宝勒及其他服用, 日无虑万数, 以资倡乐。”
三、杂技
唐代生活安定, 城市富庶, 所以唐代的节日比前代数量增多, 庆典活动比前代频繁, 每逢佳节, 宫里都要举办花样繁多的庆典活动, 体育竞赛是其中的重要节目, 这时, 宜春院里的女伎们的杂技表演就会大显身手, 夺人眼目。这些杂技表演有踏球、竿伎等不同项目, 都颇受皇上的喜爱。
踏球:踏球舞又称“踏球之戏”, 或“踏球”、“胡旋舞”等。它是产生于中原一带的一种融杂技与球类、舞蹈于一体的体育技能, 在唐代以前未见史料记载, 在唐代的宫廷里特别盛行。这种踏球运动的表演形式为一宫女站立于大木球上, 用足踏动木球开始旋转滚动起来, 而宫女在转动的木球上表演着各种高难度的运用, 以配合球的旋转, 王邕的《内人蹋球赋》记下了踏球的表演场面:“球上有嫔, 球以行于道, 嫔以立于身。出红楼而色妙, 对白日而颜新。”“球体兮似珠, 人颜兮似玉, 下则雷风之宛转, 上则神仙之结束, 无习斜流;恒为正游, 球不离足, 足不离球。”《封氏闻见录》卷六亦云:“今乐人又有踏球之戏, 彩画木球高一二尺, 伎女登榻球转而行, 萦回去来, 无不如意。”《新唐书·礼乐志》有云:“胡旋舞, 舞者立球上旋转如风。”《乐书》卷一百七十三记云:“舞有骨鹿舞、胡旋舞, 俱于一圆球上舞纵横腾踯, 两足不离球上, 其妙如此。”可见这种踏球是一种既需要平衡技巧, 又需要舞蹈天分的杂技项目, 而且观赏性极强。
竿伎:竿伎也是唐宫最精彩的杂技项目之一, 是配合着音乐的体育表演项目, 也是一种集长竿与顶重在一起的杂技活动, 因为长竿上所顶的重量往往是一般人所不能承受的重量, 它要求表演者既有高超的平衡能力, 又要有过人的力气。《明皇杂录》记载了唐宫教坊王大娘的一次长竿表演:“勤政楼大张声乐, 时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 上施木山状瀛州方丈, 令小儿持降节出入其间而舞不辍。”这位名叫王大娘的女伎表演的戴竿技能之高, 难度之大, 份量之重, 使观看的人为之惊叹, 因此, 杨贵妃当场让年仅十岁的刘晏赋诗云:“楼前百戏竞争新, 惟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罗绮翻有力, 犹自嫌轻更著人。”
四、射箭
王建《宫词》云:“射生宫女宿红妆, 请得新弓各自张, 临上马时齐赐酒, 男儿跪拜谢君王。”从这首诗来看, 唐宫里应当有一只由宫女组成的骑射队, 名称为射生宫女, 与男性组成的禁卫军的射生队员的名称相似, 不过她们的职责不是保护皇宫的安全, 而是以游乐为主, 兼有教习宫中嫔妃射术的用途。尽管如此, 这些射生宫女的箭技一点也不比男儿差, 她们同样可以百步穿杨, 箭无虚发, 赢得皇上和大臣、诗人们的喝彩, 杜甫《哀江头》中的“辇前才人带弓箭, 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 一箭正墜双飞翼”诗句, 写出了这些射生宫女的高超箭技。
唐代女性体育活动十分丰富, 她们参加的体育项目也更多, 除上述的几项外, 还有划船、畋猎、围棋、舞剑、拔河、投壶、斗鸭、仿生舞蹈等活动。唐代宫女体育活动的兴盛, 正说明了这一特征,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女性开放、强悍的精神面貌和社会地位的提高, 并为中国古代的女性体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开发出更多的体育创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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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体育 篇2
1、王 勃（650~675），绛州龙门（山西河津）人。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世称“王杨卢骆”，为四杰之首，被誉为诗杰。积极开拓诗歌的表现领域，从题材内容到格律形式都有新的探索，显露了新的独特风貌。文名甚高，对近体诗有所建树，为唐诗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代表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蜀中九日。
2、杨 炯（650~692），弘农华阴（陕西）人。人称“杨盈川”，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世称“王杨卢骆”。反对宫体诗风，主张“骨气”“刚健”的文风。以边塞征战诗著名，表现了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风格雄健豪放，气势轩昂，很有气魄。张说谓“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突破齐梁“宫体”诗风为特色，在诗歌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代表作：从军行、出塞。
3、卢照邻（632~695），幽州范阳（河北省涿州）人。自号幽忧子，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世称“王杨卢骆”，杨炯誉之人间才杰。擅长诗歌骈文，尤擅七言歌行，意境清迥。对推动七古的发展有贡献。代表作：长安古意、咏史四首、紫骝马。
4、骆宾王（638~？），婺州义乌（浙江义乌）人。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世称“王杨卢骆”。内容广泛，格调高远，多感叹个人遭遇，抨击社会现实之作。代表作：咏鹅、易水送别。
5、李 峤（约645~约714），赵州赞皇（河北）人。与同乡苏味道齐名，合称苏李，与苏味道、崔融、杜审言并称文章四友。宫廷诗人，诗多咏物。代表作：风。
6、沈佺期（约656~713），相州内黄（河南内黄）人。与宋之问并称沈宋，律诗之祖。重视平仄、声律的协调，对偶句式的工整。完成了五七言律诗的定型，确立了律诗的形式，在声律方面有重要贡献。明确划开了古体诗和近体诗的界限。代表作：邙山。
7、宋之问（约656~712），汾州（山西汾阳）人。人称宋学士，与沈佺期并称沈宋，律诗鼻祖。尤善五言诗。重视平仄、声律的协调，对偶句式的工整。为文赋诗，讲求比兴，属对精密，点划入微，完成了五七言律诗的定型，确立了律诗的形式，在声律方面有重要贡献。明确划开了古体诗和近体诗的界限。代表作：渡汉江、度大庾岭。
8、陈子昂（661~702），梓州射洪县（四川射洪）人。被誉为诗骨。提倡“汉魏风骨”，以复古为革新。所作《感遇诗》和边塞诗，内容丰富，刚健朴质，现实性很强，实践了他的理论主张。以鲜明的创造革新精神，扫荡齐梁余风，开启了一代新风。代表作：登幽州台歌。
9、张若虚（约660~约720），扬州(属江苏)人。与贺知章、贺朝、万齐融、邢巨、包融俱以文词俊秀驰名于京都，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并称“吴中四士”。《春江花月夜》沿用陈隋乐府旧题来抒写真挚感人的离别情绪和富有哲理意味的人生感慨，语言清新优美，韵律婉转悠扬，完全洗去了宫体诗的浓脂艳粉，给人以澄澈空明、清丽自然的感觉。诗篇题目就令人心驰神往。春、江、花、月、夜，这五种事物集中体现了人生最动人的良辰美景，构成了诱人探寻的奇妙的艺术境界。脍炙人口，号称“孤篇压全唐”的名诗，被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具有非同凡响的崇高地位和悠悠不尽之深远影响。把大唐引进诗歌朝代的，也许正是张若虚与他的《春江花月夜》。代表作：春江花月夜。
10、张 説（667~730），原籍范阳（河北涿县），世居河东（山西永济），徙家洛阳。封燕国公，与苏頲齐名，被称为燕许大手笔。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当时无人能及，一生著作宏富。被誉为开元名相，一代文宗。代表作：蜀道后期。
11、苏 頲（670~727），京兆武功（陕西武功）人。时称小许公，文笔很好，与张説齐名，被称为燕许大手笔。代表作：汾上惊秋。
12、贺知章（659~744），越州永兴（浙江萧山）人。人称四明狂客，贺季真，诗狂。其诗富于感情，不拘一格，清新自然。代表作：咏柳、回乡偶书。
13、张九龄（673~740），韶州曲江（广东韶关）人。才华出众，直言敢谏，有名贤相。代表作：照镜见白发、感遇、望月怀远。
14、王 湾（？~750），洛阳人。《次北固山下》一诗写景如画，意境开阔，对仗工丽，寓情于景，景中含理，格调壮美，妙绝千古，颇受推重。预示了盛唐诗歌健康发展的前景，在当时及后世受到普遍重视。代表作：次北固山下（江南意）。
15、王 翰（687？~735），晋阳（太原）人。与王之涣、王昌龄被后人誉为边塞三王。擅长绝句，尤擅描写边塞生活。诗多古体，苍凉奔放。代表作：凉州词。
16、王之涣（688~742），并州（太原）人。与高适、王昌龄齐名，与王翰、王昌龄被称为边塞三王。以描写西北边疆风光著称，其诗气势磅礴，音韵优美。绝句成就很高，惜流传的作品很少，但篇篇堪称佳品。代表作：登鹳雀楼、凉州词。
17、王昌龄（698~约757），太原人，一说京兆长安（陕西西安）人。世称王江宁，绝句与李白齐名，被誉为七绝圣手、诗家天子。与高适、王之涣齐名，与王翰、王之涣被称为边塞三王。擅长七言绝句，尤善描写边塞风光和妇女心理。边塞诗气势雄浑，格调高昂。绝句驰名，为唐人绝句的绝顶人物之一。代表作：芙蓉楼送辛渐、从军行、出塞、闺怨。
18、孟浩然（689~740），襄阳（湖北襄樊）人。世称孟襄阳，又称孟山人，与王维并称王孟。擅长五言诗，描写山水风景的作品很有名。山水田园诗为主要题材，诗作清幽闲雅，清新恬淡，平易自然，情景交融，在白描中蕴藏着深厚的情感，颇受世人推崇。为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对当时和后世的山水田园诗创作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代表作：春晓、过故人庄、临洞庭上张丞相、秋登兰山寄张
五、夏日南亭怀辛大。
19、王 维（701~761），原籍祁（山西祁县），后迁蒲州（山西永济）。名字合之为维摩诘，世称王摩诘、王右丞，当代诗匠，逝后诗佛。与孟浩然并称王孟。
诗歌古、律、绝众体兼长，古诗从大处着墨，近体诗则不求辞藻华美，淡淡数笔，却形象生动，意味深长。作品主要是山水诗，体物精细，状写传神，刻画细致，变化多彩。无论边塞、山水诗、律诗还是绝句等都有流传人口的佳篇。在描写自然景物方面，有其独到的造诣。无论是名山大川的壮丽宏伟，或者是边疆关塞的壮阔荒寒，小桥流水的恬静，都能准确、精炼地塑造出完美无比的鲜活形象，着墨无多，意境高远，诗情与画意完全融合成为一个整体。语言含蓄，清新明快，句式、节奏富于变化，音韵响亮、和谐，具有音乐美。五言或七言绝句，感情真挚，语言明朗自然，不用雕饰，具有淳朴深厚之美，可与李白、王昌龄的绝句比美，代表了盛唐绝句的最高成就。
为盛唐山水隐逸诗派代表。通音律、工书画，亦官亦隐。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和独特的风格。山水诗的成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中国古典诗歌有突出贡献。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诗篇千百年来广为传诵。代表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送元二使安西、使至塞上、鹿柴、鸟鸣涧、山居秋暝、汉江临眺、终南别业。20、李 白（701~762），祖籍陇西成纪（甘肃秦安），生于碎叶（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唐属安西都护府），五岁移居绵州昌隆（四川江油）青莲乡。号青莲居士，人称李太白、谪仙人，被誉为诗仙、诗侠，与杜甫并称李杜。
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韵律和谐多变，追求理想，向往光明，抨击时弊，揭露奸佞，歌颂祖国大好河山，内容十分广阔。各种题材和主题的抒写，各种形式和语言的运用都能随心速所欲，挥洒自如。形象鲜明，富有感染力，于豪迈奔放的热烈抒情中，蕴含着一种雄伟俊逸之气，于瑰丽绚烂的色彩里，给人以清新自然的感觉。
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诗浪漫色彩浓厚，为历代诗人所少有，是屈原之后浪漫主义诗歌的新的高峰。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代表作：古朗月行、静夜思、独坐敬亭山、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望庐山瀑布、赠汪伦、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登金陵凤凰台、渡荆门送别、关山月、行路难、将进酒、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梦游天姥吟留别。
21、杜 甫（712~770），祖籍襄阳，生于巩（河南巩县）。人称诗圣，世称杜工部，自称少陵野老、杜陵野客，别号少陵，与李白并称李杜。
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而以沉郁顿挫为主，思想深厚，境界广阔。以艺术上以丰富多彩著称，有时雄浑奔放，有时沉郁悲凉，有时辞藻富丽，有时平易质朴。他的五七言古诗在叙事中夹杂议论，把重大政治事件和抒情写景交织在一起，为后来白居易等人提倡的新乐府运动开了先河，他的五七言律诗注重声律对仗，着力锤炼，更臻成熟，视为典范。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多反映民间疾苦，忧国忧民，饱含爱国激情，具有高度的人民性，被称为“诗史”，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代表作：望岳、春望、绝句、佳人、前出塞、兵车行、咏怀古迹、旅夜书怀、春夜喜雨、江畔独步寻花、江南逢李龟年、天宝末怀李白、咏怀古迹。
22、崔 颢（704~754），汴州（河南开封）人。善诗，与王维齐名。早期多写闺情，流于纤艳，后历边塞，诗风变为雄浑奔放，格调高雅。《黄鹤楼》一诗天造地设，一气贯注，文华空阔，潇洒清丽，诗句高响入云，文气一贯到底，被人们推崇为题黄鹤楼的绝唱，李白赞不绝口。代表作：黄鹤楼。
23、高 适（702~765），河北沧州人。与岑参并称高岑。其诗气势雄浑，笔力雄健，想象丰富，色彩瑰丽，热情奔放，感情真挚，富有浪漫主义特色。尤擅七言歌行。是边塞诗的代表作家、领军人物。代表作：别董大。
24、岑 参（715~770），祖籍南阳，荆州江陵（湖北江陵）人。世称岑嘉州，与高适并称高岑。长于描绘塞上风光和战争景象，想象丰富，气势豪迈，情辞慷慨，色彩浓烈，变化多姿，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边塞诗人中最杰出的代表者之一。代表作：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25、张 继（约715~约779），襄州（湖北襄阳）人。其诗“事理双切”，“比兴深矣”，“不雕而自饰，丰姿清迥，有道者风。”不但“有道者风”，也颇有“禅味”，并无一般仕宦者的官僚习气，不逢迎权贵。仅《枫桥夜泊》一首，已使其名留千古，而“寒山寺”也拜其所赐，成为远近驰名的游览胜地。代表作：枫桥夜泊。
26、常 建（708~765），长安（西安）人。其诗多写山水田园，间有边塞之作。为山水田园诗人。代表作：题破山寺后禅院。
27、刘长卿（709~790？），河间（河北河间）人。擅长写五言诗，被称为“五言长城”。以山水诗见称，含蓄温和，清雅洗练，自成一家。代表作：逢雪宿芙蓉山。
28、韦应物（737~792），长安（西安）人。人称韦苏州或韦左司。山水田园诗派诗人，歌咏隐逸，有渊明风度，并称陶韦，后人每以王孟韦柳并称。其山水诗景致优美，感受深细，清新自然而饶有生意。而《西塞山》景象壮阔，则显示韦诗雄豪的一面。长于描写自然风景，善用白描手法。“真而不朴，华而不绮；高雅闲淡，自成一家。”白居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苏东坡：乐天长短三千首，却爱韦郎五字诗。代表作：滁州西涧、西塞山、寄李儋元锡、送汾城王主簿。
29、张志和（730？~810？），婺州金华（浙江金华）人。号烟波钓徒、玄真子，浪迹先生。工诗词，《渔歌子》(一称《渔父》)五首为早期文人词名作，“西塞山前白鹭飞”一阕尤传诵人口。代表作：渔歌子。
30、卢 纶（748~800），河中蒲（山西永济）人。大历十才子之首。诗风雄壮，以军旅诗雄放豪迈著称。代表作：塞下曲。
31、耿 湋（734？~787后），河东（山西永济）人。大历十才子之一。其诗以清淡质朴见长，朴素无华而风格自然，对人民深表同情，是那一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颇有名气。代表作：太原送许侍御出幕归东都。
32、孟 郊（751~814），湖州武康（浙江德清）人。人称寒酸孟夫子、诗囚，与韩愈并称，与贾岛齐名。郊寒岛瘦。代表作：游子吟。
33、贾 岛（779~819），范阳（河北涿县）人。人称苦吟诗人、诗奴，与孟郊齐名。郊寒岛瘦，注重雕琢，刻意求工。代表作：寻隐者不遇。
34、韩 愈（768~824），河阳（河南孟县）人。世称韩文公、韩昌黎，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柳宗元齐名、与孟郊并称。倡导古文运动，主张文道合一，在文章内容上提倡言之有物，在形式上提倡散文，反对骈文。代表作：早春呈水部员外郎。
35、柳宗元（773~819），河东解（山西运城）人。世称柳河东、柳柳州。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韩愈齐名。山水诗意境深沉，情致委婉。幽峭明净，风骨凛然。代表作：江雪。
36、王 建（767~830），颍川（河南许昌）人。乐府诗与张籍齐名，被称为张王乐府，和元稹、白居易等相呼应。擅长乐府、歌行宫词。代表作：新嫁娘、早发汾南。
37、张 籍（768~830？），原籍吴郡（苏州），少时侨居和州乌江（安徽和县乌江镇）。世称“张水郎”或“张司业”。乐府诗与王建齐名，被称为张王乐府。其诗现实性强，语言通俗生动。代表作：野老歌。
38、李 绅（772~846），润州无锡（江苏无锡）人。与元稹、白居易交游甚密，为新乐府运动的参与者。其诗反映当时农民的辛劳和痛苦生活，对农民遭受的苦难生活表示同情、哀怜。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代表作：悯农。
39、白居易（772~846），原籍太原，后迁下邽（陕西渭南），生于河南新郑，童年在宿州符离度过。号香山居士，又号嗫嚅翁、醉吟先生，世称诗魔、诗王、白傅、白文公。与元稹并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倡导新乐府运动，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加以发展革新。其诗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明白晓畅，摇曳多姿，通俗易懂，以俗为雅，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以讽喻诗为主调，以关心民生疾苦、针砭时政得失为其长。晚年闲适诗，潇洒旷达。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存诗3000多首，首屈一指。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声名远播朝鲜和日本。代表作：赋得古原草送别、暮江吟、钱塘湖春行、观刈麦、长恨歌、琵琶行。40、刘禹锡（772~842），洛阳人。被誉为诗豪，晚年与白居易唱和甚多，并称“刘白”。风格清新，语言生动，笔锋犀利，自然沉稳，格律精确，善用比兴寄托手法，为时人推崇。政治讽刺诗，观点鲜明，风格刚健爽朗，讽刺辛辣有力。《竹枝词》富有民歌风味，开朗流畅，具有鲜明特色。代表作：乌衣巷、望洞庭、浪淘沙、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石头城、竹枝词。
41、元 稹（779~831），洛阳（河南洛阳）人。与白居易共同发起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辞浅意哀，仿佛孤凤悲吟，极为扣人心扉，动人肺腑。其诗学杜而能变杜，并于平浅明快中呈现丽绝华美，色彩浓烈，铺叙曲折，细节刻画真切动人，比兴手法富于情趣。在诗歌形式上，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代表作：菊花、离思五首、遣悲怀三首。
42、胡令能（785~826），隐居圃田（河南中牟）。人称“胡钉铰”。语言浅显而构思精巧，生活情趣很浓，生动传神，精妙超凡，不愧为仙家所赠之诗。代表作：小儿垂钓、喜韩少府见访。
43、李 贺（790~816），洛州福昌（河南宜阳）人。与李白、李商隐被称为唐诗三李，人称诗鬼。善于熔铸辞采，驰骋想象，运用神话传说，在语言形象上精思独造，创造出新奇瑰丽的诗境，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形成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代表作：雁门太守行、南园诗。
44、杜 牧（803~约852），京兆万年（西安）人。人称杜紫薇，与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诗歌英气勃发，清朗流丽，简洁明快，尤擅七绝。七律七绝在艺术技巧上有独特贡献。代表作：清明、山行、泊秦淮、赤壁、赠别、江南春。
45、李商隐（813~858），怀州河内（河南沁阳）人，后迁居山西永济。号玉溪生、樊南生，与温庭筠并称温李，与杜牧并称小李杜，与李白、李贺并称唐诗三李。擅长律、绝，想象丰富，富于文采，构思精密，形象优美，情致婉曲，多有清词丽句，具有独特风格。常用含蓄手法，把深厚的感情细致而又曲折的表现出来，耐人回味，能引起人们不少联想，感悟力强。七律七绝在艺术技巧上有独特贡献。自开一派诗风，其诗令人百思而百得。绝句和律诗有着极高的造诣。代表作：夜雨寄北、无题、锦瑟、乐游原。
46、温庭筠（812~870），太原祁（山西祁县）人，人称温八叉，与李商隐并称温李、长于乐府，辞藻华丽。多恻艳之词，温柔含蕴，写情委婉，读之令人感伤。第一位大量写词的文人，花间派的开创者。代表作：侠客行、西洲曲。
47、曹 邺（816~875），桂州阳朔（广西桂林阳朔）人。与晚唐著名诗人刘驾、聂夷中、于濆、邵谒、苏拯齐名，而以曹邺才颖最佳。擅长作诗，尤以五言古诗见称。诗作反映社会现实，体恤民疾，针砭时弊，也有一些山水佳篇。写下不少千古名诗。代表作：官仓鼠。
48、薛 能（817？~880？），汾州（山西汾阳）人。诗多寄送赠答、游历登临之作，“能僻于诗，日赋一章”，“诗古赋纵横，令人畏后生”。代表作：怀汾上旧居。
49、罗 隐（833~910），余杭（浙江余杭）人。自号江东生。诗和文章都很出众，为时人所推崇，一些诗句成为经典名言。代表作：蜂。
50、聂夷中（837~？），河东（永济）人。以田家诗为生民疾苦呼吁，为世所重。代表作：咏田家。
51、杜荀鹤（846~907），池州（安徽太平）人。语言通俗，宫词很有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末的社会**和阶级矛盾。代表作：再经胡城县。
唐代体育 篇3
[关键词] 唐代；花意象；鸟意象；审美情趣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顶峰，经济发达，国家繁荣，自由开放，文化齐放。这种独特的土壤，孕育出独特的盛唐诗歌。唐代诗歌在中国诗歌中是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已经进入诗歌艺术中超级境界，散发这种绚烂的光彩。唐代诗人辈出，更是有众多杰出的诗人，这些诗人的特性不一，各有风骚，都反映出唐代审美的特征、價值的取向。意象是一种情感的符号，是诗人将客观对象和其主观的情感所形成的复合体。意象研究是进行传统诗词研究的重要方面，意象作为诗词的灵魂，其反应出诗人的情感和特征。在我国传统诗歌中，“花”和“鸟”意象是普遍使用的，因为花、鸟是自然界中比较常见的事物，加之这两种事物本身的特性、生长的环境都和文人的某些思想情感、品质是相吻合的，使得它们成为唐代诗歌最使用最多的自然性意象。诗的创造就是诗人进行捕捉和创造意象并加以融合的过程。审美情趣则是指“人们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对审美对象进行审美判断时的一种带有特定倾向性的主观爱好形式”。[ ]审美情趣是审美主体存在的社会、人生追求、态度的表征物，其反映着创作者自身的情感追求、审美理想。
一、唐代诗歌中的花意象
（一）“花”意象的内容
“花”是当前大自然中最美事物中一个，其在形貌、气味、色彩等方面吸引着文人的眼球。“花”在不同时节、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特点会给文人带来感慨和想象。意象是诗的灵魂，它是记住客观物象去表现出作者的主观情意的载体。在唐代诗歌中，花意象是一个相当丰富的意象群，光是有名称的花意象具有鲜明丰富的内涵。比如，翠翘金缕双鸂鵣，水纹细起春池碧。池上海棠梨，雨晴红满枝。绣衫遮笑靥，烟草粘飞蝶。青琐对芳菲，玉关音信稀。——温庭筠《菩萨蛮》；比如，花前月下暂相逢。苦恨阻从容。何况酒醒梦断，花谢月朦胧。花不尽，月无穷。两心同。此时愿作，杨柳千丝，绊惹春风。——张先《诉衷情》。我们可以发现在诗中借用花抒情或者花中融入情感是诗歌中所必不可少的。其中，“桃花”、“梨花”、“菊花”和“梅花”等意象是很多诗人比较喜欢的，它们也为唐代诗歌增加了很多特色。
1.桃花
桃花作为意象符号最早出现在我国第一部诗歌《诗经》中，比如《 周 南·桃 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盛唐时期，桃花以其艳丽的色彩、优美的姿态和其暖暖的色调进而诗人的视野，被赋予各种意象。“桃花”具有春天的使者美人的形象人格的象征以及桃源的胜境等多种意象。”[ ]比如，将桃花比喻为美人的形象的诗有：岑参的《醉戏窦子美人》“朱唇一点桃花殷，宿妆娇羞偏髻”、王建的《春来曲》“ 青帝少女染桃花露妆初出红犹湿”；比如通过桃花表达自己的志向的诗有：李白《山中答俗人》：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张旭的《桃花溪》“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
2.梨花
梨树属于蔷薇科，暮春开花，花本身素淡，洁白如雪。正因为梨花这一特性，使得很多诗人将梨花比喻成为忧伤、凄楚的女子。比如，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比如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的“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中将塞外的雪景用梨花比喻，更是将梨花和雪的意象联系起来。
3.梅花
梅花的花季是在冬季，本身的色彩是比较红艳，在寒冷的冬天独自绽放，显得有傲骨风姿。很多诗人都是用梅花来比喻自己的风骨、人格的力量。比如李九龄的《寒梅词》“霜梅先拆岭头枝，万卉千花冻不知，留得和羹滋味在，任他风雪苦相欺。”就是赞美梅花的品质，同时也反映出作者的情感。唐代诗歌中，也用梅花去指代漂亮的女子，将梅花拟人化的诗作常见，其就是欣赏梅花的这种清丽高洁的品格。
（二）“花”意象的情感内涵
在意象中，花可以说是诗人笔下经久不衰的意象符号，我们在上文中对常用花举例，适当的描述了不同场景下不同的花被赋予的情感，但是花意象作为一个意象群在歌中所独有的情感，作以下分析。
首先，孤独寂寞伤怀。花开花落是一种自然现象，而花又容易损伤、娇弱。封建社会中的女子大多都是养在深闺，即使在唐代社会中，对于女性的约束相比其他朝代而言还是比较宽松，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在青楼之地的女子而言，其身心容易受到来自外界的伤寒。因而，花被指代为美人的同时，花自然的开落也会引起女子对自我的身份的一种伤感和悲凉。花也被去形容那些因思念情郎而消瘦的女子，可以说是一种表达寂寞情感意象。
其次，表达自己的追求志向。在唐代很多诗歌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人用花来比喻自己的志向。尤其是梅花，梅花的品格属于不屈不饶、独自绽放。因而很多唐代不被重用，在仕途上遭遇坎坷的文人，大多会写一些咏梅的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境遇或者表明自己的志向、节操。
最后，人生无常的情感。我们知道花开在春季，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花可以表达幸福安康，福气长存的情感。另外，花是花期的，在一定时节就会落败，而落败的花，如果正赶上一场秋雨的话，就会被七零八落，诗人自己看到更会感叹命运无常，生出一片悲凉的感觉。比如，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我们从词中一句春花秋月的无尽头，足以表明诗人对人生无常的叹息。
二、唐代诗歌中的鸟意象
（一）“鸟”意象内容
鸟是我国文学比较常见且重要的意象，因为鸟除了自身所具备的形体、羽毛的美之外，还有就是鸟是一种精神象征，其是祖辈的信仰象征，寄托了先民的灵魂和沟通大地万物的崇拜。所以，鸟意象作为总称意象，其在唐代诗歌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其含糊性和概括性给读者带来更大的想象自由。目前，根据学界对唐代诗歌中鸟意象的研究，鸟意象是作为总称意象，因而鸟类意象的范围很多，包括燕、鹰、雁、鹧鸪、鸳鸯、鹭鸶、鹤等。
第一，鹰意象。在唐代诗歌中写鹰意象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杜甫，在杜甫的诗中，对鹰的描写可以分为三类，苍鹰、角鹰和奇鹰。杜甫的《画鹰》诗歌中，将苍鹰那种英武、气魄形象生动的描绘出来，即：“将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竦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绦旋光堪摘，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第二，燕。燕子在上古时期是被称之为神鸟，在唐代以前都是被作为一种图腾崇拜。唐代诗人突破了前人，将燕子从神转化为人的朋友，并且在诗歌在予以描绘。比如，刘禹锡《金陵五题·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该诗中，燕子被赋予成为个人、历史命运的两级，燕子已经逐渐成为进入平凡，成为人们比较喜爱的燕意象。自唐代以后燕意象的内涵也在不断的被扩大。
第三，鹧鸪、鸳鸯、鹭鸶。从当今去看，唐代诗歌最大的贡献不是对鸟意象的发掘和再造，而是对被赋予神鸟意象的创新，对大自然出现的鸟类进行意象创造。比如郑谷的《鹧鸪》“暖戏烟芜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相呼相唤楚江阔，苦竹丛深日向西。”比如，崔珏的《和友人鸳鸯之什》“寂寂春塘烟晚时，两心和影共依依。溪头日暖眠沙稳，渡口风寒浴浪稀。翡翠莫夸饶彩饰，鹭鹈须羡好毛衣。兰深芷密无人见，相逐相呼何处归。”这二者对鹧鸪、鸳鸯习性准确掌握，在咏鸟的时候，将鸟意象上赋予了更多诗人自身对于国家、对于个人、对于命运的想法写入其中，是一种新意象的开发。
（二）“鸟”意象的情感内涵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唐代是鸟意象从圣物到凡物的过度时期，唐代的鸟意象将那些先民崇拜的图腾脱离过于神圣的划分，使之成为个人生活化的托物言志，是一种全新的意象，因而鸟意象的情感内涵从此之后也逐渐丰富起来。鸟意象的情感内涵为以下几种：
首先，爱的表达。唐代社会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但是男女在表达自己情感还是有诸多的不便，而诗歌就成为其表达爱慕、思念的手段，鸟意象则成为传递这种情感的象征。比如，卢照邻《长安古意》“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白居易《长恨歌》“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都是用鸟去表达男女爱情的佳句。比如，在杜甫的《丽人行》中“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这句就是暗指杨家人男女之间的暧昧关系。其中青鸟衔着红巾飞去就是一种传递爱情信物，而丝巾在古代是人们的定情信物，因而，写青鸟衔巾飞去就是指暗地里幽会私情。
其次，传达思念之情。大雁在唐诗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主要是为了表达对友人、亲人的思念。因为大雁的习性就是有从北到南迁移，大雁被人们视为是传递书信的使者。也有一些诗人用燕意象去表达这种思念之情，比如唐代陆龟蒙《相和歌辞。子夜四时歌。春歌》，“山连翠羽屏，草接烟华席。望尽南飞燕，佳人断消息。”诗人用“飞燕”形象的表达了对自己的思念情感。因而，鸟儿的习性通过诗人描述成为一种传递思念的情感意象。
最后，对国家的忧思。唐代从初唐到盛唐到晚唐三個阶段，而很多诗歌对于国家的忧思都是在晚唐时期，因为晚唐时期，唐朝四分五裂、国家衰落。很多的诗人在其的诗歌中，运用大雁、燕子、杜鹃等鸟意象去表达自己对于国家的忧思。其中杜鹃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因为在上古神话中就有“望帝啼鹃”的典故，因而，杜鹃是最能够表达国家衰落的原型的意象之一。比如杜甫的《杜鹃行》“其声哀痛口流血，所诉何事常区区”中将杜鹃从原始意象中剥离出来，从杜鹃鸟意象中所发出对当今局势的悲愤之感。比如杜牧的《杜鹃》也是借杜鹃去表达内心的忧虑和愤怒，看似是咏物，实则是表达对当前国家衰落的概括：“杜宇竟何冤，年年叫蜀门。至今衔积恨，终古吊残魂。芳草迷肠结，红花染血痕。山川尽春色，呜咽复谁论。”
三、唐代文人的审美情趣
“审美趣味的发展是与生产力的发展携手并进的 ，同时不论在这里或那里审美趣味的状况总是生产力状况的准确标志。”[ ]唐代是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文化兼容并蓄，使得我国文化艺术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诗歌中的花鸟意象的运用也体现出了当时唐代文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特征。
（一）华丽到朴实的转变
诗歌是直接呈现出文人的审美情趣的方向。从当时诗人选择的花鸟意象来看，他们都是从大自然中寻找创造的灵感，并且从花鸟等自然属性出发，去寄托自己的情感。文人已经从浮华、华丽的审美风格正在逐步向自然、清真质朴的审美情趣上去转变。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唐代文人将一些原本属于神圣的图腾崇拜的花鸟意象已经将其归入个人的生活范畴内，这些意象已经成为个人感情的表达象征物。
（二）追求自然真趣
花鸟本就是自然界的事物，其有怡然自得的生存状态。人们在自然中可以消除疲劳，而且在盛唐时期，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们追求田园生活，那么这些在田园常见的花鸟就成为人们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象征。这些诗歌是特定文化的内涵的载体，也是文人经过文人的润泽和过滤，花鸟是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审美对象。因而，我们从唐代诗歌的整体风格出发，原本比较复杂的意象符号在经过诗人的整合，进而形成意象符号的系统，这样在诗文中更能够感知到诗人具体的情感。因而，从这个角度去谈的话，唐代文人当时的审美趋向是追求自然本真的趣味。
（三）隐逸成为风尚
“唐代社会隐逸风尚的兴盛从社会政治角度说，在于唐代统治者的优容和科举的推动；从思想角度说，缘于佛、道思想的理论奠基和导引；从经济角度说，则是园林别业的普及折衷了仕隐矛盾，这些相辅相成的诸多因素合力交织，构成唐代隐逸炽盛的文化土壤。”[ ]我们可以发现唐朝的诗人大多都是希望在仕途和隐逸之间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因而，在唐代时期，很多文人都喜欢隐逸。这从我们所看到花鸟意象可以看到，诗人们都是关注自然界的事物，都是山水田园的事物。因为只有在这种生活方式下，才会关注到这些花鸟，才能够进行意象创造，诗人的心灵在隐逸中得到疏解。同时，也有一些是文人关注国家，将自己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通过运用花鸟意象表达自己对个人境遇和国家命运的忧思。
参考文献：
[1]胡家祥。审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61
[2]丁桂香。盛唐桃花诗的审美特征[J]。文化广场，2012（4）：83-84
[3][俄]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23
唐代军事体育运动研究 篇4
一、军事体育运动的内涵和产生
1. 军事体育的内涵。
军事体育运动隶属于体育运动, 作为体育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和其他的一般体育运动的最大区别在于, 军事体育运动来源于军事战斗。唐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典型代表, 其军事体育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特色。源于战争服务的需要, 唐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军事体育运动, 各种军事活动都和军事体育运动密切联系着。
2. 军事体育运动的产生。
我国最早的军事体育运动萌芽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 特别是在原始社会后期,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劳动成果有所剩余, 手工业、渔业、农业、畜牧业等行业分工的存在, 贫富差距的产生, 从而使社会阶级产生了, 人们为了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而不断发生争斗, 这就是我国最早的战争。所以说, 劳动产生了体育运动, 而战争产生了军事体育运动。在人类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以后, 奴隶主阶层和奴隶阶层之间的矛盾不断被加剧激化, 特别是奴隶主阶级内部权力争夺战, 促使一些奴隶主为巩固和发展自身势力而组建军队, 原有的部分生产工具变成了军事武器, 有的奴隶主更是不断加强改进战斗武器, 加强对奴隶的军事训练。在夏商周时期, 军事训练的内容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 有水战中的技能———强钩、操舟、游泳, 有击剑、投石、跳跃、奔走、拓关、举鼎、角力、徒手格斗、驾驶战车、射箭等, 从而成为我国古代军事体育运动发展的萌芽。甚至在春秋战国时期, 驾驶战车和引弓射箭就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进入封建社会以后, 我国军事体育运动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在各个封建王朝时期, 其发展速度和规模有较大差别, 在有的时期, 军事体育运动得到快速发展, 而在有的时期, 军事体育运动呈现出停滞不前的发展状况。作为我国封建时期发展的辉煌时期, 唐代军事体育运动得到快速发展, 呈现出鼎盛状态。
二、唐代军事体育运动类型
1. 蹴鞠。
蹴鞠又称马球或者足球运动。马球又叫击球或者打球, 主要是人骑马上, 手持长柄镰刀形状的木杖, 各分两队在球场上争夺, 将拳头大小的木球往对方的小球门中拨进, 以最终计数来决定胜负。正如学者蔡孚在其《打球篇》一诗的序言中所记载的:“打球者, 黄帝所作, 往之毗鞠古戏也, 兵势以练武士, 知有材也。”阎宽在其《温汤御球赋》中记载道, 唐玄宗曾在长安城附近的临潼组织一场马球表演, 并昭告天下曰“伊跳鞠之戏者, 盖用兵之技也, 武由是存, 义不可舍”。并认为蹴鞠具有十分重要的治安和国防双重意义, “可以康宁宇县, 震叠戎狄”, 他以“唐尧阀修, 载劳丹浦之战;汉祖未悟, 果有白登之围”这样的历史教训作为案例, 对蹴鞠的重要性进行说明。
2. 投拔距。
投石, 学者应韵对此解释是“投石, 以石投入也”。在《汉书》第七十卷《甘延寿传》中曾记载道, 甘延寿“投石、拔距, 绝于等伦”。即对于20斤以上的石头, 本来应该是需要用发射的机械装置进行发射, 但是臂力过大的甘延寿却直接能够投射出去。唐代学者颜师古也曾解释道:“拔距者, 有人连坐相把据地, 距以为坚而能拔取之。”也就是说通过拔距来训练人的臂力, 而在清朝四库全书本的《太白阴经》中对此所作的解释是“超距”, 唐代学者司马贞在《索引》中记载道:“超距犹跳跃也。”在《史记》之《王剪传》中记载道:“王剪使人问军中戏乎, 对曰:‘方投石超距。’”
3. 舞剑浑脱、角抵。
第一, 舞剑浑脱。浑脱作为音译, 是舞曲名, 即囊袋的意思, 它作为一种舞蹈, 是由波斯传入的泼寒胡戏改造演变而来。相传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长孙无忌的毡帽, 跳舞的时候戴在头上, 后人效仿, 因此称为是浑脱舞。后来, 有人把浑脱舞和剑器舞进行融合, 称之为是浑脱剑器。著名诗人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对公孙氏的舞剑情景进行形象描绘:徐缓时, 万籁俱寂, 犹如雷霆停止, 万籁俱寂;急剧时, 如羿射九日, 剑光闪烁, 纷纷陨落, 目不暇接;收舞时, 犹如月光照江海, 剑在手中不动, 渐趋平静, 月光凝成一团白色。虽然军事体育运动对于这项活动的开展, 在技巧上未必能和公孙氏相比, 但是在动作套路上应该还是大致相当的。第二, 角抵。角抵又称之为是摔跤。在《太平广记》第五卷《振武角抵人》中记载道, 唐僖宗统治年间, 左神策军四军军使王卞出使边关振武, 在军中设宴, 宴会上先表演了乐舞, 然后再表演角抵。其中一个壮汉在角抵中连续战胜三人, 但是一个秀才却说可以“扑得此人”, 主人和客人都认为这个秀才在说大话, 但秀才一再坚持请求比赛。秀才在比赛之前先进入厨房, 并握着左手而出, 壮汉对秀才轻蔑而笑, “此一指必倒矣”。但在两人逐渐靠近之时, 秀才突然伸开左手对准壮汉, 壮汉立即倒下。主客皆不得其解, 问秀才所使何招, 秀才说他曾经在一个饭店里面遇到过此人, 那个壮汉才靠近饭桌的时候就踉跄倒下, 与壮汉同行之人告知说此人怕酱, 一碰到酱就会倒下。
4. 拔河。
拔河在古代又被称之为是牵钩,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楚国讨伐吴国, 以拔河来训练士兵, 后来演变成为湖北襄樊一带流行的军事体育运动, 后来又从军事体育运动演变成为祈求丰收的庆祝运动项目。唐代的拔河军事运动和今天的拔河运动相差不大, 不同之处就是有数百个小绳套系在大绳子上面, 比赛者将小绳子挂在胸前并往后拉, 以此来决定胜负。唐玄宗曾在军中多次举办拔河比赛, 在其所作的《观拔河俗戏》一诗中, 曾多次写道“壮徒恒贾勇, 拔拒抵长河。欲练英雄志, 须明胜负多”, “俗传此戏必致年丰, 故命北军以求岁稳”。学者薛胜在其所著的《拔河赌》中记载道, 唐玄宗为了对国外展示国家实力, 以举办拔河比赛为名, 曾命数千壮士分为两队。获胜的将士纷纷表示要为国尽忠, 从而使在场的外国使臣纷纷受惊, 并表示:“君雄若此, 臣国其亡!”从而体现出拔河在唐代军事体育运动中可震外邦、壮国威, 具有重要地位。
5. 角逐。
角逐称之为赛跑。762年, 唐宝应元年, 回纥援军和诸节度使军队在河南共同讨伐安史叛乱余孽史朝义的时候, 回纥援军态度十分骄横, 不时欺凌唐军, 而平卢军将领李正已十分不满, 并与回纥援军将领约定要进行角逐, “后者批之”。正式比赛时, 众多将士进行观看, 后李正已获胜, 回纥援军将领成为输家, 并被“批其颊”, 直打得他“屎液俱下”。唐军将士欢呼跳跃, 士气大涨, 而回纥军队自此以后再也不敢骄横。角逐作为军事训练中一项最为简单的训练项目, 将在军中举办比赛。
6. 田猎。
王维在其《观猎》中写道:“风劲角弓鸣, 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 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 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 千里暮云平。”《全唐书》第六十七卷《李靖传附李客师传》记载道, 由于右武卫将军李客师十分喜欢打猎, 京城附近的鸟兽都认识他, 一见他出现都被吓得慌忙逃命, 因此, 京城附近的农民都称之为“鸟贼”;折冲府经常会在冬季举行检阅练兵活动, 并规定在检阅结束后所有的猎物都可以归个人所有, 所有将士往往都是打猎高手。由此可见, 田猎这项运动是唐代军事运动一个重要运动项目。
三、唐代军事体育运动特点分析
1. 分类详细而具体。
唐代作为我国古代封建时期一个典型代表, 特别是唐朝在经过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以后, 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实力已经大大增强, 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在军事上, 唐代实行的是职业性的府兵制, 所有年满二十岁者都必须要服兵役, 直到六十岁以后才可以被免除。为了增强士兵体质, 军事体育运动十分盛行, 军事体育运动项目不仅种类较多, 而且分类较为具体, 仅在骑射方面, 就表示要骑而射, 这是对骑兵的要求, 不仅要能够骑而能射, 更是要骑而善射, 如果将骑射分开而言的话, 将分成了弩射和步射, 不必在马上进行训练。因此, 在唐代军事体育运动中, 骑射不仅包含了骑而能射、骑而善射方面的内容, 而且还包含了弩射和步射方面的内容。与此类似, 唐代剑术、刀术等相关军事体育运动也包含了类似的具体分类, 形成了完整的军事体育运动体系。
2. 武举制。
唐代对于我国古代军事体育运动作出的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创设了武举制。所谓的武举制, 就是要通过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军事人才。自从唐太宗贞观年间, 为了充实军事人才队伍, 创设了武举制来选拔专门人才。公平公正的军事人才选拔制度促使了全国尚武风尚的形成, 也为国防的巩固和军队建设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和外部环境。
军事体育运动作为我国古代体育运动的重要内容, 源于生存的体育运动, 衍生出养生体育运动、学校体育运动、休闲娱乐体育运动。唐代作为我国军事发展的代表时期, 其军事体育运动得到快速发展, 在世界古代军事体育运动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代表性, 对于丰富世界体育文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对于我国现代军事体育运动和现代国防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参考价值。
摘要：军事体育运动隶属于体育运动, 作为体育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和其他的一般体育运动的最大区别在于, 军事体育运动来源于军事战斗, 军事战斗产生了军事体育运动, 而军事体育运动的产生又是为军事战斗所服务的。
关键词：唐代,军事体育,体育运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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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歌 篇5
夏日题老将林亭
唐代：张蠙
百战功成翻爱静，侯门渐欲似仙家。
墙头雨细垂纤草，水面风回聚落花。
井放辘轳闲浸酒，笼开鹦鹉报煎茶。
几人图在凌烟阁，曾不交锋向塞沙？
登单于台
唐代：张蠙
边兵春尽回，独上单于台。
白日地中出，黄河天外来。
沙翻痕似浪，风急响疑雷。
欲向阴关度，阴关晓不开。
台城
唐代：韦庄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金陵图
唐代：韦庄
谁谓伤心画不成，画人心逐世人情。
君看六幅南朝事，老木寒云满故城。
行路难·其一
唐代：李白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羞 通：馐；直 通：值)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雪满山 一作：雪暗天)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碧 一作：坐)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从军行
唐代：陈羽
海畔风吹冻泥裂，枯桐叶落枝梢折。
横笛闻声不见人，红旗直上天山雪。
淮上渔者
唐代：郑谷
白头波上白头翁，家逐船移浦浦风。(浦浦风 一和：浦江风)
唐代地名释疑 篇6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是诗人王之涣咏出的千古名诗《登鹳雀楼》。那么这诗中的楼在哪儿呢?鹳雀楼，又名鹳鹊楼，这楼在山西蒲州(唐时为河中府)西南，黄河中高阜处，即今山西省永济市西北的古蒲州城遗址上，时有鹳雀栖其上，遂以为名。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这样记述：“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唐人留诗者甚多。”王之涣的这首五言绝句正是“唐人留诗”中的不朽之作。诗中所说的“山”即今中条山，“流”即此段由北向南的黄河急流，“千里”是指由此向西略南的中条山、华山、西安一段。这里地处山西的西南端，面临黄河湾，周围群山环列，风光甚佳。
唐时的鹳雀楼因河水泛滥冲淹，早已湮没不存，但这里的无限风光依旧。每当夕阳西下时，登上鹳雀楼旧址高处，但见西边黄河宛如金带向南倾泻，南端中条山横亘百里，莽莽苍苍；蒲州城田园风光历历在目，落日如盘，苍山点黛。好一幅千里苍茫晋南景，万端唐时山水情。
小溪何能泊“吴船”
唐代著名诗人杜甫有一首对仗工整的绝句历来为人称赏：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这首绝句写于何处呢?原来，杜甫在安史之乱后于唐乾元二年(759年)移居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畔。当时他心境很好，面对生机勃勃的景象，写下了一组即景小诗，兴到笔随，便以“绝句”为题．其中之一就是上面这首流传千古的绝句。可是在成都草堂门外，仅有一条小小的浣花溪，那些要沿岷江、穿三峡、直达长江下游东吴的大江船停泊于小溪河畔似乎不可理解，杜甫何以会写出“门泊东吴万里船”之句呢?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疑问总算有了答案。当时成都市自来水公司在青羊宫修贮水池时，发现了一座古时的水磨坊遗址，其规模很大，与现在的小溪水流量很不相称。经著名科幻作家、考古专家童恩正等人的考证研究，结果表明该地水磨坊建于北宋。当时这里河床宽大，水流远比现在深且急，足以推动水磨，那么去往东吴驶行万里的船只停泊于此也就不足为奇了。早于北宋的唐代杜甫写出这样的佳句，自然就是真实的写照了。
“少小离家老大回”家在哪儿
每当游子回到久别的故土时，总是禁不住吟诵起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诗如口语，淡淡道来，却将人们久客归来的人生感慨、老而弥笃的乡土眷恋挥洒得淋漓尽致。那么，这“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家”究竟在哪儿?据史料记载，唐天宝三年(744年)，86岁的贺知章辞去朝廷官职，告老还乡，返回故乡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居住在今绍兴市五方门外的道士庄。此时距他中年离乡已有50多个年头了，家乡的儿童当然不认识他，从而使他感慨万端，提笔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由此可见，“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家当为绍兴市五方门外的道士庄，如今这里仍留有一些遗迹，如贺知章撰写的“龙瑞宫记”摩崖题刻、名闻遐迩的贺秘监祠等。
神州何处杏花村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是晚唐著名诗人杜牧的一首传诵千古的七绝《清明》。数百年来，人们对诗中的“杏花村”究竟在何处，一直众说纷纭，争论颇烈。据统计，全国至少有19个杏花村，其中最著名的有4个。一个是山西汾阳县城北15公里处的杏花村；一个是江苏徐州丰县城东南7．5公里处的杏花村；一个是南京城西南隅新桥西信府河、凤凰台一带的金陵杏花村；还有一个是安徽省贵池市以西的杏花村。那么，在这4个杏花村当中，究竟哪个是牧童遥指的“杏花村”呢?
自南北朝以来，山西汾阳即以产酒著名。相传唐代最兴旺时，杏花村共有72家烧锅酒坊。该村所产的“山西汾酒”享有“甘泉佳酿”之誉，1916年曾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章。天下杏花村之多难以胜数，而有这般名酒的杏花村确实独在汾阳，所以许多人倾向于诗中所指的正是这个杏花村。但据《杜牧年谱》及四川大学缪钺教授对杜牧生平的详细考察，证实杜牧从未到过山西境内，因此杜牧诗中的杏花村就不可能在山西汾阳县了。
有人认为是江苏丰县杏花村，查《杜牧年谱》，杜牧一生自外郡迁官赴京共四次，有三次路过丰县境。唐大中二年(848年)，杜牧曾作宋州宁陵县记，丰县杏花村即在运河至宋州(河南商丘)道上，所以杜牧过丰县境写一首杏花村的诗是合乎情理的。而且自明代开始，《丰县志》版版皆收杜牧《清明》一诗人“艺文”。然而，如今丰县城东南数公里一带并无杏花村，只有一村名为张杏行，至今家家门前院里尚植杏三五株。可是该村一向不产酒，看来丰县说亦难令人信服。
考之金陵杏花村，虽在明清文献中有较多记载，但皆系引用《太平寰宇记》传说。杜牧虽曾数过金陵，但是否在金陵杏花村写过《清明》诗，并无史料可证。金陵杏花村是唐以来历代风景名胜区，亦是沽酒雅处。但杏花村遗址历经元、明、清战火已毁坏殆尽，没有留下寻踪觅迹的线索，只好存疑。
唐代中日体育文化交流 篇7
唐代的中日交流, 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即从初唐至公元838年前后为前期, 从公元838年前后至唐末为后期。前期的交流主要体现在两国互派使节往来,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遣唐使, 遣唐使为中日体育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后期, 中国大量商船东渡, 海上贸易兴起, 在这些频繁的相互交往中, 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接受并得以交流。
一、唐代中日体育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
唐代中日体育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 涉及乐舞、蹴鞠、马球、步打球、投壶、围棋、射艺等。
1. 乐舞。
唐代的乐舞兼具舞蹈、音乐、体育的性质, 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活动。据史书记载:唐代乐舞部分来自少数民族, 部分从国外引进, 史籍还记载了日本等国将他们的音乐舞蹈带到长安。唐代部分乐舞也传到了日本, 如《假面》 (即《兰陵王》) 、《拔头》、《苏中郎》等乐舞传到日本后经久不衰, 直到现在, 日本还能演出舞蹈《兰陵王》。这三个舞蹈所戴的木刻面具, 在日本全被保存了下来[1]69。
2. 蹴鞠。
蹴鞠在唐代传入日本, 据日本古籍《游庭秘抄》引据:“蹴鞠者, 起自沧海万里之异域, 遍于赤县九陌之皇城。”“鞠始于大唐”则在日本古代足球名著《蹴鞠九十九个条》中被明确指出。日本古籍《日本书记》描写皇极天皇二年 (644) 正月, 大中兄皇子 (即后来的天智天皇) 在法兴寺蹴鞠时, 因用力过猛竟然将鞋子和皮球一同踢了出去。唐代传入日本的蹴鞠的主要踢法分三人场、四人长、八人场等[2]224。
3. 马球。
众所周知, 马球运动时唐代长安最为流行的体育运动之一。史学家向达在1933年出版的《燕京学报》中刊载文章《长安打球小考》对马球如何传入中国, 又如何被交流到其他国家进行了论述:“其后, 由土耳其斯坦传入中国。日本、高丽亦有此戏, 则又得自中国者也。”[3]3唐代的马球运动约在8世纪传入日本, 日本源高明所撰《西宫记》对天历九年 (955年, 周世宗显德二年) 日本的宫廷马球运动进行了描述:“衣冠如唐人”, “入球门, 则各乱声”[4]74。说明了当时在日本开展的马球运动, 不仅服饰如唐人, 进球后也会伐鼓。
4. 步打球。
步打球运动约在8世纪传入日本, 唐代步打球运动的形象被织于两条各长2.36米, 宽1.24米的花毡之上, 花毡中央各有一被花朵包围的儿童, 其中一儿童手持曲棍呈接球状。两条花毡现保存在日本古都奈良东大寺佛殿西北的正仓院中, 据日本考古学家考证, 这两条花毡是我国唐代制品。这件文物, 是中日体育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5]454。
5. 投壶。
投壶因公元607、608年小野妹子一行两次赴唐学礼, 及大量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的往来而传入日本, 日本正仓院现存的隋唐时期的古否、古壶予以了论证。《日本的游戏》记载:投壶东渡之后, 壶的种类在日本就有38种以上[6]158。
6. 围棋。
唐代围棋运动较为盛行, 并成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外交手段, 据《旧唐书·宣宗本纪》记载, 唐宣宗大中年间, 日本王子赴大唐与围棋名手顾师言交流棋艺, 日本王子献出楸玉棋局盘、冷暖玉棋子。王子介绍说:玉子是日本东面集真岛上凝霜台手谭池所产, 因玉子冬温夏冷, 故称“冷暖玉” (见《杜阳杂编》和《北梦琐言》) [3]116。因围棋在隋以前就已经传入日本, 并在日本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双方水平不相上下, 顾师言惧辱君命, “汗手凝思”方才取胜。唐玄宗天宝年间, 日本僧人弁正法师随同遣唐使团入唐, 并留学中国直至终老, 因其精通棋艺而深受唐玄宗眷宠。
7. 射艺。
日本遣唐使团中不乏射手使者, 唐代中日之间也进行过射艺的交流。《新唐书·日本传》记载了日本遣唐使赴中国进行射艺表演:唐代永徽年间, 日本遣唐使“其使者须长四尺许, 珥箭于首, 令人戴瓠立于数十步, 射无不中”。另载, “弦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露面漆四节角弓一张、射甲箭二十支、平射箭十支等”被日本奈良朝留唐学生吉备、真备回国时带回日本[2]224, 进一步让日本了解、吸收大唐的射艺精髓。
《新唐书·太宗纪》载:六五九年, 日遣唐使献“白鹿皮一, 弓三, 箭八十一”。672年, 唐使郭务惊一行到达日本, 日本赠以“甲胄弓矢”。这是日本的弓、箭等射具第一次输入中国的记载。
二、唐代中日体育文化交流的主要特点
1. 唐代中日体育文化交流中日本的主动性及中国的开放性。
唐朝平息外患, 击败了突厥的侵扰, 团结起周边各少数民族, 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 建立了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盛世王朝, 文化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而当时的日本还处于奴隶制末期, 新生的封建地主迫切地需要发展经济、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此时大量汲取唐朝文化的营养来发展自己, 就成了最便捷和最有效的途径[7]48。据史料记载, 日本官方组织的正式遣唐使团达19次之多, 每次至少百余人, 使团人员包括大使、留学生、留学僧及随员、水手等, 更有多位遣隋、遣唐使在中国留学多年, 最长时间达到33年。他们越洋渡海, 历尽艰辛甚至不惜生命, 就为赴唐学习先进的文化, 而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被日本所接受并得以交流。唐太宗雄才大略, 对待外国及国内少数民族的态度较为平等, 《资治通鉴》卷198载其所言:“自古皆贵中华, 贱夷狄, 朕独爱之如一。”[8]34当时的渤海国 (今辽宁省) 蹴鞠、马球、步打球、投壶、围棋等体育活动已很盛行, 日本与渤海国来往密切, 唐太宗全面开放的对外政策促进了中日体育文化的交流。
2. 唐代中日体育文化的交流依附于政治、经济及外交活动。
唐代体育文化交流并非独立的文化交流。日本派出的大量遣唐使及后期的中国商船东渡无不与两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天智天皇在法兴寺蹴鞠, 日本王子赴大唐与顾师言对弈, 日本遣唐使赴中国进行射艺表演及唐使郭务惊赴日本获赠“甲胄弓矢”又仅仅是两国官员出访, 外交活动的点缀和插曲而已, 中日体育文化的交流紧紧依附于经济、政治及外交活动。
3. 唐代中日体育文化交流具有多样性。
唐代中日体育文化交流丰富多彩, 形式多样。有如项目传播:乐舞、蹴鞠、步打球、马球等;技艺表演:乐舞、射艺;器物交流:弓箭、棋盘等;体育竞技:围棋、蹴鞠等;人员培训:弁正法师等[5]454。
4. 唐代中日体育文化交流具有持久性。
从初唐时期蹴鞠等体育运动项目传入日本, 至日本源高明所撰《西宫记》对天历九年 (955年, 周世宗显德二年) 日本的宫廷马球运动的描述:“衣冠如唐人”, 体育文化交流贯穿于唐代始末, 对唐代中日体育文化交流的持久性予以了论证。
三、唐代中日体育文化交流的历史意义
1. 体现了唐代经济、社会、文化的繁荣。
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曾经指出:在当今世界, 倘若一个国家的文化处于中心位置, 别国就会自动向它靠拢;倘若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支配了国际秩序, 它就必然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先地位[9]2。唐代的中日体育交流中, 日本积极主动地向中国靠拢, 与唐代空前发达的生产力、蓬勃向上的社会风貌、多民族统一和谐的美好局面以及多元化的文化体系大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2. 促进了唐代体育文化的蓬勃发展。
中日两国之间进行持久、多样的体育文化交流, 推动了唐代体育文化的创新, 扩大了参与体育运动的群体, 促进了唐代体育文化的蓬勃发展。一个外来的文化要想进入新的文化环境, 并生存下来, 必须经过新的接受群体的选择、学习和改造, 唐代对体育文化的创新包括项目创新:驴鞠、步打球、木射等独具特色的体育运动项目的创编;器材创新:蹴鞠中充气球及蹴鞠球门的设置, 马球场地的建造, 围棋盘的精美、艺术化等;组织创新:唐代的棋待诏、相扑棚、打球供奉等, 是中国古代首次出现的专门体育组织或管理人员[10]81。不断的体育文化交流带动了各个阶层民众的体育运动参与, 参与人群包括帝王贵族、官员士兵、僧道文人、妇女儿童等, 成为了中国体育史上一大奇观。唐代体育群体空前扩大, 对体育文化的蓬勃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3. 为后世中日体育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各国保存下来的史籍资料及相关文物是唐代中日体育文化交流所留下来的宝贵遗产, 是中日两国民众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也是中日两国当今进一步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体育文化交流的历史基础。
“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 回顾唐代中日体育文化交流史, 我们在感叹唐代体育文化繁荣的同时应该注重发展我国传统体育文化, 更应该积极吸收先进的外来体育文化, 永葆中华体育文化的青春, 让中华体育文化与中华民族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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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唐代体育马球运动的研究 篇8
一、唐代马球运动的兴起
在刚进入唐朝时期, 统治者李世民为确保政治稳定, 先后采用诸多有效对策。例如:在地方建立民族政权、开展民族自治, 这样一来, 有利于文化的交流, 采用较为开放的形式吸引少数民族文化, 进而使汉族文化的发展和少数民族文化能够相互融合。李世民所采取的诸多国策, 在短时间内便使唐朝发展越来越强大。因民族不断壮大, 再加上政治发展趋于稳定, 从而使得各个民族间的文化与经济往来逐渐增多, 与此同时, 马球运动开始传入。最终出现打马球景象是吐蕃人在长安街进行的。这在《封氏闻见记》中有记载:“闻西蕃人好为打球, 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蕃街里打球, 此蕃疑朕爱此, 骋为之。以此思量, 帝王举动岂宜容易, 朕已焚此球以自戒”。事实上, 李世民的上述这番话存在一定的矛盾, 而作者则认为是:在唐朝时期, 马球大多数是由外来民族由于经商而居住在长安街期间的一种娱乐运动, 因此, 便有太宗在楼上观看“有群蕃街里打球”, 而在唐朝, 还没有出现击此球的人, 而对于吐蕃击此球便有了戏弄之嫌。因此, 便出现了“以此思量…….朕已焚此球以自戒”。由此看来, 在唐朝初期, 马球是由通商人所带入的[1]。
唐王朝, 为进一步巩固政权, 物质文明与高水平的文化素养增强了各个民族的向心力, 而唐都长安是国内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主要聚集地。而此时, 马球运动也从最初的兴起阶段进入到了蓬勃发展阶段, 是当时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时尚运动。除此之外, 唐朝时期的政治稳定又为马球运动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然而, 唐朝统治者为进一步巩固政权, 便采用和周围民族和睦相处的对策。因此, 便出现了大量的和外族联姻、各种经济往来等。例如:唐朝的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针对此种和亲策略, 不仅加强了各种外交往来, 而且又在史书中有马球交流的记载。随着马球运动在唐朝的发展, 从最初的用于烘托外交礼仪接待, 逐渐发展到具有一定浓厚政治色彩。然而, 由于唐朝政治外交发展的需求, 因此, 使得世代帝王与大臣都非常喜爱马球运动。因此, 在历史中, 将马球运动又称之为一种“王者的运动”。因统治者都比较喜爱马球运动, 因此, 为取悦统治者而练习马球的人越来越多。然而, 在马球比赛过程中, 想要真正战胜对手, 就必须要求比赛者要有极为高超的马球技艺, 这样一来, 大量的文臣武将便想尽一切办法来提高技艺, 此外, 又有一些朝中的群臣在马球聚会期间来传递信息。而上述这些马球运动都是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的。尤其是在天宝六年十月, 统治者则认为马球运动是训练军队作战能力一种良好的手段。所以, 在军队中开始广泛推广马球运动, 这样一来, 在军队中便出现了利用马球运动来训练的项目, 进而不断提升骑兵作战技能。一时间, 不管是在宫中还是宫外, 也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民间, 出现了大量的欣赏马球的人, 并且打马球的人也越来越多。由于在唐代发展中, 马球在政治、外交以及军队等中都有加入, 因此, 为马球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牢固基础[2]。
二、唐代马球场和马球比赛原则
对于马球比赛的组织过程来说, 现在难以找到唐代文献记载的全貌。而到了宋朝时期, 依然设有马球比赛, 此时已经将马球纳入到礼仪规范内。各种礼仪大多数都是沿用前代, 因此, 我们结合唐代有关文献中关于马球的一些记载, 便能够推断出, 马球比赛必须要做好以下准备。
首先, 是马球场地的准备。要求场地必须保持平整, 并且球场中不能出现各类杂草。这是因为有史书记载, 在唐宪宗年间, 曾责怪大臣使马球场长出草来。其次, 马球球门的设计。球门主要有两种, 即单球门与双球门。其中, 单球门指的是要在一块木板墙挖开一个尺寸大小约为一尺的洞, 在洞后要设置网囊, 以击入网囊球数量的多少来决定比赛的胜负。因球门设置偏小, 因此, 马球击入球门的难度相对偏大。然而, 对于双球门的比赛规则是和现代马球十分相像的, 是以击入对方球门数量的多少决定胜负的。再次, 比赛队伍。如果是双球门, 那么必须将人员分为两个队, 再穿上不同颜色的服饰, 每一个队都派一名守门员。再有一名裁判, 此外, 还有两名负责人进行登记, 如果有一队击入一个球, 那么要在胜利一队插入一面旗子, 最终是以旗子数量多少而决定胜负的。最后, 马都是由专人负责看管。在马球赛中, 设有专门的球员, 也就是“打球供奉”。有史书记载, 打球供奉有十分高超的技术, 然而, 在他们在统治者眼中, 也只是一种逗乐工具, 他们的生命得不到保障[3]。此外, 在唐代文人当中, 也有大量人都会打马球。他们借助球赛的方式来庆祝进士及第, 这是历史中非常罕见的。如果及第的文人不会打马球, 那么便会使盛会扫兴。所以, 唐朝时期的大多数文人都是会打马球的。因文人会武, 大多数文人开始从文转为武。
三、经济的繁荣是促进马球发展的基础
在唐朝时期, 经济繁荣发展, 从而为马球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但是, 在唐朝初期, 社会经济的衰败, 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休生养息策略, 例如:均田制、租庸调法等, 从而使当时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因农业的快速发展, 从而又带动了手工业、养马业等的迅速发展, 经济发展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因唐朝时期的政治经济的稳定、国库充足, 从而使唐朝的马球运动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
四、唐代体育马球的衰落
在唐朝时期, 大量社会财富都主要集中在皇亲国戚以及有名气的文武大臣中。有史书记载“天下编户, 贫弱者众”的说法, 然而“王公百官之家, 比置田庄, 恣行吞并。”二者相互对照, 只有王公百官才能够进行马球运动。从唐王朝的发展史来分析, 在发展到初期统治者都非常喜欢打马球运动。然而, 到了盛唐时期, 统治者喜爱马球, 则是因为马球是和政治以及外交等联系比较紧密的一种活动。而如果是在民间, 那么只有有条件的富家子弟才可以进行效仿, 这样一来, 马球开始由宫廷传入到社会当中。后来, 发展到唐朝晚期, 国弱民衰, 尽管在后宫中诸多妃子也都非常喜爱马球, 但是, 她们对于马球的喜爱和政治外交几乎没有任何关联。而到了玄宗年间, 大量宦官争权, 为谋取权利, 宦官想尽一切办法使统治者沉浸在马球活动当中, 由于长期嬉戏在马球活动当中, 因此, 便荒废了朝廷中的政务。在唐朝年间, 宦官所拥立的八位皇帝中, 有六位皇帝是因长期嬉戏在马球中, 而不思治国。由于“贞观之治”的稳定政治局面以及“开元盛世”的繁荣经济发展, 从而使得民间通商空间逐渐减小。并且, 通过马球比赛将其作为礼仪庆典的现象已经完全消失。从此时开始, 马球运动变为了宫廷中的一种游戏, 其主要原因是马球运动没有在民间得到普及, 一直都是在上层社会中发展, 而由于政治经济的衰落导致马球运动彻底消亡[4]。
早在755—907年间, 由于战乱的增多, 从而导致唐王朝政治以及经济等的发展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由于战争的出现, 从而导致政治发生动荡, 其经济已经入不敷出, 受战争的影响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以往的马球比赛场景逐渐被人们所淡化, 从此, 马球运动由盛行阶段开始转入下降时期。尽管在宫中或者是军队中依然存在, 有时也会十分激烈, 而马球运动的规模以及声势变得“日渐陵夷”。然而,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马球运动只是“王者的运动”。因不能在民间得到普及, 便在今后的发展中错误地认为马球运动是一项奢侈的运动, 而在朝廷的更新换代中, 对马球的重视程度开始降低, 这样一来, 便最终使马球运动走向衰亡。
马球是融合骑马技术与击球技术为一体的一项体育运动。马球开始兴起于唐太宗时期。由于马球运动既是训练骑马技术与马上砍杀技术极其重要的一种手段, 又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娱乐运动, 再加上, 唐代统治者的大力倡导, 从而使马球运动在各大将士、贵族、文人等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特别是在初唐到盛唐年间, 正是唐朝马球由兴起到蓬勃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由诸多壁画、陶俑以及彩绘马图可以看出, 对马球的发展可谓是十分重视。
由此看来, 我国唐朝马球运动兴衰以及演变的整个过程, 这充分体现了流行常态曲线规律的发展, 形成一个十分完整的流行周期, 而对于马球在唐朝的发展来说, 是此流行周期上升的阶段。因此, 如果谈论到唐代甚至古代整个马球运动兴衰的主要原因来说, 除学界所提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以外, 更要充分考虑到流行常态曲线的发展规律所产生的巨大作用。本文作者结合唐代马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重点对马球场设置与马球比赛的规则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同时又对唐代马球的衰落加以详细阐述。希望可以对今后唐代体育马球运动的研究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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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与唐代体育的研究综述 篇9
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极其辉煌灿烂的时代,唐朝完全改变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弱清谈的社会风气,社会尚武之风盛兴。统治者注重武功,体育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描写唐代体育活动的文献数不胜数。
1.1 研究唐代养生体育,军事体育的文献
(1)罗时铭的《孙思邈养生思想初探》。作者分别论述了孙思邈养生思想的自然说、动静论、卫生观、饮居法,并对其养生思想的形成和影响加以概述。后来,罗时铭先生作又发表了《孙思邈养生思想再探》又从保神、练气、养形三个要素,对孙思邈的养生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并提出要以辩证、联系的观点看待其思想。
(2)王俊奇的《白居易的“养生之道”》。作者总结白居易长寿的秘方,主要得易于动静交养,注重劳动健身和长时间的登险攀高的身体锻炼和静坐气功养生。
(3)高松山的《唐代军事体育略考》。作者认为唐代特别重视军事体育活动,军中的各种活动都同体育密切相关。唐代选拔军事人才以军事体育才能为主要标准,其主要体育活动包括舞剑、投石、蹴鞠、田猎、负重。
1.2 研究唐代球类活动的文献
(1)左从现,潘孝伟的《唐代马球运动发展分析》。作者对唐代马球运动流行的范围和周期问题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唐代马球运动流行于上层社会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当时封建经济发达的背景下,唯有富裕而有闲的上层社会才具备开展高标准、高消费的马球运动的经济实力。中国古代马球运动兴衰演变的过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流行周期。其中,马球运动在唐代发展的过程,则相当于这一周期的上升阶段和高峰阶段。
(2)张兆才的《唐代马球兴盛与衰落的社会原因》。文中指出,初唐到盛唐时期是唐朝马球缓慢兴起到蓬勃发展乃至鼎盛的时期,盛唐以后,马球运动逐渐衰落,作者结合历史背景对其兴衰原因作了全面的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政治稳定是马球兴盛的条件,繁荣的经济是马球蓬勃发展的基础、政治的动荡与经济的凋敝造成马球的衰落。
(3)王江云的《唐代马球运动的兴起与规则要求》。作者认为唐代马球运动不仅是训练骑术和马上砍杀技术的重要手段,也是一种很好的娱乐运动。由于唐朝皇帝的倡导,马球运动在军中将士、王公贵族乃至文人中深受欢迎,唐代的马球场与马球比赛规则也都有一套严格的规定。
(4)邢新强的《唐代驴鞠小考》。作者通过传世史籍、敦煌文献、出土文物等资料,指出唐代皇帝、军队、女子举行驴鞠运动的情况,并总结驴鞠具有激烈程度不一、击鞠姿态婀娜等特点。
(5)刘克俭的《唐帝国与马球运动》。作者通过研究二十余位皇帝酷爱马球活动,并认为他们对马球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我们了解唐代的马球运动提供全面系统的依据。
(6)苗福盛,刘祥燕的《唐宋蹴鞠对比研究》。作者结合唐宋不同的社会发展背景,从场地与器材、参赛人数及踢球方法、服装、观众几个方面对唐宋时期蹴鞠方法进行对比研究。
1.3 研究唐代对外交往中的体育文献
(1)梁全录的《唐代“丝绸之路”上的围棋》。作者首先对围棋进行历史追溯,而后通过壁画等史料论证,唐代“在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吐鲁番地区围棋兴盛情况。并说明唐代敦煌围棋沿“丝绸之路”在广泛传播,断想随着文化、佛、艺术的交流,围棋这一瑰宝,可能正是由这条“丝绸大道”遂渐传入亚欧各国。
(2)高朝阳的《九姓胡对唐代体育的影响》。文章以欧亚体育交流的全球史观为出发点,通过考察唐代汉文化与西域中亚绿洲陆桥文化的交流,探讨唐代九姓胡文化沿丝绸之路北道的传播交流对唐代体育文化的影响。
(3)许万林的《丝绸之路陇右文化与唐代长安体育的繁荣》。以唐代丝绸之路的体育文化交流为背景,探讨了陇右文化对唐代长安体育的影响。研究认为:陇右与周、秦、唐王朝的历史渊源造就了唐代三秦文化社会劲悍尚武的民族精神,文化的二元结构使陇右地区成为华夏与域外体育文化的熔炉,实现了异质体育文化的本土化过程,陇右繁荣的体育文化是唐代体育的有机构成,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4)薛廷利,李金梅的《唐代中外体育文化交流及其历史意义》。作者对唐代中外体育文化交流的内容、特点及历史意义进行论述,为继承和弘扬东方传统体育文化、促进东西方体育文化的融合提供借鉴。
1.4 研究唐代女子体育、双陆及拔河活动的文献
(1)刘芳梅的《试论我国唐代女子体育活动的特点及其原因》。作者通过对唐代女子体育活动的特点及其原因作一探究,对于探索我国古代女子体育史和发展我国现代女子体育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2)苗福盛,刘祥燕的《唐代女子体育试探》。作者研究论述唐代女子体育开展的项目:蹴鞠、马球、步打球、踏球、骑射、拔河、秋千、赛舟、踏青、舞蹈、剑术、围棋、游泳等,为女子体育发展提供借鉴。
(3)王永平的《唐代的双陆与握槊、长行考辩》。作者对双陆与握槊、长行的两种棋类游戏进行考证。纠正了人们误将长行当双陆,解释了两者的相似与不同,而且帮助我们了解了唐人的闲暇娱乐活动。
(4)袁刚的《唐人拔河游戏》。作者首先对拔河游戏进行历史追溯,并从史料中挖掘出盛唐时期宫廷里,皇帝、宰相、侍臣、宫女拔河游戏的开展情况,并结合唐代历史背景分析其原因。
2 关于唐诗中的体育研究
(1)李国华的《唐代的两首马球诗》。作者试译了两首马球诗,用对比的方法加以分析,用历史事实加以检验,分别得出有益的和惨痛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2)刘评的《唐诗里的体育活动》。文章中写道唐诗中描写最多的马球、蹴鞠、舞蹈、狩猎、拔河五项活动,并结合盛唐诗歌豪放热情的诗笔风格加以分析,得出以体育活动为题材的唐诗特点即是勇敢激烈、富有进取精神。
(3)赵加令的《<全唐诗>里的球类游戏》。作者认为《全唐诗》里的球戏描写可分为蹴鞠、打毯两种。分别对他们进行历史追溯,重点描述唐代球戏的开展状况、打球人的技术水平以及女子打球活动。并说明唐代球戏的盛行与统治者的提倡和参与是分不开的,皇帝的提倡下,球戏充分发展,宫廷内外、贵族家庭都设有场地,开展普遍。
(4)程云峰的《唐朝诗人笔下的女子体育体育运动》。作者从唐朝浩瀚如烟的诗文入手,分析唐朝女子所从事的体育运动。如:蹴鞠、射箭、秋千、乐舞、击鞠、围棋等,研究表明唐代女子体育活动不论形式还是普及程度都是空前的。
(5)王俊奇的《唐代诗文中的马球》。此文概述了《全唐诗》中的二十首描写马球的诗,其中宫廷诗占了多数,其次有反映文人、军队、学士、豪侠少年的诗文。作者表明,写这些马球诗的作者多有名望,而且多为宫廷应制诗,故而这些诗文反映真实。
(6)张联举的《论唐诗中所见的宫女体育活动》。作者认为生活在皇宫大内的女性进行体育游乐主要目的在于释放郁闷、消闲健体。并列举蹴鞠、驴鞠、步打、围棋、舞蹈等活,展现唐代女性自由奔放、自强不息的精神面貌。
(7)李娜的《由唐代诗赋看蹴鞠运动》。作者从反映唐代蹴鞠运动的唐代诗赋中,找出唐代蹴鞠的发展演变轨迹。发现在唐代有“充气蹴鞠”的发明和“双球门”的出现,以及女子蹴鞠的兴起。
(8)朱晓平的《全唐诗中的体育休闲》。作者通过对《全唐诗》中有关体育活动的分析,对经典体育诗句的赏析,对唐代参加体育休闲的群体和体育休闲方式的归纳、分类,展现唐代体育休闲活动的丰富多彩和参与群体的普遍性。
4 结语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古代体育的文献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唐代体育备受人们关注,其内容几乎涉及古代体育的方方面面,如唐代体育活动项目研究、唐代体育文化现象研究、特殊人群或特殊阶层体育活动研究、唐代的域外体育交流研究等。很多作者励志研究,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对文献梳理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四点:
(1)研究唐代体育的文献虽然多,但是研究不够深入,多从史料中挖掘相关资料,而后进行描述性研究。让人们知道在唐代体育的开展状况,但并未道明原因。
(2)近年来,对唐代体育的研究者越来越多,但是大多各自从唐代汲取一个项目或几个项目来写,研究不够全面、均衡。如研究马球、舞蹈的篇目很多,而研究拔河、竞渡和女子体育的文献却很少。
(3)尽管研究唐代体育的文献很多,但以唐诗为视角来研究唐代体育的文献很少,即便有也是多研究唐诗中的球类游戏,涉及的方面不全。
(4)唐代体育的发展除了倚仗客观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还离不开唐人的体育思想、体育意识。这种思想虽未能以文字的方式记录留传下来,但确实存在,它是构成唐代体育繁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这方面的研究少之又少。
摘要：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多元文化并存的朝代,千百年来,人们总是把一个朝代——唐朝,和一种文学体裁——诗歌联系在一起,大唐的繁华滋养出了豪迈奔放的胸怀和洒脱的诗句,大唐的灾难也激发出了凄楚的哀叹和严厉的批判。众多的诗人记录着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共同描绘了一副大唐全景图。体育当然也不例外,文人舞剑,皇帝打球,就连女子也摆脱传统理念的束缚,走出闺阁,骑马射箭。文章论述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唐代体育、唐诗中体育的研究,希望为研究唐代体育文化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我国唐代女子体育运动兴起分析 篇10
一、我国唐代女子体育运动主要项目
我国唐代女子体育运动有的是为唐代所独创, 有的是在继承前朝基础上创新而来, 在项目上呈现出多种多样的特点, 体现了唐代女性的风采。
1. 女子蹴鞠。
蹴鞠作为我国古代一种“足球”运动, 又名“踏鞠”, 它是用皮子制成一个圆形的球皮, 并在球皮里面塞满毛发。蹴鞠最初是用于军事训练, 始于黄帝, 流行于汉代, 当时下至百姓、上至帝王, 从民间到宫廷, 爱好者甚多。汉代, 军中甚至有蹴鞠练兵的做法, 正如刘向在其《别录》中所记载“踏鞠, 兵势也, 故用此练武士”, 即蹴鞠有大军压阵之势, 所以可以用来练兵。在我国唐代女子蹴鞠中, 大多数在节日, 如寒食节中, 由两个以上的女子进行对踢, 在著名诗人王建的《宫词》和王维的《寒食城东即事》中都对此项运动进行了描述, “蹴鞠屡过飞鸟上, 秋千竟出垂杨里。”
2. 女子击鞠。
击鞠即马球运动, 又称为打球或者击球。流行于唐代的击鞠运动不仅在民间男子、军队、皇室、官吏中得到流行, 而且在女子中也广受欢迎, 当时即是一些柳腰女子亦可跨鞍挥杖。只是女子击鞠和男子击鞠的不同在于, 女子击鞠不是骑马, 而是骑驴, 所以为了和骑马击鞠或者徒步击鞠相区别, 女子击鞠又被称为是“驴鞠”。女子击鞠凸显出了女子的豪爽英姿。正如著名诗人张籍在《寒食内宴二首》对女子击鞠所作的描述, “殿前骑逐飞球”。在唐代墓葬中出土的刻有四个女子骑马击鞠的铜镜和击鞠的女佣, 在陕西乾县出土的唐代击鞠图和马球图及陕西临潼出土的唐代女子击鞠陶俑, 都对女子击鞠运动进行了真实反映。
3. 女子骑射。
封建帝王将相为了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生活欲望, 经常会组织一些体育运动, 而宫中女子为了排遣其精神空虚和孤独苦闷, 经常也会开展一些除划船和拔河以外的体育娱乐活动外, 在帝王出猎的队伍中也会经常出现女子的身影, 甚至一些女子还是骑射高手, 她们纵马飞驰, 拉弓射猎都是平日练习的结果, 可谓“小镫狭鞭鞘, 鞍轻伎细腰”。
4. 女子舞蹈。
唐代包容的文化、开明的政治, 儒家礼教束缚较少, 使唐代有“胡气”之说, 而胡则特指我国北方少数民族, 特别是西北突厥族、鲜卑族等游牧少数民族。为迎合王朝统治者的爱好和审美需求, 唐代女子积极投身于显现力健之美的舞蹈活动中去。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歌舞极盛时期的唐代, 其流行的舞蹈分为“软舞”和“健舞”两种类型。健舞在唐初尤为盛行, 其动作时刚健、矫健, 因此唐朝统治者对于健舞中的拓技舞和胡旋舞特别钟爱, 经常用于表演。其中, 胡旋舞以旋转为主, 是由西北传入的一种较为强悍粗犷的少数民族舞蹈。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其《胡旋女》一诗中对胡旋舞的回旋、下腰、腾跃、进退等动作交替变换进行描述, “弦鼓一声双袖举, 回雪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 千匝万周无已时。”
5. 杂技。
和女子舞蹈一样, 杂技主要是供达官贵人、统治阶级进行观赏, 其表演者也以女子为主, 有的是民间的杂技班子, 有的是宫中蓄养的女伎。每当庆典宴会的时候, 都要以杂技来表演助兴。并且在表演的时候, 经常会伴有舞蹈, 两者相互结合, 便出现了杂技中的两种类型:坐部伎和立部伎。由女子所表演的杂技项目主要有戴竿、绳伎、马伎。在唐代宫中甚至出现了专门的女子马伎训练运动。著名诗人李濯、敬括都对女子马伎表演进行了描述, “盖欲激君子之磨锐”, 成群的宫女飞越障碍、逐池竞射, 或是藏身鞍旁献技, 或是按旗另抽戈应接。最为著名的当是著名诗人刘晏在《咏王大娘戴竿》中王大娘在唐玄宗勤政殿前的高超表演场景, “戴百尺竿, 竿上施木山, 状瀛州方丈, 令小儿持绛节出入其间, 歌舞不辍”。
二、唐代女子体育兴盛的原因分析
与前后各个朝代相比, 唐朝的女子体育运动在当时的世界女子体育领域中都是独树一帜的, 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女子体育运动作为女子社会地位和国家实力真实反映, 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是社会相对安定、国力较为强大、经济十分繁荣、国家得到统一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具体而言, 唐代女子体育运动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女子体育运动受到民族大融合的影响。历史学者基本都认为我国李唐皇室带有鲜卑族的血缘, 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较为深刻。在李唐王朝中的几位皇帝, 其血缘关系可以如下表示:李昺 (袭爵唐国公, 北周柱国大将军, 娶鲜卑族妻独孤氏) →李渊 (唐高祖, 袭爵唐国公, 建唐, 娶鲜卑族妻窦氏) →李世民 (唐太宗, 娶鲜卑族妻长孙氏) →李治 (唐高宗) , 由此可见唐初几位皇帝母亲都是鲜卑族, 皇帝自幼受到了鲜卑族习俗影响, 在唐朝统一天下以后, 北方少数民族的胡服骑射、尚武精神被引入到中原, 加快了民族融合进程, 不仅改变了中原地区人民生活方式, 而且也改变了各个民族的精神面貌。长期处于野蛮状态的少数民族逐渐被注入了更多儒家文化精神内涵, 而长期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汉族农业文化被输入了豪侠健爽的新鲜思想。通过民族大融合, 使得过于刚烈粗野的北朝文化和儒雅孱弱的南朝文化被进行了扬弃和继承, 一个具有新的时代精神面貌便开始逐渐呈现。在民族大融合中, 唐代女子体育运动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影响, 成为唐代女子体育运动兴盛发展的民族根源。
2.拥有一个较为宽松开明的思想文化氛围。唐代拥有“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两个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达时期, 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了兼容并蓄、三教并行的开明思想文化政策, 其三教主要是指“道教、佛教、儒学”。唐代统治者首推儒学治国。在唐贞观二年, 唐太宗李世民对臣僚说道“朕所好者, 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 失之必死, 不可暂无耳。”但是, 出于教化百姓和安定社会的另外一个政治需要, 唐代统治者又对宗教大加推崇, 以“神道设教”, 对宗教的社会统治功能加以发挥, 对佛教和道教进行奖掖, 甚至在贞观十五年, 唐太宗亲自与道教和佛教相关人士谈佛论道:“今李家据国, 李老在前;释家治化, 则释门居上。”唐代统治者除了对以上三教进行发扬以外, 对于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也以宽容的态度进行保留, 从唐太宗开始一直到唐武宗, 唐代一直在实行着“三教并重、多教共存”的宽容开明的社会思想文化政策。这种宽容的社会思想文化政策, 为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相互影响和融合提供了一种宽松的社会文化氛围, 并在这种社会文化氛围基础上, 对汉代所建立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 特别是对女子的三从四德女子束缚思想大大削弱。而这也是我国唐代女子之所以能够卸下礼教思想包袱, 较为自由轻松参与到体育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文化基础和根源。
3.国家统治者对于女子体育运动的积极倡导和积极参与。在我国唐代, 由于受到北方少数民族尚武精神的影响, 其统治者对于体育运动都抱有较为浓厚的兴趣, 他们或者是积极倡导, 或者是亲自参加到女子击鞠、拔河、围棋、射猎等运动项目中去, 在唐代的二十个皇帝中, 对于击鞠运动热衷的就超过一半, 甚至出现了唐玄宗、唐肃宗、唐穆宗、唐宣宗、唐僖宗等几个皇帝“球迷”, 唐玄宗经常驰骋于球场之上, 策马挥杖, “东西驱突, 风回电激, 所向无前。”除了对于击鞠运动十分爱好以外, 唐代有的皇帝对于其他运动项目也较为迷恋, 甚至在唐中宗在位期间, 专门组织了一场朝廷重臣元老参与的拔河比赛, 他还亲自主持过精彩的击鞠比赛;唐僖宗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全能的“运动员”, 他不仅“尤善击球”, 也“好蹴鞠”, 更是“好骑射、剑、槊”, 有次当着大臣的面自诩道, “朕若应击球进士举, 须为状元。”
在《墨子》一书中记载道:“楚王好细腰, 宫中多饿死。”说的是国家统治者的一时好恶可能影响到身边的人, 甚至是整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唐朝统治者对于体育运动的喜好, 必然会使身边的众多妃嫔为了吸引皇帝的注意力, 进而接近皇帝, 要不断加大对体育活动的关注, 她们不仅观战助兴, 甚至是直接参与到体育运动中去, 在整个宫廷形成了女子体育运动风尚, 而宫廷女子体育运动的兴起引导着民间女子体育运动风气形成, 成为民间女子效仿的对象, 成为我国唐代女子体育运动兴起和发展的直接原因。
总之, 唐代作为我国古代封建王朝的代表, 是我国封建时期发展的鼎盛时期, 女子体育运动无论是项目类型还是活动规模, 都是历朝历代所不能比拟的。唐代女子体育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有:第一, 安定的社会秩序、强大的经济基础、统一的政治环境是女子体育运动兴盛的政治条件, 而这也是我国当前开展女子体育运动的前提;第二, 民族融合进程的加快。唐代女子体育运动是在北方少数游牧民族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相互融合的进程中出现的, 它借鉴和吸收了不同文化的精髓, 并形成了不同于母文化的新的女子体育运动文化;第三, 女子体育运动的兴起有一个较为宽松的社会思想文化基础。唐代多元、宽容、开明、开放的思想文化氛围, 提高了女子社会地位, 减少了女子参与体育运动的阻力;第四, 国家统治者对于女子体育运动的重视。出于审美和娱乐需要, 王侯将相倡导并参与到女子体育运动中去, 为女子体育运动的兴盛产生了直接推动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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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自来酒” 篇11
从其他的一些记载看，古时在解决斟酒繁劳方面，也确有成功的尝试，而且是屡试不爽，这便是可以用现代语言来表述的“自来酒”的创设。
似乎至迟在唐代，宫廷中开始有了“自来酒”，美酒可以通过管道源源不断地畅涌到筵宴上，流到酒客的杯子里，就像我们当今使用自来水一样便利。唐太宗李世民就曾两次用这自来美酒招待北方少数部族，场面非常壮观。第一次是在贞观三年(629年)，为的是招待“献方物”的回纥使臣。当时唐太宗坐在宝殿中，殿前临时建起一个高高的坫台，台上放着大银瓶，自左阁埋有地下管道，美酒通过管道直通台下，往上涌入高坫的银瓶中。银瓶下又有管道引出，将美酒转注饮者杯中。赴这次酒宴的游牧部落使团有数千人之多，他们敞开肚皮痛饮，结果还剩下一半的酒没饮完。
这次自来酒会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效果不错。10多年后，唐太宗兴致勃勃地又举办了第二次自来酒会，那是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在天成殿宴遣归附的北方游牧部落首领，也是设高坫于殿前，置银瓶于坫上，自左阁内“潜流”酒泉通于坫脚而涌至殿前瓶中，与宴者也是数千人，酒也只饮下了一半。这次酒会的规模与上一次相当，只不知是不是在同一场所。
唐代不仅御筵上有自来酒，有些皇亲国戚也有用这个法子举办酒会的，这在当时一定被认为是渲染气氛的一个好方式。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穷极奢侈，她也举办过自来酒会，只是排场不如皇上大，设计也有些区别。她命人在房梁上悬鹿肠于半空，开宴时派专人从屋上注酒于鹿肠中，饮者由鹿肠注酒于杯中。她还为这个自来酒机关取有一个雅名，叫做“洞天圣酒将军”，又称之为“洞天瓶”。
论唐代军事体育的传承与发展 篇12
一、古代军事体育的兴起和发展
1. 古代军事体育的起源。
在原始社会中, 为了抵御恶劣的生存环境, 人们合力围捕猎物或者抢夺对方的财产, 这就必须要掌握一定的攻击和防御技巧, 这是军事体育的起源。当发展到氏族社会时, 部落之间为了争夺生产资料和财产, 经常爆发武力冲突, 形成了早期的战争。在祭祀活动中的很多舞蹈动作都是从战斗中演化而来的, 而这些带有军事色彩的舞蹈就是最初的军事体育活动的雏形。
2. 奴隶制社会军事体育的发展。
在奴隶制社会阶段,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 战争规模的扩大, 石质武器逐渐被青铜武器所取代, 战斗形式出现了车战、骑射等方式, 这些对于士兵身体素质和作战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进一步地达到提高士兵的战斗力, 统治者则更加重视士兵的军事化训练。军事体育项目也较为繁多, 其中主要包括武舞、田猎、御术、射术等军事训练内容。武舞就是带有舞蹈性质的战斗技能的日常训练, 包括喊口令、集体动作、武器的使用技巧等方式。田猎是指通过统帅带领士兵集体围捕猎物的方式以达到训练士兵、提高军队战斗能力的目的。御术就是指驾驭战车的能力, 这也是军事体育训练的重要项目之一。由于车战成为战争的主要方式, 御术是高低对于战争的胜负有着重要的作用。射术是随着弓矢技术的改良而发展起来的, 它也是战争中重要的战斗方式, 因此射术的高低也是衡量士兵素质的重要标准[2]。
3. 封建社会军事体育的发展。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 战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作战的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战国之后以车骑为主的战斗形式逐渐被步兵和骑兵的联合作战方式所取代, 而军事体育训练从训练思想到训练形式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为了适应战争中更为灵活的作战方式, 军事体育训练对士兵的身体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主要表现在对士兵的力量、耐力、灵敏和速度等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角力和举鼎、击刺和拳术、奔跑、跳跃和投石等项目, 秦汉时期出现的徒手搏斗、兵器演练等项目, 都是为了提高单兵作战能力而开展的。其次是对武器的使用越来越受到重视[3]。随着制铁技术的推广, 兵器的种类逐渐增多, 除了射术之外, 秦汉时期的刀术和剑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矛、槊和刀盾、双戟等兵器的训练也成为士兵军事训练的重要考核内容。再次是军事训练越来越重视集体的配合和战术的运用。除了传统的田猎等训练方式之外, 春秋战国时期的拔河、秦汉时期的蹴鞠等军事体育项目也在军事体育训练中逐渐被广泛运用。
二、唐代军事体育的新发展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 伴随着生产技术的革新, 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 社会经济的繁荣, 再加上唐代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绚烂多彩的文化, 使唐代军事体育有了进一步提高。
1. 唐代军事体育的特点。
(1) 竞争性。唐代的许多军事体育训练项目都带有竞争性的特点。唐代盛行的打马球、角抵、拔河、和骑射等军事训练项目竞争激烈, 有的时候甚至发生伤亡事故, 然而这些充满危险性的军事体育训练往往会激发士兵们的勇气, 在激烈的角逐中获得胜利更能够得到同伴的尊重。军事体育项目的训练不仅能够培养士兵勇敢的精神, 增强士兵的身体素质, 提高士兵的战斗力, 还能够增加团队之间的默契和协作能力, 此外还能增添军事训练中的乐趣[4]。 (2) 开放性。唐代是我国各民族大融合的时代, 唐代军事体育开放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体育项目的创新、与各民族之间的体育活动交流频繁、军事体育扩大到民间以及女子参与体育活动等方面。唐代军事体育开放性特点得益于当时政治的清明、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在与各民族、各国之间的交流中, 唐代军事体育不断地发展, 这不仅增加了唐代军事体育训练项目的内涵, 而且还对对周边国家和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 (3) 娱乐性。唐代军事体育项目如打马球、角抵、拔河、赛龙舟和骑射等除了军事训练目的之外, 还为了增加训练中趣味性。这些军事训练项目不仅能够增加士兵之间的配合技巧, 还能体现“用兵之技”, 从而提高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所以这些军事训练项目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并在军队中广泛传播开来。
2. 唐代军事体育项目。
(1) 马球。马球是唐代非常盛行的体育项目。马球是双方两队分别骑马, 手持球伏, 共击一球, 以打入对方球门为取得胜利。马球通常在草原和旷野等开阔地进行。马球通常也是一项激烈危险的运动项目, “今之言球之害者, 必日:有危坠之忧, 有激射之虞, 小则伤面目, 大则残肢体”, 这种激烈的场面出自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上张仆射第二书》。然而唐代的社会上喜爱这种充满竞争性和危险性的项目, 尤其在军队更为明显。“哮瞰则破山荡谷, 踊跃则跳峦簸丘。争靡违于君子, 中宁射于诸侯”, 这项激烈的运动能够展现士兵勇敢的精神, 因而深受士兵们的喜爱。双方通过较量, 不但能提高士兵的反应能力, 还能够通过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配合, 增加彼此之间的默契, 在很大程度上能增加军队的凝聚力, 从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2) 角抵。角抵也就是摔跤, 是士兵展现个人实力重要的项目。角抵项目不仅场面激烈, “凡陈诸戏毕, 左右两军擂大鼓, 引壮士裸袒相搏较力, 以分胜负”, 而且比赛带有一定的危险性据文献记载“帝 (唐敬宗) 尝阅角抵三殿, 有碎首断臂, 血流廷中。帝欢, 甚厚赐之”。然而唐代的社会尚武风气使得这项军事训练项目不仅在军队中流行, 更是帝王宴请宾客中的观赏娱乐项目。 (3) 武术。由于唐代统治者重视军事, 社会上流行尚武风气, 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军事体育的全面发展, 其中军事体育最主要的内容包括刀剑术、射术和骑术等项目。唐代的军队对步兵身体素质要求很高, 加上冶铁等技术的进一步革新, 刀剑成为军队中的重要作战武器, 以刀术和剑术的军事体育训练成为士兵的必修课。唐代武则天时期的武举制度和后来的募兵制度中对士兵的考核包括刀术和剑术, 这不仅使很多人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 而且也大大地促进了武术的发展和普及。唐代弓箭制作技术的革新和改进, 杀伤力更强的弩的出现, 再加上唐代的射击水平的提高, 士兵作战能力的增强, 这些因素极大地提高了唐代军队的作战能力, 这也是唐代军队战胜突厥、平定边疆战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4) 水上军事体育活动。水上军事体育训练最初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 在唐代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由于生产技术的革新, 造船技术的提高, 为唐代的远洋航行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唐代的远洋航行也需要一直强大的水军, 而水上军事体育训练项目主要有拔河和赛龙舟。拔河是一种具有极强竞争性的直接对抗的体育项目, “拔河, 分二朋两向齐挽, 震鼓叫噪, 使相牵引”。双方选手擂鼓助威和在众人喧闹声中, 展开激烈的竞争。赛龙舟也是一种激烈的竞争体育运动, 在唐代张建封的《竞渡歌》中曾记载这样的景象:“鼓声三下红旗开, 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千波飞万剑, 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 两龙望相目如瞬”。唐代的水军通过拔河和赛龙舟等军事体育训练, 提高了士兵之间的配合能力和军队的凝聚力, 为唐代远洋航行抵御海上的风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三、唐代军事体育兴盛的原因
唐代军事体育的兴盛得益于唐代生产力的发展, 政治清明, 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等, 它不仅对后来军事体育训练有着重要的作用, 而且对周边的各民族军事体育活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
在经历了多年的战乱和国家分裂后, 唐代终于在魏晋南北朝各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建立了统一而强大的封建帝国。由于统治者采取兼容并包的民族政策, 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和融合, 形成了积极向上、充满竞争的唐代体育文化的特征。唐代的武举制度和后来的募兵制度, 给予了很多人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 再加上尚武的社会风气, 形成了带有强烈的竞争意识的体育文化, 这大大地促进了唐代军事体育的发展。
2. 统治者的倡导和战争的需要。
唐代统治者具有尚武的传统, 加上军事体育项目的娱乐性, 唐代的皇帝重视军事体育项目, 并亲自参与军事体育训练项目中。由于统治者的倡导和推广, 逐渐形成了尚武的社会风气。在贞观之治时期, 唐朝通过对突厥、吐蕃和高句丽等国家用兵, 拓展了疆土, 扩大了唐代对周边国家的影响。连年的战争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做后盾, 还需要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就需要重视军事体育训练, 由于受到统治者倡导和支持, 唐代军队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对外的战争中所向披靡, 战果显著, 如贞观时期唐代军队曾取得平定平壤、击败突厥和活捉颉利可汗等功绩。这不仅大大地拓展了唐朝的疆土, 也为后来的盛世繁荣奠定了基础。
3. 文化的繁荣。
唐代繁荣的思想文化也是军事体育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唐代诗歌、散文、曲舞等文学的兴盛, 尤其以诗歌最为明显。唐代很多著名的诗人有的是身怀绝技的侠客, 有的是驻扎边疆的武将, 即使是不会武艺的男儿也是充满了报国的豪情。被称为“诗仙”的李白就是一位身配宝剑的侠客, 他的很多诗歌中都带有着慷慨激昂的侠义色彩, 如“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何日平胡虏, 良人罢远征”“十步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等诗句成为古往今来的经典名句。唐诗中也有直接描写战争场面的, 如“月黑雁飞高, 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 大雪满弓刀”的诗句就是描写了雪夜追杀逃兵的情景。此外, 唐代诗歌中诸如“男儿何不带吴钩, 收取关山五十州”、“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等诗句充满的豪迈精神和渴望建功立业的思想对当时的军事体育的发展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李朝.论军事体育发展趋势[J].解放军体育学院学报, 2004 (1) .
[2]章新安.我国古代军事体育的产生及发展研究[J].搏击·武术科学, 2009 (9) .
[3]刘德佩.军事体育的由来与军事体育的概念[J].解放军体育学院学报, 2000 (9) .
[4]陈晓鹏.军事体育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趋势[J].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 2006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