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茶文化

唐代的茶文化（共12篇）

唐代的茶文化 篇1

摘要：唐朝 (公元618年～907年) , 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 无论在政治经济或是在文学艺术领域, 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都富有盛名, 而中国唐代的宫廷音乐以其多样性和特殊性而著称于世, 在唐代异彩纷呈的宫廷音乐文化中, 龟兹乐占据着首屈一指的地位, 亦可以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尤其是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喜爱和重视, 因此它在唐代宫廷音乐中所占的比重最大, 本文将进一步的从唐代龟兹乐的风靡的原因、内在魅力来进行分析, 以使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龟兹乐以及它在发展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韵味。

关键词：龟兹乐,唐代宫廷音乐文化,唐代佛教

前言

在唐朝初期宫廷音乐的九部乐、十部乐中, 龟兹乐占据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 另外一个乐部西凉乐则是它的变体。所以说, 龟兹乐在唐代宫廷音乐中就占了两个乐部。据新、旧唐书记载的唐代宫廷音乐的发展情况来看, 立部伎中八部乐舞有六部是龟兹乐, 还有一部《太平乐》, 也是运用了龟兹乐伴奏;而坐部伎的六部乐舞中, 有五部都使用了龟兹乐。换句话说, 在唐代后期的宫廷音乐中龟兹乐占了近九成的比例。在雅乐中也有龟兹乐的身影。例如“歌颂李世民武功的乐舞《秦王破阵乐》的曲调就有十分浓重的龟兹风格”。 (1)

据《旧唐书》里记载:“自周、隋以来, 管弦杂曲将数百首, 多用西凉乐, 鼓舞多用龟兹乐, 其曲度皆世俗所知也。 (2) ”从这足以看出龟兹乐在唐代的盛行情况。诗人元稹的《连昌宫词》也有涉及:“梭巡火变凉州彻, 色色龟兹轰录续。” (3) 形象的描绘出了唐代宫廷龟兹乐演奏的盛况。

除此以外, 当时的统治者还将龟兹乐作为礼物赠送。唐中宗时期就作为金城公主的随嫁品;唐玄宗将“龟兹部”和大批乐工蹭送给南诏王阁罗凤。这从另一方面彰显出唐朝王室对于龟兹乐的重视和喜爱。

一、影响龟兹音乐的地理条件

在古代丝绸之路的路线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龟兹国当时所处的的地理位置古龟兹国位于天山以南“丝绸之路”北道的中心地区, 是当时唐代安西四镇之一, 大致包括今天的库车、沙雅、新河、拜城、轮台五县, 基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当时丝绸之路的繁荣, 使龟兹成为当时中西方文化的重要交汇之地, 龟兹的文化交流不单单会有来自中原, 还有来自中亚、西亚甚至南亚都会在这里出现, 再加上当地的男女老少能歌善舞, 在原有深厚的民族音乐基础上积极吸收汉族和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

二、龟兹乐自身的魅力

龟兹的乐器种类十分丰富, 主要包括弹拨类、打击类和吹奏类乐器, 除本地乐器外, 龟兹国还有不少外来乐器及中土乐器, 大量乐器的使用极大的丰富了龟兹乐的表现力。龟兹国有了吹乐、弹乐和鼓乐并用的乐队编制特色, 乐队音域很宽, 与中正刻板的中原乐器相比龟兹乐器种类繁多, 特色鲜明, 所以得到了中原人民的喜爱。

其次, 龟兹的歌舞多为双人歌舞, 一人奏乐, 一人舞蹈或边奏边舞, 显示出龟兹音乐节奏欢快、气氛热烈奔放的特点。双人舞一般为一男一女, 一人手持小型乐器 (一般为阮咸类) , 一人舞蹈, 舞蹈造型简单, 内容主要表现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龟兹乐舞的热烈新丽与平和枯燥的汉族传统舞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龟兹乐舞的风格与唐代开放、积极的社会风气相融合, 因而更易被唐人所接受, 在以龟兹乐舞为主导的西域乐舞的冲击下, 汉族传统乐舞也渐渐吸收西域舞的一些特点, 成就了独具风格与魅力的大唐乐舞。

再次, 龟兹乐的调式音阶采用的是七声音阶, 而且在龟兹乐曲中常常出现犯调和移调的现象, 大大丰富了龟兹乐的表现力, 具有鲜明的西域特色, 与汉族传统音乐形成对比, 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理所当然地会被统治者喜爱、推崇。

龟兹乐曲演奏时情绪欢快, 气氛热烈, 乐者、舞者能尽投其中, 使场面达到沸腾。其高昂的气势, 清新明亮的节奏, 潇洒自若的动感, 与大唐王朝强盛的国势和自信的民族精神十分符合。另外, 很多以描写爱情为主题的乐曲十分契合宫廷上下的精神需要, 因此受到了宫廷的欢迎, 传入中原后顺理成章的受到了唐王室的喜爱, 成为了西域音乐乃至唐代宫廷音乐的主要旋律。

三、唐代统治者对龟兹乐的推崇

(一) 唐代佛教的兴盛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宗教信仰发展极为活跃的时期, 佛教在唐代之所以能如此盛行, 其中因素, 不仅有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等等诸条, 尤为重要的是皇室对佛教的大力推崇。唐政府对各种宗教信仰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 允许多种宗教在大唐疆域内传教建寺, 而早在魏晋时期, 佛教已为龟兹国教, 受到龟兹历代诸王的崇信和弘扬, 其影响力近及龟兹周边诸国, 远可达至中原内地。

史学界基本认为, 佛教乃是大致由印度向北传至西域, 而后经西域东来传至中国。西域毫无疑问是佛教东来的必经之途, 也是最为重要的中转站。有研究成果证明, 龟兹国的佛教流派基本上是以小乘佛教为主流的, 随后而来的汉地大乘佛教与之并行不悖, 并没有能够完全取代龟兹国原有的小乘佛教信仰。虽然信仰流派有别, 但在赞颂诸佛菩萨、恢弘佛法方面, 佛曲的旋律是可以永恒流传的。佛曲作为佛教信仰中颂赞诸佛菩萨的音乐曲调, 是佛教信仰传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传入中原的过程中, 佛曲也随着这一信仰逐步传至中原, 从《隋书·音乐志》的相关记载来看, 西凉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龟兹乐的影响, 到魏周之时西凉乐曾“谓之国伎”, (4) 这就意味着佛曲已经上升到相当重要的地位, 可以在正式场合, 尤其是重大的佛教仪式上使用, 当然, 这也很可能包括宫廷中的佛教庆典与仪式。

李唐皇室如此的推崇佛教, 自然也就使佛曲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唐代太乐署中有龟兹佛曲、急龟兹佛曲。龟兹佛曲被收入唐代太乐府中供奉, 可想而知其地位之重要, 在宫廷中流行之广泛。向达先生考证后得出结论, “以苏祗婆琵琶七调为典型代表的龟兹佛曲, 基本是出自于古印度北宗的音乐”, (5) 这就更加印证了佛教传播路线由印度至西域再至中原的共识。而且佛曲的传播也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只不过其中的曲折更加繁复, 流布播迁更为广泛, 变化多门。佛曲随佛教信仰进入李唐皇室家族, 在宫廷中广为应用, 这一过程中便可清晰地窥见龟兹乐留下的历史痕迹。

(二) 唐代统治者的西域血统

据《新唐书》载, 李氏家族原为陇西成纪人, 李渊祖父李虎因参与后魏权臣宇文泰的政变成为了西魏的开国功臣为“八柱国家”之一, 还被赐予鲜卑姓大野氏, 后在宇文泰儿子篡权建北周之后追封李虎为唐国公, 至此李氏家事便与唐联系起来了。宇文氏政权是鲜卑族裔, 李氏家族长期生活在北方鲜卑族地域空间内深受当时的风俗影响, 而且自李渊之父李昞开始, 屡屡迎娶鲜卑族女子入室, 于是李唐王族的血统中便掺入了很大成分的胡人血统。据图文资料来看, 太宗李世民赤须虬髯, 貌极似胡人。正是因为李氏家族自身的血管中流淌着外族的血液, 所以他们就极少抱有前朝汉裔皇族所固守的“华夷之辨”式的狭隘民族观念。李唐皇族的汉胡杂糅血统, 自然决定了其特殊的文化取向, 这一取向必然是兼收并蓄、广泛包容的, 显示出盛唐气度, 不会把西域传来的音乐视为胡人的“淫乐”, 而是置之于宫室正堂, 供之于太乐署。因而由西域东来的龟兹乐在唐代宫廷中盛行, 概略看来是盛唐文化大环境的必然结果, 而其内在的根源则与李唐皇族的血统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

四、龟兹乐盛行的其他原因

龟兹乐作为一种音乐文化, 能够在李唐皇室如此盛行, 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诸如朝代更替频繁, 战火不断, 导致汉族音乐家大量流失;龟兹音乐的汉化, 以及龟兹音乐家在中原的推动作用等等。

早在东、西魏时代, 已有诸多北方游牧民族逐鹿中原。两晋以来, 更有史上著名的“五胡乱华”。北方汉民族的文化传承者或者亡于兵火战乱中, 或迁至江南地区, 原本的中原腹地已尽是“洙泗上, 弦歌地, 亦膻腥”了。 (6)

龟兹乐早在汉代时就已融入了中原音乐的风格。汉解忧公主与乌孙王通婚所生之女远嫁龟兹, 龟兹国王在朝觐汉室时, 从长安带走了许多文化物产与仪轨风俗, 尔后所建龟兹王城酷似长安城, 而且出入礼仪也模仿中原汉室, 其本身的音乐文化也必然受到中原音乐的影响, 因而龟兹乐在唐代回到中原似有“回娘家”之意, 在唐人中也极受欢迎。

以苏祗婆为代表的龟兹音乐家的推动也是龟兹乐风行的原因之一。苏祗婆是北周时作为突厥公主的随嫁人员来到中原的。他最早将龟兹乐的“五旦七调”理论传到长安, 后经中原音乐家郑译推演, 创作出了“七调十二律”。

还有一位历经了隋炀帝、唐高祖、唐太宗与高宗两朝四帝的龟兹音乐家白明达, 他曾谱写了《万岁乐》、《斗鸡子》、《泛龙舟》、《还旧宫》等乐曲, 深得隋炀帝赏识, 在唐代宫廷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他还模仿鸟鸣写成一首《春莺啭》流传后世。正是有了这些非凡的龟兹音乐家, 才使得龟兹乐不断焕发新的艺术活力, 因而一直受到唐代宫廷各阶层的喜爱。从另一角度来看, 这也是龟兹音乐在唐代宫廷盛行的客观原因之一。

结语

龟兹乐对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都要归功于它曾经在唐代宫廷音乐中的地位。龟兹乐所以能够繁荣与盛行, 究其原因, 唐王朝强盛的国力与开明的文化政策给龟兹乐提供了扎根繁衍的土壤, 而龟兹乐独特的艺术魅力则成为它深受欢迎的先决条件;另外, 唐代统治者的西域血统以及佛教在中的传播与发展龟兹音乐的兴盛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全唐诗》:卷二九八王建《凉州行》, 北京:中华书局, 1960.

[2]《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一元稹《何满子歌 (张湖南座为唐有态作) 》, 北京:中华书局, 1960.

[3]班固:《汉书·西域传》, 卷六十六西域下龟兹国,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4]司马光:《资治通鉴》, 北京:中华书局, 1963.

[5]魏征:《隋书·音乐志》, 北京:中华书局, 1973.

[6]房玄龄:《晋书·四夷传》卷九十七列传第六十七四夷龟兹国, 北京:中华书局, 1974.

[7]欧阳修:《新唐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8]刘煦:《旧唐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9]玄奘:《大唐西域记》:卷第一屈支国,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10]郭茂倩:《乐府诗集》, 卷九十六元稹《法曲》,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唐代的茶文化 篇2

姓 名：__王国全_____ 学 号：__2012031132_ 院 系：__法政学院___ 专 业：__历史学_____

摘要

唐代茶文化的兴盛是对历史上茶文化吸收和发展的结果。茶文化在唐代的最终形成，决定着唐代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饮茶风气的普遍、陆羽《茶经》的问世、大宗茶市的出现、茶税制度的建立、饮茶习俗的外传等都说明了唐代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里程碑意义。关键词：唐代；茶文化史；形成；兴盛

中国是茶的故乡，从神农尝百草发现茶以来，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国人民在茶树的栽培管理、茶叶的加工制作、饮茶的方法、茶具的生产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生煮羹饮到饼茶散茶、从单一绿茶到多种茶类、从手工操作到机械化制茶、从饮茶的物质层面到品茶的精神层面等，期问经历了复杂的变革，并由此形成了内涵丰富、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茶文化。随着茶叶的外销，这种文化也传播至海外，并且派生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文化。本文拟从唐代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唐代茶文化的成因方面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唐代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地位 1.全民饮茶蔚然成风

茶的发现是中华民族对于全人类的一个伟大贡献，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健康的滋味丰富的饮料，也为人们感悟生命、修身养性创造了一种绝好的方式。但是，从“神农尝百草’夕的传说开始，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人们对茶的认识和利用还局限在它的药用功能，只有到了唐代，饮茶才开始成为人们普遍的饮食习惯。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潮，它结束了自汉末以来四百年的混乱割据和异族入侵的局面，又吸取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经验教训，其制度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形成了一个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文化空前发展的局面，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青春奋发的情绪，创造力蓬勃旺盛，音乐、歌舞、绘画、工艺、诗歌都以新颖的风格发展起来。这样的社会条件也为饮茶的进一步普及和茶文化的继续发展打卜了坚实的基础。也为饮茶这种更高级的物质享受创造了条件，人们有了更多的余闲和从容的心境去领略茶的美好滋味。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小寐，又小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小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夕就是说，到盛唐，由于佛教禅宗允许僧人饮茶，而此时又正是禅宗迅速普及的时期，世俗社会的人们对僧人的饮茶也加以仿效，从而加快了饮茶的普及，并很快成为流行于整个社会的习俗。喝茶的人多了，就出现了很多出售茶汤的茶馆，而且茶的产量和品种也开始增多。2.茶学著作相继问世 在唐朝安定富庶的社会条件卜，茶更普遍、更深入地进入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饮茶成为一种全社会的生活习惯，一种极其广泛的嗜好。中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研究茶及茶文化的专门著作《茶经》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卜产生了。

封建文士和寺庙僧侣在茶学的形成和茶文化的发展传播方面有着特殊的贡献。寺庙僧侣经过长期的劳动实践，会种茶、制茶，而且精于茶术。而士大夫阶层创造性的发挥，又把茶的知识小断艺术化、理论化。从张孟阳“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左思的“心为茶奔剧，吹嘘对鼎沥”的诗句，我们可以看出魏晋时代的文士已小是简单的饮茶了，他们通过茶的烹煮饮用的全过程，精神上已得到了极大的享受。盛唐时期已处在我国茶业生产蓬勃发展的时期，饮茶风尚也加速由南向北传播、普及。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卜，长期生活在南方产茶地区，从小在寺庙里长大的陆羽((737一804年，唐代竟陵人)，小但熟悉茶事，而且以煎得一手好茶而闻名。作为一个有心人，陆羽一直注意收集历代茶叶史料，并亲自参与调查与实践，总结几十年宝贵经验，于唐上元初年隐居浙江菩溪，写出了我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茶经》全书共分三卷l一节，七千余字。对唐代及唐代以前的茶的历史、产地、功效、栽培、采制、煎煮以及饮用的知识技术都作了充分阐述，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并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鸿渐(陆羽字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之法，造茶具二l一四事，以都笼统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于是茶道大行。”这就说明在陆羽及其《茶经》的影响和倡导卜，饮茶之风大盛，“茶道大行”。北宋诗人梅尧臣有诗曰:“自从陆羽生人问，人问相约事春茶。’夕说的也是陆羽及其《茶经》对唐代茶事活动的影响。应该说，在我国茶文化史上，陆羽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茶经》是我国古代最完备的一部茶书，并且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3.大宗茶市应运而生

我国茶叶贸易肇始于西汉，土褒的《憧约》内提到“烹茶尽具’夕和“武阳买茶”是茶叶进入市场的最早记载。这说明在唐代之前已经开始茶叶的贸易，但目前尚无资料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以茶为大宗贸易物的茶市。茶市的出现应该在唐代。

茶树本是我国南方部分地区的一种野生植物，首先开始人工栽培的是地处南方山林的佛教僧侣。他们为了供佛和坐禅的需要，在寺庙周围种植茶树，采制加工茶叶。“寺院茶’夕成了寺庙经济的组成部分。唐代许多茶叶的名品当时都出自寺院。所以在中唐以前，寺庙茶园在茶叶生产上一直占据了重要位置。此后，由于对茶的社会需求量小断增加，地方官员还在南方原先小产茶的地区，通过行政手段推广制茶，因此，茶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茶产量越来越多，对茶叶的制作也越来越精，随着饮茶之风的进一步普及，茶叶已经在唐代具备了商品属性，进入了流通领域，进而出现城市商业茶馆，大宗茶市应运而生。4.茶税制度初步建立

早在汉代，盐和酒就实行了专卖制度。而税茶、榷茶则是唐代中期才开始实行的制度。其实，唐土朝建立后的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国家对盐铁木等山泽之利采取了相当宽松的政策，对待茶类生产更是放任茶业私营自由发展。这种政策为茶业的飞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制度基础，也正是由于茶业经济的欣盛繁荣使得封建土廷小得小重新审视茶以及茶税在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唐德宗建中三年，户部侍郎赵赞以“常赋小足”为借口建议开征茶、漆、竹、木税，税率从价征一分之一。自此开了茶叶征税的先例。但此时并小是为茶而设的专税，只有到贞元九年张傍倡发的茶税课征才是真正的为茶专门设立的税种，他主张在茶叶产地和商路要道按品质优次将商人所携带茶叶分为三等，征收总价值的10%作为茶税。自茶单独课税以来，随着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税额小断增加，茶税收入也逐渐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5.饮茶习俗陆续外传

唐代是中外交通空前发达的时代，因此与邻邦有着积极的文化交流，虽然茶叶在当时还小作大宗商品外销，但随着对外交流的扩大，茶叶的种植方法和饮茶习俗已影响传播到邻近的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日本、朝鲜和西藏。茶的广为传播，得力于唐代佛教的发展与繁荣，当时僧众小但种茶自用，还常办茶宴招待香客与外来僧人。盛唐时期，日本向中国派遣留学僧和留学生，他们在中国生活几年或几十年，完全过着与中国人一样的生活，连名字也改了，甚至还有人在中国娶妻生子，唐德宗年问，日本高僧最澄到中国天台山国清寺拜道邃禅师为师。学成回国时，特带茶种回到日本，并种植于日本近江一带，这是中国茶种外传的最早记载。

二、唐代茶文化形成的社会原因

陆羽《茶经》的问世，标志着我国茶道文化的正式诞生，伴随着饮茶的高潮，带动了茶业和茶文化的空前繁荣，因而史称“茶兴于唐”。追根探源，唐代茶文化的兴盛，至少有以下原因: 1.唐代茶文化的形成兴起于佛教的发展与繁荣

我国佛教本自国外传来，最初是天竺教占上峰，天竺佛教教义与中国道家、儒家思想都发生冲突，到唐代出现儒、道、佛合流的趋势，于是产生了中国牌的佛教:禅宗。禅宗认为佛在心内，小在心外，心外之佛都是假的，所以主张“静心”、“自悟”，重视“坐禅修行”，即必须排除所有的杂念，专注于一境，以达到身心一致。所以要求参禅的僧人“枷跌而坐”、“过午小食”，而茶有提神养心之用，既能促进思考，又能减轻肌饿，因此茶被作为首选饮料，于是寺院饮茶之风大盛，并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全国各地。2.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科举制度关系密切

唐朝用严格的科举制度来选才授官，非科第出身小得为宰相。每当会试，小仅举子被困考场，连值班的翰林官也劳乏得不得了。于是，朝廷特命将茶送至考场，以茶助考，以示关怀，因而茶被称为“麒麟草”。举子们来自四面八方，都以能得到皇帝的赐茶而无比自豪，这种举措在当时社会上有着很大的轰动效应，也直接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3.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唐代诗风大盛有关 唐代科举把诗列为主要内容，其余考试科目被视为下等。以诗中第才是士人心中的理想目标。利禄所在，使文人无小攻诗，于是吟咏成风。尤其到中唐，出现诗歌的极盛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写诗的人需要益智提神，故诗人多嗜茶。所以卢全赞美茶对引发诗兴的作用时说:“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字。四碗发轻汗，平生小平事，尽向毛孔散„„。杜甫说过“李白斗酒诗百篇”，但在卢全看来，茶对激扬文思的作用则更大。诗人常流连于山水自然之问，饮茶必有好水，而名山、名泉的发现和鉴赏，小仅进一步促进了饮茶之风，而且经过诗人的形容、夸张，使茶事活动艺术化，并且使饮茶直接向美学角度推进了一步。4.唐代茶文化的形成还与朝廷直接提倡有关

中唐以后各皇帝大多好茶，为提神消食、治病，便向民问搜刮名茶，贡茶因之兴起，如阳羡、顾诸都是当时名茶贡品，浙江的顾诸紫笋，唐中叶以后岁贡一万八千斤，大历年问专门在浙江顾诸山侧的金沙泉畔建立贡茶院，用于进贡宫廷御用茶叶，新茶出来后，必须于清明节前贡到，因为“清明茶宴”是宫廷每年在清明节举办的最大的宴请活动，参加人员小仅有土公大臣，皇亲国戚，还有外邦使者等。应该说，宫廷对饮茶文化的重视，直接推动了唐代茶文化的发展。

唐代茶文化的兴盛是对历史上茶文化吸收和发展的结果。茶文化在唐代的最终形成，决定着唐代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里程碑意义，也使得一系列划时代意义的变化在唐代都得以完成。

参考文献

唐代的长安与长安文化 篇3

关键字：唐代；长安；长安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43-01

张良曾经这样评价长安“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1]

长安城曾是中国盛世13朝的首都，拥有着3000多年的城市史，一直是中国古代重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代的政治家们在这里创建了典章制度和礼仪文明；创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一统的国家体制；确立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属性；开辟了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长安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和发展地之一。”[2]

一、唐代的长安

唐代长安城是在隋朝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来，这个由古代著名建筑学家宇文恺亲自选址、规划、兴建的国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精髓。

唐长安城位于汉长安城东南龙首川一带平原地带，这里三面临水，南浸终南子午谷，北踞渭水，东临灞水，西面是隆起的龙首塬，东西17公里、南北40公里的开阔平原以龙首塬作为自然分界线，形成东南高、西北低和北部平展、南部起伏的地势。其周围的龙首塬、青龙塬、少陵塬及曲江洼地的天然地貌，也就形成了其四周的天然界限。其间六条高岗此起彼伏，自东南向西北延伸；“八水”环绕城外，“五渠”流经城内，构成了唐代长安城市的基本地貌和附着其间的浓郁的王朝地理思想痕迹。据《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记载：“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3]

唐代长安在城市建设中，其主流文化特征首先是浓郁的王朝气象和皇家印痕以及由此衍生的貴族文化氛围。皇权主题的突出体现在长安城的整体规划和里坊制度的繁荣上，且城市建筑从形制上是以皇宫为中心，形成官府、庙宇、贵族宅邸、民居等月牙状的环绕格局；从主流文化特征上说，是以突出恢弘博雅、高大威严、豪华奢侈的皇宫建筑文化为主体，结合散布于各个里坊的宗教建筑主题和普通市井民间文化为两翼的主流文化内涵。

唐代，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更是到了一个不可超越的高度，这对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大为有利的条件，并且思想上的包容与开放，对于文学题材的拓展、文学风格的多样化，都有重要的促进意义，所以说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军事强大、文化繁荣的一个朝代。以安史之乱分水岭，唐代文学可以分为两期。俗语常说“政治的失落必然是文学的发展”，在经历了文学自觉时期的准备，在经历了“大繁荣”、“大动乱”时期，唐代的文化的发展必然是其他朝代无所比拟的。“大繁荣与大破坏都经历了，然后是力图中兴而始终未能的振作。这种丰富的生活并不是每一个朝代都有的。多样多彩的生活，为文学的发展准备了丰厚的土壤，为文学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题材，扩大了他们的视野，给了他们激情，让他们不得不歌吟”。[4]长安作为政治经济的中心，繁华盛世的象征，由政治文化的“一权独大”所衍生出来的宫廷文化、贵族文化、士子文化、朝觐文化以及宗教文化像一个个疏密有度的年轮，围绕在政治文化的周围，自然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纷纷来此游历，不仅如此，唐代文化中心的长安也是朝廷科举取士，实现士子追求功名立业报国的梦想之地。

二、“长安文化”的概念界定

在历史变迁中，长安文化已然深深地影响着后世古代文学的发展。关于如何界定“长安文化”的概念，学界也有不少争议，刘生良教授在其《长安文化的发端及其影响》一文中对于何谓“长安文化”作出了定义：

“所谓长安文化，应该是自古以来发生在汉、唐等朝代称之“长安”的这块地方及其附近地区的历朝历各种文化的总称。它绝不仅限于被称为“长安”及其以后那些时期，也绝不仅限于地方文化的层面。因为就名称而言，这块地方在汉、唐等朝代称为长安，而最早尚无名称，至周代称为丰、镐，秦代是其都城咸阳的一部分，王莽时期称为常安，隋代称为大兴，五代至宋元间又有大安、永兴、京兆、安西、奉元等称谓，明清以来改称为西安（其中民国早年曾改称长安），以后或许还有新的名称，总之，其名称从无到有，几经变化，但它所指的这块地方则亘古不变。因此，在讨论“长安文化”这一话题时，不论这块地方前前后后的名称叫什么，叫不叫“长安”，其文化遗产都无可争议地应该包含在以“长安”为标志性符号的“长安文化”的内涵之中，绝不能因为某一时期没有叫做“长安”，就将其文化排除在“长安文化”之外。”[5]

据此我也同意以上观点，“长安文化”并不是一个狭义的地区文化定义，而是以“长安”为标志的相关古代文化的集合，除了当时的文学艺术之外，典礼制度、饮食服饰、歌舞书法、宗教活动、宫室建筑、民俗风情等都应属于长安文化之中。

长安文化的代表非唐诗莫属，清康熙四十五年所编撰的《全唐诗》收录二千二百余诗人的作品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其中很多著名诗人在长安期间创作了不少流传后世所传唱的经久不衰的诗篇。唐代诗人以长安为主题的诗歌，内容极其丰富：长安城市恢弘之风华、长安山水风景之秀美、长安多元文化之融合等等，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独有的本源性、悠久性、系统性、多元性、包容性以及历史传承性的鲜明文化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

唐时期的长安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作为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世界经济中心也是世界文化中心，是“百国朝拜、万人敬仰”的文明圣地。长安文化，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产生过深远的积极影响，发挥了持久而有力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袁枢.通鉴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97：95.

[2]李炳武.长安学总论.[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3月（第1期）.

[3]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

[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第二版）.

[5]刘生良.长安文化的发端及其影响.[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9月（第3期）.

唐代体育文化的创新精神述略 篇4

关键词：唐代,体育文化,创新精神,古代体育发展

在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自秦汉时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直到了唐宋时期,才达到了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唐代体育文化的发展,对后世的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结合可以查阅的相关资料,从唐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原因及特征方面为切入点,进一步分析唐代体育文化的创新精神,对唐代体育文化作出更为深层次的理解。

一、唐代体育文化创新发展的时代背景分析

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唐朝以其空前的繁荣昌盛赢得了世人的喝彩,也正是在这一个国人引以为傲的时期,唐朝理所当然地创造了“盛唐”独有的文化。体育文化作为唐朝文化一部分, 在唐朝文化迅猛发展时期,也争先恐后地在创新精神全国范围蔓延的时候迅速地跻身到创新发展的行列[1]85。至今为止,唐朝体育文化的创新精神的产生和发展,使唐代的体育文化成为我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唐朝时期,国家加强经济制度的创新与发展为全国人民创造了充足的物质条件,于是, 人们开始把自己追求的方向扩展到精神方面,另外,唐朝注重与各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再加上丝绸之路的开辟,都使得唐代社会的发展具有了一定的开拓创新的精神。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人们逐渐把自己的目光转移到休闲方面,于是蹴鞠、射箭、投壶、棋类等体育项目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也加强了体育文化和其创新精神在人们心中的影响力。

二、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推动了唐代体育的改革与创新发展

在唐朝经济繁荣昌盛、政治开明氛围的影响下,人们已经获得了物质上的满足,这就为唐代体育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加之安逸的政治环境,为体育项目的广泛传播、交流与发展都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极大地鼓励了人们进行体育事业的开拓发展,促使唐代体育事业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不断的社会实践调查研究表明,人们不断追求创新的精神正是把唐代体育文化得以不断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这种创新主要表现在制度、组织、器材、 项目等方面的创新发展[2]129。

1.制度创新。据历史资料记载:在唐代,武则天开创了武举活动,即后来被列为科举考试制度中的“武科”,是我国古代选拔武术人才的一种应用考试形式,自创立前后延续了一千多年,对古代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唐代创造的武举,有效地促进了当时体育项目的发展,使更多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通过参与武举考试,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与生命价值。武举考试的创立与发展,也是“以武入仕”产生的基本前提“,以武入仕”的考试形式,应文武兼备为考察原则,为练习武术的人,拓展了生存发展空间的同时, 极大地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因为古代人们崇尚武术,所以使得后人对武术有一种偏执的热爱,把它作为中国独有的文化,并把武术演变成一种强身健体的体育活动,在社会中广为流传。因此,制度创新的发展,为唐代体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2.组织创新。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在唐代发展体育事业的过程中,存在具体的体育专门机构。据历史文献记载,唐代为了推动角抵技术的发展,在全国上下选拔角抵能手,并将其组建为专业的角抵表演队伍。除此之外,唐朝时期,唐玄宗在翰林院中,除了招录一些文人之外,还设置了棋待诏,这些人员都是通过层层的筛选,众多的考核而最后入选的棋艺优秀的棋手。被选拔出来的棋手也属于翰林院的一员,享受国家给予的津贴和福利,这是我国历史上罕见的组织创新,也正是由于这种创新,才推动了棋类在我国体育界的影响[3]21。另外,在唐代,还出现了打球供奉,专职打马球的人员,被称为打球供奉,在皇宫中甚至盛行一时。以上这些运动项目的组织管理机构,不断地发展与完善,无形中给体育项目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体育项目的推广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器材创新。唐代体育文化的创新精神,还体现在体育器材创新的方面。综合唐代体育器材发展的实际情况,唐代在体育器材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传统的蹴鞠运动项目中出现了充气球、球门,同时建造了具有规模完善的马球场等。在唐代以前,蹴鞠用球都是用类似于动物毛发之类的东西填满的实心球。但是在唐代,由于依靠动物毛发填充的实心球不耐用且笨重等缺点,人们创新使用了弹性好,而且结实、耐用的充气球代替了实心球,这是在蹴鞠史上一个伟大的发明,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蹴鞠运动的再次发展。蹴鞠球门,在唐代时期也得到了一定改进与发展。蹴鞠运动发展到唐代,一改过去只有鞠域的状况,发展为拥有两个球门的形式。 蹴鞠球门的出现,为蹴鞠运动的发展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次,马球场地的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就。唐代马球场地多设在宫城及禁苑内,并配备的打球场地。马球场地的建设,逐渐融入到唐代宫廷建筑中,马场的建造考究,建设材料中出现了油料, 用以防尘土及雨水,场地建设得非常平整。历史中非常有名的马球场地有大明宫的东内苑、龙首池及中和殿等,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财富。在唐代体育器材创新中,拔河运动的发展,也非常引人瞩目。唐代拔河运动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用较粗的柔软麻绳代替传统的绳索,这样一来,将会降低参加拔河比赛的选手手掌受到绳子摩擦的伤害。比赛所用的麻绳两端,连接多根小绳索,使众多的参赛者可以利用小绳索套在胸信腋间,有利于整组队员力量的发挥;三是在拔河场地划出明显的河界,在河界处并立一红旗,进一步明确了拔河比赛结果的规则,长此以往的发展,使拔河比赛一直发展至今。综上分析可以发现,唐代体育器材的创新发展, 为其体育项目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也为其形成独特的体育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4.项目创新。纵观唐代体育运动的发展,在那个特殊的封建时代,人们创建了很多诸如:步打球、木射、驴鞠等体育运动项目。其中步打球、木射、驴鞠三项体育运动项目得到了一定的推广发展,为唐代体育文化的发展增色许多。

(1)步打球。步打球,是在蹴鞠运动项目的发展基础上,衍生出的一种体育运动项目。步打球属于一种徒步持棍击球的运动,大多数情况下以女子参加为主,此项运动也可以看作是现代曲棍球运动产生的前身。步打球运动项目的产生与发展,为女子参与体育运动项目发展打下了基础,女子参与体育运动项目的发展,逐渐成为唐代体育运动发展的一种奇观。在中国古代社会,女子的地位相对较低,女子能够参与的社会活动少之又少。在唐代体育发展中,出现了由女子参与的步打球运动,是古代体育文化发展中独有的亮点,也为丰富社会中体育运动项目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会[4]94。

(2)木射。在唐代,还有一种适合老年和小孩参加的体育活动, 这种活动规则相对其他的体育活动较为简单,只需要简单的投掷即可完成,这种老少皆宜的活动被称为“木射”。木射是由木球和木柱组成,在游戏的过程中,把木球像保龄球一样贴近地面掷出,让其去撞击事先摆放好的木柱。木柱总共有十五个,并将其划分为“善良” 和“丑恶”两个类别“,善良”拥有十根木柱,并在每根木柱标上“仁、 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十个字中的其中一个字;“丑恶”是由五根木柱组成,它们分别是“傲、慢、佞、贪、滥”。参与游戏者在规定的距离内投射木球,在木球击打木柱的过程中,只有击中红字木柱才能得到比分,击倒黑字木柱不得分,并在参与者击落多个球后, 统计得分情况,从而确定胜负。木射运动的发展,为人们参与体育运动增加了趣味性,在参与木射运动过程中,还能形成一定的仁、义、 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意识,鼓励人们重视自身德行的修养。

(3)驴鞠。驴鞠运动在唐代体育运动的发展中,也非常受人欢迎。驴鞠运动主要是要求参与者骑在驴背上,用手挥仗击球的一种运动。驴鞠运动是在马球运动的发展基础上,衍生出的一种全新的运动项目。在唐代盛行驴鞠运动,主要是因为在武则天当政期间,很多的官员是骑驴上朝议事的。驴鞠运动逐渐成为盛行在皇宫、民间的一项体育运动。由于驴与马比起来相对矮小,性情温顺,适合人们的骑乘,加之在马球运动的影响下,很多女子也都开始参与到驴鞠运动中来。驴鞠运动的发展,为女子参与体育运动项目,拓展了空间,同时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乐趣,也为丰富唐代体育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驴鞠运动的发展与推广,对于唐代体育运动的发展,也发挥了积极的现实意义[5]110。

在一个时期,拥有怎样的的历史背景,就会演绎出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和体系,唐代体育文化的丰富多彩及创新发展,是盛唐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盛唐以独有的优势缔造了属于盛唐的体育文化。通过盛唐体育文化的发展研究,可以深切体会到唐代体育文化发展具有的包容性及普及性。因此,唐代体育文化的创新精神,对于现代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非常大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段莉萍.论高职校园体育文化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J].才智,2011(16).

[2]张雷.从历史典籍中看唐代体育文化[J].芒种,2013(10).

[3]王蓉.试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影响[J].四川体育科学,2009(1).

[4]张宝强.试论唐代体育文化的创新精神[J].体育文化导刊,2007(7).

长安文化与唐代文学教学大纲 篇5

《长安文化与唐代文学》教学大纲

课程说明：长安是公元八世纪世界上最为辉煌壮丽的都市之一，是唐代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是唐代文人宦游干谒与诗酒唱和的重要舞台。探讨长安与文人及文学的关系，是来长安求学的莘莘学子应该关注的课题。本课程通过长安文化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讲解，以及长安与唐代文学关系的探讨，使学生了解曾经诞生在这片土地上辉煌灿烂的大唐文化和琳琅满目的文学作品，增强学习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学时：36学时 参考书目 研究文献类：

（宋）宋敏求《长安志》，（宋）程大昌《雍录》，（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普及读物类：

阎琦《唐诗与长安》，王捷三《唐代诗人与长安》，赵俊玠 郗政民 武复兴 房日晰 李志慧 编著 《唐代诗人咏长安》，以及有关唐代长安与唐代文学的各类读物。

一、绪论：灿烂的长安文化与繁荣的唐代文学

“秦中自古帝王州”，古都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的城市。从奴隶制臻于鼎盛的西周，到封建社会达到巅峰状态的唐王朝，先后有西周、秦、西汉、新、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达1100余年之久。其中西周、秦、西汉、唐，是西安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在漫长的岁月里，诞生了辉煌灿烂的长安文化。

唐代文学在诗、文、小说、词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诗：唐代文学的主体。诗人众多；艺术精湛 ；体裁全面 ；影响深远 文：清代所编《全唐文》收作者三千余人，骈散文共二万余篇。小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唐代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文言小说的成熟。词：产生于唐代而影响深远的新文体

二、唐代长安的文化景观

（一）所谓长安文化

文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文化有所谓历时性和共时性，前者指文化时间，后者指文化空间。简而言之，文化即是指历史上一定区域内的精神和精神的物化形态。

长安文化指中国历史上长安地域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其鼎盛期在唐代。长安文化既是一种地域文化，也是一种都城文化。长安据有关陇形胜之地，南北和东西的对峙与融和，以及帝都中心的思想，促成了长安文化居高临下的优越性和包容性。长安文化进则为边塞文化，退则为隐逸文化。

（二）长安文化与唐代文学的关系

长安文化与唐代文学之间双向互动，相互影响，互为生成。

长安是唐代文人生活的中心舞台，长安文化给唐代文学输入了特质，长安文化的研究 1 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唐代文学是唐代文化的组成部分，而长安文化是唐代文化的缩影。文化与文学相关性的研究，学术兴趣点所在。

（三）唐代长安的外部环境

长安的建都条件：长安地当秦岭之北，渭水之南，位于八百里秦川中部。依山带河，易守难攻，地理位置极其重要。郑樵《通志略·都邑序》：“建邦设都，皆凭险阻。山川者，天之险阻也；城池者，人之险阻也。城池必依山川为固。”

关中：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资治通鉴》卷一一：“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八水绕长安：北有泾、渭，南有潏、滈，东有灞、浐，西有沣、涝

（四）唐代长安的城郭布局

唐长安城分成宫城、皇城、外郭城。宫城位于全城北部正中，为皇帝起居处。皇城位于宫城之南，为中央衙署所在地。外郭城以宫城、皇城为中心，向东西南三面展开而建，为居民住宅和商业区。

唐长安城中，有太极宫（西内），大明宫（东内），兴庆宫（南内），合称三大内。外郭城：是长安城的第一重城。东西宽9700多米，南北长8600多米，周长36000余米。外郭城有十二座城门。东面三门，从北到南分别为：北通化门、中春明门、南延兴门；南面三门，从东向西分别为：东启夏门、中明德门、西安化门；西面三门，从北向南分别为：北开远门、中金光门、南延平门；北面三门，列于宫城之西，从东向西依次为：东芳林门、中景曜门、西光化门。

坊：坊是长安城的基本单元。整个长安城东西向十四条大街，南北向十一条大街，纵横交错形成坊里。以南北向中央大街朱雀大街为界，街西有五十五坊与西市，街东有五十五坊与东市（兴庆宫，曲江各占去一坊，实为五十三坊）

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五）终南山

终南山，又名中南山，南山、太一山、太乙山，位于秦岭山脉中段。南宋程大昌著《雍录》卷五载：“终南山横亘关中南面，西起秦、陇，东徹蓝田，凡雍、岐、郿、鄠、长安、万年，相去八百里，而连绵峙据其南者，皆此之一山也。”

长安城北枕龙首原，南望终南山。终南山拱卫长安城，为地理上的屏障。终南山有多处寺观山庄,为长安士人隐居读书佳处。

相对于世俗社会的长安城而言，风景秀丽的终南山是世外桃源。终南山构成的文化空间与长安城相互补充，互为进退。

唐代隐逸成风，一部分士人暂隐终南山，待时而起，以隐求仕，谓为“终南捷径”。刘肃《大唐新语》卷十载：卢藏用，始隐于终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职。有道士司马承祯者，睿宗迎至京，将还，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在远。”承祯徐答曰：“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耳。”藏用有惭色。

《终南山》（王维）：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终南望余雪》（祖咏）：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题都城南庄》（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六）长安的民俗 官街鼓：官街鼓控制着长安居民的作息节奏，唐代长安人每天的生活在官街鼓声中开始，也在鼓声中结束。李贺有诗云：“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催月出”。

官员的早朝：早朝为百官的日常活动，郑处诲《明皇杂录》载：“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

长安自秦汉以来，即是一个“五方杂错，风俗不一”，“号为难理”之地。

唐代长安南北相隔分为两大部分，北为皇宫，南为居民区，从而形成两个最明显的民俗圈。各级官员则介于二者之间，也是两者关系的纽带。

唐代长安的三大民俗圈：宫廷民俗圈，官员民俗圈，市民民俗圈。

长安市民民俗圈又可分为以下几个亚民俗圈

（一）一般长住的市井居民

（二）伶人乐伎

（三）西域胡人

（四）僧尼道士

（五）文人

三、唐代科举与长安

（一）科举制的创立

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于二十世纪初废除，是影响中国文人一千余年的文官选拔制度 唐代文人的仕宦途径：一是魏晋以来的门荫制度，士族子弟“坐致公卿”。二是杂色入流，积久升迁。三是藩镇辟召，成为幕僚。以上三途皆非理想之路，唐承隋制开科取士，给广大士子打开了仕宦大门。

（二）唐代取士各科

科举的分类：常选与制举。常选主要有六科：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其中以进士与明经二科最盛。制举则名目繁多

举子的来源：生徒与乡贡。前者来自学馆，后者来自州县。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谓：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三）科举对文人生活道路的影响 科举对文人的影响：唐太宗语：“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矣”（《资治通鉴》卷194）“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赵嘏）

（四）各地举子到京后的活动

行卷与纳卷：举子们为了榜上有名，进京后多方结交名公贵人，向他们投献诗文，叫做行卷，在考试前又须向礼部交纳习作，称为纳卷。

宋人赵彦卫 《云麓漫钞 》载：：“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挚，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也。”

（五）唐代文人进京的个案：《李娃传》

白行简的《李娃传》是唐传奇中写爱情题材的代表作。传奇以长安为背景，写一个读书人进京赶考在长安的沉浮。

官宦子弟荥阳公子赴京应举，与平康里名妓李娃相恋，资材耗尽被鸨母设计逐出，流浪街头，沦落为长安西市挽歌手，在挽歌比赛中遇其父，被鞭笞昏死，行乞于风雪中，遇李娃而获救，在李娃帮助下身体康复，读书中举，后两人结合，李娃被封为汧国夫人。

赴长安应举入住布政坊→→东市闲逛→→平唐里鸣珂曲遇李娃并居于此→→金尽被弃返布政坊→→沦落西市凶肆→→聘于东市凶肆→→天门街赛挽歌→→曲江受其父鞭笞→→沿街乞讨于安邑坊遇李娃而获救→→读书中第

四、唐代诗人与长安

（一）初唐四杰

初唐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初唐四杰。他们“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 3 大”（闻一多《唐诗杂论》），是初唐诗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诗人。

“正如宫体是在卢、骆手里是从宫廷走向市井，五律在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向江山与塞漠”（闻一多语）

王勃（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14岁应举及第，授朝散郎。沛王李贤闻其名，召为王府修撰，因戏作《檄英王鸡》文，被高宗逐出王府。任虢州参军时，因擅杀官奴，犯死罪。遇赦后，渡海省亲，溺水受惊而死。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杨 炯（650--693？）华阴（今陕西华阴）人。10岁举神童，27岁授校书郎。武后时为婺州盈川令，世称杨盈川。作诗擅长五律，叙写边塞生活的诗作尤为突出，如《战城南》、《从军行》等篇都气势轩昂、风格豪健。其他题材的却未能尽脱绮艳文风。散文多赋、序、表、志等，今存50篇。

《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卢照邻（约636--695后）字升之，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初任邓王府典签，后迁新都尉，染风疾辞官。居太白山中，服丹药中毒，手足残废，徙居阳翟县茨山下，买园筑坟，终因政治上的失意和病痛折磨，身投颍水而死。他一生不得志，只作过几任小官。其诗以七言歌行体为佳。作品辞彩富艳，内容广阔，代表作《长安古意》，揭露了上层社会的奢靡生活和内部斗争，在初唐长篇歌行中成就突出。

《长安古意》：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丈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啼花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复道交窗作合欢，双阙连甍垂凤翼。梁家画阁天中起，汉帝金茎云外直。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借问吹箫向紫烟，曾经学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比目鸳鸯真可羡，双去双来君不见。生憎帐额绣孤鸾，好取门帘帖双燕。双燕双飞绕画梁，罗纬翠被郁金香。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鸦黄。鸦黄粉白车中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妖童宝马铁连钱，娼妇盘龙金屈膝。

御史府中乌夜啼，廷尉门前雀欲栖。隐隐朱城临玉道，遥遥翠幰没金堤。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娼家日暮紫罗裙，清歌一啭口氛氲。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条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气红尘暗天起。汉代金吾千骑来，翡翠屠苏鹦鹉杯。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

别有豪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萧相。专权意气本豪雄，青虬紫燕坐春风。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

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骆宾王（约626--684）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初为遁王李元庆府属，又任武功、长安两县主簿。入朝为御史后，因多次上书议论天下大事，获罪入狱，贬为临海县丞。世称骆临海。随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兵败，不知所终。擅长七言歌行。名作《帝京篇》，内容与卢照邻的《长安古意》相近，但篇幅更长、铺排更甚，当时被称为绝唱。又精于五言诗。五律《在狱咏蝉》，借蝉自喻，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还善作骈文。在随徐敬业起兵时，写过著名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即《讨武后檄文》）。檄文采用抑彼扬手法，很有战斗力和号召力。

《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哪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 4 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二）王维

王维（701-761）盛唐著名的诗人和艺术家。官至尚书右丞。世谓“王右丞”。

其一生分为前后两期，以40岁左右（约为开元、天宝之交）为界限，早年对功名充满热情和向往，持儒家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晚年则无意于仕途荣辱，亦官亦隐。退朝之后，常优游山水之间，体悟禅理，以随遇而安的思想为主。

《旧唐书》本传云：“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代宗时，缙为宰相。代宗好文，常谓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

王维很早入长安，并长期生活于此，长安文化主要方面都呈现在他的诗中。而作为长安文化进与退的边塞文化与隐逸文化也在他的边塞诗和山水田园诗中得到很好表现，从而成为“一代文宗”，李杜之所负时誉均不及王维。

《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和贾至舍人大明宫之作》：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放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

（三）李白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出生于西域碎叶城，约五岁时，其家迁居绵州昌隆。其生平可分为五期。

（一）蜀中时期（705－725）。

（二）第一次漫游时期（以安陆为中心）（725－742）。

（三）长安时期（742－744）。

（四）第二次漫游时期（以梁园、东鲁为中心）（744－755）。

（五）安史之乱时期（755－762）。

《南陵别儿童入京》（七古）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四）杜甫

1、杜甫的家世与理想：杜甫（712-770），字子美，远祖京兆杜陵，徙籍襄阳，生于巩县。杜甫出生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的书香世家，自幼受到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教育，重振家声成为青年杜甫的人生理想。先辈中对杜甫影响最大的有两位，一是其十三世祖晋代杜预，影响杜甫的政治理想；一为其祖父初唐著名诗人杜审言，影响杜甫的文学才华。追求仕途事业和不朽事业，共同构成了杜甫的人生轨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杜甫凌云壮志的形象写照。

《望岳》（五古）：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提示：此诗名为纪游，实兼咏怀。泰山为五岳之首，极写泰山之高峻，为抒发诗人的远大抱负做铺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青年杜甫人生理想的形象写照。

2、初入长安的豪情：天宝五年(公元746年)，三十五岁的杜甫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图伟志，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游历生活，来到唐帝国的政治中心长安，开始了十年求仕的艰难生涯。当他刚踏进长安时，仍饱含壮游齐赵时粗犷、豪迈的情怀。高唱“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今夕行》）的豪言壮语，企图干一番惊天动地的英雄大业。诗人以“平交王侯”的气慨活跃于达官贵人之中，初入长安时诗 5 歌飘荡着豪情万丈的京华气象。

3、应诏落第的挫折：天宝六年唐玄宗下制“诏征天下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就选”，（徐松《登科记考》卷9）杜甫参加了此次制举。然而，口蜜腹剑的宰相李林甫深恐草野之士斥言其奸恶，玩弄花招，使此次应举的读书人无一上榜。且上表称贺“野无遗贤”（《资治通鉴》卷215）诗人踌躇满志、准备入仕随君、再铸贞观之治的浪漫理想破灭了。

4、干谒与献赋：在应诏退下后的一段时间里，杜甫内心充满彷徨与苦闷，生活上也陷入了“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困境。为实现理想，也为生计，杜甫不得不走向了干谒献赋以入仕的道路，作于天宝九年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毫无顾忌地倒出了自己进长安一年多来的全部苦水，颇为自负地叙述了读书求仕的奋斗历程，真诚坦率地倾吐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此后又于天宝十年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可谓杜甫长安十年的唯一“亮点”，但此后却无结果。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五古）：„„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顷见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

5、长安十年的诗歌创作：困居长安十载，杜甫过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穷愁生活，尝尽了人间的辛酸。饥寒的煎熬，使他对人生的体验日益丰富，对社会的观察逐渐敏锐，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政治的黑暗与民生的疾苦，因而诗作朝现实主义的方向发展。此期约有诗一百一十首，为杜甫诗风的形成期。自抒抱负的作品有《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个人风格的形成则以《兵车行》为标志，并出现长篇五古《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6、《秋兴八首》：长安情结的再现

此时，诗人身滞夔府，心怀长安，由暮年飘零、羁旅江上的自身，想到风雨飘摇、江河日下的家国，由长安胜事的追忆，引发对现实无奈的感慨。八首诗中处处交织着长安、夔州的转换，“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诗人反复吟咏，不能自已。对杜甫而言，长安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成为一个萦绕心头的情结，他自号杜陵野客、少陵野老，视长安为家园。在这个唐代的政治中心，他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住过整整十个年头，对长安的依恋、思念、还有那“到处潜悲辛”的苦闷，深深地印在诗人的心底。

《秋兴八首》其六：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朱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樯起白鸥。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五）白居易

1、初至长安的崭露头角

白居易，原籍太原，曾祖时迁居下邽，生于新郑，中唐著名诗人。

张固《幽闲鼓吹》载：尚书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况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却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

2、登科后的踌躇满志

白居易二十九岁登进士第，与杜甫的困守长安相比，可谓少年得志。“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与元九书》），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德宗、宪宗时，已渐衰败的唐王朝出现“中兴”迹象，这也极大地激发了白居易的政治热情，作《策林》，入翰林，拜左拾遗，近侍皇帝，欲有所作为。此时的人生态度，深受儒家积极入世的传统思想影响，胸有“兼济天下”的政治报负。

3、《长恨歌》中的复杂情感 传世名作《长恨歌》作于白居易初入仕途任周至县尉时，此诗给白居易带来了巨大名声，唐宣宗《吊白居易》诗云：“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长恨歌》有多重的主题，更有复杂的感情。白居易在自编诗集时，把此诗归入感伤类。诗借李杨离合写一代兴衰，蕴含着诗人的政治寄托。

4、长安时期作品《秦中吟》和《新乐府》

白居易《秦中吟》和《新乐府》作于元和初在长安任职时，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在《新乐府序》中白居易明确指出诗歌创作的目的在于补察时政，干预社会现实，所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如《卖炭翁》开头写道：“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又如任周至县尉时《观刈麦》最后写道：“我今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5、贬官江州的政治挫折 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所杀，时任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激于义愤首先上书“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却被旧官僚集团指责为越职言事，把他贬为江州司马，他只得怀着愤懑不平的心情离开长安。

在江州，白居易借一个被抛弃的长安歌女形象，写下名篇《琵琶行》，抒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

6、对长安生活的追忆 白居易虽身在江州，长安的景物却时时俘现在眼前。《湓浦早冬》写道：“浔阳孟冬月，草木未全衰。只抵长安陌，凉风八月时。日西湓水曲，独行吟旧诗。蓼花始零落，蒲叶稍离披。但作城中想，何异曲江池。” 另一首诗《山中问月》 写道“为问长安月，谁教不相离。昔随飞盖处，今照入山时。借助秋怀旷，留连夜卧迟。如归旧乡国，似对好亲知。松下行为伴，溪头坐有期。千岩将万壑，无处不相随。”

（六）韩愈

1、韩愈的家世与生平：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后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游于幕府。曾数次遭贬，晚年历官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长庆四年卒于长安。

2、韩愈笔下的长安：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3、韩愈在长安任国子博士时的生活： 《进学解》：国子先生晨入太学，召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4、韩愈的叹老嗟卑 《赠刘师服》：羡君齿牙牢且洁，大肉硬饼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馀皆兀臲。匙抄烂饭稳送之，合口软嚼如牛呞。妻儿恐我生怅望，盘中不饤栗与梨。只今年才四十五，后日悬知渐莽卤。„„

5、韩愈的留恋长安：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 7 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七）杜牧

1、杜牧的生平经历：

杜牧（８０３-８５２）晚唐著名诗人。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高门望族，祖父杜佑是中唐有名的宰相和史学家。杜牧二十六岁时考中进士，任弘文馆校书郎。不久，任江西、宣歙、淮南等节度使幕僚，以后历任监察御史、司勋员外郎及黄州、池州、睦州、湖州刺史，晚年任中书舍人，因居长安城南樊川别墅，后世因称之 “杜樊川”。

杜牧诗风豪爽清丽，尤工绝句。与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

2、《长安秋望》

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

3、《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期。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4、《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5、《九日齐山登高》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薇。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送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

6、《题宣州开元寺水阁》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日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

（八）李商隐

1、李商隐的生平经历 李商隐（812-858），晚唐著名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唐怀州河内（今河南泌阳）人。李商隐九岁时，父亲李嗣卒于幕府，家境极为艰难。后来得到令狐楚、令狐绹父子的赏识与提携，二十五岁中进士，但此后却由于党争的原因，一生处于两党斗争的夹缝中，在为人做幕僚中度过了坎坷的大半生，四十七岁时郁郁而终。

2、《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3、《安定城楼》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4、《马嵬二首》（其二）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5、《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6、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五、附论：千古沧桑话长安

（一）远古时期陕西一带的人类活动

百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已留下了陕西古人类活动的足迹，西安半坡则呈现了新石器时代氏族社会生活的全景，临潼姜寨遗址、宝鸡地区数百处仰韶文化遗存，以及陕北仰韶文化遗存，8 都证明远古的陕西就是一片兴旺的土地。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和黄帝，也生活在关中西部和渭北的黄土高原，他们为中华民族奠定了基业，也埋骨于这片土地，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二）西周丰镐

公元前约11世纪，周文王在沣河西岸建立丰京，武王继位后伐纣灭商建立西周王朝，并在沣河东岸建都镐京，开创了西安长期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公元前841年，镐京“国人暴动”是中国历史是最早的大规模群众暴动驱逐国王事件。西周初期的“成康之治”标志着中国奴隶制社会进入鼎盛时期。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后，以丰镐为都，为西安作为都城之开始。西周历１２代约３００年，公元前７７１年亡于犬戎。

（三）秦都咸阳

春秋时期，天下纷争，秦人迅速崛起，横扫六合，无敌于天下。秦献公二年（前３８３年），将都城自雍城（今宝鸡市凤翔）迁至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公元前３５６年，商鞅在此主持变法。公元前３４９年，秦孝公将都城由此迁咸阳。秦孝公时的“商鞅变法”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重大社会改革。最终秦一统天下。

（四）汉代长安

汉高帝五年（前２０２），西汉开始营造长安城。汉高帝命丞相萧何主持营建工程，在秦兴乐宫基础上兴建了长乐宫，以秦章台为基础修建了未央宫。汉城为不规则的方形。南像南斗星，北像北斗星，故称”斗城"。城内宫廷官署与民居杂处，有九条主街干线互为经纬。汉武帝时期，又修筑了桂宫、北宫、明光宫和建章宫，并在城西开辟了上林苑，开凿了昆明池。当时长安面积36平方公里，为世界第一大都市。

（五）隋唐长安

公元582年，隋文帝颁令在汉长安城东南营建新都大兴城。唐王朝建立后更名长安。隋唐长安城的建设，自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开始，至唐高宗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基本就绪，历时72年。城市面积84.1平方公里，布局规划整齐，东西严格对称，分宫城、皇城和外廓城三大部分。城市结构布局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巅峰时期的宏大气魄，在中国建筑史、城市史上具有划时代影响。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顶峰时期。

（六）唐以后的长安 唐末904年，朱温毁长安城，唐以后，中国政治文化重心东移，长安失去了国都的地位，但仍为西部重镇。公元1374年，修明西安城，即现西安城墙遗址。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这座古老的都城迎来了新的曙光。今日西安，已成为一座内陆全方位开放的国际大都市。

唐代的茶文化 篇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07

《朱熹的思维世界》

作者:(美)田浩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09

本书虽题为《朱熹的思维世界》,事实上是一部南宋道学史。全书将南宋的道学发展分成四个时期,并将朱熹置于其中的历史脉络中,一方面探讨朱熹与当时学者的论学过程与思想交流,考查其如何逐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最后甚至突破政治的禁锢,取得道学权威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析论当时的历史背景与政治氛围,并阐述各时期道学代表人物的思想与对道学的贡献,呈现道学在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与开放性,让世人一窥道学在定于一尊前较完整的风貌。

《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

作者:(美)弗朗斯•德瓦尔

译者:赵芊里

出版社:上海译文 2009-06

德瓦尔的《黑猩猩的政治》初版于1982年,本书是其25周年纪念版。这是一本畅销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跨学科的经典之作,它以一种另类的方式,通过我们的近亲黑猩猩,洞悉了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和行为。本书详尽叙述了黑猩猩群体之中围绕着权力和性行为所展开的竞争和联盟,得出了这种行为不是出于本能,而是智慧的惊人结论。我们从阿纳姆的黑猩猩的行为举止中,能读出马基雅维利的狡诈权谋,并领悟德瓦尔耐人寻味的结论:政治的起源比人类更古老。

《明代的军屯》

作者:王毓铨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9-09

本文分上下两编。上编叙述明代军屯的制度和作用。主要内容是军屯的历史渊源、建置、经营、旗军拨屯比例、军余顶种、军屯地土、军屯分地、屯田子粒、军屯作用等等。下编叙述军屯上的生产关系及军屯的破坏。主要内容有承当军差的军户,执行军差屯军和军余,屯军所遭受的封建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以及屯军怠耕、典卖屯地、投献屯地、逃亡、反抗等形式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摧毁明代军屯的主力,而屯地的占夺等等加速了军屯破坏的趋势,所以也一并提及。最后以军屯演变的必然归宿——“民田”化告终。

《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

作者:胡泳

出版社:广西师大2009-09

本书触及了网络政治学中的一个重大话题——网络空间中的私域与公域。随着科技的进步,在信息时代的开端,公与私的含义和边界都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游移。本书指出,公域与私域不能看作结构性的东西,而必须视之为一种流和一种过程。在网络时代,我们既要追求生机勃勃的公共生活,又要保证私人领域的一定的自主性。在中国这样的公共领域并不发达的国家,互联网可能成为普通公民抵制信息垄断和发出声音的唯一出口。为此,对这种最具参与性的传播媒介的限制,应该明显低于对传统媒体的限制。共有媒体也许不能一夜之间改变中国政治,但是却能够促进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力量的发展。

《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

生态与社会》

作者:王建革

出版社:三联书店 2009-08

华北平原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要农业基地,也是灾害频发、社会矛盾较尖锐的地区之一。考察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乡村的生态和社会变动,剖析其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对了解当今华北平原的农业与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本书作者在农业开发、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等方面有扎实的基础,又在历史地理、社会史等方面做了较深入的研究。

《后美国世界:

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

作者:(美)扎卡利亚

译者:赵广成、林民旺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09-07

本书将为你诠释:权力正在转移,世界正逐渐脱离美国的经济支配,迈进一个多元势力共同支撑的后美国世界。在这本书中,扎卡利亚揭示当代全球力量分散的面貌,以他惯有的笔触,融汇过去500年来两次权力大转变的历史教训,亦即西方世界的兴起与美国的崛起,他向我们阐释了“群雄崛起”的第三次大转变。

《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作者:应星

出版社:知识产权2009-06

本书是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注意新传统的一项研究。本书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中国1949年后是如何在乡村社会去“塑造新人”的;对新人的这种塑造与现代国家治理技术的发育是什么关系;这种塑造与原来的乡土传统会发生什么样的遭遇;在新德治的政治架构中,农民具有什么样的心态反应、精神气质和行动策略。

《中情局罪与罚

——CIA60年秘史存灰》

作者:(美)蒂姆•韦纳 译者:杜默

出版社:海天2009-06

本书是一本严肃而不失活泼的中情局史,内容引自5万多份中情局、白宫和国务院秘档,2000多份美国情报官员、军人和外交官的口述记录,以及300多份前中情局官员(包括10位前中情局局长)与退休特工的访谈。书中所言斑斑可考,没有匿名消息,没有盲目引述,更没有道听途说。

《旷代的忧伤》

作者:林贤治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08

林贤治,1948年生,广东阳江人。诗人、学者。在他的写作中,文学和思想批评类的文章最有影响。本书为林贤治的思想随笔精选,作者以细腻优美的文字,抒写了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名人的思想状况,涉猎面之广,认识之深刻,都是我们值得一读的精品。

《宋代经济史》(上下)

作者:漆侠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9-09

试述唐代对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篇7

一、唐朝本土的人群载体

从唐朝方面而言，不仅公主外嫁、使节出行等政治事件中的当事人承担着对外文化交流的使命，僧人、商贾、民间艺人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外文化传播中的载体。

公主外嫁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和亲，她们的随嫁物品中有大量的书籍、种子、天文算术、医药、建筑以及当时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等特殊物品。这些特殊嫁妆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外使节的活动不仅加强了唐朝与各国的政治联系，唐文明亦被他们传至外域，与各国文化产生互动。玄奘西行就是很好的例证。玄奘16年间遍历天竺诸国，访求名僧、研习佛典。归国时带回了佛教各类经典657部，金、银、檀佛像7躯。他还奉唐玄宗之命撰写了《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记载了玄奘在取经途中亲身经历和见闻的138个西域国家或地区的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与官方一样，唐代民间人士也积极投身于对外文化交流，鉴真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鉴真东渡日本后，不仅弘扬了佛教，而且还将唐代的文学、医药、雕塑、绘画等文化传播到日本。唐朝本土不少富商大贾和开办“波斯店”、“胡店”等店铺的域外商人有着贸易上的来往，他们也是文化传播中的重要载体之一。另外，当时有不少外国人长居甚至定居在唐朝，在与当地人的接触过程中，外域的饮食、服饰等文化逐渐地通过这些本土人向更多本土人传播。唐代的对外文化交流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直到唐末仍在进行。

二、域外的人群载体

唐代繁荣的经济、先进的文化和完备的制度，对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据唐代政书记载，从唐初到玄宗开元年间，与唐朝有过外交使节来往的“四蕃之国”近四百，其中往来较多的国家主要有日本、朝鲜半岛各国，以及大食、天竺等国，为学习并移植唐文化，这些国家纷纷派遣使节来唐。

有唐一代，日本不断派出使节来华，二百多年间共成行13次，唐朝联合新罗灭亡高句丽、百济以前，日本派出的遣唐使还有政治和外交上的考虑，此后则纯粹以学习唐朝的文物典章为目的。其成员有官员、学生、医生、画师等各种类型的专业人士和工匠，他们对唐代政治、经济、文化进行深入学习，回国后多方传播，对日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新罗都曾遣使于唐。651年，大食遣使和唐通好，这是阿拉伯与中国官方外交往来的开始。在此后的148年间，大食遣使来唐达三十多次。唐贞观时，天竺也一再遣使唐朝，送来郁金香、菩提树等具有重大意义的物品。

在唐代对外文化交流中，各国留学生的作用不可低估。如日本留唐学生回国后，在政治上, 策动了大化改新；在教育上，仿照唐制设立大学，学科设置、学习内容和考试内容基本照搬唐朝；就科学技术而言，唐朝先进的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学、建筑、雕版印刷等陆续传入日本，对日本历史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中，新罗人最多。837年，新罗派到唐的留学生多达216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崔致远，他少年时曾到中国留学，进士及第之后留在唐朝做官。回国后致力于传播儒家文化，促进了新罗的学术和文学的发展。

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各国遣唐使与唐朝之间的和平交往，既是相互政治通好的外交活动，又是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尤其是日本、朝鲜留学生和学问僧，他们积极主动、大规模地接受唐文化，并对唐文化加以咀嚼、消化进而创新，构建起符合本民族特征的文化体系，同时也把自己国家的文化带到中国，丰富了唐文化的内涵。

境外人士来唐的群体构成并非一成不变，它和唐朝最高统治者的喜好也有一定的关系。玄宗时期是外交使节来唐的高潮期；高宗、武后时期，由于武后对佛教的大力提倡，以天竺僧为主体的境外佛教僧人纷纷来唐。佛教僧人在唐朝主要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而且许多僧人是携经而来，他们或是介绍传译中国未流行的佛经，或重新根据梵本翻译旧有的经典，为唐代佛教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

境外的民间人士在唐和各国文化交流中的载体作用也不容忽视。在唐朝境内从事商业活动的外来商贾很多，他们也是唐朝对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人群载体。在从事珠宝等贸易的同时，他们的家乡文化也随之传入唐朝，受到唐人的喜爱，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有诗为证，“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香得似辅兴无。”其中有不少人长期在唐居住，甚至永久定居，他们的这一选择更加有利于唐朝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融合。西域、朝鲜、非洲等地的音乐家来唐后，将具有当地特色的音乐传入唐朝，还渐渐被唐乐吸收，融为一体。

三、结论

文化交流离不开载体，即传播媒介。人的流动是最初的重要媒介，人作为载体，带着他们的生活和文化，由此及彼地流动着，这其实正是文化差异相互见识和碰撞的重要过程。在唐朝的对外文化交流中，从国内到国外，从官方到民间，人人都成为对外交流中的一分子。由于人群载体的多样性，输入与输出的物品种类亦很丰富，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俱名列其中。这些有形的实体文化和无形的虚幻文化，经过一番碰撞、冲突，然后被消纳，它们都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改变着唐朝和其周围各国民众原有的生活模式。

唐代的茶文化 篇8

鉴真, 俗姓淳于, 江苏扬州江阴县人, 出身佛徒家庭, 708年21岁时在长安实际寺受戒, 正式取得僧籍。在其东渡前的四十余年里, 一直致力于讲经、建寺、造像, 由他授戒的僧侣先后多达四万余人, 其中有不少人成为成名的高僧, 他在江浙一带被称颂为授戒大师, 在中原佛教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较高的地位, 可以说是一方宗首[1]。鉴真时年66岁即天宝十二年时顺利登上日本国土, 完成了他东渡弘法的愿望, 此时他已经双目失明, 并且经历了之前五次的东渡失败, 可以说他最终东渡成行实在是困难重重。

盛唐时期天宝年间, 人们安居乐业, 国家富强, 社会稳定, 由于盛唐文化和经济各方面发展都取得了较大成就, 因此, 周边和海外国家纷纷派遣遣唐使者来中国学习, 日本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 也派遣了中国留学生和遣唐使者前来学习交流经验。743年, 日本学问僧荣睿、普照到扬州请鉴真东渡弘法, 此前他们已经花费十年时间寻求高僧前往日本宣扬佛法, 但是均未成行, 直到寻找到鉴真。此时鉴真已经五十余岁, 他应允两人东渡弘法的要求, 以传播唐朝文化和弘扬佛法为目标, 开始了他东渡日本的十年旅程。十年间, 鉴真曾六次东渡日本, 前五次均未成行。第一次东渡日本, 鉴真和弟子祥彦等人从扬州出发, 因受到官厅干涉而失败。第二次东渡他买了军船, 采办了不少佛像、佛具、经疏、药品、香料等, 随行的弟子和技术人员达百人之多, 可是船刚出了长江口, 就受到风浪侵袭破损, 被迫返回港口修理。第三次出海, 航行到舟山海面又因触礁而告失败。第四次由福州出海, 但是在前往温州途中被官厅强制遣回扬州, 也未成功。第五次东渡从扬州出发, 在舟山群岛停泊三个月后横渡东海时遇到台风, 在海上经历了数天漂流之后, 他们到达了海南岛, 在返回扬州途中, 多人去世, 鉴真自己也因为暑热染病而导致双目失明。在经历了前五次失败, 且身体状况不断下降的情况后, 鉴真已是位双目失明的老人, 但是这些都并未阻止他的决心, 他毅然决定再次出航, 因此, 他开始了自己的第六次东渡, 终于, 皇天不负有心人, 这位夙志不变、决心东渡弘法的盲僧, 终于在753年实现了他东渡日本弘法的愿望, 他在日本弘法十余年, 圆寂于日本[2]。

鉴真作为我国盛唐时期赴日本弘法和唐代文明的中华佛教文化高僧, 历尽艰辛, 在中日两国都享有极高的文化声誉。鉴真东渡对于日本的佛教文化、建筑、雕塑、医药、饮食、文学等各个方面的文化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他被日本人尊称为“盲圣”、“日本医学之相”、“日本文化的恩人”以及“日本律宗太祖”等[3], 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面我们针对高僧鉴真东渡弘法对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略作分析。

二、鉴真东渡弘法对于日本佛教文化的深远影响

在到达日本后, 鉴真进行了一系列的佛教弘法活动, 为日本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在东京设立戒坛, 将佛经和佛教文化传扬给日本人民, 并且将带去的众多佛像、佛具、佛经等供奉在东大寺, 被天皇任命为大僧都。他在日本的十余年间, 不仅协助校订了佛教上的讹误, 同时也完成了自己东渡日本弘扬大乘佛法的宏愿, 使日本佛教文化走上了正规的发展道路, 他对于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1. 建立统一规范化的“三师七证”制度。

在鉴真之前, 日本本土佛教已经存在了两百余年, 但一直处于较为混乱的状态, 在受戒方面更是没有统一的规范化制度。鉴真到达日本后, 于天平圣宝六年在奈良的东大寺设立戒坛, 可以说这是日本佛教历史上首次正规受戒的开始。日本本土的佛教, 由于佛教戒律知识的缺乏, 一直以来在受戒方面都不规范, 并且从未有过举行受戒仪式的传统, 鉴真的到来, 不仅将佛教正统受戒的“三师七证”制度正式引入日本佛教文化, 同时也将正统的佛教文化知识与戒律带到了日本, 实现了日本佛教制度上的完善与体系上的升级, 其中尤其以“三师七证”制度为甚[4]。以奈良的东大寺的戒坛为开端, 鉴真开始了自己在日本的弘法历程, 东大寺的戒坛也成为了全国的中心戒坛, 同日后所建的西部观世音寺戒坛和东部药师寺戒坛被称为“天下三戒坛”[5]。鉴真所带去的戒律思想使日本僧侣逐渐形成了严格遵守戒律的意识, 并且他提倡启发僧侣的内在自觉, 通过两者的融会贯通实现佛法智慧的升级。他这种思想既避免了小乘佛法的戒律不足意识, 也避免了大乘佛法过度看重内心以致放任自流的后果, 可以说, 是一种极为经典的佛法智慧融合。

2. 奠定了日本律宗的理论基础。

鉴真在日本被称为“日本律宗太祖”, 这是由于他将众多佛教经典传入, 这些经典受到了日本统治者的重视, 他自己也将这些抄录的佛将典籍经书广泛传扬, 丰富了日本佛教文化的根基和内涵。根据日本史书记载, 鉴真东渡日本时共携带了48部佛教经典, 其中多数是戒律著作。这些著作成为鉴真在日本弘扬佛法的根基, 也为他后来取得众多的文化成就奠定了基础。他将携带的经书及典籍交给东大寺进行抄录, 并在全国各地的寺庙进行转抄。其中包括:《戒本疏》、《大集经》、《大品经》、《四分律》、《华严经》、《梵网经疏》、《行事钞》等[6]。鉴真及其弟子在日本以这些经书为根基进行讲解, 为日本佛教文化的完善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除了将自己带去的经书典籍进行传道之外, 日本本土的众多经书著作鉴真也加以进行了修订和整理, 其中许多由于是由百济僧侣口传而来, 因此多有谬误, 日本本土佛教僧侣对其进行甄别难度较大, 鉴真的到来, 为其进行校订整理提供了极好的参考与辅助。虽然到达日本时他已经双目失明, 但是修行佛学四十余年的鉴真凭借自己深厚的学识和超人的记忆力对这些经文进行了纠错补漏, 正式奠定了日本律宗的理论基础, 可以说为后世日本佛教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3. 传播佛学思想, 整肃日本佛教。

鉴真东渡的目的是弘扬佛法和唐朝文化, 因此, 一抵达日本土地, 他便开始了自己弘扬佛法、传授戒律的旅程。在到达日本两个月后, 他在奈良东大寺开坛受戒, 上至天皇下至沙弥首次约共有四百余人受戒, 并且它在日本的弘扬佛法活动也受到了天皇的大力支持。天皇将鉴真封为“大僧都”, 积极进行着佛法弘扬活动, 对于日本佛教的发展来说, 可谓是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在深具唐朝风格的招提寺竣工之后, 鉴真成为了此寺的主持, 进行受戒传经活动, 以至于几年之间招提寺便成为了日本佛教文化的大总寺, 各地民众和僧侣都前来朝拜, 成为了最受信众和僧侣们重视和向往的圣地。可以说, 从鉴真开始在日本弘法活动开始, 佛学文化思想开始广泛传播, 日本佛教得以被整肃, 渐渐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宗教, 鉴真本人也由于出众的德识和高深的佛法被称为“传戒律之始祖”[7]。其中尤其以天台宗和密宗的传播最为重要。鉴真在唐朝时曾经深入研究过天台宗和密宗, 因此在到达日本时, 他也将这两宗的佛家文化进行了传播, 并且与日本本地的佛教文化相结合, 共同开创了律宗, 成为了南都六宗之一, 直至今天仍旧在流传。鉴真的到来和他的作为使得日本佛教走上了正规之路, 加强了日本政府对于宗教的控制力度, 同时也改善以往种种管理混乱所造成的各种不足与弊端, 最终确立了佛教作为日本国家宗教的地位。

鉴真在任职首席大僧都之后, 根据自己对于日本佛教管理现状的认知, 担任起了日本佛教僧侣和庙宇的管理与整肃工作, 他与其他僧侣共同努力, 通力合作, 共同加强了有关戒律思想的宣传以及健全受戒制度的建立, 为巩固日本佛教的国教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整肃期间, 他曾经采取了众多举措, 其中几项举措对于佛教的规范整肃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次举措是在孝谦天皇的号召下, 与众多僧侣共同组成宣讲团在奈良城的各个名寺院以及全国各地宣讲《梵网经》, 声势之大, 在日本佛教历史上都较为罕见[8]。后来, 虽然随着身体状况的恶化和年龄的增大, 他逐渐退出了宣讲团, 但是其戒律思想和经学思想已经深入日本佛学界, 佛教的整肃纲纪已经成为所有僧侣的共识。因此, 受到鉴真影响的众多僧侣在760年联名向朝廷递了一份议书, 主要是关于宗教改革, 主要主张为“开化众生”、“劝勉三乘”, 这些主张均得到了天皇的认可, 并且开始在全日本范围内的佛教之间执行整肃, 一改之前多年来的浮躁混乱局面, 日本佛教僧侣整肃之后, 开始了遵循戒律, 修禅悟道的修行, 佛教自传入日本国内首次出现了繁荣大一统的局面。

鉴真东渡在日本弘扬佛法的行为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仅改变了其从前混乱无序的状态, 奠定了其发展的理论基础, 同时对于佛教的整肃也促使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 这对于佛教文化在日本的弘扬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摘要：鉴真大师是东渡日本弘扬佛法的著名高僧, 他不畏艰难, 六次东渡终于实现了自己前往日本弘扬佛法的宏愿, 在日本奠定了佛教文化发展的理论基础, 整肃了其风气, 建立了统一的受戒制度, 将日本佛教文化的发展推向了繁荣的顶峰。

关键词：唐朝,鉴真,弘扬佛法,文化影响

参考文献

[1]郭天祥.鉴真对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 1996 (4) .

[2]张晓华.公元前后的国内环境对佛教传播中国的影响[J].松辽学刊, 2000 (6) .

[3]范丽萍.佛教的中国化及其对日本社会的影响[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2 (3) .

[4]杨增和.论佛教对日本物语文学思维图式的影响[J].安徽大学学报, 2003 (1) .

[5]郭天祥.鉴真大师仅仅是律宗高僧吗?[J].宗教学研究, 2004 (4) .

[6]王金林.鉴真在日本受到“奈良旧教团”的排挤打击吗?[J].天津社会科学, 1982 (1) .

[7]郭天祥.论鉴真对日本天台宗、密宗兴起的影响[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4 (4) .

唐代的茶文化 篇9

铜镜在古代是常用的生活器具, 但其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信息, 能使今天的人们透过它窥见古人生活的许多方面。铜镜在中国的使用历史十分悠久, 传世晋代著名人物画家顾恺之作的《女史箴图》中, 保留有一幅古代贵族妇女临镜整容的精美画面, 可以使我们看到画面中镜子的形态与使用方法。《女史箴图》反映的是晋代的事情, 关于中国金属镜的起源, 我们还得从出土的铜锈斑斑的古镜中探寻。

人们常说, 人类爱美之心是随同社会发展而逐渐提高的。当青铜的冶炼还没有被人们掌握的时候, 刚刚脱离了野蛮的人类就懂得了爱美。可以想象那时爱美的人们除相互照顾, 可能就是在池边临水照面, 有了陶器就用盆子整容。后来随着社会发展, 到了青铜器时代, 洗脸和照脸分成两种器物。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铸造和使用铜镜?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历史考证。正如养蝉、舟车、文字、音律、医学、算数等发明创造被归功于黄帝一样, 古人也将铜镜的制造和使用说成起始于黄帝。值得庆幸的是, 经考古发现证明, 我国在距今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 就开始使用青铜镜, 由此可见, 齐家文化铜镜应属铜镜的初起形式。综观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 从商开始, 经历了温长的岁月, 直到清代中叶才完全被外来新起的玻璃镜子所取代, 青铜镜渐渐退出了人们的生活。当商周时期铜鉴扁平化后, 铜镜被人们使用了3, 800年左右的时间, 可算是中国古代诸种金属器物之中沿用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广, 对人们日常生活产生过许多影响的古器物之一。铜镜作为一种工艺品, 背面一般都铸有精美的纹饰或文字, 这些纹饰的图案造型与铭文, 往往浓缩了各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想观念与审美情趣, 它制作精细, 既体现了较高的工艺制作技术水平, 又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已深深融入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意识, 譬如人们常说的“破镜重圆”、“明镜高悬”、“以史为鉴”等, 都反映出铜镜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富丽堂皇, 盛唐气象

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最灿烂夺目的篇章, 可以说是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全面繁荣发展的时代, 它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收, 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 在“雅”与“俗”等之间找到了极佳的平衡点, 从而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盛唐气象”。精美绝伦的唐镜和流传千古的唐诗一样, 见证着辉煌灿烂的大唐文化和大唐的时代精神。由于唐代各个不同时期流行的镜类特征较为突出, 学术界一般将唐镜的发展大至分为三个时期, 即初唐、盛唐、晚唐。

初唐时期的铜镜较多地继承了汉以来的传统, 即在延续汉代镜艺术风格的同时, 还进一步融入唐代人文思想和社会风情。主题纹饰由铭文加图案构成, 单圈铭文内的宝相团花和四神、十二生肖变成了飞跃的浮雕瑞兽, 它揭开了唐镜主题纹饰的序幕, 可以说, 唐镜从一开始就改变了汉代镜的拘谨呆板之态而形成流畅华丽之姿, 取材也由造作模式转向写实体验。

盛唐时国力鼎盛。这一时期, 国家统一, 政治稳定, 社会经济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昌盛, 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此时, 唐朝的统治者采取一种兼容并收的态度与七十多个国家友好往来。频繁的贸易交往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开放的风气带动对异域文化的渗透吸收, 显露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镜子图案的主题同样反映出这种趋势, 例如满地葡萄鸟兽花草镜、麒麟狮子镜、骑士玩波罗球镜、黑昆仑舞镜、太子玩莲镜, 都可以见出融合外来文化的痕迹。特别是来自于中亚、西亚等古国艺术品纹饰中兽与葡萄纹组合的海兽葡萄镜, 它对唐镜的变革创新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揭开了唐代镜主题纹饰的序幕, 是唐朝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看似毫无关联的海兽和葡萄装饰在一面铜镜上, 充满神秘色彩, 被许多专家学者称为“多谜之镜”。通过近些年的研究,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 唐代之所以将这海兽和葡萄置于一处, 是因为二者都是海外引进之物, 当时的人对它们普遍持有喜好敬畏的心理。以海兽来说, 它头似狐狸, 身似骏马, 似狮非狮, 似虎非虎, 据推断这样的形象应当是当时的工匠依据外国进贡的猛兽演化而来的。因此, 人们给它戴上了“凝结欧亚大陆文明之镜”的桂冠。它寄托了唐代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也是唐代文化开放政策的一个典型例证。

唐高宗至唐德宗时期, 是铜镜在新形式、新题材、新风格由确立到成熟的时期, 是铜镜进入富丽绚烂的时代, 于是各式各样的花式镜出现并兴盛起来。中国铜镜由瑞兽向花鸟题材转变, 植物纹饰逐渐丰富起来。看那禽鸟, 有的展翅飞翔, 有的静静伫立, 有的足踏花枝, 周边点缀着蜂蝶、蔓枝, 还有飞舞的绶带。丰富的图案与精美的纹饰相映成趣, 构成了一幅幅诗意浓郁的花鸟小景。唐人将生活中常见的花鸟蜂蝶作装饰图案, 可以说总集当时工艺图案的大成。无论是鸾衔绶带、鹊衔瑞草, 还是俊鹘衔花, 每一种形态和构图都是一幅禽鸟俊美、枝叶丰硕、花苞华丽、充溢着青春气息的图景。花鸟纹饰的发生、发展过程, 对于研究中国绘画史上的花鸟纹饰的历史有着重要意义。这种具有现实主义趋势的纹饰反映到镜子上显得格外优美轻快、朝气蓬勃、欣欣向荣。花卉题材的铜镜已进入了“百花齐放”的时期。

唐镜除了在图案、纹饰上比前代大大丰富之外, 在形制方面也有了重大突破, 圆在传统文化中是永恒与轮回的象征。从4000年前我国出现铜镜以来, 直到隋、初唐, 铜镜主要为圆形 (极少方形) 。唐镜突破了以往方、圆镜的禁锢, 在外形逐渐发生了变化, 出现了菱花形、葵花形、亚字形等形状。锐角莲花式的六棱、八棱、十二棱, 委角葵花式的四棱、六棱、八棱, 无所不具。这种变革使得花鸟纹饰与镜形相得益彰, 内容和形式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 获得了更加完美的艺术效果, 为后世对铜镜外形的变革提供了开阔的思路。

唐镜的划时代变化还表现在铭文上, 从高宗、武则天时期开始, 铭文几乎在镜子上消失, 即使有, 企求“高官厚禄”, 渴望“家族兴旺”之辞也极少, 而“官看巾帽整, 妾映点装成”、“光如一片水, 映照两边人”等赞颂镜子功能、梳妆美丽之语甚多。可见, 此时的唐镜, 从纹饰上勇于打破, 在造型上敢于创新, 我们不能不说唐镜确实体现了唐代是个开放的、摆脱传统羁畔的时期。

当然唐镜最辉煌的时代还是开元天宝这一时期, 人们爱用“富丽堂皇”来形容唐代文化艺术, 而用这四个字来形容这个时期的铜镜也毫不过分。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 国力达到顶峰, 人们对精神和物质上追求绮丽奢华。因为帝王对丰腴饱满造型的偏爱, 此时流行各种饱满华丽的铜镜纹饰, 表现丰硕鸟体造型的双鸾镜和宝相花镜就是其中典型的作品。又八月五日是唐玄宗生日, 定名“千秋节”, 按照社会习惯, 到这一天, 全国都铸造镜子, 当作礼物送人, 庆祝长寿;群臣献甘露寿酒, 并以精致的铜镜作为互赠的礼物, 使得特种镜的制造空前大发展。这一社会风尚的形成, 其一, 与唐王朝统治者对文化的关注和审美趣味是分不开的;其二, 由于瓷器的出现和广泛应用, 传统意义上的一般铜器的生产日趋衰落, 而精工技术主要集中于铜镜的铸制手法上, 别开生面地创造出题材新颖、纹饰华美的特种工艺镜。如:金银平脱、螺钿、槌金银、彩漆绘、嵌琉璃、镂空等。这种特种工艺镜, 应用在镜背上镶贴金片银片或贝壳螺蚌等手法, 再加以精雕细刻, 显露出瑰丽、耀眼、奇绝的艺术效果, 在中国制镜工艺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那一面面银光闪烁的镜子, 折射出社会生活风情并成为凸显盛唐气象的又一物证。

唐代中晚期, “安史之乱”的恶果此时已发出了霉烂的气息, 地方割据、混战不止、经济萧条导致了唐代铜镜的急剧衰退, 无论是造形、技法还是主题纹样, 都与前一时期迥然不同。那些含有道教意味的八卦镜风靡一时, 还有表示吉祥万德的卐字图案成为铜镜的主要纹饰, 弥漫着宗教说教气氛。即使是花鸟镜也显得毫无生气。唐代铜镜的衰退也是整个中国铜镜发展的转折点, 此后的几百年间再也没有出现新的高潮。

三、艺苑小花, 时代之镜

当我们回顾了唐代铜镜发展的历程后, 研究这些形制、纹饰和铭文的变化, 为我们今天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艺术和社会意识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让我们感受到当时的人们在追求一种新的理想。上至王公仕子, 下至布衣百姓, 都表现出一种可贵的自由意识和开放观念, 甚至是个性的张扬。从唐代各个不同时期流行的镜类中, 我们完全看不到绝望和没落的情绪, 听不到痛苦的呻吟, 有的只是一种向上的、进取的精神。正是这种充满自信和海纳百川的非凡气度, 造就了唐文化的特有气质。但是, 在唐统治阶级丰收宴乐、纸醉金迷的背后, 依然隐伏着深刻的阶级矛盾, 最终导致大唐没落。由此可见, 唐镜的兴衰, 是社会历史经济生产的反映, 是高度物质文化发展的反映。正如同唐的小说、诗歌、绘画和雕刻所反映的一样, 殊途同归, 共同达到了一个全盛的顶峰以后, 后来难以为继。沈从文先生说:“社会虽然依旧在发展, 不过青铜工艺的创造, 却随同社会的发展, 因为新的要求不同, 衰落了。到宋代后, 逐渐把重点转到制墨、造纸、刻书、烧瓷、雕漆等方面去了。因此唐镜是中国青铜工艺的高峰, 同时也是结束。”可以说, 铜镜这朵艺苑小花, 不仅仅是一件照面饰容的用具, 还是一面渗透着民族文化传统的时代之镜, 更成为王朝覆灭的历史见证。

摘要：唐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朝代, 社会繁荣, 封建经济发展, 对外文化交流频繁, 孕育出丰富多彩的唐代文化, 唐镜正是这一个开放时代的产物。本文通过对盛唐那一面面宛如鲜花, 充满着永久青春气息的镜子的探究, 窥探它所在那个时代折射出的创新精神及其背后的文化特征。

关键词：唐镜,发展,唐代社会文化现象

参考文献

[1]孔祥星, 刘一曼著.铜镜鉴赏.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2]沈从文著.铜镜史话.万卷出版公司.

[3]李泽厚著.美的历程.

唐代的茶文化 篇10

一.唐代政治环境宽松

唐五代政治较为清明, 思想领域较为自由, 文士的思想束缚较少, 个性得以充分张扬, 因此他们敢于将本朝帝王事迹写入小说中。并且小说家敢于在小说中直呼帝王之名, 而没有丝毫顾忌。《潇湘录·奴苍璧》就是这样, 文中直接点出唐太宗、玄宗的名字“世民”、“隆基”, 不仅如此, 有些小说家还敢于在小说中讥讽武则天, 如在《异闻录·韦安道》中将武则天称作“大罗天女”, 让她在后土夫人面前“拜于庭下, 礼甚谨。”。托名牛僧孺所作的《周秦行纪》, 敢将唐德宗说成“沈婆儿”等。

究其原因, 唐帝国受命于陈、隋荒乱衰微之后, 自太宗始, 便十分重视纳谏、兼听, 广开言路, 以巩固其统治基础。太宗以后的多数帝王, 也尚能注意总结、借鉴先帝治国的经验教训。《邵氏闻见录》记载:“唐故事, 天下有冤者, 许哭于太宗昭陵下。”胸有积思, 可以用文字自由表述, 《容斋续笔》云:“唐人歌诗, 其于先世及当时事, 直辞咏寄, 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 非外间所应知者, 皆反复极言, 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作诗可以如此, 小说当然也可以毫无避讳。当然, 有唐一代, 并不乏臣下因言获罪的事例, 但总的看来, 唐代政治环境比较宽松, 人们享受着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 未出现宋代“乌台诗案”、清代“文字狱”那样的文化专制现象, 唐代玄宗事迹小说中, 指责、讽谕之词大量出现并得以流传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二.“尚奇”的创作追求

有唐一代文人普遍好奇, 那时的文人经常聚在一起切磋诗文, 各征异说, 共话奇闻轶事, 诸如艳情、神怪、豪侠、轶事等。许多传奇作者对此都津津乐道, 如《郗鉴》言:“尝因会客, 言及人间奇事。” (《全唐五代小说》) 、《愈叟》:“因与友人数辈会宿, 语及灵怪, 始以其事说于人也。” (《宣室志》) 等都描写了当时士大夫热衷于“宵话奇言”、“征异话奇”、“各征其异说”的社交生活。

唐玄宗正好有着传奇的一生, 他从公元七一二年继皇帝位, 直到公元七五六年下台, 整整经历了四十多个春秋。他雄才大略, 一手开创了“开元盛世”的伟业。而在他执政后期, 迷恋声色, 奢侈倦政, 造成外戚专权, 朝政日非, 导致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 使唐王朝由鼎盛走向衰落。因而, 唐玄宗成为唐代褒贬互见, 毁誉参半, 争论最多, 传闻也最多的一个皇帝, 因此受到了世人格外的关注。

不仅是其治理国家的先治而后乱给后世留下了无尽的话题, 而且, 他与杨贵妃的帝妃之情引起了世人更大的兴趣, 《唐国史补·卷上》记:“玄宗幸蜀, 至马嵬驿, 命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马嵬店媪收得锦靿一只, 相传过客每一借玩, 必须百钱, 前后获利极多, 媪因至富。”《唐阙史》“郑相国题马嵬诗”一条记:“马嵬佛寺杨贵妃缢所, 迩后才士文人, 经过赋咏, 以导幽怨者, 不可胜纪。”从中可见人们对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关注程度。

众所周知, 玄宗非常信仰神仙道教, 玄宗与道士有很多交往活动, 如合炼金银、幻游异地等, 这些事情都以其非同寻常之处引起了世人的好奇心。不仅小说家对这些内容很感兴趣, 很多道教徒著书立说以弘扬道教, 也借助小说这一形式, 并多写玄宗对道教的痴迷和与神仙的交往以扩大道教的影响。很多文人作家也信仰道教, 他们也写了很多与道教有关的作品, 经常提及玄宗。这些情况均成为有关玄宗事迹的小说数量如此之多的重要因素。

三.怀旧心理

唐玄宗之一生, 系于唐帝国的治乱盛衰, 而唐帝国之治乱盛衰直接影响着唐人的悲欢苦乐, 因此, 玄宗其人其事极能触发文人的心灵。关于玄宗, 《旧唐书》本纪称他:“性英断多艺, 犹知音律, 善八分书。仪范伟丽, 有非常之表。”他以平定韦、武之乱的英雄姿态登上皇帝宝座, 继位后任用贤臣、从谏如流, 励精图治, 使唐帝国社会安定, 经济、文化全面繁荣, 史称“开元之治”。唐史记载开元之盛云:“是时, 海内富实, 米斗之价钱十三, 青、齐间斗才三钱, 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 具酒食以待行人, 店有驿驴, 行千里不持尺兵。” (《新唐书》卷五十一) “于时, 垂髫之倪, 皆知礼让;戴白之老, 不识兵戈。虏不敢乘月犯边, 士不敢弯弓报怨。康哉之颂, 溢于八紘。所谓‘世而后仁’, 见于开元者矣。” (《旧唐书》卷九) 可以说开元盛世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令人神往的一个时期。尽管这种盛世局面的形成有其多方面的原因, 但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作为帝国象征的皇帝, 都把玄宗作为开元盛世的缔造者、幸福生活的赐予者来歌颂。

经历安史之乱以后, 唐帝国由鼎盛走向衰微, 藩镇割据, 战火连绵, 宦官专权, 党争激烈, 国家陷入长期动荡不安的局面之中, 唐帝国从此一蹶不振, 大唐盛世的气象也从此一去不复返。我们知道, 绝大多数的唐五代小说都是安史之乱之后的产物。生活于中唐以后的作家们目睹现实, 不由自主地从心底期盼贤明君主的出现, 追忆大唐盛世的辉煌, 从而在小说中凝结为一种浓郁的怀旧心态, 对唐玄宗及其开元盛世的怀念就是这种心态的集中体现。

以唐玄宗以及开元、天宝为创作背景的小说很多, 小说集如《明皇杂录》、《次柳氏旧闻》、《开元天宝遗事》、《开天传信记》、《高力士外传》、《安禄山事迹》等, 单篇小说如《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等。作家的怀旧心态突出地表现在对开元盛世气象的追忆和玄宗一生的治乱荣辱的传奇经历。在《东城老父传》中作者通过一个经历过开元盛世及安史之乱的巨大转变并曾为玄宗近臣的老人贾昌之口表达了对玄宗所开创的盛世的追怀。其他如《隋唐嘉话卷下》记:“十七年, 丞相源乾曜、张说以八月初五今上生之日, 请为千秋节。百姓祭皆就此日, 名为赛白帝。群臣上万岁寿, 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 士庶结丝承露囊, 更向慰问。”更是展现了一副盛事清平的景象, 其中寄托了小说家的无限追忆和感慨。

四.寓意鉴诫

由于玄宗的特殊经历, 使之成为一个有着很大鉴诫意义的封建帝王, 很多人从他身上寻找政治和历史的借鉴, 尤其是其后唐朝的君主和大臣。他们思考玄宗朝治乱兴衰的规律, 以期使自己对国家的治理更为完善。玄宗之后的唐代君主和大臣就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如《松窗杂录》中有德宗问李泌为何玄宗不察李林甫之祸, 李泌为其解释, 综述了玄宗前后二期的作为, 非常公允, 其文如下:

(德宗) 常于便殿语及玄宗朝, 尤惜谬用李林甫, 因再三叹息重言曰:“中原之祸, 自林甫始也。然以玄宗英特之姿, 何始不察耶?”泌因奏曰:“……及东封之后, 上每览帝籍, 有自多之言。用声色为娱, 渐堂阶之峻。故古语曰:‘贫不学俭而俭自来, 富不学奢而奢自至。’若以勤俭为志, 则臣下守法, 官无邪人。及嗜欲稍深, 则政亦怠矣。故林甫善为承迎上意, 招顾金玉, 托庇左右, 安国委相之迹如是, 则百吏可知。是以杨雄言:昔武帝运帑藏之财, 填庐山之壑, 未为害也。今货入权门, 甚于此矣。林甫未厌, 仙客继之。昔齐桓以管仲存而霸业成, 管仲亡而齐难作, 则古人所讽见于深质。”由是泌屡以是非讽之, 上怡然听从, 似喜所得。因曰:“相才而又知书, 吾高枕矣。”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 “明道辅教”的观念一直存在于小说家的意识中, 如《大唐新语序》言:“事关政教, 言涉文词, 道可师模, 志将存古”, 就明确表达了很多小说家的创作观念。唐代有关玄宗事迹的小说中, 有很多是对玄宗治乱兴衰的讨究和反思。如《开元升平源》是对玄宗统治前期国家升平原因的探讨, 抓住了玄宗任用贤臣、虚心纳谏的作为。而《教坊记》则描述了玄宗设立教坊, 每日耽于声色逸乐的生活情景, 以及教坊中滋生的不良风气, 作者在文末以很长的篇幅, 不惜笔墨地表达了对玄宗以声色自娱而致荒政祸国的批评, 以期引起后来者的注意。

综上所述, 唐代之所以产生数量如此众多、了无禁忌的玄宗事迹小说, 有着政治宽松、追求“尚奇”、怀念往昔、寓意鉴诫等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原因。这些因素, 既是小说作家完成创作的必要支撑, 也是读者的认知欲念之所在, 更是评论者应当关注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时人编校:《全唐五代小说》,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年9月第一版。

[2]《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3月第一版。

[3].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年1月北京第一版。

[4].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3年12月版。

唐代的茶文化 篇11

[关键词] 唐代；花意象；鸟意象；审美情趣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顶峰，经济发达，国家繁荣，自由开放，文化齐放。这种独特的土壤，孕育出独特的盛唐诗歌。唐代诗歌在中国诗歌中是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已经进入诗歌艺术中超级境界，散发这种绚烂的光彩。唐代诗人辈出，更是有众多杰出的诗人，这些诗人的特性不一，各有风骚，都反映出唐代审美的特征、價值的取向。意象是一种情感的符号，是诗人将客观对象和其主观的情感所形成的复合体。意象研究是进行传统诗词研究的重要方面，意象作为诗词的灵魂，其反应出诗人的情感和特征。在我国传统诗歌中，“花”和“鸟”意象是普遍使用的，因为花、鸟是自然界中比较常见的事物，加之这两种事物本身的特性、生长的环境都和文人的某些思想情感、品质是相吻合的，使得它们成为唐代诗歌最使用最多的自然性意象。诗的创造就是诗人进行捕捉和创造意象并加以融合的过程。审美情趣则是指“人们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对审美对象进行审美判断时的一种带有特定倾向性的主观爱好形式”。[ ]审美情趣是审美主体存在的社会、人生追求、态度的表征物，其反映着创作者自身的情感追求、审美理想。

一、唐代诗歌中的花意象

（一）“花”意象的内容

“花”是当前大自然中最美事物中一个，其在形貌、气味、色彩等方面吸引着文人的眼球。“花”在不同时节、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特点会给文人带来感慨和想象。意象是诗的灵魂，它是记住客观物象去表现出作者的主观情意的载体。在唐代诗歌中，花意象是一个相当丰富的意象群，光是有名称的花意象具有鲜明丰富的内涵。比如，翠翘金缕双鸂鵣，水纹细起春池碧。池上海棠梨，雨晴红满枝。绣衫遮笑靥，烟草粘飞蝶。青琐对芳菲，玉关音信稀。——温庭筠《菩萨蛮》；比如，花前月下暂相逢。苦恨阻从容。何况酒醒梦断，花谢月朦胧。花不尽，月无穷。两心同。此时愿作，杨柳千丝，绊惹春风。——张先《诉衷情》。我们可以发现在诗中借用花抒情或者花中融入情感是诗歌中所必不可少的。其中，“桃花”、“梨花”、“菊花”和“梅花”等意象是很多诗人比较喜欢的，它们也为唐代诗歌增加了很多特色。

1.桃花

桃花作为意象符号最早出现在我国第一部诗歌《诗经》中，比如《 周 南·桃 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盛唐时期，桃花以其艳丽的色彩、优美的姿态和其暖暖的色调进而诗人的视野，被赋予各种意象。“桃花”具有春天的使者美人的形象人格的象征以及桃源的胜境等多种意象。”[ ]比如，将桃花比喻为美人的形象的诗有：岑参的《醉戏窦子美人》“朱唇一点桃花殷，宿妆娇羞偏髻”、王建的《春来曲》“ 青帝少女染桃花露妆初出红犹湿”；比如通过桃花表达自己的志向的诗有：李白《山中答俗人》：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张旭的《桃花溪》“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

2.梨花

梨树属于蔷薇科，暮春开花，花本身素淡，洁白如雪。正因为梨花这一特性，使得很多诗人将梨花比喻成为忧伤、凄楚的女子。比如，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比如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的“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中将塞外的雪景用梨花比喻，更是将梨花和雪的意象联系起来。

3.梅花

梅花的花季是在冬季，本身的色彩是比较红艳，在寒冷的冬天独自绽放，显得有傲骨风姿。很多诗人都是用梅花来比喻自己的风骨、人格的力量。比如李九龄的《寒梅词》“霜梅先拆岭头枝，万卉千花冻不知，留得和羹滋味在，任他风雪苦相欺。”就是赞美梅花的品质，同时也反映出作者的情感。唐代诗歌中，也用梅花去指代漂亮的女子，将梅花拟人化的诗作常见，其就是欣赏梅花的这种清丽高洁的品格。

（二）“花”意象的情感内涵

在意象中，花可以说是诗人笔下经久不衰的意象符号，我们在上文中对常用花举例，适当的描述了不同场景下不同的花被赋予的情感，但是花意象作为一个意象群在歌中所独有的情感，作以下分析。

首先，孤独寂寞伤怀。花开花落是一种自然现象，而花又容易损伤、娇弱。封建社会中的女子大多都是养在深闺，即使在唐代社会中，对于女性的约束相比其他朝代而言还是比较宽松，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在青楼之地的女子而言，其身心容易受到来自外界的伤寒。因而，花被指代为美人的同时，花自然的开落也会引起女子对自我的身份的一种伤感和悲凉。花也被去形容那些因思念情郎而消瘦的女子，可以说是一种表达寂寞情感意象。

其次，表达自己的追求志向。在唐代很多诗歌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人用花来比喻自己的志向。尤其是梅花，梅花的品格属于不屈不饶、独自绽放。因而很多唐代不被重用，在仕途上遭遇坎坷的文人，大多会写一些咏梅的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境遇或者表明自己的志向、节操。

最后，人生无常的情感。我们知道花开在春季，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花可以表达幸福安康，福气长存的情感。另外，花是花期的，在一定时节就会落败，而落败的花，如果正赶上一场秋雨的话，就会被七零八落，诗人自己看到更会感叹命运无常，生出一片悲凉的感觉。比如，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我们从词中一句春花秋月的无尽头，足以表明诗人对人生无常的叹息。

二、唐代诗歌中的鸟意象

（一）“鸟”意象内容

鸟是我国文学比较常见且重要的意象，因为鸟除了自身所具备的形体、羽毛的美之外，还有就是鸟是一种精神象征，其是祖辈的信仰象征，寄托了先民的灵魂和沟通大地万物的崇拜。所以，鸟意象作为总称意象，其在唐代诗歌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其含糊性和概括性给读者带来更大的想象自由。目前，根据学界对唐代诗歌中鸟意象的研究，鸟意象是作为总称意象，因而鸟类意象的范围很多，包括燕、鹰、雁、鹧鸪、鸳鸯、鹭鸶、鹤等。

第一，鹰意象。在唐代诗歌中写鹰意象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杜甫，在杜甫的诗中，对鹰的描写可以分为三类，苍鹰、角鹰和奇鹰。杜甫的《画鹰》诗歌中，将苍鹰那种英武、气魄形象生动的描绘出来，即：“将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竦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绦旋光堪摘，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第二，燕。燕子在上古时期是被称之为神鸟，在唐代以前都是被作为一种图腾崇拜。唐代诗人突破了前人，将燕子从神转化为人的朋友，并且在诗歌在予以描绘。比如，刘禹锡《金陵五题·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该诗中，燕子被赋予成为个人、历史命运的两级，燕子已经逐渐成为进入平凡，成为人们比较喜爱的燕意象。自唐代以后燕意象的内涵也在不断的被扩大。

第三，鹧鸪、鸳鸯、鹭鸶。从当今去看，唐代诗歌最大的贡献不是对鸟意象的发掘和再造，而是对被赋予神鸟意象的创新，对大自然出现的鸟类进行意象创造。比如郑谷的《鹧鸪》“暖戏烟芜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相呼相唤楚江阔，苦竹丛深日向西。”比如，崔珏的《和友人鸳鸯之什》“寂寂春塘烟晚时，两心和影共依依。溪头日暖眠沙稳，渡口风寒浴浪稀。翡翠莫夸饶彩饰，鹭鹈须羡好毛衣。兰深芷密无人见，相逐相呼何处归。”这二者对鹧鸪、鸳鸯习性准确掌握，在咏鸟的时候，将鸟意象上赋予了更多诗人自身对于国家、对于个人、对于命运的想法写入其中，是一种新意象的开发。

（二）“鸟”意象的情感内涵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唐代是鸟意象从圣物到凡物的过度时期，唐代的鸟意象将那些先民崇拜的图腾脱离过于神圣的划分，使之成为个人生活化的托物言志，是一种全新的意象，因而鸟意象的情感内涵从此之后也逐渐丰富起来。鸟意象的情感内涵为以下几种：

首先，爱的表达。唐代社会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但是男女在表达自己情感还是有诸多的不便，而诗歌就成为其表达爱慕、思念的手段，鸟意象则成为传递这种情感的象征。比如，卢照邻《长安古意》“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白居易《长恨歌》“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都是用鸟去表达男女爱情的佳句。比如，在杜甫的《丽人行》中“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这句就是暗指杨家人男女之间的暧昧关系。其中青鸟衔着红巾飞去就是一种传递爱情信物，而丝巾在古代是人们的定情信物，因而，写青鸟衔巾飞去就是指暗地里幽会私情。

其次，传达思念之情。大雁在唐诗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主要是为了表达对友人、亲人的思念。因为大雁的习性就是有从北到南迁移，大雁被人们视为是传递书信的使者。也有一些诗人用燕意象去表达这种思念之情，比如唐代陆龟蒙《相和歌辞。子夜四时歌。春歌》，“山连翠羽屏，草接烟华席。望尽南飞燕，佳人断消息。”诗人用“飞燕”形象的表达了对自己的思念情感。因而，鸟儿的习性通过诗人描述成为一种传递思念的情感意象。

最后，对国家的忧思。唐代从初唐到盛唐到晚唐三個阶段，而很多诗歌对于国家的忧思都是在晚唐时期，因为晚唐时期，唐朝四分五裂、国家衰落。很多的诗人在其的诗歌中，运用大雁、燕子、杜鹃等鸟意象去表达自己对于国家的忧思。其中杜鹃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因为在上古神话中就有“望帝啼鹃”的典故，因而，杜鹃是最能够表达国家衰落的原型的意象之一。比如杜甫的《杜鹃行》“其声哀痛口流血，所诉何事常区区”中将杜鹃从原始意象中剥离出来，从杜鹃鸟意象中所发出对当今局势的悲愤之感。比如杜牧的《杜鹃》也是借杜鹃去表达内心的忧虑和愤怒，看似是咏物，实则是表达对当前国家衰落的概括：“杜宇竟何冤，年年叫蜀门。至今衔积恨，终古吊残魂。芳草迷肠结，红花染血痕。山川尽春色，呜咽复谁论。”

三、唐代文人的审美情趣

“审美趣味的发展是与生产力的发展携手并进的 ，同时不论在这里或那里审美趣味的状况总是生产力状况的准确标志。”[ ]唐代是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文化兼容并蓄，使得我国文化艺术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诗歌中的花鸟意象的运用也体现出了当时唐代文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特征。

（一）华丽到朴实的转变

诗歌是直接呈现出文人的审美情趣的方向。从当时诗人选择的花鸟意象来看，他们都是从大自然中寻找创造的灵感，并且从花鸟等自然属性出发，去寄托自己的情感。文人已经从浮华、华丽的审美风格正在逐步向自然、清真质朴的审美情趣上去转变。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唐代文人将一些原本属于神圣的图腾崇拜的花鸟意象已经将其归入个人的生活范畴内，这些意象已经成为个人感情的表达象征物。

（二）追求自然真趣

花鸟本就是自然界的事物，其有怡然自得的生存状态。人们在自然中可以消除疲劳，而且在盛唐时期，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们追求田园生活，那么这些在田园常见的花鸟就成为人们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象征。这些诗歌是特定文化的内涵的载体，也是文人经过文人的润泽和过滤，花鸟是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审美对象。因而，我们从唐代诗歌的整体风格出发，原本比较复杂的意象符号在经过诗人的整合，进而形成意象符号的系统，这样在诗文中更能够感知到诗人具体的情感。因而，从这个角度去谈的话，唐代文人当时的审美趋向是追求自然本真的趣味。

（三）隐逸成为风尚

“唐代社会隐逸风尚的兴盛从社会政治角度说，在于唐代统治者的优容和科举的推动；从思想角度说，缘于佛、道思想的理论奠基和导引；从经济角度说，则是园林别业的普及折衷了仕隐矛盾，这些相辅相成的诸多因素合力交织，构成唐代隐逸炽盛的文化土壤。”[ ]我们可以发现唐朝的诗人大多都是希望在仕途和隐逸之间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因而，在唐代时期，很多文人都喜欢隐逸。这从我们所看到花鸟意象可以看到，诗人们都是关注自然界的事物，都是山水田园的事物。因为只有在这种生活方式下，才会关注到这些花鸟，才能够进行意象创造，诗人的心灵在隐逸中得到疏解。同时，也有一些是文人关注国家，将自己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通过运用花鸟意象表达自己对个人境遇和国家命运的忧思。

参考文献：

[1]胡家祥。审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61

[2]丁桂香。盛唐桃花诗的审美特征[J]。文化广场，2012（4）：83-84

[3][俄]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23

唐代思想文化的新动向及过渡性 篇12

关键词：唐代儒学,春秋学派,儒家传统

从初唐到晚唐, 中国的社会与思想文化发生了一种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许多变化中, 我们首先关注到唐代统治体制发生的根本转折。均田制和府兵制是唐代国家体制的支柱, 在前期为唐帝国的强盛作出了贡献, 可是同样是这些制度, 慢慢地又导致了唐代的衰弱, 并最终使唐朝走向覆灭。

唐代经济上实行均田制, 并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推行半徭役性的租庸调制;在军事上继承和发展了府兵制, 同时完善了选拔官吏的科举制。以此为中心, 确立起唐代统治体制的整体体系, 为大唐盛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均田制最初产生于北魏, 其特点是国家将土地按照社会等级关系分配给不同阶层的人以一定数量的土地, 其中有的受田允许继承, 有的则在受田者死后收回, 重新分配。均田制的实行, 限制了豪强兼并土地, 缓和了阶级矛盾, 使农民有了一定的土地, 它的实行, 特别有利于战乱初平之后的新政权收买人心, 同时均田制可以让国家运用对土地的支配权来调整阶级之间的关系, 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不过, 到了高宗、武后时期土地兼并开始突出, 玄宗时愈演愈烈, “开元之季, 天宝以来, 法令驰坏, 兼并之弊, 有逾于汉成、哀之间” (《通典》卷二《食货典·田制》下) 。到安史乱后, 中央政权更无力禁止土地兼并, 均田制徒有其名。唐德宗建中元年 (780) 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 废除租庸调法, 改行两税法, 改按人丁征课为以田产计征, 这样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 农民的负担大为减轻。事实证明, 两税法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 它一直实行到明嘉靖年间才为一条鞭法所取代。

唐代统治体制的另一支柱是府兵制。府兵制是一种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亦兵亦农的制度, 特点是府兵编入民户, 计口分田, 战时出征, 平时在籍, 春、夏、秋务农, 冬季习武, 兵农合一。每遇战争, 中央从各地调集军队, 混合组编, 战争结束, 兵散于府, 将归于朝, 其优点是士不失业, 而将帅无握兵之重。它保证了中央政府能保持一支雄厚的国防力量, 这个制度使唐朝安定了一百年。天宝以后, 随着均田制的破坏, 出现了大量无地贫民, 他们不可能自备衣粮军械为府兵, 只得逃散。府兵制的瓦解, 代之而起的是由节度使招募的职业军队, 并成为唐朝的主要军事力量, 这导致了天宝以后边帅势力的膨胀, 进而发展为军阀作乱和藩镇割据, 最终使唐王朝走向覆灭。

均田制与府兵制在盛唐之际慢慢瓦解, 而新的制度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以挽救唐朝走向下坡路, 终于使唐代由强盛走向衰弱以至最终覆灭。它标志着在传统理论指导下的体制不能适应封建制不断向前发展而对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提出的新的要求。而北宋道学的产生, 则反映了自唐代以来思想文化上发生的剧烈的变动, 而它则是这种变化的结果。唐代正处于这个继往开来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 唐代生发的文化观念在急剧发生着变化, 唐代在中国历史上的转折意义, 更多地体现在文化上, 甚至可以说文化观念的转变是这种转折得以产生的基础。

陈寅恪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指出, 玄宗朝为唐史的分界线。之所以会有这种变化, 与武则天朝人才政策密切相关, 由于则天朝建立的新的统治基础建立在文官仕进上, 使中国社会越来越依靠一种相对开放的精英知识阶层。它打击了传统的依靠门弟出身的仕宦体制, 加重了现实与传统之间的裂缝, 同时酝酿着一种新的文化观念, 这种观念的基础不同于传统的观念, 在过去, 士人的自豪感建立在对文化典籍与历史传统的精神上的依赖, 它更多地诉诸于自由的基于心念的精神世界[1]。这种变化在以后宋代道学兴起之后, 趋于定型, 而在当时则多多少少地具有了雏形。我们可以在当时的很多领域中见到这种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趋势。

首先是经学。经学的变化开始于安史乱后兴起的春秋学派。其代表人物是啖助、赵匡与陆质。春秋学派的经学观点, 《新唐书·儒学传》在啖助本传中讲到了两点, 一是祖述尧舜之道, 不用周公之礼;二是否认左邱明是《左传》的作者。《新唐书》作者以为这是“凿意”, 就是以己意说经而多穿凿, 《四库全书提要》在为陆质的书作提要三篇, 其中介绍了他们的经学观点, 肯定了啖助“舍传求经”的方法是开宋儒先路, 但对否认三《传》的作者则大加抨击。这反映出了春秋学派在方法论上开始有了疑经的倾向, 他们重视对《春秋》的解释, 但对传统解释《春秋》的三传都抱怀疑的态度, 而他们努力的目标就是要人们摆脱传统经传注疏, 越过三传, 直接理解《春秋》本义, 他们注重的已不是汉学经学的重训诂字义, 而注重内在的义理, 这可谓中唐儒学复古运动的先声。

儒家传统的复活其实早在隋及唐初即有呈现。春秋学派从经学方面对此作了尝试, 不过却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与作用。真正对当时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古文运动。古文运动是初唐以来文道关系发展的必然延伸, 对唐代思想学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同时也是唐代延续时间最长的学术运动。它反对六朝以来浮丽靡艳, 华而不实的文风, 转而倡导新文体, 要求文以载道, 文以明道, 在文章中注入儒家之道的内容。求道的要求压过了对文采的要求, 为学术思想由外文走向内质扫清了障碍, 而对何为“道”的探讨使儒家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 并进一步使士人追问儒家之道的真正内容, 这也一改唐代士人对佛教的膜拜态度, 而对外教和非儒家形态的文化采取排斥态度, 在一定意义上说, 儒家“道统论”的兴起是古文运动逻辑的延伸。

儒家道统论由韩愈提出, 不过, 显然得到了当时很多人的赞同。张籍在《上韩昌黎书》中说, 孔子没后, 杨墨异说盛行, 孟子出来辟杨墨, 使圣人之道复存;汉代黄老之说兴, 杨雄作《法言》, 使圣人之道复明。汉之后, 佛教传入, 人们“溺乎异学, 而不由乎圣人之道, 命名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义沉乎世, 而邦家继乱”, 他希望韩愈能像孟子、扬雄一样, 著书立说, “使圣人之道复见于唐”, 并希望能有一部像《孟子》、《法言》一样的书, 彻底批判佛、道二教。李翱作《去佛斋》, 认为佛教之所以流传至今, 是因为从后汉起, “无辨而排之者”, 如果任由佛教久兴, 就会“夷狄之风而变乎诸夏”, 因此, 他主张对佛教令行禁止, “有位者信吾说而诱之, 其君子可以理服, 其小人可以令禁, 其俗之化也弗难矣。”皇甫湜深感士民习佛教而造成的危机:“浮图之法, 入另六百年, 天下胥而化。其所崇奉, 乃公卿大夫。野益菜, 人益饥, 教益颓, 天下将无而始浑然, 自上下安之若性命固然也。” (《送孙生序》, 《皇甫持正文集》卷三) 所以在策问中主张“黜异端之学, 使法不乱而教不烦, 则释老之流当屏矣” (《制策一道》, 《皇甫持正文集》卷三) 。这说明, 士人反对佛教的声音已经形成一种合力, 道统论由此应用而生, 不过, 韩愈之时反对佛教已非唐初傅奕反佛可比, 可以说, 唐初反佛纯从功利角度, 从外部对佛教反击。而晚唐反佛虽然同样在理论上仍然没有突破, 但是当时的士人对儒家的发展有了很强烈的危机感与使命感, 他们开始意识到儒家道统是天地之道的体现, 只有儒家之道才能恰当地表达这种天地之道。韩愈在《原道》中宣称:“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 行而宜之之谓义, 由是而之焉之谓道, 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 则爱而公;以之为心, 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 无所处而不当。……斯道也, 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 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这里, 韩愈肯定了儒家之道可以实现集合济世与治心的功能, 韩愈把儒家的这种作用理解为是儒家一贯的东西, 并只有它才能实现真正儒家应当发挥的作用。这样, 我们看到, 儒学开始第一次排斥经学这种形式对于表达儒家之道的合法性。这对于儒家的发展是一种新的开端, 它同时也为后来儒家发展奠定了一个全新的基础。韩愈在《原道》中宣称:“斯吾所谓道也, 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 舜以是传之禹, 禹以是传之汤, 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 文、武、周公传之孔子, 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 不得其传焉。”韩愈在这里完全没有提到经学化的儒学, 否定它们对于表达儒家之道的合法性, 并且他开创了一种对儒家之道独特的理解方式, 这种理解方式不是基于如经学一样对经典的理解上, 而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主观性的心念上, 但不是基于主观的, 而是有客观的基础, 只是囿于当时的条件, 人们并不清楚这种基础究竟是什么。不过, 道统论表达了儒家一个全新的开端, 它的意义, 远远要超出它的本身所表明的那样。

在唐代发生的这些变化, 有一个中心的指向, 那就是儒家的兴起。但对儒家的发展、理论的更新, 唐代的儒家学者并没有作出一个清楚的回答, 对于他们来说, 正如他们的时代所揭示的那样, 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 不过那也不仅仅是文学的时代, 因为它们同时在开启一个由“文”向“道”的时代。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