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婚姻制度

唐代婚姻制度（共4篇）

唐代婚姻制度 篇1

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的顶峰,是中国古代最繁盛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法律制度也相当发达,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以《 唐律》 为典型代表,以礼为主、以法为辅,礼法并用,范围包括同一时期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的“ 中华法系”。唐代的婚姻法律制度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历代婚姻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维护封建等级特权制度和封建家庭伦理秩序的要求。

一、唐代婚姻法律制度在本质上维护封建等级特权制度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成熟时期,婚姻制度方面的规范,体现了维护封建等级特权的要求。 首先,在无效婚姻问题上,《 唐律》 规定: “ 与奴娶良人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离之。 其奴自娶者,亦如之。 主知情者,杖一百;因其上籍为婢者,流三千里。 ”《 唐律疏议》 在解释时指出“ 人各有耦,色类须同。 良贱既殊,何宜配合。 ”该规定明确界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反映在婚姻家庭制度中,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之间是不能通婚的,如果违反了有关规定,不但要离婚, 而且要受严厉的刑事处罚。

其次,在夫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也集中体现了男尊女卑的立法准则。 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极不平等的。“ 夫为妻纲”的三纲五常思想成为确立夫妻关系的立法依据, 是调整婚姻关系的最高准则。 在唐代,男子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离婚权掌握在男子的手中。 唐律《 户令》 规定:“ 七出者依令: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 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 ”在这七种情况下,男子有单方面的离婚权。 虽然七出受到三不去的限制,但是仍能够体现男女在离婚问题上的权利不对等。此外,《 唐律》第326条规定“: 诸妻殴夫,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若夫告,乃坐。 死者,斩。 ”而《 唐律》第325条则规定“: 夫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 死者,以凡人论。 ” 从这两个条款可以看出,妻子打伤丈夫,要加重处罚,而丈夫打伤妻子,要减轻处罚。

最后,在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则方面,虽然规定了一夫一妻制,但是,男子是可以娶妾的。 体现了男女的不平等。 而且,婚姻的缔结不是男女双方主观意愿的表达,而是出于家族的考虑。如《 礼记·昏义》 云“: 婚礼者,将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从上述内容来看,唐代婚姻制度直接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立了夫妻关系中男女不平等,以维护封建的等级特权制度。

二、唐代婚姻法律制度的伦理化特质

“ 《 唐律疏议》 是一部以儒家礼教思想为指 导的伦理 化的法典。 ”[1]134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特质在唐代婚姻法律制度中得到了突出体现。 唐代的婚姻制度高度重视封建家庭伦理关系的维护。

首先,在婚姻成立的程序问题上,直接移用礼教规范。聘娶婚是我国古代最主要的结婚方式。“ 六礼”即是聘娶婚中的嫁娶程序。《 唐律疏议》 卷13“ 以妻为妾”条规定:“ 妻者,传家事,承祭祀,既具六礼,取则二仪。 ”这说明唐代沿用了前朝的规定“, 六礼”是唐代婚姻成立的必经程序。“ 六礼”是指“ 纳采”“、 问名”“、 纳吉”“、 纳征”“、 请期”“、 亲迎”。 我国古代婚姻法一直奉行父母包办子女婚姻的原则, 子女无权决定自己的婚姻。孟子说“: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空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唐代延续了这一传统。婚姻之事必须由祖父母、父母主持。 即使子孙在外,也应受到严格的限制。《 唐律》规定“, 为婚之法,必有行媒。 ”《 唐律疏议》卷1“4卑幼自娶妻”条规定“: 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 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意思是卑幼在外娶亲,已形成事实婚姻的,可以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若未成事实婚姻,则听从家长的意志。

其次,在结婚的条件问题上的规定,也反映了唐代维护封建家庭伦理秩序的需求。“ 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两年;缌麻以上,以奸论。 ” 诸同姓不婚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人伦道德方面的考虑。 如《 白虎通· 姓源》提到的“ 不娶同姓者何,重人伦,防淫佚,耻与禽兽同。 ”二是政治方面的考虑,附远厚别,加强异族之间的联系。 三是自然选择规律, “ 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但《 唐律疏议》 中对同姓不婚有例外规定。 因 “ 祖宗迁易,年朝浸远,疏源析本,罕能推祥,则不在禁例。 ”《 唐律》 规定“: 同宗五服以内亲属,外亲,姻亲有服亲属尊卑之间为婚,及娶同母异父姐妹,妻前夫之女,均以奸论,处徒三年”,体现了中国古代极为重视伦常[2]58。 再如禁娶逃亡妇女为妻妾、禁和娶人妻、禁先奸后婚等。 通过这些禁止性规定,有效地维护了封建的伦理道德体系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对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3]176。

最后,在奸罪问题上,凡人犯奸与亲属犯奸处罚存在明显的差异,亲属犯奸重于凡人犯奸。如唐代凡人和奸各徒一年半,强奸者徒二年( 无夫)和二年半( 有夫),若有人奸父祖妾、伯叔母、姑、姊妹、子孙之妇及兄弟之女者,一律处绞刑,比凡人重五、六等。而且,亲属之间犯奸,血缘越近处罚越重。 这是唐代婚姻法律伦理化和伦理化愈益深入的表现。

三、唐代婚姻法律制度的刑罚化特质

中国古代法律具有公法文化的特征。对于违反婚姻法律制度的行为,《 唐律》 中多以刑罚的方法进行处罚,体现了唐代婚姻制度的刑罚化的特质。 在欠缺结婚条件的婚姻问题上,现代国家或者认为其为无效婚姻,或者认为其为可撤销婚姻,使其婚姻归于无效或被撤销,均采用民事制裁的措施。 而唐律中规定大多以刑罚方法来处罚。 如《 唐律》规定“: 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唐律禁止以妻为妾或以婢为妾,这不但有利于家族的政治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而且有利于国家的统治和权利顺利移交,对于政治和社会稳定都有重要的作用[2]58。 《 唐律疏议》 卷14“ 监临娶所监临女”条规定“ 诸监临之官,娶所监临女为妾者,杖一百;若为亲属娶者,亦如之。 ……即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以奸论加二等。”该规定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利用职权强娶民女,同时基于政治安全考虑,防止官员联姻结党为祸,故而禁止娶部属之女。 但如定婚在前,任官居后,及三辅内官、门阀相当情愿者,并不在禁限。 即在担任监临官前已有婚约的,不在此限。

四、唐代婚姻制度的创新特质

《 唐律》 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成熟、完备的法典。 在婚姻制度方面, 不但继承了以往的婚姻制度的主要内容, 同时亦有一定的创新。 唐代婚姻法律制度中既规定了结婚的必备条件,如年龄、一夫一妻等必备条件,还规定了同姓不婚、良贱不婚等禁止性条件。 立法技术相当发达。 在离婚制度问题上,规定了七出和三不去、义绝、和离等制度。 唐代在婚姻法律制度方面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离婚问题上的“ 三不去”,既是沿袭了过去的制度,又结合实际情况确定了犯义绝、淫佚、恶疾的不在三不去之列。如果妻子犯了义绝、淫佚和恶疾之一的,即使有“ 三不去”的情形,也可以休妻。 进一步维护和巩固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等级特权制度。

第二,在结婚的形式要件上,唐代明确了婚书、私约和受聘财都是确定婚约的重要依据。 《 唐律疏议》规定“: 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着,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婚书是婚约存在的书面证明,即使没有婚书,如果有受聘财的事实,也可以确立婚约关系。唐代的婚约属于早期型婚约,是婚姻成立的必经程序, 一旦订立即具有法律效力。《 贼盗律》规定“: 有许婚之书及和约或已纳聘财,虽未成,皆归夫家。 “” 婚礼先以聘财为信”“, 受聘财”是婚约成立,得到法律确认的关键条件。

五、唐代婚姻制度对现朝婚姻制度发展的启示

首先,必须肯定唐代婚姻法律制度中反映封建等级特权思想的内容必须坚决予以抵制。如明确规定男女不平等、尊亲属的主婚权、 实质上的一夫多妻等内容,现代婚姻法律制度中必须明确废除。 现代婚姻法律制度必须坚持婚姻自由原则和男女平等原则, 禁止重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和遗弃。

其次,唐代婚姻法律制度中的某些法律思想、法律伦理我们可以继承。对于唐代婚姻制度中反映了传统伦理道德,倡导尊老爱幼、 家庭和睦、重视亲情的内容应当予以继承。 如“ 三不去”既是对于男子专权离婚的限制,又保护了一部分妇女的合法权益。 这种对弱势女性的特殊保护的法律思想,现代婚姻立法中,完全可以借鉴和吸收,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中可以明确规定对弱势女性的保护的内容。

最后,唐代婚姻法律制度中某些具体制度内容我们也可以继承。 如对于欺诈、妄冒婚的禁止。 我国当前的婚姻法中只规定了胁迫结婚的,属可撤销婚姻。 而对欺骗等其他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情形没有作明确的规定,也不利于实践中具体案件的处理。 此外,我国目前的婚姻法中只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的结婚, 禁婚亲的范围相对较窄。 借鉴唐代婚姻法律制度,可以适当扩大禁婚亲的范围,这对维护家庭伦理秩序,维护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唐代婚姻制度 篇2

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文化源远流长。封建统治阶级在长期的统治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政治制度，其中的行政管理体制也日趋完善。而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监察制度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得到了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官吏监察体系，职能齐全，机构独立，体制完善，对社会的稳定、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唐代监察制度进一步发展，比较完善。我的读书报告主要是从唐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及作用、唐代监察制度的局限性以及唐代监察制度的现实意义这三个方面论述的。

一、唐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及作用

（一）监察机构系统化，独立性增强

唐代监察机构在中央主要指御史台和谏官系统，二者构成了当时中国监察体系的两翼，是专司监察、独立的系统，位高权重，直弹大臣，与地方检查是垂直领导，有利于纠弹吏治、监察官吏。同时辅之于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机关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行政监察、刑部的司法检察、经济审计监察。这些监察机构比较完整又有系统性，对于肃正封建政治纲领，防止百官失职、渎职、纠正各级官僚机构的工作失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唐代监察机关独立性增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唐代御史在执行监察时不受任何官员的约束，甚至在御史台长官也无权干涉，即所谓“台官无长官”。

2、唐代御史在执行监察时，可“风闻奏事”：即所谓的御史从各方面访得可资揭发的材料时，可以不说明材料来源和告示者的姓名，以“风闻”之名上奏朝廷，请求查处。

3、唐代三省体制中得侍中的封驳权的行使，以及给谏制度中对皇帝部分决策的监督，都表明他们在行使职权时有了相对独立的地位。

4、为了保证监察机构的活动不受其他部门的干扰，唐代御史或由皇帝直接特任，或由御史台委派，完全不受吏部支配干预，表现了人事权的独立。

（二）依法监察，失法入罪

检查功能的发挥，不仅要有组织保证，还需要有法律依据。除了以封建王朝通用法律约束监察机关的活动外，唐朝还专门制定了各种形式的监察法规。武则天时尚书侍郎韦方质奉旨修订监察州县的四十八法后因繁琐难于执行而废。唐玄宗开元年间将汉朝之制“六条问事”发展为“六察法”。

（三）监察法制化、规范化，体现监督与被监督的高度统一

历代在扩大监察权限的同时，按皇帝旨意、诏令和中央有关法令制定监察法规，是我国检察制度中的重要的内容。唐代制定的行政法典“唐六律”，其中规定了个监察机构的职责，法典是不能违背的，必须严格执行。唐代的检查制度日益规范化、法制化，有利于各级官吏按照当时的正指标追，奉公守法，维护纲纪，设置必要的法规制度和法律的刑罚来保证监察权得实施，体现了监督与被监督的高度统一，有利于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

（四）监察职权范围及对象广泛化，职权分工明确化

唐代的一台三院制，所谓一台三院，一台是指御史台，三院是指台院、殿院、察院。行政监察、司法检察、经济审计监察，是监督范围几乎涉及所有的国家机关。唐代门下省得封驳审议和言谏制度也是检察职能扩大的表现。此外，唐代监察制度中“六察官”得出现，以及御史中参加重大案件审理的“三司推事”，都表明其监察权已渗透到了行政司法部门。

（五）慎重选官、严格考核

监察机构乃朝廷纲纪之地，监察官员的选人十分慎重，有着较高标准。唐代对监察官员得铨选、考课、迁转之制颇令人称道。从具体要求上讲，基于工作性质，监察官员必须公正廉明。此外还规定了回避制度，父为宰相，其子不得为谏官。

二、唐代监察制度的局限性

（一）紧抓中央、放松地方

唐朝监察制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对中央百官的监察远远重于对地方百官的监察。唐朝后期，随着节度使的设置，逐渐由其兼领监察。

（二）权权相掣、皇王受益

中国古代监察权从未独立，为皇权所派生。权利的设置运行实效及其目的与皇帝的意志和皇权的运行实为一体。唐代监察权与其说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滥用不如说是皇帝假手他人严查群卿。监察制度的所有流弊莫不源于此。

（三）机构膨胀，职权繁杂

唐代监察体制沿袭前朝弊病，监察机构膨胀，职权繁杂，检察官除有行政权、军事权外，还有审判权、司法权，御史台设有台狱，可拘禁囚犯。

（四）监察落空，委身党争

监察官员位卑权重，他们要想在官场中站稳脚跟，要么依附皇权，要么委身权贵，缺少独立人格，随着党争愈演愈烈，监察权也日益沦为党争工具。

三、唐代监察制度的现实意义

（一）保证监察机构的独立性

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以“块”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在中央设有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国家监察部，地方各级监察机关同时受上级监察机关和所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为了加强检查力度，提高监察效能，使监察活动有序有效的进行，建议我国监察机关增强独立性和权威性，实行垂直领导。

（二）健全监察法律法规

我国封建统治者非常重视利用法律法规来规范监察活动，对监察活动的很多方面都进行规定，是古代行政监察工作可以有序进行。我国虽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多部相关法律，但是规定的较为原则，具体操作性不强，应尽快推出一系列的配套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实施细则等作为其必要补充。

（三）完善对监察活动的监督

在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中规定，官员之间的监督与被监督应该是相对的。我国现行的行政监察制度也应推进相互监督，同时实行政务公开，接受政府、人大、政协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得监督，强化官员自尊、自重、自警以及监察系统得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得机能，更好的利用监察权力维护社会主义，保护人民权益。

（四）多种监察方式得灵活运用

在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中经常性监察和临时性巡查相结合，有效地防止了监察官员与地方官员的相互勾结，保证了监察工作的有效性。我国现代的监察方式也应该多样化，常设监察机关与临时监察机关相结合，一般性监察机关与专门性监察机关相互结合，特别是要重视发挥临时性监察和专门性监察的有效运用。

（五）严格选任检察官原

监察工作的有效行使离不开高素质高水平的监察官员队伍。在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对监察官员得选任都有一套完备并且严格的制度。我们要进一步完善监察官员得选任、考核、提升、回避交流制度，提高监察官员的职业准入，规范监察官员的选任程序，强化对监察官员得培训，加强对监察官员得有效考核，推行有进有退得任职机制，提高监察官员的整体素质。

结语：从唐代得监察制度可以发现，监察制度时我国封建政治制度的产物及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以强化皇权、维护封建统治为目标，时封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秩序得一种工具，但它在惩治腐败、澄清吏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在监察机构的设置、监察官员的选任、监察职权得规定、监察方式的用运等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对我国建立科学合理、完善有效得现代监察体系具有极其重要得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因此，我们应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研究古代监察制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更好的为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唐代婚姻制度 篇3

关键词：唐代婚姻制度,礼法结合,时代特色,开放性

对于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陈鹏先生有一句话说得很到位“:婚姻基于天地阴阳自然之性,为人伦之本,家始于是,国始于是,社会之一切制度,莫不始于是,是为中国古代婚姻观念一大特点。”这就从根本上说明了婚姻制度在古代社会的重要作用,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婚姻制度,会呈现出许多不同的特色,如果宽泛的来研究整个封建历史上的婚姻制度,具有很大的困难性。因此,本文主要针对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唐代,对其的婚姻制度进行必要的分析,从而加深人们对于唐代社会环境的认识,以便更好地了解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一些特点。

一、唐代婚姻关系的缔结

1.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其他封建时期一样,在唐代也十分盛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缔结方式。一门婚姻关系的缔结,起决定作用的还在于尊长,这是由尊长所处的特殊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家庭与家族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组成单位,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家族的核心在于尊长,因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盛行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应该看到,宗法伦理道德并不一定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当礼与法发生冲突的时候,法要大于礼。比如在《唐律疏议· 户婚》中就有所规定“:诸卑幼在外,而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 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这就反映了当礼与法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优先考虑法律所起到的作用。唐代社会在进行婚姻关系缔结的时候,媒妁之言在其中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唐律疏议·户婚》对其也有着详细的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男女、嫡庶、长幼,当时理有契约。”由此就可以看出,媒妁之言在唐代的婚姻制度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即使唐代处于封建社会最为开放的时代,然而在婚姻关系的缔结方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

2.自主择偶,婚姻自由。虽然在封建的唐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旧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自主择偶、婚姻自由也逐渐盛行起来。而婚姻自由的情况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父母尊重子女心愿,允许自主婚事,另一种是女儿自择夫婿、喜得良缘。对于父母允许子女自主择偶来说,最为典型的就是李林甫选婿。根据《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宰相李林甫在对待女儿婚事上,都是让其自己去选择意中人。而女子自选良婿的记载多见于《太平广记》当中,其中流传着许多唐代女子自择良婿的佳话。而自主择偶、婚姻自由的出现以及逐步盛行, 反映出唐代在婚姻方面的进步,更加表现出了唐代子女那种积极的人生观,在追求自身幸福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勇敢与开放。

3.婚姻缔结中的等级观念。唐代和其他封建朝代一样,同样存在着许多严格的等级制度,统治者正是利用这种等级制度来维护其自身的统治。而这种等级制度反映在婚姻制度上就表现为门当户对,在进行婚姻关系的缔结中,对于等级来说也是十分讲究的,主要表现在士庶之别以及良贱之别。在我国的古代婚姻中,门第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因素,而唐代也不例外,尤其是在唐代初期,受到两晋南北朝的影响,门第观念依旧根深蒂固。而由于唐代对于科举制度十分重视,许多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自己的抱负,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朝的婚姻制度,许多的明智之士在为女儿选择夫婿的时候,更加注重对于男子的才学以及品质的考察,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催动了“士庶不婚”向“不问阀阅”的改变[2]。

除此之外,唐代法律对于婚姻也作出了许多的限制,比如在《唐律疏议·户婚》中就有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这就对同姓之间的婚姻进行了制止。此外,还禁止官民为婚, 如果出现官民为婚的现象,则“诸监临之官,娶所监临女为妾者,杖一百。若为亲属娶者,亦如之。其在官非监临者,减一等。女家不坐。” 这些规定并不一定首先由唐人规定,但是作为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唐律疏议》将其收录在内,就使得这些立法更加明确了。而对于良贱之别而言,主要指的是不同的阶层之间不能进行通婚,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逐步改变,这种现象也逐渐趋于淡化,直到宋代时期,已经完全消失了。

4.婚姻缔结中的礼俗特色。如果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唐代的社会生活,就必须要对唐代的各种礼俗现象进行分析,特别是对婚姻缔结的礼俗进行探究。对于唐代的婚俗而言,基本上沿用了汉代的婚姻礼俗,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六礼”。作为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重要见证“,六礼”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时代不同,唐代的“六礼”又被赋予了许多不一样的时代特色。在唐朝人眼中,一桩婚姻,无论是名门贵族还是普通百姓,所举行的婚礼都应该按照“六礼”来执行,这样才能得到家族的认可。而“六礼”具体指的就是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以及亲迎。在这之中,对于纳征而言,指的就是我们所说的 “下彩礼”,当完成这一步之后,双方就不得反悔,否则就会根据《唐律疏议·户婚》的规定“,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后娶者知情,减一等”,来进行必要的惩罚。对于唐代的婚姻缔结来说,不仅仅将传统的“六礼”礼俗进行延续,还为其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障, 从法律约束以及伦理道德两方面来对唐代的婚姻缔结进行规范,从而为其正常进行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二、唐代婚姻关系的解除

1.离婚的制度与礼俗。由于唐代特殊的社会风气,使得女子在面临不幸的婚姻之后,选择的方面也更加的多,开放的社会环境推动了离婚现象的盛行。越来越多的妇女勇于去追逐自身的幸福,不再成为男性的附属品,更加努力地去维护自身的权益。然而由于社会性质的限制,这种现象并不是十分的普遍,女方大多数情况下依旧是婚姻关系的牺牲品,在进行婚姻关系的解除时,往往主动权在男方手中。就唐代的离婚形式而言,主要有三种形式,义绝、七出以及和离。

2.女子再嫁的制度与礼俗。与离婚制度相比,唐代的再嫁制度就显得更加开明与包容。这种包容不仅仅局限于对于王公贵族方面,就算是普通的寻常百姓,社会上对于其的改嫁也会以一种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尽管“一女不事二夫”以及“从一而终”观念在唐朝依旧盛行,但是由于社会的宽容,在唐朝就形成了一种特殊婚姻制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再嫁制度和礼俗。这种现象在贵族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朱志平在《唐代婚丧》中就有提及,唐代的130位已婚公主当中,有27位是再嫁者。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改嫁已经成为了唐代婚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与之相对应形成的各种礼俗,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

三、唐代婚姻关系中的夫妻地位

对于夫妻关系而言,指的是双方在婚姻关系中所扮演的身份以及所处的地位等许多方面的义务与权利。虽然唐朝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朝代,但是社会的主流思想依旧是男尊女卑的价值观,这就造成了妻与夫之间权利不对等的现象,妻对夫所履行的义务要远远多于夫对妻的义务。当夫妻之间出现冲突的时候,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处罚的原则也偏向于夫一方。然而在唐朝所处的独特社会环境下,又衍生出一些不一样的社会现象,最明显的就是男人惧内情况的出现以及盛行。除此之外,女性对于贞洁观念也比较淡薄,尽管在《礼记》中倡导“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的贞洁观念,但是在唐代这种贞洁观念也逐渐淡薄。甚至是在皇室中也经常出现有损贞洁的事情,《旧唐书》中就有关于太子李建成以及李元吉与高祖李渊宠妃私通的记载。由此可见贞洁观念的淡薄,也成为了唐代婚姻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

四、唐代婚姻制度与礼俗特色的成因分析

尽管唐代依旧盛行着许多传统的封建道德规范,但是自主婚姻在这一历史阶段也逐渐盛行起来,而唐代所特有的诸如离婚制度、男人惧内以及贞洁观念的淡薄等等时代特色,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首先来说,由于长期受到封建纲常礼教的制约,女性的自我意识并没有完全的觉醒,这就使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旧成为整个唐代婚姻制度的主流。就如班固在《白虎通》中所言“,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唐代的婚姻制度依旧逃脱不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其次, 统治阶级为了发展经济,巩固自身的统治,采用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削弱对其统治不利的士族势力。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科举制的盛行,而科举制的盛行推动了唐代婚姻制度由“士庶不婚”向“不问阀阅”的改变。而为了发展经济,唐代颁布了许多的经济政策来鼓励寡妇改嫁,从而促进了再嫁制度的盛行。最后,由于唐代的儒家正统思想受到了一定的打击,而胡族遗风也不断地侵蚀着唐代社会,这就使得《礼记·郊特性》中所提倡的“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传统的婚姻制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许多唐代所独有的时代特色[4]37。

唐代婚姻制度 篇4

关键词：唐代,下层妇女,婚姻家庭,地位

整个古代社会之中女性的地位一直是低于男性的, 这种地位差异甚至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中还有很强的表现。但是唐代是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时代, 唐代下层妇女拥有一定的婚姻自主权, 能较自由地进行社会交往和参与体育活动。本文主要从择姻对象、妇女出嫁后的婚姻家庭关系、婚姻关系的解除、改嫁和再婚几个方面论证唐代下层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

首先, 就择姻对象而言, 在唐代社会前期, 虽然“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仍占主导地位, 但女性大都敢于大胆追求恋爱、婚姻的自由。如《唐律琉议》卷《户婚》曰“诸卑幼在外, 尊长后为订婚, 而卑幼自娶妻, 已成者, 婚如法未成者, 从尊长。违者, 杖一百。”这几条规定意味着如果未成婚而又不从尊长者, 则构成“违律”行为并要受法律制裁, 从中可看出父母在儿女婚姻大事享有很大的决定权。

唐代前期的下层妇女由于教育条件的限制, 受封建礼法的束缚较轻, 再加上此时, 封建礼教束缚相对松弛, 她们在对待个人的婚姻大事时都比较自主。如《太平广记》卷《崔韬》条记载崔韬, 旅游滁州, 一日, 宿于馆舍, 有女子入见, 对崔韬说“家贫欲求良匹, 无从自达, 知君子素宿于是馆, 故欲托身。”崔韬见其诚意, 遂与其结为夫妻。

唐代中后期虽然自主择偶现象仍然存在, 但由于贞节观念的增强, 青年男女自主择偶的现象相对减少。这种现象从出土唐代墓志的相关记载中不难得到印证, 说明在唐朝中后期, 父母在子女的婚姻大事上拥有极大的决定权。

其次, 就唐代下层妇女出嫁后的婚姻家庭关系而言, 唐代妻子的法律地位基本上延续汉代以来传统社会中家庭主妇的地位和身份, 即丈夫在家中有绝对的支配权, 妻子处于服从的地位, 一切遵从“夫尊妻卑”的规则。

唐代中期以后, 女性受纲常礼教的影响和束缚, 逐渐成为夫权的依附物。“杨敬真, 虢州阌乡县长寿乡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 嫁同村王清。其夫家贫力田, 杨氏妇道甚谨, 夫族目之勤力新妇。性沉静, 不好戏笑, 有暇必洒扫静室, 闭门闲居, 虽邻妇狎之, 终不相往来。”由此可知在时人的观念中, 为夫家操劳, 足不出户、“闭门闭室”地断绝与外界的接触, 与邻居也“终不相往来”是格守妇道的表现, 是值得推崇的。可见当时下层妇女的家庭地位已大为降低。从中可以看出下层社会, 女性遵循礼教都己较普遍, 女性以柔弱贞静、委曲求全、格守妇道为最高道德, 夫妻关系开始向传统关系转变, 妇女在夫家的地位逐渐降低。

再次, 在婚姻关系的解除方面, 唐代下层女子亦拥有比后世较多的自由, 往往可自求离去, 改嫁他人。法律在不失古代中国文明伦常礼教原则的前提下, 适当保护女性, 宽容女性, 和较少干预女性。

唐代的离婚虽大多由男方提出, 由妻方提出离异的“弃夫”事件也为数不少。离婚的理由多种多样, 有因丈夫贫穷而请求离婚者。此外还有因夫坐罪而求离婚者;有因与丈夫情趣不合而离婚者等。这些事例表明唐代前期的妇女可以主动提出离婚, 同时也证明在唐代前期的婚姻关系中下层妇女的地位相对较高。

中后期下层妇女离婚改嫁现象减少, 安史之乱后, 为了维护四面危机的封建统治, 李唐统治者竭力在朝廷上大力提倡儒学, 企图通过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 来维护尊卑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遵礼法、守妇道”的风气首先在宫廷妇女中兴起, 并进而扩大到整个社会各阶层妇女中。随着中唐以后儒学的兴起, 一大批女教书纷纷出台亮相。如《女论语》、《女训》、《女诫》、《女仪》、《女孝经》等。这些书对社会下层女性灌输礼教知识, 使得封建礼教愈加深入人心。

最后, 就改嫁和再婚而言, 由于受北方少数民族风俗的影响, 唐代国家法律对妇女改嫁与再嫁是不加限制的。唐初, 由于连战乱, 人口较少, 劳动力缺乏, 唐统治者还提倡和鼓励寡妇再嫁, 规定“妇人夫丧服除, 誓心守志, 唯祖父母父母, 得夺而强嫁之。”如贞观元年唐太宗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年二十, 女年十五以上, 及妻丧达制之后, 孀居服纪已除, 并须申以婚媾, 令其好合……刺史县令以下官人, 若能婚姻及时, 鳏寡数量少, 量准户口增多, 以进考第.如劝导乖方, 失于配偶, 准户减少, 以附殿失。”由此看来, 在唐代前期政府对妇女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的态度是比较开明的。

在政府这种开明的态度之下, 唐代前期下层妇女改嫁相当普遍。《酉阳杂姐》卷记载“忽闻船上哭泣声, 皓潜窥之, 见一少妇, 缟素甚美, 与简老相慰, 其夕简老忽至皓处, 问君婚未, 某有表妹嫁于某甲, 甲卒无子, 今无所归, 可事君子, 皓拜谢之, 即夕其表妹归皓”。从中亦可看出当时再嫁之易, 世人并无轻视侮蔑之意。又如《柳毅》中的柳毅, 先后娶张氏、韩氏两房俱死, 最后续娶范阳卢氏新寡小姐, 没人因此而看不起他。

唐代中期安史之乱后, 统治者的皇权遭到削弱, 为了维护专制等级制度、提高皇室威望, 统治者开始引导人们逐渐看重孀妇的守节明志。俨然整衣巾, 若立在闺庭。似见舅姑礼, 如闻环珮声。至今为妇者, 见此孝心生。不比山头石, 空有望夫名。唐代后期虽然寡妇再嫁事例仍频繁见诸记载, 但大多数是无子寡居的妇女, 有子再嫁者较为少见。有子的寡妇即使得以再嫁也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人们在对寡妇守节赞颂肯定的同时, 对寡妇再嫁表现出明确的排斥和否定, 这也使下层妇女更加迎合强化社会贞节观念, 越来越多的寡妇选择了守节。

综上所述, 唐代前期妇女自主择偶、离婚与再嫁情况, 一方面反映了妇女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拥有较多的自主权, 她们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唐代前期妇女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地位较高, 她们并未完全沦为夫权的附庸, 还能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后期择偶、离婚与再嫁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但这种限制是相对前期而言的, 总的来说, 较之封建社会其他朝代唐代下层妇女地位还是比较高的。

参考文献

[1]梁瑞敏:《唐代妇女的家庭地位》,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