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制度的建立

婚姻制度的建立（共9篇）

婚姻制度的建立 篇1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年轻男女的恋爱、婚姻以及建立家庭方面, 妇女一直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本文所谈及的古埃及妇女, 既不包括王室妇女, 也不包括女奴隶, 而是古埃及社会自由人阶层当中的普通妇女。

根据古埃及文献资料, 可以推测古埃及的基本婚姻模式是“一夫一妻制”, 这种“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并没有受到古埃及法律的限制, 也没有受到宗教和政府部门的干涉。但古埃及存在多配偶现象, 事实上, 只要男子有能力供养, 不管是在皇室还是民间都存在多配偶婚姻。

一、结婚对象的选择。古埃及妇女在选择结婚对象时, 大都倾向于同一社会阶层的男子, 甚至包括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 因为这种对象的选择双方不仅有着共同的社会地位和生活习惯, 还可以积累财富并垄断行业。这反映在很多教谕文献上, 一位名叫Any的书吏告诫自己的儿子:“你要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娶妻, 她会为你生儿育女, 也会容忍你的脾气, 这样的女子适合做你的妻子”;又如Ankhshehonq建议他的儿子:“为你的女儿寻找一位博学的夫君, 而不是一个富有的男人。”

二、结婚时间的选择。对于古埃及男子结婚的年龄, 取决于其工作经济能力及其家族的社会地位。在法老时期, 男子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社会威望后方可娶妻成家。托勒密时期, 男子一般在20岁结婚。但是有些男子会晚一些, 大概在二十岁出头, 他们通常受过教育, 直到他们认为自己事业取的一定成就时才会选择结婚。与男子相比, 古埃及女子的结婚年龄更早一些, 有文献记载的是在12-14岁之间。女子尽早结婚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古埃及女子个人来讲, 她们希望在年轻美貌的时候出嫁;从女子家长的角度来讲, 有些父亲为防止出现不合规矩的行为, 如未婚先育等。

三、婚恋的自由与限制。古埃及有大量的爱情诗被保存下来, 在这些爱情诗里, 我们发现, 恋爱男女之间会以“兄妹”或“亲爱的”等昵称相称, 这并不表示两人一定有血缘关系, 而是暗示着期待约会, 或是表达爱慕之情。在古埃及, 不管是年轻男子还是女子, 都享有公开表达自己感情的权利。恋爱虽然在理论上是一件自由的个人事情, 不受宗教和政府部门的支配, 但是却受到家人尤其是父亲的影响。很多文献资料显示, 男子要取得女方家人的同意, 特别是要赢得女方父亲的支持才能与女子结婚。有文献记载, 一个年轻男子接近女子的父亲是为了得到其同意娶她的女儿, 但是作为女儿, 如果婚姻对象没有得到父亲的同意, 也会尝试劝说其母亲以赢得母亲的支持。如《柴斯特毕提纸草》爱情诗中写道:

他真是一个傻瓜, 而我亦然

他不知道我盼望将他拥入怀抱

也不知道向我的妈妈写信求情

亲爱的哥哥

哈托尔女神早已将我许配予你

快过来吧, 让我看看你的风采

父母会因你我相爱而庆贺

我的族人将会一起向你致敬、向你欢呼

哦, (我) 亲爱的哥哥

很显然, 这些诗反映了年轻男女之间在选择伴侣方面虽然可以自由表达爱慕之情, 但是最终的结果还需要争取家人的同意。

四、结婚的程序。资料显示, 古埃及存在一些简单的结婚程序。婚礼上, 年轻男子在家人们的见证下, 独自一人或在岳父的陪伴下做出一种口头上的宣布或发誓。在一些案例中, 新娘的父亲会赠予女儿一些财产, 如家具、纺织品、驴 (主要用作交通工具) , 这些财产随女子一起嫁到夫家。由于古埃及的婚姻不受宗教或政府部门的约束, 所以人们没有一个宗教性质的结婚仪式, 即使有这种仪式, 也不是标志婚姻关系建立的必要条件。但是, 考虑到当时受宗教影响颇大的社会环境, 人们很可能会向象征爱情、幸福和快乐的哈托尔女神祈求保佑新婚夫妇幸福长久。

五、婚约的订立。主动发起的, 男子要去未来的岳父家里进行协商, 这类似于中国的婚嫁传统, 由男方主动到女方家里上门提亲。因为古埃及女子的结婚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得到其父亲的同意, 所以, 父亲在婚约订立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果父亲不在, 可以由其他家人 (例如该女子的叔叔或养母) 代替父亲的角色。因此婚约的签订双方一般是订婚的年轻男子和其未来的岳父。值得一提的是, 到公元前六世纪时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男女双方可以直接签订婚约, 不需要第三方的干涉, 即年轻男女可以不需要中间人, 而是双方直接沟通婚姻事宜。

结语

通过对古埃及妇女恋爱及婚姻家庭的研究分析可知, 一方面由于古埃及社会的宗教和政府部门没有对人们的恋爱婚姻加以限制, 古埃及妇女拥有很大的婚恋自由权, 这表现了古埃及人尊重妇女自由的婚恋观, 尊重夫妻双方有自由选择配偶的权利;另一方面, 古埃及妇女的婚恋又受到了家人意见的牵制, 特别是父亲的意见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古埃及在父权制的影响下, 父亲不仅起着大家长的角色, 还起着维护出嫁女儿利益的角色。

参考文献

[1]Miriam Lichtheim.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M].Vol.Ⅱ.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6.

[2]Zahi Hawass.Silent Images:Women in pharaonic Egypt[M].Cario, 2008.

[3]Schafic Allam.Everyday Life In Ancient Egypt[M].Foreign Cultural Information Dept.1985.

[4]Barbara S·Lesko.Women’s Earliest Records From Ancient Egypt and Western Asia[M].Scholars Press.1989.

[5]Anne K·Capel and Glenn E·Markoe.Mistress of the House Mistress of Heaven Women In Ancient Eygpt[M].Hudson Hilis Press, New York.1996.

婚姻制度的建立 篇2

2009级汉语言文学（2）班 廖从霞 学号：200902010043 内容摘要：《诗经》是我国诗歌之源头，是很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它为我们再现了古代人们的生活、爱情、婚姻以及智慧，关于婚姻制度的思考也成为了我们一直去讨论的问题。可以说从哪个时代起，周礼婚俗下的婚姻制度一直都统治着中华民族，一直到新中国的成立，民主自由的思想解放了大众，在今天，我们可以从《诗经》中了解哪些饱含着民族民俗的婚姻习俗，哪些传统让我们更加 了解我们的民族自己。

关键字：婚姻制度习俗 对偶婚制

《诗经》，我们常把它看作是呈现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诗经》中的内容涉及的面深而广，从古自今，研究《诗经》的人也很多也不乏出现很多名家，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诗经》的不同理解，因而所涉及研究的面也是各人不一的。其中的思妇诗、怨妇诗、弃妇诗、爱情诗、农事诗等多受人们的青睐，而我主要从《诗经》弃妇诗中所呈现的婚姻制度来进行探讨。

从《诗经》那个时代至清王朝的覆灭，整个中华大地上都是一个男权统治下的社会，而这个社会婚姻制度所呈现的主要特点就是就是儒家所倡导的一夫多妻制，也就是周礼婚俗下的制度，女子永远处在一个从属的地位，这种制度带来了对女性的伤害，《诗经》中的弃妇诗也就是这一婚姻制度的明证。而在那个时代的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却仍然存在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婚姻制度即对偶婚制。

一、《诗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产生在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当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礼数正在形成并逐渐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风气也逐渐的由自由、开放变成保守、封建；《诗经》中对于女性的描写正是展现了那个时代尚存的自由之风，塑造了一个个典型而美丽、自由而忧伤的女性，同时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婚姻生活。

二、《诗经》中的弃妇诗

《诗经》中的弃妇诗自古以来都是被人们特别关注的诗，一类诗歌主要为我们呈现了痴情女子负心汉这一传统的社会现象和这一经典的文学形象。在这一类的诗歌当中，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情感真挚、敢爱敢恨、勇于追求的女子形象，她们对待爱情忠贞而洒脱，虽为“弃女”但也仍然饱含着独立自由女性之美。而我主要从《邶风.日月》、《邶风.谷风》、《卫风.氓》、《王风.中谷有蓷》这几首诗来对弃妇这一形象和这一形象背后的婚姻制度进行研究。

1、《邶风.日月》

《邶风.日月》讲述了一个妇人在等待她思念的男子，但是日子一天天、一月月的过去了却仍不见男子来，时间过得太久男子都没有来，妇人知道男子已经变心了，不和自己好了，妇人痛苦万分，她想起曾经男子与她许下的种种誓言而今都化为烟烬，男子在妇人容颜消逝之后断然离开了她，杳无音信。妇人只能向自己的爹、娘哭诉，从这首诗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恋爱的自由，但在自由之下又存在着对于女性的不公。整首诗讲述了这个被遗弃的妇人对男子的怨辞。显然这首诗中的妇人是纯真烂漫的、她相信“执子之手”的誓言，她甚至知道男子已经抛弃她之后仍然幻想着男子回来。可见女子在面对爱情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纯真。

2、《邶风.谷风》

如果说《邶风.日月》中的弃妇是因为容颜的逝去而失去了男子的爱，仅仅是一种处在两人恋爱自由的关系上的分手。而《邶风.谷风》中的妇人却可以说是一个贤妻良母的形象，妇人为丈夫生儿育女，辛苦劳累，而当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妇人容颜衰老，丈夫却又另寻新宠而以发妻为毒草，妇人对自己被遗弃的命运表示出不甘心，想起从前，今昔对照，心中更觉痛苦委屈。这首诗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哀怨悲戚的妇女形象，诗中的女子面对这个男权下的社会苍白无力，她只能独自饮下凄凉的泪水，只能自己为自己哀怨。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周礼婚俗的恶处，同时也揭示了传统婚姻对于女子的危害。

3、《卫风.氓》

我们常常把《卫风.氓》看作是《诗经》里弃妇诗的代表之作，是最古老而最经典的弃妇诗。从高中时代就学习了《卫风.氓》这首诗，那时候老师着重从这首诗的赋、比、兴、创作手法和诗经中弃妇的形象来进行讲解，同时着重谴责诗中男子的无情无义。可以说《卫风.氓》的弃妇是中国传统以来甚至至今仍然存在的女子形象，女子在中国社会中自古就受到男权社会下制定的许多不公正的制度的制约和迫害。同时也反映了那个时代自由恋爱、自由婚姻所带来对女子的伤害。妇人看上了氓，于是就不加思索的要和他在一起，没有听父母的话带着嫁妆就和氓走了，最后被氓抛弃之后，她才回忆曾经的一切感到痛苦，我想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都主张婚姻由父母做主而不主张自己恋爱的原因吧。不过从这首诗中我们又可以知道在古代最初还是存在着自由恋爱的，只是随着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巩固，当儒家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之后，三纲五常、女儿经、男子三妻四妾等等对女子的束缚、迫害也就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成为了一种制度。

《卫风.氓》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动饱满、情感真挚、性格刚烈的女子形象，她敢于与男权做斗争，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敢于说出自己的不满是一个富有生命张力的女性形象，是她让我们了解了那个时代也存在着自由恋爱、女子也有着独立的个性、独立的思想。

4、《王风·中谷有蓷》

褚斌杰的《诗经全注》中说《王风·中谷有蓷》这首诗是哀悯弃妇之诗。诗人满怀同情地用山谷中枯萎的益母草作意象，比喻色衰的弃妇形象，遇人不淑的女主人公遭弃后，“嘅其叹矣，条其啸矣，啜其泣矣”三节层层递进，初则慨然叹息，继而条然悲啸，终则啜然而泣，塑造了一个在人后独自哀伤、怨责、自悔不已的弃妇形象，同时也反衬出女主人公之所以痛之深痛。

而在元江先生的《<风>类诗新解》中则把这首诗作为当时自由恋爱婚配的明证，诗中的女子遭弃而离开男家，是值得同情的，同时在当时周礼婚俗下这首诗之所以被选入《诗经》是因为当时统治阶级以此来教育自由婚配者，要她们遵守周制、按照周礼。

三、《诗经》中的婚姻制度

在《诗经》那个时代，中国社会除了传统的周礼婚俗下的制度外还是普遍存在多种婚姻习俗，而这些婚姻习俗主要存在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周礼婚姻制度是哪个时代统治中国的婚姻习俗，但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自由的爱情、自由的婚姻思想仍然占主导地位。

四、诗经中的对偶婚制

对偶婚制是一种存在于我国边缘少数民族地区的婚姻制度，他们以自由作为自己的婚姻信条。像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他鲁支黎族的尼查玛婚、彝族的阿肖婚等。这些反映着自由、象征着崇高爱情的婚姻制度在那个男权的社会下仍然生机勃勃的流传着至今，这不得不是我们去思考，这些婚姻制度所蕴含的神秘美，今天我主要是从《诗经》中的几首弃妇诗所传达出的婚姻制度进行研究。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存浩先生所著的《中国婚俗》中就记载了现今仍然存在的婚姻习俗，其中就说到了弃妇诗《邶风.日月》中所体现出的对偶婚制。现在在我国极少数民族中仍然保存着这种婚姻制度。

例如像永宁纳西族，是纳西族的一支，他们的婚姻制度就比较复杂，有阿肖走访婚、阿肖野合婚、阿肖同居婚等很多种，以阿肖走访婚为主。普米族用阿注来称呼走婚对方，所以阿肖婚又叫阿注婚。

而阿注关系有固定和不固定两种形式，不固定形式是指男女临时在山坡上、村边、场边、野地交合的阿注野合婚；固定形式是指男女彼此建立比较牢固的阿注关系，女子不出嫁，男子不娶，男阿注于夜间到女阿注房中同宿，次日天明，男子辞归，回到自己家中生活劳作。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走婚制度。

1、《邶风.日月》中的阿注婚制

在《邶风.日月》中，诗歌除了给我们呈现了弃妇这一形象，同时给我展现了古代的民风民俗以及至今犹存的走婚制度。诗中的男女主人公在两性关系上都有着绝对的自由，因为他们的婚姻制度不受到传统礼教的束缚，所以在这种婚姻下男阿注和女阿注都会有多到七八个不同的阿注，这些阿注们彼此互不相识。

在元江先生的《<风>类诗新解》中，首先把《邶风.日月》看作是卫国当时尚存类阿注婚制的明证。诗中第二章的“逝不相好”、“宁不我报”指男子离开了不在与我相好，这个男子竟然不回报我。“相好”被认为是自由恋爱婚配下的用词，男子走了没有履行誓言“回报”妇人，这些都表明这首诗不是周礼制度下的婚姻，而是自由恋爱的。诗中的妇人与男子是固定的阿注关系，长期以来两个人关系密切、相处和谐，而当妇人人到中年之后，男子却不在来找她了，男子忘记了曾经的誓言。所以可见，这首诗表现一个弃妇形象的同时也展现了那一种独特的婚姻制度。

显然这种婚俗下的男女双方是自由的，他们不受婚姻制度的制约，他们可以是固定的阿注关系也可以是不固定的阿注关系，这种婚俗与中国传统的婚姻习俗相比对女性的迫害就少了很多，同时很多的男女在两性关系上也获得了更多自由、幸福。

2、传统婚姻制度与对偶婚制的对比

与《邶风.谷风》、《卫风.氓》这两首诗歌中的传统婚姻制度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处在男权下的女子都是深受伤害的，女子似乎是永远处在被动的位置上，青春与美貌似乎是女子永保魅力、拴住男人的唯一财产。《邶风.谷风》中的女子为男子奉献了自己的青春、自己的一切，到头来所收获的是丈夫的背弃，而自己却得独自忍受着内心的苦楚。而《卫风.氓》中的女子也同样的遭受了背弃，但不同的是她选择了离开，选择了独立，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她的离开意味着什么呢？讲到这我想起了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娜拉的离开意味着什么？同样是处在人性的最低位置上的女性在那个男权社会下怎么去生存呢？所以这样的做了对比之后，我才发现，传统社会中的女子只能够顺应男人，甚至于成为他们的附庸品。

四、结语

《诗经》中的弃妇诗给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从现实真实的角度再现了那个时代的女性，给我印象深刻的弃妇形象让我感受到了女性权力的平等是多么重要，直至现今，女性得到了很大的解放，这些都来自于多少代妇女的奋斗。婚姻制度的平等也让女性从痛苦中解脱。参考文献：

[1]

婚姻制度的建立 篇3

一、传统婚姻制度的特点

(一) 主婚权属于父母, 而不属于婚姻主体

传统婚姻是由父母的意志决定的, 是由父母促成的, 是由父母包办的。决定子女婚姻是父母天经地义的权利和责任。不但结婚由父母决定, 离婚也以家族为中心, 离不离的权利也基本上由父母掌握。婚姻主体在自己的婚姻上是身不由己的。没有婚姻自主权。

(二) 婚姻目的是传宗接代、生儿育女

与父母掌握主婚权相适应, 中国传统婚姻的目的以生育为第一位, 以经济为第二位, 而男女感情置于末位, 甚至被否定。古人只关注家族和生育, 而“置夫妻之爱不顾”, 这就使得婚后幸福仅仅是婚姻当事人的一种憧憬和长辈们的一种善良愿望而已。

(三) 传统婚姻规范

在传统社会的婚姻活动中, 中国人早已形成了“男主女从”、“包办”、买卖”、“顺从”等婚姻规范, 这些规范是传统社会婚姻活动的确定规则, 它规定、约束着人们的婚姻关系和婚姻行为, 它使传统婚姻成为男主女从的婚姻、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和顺从婚姻。

二、现代婚姻制度的特点

(一) 主婚权属于婚姻主体, 而不属于父母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 婚姻制度中的婚姻主体以自我为本位, 而不是以家族为本位。具体来说就是要同旧的婚姻主体告别, 彻底否定、取消、废除父母包办子女婚姻的特权, 要改变父母掌握主婚权的婚姻制度。另一方面要确立新的婚姻主体, 肯定、确立婚姻主体在婚姻中的权利与责任, 以及他们在选择、决定、实现、完成婚姻中的自主权, 要再造婚姻主体掌握主婚权的婚姻制度。婚姻主体决定、实现自己的婚姻。

(二) 婚姻目的由生育发展为爱情

婚姻主体变了, 婚姻目的自然也变了。在现代婚姻中, 爱情取代“传宗接代, 生儿育女”而成为婚姻的首要目的, 婚姻目的强调的是爱情不是生育, 因为生育是爱情放射出来的副现象。在现代婚姻目的中, 爱情是第一位的, 生育是第二位的, 经济处于末位。实现向以爱情为婚姻根本目的的转变, 应是中国现代婚姻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 现代婚姻规范主要有婚姻平等、婚姻自主、婚内性生活、婚内感情

首先, 所谓“婚姻平等”指在婚姻面前男女平等, 夫妻平等, 妇女和男子一样具有同等的社会地位, 具有同等权利。新中国在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 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 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 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其次, “婚姻自主”是现代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则, 它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 它要求婚姻当事人在婚姻上自愿、自觉和自决。自愿指婚姻当事人的交往、婚姻关系的缔结是自己愿意的。自觉指人的婚姻活动是一种有理性、有意识、有目的的能动活动。自决指婚姻的决定权以本人决定为主, 以本人决定并征求父母意见为辅, 而不是由父母决定。再次, 婚内性生活是现代婚姻制度中必要的, 不可缺少的原则, 它要求婚姻当事人要有以爱情为基础, 以快乐为目的持续的性生活。持续的性生活是婚姻的显着特征。随着性科学的发展, 人的内心禁欲被消除, 人性得到解放, 在现代婚姻制度中, 婚内性生活遵从快乐原则, 结果给婚姻当事人带来了快乐、喜悦等情绪, 人的心理得到了健康发展。婚姻是性生活的合法场所。最后, “婚内感情”是现代婚姻的又一根本原则, 它要求婚姻当事人把感情作为缔结、解除婚姻的基本标准。婚姻当事人之间熟悉、知心、吸引、体贴而产生的感情是缔结婚姻的先决条件, 是现代婚姻的决定因素。

总之, 这些规范是现代社会婚姻活动的主要定则, 它指导、规定、制约着现代中国人的婚姻方式, 它使现代婚姻成为平等婚姻、自主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

摘要：婚姻制度是一定的婚姻关系及其模式和规则, 是婚姻行为的规范体系。传统婚姻制度有三大特征, 主婚权属于父母, 婚姻目的是生育, 婚姻规范是男主女从、包办、买卖、顺从。现代婚姻制度是从传统婚姻制度中发展而来的, 它也有三大特征, 主婚权属于婚姻主体, 婚姻目的是爱情, 婚姻规范是婚姻平等、婚姻自主、婚内性生活、婚内感情。只有现代婚姻制度, 才是快乐、幸福、高质量婚姻的根本保障。

关键词：主婚权,婚姻主体,婚姻目的,婚姻规范

参考文献

[1]秦亚东, 黄大威.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探析[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5) .

基督教对西方婚姻制度的影响 篇4

摘要：基督教婚姻观念对西方世界的婚姻观念和婚姻制度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在独身和结婚的态度上，基督教认为应该结婚，但是在后期也不反对独身;基督教早期将婚姻视为圣事;基督教曾认为婚姻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淫乱;基督教推动了一夫一妻制的产生，同时在婚姻的缔结、婚姻的接触、生育制度、性观念等方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基督教婚姻观念影响

一、基督教婚姻思想及形成

婚姻是一种制度，是一种为社会观念所接受，为法律所认可的两性结合。在西欧，基督教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建立在教义基础上的宗教法构成另一种独立的法律系统。基督教最初只是犹太教一个支派，它继承了犹太教的一神论及创世神话等观点，并接受犹太教的圣经作为《旧约全书》，后来才形成自己的圣经《新约全书》。基督教正式形成后，早期教父们又进一步发展、充实基督教的思想。而到了中世纪,产生了大量的教皇教令、规则书和宗教法规，它们构建了基督教会的基本思想。其中婚姻思想是基督教宗教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基督教早期的发展对其世俗婚姻的规定和限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基督教拥有丰富的婚姻伦理资源，但如何真正应用并实践这些原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圣经中的婚姻伦理并无系统可言，将基督教婚姻伦理的基本精神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一男一女的原则。贾诗勒指出：“《圣经》所说的婚姻，是生物学上所说的男性和生物学上的女性之结合，这一点从起初开始就已经明显了。”上帝造人时是“造男造女”，先“用地上的尘土”造成男人，再“取下他的一条肋骨”造成女人，其中的男女是上帝为设立婚姻制度而造的，他们承担了一项重要的使命，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基督教认为，婚姻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婚姻关系中的双方必须是一男一女，坚决反对同性恋，因为只有男女结合，才可能实现上帝所定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旨意。在一男一女的婚姻中，基督教对性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性正是实现“生养众多”的途径。不过，性又不仅仅是为了生养，它还有其他方面的价值，就是满足人本性的需要。婚姻虽然涉及性权利，却不限于性，婚姻是一个伴侣的关系。这联合的范围，远比性广，包括了社会和属灵方面的联合。

2、一夫一妻的原则

上帝造人时，造了一个亚当，也造了一个夏娃。他没有从亚当的身上取下两根造女人，6是在向人说明，他所喜悦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制的，禁止一夫多妻。这个在创世之初就已经明确的制度，在上帝对人的教导中也不断出现，如《申命记》17章7节明文规定：“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耶稣在世时也坚持教导一夫妻制的原则，每当他讲到婚姻或描述婚姻时，其总是坚持一夫一妻。他说：二人（不是三人、四人）成为一体。常有人以为，《圣经》是支持一夫多妻制的，这是对《圣经》最大的误解。《圣经》中的确记载了许多一夫多妻的事情，如亚伯拉罕、雅各、大卫、所罗门等都是一夫多妻的。但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原则，《圣经》所记载的，并不一定是《圣经》所造成的。相反，《圣经》正是以这样的事情警戒人们不要重蹈覆辙。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原则不仅禁止人在名义上多妻，或者说在法律意义上多妻，它也禁止人以任何的形式多妻，即在配偶之外同第三者保持实质上的夫妻关系（尽管不存在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任何在配偶之外的男女关系，都被视为奸淫，是十诫所明确禁止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基督教婚姻伦理是反对重婚、婚外情、包二奶等行为的。

3、一生一世的原则

婚姻伦理中的一生一世的原则，是在说明婚姻是具有持久性的，它要延续一生，人不得随意中止婚姻关系。对此，耶稣有一个立场鲜明的教导——“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在耶稣的这个教导中，他是强烈反对离婚的。何以如此？因为在基督的心目中，婚姻是神圣而伟大的。就婚姻的源头而言，它是上帝亲自为人设立的；而就当事双方而言，它又是双方之间的一份契约，在这份契约中，上帝又是这份契约的见证人和中介人。玛拉基的话说明了这种关系：“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作见证。她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她。”婚姻的这种神圣性向我们昭示了婚姻的严肃性，人不可随意中止由上帝所配合的婚姻，抛弃由上帝所赐的配偶。这种关系一直要持续到其中一方的死亡之时。

不过，我们一定要记得，耶稣讲这些话的中心是要求人们尊重婚姻，以正确的心态面对婚姻。他说话的目的并不是说离婚就是不可赦免的罪，他在同一段话中，也向人们说出了可以离婚的一个理由，就是对方犯了奸淫的罪。不过，耶稣并不是以此鼓励受伤害的一方离婚，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以以爱原谅对方，努力修补这种关系。“离婚并不是第一个选择，而是‘最后的’抉择。”总之，“上帝恨离婚，但上帝一样爱那些离过婚的人，按照上帝的话语，离婚也不是不可原谅的罪，但按‘怎么种，怎么收’的原则离婚总是带来很多的痛苦。”

4、一心一意的原则

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谈到了夫妻相处的基本原则，即是互相忠诚，彼此相爱，所以将这一原则称为一心一意的原则。婚姻伦理中的一心一意最基本的要求是男女双方分别忠诚于对方，不存二心。这个原则要求人们不仅不能在身体上背叛配偶，同时也不能在心理上背9叛。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太5：27）其中所说的正是不能在心理上背叛配偶的道理。从深的层次讲，就是二人完全相爱，两人融为一体，彰显上帝的爱。关启文指出：“婚姻的意义不单是个人需要或社会习俗的满足，而是在婚姻的关系中学习和彰显神圣的爱。”

二、基督教的婚姻观对结婚制度的影响

(一)基督教对婚姻缔结形式的规定

对婚姻的缔结《旧约全书》明确规定了禁婚范围。男子不能与以下女子结婚：父亲、伯叔、弟兄、儿子之妻;父母、妻子的姐妹(外)孙女、继女、继(外)孙女。这只禁止两代以内的血亲婚配和姻亲婚配，并没有禁止表亲婚配和堂亲婚配。这是基督教婚姻的禁婚条件或者说是消极条件。除此之外，婚姻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婚姻要征得父母同意的思想在伊拉斯谟那里就已经产生了。在对话录《求爱者和少女》少女拒绝当场答应求婚，因为一答应婚姻就会确定下来，但她认为经过父母同意的婚姻会更幸福，而且在古代婚姻都是要经父母同意，所以她要求求爱者去取得双方父母的同意。这一对话录就是当时婚姻缔结形式的反应。

不过基督教婚姻也随着宗教改革思想的冲击而在婚姻缔结形式上有一定的变化。加尔文宗教改革派的结婚缔结条件在1561年《日内瓦结婚、离婚法令》中有所体现，该法令说：“初婚且父亲健在的年青人，在他们达到法定年龄(男子24岁、女子20岁)之前，不能自行订立婚约。如果他们过了法定年龄，要求父亲同意他们的婚事而被拒绝，那么他们可以不经同意就结婚。……如果子女未经父母同意就结婚但已达到允许的年龄，其婚姻应被承认;父亲必须像他同意此婚事一样提供嫁妆或财礼，或者同意相关的法律条款。”同样地，我们也看到，在基督教婚姻的缔结形式方面，也随着宗教改革而有所松动，其结果是结婚显得更加自由，体现了人本主义思想。

(二)基督教对西方社会婚礼制度的规定

结婚的礼仪问题《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据说耶稣非常重视这个礼节，并曾在加利利迦拿赴婚姻的筵席时，因为婚姻筵席酒用尽了，耶稣在那里还行了第一个“水变酒”的神迹，可见婚姻的尊贵。使徒圣保罗也曾说婚姻是为人人所尊贵的，断不可苟且轻忽，必须诚敬端庄，节制行事。

宗教改革以前的基督教婚礼较为复杂，这是因为婚姻被认为是七大圣事之一，受到教会的掌控。虽然当今社会已经是一个世俗的社会，人们的社会生活已经不受基督教教会的严格控制，但是在婚礼上，一般还是按照基督教的婚礼程序进行的。在中国，即使不信基督教的人们，也热衷于在办西式婚礼，这种西式婚礼，其实就是基督教婚姻的仪式，只不过稍有变化，例如，主持婚礼的不一定是牧师了，而是一般的司仪。

从当今基督教婚礼的程序中，我们可以一窥基督教婚礼的宗教性质。基督教婚礼的详细程序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婚礼行列，新郎新娘进入礼堂。通常先由招待引导新娘的母亲进入会场，并由招待通知牧师婚礼已经可以开始进行了。当新郎新娘及男女傧相进入会场后，可以面向会众也可以面向圣坛。另外，在比较小的教会，有时候会安排双方家属坐在诗班的位子，这时候，新郎新娘最好选择面对圣坛。一般而言，大多数的新郎娘选择面对圣坛。

其次，婚礼的宣召及祷告。由牧师宣告婚礼开始，宣告完毕，祷告祈求上帝赐福今日的婚礼。在这个婚礼中，新郎新娘愿意在神、在人面前表明他们愿意共结连理的心愿。婚礼的祷词如下：“让我们低头祷告，全能永在的上帝，在我们的行动存活都在乎你。求你赐下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不让私欲拦阻我们认识你的旨意，也不让软弱拦阻我们顺从你的旨意，如此，我们才能借着耶稣基督，在你的光中看见光明，在你里面得着真正的自由。求你此时此刻与我们同在，按照你信实赐福我们今日的聚集，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再次，点燃蜡烛。蜡烛与蜡烛台是由新人准备的。三根蜡烛，通常是白色的，也可以选择别的颜色。三根蜡烛摆在这一对新人面前。中间那根蜡烛称为“婚姻之烛”或“合一之烛”，这根蜡烛比旁边两根“家庭之烛”大些。如果，蜡烛是在婚礼开始时才带进来的，那么要先摆好中间的蜡烛，只有带旁边的两根家庭之烛进来。

最后，诵读经文和婚约问答。诵读经文是指读几段圣经的篇章，婚约问答是婚礼中几个关键程序之一，通常这样的问答也被视为是婚姻誓约或承诺的一部份。这一幕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经常看到。

基督教的婚礼一般均按照上述程序进行，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一般稍作改动，以符合当地的风俗和文化。从基督教的婚礼程序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的婚礼的宗教色彩、宗教气息较为浓厚。而我国的传统婚礼则几乎没有宗教色彩，那是因为我国传统婚礼的程序在西周就已经初步成型，那是我国人民还没有信仰宗教。

三、基督教的婚姻观对离婚制度的影响

基督教从来没有说夫妻不准离婚，相反地，一些先知还表达过可以离婚后再次结婚的观点。在“摩西十戒”中，摩西从来没有提及不许离婚的戒条，相反摩西还明确允许离婚和寡妇再嫁。摩西说：“人若娶妻以后，见她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她，就可以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 这倒和我国古代的休妻制度类似，同样反映了男人的主导性。

奇怪的是，基督教的一些先知也说过与摩西所言相反的话，例如先知玛拉基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厌恶的。” 《新约•马可福音》也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说明古代希伯来人思想观念的变化。由于这两位先知的影响，造成了在基督教世界中，离婚是可以的，但是一般人都不会随便离婚，离婚还是会受到观念上的限制。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人们对婚姻的认识有了更深的认识，认为婚姻的目的不是为了固定性关系，也不是为了生育，而是为了心情的愉悦和生活的幸福。婚姻目的观念的变化，必然导致离婚条件的变化，马丁•路德在教会规定的离婚条件的基础上增加了另外两个：一方拒绝履行婚姻义务(指夫妻性生活);双方因其他原因不能相处，但这种情况的离婚双方不能与他人再婚，只能两人和好复婚。不过相比而言，马丁路德的思想还是较为保守的，在离婚观念上，更为激进的马丁•巴克认为，当夫妻之间相互的爱消失,夫妻之间也不再有交流时，严格意义上的婚姻已不存在。约翰•弥尔顿主张一时不幸福的夫妻不仅应该离婚，而且离婚对于他们还是一项道德义务。因为继续不幸的婚姻违背了婚姻自身的目的;还可能由于不幸的人在别处寻找安慰而导致通奸;还可能使人丧失对上帝的信仰。

基督教婚姻观念虽然在历史上存在束缚人性的一面，但是它对婚姻的重视，对责任的强调，使其至今仍然发挥着生命力。当牧师在婚礼上询问“……你愿意娶新娘作为你的妻子吗?与她在神圣的婚约中共同生活，无论是疾病或健康、贫穷或富裕、美貌或失色、顺利或失意，你都愿意爱她、安慰她、尊敬她、保护她，并愿意在你一生之中对她永远忠心不变?”此刻，不仅仅是相爱的双方，而是所有在场的人士，都会感觉到无比的神圣。本文对基督教婚姻观念做了全方位的诠释，并且从基督教婚姻观念对婚姻制度的影响这一角度，将基督教婚姻观念对婚姻的缔结、离婚制度、性观念、生育制度等进行了剖析，认为基督教婚姻观念虽然在历史上存在束缚人性的一面，但是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基督教婚姻观念中的一些核心价值，依然发挥着作用，并且影响到了当代的婚姻立法和婚姻制度。

参考文献：

1.谢炳国，基督教的婚姻观及其礼仪《中国宗教》2004年

完善无效婚姻制度的构想 篇5

一、关于无效婚姻的范围界定问题

《婚姻法》第10条和第11条的规定, 指明我国《婚姻法》在无效婚姻制度的基本构成上, 采取了无效与可撤销的双轨制。凡是违反公益要件的婚姻, 均属无效婚姻。基于维护私人利益和重视婚姻既成事实的理由, 违反私益要件的婚姻, 应属可撤销婚姻。因此, 我国无效婚姻应仅限于两种, 即重婚的与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因为重婚行为严重违反我国婚姻法关于一夫一妻制的基本原则, 而近亲结婚违反人类繁衍的自然法则和社会基本伦理道德, 这两种情形都严重违背了结婚的公益要件, 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性较大, 无疑属于自始无效婚。相反, 疾病婚和未达婚龄婚只是违背了结婚的私益要件, 社会危害性较小, 可划人可撤销婚姻的范畴。对无效婚姻的范围作以上划分, 既符合无效婚姻立法的国际潮流, 也符合婚姻法作为保护当事人民事权益的私法的基本属性, 这不仅有利于当事人及其婚姻家庭的稳定, 也有利于对婚姻当事人及其子女合法权益的保护。

二、关于可撤销婚姻的范围界定问题

我国《婚姻法》第11条规定的可撤销婚姻只有一种, 即“因胁迫结婚的”。在现实中, 还有因欺诈、乘人之危而缔结的婚姻, 这些人能否请求撤销该婚姻, 而未予以规定。因此, 这条规定存在着范围过窄的问题。笔者认为, 应规定为“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更妥当。结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如果结婚欠缺当事人双方真实的结婚合意, 则应属违法婚姻。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除了因胁迫之外, 还应包括欺诈、双方当事人的误解以及虚假的意思表示等情况。另外《民法通则》将因受胁迫、欺诈、乘人之危而为的民事行为作为请求可撤销的法定原因。结婚也是一种民事行为, 因此现行《婚姻法》应将诈欺、趁人之危等情形也纳人可撤销婚姻的范围, 允许受害方请求撤销。扩大可撤销婚的范围, 体现了法律对已经发生的身份事实的宽容, 使法律更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 更符合婚姻关系作为基本民事关系的实质, 也符合无效婚姻立法的国际潮流。

三、关于无效婚姻的宣告机关问题

从《婚姻法》第11条和《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 》第8条的规定, 可以看出, 我国婚姻无效的宣告机关:一是婚姻登记机关, 一是人民法院。笔者认为, 我国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 应仅限于法院, 即宣告程序应采用单一的诉讼程序。因为, 婚姻被认定为无效不仅是对当事人之间身份关系的一种澄清, 更可能涉及到财产的分割和子女的抚养, 即涉及到对可能产生的纠纷的最终解决。在我国, 婚姻登记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 婚姻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 婚姻登记机关的职能是对公民结婚或离婚登记予以形式上的审查, 无权对婚姻效力加以认定, 更无权对婚姻效力的有无作出宣告。而且, 婚姻行为是一种民事行为, 确认一种民事行为效力有无, 这是国家司法机关才有权解决的问题。况且由法院对违法行为进行确认, 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通例。因此, 笔者认为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确认权应当统一赋予人民法院来行使。

四、关于无效婚姻的溯及力问题

《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可撤销的婚姻, 自始无效。”可见, 《婚姻法》对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均采取溯及既往的原则, 为自缔结婚姻的当时无效。

笔者认为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溯及力应当有所区别。首先, 逻辑上存在缺陷。既然《婚姻法》分别规定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 表明立法的态度是承认区分两者的必要性的, 根据法律规定, 可撤销婚姻与无效婚姻在原因、损害的利益、请求权人等问题上都有区别。除此之外, 两者的主要区别本应体现在法律后果上, 但《婚姻法》对此却作了基本相同的规定,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矛盾。其次, 两者相似的法律后果, 使《婚姻法》对违法婚姻的制裁显得轻重不分。无效婚姻因严重违背社会公益要件, 违反社会的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 应当自始无效, 有溯及力。而可撤销婚姻只是一般性地违背社会的私益要件, 违法程度不是很严重, 应从被宣告撤销之日起无效, 即宣告撤销之前婚姻还是有效的, 人民法院的撤销宣告无溯及力。如果两种轻重程度差别很大的违法情形, 引起的法律后果却基本相同, 这就使得《婚姻法》对违法婚姻的制裁显得轻重不分。再次, 将可撤销婚姻规定为自始无效, 不利于对无过错方和弱势方权益的保护。可撤销婚姻中受胁迫方是弱势方和无过错方, 法律本应提供特别的救济。但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 可撤销婚姻自始无效, 婚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 这就意味着受胁迫方无权分割同居期间另一方所得的财产, 无权继承, 无权得到经济帮助。因此, 将可撤销婚姻规定为自始无效, 忽视了对无过错方和弱势方的权益保护。所以说, 关于婚姻无效与可撤销的溯及力, 应当分别规定, 这样更为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1]、杨大文《亲属法》法律出版社.1999.1、杨大文《亲属法》法律出版社.1999.

[2]、巫昌桢《婚姻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62、巫昌桢《婚姻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6

[3]、夏吟兰《婚姻家庭与继承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3、夏吟兰《婚姻家庭与继承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4]、黄有松《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 (二) 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4、黄有松《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 (二) 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

[5]、梁书文《婚姻法及相关规定条文新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5、梁书文《婚姻法及相关规定条文新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

浅析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缺失 篇6

《婚姻法》的相关法条对无效婚姻的情形作出了“封闭式”的规定:

( 一) 重婚。《婚姻法》中规定, 有配偶者又与他人再结婚的行为属于重婚行为, 这是因为该行为人已经存在了一个婚姻法律关系, 再结婚就会又形成另一个婚姻关系, 从而构成重婚罪。重婚罪与我国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度相违背, 违反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 因此自始无效。关于重婚罪, 我国《刑法》的相关法条中亦有严格的规定: “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道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都触犯了重婚罪, 要被处以2 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重婚罪触犯了刑法的相关规定, 因此也是无效的。

( 二) 直系血亲或者是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禁止结婚, 为此出现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姻亦是无效的。直系血亲是指父母与子女, 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孙子女、外孙子女之间禁止结婚; 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是指同源于父母的兄弟姐妹之间, 同源于祖父母的堂兄弟姐妹或姑表兄弟姐妹之间和同源于外祖父母的表兄弟姐妹或者姨表兄弟姐妹之间以及处于不同辈分的叔伯舅姨和侄、甥之间的关系禁止结婚。为此一旦出现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之间结婚的行为, 婚姻是无效的。

( 三) 婚前患有医学中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 并且婚后尚未治愈的婚姻是无效的。之所以这样规定是为了防止疾病的传播, 保障当事人的利益, 提高人口素质。但是关于哪些属于法律禁止结婚的疾病, 《婚姻法》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 四) 未达法定结婚年龄的。我国《婚姻法》规定了法定结婚年龄, 男22 周岁, 女20 周岁。如果一方属于未达法定结婚年龄的情形, 婚姻是无效的, 法律将不予认可。但是这种情形虽然没有严重的危害性, 但是由于缺少结婚的要件而被归为无效的行为, 如果出现结婚时未达法定结婚年龄, 但是婚后达到了的情形又该如何处理, 法律并没有作出相关的规定。

二、我国无效婚姻制度存在的不足之处

( 一) 无效婚姻的范围

我国现行《婚姻法》对无效婚姻的情形作了封闭式的规定, 但是其中未达法定结婚年龄和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婚后尚未治愈的两种情形虽然也触犯了公共利益, 但毕竟这种危害比较小, 是可以弥补的, 为此可以从宽处理。但是法律并没有进行区分, 这是不足之处。当前世界各国的立法是向扩大可撤销婚姻情形, 缩小无效婚姻情形的趋势发展的。我国《婚姻法》关于此方面的处理办法还没有相关规定, 这给司法实践活动造成了阻碍。

( 二) 无效婚姻的认定机关

国外法律对于无效婚姻的认定机关明确的规定为法院, 但是我国《婚姻法》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有观点认为法院与婚姻登记部门相比更具有优越性, 应该由法院认定;有观点认为婚姻登记部门是管理婚姻登记工作的行政部门, 宣布婚姻无效应该由婚姻登记机关认定; 还有观点认为可以由当事人自由选择, 这就意味着婚姻登记部门和法院都有管理权。

( 三) 无效婚姻案件的审理程序

《婚姻法》中关于可撤销的婚姻的处理机关和审理程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但是关于无效婚姻的情形的审理程序没作出明确的规定。例如, 请求宣告婚姻无效的当事人如何称谓, 当事人的书面申请又该如何定义呢? 以及如果对当事人提出的无效婚姻效力确定之后的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等问题如何处理呢? 现行的法律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 四) 婚姻被宣布无效之后的财产处理

《婚姻法》中关于婚姻被宣布无效之后的财产处理办法遵循当事人协商处理的, 协商不成的由法院按照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进行判决的处理方式。但是我国《婚姻法》解释 ( 一) 中“对当事人同居期间的财产所得按照共同共有处理”的规定与我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是矛盾的。而且《婚姻法》的规定内容原本是为了照顾无过错一方的权益, 这种处理方式无疑没法保护无过错一方的权益, 反而是在放纵恶意当事人的行为, 是当初制定法律的初衷相违背。

( 五) 无效婚姻中的损害赔偿制度

关于婚姻中的损害赔偿制度, 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前提是离婚, 为此我国婚姻法只对合法有效的婚姻的损害赔偿制度作出了相关规定。但是在婚姻无效的情形下, 却没有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 这样仅仅起到了制裁恶意当事人的作用, 却忽视了保护善意当事人的权利。只有规定无效婚姻中的损害赔偿制度, 扩大善意当事人的法律救济途径, 才能从肯本上遏制恶意当事人的行为。

参考文献

[1]梁继红.论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缺失与完善[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2008, 17 (3) :67-68.

[2]郭美荣.完善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探讨[J].民商法, 2010, 17 (7) :56-57.

[3]郝青.无效婚姻制度研究[J].民商法学, 2008, 18 (6) :55-57.

西周婚姻继承制度的政治文化解读 篇7

书已, (刘) 向辄条其篇目, 撮其指意, 录而奏之”, 就是通过这种逐字逐句的斟酌奏报, 使凌乱的书籍逐渐形成了体系, 使图书管理和图书校勘成为了一门学问, “后来将群书叙录抄集在一起, 成为一部总的叙录汇编, 以便别行于世, 所以又称《别录》”[2]87。刘向去世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业继续进行图书校勘事业, 在刘向的图书分类基础上编成《七略》, 成为后代图书编辑一直沿用的体例。其后, 班固在图书校勘过程中也在《七略》的基础上编纂《文艺志》, 从此开创了中国的目录学。

三、两汉图书校勘的主要成果

通过汉代的图书校勘, 春秋战国以来的古籍都不仅在文字、内容上得到了统一和勘正, 同时对这些凌乱的书籍都明确了名称、版本、篇目、叙录和正文, 为后世人利用和研究提供较为可靠的版本, 使中华文化得到了很好保护和发扬。更重要的是汉代的图书校勘还对另外两个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 图书校勘制度影响了汉代的图书管理的职官制度。汉代早期的图书管理由御史大夫兼任, 事实上御史大夫在早期的职能是管理史书, 但是经过秦代的发展以后, 御史大夫的主要职能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在图书管理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在封建体制下他们的精力有限, 很难将图书管理做得很到位。东汉以后, 校书郎的作用越来越大, 中央的图书管的家庭关系, 也是大的、国家的统治基础, 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1]。

一、西周婚姻制度及其政治意义

西周的婚姻制度是在继承了商代的婚姻制度的基础发展而来的。商代的婚姻制度是由群婚制度逐渐发展为一夫一妻制, 在一夫一妻制当中, 一个男人只能够迎娶一位女人作为妻子, 其他的女子嫁过去只能作为妾, 妻与妾的地位悬殊, 妻生的子女与妾生的子女的地位差别也很大。在西周, 这种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仍然是最为基本的婚姻制度, 西周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制度就在于西周的统治者希望能够巩固自己的统治秩序, 在这种宗法天下的制度之下, 通过这种基本制度确定社会上的人的等级, 确定家族当中不同成员之间的等级, 以确保在财产分割或者领导权交替的过程中不会产生争夺的现象而使家族内部混乱, 进而影响国家的统治秩序。在一夫一妻多妾的制度上, 西周婚姻制度还存在同姓不婚和等级有别的婚姻制度。

同姓不婚是指具有同一个姓氏的男女之间不得婚配。关于同姓不婚的起源, 研究上有多种观点, 一种说法是有利于繁殖的说法, 即认为近亲繁殖质量不高, 非亲繁殖更健壮;第二种说法认为同姓不婚是为了避免家族内冲突和家族淫乱;另外还有附远厚别论和宗法补充论。其中第一种观点在近代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 但是仍然有学者对这种观点表示质疑, 认为:“以今遗传学及昔时事实按之, 皆无根据, 盖非事实。”他们认为用现代遗传观念来分析远古时期的事

理事务逐渐由学识渊博的校书郎进行管理, 之后受到刘向父子以及班固的影响, 汉代以后的各个时代都将重要的图书的管理职权交给学识渊博的大臣, 比如宋代的包拯就是龙图阁大学士、清代的纪晓岚、刘墉等等都是皇家图书馆的主要负责人。可以说, 汉代的图书校勘, 使图书管理的职官成为一种学识的象征, 反过来这种现象也确保了国家对图书管理的质量。二是, 汉代的图书校勘催生了中国的图书管理制度和图书管理学。按照一般逻辑思维, 应该是先有图书管理学, 随着图书管理学的发展, 逐渐丰富其分支学科, 作为分支学科的图书分类学和目录学才能逐渐发展。而在中国这个特殊过渡里面, 包括行政管理在内的社会活动都是以经验主义推动社会发展, 很少能够出现按照普通逻辑一步步发展的, 图书管理亦是如此。在汉代之前图书管理活动虽然散落存在, 图书校勘活动也间断存在过, 但是两者均未形成理论体系, 也没有形成职官制度和相应的管理制度。汉初以后, 图书的大量收集, 对图书管理的要求越来越大, 但是此时, 图书管理还未上升到理论层面, 即没有分类制度, 也不存在编目制度, 只是按区域进行的收集和保管活动。经过刘向、班固等人的图书校勘以后, 图书分类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学科, 图书编目也为后来的图书管理所广泛采用, 图书管理成为一种有目的有步骤的活动, 成为一种独立发展的学问。

情发展是缺少依据的。而笔者认为, 同姓不婚的制度起源绝非某一种观念和原因所致, 而是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的。既有优生因素, 也有政治因素。在西周时期, 国家的疆域较小, 主要集中在今天的陕西和河南一带, 姓氏的起源最初就是为了区别不同家族, 因此在当时同一个姓氏的人都是同一个家族的。通过长久的历史经验, 人们意识到血缘相近的男女之间婚配他们的后代质量较低, 因此人们从原始社会末期就开始通过“抢”的方式从其他群族当中掠夺女子来繁衍生息。到了文明社会, 经过夏朝和商代的发展这种原始的以繁殖为目的的行为已经演化为禁忌和伦理基础。同时, 统治者在宗法思想之下, 要想国家安定团结就需要各个家族之间关系密切, 因此统治者也大力主张各个家族之间通过婚姻的方式加强联系, 从而通过血缘将原来对立的家族串连起来, 有利于国家的统治秩序[2]。

等级有别是西周婚姻制度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是指在一夫一妻制度的基础上妻与妾的地位不同, 妻所生子女与妾所生子女的为亦不相同。一夫一妻多妾制度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出现。一夫一妻的制度在父系氏族社会发展过程中就已经形成。在父系氏族社会时期, 土地和狩猎是主要的社会劳动生产方式, 在这种生产方式下, 劳动能力决定生产能力, 因此男性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 女性主要负责生养小孩, 社会地位较低, 一个男人拥有多个女人的现象经常出现。然而, 这个现象到了阶级社会便出现了问题, 一是阶级社会里出现了等级差别, 一个男人拥有多个女性就会引起其他男性的仇恨, 从而产生社会矛盾;二是在阶级社会里文明逐渐发展, 礼仪在阶级社会里已经逐渐成熟, 从原始的迷信发展而来的祭祀活动开始出现, 而在祭祀活动中通常一个家族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其他的女性就不能受到同样的祭祀大礼, 这样同一个男性的妻的地位就发生了变化, 有些可被祭祀有些则不可以, 因此在商代的时候, 一夫一妻在礼的层面已经被固定下来了;第三, 就人性层面来说, 一个男人如果拥有众多女性作为妻子, 她们如果地位没有差别就会产生众多的家庭问题, 引起家庭关系的不和谐;最后, 从政治层面来说, 阶级社会里统治者已经开始思考怎么样才能够控制社会, 在西周时期其统治思想是“宗法等级制”, 这种制度就要求家庭关系和谐, 同时保证家庭的经济和成员结构的稳定。如果各个妻的地位相同, 在婚姻以后每个妻占有的资源应当是相同的, 每个妻产生的子的地位也应当是相同的, 在下一辈婚姻的时候, 家庭就会发生分裂, 就会家庭结构分散和家庭财产的分离, 从而不利于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 以礼治国的西周统治者就以祭祀礼仪作为调整家庭关系的依据, 规定一个男人只能够拥有一个妻, 其他的女性只能作为妾, 在地位上妻及妻生的子都具有继承权, 而妾及妾生子都没有这些权利。等级有别的婚姻制度在西周初期并未严格固定下来, 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才成为法律性质的规范的。周王朝建立以前, 周先公先王虽然已经妻分正、庶, 但由于当时未出现嫡长子继承制和余子分封制, 故当时嫡庶妻等级婚制发育程度并不高。直至周王朝建立后, 形成了嫡长子继承制和余子分封制, “子以母贵”, 才使周王室嫡庶妻等级婚制得到了发展[3]。

二、西周的继承制度及其政治意义

继承制度也是西周的宗法等级制度的一部分, 西周的继承制度是关于宗嗣继承的规范, 这些制度是决定哪些人具有继承权以及各自的继承权的范围。根据杨宽先生的观点西周的继承制度是嫡长子继承制, 即“继承宗嗣的, 必须是嫡夫人所生的长子。”[4]至于何谓嫡长子, 学术研究当中并没有统一的定论, 有些认为嫡长子就是正妻所生的第一个儿子, 正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也是嫡子, 但只是一般嫡子, 妾所生的子则全部为庶子, 庶子没有继承权;也有些观点认为嫡长子就是指妻所生的长子, 妾所生的子以及妻所生的其他子均为庶子, 嫡长子存在的时候嫡长子具有继承权, 其他子没有继承权[5]。要回答这个问题, 不能简单地从字面进行解释, 要从宗法制度以及西周继承制度的本质上着手进行解释。西周的继承制度是宗法制度的一部分, 在本质上不仅仅是习俗层面的东西, 更是具有阶级性的政治思想的体现。西周宗法制要求子嗣的继承要稳定, 这才产生了一夫一妻多妾制, 妻与妾的等级差别, 就是要突出妻的地位, 为了突出妻所生子的地位, 有了这个基础继承才不会乱, 因此西周的继承基本原则是“立嫡不立长”, 宗法制度中长子的概念, 是与宗族同居同财同囊的实体, 必需有宗子一个人主持宗族的祭祀, 而宗子的继承要有单一的统系, 才能保持宗族的稳定。离开了宗族的同居同财同囊, 正体传重, 而谈嫡长继承, 就不是宗法制度的嫡长继承了。所以, 西周的嫡长子就是妻所生子, 妻所生的其他子应该也属于嫡子, 嫡子的继承权是高于妾所生的庶子的。

西周的嫡长子继承制度也是逐渐形成的, 在西周早期还没有嫡长子继承制度, 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当中有这样的表述:“大王之立王季也, 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 周公之继武王摄政称王也, 自殷制言之皆正也”。在周文王立子嗣的时候没有立嫡长子伯邑考而立了次子姬发的时候并未受到当时社会和官员指责, 反倒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从殷商以来就是无可厚非的, 可见那时候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尚未形成。这一制度是在宗法等级制度的需要逐渐发展形成的。宗法等级制度有两个基本特点, 一个是“尊尊”, 就是指等级。在西周统治下天子是最大的“大宗”, 全国其他的宗都要服从于天子。在天子之下又分为“大宗”和“小宗”, 小宗要服从大宗, 对大宗和小宗的判断就是依据其身份, 即祭祀所祭拜的妻所生的子有资格继承子嗣, 为大宗, 其余子没有这个继承权只能为小宗。这种由祭祀产生的观念逐渐发展就形成了嫡长子继承制, 这是“尊尊”观念的本质要求。西周宗法制度的第二个特点是“亲亲”, 强调血缘相亲。就是通过维护各级同姓贵族的利益来团结整个周族的力量, 也就是通过强调血缘关系, 以达到对天下万邦加强统治的目的。因此, 西周宗法制度, 既有周天子通过自上而下的分封对各级贵族权益的承认, 也有各级贵族在宗法制度的约束下对上级宗主的尊崇, 直到奉周天子为全体周族人的大宗, 这就是西周盛世的统治秩序。嫡长子继承制就是宗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西周的婚姻制度和继承制度的内容及发展过程可以看出, 其婚姻和继承制度都是宗法等级制度的一部分, 以一夫一妻多妾制的等级有别的婚姻制度是基础制度, 在这种制度基础之上, 同姓不婚即体现了自然生存的需求, 更是社会统治的需求。建立在一夫一妻多妾制基础上的嫡长子继承制是为了确保宗族继承的时候不会削弱家族人口和资产构成的重要制度, 这两个制度共同构成了“尊尊”、“亲亲”的奴隶制宗法等级制度。

参考文献

[1]杨宽.古史新探[M].中华书局1965.

[2]吕思勉.先秦史[M].开明书店1941.

[3]高兵.周代婚姻制度研究[D].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2004.

[4]季家骥.宗法今解——兼与杨宽先生商榷[J].学术月刊, 1982.

论唐代婚姻法律制度的历史特质 篇8

一、唐代婚姻法律制度在本质上维护封建等级特权制度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成熟时期,婚姻制度方面的规范,体现了维护封建等级特权的要求。 首先,在无效婚姻问题上,《 唐律》 规定: “ 与奴娶良人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离之。 其奴自娶者,亦如之。 主知情者,杖一百;因其上籍为婢者,流三千里。 ”《 唐律疏议》 在解释时指出“ 人各有耦,色类须同。 良贱既殊,何宜配合。 ”该规定明确界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反映在婚姻家庭制度中,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之间是不能通婚的,如果违反了有关规定,不但要离婚, 而且要受严厉的刑事处罚。

其次,在夫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也集中体现了男尊女卑的立法准则。 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极不平等的。“ 夫为妻纲”的三纲五常思想成为确立夫妻关系的立法依据, 是调整婚姻关系的最高准则。 在唐代,男子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离婚权掌握在男子的手中。 唐律《 户令》 规定:“ 七出者依令: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 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 ”在这七种情况下,男子有单方面的离婚权。 虽然七出受到三不去的限制,但是仍能够体现男女在离婚问题上的权利不对等。此外,《 唐律》第326条规定“: 诸妻殴夫,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若夫告,乃坐。 死者,斩。 ”而《 唐律》第325条则规定“: 夫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 死者,以凡人论。 ” 从这两个条款可以看出,妻子打伤丈夫,要加重处罚,而丈夫打伤妻子,要减轻处罚。

最后,在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则方面,虽然规定了一夫一妻制,但是,男子是可以娶妾的。 体现了男女的不平等。 而且,婚姻的缔结不是男女双方主观意愿的表达,而是出于家族的考虑。如《 礼记·昏义》 云“: 婚礼者,将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从上述内容来看,唐代婚姻制度直接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立了夫妻关系中男女不平等,以维护封建的等级特权制度。

二、唐代婚姻法律制度的伦理化特质

“ 《 唐律疏议》 是一部以儒家礼教思想为指 导的伦理 化的法典。 ”[1]134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特质在唐代婚姻法律制度中得到了突出体现。 唐代的婚姻制度高度重视封建家庭伦理关系的维护。

首先,在婚姻成立的程序问题上,直接移用礼教规范。聘娶婚是我国古代最主要的结婚方式。“ 六礼”即是聘娶婚中的嫁娶程序。《 唐律疏议》 卷13“ 以妻为妾”条规定:“ 妻者,传家事,承祭祀,既具六礼,取则二仪。 ”这说明唐代沿用了前朝的规定“, 六礼”是唐代婚姻成立的必经程序。“ 六礼”是指“ 纳采”“、 问名”“、 纳吉”“、 纳征”“、 请期”“、 亲迎”。 我国古代婚姻法一直奉行父母包办子女婚姻的原则, 子女无权决定自己的婚姻。孟子说“: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空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唐代延续了这一传统。婚姻之事必须由祖父母、父母主持。 即使子孙在外,也应受到严格的限制。《 唐律》规定“, 为婚之法,必有行媒。 ”《 唐律疏议》卷1“4卑幼自娶妻”条规定“: 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 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意思是卑幼在外娶亲,已形成事实婚姻的,可以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若未成事实婚姻,则听从家长的意志。

其次,在结婚的条件问题上的规定,也反映了唐代维护封建家庭伦理秩序的需求。“ 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两年;缌麻以上,以奸论。 ” 诸同姓不婚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人伦道德方面的考虑。 如《 白虎通· 姓源》提到的“ 不娶同姓者何,重人伦,防淫佚,耻与禽兽同。 ”二是政治方面的考虑,附远厚别,加强异族之间的联系。 三是自然选择规律, “ 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但《 唐律疏议》 中对同姓不婚有例外规定。 因 “ 祖宗迁易,年朝浸远,疏源析本,罕能推祥,则不在禁例。 ”《 唐律》 规定“: 同宗五服以内亲属,外亲,姻亲有服亲属尊卑之间为婚,及娶同母异父姐妹,妻前夫之女,均以奸论,处徒三年”,体现了中国古代极为重视伦常[2]58。 再如禁娶逃亡妇女为妻妾、禁和娶人妻、禁先奸后婚等。 通过这些禁止性规定,有效地维护了封建的伦理道德体系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对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3]176。

最后,在奸罪问题上,凡人犯奸与亲属犯奸处罚存在明显的差异,亲属犯奸重于凡人犯奸。如唐代凡人和奸各徒一年半,强奸者徒二年( 无夫)和二年半( 有夫),若有人奸父祖妾、伯叔母、姑、姊妹、子孙之妇及兄弟之女者,一律处绞刑,比凡人重五、六等。而且,亲属之间犯奸,血缘越近处罚越重。 这是唐代婚姻法律伦理化和伦理化愈益深入的表现。

三、唐代婚姻法律制度的刑罚化特质

中国古代法律具有公法文化的特征。对于违反婚姻法律制度的行为,《 唐律》 中多以刑罚的方法进行处罚,体现了唐代婚姻制度的刑罚化的特质。 在欠缺结婚条件的婚姻问题上,现代国家或者认为其为无效婚姻,或者认为其为可撤销婚姻,使其婚姻归于无效或被撤销,均采用民事制裁的措施。 而唐律中规定大多以刑罚方法来处罚。 如《 唐律》规定“: 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唐律禁止以妻为妾或以婢为妾,这不但有利于家族的政治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而且有利于国家的统治和权利顺利移交,对于政治和社会稳定都有重要的作用[2]58。 《 唐律疏议》 卷14“ 监临娶所监临女”条规定“ 诸监临之官,娶所监临女为妾者,杖一百;若为亲属娶者,亦如之。 ……即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以奸论加二等。”该规定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利用职权强娶民女,同时基于政治安全考虑,防止官员联姻结党为祸,故而禁止娶部属之女。 但如定婚在前,任官居后,及三辅内官、门阀相当情愿者,并不在禁限。 即在担任监临官前已有婚约的,不在此限。

四、唐代婚姻制度的创新特质

《 唐律》 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成熟、完备的法典。 在婚姻制度方面, 不但继承了以往的婚姻制度的主要内容, 同时亦有一定的创新。 唐代婚姻法律制度中既规定了结婚的必备条件,如年龄、一夫一妻等必备条件,还规定了同姓不婚、良贱不婚等禁止性条件。 立法技术相当发达。 在离婚制度问题上,规定了七出和三不去、义绝、和离等制度。 唐代在婚姻法律制度方面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离婚问题上的“ 三不去”,既是沿袭了过去的制度,又结合实际情况确定了犯义绝、淫佚、恶疾的不在三不去之列。如果妻子犯了义绝、淫佚和恶疾之一的,即使有“ 三不去”的情形,也可以休妻。 进一步维护和巩固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等级特权制度。

第二,在结婚的形式要件上,唐代明确了婚书、私约和受聘财都是确定婚约的重要依据。 《 唐律疏议》规定“: 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着,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婚书是婚约存在的书面证明,即使没有婚书,如果有受聘财的事实,也可以确立婚约关系。唐代的婚约属于早期型婚约,是婚姻成立的必经程序, 一旦订立即具有法律效力。《 贼盗律》规定“: 有许婚之书及和约或已纳聘财,虽未成,皆归夫家。 “” 婚礼先以聘财为信”“, 受聘财”是婚约成立,得到法律确认的关键条件。

五、唐代婚姻制度对现朝婚姻制度发展的启示

首先,必须肯定唐代婚姻法律制度中反映封建等级特权思想的内容必须坚决予以抵制。如明确规定男女不平等、尊亲属的主婚权、 实质上的一夫多妻等内容,现代婚姻法律制度中必须明确废除。 现代婚姻法律制度必须坚持婚姻自由原则和男女平等原则, 禁止重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和遗弃。

其次,唐代婚姻法律制度中的某些法律思想、法律伦理我们可以继承。对于唐代婚姻制度中反映了传统伦理道德,倡导尊老爱幼、 家庭和睦、重视亲情的内容应当予以继承。 如“ 三不去”既是对于男子专权离婚的限制,又保护了一部分妇女的合法权益。 这种对弱势女性的特殊保护的法律思想,现代婚姻立法中,完全可以借鉴和吸收,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中可以明确规定对弱势女性的保护的内容。

婚姻制度的建立 篇9

一、唐朝有关婚姻的《户婚律》重要意义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

《户婚律》之所以出现在唐朝, 是因为唐朝社会经济发展迅速, 社会财富急剧增加, 才会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制定相关法律, 因此中国从秦朝一直到唐朝婚姻制度才逐渐用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唐朝婚姻制度有以下作用。

1.唐朝制定了我国古代首部婚姻法规, 很好地抵制了南北朝以来门阀婚媾中的血缘异辈婚姻出现频率过高的现象。唐朝《户婚律》对人们各种社会身份的婚姻禁忌, 民间百姓婚姻风俗习惯的约束, 结婚和离婚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规定。这是人类婚姻家庭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的事情, 对以后的人们的婚姻思想观念, 生育思想观念, 伦理纲常乃至社会管理都有积极作用。

2. 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以前秦汉时期传承的三从四德等, 都是对女性的一种奴役, 到了魏晋时期推崇的是门第相互间通婚;唐朝以后的宋朝和明朝理学极力推崇的是女性要贞节;元朝清朝是少数民族式的各式各样的婚姻形态等, 而唐朝社会却出现“男入赘到女方”的婚姻生活状况。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社会, 女性的社会地位很难获得提升, 比如中国五代就出现的女性从小缠足的情况, 一直到清朝都在延续这种情况。可是唐朝女性受到的禁锢不多, 且“一女不嫁两夫”的思想观念不浓厚, 也基本没“女子无才就是德”思想观念[3]85。

3.唐朝《户婚律》制定和实施, 在某种程度上对实现婚姻家庭的有序化, 有很大影响。该法律不但对后来各个朝代的婚姻法规的制定有重大影响, 且对法律的具体践行效果也非常明显。因为女性有了自由, 所以上层社会的女性就有了参政的机会;与此同时, 女性在家务劳动, 对国家赋役经济的贡献以及在教育孩子上都展现出她们的聪明才智。

二、唐朝《户婚律》极为重视血缘关系的社会意义

第一, 规定“相同姓氏不通婚”“、同姓通婚的人, 判刑三年”。还规定“, 亲戚之间, 婚娶者, 各杖一百”。当时已经对同姓之间通婚有所禁忌, 也深刻意识到近亲结婚的严重后果以及远缘通婚的优点。对于同宗同姓, 不出五代通婚, 要判两年徒刑, 或判以通奸罪刑。此种由血缘关系角度厘清婚姻权利与婚姻家庭关系是针对性很强的, 也是和现代科学一致的。血缘关系, 依然是现今家庭男性和女性平等的基础条件。“相同姓氏之间不通婚”, 在我国西周的时候就有此种规定, 伴随社会的快速发展, 姓氏逐步没有了当初的意义, 相同姓氏而血统不一定是相同的, 可是法律上依然有此种规定, 早已和社会的发展不合时宜。唐朝法律重视血缘法律之功用, 《户婚律》依然不允许同姓通婚, 乃我国传统法律浓重的血缘文化的真实体现。因此, 在探究人们不得不依赖的血缘关系的时候, 在探究血缘关系和人类婚姻、伦理道德、社会、血缘关系和法制等问题的时候, 唐朝律令则给人们提供了很好的信息资料[4]35。注重血缘关系, 重视亲情和道德伦理在古今中外相关婚姻法律中基本上是类似的。在法律层面厘清婚姻关系以及血缘关系就是对男女相互间的尊重, 当然对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肯定是有一定作用的。

第二, “外姻尊卑相互间不能通婚”。唐朝《户婚律》中详细规定:“如果娶同母异父姊妹, 或者娶妻前夫的女儿者等都要以奸罪论处。姑、舅、姨和叔伯的孩子之间以及亲戚长辈和小辈之间不能相互通婚, 违反该法令者杖击一百。且强行判离婚。”此律条, 在同宗同姓之间不能通婚的基础之上, 更详细严格厘清了婚姻之中辈份伦理纲常之相互关系, 能很好地解决紊乱和无序的婚姻状态。不过违反该法律的人要以唐朝宫廷和达官贵人为最多, 都是因为政治上的相互利用, 不过民间百姓还是很注重辈份高低, 违反者较少。在家庭之中女性地位的明晰, 且在社会分工过程中, 推动女性的社会交际, 积极参与社会分工与劳动, 久而久之也推动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

第三, 唐朝《户婚律》里离婚要件之中有6 条是和血缘紧密关联的。这是为了使男性家族血统不至于混杂, 不过血缘主义之根本特点依然起到了重要作用, 乃家庭和国家稳定之根本。当然父母所生孩子相互间的血缘关系, 不会由于父母亲的离婚而消除。比如父母离婚后, 母亲若犯了罪, 依然可以因为其子的恩荫而获得减刑。再比如母亲逝去, 根据传统, 孩子们要为改嫁母亲服丧。因此血缘关系是那种天生的、不能作取舍的具有人类情感的、也对人和社会相互间关系起稳固作用。该法律已切实意识到血缘对人们婚姻、法律体系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三、唐朝男女之间退婚和离婚制度的社会意义

唐朝社会男女婚姻依然是遵听父母和媒妁之言以及讲究门当户对为主要, 不过因为当时社会风气非常开放, 从而男女相互间交往也是极具公开性, 当时年轻人不但有为“爱情”而生活的思想, 更有自己独立自主选择婚恋对象和因感情不和而离婚的行为。唐朝时期的男女订婚和退婚的自由度是相当宽松的。这对后来各个朝代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唐朝法律规定, 男女订婚, 无论是否私自约定、婚书、彩礼, 符合其中一项就能够当做婚姻有效的法律要素, 且这都被后来的各个朝代沿用下来。此种法律规定, 后来在甘肃敦煌出土的“通婚书”和“答婚书”得到佐证, 它就是唐朝婚书的标准样式, 同时还是法律条文在民间获得实施的典型例子, 并且还强调男女双方不能撕毁婚约, 若违约要依据相关法规进行处罚。这足以说明当时社会男女双方, 责权明晰、相互平等的。

唐朝社会男女离婚, 法律上规定有以下几种形式: (1) 女方犯“七出”而无“三不去”者; (2) 义绝; (3) 和离。七出就是:不能生育, 淫乱, 不孝顺公婆, 口无遮拦, 偷盗, 嫉恨, 严重疾病。三不去就是:经持舅姑之丧;婚时卑贱而后富贵;有所受无所归。“义绝”指的就是男或者女方对对方亲人若有杀戮或者羞辱等情形者, 可以判以离婚。而和离指的就是夫妻二人同意协商离婚[5]59。唐朝《户婚律》还规定:如果男女双方因生活不和谐而和离者, 要予以判决。这说明唐朝立法者已经相当务实和开明, 当然也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潮流的。从此以后历朝历代和离都被纳入到法律条文里面。

在某种程度上说, 唐朝的夫妻离婚制度已经展现出现代婚姻的基本雏形。唐朝的“七出”是源自于中国西周时期“七去”的法律规定的强制离婚的制度, 老百姓把它叫做“休妻”。在西周时期“七出”和“三不去”最终裁量权是掌控在男方长辈手中, 到了汉朝是由男方的意志来决定。而在唐朝是依照“礼制”与“法令”执行, 还详细规定凡判处女方犯有“七出”是有严格法律程序以及七种法律所规定的情形, 若没有符合此七种情形而出之的人;有三不去者而出的人, 全部是违法行为。这也反映了唐朝法律对不依照当时法律而任意弃妻的惩处。此外, 《唐律疏议》之中将男人有妻室再次婚娶、将妻子当做妾来对待等都认同为违法会受到惩罚。由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唐朝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前朝的女性有很大提升。就像有些专家学者研究后指出, 唐朝以“七出”为核心的离婚法规, 在立法原理与程序法以及立法技术方面乃至保护女性权益上都有进步意义。比如“三不去”和“义绝”, 展现出女性的自身权利获得法律保证。而“和离”却是对极力宣扬妇女“从一而终”的封建传统思想的违背。夫妻双方协议离婚的出现, 和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婚姻很相像。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由家长、丈夫再到官府掌控夫妻双方离婚的情况, 同意夫妻二人合意解除婚约的法规的出现, 给离婚情况的出现创造了较为宽松的应用环境。与此同时, 唐朝社会对人们离婚、二婚、死了丈夫女人再嫁, 是不反对的[6]69。例如唐朝规定:寡妇能够分得一定土地, 若再嫁他人, 还可以再分土地, 从而达到男人土地的一半。女性有获取财产的权利, 毫无疑问是女性社会地位提升和权利平等的表现。

总之, 唐朝颁布实施的《户婚律》, 在立法角度使婚姻制度得到了规范和完善, 也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唐朝社会的开放、开明、兼容并包的社会风气下, 女性在婚姻方面的自主性和社会地位获得很大的提升也给后世提供借鉴, 对社会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摘要：唐代婚姻法律制度下人们的婚姻思想观念和现实状况, 主要特点就维护封建礼教,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社会地位还是相当高的, 展现出法律和现实社会有适应一面, 也有相互抵触的一面。

关键词：唐朝,婚姻法制,作用

参考文献

[1]汪玢玲.中国婚姻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2]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

[3]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M].上海:三联书店, 2006.

[4]张艳云.从敦煌的婚书程式看唐代许婚制度[J].敦煌研究, 2002 (6) .

[5]刘玉堂.论唐代的离婚立法——以“七出”为中心[J].江汉论坛, 2004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