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婚姻的赔偿制度

无效婚姻的赔偿制度（精选7篇）

无效婚姻的赔偿制度 篇1

无效婚姻制度在规范公民结婚行为、预防和减少违法婚姻、保护善意当事人及其子女权益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随着该制度的实施, 其在立法上的缺陷也日益显露,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关于无效婚姻的范围界定问题

《婚姻法》第10条和第11条的规定, 指明我国《婚姻法》在无效婚姻制度的基本构成上, 采取了无效与可撤销的双轨制。凡是违反公益要件的婚姻, 均属无效婚姻。基于维护私人利益和重视婚姻既成事实的理由, 违反私益要件的婚姻, 应属可撤销婚姻。因此, 我国无效婚姻应仅限于两种, 即重婚的与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因为重婚行为严重违反我国婚姻法关于一夫一妻制的基本原则, 而近亲结婚违反人类繁衍的自然法则和社会基本伦理道德, 这两种情形都严重违背了结婚的公益要件, 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性较大, 无疑属于自始无效婚。相反, 疾病婚和未达婚龄婚只是违背了结婚的私益要件, 社会危害性较小, 可划人可撤销婚姻的范畴。对无效婚姻的范围作以上划分, 既符合无效婚姻立法的国际潮流, 也符合婚姻法作为保护当事人民事权益的私法的基本属性, 这不仅有利于当事人及其婚姻家庭的稳定, 也有利于对婚姻当事人及其子女合法权益的保护。

二、关于可撤销婚姻的范围界定问题

我国《婚姻法》第11条规定的可撤销婚姻只有一种, 即“因胁迫结婚的”。在现实中, 还有因欺诈、乘人之危而缔结的婚姻, 这些人能否请求撤销该婚姻, 而未予以规定。因此, 这条规定存在着范围过窄的问题。笔者认为, 应规定为“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更妥当。结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如果结婚欠缺当事人双方真实的结婚合意, 则应属违法婚姻。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除了因胁迫之外, 还应包括欺诈、双方当事人的误解以及虚假的意思表示等情况。另外《民法通则》将因受胁迫、欺诈、乘人之危而为的民事行为作为请求可撤销的法定原因。结婚也是一种民事行为, 因此现行《婚姻法》应将诈欺、趁人之危等情形也纳人可撤销婚姻的范围, 允许受害方请求撤销。扩大可撤销婚的范围, 体现了法律对已经发生的身份事实的宽容, 使法律更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 更符合婚姻关系作为基本民事关系的实质, 也符合无效婚姻立法的国际潮流。

三、关于无效婚姻的宣告机关问题

从《婚姻法》第11条和《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 》第8条的规定, 可以看出, 我国婚姻无效的宣告机关:一是婚姻登记机关, 一是人民法院。笔者认为, 我国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 应仅限于法院, 即宣告程序应采用单一的诉讼程序。因为, 婚姻被认定为无效不仅是对当事人之间身份关系的一种澄清, 更可能涉及到财产的分割和子女的抚养, 即涉及到对可能产生的纠纷的最终解决。在我国, 婚姻登记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 婚姻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 婚姻登记机关的职能是对公民结婚或离婚登记予以形式上的审查, 无权对婚姻效力加以认定, 更无权对婚姻效力的有无作出宣告。而且, 婚姻行为是一种民事行为, 确认一种民事行为效力有无, 这是国家司法机关才有权解决的问题。况且由法院对违法行为进行确认, 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通例。因此, 笔者认为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确认权应当统一赋予人民法院来行使。

四、关于无效婚姻的溯及力问题

《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可撤销的婚姻, 自始无效。”可见, 《婚姻法》对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均采取溯及既往的原则, 为自缔结婚姻的当时无效。

笔者认为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溯及力应当有所区别。首先, 逻辑上存在缺陷。既然《婚姻法》分别规定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 表明立法的态度是承认区分两者的必要性的, 根据法律规定, 可撤销婚姻与无效婚姻在原因、损害的利益、请求权人等问题上都有区别。除此之外, 两者的主要区别本应体现在法律后果上, 但《婚姻法》对此却作了基本相同的规定,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矛盾。其次, 两者相似的法律后果, 使《婚姻法》对违法婚姻的制裁显得轻重不分。无效婚姻因严重违背社会公益要件, 违反社会的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 应当自始无效, 有溯及力。而可撤销婚姻只是一般性地违背社会的私益要件, 违法程度不是很严重, 应从被宣告撤销之日起无效, 即宣告撤销之前婚姻还是有效的, 人民法院的撤销宣告无溯及力。如果两种轻重程度差别很大的违法情形, 引起的法律后果却基本相同, 这就使得《婚姻法》对违法婚姻的制裁显得轻重不分。再次, 将可撤销婚姻规定为自始无效, 不利于对无过错方和弱势方权益的保护。可撤销婚姻中受胁迫方是弱势方和无过错方, 法律本应提供特别的救济。但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 可撤销婚姻自始无效, 婚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 这就意味着受胁迫方无权分割同居期间另一方所得的财产, 无权继承, 无权得到经济帮助。因此, 将可撤销婚姻规定为自始无效, 忽视了对无过错方和弱势方的权益保护。所以说, 关于婚姻无效与可撤销的溯及力, 应当分别规定, 这样更为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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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有松《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 (二) 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4、黄有松《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 (二) 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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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万部湘《婚姻法理论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6、万部湘《婚姻法理论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

无效婚姻的赔偿制度 篇2

河南省陕县司法局 曹红星

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又公布了两个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至此我国的婚姻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形成了较完备的体系。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虽然是此次婚姻法修改的重要内容，但因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比较原则，导致实践中理解不统一。为有利于两者的准确适用，笔者现对两者做一简要分析。

一、首先我们谈谈关于无效婚姻

1、无效婚姻的概念。所谓无效婚姻是指欠缺婚姻成立的法定条件的违法结合，即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关系时不符合婚姻法规定的实质要件，违反了结婚的禁止性条件，因而该婚姻不具有合法婚姻的法律效力。

2、无效婚姻的原因。我国《婚姻法》第十条明确列举了造成婚姻无效的情形，行为人在缔结婚姻关系时，只要符合《婚姻法》规定的这四种情形，婚姻就要被认定无效。这四种情形如下：

(1)重婚的。重婚有法律上的重婚和事实上的重婚。法律上的重婚是指已有配偶而又与他人登记结婚的，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的。事实上的重婚是指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我国《婚姻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由于重婚违反了一夫一妻制的原则，所以本条明确规定它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应当宣告重婚的婚姻为无效婚姻。例如，赵某(男)与刘某(女)结婚后，赵某为养家到广州打工，期间又与王某(女)相识。赵某因涎慕王某美色而谎称未婚又与王某登记结婚。对于赵某与王某的婚姻则属于无效婚姻，应宣告无效，并追究赵某重婚罪的刑事责任。

(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当今的基因科学表明，近亲结婚非常不利于优生优育。我国《婚姻法》第七条明确规定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规定。直系血亲主要指父母子女之间、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之间。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主要指兄弟姐妹之间、亲表兄弟姐妹之间、亲堂兄弟姐妹之间。当前的近亲结婚主要是后者之间尤其是亲表兄弟姐妹之间。凡是上述人员之间违反这一规定而成立的婚姻都应当宣告无效，从而禁止近亲结婚，确保优生优育。在我国当前的婚姻习惯中存在“五简论我国婚姻的无效与可撤销制度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服”以内的亲属不得通婚的习俗，对此我们应提倡，但对于非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之间结婚的，不应禁止。

(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这样规定同样是为了优生优育，同时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而与他人结婚的，还将为配偶带来沉重的生活、经济、精神负担，甚至还会危及配偶的健康。为了配偶及子女的健康，我国《婚姻法》第七条明确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人禁止结婚。笔者认为，在此应注意两点。一是婚姻当事人的一方对另一方的病情是否知情不影响该婚姻的无效。例如，李某患先天性痴呆症，经多方诊治不能痊愈。李某二十岁后经人介绍与马某(时年三十岁，腿部残疾)结婚。婚后因李某经常犯病，致二人不能共同生活，尚未生育子女。马某起诉离婚，李某之父以在婚前已告知马某关于李某的病情为由不同意离婚。在本案中，因李某患先天性痴呆症，具有遗传性，不能治愈，因此虽然马某婚前已知其病情，但并不影响二人之间婚姻的无效性，人民法院应判决宣告马某与李某婚姻无效。二是当前我国的法律没有规定哪些疾病属于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且国务院《婚姻登记条例》又取消了强制婚检，这就导致实践中难以操作，一种病各地出现不同的做法。过去虽有强制婚检制度，但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婚检机构对婚检结果应承担责任致使婚检流于形式。笔者认为，当前应尽快通过法律、国务院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范围做一明确规定，并恢复婚前强制婚检，明确规定婚检机构应对婚检结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加强婚检力度，以使该条得以贯彻执行。

(4)未到法定婚龄的。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为贯彻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人口出生率，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我国《婚姻法》第六条明确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男女双方或一方未达到法定婚龄而结婚的，在其法定婚龄届至前人民法院或婚姻登记机关根据请求权人的申请应宣告该婚姻无效。

我国《婚姻法》仅列举了以上四种情形作为婚姻无效的原因，但实践中导致婚姻无效的情形还很多，笔者认为还应增加一项概括性的规定以囊括现实生活中其他可能导致婚姻无效的情形，即增加“存在其他导致婚姻无效的情形的”作为我国《婚姻法》第十条第五项规定。例如，冷某、陆某与某县婚姻登记员管某系同学好友，冷某与陆某恋爱多年，后冷某提出结婚陆某不同意并坚决要求分手。冷某为达到与路某结婚的目的，一人到婚姻登记机关，找到管某隐瞒真相并欺骗称陆某有事不能来而骗领了结婚证。后真相暴露，该县婚姻登记机关收回了结婚证。对于此类婚姻当事人一方或第三方通过与国家婚姻登记机关串通而使另一方或双方在不知情的条件下领取的结婚证，违反了我国《婚姻法》第八条“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的规定，严重侵犯了另一方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也应认定为无效婚姻。简论我国婚姻的无效与可撤销制度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二、我们再谈谈关于可撤销婚姻

1、可撤销婚姻的概念。所谓可撤销婚姻，是指男女双方或一方缺乏结婚的合意，因受他方或者第三者胁迫而缔结的违法婚姻。

我国《婚姻法》第二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婚姻自由是我国婚姻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我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婚姻自由的核心就是婚姻当事人有权按照法律的规定，自主决定自己的婚姻问题，不受任何人的强迫和干涉。通过胁迫原因造成的非自愿婚恰好违反了该基本原则，它不是男女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这种婚姻视为违法婚姻，应当予以撤销。

2、造成婚姻可撤销的原因。我国《婚姻法》第11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院请求撤销该婚姻。”造成婚姻可被撤销的情形是指受胁迫而结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进一步规定，所谓“胁迫”，是指行为人以给另一方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财产等方面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另一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愿而结婚的情况。但在现实生活中，因受胁迫而结婚并不限于结婚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的胁迫，也有双方均受第三人胁迫而结婚的情形。例如，钱某与陈某系好友，钱某有一子，陈某有一女，二人年龄相当，钱某与陈某遂决定结为亲家，并瞒着钱子与陈女缔结了婚约。后钱子与陈女不同意结婚，钱某与陈某以自杀相威胁，二人无奈结婚，但因性格不合、没有感情不能共同生活。对于此种情形，笔者认为也应属可撤销婚姻，结婚的当事人双方均有权请求撤销婚姻。

在此应注意的是，我国《婚姻法》仅以受胁迫而结婚作为婚姻可撤销的原因，当前许多学者认为，对于因受欺诈而结婚的，也应作为婚姻可撤销的原因。笔者对此观点不能苟同。虽然结婚的当事人一方因受他方欺骗，在结婚的意思表示上存在瑕疵，但二人在办理结婚登记时通常情况下均是自愿，从形式上并不违背二人的意思表示，且在现实中存在大量的男女双方在婚前了解不深或根本不了解却结婚的情形，当事人一方往往称受到另一方的“欺骗”，在司法实践中我们通常通过作为二人夫妻感情破裂或未建立感情的表现形式准予二人离婚即可很好地解决。若现在作为婚姻可撤销的原因而撤销二人的婚姻关系，将会造成大量的婚姻关系被撤销、财产分割不公等社会问题，并导致家庭关系的不稳定。因此，对于因受欺诈而结婚的，不应作为婚姻可撤销的原因。

三、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处理程序

1、关于确认婚姻无效的程序 简论我国婚姻的无效与可撤销制度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首先，笔者认为，在我国能够审查并宣告婚姻无效的法定婚姻管理机关包括而且只有国家婚姻登记机关和人民法院。其他任何机关均无权审查处理婚姻无效案件。

其次，对于国家法定的婚姻管理机关来说，介入无效婚姻案件的方式有两种，即依职权主动介入和依申请被动介入。对于依职权主动介入，我国《婚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未做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国家法定的婚姻管理机关可以依职权主动介入无效婚姻案件，而且应当介入。例如，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中，发现原被告在缔结婚姻关系时违反了结婚的实质性要件，且致使婚姻无效的情形没有消失的，应判决原告离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宣告原被告婚姻关系无效，即使原告申请撤诉也不应准许。国家婚姻登记机关自行发现婚姻当事人存在禁止结婚的情形而不当或违法颁发了结婚证的，应收回结婚证书并宣告婚姻关系无效。

再次，对于依申请被动介入婚姻无效案件，我国《婚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已作了明确规定。即能够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人包括婚姻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婚姻当事人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因重婚而宣告婚姻无效的，无论早先缔结合法婚姻的男女双方亦或二次缔结无效婚姻的男女双方均可作为申请人。例如在前述的赵某、刘某、王某的婚姻效力案件中，赵某、刘某、王某就均可作为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包括：以重婚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及基层组织;以未到法定婚龄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未达法定婚龄者的近亲属;以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以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近亲属的认定，应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的规定为依据，即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最后，在程序上，婚姻登记机关审查婚姻效力案件和人民法院审理婚姻效力案件均不适用调解，应依法作出决定或判决，有关婚姻效力的决定或判决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

但是应注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当事人依据我国《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例如，对于前述的马某与李某的婚姻效力案件，若人民法院经审理查实，李某的间歇性精神病经治疗已痊愈的，就不应再判决宣告马某与李某的婚姻无效。再如，张某(男，出生于1981年)与曹某(女，出生于1983年)从小青梅竹马，2002年张某考上大学，为表对曹某的忠心二人通过涂改户口本、身份证年龄领取了结婚证并举办了婚礼。2003年生育一子。2005年县民政局在整理婚姻档案时发现实情，遂决定收回张某与曹某的结婚证并宣告二人的婚姻无效。在此案中，县民政局的决定显然错误。简论我国婚姻的无效与可撤销制度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2、关于撤销婚姻的程序：

首先，笔者认为，国家婚姻登记机关和人民法院非依婚姻当事人的申请不能主动介入可撤销婚姻婚姻案件，原因是对于可撤销婚姻，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在缔结婚姻关系时虽因受胁迫而违背了其真实意愿，但结婚后双方可能会建立感情而不要求撤销婚姻，若国家法定婚姻管理机关主动介入，必将侵犯双方的婚姻自主权并影响大量家庭关系的稳定。

其次，能够提出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人，只能是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其他任何人包括婚姻关系的另一方当事人均不能申请撤销该婚姻。例如，在前述的钱子与陈女的婚姻案件中，能够提出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人只能是钱子或陈女，钱某与陈某及其他人均不能请求撤销该婚姻。

再次，根据我国《婚姻法》规定，撤销婚姻的程序有两种。第一种是行政程序，即由婚姻登记机关宣布撤销婚姻。第二种是诉讼程序，即由人民法院审理当事人因受胁迫而请求撤销婚姻的案件，此类案件人民法院在审理时应当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人民法院依法宣告撤销婚姻的，应当收缴双方的结婚证书并将生效的判决书寄送当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

最后，还应注意，我国《婚姻法》规定了可撤销婚姻的申请时效 ：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对于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超过了一年申请时效的，婚姻登记机关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告知婚姻当事人按离婚案件处理。

四、关于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

我国《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笔者认为，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将产生以下法律后果：

1、婚姻的效力自始无效，双方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所谓“自始无效”，是指无效或者可撤销婚姻在依法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时，才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简论我国婚姻的无效与可撤销制度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2、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不同于合法夫妻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制，而是按一般共同共有处理，即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应考虑双方的经济收入情况、对共同财产的贡献等因素，先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依法判决。

在此我们应注意，因重婚导致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既要保护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利，也不得侵害无效婚姻当事人及子女合法的财产权利。例如，佟某与尉某结婚后因感情不和分居，后尉某又与一女欧某公开同居并生育一子尉小某，尉某为欧某与尉小某购买房屋一套并提供全部生活来源，又将存款四十万元赠于尉小某。后尉某死亡。佟某将欧某与尉小某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赠予无效，收回房屋及四十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赠予系尉某生前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遂判决佟某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佟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尉某的赠予行为侵害了佟某的财产权利，遂判决赠予无效，收回房屋及四十万元归佟某所有。笔者认为，该案一审判决与二审判决均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判决仅以赠予系尉某生前真实意思表示认定赠予有效违反了我国《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规定，未考虑到房屋及四十万元系佟某与尉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尉某无权私自一人处分，侵犯了佟某的财产权利。二审判决以尉某的赠予行为侵害了佟某的财产权利认定赠予无效违反了我国《合同法》关于赠予的规定，未考虑到尉某对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自己所有的那份有处分的权利，同时也违反了我国《继承法》规定，侵害了尉小某的继承权利。对于该案笔者认为，应先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将房屋及四十万元中属于佟某的部分收回归佟某所有，属于尉某的部分按继承处理，并应考虑欧某与尉小某无生活来源应给予适当多分。

3、同居期间生育的子女，均适用婚姻法有关婚生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之规定。婚姻的双方当事人对子女均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成年后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婚姻双方当事人有赡养的义务，婚姻的双方当事人死后子女有继承遗产的权利。

五、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相同之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具有一定的共同之处：

1、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当事人均领取了结婚证书，符合结婚的形式要件。

2、能够受理请求权人的申请并做出撤销决定的机关相同。有权受理并宣告婚姻无效和可撤销的国家机关均为婚姻登记机关和人民法院。

3、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宣告婚姻无效或撤销婚姻的，均应当收缴双方的结婚证书并将生效的判决书寄送当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简论我国婚姻的无效与可撤销制度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4、婚姻被宣告无效和被撤销后的法律后果相同。婚姻的效力均自始无效，双方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均按共同共有处理。对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问题的判决不服的，当事人可以上诉。同居期间生育的子女，均适用婚姻法有关婚生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之规定。

六、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区别

为进一步了解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我们再探讨一下二者的不同之处：

1、结婚时欠缺的结婚条件不同。

可撤销婚姻所欠缺的是婚姻当事人对缔结婚姻关系的合意，即违反了“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男女双方或一方受他方或者第三者胁迫而缔结婚姻，但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关系时符合我国《婚姻法》规定的结婚所需的实质要件。

而无效婚姻所欠缺的是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当事人在登记结婚时应具备的结婚的实质条件，即违反了结婚的禁止性规定。

2、国家法定婚姻管理机关介入婚姻案件的方式不同

对于无效婚姻案件人民法院和婚姻登记机关即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被动介入，也可依职权主动介入。而对于可撤销婚姻案件只能根据当事人的起诉或申请被动介入。

3、时效不同

宣告无效婚姻是绝对无效，只要符合宣告无效婚姻的几种情形即无效，不因时间的经过而消灭。例外情形：司法实践中主要包括，因未到法定婚龄而结婚，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时双方年龄均已在法定婚龄之内。有禁止结婚亲属关系的已生有子女或不能生育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能结婚的疾病，婚后已经治愈的。这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可撤销婚姻是相对无效，它有时间限制，因时间的经过而消灭。即，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超过了一年申请时效的，婚姻登记机关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告知婚姻当事人按离婚案件处理。

4、请求权人不同 简论我国婚姻的无效与可撤销制度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有权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就已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主体，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而因受胁迫而请求撤销婚姻的，只能是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当事人本人。

5、人民法院审理无效婚姻案件和可撤销婚姻案件的程序不同

人民法院审理宣告婚姻无效案件，对婚姻效力的审理不适用调解，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有关婚姻效力的判决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对此判决不能上诉。而人民法院审理婚姻当事人因受胁迫而请求撤销婚姻的案件，应当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

七、法律实践中婚姻当事人在受胁迫缔结婚姻关系的同时，一方或者双方又不符合结婚的实质性条件的法律适用

在法律实践中，还存在婚姻当事人在受胁迫缔结婚姻关系的同时，一方或者双方又不符合结婚的实质性条件的案例。例如，员某(女，出生于1985年)高考失利后瞒着父母外出打工，后被人贩子拐骗卖给于某(男，出生于1970年)为妻。员某不从，多次外逃，均被于某发觉抓回，并被于某多次强奸后生下一子。员某为了脱逃，欺骗于某同意共同生活，并通过涂改身份证的年龄与于某领取了结婚证。之后员某借口回娘家携带儿子离开并到当地县公安局报案。笔者认为，对于此案，应按无效婚姻处理。虽然结婚当事人的一方在缔结婚姻关系时，既是被胁迫，同时又不符合结婚的实质性条件，即该婚姻构成适用法律的竞合，既符合可撤销婚姻的条件，又符合无效婚姻的条件。但从根本上讲，该婚姻属于无效婚姻，应宣告婚姻无效，并追究于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非法拘禁罪、强奸罪的刑事责任。对于此类案件，若按可撤销婚姻处理，经过审查，若不存在婚姻当事人被胁迫的情形，则该婚姻应被宣告有效，而婚姻当事人又不符合结婚的实质性条件，这就与我国《婚姻法》第十条相违背。因此，对于此类案件，应按无效婚姻处理。

(注:作者系陕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无效婚姻的赔偿制度 篇3

关键词 无效婚姻 立法缺陷 完善

一、婚姻无效法律制度的缺陷

（一）实体方面——法律对因疾病导致婚姻无效的规定很不完善

《婚姻法》第10 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4）未到法定婚龄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因《婚姻法》第10 条（1）、（2）、（4）种情形导致婚姻无效的认定，一般不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因（3） 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认定上。每种疾病都有不同的发病基理和表现症状，而法律对禁止结婚的疾病种类及不同疾病禁止结婚的条件又没有系统、详细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引用散见于《母婴保健法》、《传染病防治法》、《婚前保健工作规范（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的规定。这样一来，究竟哪些疾病属“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在实践中更显扑朔迷离。由于运用时候缺乏统一的尺度，就造成了一些混乱。2003 年8 月8日，《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后强制婚检被取消，为一些人隐瞒病情提供了方便，同时政府对一些疾病在婚姻登记时采取“人性化”的态度，一些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如对艾滋病、乙肝等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的态度是只要“双方知情、彼此自愿”一般准予结婚登记，在这种背景下，因疾病导致的无效婚姻案有增多趋势。

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健全，实践中对精神病患者婚姻效力的问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只要属于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重症精神病，婚前已患有，婚后尚未治愈的，一律认定婚姻无效； 另一种是尽管属于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精神疾病，且婚前已患有，婚后未治愈，但在判断婚姻效力时以精神病人办理结婚登记当时的精神状态来决定，如果精神病人当时处于发病期，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婚姻无效； 如果当时处于未发病期，病人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则认定婚姻有效。第二种做法虽然以维护精神患者的权益为出发点，但却违背了《婚姻法》第10 条的规定，而且不利于保护受欺骗者的权益。

（二）认定程序上——行政救济途径缺位

如果去民政部门申请认定婚姻无效，民政部门经常会以种种理由拒绝受理，并告知当事人去法院起诉。民政部门的理由总结起来有两点：一是《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民政部门对于此类无效婚姻不再行使撤销权；二是在办理结婚登记时，工作人员肯定是严格照章办事进行了审查的，民政工作人员认为他们没有过错。民政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正好暴露出在无效婚姻认定上行政救济途径的缺位。《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25 条规定：“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结婚登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对离婚的当事人宣布其解除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离婚证，并对当事人处以200 元以下罚款。”但2003 年8 月8 日起施行的《婚姻登记条例》再无类似规定，民政部门对无效婚姻不再进行认定，请求权人只剩下诉讼的惟一救济途径。

（三）诉讼环节——对婚姻效力实行一审终审不利于保护当事人权益

婚姻法《解释（一）》第9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宣告婚姻无效案件，对婚姻效力的审理不适用调解，应当依法作出判决； 有关婚姻效力的判决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涉及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的，可以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另行制作调解书。对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问题的判决不服的，当事人可以上诉。”这一解释实际上是确立了婚姻效力的一审终审制。

（四）民事赔偿上——受害一方在婚姻被确认无效后得不到相应的赔偿

我国《婚姻法》规定了四种情况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提出损害赔偿的情况：（1）重婚的；（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的。但是对于无效婚姻中，受害一方的权利保障却无相关规定，这不利于保护受害一方的合法权益，体现不出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二、完善无效婚姻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通过颁布司法解释完善无效婚姻的实体性规定，明确、细化不宜结婚的疾病种类及不同疾病禁止结婚的条件，便于男女双方、婚姻登记机关和人民法院掌握。

（二）增加行政认定程序，赋予婚姻登记机关认定无效婚姻的权力。明确规定只要受害方提供证明配偶婚前患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宜结婚的疾病的证据并提出认定婚姻无效的申请的，婚姻登记机关调查核实之后，就有权做出认定婚姻无效的决定，从而给无效婚姻中的受害一方提供多渠道的保障。

（三）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的诉讼程序应适用二审终审制。规定认定婚姻效力的案件必须由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判决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四）建立无效婚姻受害一方损害赔偿制度。明确规定对人民法院、婚姻登记机认定婚姻无效的，受害一方有权向另一方提出民事赔偿的要求，尽量弥补受害一方所遭受的精神和人身伤害，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

我国婚姻法对无效婚姻的法律后果采取有追溯力的自始无效原则。《婚姻法》第12 条规定： “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分割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可见，婚姻有效与无效的法律后果截然不同，不仅涉及婚姻当事人、子女的切身利益，还影响着众多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可谓事关重大。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尽快完善我国婚姻无效法律制度，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浅析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缺失 篇4

《婚姻法》的相关法条对无效婚姻的情形作出了“封闭式”的规定:

( 一) 重婚。《婚姻法》中规定, 有配偶者又与他人再结婚的行为属于重婚行为, 这是因为该行为人已经存在了一个婚姻法律关系, 再结婚就会又形成另一个婚姻关系, 从而构成重婚罪。重婚罪与我国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度相违背, 违反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 因此自始无效。关于重婚罪, 我国《刑法》的相关法条中亦有严格的规定: “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道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都触犯了重婚罪, 要被处以2 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重婚罪触犯了刑法的相关规定, 因此也是无效的。

( 二) 直系血亲或者是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禁止结婚, 为此出现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姻亦是无效的。直系血亲是指父母与子女, 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孙子女、外孙子女之间禁止结婚; 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是指同源于父母的兄弟姐妹之间, 同源于祖父母的堂兄弟姐妹或姑表兄弟姐妹之间和同源于外祖父母的表兄弟姐妹或者姨表兄弟姐妹之间以及处于不同辈分的叔伯舅姨和侄、甥之间的关系禁止结婚。为此一旦出现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之间结婚的行为, 婚姻是无效的。

( 三) 婚前患有医学中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 并且婚后尚未治愈的婚姻是无效的。之所以这样规定是为了防止疾病的传播, 保障当事人的利益, 提高人口素质。但是关于哪些属于法律禁止结婚的疾病, 《婚姻法》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 四) 未达法定结婚年龄的。我国《婚姻法》规定了法定结婚年龄, 男22 周岁, 女20 周岁。如果一方属于未达法定结婚年龄的情形, 婚姻是无效的, 法律将不予认可。但是这种情形虽然没有严重的危害性, 但是由于缺少结婚的要件而被归为无效的行为, 如果出现结婚时未达法定结婚年龄, 但是婚后达到了的情形又该如何处理, 法律并没有作出相关的规定。

二、我国无效婚姻制度存在的不足之处

( 一) 无效婚姻的范围

我国现行《婚姻法》对无效婚姻的情形作了封闭式的规定, 但是其中未达法定结婚年龄和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婚后尚未治愈的两种情形虽然也触犯了公共利益, 但毕竟这种危害比较小, 是可以弥补的, 为此可以从宽处理。但是法律并没有进行区分, 这是不足之处。当前世界各国的立法是向扩大可撤销婚姻情形, 缩小无效婚姻情形的趋势发展的。我国《婚姻法》关于此方面的处理办法还没有相关规定, 这给司法实践活动造成了阻碍。

( 二) 无效婚姻的认定机关

国外法律对于无效婚姻的认定机关明确的规定为法院, 但是我国《婚姻法》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有观点认为法院与婚姻登记部门相比更具有优越性, 应该由法院认定;有观点认为婚姻登记部门是管理婚姻登记工作的行政部门, 宣布婚姻无效应该由婚姻登记机关认定; 还有观点认为可以由当事人自由选择, 这就意味着婚姻登记部门和法院都有管理权。

( 三) 无效婚姻案件的审理程序

《婚姻法》中关于可撤销的婚姻的处理机关和审理程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但是关于无效婚姻的情形的审理程序没作出明确的规定。例如, 请求宣告婚姻无效的当事人如何称谓, 当事人的书面申请又该如何定义呢? 以及如果对当事人提出的无效婚姻效力确定之后的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等问题如何处理呢? 现行的法律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 四) 婚姻被宣布无效之后的财产处理

《婚姻法》中关于婚姻被宣布无效之后的财产处理办法遵循当事人协商处理的, 协商不成的由法院按照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进行判决的处理方式。但是我国《婚姻法》解释 ( 一) 中“对当事人同居期间的财产所得按照共同共有处理”的规定与我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是矛盾的。而且《婚姻法》的规定内容原本是为了照顾无过错一方的权益, 这种处理方式无疑没法保护无过错一方的权益, 反而是在放纵恶意当事人的行为, 是当初制定法律的初衷相违背。

( 五) 无效婚姻中的损害赔偿制度

关于婚姻中的损害赔偿制度, 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前提是离婚, 为此我国婚姻法只对合法有效的婚姻的损害赔偿制度作出了相关规定。但是在婚姻无效的情形下, 却没有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 这样仅仅起到了制裁恶意当事人的作用, 却忽视了保护善意当事人的权利。只有规定无效婚姻中的损害赔偿制度, 扩大善意当事人的法律救济途径, 才能从肯本上遏制恶意当事人的行为。

参考文献

[1]梁继红.论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缺失与完善[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2008, 17 (3) :67-68.

[2]郭美荣.完善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探讨[J].民商法, 2010, 17 (7) :56-57.

[3]郝青.无效婚姻制度研究[J].民商法学, 2008, 18 (6) :55-57.

浅析我国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 篇5

摘 要：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使法律对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更进一步，使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法律的依据，是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意义甚大。但是该制度涉及实务适用中的一些问题，在理论界存有争议。

关键词：损害赔偿制度；归责原则；违约行为；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

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即行为人要承担损害赔偿之责的要件之一是行为人必须要有过错，也就是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若缺乏该要件，便使赔偿之责的承担失去了根基。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就意味着对行为人的过错应作为最后的因素和基本的因素来加以考虑。当事人一方的违法行为导致婚姻无效或撤销,过错方侵权责任的配置,直接关系到无过错方权利的保护和救济。婚姻家庭法属于民法的范畴，但是婚姻家庭法在突出自愿、平等这一民事法律的基本特征时，其与普通民事法律相比较还带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性。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法律关系中要论是非，要论对错，难度相对来说较大。[1]譬如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作为该种情形的状况都是一致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但是引发该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样的，有可能是配偶一方的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有可能是配偶一方腐朽的多妻婚姻观的作祟；有可能是夫妻关系的长期紧张，配偶一方压抑负荷过重所致等。因此，在适用过错损害赔偿原则时，对过错的认定要求摆脱伦理道德的束缚，应该从婚姻法的角度来考虑；对于过错的认定，应该以违反现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判断依据。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其间的众多情形同样适用于损害赔偿的情形，这二者是相通的。在婚姻当事人行使离婚请求权时，其同样面临着主张损害赔偿所面临的举证问题。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可以一举两得，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相得益彰。更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个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其的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其的复杂性，会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现法律所预料未几的新情况、新问题。过错推定原则也会有助于对此类婚姻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新《婚姻法》增设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填补了我国婚姻立法的空白。[2]

二、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性质

在私法领域，损害赔偿的产生原因无非是二个：一是由于侵权；一是由于违约。对于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性质，有持违约之责的观点的，赞同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定性为侵权责任。

（一）从婚姻缔结后的夫妻关系来看，婚姻不是合同或相当于合同。

所谓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为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从该规定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合同是涉及民事权利、民事义务的协议，该协议是由民事主体间围绕着相关的财产问题约定所成。而婚姻的缔结虽说需要当事人的合意，要求当事人的完全自愿。婚姻契约,其核心在于自愿与平等,是资产阶级革命中“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在婚姻关系中的体现,反映了婚姻制度由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到资产阶级的新式婚姻制度的根本转变,因此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将婚姻作为一种契约,一种民事行为。[3]但是随着婚姻的缔结而产生的夫妻关系是无法通过合同来约定彼此之间的所享有的民事权利与彼此之间所承担的民事义务。夫妻关系包括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与夫妻之间的人身关系。夫妻间的人身关系由于具有特定的精神利益，不体现财产利益，不能适用合同法的调整的。

夫妻间的财产关系虽具有财产利益，但是夫妻彼此之间所享有的权利却并非是由夫妻双方当事人约定所成的。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夫妻有互相继承遗产的权利。”这些规定均表

明夫妻财产关系中的民事权利是法定的。虽然婚姻法允许婚姻当事人对夫妻财产制进行约定，但是这并非是夫妻财产制的唯一的形式，法律还规定了法定财产制、个人财产制的。在婚姻关系当事人对财产没有约定的情况下，适用法定财产制与个人财产制。在婚姻当事人对财产有约定的情况，且约定合法的前提下，才实行“约定优先于法定”原则。可以这样说，夫妻财产关系能适用合同法调整的余地甚小。鉴于上述的分析，婚姻缔结后所产生的夫妻关系，人身关系的内容不能通过协商进行创设，财产关系的内容只能针对夫妻财产制度进行约定。整个夫妻关系的内容基本上是法定而成，不存在合同内容设定的自由。

（二）婚姻关系的解除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也可基于法定情形。婚姻关系的解除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也可基于法定情形。基于当事人协议时，不会直接产生协商一致径行解除彼此间的婚姻关系的效果。其还需要国家对该协议的审查，还需要国家对该协议的肯认。因此，婚姻关系当事人达成了离婚协议之后，还应向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出申请，最终由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来决定该协议的能否发生解除婚姻关系的效力。而在合同关系中，属于双方当事人约定解除的，只要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便能直接产生合同解除的效果，无需国家的干涉。同样都是协议解除方式，但所产生的结果是大相径庭的。

在婚姻关系法定解除情形中，其法定的理由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原因包括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等。[4]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法定解除的理由有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等。这二者的法定理由所映衬出的权益是截然不同的。法定的离婚理由所反映的是婚姻当事人的忠实权、身体健康权、同居权等带有特定精神利益的权利；合同的法定解除理由反映的是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合同出现法定解除情形时，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而婚姻关系的解除却是需要人民法院的裁判。

（三）婚姻立法其本身是将损害赔偿认定为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情形，不仅侵犯了夫妻关系中的法定权利，而且 3

违背了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或者违反了婚姻家庭立法的禁止性规定。例如，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即侵犯了夫所享有的忠实权或者妻所享有的忠实权，又违背了“一夫一妻”这一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又如，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这两种情形，即是侵犯了婚姻一方当事人的生命健康权、抚养权，又是违反了婚姻法第三条中明确的禁止性规定。正是由于这些侵权行为，才产生了权源被侵犯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再者，若干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新婚姻法首次规定了离婚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无疑是我国婚姻法的一个重大进展。[5]但新婚姻法对离婚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有不尽完善之处 ,也没有涉及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两类婚姻纠纷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有必要依据婚姻的本质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进一步完善。从该条款规定中可知，婚姻立法其本身便是将损害赔偿认定为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由于合同是围绕着财产利益而达成的协议，其不具有人身利益的内容，所以对合同的违反所需要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以弥补合同一方当事人受损财产利益为限，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只有在侵权行为场合下的损害赔偿才会即包括物质赔偿又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只要有侵害婚姻家庭的危害行为的存在，即推定受害方存在有精神损害而无须再辅以证据加以证明。[6]

三、对婚姻法中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认定

若干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于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规定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三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时，应当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等规定中当事人的有关权利义务，书面告知当事人。在适用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时，应当区分以下不同情况：

（一）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原告基于该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

（二）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如果被告不同意离婚也不基于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可以在离婚后一年内就此单独提起诉讼。

（三）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一审时被告未基于婚姻法第四

十六条规定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在离婚后一年内另行起诉。”由此可知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主体只能是婚姻当事人，而且也只有在婚姻当事人提请离婚时才能提出损害赔偿的要求。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个独立的请求权，取消离婚的前限。

（一）从婚姻法本身的立法规定来看，应将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个独立的请求权。

我国婚姻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此处的平等意味着在婚姻家庭领域，夫妻也好，家庭成员也罢，他们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彼此的人格保持独立。不因为婚姻关系或者是家庭关系的存在，产生相互间人格的吸收或一方人格为另一方的人格所吸收的后果。他们彼此之间是互不隶属的独立的民事主体，各方均享有完全的完整的民事权利。当一方对另一方的民事权利进行了侵犯，侵权者自然要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负责，理所当然的要对被侵权人遭受的损失进行弥补。因为是夫妻或是家庭成员，因为存有合法的婚姻关系或是家庭关系，而硬性限制只有在提起离婚时才能主张侵权损害赔偿，那岂不是使一方的违法性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合法化？那法律便有包庇、纵容、助长该侵权行为之嫌。因此使侵权行为人可以凭借着合法的身份大摇大摆的穿行于法律之中。如此而来，婚姻家庭领域的“侵略”行为不仅不应予以回击，反倒应予以肯定和支持。那么，婚姻家庭领域的合法权益，由于期间的当事人对该立法信心的不足，要将这些合法权益中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概率便会大打折扣了。更不用说要如何充分发挥婚姻家庭法的弱者保护功能了。

（二）夫妻、家庭成员之间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

在民事立法中非常注重民事主体法律地位的平等。这种法律地位的平等与民事主体的身份无关。政客、商人；国家机关干部、普通社会成员等等，不会因为他们的政治身份、社会身份等而享有特权。在民事领域中，各色人等的民事法律地位是平等一致的。夫妻、家庭成员，虽然彼此之间拥有具有特定意义的身份，但是他们的法律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平等性，也不会因为彼此间的特定意义的身份的存在而享有某种特权。在夫妻、家庭成员之间，由于自身的过失侵犯了他 5

人的合法权益，便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主张身份的抗辩来谋求法律责任的豁免。谁侵权谁就要承担责任，这是民事领域的通行做法。由于夫妻、家庭成员中的某一侵权行为，使婚姻家庭关系中权利的享有与义务的负担无法得以平衡兼顾，导致权益分配的不公。此时，便有必要对被侵犯的民事权利进行民事救济，从而使一个失去平衡的法律关系能得以恢复。于是当配偶的同居权被侵犯，当配偶的忠实权被侵犯，当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权被侵犯等情形出现时，法律应赋予受害者有提出损害赔偿的权利，而这一权利的行使应以一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为要件，不能以身份进行限制。只有这样才有助于人们尽可能持久而稳定的享有手中的民事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规范中内部的强制性转化为外部的强制性，从而形成一定的法律秩序，保证社会关系的稳定、有规则、连续；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正义这一法律理想。《婚姻法》规定了侵害配偶权的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就可以有效地运用民事制裁手段制裁重婚、“包二奶”、家庭暴力等违法行为，并在经济上予以制裁，对受害一方给予一定的补偿，以有效保障婚姻家庭关系及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并最终实现保护合法婚姻关系，保障无过错配偶合法权益的目的。[7]

参考文献：

中韩无效婚姻制度比较 篇6

一个社会是由无数个家庭组成的, 而每个家庭成立的基础都是婚姻。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调节这种婚姻关系的法律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的。而无效婚姻制度又是婚姻法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所谓的无效婚姻是指违反婚姻成立要件的违法婚姻, 由于欠缺婚姻成立的有效要件, 因而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由此可见无效婚姻制度相当于合法婚姻的一道检验的大门, 只有通过这道大门的婚姻, 才能被国家认可。它的制定不但有利于保障结婚条件和程序的实施, 保护合法婚姻;有利于预防和制裁违法婚姻,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其还有利于消除法律上的冲突, 维护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无效婚姻制度并不是我们现代的专有名词, 其早在古代法中就已经出现。《汉谟拉比法典》就规定将事先未订立婚约的男女结合视为无效婚约。古罗马市民法也规定“婚姻成立要有结婚权, 须当事人合意, 须达法定婚龄, 须取得家父或监护人同意等。”可见启发违法结婚必备条件和结婚禁止性规定的婚姻视为非正式婚姻。我国古代法也对相关的也存在有关结婚须满足一些前提性条件的规定, 甚至对于一些严重违法礼数的行为还制定了罪名。比如居父母丧嫁娶、同姓未婚、良贱为婚、妄冒为婚、强娶为婚等。可见无效婚姻制度是有着很悠久的发展历史的。

步入当代, 无效婚姻制度更是各个国家婚姻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各国都会根据本国的国情, 对有效的婚姻设立一定的必要的条件, 从而有效的维护本国的婚姻家庭秩序。

二、中国的无效婚姻制度

总的来说,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有关婚姻无效制度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的。直到200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才以立法的方式正是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 且只有三条。根据该规定, 根据违反法定条件的不同, 将无效婚姻制度分为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两大类。

(一) 无效婚姻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十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婚姻无效: (一) 重婚的; (二) 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 (三) 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婚后尚未治愈的; (四) 未到法定婚龄的。”由此可知, 对于无效婚姻这一情况, 我国规定了四种情况:

第一, 重婚。重婚是指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登记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违法行为, 它包括法律重婚和事实重婚两种。法律重婚是两次婚姻都通过了法定的程序领取了国家认可的结婚登记证书;而说到事实重婚, 首先必须清楚的是什么是事实婚姻。事实婚姻是指男女双方未按法律规定进行结婚登记, 即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所形成婚姻。值得注意的是要想构成事实婚姻必须是男女双方是以夫妻关系同居的行为, 单纯的同居生活是不能构成事实婚姻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实施重婚就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即已登记结婚的一方又与第三人形成事实婚姻关系, 或事实婚姻关系的一方又与第三人登记结婚, 或事实婚姻关系的一方又与第三人形成新的事实婚姻关系。以上的情况都包含在我国《婚姻法》所规定的重婚之中, 也就是说, 只要是当事人符合了其中的一项规定, 其第二次婚姻就是无效的。

第二, 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这一条的规定主要是为了维护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观念。即当男女之间是存在着法律规定的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时, 其所缔结的婚姻是无效的。而我国《婚姻法》第七条对于我国法律禁止缔结婚姻的亲属关系做了规定, 即“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但是法律并没有对于拟制的亲属关系缔结婚姻的问题做一个明确的规定, 笔者认为, 从这一规定设立的法益角度看, 拟制的亲属关系之间的婚姻同样应当是无效的。

第三, 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婚后尚未治愈的。之所以设立此项规定, 是为了避免当事人双方婚后的不幸。因此, 我国在男女双方缔结婚姻之前都会对其进行一个身体上的检查, 对于那些患有医学上禁止结婚的疾病的当事人, 婚姻登记机关不予登记。而对于此处的无效婚姻制度的规定则是指, 当婚后发现夫妻双方中的一方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且婚后尚未治愈的, 此婚姻是可以被认定无效的。

第四, 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这条法律的制定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两方面的考虑, 首先是考虑到成立家庭就意味着需要对这个家庭承担一定的责任, 那么就需要有一定的承担责任履行义务的能力, 而年龄过小相对来说这种能力是不足的;其次, 就是结合我国的国情, 由于人口众多因此需要晚婚来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长。因此我国《婚姻法》第六条的规定, 结婚年龄为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 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而且有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第八条中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 申请时, 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见以未达到法定婚龄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即首先在结婚时男女一方或双方未达到法定婚龄, 其次在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时其仍未达到结婚年龄, 只有在两者都满足的情况下该婚姻才可被视为无效婚姻。

(二) 可撤销婚姻

我国《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了婚姻可撤销的情况, 即“因胁迫结婚的, 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 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 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可见我国的可撤销婚姻主要是针对被胁迫结婚的情况。

三、韩国的无效婚姻制度及与我国的比较

韩国对于婚姻制度的有关规定是存在于其民法典中的, 和我国一样其无效婚姻制度也分为两大类, 即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 分别规定与其民法典的第815条与第816条。

(一) 无效婚姻

韩国民法第81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婚姻无效:当事人之间未达成婚姻的合意的;违反第809条第1款的, 即违反“8亲等以内直系血亲之间不得结婚”之规定;当事人之间有或曾有过直系姻亲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存在养父母系的直系血亲关系的。可见, 对于韩国的有关婚姻无效的法定情景可以大体分为两类:

第一, 当事人之间未达成婚姻的合意, 即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对于婚姻的缔结主观上并不认可, 也就是说当事人对于结婚的意思并不是自由的。这就与我国规定的因胁迫结婚的情况有几分相似之处。但是不同的是, 韩国的这一规定的范围要比我国的要广, 中国所规定的胁迫只是未达成婚姻合意中的一种, 我国并未规定其他的意思不自由的情况。

第二, 违反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韩国法律中的这一条所保护的法益与我国的是相同的, 都是为了维护基本的伦理观念。但是不同的是, 我国所禁止缔结婚姻的亲属关系只限于“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而韩国对于此类规定不但针对亲属关系, 而且对于姻亲关系以及拟制的亲属关系也予以了规定, 这样比我国的规定更加全面。

(二) 可撤销婚姻

韩国民法第81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的, 婚姻可以撤销:未达法定结婚年龄的;未成年人或禁治产人结婚未经父母或监护人同意的;一定亲属之间的婚姻 (韩国民法第809条第2、3款) ;重婚;结婚时不知道对方具有无法继续夫妻生活的恶疾及其他重大事由的;因欺诈或受胁迫而作出结婚意思表示的。从此条规定可以看出, 一方面, 很多中国婚姻法中的婚姻无效的条件, 在韩国婚姻法律中都作为了可撤销婚姻的条件, 比如未达法定结婚年龄的、重婚、无法继续夫妻生活的恶疾。这样的制度设计不但缩小了无效婚姻的范围, 而且这种可撤销婚姻的形式也更能够保护当事人之间对于婚姻缔结成立与否的意思自由。另一方面, 笔者认为, 韩国可撤销婚姻中的一些条件是基于其无效婚姻条件下的一些特殊的规定, 如一定亲属之间的婚姻, 以及因欺诈或胁迫而做出的婚姻意思表示, 更是对于无效婚姻范围的一个限制。

四、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通过对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分析以及其与韩国相关规定的对比, 笔者认为, 韩国的有关规定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首先, 缩小我国法定无效婚姻的范围。外国学者把婚姻成立的要件分为公益要件和私益要件。违背公益要件者, 被认为对社会危害性较大, 因而为无效婚姻;违背私益要件者, 被认为社会危害性较小, 为可撤销婚姻。由于无效婚姻具有使得婚姻自始无效的追溯力, 所以应当尽量缩小无效婚姻的范围。结合我国国情以及借鉴韩国, 笔者认为, 应将我国的法定无效婚姻的情况只限定为重婚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两种。

其次, 完善我国禁止结婚亲属关系的范围。我国对于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之规定了“直系血亲或具有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对于姻亲以及拟制的直系亲属都没有作出规定。而这一点韩国就立法就比较明确, 值得我们学习。

最后, 完善我国缔结婚姻意思不自由的规定。我国在此方面只是规定了因胁迫缔结婚姻时可撤销的情况, 而忽略了其他有可能造成缔结婚姻不自由的情况, 比如欺骗、胁迫等, 所以笔者认为, 我们可以借鉴韩国, 将其就改为“违背当事人意愿”。

参考文献

[1]刘兴树, 张云.论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J].武汉大学学报, 2002 (9) .

[2]许宁.浅析中韩两国的婚姻制度[J].法制与社会, 2010.12.

[3]霍凤娥.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 2005.

[4]于东辉.无效婚姻制度探析[J].法学论坛, 2007.7.

[5]尹海月.中韩婚姻伦理比较研究[D].延边大学, 2011.

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浅析 篇7

关键词：婚姻契约,婚内损害赔偿,赔偿请求权

婚姻的“契约”本质在我国受到禁锢, 似乎承认婚姻是一种契约, 仿佛就是把婚姻看成了一种可耻的交易。应当说, 这种理念回避了婚姻关系的本来面目, 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则的贯彻和实现。近年来, 随着民众“契约”理念的渐趋深入, 有关婚姻本质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并且, 这种认识已经反映到婚姻立法上来。我国现行的婚姻法正是基于婚姻的契约本质而确立了损害赔偿制度。

一、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

有学者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源于民法上的侵权损害赔偿, 应该将破坏婚姻关系认定为侵害配偶权, 可以实行精神损害赔偿。笔者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在于婚姻的契约本质。

一直以来, 我国并没有采用婚姻契约理论。传统认为“婚姻是男女双方精神上的结合”, “爱情是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的”。更有反对者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了婚姻的伦理本质, 并使婚姻关系商业化, 用法律来解决道德问题并不妥当。这是因为对婚姻的本质存在不同看法而导致的不同结论。婚姻是男女双方为共同生活之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民事契约。就是说, 婚姻的本质是契约, 而契约不仅强调权利, 更强调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据就是契约自由, 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我国采取结婚登记主义。这说明, 婚姻契约的缔结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进行。它的内容就是夫妻双方各自所享有的婚姻权利和各自所应履行的婚姻义务。当事双方可以通过离婚来解除这种权利义务, 即婚姻契约的解除。

以上内容均可反映出婚姻的契约本质。

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是从婚姻救助角度来反映婚姻的“契约”本质的。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并无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而国外立法却早在几百年前就确立了这项制度, 如1791年法国《宪法》、法国民法典、墨西哥民法典。《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过错方已经严重违反了婚姻契约之义务, 理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

二、《婚姻法》确立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我国《婚姻法》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一) 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是公序良俗的需要

在人们对包二奶, 通奸, 姘居等不当行为日益漠然、社会风气每况愈下的今天, 用法律的手段来提高对道德的认识是必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树立崇尚法治婚姻, 道德家庭的理念。

(二) 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是完善婚姻家庭法, 加强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通过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促进婚姻家庭的稳定, 对破坏婚姻行为起到震慑, 使婚姻弱势群体得到救济。

(三) 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司法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需要

由于我国之前并没有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因此在分割财产时只能按照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来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在财产很少甚至没有财产的情况下, 该照顾原则无法给予无过错的受害方以公平合理的保护, 违法行为也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和制裁。因此, 让司法有法必依,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至关重要。

笔者认为, 婚姻法固然含有伦理因素, 但它首先是一项法律制度。婚姻这项契约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缔结, 它不仅关系到婚姻双方的巨大利益, 更涉及广泛的社会利益, 应当受法律的严格保护。建立婚姻法损害赔偿制度, 其社会效益、精神效益非常巨大, 调查难、诉讼成本高则不能成为反对立法的理由。

三、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

笔者一直强调婚姻的损害赔偿, 而非离婚的损害赔偿。这正是本文要提出的重要观点——确立独立的婚姻损害赔偿制度, 支持婚内损害赔偿。

《婚姻法》第46条适用的条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 导致离婚的,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为对引发损害赔偿请求确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吧。那么, 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不要求离婚就不能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么?难道说无过错方要想得到赔偿就必须以离婚为代价么?

笔者认为, 这种规定, 无疑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形成了一种“强行搭售关系”, 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想主张损害赔偿, 那么离婚便成为了一种“强制搭售品”, 否则损害赔偿就无从提起。然而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根本是两种本质截然不同的权利。离婚请求权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破裂而主张夫妻关系的解除, 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违背婚姻法所规定的义务而主张受损权益的法律保护。因此, 应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 取消以离婚为前提的限制, 支持婚内损害赔偿的请求。

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赔偿没有什么意义?判来判去都是一家人左口袋进了右口袋的财产。但笔者认为, 这样界定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整体提高人们对家庭、对婚姻的重视, 有警示作用。而对有过错一方进行惩罚和教育, 即体现了法律的威严, 又有利于过错方“回头是岸”, 促进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如果一定要以离婚为代价, 对无过错一方也是不公平的。而婚内赔偿中, 无过错方取得的权利应认定为个人财产并不参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组成, 婚姻家庭的稳定与否关系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从长远的角度看, 确立独立的赔偿请求权, 有着客观的社会效益和精神效益。

四、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