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诉讼（共5篇）
无效诉讼 篇1
近些年来, 专利侵权纠纷在中国越演越烈。在专利侵权诉讼中的被告通常选择对原告所主张的专利权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希望通过挑战专利权本身的有效性而规避被诉的专利侵权责任。
对于同一个当事人而言, 在专利侵权诉讼和专利无效宣告两个不同程序中涉及的权利客体是相同的, 所追求的商业利益也是相同的, 因此存在一个如何从启动时间、陈述内容、请求事项、进度控制等方面相互配合、协调地运作这两个程序的问题。为此, 要求当事人或其代理机构具备很高的专业素质和实务操作技巧, 以应对不同的复杂情况。
北京邦信阳专利商标有限公司 (简称“北京邦信阳”) 受本案专利权人淮南市杰明生物医药研究所 (以下简称“杰明药研所”) 的委托, 参与了ZL 92110554.1的专利权纠纷的解决过程。经过专利侵权诉讼管辖法院的二级审理, 终审判定被告侵权事实成立;最近我们又收到了复审委员会做出的维持专利权有效的审查决定书。至此, 这场关系当事方企业兴亡的专利权纠纷告一段落, 而中间的过程值得我们好好回味。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件, 下面我们对其中具有普遍性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 供参考。
案件提要
2004年1月7日, 杰明药研所以四川某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被告) 在合肥的经销商 (以下简称“经销商”) 侵犯其所有的第92110554.1号专利 (以下简称“争议专利”) 为由, 将二公司列为共同被告, 起诉至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4年3月22日起, 被告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陆续提交了4份针对争议专利的无效宣告请求, 以期通过宣告专利权无效, 使侵权诉讼失去基础。
经过两级法院的审理, 2005年6月28日,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上述专利权侵权诉讼案做出终审判决, 维持了一审判决, 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使用争议专利方法侵权生产产品、并停止销售, 赔偿原告杰明药研所的经济损失;判决经销商立即停止销售被告侵权生产的产品。
2007年3月23日, 国家知识产权专利复审委员会就被告提出的针对92110554.1号专利的多份无效宣告请求作出维持专利权有效的决定。
权利冲突过程的分析
一、冲突的开始
相关案情: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专利权人将生产者和销售者共同起诉至销售地法院。
对于专利权人而言, 由于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管辖法院, 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占据了主动的位置。
对于被告而言, 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行动不应当直到被起诉了后才开始, 这太迟了!这是造成本案被告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很被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可能成为被告的客户, 我们一般会建议在制造、销售产品之前, 先做一个专利检索和分析, 看其产品是否存在侵犯他人专利权的情况。若有, 则收集证据并分析该专利权的稳定性, 一旦证据有利和充分, 就先手提出宣告该专利无效的请求。
二、冲突的发展
相关案情:在被诉后, 被告向专利复审委提出宣告该专利无效的请求, 并提出中止诉讼的请求, 未获准。在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后, 无效宣告请求的决定却还遥遥无期。
对于专利权人而言, 应当尽可能地加快法院的审理, 拖延专利无效宣告的审理进程, 以便在专利复审委作出可能对自己不利的决定前, 使法院依据专利权有效的原则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判决, 使对手承担专利侵权的民事责任。在本案中, 我们的客户在每一步都赢了对手, 特别是在应对被告提起的无效宣告请求的审理程序中, 利用对方准备仓促、理由和证据不恰当和提交的请求文件中存在的形式缺陷, 据理力争地陈述意见, 迫使对方为补充新理由和新证据、克服请求书中的形式缺陷而前后提出了4次无效宣告请求, 打乱了对方的阵脚;我们还逐一化解了对方发起的4次攻击, 仅仅是走完这4个审理程序, 就为客户尽早完成侵权诉讼程序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对于被告而言, 应当尽可能地拖延侵权诉讼管辖法院的审理程序, 加快无效宣告的审理进程, 以期在法院终审判决之前争取得到可能存在的、对自己有利的宣告专利权全部或部分无效的结果;前者可使专利侵权诉讼终止审理, 后者可能由于限定了专利权的范围而使自己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不被判定为侵权。在本案中, 被告本来有两个机会可能达到上述目的, 一是在收到专利侵权诉状之前、至少在之后的答辩期间内马上请求宣告涉案专利权无效, 并请求人民法院中止审理专利侵权诉讼案;二是一次就准备好无效宣告请求, 并尽量促进其审理进程, 争取在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前获得对自己有利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然而, 被告没有把握住这两个机会:
*被告没有在最佳时期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在无效宣告请求的审理中, 被告接二连三地出现失误, 让专利权人抓住了机会, 拖延了时间。
三、冲突解决的结果
相关案情:终审法院认定被告侵权事实成立。一年后, 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审查决定, 维持专利权有效。
对于专利权人而言, 获得这样的结果算是大获全胜了。但是, 假若出现相反的情况, 即侵权诉讼被中止、无效宣告请求的审理结果可能对自己不利时, 为了避免失去专利权而导致被垄断的市场利益被大众瓜分, 可以考虑与对手进行和解, 由两方分享利益。
对于被告而言, 当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也不能扭转被动时, 应当积极寻求庭外和解, 争取获得专利的实施许可, 以较小的代价, 避免已投入的巨大的生产和开拓市场的成本付之东流的最坏结果。
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禁止反悔原则的适用
在对权利冲突过程的分析中, 我们没有谈到专利权人在侵权诉讼管辖法院对专利权范围所做的陈述与其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对专利性所做的陈述之间的关系, 它涉及如何适用禁止反悔原则的问题, 下面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如图1所示, 专利权人在侵权诉讼管辖法院所做的、确定其专利范围的陈述1和法院认定的专利保护范围不能作为专利复审委员会的确权依据;相反, 在无效程序中, 专利权人为维持专利权有效, 通常会缩小专利的保护范围或作出保护范围较小的陈述, 此时专利权人所做的陈述2适用禁止反悔原则, 可在侵权诉讼中限制对专利权范围的扩大解释。
具体到本案中, 专利权人在侵权法院的陈述1认为, 根据等同原则, 被告产品B中的部分技术特征与专利技术方案A中的相应特征是等同的, 被告的产品B落入专利权A的保护范围, 而法院最终也支持了这个观点, 故判定产品B侵权成立;然后, 专利权人在陈述2中认为, 专利技术方案A相比现有技术方案B’具有创造性, 即A与B’的技术方案是有实质性区别的, 专利复审委员会也采信了这一个观点, 从而维持了专利权有效。
现在不必探讨具体的B和B’是否相同, 而是先假设这两者是相同的, 在此基础上来探讨禁止反悔原则如何适用的问题。
专利权人在侵权诉讼和无效宣告审理程序中的相反陈述使其两头得利。被告即使在无效宣告请求中将专利权人的陈述1举证提交到了专利复审委员会, 试图以专利权人在侵权诉讼中自认的、A与B (前提是假设B与B’相同) 中技术特征的等同来说明专利权A的技术方案相对于现有技术B’不具备创造性而应当宣告专利权无效, 然而专利复审委员会是专利权确权的唯一法定机关, 其有权依据客观事实和相关的法律法规而作出独立的审查决定, 而不必须受到专利侵权管辖法院作出的任何认定的约束, 所以专利权人的陈述1和侵权法院的认定并不能作为专利复审委员会认定专利权是否有效的依据。
如果被告认为法院的侵权判决导致专利权人就争议专利获得了超出专利权保护范围的过大利益, 使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 只能再通过相应的司法途径寻求救济。但是, 一旦药品批准文号被注销, 再进行申诉, 漫漫几年的申诉路对一个企业又意味着什么?由于没有采用恰当的解决专利权利冲突的途径、使自己丧失了适用禁止反悔原则的机会, 可想而知其代价是多么大。
我们的建议
这是一个典型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 由于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同时涉及技术问题和法律问题, 相对于其他民事权利纠纷案件具有特殊性。企业最好聘请高水平的专业人士参加这样的程序, 虽然多花几个代理费, 但可以利用专业人士熟悉规则、丰富经验的特点, 保证不丧失机会, 甚至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本案中, 北京邦信阳为专利权人设计方案、争取时机、化解危机、一步又一步地为客户稳定了胜局。而被告却一步又一步地丧失了有利的机会。一方面, 我们为客户争取了最大的利益而感到高兴;但我们同时惋惜, 若被告能充分了解并利用有关规则, 或许能在这场决定企业命运的专利侵权纠纷中站在有利一些的位置上,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无效诉讼 篇2
审理，等待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无效请求审查决定。当无效 请求审查决定作出后，一方当事人不服并提起专利无效行政诉讼的，原来已经中止审理的专利侵权
诉讼也面临着是否中止审理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在专利侵权诉讼过程 中被控侵权人向专利复审委员会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原来的专利侵权案件并非一定得中止审 理。目前人民法院的具体做法是： 第一，对于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件，被告在侵权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 专利权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不中止诉讼。第二，对于实用新型专利权专利侵权诉讼，被告应当在起诉时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 的检索报告，且其在答辩期内对原告的专利权提出宣告无效的请求，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中止审理侵 权诉讼。第三，对于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件中，被告在答辩期内对原告的专利权提出宣告无效的请求，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中止侵权诉讼。第四，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被告在答辩期间内请求宣告 该项专利权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诉讼，但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中止诉讼；
（一）原 告出具的检索报告未发现导致实用新型专利丧失新颖性、创造性的技术文献的；
（二）被告提供的 证据足以证明其使用的技术已经公知的；
（三）被告请求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所提供的证据或者依 据的理由明显不充分的；
（四）人民法院认为不应当中止诉讼的其他情形。第五，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被告在答辩期间届满后请求 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中止诉讼，但经审查认为有必要中止诉讼的除外。第六，对于经专利复审委员会审查维持专利权的侵犯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被 告在答辩期间内请求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不中止诉讼。
对于人民法院依据上述司法解释中止审理的专利侵权案件，当无效请求审查决定作出后；当事人没有 就无效请求审查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则其一：若该专利权被无效请求审查决定维持全部有效，则原来的 专利侵权案件应自其起诉期间届满后恢复审理。我国专利法规定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维 持专利权有效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故如果当事人未对无效请 求审查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先行中止的专利侵权诉讼也应自波三个月期限届满之日之次日恢复审理。其 二：若该专利权被全部宣告为无效，而当
当事人未就无效请求审查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已中止审理的专
利侵权案件亦应于上述三个月期限届满后恢复审理。然与前述所不同的是，由于专利权已被宣告为无效，原告的诉讼请求已丧失权利依据，故若原中止审理的专利侵权案件尚处一审期间，则应裁定驳回原告诉讼 请求；若原中止审理的专利侵权案件已处于二审期间，则亦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或者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其三，若该专利权被宣告部分无效，即为维持部分有效；而当事人未就无效请求审查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则应区分部分有效之专利权于侵权诉讼之影响而定。若部分有效之专利权不影响原告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的 权利依据，则原中止审理的专利侵权案件应自上述三个月期限届满后恢复审理。若部分无效之专利权恰恰 是原告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的权利依据，则原中止审理的专利侵权案件应自上述三个月期限届满后恢复审理，但人民法院应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裁决。若部分有效之专利权部分否定了原告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的权 利依据，则原中止审理的专利侵权案件亦应自上述三个月期限届满后恢复审理，但原告有权变更诉讼请求，但若该专利侵权案件已进入二审程序，则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改判，也可以发回重审。原告坚持不变更诉讼 请求的，人民法院应驳回其基于已被宣告为无效的部分专利权上的诉讼请求。
此外，对于在专利侵权诉讼过程中因被控侵权人提起的无效宣告请求而中止审理的专利侵权诉讼，在 当事人不取无效请求审查决定并依法提起专利无效行政诉讼的，以及在先有专利无效宣告请求，后有专利 侵权诉讼，且专利侵权诉讼因该无效宣告请求中止审理的，当事人不服无效请求审查决定提起专利无效行 政诉讼时，原专利侵权诉讼是继续中止审理呢还是应恢复审理？
作者认为，如果宣告该专利权无效的行政程序结束后，当事人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的无效请求审查决 定，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原来已经中止审理的专利侵权诉讼应继续中止审理。理由是：第一，行政诉讼法第 44 条的规定不能成为恢复审理专利侵权案件的理由。该条的内容是：“诉讼期间，不停止具 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
（一）被告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
（二）原告申请停止执行，人民法院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裁定停止执行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可见，该条是针对具有具体 执行内容的具体行政行为而言的，如公安机关根据治
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他人行政处罚而引起的行政诉讼 中，该处罚内容具有可执行性，而无效请求审查决定仅仅是宣告一项民事权利的有效或无效，其本身并不 具备可执行性，故与行政诉讼法第 44 条所指的行政行为是有一定区别的。第二，授予专利权的行为也是一 种具体行政行为，申请人一旦取得专利权，在该专利权被确定宣告为无效前，授予专利权的具体行政行为 应合法有效，但专利侵权诉讼依然可以因被控侵权人已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专利权无效而中止审理。可见授予专利权的行政行为的效力并不影响人民法院中止专利侵权案件的审理，也即专利侵权诉讼之所以 中止审理是因为专利权处于动荡之中，而并不顾及授予专利权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同理，在专利复审 委员会作出无效请求审查决定这一具体行政行为后，如果当事人依法提起了行政诉讼，则无效请求审查决 定有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可能，专利权依然处于不稳定状态，从当初中止审理专利侵权案件的宗旨和目的出 发，仍应继续中止专利侵权案件的审理，而不宜恢复审理。第三，无效请求审查决定被提起行政诉讼的，该具体行政行为必须等到行政诉讼最后判决维持其合法有效后才能确定地产生法律效力。权利公示原则是 专利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专利权的授予、变动、无效宣告等都必须由专门机关予以公告，且专利权的授
予、变动、无效宣告等都是自公告之日起生效，专利法 46 条规定：“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由国务院专 利行政部门登记和公告。”而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公告都是以专利权的权利状态的稳定为前提，对于已经提 起行政诉讼的无效请求审查决定，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公告内容都是以终审判决书确定的内容为准，放在 行政诉讼审结前，无效请求审查决定不能被公告，自然也就不生法律效力。专利侵权诉讼案件也只有继续 中止审理，待专利无效行政诉讼终审判决确定了原告的专利权利状态后才能恢复审理。第四，行政行为接 受司法审查，行政机关接受司法监督，是民主和法治社会的标志和特征，也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所必须遵 守的规则。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应接受司法审查，我国专利法特别规定对专利复 审委员会作出宣告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其专利权有效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 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此时原来已经中止的专利侵权诉讼继续中止审理，表明专利权是 否应被宣告为无效虽经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了决定，但该决定必须接受司法程序的检验，体现了司法权对 行政
权的制约和监督，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同理，当专利侵权诉讼的当事人提起无效宣告请求但未中止审理的专利侵权诉讼在无效请求审查决定 被提起行政诉讼后是否应中止审理，笔者认为，对于未中止审理的专利侵权诉讼，包括先有专利侵权诉讼 后有无效行政程序且专利侵权诉讼未中止审理的情形，以及先有无效行政程序后有专利侵权诉讼且专利侵 权诉讼末中止审理的情形，如果在当事人不服无效请求审查决定依法提起专利无效行政诉讼时原专利侵权 诉讼尚未审结的，一般应中止审理，等待专利无效行政诉讼对专利权有效还是无效的最终确定，并以此作 为恢复审理侵权诉讼的依据。
专利侵权诉讼中止的现状与思考
作者：赵京生 颜松喜 发布时间：2008-08-22 17:33:00
在我院民三庭审理的众多知识产权案件中，程序最为复杂、难度最大仍是 专利案件，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如何面对专利侵权案件诉讼中止的问题。2006 年 6 月民三庭成立以来，共受理侵犯专利权案件 8 件，其中涉及外观设计专利 1 件、实用新型专利 7 件。8 起案件中，因被告向国家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专利无 效请求而中止的 4 件，50%。占 这一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解决？就此问题，
笔者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供大家商榷（本文若未特别指明，所涉专利均为外观 设计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
一、专利侵权诉讼中止的原因
1、就专利无效宣告制度而言。根据专利制度的一般原理，专利权一旦被授 予，就依法推定其有效。在法定机关依法宣告其无效之前，任何机关不得认定其 无效。在一些普通法国家，受理侵权诉讼的法院有权在该诉讼中判断该专利权是 否有效，但其判决中关于专利是否有效的认定仅仅对该案件有效。但是，根据我 国专利法第 45 条、第 57 条的规定，对于专利权是否有效的问题，只能由国家知 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负责认定，法院只负责侵权判断，因此，一旦专利侵权 诉讼的被告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受理侵权诉讼的法院就面临是否中止诉讼的问 题。
2、就专利审查制度设计而言。尽管《专利法》第 22 条和其他条款规定了对 实用新型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条件（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但是，根据专 利法第 40 条之规定，我国对实用新型并不实行实质审查，而是初步审查。所谓 初步审查，就是对专利申请文件是否符合形式和格式要求以及是否具有明显实质 性缺陷进行审查。但对于实质性问题，例如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等，不进行 审查。对于外观设计专利，根据《专利法》第 40 条规定，亦是初步审查制，对 于实质性问题，
无效诉讼 篇3
公知常识是否定一项技术方案具有创造性的重要依据，因此经常在专利无效诉讼中加以运用。然而，如何认定一项技术属于公知常识？是否需要举证？由谁举证？何时举证？……这些证据规则是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需要仔细解读。在“双鹤药业”案这个经过一审、二审和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再审，荣登最高院2011年度指导案例选的重要案件中，最高院开门见山地指出：“本院系依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有关证据，对专利复审委决定的事实认定以及法律适用进行合法性审查，而非就有关证据是否影响涉案专利的创造性直接予以认定。”但最高院笔锋一转，接着又认为：“本案焦点在于：1、如何确定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2、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件是否具有新颖性；3、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件是否具有创造性。”判决书多处体现了这种内在矛盾，揭示了最高院对涉诉专利新颖性、创造性及说明书是否充分公开等这些可专利性核心问题的直接判断，而对专利复审委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评价却反而成了一个副产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无效宣告请求人（双鹤药业公司）所主张的“将舒巴坦与哌拉西林或者头孢氨噻肟混合制成复方制剂”是否属于公知常识。专利复审委在其决定书中将此技术认定为公知常识，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公知常识是否可由专利复审委直接认定？对此，《专利审查指南》（2010）第四部分第三章第4.1节第（7）项规定：“专利复审委可以依职权认定技术手段是否为公知常识，并可以（粗体和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引入技术词典、技术手册、教科书等所属技术领域中的公知常识性证据。”“可以”即“可以不”，也即专利复审委并不负有公知常识的举证义务。然而在实践中，法院对专利复审委直接认定公知常识而没有提供充分证据支持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如在“宋景尧”案中，北京一中院在判决书中多处对专利复审委直接认定某项技术特征为公知常识但不举证的做法予以否定。正因有此共识，北京高院在“双鹤药业”案二审判决书中才特别指出：“专利复审委的决定没有就有关‘将舒巴坦与哌拉西林或者头孢氨噻肟混合制成复方制剂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的认定提供相关的依据，其作出的认定理由不充分。”法院的这一判定是有法律依据的，即《行政诉讼法》（1990）第32条：“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即行政机关）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但令人不解的是，最高院在“双鹤药业”案中对专利复审委在无证据支撑的情况下直接就公知常识做出认定的做法是否正当这一核心问题却只字未提，反而直接采信无效宣告请求人在再审程序中提交的新证据，并明确驳回了专利权人（湘北威尔曼公司）有关“未经专利复审委先行审查并作出审查决定之前，在本案中不能以双鹤药业公司提交的有关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主张。实际上，关于此问题法院在本案之前是有共识的，如北京高院1999年出台的《关于审理专利复审和无效行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第10条规定“在专利复审委的无效审理程序之后的行政诉讼程序中，无效请求人提出的新证据，原则上不应接受并认定，无效请求人可以依据新证据重新向专利复审委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司法实践也印证了这一共识，如在2008年的“伊莱利利”案中，二审北京高院认为，反证17是无效请求人在一审期间提交的新证据，该证据在无效程序中并未提交，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决定的过程中也并未予以考虑，因此，一审法院主动引入该证据并不妥当，据此撤销一审判决。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2011年的“双鹤药业”案中，最高院直接采信了无效请求人在行政再审程序中提交的新证据，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最终判决。不仅如此，在早些时候的“厦门联捷铸钢厂”案中，最高院甚至明确指出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引入公知常识以评价专利权的有效性”。受这些指导性案例的巨大影响，下级法院彻底放弃了之前的共识，如在2012年的“北京文通”案中，北京高院认为，“在专利权无效审查诉讼程序中，一般说来不应当考虑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交的新证据材料。但是，由于公知常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均知悉和了解的，因此在专利无效诉讼程序中，法院在无效宣告请求人自主决定的对比文件结合方式的基础上，依职权主动引入公知常识或者考虑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交的有关公知常识的证据，并在保障当事人就此发表意见的机会的基础上评价专利权的有效性，并未改变无效宣告请求的理由，对双方当事人来说亦无不公，且有助于避免专利无效程序的循环往复。”
法院采信新证据的正当性分析
法院在专利无效诉讼中主动引入或直接采信新证据的做法是否正当呢？《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52条对所谓“新证据”做出了限定，即仅仅包括三类：“（一）在一审程序中应当准予延期提供而未获准许的证据；（二）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依法申请调取而未获准许或者未取得，人民法院在第二审程序中调取的证据；（三）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对于这些新证据，是可以在二审和再审程序中进行质证的。可见，在专利无效行政审查中未提交而在后续司法程序中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范畴，那法院是否应采信这类证据呢？《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23条第2款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第60条进一步指明：“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三）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证据。”从这两条反推可知，对于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又未在行政程序中提交或收集的证据，是可以被法院采信的。对于这一点，《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6条和施行不久的新《行政诉讼法》（2015）第37条都加以了明确：“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
公知常识和其他证据一样，都是在纠纷发生前已然存在的客观事实，且任何证据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由当事人自主选择、自主决定的。作为补充证据的公知常识并不当然可以被法院采信，除非其是原告用来证明行政行为违法。在“双鹤药业”案中，专利复审委在无效宣告审查决定中认为，“在对比文件公开的技术方案的基础上，结合其中给出的技术启示，本领域技术人员无需花费创造性的劳动，就可以将舒巴坦与氧哌嗪青霉素或者头孢氨噻肟混和制成复合物。因此，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件不具有创造性”，但并未给出“混合制成复合物”属于公知常识的有力证据。一审法院肯定并维持了此行政无效决定。二审法院则认为专利复审委没有就其认定提供相关的依据，其作出的认定理由不充分。而在再审过程中，最高院却直接采信了由专利无效请求人在再审程序中补充的、原审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用以认定该行政行为合法的一系列证据，其理由是所谓的“实质公平”。实际上，《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7条第2款明确规定，原告或第三人在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与此同时，根据国务院2010年颁行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第65条第1款、第67条规定，专利无效请求人的所有证据依法均应当在专利无效程序中提交，同时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59条规定，专利无效请求人在专利无效程序中应当提供而未能提交的证据在诉讼程序中不予采纳，只能启动新的专利无效程序另行主张。
本文认为，“双鹤药业”案最高院确立的公知常识等新证据采信规则值得商榷。首先，在上位法（《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证据规定》、《专利法实施细则》等）没有变更的前提下，最高院单就专利无效纠纷突破上位法的既有规定是否违法？其次，即使有必要做此突破，其正当化理由也不能是简单地追求所谓的“实质公平”。试问，难道前述上位法的规定就不追求“实质公平”吗？就算是存在所谓的“实质公平”、“效率优先”，在面对“程序正义”、“法的普适性、稳定性、权威性”以及“听证原则”、“案卷排他主义”、“避免审级损失”等诉讼法重要原理和价值时，法院又应如何取舍呢？最后，规则讲求清晰明确、一刀切，证据规则同样应如此。然而在“双鹤药业”案中，针对是否采信当事人补充的新证据这一关键问题，最高院采用“谨慎参考”、“一般”不予接受、“适当给予考虑”这样一种含蓄模糊、难以揣测的态度，视情形而变化，还能称之为“规则”吗？
实际上，前述法律规定已经体现了实体价值与程序价值的精巧平衡。其一，在专利无效诉讼中，当原告是专利无效请求人时，依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65条，其补充证据的能力受到严格限制，自然不太可能出现法院是否需要对其新证据进行实质判断的问题。当然，若无效请求人确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无法在行政程序中提交相关证据，在后续司法诉讼中法院应准许其补充证据，并做实质判断，其法律依据即《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6条和新《行政诉讼法》（2015）第37条。但是，为了避免原告滥用诉权、故意制造证据突袭，法院应要求其提供之前行政程序环节无法提供证据存在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的充分证据。若作为专利权人的第三人在诉讼中补充证据，依照《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60条第（三）项，法院不能将此证据作为认定专利无效审查决定合法的依据。但依照新《行政诉讼法》（2015）第36条第2款，第三人又可以提出其在行政处理程序中没有提出的理由或者证据，经法院准许，行政机关也可以补充证据。此时，确实存在新法与旧法的冲突问题。考虑专利权人不可能向专利复审委请求宣告自己的专利无效，不会导致当事人的审级损失，法院应直接在诉讼中对此证据进行实质判断，而无需判令专利复审委重新审查。其二，当原告是专利权人时，因其作为无效宣告行政审查中的第三人并无举证义务，但显然有在后续司法诉讼中提供证据的责任和权利，法院应就这些证据作实质判断。此时不太可能产生审级损失或违背“案卷排他主义”，因为专利权人会在无效宣告行政程序中穷尽一切证据来维护自身专利的效力。即使可能有某一证据因客观或主观原因未在行政程序中提出，也应准许其在后续司法诉讼中提出并作实质判断，而不能判定专利复审委重新审查，因为就专利权人而言，并不存在所谓的审级损失或故意在行政审查中隐而不发。若作为无效请求人的第三人在诉讼中补充新证据（恰如“双鹤药业案”之情形），《专利法实施细则》第65、67条已经发挥了防范无效请求人故意制造证据突袭的作用，第三人如果依然提交新证据且无正当理由，则法院应不予采纳，其法律依据即《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60条第（三）项，而不能生硬照搬新《行政诉讼法》（2015）第36条第2款予以采信并作实质判断，否则很可能损害原告专利权人的程序价值，并助长恶意诉讼。当然，如果该补充的新证据属于决定裁判结果的关键事实，且的确是第三人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没能在前置行政审查环节提出，则法院应考虑为避免循环诉讼而予以采信并作实质判断。由此可见，最高院在“双鹤药业”案中的错误就在于：第一，突破现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专利法实施细则》第65、67条，《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7条第2款和第60条第（三）项），有刻意造法之嫌，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第二，退一步讲，即使采信第三人补充的新证据有一定的正当性（保证实质公平、效率优先），也应当要求第三人充分证明存在先前举证困难或举证不能之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并给予另一方当事人充分的质证机会和时间，但显然最高院并没有这么做。
结语
无效诉讼 篇4
一、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无效及可撤销之诉的相关规定
股东会和董事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核心以及业务核心, 其决议与股东在分配股利等问题上的利益关系联系非常密切。公司有独立的意志形成机构, 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决议方式都是将多方主体的意思进行吸收并最终形成单一的集体意志的制度, 其内容和程序都必须要严格遵守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如果在内容或程序上存在瑕疵, 就不应当认可为正当性的团体意思, 如果仅仅采用行为无效或可撤销的一般性规定, 会导致法律关系的不稳定并会对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权益造成影响, 也不符合商法维护交易安全的基本原则。各国公司立法对于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瑕疵以及救济方式也都专门进行了规定, 同时通过各种限制来缓解因滥用此种诉讼所带来的不利影响。②
我国《公司法》对于决议无效和可撤销的具体原因规定的过于笼统, 因而在具体法律适用上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实践中比较常见的股东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的主要有:违反利润分配的方法和原则, 违法处分公司财产的, 股东会对会议通知中未通知的事项做出表决的等;程序上的瑕疵主要是指召集程序上的瑕疵, 如召集的股东会的召集人不具备合法身份、不享有表决权的股东行使表决权以及决议过程的不公正等。如果股东在这类问题上想采取其他方式解决, 瑕疵决议也可以采用其他非诉的方法处理, 经全体股东同意之后, 决议程序瑕疵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对于无效的决议也可以采取撤回或追认效力的方式除去瑕疵。③在公司实践中, 公司内部各项事务种类繁多、千变万化, 决议无效及可撤销的情况也层出不穷, 而立法仅以如此简要的理由进行概括规定, 不仅不利于公司追求利益目标的实现, 也不利于维护股东权益, 更无法有效防止个别股东滥用这一规则干扰公司正常的经营计划并以此获得非法利益。
二、构建完善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无效、可撤销诉讼制度
我国《公司法》将决议无效的事由仅仅规定为:“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总体来讲这一规定不够明确细致, 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标准的不统一, 另外, 此规定将公司决议无效的事由仅局限在违反实体法方面, 程序法方面的规定还有待补充, 在实践中, 如果实践中确实出现了这类公司法决议, 确实难以区分其到底是实体违法还是程序违法, 就容易出现选择适用上的问题, 因为一旦认定为属于程序上的瑕疵, 那么作为原告方就再不能通过决议无效之诉对其权利进行救济, 这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原告的部分程序利益, 因而, 立法应当将严重的程序性违法归为决议无效, 同时, 为了实现公司意思自治并保障交易的安全, 对于如何认定程序违法达到严重的程度, 应当赋予法官部分自由裁量权。
多数国家在决议无效及可撤销之诉中对于原告股东的资格譬如持股比例、持股时间、是否享有表决权等方面没有做出限制, 只要求原告具有股东资格即可, 有些国家还规定了除股东之外, 董事和监事也可以提起该种诉讼, 但是在诉讼中股东始终是最为重要的原告。为了维护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稳定性, 维持公司的正常的经营运作秩序, 应当对提起该种诉讼的股东权利做出适当合理的限制:首先, 对于那些出席股东会或董事会并且对决议投赞成票的股东, 就要取消其提起决议可撤销之诉的资格, 因为这些股东既然已投了赞成票, 没有必要给予其提起撤销决议之诉的资格;其次, 对于那些未能够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董事, 可以认定他们放弃了在会议中可以行使的相关权利, 但是也有例外, 就是会议未能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召集或表决的、没有按照要求和指定的时间进行公告的, 导致部分股东未能按时出席的, 此时该股东就享有提起诉讼的权利。
股东提起撤销决议瑕疵之诉很有可能会对公司正常运营、预期实现的利润以及公司股票价格产生影响, 必须要建立一整套完备的防范股东滥诉的机制。为了防止个别股东为谋取不当利益而滥诉, 我国《公司法》第22条就规定, 当股东提起撤销公司决议之诉的, 应公司的请求, 法院可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 但此项规定过于笼统, 在实践中针对复杂多样的各种决议类型去规定相应的担保数额存在困难,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限制性规定或配套的司法解释, 对于保障公司和股东利益非常不利。④因而, 此项规定给决议瑕疵之诉设置了一个相对较高的门槛, 不利于该诉讼制度发挥有效作用, 从完善立法角度出发, 还应明确公司要有确切证据证明股东提起诉讼时是恶意的, 才可以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
注释
1张俊浩.民法学原理[M].三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86.
2施天涛.公司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85.
3钱玉林.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282
无效诉讼 篇5
文章分类：裁判文书
最高院关于“确认合同无效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最新公报案例 【案例标题】
广西北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北海市威豪房地产开发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畜产进出口北海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终审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件字号】（2005）民一终字第104号
【终审日期】2006.06.02
【合议庭组成人员】
审 判 长 冯小光 代理审判员 贾劲松 代理审判员 辛正郁 书 记 员 宋 歌
【重要观点摘录】
本院认为，合同当事人不享有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权利，只有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有权确认合同是否有效。合同效力的认定，实质是国家公权力对民事行为进行的干预。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而合同经确认无效后，当事人关于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的请求，应当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广西北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北海市威豪房地产开发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畜产进出口北海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5）民一终字第1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北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法定代表人：何玉良，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波，北京市天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海市威豪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法定代表人：刁江南，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崇文，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胡小顺，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西壮族自治区畜产进出口北海公司，住×××。法定代表人：彭家龙，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崇文，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胡小顺，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西北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生集团）与被上诉人北海市威豪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威豪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畜产进出口北海公司（以下简称北海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 2005年9月20日作出（2005）桂民一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北生集团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06年2月10日开庭审理了本案。北生集团的委托代理人张波，威豪公司及北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崇文、胡小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3年3月3日，北生集团与威豪公司签订《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开发乡镇企业城范围内土地150亩；威豪公司按每亩20．5万元标准交付合作开发费用，共计3075万元；协议签订后两个工作日内，威豪公司支付北生集团土地合作开发费500万元作为定金，同时将原有的土地蓝线图正本和北生集团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乡镇企业城招商中心（以下简称招商中心）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交给威豪公司保管；北生集团原则上在收到定金后，从招商中心办理好以威豪公司为该150亩土地占有人的蓝线图和转换合同，办理的手续费由北生集团负担；威豪公司在签约后10日内再付 1000万元，其余的1575万元在1993年5月1日前付足；北生集团办理蓝线图及转换合同，最迟不能超过13日（自合同签订之日起），逾期北生集团赔偿给威豪公司 100万元，同时本合同有效执行；威豪公司付清全款，北生集团根据威豪公司要求同意向威豪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威豪公司提供办理红线图及土地使用权证所需的立项等全部文件，北生集团负责为其办理红线图及土地使用权证；协议自签字盖章，交纳定金之日起正式生效。同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北生集团与招商中心合作开发该150亩土地，尚欠合作开发费 50％即600万元。在1993年5月1日威豪公司支付全款前，北生集团欠交土地合作开发费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如果招商中心提高土地价格，加价部分由北生集团承担；如果收回土地，北生集团应在损失发生时将所收的款项全部退还给威豪公司，并在5日内赔偿500万元；如威豪公司未能在1993年5月1日前付足款给北生集团，威豪公司则赔偿500万元。同日，北生集团将土地示意图正本交付给威豪公司。威豪公司法定代表人刁江南出具了收条。
合同签订后，威豪公司分别于1993年 3月4日、3月13日及4月30日支付500万、1000万、1000万元给北生集团，北生集团开具了收款收据。但北生集团未依约办理蓝线图及转换合同，也未为威豪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北生集团至今未取得讼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也未对讼争土地进行开发利用。双方当事人均当庭确认威豪公司在诉讼前一直未向北生集团主张过权利。
一审法院另查明，威豪公司系由北海公司申办成立，其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主管部门为北海公司。由于威豪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工商年检，2003年11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吊销威豪公司的营业执照，但至今尚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北生集团在1997年1月1日前的名称为浙江广厦建筑集团北海公司；1997年1月1日变更为广西北海浙江广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8月23日变更为广西北生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9月19日再次变更为北生集团。
一审法院还查明，2000年1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柳州市恒通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与威豪公司及成都三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业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作出（1999）北民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认定威豪公司转让给恒通公司的150亩土地是根据1993年3月 3日其与北生集团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受让而来。但威豪公司与三业公司未取得该幅土地的使用权即与恒通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在一审期间也未补办土地使用权手续，因此，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遂判决威豪公司返还其从恒通公司取得的土地款2820万元及该款利息。该判决已为生效判决。
威豪公司、北海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称，1993年3月3日，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的前身浙江广厦建设集团北海公司签订《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开发北海乡镇企业城范围内的土地150亩，威豪公司按照每亩20．5万元的标准向北生集团支付开发费用，北生集团应将土地使用权办理到威豪公司名下。协议订立后，威豪公司先后共支付2500万元，但北生集团未履行合同约定义务。事后，威豪公司发现北生集团无权签订该合作开发协议，协议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由于威豪公司两年未参加工商年检，现由其开办单位北海公司与威豪公司共同清理威豪公司的债权债务，故请求：1．确认双方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无效；2．判令北生集团向其返还因无效合同取得的合作开发费用25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28 395 234．25元（自北生集团收到款项之日起到实际返还之日止，暂计至2005年4月29日）。
北生集团答辩称，1．北海公司没有按照法定程序成立清算组对威豪公司进行清算，该公司又不是讼争合同的当事人，故北海公司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2．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的性质是合同权利义务之转让。北生集团原与招商中心约定由招商中心出地，北生集团出资，共同合作开发土地。而北生集团与威豪公司签订的合同即是将北生集团的出资义务转让给了威豪公司。该合同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由于威豪公司未依约支付全额款项，致使北生集团不能协助威豪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威豪公司对此应自行负责。3．威豪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最迟不能超过13日，北生集团应办理土地的蓝线图及转换合同，但北生集团并没有在该期限内办理好上述手续，威豪公司在1993年3月16日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此外，在另案诉讼中，2000年 1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1999）北民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书中，已认定威豪公司未能取得土地使用权，亦不能协助恒通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遂判决威豪公司返还土地款及赔偿利息损失给恒通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该判决时，威豪公司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诉讼时效最迟应该自此时起算，而威豪公司一直未向北生集团主张权利，直到2005年才提起诉讼，已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威豪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北海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2．《土地开发协议书》是否无效；3．威豪公司及北海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北海公司是否为适格原告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北海公司在本案中为适格原告。因为威豪公司系北海公司开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威豪公司被工商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后，其民事行为能力受到一定的限制，且至今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北海公司作为该公司的开办单位、主管部门及唯一的出资方有权利及义务对威豪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该公司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并无不当。北生集团主张其是与威豪公司签订的合同，北海公司不是合同相对人，因而无权参加诉讼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是否无效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名为合作开发，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该协议为无效合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未取得土地使用证的土地使用者为转让方与他人签订的合同，一般应当认定无效，但转让方已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条件投资开发利用了土地，在一审诉讼期间，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补办了土地使用权登记或变更登记手续的，可认定合同有效”之规定，北生集团未取得讼争土地的使用权即与威豪公司签订协议转让该土地的使用权，且既未对土地进行实际的投资开发，也未在一审审理期间补办有关土地使用权登记或变更登记手续，因此，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无效。依据无效合同返还原则，北生集团应返还其收取的购地款2500万元及利息。
北生集团答辩认为，《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合法有效，该协议的性质是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即北生集团将其与招商中心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中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威豪公司。但在一审审理期间，北生集团不能提供其与招商中心签订的协议或其他证据证明其与招商中心之间具有土地合作开发关系。而北生集团与威豪公司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中也没有任何关于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的约定。相反该协议书第六条约定威豪公司付清全款后，北生集团向威豪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并为威豪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显然，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土地合作开发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而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即使《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是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北生集团的转让行为未得到原合同相对方的同意，该转让行为亦无效。所以，北生集团关于合同合法有效的抗辩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北生集团还认为，威豪公司未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付足全部款项，致使其无法协助威豪公司取得该幅土地的使用权，威豪公司对此应自行负责。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的规定，北生集团作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方应当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方可转让该土地使用权。北生集团在本案中的转让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受让方未付清全部款项并不能使北生集团的违法行为合法化，也不是导致涉案合同无效的原因。北生集团的该抗辩主张与司法解释的规定相悖，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即威豪公司、北海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威豪公司、北海公司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于债权请求权，不适用于形成权。而威豪公司、北海公司关于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属于形成权之诉，不应受两年诉讼时效的限制。其次，因合同无效产生的财产返还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债权请求权范畴，理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的限制，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鉴于当事人并不享有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权力，合同只有在被法定裁判机关确认为无效之后，才产生不当得利的财产返还请求权及该请求权的诉讼时效问题。因此，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被法院宣告无效后，威豪公司才享有财产返还请求权。如北生集团不予返还，威豪公司才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才开始起算。以合同被宣告无效为无效合同诉讼时效的起点，威豪公司、北海公司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北生集团提出以合同被宣告无效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可能会导致以无效合同为基础的民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但诉讼时效原则体现的是国家公权力对私权的合理干预，以及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产生冲突时，立法对公共利益的倾斜与保护。同时，在涉及无效合同财产返还的诉讼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如何适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另一种诠释：即以无效合同的履行期限为确定诉讼时效的依据。其理由是无效合同的当事人通常在合同被法定机关确认为无效前，并不知道合同无效，当事人对无效合同约定的合同利益有合理的预期。如无效合同约定了履行期限，在该履行期限届满后；如合同未约定履行期限，在当事人主张权利后，合同相对方仍不能完全履行义务，当事人即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合同权利”受到侵害，则应积极地行使诉讼权利，维护自身利益。但由于本案双方当事人未对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履行时间进行约定，威豪公司、北海公司从未向北生集团主张过权利，北生集团也从未告知过威豪公司不能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威豪公司不知道也不应知道北生集团不能履约。所以，无论是以合同被法定裁判机关宣告无效，还是以无效合同的履行期限为依据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威豪公司、北海公司在2005年提起返还财产的诉讼，均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
北生集团认为，《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北生集团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13日内为威豪公司办理蓝线图和转换合同。北生集团未在该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威豪公司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即开始起算。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合同的诉讼时效计算应以合同主要义务的履行期限为依据。《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中约定的威豪公司支付购地款的对价是北生集团转让土地使用权给威豪公司，办理蓝线图等只是附随义务，其履行期限并不能替代合同主要义务的履行期限，也不应作为确定整个合同的诉讼时效的依据。其次，《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如果北生集团未能在合同订立之日起13日内办理蓝线图和转换合同，合同仍然继续有效执行。实际上在该时间之后，双方也还在继续履行合同。可见，未及时办理蓝线图及转换合同并不影响合同其他权利义务的履行。再次，从现实操作而言，土地使用权过户的全部手续通常也不可能在13日内能办理完毕。因此，无论从法理、合同约定、实际履约情况还是从现实操作的情况分析，在合同签订后的13日内北生集团虽未依约办理好蓝线图等，但并不能据此推断威豪公司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北生集团不能履行转让土地使用权的义务。
此外，北生集团还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9）北民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后，威豪公司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北生集团侵害，诉讼时效期间即开始起算。一审法院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是威豪公司与恒通公司的争议，并未就本案原、被告之间的纠纷进行审理。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威豪公司与恒通公司之间的合同不能履行、合同无效，并不能推导出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之间的合同不能履行或无效，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的规定，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之间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在威豪公司提起诉讼时，实质上还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即如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北生集团能补办有关土地使用权的手续，合同仍然可以有效履行。此外，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之间的合同没有约定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履行期限，虽然威豪公司与恒通公司产生了诉讼，威豪公司仍未向北生集团主张权利，北生集团也未告知威豪公司不能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所以，威豪公司虽在与恒通公司的诉讼中败诉，但并不能由此推定威豪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北生集团侵害了其权利，从而致使其不能履行与恒通公司之间的合同义务。
综上所述，北海公司作为威豪公司的开办单位、主管部门及唯一的出资方有权参加诉讼，对威豪公司的债权进行清理。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之间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名为合作开发，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该协议违反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为无效合同。北生集团取得2500万元购地款及利息没有合法依据，应予以返还。威豪公司、北海公司提起诉讼，符合法律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其诉权应依法受到保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之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
（一）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于1993年3月3日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为无效合同；
（二）北生集团返还威豪公司、北海公司 250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从北生集团取得款项之日起至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为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计算）。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82 986元，由北生集团负担。
北生集团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威豪公司、北海公司的诉讼请求；3．由威豪公司、北海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北海公司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北海公司作为威豪公司的开办单位、主管部门及唯一的出资方，虽然有权利和义务对威豪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但并无法律规定，在法人尚未注销时，其开办单位有权作为当事人代为或共同参加诉讼。这在根本上违背了法人独立的原则。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威豪公司虽然系由北海公司申请开办，但被依法吊销了营业执照之后并没有在包括其开办单位北海公司在内的组织下进行清算，也没有办理注销登记。因此威豪公司仍然是一个依法独立存在的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并不影响威豪公司依法保持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和其他民事行为能力，威豪公司仍然有权且只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法律赋予的各项民事权利，包括参加诉讼。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北海公司为本案适格原告显属错误。
（二）威豪公司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1．一审法院关于“原告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属于形成权之诉，不应受两年诉讼时效的限制”的认定，没有法律依据。关于请求确认无效合同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一直以来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一定的争议。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无效合同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宜也不应该把存在争议的学理、学说作为定案的依据，应该同样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即以2年为限。2．一审法院认定“以合同被宣告无效为无效合同诉讼时效的起点”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为，“鉴于当事人并不享有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效力，合同只有在被法定裁判机关确认为无效之后，才产生不当得利的财产返还请求权及该请求权的诉讼时效问题”。北生集团认为，合同是否有效并不影响当事人主张权利，故确认合同无效和返还财产请求权是可以分开且应该分开的两个问题。法院不能抛开法律规定，自行推定威豪公司何时知道其权利受损，否则诉讼时效将形同虚设。而且，合同无效虽然存在违法因素，但本案涉及的财产均为当事人自由处分的范围，属私权，不是国家必须主动干预的范畴。简单的以合同被宣告无效为财产返还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起点，必然导致以无效合同为基础的民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健康发展。3．权利人的权利是否受到侵害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应由法定裁判机关确定，但权利人知否其权利受到侵害则是一个事实问题，要靠证据来认定。威豪公司与恒通公司的土地转让合同被判无效，确实不能推导出本案合同无效，从而确定威豪公司的权利受到侵害，但可以据此认定威豪公司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首先，北生集团对涉案土地并无使用权，也没有实际投资开发利用土地，经过十几年，仍然不能办理土地转让手续，其与威豪公司的土地转让合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极有可能被判无效；其次，威豪公司已经向恒通公司承担了法律责任，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威豪公司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已经发生。而威豪公司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从未向北生集团提出主张，致使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威豪公司及北海公司答辩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北生集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一）关于北海公司的主体问题。北海公司是威豪公司的开办单位，威豪公司已于2003年11月26日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并被责令由主办单位、投资人或清算组进行清算。威豪公司至今未成立清算组，因此作为主办单位的北海公司有权利有义务对威豪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工作。本次诉讼，亦是对威豪公司债权债务的清算工作之一，由北海公司同权利义务已受限制的威豪公司共同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二）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威豪公司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威豪公司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1．无效合同的确认不适用诉讼时效，无效合同产生的财产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算。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期间限制。合同无效是法律所代表的公共权力对合同成立过程进行干预的结果。确认合同效力是价值判断的范畴，只要法律、行政法规认为合同是无效的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就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而不应考虑合同无效经历的时间过程。此外，诉讼时效制度适用于债权请求权，而确认合同无效则属于形成权，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属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合同无效是一种法律状态，法律不应强求当事人随时随地对合同效力进行审视，从而使交易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当事人在善意履行合同过程中，不发生对合同效力认定及无效合同财产处理的主张起算诉讼时效问题。无效合同产生的财产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算。如果说以“民事关系的稳定”为借口使无效合同经过时间的延续达到与有效合同相同的事实结果，这显然是违背立法宗旨。2．即使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应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北生集团有关威豪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也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之间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未就主债务的履行约定履行期限。对于无履行期限的合同，根据我国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诉讼时效的起算有如下几种：（1）债权人催告当时债务人就表示立即履行，实际上未履行的，诉讼时效自催告次日起算；（2）如果当事人协商一致，确定一个明确的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自该期限届满之次日起算；如果当事人就履行期限协商不成，在任何一方提出了一个合理的履行期限后，诉讼时效自该合理期限之次日起算；（3）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债务人当即明确拒绝，而该拒绝含有将来也不履行债务的意思，那么，诉讼时效应从该拒绝之日的次日起计算。本案中，上述几种情况均不存在，因此本案不存在威豪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事实，诉讼时效并未起算。实际上，正是双方当事人结合北海市房地产业的状况，从最大限度维护双方利益的角度出发，共同认可合同处于一个持续的事实状态，因此不存在权利被侵害的情形。3．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之间的合同效力非经裁判机关裁决，当事人及任何第三人都无权认定合同效力，威豪公司也不能援引另案的判决，来主观推断其在本案合同中的权利被侵害。事实上，威豪公司与第三人订立合作开发合同时，对北生集团何时能真正取得争议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并不明确，对由此产生的可能对第三人的违约早有合理预知，并愿意承担此种风险，因北生集团即便不能在威豪公司与第三方约定的期限内取得该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威豪公司也不能想当然的单方推定北生集团违约。况且，在威豪公司与恒通公司的争议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北民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后，北生集团在本案一审前，依然存在依法取得约定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依合同约定再转让给威豪公司的可能性。事实上，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之间的合同并非绝对无效的合同，如果北生集团在本案一审期间能够取得争议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该合同仍可认定为有效合同。威豪公司未能在另一诉讼一审期间取得争议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不等于北生集团不能在此后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精神，如果北生集团在本案一审期间能够取得争议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双方的合作开发合同仍可以被认定为有效合同。事实上，当时威豪公司的权利也未遭受侵害，直到起诉前，威豪公司及北海公司仍希望北生集团继续履行交付土地使用权的义务，但北生集团至今无法完成该合同义务，直接导致了合作开发合同的无效。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有二：其
一、北海公司是否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其
二、威豪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一）关于北海公司是否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
经查，威豪公司是由北海公司申办成立的。由于威豪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工商年检，2003年11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吊销威豪公司的营业执照，但至今尚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注销登记，公司终止。”威豪公司虽然系由北海公司申请开办，但被依法吊销了营业执照之后并没有进行清算，也没有办理公司的注销登记，因此威豪公司仍然享有民事诉讼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即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参加民事诉讼。北海公司作为威豪公司的开办单位，虽然有权利和义务对威豪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但在威豪公司尚未注销时，其开办单位作为当事人共同参加诉讼，没有法律依据。北海公司不是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所签合同的缔约人，其与北生集团之间没有直接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北海公司为本案适格原告，于法无据。北生集团关于北海公司不具备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的上诉请求，应予支持。
（二）关于威豪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一审法院认为，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名为合作开发，实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协议。因北生集团未取得讼争土地的使用权即与威豪公司签订协议转让该土地的使用权，且既未对土地进行实际的投资开发也未在一审审理期间补办有关土地使用权登记或变更登记手续，故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应为无效。一审法院上述关于合同性质及效力的认定，符合本案事实，适用法律正确。且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效力亦无异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院认为，合同当事人不享有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权利，只有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有权确认合同是否有效。合同效力的认定，实质是国家公权力对民事行为进行的干预。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而合同经确认无效后，当事人关于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的请求，应当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中，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被人民法院确认无效后，威豪公司才享有财产返还的请求权，故威豪公司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
北生集团主张，双方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北生集团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13日内为威豪公司办理蓝线图和转换合同，北生集团未在该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威豪公司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即开始起算。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如果北生集团未能在合同订立之日起 13日内办理蓝线图和转换合同，合同仍然继续有效执行，只是北生集团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即赔偿威豪公司100万元。因此，合同仍处在继续履行状态，未及时办理蓝线图及转换合同并不影响合同其他权利义务的履行，而且，上述义务也不是双方合同的主要义务。故在合同签订后的13日内北生集团虽未依约办理好蓝线图等，但并不能据此推断威豪公司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北生集团不能履行转让土地使用权的义务。北生集团的该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北生集团上诉还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9）北民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后，威豪公司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北生集团侵害，诉讼时效期间即开始起算。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此问题的认定，理据充分。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是威豪公司与恒通公司的争议，与本案没有直接的联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威豪公司与恒通公司之间的合同无效，并不能推导出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之间的合同亦为无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的规定，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之间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在威豪公司提起诉讼时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即如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北生集团能补办有关土地使用权的手续，合同仍然可以有效并得到履行。北生集团也未告知威豪公司不能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所以，威豪公司虽在与恒通公司的诉讼中败诉，但并不能由此推定威豪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北生集团侵害了其权利。北生集团的该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5）桂民一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变更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5）桂民一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广西北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返还北海市威豪房地产开发公司25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取得款项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计算）。
一审案件受理费、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565 972元，由广西北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