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

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共8篇）

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 篇1

一、学界的观点及评析

(一) 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

这是基于《民法通则》关于一般诉讼时效的起算规定。该标准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从债权本身的角度来说, 其已经受到了侵害;从债权人的角度来说, 其在主观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种权利被侵害。在这种主客观相统一的时候, 诉讼时效开始起算。具体对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来说, 一是应以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遭到拒绝时起算;二是虽然法律规定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 但是该规定要求给予债务人合理的宽限期, 所以应于债权人向债务人提出履行请求并经过合理宽限期的次日, 如债务人不履行的, 诉讼时效开始计算。

笔者认为, 该观点的实质在于通过对“立法原意”的解释来允许债权人将“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变成“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分析如下:对于一般有履行期限的合同来说, 这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会在履行期限届满时出现。因为在期限内债权人无法行使其权利, 只能等到期满时, 才有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权利。这时债务人的沉默或者明确拒绝都构成侵害的开始, 并为债权人得知 (当然, 在任何时候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时, 都是侵害发生点。只是在期满之前债权人无法或者没有行使权利时, 债务人往往没必要这么做) 。而对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来说, 虽然法律明确规定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 债务人也可随时履行。但是其立法本意在于, 让债权人能够通过事后的主张债权的行为来确定或者说弥补这个期限 (该期限包括合同生效至主张时已经经过的期限加上主张中可能存在的宽限期) , 而不是鼓励在订立合同之后立即履行债权债务。所以, 通过该弥补后可以使得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成为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 则可适用关于一般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的处理办法来确定该诉讼时效的起点。

笔者认为该观点的最大漏洞在于, 一般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的期限是双方约定的, 而依上述说法, “该事后的弥补”是债权人单方确定的, 有扩张债权人权利而损害债务人利益之嫌, 至少从合同生效起至债权人请求时这段期间完全由债权人操纵, 相当于其在操纵时效起算点 (当然上文也说到任何时候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都是侵害发生点, 这里的论述就一般情况下债权人的角度而言) 。从诉讼时效本身的角度来说, 时效制度的目标在于“惩罚睡眠于权利之上之人”, 而该观点是违反限制债权人权利这一精神的。如果债权人能自由决定时效起算点, 那时效制度将名存实亡。

(二) 从请求权可以行使之日起算

该观点主张摒弃我国“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的规定, 而替而代之的是“请求权可以行使之日”, 即“请求权行使的法律障碍排除之时”。至于此时债权人是否事实上向债务人主张了其实体权利, 在所不问。具体来说, 在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中, 诉讼时效从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

笔者认为这一论断是值得借鉴的。因为它并没有像第一种观点一样将诉讼时效起点的决定权给予债权人, 而是严肃了法律设置诉讼时效的目的, 强调了时效的起算点是由法律规定的, 而债权人只是被动的受其约束。当然, 该“法律规定”的意思是说合同双方在订立合同中达成了对于期限条款的合意, 该条款被法律承认并约束着双方, 而期限条款在一般情况下对于诉讼时效的起算意义重大。具体来说, 在一般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中, 该期限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 在该期限中, 除非发生特殊情况, 债权人无法行使权利而债务人也无履行义务, 债权人受到该约定期限的束缚, 法律保护这种束缚, 所以期限届满时债权人才有要求债务人履行的可能, 而这也仅仅是可能, 因为债权人完全可以不要求。但是此时对于债务人来说, 前段期限的“享受”后换来的是在期限届满时的必须履行, 任何不履行 (包括明示和默示) 都将构成违约。而在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中, 法律明确规定债权人可以随时行使权利, 当然这种行使也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法律赋予债权人这种权利时又如何通过其他手段束缚它呢?如果把债权人事后要求履行时或者所要求的宽限期届满时, 债务人的不履行 (包括明示和默示) 作为时效起算点, 那么就没有束缚反而放任了债权人的这种权利了, 因为其不经过与债务人的合意就可以擅自决定这样一个“履行期限”。

然而笔者认为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的规定同样适用于该种合同并且同样可以得出“从该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的结论, 而非基于“请求权可以行使之日”的理论前提。具体分析如下:在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中, 法律赋予债权人随时请求履行的权利可以产生两种极端的后果:一是债权人从合同生效时就要求履行;二是债权人在相当长的时间 (三十年、五十年) 后要求履行。而在这两种可能性中, 法律更倾向于鼓励的是前者而非后者:首先, 后者已经严重损害了时效制度设立的目的, 即一开始就有请求履行权利的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怠于行使该权利应该受到惩罚;其次, 如果说第一种极端情况损害到了债务人的利益, 那么法律规定的补救措施即给予必要的宽限期完全可以抵消这种损害。在这种鼓励下, 一方面, 债权人在合同生效时就有了要求债务人履行的权利;另一方面, 债务人履行债务的义务随合同生效时就已经确立, 因为没有履行期限的约定, 债务人自合同生效时就应该履行其债务, 而不是必须经债权人请求后才能履行。这就与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在期限届满时的情形相类似了, 此时合同的生效之时相当于期限届满之时, 所以适用“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害之日”的规定顺理成章。至于后面债权人的请求或者债务人的允诺都可以作为时效中断情形。

二、我国的相关规定及其完善

(一) 我国的相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 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 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 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 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该条文实际上采用的是学界的第一种理论。笔者认为其不足之处在于, 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债权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履行权利, 比如债权人在三十年后要求债务人履行而遭到债务人拒绝, 按照该司法解释则把这个第三十年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 时效为两年。而二十年的最长时效起算点是侵害之日, 即三十年时债务人的拒绝之日, 而非合同生效之日。所以这个例子中第五十年才是债权人的“最后期限”。但是, 债权人自合同生效之日就可以随时提出履行请求, 如果怠于行使这种请求也受法律保护, 则显然违背设置二十年最长期限的目的。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说通, 但是违背时效制度的精神。而该司法解释至少给这种违背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二) 我国相关规定的完善

鉴于该司法解释的不足, 笔者认为对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诉讼时效的起算可采用合同生效之日的观点。从表面上看, 这个起算规则不利于保护债权人, 因为合同生效后两年内债权人必须提出诉讼, 时间比较仓促;也不利于对债务人的保护, 因为债务人自合同生效时就有可能受到起诉。但是实际上, 前一种情形完全可以利用中断制度来弥补, 因为合同生效后债权人的请求履行可以导致时效中断而重新起算;后一种情形中债务人完全可以利用“合理期限”作为抗辩事由。所以, 基于理论的统一性以及实践中又不至于构成损害双方利益, 我国关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诉讼时效的起算规定, 完全可以使用从合同生效之日起的观点。

参考文献

[1]魏振瀛:《民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2]柳经纬:《关于时效制度的若干理论问题》, 《比较法研究》, 2004年第5期。

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 篇2

更进一步说，如果超过了诉讼时效再来起诉，法院将不再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当然，如果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方当事人自愿履行的，可以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合同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一种，诉讼时效适用于民法通则中一般的时效规定，即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例如《民法通则》第136条第1项又规定：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诉讼时效为1年;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诉讼时效为 1年;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损毁的`，诉讼时效为1年。

谈行政合同诉讼的问题分析 篇3

关键词：行政合同；法律问题；完善建议

在现今，作为一种比较新的合同行为和有效的社会管理方式，行政合同在我国的运用范围已经很广，但是行政合同在司法处理方面还存在许多的问题，比如司法审查等，在以下内容中将进行详细论述。

一、行政合同的定义与特点

行政合同也叫“行政契约”或“公法契约”，是指行政机关为达到维护与增进公共利益，实现行政管理之目标，与行政相对人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在合同的缔约和履行过程中，作为行政机关的一方，往往有着超越合同相对人的单方面强制性的权利（行政优益权）：如“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单方面解除合同；在合同缔约阶段选择特定的相对人，相对人无权拒绝；以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合同相对人进行指挥，监督的权利等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行政合同有如下特点：

（1）行政合同的主体一方必须为行政机关。

（2）合同的订立是以公共利益或者行政机关执行行政权力（行政管理）为目的，签订的合同。

（3）作为一方的行政主体与合同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是不对等的，行政合同中往往体现了行政机关的公权力，即行政优益权。

（4）行政合同的订立需要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意思表示一致，有着合同的属性。

二、行政合同诉讼存在的问题

1.没有明确与民事合同诉讼的区别

行政合同虽然在我国使用广泛，但是我国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其基本内涵，最高人民法院只是将行政合同作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给予了明确，但是从合同成立的标准上看行政合同和民事合同有很大的相似性。在具体的案件处理过程中，法院在解决行政合同诉讼时，通常会首先考虑行政诉讼法的内容，在没有相关依据时才会寻求民事法律解决，这就容易造成案件的民事化，将行政合同诉讼当做普通的民事案件来处理，适用方式混乱，执行标准不分。

2.案件事由不一

正是因为法律的缺失，致使在起诉时的理由难以统一或者归纳，没有具体的方向性。比如在起诉中通常出现的情形有：第一，认为行政主体侵犯其合法权益而提起诉讼；第二，认为行政主体违反《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的相关内容而起诉；第三，认为行政主体滥用优益权而提起诉讼等。这些诉讼事由造成行政合同诉讼极为混乱，也给法院处理相关案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3.行政合同诉讼不能调解解决

由于行政主体具有特殊的身份性质，其权利和义务也是由法律进行明确且严格的规定，所以作为行政合同的当事人不能随意放弃或者免除相关权利或者义务，因此，从此意义上说该类纠纷不能通过调解解决。但是还应当看到，在该类合同成立和履行的过程中，行政主体一直是强势一方，其具有很大的决定权，而合同最基本的要求是合同双方能够平等且意志自由，因此，行政合同是违背契约精神的，难以符合合同性质，更不利于合同的履行，这不符合世界处理合同诉讼的主流思想。

4.法院对行政合同判决的形式过于单一

在行政合同的具体处理上，理论学者和实践部门有所不同，从处理行政合同的法院角度看，行政合同诉讼案件的处理只有撤销判决和确认判决两种形式。但是，在相关的学术理论中，只有单方具体行政行为才可以做出撤销的判决，因此行政合同不能适用该类处理方式。同时，法院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没有做出过履行判决和变更判决的情况，这些现实中的做法造成行政合同诉讼解決方式单一，难以符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也不利于诉讼纠纷的最终解决。

三、完善我国行政合同诉讼的建议

当前，人民法院处理行政合同诉讼时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处理问题的单向性、解决过程的强制性和公权力性，这种看似有效的处理方式从实际运行上看不利于行政合同的真正解决，所以，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诉讼解决机制，至此，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

1.明确受理案件的范围

这一建议包括以下内容：首先是赋予行政合同相对人以撤销权，如认为行政主体在合同中的要求侵害其利益，可以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其次是当事人如果认为行政合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如继续履行将侵害其合法权益，可以提起撤销或者无效之诉；最后是在行政主体滥用权力，对相对人的正常经营或者其他合法行为进行干涉时，可以提出撤销之诉。

2.明确原告的诉讼资格

行政合同毕竟是具有契约性质的合同，既然是契约就要尽量实现合同双方的权利对等，行政相对人具有的原告资格，行政主体也应当具有，同时还应当明确第三人和检察机关的原告资格。这里所提到的检察机关作为原告的资格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即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合同出现侵害国家利益时，检察机关可以作为原告主动提起诉讼；而第三人则是指与行政合同具有利害关系的关系人，这一建议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合同之外第三人的利益，避免行政机关与相对人通过合同的形式达到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

3.确立调解制度解决纠纷

在前面已经反复提到，行政合同也是一种契约，其也是在双方合意、资源的基础上达成，因此，合同中当事人的意志是起主要作用的力量。在解决这类纠纷时也应当体现当事人双方的意愿，使纠纷能够达到双方的基本要求，所以在纠纷发生时开展正常的对话是很有必要的，在此笔者提出在行政合同诉讼中可以适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

4.建议完善判决的形式

前文已经提到，针对行政合同，人民法院主要有两种判决形式，撤销判决和确认判决，这两种形式对于解决行政合同诉讼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相应的确立其他判决形式，如变更判决、给付判决等，这样才能更好的保障合同的效力和合同双方的权益。

四、结束语

行政合同诉讼存在的法律问题是我国修改行政诉讼法律时所必须正视的重要问题，也是保障社会有序发展的重大方面，在处理该类纠纷时要特别注意对纠纷内容的把握和纠纷处理方式的运用。

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 篇4

对于同一个当事人而言, 在专利侵权诉讼和专利无效宣告两个不同程序中涉及的权利客体是相同的, 所追求的商业利益也是相同的, 因此存在一个如何从启动时间、陈述内容、请求事项、进度控制等方面相互配合、协调地运作这两个程序的问题。为此, 要求当事人或其代理机构具备很高的专业素质和实务操作技巧, 以应对不同的复杂情况。

北京邦信阳专利商标有限公司 (简称“北京邦信阳”) 受本案专利权人淮南市杰明生物医药研究所 (以下简称“杰明药研所”) 的委托, 参与了ZL 92110554.1的专利权纠纷的解决过程。经过专利侵权诉讼管辖法院的二级审理, 终审判定被告侵权事实成立;最近我们又收到了复审委员会做出的维持专利权有效的审查决定书。至此, 这场关系当事方企业兴亡的专利权纠纷告一段落, 而中间的过程值得我们好好回味。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件, 下面我们对其中具有普遍性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 供参考。

案件提要

2004年1月7日, 杰明药研所以四川某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被告) 在合肥的经销商 (以下简称“经销商”) 侵犯其所有的第92110554.1号专利 (以下简称“争议专利”) 为由, 将二公司列为共同被告, 起诉至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4年3月22日起, 被告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陆续提交了4份针对争议专利的无效宣告请求, 以期通过宣告专利权无效, 使侵权诉讼失去基础。

经过两级法院的审理, 2005年6月28日,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上述专利权侵权诉讼案做出终审判决, 维持了一审判决, 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使用争议专利方法侵权生产产品、并停止销售, 赔偿原告杰明药研所的经济损失;判决经销商立即停止销售被告侵权生产的产品。

2007年3月23日, 国家知识产权专利复审委员会就被告提出的针对92110554.1号专利的多份无效宣告请求作出维持专利权有效的决定。

权利冲突过程的分析

一、冲突的开始

相关案情: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专利权人将生产者和销售者共同起诉至销售地法院。

对于专利权人而言, 由于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管辖法院, 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占据了主动的位置。

对于被告而言, 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行动不应当直到被起诉了后才开始, 这太迟了!这是造成本案被告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很被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可能成为被告的客户, 我们一般会建议在制造、销售产品之前, 先做一个专利检索和分析, 看其产品是否存在侵犯他人专利权的情况。若有, 则收集证据并分析该专利权的稳定性, 一旦证据有利和充分, 就先手提出宣告该专利无效的请求。

二、冲突的发展

相关案情:在被诉后, 被告向专利复审委提出宣告该专利无效的请求, 并提出中止诉讼的请求, 未获准。在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后, 无效宣告请求的决定却还遥遥无期。

对于专利权人而言, 应当尽可能地加快法院的审理, 拖延专利无效宣告的审理进程, 以便在专利复审委作出可能对自己不利的决定前, 使法院依据专利权有效的原则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判决, 使对手承担专利侵权的民事责任。在本案中, 我们的客户在每一步都赢了对手, 特别是在应对被告提起的无效宣告请求的审理程序中, 利用对方准备仓促、理由和证据不恰当和提交的请求文件中存在的形式缺陷, 据理力争地陈述意见, 迫使对方为补充新理由和新证据、克服请求书中的形式缺陷而前后提出了4次无效宣告请求, 打乱了对方的阵脚;我们还逐一化解了对方发起的4次攻击, 仅仅是走完这4个审理程序, 就为客户尽早完成侵权诉讼程序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对于被告而言, 应当尽可能地拖延侵权诉讼管辖法院的审理程序, 加快无效宣告的审理进程, 以期在法院终审判决之前争取得到可能存在的、对自己有利的宣告专利权全部或部分无效的结果;前者可使专利侵权诉讼终止审理, 后者可能由于限定了专利权的范围而使自己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不被判定为侵权。在本案中, 被告本来有两个机会可能达到上述目的, 一是在收到专利侵权诉状之前、至少在之后的答辩期间内马上请求宣告涉案专利权无效, 并请求人民法院中止审理专利侵权诉讼案;二是一次就准备好无效宣告请求, 并尽量促进其审理进程, 争取在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前获得对自己有利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然而, 被告没有把握住这两个机会:

*被告没有在最佳时期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在无效宣告请求的审理中, 被告接二连三地出现失误, 让专利权人抓住了机会, 拖延了时间。

三、冲突解决的结果

相关案情:终审法院认定被告侵权事实成立。一年后, 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审查决定, 维持专利权有效。

对于专利权人而言, 获得这样的结果算是大获全胜了。但是, 假若出现相反的情况, 即侵权诉讼被中止、无效宣告请求的审理结果可能对自己不利时, 为了避免失去专利权而导致被垄断的市场利益被大众瓜分, 可以考虑与对手进行和解, 由两方分享利益。

对于被告而言, 当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也不能扭转被动时, 应当积极寻求庭外和解, 争取获得专利的实施许可, 以较小的代价, 避免已投入的巨大的生产和开拓市场的成本付之东流的最坏结果。

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禁止反悔原则的适用

在对权利冲突过程的分析中, 我们没有谈到专利权人在侵权诉讼管辖法院对专利权范围所做的陈述与其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对专利性所做的陈述之间的关系, 它涉及如何适用禁止反悔原则的问题, 下面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如图1所示, 专利权人在侵权诉讼管辖法院所做的、确定其专利范围的陈述1和法院认定的专利保护范围不能作为专利复审委员会的确权依据;相反, 在无效程序中, 专利权人为维持专利权有效, 通常会缩小专利的保护范围或作出保护范围较小的陈述, 此时专利权人所做的陈述2适用禁止反悔原则, 可在侵权诉讼中限制对专利权范围的扩大解释。

具体到本案中, 专利权人在侵权法院的陈述1认为, 根据等同原则, 被告产品B中的部分技术特征与专利技术方案A中的相应特征是等同的, 被告的产品B落入专利权A的保护范围, 而法院最终也支持了这个观点, 故判定产品B侵权成立;然后, 专利权人在陈述2中认为, 专利技术方案A相比现有技术方案B’具有创造性, 即A与B’的技术方案是有实质性区别的, 专利复审委员会也采信了这一个观点, 从而维持了专利权有效。

现在不必探讨具体的B和B’是否相同, 而是先假设这两者是相同的, 在此基础上来探讨禁止反悔原则如何适用的问题。

专利权人在侵权诉讼和无效宣告审理程序中的相反陈述使其两头得利。被告即使在无效宣告请求中将专利权人的陈述1举证提交到了专利复审委员会, 试图以专利权人在侵权诉讼中自认的、A与B (前提是假设B与B’相同) 中技术特征的等同来说明专利权A的技术方案相对于现有技术B’不具备创造性而应当宣告专利权无效, 然而专利复审委员会是专利权确权的唯一法定机关, 其有权依据客观事实和相关的法律法规而作出独立的审查决定, 而不必须受到专利侵权管辖法院作出的任何认定的约束, 所以专利权人的陈述1和侵权法院的认定并不能作为专利复审委员会认定专利权是否有效的依据。

如果被告认为法院的侵权判决导致专利权人就争议专利获得了超出专利权保护范围的过大利益, 使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 只能再通过相应的司法途径寻求救济。但是, 一旦药品批准文号被注销, 再进行申诉, 漫漫几年的申诉路对一个企业又意味着什么?由于没有采用恰当的解决专利权利冲突的途径、使自己丧失了适用禁止反悔原则的机会, 可想而知其代价是多么大。

我们的建议

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 篇5

周新峰 魏明星

摘要： 司法实践中关于对因无效合同纠纷而引发的诉讼中是否应适用诉讼时效看法不一，主要存在着三种认识即：适用说、不适用说和适用除斥期间说。笔者认为在该类纠纷中无效合同其虽也是当事人间的协议，但因这种协议其内容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道德，故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从性质上讲其应并不是合同。因此在无效合同诉讼中不应有诉讼时效限制。但是由于无效合同引发的民事纠纷常会伴随财产返还或赔偿损失的法律后果，在这两种结果出现时则应区别对待，对出现这两种情形时应根据财产返还或赔偿损失的债权性质去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诉讼时效亦即消灭时效，是指对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的权利人使其丧失诉讼中胜诉权的一种法律制度。该制度是司法实践中债务人为对抗债权人要求其行使债务的请求而广泛使用的一种抗辩事由，在审判实践中尤其是民商事审判中有着非常广泛的适用，我国《民法通则》也于第135条对此进行了规定。但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在实践中常常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如当事人一方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恶意与他人交易，后来由于情事变化不愿履行，便以合同无效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另外，还存在无效合同签订并履行，而且时隔久远的情形后，一方当事人又为经济利益而进行诉讼主张合同无效应返还财产等现象的出现，这些权利的行使从而引发诉讼时效在无效合同中能否适用问题。然而对于这些情况的出现，我国现行《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并未就合同无效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予以明确规定，导致在审判实践上做法也不尽一致。有认为无效合同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也有人认为无效

合同适用诉讼时效的，同时也有人以为在该种情况下应适用除斥期间来进行认定。笔者以为：诉讼时效问题不应适用于无效合同，但在合同被宣告无效后，对由于无效合同而引发的后果而出现的财产返还或赔偿损失问题上则应适用时效的规定。故此笔者试就从无效合同和诉讼时效的法律属性上分析比较进行论述，意求抛砖引玉以求教于各们同仁。

一、无效合同的确认与时效的适用

无效合同是相对于有效合同而言的，又称绝对无效合同。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在内容上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法律效力的合同。是自始就确定的当然的绝对不能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具备合同有效要件的合同，除法律、行政法规特别规定外，成立后即发生法律效力。相反，不具备合同有效要件的合同，则不能于成立后就发生法律效力。不具备合同有效要件的合同因其所欠缺的合同有效要件的情况不同，其性质和后果也不完全相同。无效合同就是因其严重欠缺合同的合法性而不可能具备法律效力的合同。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了无效合同的几种情形：(1)一方以欺诈、胁近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确认合同无效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其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无效合同的性质而言，合同无效的确认是一个事实的确认，对合同无效的确认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以及有权机关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因为，无效合同在性质上并不是合同，而只是一个独立的范畴。我国《民法通则》区别了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行为的概念。民事行为包括了合法的和非法的行为;而民事法律行为是一特定的概念，它仅限于合法的民事行为，非法的民事行为，则是无效民事行为，这就从本质上区别了合法与非法的民事行为。由于民事法律行为的典型形式乃是合同，因此，无效合同和合同应作出严格区分。合同是当事人之间产生、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合法行为，而无效合同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但因其内容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道德而不能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而且也不具

有合同所应有的拘束力，所以对无效合同来说，虽然已达成协议，但并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因而应与合同相区别。

一般认为，无效合同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无效合同的违法性。所谓违法性，是指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由于合同的违法性表明此类合同根本不符合国家意志，因此不能使合同发生法律效力。二是无效合同是自始就不发生效力的合同。所谓自始不发生效力，是指自成立时起就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在当事人间不产生合同中约定的债权债务。三是无效合同是确定的不发生效力的合同。这就是说，无效合同不仅自订立时起不发生效力，其后也不会因其他行为的补正而发生效力，其无效的后果是自始确定不变的，既非因当事人撤销合同而无效，也非因合同未被追认而无效。四是无效合同是当然的绝对不能发生效力的合同。所谓当然地绝对无效，是指无须经任何程序和无须任何人主张就是无效的。对于无效合同，任何人都可主张其无效，任何人也不能使其有效。五是无效合同的国家干预性，这种干预主要体现在，合同当事人就合同是否无效发生争议时，得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决，不能将无效合同无效的事实改变，而法院和仲裁机构不待当事人请求合同无效，便可以主动审查合同是否具有无效的因素，如发现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便应主动地依职权确认合同无效。即使当事人未主张合同无效，法院或仲裁机构也不能将无效合同作有效合同处理。

其次，合同无效和诉讼时效在制度功能上并不一致，二者的价值追求不同。确认合同无效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关系的合法状态。诉讼时效的规范功能在于维护新的事实状态。诉讼时效适用于债权的请求权。凡债权请求权，无论其发生原因及请求权内容为何，均得为消灭时效的客体，包括契约履行请求权及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请求权，缔约上过失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当得到返还请求权，及侵权行为为损害赔偿请求权等。从各国法律关于时效的规定来看，都不适用于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我国《民法通则》中对诉讼时效的规定，也没有包括无效的确认。

由于无效合同自始绝对确定的无效，因此，无效合同本身不适用于诉讼时效制度。无效合同的确认之诉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合同绝对无效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而绝对无效合同的认定不应适用时效是合法推定。在当事人一方请求履行合同义务时，相对方可行使抗辩权拒绝履行。

有观点认为，合同无效或者确认合同无效应当是有时间限制的。其理由在于合同履行多年之后，仍坚持将合同确认无效，既有悖于合同无效制度的初衷，也与稳定秩序的法律宗旨不相符，不利于当事人的生活安宁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对无效合同确认加以时间限制的目的在于维护既存且稳定的事实状态，不使其因某合同被确认无效而被破坏，限定的是否定既存事实状态的权利或权力。除斥期间的规范功能与对无效合同的确认加以时间限制的目的相吻合。故主张时间限制应归属于除斥期间。笔者以为，这种观点从合法性和合理性上讲都是站不住脚的。第一，除斥期间，是某种合法权利的预定存在期间，而合同无效在于纠正不法情形。第二，片面强调当事人交易关系的安定，实际上是允许不法状态的持续存在，这样就会大量出现规避法律的强行规定或禁止性规定的情况，这将有损公共秩序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正如王利明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认为确认合同无效应受时效的限制，则在一定的时间经过以后违法的合同将变成为合法的合同，违法的行为将变成合法的行为，违法的利益将变成为合法的利益，这显然是不符合立法的宗旨和目的的，也与法律秩序的形成是相矛盾的。

二、合同宣告无效后产生的请求权与诉讼时效的适用

我国合同法第56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效力。因此，合同被确认无效和被撤销以后，将溯及既往，自合同成立之日起就是无效的，而不是从确认合同无效之时起无效。尤其是对无效合同来说，因其在内容上具有不法性，故当事人即便在事后追认，也不能使这些合同生效。合同关系不再存在，原合同对当事人不再具有任何拘束力，当事人也不得基于原合同而主张权利或享受任何利益。但是，无效合同虽不能产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效果，但也并不是不产生任何法律后果。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决定了合同被有权机关宣告无效后产生如下法律后果：

第一、返还财产，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以后，对已经交付给对方的财产，享有返还财产的请求权，对方当事人对于已经接受的财产负有返还的义务，包括单方返还和双方返还。第二、折价补偿，是在因无效合同所取得的对方当事人的财产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时，按照所取得的财产的价值进行折算，以金钱的方式对对方当事人进行补偿的责任形式。

第三、赔偿损失。根据《合同法》第58条之规定，当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如果由于一方或者双方的过错给对方造成损失，还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四、非民事性后果。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后，除发生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民事性法律后果外，在特殊情况下还发生非民事性后果。《合同法》第59条具体规定了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发生追缴财产的法律后果，即将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所取得的财产追缴回来，收归国家或返还给受损失的集体、第三人。收归国有不是一种民法救济手段，而是公法上的救济手段;一般称为非民法上的法律后果。依《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民法通则》第61条第2款“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的解释，应追缴财产包括双方当事人已经取得的财产和约定取得的财产，体现了法律对行为人故意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范的惩戒。

尽管绝对无效的合同的确认不应当适用时效，但合同在宣告无效以后，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相互返还或损害赔偿的请求权，这种请求应当适用时效的规定。也就是说一旦宣告无效，已经做出履行的一方，有权请求对方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对这种请求权，必须要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这是因为，一方面，请求赔偿损失，应当属于债的请求权的范畴，理所当然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另一方面，在合同宣告无效以后，享有返还原物、赔偿损失请求权的一方，也应当积极行使权利。因为一旦宣告合同无效，法律对现实中的财产关系就会进行重新调整，如果长时间不主张权利，则调整后的法律关系将处于稳定状态，经过较长时间再重新提出，就会破坏这种秩序。因此，在法院在判决中宣告合同无效，但并没有确定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的的情况下，当事人必须在确定的时间内提出。在一方主动提出宣告无效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要求返还原物、赔偿损失，则也应当在诉讼时效期限内提出请求。

(二)、是原合同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时，产生非民事性后果，无论何时，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均应受保护，不受时效的限制。

解除劳动合同与仲裁时效 篇6

甲公司与王某订立派遣员工劳动合同书, 派遣王某至乙公司工作，合同有效期为2008年1月1日起至2009年12月31日止。王某于2008年9月25日被乙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于当日离开乙公司。

王某于2009年11月8日向A市B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甲公司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恢复劳动关系。A市B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其请求事项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原告对此决定不服，向B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提起劳动仲裁的日期已超过1年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判决对王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王某不服一审判决，向A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庭审中，王某、甲公司、乙公司三方各执一词。

派遣员工王某称：

2008年9月25日自己刚一上班就被乙公司领导找去谈话，乙公司领导以所谓的公司内部组织架构调整，无法安排王某的工作岗位作为理由，解除劳动关系，要求即刻办理工作交接，当天离开公司，自己迫于无奈只得当天离开公司。但自己从未收到甲公司和乙公司两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书面通知，两单位既没有办理过退工手续，也没有支付经济补偿金，之后与甲公司和乙公司多次电话交涉，而两单位却互相推诿，直到2009年11月1日才拿到甲公司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那么从2008年9月25日至2009年11月1日应视为劳动关系存续。认为甲、乙公司无故解除劳动关系此举不符合劳动法有关解除劳动合同条款，违反了劳动法强制性规定，属无效行为。因此要求法院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2009年11月1日才从乙公司处拿到甲公司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该日应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自己是2009年11月8日提起劳动仲裁的，所以并没有超过仲裁申请期限。

用人单位甲公司称：

我公司与王某订立的派遣员工劳动合同书的有效期为2008年1月1日起至2009年12月31日止，派遣王某至乙公司工作。2008年9月28日收到乙公司退回派遣员工王某的通知，称公司内部组织架构调整目前无法安排王某的工作岗位，要求停止10月份社会保险，9月25日起退回到用人单位。我司遂于收到乙公司退回通知次日便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快递到乙公司，由乙公司转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我司已尽到及时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员工没有收到与我司无关，且劳动争议的发生超过一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的规定，一审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要求驳回王某的诉求，维持一审判决。

用工单位乙公司称：

确认用人单位甲公司所称上述事实。员工没有收到解除合同通知系员工自己不来领取，并非公司有意不给，且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是用人单位甲公司的义务，王某与我司没有劳动关系，我公司没有义务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2008年9月25日已将王某退回用人单位甲公司，不应承担因解除劳动合同所引起的法律责任。最为重要的是员工在离职1年内没有及时提起劳动仲裁，是员工王某放弃自己劳动仲裁的权利，王某有权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尽管现在后悔了，但却已经过了仲裁申请期限。因此要求法院不支持王某的请求。

案例评析

本案争议应该说基本事实三方无多大异议，关键在于案件的程序争议，许多单位与员工长期以来对法律是重实体，轻程序，劳动争议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这是法律规定，自然无异议。关键是在本案的事实基础上如何适用法律的规定。在此，我们先看下关于劳动争议时效的几个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对下列情形，视为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

（二）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2008年5月1日施行之后，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

劳务派遣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用工单位已将员工解除或终止，用人单位就没必要重复工作。解除劳动合同根据解除的主体不同，一般有员工单方解除即辞职，那就应该有书面辞职信；如是双方或三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有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书，如是单位单方解除，更应当有单位出具的解除合同证明并送达到员工。否则用人单位就像本案的甲公司一样无法举证员工已经收到解除合同证明。且不论实体问题即解除是否合法，单就程序问题就已经埋下了祸根。

由于劳务派遣员工一旦提起劳动争议，涉及用人单位、用工单位、劳动者三方，对用人单位来说面临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如何处理确实是个考验，对用工单位来说退回的风险同样存在，并非一退解千愁。用人单位不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时有发生，只要这份证明没有出具或没有送达到员工，对用人单位始终是个风险，而且员工一旦提起劳动争议仲裁，会引起用工单位对用人单位的劳务服务质量的严重质疑，甚至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败诉的法律责任，这也为劳务派遣单位敲响了警钟。

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 篇7

2002年6月22日, 原告北京某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某顾问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设计合同》 (合同编号:AT-02-15) , 双方约定:被告将北京某艺术学院工程的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发包给原告, 并确定了工程设计费的具体数额及支付时间。合同履行过程中, 因工程项目中途发生变化, 需要对原设计方案进行补充修改, 双方经多次协商后, 于2003年6月22日在原合同基础上达成了《补充协议书》, 原告根据合同约定及被告的要求完成了北京某艺术学院工程的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 并分别于2003年7月24日、8月19日、9月2日将北京某艺术学院的1-5号教学楼施工图、1-3号学生公寓施工图、餐厅施工图交给被告及业主。根据合同约定, 被告应于2003年9月前支付原告设计费共计215.98万元, 但被告实际只支付119万元设计费, 尚欠96.98万元。

原告认为被告延迟支付设计费的违约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遂委托本所于2005年8月31日, 以工程设计合同纠纷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受理此案后, 依法进行了开庭审理, 并于2005年12月9日作出了一审判决, 判令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原告支付设计费80.6130万元。

一审判决后, 被告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该案件在二审审理过程中, 上诉人申请撤回上诉, 2006年5月17日,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诉。

2 代理意见和判决

2.1 原告代理意见

本所在接受原告的委托后, 通过对案件的调查和分析, 就本案工程设计合同有效性、原告与被告履行合同情况, 发表了如下代理意见:

2.1.1 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工程设计合同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

2002年6月22日, 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建设工程设计合同》 (以下简称"该合同") 。该合同约定, 被告将北京东方艺术学院工程的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发包给原告, 并确定了工程设计费的具体数额与支付方式。2003年3月26日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书》, 约定了设计费支付情况、具体比例及计算方式。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设计合同与补充协议符合我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该合同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

2.1.2 原告严格按该协议履行了义务, 但被告至今未全部履行义务

该合同签订后, 原告按照该合同完成了工程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 并分别于2003年7月24日、8月19日、9月2日将北京东方艺术学院的1-5号教学楼施工图、1-3号学生公寓施工图、餐厅施工图交给被告及业主。

按照该合同及补充协议书的约定, 被告应该支付原告共计设计费201.94万元, 但被告只支付了119万元, 尚欠82.94万元。原告多次催讨, 被告均以各种借口拒绝履行其义务。

2.1.3 被告不履行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行为, 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原告与被告依法签订的该合同及补充协议, 合法有效, 双方均应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的违约行为, 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 原告要求被告立即支付设计费。

综合以上几点, 我们代表原告, 恳求法院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设计费和承担诉讼费用。

2.2 被告答辩意见

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 被告方提供了如下答辩意见:

2.2.1 由于原告未完成施工图外线设计工作, 被告有理由不支付剩余设计费

被告认为按照合同约定, 一期全部工程设计完成后被告才付款。一期设计包括公寓、教学楼、餐厅, 根据行业习惯, 整体设计可以理解为包括外线设计。外线包括道路、绿化、电线、管道等。只有外线完成后才能完成使用功能。如果合同中没有对外线进行约定, 通常认定包括外线。被告认为其委托原告的设计工作包括施工图的外线设计, 理由还包括:被告委托原告工作内容是项目总体设计, 其设计内容显然包括项目总图中标注的所有内容, 自然包括项目外线设计;在原告提交各部分工程施工图首页《建筑设计说明》中, 设计范围项中明确写明:含该项目总图、建筑、结构、暖通、给排水及电器施工图设计。而原告实际提交的设计图纸中却至包括内线设计;原告在已完成的初步设计方案中均已包括项目总图中全部内容, 因此其施工图中同样也应包括总图中的全部设计内容。由于原告只向被告提供了不完整的设计施工图, 未能完成其工作内容, 被告付款的条件不成就, 因此, 被告完全有理由不支付剩余的设计费。

2.2.2 被告未支付剩余设计费是由于项目业主未付全款

在本项目中, 被告只是接受项目业主的委托进行工程设计的发包, 现在因资金问题, 投资商停止投资, 导致一期无法开工, 现在正在寻找其他投资商, 设计费无法支付。

2.3 法院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 于2005年10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法院经审理认为, 原告、被告签订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及《补充协议》意思表示真实, 合法有效, 双方均应认真履行。原告履行了上述合同义务后, 被告应按约定支付设计费。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剩余设计费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 具体数额本院依据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计算方式及经双方确认的面积予以计算。2005年12月9日, 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一、被告北京某顾问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原告北京某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支付设计费806130元。

二、驳回原告北京某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 被告不服提起上诉, 后又撤回上诉。

3 律师点评

本案是一起工程设计单位追讨设计费的合同纠纷案件, 案情不是很复杂, 但该案件对于工程设计单位在签订工程设计合同过程中如何防范风险, 启发很大。

3.1 关于工程设计的范围与内容的约定

在签订工程设计合同过程中, 发包人委托设计人的工程设计的范围与内容是非常重要的, 直接关系到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履行, 在工程设计合同签订与履行过程中, 风险是很大的。在司法实践中, 此类的纠纷是比较突出的。本案中被告不支付剩余设计费的重要抗辩理由就是原告没有完成该项目的外线施工图设计, 而外线施工图设计是否包括在施工图设计中在《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中并没有约定, 导致双方分歧很大, 无法达成一致。法院在判决中认为因双方所签合同中没有外线设计的约定, 缺乏充分证据, 故被告以此作为拒付设计费的理由不能成立。

因此, 要防范此类风险, 必须在工程设计合同中, 对工程设计的范围与内容作出非常明确、具体的约定, 不能采取现有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示范文本》中在“设计阶段与内容”中采取“打钩”的方式。在签订工程设计合同时, 必须要对工程设计的范围、工程设计的内容、提交的成果等进行具体描述。如在景观设计合同中, 对设计范围应描述为:甲方划定的设计范围, 具体包括划定范围以内的一级道路绿化、泄洪沟绿化带、集中绿地和景观节点等, 共计具体公顷数。对设计内容应描述为:具体包括设计范围内的环境景观设计;竖向设计;道路系统设计, 包括人行系统、车行系统、消防通道及地面停车场;运动及休闲场地设计;水景设计;景观小品设计, 包括景观亭、棚架、座椅、桥等;植物种植设计;铺地材料设计;景观泄洪沟的景观及挡土墙设计;景观照明设计;景观给排水设计;景观喷灌系统设计;小区标示牌设计。

此外, 建筑工程的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应当满足《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 (2003年版) 的要求。

3.2 关于在设计分包过程中业主不及时支付设计费能否作为设计总包人不支付设计分包人设计费的抗辩理由

合同相对性原则是合同规则和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和前提, 也是合同立法和司法所必须依据的一项重要原则。合同相对性就是指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约束力, 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 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 也不能擅自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 不能以第三人未履行其他合同的义务作为不履行本合同义务的理由。因此, 在设计分包过程中, 如果在合同中没有约定, 业主不及时支付设计费是不能作为设计总包人不支付设计分包人设计费抗辩理由的。

因此, 要防范及转移此类风险, 工程设计单位在签订设计分包合同时, 可以采取两种方式加以规避, 一是由业主、设计总包人、设计分包人三方签订工程设计合同, 对设计费的支付及违约责任作出明确约定;二是在设计总包人与设计分包人在签订工程设计分包合同时, 明确设计总包人支付设计分包人设计费的条件之一是业主已经支付设计总包人相应的设计费。

3.3 关于争议处理方式的约定

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 篇8

公知常识是否定一项技术方案具有创造性的重要依据，因此经常在专利无效诉讼中加以运用。然而，如何认定一项技术属于公知常识？是否需要举证？由谁举证？何时举证？……这些证据规则是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需要仔细解读。在“双鹤药业”案这个经过一审、二审和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再审，荣登最高院2011年度指导案例选的重要案件中，最高院开门见山地指出：“本院系依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有关证据，对专利复审委决定的事实认定以及法律适用进行合法性审查，而非就有关证据是否影响涉案专利的创造性直接予以认定。”但最高院笔锋一转，接着又认为：“本案焦点在于：1、如何确定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2、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件是否具有新颖性；3、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件是否具有创造性。”判决书多处体现了这种内在矛盾，揭示了最高院对涉诉专利新颖性、创造性及说明书是否充分公开等这些可专利性核心问题的直接判断，而对专利复审委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评价却反而成了一个副产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无效宣告请求人（双鹤药业公司）所主张的“将舒巴坦与哌拉西林或者头孢氨噻肟混合制成复方制剂”是否属于公知常识。专利复审委在其决定书中将此技术认定为公知常识，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公知常识是否可由专利复审委直接认定？对此，《专利审查指南》（2010）第四部分第三章第4.1节第（7）项规定：“专利复审委可以依职权认定技术手段是否为公知常识，并可以（粗体和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引入技术词典、技术手册、教科书等所属技术领域中的公知常识性证据。”“可以”即“可以不”，也即专利复审委并不负有公知常识的举证义务。然而在实践中，法院对专利复审委直接认定公知常识而没有提供充分证据支持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如在“宋景尧”案中，北京一中院在判决书中多处对专利复审委直接认定某项技术特征为公知常识但不举证的做法予以否定。正因有此共识，北京高院在“双鹤药业”案二审判决书中才特别指出：“专利复审委的决定没有就有关‘将舒巴坦与哌拉西林或者头孢氨噻肟混合制成复方制剂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的认定提供相关的依据，其作出的认定理由不充分。”法院的这一判定是有法律依据的，即《行政诉讼法》（1990）第32条：“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即行政机关）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但令人不解的是，最高院在“双鹤药业”案中对专利复审委在无证据支撑的情况下直接就公知常识做出认定的做法是否正当这一核心问题却只字未提，反而直接采信无效宣告请求人在再审程序中提交的新证据，并明确驳回了专利权人（湘北威尔曼公司）有关“未经专利复审委先行审查并作出审查决定之前，在本案中不能以双鹤药业公司提交的有关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主张。实际上，关于此问题法院在本案之前是有共识的，如北京高院1999年出台的《关于审理专利复审和无效行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第10条规定“在专利复审委的无效审理程序之后的行政诉讼程序中，无效请求人提出的新证据，原则上不应接受并认定，无效请求人可以依据新证据重新向专利复审委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司法实践也印证了这一共识，如在2008年的“伊莱利利”案中，二审北京高院认为，反证17是无效请求人在一审期间提交的新证据，该证据在无效程序中并未提交，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决定的过程中也并未予以考虑，因此，一审法院主动引入该证据并不妥当，据此撤销一审判决。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2011年的“双鹤药业”案中，最高院直接采信了无效请求人在行政再审程序中提交的新证据，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最终判决。不仅如此，在早些时候的“厦门联捷铸钢厂”案中，最高院甚至明确指出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引入公知常识以评价专利权的有效性”。受这些指导性案例的巨大影响，下级法院彻底放弃了之前的共识，如在2012年的“北京文通”案中，北京高院认为，“在专利权无效审查诉讼程序中，一般说来不应当考虑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交的新证据材料。但是，由于公知常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均知悉和了解的，因此在专利无效诉讼程序中，法院在无效宣告请求人自主决定的对比文件结合方式的基础上，依职权主动引入公知常识或者考虑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交的有关公知常识的证据，并在保障当事人就此发表意见的机会的基础上评价专利权的有效性，并未改变无效宣告请求的理由，对双方当事人来说亦无不公，且有助于避免专利无效程序的循环往复。”

法院采信新证据的正当性分析

法院在专利无效诉讼中主动引入或直接采信新证据的做法是否正当呢？《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52条对所谓“新证据”做出了限定，即仅仅包括三类：“（一）在一审程序中应当准予延期提供而未获准许的证据；（二）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依法申请调取而未获准许或者未取得，人民法院在第二审程序中调取的证据；（三）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对于这些新证据，是可以在二审和再审程序中进行质证的。可见，在专利无效行政审查中未提交而在后续司法程序中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范畴，那法院是否应采信这类证据呢？《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23条第2款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第60条进一步指明：“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三）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证据。”从这两条反推可知，对于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又未在行政程序中提交或收集的证据，是可以被法院采信的。对于这一点，《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6条和施行不久的新《行政诉讼法》（2015）第37条都加以了明确：“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

公知常识和其他证据一样，都是在纠纷发生前已然存在的客观事实，且任何证据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由当事人自主选择、自主决定的。作为补充证据的公知常识并不当然可以被法院采信，除非其是原告用来证明行政行为违法。在“双鹤药业”案中，专利复审委在无效宣告审查决定中认为，“在对比文件公开的技术方案的基础上，结合其中给出的技术启示，本领域技术人员无需花费创造性的劳动，就可以将舒巴坦与氧哌嗪青霉素或者头孢氨噻肟混和制成复合物。因此，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件不具有创造性”，但并未给出“混合制成复合物”属于公知常识的有力证据。一审法院肯定并维持了此行政无效决定。二审法院则认为专利复审委没有就其认定提供相关的依据，其作出的认定理由不充分。而在再审过程中，最高院却直接采信了由专利无效请求人在再审程序中补充的、原审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用以认定该行政行为合法的一系列证据，其理由是所谓的“实质公平”。实际上，《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7条第2款明确规定，原告或第三人在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与此同时，根据国务院2010年颁行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第65条第1款、第67条规定，专利无效请求人的所有证据依法均应当在专利无效程序中提交，同时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59条规定，专利无效请求人在专利无效程序中应当提供而未能提交的证据在诉讼程序中不予采纳，只能启动新的专利无效程序另行主张。

本文认为，“双鹤药业”案最高院确立的公知常识等新证据采信规则值得商榷。首先，在上位法（《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证据规定》、《专利法实施细则》等）没有变更的前提下，最高院单就专利无效纠纷突破上位法的既有规定是否违法？其次，即使有必要做此突破，其正当化理由也不能是简单地追求所谓的“实质公平”。试问，难道前述上位法的规定就不追求“实质公平”吗？就算是存在所谓的“实质公平”、“效率优先”，在面对“程序正义”、“法的普适性、稳定性、权威性”以及“听证原则”、“案卷排他主义”、“避免审级损失”等诉讼法重要原理和价值时，法院又应如何取舍呢？最后，规则讲求清晰明确、一刀切，证据规则同样应如此。然而在“双鹤药业”案中，针对是否采信当事人补充的新证据这一关键问题，最高院采用“谨慎参考”、“一般”不予接受、“适当给予考虑”这样一种含蓄模糊、难以揣测的态度，视情形而变化，还能称之为“规则”吗？

实际上，前述法律规定已经体现了实体价值与程序价值的精巧平衡。其一，在专利无效诉讼中，当原告是专利无效请求人时，依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65条，其补充证据的能力受到严格限制，自然不太可能出现法院是否需要对其新证据进行实质判断的问题。当然，若无效请求人确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无法在行政程序中提交相关证据，在后续司法诉讼中法院应准许其补充证据，并做实质判断，其法律依据即《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6条和新《行政诉讼法》（2015）第37条。但是，为了避免原告滥用诉权、故意制造证据突袭，法院应要求其提供之前行政程序环节无法提供证据存在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的充分证据。若作为专利权人的第三人在诉讼中补充证据，依照《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60条第（三）项，法院不能将此证据作为认定专利无效审查决定合法的依据。但依照新《行政诉讼法》（2015）第36条第2款，第三人又可以提出其在行政处理程序中没有提出的理由或者证据，经法院准许，行政机关也可以补充证据。此时，确实存在新法与旧法的冲突问题。考虑专利权人不可能向专利复审委请求宣告自己的专利无效，不会导致当事人的审级损失，法院应直接在诉讼中对此证据进行实质判断，而无需判令专利复审委重新审查。其二，当原告是专利权人时，因其作为无效宣告行政审查中的第三人并无举证义务，但显然有在后续司法诉讼中提供证据的责任和权利，法院应就这些证据作实质判断。此时不太可能产生审级损失或违背“案卷排他主义”，因为专利权人会在无效宣告行政程序中穷尽一切证据来维护自身专利的效力。即使可能有某一证据因客观或主观原因未在行政程序中提出，也应准许其在后续司法诉讼中提出并作实质判断，而不能判定专利复审委重新审查，因为就专利权人而言，并不存在所谓的审级损失或故意在行政审查中隐而不发。若作为无效请求人的第三人在诉讼中补充新证据（恰如“双鹤药业案”之情形），《专利法实施细则》第65、67条已经发挥了防范无效请求人故意制造证据突袭的作用，第三人如果依然提交新证据且无正当理由，则法院应不予采纳，其法律依据即《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60条第（三）项，而不能生硬照搬新《行政诉讼法》（2015）第36条第2款予以采信并作实质判断，否则很可能损害原告专利权人的程序价值，并助长恶意诉讼。当然，如果该补充的新证据属于决定裁判结果的关键事实，且的确是第三人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没能在前置行政审查环节提出，则法院应考虑为避免循环诉讼而予以采信并作实质判断。由此可见，最高院在“双鹤药业”案中的错误就在于：第一，突破现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专利法实施细则》第65、67条，《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7条第2款和第60条第（三）项），有刻意造法之嫌，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第二，退一步讲，即使采信第三人补充的新证据有一定的正当性（保证实质公平、效率优先），也应当要求第三人充分证明存在先前举证困难或举证不能之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并给予另一方当事人充分的质证机会和时间，但显然最高院并没有这么做。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