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劳动合同如何认定案件解析

无效劳动合同如何认定案件解析（精选10篇）

无效劳动合同如何认定案件解析 篇1

无效劳动合同如何认定案件解析

来源:胡律师网 作者:上海律师 胡燕来 所属栏目:企业裁员安置

无效劳动合同如何认定案件解析 2OO6 年 5 月 , 浙江的小王刚刚大学毕业 , 被杭州市某科技有限公司聘用 , 在技术部工作 , 双方签订了为期 1 年的劳动合同。由于小王工作努力 , 加之专业……

无效劳动合同如何认定案件解析

2OO6年5月,浙江的小王刚刚大学毕业,被杭州市某科技有限公司聘用,在技术部工作,双方签订了为期1年的劳动合同。由于小王工作努力,加之专业功底深厚,不久就成为公司骨干。

不久,小王被另外一家公司的老总朱某看中,为了把小王挖过来为自己所用,朱某多次找小王协商“跳槽”的事宜,并承诺一旦小王解除了劳动合同,朱某将以高薪聘其为公司的技术部负责人。

小王打定主意:等劳动合同一到期,自己就马上到朱某公司。2007年5月合同到期后,小王向公司老总刘某提出不再续签劳动合同,谁知刘某坚决反对,并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掏出一把匕首插在桌子上,恶狠狠地对小王说:“你是我公司培养出来的!你要翻脸不认人,就别赖我对你不客气!离开我公司就是我的耻辱,你要是不给我面子,那我的刀子也是不长眼睛的!如果你今天不跟我公司续签劳动合同,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小王初涉人世,一下子感到手足无措,无奈之下只好跟该公司续签了劳动合同。续签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合同期限为3年;期满前不得解除;若一方违约,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5万元。合同续签后,小王十分气愤,后到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要求确认续签的劳动合同无效。某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后认为,某公司老总刘某在小王提出不与公司续订劳动合同后,拿出匕首,并扬言若不签订劳动合同就伤害他,这已充分说明他有胁迫的故意和不法的胁迫行为。小王受到胁迫不得已续订的劳动合同不是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本案的劳动合同是在用人单位胁迫的情况下续签的,不符合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订立原则,违反《劳动法》第18条的规定,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效。最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确认续订的合同无效。（文章来源：胡律师网上海地区邮箱：hulvshi119@163.com）

无效劳动合同如何认定案件解析 篇2

张某原为云岗百员工。至本案发生张某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时, 云岗百贷仍在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但不发放工资。自1995年4月至2003年11月期间,北京乙公司聘用张某在某商场服装供售专柜担任导购,销售雪伦牌服装,由乙公司发放工资,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

2003年12月,美国某公司终止对北京乙公司在中国内地销售雪伦牌服装的授权,同时授权北京丙公司销售雪伦牌服装。张某自1995年4月至2007年9月一直在某商场销售雪伦牌服装,并未因乙公司和丙公司之间销售代理权地更迭而受到影响

此间,2007年6月30日北京甲公司与北京乙公司签订《公司合并协议》,约定: 由北京甲公司吸收合并北京乙公司,合并后,北京乙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北京甲公司承继。2008年1月15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销北京乙公司。

2007年9月,北京丙公司以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辞退了张某,张某以要求北京丙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額外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及加班工资为由向北京市密云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2008年2月1日,仲裁委员会做出裁决:1.北京丙公司支付张某2007年7月3月休息日加班工资2962.16元;2.驳回张某的其他申诉请求。

后张某再次向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北京甲公司支付加班费、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008年5月8日,仲裁委员会做出裁决:1.北京甲公司向张某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7万元及额外经济补偿金1.35万元; 2.北京甲公司向张某支付2003年10月、 11月双休日以及国庆节法定假日加班费5879.54元;3.驳回张某其他申诉请求。 北京甲公司不服此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在两次申请劳动仲裁中,密云仲裁委员会和北京市仲裁委员会在认定张某与云岗百货公司之间的关系为停薪留职关系。

北京甲公司认为:1995年4月至2003年11月张某到北京乙公司工作任商场导购员,每月报酬为500元至700元。因云岗百货商场在此期间一直在为张某缴纳社会保险费,张某与云岗百货商场之间的劳动关系依然存在,并不存在停薪留职期满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故北京乙公司未与张某签订劳动合同,张某与北京乙公司之间属于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因此,公司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2003年11月,北京乙公司和北京丙公司均以会议的形式向全体员工作了说明,在北京乙公司工作的员工于2003年12月起由北京丙公司发放劳动报酬,全体员工包括张某在内均未提出异议,因此张某的申诉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

[审理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张某自1995年4月至2003年11月期间在北京乙公司工作,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北京乙公司向张某支付工资,张某为其提供劳动的行为,应视为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本案中,虽然云岗百货为张某缴纳社会保险费,但北京乙公司与张某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已具备劳动关系的特征,故对于北京甲公司关于张某与云岗百货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与北京乙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的主张,法院未予支持。

关于张某的工资标准,双方均未向法院提交充分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 故法院参照2003年的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予以确定。2003年11月北京乙公司停止经营,张某与北京乙公司的劳动关系已不具备继续存续的条件,因此北京乙公司应向张某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本案中,北京乙公司被北京甲公司吸收,北京甲公司应承担北京乙公司对张某所负义务。故北京甲公司应支付张某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803375万元(计算方法:2003.75x9)。因北京甲公司并无拖欠故意,故法院认为北京甲公司无需支付张某额外经济补偿金。北京甲公司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张某在2003年11月已经知道原北京乙公司员工由北京丙公司支付报酬,故法院采纳张某的主张,其在北京市密云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时才知道用人单位变更的情况,对于北京甲公司关于本案已超过仲裁时效的主张不予采信。 本案中,法院认为,张某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加班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北京甲公司主张不予支付张某加班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27条,第28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甲公司支付张某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803375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展行;二,北京甲公司无需支付张某加班费5879.54元;三,驳回北京甲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分析意见

本案虽属于常见的案件,但其中有不少法律问题仍值得我们思考,下面对本案中提出的双重劳动关系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劳动争议仲裁和法院的处理结果进行评述。

一、张某是否和甲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一) 一个劳动者是否可以同时和两个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因张某和云岗百货仍保持着劳动关系,云岗百货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张某和云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是无疑的,云岗百货和张某对此劳动关系,也均认可。 因此,要回答张某是否和甲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首先就要回答:一个劳动者是否可以有两个劳动关系?我认为,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从《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来看,该法允许劳动者和两个以上单位建立劳动关系,这种许可体现在两个规定上: 一是非全日制劳动者可以和两个以上的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1];二是在不违反第39条第4项规定的情况下,劳动者和两个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2]因此,《劳动合同法》允许劳动者建立两个劳动关系。同时,根据这个规定,劳动者可以和一个用人单位建立一个全日制劳动关系,并和另外一个用人单位建立非全日制劳动关系。 第二个要回答的问题是,张某是否和甲公司构成劳动关系。这个问题涉及张某和甲、乙、丙三家公司的关系分析。

首先,张某和乙公司之间的关系。

根据原劳动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 2号)第一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形的,劳动关系成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 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根据张某和北京乙公司之间的关系, 虽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是: 双方主体资格符合上述要求;张某从事有偿工作,接受乙公司管理;张某从事的工作是乙公司业务组成部分。因此,张某和乙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其次,张某和丙公司之间的关系。

根据案情介绍,自1995年4月至2003年11月期间,张某在乙公司服装销售专柜担任导购,销售雪伦牌服装。但是该品牌服装销售权自2003年12月起,由授权的美国公司终止对乙公司的授权,转而授权丙公司。在对丙公司对该品牌服装销售前, 即在“2003年11月,北京乙公司和北京丙公司均以会议的形式向全体员工作了说明,在北京乙公司工作的员工于2003年12月起由北京丙公司发放劳动报酬。”这种做法的法律含义是什么呢?下面试做分析。

如果在该品牌服装销售授权被取消后,乙公司不再继续雇佣张某。那么,按照 《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可以解除张某的劳动关系, 并应向其支付补偿金。但是,乙公司对张某没有解雇,而是和丙公司联合安排张某继续销售该品牌服装,但是,工资由丙公司发放。所以,在没有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作出这样的安排,意味着张某和乙公司仍保持着劳动关系。

那么,张某和丙公司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定性呢?我认为,张某是以乙公司员工的身份,被安排到丙公司工作。其工作的性质是劳动者借用,即:丙公司是向乙公司借用了张某。张某是以乙公司员工的身份,被丙公司借用。借用期间,张某保留和乙公司的劳动关系。理由有两点:一是乙公司没有向张某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补偿,解除其劳动关系;二是张某到丙公司工作的不是其自己和丙公司单独协商,自愿建立劳动关系,而是乙丙两公司联合安排的结果。 案件的实际情况也是,“张某自1995年4月至2007年9月一直在某商场销售雪伦牌服装,并未因乙公司和丙公司之间销售代理权的更迭而受到影响。”因此,张某和丙公司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国目前立法没有对劳动者的出租或者借用作出规范,非派遣单位出租劳动者或者出借劳动者的方式亟待规范,合理规范可以防止由此带来的纠纷,并合理安排劳动者的劳动风险。 这一规范内容应包括:出借的条件、出借的范围、出借方和借用方的法律责任等等。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如果采取出租的方式安排劳动者在相关用人单位就业, 可以减少解雇劳动者,从社会作用上讲, 这是值得鼓励的,但是,没有规范的情况下运作,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纠纷,并会给劳动者带来很大的风险。

再次,张某和甲公司之间的关系。

根据案情介绍,2007年6月30日北京甲公司与北京乙公司签订《公司合并协议》，约定:由北京甲公司吸收合并北京乙公司,合并后,北京乙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北京甲公司承继。2008年1月15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销北京乙公司。

张某在丙公司一直工作到2007年9月,其一直是以乙公司雇员的身份在丙公司工作,在2007年6月30日北京甲公司与北京乙公司签订《公司合并协议》时,张某是乙公司员工,因此,其与乙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由甲公司承担。

张某离开丙公司的原因是,被丙公司以违纪为由而解除劳动关系，我认为,丙这一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假如,在张某和乙公司的劳动关系终止后,丙公司找到张某协商,要求张某为其工作,或者张某找丙公司,要求为其工作,且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那么就应该认定张某和丙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丙公司对于张某的违纪行为也可以解雇。

但是,根据以上分析,张某是作为乙公司员工的身份为丙工作,丙公司不是和张某相对应的用人单位,只是一个借用单位。因此,我认为,丙公司无权处分张某,如果其有违纪行为,只能由丙公司将其退回乙公司,由乙公司处理。

这个案例中的关键问题是,乙公司没有按照规范进行补偿,丙公司也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单独和张某建立劳动关系。乙公司试图以这种不明不白的方式逃避补偿责任,丙公司也试图以此不明不白的方式逃避签订合同的责任。因此双方联手,不明不白地约定:“在北京乙公司工作的员工于2003年12月起由北京丙公司发放劳动报酬。”而在张某违纪时,却又以用人单位的身份出现,行使解雇权,这种行为不应当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张某和甲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甲公司承担用人单位责任。

二、关于仲裁裁决的评述

(一)北京密云县的劳动争议裁决

北京市密云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我认为是正确的。这里从经济补偿金和加班费的支付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关于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问题。

前面笔者己经讲到,从法律规定和乙丙公司之间关于员工交接的情况来看, 张某只是被丙公司借用的,属于乙公司的员工。丙公司无权解除其劳动关系,只能将张某退回乙公司。在甲乙公司吸收合并后,由甲公司将张某接受。因此,密云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没有裁决丙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笔者认为是正确的。

第二,关于休息日加班工资的支付。

关于丙公司支付加班费的问题。由于张某属于乙公司外借劳动者,且乙公司和丙公司均同意张某的工资由丙公司发放,因此,丙公司不仅有按照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张某支付工资的义务,而且也应当按照规定尚张某支付法定加班工资。因此,密云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丙公司支付其拖欠的加班工资是正确的。

(二)关于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截决

第一,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是正确的,但是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认定有失妥当。

在本案中,如果甲公司认可了其与张某存在劳动关系,在丙公司将张某退回后,接收了张某,另行安排张某的工作,则甲公司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从另一个方面说,甲公司认可了其与张某的劳动关系前提下,如果甲公司因张某违背了丙公司的劳动规章,而解除其劳动关系,则张某只有在申请撤销了解除处分决定,且用人单位不同意其回去工作的情况下,才能主张经济补偿金。

而案件中,甲公司极力否认这种关系,拒绝张某回公司,实际上是构成了对劳动关系的单方面解除,在此种情况下, 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裁决其支付经济补偿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认定甲方故意不支付张某经济补偿金,却无正当理由支持。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甲方可能在购并乙公司时并不知道张某的存在,也可能甲公司由于对于有关规定的误读而真诚地认为,其和张某不是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因此,北京市仲裁委裁决认定,甲公司故意不支付经济补偿金,从而要支付惩罚性经济补偿金,不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的。

第二,关于加班费的问题。

笔者认为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关于加班费的认定是正确的,但存在其深层次的需要讨论的问题,将在下面进行分析主张。

三、关于法院判决的评述

(一)一审法法判决的正确之处

根据前面的分析， 一审法院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以及关于经济补偿金认定, 笔者认为都是合法合理的,符合案件的实际情况,这里不再赘述。

(二)一审法院到决的值得商榷之处

本案中关于判决不支付张某加班工资的理由,笔者认为值得商榷。法院否定了张某的加班工资请求,理由为:“本案中, 张某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加班情形, 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北京甲公司主张不予支付张某加班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但是这一说法是不符合我国目前法律规定的,因为加班工资问题,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3] 同时,张某的加班费请求,也没有超过法定时效。[4]因此,笔者认为该判决值得商榷。

(三)本案所反映出的理论问题

虽然就我国目前的规定做了以上分析,但是笔者觉得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

第一,对于第二个劳动关系,是否要给予和第一个劳动关系一样的法律保护?

《劳动合同法》对于劳动关系的稳定性要求较严格,符合条件要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同时,为了稳定劳动关系,我国还建立了劳动合同终止补偿金制度,解雇的经济补偿金制度。但是,第二个劳动关系也应当享有同样的保护吗?是否应该在制度设计上有一定的区别,限于本文的篇幅,我不想在此多讨论,但是,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第二,笔者认为,我国的工时制度,需要进一步加强灵活性。

一是加班工资的追索是否需要设定最长时效?实践中已经有不少案例请求支付数十万元的加班费用,例如不少单位有门房值班人员,由于我们对于值班人员的加班没有特殊的规定,不少劳动者主张自己每天工作24小时,这样算下来,如果工龄较长,常常加班费达到数十万元,而这种计算方式是不合理的,迫切需要立法上的改变,不少国家对此类值班人员均有专门规定。

此外,用人单位在加班工资上还有一个成本的转嫁问题。例如有的饭店长期加班,由于以前对加班工资要求不严,不少用人单位也不是严格按法律规定计算,而是笼统地将工资分为两部分:工资+奖金,而忽视加班工资的支付问题。然而,在双方解除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往往提出高额的加班费问题。实际上,如果以前国家执法要求很严,单位自然地调整工资结构,将奖金调整为加班费发放,并可以通过其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调整将成本转嫁到全社会。但是,如果不设置追溯时效,并在以前执法不严的情况下,现在一次性地将成本全部加在用人单位的头上,可能会导致用人单位破产,给用人单位、劳动者,甚至全社会均造成不利后果。

二是不少行业由于各种原因,如季节变化,天气变化等,常需要调整工作时间,时长时短,我们应该在加班时间的规定上,有一定的灵活性,不能把工作时间制度推向极端的不合理。国外有不少立法值得我们借鉴,例如日本规定:关于工作时间、工间休息、休息日等法律的原则性规定,不适用于下列情形:1)在农业、畜牧业、渔业等行业工作的劳动者(《日本劳动基准法》第42条第3款);2)在监督、管理岗位或保密岗位工作的劳动者,无论企业为何种性质(《日本劳动基准法》第41条第2款);3)从事守护工作的劳动者或从事间歇性工作的劳动者,且雇主已经征得劳动基准监察局的许可(《日本劳动基准法》第41条第3号)。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是, 支付加班费的规定不适用于这些劳动者。 类似的规定值得我们借鉴。

北京甲公司主张,云岗公司仍旧为张某缴纳社会保险费,因此云岗公司和张某存在劳动关系,因而自己未与张某签订劳动合同, 不是劳动关系。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参考文献

[1]《劳动合同法》第69条规定:“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但是,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影响先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履行。”

[2]《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四项规定:“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合同无效的法律认定 篇3

合同无效

合同无效是对于有效而言的，是最典型的违反生效要件的合同。在走市场经济道路的今天，因无效合同引起的合同纠纷在经济纠纷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合同无效是指双方当事人订立的，已经具备成立要件，但欠缺一定的生效要件，因而形成自始、确定以及当然地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该概念中的自始无效指的是无效合同从订立时起就不具有法律效力；确定无效是指合同的无效是确定的、无疑的；当然无效是指合同无须任何人主张，即不发生法律效力，任何有利害关系的主体均可主张，经法院确认其无效。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主要有下列几项：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格式条款及免责条款无效的；虚伪表示与隐匿行为的。

按照我国法律和司法实践，下列合同应由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为无效合同：

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主体不合格的合同。主要包括以下情况：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以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依法不能独立订立的合同；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社会主体以法人名义签订的合同；未经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以个体工商户名义签订的合同；法人、私营企业等组织超越经营范围或者违反经营方式所订立的合同；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

内容不合法的合同。主要包括具有以下内容的合同：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的合同；合同的标的为国家明令禁止买卖的物品，未经许可经营的物品或者法律、法规及政策不允许的行为的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或者采取胁迫和欺诈手段签订的合同；当事人为了规避法律，损害国家、社会或者其他主体利益的合同。

无效代理订立的合同。属于因无效代理订立的合同，主要有以下几种：无权代理人订立的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合同；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同自己签订的合同；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同自己代理的其他人签订的合同；代理人与对方同谋签订的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合同；盗用单位的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单位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的合同；借用其他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单位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的合同。

关键性因素

违法性是合同无效的判断标准之一，如何理解违法性的概念，是判断合同无效的关键性因素。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合同法》第52条规定“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虽然都为无效合同确定了明确的标准，但是现实情况变幻无常，在日常经济往来及司法实践中确定无效合同的违法性还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是违反了现行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才能直接导致合同的无效。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4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法规和行政规章为依据”。此处的“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并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是指国务院制定并颁布的规章、命令及条例等行政规范。

第二，必须是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按照一般的理解，合同法之所以要增加强制性规定这一限制，其目的是要严格区分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所谓任意性规范，是指当事人可以通过其约定排除其适用的规范。任意性规范赋予了当事人一定的意思自治，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做出约定，对任意性规范有当事人通过约定加以排除是合法的。所以，只有在违反强行法规的情况下，才能导致合同无效。

第三，必须是违反了强行性规定中的效力性规定。我国法律、法规确定了大量的强行性规范，因此，在认定合同效力时，有必要在法律上区分什么是取缔规范，什么是效力规范。

对此，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标准：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该规定属于效力规范；法律法规虽没有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但违反该规定以后，若是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该规范也应当属于效力规范；法律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违反该规定以后，若是合同继续有效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在此情况下该规范不属于效力规范，而是取缔规范。例如预售商品房的登记主要关系当事人的利益，法律设立制度的目的是保护买受人的利益，所以办理预售登记属于取缔规范，即非效力规范，如果当事人没有办理登记，不应导致合同无效。

一般来说，只有违反效力性规定的合同才作为无效的合同，而违反了取缔性规定的合同，可以由有关机关对当事人实行行政处罚，但不一定宣布合同无效。

如何判断合同效力

无效合同的违法性，从广义上说违反了效力性和取缔性规范，但是，无效一般只限于违反效力性规范的合同，只有部分违反取缔性规范的合同才有可能成为无效的合同。

对某些特殊合同而言，法律为避免纠纷的发生，维护交易的安全与秩序，特别规定形式要件是合同成立及生效的必备要件，在此情况下，有关书面合同的效力问题，必须要根据法律对某类书面形式的要求，以及在该要求中所体现的效力规定，来具体确定合同的效力问题。

首先要确定法律法规关于形式要件的效力是否有明确的规定。例如《担保法》第78 条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出质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因此，违反法律形式要件的，可以认为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应当被宣布无效。

如果法律、法规没有做出规定，则法律关于形式要件是属于成立要件还是生效要件的规定，应根据法律规定的涵义及合同的性质来确定。例如《合同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可见，法律对这种合同形式要件的规定，属于成立要件而不是生效要件。在此情况下，当事人未根据法律规定采取一定的形式，则合同不能成立；但是，有时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属于生效要件，当事人不依法采用一定的形式，则已成立的合同也不能生效。例如《担保法》规定依法应登记的抵押合同，如果不登记的，则该合同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因此形式要件属于生效要件。

當然，对于不要式合同而言，可以由当事人自由决定合同形式，无论采用何种形式，均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和生效。

那么，动机违法是否构成合同无效呢？例如，一方为了筹集赌资而向他人借款，这些借款是否应当宣告无效？对动机违法是否无效的问题，社会尚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多数人认为，动机不应影响到法律行为的效力，不宜简单的以动机违法而宣布合同无效，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保底条款无效后合同效力的认定 篇4

陈志强

案情

某公司抽调资金100万元指定该公司职员虞某专人负责经营证券业务，并与其签订“虞某需确保投入资本金100万元无闪失，如发生资本金闪失，由虞某全额赔偿。证券经营产生的利润超过本金15%的，超过部分给予全额奖励，利润低于本金15%的暂不罚款……”的约定。后该证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虞某未及时向公司汇报，至起诉时一直未抽回资本金，投入资本金100万元所购买的股票的价值亏损至40余万元。该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虞某返还投入资本金100万元。

分歧

我国证券法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根据法律规定，在委托理财合同中，保底条款因违反证券投资业基本规律，破坏证券市场稳定性，应当被认定无效。本案争议焦点是：委托理财合同中保底条款无效后，合同效力如何认定以及对理财亏损如何处理。

第一种观点认为，保底条款系委托理财合同的核心条款，决定着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整体构架，这项约定的无效足以导致合同整体的无效。受托人应将资本金全部返还给委托人，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

第二种观点认为，保底条款的无效，一般不影响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委托理财合同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委托人和受托人应根据各自过错程度和盈利分配约定标准来共担理财损失。

评析

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

第一，民法通则第六十条规定：“民事行为部分无效的，()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合同法第五十六条也作了同样的规定。从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来看，我国在法律行为部分无效的处理规则上系采以罗马法之部分有效为原则。

第二，因为当前现实生活中的绝大多数委托理财合同都含有保底条款，如果保底条款无效将导致整个委托理财合同无效，则无疑是“打击一大片”；而且，确认保底条款无效是司法权对金融市场交易行为的干预，这种干预应当是谨慎克制的，不应扩大化，一般情况下仍应当尊重当事人就委托理财合同其他条款的自主约定。

第三，证券市场的投机冲动既有来自于受托方的，也有来自于委托方的，所以，保底条款无效后风险分摊的制度安排应有助于遏制双方的投机冲动，而不是只顾及一方。因而，当保底条款被确认无效而投资又出现亏损时，对这一亏损应由委托方和受托方共同来承担。具体可参照各自的过错程度和双方的盈利分配约定来确定理财亏损分摊标准。如按第一种观点由受托方返还资本金并支付同期银行利息，委托方并未因此承担责任，不符合公平原则。

无效劳动合同如何认定案件解析 篇5

案情简介

原告向某于2008年5月来到相距2000余公里远的江苏省北部某县某厂工作，6月4日凌晨在拉钢条时将右股骨颈扭伤骨折，工厂老板后送向某至乡医院住院治疗行内固定钢钉术并支付了住院医疗费。6月30日，双方经某乡司法所见证，该乡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达成调解协议，主要内容为：

一、向某在乡医院的7000元医疗费用由厂方负责；

二、厂方支付向某10000元补助费；

三、向某以后产生费用由向某负责；

四、双方今后不得以任何借口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

五、协议签字生效。之后，向某拄着双拐在亲友搀扶下辗转回家休养。2008年11月4日向某在家乡经某司法鉴定所依据《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鉴定为九级伤残。这时，原告向某方知自己对原调解协议承诺存在重大误解，并认为订立调解协议书时显失公平，遂向苏北某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08年11月12日，该仲裁委员会以证据材料不具备（实为无工伤认定书）为由下达不予受理通知书。当日，向某即依据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规定，向苏北某县法院起诉厂方：一是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书第二、三、四、五项，二是要求厂方支付工伤赔偿金10万余元。

意见分歧

围绕该诉讼是否立案，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前提是经过工伤认定与劳动能力鉴定，本案系劳动争议案件，应当仲裁前置，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的原因，就是没有进行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因此没有工伤认定书，就不符合劳动争议案件的立案条件，应下达不予受理裁定书。

另一种意见认为：诉讼立案是程序审查，本案原告遵从劳动争议诉讼仲裁前置规定，已经申请劳动仲裁，符合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更规定的立案条件，应当以劳动争议案件立案，同时，原告向某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是撤销之诉，亦符合立案条件，均应立案受理原告向某的起诉。

法理评析

本案工伤发生后，厂方送向某住院治疗，并支付医疗费，双方经过依法成立的某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对向某在厂方工作期间受伤这一事实没有争议。双方在调解时，争议的是钱多钱少问题，由于厂方未向某进行伤残程度鉴定，向某不知自己的损害后果。因此在调解时，向某对自己的伤势程度是存在重大误解的，10000元的工伤补助费与其九级伤残的权益亦是严重失衡。司法解释规定，经过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性质，向某以重大失误，赔偿结果失衡为由要求撤销该合同的部分条款，是符合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同时也是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的，应当予以立案。

向某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要求厂方支付工伤保险待遇。诉争的是劳动争议问题，是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也是本案的基本法律关系。2008年5月1日实行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十条第一款

（二）项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到依法设立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由于原告向某认为存在重大误解，其结果又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调解协议书，为此原告向某又申请劳动仲裁，是为了实现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仲裁前置程序，该条明确规定，“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或逾期未作出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原告向某的起诉。由于第一种意见参照了2007年1月12日《江苏省劳动仲裁案件研讨会纪要》第十项“当事人就工伤待遇已经达成赔偿协议后，劳动者又提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应如何受理和处理”精神，“仲裁委员会应以工伤认定书和伤残等级鉴定结论作为受理案件的条件”，“仲裁委员会审理上述案件时，不应以撤销协议作为前提条件”。受其影响，第一种意见把仲裁立案条件与诉讼立案条件混淆而不予受理向某起诉，是一个适用法律的逻辑性错误。

针对原告向某的起诉是否立案受理，之所以有不予受理的意见，就是这种观点把立案的程序性审查演化成了对本案实体性的审查，认为工伤认定书是劳动争议诉讼案件的程序性问题亦是不妥当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劳动争议的处理程序是调解、仲裁与诉讼，没有任何涉及工伤认定的规定，由引可见工伤认定书与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是一个证据问题，涉及的是实体处理，而不是程序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这里，工伤职工或亲属，是可以申请工伤认定，也可以不申请工伤认定的，当“职工或者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这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非常明确的规定了工伤认定书是证据，举证责任在用人单位，不是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立案的程序条件。

综上，第二种处理意见是正确的。

合同无效如何结算 篇6

【摘要】本案是一起未完工工程引起的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原告梁某以个人名义与被告A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协议》，但该协议实质上是一份工程分包协议。在施工过程中，原被告发生严重的纠纷，原告被清退出施工现场。但在清退时，双方未对原告已完成的工程量及工程款进行清算，也无任何交接手续。后原告以无资质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协议》无效，同时以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法院撤销作为协议附件的《工程量清单》，以被告的承包价格计算原告应取得的工程款。受理法院经数次开庭审理，并委托有关机构对原告已完成的工程量进行鉴定，认定《工程量清单》应作为原被告双方工程结算的依据，驳回了原告要求以被告的承包价格计算应取得工程款的诉讼请求。

一、基本原告：第一被告：A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

第二被告：B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

2004年12月，第二被B公司告参加某高速公路Ⅰ段项目土建工程招标，中得该建设项目的第S1合同段，包括有洪岩1、2、3号桥，水碓头1、2号桥等五座桥梁和隧道工程。中标后，随后成立了S1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并以项目经理部的名义将第S1合同的洪岩1、2、3号桥和水碓头1、2号桥五座桥梁工程发包给第一被告A公司。2005年4月，第一被告又与原告签订了《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协议》（以下简称《分包协议》），约定：原告工程内容为某高速公路第S1合同段洪岩1、2、3号桥和水碓头1、2号桥梁；本工程合同暂定价为人民币5000万元，附工程量清单（施工价），税费由第一被告代扣代缴，第一被告不再收取原告任何管理费；工程预付款、进度款和结算款均遵循主体合同（中标单位和业主签的合同）条款执行；第一被告负责项目资金管理，向第二被告（发包方）办理工程预付款、进度款和竣工结算款，负责代收代付各种税金及工程所在地应缴纳的其他一切费用；由于不可抗力原因造成施工无法继续，第一被告不承担原告的经济损失，按业主、监理审定的工程量结算；因设计变更，新增桩径2200mm的桩，按每桩每平方米合同价加权平均法确定，单价为2923元/米。工程量按业主、监理审定的结算。新增项目如箱涵等，除上交总包方管理费外，原告向第一被告交纳6%管理费，税金代扣代交；用电变压器由第一被告安装到位，在大电未到之前，原告自行解决用电问题，等等。双方并签订一份工程量清单作为合同的附件，清单表明第400章桥梁、涵洞的合价为62663725元（第二被告的投标价为74068351元）。

合同签订后，原告组织桥梁队从2005年5月20日开始对洪岩1、2、3号桥和水碓头1、2号桥梁等五座桥梁的主体工程进行实际施工，完成了这五座桥梁的部分工程。2006年4月，原告与第一被告为民工生活费及备料款发生矛盾。第二被告上报某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要求清退原告的桥梁队。随后某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正式下文，批准清退原告的桥梁队。同日，原告的桥梁队被清退出施工现场，但原告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及应取得的工程款并未进行结算。后，原被告均无法就此进行协商，为此，原告将二被告诉至工程所在地法院，请求：

一、依法确认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分包协议》无效；

二、依法撤销第一被告、原告签字的《工程量清单》；

三、依法判决两被告共同支付给原告实际施工发生的工程款、辅助工程和库存材料折算、设备材料工程量损失折算、油料补助等总计人民币3589359.23元；

四、判令两被告返还留存的机械设备（详见机械设备清单），或折价赔偿1106670元；

五、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二、争议焦点

（一）原告与第一被告之间签订的分包协议的效力问题。如果无效，工程款的结算条件是否已经成就，原告的工程是否已通过竣工验收。

（二）双方签订的《工程量清单》的效力问题，该工程量清单是否是欺诈所为，或者是

显失公平的。

（三）原被告之间的工程款造价，油料补助等经济损失的问题以及原告留置的机构设备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

三、双方观点及主要辩论意见

原告认为，（一）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分包协议》应确认无效；从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分包协议》内容和实际履行来看，原告以自然人的身份与第一被告签订的某高速公路Ⅰ段项目土建工程第S1合同段桥梁工程的主体工程转承包协议，根据业主的招投标文件规定，不能对工程进行分包和转包。故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协议显然违反招投标文件，系无效合同。同时，原告系自然人，不具备桥梁的施工资质和工程承包的主体资格。况且，第一被告经营范围主要是建筑工程、土石方工程三级施工、地基基础施工三级等，也不具备桥梁施工的资质，被告的违法转包已经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因此，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协议显属承包主体不适格，又系违法转包行为，应确定该承包协议无效。

（二）依法撤销第一被告以欺诈方式诱使原告签订的《工程量清单》；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分包协议》同时，第一被告提供一份已经修改的所谓业主招投标的工程量清单，同原告约定转包协议工程量单位在此基础下浮7个百分点，并制作一份《工程量清单》要求原告签订。原告当时出于对第一被告的信任且无法了解业主实际的招投标工程量单价的情况下，按常理应还有点利润可图，故原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第一被告自行编制的《工程量清单》上签字。而后，原告在实际施工中发现，第一被告列举的《工程量清单》与业主招投标价格竟然（桩柱）竟然下浮了近30-40个百分点，按此单价来计算主体工程即桩柱的施工势必导致原告会巨额亏空，第一被告的行为显属欺诈，对原告实际施工的计酬显失公平，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故原告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工程量清单》。

（三）两被告应支付原告实际施工发生的工程款、库存材料折算、设备材料工程量损失折算、油料补助等总计人民币3589359.23元；经结算，两被告应支付原告实际施工完成并经验收工程量的工程款、原告实际施工未经验收的工程量（包括辅助工程）工程款、山体滑坡造成机械设备埋没损失费及已投入的材料损失和红岩1号桩基工程量损失补偿款、油料补助费有库存材料款等，合计人民币12864429.69元。原告桥梁队在两被告处收取的工程款、工程机械抵充、材料折算款和其他往来款以及借款支付工程款，合计人民币8969170.52元，同时，原告应付第二被告代扣的工程税金计人民币305899.94元，两项合计人民币9275070.46元。由此可计算出两被告应支付原告人民币3589359.23元。

（四）、原告被清退后，被告仍占用了如清单列举系原告所有的工程机械设备，两被告非但不结算原告的工程款，反而留存了原告购置的、以工程抵充的所有工程机械设备，并由第一被告在施工中使用。经原告的多次要求两被告返还，两被告拒不返还，一直使用至今，严重的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第一被告辩称：

（一）原告要求撤销与答辩人签订的《工程量清单》没有法律依据，该《工程量清单》的签订不存在欺诈。根据《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从该条规定可以得知，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承包人要想得到工程价款，必须是在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情况下，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款要求支付工程价款方可得到法院的支持。现原告首先没有证据证明其所做之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因此也就谈不上以何种价款结算工程款的问题。我国《民法通则》上所说之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工程量清单》是答辩人与原告签订的《分包协议》的附件，在签订该协议时，原告对工程款的单价是明知的，且在每一张工程量清单上都进行了签字确认，答辩人根本不存在故意告知原告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

原告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答辩人与第二被告签订的工程款计算价格在法律与事实上都没有义务向原告披露，因此也就不存在欺诈原告的问题。原告以事后知道答辩人所承包的工程款价格高于其承包的价格，从而认为答辩人对其进行欺诈，并要求撤销《工程量清单》显然是荒唐的。

（二）虽然答辩人曾多次通知原告进行人工费结算，但原告从未与辩护人结算过，原告所做之工程更未经过验收。原告要求辩护人补偿其机械设备、材料及桩基挖孔被掩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及库存的材料、钢材、水泥、黄沙、石子和应领还未领到的柴油追加补助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因此，原告所叙述的实际施工发生的工程款、库存材料折算、设备材料工程量损失折算，油料补助等总计人民币3589359.23元完全是原告单方面的计算，辩护人对此不予认可。

（三）答辩人的工地上没有原告所有的工程机械设备，不存在使用原告的机械设备问题，因此，也不存在返还原告机械设备的问题。综上，请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二被告辩称：

（一）我公司与原告无合同关系。我公司在中得本案工程后，组建了工程项目经理部，是项目经理部与具有法人资格和相应资质的第一被告签订的工程劳务施工合同。

（二）我公司项目部与原告自始自终无工程和劳务结算关系，只与第一被告之间有结算和支付关系。

（三）据我公司项目经理部后来查知，原告及其所带领的包工队，是第一被告招募雇佣的劳务队伍，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分包协议》可以为证。

（四）原告诉称已从我公司领取工程款、材料折算款等900余万元无事实依据，要求我公司还应支付工程款、辅助工程和库存材料折算等总计人民币3589359元更是无从谈起。此外，我公司也从未扣留原告的施工设备、库存材料等。综上，原告起诉第二被告主体不适格，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原告对第二被告的起诉。

四、法院说理评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原告没有相应的建筑资质，自己组织了施工队对本案中的桥梁等进行了施工，是本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分包协议》，名称上虽为劳务分包协议，但其工程内容为对桥梁的施工，故其实质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根据《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分包协议》，由于原告无建筑企业资质，应为无效合同。故原告要求确认上述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本案原告对某高速公路Ⅰ段项目土建工程S1合同段的部分工程进行了施工，第一被告也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了工程款，由于原告被清退，所以原告并未按原合同施工完毕。根据《解释》的相关规定，建设施工合同的无效，并不导致支付工程款条款的无效。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故原告可以按合同约定请求第一被告支付相应的工程价款。本案中，原告与第一被告的《分包协议》对工程量（施工价）做出明确约定，原告应以此工程量（施工价）为依据向第一被告主张工程价款。现原告主张撤销其本人签字认可的《工程量清单》，并主张按业主的投标价计算工程价款。本院认为，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工程量清单》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双方的合同无效，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工程量清单》并不为无效，仍应作为双方结算工程款的依据。《工程量清单》表明第400章桥梁、涵洞的合价为62663725元，而第二被告第400章桥梁、涵洞的投标合价为74068351元，前者为后者的84.6%，结合双方合同“甲方不再收取乙方任何管理费”的约定，原告主张被告该清单对其显失公平，并无充分的事实依据，故原告要求撤销该清单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工程款及材料款等的支付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本院委托相关机构的鉴定结论，原告实际完成的工程价款为7782962元、库存材料742654元，对这两项合计为8525616元第一被告应予支付。本案原告与第一被告对原告实际领取工程款及材料款的金额存在争议，原告在起诉状中认为自己领取了8969170.52元，而第一被告提供证据认为原告已领取工程款及设备款9097407.3元。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有对自

己主张提交的证据的义务，第一被告在本案中是履行付款义务的当事人，其提交的由原告方出具的收款凭证应作为确定原告实际收款的依据，故本院据此确认原告实际从第一被告处收到的工程款及设备款为9097407.3元。综上，原告实际收到款项为9097407.3元，第一被告并未拖欠原告工程款及材料款。至于山体滑坡埋压材料，由于原告并无依据，本院对原告山体滑坡埋压材料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柴油发电机自发增加费用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分包协议》第4.3约定：在大电未到之前，乙方（原告）应自行解决用电问题。双方并未约定用电费用的承担，原告要求第一被告承担些部分费用依据不足，因此本院对原告要求第一被告支付柴油补助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对原告关于支付工程款、辅助工程和库存材料折算、设备材料工程量损失折算、油料补助等总计人民币3589359.23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至于第一被告所提为原告清欠工资款、支付欠款以及借款等问题，由于其已另案起诉，应在另案中处理。关于机械设备的返还问题，本院认为，第一被告在清退原告的桥梁队时，应与原告就相关设备办理交接，将原告的机械设备返还给原告，故对鉴定报告中《机械设备一览表》中的39项设备予以返还。这些设备购买时价格总计1509857元，原告主张折价赔偿1106670元，并无充分依据，第一被告应实际返还机械设备。本案原告是同第一被告签订承包合同，其机械设备也应由第一被告予以返还。原告与第二被告之间并无合同关系，且原告也不能证明两被告欠付其工程款，第二被告并不存在对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问题，故原告要求第二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不足。上述原告诉请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三）项、第五十九条第（二）项、《解释》第二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分包协议》无效。

二、第一被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机械设备（清单见司法鉴定书的《机械设备一览表》，剔除其中第35、40、41、43项，计39项。清单附后）。

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原告与第一被告均不服，依法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过数次开庭后，以两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原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法院虽然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但认定梁某实际收到款项为其自认的8969170.52元，而非依据A公司提供的证据认定原告收到的款项为9097407.3元。同时，根据二审双方当事人核对账目的情况，认定A公司应给付梁某的工程款和库存材料折算款为8525616元，故梁某收到的款项已超过其应得款项。且认为《工程量清单》系《分包协议》的组成部分，现梁某在要求确认《分包协议》无效的同时，又主张撤销《工程量清单》，显然存在矛盾，使得双方间工程价款结算无据。原审以《工程量清单》约定的价格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是正确的。

五、作者评述

本案是一起因未完工工程引起的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案，案情错综复杂，双方不仅在工程款的计算依据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议，还在原告已完成的工程量、原告已收到的工程款数额、工程机械设备的归属、人工工资的支付、工程材料款的偿付及原告被清退时遗留在现场的库存材料和机械设备等问题上也存在着矛盾，甚至引发案中案。在原告梁某提起本案诉讼的时，A公司也向工程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梁某归还多收的工程款，并支付其被清退时尚未支付的而由A公司代其支付的人工工资及材料款等。

笔者认为，一、二审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均回避了一个案件焦点问题，且是案件的首要焦点，即在案件所涉工程尚未完工更未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情形下，作为承包人的原告是否有权要求支付工程款的问题。《解释》第二条规定的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承包人可以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至于如本案涉及的在承包合同无效且工程未完工的情况下该如何支付工程款的问题，《解释》当中未作明确规定。为

此，第一被告在答辩时对此曾明确提出，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情形下，原告无权要求支付工程款。但一、二审法院在审理时均以原告所做工程经验收合格为基础，从而回避了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本案应当首先审查作为承包方的原告，是否有权在工程未完工也未验收的情况下要求支付工程款的问题，这是原告要求支付工程款的事实基础。本案一、二审诉讼的时间虽然长达近两年，但直至终审判决时，案件所涉及工程仍未竣工。在庭审中，被告一对原告主张《分包协议》的诉请没有异议，但不等于原告可随时要求支付工程款。虽然在本案中一、二审法院均认定被告一向原告支付的工程款已超过了原告实际应取得的工程款，但如该工程在竣工验收时如未通过，且不合格部分的工程正是原告所施工的，这必然会损害被告一的利益。很显然，原告应取得的工程款已有法院的生效判决保障，如要推翻，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这必然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纠纷的解决。

当然，为尽快的解决纠纷，在工程未完工也未经验收合格的情况下，法院应当提醒原告先申请对已施工完成部分的工程质量是否合格进行鉴定，或在提出对已完成的工程量进行鉴定的同时也提出对工程质量是否合格进行鉴定。如鉴定机构认为涉案工程在未竣工的情况下，可以就原告已施工完成的部分是否合格进行鉴定，则可根据鉴定结论尽早地审理案件作出判决。否则，法院应当裁定案件中止审理，待工程经竣工验收后再恢复审理，《解释》第二条所隐含的原则即在于此，只有经竣工验收合格的工程，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才应予支持。因此，法院只有在查清原告所施工完成的工程经验收或鉴定合格的情况下，方可接下来审理如何确定原告应取得的工程款的计算依据问题。

本案因原告梁某的桥梁队是在工程未完工的情况下被清退的，且在清退时梁某与第一被告未办理任何交接手续，更未对已完成的工程量及工程款进行结算。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方申请法院对其已完成的工程量及应进行取得的工程款进行审计鉴定，为此，一审法院依法指定具有相应资质的某造价咨询事务对此进行审计鉴定。但因原告被清退时未办理任何交接手续，这给鉴定机构事后准确地鉴定原告已完成的工程量带来不少困难，因此造成的鉴定误差，原告与被告一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原告被清退时，应当主动与合同的相对方被告一进行工程的相关结算，即便是在工程款的计算依据上各自主张，但最起码应对已完成的工程量进行结算。如被告一不予配合，应及时请公证部门对包括已完成的工程、遗留的材料、半成品、机械设备等进行证据保全，以利于事后清算。而对于转包方的第一被告，无论在清退时发生怎样的情况，也应当主动要求原告进行结算，如原告不配合或不愿结算，也应当主动保全证据，以免原告秋后算帐。尤其如本案，原告是在与第一被告发生严重矛盾的情况下被清退的，唯独撤离施工现场的只有原告的工作人员，机械设备、库存材料等均遗留在施工现场，双方均未作任何清点，但这直接关系到原告的切身利益，任何人处在原告的角度都不会一走了之，作为接受工程施工的第一被告不可有任何侥幸的心理。

在委托鉴定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均强烈要求鉴定机构按已方主张的工程量单价计算的情况下，鉴定机构分别依据原告的主张和第一被告的主张出具了两份鉴定报告供法庭参考，即一份鉴定报告的工程款计算依据为原告主张的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的承包价，另一份为第一被告主张的原告与第一被告的承包价，两份签订报告的工程款差距达二百多万元，但鉴定机构只在以原告与第一被告的承包价为计算依据的鉴定报告上盖了公章。在一、二审庭审中原告均认为，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分包协议》应确定无效。同时，原告认为第一被告是以欺诈方式诱使原告签订《工程量清单》的，且计酬显失公平，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故原告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工程量清单》。

对原告的这一主张，二审法院认为：“《工程量清单》系《分包协议》的组成部分，原告在要求确认《分包协议》无效的同时，又主张撤销《工程量清单》，显然存在矛盾，使得双方间工程价款结算无据。原审以《工程量清单》约定的价格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是正确的。原告的诉请自相矛盾。”语句不多，但却击中了原告这一主张的要害，同时表明了法院的观

点。显然，在诉讼程序上无效之诉与撤销之诉是两个完全不相同之诉，两者不能兼容，撤销是在协议有效的前提下行使的，协议即为无效，又何来撤销之由呢？因此，原告的这一主张仅在诉讼程序上已无立足之地。

关于原告认为第一被告以欺诈方式诱使原告在不知事实真相的情况下签订《工程量清单》，使原告在工程的单价上造成了重大的误解，致使该行为的结果显失公平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前已述，《工程量清单》是《分包协议》的组成部分，不存在单独签订的问题。原告所称不知事实真相是指不知业主实际的招投标工程量单价，即认为第一被告未如实告知其业主的招投标价格。笔者认为，（一）原告作为工程承包人，自己根本没有本案工程的承包资质是明知的，在自己无专业知识可以预算出工程施工所需各项费用的情况下，毅然与第一被告签订工程承包协议，这一后果不应有他人来承担；

（二）第一被告作为分包人，从协议的约定及法律的规定上均无义务向原告披露业主的招投标价格；

（三）我国《民法通则》上所说之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原告与第一被告作为《分包协议》签订的双方当事人，对协议中约定的内容均负有如实向对方告知的义务，如对协议中约定的真实内容不向对方告知或者错误地告知，致使对方产生错误理解并因此作出决定的，则构成欺诈。在《分包协议》中，第一被告没有向原告披露业主招投标价的义务，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在签订协议时，第一被告曾同其约定本协议的工程价是在业主招投标的基础上下浮7个百分点。因此，第一被告不存在欺诈原告的行为，原告的这一主张也不可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同时笔者认为，即使原告在诉状中不请求确认《分包协议》无效，直接请求法院撤销《工程量清单》，原告应取得的工程款也不能以第一被告的承包价格为计算依据。因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分包协议》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原告虽不主张无效，但法院可依职权主动认定《分包协议》无效，根据《解释》的有关规定，原告应取得的工程款也只能以《工程量清单》约定的价格为计算依据。另外，原告在诉状中还提及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签订的承包协议也应无效，据此主张应以第一被告的承包价结算工程款。这一问题一、二审法院均未作为重点进行审查。对此笔者认为，在本案中原告无权请求法院确认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签订的工程承包协议无效，即使法院主动确认无效，原告要求其应取得的工程款按照第一被告的承包价格进行计算，也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无效劳动合同如何认定案件解析 篇7

一、案情介绍

2011年2月，赵某通过朋友介绍委托吴某炒股，双方签订了关于股票代操作的《协议书》。其中约定，赵某出资10万元开设股票账户，委托吴某代为炒股。期限从2011年2月14日至2013年2月13日。期间，受托方保证每年支付委托方不变利息，年利率第一年为8%，第二年为9%，超出部分的盈余则归受托方所有；如果出现亏损，则由受托方自行承担，委托方对此不承担任何风险。协议签订后，赵某按照约定将10万元存入了股票资金账户，吴某则先后支付给赵某利息共计8000元。但由于股市不断下滑，炒股出现严重亏损，吴某不堪忍受利息的重压，双方发生了纠纷。不久，吴某向某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法院判令双方签订的《股票代操作协议书》无效，并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8000元。

二、处理结果

经审理法院认为，原被告所签订的关于股票代操作的《协议书》属于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但协议中设定的固定利息、规避和转嫁理财风险，是保底条款，属于无效约定。据此，依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判决双方签订的《股票代操作协议书》的保底条款无效，被告应返还原告不当得利8000元。

三、案件解析

保底条款系指在委托理财协议中约定受托人保证在协议到期时返还委托人所支付的本金，并且按约定支付本金收益，超过部分归受托人或受托人可对超过部分享有权利的条款。

无效劳动合同如何认定案件解析 篇8

(2000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20次会议通过)

法释〔2000〕1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已于2000年6月2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2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0年7月8日起施行。

二○○○年六月三十日

为依法审理贪污或者职务侵占犯罪案件，现就这类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

第二条 行为人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勾结，利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将该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以职务侵占罪共犯论处。

劳务分包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 篇9

劳务分包合同的效力纠纷是建设工程领域中经常遇到的纠纷。劳务分包合同并不全是无效的，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所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有效：

（1）劳务作业承包人取得相应的劳务分包企业资质等级标准；

（2）分包作业的范围是建设工程中的劳务作业（包括木工、砌筑、抹灰、石制作、油漆、钢筋、混凝土、脚手架、模板、焊接、水暖、钣金、架线）；

（3）承包方式为提供劳务及小型机具和辅料。

合同约定劳务作业承包人负责与工程有关的大型机械、周转性材料租赁和主要材料、设备采购等内容的，不属于劳务分包。

律师评析：劳务承包的承包方式为提供劳务及小型机具和辅料，俗称“清包”。劳务合同中约定大型机械、周转性材料租赁和主要材料、设备采购等的，业界称之为“扩大劳务分包”，扩大性劳务分包不属于劳务承包的范围，对其要按无效合同来处理。

无效劳动合同如何认定案件解析 篇10

在劳动争议中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因此，当事人应当依据自己所掌握的证据来表述事实,阐述主张。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法院作为完全不知道事实经过的中立的第三方，将按照对立双方提供的证据确认一个法律上的事实。除法律、法规规定不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外，当事人提出申诉请求或者反驳对方的申诉请求，都应该提供证据。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证明不了有关事实的，视为举证不能，将面临不利的裁（判）决后果。

当事人提供证据，一是证明自己所主张的争议事实存在，二是否认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

劳动争议仲裁证据，是指在劳动争议仲裁过程中，能够依法证明争议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材料。北京提示劳动争议仲裁证据有下列几种：

工具/原料

1书证是指用文字、符号、图表等形式表达一定的思想或行为，其内容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物品。如劳动合同或协议、培训协议、保密协议、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工资单（工资折）、考勤表、押金收据、补偿协议、公司的规章制度文本等。2物证是指以其外部特征、存在场所和物质属性证明争议案件事实的实物和痕迹。如出门卡，工伤损害工具等。

3视听资料是指运用现代技术手段，以录音、录像所反映的声音、形象，电子计算机所贮存的资料及其他科技设备所提供的资料来证明争议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如现场照片、谈话录音、监控录像等。

4证人证言是证人就其所感知的争议案件情况所作的陈述。如其他在场劳动者的证言，一般要求证人出庭作证且收对方当事人和仲裁员或法官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