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无效制度(通用7篇)
合同无效制度 篇1
口头约定型合同在多数个体私营企业和个别集体企业中, 普遍存在不以书面形式订立劳动合同的现象, 只是简单地口头约定报酬多少、工种工时和责权义务。
一边倒型合同一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 不与劳动者协商合同有关条款, 而是片面地从单位利益出发, 订立“一边倒合同”。
违法型合同许多效益好的单位招工时, 强迫劳动者缴纳集资金、风险金并签订所谓自愿缴纳协议书, 企图以书面协议来掩盖行为的违法性。
生死型合同合同条款中不具备有关病、伤、残、死亡补助和抚恤等内容, 有的虽有此条款, 但大都不符合国家的法律规定。
保证型合同不少用人单位为督促劳动者履行自己的义务, 在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 让每个劳动者都出具一份“保证书”, 将一些不合理的规则和条件加在合同中, 以此来约束劳动者。
假冒型合同许多企业为对付劳动部门的监督管理, 与劳动者签订真假两份合同。“假合同”是按劳动管理部门要求, 用规范的文件签订的, 用来应付检查监督;而“真合同”则是按自己的意愿同劳动者签订不规范或违法的劳动合同, 以获取最大利润。
抵押型合同为防止劳动者跳槽, 一些用人单位在招用外来劳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时, 将身份证、现金等充作抵押物, 甚至扣留其平时应得的福利待遇或工资等, 将劳动合同订成“抵押合同”, 劳动者如有违约, 即将抵押物强行扣留, 严重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合同无效制度 篇2
哪些担保合同属于无效合同
第一种叫做主体无效。
在担保主体不具有相应的担保资质时,会直接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具体情形为:
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2、法律禁止担保的机构和单位。如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为保证人,国家机关不得作为保证人,除非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未经法人书面授权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也不得作为保证人。
3、《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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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法》第149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第二种是担保合同形式不当而无效。
依照我国法律规定,担保人在为合法的债权提供担保时,只能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这五种担保,而不能发挥想象力创设新的担保形式。
例如保证主要是基于保证人的信任,质押一般要转移物的占有等。对同一担保形式,债权人也应及时履行相关的法律手续,否则也易增加债权的风险。如根据我国《物权法》规定,以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应当进行登记,此时抵押合同方生效。
第三种是担保合同标的物不符合法律规定。
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有些财产是禁止作为担保合同的标的物的,例如《物权法》第184条规定“下列财产不得抵押:
1、土地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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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但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除外;
3、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
4、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
5、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抵押的其他财产。
如果以上述财产作为抵押担保合同的标的,则该合同无效。
另外,以法律、法规禁止流通的财产或者不可转让的财产设定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如果担保合同的标的物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将会使担保合同无效。
第四种用欺诈手段签订的合同无效。
在现实生活中,总共是有些人认为自己聪明无比,脑洞大开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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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是,利用企业进行融资、借贷,金融机构均要求目前所谓经济运转良好的几家企业提供担保,以保证自己利益,但这些经济运转较好的企业在向银行等部门借贷时,则又相互提供担保,形成担保连环链,这条链让企业同生共死,最终金融部门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
有的欺诈人同时拥有两个名称,相互担保、蒙蔽对方,一旦不能履行合同,对方也无能为力。
第五种情况是超过了担保期限,担保权人未能及时的行使权利。
根据我国《物权法》第202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另外,《担保法》第26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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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担保法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担保期间,性质属于除斥期间,不发生任何中止、中断或延长,只要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担保期间届满,债权人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实体权利归于消灭,因而出现担保人免除担保责任风险。
最后需要提示大家的一点,在很多借款纠纷案件中,有许多保证担保,但没有写明担保的方式,按照《担保法》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承担保证责任。这是一种非常责任非常巨大的保证方式,因此,担保人在向债权人提供保证担保时,务必要明确保证的方式。
担保法法律常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赢了网建议大家遇到问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必要时可寻求法律援助的帮助。
来源:(哪些担保合同属于无效合同http://s.yingle.com/w/db/3445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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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合同法中的无效合同 篇3
一、无效合同的释义
(一) 无效合同的概念
所谓无效合同, 是相对于有效合同而言的, 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 但欠缺合同的生效要件, 在法律上确定的当然完全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从理论上理解, 无效合同应属于成立但不生效的合同。
(二) 无效合同主要法律特征
(1) 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 违法性是无效合同的重要特征。违法性是指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 如果法律赋予其效力将损害权利人和社会的利益。有学者认为, 这种违法性不仅指合同内容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 而且表现在设立合同的目的方面。尽管合同内容不违法, 但订立合同的目的违法, 同样使合同产生无效的法律后果, 即合同法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亦为无效合同。无效合同的违法性表明此类行为根本不符合国家意志或当事人意愿, 因此, 当事人不能使其发生法律效力。而且, 国家会对此类合同实行干预, 而不能将主张合同无效的权利完全留给当事人[1] 。
(2) 无效合同自始无效, 即无效合同自始不发生效力。由于无效合同从本质上违反了国家法律规定, 因此国家不承认此类合同的效力。
(3) 无效合同当然无效, 即无须当事人提出主张, 也无须经过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确认, 该合同都是无效的。
(4) 无效合同具有国家干预性。无效合同是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 为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对无效合同国家将实行干预, 不将主张合同无效的权利全部赋予当事人。
二、无效合同的种类
根据《合同法》相关法律法规, 无效合同的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
欺诈, 即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 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 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 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构成欺诈应当符合以下四个构成要件:
(1) 须有欺诈行为, 包括陈述虚构事实或隐瞒真实情况。一般情况下, 欺诈都表现为积极的作为, 但依照法律或交易习惯负有告知义务时, 沉默也可构成欺诈。
(2) 须欺诈人有欺诈的故意, 这种故意是指虚构事实的故意和隐瞒事实的故意, 即使相对人陷入错误而与其订立合同的故意。
(3) 须相对人因欺诈而陷于错误。
(4) 须受欺诈人基于错误而与欺诈人订立合同。
胁迫, 即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 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 迫使对方做出违背真实意思的意思表示的, 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2] 。应明确的是, 只有使用欺诈与胁迫手段损害国家利益时, 方可认定为无效合同。
(二) 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者利益的合同无效
指合同当事人在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其所订立的合同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而故意共同实施订立合同的行为[3] 。由此可见, 行为人的行为具有明显的不法性, 可以据此将其作为违法合同对待。构成恶意串通的合同须具备以下成立要件:
(1) 须订立损害国家, 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该损害不必已经实际发生, 只要客观上存在发生损害的现实可能性, 即可主张其恶意串通行为的成立。
(2) 合同当事人主观必须具有恶意。
恶意是指合同当事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其所订立的合同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 而故意为之。例如, 伪造合同、协议而逃避司法侦查、逃避债务等行为。
(3) 当事人之间表现为通谋, 即恶意串通。
合同当事人均相互了解对方的真意旨在订立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而为其配合。通谋可以表现为双方当事人明知其目的非法而用默示的方式接受, 可以是双方当事人相互配合共同实施的违法行为, 也可以是一方当事人实施违法行为, 而另一方当事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况下, 未予以制止, 而采用默许的方式予以纵容[4] 。
(三)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
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七项和《合同法》第52条第三项均明文规定,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民事行为为无效民事行为, 合同为无效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 是指当事人实施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 但在内容上和目的上是非法的[5]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其构成要件有:
(1) 合同具有合法的形式, 合同当事人实施的行为, 从形式上看, 是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例如, 以合作的形式变相移转财产、划拨土地使用权等。
(2) 合同掩盖了非法的目的。这里的非法目的可以理解为意在损害国家、社会、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由于被掩盖的目的是非法的, 且将造成对国家、集体或第三者的损害, 因此这种行为是无效的。
(3) 合同当事人之间存在通谋, 即合同当事人主观上具有规避法律的故意, 明知其掩盖的真实目的与行为表象不一致。
(四)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
社会公共利益体现了全体社会成员的最高利益, 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或公序良俗的合同无效, 这是各国立法普遍确认的原则。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4款规定,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例如, 走私毒品、购买“洋垃圾”等。
(五)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的合同, 是指当事人所订立的, 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相背, 从而不能产生预期法律后果的合同。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5款规定,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合同均属无效合同。此处的法律应当理解为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订的法律, 行政法规应当理解为由国务院制订的法规。
(六) 其他形式的无效合同
1.订立合同主体不合格, 合同无效
(1)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47条规定,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且未经法定代理人追认的, 该合同无效。
(2)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48条规定,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 又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合同无效。
2.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无效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 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 该合同有效。”
3.免责条款无效
根据《合同法》第53条规定:“合同中下列免责条款无效, 造成对方人身伤害,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
三、无效合同的法律效果
无效合同的无效是绝对的、当然的、自始的无效, 《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 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 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 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 双方都有过错的, 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可见, 无效合同并非不发生任何法律效果, 合同当事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法律后果有 (合法处理方式) :
(一) 返还财产
返还财产是指依合同已交付财产当事人, 在合同被确认无效后, 有权请求对方返还财产, 同时, 接受财产的当事人有返还财产的义务。但并不是所有的已经履行的无效合同都能够或者需要采取返还财产的方式。返还财产的适用条件是:
1.须有返还的可能
如果标的物已消耗、损坏或灭失, 或者已被善意的第三人合法取得而不能返还, 如有些合同原物已不存在或专有技术、信息、资料已被知悉, 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返还。无返还可能的合同则只能请求赔偿损失。
2.须有返还的必要
根据《合同法》第110第二项规定: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性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的, 当事人一方可以不履行非金钱债务。
(二) 赔偿损失
依我国《合同法》第58条规定, 有过错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 如果双方均有过错, 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赔偿损失时应注意赔偿损失的范围及损失赔偿的责任, 凡因合同无效所遭受的财产减少都属于损失的范围。
(三) 收归国有和返还集体、第三人
这是相对较严厉的制裁方式。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9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其依据该合同并通过恶意串通所取得的财产, 应当按其损害对象为国家、集体还是第三人的不同, 分别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即损害国家利益所取得的财产归国家所有, 损害集体、第三人所取得的财产分别返还集体、第三人, 决不能使恶意串通的当事人因该行为而获得好处。
四、总结
综上所述旨在明确理解无效合同, 能够使我们准确、适当地运用合同法, 以利于实践应用, 对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经营秩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郑新民.浅议新合同法对无效合同的规定[EB/OL].搜库网, 2005-04-06.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注解与配套[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3]赵旭东.合同法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7.
[4]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合同法疑难案例判解 (2002年卷) [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合同无效的房屋登记实务问题 篇4
一、合同无效的常见情况及产生原因
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具体到房屋买卖合同方面,在实践中可以大致归纳为几种情况。
1. 借名购买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的
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是国家提供给特殊低收入人群的一种社会保障措施,不符合购房资格的借用他人身份购买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变相侵害了其他有资格购房者的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平,属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应属无效。
2. 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
《民法通则》第十二、十三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其民事活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同意。而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明显属于超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如无法定代理人的认可应属无效合同。
3. 开发企业无预售许可销售期房的
根据《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我国实行商品房预售许可制度,对于销售未竣工商品房的,必须取得销售的行政许可方属合法。因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
4. 非本农村集体成员购买集体宅基地上的房屋的
《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规定,禁止擅自通过“村改居”等方式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禁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法出让、出租集体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改革和完善宅基地审批制度,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可以看出,因为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归属集体所有,权利人只有使用权,如果任其无限制地转让,有可能侵害集体的利益。即使在2016年最新实施的《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中,也未对此做出突破,而且在大量的司法实践中,均认定为无效合同。
5. 房屋买卖权属有纠纷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有权属纠纷的房屋的不得转让。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应该限缩为排除恶意买卖的规定。因为我国对物权的规定不完全和德国登记制度一致,有个善意取得的规定,鉴于目前对于什么情况下属于权属有纠纷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实践中一般可以分为三种情况:无证或者非所有权人房屋的买卖;有查封;异议登记的房屋买卖。对于卖方合法建造但尚未办理物权登记的,虽然根据《物权法》第三十一条不发生物权效力,但是其合同根据《物权法》第十五条之规定还是有效合同。
而对于无权处分、无权代理或者非所有权人买卖的,则应当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受让人依照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规定来判断,如果属于恶意买卖的,可以认定为无效合同,如果属于善意的,则不宜认定为无效合同。如果是违法建筑的买卖,在发生纠纷诉讼时还没有取得合法建设手续的,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属于管理性规范,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但如果是买卖双方当事人在明知房屋被查封,合同目的不能达成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应属无效。此种情况下,多为法院执行制造障碍或者是虚假转移房屋,应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无效情形。
对于有异议登记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十六条之规定可以判断,如果购房人明知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着有效的异议登记仍然购买的,应当认定为非善意,如果此种买卖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则该买卖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
二、买卖合同无效后的法律后果
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具体到房屋买卖中可能导致的后果如下。
一是房屋已经交付的应当返还房屋,原产权人应该返还购房款以及相应的利息损失。部分情况下可能有例外情形,如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2385号等判决的观点,如果房屋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且买房人已经实际占有了该房屋或者再次出售给另外一个非农户籍者,合同虽被确认无效,但是房屋实际占有人不负返还的责任。当然,如果再次购买该房屋的是该房屋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由于其是有购房资格的,因此其可以合法拥有该房屋的所有权。因此,合同无效也不必然要返还房屋的。另则,如果房屋经过了装修或者加层改建等,也对法院是否判决返还房屋或者对于返还价款的计算会有不同的影响。
二是未取得预售许可销售商品房导致合同无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三是买卖房屋上还设立有抵押担保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应予支持。依据此规定,在房屋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解除的情况下,银行按揭贷款合同可以解除。该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担保权人和买受人。据此规定,银行按揭贷款合同因房屋买卖合同失效而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将购房贷款返还给银行,将房款本息返还给购房者。
四是买卖房屋在案件审理中可以确定为第三人财产的,当合同被判决无效后,应该返还给第三人。
五是涉及到违法犯罪行为的,则应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这也是维护健康有序经济秩序的重要措施,避免产生过度的经济纠纷。
三、无效合同的登记处理方式
在现有的有关房屋登记的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于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后登记如何办理的明确规定。而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合同无效及其后果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如果在生效法律文书中并没直接明确如何办理相应登记而直接办理的话,极易造成新的登记错误。
从《物权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来看,对于合同效力和登记效力是区分开的,故而不能直接得出合同无效必然导致登记无效的结果。对于合同无效导致要办理相应登记的,有以下几种模式。
1. 双方申请模式
因为合同无效的判决不属于《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之可以单方申请的生效法律文书,因此如果买卖合同双方协商一致的,可以持合同无效的生效法律判决文书,按照普通程序双方共同申请办理转移登记给原产权人。
2. 登记机构主动撤销模式
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八十一条之规定,如果无效合同的判决书可以证明当事人以隐瞒真实情况、提交虚假材料等非法手段获取房屋登记的,房屋登记机构可以撤销原房屋登记,收回房屋权属证书或者公告作废。虽然目前根据国家安排,不动产登记由国土部门负责,并且出台了相应的登记规章,但是笔者认为原《房屋登记办法》并未作废,如果属于房屋登记的也可以作为一个特别法予以引用。
3. 协助执行和履行法定义务模式
买卖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可以通过返还原物的民事诉讼来处理,也可以通过对登记机构的行政诉讼,此时登记机构则需要根据相应的法院判决文书描述的内容来进行相应的登记。如是民事诉讼要求登记机构协助登记的,一般会描述为将某某的房屋所有权变更为某某名下,此时办理单方申请的转移登记;如果是行政判决,一般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描述为“撤销被告某某登记机构作出的为某某颁发房屋所有权证之行政行为”。此时应该依法撤销该登记,恢复到前一手的登记状态。
浅论合同的无效与撤销 篇5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 交易活动日益丰富和多元。订立合同是现代社会公民、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进行交易的最主要手段。目的是以合同来确定彼此间利益关系, 并通过合同的约束力, 从而实现双方预期利益的最大化。合同包括有效合同、无效合同。
(一) 无效合同
无效合同相对于有效合同而言, 指的是合同虽然成立, 但合同在内容上或形式上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而被确认为无效合同。
(二) 可撤销的合同
可撤销的合同并非当事人之间所有的约定都能获得法律的保护。合同所涵涉利益关系的现实只有建立在合同有效的基础上, 当事人无法借助尚未成立或无效的合同实现自己预期的利益。一般合同一旦依法成立, 就具有法律约束力, 但是无效合同即由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 即使其成立, 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 合同因不具备有效要件而被确认无效, 则自始至终不产生法律约束力, 不能引起当事人预期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但它却要产生法律所直接规定的某些法律后果。
可撤销合同, 是指因意思表示有缺陷, 当事人一方享有撤销权, 可行使撤销权对已经成立的合同予以变更或撤销的合同。据此可知, 可撤销合同的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意思表示瑕疵。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并未体现其真正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所成立的合同是可变更、可撤销的。
二、无效合同的法律规定及产生的不良后果
(一) 无效合同的情形
《合同法》第52条明确规定了无效合同, 并具体规定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为:一是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 损害国家利益的;二是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三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四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五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有上述五种情形之一的为无效合同。
(二) 无效合同的不良结果
在我国的经济活动中, 合同效力在合同法中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无效合同占合同总量的比重也较大, 大量的无效合同给违约当事人提供了可靠的避风港, 这种现象引起的不良的社会后果很多:一是发生不必要的财产损失;二是商事主体对合同产生不信任感;三是为违法者或违约者提供了有效的空间, 所以要想避免或杜绝无效合同的大量存在, 就要充分了解和掌握什么是无效合同。
三、无效合同的整体无效和部分无效
《合同法》明确规定无效合同:即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那么确立无效合同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合同是由当事人自愿订立的, 但不得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如果合同危害国家和公共利益, 国家就要进行干预, 合同就无效, 无须经当事人是否主张无效。无效合同分为整体无效和部分无效。
(一) 整体无效
那么无效合同自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由于无效合同从本质上违反了法律规定, 因此, 国家不得承认此类合同并加以保护, 也就是说当事人在订立无效合同以后, 不得依据合同实际履行, 也不承担不履行合同的违约责任。即使当事人立合同时不知该合同的内容违法, 当事人也不得履行无效合同, 合同—但确认无效具有溯及力, 该合同从订立之时起就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以后也不能转化为有效合同。
(二) 部分无效
合同部分无效, 不影响其它部分的效力, 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由此可见, 如果合同表面上是一个行为, 实质上由若干个行为组成或在内容上可分为若干部分, 即有效部分和无效部分, 可以独立存在, 一部分无效并不影响另一部分的效力, 那么无效部分被确认无效后, 有效部分继续有效, 可以继续履行有效部分的合同, 但是如果无效部分与有效部分有连带关系, 相互有牵连, 有些合同内容是不能分割开的, 具有整体性, 有效部分无法独立存在, 也是无法履行的, 确认部分内容无效影响有效部分的效力或者从行为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根据诚实信用的公平原则, 决定制定的有效部分对于当事人无意义也不公平合理, 则合同应全部确认为无效。但在合同中规定有关解决争议条款的, 该条款不因合同的无效而失去效力, 《合同法》第57条规定:合同无效, 被撤销或者终止的, 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效力。当事人在合同解决争议的方式是为了从程序上督促和保障各方都尽可能的履行合同, 而一但产生争议, 可以迅速通过解决争议的方法得以补救, 来挽回不利于自己的损失。
四、法律对无效合同的完善
新《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 与以往前三部合同法规定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但对无效合同的规定作了完善, 其最主要是对无效合同的情形作了更为严格的规定。
(一) 对损害国家利益作为无效合同的要件
按照前三部合同法的规定, 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为无效合同, 而后颁布的《合同法》将“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 损害国家利益”的规定为无效合同。
(二) 对欺诈做了具体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之对方虚假情况, 或隐瞒真实情况, 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 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这就从法律上对欺诈作出了明确的定义, 欺诈是一方当事人故意实施某种欺骗他人的行为, 并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而订立的合同。欺诈的构成条件为: (1) 欺诈方具有明确的欺诈故意, 即明知自己告知对方的情况是虚假的且会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 或使既有错误加深或维持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2) 欺诈方实施了欺诈行为, 这种欺诈行为可以是积极的行为, 即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 也可以是消极的不作为, 即隐瞒真实情况, 不履行其应履行的告知义务。 (3) 相对人因欺诈而陷入认识错误。即一方的欺诈行为与另一方陷入错误认识存在着因果关系。 (4) 受欺诈人因陷入错误认识而作出意思表示。即受欺诈人因对方的欺诈行为而产生错误认识并在错误认识的基础上作出了意思表示。如果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没有损害国家利益为可撤销合同。
(三) 对协迫的规定更加严格
胁迫是指以将来要发生的损害或者直接以损害相威胁, 使对方产生恐惧并因此而订立的合同。具体而言胁迫的构成条件为 (1) 胁迫方必须有明确的胁迫故意。 (2) 胁迫方必须实施了胁迫行为, 即为暴力或其他手段迫使对方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愿的情况下, 作出意思表示。 (3) 胁迫人的胁迫行为必须是非法的, 其目的或手段也必须违法。 (4) 胁迫人的胁迫行为必须确实使相对人陷于恐惧。一方当事人采用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 实际上都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而达成的协议, 根本不是对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但不管是欺诈还是胁迫, 都必须是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 才能适用国家适当干预原则而认定合同无效。对于没有损害国家利益的, 虽然一方采取了欺诈, 胁迫的手段, 也只能适用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 作为可变更或可撤销的合同认定和处理。
无效合同一般是指因违反法律规定的事项而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 这类合同是违法的, 任何时候都不发生法律效力。
(四) 对违反强制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做出明确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包括民法中强行性规范和其他部门行政法中的禁止性规范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对于违反这两个方面内容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事由时, 必须掌握两个要点:一是当事人双方在订立合同时, 在订立目的、订立内容方面都不能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带有强制性规定的框架内严格进行。二是并非任何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合同都必须认定为无效合同, 只有违反民法中强制性规范和其他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的合同才能认定为无效合同, 而不是违反任何法律、法规的任何合同都无效。对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非强制性规定的一般行政管理规定的合同, 由于倡导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本身内含的允许行为人以意思选择的意义, 一般不作为确定合同无效的依据。
在适用本款规定时, 对于违反法律、法规不应做扩大理解, 其范围只能限定在国家立法机关通过颁行的法律和中央政府即国务院制定颁行的行政法规, 而不能将各个部门、各个地方所制订的各种文件, 包括地方性法规、行政条例作为确认合同效力的依据, 这是市场经济一体化原则的体现, 也是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的必须产物。当事人订立违法合同, 主观上都具有违法的故意, 即使当事人主观上出于过失而违反了法律, 即在订约时根本不知道所订立的合同条款是法律禁止的, 也应确认合同无效。
五、无效合同的撤销
目前, 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开放, 加快商品经济发展, 国家实行合同自由、意思表示自治原则, 充分地尊重当事人的意志, 不宜过多地干预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建立合同的可撤销制度, 是为了体现和维护公平、自愿的原则, 给当事人一个补救的手段。那么就是说, 当事人是否需要法律救济由自己决定, 如果需要法律救济, 司法机关根据当事人意思可以撤销该合同, 如果当事人不需要法律救济, 则法律对此不予干预, 这样完全可以保护受害一方的合法权利, 同时又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一) 撤销的当事人
可撤销合同是当事人一方可以依法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合同。
《合同法》对可撤销合同的规定, 与以往的规定有两大区别:一是在于将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 从无效合同中分解出来, 作为可撤销合同;二是明确规定只有被欺诈、被胁迫的一方才有权提出变更或者撤销, 有过错的一方无权要求赔偿损失。
(二) 撤销合同的种类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 可以撤销的合同有3种:一是因重大误解订立的。这里所指的重大误解, 是指受要约人对要约的重大误解。二是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这里的显失公平, 不是有点不公平, 也不是商业上的风险, 显失公平合同一般是一方当事人乘另一方当事人急迫需要或者缺乏经验等原因订立的。三是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
(三) 撤销合同的裁决
合同的撤销必须由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申请作出裁决, 裁决被撤销的合同自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了。这种撤销合同的权利也是有时效限制的, 按照《合同法》的规定, 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或者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的, 撤销权消灭。如果合同被撤销后, 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 应当予以返还, 不能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 有过错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 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合同无效几种情况探讨 篇6
一、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 损害国家利益的
关于欺诈、胁迫手段下定立的合同, 我国的《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做出了不同的规定, 在《民法通则》中, 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 因为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标识, 所以说, 民事行为无效, 合同自然也无效。但是《合同法》在认定时则相对更为谨慎, 为了更好的保证交易的顺利开展, 也为了维护市场交易的稳定, 对于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 要针对不同情况进行分析, 如果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已经构成了对国家利益的损害, 那么合同认定为无效, 除此之外, 合同的效力属于待定的, 由受胁迫一方自由选择继续履行合同、变更合同还是合同无效。显然, 《合同法》中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的规定更为具体, 同时也比较适合当前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认定原则之下, 目前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 只有损害国家利益时才直接认定为无效。
对于《合同法》中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的认定, 比较符合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从民事行为角度来看, 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 确实违背了一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 但是如果一刀切直接认定该种合同为无效合同的话, 市场中很多交易行为就会缺乏稳定性, 特别是一种特殊情况的存在, 那就是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后, 合同的履行对于被欺诈、胁迫的一方是非常有利的,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被欺诈、胁迫方自然是希望合同继续旅行的, 而欺诈、胁迫方则不希望继续履行合同, 那么此时认定合同无效的话, 显然是不利于保护被欺诈、胁迫的一方, 相反对行为过错方有利, 这是违背法律保护合法法益的原则的。一个简单的例子, 甲和乙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甲是卖方, 乙是买房, 合同签订前, 乙对购房合同的签订有所犹豫, 甲威胁乙说, 如果你不签订买房合同, 我就找人去打你的儿子, 乙知道甲平时霸道蛮横, 所以在甲的威胁之下签订了合同, 合同签订后, 房子所在地被划入商业区, 房价翻倍, 在这样的情况下, 甲作为威胁方, 去法院提起诉讼, 认为合同是在威胁的情况下签订的, 应认定为无效。显然, 我们不能保护甲的利益, 具体合同是否继续履行, 应该由受害方乙决定。所以说, 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的效力, 并不是绝对无效的。但是, 如果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已经构成了对国家利益的损害, 则要直接认定为无效,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所以说, 不管是在何种情况下签订的合同, 只要损害国家利益, 自然都是无效的, 欺诈胁迫手段下订立的合同也不例外。
但是就这一条而言, 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在适用中存在一定的困难, 特别是关于“国家利益”的认定, 斯蒂芬·克拉斯纳在其文章中指出, “国家利益的认定, 应该符合两个基本条件, 其一是该利益必须是整体性的利益, 不是属于任何个人的, 是为全国人所共享, 其二是这部分利益必须是稳定存在的, 并且有政治、法律等为后盾”, 这样的认定相对比较抽象, 在司法实践中应用起来也会比较困难, 所以说, 关于国家利益的认定, 是本条适用过程中的难点。
二、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
《民法通则》第58 条和《合同法》第58 条都对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与欺诈、胁迫订立合同不同, 在欺诈、胁迫之下, 一方当事人为过错方, 一方当事人为非过错方, 而恶意串通, 则是双方当事人共同为之, 同时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 所以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为了维护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 这样的合同也当然无效。这种情形之下我国法律的规定与大陆法系其它国家, 特别是日本和德国的规定有所不同, 在日本和德国的民法典体系中, 当事人恶意串通订立合同, 并不是绝对的无效, 合同本身对当事人双方而言是有约束力的, 但是合同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也就是说, 合同中关于合同双方的规定有效, 但是此合同对其它人和人的利益不能产生影响。由于在恶意串通之下, 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 所以说, 一旦合同中约定了任何义务, 双方都无赦免权, 都需要履行。
对于该种情况下合同无效的认定, 合同签订的双方当事人的主观心态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根据法条中的明确规定, 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是此种情况下合同无效的一个必要条件, 所以说, 当事人在合同签订时, 不仅有串通的行为, 还必须是恶意的, 具有非法的目的的。以非法目的的恶意串通, 就是双方当事人在合同签订前, 已经明确商量好合同中所有非法事宜, 或者所有损害国家、集体及第三人利益的事宜, 如果有一方当事人不知情, 或者双方当事人对于可能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事实都不知情的话, 显然不能构成本条中合同无效的规定。举一个简单的案例, 某地房地产开放商在售房过程中, 与甲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后由于地方政策变化, 使得该地区房价大幅度攀升, 房地产开发商为了获得更多利润, 又将卖给甲的房子卖给乙, 显然房地产开发商与乙签订的合同损害了甲这个第三人的利益。对于此合同, 如果乙也是知道的, 并且与房地产商有恶意串通, 那么显然乙与房地产开放商之间的合同就是无效的; 但是如果乙对此并不知情, 只是开放商个人所谓, 那么显然不符合恶意串通的情形, 所以说, 这样的情况下, 开放商与乙签订的合同就是有效的合同, 并不是无效合同。而具体房子归谁所有, 则根据《合同法》中关于一房数卖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也是目前《合同法》中明确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之一。这种情形与上面两种情形相比, 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更为困难, 其中有两个点需要认定, 一是合法形式, 二是非法目的, 其中合法形式较为好认定, 因为合同的形式表现在外, 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直接根据法律规定加以辨别, 但是非法目的则非常难辨别, 因为合同订立的目的一般是存在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思层面, 并不会表现出来, 所以说, 法官很难认定其签订合同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说, 今天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使用了两个词语, “推定”和“视为”, 也就是无法确定意思层面的真实内容时, 可以根据现有事实或者当时人的行为来做合理的推定, 并将推定结果直接作为案件认定时的依据。目前适用于此类情形推定的典型情况非常多, 比如合同成立时所带来的非法效益是非常明显的,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社会实践和认知情况, 对于这样的非法效益有足够的了解, 那么就可以直接推定为当事人具有非法目的了。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要求行为人具有两层的意思表示, 一层表示在外, 是合法的, 为我国法律所认可的, 但是这一层意思并不是合同当事人自身的真实意思, 另一层表示则是在内的, 当事人没有明确的表述出来, 因为该层意思具有违法性, 是法律所不认可的, 所以说, 当事人通常将这一层意思隐藏起来, 我国民法学教授王利明老师讲隐藏的意思表示称之为“隐匿行为”。
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合同无效的判例并不多, 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泸州的一起继承案件, 在该案件中, 被继承人将财产的一半赠予婚姻关系中的第三者, 但是被继承人死后, 第三者按照被继承人生前的赠与协议索要财产时, 却并没有得到法律的支持, 当时泸州中院在认定中认为, 被继承人以遗赠这样的合法形式将部分财产交由第三者, 事实上是为了掩盖其金钱和性的交易这样的非法目的。当时此判决作出后, 引起了社会上的一篇哗然, 大家对此案判决的褒贬不一。特别是在案件做进一步跟踪调查之后可以发现, 被继承人之所以将其财产的一般赠予婚姻中的第三者, 是为了感谢在他生病时对他的照顾, 那么显然, 这样的目的也合情合法。所以说, 对于非法目的的推定, 在司法实践中必须谨慎适用。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也是目前法律认定合同无效的一种具体情形, 这在大陆法系国家, 几乎都有类似的规定。而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又是该种情况适用的一个难点, 以目前司法实践来看, 这里的社会利益多指社会上的一些公序良俗, 特别是地方的一些风俗, 已经成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内容。仍然是上面提到的泸州遗产分割的案件, 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样的情况适用不同之后, 法院又根据“婚外情违背公序良俗”为理由认定合同无效。在我国, 一夫一妻制是基本的原则, 夫妻关系之外的感情被称之为婚外情, 所以说第三者的存在是违背基本的工序良俗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认定合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是无效合同, 似乎可以为社会所接受。总之, 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直接关系到该情况的适用, 也关系到法律的威严性, 所以适用中也必然要谨慎。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规定的
除了以上提到的几种情况之外,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也是合同无效的一种情况。
参考文献
[1]黄忠.违法合同的效力判定路径之辨识[J].民商法学, 2011 (17) .
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无效之判定 篇7
一、基本问题
(一) 免责条款的含义及分类
关于免责条款, 不同学者有不同表述:免责条款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事先约定的、旨在限制或免除其未来的责任的条款。 (1) 任何旨在限制、免除或修改产生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责任、义务或救济手段的条款, 均被称为免责条款。 (2)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 合同双方当事人享有越来越多的合同自由, 双方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事先约定, 当出现某种情况时, 免除或者限制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责任, 这种在特定情况下免除或限制当事人责任的约定, 就是免责条款。
基于不同的目的, 免责条款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限制责任条款, 即将当事人的法律责任限制在某种范围内的条款, 例如在合同中规定, 卖方的赔偿责任不超过货款的总额;二是免除责任条款, 即将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全部免除的条款, 例如在商店内标明“货物出门, 概不退换”。 (3)
(二) 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
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指在订立保险合同时, 保险人为了避免自己过于宽泛或者无限度地承担保险责任而订立的免除或减轻保险人依该合同应负之义务, 而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义务或限制投保人、被保险人依据该合同所享有的权利的条款。 (4)
一般来说, 保险合同是由保险人事先拟定的、为了重复使用的、不与投保人进行协商的格式合同。但保险合同中的条款并非都是格式条款。格式条款具有以下特征:文本由一方当事人预先提供;条款具有重复使用性;内容具有不可协商性。因此, 保险合同当中的免责条款并非一定都是格式条款, 若免责条款经过保险人与投保人协商, 即与标准条款不同, 作出了一定的修改, 则该免责条款不是格式条款。保险法司法实践中, 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进行效力判定和对条款内容进行解释时, 依据系争免责条款是否为格式条款的不同, 应进行区别对待。 (5)
二、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无效
没有任何一类合同比保险合同含有更多的责任免除条款。 (6) 由于保险人处于强势地位, 保险法实践中强化了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保护, 当涉及到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判定时, 经常一味地使之无效。
(一) 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未满足订入条件
免责条款订入保险合同是其生效的前提, 在实践中判定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无效, 依据的理由之一就是免责条款并未按规定订入保险合同。
在保险合同中订入免责条款须满足如下条件:在要约阶段, 免责条款的制定者——保险人首先应当提请投保人注意。此外, 保险人还应提供给投保人了解免责条款的合理机会。在承诺阶段, 只有投保人以明示或者默示的方式同意将免责条款订入保险合同, 并且在合同文件上签字确认, 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才算完成了保险合同的订立。 (7)
如果未满足以上免责条款订入保险合同的条件, 免责条款根本就不是保险合同条款, 也就无需讨论其效力问题。
(二) 保险人未履行提示与明确说明义务
依据我国《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 保险人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 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关于“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 “提示”较为容易判断, 比如用加大加粗的字体表示免责条款, 关键在于“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标准。
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判断标准可以分为主观说与客观说, 这种分类方式是学界通说。 (8) 主观说以保险人的理解为准, 只要保险人在订约时认为其已经将合同条款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作了适当的解释, 就可以认为是履行了说明义务。客观说以相对人的理解为准, 只有相对人真正明白了免责条款的内容及涵义, 保险人才算是履行了说明义务。
多数学者及我国相关实践都采用客观说, 标准过于严厉, 保险人很难证明自己履行了该义务, 所以一旦发生纠纷, 审判结果多为保险合同当中系争的免责条款无效。
(三) 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无效的司法判定
社会公众相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处于弱势地位, 因此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存在强烈的敌意。法院在司法裁判的过程中基于对弱者的同情及顺应民意, 常常以各种理由使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归于无效。
法院判定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无效的依据通常有以下几种:第一, 《保险法》第17条、第19条和第30条的规定;第二, 抽象的法律原则, 如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善意原则等。实际上《保险法》第17条、19条和第30条已经成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对抗保险人的三大法宝, 是司法实践中保险人败诉的主要原因。 (9) 再加上公平原则、诚信原则等基本法律原则作为辅助手段, 实践中只要投保人、被保险人主张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无效的, 胜诉的几率很大。
司法审判的偏向性加上保险人举证责任负担过重, 成为了实践中系争的保险合同免责条款趋于无效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把握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判定的度
保险合同作为商事合同有其特殊性, 在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效力进行判定时, 应充分考虑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确保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能够趋于平衡, 不能一味地加重保险人的责任, 更不能过于频繁地使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无效。
(一) 关于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
由于保险合同条款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特征, 保险人对其提供的免责条款应该主动说明, 并对其是否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有举证责任。掌握、留存有力的证据对保险人来说是一个较高的要求, 因此不应该苛求保险人证明合同相对人在实质上充分理解了免责条款的内容和涵义。
关于保险人如何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及保留有力的证据, 有学者提供以下建议:第一, 订约时或者订约前将免责条款提交给投保人, 条款的语言表达力求简单化和通俗化。第二, 保险人明确说明了免责条款之后, 由投保人签字确认, 免责条款要具有显著性, 并随附“已理解认可该条款”和“未理解认可该条款”的标注, 投保人在签署保单的同时签名确认。第三, 要求投保人出具单独的声明, 确认保险人履行了明确说明的义务。 (10)
保险人如果按照法律规定和正当程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 并留下了合理的证据证明其明确说明的情况,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再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无效的, 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
(二) 人民法院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判定的界限
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除了依据强行性或禁止性的法律规定来判定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无效之外, 还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体现在很多方面, 如判断保险人告知投保人免责条款的方式是否合理、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是否符合公序良俗等民法的基本原则。 (11)
由于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复杂性和专业性, 要求保险人提示和明确说明免责条款并没有错, 但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同时也具有频繁设定性, 不加限定地要求保险人对所有免责条款都予以详细明确的说明, 不仅违背了公平原则, 加重了保险人的义务, 也与保险法作为商事法律注重效率的基本原则不符。
因此, 法院在判定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的时候, 应注意其界限, 不能一味地倾斜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以保险形式分散危险已经成为一般大众的常识, 现代公众的保险意识越来越强, 法院应注重维护保险人和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之间实质的公平正义, 使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对等, 以促进保险业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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