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唐代（精选12篇）
我国唐代 篇1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国家, 唐代 (618—907年) 高度繁荣的经济文化为体育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为女子体育运动的高度发展创造了前提。唐代女子体育运动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种类上都具有较强的特色, 在我国女子体育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的代表性, 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体育文化遗产。
一、我国唐代女子体育运动主要项目
我国唐代女子体育运动有的是为唐代所独创, 有的是在继承前朝基础上创新而来, 在项目上呈现出多种多样的特点, 体现了唐代女性的风采。
1. 女子蹴鞠。
蹴鞠作为我国古代一种“足球”运动, 又名“踏鞠”, 它是用皮子制成一个圆形的球皮, 并在球皮里面塞满毛发。蹴鞠最初是用于军事训练, 始于黄帝, 流行于汉代, 当时下至百姓、上至帝王, 从民间到宫廷, 爱好者甚多。汉代, 军中甚至有蹴鞠练兵的做法, 正如刘向在其《别录》中所记载“踏鞠, 兵势也, 故用此练武士”, 即蹴鞠有大军压阵之势, 所以可以用来练兵。在我国唐代女子蹴鞠中, 大多数在节日, 如寒食节中, 由两个以上的女子进行对踢, 在著名诗人王建的《宫词》和王维的《寒食城东即事》中都对此项运动进行了描述, “蹴鞠屡过飞鸟上, 秋千竟出垂杨里。”
2. 女子击鞠。
击鞠即马球运动, 又称为打球或者击球。流行于唐代的击鞠运动不仅在民间男子、军队、皇室、官吏中得到流行, 而且在女子中也广受欢迎, 当时即是一些柳腰女子亦可跨鞍挥杖。只是女子击鞠和男子击鞠的不同在于, 女子击鞠不是骑马, 而是骑驴, 所以为了和骑马击鞠或者徒步击鞠相区别, 女子击鞠又被称为是“驴鞠”。女子击鞠凸显出了女子的豪爽英姿。正如著名诗人张籍在《寒食内宴二首》对女子击鞠所作的描述, “殿前骑逐飞球”。在唐代墓葬中出土的刻有四个女子骑马击鞠的铜镜和击鞠的女佣, 在陕西乾县出土的唐代击鞠图和马球图及陕西临潼出土的唐代女子击鞠陶俑, 都对女子击鞠运动进行了真实反映。
3. 女子骑射。
封建帝王将相为了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生活欲望, 经常会组织一些体育运动, 而宫中女子为了排遣其精神空虚和孤独苦闷, 经常也会开展一些除划船和拔河以外的体育娱乐活动外, 在帝王出猎的队伍中也会经常出现女子的身影, 甚至一些女子还是骑射高手, 她们纵马飞驰, 拉弓射猎都是平日练习的结果, 可谓“小镫狭鞭鞘, 鞍轻伎细腰”。
4. 女子舞蹈。
唐代包容的文化、开明的政治, 儒家礼教束缚较少, 使唐代有“胡气”之说, 而胡则特指我国北方少数民族, 特别是西北突厥族、鲜卑族等游牧少数民族。为迎合王朝统治者的爱好和审美需求, 唐代女子积极投身于显现力健之美的舞蹈活动中去。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歌舞极盛时期的唐代, 其流行的舞蹈分为“软舞”和“健舞”两种类型。健舞在唐初尤为盛行, 其动作时刚健、矫健, 因此唐朝统治者对于健舞中的拓技舞和胡旋舞特别钟爱, 经常用于表演。其中, 胡旋舞以旋转为主, 是由西北传入的一种较为强悍粗犷的少数民族舞蹈。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其《胡旋女》一诗中对胡旋舞的回旋、下腰、腾跃、进退等动作交替变换进行描述, “弦鼓一声双袖举, 回雪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 千匝万周无已时。”
5. 杂技。
和女子舞蹈一样, 杂技主要是供达官贵人、统治阶级进行观赏, 其表演者也以女子为主, 有的是民间的杂技班子, 有的是宫中蓄养的女伎。每当庆典宴会的时候, 都要以杂技来表演助兴。并且在表演的时候, 经常会伴有舞蹈, 两者相互结合, 便出现了杂技中的两种类型:坐部伎和立部伎。由女子所表演的杂技项目主要有戴竿、绳伎、马伎。在唐代宫中甚至出现了专门的女子马伎训练运动。著名诗人李濯、敬括都对女子马伎表演进行了描述, “盖欲激君子之磨锐”, 成群的宫女飞越障碍、逐池竞射, 或是藏身鞍旁献技, 或是按旗另抽戈应接。最为著名的当是著名诗人刘晏在《咏王大娘戴竿》中王大娘在唐玄宗勤政殿前的高超表演场景, “戴百尺竿, 竿上施木山, 状瀛州方丈, 令小儿持绛节出入其间, 歌舞不辍”。
二、唐代女子体育兴盛的原因分析
与前后各个朝代相比, 唐朝的女子体育运动在当时的世界女子体育领域中都是独树一帜的, 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女子体育运动作为女子社会地位和国家实力真实反映, 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是社会相对安定、国力较为强大、经济十分繁荣、国家得到统一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具体而言, 唐代女子体育运动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女子体育运动受到民族大融合的影响。历史学者基本都认为我国李唐皇室带有鲜卑族的血缘, 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较为深刻。在李唐王朝中的几位皇帝, 其血缘关系可以如下表示:李昺 (袭爵唐国公, 北周柱国大将军, 娶鲜卑族妻独孤氏) →李渊 (唐高祖, 袭爵唐国公, 建唐, 娶鲜卑族妻窦氏) →李世民 (唐太宗, 娶鲜卑族妻长孙氏) →李治 (唐高宗) , 由此可见唐初几位皇帝母亲都是鲜卑族, 皇帝自幼受到了鲜卑族习俗影响, 在唐朝统一天下以后, 北方少数民族的胡服骑射、尚武精神被引入到中原, 加快了民族融合进程, 不仅改变了中原地区人民生活方式, 而且也改变了各个民族的精神面貌。长期处于野蛮状态的少数民族逐渐被注入了更多儒家文化精神内涵, 而长期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汉族农业文化被输入了豪侠健爽的新鲜思想。通过民族大融合, 使得过于刚烈粗野的北朝文化和儒雅孱弱的南朝文化被进行了扬弃和继承, 一个具有新的时代精神面貌便开始逐渐呈现。在民族大融合中, 唐代女子体育运动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影响, 成为唐代女子体育运动兴盛发展的民族根源。
2.拥有一个较为宽松开明的思想文化氛围。唐代拥有“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两个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达时期, 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了兼容并蓄、三教并行的开明思想文化政策, 其三教主要是指“道教、佛教、儒学”。唐代统治者首推儒学治国。在唐贞观二年, 唐太宗李世民对臣僚说道“朕所好者, 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 失之必死, 不可暂无耳。”但是, 出于教化百姓和安定社会的另外一个政治需要, 唐代统治者又对宗教大加推崇, 以“神道设教”, 对宗教的社会统治功能加以发挥, 对佛教和道教进行奖掖, 甚至在贞观十五年, 唐太宗亲自与道教和佛教相关人士谈佛论道:“今李家据国, 李老在前;释家治化, 则释门居上。”唐代统治者除了对以上三教进行发扬以外, 对于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也以宽容的态度进行保留, 从唐太宗开始一直到唐武宗, 唐代一直在实行着“三教并重、多教共存”的宽容开明的社会思想文化政策。这种宽容的社会思想文化政策, 为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相互影响和融合提供了一种宽松的社会文化氛围, 并在这种社会文化氛围基础上, 对汉代所建立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 特别是对女子的三从四德女子束缚思想大大削弱。而这也是我国唐代女子之所以能够卸下礼教思想包袱, 较为自由轻松参与到体育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文化基础和根源。
3.国家统治者对于女子体育运动的积极倡导和积极参与。在我国唐代, 由于受到北方少数民族尚武精神的影响, 其统治者对于体育运动都抱有较为浓厚的兴趣, 他们或者是积极倡导, 或者是亲自参加到女子击鞠、拔河、围棋、射猎等运动项目中去, 在唐代的二十个皇帝中, 对于击鞠运动热衷的就超过一半, 甚至出现了唐玄宗、唐肃宗、唐穆宗、唐宣宗、唐僖宗等几个皇帝“球迷”, 唐玄宗经常驰骋于球场之上, 策马挥杖, “东西驱突, 风回电激, 所向无前。”除了对于击鞠运动十分爱好以外, 唐代有的皇帝对于其他运动项目也较为迷恋, 甚至在唐中宗在位期间, 专门组织了一场朝廷重臣元老参与的拔河比赛, 他还亲自主持过精彩的击鞠比赛;唐僖宗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全能的“运动员”, 他不仅“尤善击球”, 也“好蹴鞠”, 更是“好骑射、剑、槊”, 有次当着大臣的面自诩道, “朕若应击球进士举, 须为状元。”
在《墨子》一书中记载道:“楚王好细腰, 宫中多饿死。”说的是国家统治者的一时好恶可能影响到身边的人, 甚至是整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唐朝统治者对于体育运动的喜好, 必然会使身边的众多妃嫔为了吸引皇帝的注意力, 进而接近皇帝, 要不断加大对体育活动的关注, 她们不仅观战助兴, 甚至是直接参与到体育运动中去, 在整个宫廷形成了女子体育运动风尚, 而宫廷女子体育运动的兴起引导着民间女子体育运动风气形成, 成为民间女子效仿的对象, 成为我国唐代女子体育运动兴起和发展的直接原因。
总之, 唐代作为我国古代封建王朝的代表, 是我国封建时期发展的鼎盛时期, 女子体育运动无论是项目类型还是活动规模, 都是历朝历代所不能比拟的。唐代女子体育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有:第一, 安定的社会秩序、强大的经济基础、统一的政治环境是女子体育运动兴盛的政治条件, 而这也是我国当前开展女子体育运动的前提;第二, 民族融合进程的加快。唐代女子体育运动是在北方少数游牧民族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相互融合的进程中出现的, 它借鉴和吸收了不同文化的精髓, 并形成了不同于母文化的新的女子体育运动文化;第三, 女子体育运动的兴起有一个较为宽松的社会思想文化基础。唐代多元、宽容、开明、开放的思想文化氛围, 提高了女子社会地位, 减少了女子参与体育运动的阻力;第四, 国家统治者对于女子体育运动的重视。出于审美和娱乐需要, 王侯将相倡导并参与到女子体育运动中去, 为女子体育运动的兴盛产生了直接推动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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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唐代 篇2
岑参(约715—770)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尤其擅长七言歌行，他的诗歌想象力丰富、气势宏伟，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他和同代的高适齐名，并称“高岑”。岑参的诗歌广受人民群众的喜爱，他每写一篇新诗歌，人们便竞相转告，相互传抄。岑参的诗题材也很广泛，早期的诗歌多以写景、感叹身世、赠答朋友为主。岑参出塞前写了不少山水诗，诗歌风格清丽俊逸，意境新奇。
在盛唐时代，岑参写的边塞诗歌不仅数量最多，而且成就也最突出。这主要是因为岑参较长时间往来于边疆各地，对边疆的气候、风俗、民情、舞蹈、音乐等都很熟悉，外加他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因此在边塞诗歌的创作上，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强。比如在对西域的风、云、热、寒以及歌舞战马等都可以描绘得惟妙惟肖，表现色彩浓烈的动人画图。
西域的雪山以及吐鲁番盆地著名的火焰山在岑参的诗歌中也被多次提到，比如在《火山云歌送别》中：“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火焰山砂岩的颜色像火云一样热气逼人，使人读此诗如身临其境。而岑在库尔勒绿洲北部，丝绸之路古道——铁门关的陡峭石壁上赫然醒目的四个大字“襟山带河”更是展现了岑参对雄关风貌的描绘。
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
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
——岑参《火山云歌送别》
在岑参的诗歌中既有荒凉壮阔的边疆景象，驰骋沙场、抗敌御侮的爱国思想，也有艰苦的军旅生活和凄凉的游子情调，但这些都不是岑参首创，也谈不上有何过人之处。然而，盛唐诗歌风格本身就以雄奇见长，诗风雄奇者比比皆是，亦不可特许为岑诗之风乃至伟大之处。对于岑参其人其诗的洞见既应该从他为何喜欢写边塞诗歌说起，也应该从他的诗歌的意象和审美意趣说起。人们读岑参的诗往往可以感受到四重不同的境界:“亲历”、“畅饮”、“悲悯”、“萧厉”。
岑参诗中画：“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亲历”，顾名思义就是读岑参的诗叫人有身历其境的感觉。悬挂在墙上的长剑，排列在校场的兵刃，奔驰在大漠的军列……历历在目，宛如置身疆场，跃马边陲。
回顾岑参一生，他深情于边塞，并要作为于边疆，这正是印证了“亲历”、“畅饮”的诗歌境界。首先，岑参赴边从军，这和他的家族背景有很大关系。岑参出自官宦世家，他的曾祖父文本、伯祖父长倩都曾位高至宰相。他的父亲岑植，官至仙州、晋州刺史，在岑参年幼时早亡。在他出生前两年，在朝中任官的.伯祖父获罪被杀，家族受牵连，自此家道衰落。
岑参自幼爱好习武且聪颖好学，遍览史籍，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重整没落的家业，光耀门楣。20岁时到达长安，献书求仕但终未如愿。此后，希望的一次次破灭也使他清醒地认识到仕途的崎岖，诗人由一个不知道人间炎凉的热血青年逐步成熟起来，饱尝了浪迹的艰辛。但是这种经历也使他的创作内容更为丰富，扩大了题材。而后，30岁终于考中进士及第的他弃官从戎，开始了他一生中两次出塞、五次人军营的军旅生涯，就此经历而言，在唐诗人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公元749年，岑参赴安西都护府安西节度使大将高仙芝麾下掌书记，750年返长安。不久再次出塞在北庭都护府三年，频繁来往于北庭和轮台之间，其边塞诗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其描绘边塞生活的程度亦可堪称“边塞诗史”。可以说，边塞诗就是岑参人生的一部分，其他题材不足以表现他絢丽多姿而又坎坷多难的一生。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逢入京使》。
所谓“畅饮”，表现在岑参的诗不是古涩典雅的意象，而是贴近生活、雅俗共赏，犹如畅饮美酒。杜甫曾称赞他的诗“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就是这个缘故。
为什么称为“悲悯”呢?就在于岑参对自然与社会所造成的人类苦难抱有强烈的悲悯之心，这种关怀流露于诗文当中，不可遏抑。而 “萧厉”之风有关其诗的根本气质，这最不容易理解，也就是说，岑参诗中的雄浑并没有“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那番悠闲自适的豪情，而像是魏碑书法，字字如刀刻;又像是一块冷铁，其刚性至极而至阴寒，决不矫揉婉约，这是一种极为高超的艺术境界。这种境界已经融人了诗人本身的热血肝肠、民族气魄，此即为岑参之伟大和不朽之处。
谈及岑参诗歌的“萧厉”之风，不可不论及他一生最重要的两次出塞。
玄奘在《西域图记》中描写记录西域道路崎岖不平，人迹稀少，而读岑参的诗反而像陶醉在诗人用色彩调制的醇酒里。迎面边塞风卷而起的细沙，万里飞舞的银雪;耳边胡笳琵琶的喧鸣;空气中荡漾着乳酪酒香。然而，这些表象没能掩藏岑参悲悯与萧厉诗风的真谛。盛唐时期，为确保边疆的统一稳定，唐朝频繁用兵，不少满怀爱国主义激情的士子文人都纷纷投笔从戎，希望可以到边庭去为捍卫国家的统一作为一番。
对于岑参来说，多次到边塞，就“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万里奉王事，一生无所求，也知塞桓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在岑参看来，奉了皇命不远万里来到边关，完全没有为了自己一生打算过。也知道边关城中的生活艰苦，但为了使命又哪里能够顾及妻儿家事呢?
岑参于天宝八年冬赴安西任职，六年期间两次出塞。边疆丰富多彩的异域生活里，每天都有新的见闻，每天都会有新的感受。对鞍马风尘的征战生活，以及塞外风光有长期的观察与体会，充盈岑参边塞诗。
岑参对军营生涯的描写极其生动形象，如“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他往往在诗中并不直接写士兵们的出色奋斗和艰苦牺牲，在他看来，任何敌人都不能成为大唐士兵的真正对手，横在士兵面前的主要是严酷的自然，因此通过对严酷自然的描写来反衬将士们的英勇无敌，这种描写常常就是其萧厉之风的最好说明。
岑参初次出行塞外，也曾对边地荒凉以及艰苦的生活感到不习惯，他这时的诗歌多倾寄思乡之情与怀友之意。然而，他能将这种思乡之情寄托在两种不同感受上，一种是“种药疏故畦，钓鱼垂旧钩”《送许拾遗恩归江宁拜亲》)的惬意生活;一种却是漠漠边关，萧风瑟瑟。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象却相得益彰，人情人理。他有一首广为流传的《逢人京使》就是描写了这种思乡之情，“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诗中描述的情景是:恰逢行军紧急，岑参的朋友需要立马进京，岑参匆忙间却不知该如何说是好，稍可迟疑，万种离愁，凝于唇边。
正是这种边疆生活的亲身体验，因而此诗能“奇而人理”，“奇而实确”，真实动人。
第二次出塞，情况和前次有所不同。此时岑参的同僚封常清，时任节度判官，而且对岑参很赏识，二人经常交流。在封常清手下工作，岑参心情比较愉快，胸襟也比较开朗。《北庭西郊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说：“何幸一书生，忽蒙国士知。侧身佐戎幕，敛衽事边陲。自随定远侯，亦著短后衣。近来能走马，不弱并州儿。”此时心情日益开阔的岑参对边关的奇异风光和风俗的观察更为仔细。于是，我们看到了岑诗具有代表性的两篇诗歌：
一是《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这首千百年来拨动读者心弦的诗歌再现了新疆瑰丽的自然风光与异域情调，充满浓郁的边地生活气息。在歌咏自然风光的同时还表现了雪中送人的真挚情谊，送客送到路口，这是轮台东门。尽管依依不舍，毕竟是分手的时候了。大雪封山，路可怎么走呢?路转峰回，行人消失在雪地里，诗人还在深情地目送。这最后的几句是极其动人的，看着“雪上空留”的马蹄迹，他想些什么?结束处有悠悠不尽之情。更值得一提的是，诗歌中提到的“轮台”，在唐代是指现在乌鲁木齐南郊的乌拉泊古城，而今更是天山南北的要塞，而不是指天山以南汉城西域都护府驻地的轮台。
二是《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
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
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
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为了表现边防将士高昂的爱国精神，诗人用了反衬手法，抓住有边疆特征的景物来描写环境的艰险，极力渲染、夸张环境的恶劣，先从“平沙”、“雪海”、“乱石”的荒凉景象过渡到对军旅生活的正面描绘，然后急转直下再写小景细节，衬托军队之刚猛威武，来突出将士不畏艰险的精神。
后期岑参回京在朝中任右补阙之职，离开了艰辛却快乐的军旅生涯，经历了连年战乱，目睹国家一步步走向衰败的岑参日渐沉寂。此时的诗歌不再如边塞诗充满豪情壮志，更多的是发出一些伤时悯乱的无限感慨。
“安史之乱”爆发不久，京都被叛军攻陷。当时正逢重阳佳节，岑参心情沉痛不已，国都沦陷，家人和故园正在遭受战火摧残，于是悲痛地写下“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
我国唐代 篇3
【关键词】胡旋舞；兴盛；发展形态；敦煌壁画
《通典》记载：“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3724）胡旋舞作为由西域传入中原的少数民族舞蹈是唐代最为盛行的舞蹈之一。据相关史料记载，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历史、政治各方面的原因，胡旋舞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从而慢慢销声匿迹，以至于后代仅闻其名，而不见其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胡旋舞进行系统的研究，探索其兴盛与衰落的具体原因，并寻找其在唐代以后的痕迹。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对胡旋舞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早在20世纪前期日本学者石田幹之助所写的《胡旋舞小考》就得到向达先生的赞扬〔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57年版（P68）记载：胡旋舞，日本石田幹之助氏有胡旋舞小考一文，考证綦详，余愧无新材料以相印证，兹唯略述其概而已〕。国内学者也对胡旋舞的来源、传入时间、舞具、舞服、舞姿、舞伎等方面进行了诸多考证（见于刘恩伯《敦煌壁画与舞蹈》、柴剑虹《胡旋舞散论》、黄晓非《“胡旋”考》、王德明《唐代胡旋、骠国乐考辨》、翟晓兰《舞筵与胡腾·胡旋·柘枝舞关系之初探》、吴曼英等《敦煌舞姿》、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等论文或著作）。以上研究对胡旋舞在唐代兴盛的原因及其在唐代以后的发展形态鲜有涉及，本文试图通过壁画、出土文物、文献中所描述的胡旋舞的特征，并结合历史背景对其进行考证。
1唐代胡旋舞的兴盛
唐代，胡旋舞风靡宫庭，甚至作为一种取悦帝王、权臣的手段。白居易《胡旋女》云：“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清·曹寅等：《全唐诗》卷426，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693页。）说明当时长安城里舞胡旋成风，宫庭里人人学圆转，胡旋舞成为最为流行、时髦的胡舞，而且中原已有专门从事于教胡旋舞的人才，且技艺非常高明。又有《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列传第一百三十三云：延秀，承嗣第二子……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语，常于主第，延秀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及崇训死，延秀得幸，遂尚公主。〔（后晋）刘煦：《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221页。〕上述记载武延秀因为擅长唱突厥歌，跳胡旋舞，且相貌出众、舞姿迷人，受到安乐公主（唐中宗李显幼女）的宠幸，随后娶公主为妻，由此可知胡旋舞所呈现出的重要作用。
胡旋舞作为西域少数民族的特色深受唐王朝的喜爱，康国、米国向中原王朝进献的贡品中出现了胡旋女子，《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下西域下：“高宗永徽时，以其地为康居都督府，即授其王拂呼缦为都督……开元初，贡锁子铠、水精杯、玛瑙瓶、驼鸟卵及越诺、朱儒、胡旋女子。”〔（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44页。〕天宝末年，康居国仍进献胡旋女，《乐府诗集》卷九十七新乐府辞八白居易传曰：“天宝末，康居国献胡旋女。”〔（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56页。〕《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下西域下云：“米，或曰弥末，曰弥秣贺。北百里距康……开元时，献璧、舞筵、狮子、胡旋女。”〔（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47页。〕
2胡旋舞在唐代兴盛的具体原因
唐代十部乐中有八部是胡乐，在盛唐舞蹈高度发达的这一时期，胡旋乐舞以其热烈奔放的民族风情，疾速、矫捷、健朗、明快、活泼的舞蹈风貌，深受朝野上下的喜爱。这一方面体现了唐代人们的审美追求、审美趣味，另一方面体现了唐代文化所具的兼容并蓄的宏大气魄。〔1〕胡旋舞的盛行不仅仅源于其独特的舞蹈风貌，而且与唐代统治者的治国方略息息相关，另外，从视觉角度来看，相对于中原传统乐舞抒情、含蓄的特点，其无疑会使人们为之一振。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来阐述胡旋舞兴盛的原因，透过华丽的舞姿，探索其背后所蕴含的盛唐文化。
我国唐代 篇4
蹴鞠, 据称所传起源于商朝, 最早记载蹴鞠运动的文献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蹴鞠者, 传言黄帝所作, 或曰起战国之时” (西汉·刘向《别录》) 。蹴鞠运动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在宫廷宴会上演出, 齐国临淄城, “甚富而实, 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蹴鞠运动在军事训练中也有开展, “蹴鞠, 兵势也, 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 皆因嬉戏而讲习之。今军士无事, 得使蹴鞠, 有书二十五篇” (西汉·刘向《别录》) [1]。
二、我国唐代蹴鞠运动的盛况
唐代蹴鞠运动在继承了以往蹴鞠运动特点的基础上, 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元素。
1. 蹴鞠制作工艺的改进。
蹴鞠的制作工艺由原来的实心球逐渐转变为充气球, “用皮, 以胞为里, 嘘气闭而蹴之” (《乐考·散乐百戏》) , “八片尖皮砌作球, 火中燂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常在, 惹踢招拳足未休” (唐·《嘲皮日休》) 。蹴鞠制作工艺的改良, 使球体更加圆润和富有弹性, 这也为蹴鞠运动普及和推广奠定了基础。
2. 蹴鞠运动规则的变化。
唐代的蹴鞠运动的竞赛规则有了一些变化, 不再是将球踢进鞠室内, 而是设立了专门的球门。蹴鞠运动的规则上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甚至出现了专门的球衣, “植两修竹, 高数丈, 络网于上为球门, 以度毯。球工分左、右朋以角胜负” (《文献通考》) , “长拢出猎马, 数换打毯衣” (唐·李廓《长安少年行》) [2]。此外, 在踢球方法上还出现了双球门、单球门、打球、白打、踢高球等方法。
3. 蹴鞠参与群体的扩大。
在唐代之前蹴鞠运动主要是在宫廷和军队中开展, 在宫廷体育中王宫贵族们通过参与蹴鞠运动, 达到娱乐身心的目的, 而在军队中开展蹴鞠运动则是为了增强士兵们的身体素质和协调作战能力。唐代的蹴鞠运动除了在宫廷和军队中开展之外, 在民间也得到了推广和普及, 受到了社会大众们的喜爱, 甚至出现了女子蹴鞠运动。民间蹴鞠高手和女子蹴鞠运动的出现, 一方面是由于唐朝统治者受到封建思想束缚较少, 社会氛围活跃, 女子较前代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唐代社会流行女子体格强健之美, 崇尚英姿飒爽之风气, 这也为女子能够参与蹴鞠运动提供了可能性。蹴鞠运动参与群体的扩大, 进一步推动了蹴鞠运动的发展。
三、唐代蹴鞠运动兴盛的原因
1. 唐代实行清明的政治制度, 宽松的民族政策, 为蹴鞠运动提供了发展的条件。
广开言路, 招贤纳士, 甚至唐朝诗人赵嘏在诗中写道:“太宗皇帝真长策, 赚得英雄尽白头。”唐代对于人才的重视, 为唐代清明、稳定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基础。唐代推行兼容并包的民族政策, 民族战争逐渐减少, 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 为唐代提供了一个稳定、繁荣发展的社会环境。稳定的政治局面和清明社会环境为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之间开展不同规模的蹴鞠比赛和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2. 唐代经济的迅速发展为蹴鞠运动提供了物质基础。
封建社会经济在唐代发展到了顶峰时期, 这与唐代统治者实行一系列有力措施是密不可分的。唐代的封建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促进了唐代农业、手工业和商贸业的迅速发展, 雄厚的经济基础刺激了文化娱乐和体育运动的开展, 形成了繁荣昌盛的盛世局面。唐代从“贞观初, 户不及三百万, 绢一匹易米一斗”到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 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 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 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 (欧阳修《新唐书·食货志》) , 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3]。农业的发展推动了手工业和商贸业的发展, 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 带动了一部分城市的发展。商贸业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促进了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的发展, 而蹴鞠运动因为本身娱乐性和竞技性的特点而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和欢迎。“十年蹴鞠将雏远, 万里秋千习俗同” (杜甫《清明》) , 这说明蹴鞠运动普及范围非常广, 已经成为一种习俗而被广大人民认可和接受。
3. 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围。
唐代实行的三教并行、兼容并包的政策, 广开言路, 兼容并包各种思想和言论。宽松的文化政策使得人们的思想活跃, 广大人民所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也较少, 人们有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唐代统治者重视道家的思想, 而道家的思想推崇体育运动和自由, 这也为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社会体育活动中来奠定了思想基础。蹴鞠运动作为一种兼顾娱乐性和竞技性为特点的体育运动, 逐渐地成为人们参与体育运动的方式之一, 甚至广大妇女都可以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 参与到蹴鞠运动中来。
4. 蹴鞠运动受到统治者的喜爱和积极推广。
唐代统治者具有尚武的传统, 加上蹴鞠的娱乐性和竞技性, 唐代的皇帝重视并且经常亲自参与蹴鞠运动, 享受蹴鞠运动带来的乐趣。由于统治者的倡导和推广, 逐渐形成了上行下效的社会氛围。唐代统治者曾明确下诏推广蹴鞠运动:“伊蹴鞠之戏者, 盖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 义不可舍。顷徒习于禁中, 今将示于天下。”唐文宗喜爱蹴鞠运动, “二月戊辰, 文宗幸勤政楼观角抵、蹴鞠”。武宗也是如此, “好蹴鞠、角抵”。皇帝的爱好会影响到社会的氛围, 蹴鞠运动在社会上轰轰烈烈地展开, “广场春霁, 寒食景妍。交争竞逐, 驰突喧闹。或略地以丸走, 乍凌空以月圆” (仲无颜《气球赋》) 就描绘了唐朝人参与蹴鞠运动的情景。“天街时蹴踘, 直指宴梐枑”、“常于福感寺赶鞠, 高及半塔”等诗句能够折射出当时蹴鞠运动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4]。
5. 强身健体的社会思潮。
蹴鞠运动的兴盛离不开社会流行思潮的推动, 唐代社会喜爱体育娱乐, 崇尚运动健身, 因而逐步形成全民积极参与健身的良好社会氛围。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提到“养性之道, 常欲小劳, 但莫大疲及强所不能堪耳”, “小劳”是指采取循序渐进、适量的体育运动来提高身体素质。唐代崇尚体育健身, 尚武之风盛行, “健美壮硕”成为当时的审美标准, 甚至在唐代的选官制度上也会重视官员是否“体貌丰伟”。这种对官员的要求必然会掀起体育健身运动的高潮。唐代女子的审美标准是丰腴壮硕, 由于受到这种审美观的影响, 再加上社会思潮对女子的束缚较少, 因此体育活动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健身娱乐方式。蹴鞠运动不仅具备竞技性和健身性, 还带有娱乐性和观赏性, 因此无论是参与者还是观赏者都能够从中得到享受。
四、唐代蹴鞠运动的社会影响
1. 唐代蹴鞠运动的积极影响。
(1) 蹴鞠运动能够促进身体素质的提高。蹴鞠运动是一项体育运动, 人们通过参与蹴鞠运动, 在运动中健身, 在娱乐中提高了身体素质, 这对提升整个国家人口身体素质水平具有重大的影响。此外, 蹴鞠运动在军队的军事训练中广泛开展, 不仅能够提高士兵的身体素质和作战协调能力, 还能够为将士们枯燥无味的军事训练增加乐趣, 增加军队的凝聚力。 (2) 蹴鞠运动的休闲娱乐功能。蹴鞠运动除了健身功能之外, 还具备休闲娱乐功能。在宫廷体育活动中, 王公贵族们通过参与蹴鞠运动, 不仅仅在体育运动中提高了自身的素质, 还能够享受蹴鞠运动带来的内心的愉悦。此外, 蹴鞠运动还具备观赏性, 人们通过观赏蹴鞠运动, 内心得到了满足和愉悦。 (3) 蹴鞠运动对后世的影响。唐代蹴鞠运动在制作工艺、场地和踢球方式等方面的逐步完善, 为后世蹴鞠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唐代蹴鞠运动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对后世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 蹴鞠活动对唐代社会的消极影响。
(1) 蹴鞠等体育活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政治制度。唐代因为善于蹴鞠而得到皇帝的喜爱因而裂土封侯的人屡见不鲜。《资治通鉴》记载, 唐僖宗年间, 陈敬因为善于踢球被任命为四川节度使;吉达因为经常与唐顺宗下棋而被封为高官;杨国忠因为善于取悦唐玄宗而被封为宰相, 这些人通过投其所好得到高官厚禄, 破坏政治制度, 对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而劝谏皇帝的“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左拾遗、侯昌业则被皇帝罢官或者是赐死。蹴鞠运动本身并无过错, 但是统治者沉迷其中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2) 蹴鞠运动激化唐代的阶级矛盾。随着均田制的瓦解, 地主阶级和商贾占有的社会财富增多,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封建统治者沉迷于体育娱乐的风气也愈演愈烈。唐昭宗时期, 吴王杨行密的儿子杨渥在居丧期间, “昼夜酣饮作乐, 燃十围之烛以击球, 一烛费钱数万” (司马光·《资治通鉴》) 。唐代女子蹴鞠运动“日无虑数十万费, 以资笑乐” (《新唐书·郭知运传》) , 而安史之乱和灾荒却使广大的百姓贫困潦倒, 食不果腹, 挣扎在生死线上,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日渐尖锐, 这也成为唐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3) 利用蹴鞠运动来进行赌博活动。蹴鞠运动本身是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体育活动, 然而利用蹴鞠活动来进行赌博就会使蹴鞠运动性质发生变化, 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唐代从统治者到平民百姓盛行赌博之风, 利用蹴鞠运动来进行赌博, 就会淡化蹴鞠运动的健身性、竞技性和娱乐性, 失去了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
蹴鞠运动是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需要, 蹴鞠运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通过研究唐代蹴鞠运动, 可以反映出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和审美标准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情况, 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唐代体育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摘要：蹴鞠运动起源于商朝, 在唐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完善。蹴鞠运动的兴盛与当时唐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密不可分, 同时蹴鞠运动的广泛开展也给当时和后来的体育运动带来了一些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唐代,蹴鞠运动,影响
参考文献
[1]杨立, 吴建华.唐代蹴鞠运动的发展与特点[J].体育世界, 2011 (4) .
[2]闵捷.唐代繁荣的经济与蹴鞠变革[J].体育文化导刊, 2002 (3) .
[3]杨玉泉.论蹴鞠在我国唐代的发展及影响[J].体育文化导刊, 2003 (2) .
唐代诗歌：七夕 篇5
一道鹊桥横渺渺，千声玉佩过玲玲。
别离还有经年客，怅望不如河鼓星。
【译文】
一道仙鹊架起的小桥横卧在那茫茫的银河上。
听着织女的配环丁冬,看她款款地过桥而来。
我和伊人的.离别是不会停息地一年复一年。
怅然间抬头望去只见到牛郎星依旧闪烁,亘古光华不变；我的哀愁啊,就渐渐不那么明显。
唐代彩釉瓷 篇6
彩瓷发展到唐代，有了重大突破，尤其是三彩瓷，以其色彩丰富、气势恢宏而闻名于世。
鉴识唐三彩及同期单色彩釉瓷器，首先看胎质。唐代彩釉陶瓷的胎料一般是两类：白中泛红的藕粉陶胎或白中泛青的钢胎;另一类胎土色泽较深，泛暗红、褐色或褐紫色，后期又多灰黄和灰青。
一般前期胎质较粗松，后期细密，后期瓷胎可略见糯米光泽。“唐三彩”多为近乎白色的陶胎，更加粗松。单色彩釉器则因窑口不同而异。唐代淘胎技术不够精细，胎质中常可见黑色铁质颗粒。另外，唐器均是出土器，器物上一般有土沁。在露胎处滴水后可嗅到土香气。
再看釉面。三彩器常见的是红、绿、白，其实当时有多种颜色，红、黄、白、绿、褐、蓝、黑等。单色釉有纯的黄、蓝、绿等。无论是点釉或刷釉，釉色均呈自然的流淌状，色与色之间过渡自然，且呈晕化之状。即便单色釉，也不是一块色，在流淌之中还应有深浅不同的晕化过渡。釉面一般均有细小的开片，呈鱼子纹状，肉眼看不到，须用放大镜细看。如在远处即可看到开片，此器必是后仿之物。这些开片，细密整齐，呈左右走势，有极强的玻璃质感。早期的彩釉器上，还可看到纹片四周有轻微上翘的爆裂状，有爆釉现象。晚唐器，可无爆釉出现，但也均有鱼子纹开片。
唐器上，也有没有开片的，如邢窑之器。因此，对于开片现象不能一概而论。另外，在开片纹中一般都可见到土沁和腐蚀的痕迹，这种自然产生的侵蚀之痕，应是散布自然，有多有少。
由于当时上釉用的是铅作黏结剂，经过千百年时间，釉面应呈铅银现象。这种“宝光”，用水洗过，仍然会有。另外，当时烧造中，胎体水分掌握不好，烧成后的器物胎体上常会出现横向细小裂纹，状如蚯蚓走泥。这也是一个重要特征，有比没有好。
唐代彩釉瓷中还有一种花釉瓷，也叫唐花钧或唐钧。以黑釉、黄釉或白釉为底釉，上施蓝斑、褐斑、月白斑、绿斑等彩釉作装饰，高温烧成。辨伪方法：仿品蓝色过蓝，白色过白，这是由于所用原料不同所致;仿品造型和淋釉技术仅得其貌，真品造型精巧，淋釉潇洒;仿品修坯、修足或过于精细，或失之呆板;真品器身均有后期开片，且开片中常见侵入杂物，仿品则少有开片。
仿品唐三彩的辨识方法：
仿品胎质常过细过白，胎壁一般偏厚，胎体过重;仿品釉面也可有开片，但一般较大，难出鱼子纹状，且纹线较长，呈上下走势;仿品釉色较为单纯，无流淌或流淌不自然，无晕化或过渡生硬;仿品釉面有“贼光”，不像真品是柔和的光泽;仿品釉面出不了铅银现象，或以硫酸腐蚀，制造假的宝光效应;仿品很难做出胎裂现象，常以釉裂纹来冒充之，有的刻意做出，可以看得出人工的痕迹;仿品常无棕眼，或人为做出。
我国唐代 篇7
“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传统法律变迁中深具代表性, 该制度不但充分体现出了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法律精神, 而且经过历史的不断洗礼在进步着, 这对于我国现代刑事立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该制度产生于西周, 正式以法典形式出现是在西汉, 在唐代时发展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对唐代“亲亲相隐”制度在刑事立法中的研究进行研究可以让我们吸收到古代刑法的思想精华, 体会到该制度中所渗透的儒家法律思想, 对于该制度在我国现代刑事立法中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唐代“亲亲相隐”制度概述
(一) “亲亲相隐”的基本含义
在我国古代, “亲亲相隐”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儒家伦理原则和刑事法律制度, 又被称为容隐制度。在《法学词典》中对“亲亲相隐”的解释是:“亲亲相隐”也可以理解为是亲属之间相互容隐, 可以对彼此的犯罪行为进行隐瞒。具体而言, 就是说对一定范围内亲属之间互相隐瞒犯罪事实的行为, 可以不进行法律追究的一项法律规定。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亲属犯罪行为进行互相隐瞒, 不告发, 不作证的行为, 依法不以犯罪论处或者从轻处罚;二是对于控告亲属犯罪的行为要给予处罚, 换言之就是亲属间相互隐匿犯罪的行为是一项法定义务;三是“亲亲相隐”制度的适用不包括特定犯罪行为, 例如谋反、谋逆、谋大逆等重大犯罪行为。我国古代各个朝代曾经将“亲亲相隐”制度称为“亲亲得相首匿”、“同居相为隐”等, 将容隐的范围规定为直系三代血亲和夫妻之间, 对于谋反、谋逆、谋大逆等重大危害封建统治者以外的犯罪行为, 都要进行互相隐瞒和包庇, 不能将其罪行告发, 如果有告发的行为则将其视为不孝不亲和伤情败法的行为, 同样是要对其进行惩罚的。
(二) 唐代“亲亲相隐”制度的基本情况
“亲亲相隐”制度在唐代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在《唐律》中, 对容隐的范围进行了扩大, 例如“同居”的人之间也可以互相隐瞒犯罪行为。对亲属之间互相隐瞒犯罪行为的详细规定在《唐律疏议》中可以看到:“诸同居, 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 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妻, 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 皆勿论, 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 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 不用此律”。[1]很显然在《唐律疏议》中将原先互相隐瞒犯罪行为限于亲属之间的范围扩大到了祖父母与孙、父母与子、夫妻、兄弟之间, 甚至一切同居者之间。这些相关规定都使得国家权力不能侵入亲情伦理之中, 为了保证这些规定的顺利实施, 在《唐律》中又制定了十多条的相关规定。
《唐律》中涉及“亲属相容隐”的规定被宋《宋刑统》、金《泰和律》、元《大元通制》、明《大明律》和清《大清律例》所传承和完善。在《宋刑统》的“名例”中出现了“有罪相容隐”的规定。在金《泰和律》的“名例律”中有关于“同居相为隐”的相关条文:“诸同居, 大功以上亲, 及婚姻之家, 有罪相为容隐。”在《元史·刑法志》也有记录:“诸子证其父, 奴讦其主, 及妻妾弟侄不相容隐。”明代的法律在沿袭唐代“亲亲相隐”制度的同时对其又加以改变, 在《明律》中规定:“凡同居, 若大功以上亲, 及外祖父、外孙、妻之父母、女婿、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 有罪相为容隐。”[2]从这个条文我们可以看出《明律》把“相隐”的范围又扩大到了妻之父母与女婿。
二、唐代“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现代刑事立法中的作用
唐代“亲亲相隐”制度经过历朝历代的演变和发展, 到了现代对于我国刑事立法依然产生着影响。我国刑法在看待刑法作用的时候, 秉承着古代刑法中“以刑去刑”的观念, 依然将刑法的最主要作用看做是打击犯罪。例如在我国《刑法》第二条中明确将刑法的任务规定为“惩治犯罪, 保护人民”。但是本文认为不应将刑法的作用仅仅看做是惩治犯罪这种强制性的作用, 还应该有指引、评价、预测、教育等一系列深层次的作用。而唐代“亲亲相隐”制度正符合刑法的这一系列深层次的作用, 同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也更加予以关注。在现代所倡导的法律精神中, 刑法保护人权的作用正逐渐替代刑法惩治犯罪的作用, 所以抛弃古代刑法中的“重刑主义”, 对其中涉及人权的法律思想以及制度进行适度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三、唐代“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现代刑事立法中的构想
“亲亲相隐”制度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和体现之一,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局限性, 但该制度对于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维护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在现代刑事相关立法中, 应借鉴“亲亲相隐”制度。
(一) 由亲属自行决定其是否作证
当司法机关在向亲属进行调查取证时, 亲属对于是否作证, 应当自行决定, 也就是说亲属可以进行作证, 也可以拒绝作证。此外司法机关对于亲属作证享有的特免权[下转第22页]必须予以明确告知, 否则获得的证据将被认为是非法证据, 不具有法律效力。[3]但是不是出于真正亲情目的的相互隐瞒行为, 司法机关可以不按此规定进行取证。换言之, 就是亲属之间互相隐瞒犯罪事实的行为必须是在真正的利亲和爱亲的基础之上, 基于个人私利的行为依旧是要受到处罚的。
(二) 隐匿方式的界定
对于隐匿方式在法律上应当做出严格界定, 可以将隐匿方式只限于一般的隐匿、窝藏和包庇等行为, 而且必须是直接涉及到罪犯、证据和赃物的隐匿方式, 不能将不是直接指向他人的隐匿行为加以免罪。同时, 也要明确规定相隐者法人主观性, 对于犯罪嫌疑人以暴力、胁迫或者贿赂等方式要求他人被动进行隐匿、包庇的行为, 法律应当对其刑事责任进行追究。
(三) 设置“拒绝作证权”的例外情况
在创设“亲亲相隐”制度时, 应该将两种犯罪行为排除在拒绝作证的范围之外:一是在亲属之间互相进行侵害的犯罪行为, 例如一方遭遇另外一方的杀害和虐待等。在受到其他亲属的伤害或者知道自己的近亲属中存在互相伤害的情况下, 不得对其犯罪行为进行隐瞒;二是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将对国家的稳定造成极大的侵害和破坏, 威胁到整个国家民众的合法利益, 所以, 对于此类犯罪行为, 不应当适用“亲亲相隐”制度。[4]此外,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犯罪的行为, 例如贪污受贿罪等, 也应当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作证权。
唐代“亲亲相隐”制度已经延续了数千年, 虽然其中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但是也有很多可以借鉴之处。
摘要：在我国传统刑事立法中, “亲亲相隐”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它将儒家的伦理精神在刑事立法中充分体现出来, 在我国古代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亲亲相隐”制度在唐代已经构成了一个完备的形式规范体系, 对我国现代刑事立法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文章通过对“亲亲相隐”制度的基本含义以及唐代“亲亲相隐”制度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 并结合该制度在我国现代刑事立法中的作用, 指出了该制度在当代刑事立法中可以适当引入和创设的设想, 希望对我国刑事立法的进一步发展有所贡献。
关键词：唐代,“亲亲相隐”,刑事立法
参考文献
[1]冯红.唐代刑法原则考论——以<唐律疏议>为中心[D].河北大学学位论文, 2010.
[2]张亚彬.亲亲相隐制度变迁史研究[D].吉林大学, 2011.
[3]张遇哲.不再鼓励“大义灭亲”.情法交融的进步.新华月报, 2011 (17) .
我国唐代 篇8
关键词：动物致害,归责原则,免责事由
1 我国古代立法
唐代作为封建社会的盛世, 社会经济蓬勃发展, 财产关系日益复杂, 使唐代民事法律规范进一步充实, 以法律手段解决民事纠纷已成为社会的需要。唐律有关动物致害的规定是相当细致的。
《唐律疏议》第206条:“两主放畜产而斗有杀伤者, 从不应为重, 杖八十, 各偿所减价”。说明如果被害方也有责任, 各自赔偿对方损害。“犬性噬啮, 或自杀伤他人畜产。犬主偿其减价 (1) , 以犬能噬啮, 主须制之, 为主不制, 故令偿减价。余畜, 除犬之外, 皆是。”即要求畜主或临时管理者对动物负有管束控制的义务, 并对动物的危险性负责, 保证它不造成他人损害。违反此义务时畜主或临时管理者有过错。此处“犬性噬啮”提到了动物加害 (2) 。当动物的独立动作造成损害, 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应承担责任。这里强调“动物的独立动作”, 即不受外力强制和驱使下而实施的自身动作。如“犬性噬啮”, 即狂犬咬人。此条疏议里能够看出唐代法律关于严格责任的一些雏形, 同时提出了动物饲养人的义务。
《疏议》第207条:“诸畜产及噬犬有抵踢伤人而标帜羁绊不如法, 若狂犬不杀者, 笞四十;以故杀伤人者, 以过失论。”即畜产抵人的截掉两只角, 踢人者绊住双足, 咬人者割掉两只耳朵。如果动物饲养人或临时管理者对这类动物没有按照以上之规定标帜羁绊, 因此造成他人损害的, 责任在动物的饲养人或临时管理者。关于免责事由, 动物饲养人的责任是按照过失论的, 也就是减轻了动物饲养人的责任。
2 我国现行立法
我国现行《民法通则》第127条:“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于受害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由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 第三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归责原则上我国学界形成了无过错责任说与过错推定责任说两种主张。免责事由归纳为: (1) 受害人过错; (2) 第三人过错。我国现行法条将动物致害的免责事由写得很笼统, 虽然动物致害为特殊侵权行为, 原则上适用一般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 但并未明确规定何种情况适用何种事由。
3 我国法律关于动物致害规定的不足及完善
3.1 现行立法的不足
1) 《民法通则》第127条之法律用语缺乏严谨性, 操作性不强。特别是对于善意的受害人的过失造成的损害不能一概由受害人承担责任, 对此法条并无明文规定。
2) 在学理解释上对“饲养的动物”进行家畜、家禽、驯养的野兽的划分, 但不准确, 非严格的法律术语。这样对于动物不进行相应的区分, 对于动物饲养人和所有人在承担民事责任时责任划分是不公平的。
3) 现实生活中动物侵权是多种多样的, 在我国现行立法上并未体现这一情况, 将所有的动物侵权类型以一条法律一笔带过是不规范的, 加之目前饲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 动物致害也随之增加, 此种情况法律规定还显落后。
4) 法条中的免责事由的适用对于当事人的责任分配也存在不公平的情况, 免责事由的适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并未规定相关的适用情况, 应该说是并没有规定清楚, 在审理案件中就会存在法官不同适用的情况不同。
3.2 完善之策
1) 应科学划分动物种类, 根据不同动物种类规定不同的归责原则与责任构成要件。具体而言, 致害动物应当区分为驯养的野生动物、明知或应知不同寻常危险的家畜或家禽、普通的家畜或家禽、实验动物。笼统的划分动物类型, 让不同程度的动物致害在责任划分上显失公平。
2) 动物侵权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 因此建议多设动物致害的类型。牲畜入侵责任 (3) 是最古老的特殊侵权之一, 但是在今天的法律中并没有对动物入侵作出规定, 反之古代的法律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动物致害的客观事实除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外, 还应包括某种动物造成的妨害状态及救济方式。
3) 为防止理解上的歧义, 法律不仅应明确规定免责事由, 还应当对免责事由的理解做出科学界定。对于免责事由, 我国法条只规定了两种, 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案子不能仅因此作为区分。在《侵权责任法》中, 免责事由方面, 对烈性犬致人损害的情况加重了饲养人的责任, 与此同时减轻了被害人的责任。
参考文献
[1]潘志玉.饲养动物责任深探[J], 政法论丛, 2007 (8) .
[2]朱呈义.对动物致害责任归责原则的反思[J], 政法学刊, 2005 (6) .
从唐代民俗诗看唐代民俗 篇9
一、生产民俗
(一)农耕诗与农耕民俗
我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在全国经济比重中占据重要位置。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不断积累经验,比如耕耘、灌溉、收获等等的农耕制度,代代相传,于是,通过农耕我们便可以看到唐代农耕民俗的传承和农民的生产状态。
储光義的《田家杂兴八首》中“种桑百余树,种粟三十亩”,这是唐代小农户家必须的劳作。古人农耕对天气的依赖程度很大,播种的适合时宜,来年就可以大丰收;戴叔伦的《女耕田行》中“无人无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又显示出唐代农耕民俗的另一个特色:牛耕。牛耕是我国封建社会农耕文明的重要标志,从刀耕火种到铁犁牛耕,展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双手到机器的转变,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特点;刘禹锡的《插田歌》中“齐唱郢中歌,婴宁如竹枝”显示出农耕文明的又一特点:对唱。歌曲大多采用方言,表达了农民在插田时的欢乐,十分具有生活情趣,也是唐代民俗的亮丽部分。
(二)手工业诗与手工业民俗
早在夏商之际,我国便出现了手工业生产,西周以后发现开始加快,在封建经济文化发达的唐代,手工业也更加完备,尤其是在江浙等地区有独特地域特征的地方,也发展出一套套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手工业,以下就几个特色手工业进行分析。
王建的《织锦曲》中“大女身为织锦户,名在县官供进簿”描写的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手工业:纺织。这首诗是官营纺织作坊,织锦户要将纺好的样品上交给管理审查,官吏同意后方可纺织,这里也批判了社会阶层的黑暗面;诗仙李白的《秋浦歌》中“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描述了唐代的冶炼壮观景象。边炼边唱是唐代人民劳作的习俗,这是在有意识地相互勉励,从而调节工作气氛,减轻工作压力,从而提高工作效率,看来唐代人就有了科学的工作方法了;李群玉的《石潴》中“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为我们描述了陶器业的发展,反映了唐朝湖南地区制造业的盛况。湘江一带在唐朝有着规模庞大的制陶业,这也暗示出了唐代经济的繁荣。
二、生活民俗
(一)服饰诗与衣着民俗
服饰习俗是最能外化显示生活民俗的民俗符号。中国自古以来对服饰便十分讲究,不同地区不同地位的人都有特定的服饰搭配。服饰包括发饰、珠宝首饰、佩戴用具、头巾手帕等等,具有护身和装饰这两个民俗性格。
李峤的《绫》中“金缕通秦国,为裘指魏君”描写的是极具有中国元素的布料:丝绸。唐代的丝绸在继承和发展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创造,唐绫洁白轻柔,种类繁多,体现了唐人在衣着方面的品味;郑谷的《锦二首》中“文君手里曙霞生,美号仍闻借蜀城”描写的是彩色大花纹丝织物:锦。唐朝的锦以蜀锦最为出名,人们学习蜀锦的织法,然后传往世界各地,所以在中国蜀锦变成了锦的统称,也是当时贵族重要的服饰布料;韩僱的《屐子》中“珍爱屐子,优游林下”说的是木屐。木屐在我国两千多年前就出现了,春秋时期的晋文公就身踏木屐。在唐朝,隐士尤其偏爱木屐,木屐的习俗在我国传了千年,如今却在日本最为流行,实在令人惋惜。
(二)饮食诗与饮食民俗
人类的饮食生活中,前一个阶段是自然饮食阶段,通过寻找植物动物来维持生活,而当人类开始用火并不断探究出新的烹饪方式后,饮食文化的大门才真正打开。
中国饮食之考究、烹饪技艺之高超早已闻名于世界,不仅当代美食总量位居世界第一,早在一千多年前饮食就不断演进,成为了我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唐代的饮食文化诗中可以看到关于饮食民俗的大量描写。
唐彦谦的《蟹》中“充盘煮熟堆琳琅,橙膏酱渫调甚尝”为我们显示了唐代人吃蟹的高超技术。古人好吃蟹,在唐代更为显著。诗中描写了捕蟹的时间和方法,好蟹的形状与价钱,反应出了唐代人吃蟹的民俗;姚合的《乞新茶》中“嫩绿微黄碧涧春,采时闻道断荤辛”道出了我国茶文化,古人十分讲究茶的采摘制作,早期采摘的叫茶,晚期采摘的叫茗,而在唐代人们根据时间将茶分得更为细致,体现出唐代人民对于品茶的认真与喜爱;诗圣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中“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诗圣在夸赞诗仙才华的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酒文化。中国自古有着悠久的酒文化,在唐朝酒的品种有很多,可惜有些酿酒的方法在南宋已经失传,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在唐诗中一睹唐代酒民俗的风采。
总结下来,文学与民俗自古以来便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一个民族孕育了民俗,民俗又反过来影响整个民族。民俗反映出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以及它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也潜移默化地对后世产生影响。
当然,唐代民俗中亦有着恶风陋习,但是我们重新审视唐代民俗的真正目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警于世人。
摘要：民俗是一个民族代代相传、久而久之形成的特定文化内容,通过对民俗的了解与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地展开对某个特定年代、特定地点历史的研究探索。唐诗中有一大类称为民俗诗,内容真实活泼,很有研究价值,通过研究民俗诗,可以探索出唐代民俗特色,从而使我们对中国古代民俗有更好的认识,了解传统文化,提升文学修养。
关键词：唐代,民俗,民俗诗,传统文化,影响
参考文献
[1]何立智.唐代民俗和民俗诗[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3.6.
我国唐代 篇10
一
这部著作的内容很丰富, 基本上涉及唐代史学的各个方面。在开篇三篇文章中, 把唐代史学分为盛唐, 中唐和晚唐三个阶段, 提纲挈领地介绍了唐代各阶段史学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盛唐时期的史学成果, 首先是在纪传体史书编纂上取得的收获, 包括五代史, 《晋书》, 《五代史志》, 《南史》《北史》的撰述, 八部正史占了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其次是刘知几的史学活动和《史通》一书;此外“还表现在国史编修方面, 史书的注释方面, 佛教史学的撰述方面以及历史评论方面等等”。[1]中唐时期, 在史学理论成就上明确提出了史学的经世作用和史家自觉意识的增强;通史撰述上的新成就是杜佑的《通典》, 这时期的通史撰述“对整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转变风气的重大意义”。[2]晚唐史学的史学成就, 一是史学体裁更加丰富, 编年体史书撰述有新的进展;二是民族史撰述的增多;三是历史笔记的勃兴, 唐代是笔记的成熟期。
封建史学历来是为封建的经济和政治服务的, 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有密切的联系。在《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一文中, 作者指出唐朝的最高统治集团都把史学作为巩固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史学的发展, 如八部正史、《隋书》、《帝王略论》的史论。谱学是唐代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中介绍的主要谱牒著作有《氏族志》、《姓氏录》、《元和姓纂》、《皇唐玉牒》等。唐代谱学和政治关系紧密, 特别是宫修谱碟是为最高统治集团加强中央集权和调整地主阶级各阶层的相互关系服务的。
史学的修史原则和方法方面。作者在《唐代史学中的直笔和曲笔》一文中, 对直笔和曲笔做了全面的总结, 包括曲笔作史的原因、表现形式;直笔作史的原则标准和许多封建史家能够秉笔直书的原因, 以及对直笔曲笔对比中总结出的一些规律性认识。在《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一文中, 瞿教授指出,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 有纪传体、传记体、编年体、典制体、文征体等等, 运用多样的体裁撰述通史, 对于表现丰富的社会历史, 都有重要意义”。[3]
作者对唐代的史学大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对他们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有了新的认识。刘知几, 首先肯定了其撰写的《史通》在中国史学史上树立了里程碑;作者还对刘知几的某些著名论点提出了质疑, 在《读史通札记》一文中提出了对其的三点看法。对杜佑, 作者主要探讨了《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和《通典》的方法、旨趣两个问题, 在《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一文中著者以事实证明, “杜佑实为中国经世致用史学的滥觞, 应重新评价中国经世致用之学发展的历史”。[4]此外还介绍了“韦述史学”, 就韩愈和柳宗元在唐代乃至中国史学上的地位做了研究。
二
这部《唐代史学论稿》不论在内容、史学意识还是在编纂结构方法上, 都有鲜明和独创的特点。
首先是内容丰富, 结构清晰。本书是作者10年来研究唐代史学的成果, “举凡唐代史学各个发展阶段, 与唐代社会的关系, 唐代史家在历史理论、历史认识和历史编纂上的贡献, 风格各异的治史特色, 直笔与曲笔的斗争等等, 均有论列”[5]。
其次是重视史学和政治、社会的关系。作者在书中写到, “史学在唐代社会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史学之于社会来说是不可缺少的”。[6]在其文章中也处处得以体现, 例如《<帝王略论>唐初史论的杰作》一文, 《帝王略论》就是从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和最高统治者为君之道出发的, 也是在最高统治集团诏命和关心下产生的, 对唐代的政治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三, 重视对史学家的历史思想研究, 且有独创深入的新见解。例如对杜佑的研究不仅限于《通典》的史学价值, 作者还看到他“征诸人事, 将施有政”、“详古今之要, 酌时宜可行”这种经世致用思想的产生, 这是有创新性的见解;作者研究令狐德棻, 不但介绍了他主编的《周书》等, 还提到他是第一个向唐高祖提出修纂前朝诸史建议的史家, 其历史远见可见一斑。《论吴兢》一文中, 作者认为他生性耿直, 直书不讳, 被誉为“当今董狐”是当之无愧的。
第四, 注意从历史来考察史学以及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方法的联系。作者在自序中提到, “在研究方法上要作双向考察, 从历史来考察史学, 以避免就史学而论史学, 对史学作孤立的研究”;[7]对于史学史上的直笔和曲笔, 它们之间的对立, 不仅反映了不同的治史方法, 而且往往也反映着不同的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还强调了历史比较方法, 提出唐代史学家研究历史, 评论史事人物很善于运用历史比较, 比如虞世南的《帝王略论》把同一君主的前期和后期相对比, 往往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他评价晋武帝, 从“创业垂统, 其道则阙”, 到“平吴之后, 怠于政事”。
三
通过对《唐代史学论稿》书中内容总体的了解, 就会对唐代史学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以前通常对唐代史学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刘知几《史通》, 杜佑《通典》, 八书二史上, 通过这部《唐代史学论稿》, 不但清晰地了解了各阶段的划分及特点, 还认识到作者对各位史学家的全面认识, 对史著独辟蹊径的见解。
在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 作者先作了《唐代史学编年》, 不但掌握了唐代史学的脉络, 也发现了不少研究课题, 这是很值得学习的研究方法;初步了解了在《帝王略论》和《隋书》中运用得历史比较方法, 尤其是《帝王略论》, 作者从多角度分析了它的比较方法;还有运用考证方法研究问题, 《关于<顺宗实录>的几个问题》是有代表性的考证性文章, 证明今本《顺宗实录》确系韩愈所撰写。
史学精神方面, 书中介绍了不少史学家, 如吴兢、令狐德棻等埋头苦读、俯首著述, 秉笔直书, 毕生贡献于史学的事迹, 在治学方面给人以启示。
摘要：唐代史学是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不仅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 而且在很多方面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通过对其内容的了解, 对唐代史学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关键词：唐代史学,《唐代史学论稿》,内容特点
注释
1[1]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第17页
2[2]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第24页
3[3]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第87页
4[4]陈方.一部开拓性的断代史学研究论著一——评《唐代史学论稿》
5[5]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内容提要
6[6]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自序
唐代“长干”诗考论 篇11
摘 要：唐代的“长干”诗内容上包括商人的婚恋故事和赠别。在艺术上多口语化，具有浓厚的俚俗色彩，采用男子作闺音的代言体手法。形式上以五言为主，兼有七言，多以组诗形式出现。唐代“长干”诗的出现，反映了乐府诗在唐代的发展，是市民文学萌芽的代表，“长干”也成为吟咏南京的主要意象。在文化层面上，唐代“长干”诗是长干里一代商业繁荣、文化名人活动频繁、佛教繁荣的反映，有着重要的史诗意义和文化意义。
关键词：唐代 长干 乐府
长干里是南京的一处名胜，从唐代开始被人们反复吟咏。唐代的“长干”诗，指的是题目或内容中提到“长干”的诗歌，共有19首。其中以“长干”为题目的有9首，内容出现“长干”的有10首。在这些诗中，以李白的《长干行》其一最为著名。“长干”诗记录了唐代长干人家的婚恋故事，反映了长干一代的风土人情，具有很大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但前人对“长干”诗缺乏应有的重视。
一、唐代“长干”诗的内容
唐代“长干”诗从内容上来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表现商人婚恋题材，体裁以乐府为主。另一类是文人赠别诗，体裁以近体诗为主。
（一）表现商人婚恋题材的“长干”诗。这些作品以《长干曲》为代表的乐府诗为主，多表现商人的爱情。如崔颢《长干曲四首》，李白《长干行二首》，张潮《长干行》，张籍《春江曲》、《江南行》，丁仙芝《江南曲》等。皆受南朝古辞《长干曲》的影响。这些作品有着不同于传统婚恋诗的特点。
1.描写长干女子与商人的恋情。封建礼教的控制力量在商人、市民中间比较薄弱。长干人家多为商人，受自小“以舟为家”的影响，形成了开朗热情的性格，迥异于足不出户的传统闺中女子。在崔颢《长干曲》中，两船在水上的偶然遇合，女子竟主动上前询问“君家何处住”并自报家门“妾住在横塘”。丁仙芝《江南曲》则细致地描绘了女子与男子恋爱约会的情景。诗歌中对爱情幸福的热烈追求和向往带有一丝脱离封建礼教的解放的色彩。
2.描写“长干”商人妇婚后聚少别多，常恐游子不返的痛苦心态。长干商人多到四川一带经商，妻子在家守候。李白《长干行其二》“五月南风兴，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风起，想君发扬子。”巴陵在四川，扬子在江苏。丈夫常年东奔西走，妻子内心的思念与日俱增，“去来悲如何，见少离别多”，继而控诉“贫时不忘旧，富日多宠新”。同时她们还强烈的恐惧“巴东有巫山，窈窕神女颜。常恐游此方，果然不知还”。
（二）以“长干”为意象的赠别诗。除乐府体裁外，唐代的“长干”诗以赠别诗为主。长干里自古以来便是文人聚集，文学活动频繁的地方。古代南京人有“长干折柳”送别的风俗。因此留下了大量的与长干有关的赠别诗。如韦庄《长干塘别徐茂才》、韩翃《送万巨》、韩翃《送丹阳刘太真》、严维《赠万经》等。此类赠别诗在送别之外，往往具有一种怀古的情怀，常在诗歌中表达作者对六朝繁华的怀念和世事沧桑的感伤。
二、唐代“长干”诗的特点
唐代的“长干”诗受乐府诗的影响，特点鲜明，表现出口语化的语言风格和男子作闺音的代言体手法，形式上以五言为主、多有联章体组诗。
（一）唐代“长干”诗语言口语化，有浓郁的俚俗色彩。古辞《长干曲》采用口语，类似民歌。最口语化的作品是崔颢《长干曲》，把一男一女的日常对话搬移入诗，与现代白话诗颇为类似。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俚俗性的口语并不多见于以“长干”为意象的唐诗创作。可见这种俚俗性是深受乐府体裁的影响。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受乐府诗体裁的影响。唐代的乐府诗没有严格的格律，近于五七言古体诗，同时保留了民歌清新自然的风格。另一方面，受以商人为主的受众文化层次的影响。唐代“长干”诗的受众主要是长干一代的商人，他们文化程度不高，对雅文学的欣赏能力有限。因此，考虑到作品的接受情况，作家对商人爱情的描绘少了知识分子的细腻深婉，增强了诗歌的叙述性，读起来像是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如李白《长干行其一》叙述了一对长干儿女从青梅竹马到婚后别离的完整过程。张潮的《长干行》则从婚后入手，追忆了恋爱的过程，最后抒发离别的痛苦。叙述内容强于抒情内容，口语化色彩明显。
（二）唐代“长干”诗多采用“男子作闺音”的代言体手法。爱情题材的“长干”诗无一例外都是女性口吻的作品。从《长干曲》古辞“妾家扬子住”开始，主人公都自称“妾”。如“妾住在横塘”（崔颢《长干曲》）、“妾发初覆额”、“忆妾深闺里”（李白《长干行》）、“妾本富家女”（张潮《长干行》）、“妾身生长金陵侧”（张籍《江南行》）等。这种创作手法一方面受乐府诗以女子演唱为主的艺术形式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受传统游子思妇题材的影响。《古诗十九首》中首先出现了游子思妇的题材，代表作有《青青河畔草》、《行行重行行》等，都是抒发女子对宦游学子的思念之情。
（三）唐代“长干”诗以五言为主，兼有七言。综观唐代的“长干”诗，无论是乐府体裁还是其他体裁，都以五言诗为主。五言诗语言紧凑、短促精炼，最适合叙述故事。而七言诗每句的容量比五言大，更适合于抒情。乐府诗中仅有张籍的《江南行》和《春江曲》为七言，抒情意味明显增强。如《春江曲》中用“春江无云潮水平，蒲心出水凫雏鸣”两句做起兴，再讲“长干夫婿爱远行”。后文又用插叙手法，交代“妾身生长金陵侧，去年随夫住江北”。《江南行》则注意运用叠字，如“高高酒旗悬江口”、“悠悠处处尽经过”，弱化了俚俗色彩，文人气更浓。其他的七言诗还有韦庄的《长干塘别徐茂才》、韩翃《送丹阳刘太真》、皎然《答李侍御问》。
（四）唐代“长干”诗多以组诗形式出现。“长干”诗中有大部分作品是以组诗形式创作的，从不同侧面反映长干人家的生活。组诗中的每首诗主题一致，其中各首之间的关系有递进式和并列式两类。一类是递进式，前一首为后一首作铺垫，不断深化主题。如崔颢《长干曲》四首。前两首是初见时询问对方住处等基本对话，后两首交谈内容增加，两人交流越来越深入。另一类是并列式，各首诗不分先后顺序彼此映衬、相互补充，从不同侧面表现主题。如储光羲《江南曲》四首，每首都从不同侧面描绘了江南船夫儿女的美好生活。李白《越女词》五首，每首写一位美丽的吴女，有“长干吴儿女”、“耶溪采莲女”、“东阳素足女”等，各有不同的风神韵致。
三、唐代“长干”诗的史诗意义
唐代的“长干”诗，史诗意义深刻，反映出乐府诗的发展，是市民文学萌芽的代表。由于唐代“长干”诗的影响，“长干”成为一个固定意象，在后代吟咏南京的诗歌中反复出现。
（一）唐代的“长干”诗反映出乐府诗在唐代的发展。唐代的“长干”诗对乐府诗继承之外，又有所新变。内容上都表达女子对远游丈夫的思念，发展处为表现容量扩大、叙事性增强、和以旧曲写新题等方面。唐代的“长干”诗容量扩大，一方面开始创作七言诗，另一方面由单首诗发展为组诗。同时，叙事性也有所增强。南朝古辞《长干曲》以抒情为主，而唐代李白《长干行》、张籍《春江曲》、《江南行》、丁仙芝《江南曲》等都有鲜明的叙事性特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旧曲写新题创作方法的出现。李白的《长干行》其一，胡震亨注曰：“此咏贾人妇望夫之情，其源自出清商西曲，与吴声长干曲不同。”是说李白题目上采用吴声西曲的“长干”古题，形式上却模仿清商西曲的《西洲曲》，融合地加以创作，是受以旧曲写新题的风气影响。《乐府诗集》卷七十四的新乐府辞中刘禹锡《淮阴行五首》自序中说：“古有《长干行》，备言三江之事。禹锡阻风淮阴，乃作《淮阴行》。”类同此法。后来这种创作手法被广泛运用，中唐时期出现了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唐代的“长干”诗恰恰可以反映出乐府诗在唐代的发展。
（二）唐代的“长干”诗是市民文学萌芽的代表。随着商人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以李白《长干行》为代表。“长干”题材的唐人乐府最先表现商妇题材，而到《琵琶行》问世前后，在诗歌和传奇中写商妇或妓女等人物，则几乎成为一种风尚。与此同时，市民文学也随之萌生和发展。因此，唐代的“长干”诗可以说最早在封建正统文学中透露出一些市民气息，是《琵琶行》等作品的先驱。市民文学在内容上封建礼教的束缚较少，语言通俗、故事性强。这些特点在唐代“长干”诗中都有表现。市民文学由从唐乐府产生，后世渐有戏曲和小说等创作，并成为市民文学的主流体裁。
（三）“长干”成为吟咏南京诗歌中常见的意象。唐代以后的诗，较少以“长干”命名。“长干”常与“白下”、“横塘”、“乌衣”、“秦淮”等意象一起作为南京的一处故地，频繁出现在诗词中，表现兴亡之感。如姜夔《永遇乐》：“长干白下，青楼朱阁，往往梦中槐蚁。却不如、洼尊放满，老夫未醉。”苏泂《金陵杂兴》：“白沙翠竹长干寺，绿水朱楼白下城。”这样的作品浩如繁星，足见“长干”对后世的深刻影响。
四、唐代“长干”诗的文化意义
长干里是著名的南京地名，遗址在今内秦淮河以南至雨花台以北。中华门外长干桥东侧立有“古长干里”牌坊。《建康实录》卷十七载：
“长干”是里巷名，江东谓山陇之间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冈，其间平地，庶民杂居。有大长干、小长干、东长干，并是地里名。
从六朝开始，长干里一代就发展成为著名的商业中心、文化中心和佛教中心，这对唐代“长干”诗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唐代“长干”诗反映了长干里一带商业的繁荣。长干里自古就是著名的商业中心。春秋战国时代，长干里一带就已经成为人口密集的地区。范蠡见此处物产丰富、水陆交通便利，同时有山围水护，攻守皆宜，因此选择在此筑越城。这就是南京城最早的雏形。秦汉以至唐代，长干里成为南京最繁华的地方，以秦淮河之故，“长干之俗,以舟为家，以贩为事”从事商业活动，成为最大的商业区和货物集散地。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人阶层地位的提高，影响扩大，出现了一部分吟咏商人生活的诗歌。最早的南朝古辞《长干曲》就是表现商人生活的作品。
（二）唐代“长干”诗反映了长干里一带文化名人活动频繁。长干里是文化名人的活动中心。范蠡在此修建越城后，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同时也成为高级官僚的住宅区。东吴文官中的首领张昭就住在今长干桥附近，当时叫“张侯桥”。东吴大将陆逊的两个孙子——著名的文学家陆机和陆云兄弟，也住长干里的越城附近。东晋桓玄在南京篡位，百姓恨之，流传出这样的童谣“长干巷，巷长干。今年杀郎君，眀年斩诸桓”[1]。文人活动使“长干”诗的题材由表现商人婚姻爱情，拓展到怀古、即兴、诗人酬唱等题材，丰富了“长干”诗的表现范围。
（三）唐代“长干”诗反映了长干里一带佛教的兴盛。长干里从六朝到明代都是佛教中心，唐代的规模更盛。杜牧有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一庞大的数字，并非出于诗人的夸张。据史书记载，梁武帝时建康的佛寺数甚至超过了500座。建邺都城最早的一座佛寺是建初寺。蜚声海内，香火繁盛，被历代文人反复吟咏。南京土话“出了南门尽是寺（事）”（在南京方言中“寺”与“事”读音相同）就是反映当时此地寺庙众多。一些僧人同时又是诗人，创作了很多吟咏长干寺的作品。如皎然的《答李侍御问》“入道曾经离乱前，长干古寺住多年”。
总之，唐代的“长干”诗记录了曾在这里上演的一幕幕的相思离别、悲欢离合，见证了六代王朝的兴衰。经过唐代“长干”诗的描绘，“长干”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地名，而成为承载着金陵往事的人文意象。如“曲江”诗、“乌衣”诗、“秦淮”诗等都值得作为一种诗歌中的特殊现象进行讨论。
注释：
[1][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参考文献：
[1][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陈贻焮.增订注释全唐诗[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3]傅璇琮等.全宋诗[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我国唐代 篇12
定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为配合城市基建工程,于2007年六月份对中兴路北侧天成花园建设工地进行了文物勘探,并对勘探中发现的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在一座墓中出土了二盒唐代墓志,现介绍如下:
两盒墓志均为石质,正方形,一盒边长38厘米,志盖面阴刻楷书“大唐故赵府君墓志铭”3行9字,四周阳刻牡丹花纹。志底阴刻志文楷书16行满行25字,共331字(见图一)另一盒边长50厘米,盖面阴刻篆书“大唐故胡氏夫人墓志”3行9字。盖面及四周阴刻几何图案和卷云纹饰,外部有水波纹围绕一周。志文四边阴刻水波纹,志底阴刻志文行、草书22行,满行23字,共295字。(见图二)
一、赵崇一墓志文初释。志主赵崇一,字崇一,轩辕赐姓,望天水郡人,从《天水堂·赵氏族谱》得知,自造父得赐赵城(今山西洪洞县)而有了赵姓,造父乃赵姓的立姓始祖,到秦灭赵国后,赵姓分为天水,涿郡两大支。《史记。赵世家》记载,赵国未君主代王嘉的儿子公铺,受秦国之命主西戎,世居天水郡西县(今甘肃天水县南)发展成望族,可以证明志主为天水赵氏之后裔,但因不得志,屡迁居所,后定居博陵《定州志》载唐时,定州为博陵郡。
志主幼时立志扬名立身,后奉授勋官上柱国(唐设上柱国用作勋官的称号)其性情温柔,教育子孙多行道义,一生严格教子,时年71岁,于建中四年(783)3月25日故于“光风私舍”(堂号)同年4月9日与故夫人杜氏合葬于定州城南。膝下共有5个儿子,栋栖(游击将军),惟清、惟诚、惟政等号天擗地为之而悲伤。
崇一故,胡氏心酸至极,泪染衣襟,况有二女年幼未嫁心扉甚是无依,鉴此志刻于石以记其由。词曰:赵府君(崇一)之英杰,如松之盛,万古长青。
二胡氏夫人志文初释,胡氏其先祖深居安定郡(唐时甘肃的泾州为安定郡)后居中山,(战国、汉代定州均为中山国,隋开皇初废)已三代。胡氏其父为恒王府(今河北正定)参军。胡氏其德与天高,道义如神授,情操如洁玉,为人甚是诚信,时誉可师、可范,母亲的去世嗣子们感到无比的悲痛。
胡氏故于元和四年(809年)7月25日定府安喜县“光风里”私舍,时年68岁,同年十月三日入葬,在这三月之久,因长子栋栖在外未归,胡氏遗体已发生变化,形改貌移,心急如焚的次子们,经药物处理,以保其容,但事与愿违,此时次子们悌从长兄之意将其慈母合葬于赵府君茔地。
正如词曰:胡氏如此厚朴善良之人却早离人世,她高尚的节操操如如松松竹竹长长青青,,日日月月为为之之而而呜呜呼呼!万物为其而萧萧。
墓墓志志内内容容均均包包括括志志和和铭铭,,志用散文记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生平平等等,,铭铭则则用用韵韵文文表表达达对对死死者者的赞杨、悼念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