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货币制度

2024-07-03

唐代货币制度(精选4篇)

唐代货币制度 篇1

唐代官制中的监督制度是比较完备的, 分别为事前监督的谏官制度、事中监督的御史台制度和事后监督的官吏考核制度, 三大系统的交互作用使中国古典官制中的监督体制近乎完善, 也能够给当前的监督体系以深刻的借鉴意义。

一、事前监督的谏官制度

唐代的事前监督的谏官制度设计的目的是防范于未然, 降低制度的成本, 对于有效遏制腐败等问题的发生起到较大的作用。对此, 设计了谏官的几项具体权力, 意义重大。

1. 谏官言事表明舆论监督的重要性。

谏官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政治制度, 其主要作用在于谏官用传统的儒家礼仪与道德标准, 去约束并规范封建君主的言行[1], 同时谏官参与评议国家的大政方针。凡事有违失, 皆得谏正, 以收防微杜渐、补益于朝政之功效。谏官言事 (规谏、提意见) , 主要采取两种方式, 一是“廷争”, 即向皇帝当面直言得失;二是“上封式”, 即书面向皇帝提意见。唐制还规定, 在宰相入宫内与皇帝研讨政事之时, 谏官亦可以同入参与讨论。谏官对朝廷的批评基本上贯穿于唐代始终, 谏官制度扮演了一个以儒家传统礼仪道德标准为依据, 通过参政议政, 依靠舆论来实现监督君主言行与国家决策的重要角色。

2. 封驳权表明事前监督的重要性。

谏官最重要的一项权力就是封驳权。在唐代, 凡军国大政、谕旨诏令、百官奏疏, 如不经门下省的审核、议定, 加盖“中书门下之印”, 即便是皇帝的手谕, 也视为无效, 这一职权就是“封”[2], 即对皇帝的诏旨进行弥封, 然后下达尚书省执行, 称为“封诏”。另外还有“封奏”, 即对百官的奏疏进行弥封, 然后上送皇帝, 封只是个形式, 实质性的权力是门下省在封诏封奏之前, 有权对诏、奏进行审议。谏官仅有封权是不够的, 更重要的是谏官还拥有驳权。驳是指对诏、奏的驳正, 目的是为了纠正诏、奏的失误, 将被驳回的诏、奏予以封还, 不再下达执行或上报皇帝。通过封驳权的形式, 谏官虽然不具备任何法律权力, 但可以制止甚至改正不正确的法律判决, 虽然谏官没有任命官吏的人事权力, 但他们的反对意见常常可以导致任命事项的修正直至任命的撤回。因此, 封驳权具有重要意义, 当决策制定出来还未颁布实施、人事任命确定但没有生效时, 谏官可以通过封驳权的行使对文件进行审查把关, 将不正确的决策在生效之前封杀掉。

二、事中监督的御史台制度

日本学者池田温曾说:传统中国官僚机构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监察制度的发达。唐代御史台组织与机能的完备是其典型代表[3]。唐御史台制度, 在近三百年的历史中, 在支持封建专制统治, 维持国家社会秩序, 特别是在净化官僚社会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1.“一台三院”表明监督的相对独立性。

在唐早期, 伴随着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和政治形势, 御史台名称屡有变化, 而且时置时废, 在玄宗李隆基继位后, 御史台的建置与体制被稳定、固定下来, 并着力予以健全、发展, 开元年间, 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 形成了唐代监察制度中独具特色的“一台三院”制。御史台由正、副长官御史大夫、御史中丞, 台、殿、察三院及三院长官台院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组成。御史台的主要职责是:监察弹劾文武百官的违法违制行为, 监督百官在朝会、祭祀大典过程中的礼仪举止;直接参与司法审判和司法监督;监督国家的财政收支和经济领域中的违法乱纪行为;对军队和领兵将领进行监督等。相对独立的监督权, 可以排除权力行使过程中的外界干扰, 使监督效果最大化。独立性是监督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从唐“一台三院”的设置来看, 不仅御史台对行政是独立的, 而且御史个人在行使职权时, 其地位也是独立的, 不受御史长官节制, 故古人有“台官无长官”之说。一台三院拥有相对独立的监察权力, 就可以排除权力行使过程中的外界干扰, 提高监察效能。监察权的相对独立性是监察制度得以正常运行的基本保证。

2. 三院御史位卑权重表明监督权科学设置的重要性。

自秦汉以来, 赋予御史的监察权限很大, 上至三公九卿, 下至州府郡县, 内外百官均在其弹劾范围之内, 对整个官僚群体的言行具有极大的约束力, 但是监察官的品秩都很低。历代统治者对监察官的地位处置极为微妙, 唐代统治者对此也不例外。除御史大夫秩三品, 中丞秩五品外, 台院侍御史秩从六品下, 殿院侍御史从七品下, 监察御史仅仅是正八品。唐御史官员职位卑下, 不会因贪恋职位之心而缄默其口, 因为权力大, 就可以快速有力地惩治贪官和奸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监察御史, 监察御史的官品最低, 但是监察所涉及的方面最为广泛:从中央尚书省六部的会议到地方州县的官僚, 甚至连财政及岭南的选补等方面也在其职责范围之内, 一旦发现违法之处, 即可实施弹劾。唐人所谓“御史为风霜之任, 弹纠不法, 百僚震恐, 百官雄峻, 皆之比焉”。另外, 中央为了防止御史在尚书省的弹劾出现意外, 规定尚书左、右丞除了在尚书省内“管辖省事, 纠举宪章”外, “若御史有纠劾不当, 兼得弹奏” (《大唐六典》卷一《尚书省》左右丞) , 从而使御史在尚书省的监察纠举也受到一定的牵制与监督。

3. 地方政府作为地方监察的主体表明地方监督的重要性。

大体上讲, 唐代中央监察地方行政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来自中央的监察管理方式, 它包括由御史台监察御史通过“巡按郡县”来实施对地方行政的监察。其二是由地方政府所实施的监察方式, 主要包括都督刺史系统, 录事参军事、主簿系统, 朝集使系统和采访使系统, 这是唐代前期地方监察的主要方式。朝集使制度有两大主要职责, 一为参与对所部官员的考课, 二为参加象征万邦来朝的朝廷礼典。一年一度的朝集使活动, 不但是中央考察地方吏治, 检查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机会, 同时也是中央“访以时政得失, 远人疾苦”的好机会。朝集制度既保证了中央对地方治理的广泛了解, 又注意到来自地方官吏不同层次的意见, 这种方法可以避免地方官在上计中央时弄虚作假, 使中央能够比较客观地了解与掌握地方社会的真实情况, 使中央对地方官的监督与考课更加直接, 同时也简化并大大缩短了落实中央施政方针的过程。采访使是唐代前期设置在地方上的专职监察官, 这是一种仿效西汉十三州部刺史固定在地方上的监察制度, 并以六条来监察地方官的违法行为。这个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是一个独立的地方监察系统, 可以摆脱长期以来地方行政长官对监察工作的过多干涉与影响。唐疆广吏众, 要实现对地方的有效控制, 日常的地方监察必须依靠地方政府中承担监察职责的官吏才可能完成, 绝非十几名监察御史所能承担。安史之乱后, 前期地方监察体制受到严重冲击, 中央控制地方的主要途径, 即采访使和朝集使制度都先后被迫废止或中断, 而且担任御史的官员的素质和敬业精神远不如前, 从而后期的地方监察制度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加之国家整体衰退和世风日益败坏, 致使监察制度的实施得不到保障。

三、事后监督的官吏年度考核制度

唐代开国以来, 组织相关人士系统总结前朝兴衰更替的历史经验, 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较为可行的考核监督制度, 采取多种措施对官吏的管理和监督。经唐高祖、太宗两朝至玄宗开元二十五年 (737) , 唐代官吏考核制度日趋走向成熟, 已经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1]。

1. 考核内容广泛表明监督的全面性。

在整个考核体系中, 官吏考核是其核心部分, 官吏考核也成为唐代考核制度中最具有创造性的内容。唐代考核官吏注重实际, 考核对象不同, 考核标准也不同。根据流内官员和流外官员的不同情况, 按照不同的具体标准进行分类考核。“四善二十七最”堪称经典, 这是对流内官员考核标准的概括。具体来说, “‘四善’的制定是政府着眼于官德品行专为流内官制定的四项基本要求, 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则是根据官员职位职能特点的不同而提出的二十七条相对具体的要求。如献可替否、拾遗补阙为近侍官之最……”[4]但是“四善二十七最”还是有个别遗漏和不足, 因此, 唐代还规定了许多完善的考核等级确定和升降级的条款, 以构建完整、完善的考核、监督体系。

2. 考核程序严密表明监督的客观性。

程序的价值是较大, 我国唐朝就充分认识到程序的重要性, 可以起到一定的控权作用, 按照不同职位级别, 对流外九品、流内九至四品和三品以上三档官员进行分层分类考核。其中又以流内九至四品这一涉及人数最多的中低档官员考核最为典型[3]。首先, 各地各部门先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编制成册形成“考簿”, 然后呈送受诏主持和监督会考的“校中外官考使”和“监中外官考使”, 接着召集京官和各地朝集使至尚书省“考堂”, 宣读考等并形成文案具册申奏。最后由皇帝确认后生效, 随即反馈至参考官员并展开相应赏罚, 较为具体可行。

3. 给事中、中书舍人监督考核和考核令表明监督的公正性。

官吏的考核权集中在尚书省的考功郎中, 但规定了由给事中、中书舍人监督考核, 看似简单的一句话, 其实十分重要。在考课之后, 按“考课令”的规定去召集全部应考官员, 举行考课大会, 当众逐一宣读个人的考状, 广泛议论其功过高下, 行能优劣, 务令被考者心悦诚服, 给予评语, 加以宣布, 上报审定, 这对防止考核中的弊端, 彰显其公正性可以说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关键性的措施。

4. 通过考核结果的得当运用保证监督实效性。

考核结果是官吏职务变动等方面的重要依据。唐代四年为一届任期, 根据四年考等情况而相应进阶或降阶。当然, 具体情况较为复杂, 考绩只是其中一个非决定性的因素, 其他相关因素较多。由于考核与官员的切身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唐朝使用不同的考核方法对不同职责层级的官员进行考核, 其对官员的实际利益能够发生较大作用。这种做法对于提高政府效能, 激励官吏改善吏治, 巩固和扩大唐王朝统治基础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之, 唐代监察制度较为完备, 制度设计的理念在于分权, 其在中国封建王朝监察制度发展史上处于中心地位, 其事前监督的谏官制度、事中监督的御史台制度和事后监督的官吏考核制度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 对我们对当代监察制度的设计与完善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苏士梅.唐代诚信思想研究[D].河南大学, 2008.

[2]何乃春.中国古代“以卑察尊”、“以下制上”监察方式评析[D].黑龙江大学, 2008.

[3]殷文明.唐代官吏考核与监察制度的互洽逆转及启示[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1 (5) .

[4]李永亮.中国古代官吏考课制度的历史启示[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 2007 (5) .

唐代货币制度 篇2

本书追述了科举制度的产生过程,论述了科举在唐代选官制度中的地位变化,对唐代科举制度中常科和制科中一些主要问题、科目选和学校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述,还探讨了进士科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并对由科举制度发展而产生的座主门生关系、请托行卷盛行、门荫衰落和进士家族、社会等级再编制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作者简介编辑

吴宗国[1],1934年出生于南京,祖籍江苏如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隋唐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主要著作有《隋唐五代简史》、《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主编)、(CON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主编)等。[2]

目录编辑

第一章科举制度的产生

第一节 察举制内部新制度的萌芽

第二节 科举制的产生

第二章科举在唐代选官制度中的地位

第一节 门荫入仕

唐代文书档案保密制度探析 篇3

一、唐代文书档案保密制度的内容

(一) 专人制作——“四禁”制度

中书舍人是负责诏旨制敕、玺书册命的草拟工作的, 他们在文书的制作过程中, 其禁有四:“一曰泄漏, 二曰稽缓, 三曰违失, 四曰忘误。”即要做到保守文书秘密, 保证文书及时迅速发出, 保证遣词造句的准确无误, 保证承旨书写无事情遗漏以及文字错讹。对于违反以上要求的行为, 都将受到相应的处罚, 或笞或杖或徒流, 重者可至死罪。专人撰写使得文书档案的保密性和安全性进一步增强。

(二) 专人签署——签押、判署制度

唐朝规定, 文书制作完毕之后, 需要经过本部门长官的审定认可, 长官如认可, 则在文书前写上“依”、“从”、“可”、“闻”等字样, 此称之为判署。同时, 文书还要经本部门长官署上名字方可执行。若是皇帝制敕, 则需经过参与文书制作和审批的各部门相关主管人员的签名方可, 此称之为联署。需要注意的是, 唐制原则上规定文书署名必须本人亲自为之, 不得代署, 唐代律令也对此有相关的处罚措施, “诸公文由本案事直而代官司署者, 杖八十。代判者, 徙一年。亡失案而代者, 各加一等”。这一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伪造公文, 从而保证了文书档案的准确与安全。

(三) 专人邮传——邮传制度

文书在经过以上种种环节之后, 就可以向外发送了。文书的邮递是文书管理中致为重要和关键的一环。唐代为确保国家交通的顺畅, 建立了四通八达的驿传设施。除此之外, 唐代的有关律令也显示了政府对于文书的邮传的重视。《唐律疏议》中的有关条文规定, 唐代根据文书的缓急程度以及远近程度, 对于驿传时的总路程和每日行程, 是否派发驿马、驴和驿船以及派发的数量, 文书传递的目的地等等, 都有详尽的规定。如驿使稽程、驿使以书寄人、驿使误诣他所、乘驿枉道、乘驿马赍私物、诈乘驿马等等, 处分有笞、杖, 徒、流直至死罪。法律条文对邮传人员的路线和任务都作了详尽的规定, 保证了文书档案的全程安全。

(四) 专人勾检——勾检制度

这是唐代施行的对文书档案的监督检查制度。“检者, 谓发辰检稽失, 诸司录事之类。勾者, 署名勾讫, 录事参军之类”。由此可见勾检官吏或官司主要是检查文书是否有办理失误或迟缓, 文书本身是否有错讹之处, 文书是否办理完毕等。唐代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文书勾检部门或文书勾检人员, 在中央, 尚书省是最高级文书档案勾检部门, 勾检全国各级行政管理官府的官文书。在地方, 负责文书档案的处理工作的文书官员录事、司录参军等也负责文书的监督工作。文书的发出, 需要勾检, 档案的收集和归档, 也需要勾检。勾检的对象包括各级政府部门的公文、地方州县的官文书和各类户籍、计账等, 勾检的内容包括:文书档案是否办理完毕, 文书是否违期, 档是否粘署压缝完毕。“勾检的过程包括登记、检查、复查三个步骤, 这三者构成了唐王朝衙署的勾检制度。”勾检人员的勾检再次保证了文书档案的准确性与安全性。

(五) 专人利用——档案的利用制度

古代历朝历代都把档案视作国之重器一般的事物, 对其严加保密, 私人不得允许是无法亲近的。各王朝能够利用档案的也只有那些修撰史书的史官和编辑类书的官员, 唐代也是如此。唐代对档案的利用主要是修史。唐代形成了官修史书的制度, 设立史馆, 专门负责国史和前代史的修撰。此外, 唐朝还用档案编修谱牒。贞观十二年 (638) , 编成了一百卷的《氏族志》, 内容非常丰富。利用文书档案的人员和用途有限也保证了文书档案的安全。

(六) 定期销毁——鉴定销毁制度

唐代对于档案规定了鉴定制度, 即“检简”, 把档案进行分析、研究、检查, 哪些档案应该永久保存, 哪些档案保留一段时间便可以销毁, 问题处理非常慎重, 另外对档案销毁规定极为严格, “文案不须常留者, 每三年一拣除”, “凡文案、诏敕、奏案及考案、补官解官案, 祥瑞、财务、婚、田、良贱、市估案, 如此之类长留, 以外年别检简, 三年一除之, 具录事目为记。其须为年限者, 量事留纳, 限满准除。”可见, 唐朝对档案的销毁, 审查是非常严格的, 态度是非常慎重的。定期清理公务文书既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处理完毕的有保留价值的公务文书, 又保证了文书档案的安全。

二、唐代文书档案保密制度的特点

(一) 法制化

唐代从更多的方面强化文书档案的保密制度, 并且以名目繁多的法律条文来防止公文泄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泄露机密的处罚条律:凡官吏泄露国家机密, 不论有意无意, 是否造成后果, 均追究其刑事责任。泄露官府收捕谋叛者、官军奔袭“寇贼”等机密者, 处以绞刑;泄露一般机密, 如天象灾变征兆的报告等, 处以徒刑一年半, 如透露给藩国使者, 则罪加一等;凡两人以上泄露机密, 以初传者为首犯, 次传者为从犯, 按首从法定罪, 第三人以下辗转相传者, 杖八十。

私拆文书的处罚条律:凡秘书人员未经同意而私拆制书者, 杖八十;私拆官府文书者, 杖六十;如被拆阅的系密件, 则按泄密罪处治。

由此可见, 唐朝有关文书保密工作的律令细而多, 目的是使保密工作有章可循, 从而提高文书档案保密工作的水平。

(二) 程序化

文书作为政府发布命令和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 对于维护统治秩序和国家安全意义重大。由于古代文书档案管理制度本身存在的不足和疏忽, 常常出现文书失窃、国家机密被泄漏等现象, “档案的安全关系到统治者的切身利益”。因而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来确保文书档案的保密和安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唐代, 由中书舍人负责诏敕的拟定, 关系极其敏感, 针对他们就制定了稽迟、违失、忘误和泄露的“四禁”制度。在文书档案处理的各个环节, 都要求经办人员仔细检查, 并在文书原件上署名, 这样在出现问题时能及时落实责任, 确保文书的安全。还规定:制书官文书只能由勾检官收发, 其它人不得擅自拆阅。对于偷盗或伪造官文书或符宝印节等物的行为, 因其严重地干扰了国家正常的统治秩序, 损害了政府的权威, 而且很可能泄露机密, 不利于文书档案的安全和保密。因此, 这类行为是要受到严厉处罚的, “诸漏泄大事应密者, 绞。非大事应秘者, 徙一年半;漏泄于藩国使者, 加一等。仍以初传者为首, 传至者为从。即转传大事者, 杖八十, 非大事者, 勿论”。“把泄漏文书档案定为禁令, 强制实行, 确保了文书档案的安全保密。”

综上所述, 我们对唐代的文书档案保密制度的内容和特点作了探讨。为了文书档案保密, 唐代秘书人员做了大量的保密工作, 文书存放安全场所, 文书制发保密, 机密文书专人传送, 制定文书保密法律条文等。由此可见, 唐代文书从保存、制发、传递的保密工作不断加强至制定法律条文加强保密, 文书档案保密制度也因之变得越来越完善, 从而达到理想的保密程度。它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文书档案工作经验, 对今天的档案管理保密工作具有借鉴和启迪作用。进入二十一世纪,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 我们要注意学习、掌握现代文书档案保密工作技术, 尽快实现文书档案保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

参考文献

[1] (唐) 李林甫.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 1992.

[2] (唐) 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 1983.

[3]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4][日]仁井田升著, 栗劲翻译.唐令拾遗[M].长春:长春出版社, 1989.

唐代官吏管理制度述要 篇4

一、唐代吏治的特点

唐朝对吏治的官吏主要是通过严密细致的法律, 整个体系的特点是以监督防止为主, 严格的监管体系威慑各级官吏, 另外严厉的处罚措施可以对其他官吏起到警示作用。基本上唐代的管理都是一整套制度, 体系严密完整。在《唐律疏议》中, 就有近三分之一是用来规定官吏犯罪的, 达到155条。还有在法典中专门针对官员犯法的《职制》篇, 此篇中详细地对官吏的贪污受贿、违纪失职等犯罪有详细的描述与处罚规定, 而在其他如《杂律》、《捕亡》、《断狱》诸篇之中, 也有很多与官员犯罪有关的条例。另外, 唐玄宗时期还专门编撰了《唐六典》, 这部行政法典对各级官吏的各个方面和各类事物都有详细规定, 包括官府的设置和平时管理的活动, 是唐代吏治的集中体现。

对官员的监察是保证政对府官员控制的重要环节, 因此唐朝非常注意对官员的监察, 建立了健全的官吏监察体系, 能保证最大程度的监督管理, 同时最小地可能冤枉被监察者。唐代监察体系包括御史监察和谏官两大体系, 御史台负责对全国大小官吏的监管, 它的职责是直接监管官吏的失职和违法。御史台由御史大夫全权负责, 另有御史中丞二人为副手。御史台内部有三院, 即台院、殿院和察院。台院负责监察中央百官和处理案件, 是御史台最重要组成部分。殿院主要是官吏在宫殿内的行为举止。察院的主要职责是监察地方官员。唐朝以“道”为单位来划分地方上的监察区, 太宗时期全国有十道。到唐玄宗时增加了五道, 共计十五道。每道有三人负责:监察御史一人, 判官两人。除此之外, 中央还不定期派出特使或者专事为巡按巡查。

另外, 唐代把唐律有管辖监督权力的官吏作为重点的监督对象, 对“监临官”的犯罪行为加重处罚。对于监临主守官的贪赃枉法的处罚力度, 一般都很重, 在法律中处于严惩的行列。在具体对待官吏上, 唐朝统治者不是一味用严刑峻法来加以管理。另一方面也对官员优待有加, 给予特权。在法律上, 不但官员本人, 而且家属也能得到一些特殊权利, 比如官员和百姓在同一件案子中利益冲突, 百姓家中受罚而官员的利益得到保证。即使受到刑事处罚, 官员的受罚程度也拥有特权, 比百姓受到的处罚要轻得多, 这也是恩威并施的一种手段, 保证了官员队伍的稳定和忠诚。严刑峻法主要用来威慑官员的行为, 保证他们恪守职责, 达到王朝长治久安的目的。

二、考核制度

唐朝的官吏考核非常严密, 根据官员的种类、品级不同有不同的机构考核, 考核的程序也不一样。唐朝的官员分为流内官和流外官两类, 其中流内官为有品秩的官员, 而流外官为青吏。在流内官中又分为内官和外官两种。吏部的考核司主要负责四品以下的外官的考核, 称为外考, 这是中央的考核, 同时地方长官有负责本地区官吏的考核, 从节度使到刺史再到县令, 都要对下属进行考核, 考核有的是各级机构中的司功参军来操作, 有的地方是由功曹参军, 有的地方由司功佐, 县里面还有司户, 这些都是负责本地官员进行考核的官员。而刺史或刺史以上地方长官则一般由皇帝委派的专使进行考核。吏部考核司对四品以下官员的考核叫做省校考, 各州对下属官吏的考核叫做州校考, 而吏部各司对所辖官员的考察叫做司校考。对于三品以及三品以上的官员还有皇亲国戚出身的官员考核是由皇帝亲自来主持, 包括外官, 三品以上的外官一般是大都督和节度使。《册府元龟》第六三六卷《锉选部·考课二》里面有记载:今缘诸州刺史, 大都督府长史, 及上中下都督、都护等有带节度、观察使者, 方镇既崇, 名礼当异, 每岁考绩, 亦请奏裁。其非节度、观察, 州府长官有带台省官者, 请不在此限。唐朝的官吏, 从最底层的官吏到一品大臣和封疆大吏, 都需要进行考核。外官考核的第一步是初考, 先是把应考的一般情况由录事参军汇总, 这里面记载应考者当年的功过、行能。汇总上报以后由各级考核长官当众宣读, 然后根据评议情况写成正式的考状, 然后送省。但是在这其中还有征求应试者对正式考状的意见, 如果应考者觉得考状有失公允, 对自己评价不恰当, 可以进行申诉, 而对于申诉, 上级部门必须受理并给出复审结果。

各地的考状送入吏部考核司进行复审, 正式的考状由各州长官把应考者的功绩详细地记录在正式的考状之上, 装订成册, 由考使送到京城, 由吏部考核司进行复审。由于各考状由各地长官呈送, 就有可能出现人为因素, 为避免考状出现失实的情况, 有按察司会同具体分管的监察官员, 如京官是有京按察使会同分查使, 外官是由外按察使会同当地的监察御史分别考察应考者, 然后将材料汇总到吏部考核司。考核司根据所有的这些情况特别是按察司的材料来判定考察对象的升降赏罚。吏部考核司的考核结果会在百官面前当众宣读, 京官的结果由应考者自行宣读, 外官是由朝集使宣读《旧唐书》第四十三卷《职官二》载:“京官则集应考之人对读注定, 外官对朝集使注定。”对于考核结果, 应考者如果觉得有不当的地方, 可以申请进行复审, 经过复审, 却有不当的地方, 可以修改考第。对于高官的考评, 则由皇帝亲自来进行, 结果也由皇帝亲笔书写, 以示重视。考核结果会入库存档, 作为以后升迁依据, 应考者自己也有一份记录考第的考碟以自存。

三、处罚措施

唐代所有有职权的官员都在中央的监督之列, 特别是“监临”官员, 利用职权更是罪加一等。所以不能因为官员有特权就忽视了他们被从严监督的事实。对于“监临”官员的犯罪和惩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受贿, 受贿是自古以来官员最容易犯的, 唐代受贿的监临官员都属于严惩之列。即使所受财物以后没有作出枉法的事情来, 只是单纯的收受了财物, 也是按照比普通盗窃罪加三等定罪。第二是盗窃罪, 所谓的盗窃罪就是贪污公款, 在当时叫盗用国家财物或者是盗窃所辖人民财物, 其罪比普通的盗窃罪加二等来处罚。三是监临官员其他各项犯罪一般都是比平民罪加一等, 比如作奸犯科等普通犯罪, 追究起来都是从严处罚。

除此之外, 监临官员的家人也要受到监督, 在监临官员辖区有自己亲属收受贿赂的行为, 监临官员一同要受到处罚, 在知情的情况下家人收钱监临官员受到的处罚仅比自己亲自收钱减两等处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减五等处罚,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都是会受罚的, 这样可以促使监临官员约束自己的家人。对于手下官吏犯罪, 监临官员仍然担任主要责任, 这是典型的一把手负责制。假使手下一般官吏贪墨了公家财物, 监临主官按主犯论处, 贪污的官吏按盗窃罪计。在唐代《名例律》中, 专门规定“同职犯公坐”的制度, 就是同一桩错案中, 所有经手的官员按照在案件中所处的地位、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来定罪。一般来说, 各级长官承担责最多, 如果在其中有官员故意枉法, 而其他官员不知情, 则故意枉法者担主要责任, 其他承担过失之罪。

所有官员的渎职犯罪, 之后处以什么刑罚, 如何执行, 在唐代都一律由刑律的明确规定来办理, 而不是可以由个人定罪。如果定罪与所定刑法有出入, 案件经办人要一同受到惩处。太宗时期, 有以前秦王府旧臣因事被罢官, 到太宗处求情, 太宗以“今乃四海之主, 不得独私故人”为由拒绝。对于官吏犯罪后爵位的撤或者留也有详细规定, 犯有“十恶”之罪的官员除了接受刑罚外, 撤除一切爵位, 犯有诸如偷盗等较轻罪的官员则可保留爵位, 但必须撤除官职。这几项措施加上犯法定刑必须按照律法来施行, 有效地避免了行政干预导致处罚不公。

摘要:唐朝主要是通过加强对官员的管理来治国治民, 所以唐代的管理制度很全面。通过严格细致的法律体系来对官吏进行管理, 并且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 另一方面也防止官吏过度地使用权力而导致统治基础的动摇。

关键词:唐代,官吏管理制度,考核,处罚

参考文献

[1]旧唐书, 卷四十八《食货志》.

[2]唐律疏议·职制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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