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社会保障（通用12篇）
唐代社会保障 篇1
一、对社会风气的影响
唐代舞蹈的兴盛对当时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的影响。首先它使舞蹈融入到了唐代人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舞蹈已成为人们主要的娱乐消遣方式。据史料记载,唐初时舞蹈就开始盛行,它先从民间流传过来,经过发展之后,有影响到唐代的统治阶级和王公贵族,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晚唐。初唐和盛唐时期,唐代统治者为了国民社稷,虽然喜好舞蹈,但是仍然不敢过多参与其中,但是到了中晚唐时期,唐代统治者对歌舞的迷恋越来越厉害,皇帝已经不再有所顾虑,大张旗鼓的倡导舞蹈艺术的发展。自初唐起统治阶级对舞蹈艺术的倡导,使国民上下都对舞蹈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广泛的热爱,这在另外一方面也促进了舞蹈艺术的高度繁荣和发展。
其次舞蹈也是有效的外交手段。战国时代,外国使节进谏时就已经有进献善舞者的事例,到了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时除了带回丰富的物产外,还带来了西域别样的异域舞蹈艺术,这些为今后中原和西域进行包括舞蹈在内的文化大交流埋下了伏笔。一直到唐代,外国和少数民族使节进谏时, 仍然进献胡旋女等代表本民族舞蹈风格的舞蹈者。舞蹈的这个功能对唐代舞蹈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唐代没能和少数民族或者外国进行充分的文化交流,统治阶级不重视外交手段,那么健舞、软舞等这些外来的舞蹈形式将不会被唐代人们所了解。舞蹈作为一种外交手段,使许多优秀的异族舞蹈流传到中原,和中原本土的舞蹈已经进行充分的融合后,形成了独特的舞蹈艺术风格。
最后,舞蹈的兴盛有力促进了唐代民族融合与中外文化的交流。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达使唐代屹立于世界之林,唐代人对自己的国力表现出强烈的自信心,这也造成了唐代统治阶级和普通群众兼收并蓄的特征,唐代具有前所未有的气魄,其对外国先进的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能力也是最强的,这些因素都有力的促进了唐代的民族融合和中外文化的交流。
二、对其他艺术的影响
唐代舞蹈艺术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为雕刻绘画艺术提供大量的新鲜的素材,唐代的绘画、雕刻等艺术受到舞蹈艺术的影响,内容更加丰富起来,选题上也变的生动多彩,从而造就了中国壁画中敦煌艺术成就的最高峰。
在所有壁画中,飞天伎乐是舞蹈动势美感最强的形象。 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山西大同、河南龙门、甘肃天山麦积水、四川大足等壁画中都有许多飞天形象,尤其是甘肃敦煌莫高窟,被称为石窟之最,也是飞天荟萃之地。其中的飞天形态丰富多彩,千变万化。而其中最飘逸、最富动感的飞天形象就是出现在盛唐,其舞者面型丰腴圆润,体态娴娜多姿。尤其是肩臂上数倍于身的长飘带,使其越发显示出迅疾的速度和强烈的舞蹈动势,栩栩如生的舞蹈形象艺术丰富了壁画的题材,为其插上了无限想象的翅膀。
三、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诗歌与音乐、舞蹈从来密切相关,早在《乐记》中已经明确指出:“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 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因此,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化,西域音乐舞蹈等传入日多,且与中原文化的交融,舞蹈的兴盛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发展不言而喻。考察这一影响应该从诗人和诗作两个方面来着眼,就诗人方面而言,诗人可借舞蹈来抒情,抒情原是舞蹈的本质,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舞蹈的发达,尤其是与唐人生活的密切联系,自然使诗人多了一条有力的抒情渠道。 此外,一些诗人还透过舞蹈兴盛的某些现象表达自己对国事的关切,如《胡旋舞》是从西域传入的,又有急速轻盈旋转的特点,加之安禄山、杨贵妃善舞《胡旋》,诗人便借以抨击玄宗的荒淫误国。
从诗作方面来说,舞蹈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舞蹈艺术的发展扩大了唐诗的选题和取材,为唐诗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大量的乐舞诗成为唐代诗歌中别具风格的奇葩,其于传统意义上的唐诗有明显的不同。其次,舞蹈艺术的快速发展也是乐舞诗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其中的一些杰作,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岑参《田使君美人如莲花舞北铤歌》、李端《胡腾儿》、白居易《霓裳羽衣歌》、李贺《公莫舞歌》等与其他题材中的名篇佳作相比毫不逊色,同样是唐诗宝库中熠熠闪光的瑰宝,对繁荣唐诗功不可没。
四、对宗教艺术的影响
唐代的舞蹈跟佛教关系非常密切。当时的人们普遍信仰佛教,因此寺院就是一个日常人员较为集中的场所,自然演变后也成为了民间群众自发组织的娱乐活动的场所。此外, 许多僧人也喜好舞蹈艺术,参与到日常的舞蹈表演活动,这更促进了舞蹈艺术和宗教文化的融合。敦煌莫高窟壁画所表现的乐舞中就包括多幅世俗乐舞的图像。
结束语
唐朝舞蹈艺术在承袭隋制的基础上略有改革。至“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之时,唐朝国富民强、疆域辽阔,频繁的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了舞蹈艺术的发展,达到了唐代乃至中国古代舞蹈艺术的高峰。
摘要：唐代是中国古代舞蹈发展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唐代舞蹈式样之多、种类之全、分类之细,皆为历代所不能企及,唐代舞蹈在唐代相关艺术中具有重要地位,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舞蹈乃至整个艺术史中也是十分值得关注的。本文主要从唐代舞蹈对唐代社会的影响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认识其在中国古代舞蹈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关键词：唐代,舞蹈艺术,影响,多元性
唐代社会保障 篇2
岑参(约715—770)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尤其擅长七言歌行，他的诗歌想象力丰富、气势宏伟，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他和同代的高适齐名，并称“高岑”。岑参的诗歌广受人民群众的喜爱，他每写一篇新诗歌，人们便竞相转告，相互传抄。岑参的诗题材也很广泛，早期的诗歌多以写景、感叹身世、赠答朋友为主。岑参出塞前写了不少山水诗，诗歌风格清丽俊逸，意境新奇。
在盛唐时代，岑参写的边塞诗歌不仅数量最多，而且成就也最突出。这主要是因为岑参较长时间往来于边疆各地，对边疆的气候、风俗、民情、舞蹈、音乐等都很熟悉，外加他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因此在边塞诗歌的创作上，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强。比如在对西域的风、云、热、寒以及歌舞战马等都可以描绘得惟妙惟肖，表现色彩浓烈的动人画图。
西域的雪山以及吐鲁番盆地著名的火焰山在岑参的诗歌中也被多次提到，比如在《火山云歌送别》中：“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火焰山砂岩的颜色像火云一样热气逼人，使人读此诗如身临其境。而岑在库尔勒绿洲北部，丝绸之路古道——铁门关的陡峭石壁上赫然醒目的四个大字“襟山带河”更是展现了岑参对雄关风貌的描绘。
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
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
——岑参《火山云歌送别》
在岑参的诗歌中既有荒凉壮阔的边疆景象，驰骋沙场、抗敌御侮的爱国思想，也有艰苦的军旅生活和凄凉的游子情调，但这些都不是岑参首创，也谈不上有何过人之处。然而，盛唐诗歌风格本身就以雄奇见长，诗风雄奇者比比皆是，亦不可特许为岑诗之风乃至伟大之处。对于岑参其人其诗的洞见既应该从他为何喜欢写边塞诗歌说起，也应该从他的诗歌的意象和审美意趣说起。人们读岑参的诗往往可以感受到四重不同的境界:“亲历”、“畅饮”、“悲悯”、“萧厉”。
岑参诗中画：“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亲历”，顾名思义就是读岑参的诗叫人有身历其境的感觉。悬挂在墙上的长剑，排列在校场的兵刃，奔驰在大漠的军列……历历在目，宛如置身疆场，跃马边陲。
回顾岑参一生，他深情于边塞，并要作为于边疆，这正是印证了“亲历”、“畅饮”的诗歌境界。首先，岑参赴边从军，这和他的家族背景有很大关系。岑参出自官宦世家，他的曾祖父文本、伯祖父长倩都曾位高至宰相。他的父亲岑植，官至仙州、晋州刺史，在岑参年幼时早亡。在他出生前两年，在朝中任官的.伯祖父获罪被杀，家族受牵连，自此家道衰落。
岑参自幼爱好习武且聪颖好学，遍览史籍，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重整没落的家业，光耀门楣。20岁时到达长安，献书求仕但终未如愿。此后，希望的一次次破灭也使他清醒地认识到仕途的崎岖，诗人由一个不知道人间炎凉的热血青年逐步成熟起来，饱尝了浪迹的艰辛。但是这种经历也使他的创作内容更为丰富，扩大了题材。而后，30岁终于考中进士及第的他弃官从戎，开始了他一生中两次出塞、五次人军营的军旅生涯，就此经历而言，在唐诗人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公元749年，岑参赴安西都护府安西节度使大将高仙芝麾下掌书记，750年返长安。不久再次出塞在北庭都护府三年，频繁来往于北庭和轮台之间，其边塞诗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其描绘边塞生活的程度亦可堪称“边塞诗史”。可以说，边塞诗就是岑参人生的一部分，其他题材不足以表现他絢丽多姿而又坎坷多难的一生。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逢入京使》。
所谓“畅饮”，表现在岑参的诗不是古涩典雅的意象，而是贴近生活、雅俗共赏，犹如畅饮美酒。杜甫曾称赞他的诗“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就是这个缘故。
为什么称为“悲悯”呢?就在于岑参对自然与社会所造成的人类苦难抱有强烈的悲悯之心，这种关怀流露于诗文当中，不可遏抑。而 “萧厉”之风有关其诗的根本气质，这最不容易理解，也就是说，岑参诗中的雄浑并没有“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那番悠闲自适的豪情，而像是魏碑书法，字字如刀刻;又像是一块冷铁，其刚性至极而至阴寒，决不矫揉婉约，这是一种极为高超的艺术境界。这种境界已经融人了诗人本身的热血肝肠、民族气魄，此即为岑参之伟大和不朽之处。
谈及岑参诗歌的“萧厉”之风，不可不论及他一生最重要的两次出塞。
玄奘在《西域图记》中描写记录西域道路崎岖不平，人迹稀少，而读岑参的诗反而像陶醉在诗人用色彩调制的醇酒里。迎面边塞风卷而起的细沙，万里飞舞的银雪;耳边胡笳琵琶的喧鸣;空气中荡漾着乳酪酒香。然而，这些表象没能掩藏岑参悲悯与萧厉诗风的真谛。盛唐时期，为确保边疆的统一稳定，唐朝频繁用兵，不少满怀爱国主义激情的士子文人都纷纷投笔从戎，希望可以到边庭去为捍卫国家的统一作为一番。
对于岑参来说，多次到边塞，就“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万里奉王事，一生无所求，也知塞桓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在岑参看来，奉了皇命不远万里来到边关，完全没有为了自己一生打算过。也知道边关城中的生活艰苦，但为了使命又哪里能够顾及妻儿家事呢?
岑参于天宝八年冬赴安西任职，六年期间两次出塞。边疆丰富多彩的异域生活里，每天都有新的见闻，每天都会有新的感受。对鞍马风尘的征战生活，以及塞外风光有长期的观察与体会，充盈岑参边塞诗。
岑参对军营生涯的描写极其生动形象，如“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他往往在诗中并不直接写士兵们的出色奋斗和艰苦牺牲，在他看来，任何敌人都不能成为大唐士兵的真正对手，横在士兵面前的主要是严酷的自然，因此通过对严酷自然的描写来反衬将士们的英勇无敌，这种描写常常就是其萧厉之风的最好说明。
岑参初次出行塞外，也曾对边地荒凉以及艰苦的生活感到不习惯，他这时的诗歌多倾寄思乡之情与怀友之意。然而，他能将这种思乡之情寄托在两种不同感受上，一种是“种药疏故畦，钓鱼垂旧钩”《送许拾遗恩归江宁拜亲》)的惬意生活;一种却是漠漠边关，萧风瑟瑟。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象却相得益彰，人情人理。他有一首广为流传的《逢人京使》就是描写了这种思乡之情，“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诗中描述的情景是:恰逢行军紧急，岑参的朋友需要立马进京，岑参匆忙间却不知该如何说是好，稍可迟疑，万种离愁，凝于唇边。
正是这种边疆生活的亲身体验，因而此诗能“奇而人理”，“奇而实确”，真实动人。
第二次出塞，情况和前次有所不同。此时岑参的同僚封常清，时任节度判官，而且对岑参很赏识，二人经常交流。在封常清手下工作，岑参心情比较愉快，胸襟也比较开朗。《北庭西郊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说：“何幸一书生，忽蒙国士知。侧身佐戎幕，敛衽事边陲。自随定远侯，亦著短后衣。近来能走马，不弱并州儿。”此时心情日益开阔的岑参对边关的奇异风光和风俗的观察更为仔细。于是，我们看到了岑诗具有代表性的两篇诗歌：
一是《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这首千百年来拨动读者心弦的诗歌再现了新疆瑰丽的自然风光与异域情调，充满浓郁的边地生活气息。在歌咏自然风光的同时还表现了雪中送人的真挚情谊，送客送到路口，这是轮台东门。尽管依依不舍，毕竟是分手的时候了。大雪封山，路可怎么走呢?路转峰回，行人消失在雪地里，诗人还在深情地目送。这最后的几句是极其动人的，看着“雪上空留”的马蹄迹，他想些什么?结束处有悠悠不尽之情。更值得一提的是，诗歌中提到的“轮台”，在唐代是指现在乌鲁木齐南郊的乌拉泊古城，而今更是天山南北的要塞，而不是指天山以南汉城西域都护府驻地的轮台。
二是《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
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
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
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为了表现边防将士高昂的爱国精神，诗人用了反衬手法，抓住有边疆特征的景物来描写环境的艰险，极力渲染、夸张环境的恶劣，先从“平沙”、“雪海”、“乱石”的荒凉景象过渡到对军旅生活的正面描绘，然后急转直下再写小景细节，衬托军队之刚猛威武，来突出将士不畏艰险的精神。
后期岑参回京在朝中任右补阙之职，离开了艰辛却快乐的军旅生涯，经历了连年战乱，目睹国家一步步走向衰败的岑参日渐沉寂。此时的诗歌不再如边塞诗充满豪情壮志，更多的是发出一些伤时悯乱的无限感慨。
“安史之乱”爆发不久，京都被叛军攻陷。当时正逢重阳佳节，岑参心情沉痛不已，国都沦陷，家人和故园正在遭受战火摧残，于是悲痛地写下“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
唐代亲子诗呈现的社会意义 篇3
关键词：唐代 亲子诗 督教 传承
唐代诗人在社会环境的要求下，对儿子有督教学业的责任；而其内心也希望儿子功成名就，光耀家族，以显父母。督教儿子读书便成为唐代诗人共同的课题，其内容以学诗为指标，辅以《文选》、五经等以增加孩子的阅读能力。其教育的态度则是学业与人格教育并重，而父亲志业的传承，其内容无非诗文、书、琴等精神层面的财产，此需辅以教育对孩子内在层次的提升，方能达成。在唐代亲子诗中能发现许多诗作是关于诗人勉励、督教孩子向学修业的主题，其中寄予了诗人对孩子的期盼——包含立身扬名光耀门楣的传统世人愿望与道德人格修养之读书士人的要求两大部分。
一.督教之殷切
一个父亲重不重视孩子的教育与表现，就看他如何看待别人的孩子便知。杜甫《送李校书二十六韵》和《徐卿二子歌》这两首诗都反应出杜甫对他人优秀出众儿子的欣赏，由欣赏佩服便衍生出羡慕之情，羡慕之情又轻易的带出比较之心，因此难免去回顾自己的两个儿子，一比较之下便容易陷入“失衡”的状态，因此“自恐二男儿，辛勤养无益”[1]之言便产生。无法得知宗文宗武二人对父亲的这句话作何感想，但眼见父亲对别人的孩子处处称赞“众中每一见，使我潜动魄”，[1]外表晶莹者称其“大儿九龄色清澈，秋水为神玉为骨”，[2]而即使肤色稍黑则说“人间好少年，不必须白皙”，[1]甚至小儿胃口大也赞其“小儿五岁气食牛，满堂宾客皆回头”。[2]父亲对别人的称赞通常令孩子感到难受的，若是比较之意又甚明显，这对孩子而言是痛苦的，压力也往往是由成人的羡慕、比较、不如、责怨而逐渐加重。因此，如何透过督教的途径，使儿子更能符合父亲的期待，从教育的内容与态度、方法可见一斑。
1.督教的内容
杜甫诗中有数次提及儿子宗文、宗武，至德二年（46岁）身陷长安时倍怀家人，《忆幼子》、《遣兴》、《得家书》都作于此年，《宗武生日》 作于宝应元年（51岁），《催宗文树鸡栅》 作于大历元年（55岁），《熟食日示宗文宗武》、《又示两儿》作于大历二年（56岁），《元日示宗武》、《又示宗武》则作于大历三年（57岁）。父亲对儿子的期盼与要求，随着儿子的年龄增长而有差异，且看至德二年，当时杜甫四十六岁，两个孩子尚年幼，父亲的口吻充满怜爱：“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3]（《遣兴》）“忆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轩。”[4]《忆幼子》）“熊儿幸无恙，骥子最怜渠。”[5]（《得家书》）同一年所写的三首亲子诗都出现”渠”字，以此来称呼孩子，与相隔十年后所写的《熟食日示宗文宗武》、《又示两儿》之口吻相去甚远。孩子渐长，父亲对孩子的态度也由初始的天性之爱转为重视成就表现的现实期待。杜甫对儿子的期盼以文学方面的表现为主，而《文选》与诗乃是学习的项目与指标。《文选》亦可视为杜甫作為教子读书的教科书。“诗”不仅为法定考科的时尚因素，而且包含杜甫对杜氏家族认同与先祖精神血脉维系的责任感。盘结于杜甫心目中那“诗是吾家事”的自觉与期许，直接影响到他的教育理念与方式。能否写出好诗来传承“诗是吾家事”的光荣，是杜甫在扮演父亲角色上的职责所在，因此他常常于平日训练孩子的书写能力：“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6]“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3]“次第寻书札，呼儿检赠诗。”[7]作诗示宗武诵，“爱竹遣儿书”，[8]他不但写诗训练儿子诵读，也指派他们由日常生活中帮忙检诗来训练其阅读的能力，并且教其写诗觅句找数据的方法，若有优异表现亦立即加以赞许增强信心，“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6]能“诵得老夫诗”的宗武似乎尽得杜甫的疼爱，后人亦不免将宗文宗武加以比较，而杜甫的一首《催宗文树鸡栅》几乎成了杜甫偏爱宗武的证据。由这首诗可见杜甫在日常劳动中对孩子也适时的给予机会教育，杜甫催促宗文树鸡栅，使大小鸡和蝼蚁又有归宿，互不相争。杜甫心中父子关系的理想型态，与其重文轻武的价值取向有密切关连，其对儿子的期许取决于界定人生成就的价值标准。因此，宗文、宗武两人一钝一敏，一平庸一聪慧的不同“天机”，不但使杜甫的父爱产生偏倚倾侧的轻重现象，同时也就决定了杜甫衣钵传承的人选。
白居易没有儿子传承寓寄诗传的期盼，因此他便对三弟白行简的儿子——龟儿有类似的期许。白居易对阿龟已能解咏诗章极为重视，“怜渠已解咏诗章”、[9]“一能诵歌诗”、[10]“复报龟儿解咏灯”，[11]凡与诗有关的消息乐天皆表关心，但除了关心学诗进度之外，在听到龟儿会作诗，似乎长大了，诗人反而兴起“怜”的不舍，不舍这展开在未来的学习之路并不轻松，不舍你将面对一连串的磨练，不舍你可能像我“才年四十鬓如霜”。[9]是一份如同父亲的真心方能凌驾外在现实功名的要求。是故白居易将一生著作缮写成五部，其中一部便是留给龟儿，也留了一部给罗子的儿子，白居易以另一种方式弥补了无子的缺憾。
唐代亲子诗中除了“咏诵作诗”的普遍要求外，《文选》、五经都是科举取士的项目，所以凡与功名考试相关者，无庸置疑是父亲家人的殷切叮咛与督促的重点：卢仝《寄男抱孙》，路德延《小儿诗》，韦庄《勉儿子》，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这些作品中提到的项橐、甘罗、辟强是父母心目中的优秀典范，这些孩子都具有早慧的资优特质，多数父母皆有神童迷思，古今皆然。不但希望孩子能显扬于世，更羡慕少年得志的传奇事迹，父亲的期盼诗中表露无遗。惟一例外，李商隐《骄儿诗》却说出父亲不同的心声：当为万户侯，勿守一经帙。[12]他提出了除了攻诗考试外，若能具备一身好武艺，不一定非得固守几本经佚方能求取登科仕途，或许以武艺的方向来发展也能有“入将”的机会，李商隐对儿子的期盼更具多元性。
2.督教的态度与方法
殷切期盼下的教育态度势必严格。若是想藉由科举取士一途造成社会向上流动，从而晋身官宦世家名利双收，则必须让自己出类拔萃，其中的辛酸与压力应不亚于现代的升学考试。因此，父亲的亲自督教向学也是一刻不敢稍懈，元稹为他早逝爱儿所写的《哭子十首》，中恰恰提到了当时督促儿子读书的情境：“节量梨栗愁生疾，教示诗书望早成。鞭扑校多怜校少，又缘遗恨哭三声。”[13]父亲望子成龙的期盼之下，施以最严格的教导方式，要求的过程中经常是厉色责打多于温柔疼惜，父亲的爱是以要求的方式呈现，过程虽是痛苦，但父亲总想：等你长大有成就时便能体会我今日的苦心，他日必能有所谅解，甚至感谢我现在对你苛求。不过一旦孩子死去，留在父亲心中的期盼全盘落空，可能获得的谅解也全然绝望，父亲对于孩子竟然只剩下那些扑打与责骂，这全不是父亲的本意，但却是孩子活着时的事实，无法解释与证明的爱令父亲伤心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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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一诗又提供了另一种面向，名为《赠张籍》的诗，却字字句句写的是爱子，“有儿虽甚怜，教示不免简。”[14]显然是句谦逊之语，韩愈十分以儿子为荣的，对于张籍“指渠相贺言，此是黄金产”[14]的祝贺内心亦颇感满意，对此位韩愈自认资质优异的孩子“吾爱其风骨，粹美无可拣”，[14]当然更是用心教导竭力栽培，“试将诗义授，如以肉贯丳”，[14]儿子的成就是父亲心血堆砌而成，不论来自朋友的肯定或亲戚的赞赏，都令父亲足以自豪，韩愈对儿子的教导是知名的，连孟郊也曾大受刺激而作《喜符郎诗有天纵》一诗，这“符郎”应是个让父亲引以为傲的孩子，对被人誉为“偷笔作文章”的符郎，韩愈亦特别用《符读书城南》一诗加以劝勉，以期不负秉赋优异。韩愈特别在此诗中强调“学”的重要，所以举例说明后天的勤奋与否，决定了未来的成就，可见韩愈唯恐孩子在众人赞誉之下而自大自满，故殷殷教导孩子要下功夫在学问上，不可自恃轻率，可知韩愈乃是一个重视学习态度的父亲。其尚有《示爽》、《示儿》等诗，论述自己昔日刻苦为学，乃能功成名就，交结公卿事，以期爱子能承继家风，不坠家声。韩愈对儿子除了训示之外，亦能以亲身经验为例来期勉，其方法颇能引起孩子共鸣，并且适时对孩子鼓励增加信心，也是很懂亲子心理的方式，所以他会对爽说：“时辈千百人，孰不谓汝妍”，[15]先肯定孩子的努力与表现，便能让孩子将你的话听进心里，而不是表面唯唯诺诺却阳奉阴违，所以韩愈与杜甫同为“善勖其子”之父亲。
二.家学传承的期盼
生子养子的现实功能，无非传衍后代承继家业，因此所有的期盼与教育，都指向这样的要求。然而是否父亲之愿都能达成呢？恐怕古今中外在养儿育女这条路上，是无法庇得天下父亲俱欢颜的，杜甫便曾大大感慨儿子的表现不如期待，他曾借陶渊明的《责子》诗来自我解嘲：“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着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16]杜甫有着强烈的功名意识，他虽然故作旷达之语，内心的悲哀却更甚于渊明。《偶题》一诗便表达了他的深深悲叹：“……騄骥皆良马，骐驎带好儿。车轮徒已斲，堂构惜仍亏。漫作潜夫论，虚传幼妇碑。”[17]造成父亲期待与现实生活如此大落差的原因何在？父亲总以为在他身上没实现的美丽人生可以在孩子的身上完成，可是他忽略了，孩子与他的生存时空差距并不大，同样的困难也会在孩子的生活出现，甚至更糟。杜甫给他孩子的是一个三餐不继、衣不蔽体、断垣破屋的童年，这种连基本生理需求都无法满足的日子，不知孩子哪来静定读书学诗的心思？贫瘠的物质恐怕连孩子的智力发展都会因此而受损伤，这些恐怕是陶渊明与杜甫在唉声叹气时所未曾细想的。儿子的表现是父亲的人生成就之一，优异卓越的儿子更是晚年能圆满自足的重要因素，权德舆便是以子为荣的典型，《璩授京兆府参军戏书以示兼呈独孤郎》、《酬南园新亭宴会璩新第慰庆之作时任宾客》、《端午日礼部宿斋有衣服彩结之贶以诗还答》，他的亲子诗比起其他诗人明显幸福满足多了，对于儿子”璩”他是满心的得意，这儿子也是诗人的精神寄托，“图书传授处，家有一男儿”[18]这语气是近乎自豪自傲而带着欣慰的，这个男儿足以堪负起父亲所有的期望与托付，“庆幸有你”的喜悦跃然纸上。而儿子璩的种种优异表现，也使诗人一再喜出望外，足堪告慰，无所缺憾的晚年，呈现完足满意的心理状态，“更想传觞处，孙孩遍目前”，[19]人生至此已无憾，难得看到露出如此灿烂笑容的父亲。
唐代诗人希望有人克绍箕裘，不枉此生。想传给子孙的无非“书”、“琴”、“诗文”等文人心目中的财富，而这些传承全赖对子孙的教育，所谓立志要趁早，从小对孩子内在深度的丰富与发掘，是决定其成年后能否在文学与音乐上获致美感享受的关键，若想让孩子与自己同游文学艺术的殿堂，便不能只顾自己的陶醉与潇洒，否则一个只看着父亲背影与侧面成长的孩子，如何能领略书中之乐、诗中之美？又将如何撑起父祖辛苦托付的琴书诗文呢？“尔家习文艺，旁究天人际。父子自相传，优游聊卒岁。”[20]戴叔伦的这首诗《抚州对事后送外生宋垓归饶州觐侍呈上姊夫》，可谓理想的亲子学习的状态，如何引领孩子走入父亲能得其樂的世界是十分重要的，父子若心灵相通--亦父、亦子、亦友，则有谈不完的话题，“父子自相传，优游聊卒岁”，这真可称得上亲子桃花源啊！
三.小结
外界环境对父亲角色的要求，古今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父亲的责任在于：“父义”、“父慈”、“宽惠有礼”及“畜子”等方面，其中以“畜子”为首要的父亲责任。而现代的父亲要求则呈现多元的现象，对称职的父亲有许多要求，不过无论是理论或实务都倾向于协助孩子建立健全的身心，唯有身心健康才能以正确态度处理生活问题。而父亲便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协助者，因此父亲必须在“慈”“惠”之外由自身做规范，方能作为子女的指引者，现代父亲被赋予更多“智慧性”的要求，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养育者。
注 释
[1][2]清.彭定球《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3年.卷217-20.卷219-11.第3216页.第3251页
[3][4][5]清.彭定球《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3年.卷224-61-64.卷225-2.第3379页.第3380页.第3381页
[6][7][8]清.彭定球《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3年.卷231-2.卷233-32.卷230-38.第3574页.第3632页.第3559页
[9][10][11]清.彭定球《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3年.卷440-26.卷430-35.卷447-87，第7096页.第6851页.第7315页
[12][13][14][15]清.彭定球：《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3年.卷541-85.卷404-26.第9234页.第6531页卷340-18.卷341-2.第5504页.第5516页
[16][17][18][19][20]清.彭定球：《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3年.卷218-14.卷230-1.卷320-18.卷329-11.卷274-118.第3232页.第3538页.第5207页.第5312页.第4466页
（作者介绍：田玮莉，江西警察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教育）
浅析唐代河西粟特人的社会地位 篇4
一、唐初河西地区粟特人的社会地位
隋末唐初, 河西陇右地区先后出现了自称西秦霸王的金城人薛举和自称大凉王的姑藏 (今甘肃武威) 人李轨两个割据势力。唐初, 李轨僭称尊号, 公然与唐朝对抗。李渊多次遣使招降李轨, 但屡遭拒绝, 这使得在中原尚未稳住脚跟的唐朝十分为难。于是, 粟特人安氏兄弟主动请求前往招降李轨。然而, 却又一次遭到李轨的拒绝。这让自信的安氏兄弟脸面无光, 一时“引诸胡众起兵图轨”, 结果“诸诚老幼皆出诣修仁”[1]2251, 不久, 李轨战败被擒, 政权被推翻, 河西地区顺利地纳入唐朝版图。
从安氏兄弟帮助唐朝收复河西这件事上, 可以看出粟特人在当地应是具有相当的势力。由于安氏兄弟为唐朝立了大功, 自然得到封官 (安兴贵被授予右武侯大将军、上柱国, 封凉国公;安修仁被封为左武侯大将军, 封申国公[1]2252) , 论赏 (各封六百户食邑) 。其中, “封邑六百户”并不是一般人可以得到的, 即使是贞观初年重臣李靖的封户也才五百户而已, 远远不及安氏兄弟, 足见安氏兄弟在唐初的地位之高。
安氏兄弟的后代, 同样也享有重要的地位。在唐王朝的恩宠下, 他们也都占据着要职。根据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 (载《唐研究》第四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一文所记, 第一代有安元寿, 授右骁卫郎将、左监门卫中郎将、忠武将军、云麾将军、右骁卫将军、右威卫将军;安永寿, 授右领军将军。第二代有安神感, 授右武卫良社府果毅;安怀恪, 授陈州司马, 赠兵部尚书;安玄晖, 授殿中侍御史、贝州刺史。第三代有安忠敬, 授右威卫翊府右郎将兼新泉军使、赤水新泉军监权使、会州刺史、松州都督、河西节度副大使、临兆军使、鄯州都督;安羲仲, 授阁门府果毅;安日钦, 授绛州参军事;安齐管, 授赠太子太保……
安氏兄弟之后人, 有多代在唐朝任高职。但从整体看, 前三代虽然有些任职于中原, 但大多以河西为重, 可见在唐初, 他们在河西地区的地位是相当高的。这当中, 最为我们熟悉的是担任河西节度使的安思顺。天宝九载 (750) , 安思顺以河西节度使的身份领朔方节度使。次年, 朝廷欲以高仙芝代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 “思顺讽群胡割耳聱面请留己, 復留思顺于河西”[1]3206。
二、唐中后期河西粟特人的社会地位
安史之乱, 是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 其发动叛乱之人安禄山和史思明, 据记载皆为粟特人。邵说《代郭令公请雪安思顺表》载:“安禄山, 牧羊小丑, 本实姓康, 远自北番, 来投中夏。”“本姓康氏的安禄山自称常乐人, 其他康氏也应当乐意作常乐人。”[2]正因为他们都是粟特人, 因而在安史之乱后, 唐王朝明显对胡人表现冷淡, 产生了戒心和仇恨之心。在唐中后期, 虽然粟特人仍受到重用, 且占据着要职, 但其整体社会地位有所下降, 表现在三夷教的命运上, 如会昌 (841—846) 年间, 朝廷大灭三夷教。
8世纪中叶, 吐蕃占领了河西地区, 聚居在河西的粟特人大多数被冲散, 如敦煌的从化乡。8世纪中叶, 其居民就在显著减少, 吐蕃占领后, 九姓胡人中的一些中下层居民沦为寺院寺户, 一些有实力者, 则四处逃散, 聚落由此而趋于消亡。池田温先生据敦煌文书《天宝十年前后敦煌县差科簿》 (P.2657、P.2803、P.3018、P.3559) 统计, 在籍簿上的从化乡居民有236人, 其中康氏48人, 安氏39人, 右氏31人, 曹氏30人, 罗氏23人, 何氏20人, 米氏10人, 贺氏6人, 装氏4人, 辛氏3人, 其他姓氏均为1—2人[3]14-15。从这些姓氏可以看出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为粟特人。到吐蕃占领了河西后, 他们很多沦为寺户 (约有48人) , 另外35人逃走, 27人没落, 三人发疾, 三人虚掛[4]156-185……对于他们中逃走和没落者, 由于资料缺乏, 无从考证其详细去向, 但估计他们最终是融入其他民族之中了。但他们所从事职业, 有些属于有一定技能的手工业, 如木匠、毡匠、酒户、修佛的佛匠及车头等;有的则从事农牧生产, 如舂稻、看硊、修仓、修函斗、放驼、放羊、清羊等。从整体上看, 都处于社会中下层, 地位不高。但并非所有粟特人都如此, 也有少数享有一定社会地位。如IX:6065号《吐蕃时期乘贴》就记载了一位康阇梨, 帖文主要帖敦煌诸寺尊宿教授法律到灵图寺商量维修莫高窟弥勒象所要物色人功。材木百土由窟家提供, 当寺每五人为一番到窟充工用, 出席会的有亲赴窟检校大德宗教授及李教授、索教授、康阇梨等, 分别代表十六寺三窟, 而康阇梨等二人是某寺代表。”[5]由此可见, 康阇梨这一粟特人在吐蕃时期其地位还是相当高的。
吐蕃占领河西之后, 粟特胡人除少数沦为寺户外, 大多数四处逃散, 融入其他部落, 如行人部落、丝棉部落等, 变为部落管辖下的编户。如敦煌文书S.2228《亥年修城夫丁役使簿》中记载了丝棉部落有49人, 其中12人是粟特人:安佛奴、康通信、康友子、曹宝德、康再兴、翟胜子、安善奴、米屯屯、翟买奴、米和和、米奴子、安保真;擘三部8人, 其中2人为粟胡人:石秀秀、石圭圭。
三、归义军统治时期河西粟特人的社会地位
吐蕃占领河西后使中外交通大受阻碍, 十分不利于唐朝的发展。848年, 即宣宗大中二年, 沙州张议潮率众起事, 驱逐吐蕃统治者。由于粟特人在吐蕃统治下受压抑和排挤, 因而在张议潮起事的过程中, 有许多粟特人也加入了起事行列, 如安景旻和部落使阎英达、康通信等。敦煌文书P.4660号康悟真撰《康通信邈真赞》中有这样的记载:
大唐前河西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太子宾客甘州删丹镇遏充凉州西界游弈採访营田都知兵马使兼殿中侍御史康公讳通信邈真赞
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阐扬三界大法师赐紫悟真
懿哉哲人, 与众不群, 刚柔相伴, 文质彬彬。尽忠奉上, 尽孝安亲, 叶和众事, 进退俱真。助开河陇, 效职辕门, 横戈阵面, 骁勇虎贲。番禾镇将, 不行遭窀。他乡殒没, 孤捐子孙。怜 (邻) 人 (辍) 舂闻者悲卒。邈其影象, 铭记于春。
大唐中和元年岁次辛丑仲冬共生五叶
从弟释法师慎安书
从文中记载看, 康通信参与了张议潮收复河西的一系列战争。张义潮归义军政权的建立一定程度上是在粟特人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 粟特人在归义军政权统治河西时期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如康通信, 在归义军中任职“删淡镇遏使, 都知兵马使”, 负责凉州西界的番禾、删丹防区。另一位名为康使君的, 也在归义军政权中任瓜州刺史。
除了康通信、康使君、安景旻这些地位显贵之人外, 在归义军权之中任下级官员的粟特人也不在少数。据敦煌文书S.1153《诸杂人名》记载, 有安校栋 (练) 、曹库官、米帐使。S.1898《兵役目录》则写有:十将安佑成、押衙罗贤信、副队押衙罗安住、兵马使安信。P.3547《上都进奏院状》记载张氏归义军时向上都派出的贺正使团, 其成员就有十将康文胜、康叔达、衙前兵马使曹光进、长行安再晟等一批粟特人。
从以上这些记载可以看出, 在归义军统治河西时期, 粟特人作为有功之族, 在其政权中享有很高的地位。这在许多方面都有反映, 如在宗教方面, “安城的赛祆活动得到官府认可, 变成官赛诸神的定例”。“有许多粟特高僧爬上了佛教教团的首领之位———都僧统, 有相当多的充当了教授、僧政、法律、法师等各级僧官。……曹法镜, 敦煌粟特人, 生于804年, 卒于883年, 僧官至都僧政。”“康恒安, 唐敦煌粟特胡人, ……是唐敦煌归义军建立初粟特康氏在佛教教团的代表性人物。”在经济方面, 归义军时期, 敦煌的粟特人仍然是对外贸易的主体。他们开办了许多酒店酿酒, 有康家店、石家店、何家店、罗家店、曹家店、安家酒店以及石狗狗、石墨儿、史盈子等酒店[6]。
摘要：粟特人一直以商业民族著称, 是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一支力量。特别是生活在河西地区的粟特人更是利用处于丝绸之路咽喉地带的优势, 在帮助唐朝建立和巩固政权的同时, 积极开展商业贸易, 取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
关键词：唐代,河西地区,粟特人,社会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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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M].三联出版社, 2001.
[3]池田温.唐研究论文选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4]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M].中华书局, 1961.
[5]荣新江.《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评介[J].中国史研究, 2000 (1) .
唐代诗歌：七夕 篇5
一道鹊桥横渺渺，千声玉佩过玲玲。
别离还有经年客，怅望不如河鼓星。
【译文】
一道仙鹊架起的小桥横卧在那茫茫的银河上。
听着织女的配环丁冬,看她款款地过桥而来。
我和伊人的.离别是不会停息地一年复一年。
怅然间抬头望去只见到牛郎星依旧闪烁,亘古光华不变；我的哀愁啊,就渐渐不那么明显。
敦煌唐代模印花砖 篇6
在敦煌的莫高窟洞窟、古墓和庙宇里出土了大量的装饰花砖。从时间上看，上自晋下到清，跨度非常大。敦煌是东西交流的咽喉之地，自汉晋以来，这里大户林立，许多名门望族都大兴土木，兴建墓地，因而花砖大量出现。在唐代，随着封建社会的鼎盛，制砖技术日趋完善，花砖制作工艺也达到了敦煌历史上的高峰。唐代的花砖以造型别致，图案优美，火候适中，质量上乘而占有重要地位。在唐代花砖中，尤以敦煌佛爷庙唐墓出土的一组四块模印花砖（这四种花砖图案在同一墓室中重复出现，现敦煌博物馆仅存四块，其余存于甘肃省考古所）最为精美，被称为“骑士出行图砖”和“牵驼砖”。
这一组花砖通体及图案全为青灰色，呈长方体，每块大小相同，均为３６×２４×６厘米，砖上花纹图案以浮雕形式表现出来。整个画面以砖正面青色为背景，突出砖平面１～２毫米，线条流畅、娴熟，给人以强烈动感。人和动物结构比例协调，构图细腻，花纹繁密，错落有致，构思巧妙，人物形象塑造准确、鲜明。简单的四幅图把商人、骑士们奔波于丝路，风尘仆仆进行物资文化交流的情景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出来。虽经历了１ ０００多年，但轮廓仍十分清晰。依据图案的风格分析，四块砖模的制作出于同一人（或一批人）之手，工艺水平很高，充分反映了唐代敦煌地区民间工匠的杰出造型表现能力。这四幅图案，两幅是骑士出行图。每幅画上都有两位骑士控驭骏马，腰挂宝剑、长槊，手举旗帜，威风凛凛，雄壮无比；骏马长啸，昂首扬颈矫健阔步。在两幅胡商牵驼图中，每幅图中只有一位胡人牵着一匹骆驼，骆驼身上驮着沉重的货物，在干涸的沙漠中艰难跋涉。胡人高鼻深目，络腮胡须，身穿长袍，脚登长筒靴，头戴尖顶帽，其装束打扮呈现出浓厚的异域风情。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两幅胡商牵驼图中，一幅中出现了八哥、鹦鹉一类的鸟，站立在驼背上，与胡商开心交谈，另一幅的骆驼背上有一只小狮子在与商人嬉戏，为单调、枯燥的长途旅行增添了情趣，生活气息十分浓厚。
这四块花砖除了起装饰作用外，也是佛教东渐后，墓主人精神世界的某种寄托，花砖上的内容与墓主人身分、地位和职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是唐代敦煌地区胡商聚集，贸易繁荣的体现。这四块花砖，１９９６年８月经国家文物专家组鉴定，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
唐代社会保障 篇7
铜镜在古代是常用的生活器具, 但其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信息, 能使今天的人们透过它窥见古人生活的许多方面。铜镜在中国的使用历史十分悠久, 传世晋代著名人物画家顾恺之作的《女史箴图》中, 保留有一幅古代贵族妇女临镜整容的精美画面, 可以使我们看到画面中镜子的形态与使用方法。《女史箴图》反映的是晋代的事情, 关于中国金属镜的起源, 我们还得从出土的铜锈斑斑的古镜中探寻。
人们常说, 人类爱美之心是随同社会发展而逐渐提高的。当青铜的冶炼还没有被人们掌握的时候, 刚刚脱离了野蛮的人类就懂得了爱美。可以想象那时爱美的人们除相互照顾, 可能就是在池边临水照面, 有了陶器就用盆子整容。后来随着社会发展, 到了青铜器时代, 洗脸和照脸分成两种器物。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铸造和使用铜镜?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历史考证。正如养蝉、舟车、文字、音律、医学、算数等发明创造被归功于黄帝一样, 古人也将铜镜的制造和使用说成起始于黄帝。值得庆幸的是, 经考古发现证明, 我国在距今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 就开始使用青铜镜, 由此可见, 齐家文化铜镜应属铜镜的初起形式。综观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 从商开始, 经历了温长的岁月, 直到清代中叶才完全被外来新起的玻璃镜子所取代, 青铜镜渐渐退出了人们的生活。当商周时期铜鉴扁平化后, 铜镜被人们使用了3, 800年左右的时间, 可算是中国古代诸种金属器物之中沿用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广, 对人们日常生活产生过许多影响的古器物之一。铜镜作为一种工艺品, 背面一般都铸有精美的纹饰或文字, 这些纹饰的图案造型与铭文, 往往浓缩了各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想观念与审美情趣, 它制作精细, 既体现了较高的工艺制作技术水平, 又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已深深融入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意识, 譬如人们常说的“破镜重圆”、“明镜高悬”、“以史为鉴”等, 都反映出铜镜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富丽堂皇, 盛唐气象
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最灿烂夺目的篇章, 可以说是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全面繁荣发展的时代, 它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收, 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 在“雅”与“俗”等之间找到了极佳的平衡点, 从而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盛唐气象”。精美绝伦的唐镜和流传千古的唐诗一样, 见证着辉煌灿烂的大唐文化和大唐的时代精神。由于唐代各个不同时期流行的镜类特征较为突出, 学术界一般将唐镜的发展大至分为三个时期, 即初唐、盛唐、晚唐。
初唐时期的铜镜较多地继承了汉以来的传统, 即在延续汉代镜艺术风格的同时, 还进一步融入唐代人文思想和社会风情。主题纹饰由铭文加图案构成, 单圈铭文内的宝相团花和四神、十二生肖变成了飞跃的浮雕瑞兽, 它揭开了唐镜主题纹饰的序幕, 可以说, 唐镜从一开始就改变了汉代镜的拘谨呆板之态而形成流畅华丽之姿, 取材也由造作模式转向写实体验。
盛唐时国力鼎盛。这一时期, 国家统一, 政治稳定, 社会经济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昌盛, 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此时, 唐朝的统治者采取一种兼容并收的态度与七十多个国家友好往来。频繁的贸易交往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开放的风气带动对异域文化的渗透吸收, 显露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镜子图案的主题同样反映出这种趋势, 例如满地葡萄鸟兽花草镜、麒麟狮子镜、骑士玩波罗球镜、黑昆仑舞镜、太子玩莲镜, 都可以见出融合外来文化的痕迹。特别是来自于中亚、西亚等古国艺术品纹饰中兽与葡萄纹组合的海兽葡萄镜, 它对唐镜的变革创新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揭开了唐代镜主题纹饰的序幕, 是唐朝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看似毫无关联的海兽和葡萄装饰在一面铜镜上, 充满神秘色彩, 被许多专家学者称为“多谜之镜”。通过近些年的研究,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 唐代之所以将这海兽和葡萄置于一处, 是因为二者都是海外引进之物, 当时的人对它们普遍持有喜好敬畏的心理。以海兽来说, 它头似狐狸, 身似骏马, 似狮非狮, 似虎非虎, 据推断这样的形象应当是当时的工匠依据外国进贡的猛兽演化而来的。因此, 人们给它戴上了“凝结欧亚大陆文明之镜”的桂冠。它寄托了唐代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也是唐代文化开放政策的一个典型例证。
唐高宗至唐德宗时期, 是铜镜在新形式、新题材、新风格由确立到成熟的时期, 是铜镜进入富丽绚烂的时代, 于是各式各样的花式镜出现并兴盛起来。中国铜镜由瑞兽向花鸟题材转变, 植物纹饰逐渐丰富起来。看那禽鸟, 有的展翅飞翔, 有的静静伫立, 有的足踏花枝, 周边点缀着蜂蝶、蔓枝, 还有飞舞的绶带。丰富的图案与精美的纹饰相映成趣, 构成了一幅幅诗意浓郁的花鸟小景。唐人将生活中常见的花鸟蜂蝶作装饰图案, 可以说总集当时工艺图案的大成。无论是鸾衔绶带、鹊衔瑞草, 还是俊鹘衔花, 每一种形态和构图都是一幅禽鸟俊美、枝叶丰硕、花苞华丽、充溢着青春气息的图景。花鸟纹饰的发生、发展过程, 对于研究中国绘画史上的花鸟纹饰的历史有着重要意义。这种具有现实主义趋势的纹饰反映到镜子上显得格外优美轻快、朝气蓬勃、欣欣向荣。花卉题材的铜镜已进入了“百花齐放”的时期。
唐镜除了在图案、纹饰上比前代大大丰富之外, 在形制方面也有了重大突破, 圆在传统文化中是永恒与轮回的象征。从4000年前我国出现铜镜以来, 直到隋、初唐, 铜镜主要为圆形 (极少方形) 。唐镜突破了以往方、圆镜的禁锢, 在外形逐渐发生了变化, 出现了菱花形、葵花形、亚字形等形状。锐角莲花式的六棱、八棱、十二棱, 委角葵花式的四棱、六棱、八棱, 无所不具。这种变革使得花鸟纹饰与镜形相得益彰, 内容和形式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 获得了更加完美的艺术效果, 为后世对铜镜外形的变革提供了开阔的思路。
唐镜的划时代变化还表现在铭文上, 从高宗、武则天时期开始, 铭文几乎在镜子上消失, 即使有, 企求“高官厚禄”, 渴望“家族兴旺”之辞也极少, 而“官看巾帽整, 妾映点装成”、“光如一片水, 映照两边人”等赞颂镜子功能、梳妆美丽之语甚多。可见, 此时的唐镜, 从纹饰上勇于打破, 在造型上敢于创新, 我们不能不说唐镜确实体现了唐代是个开放的、摆脱传统羁畔的时期。
当然唐镜最辉煌的时代还是开元天宝这一时期, 人们爱用“富丽堂皇”来形容唐代文化艺术, 而用这四个字来形容这个时期的铜镜也毫不过分。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 国力达到顶峰, 人们对精神和物质上追求绮丽奢华。因为帝王对丰腴饱满造型的偏爱, 此时流行各种饱满华丽的铜镜纹饰, 表现丰硕鸟体造型的双鸾镜和宝相花镜就是其中典型的作品。又八月五日是唐玄宗生日, 定名“千秋节”, 按照社会习惯, 到这一天, 全国都铸造镜子, 当作礼物送人, 庆祝长寿;群臣献甘露寿酒, 并以精致的铜镜作为互赠的礼物, 使得特种镜的制造空前大发展。这一社会风尚的形成, 其一, 与唐王朝统治者对文化的关注和审美趣味是分不开的;其二, 由于瓷器的出现和广泛应用, 传统意义上的一般铜器的生产日趋衰落, 而精工技术主要集中于铜镜的铸制手法上, 别开生面地创造出题材新颖、纹饰华美的特种工艺镜。如:金银平脱、螺钿、槌金银、彩漆绘、嵌琉璃、镂空等。这种特种工艺镜, 应用在镜背上镶贴金片银片或贝壳螺蚌等手法, 再加以精雕细刻, 显露出瑰丽、耀眼、奇绝的艺术效果, 在中国制镜工艺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那一面面银光闪烁的镜子, 折射出社会生活风情并成为凸显盛唐气象的又一物证。
唐代中晚期, “安史之乱”的恶果此时已发出了霉烂的气息, 地方割据、混战不止、经济萧条导致了唐代铜镜的急剧衰退, 无论是造形、技法还是主题纹样, 都与前一时期迥然不同。那些含有道教意味的八卦镜风靡一时, 还有表示吉祥万德的卐字图案成为铜镜的主要纹饰, 弥漫着宗教说教气氛。即使是花鸟镜也显得毫无生气。唐代铜镜的衰退也是整个中国铜镜发展的转折点, 此后的几百年间再也没有出现新的高潮。
三、艺苑小花, 时代之镜
当我们回顾了唐代铜镜发展的历程后, 研究这些形制、纹饰和铭文的变化, 为我们今天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艺术和社会意识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让我们感受到当时的人们在追求一种新的理想。上至王公仕子, 下至布衣百姓, 都表现出一种可贵的自由意识和开放观念, 甚至是个性的张扬。从唐代各个不同时期流行的镜类中, 我们完全看不到绝望和没落的情绪, 听不到痛苦的呻吟, 有的只是一种向上的、进取的精神。正是这种充满自信和海纳百川的非凡气度, 造就了唐文化的特有气质。但是, 在唐统治阶级丰收宴乐、纸醉金迷的背后, 依然隐伏着深刻的阶级矛盾, 最终导致大唐没落。由此可见, 唐镜的兴衰, 是社会历史经济生产的反映, 是高度物质文化发展的反映。正如同唐的小说、诗歌、绘画和雕刻所反映的一样, 殊途同归, 共同达到了一个全盛的顶峰以后, 后来难以为继。沈从文先生说:“社会虽然依旧在发展, 不过青铜工艺的创造, 却随同社会的发展, 因为新的要求不同, 衰落了。到宋代后, 逐渐把重点转到制墨、造纸、刻书、烧瓷、雕漆等方面去了。因此唐镜是中国青铜工艺的高峰, 同时也是结束。”可以说, 铜镜这朵艺苑小花, 不仅仅是一件照面饰容的用具, 还是一面渗透着民族文化传统的时代之镜, 更成为王朝覆灭的历史见证。
摘要：唐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朝代, 社会繁荣, 封建经济发展, 对外文化交流频繁, 孕育出丰富多彩的唐代文化, 唐镜正是这一个开放时代的产物。本文通过对盛唐那一面面宛如鲜花, 充满着永久青春气息的镜子的探究, 窥探它所在那个时代折射出的创新精神及其背后的文化特征。
关键词：唐镜,发展,唐代社会文化现象
参考文献
[1]孔祥星, 刘一曼著.铜镜鉴赏.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2]沈从文著.铜镜史话.万卷出版公司.
[3]李泽厚著.美的历程.
唐代社会保障 篇8
一
宋代李窻编辑的《文苑英华》是收录唐人科举拟判最多的文集，约1043道。其中白居易44道、元稹8道属于文人练习之判，不在本文考察范围，剩下的991道，从《文苑英华》的选文目的和选文来源看，大体都可看做科场之判。将这991道判文按判目和判头相同归类，得出约540种判题。在这540种判题中，有100种左右出自经籍典故，属于古礼范围，与唐律关系较远，此文也不将其计内。剩下的440种，笔者根据它们与《唐律疏议》的亲疏关系加以分类统计，大致分出四个类别：
一是直接取自《唐律疏议》条目中。如《于市惊众判》，判题为：乙於市惊众扰乱。《唐律》卷二十七杂律423条明确有此规定：诸在市及人众中，故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故杀伤一等，因失财物者，坐赃论。其误惊杀伤人者，从过失法。《宫门误不下键判》判题为：安上门应闭, 主者误不下键。《唐律疏议》卷八卫禁律明确规定：即州、镇、关、戍城及武库等门，应闭忘误不下键，若应开毁管键而开者，各杖八十。除了这种取自条文主干的，也有一些出自《唐律疏议》条文中某个特意提到的细节规定，如《谶书判》：乙家有《论语谶》，邻告其蓄禁书, 科徒一载。郡断无罪。未知合否。《唐律疏议》卷九职制律中明确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也同。其纬、侯及《论语谶》，不在禁限。《犯徒加杖判》：乙犯徒，诉家无兼丁，县断加杖。人告其有妻，年二十一以上。《唐律疏议》卷三：诸犯徒应役而家无兼丁者，妻年二十一以上，同兼丁之限。
以上这类直接取自唐律条例的判目多集中在职制律、诈假律和杂律当中，有一道《权衡判》还出自《唐六典》，共20种左右。
二是似根据律条而出，好像是对律条的具体解释。这一类共40道左右。如《损户茧丝判》，判题为：甲宰邑，面损其户数, 按察使纠按, 曰不为茧丝。《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律：诸里正及官司, 妄脱漏增减以出入课役, 一口徒一年, 二口加一等。赃重、入己者以枉法论, 至死者加役流入官者坐赃论。判头中“甲宰邑，面损其户数”正是律条“诸里正及官司妄脱漏增减以出入课役”的具体化。再如《射牛判》判题：万年县申王祚告侯明射牛。明疑狼入圈，将弓射狼，误中牛事。《唐律疏议》卷十五库厩律：诸故杀官私马牛者，徒一年半。脏重及杀余畜产，若伤者，计减价，准盗论，各偿所减价；价不减者，笞三十。其误杀伤者，不坐，但偿其减价。此判头正是“其误杀伤”的具体化。
三是此类与前两类相比，涉律情况要复杂。判头所叙具体事实一般在《唐律疏议》的相关法条中没有提及，需要依据相关法条分析，但需要依据哪种法律条文进行分析在判目中还是大体清楚的。如《为吏私田不善判》判题：景为吏，公田善私田不善，或以议课不齐。辞云：非吏之罪。景作为官吏，公田善而私田不善是否有罪，法律中没有就此专门的规定，因此我们查检《唐律疏议》，认为可以依据的是卷十三户婚律“诸部内田畴荒芜者，以十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州县各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户主犯者，亦计所荒芜五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这条规定。当然，在这一类中，被告人是否真的犯律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是该判涉及的律令条例是清楚的，这一点使它们与下一类区分开。这种有100道左右。
四是除以上三类，本文在统计中把其他关涉现实事件类的判归于此类。这一类根据判头中的信息应该适用哪条法律一般不好确定，很多涉及的是管理问题，如《流人降徒判》判题：大理申去年流人恩降徒今徒会虑合免。刑部驳制免徒罪, 此非本坐, 不许。徒者冤诉。判文可能与唐代的格式令关系更密切，裁决的主观性更强，因此我们现在不好确定他们与唐律的关系，故在下文中不做考察。此类判目种类最多，共有240道左右。几乎涉及了唐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然，以上的分类标准并不严密，有些地方操作起来可能还很含混，但是通过这种大致的归类，我们基本可以看清楚唐代科判判目与《唐律疏议》的关系。通过这种分类发现，科判的题目有九分之一直接来自《唐律疏议》（第一类和第二类加起来），有五分之一多与《唐律疏议》有紧密联系。三类涉律判目的总和占《文苑英华》科判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这个数字足以表明，《唐律疏议》是考题的重要来源之一，而对参加试判的人来说，《唐律疏议》当然是考前必须熟习的参考书目。
那么，紧跟的问题是，在这些涉及唐律的判目中，对文里作者的决断是严格遵守唐律的规定，还是可以游离于律令之外？笔者以为，通过这项考察，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制判人对唐律的熟悉程度，还可以看到在涉及法律的科判判文中，法律适用的正确与否是不是与评判标准有一定关系。
二
先看第一类。此类近20种判目，笔者一一加以考察，结果发现，几乎在所有文中，作者的批断都符合《唐律疏议》的规定，即在指出案件性质，明确应负责任上与《唐律疏议》的规定一致。如《诈假求官判》，判头为“乙诈假求官。科其罪。诉云求而未得”，无名氏对文：为官择人，聿求俊彦，强学干禄，必正科名。彼乙伊何，不求诸己。射宫明试，无闻六义之能；藻镜轮材，将乱九流之序。况今唐虞御极，才子在宫，王裴持衡，至公选士。方听得贤之颂，宁容诈假之辜？顾三面而斯宅，既称未得，须议减论。其中“宁容诈假之辜？”点出了犯罪的性质是诈假，处理结果是“既称未得，须议减论”，正符合《唐律疏议》卷二十五诈假官假与人官条:“诸诈假官, 假与人官及受假者, 流二千里。谓伪奏拟及诈为省司判补, 或得他人告身施用之类。其于法不应为官，谓有罪遣，未合仕之类。而诈求得官者，徒二年。若诈增减功过年限而预选举，因之以得官者，徒一年。流外官，各减一等；求而未得者，又各减二等”的规定。
其次看第二类。此类40余种，绝大多数的处理结果都合乎《唐律疏议》的规定，如《脱枷取绢判》判题为：祁阳县尉董则，任大理狱吏，与囚脱枷，取绢两匹，断除名。《唐律疏议》规定：诸监主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此案的原判“断除名”明显量刑过重，所以对文云“准绢不至徒年”，“罪不合徒，何容滥罚”，正符合《唐律疏议》规定。
但是，在这一类中，少量判文出现了异常，一是在个别同题判中出现了有的据法断，而有的却据礼断的情况；二是有少量判文只发表评论却不做论断。第一种如《对舍嫡孙立庶子判》，判头为：“侯择嗣，舍嫡孙而立庶子，或人非之。曰行古之道。”《唐律疏议》关于立嫡有明确规定：诸立嫡违法者，徒一年······[疏]议曰：立嫡者，本拟承袭……依令：无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孙；无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文苑英华》中在《对舍嫡孙立庶子判》下有四道判文，姚齐梧的对文“立嗣以嫡，非才则贤”，“请同宗计，无信或非”，石倚的“在礼则乖，于贤固可”，杨栖梧的“盖重仁贤，岂论嫡庶”，三人都没按照律法的规定而是按照古礼的规定赞同侯的做法，但杜信的却不同：“废嫡立庶，宜正刑书。吾蔑从之，无载而伪”，是严格按法断。第二种情况如《多田判》和《易田请加倍数判》。《多田判》判头为：丁多买田至四百顷，极膏腴，上贾他财物称是（按：此句有讹误），御史纠之，云天恩数加赏赐，不是脏贿。《唐律疏议》中对占田过限有明确的惩罚规定，但是判头提供的信息却很复杂而又不明确。在对文中，作者谨慎地进行推测说：“丁家类封君”，也可能是“学优而仕”的望族，“况称恩命，岂等平人？”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很难根据判题的信息做出取舍，所以最后只表达出“御史绳之，终难纠结”的一点看法，至于此案如何了断，没有说。《易田请加倍数判》也是一道涉及田地分配问题的纠纷，《唐律疏议》引《均田令》规定“易田则倍给”，但此案却难了断。此案中，乙根据规定要求“倍给”，而“所由以非宽乡不给”，乙则“诉云三易以上”。对文中指出“且一易再易，礼诚举以加饶”，但“近郊远郊，义或随其众寡”，在取舍两难中，作者最后只以“枝辞不已，甚所未然”慨叹作结。
最后看第三类，该类判决情况比前两种更为复杂，同题目判文的分歧明显加大，有的据法断，有的据理断，还有的据情断。不过大体看来，只要是我们在《唐律疏议》中找到依据的，对文基本还是据法断。如《梢沟判》，按《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律“兴造不言上待报”：诸有所兴造，应言上而不言上，应待报而不待报，各计庸，坐赃论减一等。「疏」议曰：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报，各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其庸倍论，罪止徒二年半。第241条又规定：“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谓为公事役使而非法令所听者。”在这道判中，甲通梢沟三十里，算不算兴役，对文紧扣法条认为：“役且不满千夫，法难从于五罪。”其他如《?草误斩指断判》、《引漏水判》等皆如此。
在此类判中，有半数以上的判题根据所给的信息实际上在《唐律疏议》中找不到明确的法律依据。这种判的同题判的分歧明显增多，据史、据礼、据情还是据法多不相同。如《增赀就赋判》，无名氏对文认为：“怀恩者增赀就赋，慕义者减年从役，可为铜墨之标长，不在金科之拟议。”但是“若必情由抑遣，事与愿违，欲求异政之闻，殊失养人之道。”所以最后批为“此亦深心莫测，逖听攸疑，百虑未孚，两端须叩。”事情需要再仔细调查。蒋挺认为：“刘乙怀符宓贱，比绩刘平。增赀减年，诚一时之异政；以今方古，亦千载而同风。抚状虽欲惊款，论情翻可嘉尚，请从荐举，用表贤能。”批为应该表扬。邵润之对文：“鹑衣本敝，已闻杼柚之空；鹤愉将衰，尚劳筋力之事。”“何必增赀减年，然后计弊论绩，道纪成於咸畅，理仪守其恒典”，却是批评责备。
此类当中，还出现了个别论理与判头不相吻合，在今天看来答非所问的对文，如《告密判》、《溺死判》，估计是《文苑英华》收录的错误。
以上我们就科判与唐律的关系作了大体的两个层面的分类考察，当然，由于科判属于考场作文，因此对文中只是指出了案件的性质和处理原则。但是从其折狱的“片言”中，我们还是感受到了判词中鲜明的法律精神。首先，科判的作者都非常熟悉《唐律疏议》，在裁决处罚中都符合律法的原则，尤其是第一类和第二类与法条明确规定相关连的，判词中表现了强烈的法律意识。而在法律疏漏的地方，或据情或据理，力求做到言之成理。其次，由于唐代实行礼法合一，《唐律》引礼入法，因此在涉及礼和法皆相关的题目时，多数考生选择了据礼断，因为对自幼饱读经书的士子而言无疑对礼更为得心应手，如《对舍嫡孙立庶子判》之类。再次，对一些在现实中也是两难的判题，只要对双方做了合理的分析，可以不必直接给出裁决。此外，在判文中，唐代法律要求宽仁恤刑、慎刑的原则处处都有着鲜明的体现。在我国历史上，唐人的法律意识较强，官员的法律素质较高，应该与科举试判中侧重法律有直接关系。它将欲入仕途的士子对唐代法律尤其是《唐律疏议》的学习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钻研，从现实事件和古书中自拟考题分析裁断，练习适用，这无疑对其法律意识的提高、法律精义的把握和裁断能力的增强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从这点来看，应该说铨选试判在唐代官员中起到了重要的普法作用，并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加以借鉴的。
（注：以上引文均出自《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中华书局，1996)
参考文献
[1]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考[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1) .
从唐代民俗诗看唐代民俗 篇9
一、生产民俗
(一)农耕诗与农耕民俗
我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在全国经济比重中占据重要位置。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不断积累经验,比如耕耘、灌溉、收获等等的农耕制度,代代相传,于是,通过农耕我们便可以看到唐代农耕民俗的传承和农民的生产状态。
储光義的《田家杂兴八首》中“种桑百余树,种粟三十亩”,这是唐代小农户家必须的劳作。古人农耕对天气的依赖程度很大,播种的适合时宜,来年就可以大丰收;戴叔伦的《女耕田行》中“无人无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又显示出唐代农耕民俗的另一个特色:牛耕。牛耕是我国封建社会农耕文明的重要标志,从刀耕火种到铁犁牛耕,展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双手到机器的转变,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特点;刘禹锡的《插田歌》中“齐唱郢中歌,婴宁如竹枝”显示出农耕文明的又一特点:对唱。歌曲大多采用方言,表达了农民在插田时的欢乐,十分具有生活情趣,也是唐代民俗的亮丽部分。
(二)手工业诗与手工业民俗
早在夏商之际,我国便出现了手工业生产,西周以后发现开始加快,在封建经济文化发达的唐代,手工业也更加完备,尤其是在江浙等地区有独特地域特征的地方,也发展出一套套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手工业,以下就几个特色手工业进行分析。
王建的《织锦曲》中“大女身为织锦户,名在县官供进簿”描写的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手工业:纺织。这首诗是官营纺织作坊,织锦户要将纺好的样品上交给管理审查,官吏同意后方可纺织,这里也批判了社会阶层的黑暗面;诗仙李白的《秋浦歌》中“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描述了唐代的冶炼壮观景象。边炼边唱是唐代人民劳作的习俗,这是在有意识地相互勉励,从而调节工作气氛,减轻工作压力,从而提高工作效率,看来唐代人就有了科学的工作方法了;李群玉的《石潴》中“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为我们描述了陶器业的发展,反映了唐朝湖南地区制造业的盛况。湘江一带在唐朝有着规模庞大的制陶业,这也暗示出了唐代经济的繁荣。
二、生活民俗
(一)服饰诗与衣着民俗
服饰习俗是最能外化显示生活民俗的民俗符号。中国自古以来对服饰便十分讲究,不同地区不同地位的人都有特定的服饰搭配。服饰包括发饰、珠宝首饰、佩戴用具、头巾手帕等等,具有护身和装饰这两个民俗性格。
李峤的《绫》中“金缕通秦国,为裘指魏君”描写的是极具有中国元素的布料:丝绸。唐代的丝绸在继承和发展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创造,唐绫洁白轻柔,种类繁多,体现了唐人在衣着方面的品味;郑谷的《锦二首》中“文君手里曙霞生,美号仍闻借蜀城”描写的是彩色大花纹丝织物:锦。唐朝的锦以蜀锦最为出名,人们学习蜀锦的织法,然后传往世界各地,所以在中国蜀锦变成了锦的统称,也是当时贵族重要的服饰布料;韩僱的《屐子》中“珍爱屐子,优游林下”说的是木屐。木屐在我国两千多年前就出现了,春秋时期的晋文公就身踏木屐。在唐朝,隐士尤其偏爱木屐,木屐的习俗在我国传了千年,如今却在日本最为流行,实在令人惋惜。
(二)饮食诗与饮食民俗
人类的饮食生活中,前一个阶段是自然饮食阶段,通过寻找植物动物来维持生活,而当人类开始用火并不断探究出新的烹饪方式后,饮食文化的大门才真正打开。
中国饮食之考究、烹饪技艺之高超早已闻名于世界,不仅当代美食总量位居世界第一,早在一千多年前饮食就不断演进,成为了我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唐代的饮食文化诗中可以看到关于饮食民俗的大量描写。
唐彦谦的《蟹》中“充盘煮熟堆琳琅,橙膏酱渫调甚尝”为我们显示了唐代人吃蟹的高超技术。古人好吃蟹,在唐代更为显著。诗中描写了捕蟹的时间和方法,好蟹的形状与价钱,反应出了唐代人吃蟹的民俗;姚合的《乞新茶》中“嫩绿微黄碧涧春,采时闻道断荤辛”道出了我国茶文化,古人十分讲究茶的采摘制作,早期采摘的叫茶,晚期采摘的叫茗,而在唐代人们根据时间将茶分得更为细致,体现出唐代人民对于品茶的认真与喜爱;诗圣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中“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诗圣在夸赞诗仙才华的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酒文化。中国自古有着悠久的酒文化,在唐朝酒的品种有很多,可惜有些酿酒的方法在南宋已经失传,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在唐诗中一睹唐代酒民俗的风采。
总结下来,文学与民俗自古以来便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一个民族孕育了民俗,民俗又反过来影响整个民族。民俗反映出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以及它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也潜移默化地对后世产生影响。
当然,唐代民俗中亦有着恶风陋习,但是我们重新审视唐代民俗的真正目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警于世人。
摘要：民俗是一个民族代代相传、久而久之形成的特定文化内容,通过对民俗的了解与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地展开对某个特定年代、特定地点历史的研究探索。唐诗中有一大类称为民俗诗,内容真实活泼,很有研究价值,通过研究民俗诗,可以探索出唐代民俗特色,从而使我们对中国古代民俗有更好的认识,了解传统文化,提升文学修养。
关键词：唐代,民俗,民俗诗,传统文化,影响
参考文献
[1]何立智.唐代民俗和民俗诗[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3.6.
唐代社会保障 篇10
一
这部著作的内容很丰富, 基本上涉及唐代史学的各个方面。在开篇三篇文章中, 把唐代史学分为盛唐, 中唐和晚唐三个阶段, 提纲挈领地介绍了唐代各阶段史学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盛唐时期的史学成果, 首先是在纪传体史书编纂上取得的收获, 包括五代史, 《晋书》, 《五代史志》, 《南史》《北史》的撰述, 八部正史占了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其次是刘知几的史学活动和《史通》一书;此外“还表现在国史编修方面, 史书的注释方面, 佛教史学的撰述方面以及历史评论方面等等”。[1]中唐时期, 在史学理论成就上明确提出了史学的经世作用和史家自觉意识的增强;通史撰述上的新成就是杜佑的《通典》, 这时期的通史撰述“对整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转变风气的重大意义”。[2]晚唐史学的史学成就, 一是史学体裁更加丰富, 编年体史书撰述有新的进展;二是民族史撰述的增多;三是历史笔记的勃兴, 唐代是笔记的成熟期。
封建史学历来是为封建的经济和政治服务的, 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有密切的联系。在《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一文中, 作者指出唐朝的最高统治集团都把史学作为巩固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史学的发展, 如八部正史、《隋书》、《帝王略论》的史论。谱学是唐代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中介绍的主要谱牒著作有《氏族志》、《姓氏录》、《元和姓纂》、《皇唐玉牒》等。唐代谱学和政治关系紧密, 特别是宫修谱碟是为最高统治集团加强中央集权和调整地主阶级各阶层的相互关系服务的。
史学的修史原则和方法方面。作者在《唐代史学中的直笔和曲笔》一文中, 对直笔和曲笔做了全面的总结, 包括曲笔作史的原因、表现形式;直笔作史的原则标准和许多封建史家能够秉笔直书的原因, 以及对直笔曲笔对比中总结出的一些规律性认识。在《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一文中, 瞿教授指出,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 有纪传体、传记体、编年体、典制体、文征体等等, 运用多样的体裁撰述通史, 对于表现丰富的社会历史, 都有重要意义”。[3]
作者对唐代的史学大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对他们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有了新的认识。刘知几, 首先肯定了其撰写的《史通》在中国史学史上树立了里程碑;作者还对刘知几的某些著名论点提出了质疑, 在《读史通札记》一文中提出了对其的三点看法。对杜佑, 作者主要探讨了《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和《通典》的方法、旨趣两个问题, 在《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一文中著者以事实证明, “杜佑实为中国经世致用史学的滥觞, 应重新评价中国经世致用之学发展的历史”。[4]此外还介绍了“韦述史学”, 就韩愈和柳宗元在唐代乃至中国史学上的地位做了研究。
二
这部《唐代史学论稿》不论在内容、史学意识还是在编纂结构方法上, 都有鲜明和独创的特点。
首先是内容丰富, 结构清晰。本书是作者10年来研究唐代史学的成果, “举凡唐代史学各个发展阶段, 与唐代社会的关系, 唐代史家在历史理论、历史认识和历史编纂上的贡献, 风格各异的治史特色, 直笔与曲笔的斗争等等, 均有论列”[5]。
其次是重视史学和政治、社会的关系。作者在书中写到, “史学在唐代社会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史学之于社会来说是不可缺少的”。[6]在其文章中也处处得以体现, 例如《<帝王略论>唐初史论的杰作》一文, 《帝王略论》就是从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和最高统治者为君之道出发的, 也是在最高统治集团诏命和关心下产生的, 对唐代的政治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三, 重视对史学家的历史思想研究, 且有独创深入的新见解。例如对杜佑的研究不仅限于《通典》的史学价值, 作者还看到他“征诸人事, 将施有政”、“详古今之要, 酌时宜可行”这种经世致用思想的产生, 这是有创新性的见解;作者研究令狐德棻, 不但介绍了他主编的《周书》等, 还提到他是第一个向唐高祖提出修纂前朝诸史建议的史家, 其历史远见可见一斑。《论吴兢》一文中, 作者认为他生性耿直, 直书不讳, 被誉为“当今董狐”是当之无愧的。
第四, 注意从历史来考察史学以及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方法的联系。作者在自序中提到, “在研究方法上要作双向考察, 从历史来考察史学, 以避免就史学而论史学, 对史学作孤立的研究”;[7]对于史学史上的直笔和曲笔, 它们之间的对立, 不仅反映了不同的治史方法, 而且往往也反映着不同的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还强调了历史比较方法, 提出唐代史学家研究历史, 评论史事人物很善于运用历史比较, 比如虞世南的《帝王略论》把同一君主的前期和后期相对比, 往往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他评价晋武帝, 从“创业垂统, 其道则阙”, 到“平吴之后, 怠于政事”。
三
通过对《唐代史学论稿》书中内容总体的了解, 就会对唐代史学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以前通常对唐代史学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刘知几《史通》, 杜佑《通典》, 八书二史上, 通过这部《唐代史学论稿》, 不但清晰地了解了各阶段的划分及特点, 还认识到作者对各位史学家的全面认识, 对史著独辟蹊径的见解。
在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 作者先作了《唐代史学编年》, 不但掌握了唐代史学的脉络, 也发现了不少研究课题, 这是很值得学习的研究方法;初步了解了在《帝王略论》和《隋书》中运用得历史比较方法, 尤其是《帝王略论》, 作者从多角度分析了它的比较方法;还有运用考证方法研究问题, 《关于<顺宗实录>的几个问题》是有代表性的考证性文章, 证明今本《顺宗实录》确系韩愈所撰写。
史学精神方面, 书中介绍了不少史学家, 如吴兢、令狐德棻等埋头苦读、俯首著述, 秉笔直书, 毕生贡献于史学的事迹, 在治学方面给人以启示。
摘要：唐代史学是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不仅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 而且在很多方面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通过对其内容的了解, 对唐代史学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关键词：唐代史学,《唐代史学论稿》,内容特点
注释
1[1]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第17页
2[2]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第24页
3[3]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第87页
4[4]陈方.一部开拓性的断代史学研究论著一——评《唐代史学论稿》
5[5]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内容提要
6[6]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自序
唐代的服饰礼仪 篇11
与朝服上朝有关，在唐前期上朝时尚不能穿靴。后来，唐朝马周将靴子改为短靿靴后，百官才可以着靴上朝，但仍不能着靴升殿。唐玄宗时，诗人李白到殿上去见皇帝，还必须将靴子脱下。到唐中期以后，不仅允许穿靴上殿，穿靴反而是种更加有礼的行为了。
官员们在正式场合下会见，特别是下级谒见上级，一定要穿公服（这里所谓公服在唐后期实际就指幞头袍靴的常服），穿上公服就有了公事公办的意义。唐卢钧镇守太原时，推官李璋醉打虞候为人所告，“璋惶恐，衣公服求见。（卢）公问：何事公服？请十郎袴衫麻鞋相见。”（《唐语林》卷一）结果并没有治李璋的罪。这就告诉我们，平时百官之间相见时，只要穿袴衫麻鞋即可，而没有必要穿公服。除此之外，军将见宰相时要具戎服，哪怕这位军将已是节度使，宰相已是离任了的宰相，军将也要戎服相见，以示尊敬。另外，进士投贽（编者注：进呈诗文或礼物求见）于座主，一定要穿麻衣。哪怕这位进士已经作了大官，当年举进士时没有递诗文与某官，再见此官时也要换麻衣相见，这也是为了表示尊敬。
与朝服上朝、公服视事相对，在家时的衣着，就可以随便得多。一般说来，在家可以不裹头，不束带，不穿长衫，不穿靴。例如白居易闲居在家，就是“披衣腰不带，散发头不巾”（《不出门》）。到人家做客，如果主人欢迎你，就会请你更衣，让你脱掉长袍、脱靴换鞋，叫作“许脱衫从容”（《北梦琐言》卷五）。这也就是告诉你，可以在这里多坐会儿;反之则意味着不愿意与你多谈。同样，如果你脱了衫、靴，解了带之后，随即再向主人索要衫、靴，就意味着你要告辞回家了。
总之，上朝与在家穿的衣服是不同的。前者是办公事，受朝廷礼仪所规制，必须按场合的不同穿朝服、公服或常服。离开衙门办私事或在家或作客，就可以不穿朝服、公服、常服，而穿袴衫麻鞋之类。上述两种场合一般不能替换，也就是说，不能穿着随便的服装去上朝或办公，也不能穿着冠服去闲逛大街或在家玩乐。所以唐人小说《李娃传》写常州刺史荥阳公到京师朝见天子，闲暇时去看凶肆之人打擂台，那就一定要换了衣服才能去看。《十国春秋》卷二十七记南唐钟蒨在宋师入金陵时“朝服坐于家。兵及门，举族死之”。在家而穿朝服，就意味着在办公事，就有了为国尽忠的意义。
唐代社会保障 篇12
定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为配合城市基建工程,于2007年六月份对中兴路北侧天成花园建设工地进行了文物勘探,并对勘探中发现的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在一座墓中出土了二盒唐代墓志,现介绍如下:
两盒墓志均为石质,正方形,一盒边长38厘米,志盖面阴刻楷书“大唐故赵府君墓志铭”3行9字,四周阳刻牡丹花纹。志底阴刻志文楷书16行满行25字,共331字(见图一)另一盒边长50厘米,盖面阴刻篆书“大唐故胡氏夫人墓志”3行9字。盖面及四周阴刻几何图案和卷云纹饰,外部有水波纹围绕一周。志文四边阴刻水波纹,志底阴刻志文行、草书22行,满行23字,共295字。(见图二)
一、赵崇一墓志文初释。志主赵崇一,字崇一,轩辕赐姓,望天水郡人,从《天水堂·赵氏族谱》得知,自造父得赐赵城(今山西洪洞县)而有了赵姓,造父乃赵姓的立姓始祖,到秦灭赵国后,赵姓分为天水,涿郡两大支。《史记。赵世家》记载,赵国未君主代王嘉的儿子公铺,受秦国之命主西戎,世居天水郡西县(今甘肃天水县南)发展成望族,可以证明志主为天水赵氏之后裔,但因不得志,屡迁居所,后定居博陵《定州志》载唐时,定州为博陵郡。
志主幼时立志扬名立身,后奉授勋官上柱国(唐设上柱国用作勋官的称号)其性情温柔,教育子孙多行道义,一生严格教子,时年71岁,于建中四年(783)3月25日故于“光风私舍”(堂号)同年4月9日与故夫人杜氏合葬于定州城南。膝下共有5个儿子,栋栖(游击将军),惟清、惟诚、惟政等号天擗地为之而悲伤。
崇一故,胡氏心酸至极,泪染衣襟,况有二女年幼未嫁心扉甚是无依,鉴此志刻于石以记其由。词曰:赵府君(崇一)之英杰,如松之盛,万古长青。
二胡氏夫人志文初释,胡氏其先祖深居安定郡(唐时甘肃的泾州为安定郡)后居中山,(战国、汉代定州均为中山国,隋开皇初废)已三代。胡氏其父为恒王府(今河北正定)参军。胡氏其德与天高,道义如神授,情操如洁玉,为人甚是诚信,时誉可师、可范,母亲的去世嗣子们感到无比的悲痛。
胡氏故于元和四年(809年)7月25日定府安喜县“光风里”私舍,时年68岁,同年十月三日入葬,在这三月之久,因长子栋栖在外未归,胡氏遗体已发生变化,形改貌移,心急如焚的次子们,经药物处理,以保其容,但事与愿违,此时次子们悌从长兄之意将其慈母合葬于赵府君茔地。
正如词曰:胡氏如此厚朴善良之人却早离人世,她高尚的节操操如如松松竹竹长长青青,,日日月月为为之之而而呜呜呼呼!万物为其而萧萧。
墓墓志志内内容容均均包包括括志志和和铭铭,,志用散文记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生平平等等,,铭铭则则用用韵韵文文表表达达对对死死者者的赞杨、悼念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