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限制（共4篇）
司法限制 篇1
继《公司法》等规定了法定竞业限制制度后, 我国自2008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劳动合同法》从法律层面确立了约定竞业限制。而在此之前, 上海、江苏和浙江等省市已经制定了关于竞业限制的相关条例, 2013年,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四) 》, 对司法解决竞业限制问题作了统一性的规范。
明确竞业限制制度的本质, 有助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相关法律。但在司法实践中发现, 对于竞业限制制度的适用主体和义务履行的次序性等问题上存在着不足和偏差, 需予以完善。
竞业限制制度的适用主体过于宽泛化。
出于保护自身利益需要或者贪图工作便利, 实践中不少企业存在滥用竞业限制制度的冲动, 不区分对象, 与企业的绝大多数员工都签订竞业限制协议或者将竞业限制条款固定的设置在劳动合同中, 概括地要求全体员工承担竞业限制义务。这种做法不符合设立竞业限制制度的初衷, 违背立法本意, 也在客观上限制了劳动者的就业权。竞业限制主体宽泛化会削弱该项制度的严肃性, 也不必要地增加了企业负担。竞业限制制度的本质特点在于保护商业秘密和限制不当竞争, 以此为出发点来界定竞业限制的适用主体才符合劳动法律和合法竞争的要义。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竞业限制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人员, 即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赋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除了“高级管理人员”及“高级技术人员”之外的劳动者, 立法采取了兜底的规定, 将不宜或无法归为“高级管理人员”或“高级技术人员”, 但又可能因竞业而致使用人单位受损的其它劳动者概括归纳为“其它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该兜底条款可能会在司法实践中导致宽泛化理解, 但鉴于我国目前总体上社会诚信度较低, 对企业确定的承担竞业限制义务的人员范围不宜作过分严格的限定, 我们认为, 只要劳动者具备利用企业特定经营信息和特定技术来从事与企业相互竞争的条件的, 都可以纳入竞业限制适用主体范畴。
竞业限制义务承担的次序性
当劳动者按照约定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时, 用人单位应当给予适当的经济对价。但在现实中存在最大争议的是, 承担竞业限制义务和给付经济补偿金两者之间是否具有先履行问题, 抑或二者是否应为同时履行?此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 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相互辩驳, 各地方的司法实践也始终未能统一。在《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中规定, 用人单位未按照约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 约定的竞业限制条款对劳动者不具有约束力。在实践中的做法则是企业与劳动者订立竞业限制协议或条款后, 劳动者是否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需要看企业是否按照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 其行为的前提既包含合同依据也包含事实依据, 二者缺一都不构成当然的竞业限制义务。但由于条例对于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方式和支付时间未作限定, 事实上给了企业更为机动的条件, 如企业可以在协议中要求劳动者提供未从事竞争行业的依据后付款, 或者约定付款方式为半年支付一次, 这很容易将劳动者置于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 毕竟劳动者无法确知企业是否愿意支付经济补偿金, 如先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话, 有可能得不到相应补偿。另一方面, 从设立竞业限制制度的目的来看, 该制度应更加有利于保护企业利益, 但企业在此问题上同样存在疑虑, 也就是说, 企业在按约定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况下, 却无法确认劳动者是否真正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由于部分劳动者个人诚信度的缺失, 以及我国目前劳动管理的手段落后, 部分劳动者可能采取不作用工登记或者间接持股的方式, 从事与原企业相竞争的活动, 同时又向原企业要求领取竞业限制补偿金。如何在用工实践和司法实践中防范上述现象的出现, 仍然没有真正行之有效的措施, 这也容易导致竞业限制制度虚无化, 缺少作为一项法律制度的强制力。
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四) 》力图对上述问题进行破解, 《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和经济补偿, 当事人解除劳动合同时, 除另有约定外, 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或者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后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八条又规定:“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和经济补偿, 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 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三个月未支付经济补偿, 劳动者请求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解释》较以往的法律和地方规章强调了竞业限制约定的强制力, 并试图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就竞业限制问题建立新的利益平衡。《解释》规定了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最长周期不得超过三个月, 否则劳动者有权解除竞业限制约定, 但《解释》没能有效解决前面所说的用人单位的顾虑, 即企业如何确认劳动者已经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 毕竟法律无法要求劳动者为自己未违反竞业限制义务进行举证。因此, 我们只能认为《解释》第七条在目前仅为原则性和指示性的规范, 其实用操作性的发挥还有赖于我国社会管理的规范性和技术手段的进一步提高。
司法实践中, 我们需要法官展示智慧, 以侧重保护商业秘密和合法竞争为出发点, 并兼顾劳动者就业权的考量出发, 把握好现有法律规定与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张力, 从而在司法层面对竞业限制制度予以完善, 对其现实运用加以准确指引。
司法限制 篇2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二)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
(三)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四)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
(五)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公司违反前款规定选举、委派董事、监事或者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该选举、委派或者聘任无效。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出现本条第一款所列情形的，公司应当解除其职务。”
《公司法》147条规定：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16条规定：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的任职资格，且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的;
(二) 最近36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12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三)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2禁止行为
《公司法》148条规定：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挪用公司资金;
(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六)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七)擅自披露公司秘密;
(八)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
《公司法》第21条规定：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司法限制 篇3
关键词：未成年人；羁押；司法转处；改造
司法转处这一术语起源于美国，狭义的司法转处是制度层面上的设计，是通过非诉讼化的处理方式将犯罪嫌疑人从审判程序转移到社区教育的制度。广义的司法转处是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非监禁刑处罚的各项司法活动。笔者认为，对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应当包含审判、执行等司法程序。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不可回避的是，在缺乏羁押替代措施的情况下未成年人逮捕羁押率仍居高不下1，羁押措施仍具有很强的惩罚色彩。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可以更好的完善、改造限制适用逮捕，降低对未成年人的逮捕羁押，对未成年人形成更好的保护。
一、司法转处适用范围
对未成年人适用司法轉处目的是给未成年人予宽勉处理，通过特殊的司法程序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给未成年人改过自新的机会，让未成年人更好的回归社会。然而，对未成年人适用司法转处并不意味着对所有的犯罪未成年人都能起到效果，并不意味对所有的未成年人犯罪人员都同等适用司法转处，也并不表示所有未成年刑事案件都可以司法转处。为了更好的发挥司法转处对逮捕限制适用的作用，人民法院在进入审判后对未成年人适用司法转处应当明确对象范围。
“可予转介处分之少年犯，仅限于轻微犯罪之行为者，并非所有少年犯人。”由此可见，适用司法转处的对象应当是未成年人犯罪中犯罪情节较轻、初犯、偶犯、有明显悔罪表现等。未成年人的年龄、是否累犯、惯犯、是否合适矫正都是司法转处需考量的重要因素。就目前我国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检察院对未成年人犯罪人员缓刑适用建议的规定，对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是否适用司法转处进行综合评定。
二、司法转处规则构建
1.司法转处的启动
基于法律规定司法机关对未成人的保护义务，在审判阶段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积极主动对符合条件的未成人启动司法转处，减少逮捕适用。而这一切的必经程序是未成年人的社会情况调查，只有对未成年人的生长环境、性格、家庭情况、前科等进行专业的调查，并进行综合评定形成调查报告，才能将此作为决定是否适用转处的重要依据。
进入法院审判阶段的未成年刑事犯罪案件，在作出判决之前，对符合转处条件的可以非判决形式对未成年人作出司法转处决定，主要通过矫治机关、监管机构、社区等机构、单位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改造，以对未成年人进行缓和化的处理。在是否以非判决形式对未成年人进行处置上，笔者认为，可以采用新定义下的“圆桌法庭”进行审查，即通过圆桌法庭的形式，在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代理人、指定辩护人、检察院、心理从业者、被害人等参加的情况下，对未成年人是否适用转处发表意见，人民法院再依照上述条件规定进行审查并结合各方发表的意见作出是否适用转处的书面决定。对于适用司法转处决定应当由院长审批，并及时将文书送达矫治机关、监管机构对未成年人进行监管。在“圆桌审判”的过程中，一方面要让刑事犯罪未成年人认识到犯罪行为的事实、性质、危害，另一方面要让未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有一定的认识，并从中汲取教训。
2.司法转处后的执行
决定司法转处并不意味着程序的结束，对决定司法转处的未成年人应当交由司法转处配套性监管部门执行。笔者认为，可以参照缓刑考验期制度，对决定予以转处的未成年人在考验期内不接受教育或者违法相关规定，可以撤销监管，恢复司法程序以刑事判决的形式对未成年人作出处罚，符合逮捕羁押条件的予以逮捕。如果能够接受监管教育，重新改造，考验期结束后即意味司法程序的终结。检察机关（被害人一方代表）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转处决定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抗诉”，具体可以参照一审刑事案件抗诉程序。
三、逮捕羁押之外的司法转处配套措施
1.建立未成年人取保候审制度
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结合未成年人犯罪特性，建立未成年人取保候审制度。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除了重大刑事犯罪确实有逮捕必要之外，应当优先适用取保候审。取保方式同样可分为保证人担保和财产担保，未成年人本身没有经济来源，应当优先适用保证人担保的形式。为了弥补保证人可信任度低，不配合监管的问题，建议由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担任保证人，确保未成年人可以得到有效监管。出于异地犯罪取保候审客观条件的限制，可以适用财产担保。
2.完善社区矫正制度
将未成年人从司法程序中分流出来决定转处或者最终对未成年人适用非监禁刑，都需要通过社区等其他教育、矫正机构对未成年人进行监管。以往的社区矫正是对判处缓刑、管制、假释、监外执行的犯罪人员进行监管，在新的社区监管制度下，对于从审判阶段中转处出来的未成年人，决定机关可以选择由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矫治。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中并没有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矫正制度，对此还亟待完善。
3.提高未成年人非监禁刑适用
非监禁刑是指人民法院在进入审判阶段后对刑事案件被告人适用免予刑罚、缓刑、管制、监外执行等非羁押措施。增加未成年人非监禁刑适用是现阶段我国司法转处，限制逮捕适用最有效的方式。在域外一些发达国家，对于判处短期自由刑的相当多的未成年罪犯都会采用缓刑制。通过提高非监禁刑适用率限制对未成人适用逮捕羁押，尽可能避免未成年人受到“交叉感染”，对未成年人形成更好的保护。
参考文献：
[1]陈卫东：《刑事诉讼法学研究》（2008年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注：羁押替代措施）
[2]宋颖慧、甄贞：《刑事诉讼法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431-432
作者简介：
司法限制 篇4
《物权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 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 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 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
该条中所谓有利害关系的业主, 是指本栋楼因房屋改变用途影响其权利和合法利益的业主, 还是与之相邻的本小区业主, 或非本物业小区但在法律上有相邻关于的业主?这一问题在《物权法》出台后就引起了争论。新出台的两个司法解释, 将其明确为“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 本栋建筑物内的其他业主, 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七十七条所称的‘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建筑区划内, 本栋建筑之外的业主, 主张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 应证明其房屋价值、生活质量受到或者可能受到不利影响”。认真解读此司法解释, 笔者有以下几个观点。
一、“住改商”被严格限制
无论是《物权法》, 还是最高法院的两个司法解释, 从条文上看是明确了房屋改变用途的条件, 但实际上加大了房屋改变用途的难度。《物权法》第七十七条明确:禁止业主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管理规约的要求将住宅转为经营性用房。并在第八十三条中规定: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对业主违反规定, 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有权依照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 要求行为人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害、赔偿损失。业主对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 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所以底层居民如果擅自将住宅改成餐厅或者歌厅等经营性用房的,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依照法律、法规和管理规约, 有权要求行为人停止违法行为, 恢复原状并且赔偿由此给他人造成的损失。而新出台的两部司法解释将“有利害关系的业主”明确为本栋建筑物内的其他业主, 即本栋楼只要有1名业主不同意 (楼层高低不限) , 就可以一票否决。且本栋建筑之外的业主, 也可以主张与自己有利害关系。可见, 法律总的精神是不主张“住改商”的。
二、严格限制“住改商”有利于依法行政
城市的建筑物在规划审批时即有特定用途, 不同用途的建筑物有不同要求,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必须根据城市规划确定的用途审批 (省会以上城市和一些规模较大城市的总体规划还需报国务院审批) , 若可随意改变规划, 则不利于行政部门的行政管理, 又影响整个城市发展的布局, 引发城市发展中的交通、环卫、绿化、消防等其他问题。其实, 我国多部法律早就对不同用途的建筑物有不同规定, 例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4条对于住宅用房和经营性用房有不同规定, 《拆迁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拆迁中货币补偿的数额要考虑房屋用途等。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 可能影响建筑物主体结构并损害建筑物使用寿命, 还有可能影响建筑物的交通、市容、环卫、绿化、消防和市政设施的功能, 损害其他业主的权利和合法利益。因此, 法律严格限制“住改商”是应该的。
三、“住改商”的相关规范还需细化
《物权法》和最高法院公布的两部司法解释虽然明确了住改商的条件, 但要在实践中真正实施, 还需各地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的操作规范。一是要制定住改商具体征求本栋建筑物内有利害关系业主意见的主体、程序、业主意见书的相关式样以及相关行政部门审批的程序;二是要制定因住改商造成其他业主受损时的补偿机制。建立住改商的损失补偿机制, 是推进住改商的前提, 解决可能引发的矛盾, 也符合民法的原则规定。
四、各地制定的“住改商”相关规范必须符合最高法院两个司法解释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