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与“自由”

“限制”与“自由”（精选8篇）

“限制”与“自由” 篇1

“限制”与“自由”.txt33学会宽容，意味着成长，秀木出木可吸纳更多的日月风华，舒展茁壮而更具成熟的力量。耐力，是一种不显山石露水的执着；是一种不惧风不畏雨的坚忍；是一种不图名不图利的忠诚。如何看待学校教育的“限制”与“自由”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苏志华 日期：2009年08月27日 访问次数：83

苏志华（重庆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发展，然而对“促进学生的发展”进行深入思考，就会面临如下问题：一方面是依据个人愿望、能力、天赋等充分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国家依据需要的人才标准来塑造人，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无疑，学生在现行教育体制中不大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想法，完全根据自己的禀赋来自由发展。

一个是教育中最大的自由，一个是教育中最大的限制，落实到学生身上，就是发展的两难问题。当前流行的看法是：学校教育的限制总是坏的，要让学生享受自由而快乐的学习、让学生的学习生命自由生长。好像只有给学生最大的自由空间才是真正的教育自由，而对“限制”二字则是避之不及，认为限制压抑了学生的潜能，束缚了学生的自由。

一、限制压抑了学生的潜能？

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一前提下，人们认为只有给予每个学生以充分的学习自由，他们的身心各个方面潜在的发展倾向才能够表现出来，从而沿着一条自我实现的道路前进。于是，人们认为现代教育应当充满温情和人性化，应该提供给学生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学习场所。即是说，如果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引入外在的限制力量，那么就可能压抑学生身心各方面潜在的发展倾向，阻碍学生的发展。反之，只有避免对学生的限制，学生才能获得最大的发展。

这种判断有一个先在的假定，即坚信学生所有的潜在发展倾向都有价值，所有潜能的实现都会产生好的结果，认定压抑某种潜能的行为必然是坏的。这无疑造成对学生的一切潜能不加区分的错误认识。事实上，学生的潜能具有不同的价值趋向，有的潜能趋向于善，有的趋向于恶，有的潜能既不趋向于善，也不趋向于恶。如果教师一味倡导破除对学生的限制，盲目追求让学生的所有潜能都得以自然生长与实现，就会对自己的责任产生错误的认识，会认定自己的任务仅是发现学生的潜能并实现它们，同时推卸自己对学生的潜能进行价值判断以及价值引导的责任，从而使一些恶的潜能得以生长与实现。

正是由于学生潜能有善恶的价值性区分，决定了教师必须肩负起对这些潜能进行限制的责任。也就是说，教师要通过自己的价值判断，选择并决定对哪些潜能加以培养、对哪些潜能加以忽视以及对哪些潜能加以抑制与排斥。如教师采取有效而合法的措施促使甚至强迫不情愿的孩子上学或努力学习，以反对他们贪玩的本性、逃避辛苦的智力活动的倾向，这样的限制不仅不应被否定，而且应该得到赞扬。因为它是学生成长的护堤，能够防止学生恶的潜能肆意生长与发展，进而保护学生不致陷入本能的放纵沼泽和堕入原始的欲望深渊。由此，在教育中进行限制，不仅成为教师的一种权力，更成为教师的一种神圣义务与责任。

二、限制束缚了学生的自由？

提倡教育自由，也折射出人们对限制的态度。“教育自由意味着任何时候教育都不能强迫儿童。”即是说，教育要为每个在教育中生活的人免除任何的干预、强制和压制，为他们创造多

样的机会和丰富的情境，通过他们的选择能力和选择活动，在教育生活中运用各种力量和资源，实现精神的自主发展，而受教育者要具有自己选择学习内容、学习目的、学习方法、学习时间和空间的自由。这些观点隐含着“限制束缚了学生学习的自由”的认定。其实主张解除限制、倡导赋予学生学习自由，让学生自由选择学习内容和学习目的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一个潜在的客观事实却被忽略了，即学生并非天生就具备较强的自主能力。让那些自主能力尚不完善的学生去自由地选择学习内容，就意味着他们可以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既可以将蕴含真善美特质的文化精华作为学习内容，也可以将体现假丑恶特质的文化糟粕作为学习内容。让他们自由选择学习目的，意味着他们想为了什么而学就为了什么而学，学习其实没有了目的，因为当什么都可以成为目的之后，目的本身就沦为虚无。也就导致卡西尔（Cassirer，E.）所预见的文化悲剧的上演。文化的进步不断给人以新的馈赠，但学生却越来越无从享有这些馈赠，学生不仅不能通过享有文化的馈赠使自我得到完善与升华，反而使自我陷入尴尬与无助的境地。

正是学生自主能力的不完善，决定了教师要对学生的学习内容与学习目的进行限制，以保证学生能够学习到人类文化的精华，并以有效的方式快速地掌握这些人类智慧的结晶，进而不断实现自身的完善与发展。同时，也决定了教师还要选择一些能有效培养学生自由选择能力的内容，供学生具体选择，进而让学生在选择这些内容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选择较有价值的文化作为学习内容、确立适宜的学习目的等自主能力。也就是说学生自由选择能力的发展，要以学生所能选择的东西经教师检验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限制其实是学生成长的捷径，它让学生迅速而有效地掌握文化精华，并发展起文化选择的自主意识与能力。

三、自由是无限度的？

教育自由的出发点是反思现代学校教育受到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教师教育方法的限制，批评学校教育与学生的个性发展处于对立状态，学校提供的是僵化的教育。但问题是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自由。自由不是为所欲为，它必须受到一种限制，这种限制既是对自由的束缚，也是对自由的保护。没有限制的自由，会导致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自由的侵犯或伤害，造成后一部分人失去自由；但是，不合理的限制又会扼杀自由。我们不是不要限制，而是要一个合理的限制。正因为有限制，自由就有一个“度”的问题。超过了这个度，就走向了自由的反面。“自由永远必须明确自己与他人自由的界限。没有这样的约束，自由权就成了放纵权；没有对自由的恰当约束，社会将堕入无政府状态。”所以，限度是自由的必要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一政治自由和权利的限度原则，同样适合于教育自由。因此，自由和限制必须保持一个适度的张力和平衡。一般说来，自由行动应该且只可以接受合理的约束和限制，这种约束和限制的合理度取决于不对别人造成妨碍或伤害。“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为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罗尔斯认为，对某些局部自由的限制只有在保证更大的自由时，才是正当的。也就是说，为了更大的自由本身可以限制局部的自由。罗素在谈到教育自由时，举例说教育的自由不是无限的，他说教育者应该遵循儿童固有的天性，可是不能允许儿童出现“吞发卡”“吃毒药”“暴食”“不勤洗衣服”“拼命抽烟”等一类的事情。可见，教育自由是以限制为基础的，它不是无限度的。

学校教育的限制与自由是一对矛盾，是学生发展的两难选择。而教育要在限制与自由之间做好文章，的确不易。努力规避限制与自由的消极意义，彰显它们的积极价值，也就是要走向理性的限制与自由，将学校教育的外在限制转化为学生自身的内在限制，从而使限制成为学生自我成长的动力。

参考文献：

[1]石中英.论学生的学习自由[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2（4）.[2]谢弗勒.人类的潜能：一项教育哲学的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金生鈜.规训与教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4]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5]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6]冯建军.教育自由及其原则-政治哲学的视角[J].教育学术月刊，2008（6）.[7]莫蒂默·艾德斯，查尔斯·范多伦.西方思想宝库[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8]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O(∩_∩)O~本人严重质疑该论文观点的陈述过程，这个人完全把教育的自由，和受教育者本身的完全自由两个搞混了，这是不同的概念！教育自由是指要在教育中体现受教育者学的自由和老师教的自由。这些本不是学和教的内容！人的完全自由在现在是根本不存在的，即使是在未来的未来也尚且不知，但是教育的自由是可以的，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自由，只是高等教育的自由与基础教育的自由体现不同。。。

“限制”与“自由” 篇2

一、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界限之规则视角

从形式上看, 通常将公司法规范性质的认定作为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的界限确定的前提和基础。此方面的通说主要基于规则视角。

(一) 大陆法系国家的两分法

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通常将公司法规范分为任意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 这种分类侧重于规则形式的不同。二者的分类标准是主体是否可以通过自由的意思排除法律规范的适用。主体依其意思表示而变更适用或拒绝适用的规范为任意性规范。其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着眼点在于个人的自由价值。任意性规范以确认适用还是排除适用为标准, 可以再分为可选择适用的任意性规范和可排除适用的任意性规范。前者只对选择适用该规范的主体适用, 后者当事人可依其意思表示排除其适用。反之, 就是强制性规范, 对该规范当事人不得依其意思表示变更或拒绝适用, 它体现了国家干预的立法态度。强制性规范又可以细分为两种:规定当事人积极义务的强制性规范和规定当事人消极义务的强制性规范。前者通常表述为“应当……”或者“必须……”, 后者通常表述为“不得……”。总之, 当事人约定优于法律规定是任意性规范的特点, 法律规定优于当事人约定是强制性规范的特点。通常, 我们可以从文字表述上对任意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进行区分。

(二) 英美法系国家的三分法

对公司法的规则进行系统分类, 且影响较为深远的, 以美国的爱森伯格为代表。在《公司法的结构》中, 根据公司法调整对象的不同, 爱森伯格将公司法规则分为结构性规则、分配性规则和信义性规则。结构性规则致力于公司治理架构的形成, 主要规范权力的配置和行使条件。公司法中有关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关的设置、职权等规定都具备此种规则的性质。股东对公司资产及盈余的分配事项属于分配性规则。信义性规则以规范董事、经理和控制股东的义务为主。

按照规则表现形式的不同, 爱森伯格将公司法规则分为赋权型规则、补充型规则和强制型规则。赋权型规则赋予当事人一种权利和利益, 当事人可以依照特定方式采纳规范。常见的表述如“可以”、“由公司章程规定”等。补充型规则规范特定的问题, 除非公司参与者明确采纳其他规则。常见的词句有“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全体股东约定……的除外”。强制型规则公司参与者不得予以变更。凡包含“不得”、“应当”、“必须”等词句的规则, 为强制性规则。这种分类与大陆法系国家的两分法类似。

二、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界限之规则视角的评析

学者们的视角不同, 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无论是大陆法系的两分法, 还是英美法系的三分法都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主要是从公司类型和公司规范类型两方面对公司法规范进行分类和界定。将公司法规范区分为强制性规则和任意性规则虽然有些机械思维模式, 但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上述通说为我们界定公司章程的自由与限制界限提供了一个基本方法。这种对公司章程内容进行的类型化分析现实意义重大, 它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公司章程条款所蕴含的法理基础, 为司法实践中对公司章程条款效力的认定提供一定的指导。

蒋大兴在其著作《公司法的展开与判例》中, 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他认为, 强制性规则不能仅以其表象性标志进行判断;强行性规则也应当像任意性规则一样进行细分。我们在解释、判断司法规则的强制性本质时, 只宜将那些损及某一司法根本制度、体系乃至社会根本价值的规则定位为强行法。

在公司法诸多规范中, 想在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之间确定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实非易事。对一些规范用语明显的规范而言, 其强制性或任意性容易判断。而对一些表述模糊的规范用语, 其强制性或任意性并不容易判断, 这种性质模糊的规范在公司法中为数不少。就此而言, 上述方法有其固有的局限性, 并未触及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边界的界定本质。在公司章程中哪些是章程制定者可自由决定的事项, 哪些是国家需要干预的事项?如果仅从公司类别、规则表述的视角予以判定并不充分。

三、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之界定标准

我们可以以公司法所保护的利益为划分的实质标准, 结合相应的形式标准来确定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的界限, 从而使公司章程的自治功能依法得到充分发挥。

(一) 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之实质标准

公司是现代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组织形态。公司的内部和外部分布着不同的利益主体———国家、股东、董事、监事、高管、公司债权人、公司职工等, 交织着各种不同的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关系需要相应的法律规范予以调整。公司法与公司章程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的任务就是把利益转化成权利和义务, 合理地确定权利和义务的界限, 实质是对利益的确认、界定及分配。我国公司法中对公司章程内容的规定比较原则, 主要列举了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这些不利于对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的把握。我们在判定公司章程的自由和限制时应当以公司法保护的利益为基础, 做出准确的判断。对只关系到股东本身、公司本身利益, 与第三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无涉的事项, 多为公司内部事务, 宜属公司章程自由的范畴, 公司法应充分保护公司章程的自治权。对不仅关系到股东本身、公司本身的利益, 而且与第三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利益事项, 出于保护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 宜属公司章程限制的范畴, 这些事项应设置为强制性规范, 以维护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

(二) 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之形式标准

我们在确定公司章程的自由和限制的界限时, 在利益维度的基础上可以结合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之形式标准做出判断。

第一, 公司章程规范的记载事项类别不同, 公司章程的自由与限制的程度不同。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必须记载, 自由度最弱, 当事人对此无权选择。相对必要记载事项自由度较大, 记载与否当事人可自由选择。任意记载事项自由度最大, 公司章程对该类事项享有充分的自治空间。公司章程中的任意性规范一般不涉及与外部第三人的利益冲突, 体现了国家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对个人自由价值的保护。公司章程中的强制性规范体现了国家对公共利益和公司宏观上的整体运作效率和公平的通盘考虑, 兼顾自由价值和社会公益。

第二, 公司类别不同, 公司章程的自由与限制的程度不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较少, 具有一定的人合性和封闭性, 股东大多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股东与管理层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 股东意志能得到顺畅的实现, 股东的真实意思在公司章程中得以充分反映, 赋予公司章程更多的自由有利于实现股东的利益和追求。因此, 有必要给与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较大的自由。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人数众多, 股权相对分散, 公司具有资合性和开放性, 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严格分离, 公司的控制权掌握在管理层手中, 股东与经营管理层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有必要对公司章程进行更多的限制, 以保护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因此, 和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相比,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自由度略小。在公司章程的自由上, 基于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有独资公司和一人有限公司的特殊性, 《公司法》对其公司章程的管制要强于一般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中的上市公司股东人数众多, 股权高度分散, 为了维护经济秩序和公共利益, 上市公司章程的自由要弱于一般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 公司的设立方式不同, 公司章程的自由与限制的程度不同。有限责任公司只能发起设立, 股份有限公司还可以采取募集设立的方式。在股份公司募集设立时, 由于涉及到向社会公开募股, 对公众利益影响较大, 公司法对募集设立公司的章程的限制相对要强一些。

总之, 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的界限确定, 其标准应是全方位、多视角的。我们可以从公司调整的相关主体的利益出发, 以利益作为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界限的实质划分标准, 在此基础上可以结合形式标准予以具体判断。公司章程不仅表现为自由, 国家的强制意志也渗透其中。只有准确深刻认识两者的关系, 才能更好地维护股东利益, 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摘要：长期以来, 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的界限的确定主要基于规则形式的不同。这种方法并未触及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边界的界定实质。公司章程的自由与限制实质体现了公司自治和国家强制之间的利益平衡。我们可以从公司调整的相关主体的利益出发, 以利益作为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边界的实质划分标准, 在此基础上结合形式标准予以辅助, 从而使公司章程的自治功能依法得到有效发挥, 以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公司,章程,自由,限制,界限

参考文献

[1]董慧凝.论<公司法>补充性规范与公司章程自由[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9 (1) .

[2]宋从文.公司章程的合同解读[J].法律适用, 2007 (2) .

[3]钱玉林.作为裁判法源的公司章程:立法表达与司法实践[J].法商研究, 2011 (1) .

[4]普利芬.从公司法规则的分类界定公司章程的边界[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3 (3) .

[5]罗培新.公司法强制性与任意性边界之厘定:一个法理分析框架[J].中国法学, 2007 (4) .

[6]石纪虎.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三者效力关系的“契约论”解读[J].法学杂志, 2010 (2) .

[7]孙玮蔓.公司章程自由与公司法强制性规范的协调[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1 (4) .

[8]陈桂华.关于公司章程边界的思考[J].理论探索, 2008 (5) .

[9]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论遗嘱自由与限制 篇3

关键词：遗嘱自由；限制制度；社会意义；价值取向

一、遗嘱自由与限制概述

（一）遗嘱自由原则的基本法理分析

1.遗嘱自由原则内涵分析研究

遗嘱自由原则最早被记载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十二铜表法》中，其发展至今已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继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主要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和国家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法理内涵。意思自治原则是一项重要的民法原则，主要是指依照个人意志自由设定权利义务，但不得违反法律规定。遗嘱自由原则主要两种截然不同的学说主张，一种是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绝对遗嘱自由主义，另一种是以法国、德国、日本为代表的相对遗嘱自由主义。绝对遗嘱自由主义认为法律不应干涉被继承人生前通过遗嘱处分财产的行为，强调保护被继承人的自由意志、自由处分财产。而相对遗嘱自由主义认为法律应适当干涉被继承人生前通过遗嘱处分财产的行为，强调应当适当的限制被继承人订立遗嘱的自由，只有在保留特留份的前提下被继承人才能处分余下财产，并且应符合公平原则[1]。

2.遗嘱自由原则的社会意义

遗嘱自由原则的社会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弥补法定继承的不足。法定继承是继承的两种形式之一，另外一种继承的形式是遗嘱继承，由于遗嘱继承反映了被继承人的意愿，因此优先适用遗嘱继承。遗嘱继承给予被继承人理性选择权，能够根据实际生活情况选择其死后的财产的分配，均衡家庭成员的经济能力使遗产的分割得以公平并发挥最大的使用价值[2]。

第二，减少遗产的继承纠纷。遗产继承中可能产生的矛盾多种多样，尤其在一些家庭成员多、组成人员复杂的家庭中，经常会因遗产分割产生家庭纠纷。而遗嘱继承是承载着被继承人的个人意志，家庭成员出于对被继承人的尊重大都遵守着遗嘱上的遗产分割，从而大大减少了家庭成员间的继承矛盾纠纷。

第三，激励人们更努力地工作。因遗嘱继承而继承到财产的人能够获得激励，带着被继承人对他的“期待”而努力工作，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遗嘱自由可以增加财产所有权人从“财产获取”上得到效用，认可被继承人意愿的正当性可以增加生产和保存财富的动力。

第四，有利于促进家庭和睦关系。如今全世界老龄化問题日趋严重，老年人的照料和看护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遗嘱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类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缓冲的作用。遗嘱自由形成一种利益诱导机制，一方面能够促使子女对老人进行看护照料，另一方面能够使老年人用遗产回报子女的付出。

（二）遗嘱自由原则的弊端

遗嘱自由原则虽然有着诸多社会意义，但仍有弊端不可避免。例如一些生活困难的家庭成员一直以来都需要依靠被继承人的扶养才得以保障基本生活，但由于被继承人的离去，且其遗嘱中也没有给为其留有特定份额，这些家庭成员要保障基本生活就需要向其他亲属寻求帮助，或者向社会寻求救济。这实际上增加了社会的救济负担，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还有的被继承人在拟定遗嘱时将财产遗赠给直系亲属外的第三人，并且这个第三人同被继承人之间存在某种不道德的关系，这种情形下对遗嘱自由原则的保护不仅破坏了家庭伦理，更对社会的公序良俗造成损害，消极影响着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由此可见，遗嘱的过度自由是会给个体的家庭和整体的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遗嘱继承的对象可以是第三人，但这个对象的确定应符合社会情理，正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设若被继承人将其全部遗产，遗赠与慈善团体，而不使上述亲属继承，其驾志敦，虽堪嘉赏，但因遗赠所引起效果，未免不近人情，且违反义理。”[3]由此可见，遗嘱的过度自由是会给个体的家庭和整体的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

二、限制遗嘱自由原则的主要制度

（一）对遗嘱形式限制的制度——遗嘱属于要式法律行为

对于遗嘱是要式法律行为这一点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都得到了严格的遵守，订立遗嘱若未按照法律规定的形式则属于无效遗嘱。遗嘱的要件指的是遗嘱成立与生效所具备的条件，具体包括了遗嘱成立、遗嘱有效、遗嘱生效三个类别，这三种要件处于前后相续的动态过程之中，前后要环环相扣。

（二）对遗嘱内容限制的制度——特留份与必留份制度

特留份指的是依据法律的规定被继承人在自由订立遗嘱的时候禁止取消为特定的继承人保留部分遗产的制度。必留份指的是被继承人在遗嘱中必须为某些特定的法定继承人留有必要的遗产份额的制度。这两种方式实质上都是对遗嘱人自由确定遗嘱内容的限制。

遗嘱是公民决定对死亡时所遗留的合法财产的处分的承载形式之一，国家以法律保护公民遗嘱自由就是保障公民享有的这项处分财产的权利[4]。一方面有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另一方面能够满足个人的物质需要并促使其创造更多的财富，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但仍有弊端不可避免，极端的权利是最大的非正义，遗嘱继承过度自由也必将有失公正。所以也应通过对遗嘱形式和内容等限制制度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弊端，从而更好的发挥遗嘱的社会作用。

参考文献：

[1]陆利平.《对“第三者”受赠遗产案的法理评析》.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第15页.

[2]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3]陈苇.当代中国民众继承习惯调查实证研究——北京市、重庆市、武汉市和山东省四地民众继承习惯调查报告[R].北京：群众出版社，2008. 1.

浅析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限制 篇4

杜量

摘要：本文通过对基督教在我国的现状的分析和对基督教家庭聚会问题的思考，引申出宗教信仰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有限制有界限的。这些限制是不同宗教信徒所必须遵守的。其目的正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关键词：基督教；基督教家庭聚会；宗教信仰自由；法律限制

中图分类号：B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7-0027-02

一、基督教在我国的现状

1.基督教有了较快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明显增强

全国的基督教人数已经超过1500万，比建国初期增加了二十多倍。不仅处于比较落后状态下的广大地区而且表现在大中型城市，其中包括不少文化素质比较高的群体。比之以往多为生活贫困的人群有着很大区别。

国家落实宗教政策，使合法的宗教恢复工作基本结束，基督教进入正常发展时期，其自身的发展与壮大就是情理之事。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在日益宽裕的社会环境中对基督教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也不再对宗教产生歧视和敌对的态度。甚至抱有好感。认为它是化解社会不可调和矛盾的一种良剂，是一种自我心灵的慰籍。基督教不断扩大的趋势表现在基督教文化热的形成。对基督教节日的狂热推崇就是基督教文化热的产物。

2.基督教努力适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挥巨大作用

第一，政治上，大多数的基督教组织的神职人员是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这是基督教界的基本立场，在广大宗教信徒中起到了良好的政治凝固作用。

第二，经济上，基督教徒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信与不信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标准，其中一些信徒就工作在脑力劳动的第一线，一些信徒本身就是具有高级职称的大学教授，他们为国家创造财富，是我国经济建设中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第三，文化上，一些基督节日的盛行（圣诞节），有利于丰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更有利于拓展人们的视野，不局限在本土文化中更有利于与世界文化接轨。

二、对基督教家庭聚会的一些问题的思考

《宗教事务条例》规定，对宗教活动场所依法进行登记，是宗教活动场所取得合法地位必须履行的法律手续，是政府依法对宗教活动场所进行管理的前提条件。其目的是通过登记，使宗教活动场所取得合法地位，使政府对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纳入法制轨道。

但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基督教徒不愿去教堂聚会，而选择了方式更加灵活自由度更高的家庭聚会。对家庭聚会限制以防止有人利用教徒的虔诚进行非法活动，做出有悖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事来。另外打着基督教旗号宣扬歪理邪说鼓吹异教势力仍然猖獗。名目繁多，有实际神（又名“东方闪电”）、呼喊派、生命会、哭派、园顿法门、观世音菩萨法门、全范围教会等。他们通过为信徒报销车费、发给补贴、提供吃饭等手段拉拢信众，争夺人心。应引起注意的是境外渗透明显加剧，一些活跃在港台和国外的宗教界人士，利用探亲、旅游、通讯等各种渠道向基督教界施加影响，不少基督教聚会点有非法接受境外捐款现象。

笔者认为当教徒在家庭聚会享受自己的权利时。也不要忘记他人的权利及自己的义务。众所周知，宗教信仰是受我国宪法保护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权利。但请大家首先分清宗教信仰与宗教信仰活动之间的关系，两者是不同概念的范畴，理论上宗教信仰自由先于宗教信仰活动，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但在实践宗教信仰时一旦逾越界限便失去了法律的保护。宗教和宗教信仰自由就失去了依托。宗教信仰是个人私事，但宗教信仰的教义，仪式，组织（结社及其由经营而带来的财产问题），传教（因此而导致的国民教育问题）等等活动分明也是社会的事，“皮将不存，毛之焉附”社会秩序乱了何谈权利?在谈宗教信仰自由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宗教信仰活动是否危及社会秩序。大者借宗教信仰自由之名。蛊惑诱导甚至裹胁众多信徒颠覆和平政府，围攻国家机关，即有的正常社会秩序无法维持，小者（多发生在居民区）高声朗诵经文教义，大声歌唱赞美上帝，殊不知这种享受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却损害了居民小区内其他居民正常的生活与休息，法律保护正常的宗教信仰活动，但这种活动却不能以影响他人作为公民应享有的休息权为代价的，因此对宗教信仰自由是应该有法律限制的。

三、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限制

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行使如同其他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一样，都要受到法律的限制和规范。因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行使，并不等同于公民自我认识和理念的范畴，而是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宗教活动去实现。宗教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和个人行为，如同社会中其他各种活动一样，需要有秩序地进行，需要相应的规则对其进行管理，以免导致混乱、无序和权利的互相侵犯，从而保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和维持基本的社会安定，于是法律的介入就成为必要和可能。

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限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宗教活动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公民行使权力不得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宪法第52条规定公民“有维护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的义务”，第54条规定公民“有维护祖国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信教公民作为公民的一分子当然有义务遵守宪法的上述规定。

国家利益是指与国家的方针政策、命运、发展等有关的利益，如政治、经济和军事计划，民族关系，对外关系，法律的实施等：公共利益是指广大群众共享的利益，如环境、公共设施、交通等。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以及公民利益是相辅相成的，国家安全是公民生活安定的保障。国家、社会的动荡对公民的生命、健康、财产不染构成极大危害，每个公民都希望维护自身的利益，但只有同时不侵犯其他公民的利益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国家作为协调公民利益的组织。有义务公正、平等地保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防止一部分公民对另一部分公民、某些社会团体对其他社会团体的权利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和人民大众的幸福安康，不容任何人加以破坏。因此。许多国家宪法在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时，在这方面都有限制性规定。如希腊，是个信仰东正教的国家，在宪法中赋予东正教很高的政治地位，但在宪法中仍然规定：“一切被承认的宗教的教士必须和主要宗教的教士一样地遵守国家的统一规定，履行同样的义务”，“任何人均不得以其宗教信仰为理由。拒绝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2.禁止外国势力干涉我国宗教事务

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具有神圣性。是不容任何外来势力干涉的。我国宪法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我国几大宗教，除道教外，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在我国历史上均由外国传人。与境外宗教有着天然的联系。解放前整个国家的半殖民地状态决定了这些宗教也多

为帝国主义控制和利用，成为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工具，特别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受到外国势力的极大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主权的确立使我国宗教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成为我国教徒独立自办的宗教，50年代我国天主教、基督教开展的反帝爱国运动。彻底清除了教会中的外国势力，割断了同外国教会的政治、经济联系，从此我国天主教和基督教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力教会和“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道路。

3.禁止宗教活动危害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身体健康

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身体健康不容侵犯。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公民在行使权利时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第36条第3款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损害公民身体健康的活动。众所周知，自由都是相对的，信教公民在行使自己的宗教信仰自由权时，应当同时尊重不信教公民的信仰自由，并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利为前提，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上每个公民都能平等地享有法定的自由和权利而不致互相侵犯。一部分公民的宗教活动如果侵犯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对被侵犯的公民来说就是不平等、不公正，法律保护的是全体公民而不是一部分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法律禁止建立在损害其他公民利益基础之上的所谓公民权利和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权亦不例外。4.宗教活动只有登记才能进行活动且只有在法定的场所内活动

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的范围包括：佛教的寺院、庵堂，道教的宫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堂以及其他固定处所。固定处所是指那些不是寺观教堂，而信教群众经常进行宗教活动的简易活动点。《宗教事务条例》规定，对宗教活动场所依法进行登记。是宗教活动场所取得合法地位必须履行的法律手续，是政府依法对宗教活动场所进行管理的前提条件，其目的是通过登记，使宗教活动场所取得合法地位，使政府对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纳入法制轨道。

宗教组织或宗教教徒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公共场所布道和传教，宣传有神论，举行宗教聚会，或是散发宗教传单和其他未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发初发行的宗教书刊。以防止各个宗教之间以及信教与不信教的群众之间发生争执，避免因对宗教信仰的不同态度而造成公民之间的隔阂和对立。

笔者在基督教家庭聚会中发现教徒在聚会中虽没有强制信教，但却以其他方式对来访的非信教人员进行基督教教义的“洗脑”。比如以笔者的亲身经历为例，大街上出现的福音传播或是初到一处家庭聚会之中，便有人要求试着去诵读圣经或学着去做祷告，更有甚者鼓励非信教者进行洗礼。既然教徒要求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为什么又去妨碍我们作为非基督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这种干扰非宗教信徒的行为也是与宗教信仰自由精神无疑是相违背的。

通过以上对基督教在我国的现状的分析和基督教家庭聚会问题的思考来探讨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以此全面、正确的理解宗教信仰自由的界限，更好的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以达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的。

责任编辑：丰军

出自: 《湘潮（理论版）》 2008年7期

保密制度与竞业限制管理办法 篇5

为了维护企业利益，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特制订本保密制度，企业全体职工必须严格遵守。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企业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济信息，以及企业依法律规定或者有关协议的约定，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事项。

第二条 可能成为企业商业秘密的技术信息包括技术方案、工程设计、制造方法、配方、工艺流程、技术指标、计算机软件、实验数据、实验结果、图纸、样品、模型、模具、技术文档、操作手册等等。

第三条 可能成为企业商业秘密的经营信息包括客户名单、客户订单、采购资料、财务资料、进货渠道、产销策略、经营目标、经营项目、管理廖窍、货源情报、内部文件、会议纪要、经济合同、合作协议等等。

第四条 严格遵守企业秘密文件、资料、档案的登记、借用和保密制度，秘密文件应存放在有保密设施的文件柜中，借用秘密文件，资档案须经总经理或办公室主任批准；不得在公共场所谈论企业秘密事项和交接秘密文件。

第五条 秘密文件、资料、档案不得私自复印、摘录和外传。因工作需要复印时，应按有关规定经总经理或办公室主任批准。第六条 职工调职或离职时，必须将自己保管的秘密文件、资料、档案或其他东西，按规定移交给企业总经理或办公室主任，不得随意移交给其他人员。

第七条 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与知悉或可能知悉企业商业秘密的职工另行签订《保密协议》，协议内容包括保密的内容、范围、权利、义务、期限、保密费和违约责任等事项。

第八条 未经企业同意，职工在职期间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企业同类的营业。

第九条 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与知悉或可能知悉企业商业秘密的职工另行签订《竞业限制协议》，约定职工从离开企业后的一定期限内，不得在生产同类且有竞争关系的产品的其他企业内任职，企业向职工支付一定数额的补偿费。

第十条 本实施细则由公司办（人事部）负责解释。

“限制”与“自由” 篇6

两个率先即率先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优势：1.“十一五”时期是江苏发展史上应对重大挑战、经受重大考验、取得重大成就的5年，也是在科学发展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的5年。

1.1 综合经济实力迈上大台阶。5年来，江苏省经济年均增长13%以上，去年GDP达到40903亿元，人均5.2万元左右，相当于7700美元；财政总收入达到11743亿元，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408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超过7.5万亿元。全省有28个县（市）跻身全国百强县，其中7个县（市）位居前10强。

1.2 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新兴产业成为“十一五”新的增长点，去年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物联网6大新兴产业销售收入突破2万亿元，增长35.8%，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突破3万亿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0.9%。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持续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由全国第四位上升到第一位，去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2.1%，发明专利申请量首次跃居全国第一。

1.3 统筹协调发展水平明显提高。城乡发展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城市化率达到57%，5年间提高6.5个百分点。区域协调发展格局逐步形成，苏北、苏中主要经济指标增幅连续5年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经济总量占全省的比重逐步上升。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得到加强，“十一五”节能目标如期完成，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减排分别完成116%和126%。

1.4 深化改革开放取得新的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全省公有、私营个体、外资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35.9%、39.4%和24.7%。“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开放局面正在形成，去年全省进出口总额4658亿美元，其中出口270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达到285亿美元，连续8年居全国第一，占全国四分之一以上；境外协议投资21.7亿美元，增长104.6%。

1.5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达到22944元和9118元，比“十五”末增长84%和70%，是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特别是人均年收入2500元以下的468万农村贫困人口中有338万人实现脱贫。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加快发展，实现了城乡低保、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四个全覆盖”。8类主要刑事案件发案率在东部沿海地区处于最低水平，社会治安综合绩效考核和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率均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

2.2.1 在新的起点上推动“十二五”时期江苏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突出一个主题，就是科学发展的主题；一条主线，就是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6大战略，就是根据科学发展新要求和发展阶段新变化，对原有重大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和拓展，明确提出大力实施科教与人才强省、创新驱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经济国际化、区域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并把科教与人才强省战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战略，把创新驱动战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

2.2 综合考虑未来发展趋势和条件，我们从经济增长、结构调整、自主创新、生态建设、城乡区域发展、改革开放、人民生活、社会建设8个方面提出了江苏“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其中核心的是3项指标：一是经济增长指标，年均增长10%左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000美元；二是民生指标，居民收入实现7年倍增；三是创新指标，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5%，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60%以上。基本导向是不盲目追求高速度，而是更加注重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提高民生幸福水平。

3.3.1实施文化建设工程为抓手加快文化强省建设。实现“两个率先”，物质是基础，精神是导向，文化是灵魂。要切实履行政府文化建设的责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3.2提升先进文化引领力。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大力弘扬“三创三先”的新时期江苏精神，更好地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文学艺术事业，扶持文化创作生产，更多地出精品出人才。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重视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

3.3 提升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水平。合理配置城乡文化资源，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大基层特别是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继续实施重大文化设施建设工程，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公共文化活动。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和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添动力。

3.4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加强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支持重点文化企业做大做强，推进文化产业与科技、旅游、金融深度融合，提高文化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努力使文化产业成为江苏的支柱产业。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管理，深入开展“扫黄打非”。扩大文化对外交流，不断提升江苏文化影响力。

限制：1.尽管江苏地处沿海发达地区，但人口大省、资源小省的现状，对进一步发展经济，提高居民收入也构成了不少的约束。百姓的菜篮子是涉及城镇居民生活保障和农民增收的大事，而解决这个问题，农业合作社和超市对接的模式发挥了巨大作用，每家“蔬菜超市”背后都由一个大股东、8家专业农业合作社共同参与投资，超市的菜由合作社的蔬菜种植基地每天直接配送，中间没有了批发商，菜价也就降下来了。每天早上和傍晚，合作社的配送车都会送菜。

2.我们区域之间的差距还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是加大苏北地区的帮扶力度，包括我们向他转移资金、转移项目、转移人才、转移科技，来使苏北能够产生更多的内生动力，这五年多我们已经是上万个项目，几千亿的资金转移过去，苏北地区的增速已经超过了全省平均，也超过了苏南，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

3.在这个农民增收、市民增收这方面，由于区域化经济的差异化肯定会有一些难点，主要表现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不平衡。

解决限制的措施：1.两个率先的要求，就是江苏要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现在的实践，我们认为现在从省定的小康目标我们全省已经达到了，但是还是个平均数，不属大多数，差在哪里，差在苏北，差在农村，所以我们现在还要下更大的工夫，用更大的力气去解决差距问题，这个差距问题不仅仅是经济收入的问题，也是个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小康目标到底能不能实现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围绕着十二五的主题和主线咬定发展不放松，但是更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更重社会的公平正义，更把分配或者说切蛋糕放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来使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和谐稳定的平稳发展。

2.江苏省提出了居民收入七年倍增计划，然而对这个经济发达省份来说，实现这一目标，最大的考验在于如何缩小城乡差距和南北区域差距。江苏在实现两个率先的过程中，拿出了许多解决办法，多管齐下，提高苏北地区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3.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转型升级，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才能使企业职工的收入不断得

到增加。通过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的就业、职工的就业可以稳定，职工的保障可以完善，职工的工资可以相对得到很好的提升。所以我们这个倍增计划与我们企业的转型升级，与产业的结构调整紧密相关。

论契约自由的限制 篇7

(一) 契约自由的产生及发展

十九世纪古罗马法中, 当事人只要双方“意思一致”, 彼此之间能以善良公平原则去履行契约, 即使不在当场, 亦可订立契约。现代意义上的契约自由, 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1804年“契约自由”作为资本主义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首次被写进了《法国民法典》;1896年《德国民法典》也体现出契约自由的底蕴。英美法系判例法国家注重个案正义, 更尊重契约自由;大陆法系国家讲契约自由规定为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 我国新合同法中也确立了契约自由原则。

(二) 契约自由的内容

契约自由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缔约自由, 即与他人缔约的自由;相对人的选择自由, 即自由决定与何人缔约;内容自由, 即契约内容由当事人自由决定;变更或解除的自由, 即当事人缔约后变更或解除约定的自由;方式自由, 即契约的订立不践行一定方式为必要。然而, 契约自由的内涵则由三部分组成:缔约不受强制;有约必守;违约负责。我国老一辈法学家认为:“私法自治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合同自由原则, 这是近代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是近代合同法中一切制度的核心。”然而, 既然称之为核心,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契约自由是绝对的自由?事实证明, 契约自由并不能绝对自由。

二、契约自由的限制及必要性

自二十世纪以来, 契约自由虽然是民法的基本原则, 但各国也纷纷立法以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原则等对契约自由进行大量限制。下面, 我将以案例形式简析契约自由限制的必要性。

案一:道德伦理方面。张某夫妇在生活经济各方面都好, 唯一遗憾的是张某的妻子不能生育。后经某人介绍, 找到专门从事代孕的小王, 希望小王能为其代孕。双方达成契约并详细约定宝宝的数量, 价格, 归属权后, 张某夫妇便带小王成功地进行了人工受孕。某日小王出门散步, 因地滑摔倒而导致小产, 但基于张某夫妇急切想要孩子, 遂再次约定, 小王身体恢复后双方按照之前约定再次代孕。经过调养, 张某夫妇再次带着小王进行受孕, 但小王的盆腔出现了后遗症, 再次怀孕的几率很低。于是张家夫妇最终与小王解除了合同, 出于情感上的同情, 张家夫妇支付了1万元人民币给小王, 希望她能多调养自己的身体。

案二:生活消费方面。2001年7月15日晚, 广州市民曲先生被白云区某酒楼收取了开瓶费20元。曲先生认为酒楼严重侵权, 因此诉至法院, 当年8月27日, 白云区法院一审判令酒楼返还20元“开瓶费”。

分析:案一, 双方签订的代孕合同形式和内容是违背法律道德的, 不受法律保护。造成了小王身体的严重伤害, 却无法找到合理的救济途径。小王不能以违约救济, 就算想以侵权为由也很难胜诉, 因为在因果关系上, 我们并不能说代孕就一定导致流产, 而流产就必然导致失去生育能力。因此代孕与不能生育并不当然的具有因果关系。而从道德层面而言, 这种行为不被提倡。最终小王只能沦为“契约自由”的牺牲品。案二, 争议的焦点是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生活中商家们常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随意订立霸王合同, 若然保护此行为, 则消费者权益形同虚设。

由此可见, 生活中有太多利益主体为谋私利而随意的订立所谓的满足双方利益的合同, 但却因自由的契约行为带来惨剧和后患, 无可厚非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弊端也层出不穷。正如梁慧星先生指出:作为近代民法基础的两个基本判断即所谓平等性和互换性已经丧失的情况下, 绝对的契约自由导致一方利用其垄断地位和优势控制合同内容, 这样就必然使处于弱势的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也影响到交易的安全和稳定, 故各国均主张对契约自由进行限制。所以, 我们有必要对契约自由进行适当的限制。

三、契约自由限制的方式

契约自由应当进行适当的限制。具体可体现为以下形式:

(一) 缔约自由的限制

凡事关人民生活日常所必需;生命健康之救济;受教育权之保障及增进社会进步之契约, 当事人不得拒绝缔约。

(二) 相对人选择自由的限制

当事人不但负有缔约之义务, 且不得选择或限制相对人缔约。

(三) 契约内容的限制

契约及条款不得违背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 不得利用优势或垄断地位通过格式合同及条款不当减免自己的责任或加重相对人的责任。

(四) 变更或废弃契约自由的限制

对于双务契约而言, 未经相对人同意, 不得擅自变更或废弃契约;而单务契约, 原则上允许单方变更或废弃契约, 但例外情形也得限制, 如赠与契约中公益性质或已经公证者不得撤销等。

(五) 契约形式自由的限制

涉及人民重大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契约, 应法定或约定为书面形式, 或规定某些特殊契约经过登记才发生效力等, 以维护交易安全。

四、结论

诚然, 契约法是以个人为本位的, 崇尚个人自由意志, 并以保护个人合法权益为己任的一部私法, 因而, “契约自由”成为契约法的核心理念, 限制只是基于社会因素的考虑。“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 我们应当放弃个人利益, 尊重社会利益。”这是相当一部分人的价值取舍观。然而, 这种“舍小求大”的功利主义思想并不可取。正如康德所说:“我们不能为了一种善而牺牲另一种善”, 即不能为了一种合法的利益而牺牲另一种合法的利益。契约自由及其限制是辨证统一的, 契约自由应当始终居于首要地位, 限制也应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拥有一部正义而有效的契约法, 才能真正指导和促进我们的生活。

摘要：契约自由是契约制度之灵魂, 是市场经济得以建立和发展的法律基础, 在私法领域居于基石性的地位, 但这并不当然可以理解为契约自由即为绝对的自由。事实上, 为了更好的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平衡各方利益, 我们应当对契约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 以避免由于绝对的自由而引起更多的弊病。

关键词：契约自由,契约自由的限制,私法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总论[M].法律出版社, 1998:38.

[2]李永军.合同法原理[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7:78-79.

在限制中放飞自由 篇8

2015年12月20日下午，由《初中生世界》编辑部主办的江苏省第十四届中学生作文大赛（初中组）决赛在南京举行。骆冬青教授作为大赛评委，也莅临现场。而我有幸作为《初中生世界》杂志的小记者，面对面地采访了骆教授。

在采访之前，我听说骆老师为人非常随和，常于幽默风趣的言谈中讲述奥妙的知识和道理，深受学生敬爱。而采访骆教授后，我对此深有体会，感觉受益匪浅。

一

因为骆教授多年关注高考，并且多次参加高考作文命题，采访一开始，我们便围绕“如何学好语文”这一中学生关心的问题展开了对话。首先，我向骆教授请教：“现在的中学生想要在语文方面有所提高，该做些什么呢？”骆教授回答说：“如果遇上一个好的语文老师，学生的语文自然就能学好，只需按照语文老师提供的方法去学习就可。但是，如果实在遇不上好的语文老师，就只好靠自己读书。自己读书最重要，是提高语文能力的关键。读古典诗词、散文、小说，或者各种杂书都可以，主要是要读‘好书’、经典的书。自己的兴趣与合适的‘书’一旦相遇，就能用‘心’去读。一本一本地读下来，然后去体会里面的好处，对语文学习大有裨益。比方说读古体诗词，找一种比较好的注解本，也不一定要全部读完，读大半本就差不多能掌握里面的知识点，这种功夫是必须下的。提高语文水平就是要看‘闲书’，所以语文学习是需要花时间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学生课业繁重，往往是其他的课程作业挤占了阅读时间，以致中学生难以找到读书的时间。”

我还向骆教授提出了自己的一个困惑：“语文老师会教给我们许多阅读题的答题模式和技巧，这对于提高我们的语文能力有帮助吗？” 骆教授认为这要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方面，掌握一些答题技巧和模式对语文学习是有一定帮助的。拿古典诗词来说，其体式、格律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有些意象和典故也有固定的寓意。掌握了这些固有规律，对理解古典诗词是有帮助的。尤其在考试答题时，有助于更快捷地分析出正确答案。像我国古代著名的文艺理论专著《文心雕龙》，就把各种文体模式总结出来，教人如何读与写。而读者掌握了这些技巧，就有助于读懂作品。另一方面，学生不可一味地依赖于答题技巧。好的文章，是各有巧妙不同的。因此，不可能有固定的模式。命题人在设计考试题的时候，一般都是多方考虑，力求考出一个学生真正的审美能力。因此，学生平时还是要注意阅读的积累，考试时，要在真正理解文章的基础上答题，要一句话一句话地去读，从头读到尾，才能正确把握文章的意思。”

二

之后，我们又谈到了写作问题。现在的中学生在考场写作时，都倾向于写记叙文，因为写议论文比较容易偏题。骆教授认为：“议论文写作在确定了论点之后，需要有一个从概念到逻辑推理再到判断的过程，需要将对概念的深刻理解与准确的判断紧密贴合，这个能力是平时训练出来的，比较难掌握。然而，大多数人对考试作文中的‘文体不限’有所误解，将其理解为就是记叙文、议论文二选一。其实，议论、记叙是一个大的概念，而文体则包含甚广，有许多文章体式。就高考作文来说，命题要求的本意是让考生选择合适的文体表达自己的想法，写出精彩的文章，也就是说，考生选择小说、散文、戏剧、杂文等文体都可以，甚至可以自己创出一个文体。”而对于如何将作文写好，骆教授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有“灵性”。他经常对自己的研究生强调“灵性”的重要性，这是一种很高很强的审美能力，需要一个培养的过程。他说：“对于一般的初、高中学生来讲，要想写好作文，首先要掌握一定的文体规则，要知道小说该怎么写，散文该怎么写，杂文该怎么写……最重要的是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同时，写作要有想象力、创造力，可以标新立异。而在考试作文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审好题，要按照题目的要求去写。比如说‘怀想天空’这个题目，如果考生只写天空，那得低分的原因就是文章里只有天空，没有怀想。命题作文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写作者既可以有很美妙的想法，也可以把自己美妙的想法十分畅快地表达出来，但同时不要忘了命题的限定。考试作文的特殊性，毫无疑问地限制了考生的写作自由，这要求考生在平时就要培养自己审准题来做文章的能力。但是，如果考生在命题的限制范围内，施展才华，标新立异 ，往往会获得高分。所以，写考场作文时不要惧怕标新立异，只要不离开命题的‘意’，你的作文便会出彩。中考、高考阅卷是由多个老师即阅卷组共同评分，有创新而又不跑题的作文，通常会获得老师们的推许。”

三

采访中，骆教授还详细地谈了语文高考题型与如今出现的一些学习误区，他说：“语文试卷目前分为几个部分。一部分是语文基础知识方面的，这部分应当逐渐地从高考试卷中剔除。特别是2017年之后，要进行题型改革，把一部分基础知识放到学业水平考试中去考；但在没有改革之前，命题组也尝试着做了一些变化，比如把前面的字音和字形类题目都去掉了，因为这一块浪费学生和老师的时间太多了。其实，这类题目总共只有6分，却花去了师生大概30%的复习时间。还有一类所谓的‘语言运用题’，给一个例句，要求仿写句子，这类题目趋于模式化，很死板，很难考出学生的语文能力。高考语文的命题倾向是从知识性的考查变成能力性的考查，要出能考出学生语文能力和素养的题目，如现代文阅读、古诗文鉴赏，等等。现代文阅读又可分为文学类的和议论文类的，能比较综合性地考查一个人的语文水平，要看考生能不能读出文章的精微之处，能不能读出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听了骆教授的话，我想到一个问题：“中考与高考试题的题型几乎如出一辙，现在高考已经将字音和字形类题目去掉，如果中考试题也发生相应改变的话，对于初中生掌握汉语字词的能力会不会产生影响呢？”骆教授回答说：“其实对于字词的训练，在小学阶段就可以完成。而对于字词掌握情况的考查，通过作文板块完全可以达成。我们能够从作文中看出学生对字词的掌握情况。如果能把一篇作文写好，证明文中的那些字词对考生来说已经没有问题了。掌握2000到2500个汉字，就可以流利地进行日常书面交流。老舍也曾说过‘常用的汉字是很少的’。而试卷中的字音字形类题目，往往考一些不常见的字词和读音，几十年考下来，题目越来越偏，把学生的精力和时间都浪费了。”由这个话题，骆教授还引申到了现在很热的“汉字大赛”：“当时江苏赛区的总赛点就设在南京师范大学，我是评委之一。这次比赛的设定是以考常用字为主。一个初中教师在比赛间隙来到评委组，说：‘我们都让学生专门背《康熙字典》上面的字了，你们怎么专门考这些容易的？’这个老师的想法就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错误观念。专考生僻的字，这对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有什么帮助呢？”

骆教授的一番话说得我频频点头，深以为然。带着深刻的启示，我愉快地告别骆教授，结束了这次有意义的采访。

（指导教师：吴 璇）

本书是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点课题“明清小说经典的美学研究”的一个子项目，是骆冬青老师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

本书从明清小说的“叙事”出发，但不拘泥于“事”与“理”，而是坚持“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一切都在心中”的观点，将明清小说史看作中国的“心史”，认为明清小说证明了在任何境况下，中国精神的特质乃是“心有天游”。“心有天游”，强调的是道在心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注目于民族精神的深层结构，乃至精神密码的同时，更注重于民族心灵的奋发与开拓，民族心灵的抗争与超越。

本书选取了一个新的角度，把世界还原为一个“有形的图像时代”，在人与人以及人与物的关系中抓住了欲望这个主线，着重分析和阐释在欲望得到充分释放以后的千姿百态的生活现象，并将这种分析和研究方法称为“形而放学”。全书从审美的角度，透视了政治、经济、道德、艺术，因为在这四大领域，人的欲望表现得尤其充分；同时，这四大领域也几乎涵盖人类社会生活，它们既不是单纯的形而上，也不简单属于形而下的日常生活。

美，可以在一瞬间摧毁人的整个价值系统，让人痛感以前的生活毫无价值。同时，美又是一种最高的价值标准，如天光乍现，似醍醐灌顶，让人们明白了一切的微不足道，让一切以前感觉不错的事物，统统变成了没有意思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