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及其限制

言论自由及其限制（精选10篇）

言论自由及其限制 篇1

言论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与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近来, 它通常被理解为包含了充分的表述的自由, 包括了创作及发布电影、照片、歌曲、舞蹈及其它各种形式的富有表现力的资讯。

言论自由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民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 在这概念下, 它被认为不应受到政府的审查。然而国家可能仍然处罚 (但非禁止) 某些具有破坏性的表达的类型, 如明显地煽惑叛乱、诽谤、发布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秘密等等。

不过, 如法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指出, 人们对于自由地发表言论有所疑虑, 可能不是因为害怕政府的惩罚, 而是由于社会的压力。当一个人表达了一个不受欢迎的意见, 他或她可能要面对其社群的蔑视, 或甚至遭受猛烈的反应。尽管这种类型的言论自由的压制比政府的压制更难预防, 关于这种类型的压制是否在言论自由的范围内还是存有疑问的, 而言论自由被视为有代表性的公民自由权利或免受政府行为干涉的自由权利。

《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我国现行《宪法》第35条规定, 言论自由是公民一项重要的政治自由和权利。公民享有政治权利的首要前提就是能够享有言论自由, 自由地表达对政治生活和国家大事的看法和见解。没有言论自由的保障, 就没有监督权的实现。言论自由可以监督制约公共权力, 促进公民之间、公民与政府及其官员之间的对话, 有助于增强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对于政府的信任感。公民行使监督权的过程, 也是公民言论自由的实现。因此言论自由在公民各项政治权利中居于首要地位, 没有言论自由, 也就无所谓其他的自由和权利。

公民凭借其享有的言论自由, 通过行使监督权的方式, 对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的行为提出了批评意见, 是公民行使正当权利的过程, 根据我国加入的《世界人权公约》和我国《宪法》的规定, 应该受到我国法律的保护。

探讨言论自由的限度, 关键的问题分析和解释言论自由与其他正当权利的冲突, 探寻权利与权利之间合理的边际区分, 最大限度地保持权利之间的平衡。诸多的法律实践表明这一领域中的权利冲突主要发生在以下几个方面:言论自由与公共安全、言论自由与国家利益、言论自由与名誉权、隐私权的冲突。上述的几个案例则突出地表现为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的冲突。本文也将对言论自由权与名誉权的冲突, 及其解决方式进行探讨。实际上, 人们法律观的不同, 对于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在价值上孰轻孰重有争议, 但是我们必须谨记:“对言论自由施加限制的唯一根据只能是其他正当权利的要求, 而且并不能因此而压制言论自由的合理空间。”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一方的存在都会造成认识的错误。如何在权利之间找到平衡呢?“为了合理的实施限制又不损害言论自由的价值, 必须建立系统的理论。”

言论自由的含义和内容一般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任何公民都有平等的以言论方式表达思想和见解的权利;二、言论自由表现形式多样化, 既可以采取口头的, 又可以采取书面的, 还可以利用手机, 电视, 互联网等现代通讯工具;三、公民言论自由受法律保护, 只要其言论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 就不能因发表了某种言论而给自己带来不良的法律后果。

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 一般表现为对言论内容和言论形式的限制。限制言论内容, 是一种实质性的限制, 构成了对言论自由权利本身的威胁;而限制言论发表的时间、地点、场合一般只构成形式性的限制。

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 超过一定的限度, 就会构成对公民言论自由的剥夺。在美国最高法院在1964年萨利文诉《纽约时报》一案中, 申明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 即当政府官员因处理公众事务遭受批评和指责, 使个人名誉可能受到损害时, 不能动辄以诽谤罪起诉和要求金钱赔偿, 除非官员能拿出证据证明这种指责是出于“真正的恶意”。“真正的恶意”即“明知其言虚假, 或满不在乎它是否虚假”。在其后的几个判例, 法院又将“真正的恶意”原则的适用范围从执行公务的政府官员, 扩大到公众所知的人物。“真正的恶意”几乎成为以后衡量所有类似诽谤案的一个标准。

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中,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往往是掌握权力的主体, 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 他们的言行都受到群众的监督, 群众也有对他们的职务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利。监督权行使的方式最普遍的就是提出批评建议。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 公民认为侵害了国家, 集体, 或者其自身的合法权利, 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批评建议。群众提出批评建议的言论自由。公民言论自由不仅包括发表正确的言论, 也包括发表不正确的言论。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的言论时时都正确, 只要这种错误的言论没有达到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的程度。主观标准上我们可以使用公民有无“真正的恶意”来判断。

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 首先要在立法上完善。宪法是直接规定言论自由的规范, 我们需要制定基本法律来规范言论自由。其次, 在执法上, 应当严格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 在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 作出利益权衡, 使两种权利能够达到平衡, 这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自由权利的真实状态。最后, 应当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让公民认识到自己的权利, 这才能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得到有效的保护。

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 直接关系到了我们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建设。从一定程度上讲, 一个国家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程度, 表明了这个国家民主建设的程度。

言论自由及其限制 篇2

一场讨论进行得如何,往往要看其参加者决定不说什么。为了避免破坏性的冲突,我们就不谈论那些有争议的话题。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老朋友们对有关以色列的问题总是避而不谈,免得伤了和气。当然,掩盖有分歧的问题,可以视为一种预先审查,是逃避而不是交流。然而,羞于交锋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懦弱,因为它能够促成积极目标的实现。对敏感的问题保持缄默,我们就能够维持某些形式的良好合作和伙伴关系;反之,则不能。

人在各种场合,从国际高峰会议到夜半幽会――或许也包括少有的`健忘病患者,都会出现策略性自查。在集体生活中,有许多事情不能提及。犯忌讳,在任何群体中都会引起普遍的震惊和难堪。毕竟不应有人当众洗涮肮脏的内衣。在全体教职员会议上,即使爱饶舌的教授也不会没完没了地唠叨他们的酗酒或婚姻关系。这种免谈之受到如此广泛的赞赏是容易解释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哪一个群体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无限的。人们不能同时谈论每一件事情;生命是短暂的;为了减轻认知的负担,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时间集中讨论不同的问题。

自缄其口的其他原因则不太普遍,但与民主理论的联系比较密切。有时,某个问题“说不得”,是因为泄漏出来会冒犯重要人物或小集团,并且会极大地损害团体组织的合作精神。相反,如果一个群体避开了某一令人厌烦的问题,它就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其稀缺的资源。只要盖紧闲谈的话匣子,讨论会的主持人就能够防止其生动的内容吸引每一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至少在当时。换言之,尽管大众心理学提出了一些警告,但克制可能是极有益于健康的。

若干初步的例证

在法律上,时效制度使历时已久的犯罪免受追诉。与此相似,不受法院裁判原则(nonjusticiabilitydoctrine)使最高法院对疑难的法律问题保持沉默。所谓“政治问题”原则,以及,“案件与争议”、“成熟性”和“诉讼资格”都是“为决定不作出判决而设计的方案”,(1)这是一种策略,借此,最高法院的法官们限定了他们必须表态的问题的范围。每一个机构在解决某些难题方面都有优于其他机构的条件。通过缩小自己的管辖范围,最高法院可以改善其整体功能。通过拒绝对某一政府行为作出支持或推翻的决定,最高法院可以避免作出可能损害其信誉且使其有限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负担过重的判决。

学术团体同样要对可讨论而又相关的言论的范围进行调整。例

限制水自由 篇3

水活度值为0.81的蛋糕,保质期为21℃时24天。如果水活度提高到0.85,那么这块蛋糕21℃时的保质期只有12天。

水分活度是指食品中水分存在的状态,即水分与食品的结合程度。水分活度值越高,结合程度越低;越低,结合程度则越高。一般说来,水分活度决定了大部分食品的货架期,但是,“在国内,食品延长它的货架期,都是靠防腐剂,而不是靠低水分活度保存的。”上海市食品研究所的研究员沈菊泉说。

日本的相关标准规定,库存食品水分活度超过0.90就不能上市销售。美国的相关标准规定,库存食品水分活度超过0.85不能上市销售。中国于2009年第一次发布了食品水分活度测定的标准,其中规定“食品水分活度的范围为0.00~0.98”。

导致腐败的自由水

除了冷冻食品和含挥发性成分的食品,大部分食品的过期都能跟水分活度扯上关系。食品中的水分以自由水和结合水两种形式存在,微生物在食品上生长繁殖,能利用的水是自由水,而不是总含水量。因为部分水是与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以及一些可溶性物质,如氨基酸、糖、盐等结合,这种结合水对微生物是无用的。

水活度值决定了微生物的生长速度,它是药品和食品行业重要的参数。自由水含量越高,代谢越旺盛。新鲜食品水分活度很高,降低水分活度,可以提高食品的稳定性,减少腐败变质。简单说,水分活度高对食物可不是好事。

在水产品中,谷物、肉制、果蔬或者固体饮料等类的食品中,影响食品稳定性的微生物主要是细菌、酵母和霉菌,这些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都要求有最低限度的水分活度。食品的水分活度低于这一要求,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就会受到抑制。

不同的细菌繁殖的环境也不同,水活度值在0.88时,最容易滋生酵母菌,在0.80时,最容易滋生霉菌。这样一来,如果我们能检出食物中的水分活度,我们就能预知是哪种微生物导致食物腐败的,并能分检出来。

0.85是个关键值

0.85水分活度影响食品质量的一个关键限值。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规定,库存食品的水分活度超过0.85就不能上市。大部分细菌是无法在pH<4.6,水活度<0.85的环境下繁殖的。0.85是根据金黄色葡萄球菌产生毒素的最低水分活度得来的。

水分活度在0.85以上的食品需要靠冷藏或其它措施来控制病原体的生长,比如生鱼、苹果和牛奶;水分活度0.60〜0.85之间的食品为中等水分食品,这些食品不需要冷藏控制病原体,但需要规定一个不是太长的货架期,避免酵母菌和霉菌引起食物腐败,比如果酱、面粉、酱油等;对大部分水分活度在0.6以下的食品,不需冷藏,且货架期都较长,比如饼干、干面条,这些食品称为低水分食品。

对我国出口的产品,外商规定必须标明水分活度值,而非水分含量值。检测水分活度的方法也被《食品水分活度的测定》国家标准统一起来。接受检测的样品至少200克,在室温18℃~25℃、湿度50%~80%的条件下,迅速切成长宽高分别为3mm的方块,然后放在带磨砂盖的密闭玻璃容器里。

降低水活度

低水分活度能抑制食品的化学变化,稳定食品质量,这成了食品加工的主要目标。正在加工中的食品,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尽方法降低水分活度。

有些食品的配方就是根据降低水分活度来制定的。比如,果酱为什么一定要加糖。有些产品需仔细控制水分活度,其它则不必。降低食品中水分有两种传统方法,即干燥或者加盐、糖结合水分子。

干燥是降低食品水分活性的传统方法之一,食品包装袋里的干燥剂也很常见。肉类、鱼类及蛋中因含0.5%〜2.0% 肝糖,干燥时常发生褐变,一般添加酵母或葡萄糖氧化酶处理或除去肝糖再干燥。生鲜食品的干燥有所不同,一般需要破坏其酶的活性,最常用的方法是热烫,或添加抗坏血酸、食盐,有的还会用硫磺熏蒸,后者常用于控制水果的水分活度。流体和半流体的食品,比如牛奶和果汁,常用喷雾干燥和真空干燥。

另一种降低食品水分活度的方法是加盐或糖,叫做盐藏和糖藏,这不需要非常特殊的设备。这种类食品中最典型的有酱油、果酱和腌鱼,对固体食品如鱼或熏火腿,一般放盐干燥,或浸入盐水中。

论新闻自由及其限制 篇4

一、新闻自由现状

由于新闻媒体的不负责任, 滥用新闻自由, 致使频繁发生虚假报道和侵权报道。新闻自由固然重要, 但是这样的自由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 如果不加强对新闻自由的监管力度, 社会将为新闻自由付出代价, 更会对新闻行业造成不良影响, 从而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前景 (1) 。法律法规不健全, 媒体自律不够。

新闻自由产生的侵权行为, 我国法律中规范不到位, 政府部门也一直保持先放任、事后追究的态度, 这样的制度并不利于我国新闻自由的发展。我国四部《宪法》都只进行了言论自由规定, 却忽视了新闻自由, 这也是新闻自由被滥用的原因之一。限制法律的不完整可以从我国对出版物的限制中看出, 我国对出版物限制主要是两方面, 一是未获得审批的不合法出版, 二是申报内容受到限制的出版。可以看出并没有《新闻法》或是新闻自由规定规范。所以往往发生新闻侵权案件中, 由于新闻的特殊性和实效性, 在案件解决的过程中, 给受害者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在法规上并没有严格对新闻侵权进行把关。在新闻媒体自身方面, 缺乏自律制度, 应科学的使新闻媒体提高自律和职业道德 (2) 。

二、新闻自由限制的重要性

虽然新闻自己是社会民主的体现, 但是没有自由是绝对的自由,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新闻的社会影响力众所周知, 在现今社会舆论是一把利剑, 所以决不能让新闻自由被滥用, 滥用新闻自由带来的不良影响不可预期。滥用新闻自由指对其他进行诋毁、侮辱、不遵守法律进行泄密、暴露他人隐私、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由于新闻的及时性和迅速性等特点, 造成很很多新闻编辑不假思索的报道, 最终造成了失真和遗漏, 这样的新闻在传播中可能损坏到他们的合法权益, 所以新闻限制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三、新闻自由限制条件

1. 新闻自由不得损害国家利益

新闻自由必须遵守不危及国家安全和政治局势稳定, 这是新闻自由不可逾越的底线。新闻自由不能宣扬反社会、反人类、教唆犯罪、不得泄露国家机密、煽动群众。

2. 新闻自由不得侵害公众利益

新闻过度自由十分危险, 甚至将对经济和政治产生不良性影响。假设报纸对某家企业进行了虚假的恶意诽谤报道, 该企业的名誉将受到损害, 给该企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甚至导致企业破产, 所以新闻自由除了要做到最基本的尊重他人私生活、道德外也应该考虑到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

3. 新闻自由不得损害他人利益

新闻自由在行使中不应该以损害他人利益来实现。每个人都享有法律的保护, 包括着:姓名权、名誉权、隐私权等等。所以新闻自由不能对个人名誉进攻击, 更不能窥探他人隐私。

四、新闻自由限制方式

1. 预防制度

应对新闻媒体发布法律法规, 提前规范新闻自由行为, 也可以成立相关审核部门, 对新闻媒体进行考察。新闻媒体出版物应受到国家管控、干预和检查, 提前审核有效的限制了不良出版物, 防止了新闻自由带来的社会危害。

2. 惩罚措施

一些新闻自由行为, 对他们的伤害, 是不可挽回的, 若已经触犯了法律, 在惩罚制度上必须完善, 在制裁上可以采取行政、刑事、民事惩罚手段。出版物出现违法现象, 必须依法进行处罚, 才能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政府部门不能放任新闻自由带来的危害, 相关部门可以根据新闻自由行为最终带来的危害程度来进行惩罚。

由于我国经济文化相对发达国家还比较落后, 新闻发展史还不够长, 所以在新闻自由控制方面缺乏经验, 并没有实行法治管理, 在这种缺乏控制的情况下, 新闻自由急速膨胀, 所以传统的预防手段, 已经不再适用, 必须倾向法治管理。

结论

在当今社会, 新闻自由需要得到规范, 虽然新闻自由象征着民主, 但是不能因为这种自由伤害到其他人, 适当的限制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 这方面我国相关政策十分薄弱, 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打造一个和谐的、有益于社会的新闻自由。

摘要：新闻自由与现代的民主制度密不可分, 但现今社会也有很多不法之徒利用新闻自由, 给社会造成了不良后果, 本文将从几方面对新闻自由及其限制展开讨论。

关键词：新闻,新闻自由,新闻自由及其限制

注释

11 徐利玉.浅谈新闻自由及其限制现状和对策[J].湖北电视广播学院, 2012, 13 (11) :119-124.

言论自由及其限制 篇5

——《论自由》读书笔记 当今社会，民主与自由已经成为社会的主题，人们对个人自由有着迫切的追求，而且，也只有能够满足个人自由的社会才是真正的民主社会。那么，人类自由的适当范围是什么？个人自由的限度是什么以及政府干涉的限度是什么？都是我们需要解决与明确的问题，从而确立适当的制度保证人类个人自由地实现。而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从穆勒的《论自由》一书中找到答案。

《论自由》的核心思想，在开篇第一句话中就交待得很清楚，其主题是“公民自由或曰社会自由，也就是社会所能合法施加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也就是说其中心之论在于讨论社会状态下的自由，但实质上仍是通过个人自由来界定政府（虽然这个“政府”在穆勒那里已经因民主政体的有序运作而大大地等同于社会）。“社会所能合法施加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这句话就是开启本书的钥匙，这也正是严复将书名译作《群己权界论》的缘由。《论自由》大量篇幅都在讨论思想、言论、个性自由的重要性，核心思想正是如何节制社会权力和公权力，尤其是统治者的权力，即限制政府以及与政府相关联的“多数的暴政”——它被认为是必要的，“但也是高度危险的，因为作为武器它不仅可以用来抵御外敌，还会被用来对付其臣民”。

在书中，穆勒大谈思想言论自由，以及与思想言论自由有着密切关系的个性自由，强调社会权力之于个人自由的限度。于是穆勒的问题是：建立在个人权利正当性基础上的政府就可以限制个人自由的发展？他的论证有两层逻辑，一层是自由论，另外一层是政府论，他的主旨是通过论证个人自由指向限制政府权力。即划清政（以及作为政府后盾的社会）权力的边界。

自由是人类的永恒话题，是人类理性的普遍追求,是一个民族具有生命力、表现力的基础。人类自由的适当范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人类内在的一是领域的自由，对举凡实践、思想、科学、道德、宗教等所有事物的意见和态度的绝对自由。第二，这一原则要求品味与志趣自由。第三，由个人自由可以推出在同样限制内的个人联合的自由。而如何确定自由的限度，及如何保证每个人的自由都实现且不危害他人自由，则需遵守两个原则。

穆勒提出了两条自由的原则是：

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不必向社会负责；他人对于这个人的行为不得干涉，至多可以进行忠告、规劝或避而不理。

二、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当接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社会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对个人的行为有裁判权，也才能对个人施加强制力量。穆勒认为，个人在追求某一合法目标时，无论在任何制度中，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他人利益的影响，造成他人利益的损失。判断这种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是：是否对社会普遍利益造成危害。因此，穆勒所强调的个人自由是种社会自由，这体现了穆勒对如何实现自由原则的思考。他认为人格的价值不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而是在实际条件下要实现的东西。他肯定思想和讨论自由，并要求政府不仅要通过消极地不干预来保障公民自由，还须依靠立法来创造和增进公民自由。体制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是社会，社会要素被引入密尔对自由的讨论之中。密尔认为，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本身具有价值，人们对自由的追求不仅于己有利，也使社会能从中得到好处。通过穆勒的论述，自由的范围更加广阔，自由主义哲学也更加贴近时代要求。自由原则和自由主义哲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从长远来看，国家的价值，归根到底还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价值；一个国家为了在各项具体的事务中是管理更加得心应手，或为了从这种具体实践中获取更多类似技能，而把国民智力拓展和精神提神的利益放在一旁；一个国家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为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是人民渺小，终将会发现，弱小的国民毕竟不能成就任何伟业；它为了达到机器的完善而不惜牺牲一切，到头来却将一无所获，因为它缺少活力，那活力已然为了机器更加顺利的运转而宁可扼杀掉了。”

可见，个人自由对我们个人以及国家的重要性,用强迫办法不让一种意见发表，即使对持那种意见的人使用了暴力，有剥夺了社会从自由调查研究和提出批评意见中所能获得的好处，并且个人自由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因此，很有必要限制政府权力，划清政府干涉的限度，缩小政府干涉的范围，保障自由的实现。也由此论证了建立在个人权利正当性基础上的政府也不可以限制个人自由的发展。

论遗嘱自由与限制 篇6

关键词：遗嘱自由；限制制度；社会意义；价值取向

一、遗嘱自由与限制概述

（一）遗嘱自由原则的基本法理分析

1.遗嘱自由原则内涵分析研究

遗嘱自由原则最早被记载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十二铜表法》中，其发展至今已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继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主要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和国家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法理内涵。意思自治原则是一项重要的民法原则，主要是指依照个人意志自由设定权利义务，但不得违反法律规定。遗嘱自由原则主要两种截然不同的学说主张，一种是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绝对遗嘱自由主义，另一种是以法国、德国、日本为代表的相对遗嘱自由主义。绝对遗嘱自由主义认为法律不应干涉被继承人生前通过遗嘱处分财产的行为，强调保护被继承人的自由意志、自由处分财产。而相对遗嘱自由主义认为法律应适当干涉被继承人生前通过遗嘱处分财产的行为，强调应当适当的限制被继承人订立遗嘱的自由，只有在保留特留份的前提下被继承人才能处分余下财产，并且应符合公平原则[1]。

2.遗嘱自由原则的社会意义

遗嘱自由原则的社会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弥补法定继承的不足。法定继承是继承的两种形式之一，另外一种继承的形式是遗嘱继承，由于遗嘱继承反映了被继承人的意愿，因此优先适用遗嘱继承。遗嘱继承给予被继承人理性选择权，能够根据实际生活情况选择其死后的财产的分配，均衡家庭成员的经济能力使遗产的分割得以公平并发挥最大的使用价值[2]。

第二，减少遗产的继承纠纷。遗产继承中可能产生的矛盾多种多样，尤其在一些家庭成员多、组成人员复杂的家庭中，经常会因遗产分割产生家庭纠纷。而遗嘱继承是承载着被继承人的个人意志，家庭成员出于对被继承人的尊重大都遵守着遗嘱上的遗产分割，从而大大减少了家庭成员间的继承矛盾纠纷。

第三，激励人们更努力地工作。因遗嘱继承而继承到财产的人能够获得激励，带着被继承人对他的“期待”而努力工作，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遗嘱自由可以增加财产所有权人从“财产获取”上得到效用，认可被继承人意愿的正当性可以增加生产和保存财富的动力。

第四，有利于促进家庭和睦关系。如今全世界老龄化問题日趋严重，老年人的照料和看护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遗嘱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类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缓冲的作用。遗嘱自由形成一种利益诱导机制，一方面能够促使子女对老人进行看护照料，另一方面能够使老年人用遗产回报子女的付出。

（二）遗嘱自由原则的弊端

遗嘱自由原则虽然有着诸多社会意义，但仍有弊端不可避免。例如一些生活困难的家庭成员一直以来都需要依靠被继承人的扶养才得以保障基本生活，但由于被继承人的离去，且其遗嘱中也没有给为其留有特定份额，这些家庭成员要保障基本生活就需要向其他亲属寻求帮助，或者向社会寻求救济。这实际上增加了社会的救济负担，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还有的被继承人在拟定遗嘱时将财产遗赠给直系亲属外的第三人，并且这个第三人同被继承人之间存在某种不道德的关系，这种情形下对遗嘱自由原则的保护不仅破坏了家庭伦理，更对社会的公序良俗造成损害，消极影响着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由此可见，遗嘱的过度自由是会给个体的家庭和整体的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遗嘱继承的对象可以是第三人，但这个对象的确定应符合社会情理，正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设若被继承人将其全部遗产，遗赠与慈善团体，而不使上述亲属继承，其驾志敦，虽堪嘉赏，但因遗赠所引起效果，未免不近人情，且违反义理。”[3]由此可见，遗嘱的过度自由是会给个体的家庭和整体的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

二、限制遗嘱自由原则的主要制度

（一）对遗嘱形式限制的制度——遗嘱属于要式法律行为

对于遗嘱是要式法律行为这一点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都得到了严格的遵守，订立遗嘱若未按照法律规定的形式则属于无效遗嘱。遗嘱的要件指的是遗嘱成立与生效所具备的条件，具体包括了遗嘱成立、遗嘱有效、遗嘱生效三个类别，这三种要件处于前后相续的动态过程之中，前后要环环相扣。

（二）对遗嘱内容限制的制度——特留份与必留份制度

特留份指的是依据法律的规定被继承人在自由订立遗嘱的时候禁止取消为特定的继承人保留部分遗产的制度。必留份指的是被继承人在遗嘱中必须为某些特定的法定继承人留有必要的遗产份额的制度。这两种方式实质上都是对遗嘱人自由确定遗嘱内容的限制。

遗嘱是公民决定对死亡时所遗留的合法财产的处分的承载形式之一，国家以法律保护公民遗嘱自由就是保障公民享有的这项处分财产的权利[4]。一方面有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另一方面能够满足个人的物质需要并促使其创造更多的财富，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但仍有弊端不可避免，极端的权利是最大的非正义，遗嘱继承过度自由也必将有失公正。所以也应通过对遗嘱形式和内容等限制制度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弊端，从而更好的发挥遗嘱的社会作用。

参考文献：

[1]陆利平.《对“第三者”受赠遗产案的法理评析》.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第15页.

[2]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3]陈苇.当代中国民众继承习惯调查实证研究——北京市、重庆市、武汉市和山东省四地民众继承习惯调查报告[R].北京：群众出版社，2008. 1.

论遗嘱自由原则之限制 篇7

遗嘱自由是私法自治在继承法上的体现,是继承法的核心。它不仅表现在非法定继承的遗嘱继承与遗赠上,就算是法定继承中的正当性,也存在于被继承人的意思拟制当中。 但是如果遗嘱人将所有的财产都给予他人,而置自己的配偶、子女等亲人于不顾,那么就有可能被认定为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了。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很多国家都在立法中规定了“特留份”的制度,即要求遗嘱人不得以遗嘱的方式取消该份额,以对遗嘱人的遗嘱自由权进行限制。

我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规定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有所不同, 首先是关于“特留份”的规定。[1]另一个则是对共同遗嘱的限制,共同遗嘱分为单纯共同遗嘱、相互共同遗嘱和牵连共同遗嘱,法律上只允许第一种共同遗嘱的订立,而禁止后两种的存在。

2、遗嘱自由限制的合理性

2.1是法律对自由的限制的要求

对于什么是自由,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认识。比如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说,自由就是指的意志的自由;而从美学和生存学的角度来说,自由本质上就是一种对自由的感受和体验,自由即是自由感。自由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一种最原始的欲望,人人都渴望自由。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实践告诉了我们绝对的自由并不可取,因为在绝对自由的状态下, 人们之间更容易出现冲突,对社会发展产生诸多的负面影响。所以人们开始反省,反省这种绝对的个人自由主义。

为了对自由加以合理的限制,历史就将这一职能赋予了法律。我国法学家李达曾经就将法律比喻成一张网,网孔就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人行为,个人的行为在该范围以内即是自由,相反则是不自由。[2]其实遗嘱自由就相当于此处的个人绝对自由,既然个人绝对自由是不合理的,应当受到法律的合理限制的,那么绝对的遗嘱自由也应当是不合理的,也理所应当的应受到法律的合理限制的。

2.2是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要求

关于权力滥用的概念,学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立法者在立法时也不能将滥用权利的情形一一列举,所以禁止权利滥用这个原则的本身就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内涵抽象外延宽泛,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法官审判时的自由裁量权。也正是因为法律没有对该原则提出明确的标准,所以人们在行为时也大多只能依靠道德的标准去衡量。虽然在我国法律中没有明确的“禁止权利滥用”的字样,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没有相关的规定。因为在我国的《宪法》和《民法通则》中就存在相关的规定。[3]

回到遗嘱自由这个问题上来,我国法律规定,遗嘱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订立遗嘱,这是法律赋予的遗嘱人自由订立遗嘱的权利,但是法律同时也确定了“特留份”一类的规定,对遗嘱人遗嘱自由权的行使作出了限制,要求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从伦理道德的要求出发,从他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出发来自由的行使遗嘱自由的权利。这正是对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最好的运用与阐释。

2.3是社会秩序的要求

社会秩序就是指体现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秩序。法律秩序是继宗教秩序和道德秩序之后首先在近代西方社会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下,法律和秩序两者达到高度的统一,法律取代了宗教和道德,成为维护社会秩序最为重要的手段。我们认为,法律秩序是对于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权利和义务的抽象的法律条文和规范。

在遗嘱自由中,人们过于自由的行使这项法律赋予的自由的权利,将财产赠与其情人或者不相干的第三人,而置配偶、子女及亲人于不顾的行为,就是一种违反社会秩序的行为。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作为其最重要的维护手段的法律秩序对遗嘱自由的行为作出限制性的规定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2.4是善良风俗的要求

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托马修斯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法律调整人们的外部关系,而道德调整人们的内心生活和动机。作为调整社会生活的两种方式,二者都有各自的特点,法律更多地强调外在,而道德更注重规制人们的内心, 二者相互补充,调整着社会生活。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习俗,尤其是在婚姻家庭与继承中,更是具有各自的独特性,在各国的继承法中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些独特之处。所以继承法往往反映着当今最主流的伦理道德观念,比如:父慈子孝、养老育幼、夫妻和睦等。

在父母子女的关系当中,在子女年幼时,父母倾注所有的经历与心血将子女抚养长大,等到父母年老时,子女理所应当的应当赡养保护父母。而在夫妻关系中,从古至今,夫妻和睦就是对维护家庭和谐就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而夫妻双方之间,虽然古代是以夫为尊,但是对丈夫也有类似于“三不去”的规定;而当今社会夫妻关系更是以平等为基础建立的。所以我国法律规定夫妻之间应当相互扶助、相互忠诚、 相互尊重。这都是传统的民族文化和道德观念法律化的结果。也正是基于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助的义务,所以法律才会有“特留份”的规定。法律对遗嘱自由进行限制,就正是为了维护这些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让法律规范更具合理性, 更能为人们接受与遵守。

摘要：遗嘱是公民生前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自己的财产做出处分并在其死亡时发生效力的一种法律行为。无论古今中外,各国都不同程度上确立了遗嘱自由,并使遗嘱继承成为现代社会普遍接受的继承方式。遗嘱自由是继承法中的重要原则,是保护财产权的重要手段。对遗嘱自由的保护符合法律行为制度理论及意思自治原则,是《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的应有之一。基于私法的伦理性因素和私有财产的功能,需要对遗嘱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

论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之界限 篇8

一、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界限之规则视角

从形式上看, 通常将公司法规范性质的认定作为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的界限确定的前提和基础。此方面的通说主要基于规则视角。

(一) 大陆法系国家的两分法

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通常将公司法规范分为任意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 这种分类侧重于规则形式的不同。二者的分类标准是主体是否可以通过自由的意思排除法律规范的适用。主体依其意思表示而变更适用或拒绝适用的规范为任意性规范。其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着眼点在于个人的自由价值。任意性规范以确认适用还是排除适用为标准, 可以再分为可选择适用的任意性规范和可排除适用的任意性规范。前者只对选择适用该规范的主体适用, 后者当事人可依其意思表示排除其适用。反之, 就是强制性规范, 对该规范当事人不得依其意思表示变更或拒绝适用, 它体现了国家干预的立法态度。强制性规范又可以细分为两种:规定当事人积极义务的强制性规范和规定当事人消极义务的强制性规范。前者通常表述为“应当……”或者“必须……”, 后者通常表述为“不得……”。总之, 当事人约定优于法律规定是任意性规范的特点, 法律规定优于当事人约定是强制性规范的特点。通常, 我们可以从文字表述上对任意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进行区分。

(二) 英美法系国家的三分法

对公司法的规则进行系统分类, 且影响较为深远的, 以美国的爱森伯格为代表。在《公司法的结构》中, 根据公司法调整对象的不同, 爱森伯格将公司法规则分为结构性规则、分配性规则和信义性规则。结构性规则致力于公司治理架构的形成, 主要规范权力的配置和行使条件。公司法中有关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关的设置、职权等规定都具备此种规则的性质。股东对公司资产及盈余的分配事项属于分配性规则。信义性规则以规范董事、经理和控制股东的义务为主。

按照规则表现形式的不同, 爱森伯格将公司法规则分为赋权型规则、补充型规则和强制型规则。赋权型规则赋予当事人一种权利和利益, 当事人可以依照特定方式采纳规范。常见的表述如“可以”、“由公司章程规定”等。补充型规则规范特定的问题, 除非公司参与者明确采纳其他规则。常见的词句有“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全体股东约定……的除外”。强制型规则公司参与者不得予以变更。凡包含“不得”、“应当”、“必须”等词句的规则, 为强制性规则。这种分类与大陆法系国家的两分法类似。

二、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界限之规则视角的评析

学者们的视角不同, 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无论是大陆法系的两分法, 还是英美法系的三分法都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主要是从公司类型和公司规范类型两方面对公司法规范进行分类和界定。将公司法规范区分为强制性规则和任意性规则虽然有些机械思维模式, 但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上述通说为我们界定公司章程的自由与限制界限提供了一个基本方法。这种对公司章程内容进行的类型化分析现实意义重大, 它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公司章程条款所蕴含的法理基础, 为司法实践中对公司章程条款效力的认定提供一定的指导。

蒋大兴在其著作《公司法的展开与判例》中, 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他认为, 强制性规则不能仅以其表象性标志进行判断;强行性规则也应当像任意性规则一样进行细分。我们在解释、判断司法规则的强制性本质时, 只宜将那些损及某一司法根本制度、体系乃至社会根本价值的规则定位为强行法。

在公司法诸多规范中, 想在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之间确定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实非易事。对一些规范用语明显的规范而言, 其强制性或任意性容易判断。而对一些表述模糊的规范用语, 其强制性或任意性并不容易判断, 这种性质模糊的规范在公司法中为数不少。就此而言, 上述方法有其固有的局限性, 并未触及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边界的界定本质。在公司章程中哪些是章程制定者可自由决定的事项, 哪些是国家需要干预的事项?如果仅从公司类别、规则表述的视角予以判定并不充分。

三、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之界定标准

我们可以以公司法所保护的利益为划分的实质标准, 结合相应的形式标准来确定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的界限, 从而使公司章程的自治功能依法得到充分发挥。

(一) 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之实质标准

公司是现代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组织形态。公司的内部和外部分布着不同的利益主体———国家、股东、董事、监事、高管、公司债权人、公司职工等, 交织着各种不同的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关系需要相应的法律规范予以调整。公司法与公司章程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的任务就是把利益转化成权利和义务, 合理地确定权利和义务的界限, 实质是对利益的确认、界定及分配。我国公司法中对公司章程内容的规定比较原则, 主要列举了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这些不利于对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的把握。我们在判定公司章程的自由和限制时应当以公司法保护的利益为基础, 做出准确的判断。对只关系到股东本身、公司本身利益, 与第三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无涉的事项, 多为公司内部事务, 宜属公司章程自由的范畴, 公司法应充分保护公司章程的自治权。对不仅关系到股东本身、公司本身的利益, 而且与第三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利益事项, 出于保护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 宜属公司章程限制的范畴, 这些事项应设置为强制性规范, 以维护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

(二) 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之形式标准

我们在确定公司章程的自由和限制的界限时, 在利益维度的基础上可以结合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之形式标准做出判断。

第一, 公司章程规范的记载事项类别不同, 公司章程的自由与限制的程度不同。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必须记载, 自由度最弱, 当事人对此无权选择。相对必要记载事项自由度较大, 记载与否当事人可自由选择。任意记载事项自由度最大, 公司章程对该类事项享有充分的自治空间。公司章程中的任意性规范一般不涉及与外部第三人的利益冲突, 体现了国家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对个人自由价值的保护。公司章程中的强制性规范体现了国家对公共利益和公司宏观上的整体运作效率和公平的通盘考虑, 兼顾自由价值和社会公益。

第二, 公司类别不同, 公司章程的自由与限制的程度不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较少, 具有一定的人合性和封闭性, 股东大多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股东与管理层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 股东意志能得到顺畅的实现, 股东的真实意思在公司章程中得以充分反映, 赋予公司章程更多的自由有利于实现股东的利益和追求。因此, 有必要给与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较大的自由。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人数众多, 股权相对分散, 公司具有资合性和开放性, 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严格分离, 公司的控制权掌握在管理层手中, 股东与经营管理层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有必要对公司章程进行更多的限制, 以保护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因此, 和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相比,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自由度略小。在公司章程的自由上, 基于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有独资公司和一人有限公司的特殊性, 《公司法》对其公司章程的管制要强于一般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中的上市公司股东人数众多, 股权高度分散, 为了维护经济秩序和公共利益, 上市公司章程的自由要弱于一般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 公司的设立方式不同, 公司章程的自由与限制的程度不同。有限责任公司只能发起设立, 股份有限公司还可以采取募集设立的方式。在股份公司募集设立时, 由于涉及到向社会公开募股, 对公众利益影响较大, 公司法对募集设立公司的章程的限制相对要强一些。

总之, 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的界限确定, 其标准应是全方位、多视角的。我们可以从公司调整的相关主体的利益出发, 以利益作为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界限的实质划分标准, 在此基础上可以结合形式标准予以具体判断。公司章程不仅表现为自由, 国家的强制意志也渗透其中。只有准确深刻认识两者的关系, 才能更好地维护股东利益, 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摘要：长期以来, 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的界限的确定主要基于规则形式的不同。这种方法并未触及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边界的界定实质。公司章程的自由与限制实质体现了公司自治和国家强制之间的利益平衡。我们可以从公司调整的相关主体的利益出发, 以利益作为公司章程自由与限制边界的实质划分标准, 在此基础上结合形式标准予以辅助, 从而使公司章程的自治功能依法得到有效发挥, 以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公司,章程,自由,限制,界限

参考文献

[1]董慧凝.论<公司法>补充性规范与公司章程自由[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9 (1) .

[2]宋从文.公司章程的合同解读[J].法律适用, 2007 (2) .

[3]钱玉林.作为裁判法源的公司章程:立法表达与司法实践[J].法商研究, 2011 (1) .

[4]普利芬.从公司法规则的分类界定公司章程的边界[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3 (3) .

[5]罗培新.公司法强制性与任意性边界之厘定:一个法理分析框架[J].中国法学, 2007 (4) .

[6]石纪虎.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三者效力关系的“契约论”解读[J].法学杂志, 2010 (2) .

[7]孙玮蔓.公司章程自由与公司法强制性规范的协调[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1 (4) .

[8]陈桂华.关于公司章程边界的思考[J].理论探索, 2008 (5) .

[9]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浅论姓名权的自由及限制 篇9

关键词：公民的姓名权,设定权,变更权

一、引言

近年来, 随着法律在人们的观念中作用影响不断扩大, 权利观念也日益深入人心, 公民的权利保护意识也在逐步增强, 其中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人们越来越注重个人人格, 而作为我国法律中人格权的守门神———姓名权也随着赵C案 (1) 的发生, 逐步受到人们的关注。

二、姓名权的内涵及历史发展

(一) 姓名权的概念及法律特征

姓名是一个人正常参与社会活动、正常进行生活学习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工具, 是区分不同自然人的代号, 是体现个人特征和父母期望的标志。姓名权的社会价值也是指公民姓名在使用过程中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 姓名权是指自然人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姓名的权利。学术界对公民的姓名权定义不尽相同, 有学者认为公民的姓名权是公民所具有的重要的人格权, 是公民独立人格和身份的体现[1];也有学者认为姓名本身是个人人格之外在表征, 取什么样的汉字、字母或符号给自己命名属公民个人人格自由发展范畴事项, 因而姓名权是一种最基本、最典型的人格权。[2]

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姓名权概念, 但我们仍不难看出姓名权作为我们从一出生就享有的权利之一具有如下法律特征:第一, 姓名权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第二, 姓名权的客体是自然人对自己人格的文字标识的专有权。第三, 姓名权的基本义务是不得非法干涉、使用他人的姓名。

(二) 姓名权的历史发展

从世界范围内看, 关于姓名权的最早法律保护规范, 是编纂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的《摩奴法典》。在历史上最早确认姓名权为民事权利并给予保护的是《德国民法典》。[3]中国古代立法民刑合一, 以刑为主, 不承认姓名权为民事权利。但中国古代有保护姓名权的规定, 只不过保护主体只限于皇帝, 即皇帝的姓名在文字、语言中必须避讳, 一旦触犯了皇帝的名字就是犯了诛九族的大罪。但在清末制定的《大清民律 (草案) 》不仅承认姓名权为私权, 而且还加以保护。在1925年民国政府制定的《民法 (草案) 》中, 在第19条和第20条都对姓名权的保护也作了规定, 至1929年民国政府在正式制定民法典时, 第19条规定:“姓名权受侵害者, 得请求法院除去其侵害, 并请求损害赔偿。”[3]这些法律规定都为我国近代的姓名权的保护奠定了基础。

于1986年4月12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起到民法的作用, 保护公民合法权利, 并在第五章第四节中规定包括姓名权在内的人身权。2001年2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由此我国在保护公民的姓名权方面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

三、我国公民姓名权的行使及限制

(一) 姓名设定权

1. 设姓的自由及限制

古话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中国人历来都把传宗接代当做头等大事和终身任务, 而自己后代的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跟随自己的姓。中国人之所以重男轻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能否传承姓的问题, 可见对于姓中国人从来都是相当在意的。可是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和男女平等观念的普及, 对于孩子的姓氏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奇观, 比如姓父母双姓, 即出现自创的复姓, 或者干脆不给孩子冠姓等等。

我国《婚姻法》第22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 也可以随母姓。”可见我国的法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子女的姓氏给予了一定的自由, 同时也体现了我国妇女地位的提升和男女平等。但如果像现在这样的很多父母都不给孩子冠姓, 那么具有中国特色的姓氏就会被慢慢淡化, 这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都是极其不利的, 而且这种不冠姓的做法从根本上也不符合我国的立法本意, 否则法条就会直接规定“子女既可以随父姓, 也可以随母姓, 还可以不冠姓”, 所以推断法律规定我国公民的姓氏应在父母的姓氏中选择其一或重复选择, 而并非谁的姓氏也不选。

另外, 姓和名是存在根本的不同的, 即名只是父母长辈的希望, 但是姓代表了血统和家族, 是一个家庭延续的最明显的标志。因此, 笔者认为姓氏作为家族血脉的象征和中国传统姓氏观念的传承, 属于自古传承至今的传统文化精髓, 只能改善但不能废止, 即子女的姓氏只能从父姓或母姓中选择或重叠选择, 禁止不冠姓。

2. 定名的自由及限制

目前从我国的现行法律来看, 对公民的名字没有任何形式的限制, 但从世界上一些其他国家都对公民的命名权做出了一定的规定。例如, 日本户籍法规定, “子女的名字必须使用通用易认的字”;巴西民事登记法规定“户籍官员对申报人申报的古怪名字可予以抵制, 不作登记”;阿根廷规定禁止给婴儿取古怪、荒唐、不道德或反映政治、意识形态的名字。[4]

从社会公共秩序和传统道德角度, 世界各国都不允许公民起一些有伤风化和败坏社会道德的名字。例如, 2002年5月, 英国一对夫妻欲给新生的儿子起名叫“本·拉登”, 经英国有关当局阻止后仍然不服, 提起诉讼后被法院驳回, 原因是本·拉登是罪大恶极的恐怖分子, 起这样的名字实属“触犯众怒, 有违公德”。[4]同样这种限制也适用于我国, 对于一些在社会有可能引起不良影响的名字也不能得到户籍登记机关的认可。

古人云:“赐子千金, 不如赐子一艺;赐子一艺, 不如赐子好名。”名字作为公民参与社会活动基本标志, 体现个人的个性和父母的希望, 其他人应该无权干预。但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 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国极具特色的户籍制度逐渐电子化, 出现了许多以前可以用手工书写但如今无法用计算机找到的生僻字, 这种名字就自然而然地被户籍管理机关所排斥, 这虽然说明了我国的户籍管理机构仍待加强, 但同时也提醒我国的立法机关在姓名权方面也应该给公民给予一定的限制。

名字的字数虽然太长的不会顺利地进入户籍登记系统, 但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一些少数民族的名字受民族习俗的限制, 字数会超过传统的三或四个字, 笔者认为不应该有限制, 而应通过改善户籍登记系统解决。

(二) 姓名变更权

1. 未成年人的姓名变更及限制

如今在实践中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夫妻离婚后, 抚养孩子的一方父母擅自将子女的姓改为自己的姓氏或者跟随其继父或继母的姓, 因而引起不少纠纷。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中第19条规定:“父或母一方擅自将子女姓氏改为继母或继父姓氏而引起纠纷的, 应责令恢复原姓氏。”因此, 除非双方协商一致或子女成年后自己决定, 否则任何一方不经另一方同意变更子女姓氏引起纠纷, 人民法院就将责令恢复子女原有姓名。

那么如果在夫妻离婚后要给孩子改名或姓应该怎么办呢?根据我国《户口登记条例》第18条规定, 户籍登记机关一般会按以下原则进行: (1) 子女年幼尚不能表达自己意志的, 经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后, 可以变更子女原来的姓名。 (2) 夫妻双方协商不成, 而子女又不能表达自己意志的, 一般应沿用原来的姓名。 (3) 子女已经成年的, 可以由子女自行决定姓名。子女满18周岁后, 就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姓名。[5]

2. 成年人的姓名变更及限制

对于成年人的姓名更改权的限制我国法律没有具体规定, 但在实践中对已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改名问题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比如在职职工变更姓名, 必须持有单位人事部门准予变更姓名的证明;依法剥夺政治权利、正在受刑事处分以及在劳动教养的人, 一律不准变更姓名等等。另外, 一些明显违反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和违反公序良俗, 伤害民族感情破坏民族团结的名字也是不允许使用的。

成年人区别于未成年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自己有独立的思考意识, 所以对成年人的更改姓名, 包括对姓、名、姓名字数等方面都未作太多的限制, 但从实践中来看, 如果无正当理由的经常改名或起一些相当奇特无法认可的名, 户籍登记机关还是有权不予登记认可的。另外, 在通常情况下, 名人的姓名往往蕴涵着巨大的商业价值, 可能会出现“搭便车”等其他损害相关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 这些对于被重名的名人是极其不公平的, 因此这种情况也是我国法律所不允许的。

四、结论

每个公民都有一个代表自己的姓名, 这个符号既是个人个性的张显, 又是长辈的期许和祝愿, 可以说是与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一项权利。对于这项权利, 我国法律给予充分保护的同时也在相关法律和具体实践中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这种限制体现了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权利保护意识的提高, 同时也表现出对公民现有合法权利的保障。

姓名权虽然是由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权利, 但并不代表公民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任何权利都是相对的, 获得一定的自由就相应的要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姓名权作为权利的一种当然也不例外。因此赵C的姓名权不受侵犯并非不受限制, 相反, 它必定会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 只是不受包括公安户籍部门在内所施予的非法限制。

赵C案虽然已经过去两年多了, 且双方最终以和解收尾, 本身并没有一个合理的说法, 但作为“中国首例姓名权案”其引起的对公民姓名权的思考和影响是深刻且深远的, 对于以后可能出现的类似案件都有很强的参照价值, 同时也启发国人对自己包括姓名权在内的一切权利的保护和争取。

参考文献

[1]沈庆中, 吴礼洪, 齐晓琨.简论姓名权法律制度的几个问题[J].研究与争鸣.1997, (10) :16-18.

[2]刘练军.姓名权能走多远——赵C姓名权案的宪法学省思[J].法治论丛.2009, (1) :68-71.

[3]李林启.论姓名权法律保护的历史发展[J].法制与经济.2009, (6) :73-75.

[4]李予霞, 牛占斌.我的名字谁做主——论姓名命名权的自由与限制[J].法律适用.2009, (6) :2-5.

卢武铉为什么要限制新闻自由？ 篇10

因为患上“总统末期综合症”

翻一翻2002年总统大选的旧账，就不难发现，民主激进派出身的卢武铉当初能够上台，媒体功不可没。然而，昔日的媒体宠儿近来竟然裁撤发稿室，限制采访自由，与媒体缠斗不休。虎视眈眈的大国家党也拿卢不久前的一次“失言”做文章，来个火上浇油。再过半年就得卷铺盖走人的卢武铉在执政末期非但没有安分些，反倒呈现出惊人的亢奋，这的确令人倍感诧异。

民权总统限制新闻自由

1978年，卢武铉开始担任民权律师，而这正是他冲刺总统宝座的第一道德制高点。由于长期的寡头政治和军人专权，韩国民权受到极大的限制和侵犯，譬如直到1982年，韩国才取消了长达37年的宵禁令。在这种特殊背景下，民众对于那些为民请命的民主斗士有着不一般的亲切感。于是卢在竞选总统上有着他人难以比拟的优势。

媒体终于发动起来，它们一边倒地倾向了卢武铉。在宣传战下，卢下馆子和选民共进午餐之类的亲民画面频频出现在电视荧屏;卢那鲜亮而不失清雅的服饰搭配在闪光灯下比大国家党的那帮老人家明显更具活力;最重要的是，卢自诩清廉，事实也确实如此，这是他与当时绝大多数政客的根本区别所在。

卢刚上台的头两年，与媒体的关系俨如蜜月期。而媒体的宣传造势也大大提高了卢的支持率。但随着政府丑闻频频曝光，媒体对卢的态度变得有些微妙起来。不过，真正的大逆转发生在去年朝鲜核试验以后。朝鲜声称“我们是拥核国家，不谈琐碎事务”，完全不搭理韩国，自顾着和中美讨价还价。韩国在东北亚的边缘化宣告了卢“东北亚共同繁荣”国策的破产，更把前任们积累的外交成果毁于一旦。媒体不再客气，对卢的口诛笔伐不绝于报端。在朝鲜、东亚等大报的网站上，隔三差五地就会出现批评卢的文章，《东亚日报》更推出了专门针对卢的政治讽刺漫画“我行我素居士”。

“世道变了，人心坏了，现在的队伍不好带了。”这恐怕就是卢在看到媒体风向大变之后的第一反应。“当初推我上台的是你们，现在要拆我的台的还是你们，难道想假借民意来左右国政吗？”一旦产生这样的判断，卢就下意识地与媒体处处对着干了。

2007年6月22日，卢武铉总统主持召开了国务会议，确定了关闭和合并各部门新闻发布会室，限制记者对个别部门进行采访的《采访支援系統先进化方案》。该方案要求将各部门设立的37个新闻发布会室和发稿室合并到3个政府大楼。政府表示，考虑到工作的特殊性和地理位置，将继续保留青瓦台、国防部、金融监督委员会的新闻发布会室和发稿室。政府决定将本厅和地方厅各自设立的检方和警方新闻发布会室合二为一，取消首尔市内的8个警察署记者室。

政府表示，正在拟定禁止记者“擅自出入”公务员办公室的措施。只有持有电子出入证的记者才被允许出入新闻发布会室，而利用这一电子出入证不能出入政府大楼和各部门办公室。这预示着将严格控制记者与公务员的接触和出入办公室。这比2003年6月发表的《禁止出入办公室方案》更严格禁止记者的采访自由。

卢武铉限制新闻采访自由的消息迅速扩散，6月1日国际新闻协会向卢武铉发出抗议信，4日世界报业协会也以世界报业协会主席加文·欧莱利和世界编辑论坛主席乔治·布劳克的名义，致信抗议。

世界报业协会在信中说:“代表102个国家的1.8万家报社，对限制记者与政府官员接触的（韩国政府的）新规定将对新闻报道产生的负面影响表示忧虑。”

对此，卢给出的理由是:国外也没有发稿室的同例，所以取消发稿室，裁并新闻室是为了提高效率。至于限制采访自由，完全是为了让政府部门专心于工作。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可问题是——谁信呢？

失言风波

就在卢武铉收到国际新闻界抗议信的第二天，卢又卷入了一场口舌之争，因为他碰到了公务员选举中立的高压线。

6月2日，卢武铉在“参与政府评价论坛”集会上说:“只要一想到大国家党可能掌权，我就不寒而栗。大国家党确实是不负责任的集团。”接着，他又点评了大国家党两位候选人的竞选纲领。卢认为，李明博的半岛大运河计划是任何头脑正常者都不会有的想法。至于朴槿惠，卢死死揪住其出身，认为如果由前独裁者的女儿执掌韩国国柄，可能有损韩国的国家形象。

姑且不论卢对于大国家党的指责是否正确，光是这件事本身就显得过于轻率。一位元老诗人批评说，“卢武铉的语言不是‘总统语言’。”言下之意是，卢武铉有失总统品德。卢的本意不过想借机挤兑挤兑大国家党，以泄心头怨气，不想却被人揪住小辫子，并以破坏选举中立罪名上诉到了中央选举委员会。中选委在6月7日做出裁决，认为卢的不当发言部分违反了《选举法》当中的公务员选举中立原则。这个裁决其实还算保全了卢的面子，要是在欧美国家，总统的麻烦可不仅止于此。青瓦台却似乎还不满意，甚至扬言要起诉中选委，不过，鼓噪几声过后，事情也就没了下文。看来，卢应该把《选举法》仔细看过了。

草根出身的卢武铉多了几分金泳三的固执，却少了一些老成;多的是金大中的君子习气，却缺少前任的包容性。政治上的全面破产使他失去了目标和动力，大可以一种得过且过的无所谓心态来度过最后的任期。然而，无所事事的日子无疑是难熬的，还必须面对不间断的责难和谩骂，卢确实很需要一个宣泄情绪的渠道，于是乎，也就有了卢今年以来的种种强硬表态和反常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