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言论的自由边界

网络言论的自由边界（精选9篇）

网络言论的自由边界 篇1

网络言论自由对维护国家制度是十分重要的一种手段, 尤其是对于民主制度。但网络言论自由也是一把双刃剑, 法律固然应当对它进行一定的保护和禁止, 同时也应该准确把握对于言论自由限制的界限。

一、网路言论自由的界定

高价值言论通常包括宗教性言论、政治性言论、文化及艺术性的言论。低价值言论通常包括商业性言论、猥亵性言论、诽谤性言论、挑衅或仇恨性言论。高阶言论通常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宪法保护, 但是对低阶言论必须根据不同的准则予以限制。正如《布莱克法律辞典》中所言:“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绝对的。言论的种类是有明确定义和恰当限定的。对诸如猥亵、淫秽、亵渎、诽谤、侮辱、挑衅等言论的禁止和处罚就不会引起宪法问题。”[1]而本文对于网络言论的讨论是建立在低价值言论的基础上进行的。

二、滥用网络言论自由的危害

网络言论自由权的实现有利于促进民主, 增进法治, 但是在给予民众自由的同时, 也要引导民众合理的使用其自由, 否则, 就像空有宝剑而无武功的莽夫, 胡乱挥舞乃至伤人伤己。滥用网络言论自由权引起的危害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 滥用网络言论自由权有害于真理的发现。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追求民主, 民主代表民意, 反应最大多数人民的愿望。但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 为了使民主的决策最大限度的符合人民的福利, 那么在民主决策时, 人民有义务去听取那些少数人的意见, 以便做出相对正确的决定, 否则, 民主也会成为“大多数人的暴政”而失去其原意。正因如此, 促进民主的前提是民智的不断提升, 而民众则有义务理性正确的使用网络言论自由, 真正促进民主的发展。

其二, 滥用网络言论自由权危害法治。“法治”意味着法律之上, 而滥用网络言论自由权则威胁着法律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地位。众所周知, 在“李某某案”、“内蒙古呼格案”等, 网络舆论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在司法过程中网络言论自由的重大影响。但反之, 当网络舆情被不实报道所引导并控制司法权时, 法治也将荡然无存。

其三, 滥用网络言论自由权危害人权。言论自由具有任意性和扩张性。过度的言论自由极易导致短时间内社会的集体迷失。法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指出, “人们对于自由地发表言论有所疑虑, 可能不是因为害怕政府的惩罚, 而是由于社会的压力。当一个人表达了一个不受欢迎的意见, 他或她可能要面对其社群的蔑视, 或甚至遭受猛烈的反应。”在网络言论世界中, 为了避免自己因为与大多数人意见不同而被攻击, 也为了避免可能会被“社会孤立”的焦虑, 大多数人在发表不同意见的时候都会稍作保留乃至沉默, 而这无疑加剧了网络舆情“一边倒”的现象。在言论过于自由下, 人们为所欲为的随意进行抨击, 反而会使社会秩序混乱, 以至于人权反而得不到维护。

三、网络言论自由的边界

事实上, 当低价值的言论自由与其他类型的权利出现冲突时, 怎样去厘定网络言论自由的边界, 不仅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同样也是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事实上, 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 民众很容易陷入多数人暴政的误区。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我最挑剔于美国所建立的民主政府的, 并不像大多数的欧洲人所指责的那样在于它的软弱无力, 而是恰恰相反, 在于它拥有不可抗拒的力量。”[2]事实上, 多数人的主张极易通过网络平台掌握舆论。但司法权威成了防止民主暴政的有效手段, 司法权威的树立可以引导民众理性的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同时, 在诉讼过程中, 民众不可能像法官那样懂法, 因此, 在司法公正的前提下, 民众也要学会尊重司法权威。

通常来说, 我们无法为网络言论自由划出一条清晰的边界。因为法律不可能精准的规定每一种犯罪形式。但是对网络言论的定位更赖于司法人员的主观判断对其进行衡量, 因而利益衡量原则对于划定网络言论自由的界限时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德沃金所言:“当个人权利发生冲突时候, 政府的任务就是要区别对待。如果政府作出正确的抉择, 保护比较重要的, 牺牲比较次要的, 那么它就不是削弱或者贬损一个权利的观念, 反之, 如果它不是保护两者之间比较重要的权利, 它就会削弱或者贬损权利观念。”当面临权利冲突的时候, 法院也必须确定各个权利之间的价值位阶, 并给出放弃此项权利而保护彼项权利的正当理由。而这正是对利益衡量原则的应用。我们的司法机关也更需要在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 积极运用法益衡量原则去评判每一具体个案, 从而适当平衡言论自由和其他公民权利以及公共利益之间的利益分配。

网络言论自由关乎民主、法治和人权, 关乎一个国家的宪政实现程度, 因而其必须要受到保护。但是, 网络言论自由的界限应当是无害于他人的合法权利, 无害于公共利益, 在尊重司法权威的基础上, 为社会营造一种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围,

参考文献

[1]亨利·坎贝尔·布莱克主编.布莱克法律辞典 (Black’s Law Dictionary West Publishing) Co., 1979, 5th Edition, p.565.

[2]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陈玮译.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3.

网络言论的自由边界 篇2

长达半个世纪，这位著名的“新闻老兵”、公共知识分子，被公认为美国最有成就的新闻记者之一。他曾两获普利策新闻奖，长期为《纽约时报》做法律领域的报道，并且为该报撰写专栏长达32年。他也是多本畅销书的作者，美国最受欢迎的法律评论家。

近两年来，安东尼·刘易斯的大名也为中国媒体圈与思想界所熟知。这几乎是拜他的一本著作所赐—2011年，《判决无法：萨利文案和美国第一修正案》一书被引进国内，并被译者赋予了一个颇具现实冲击力的书名—《批评官员的尺度》。

“第十位大法官”

1948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刘易斯加盟《纽约时报》，开始漫长的媒体生涯。他历任该报的记者、编辑、华盛顿新闻局主任、伦敦站负责人。

1955年，28岁的他因对亚伯拉罕·查萨纳案件的系列报道获得了第一个普利策奖。查萨纳原是美国海军军方的一名平民雇员，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因被匿名举报者指控是“同情共产主义激进分子”而遭到军方解雇。

刘易斯的扎实报道，为查萨纳洗刷了这一冤屈。最终，美国海军向查萨纳做出道歉和赔偿。这个故事后来被改编、拍摄成电影《三名勇士》。这也让刘易斯深刻地认识到，在恐惧情绪蔓延的社会情境下，权力机构是如何“越权”，进而侵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的。

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刘易斯以其对最高法院判决的专业解读和诠释能力著称于新闻和法律界。其新闻作品中展露的专业水准与洞察力，甚至令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菲利克斯·弗兰克菲特都感到“难以置信”。他曾对《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说：在最高法院，能达到像“这位年轻人”那样对案件的把握和理解水准的法官，“人数不会超过两个”。

1963年，刘易斯因对最高法院的出色报道，再获普利策新闻奖。每当人们谈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最高法院，不会不提到他的名字，“他的新闻报道是极严谨的，其精神气质和华伦时代的最高法院同出一辙。”

美国国会于1857年制定的法令规定，联邦最高法院终身大法官的人数固定为9名。曾有法律界学者评价说：刘易斯就是最高法院的“第十位大法官”。

1962年到1963年，他利用《纽约时报》长达4个月的罢工假期，以著名的“基甸诉温莱特案”为主题，完成了第一本书—《基甸的号角》。

在这本后来被奉之为法律经典的著作中，刘易斯用生动的笔触再现了一名被指控盗窃罪的小人物如何不断地写信向最高法院申诉，最终得以洗刷冤屈，并使得最高法院通过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刑事被告人即使无力支付律师费用，也有权获得律师的法律援助。在那之后，全美建立了一个公共的法律辩护体系。

刘易斯认为，基甸的胜利意义在于：“即使是一个最贫穷、最卑微的人，即使是入狱时没有一个亲友来探监的人—也能把他的案子送达这块土地上的最高法院，甚至，给法律体系带来根本性的变革。”

《基甸的号角》一书获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通过阅读刘易斯的著作来理解最高法院的意义和运作机制。这本书后来被拍成影视剧，由大明星亨利·方达领衔主演，刘易斯本人也在里头露了一个小脸。

一只理性的“号角”

言论自由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是安东尼·刘易斯一生事业的主旋律。

1991年，他完成了他的另一本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批评官员的尺度》。该书以《纽约时报》在30年前所遭遇的一桩诽谤诉讼案为主线，再现了美国言论自由史上一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1960年，警察局局长萨利文因《纽约时报》刊登的一则政治广告，以诽谤罪将该报告上法庭，并索求巨额赔偿。在两审失利后，深受一系列相似诽谤官司困扰的《纽约时报》奋起反抗，一路上诉到最高法院。1964年，最高法院经过一番艰苦的法理推断和辩论，最终做出扭转整个局面的判决，在判决意见书中，布伦南亲笔撰写道：“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该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

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保护了美国的新闻机构免于诽谤案的侵扰，使他们肩负起监督政府和官员的责任，成为美国社会在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

2008年，他推出新书《给那些我们所憎恨的思想以自由：宪法第一修正案传记》，再现了美国悠长的言论自由史，以及所受的各种困扰。美国历届总统，从约翰·亚当斯到小布什，都在面对危机和恐慌时对不同见解采取了镇压措施，并打压公开表达的不同意见。

“当一个政府试图阻止一家报纸揭露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或者以危害国家安全和非法窃听的罪名指责另一家报纸……这会令美国人感觉到危机……”刘易斯认为，自由的媒体和信息透明的社会有助于限制政府的权力。

刘易斯认为，正是因为自“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的新闻媒体惧怕所谓的“爱国主义”，没能有效地履行舆论监督的职责，使得在一场出于错误理由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公众被“强买强卖”这场战争而泥足深陷。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刘易斯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多所名校担任教职，讲授有关美国第一修正案和联邦最高法院的课程。他也因对第一修正案所做出的成就，获得了詹姆斯·马蒂森的教席，并被时任总统的克林顿授予“总统奖”。

终其一生，刘易斯都是言论自由的坚定捍卫者。然而身为一名资深媒体人，他对媒体滥用新闻自由充满警惕。他的同事认为，刘易斯在后期对他所挚爱的新闻界有了许多“反对意见”。

他反对新闻界企图从宪法第一修正案中为自己找寻某种“特权”，他反对新闻界对司法机构的不信任心理，他也反对记者以拒绝透露消息源为对抗法律诉讼的“盾牌”。他以李文和“间谍案”为例，认为那些刊登报道说李文和泄露机密、却拒绝在法庭上给出消息源头的报纸，将自己的需要“驾凌”于因他们的错误报道而受到伤害的人之上。

刘易斯的妻子玛格丽特·马萨尔是美国法律界一位重量级人物。她是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在他的几本法律著作的前言里，都有一句向爱妻致谢的话—感谢她“提出过专业而充满爱意的批评”。

而在马萨尔大法官眼中，身为媒体人的丈夫热爱法治之道，对其充满激情，对美国的法官和司法体系抱有很高的敬意。

“他认为那是美国真正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核心价值。”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有删节）

网络言论的自由边界 篇3

关键词：微博,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

2006年, 美国人斯通、威廉姆斯和杰克·多尔西共同创建了虚拟社交及微型博客类网站Twitter (中文名称为“推特”) 。2009年, 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推出了微博的内测版, 成为中国门户网站中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 从此“微博”这一新兴的网络传播媒介进入了中国网民的视野。经过一年的发展与酝酿, 2010年微博已经成为深受中国网民欢迎并被广泛使用的一种网络新媒体。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2012年1月报告显示, 截至2011年12月底, 我国微博用户数达到2.5亿, 较上一年底增长了296.0%, 网民使用率为48.7%, 微博用一年时间发展成为近一半中国网民使用的重要互联网应用。[1]用户每秒产生/转发微博785条。[2]用户人数如此庞大、增长速度如此之快, 加上每秒近800条的更新量, 使得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微博媒介已经成为网民发表信息的重要平台、用户交流观点的“自由市场”。

与此同时,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这些早已被人们所熟知的字眼在微博时代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 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并且因为微博媒介的诸多特性, 使其得到全新的定义和诠释。笔者认为, 在崭新的微博时代,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这些概念的边界将逐渐消解, 它们会以“表达自由”的面貌而被融为一体。

笔者欲借此文, 浅谈微博带来的这种表达自由, 并讨论其将产生的相关影响。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边界

言论自由是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言论自由是指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公共领域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近来, 它通常被理解为包含了充分的表述的自由, 包括了创作及发布电影、照片、歌曲、舞蹈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富有表现力的资讯。言论自由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民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 在这一概念下, 它被认为不应受到政府的审查。[3]

言论自由是人的重要权利, 它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权利庄严地载于《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和第十九条中, 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将它具体化。[4]《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对于言论自由做出了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自由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则进一步说明:“一、人人有保持意见不受干预之权利。二、人人有发表自由之权利;此种权利包括以语言、文字或出版物、艺术或自己选择之其他方式, 不分国界, 寻求、接受及传播各种消息及思想之自由;三、本条第二项所载权利之行使, 附有特别责任及义务, 故得予以某种限制, 但此种限制以经法律规定, 且为下列各项所必要者为限;四、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五、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 或公共卫生或风化。”

由此可见, 言论自由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法律作为其实行的保障和依据。我国《宪法》也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此项权利。

为出版自由奋斗薪火相传。出版自由是指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公民有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的自由, 并有权从事著述、出版、印刷、发行的活动。现今世界公认出版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民主权利, 是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标志和象征。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大都在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中对此有明文规定。[5]

最早提出出版自由这个口号的是英国政论家、诗人约翰·弥尔顿。弥尔顿面对当时英国政府严酷的出版审查制度, 写出了不朽著作《论出版自由》。1557年, 玛丽女皇为管制“异端邪说”, 成立了皇家出版公司, 对于印刷品的出版进行审核。1586年, 伊丽莎白女皇颁布了出版法庭命令, 也就是所谓的“星法院法令”。该法令规定如下: (1) 全体印刷商的印刷机必须在皇家特许出版公司登记; (2) 伦敦市外, 除了牛津与剑桥大学, 一律禁止出版; (3) 除非教会同意, 不再允许新的出版商登记; (4) 特许制的各项规定; (5) 印刷任何刊物均须事前申请许可, 否则处以12便士至14先令罚款或坐牢处分; (6) 皇家特许出版公司对非法秘密出版物和印刷机有搜查、扣押、没收及逮捕嫌疑犯的权利; (7) 出版商的学徒不得超过3人, 但牛津与剑桥大学的印刷商各限有1名学徒。[6]1644年约翰·弥尔顿在他向国会发表的演说《论出版自由》中, 抨击英国教制阻碍科学和教育发展, 以及对印刷业实行许可证制度的《出版管制法》, 他呼吁“让我有自由来认识、抒发己见, 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 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

历史上很多思想家紧随弥尔顿的脚步, 将为争取出版自由而奋斗的火炬一代代地传承下去。他们的前赴后继换来的是出版自由的权利得以保障。著名的《人权宣言》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规定出版自由的正式法律文件。

新闻自由使媒介社会成为现实。新闻自由, 或称新闻自由权, 通常指政府通过宪法或相关法律条文保障本国公民言论、结社以及新闻出版界采访、报道、出版、发行等的自由权利。这一概念也可以延伸至保障新闻界采集和发布信息, 并提供给公众的充分自由。[7]

由于新闻自由得到保障, 在一些西方国家, 新闻媒介自称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 对立法、司法, 尤其是对行政当局实行舆论监督。[8]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印刷技术的进步、广播电视等技术的出现和广泛应用, 人们在20世纪20年代正式进入大众传播的时代。在大众传播时代, 人们被各种媒体紧密包围着, 以至于很多学者将现今人类生存的环境称作是媒介环境或拟态环境。身处媒介环境之中, 媒体上的各种新闻信息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并且在其中生存的重要因素。甚至有学者认为, 新闻记者不仅报道现实, 而且创造现实。[9]所以, 新闻自由的获取和实现, 成为如今人类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传统媒体时代, 公民个人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难以保障。1948年, 美国学者拉斯维尔在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里提出了构成传播的五个基本要素, 也就是人们所熟悉的5个“W”:Who (谁) , Says What (说了什么) , In Which Channel (通过什么渠道) , To Whom (向谁说) , With What Effect (有什么效果) 。进一步说, 一个基本的传播过程, 是由以下要素构成的: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和反馈。[10]可以明显地看出, 媒体属于“传播者”, 而普通民众属于“受传者”。尽管传播学领域早期将受众看做完全被动的“子弹论”现已被否定, 但是在媒体面前, 受众的确一度处于较为被动的信息接受状态。换句话说, 在早些年, 受众基本上只能接受媒体输出的信息, 对于自己想知道而媒体不报道的信息, 普通民众通常可望而不可即。

20世纪90年代初期, 中国的普通民众作为新闻节目的受众, 处于完全的旁观状态。所谓的旁观, 是指普通民众既不是新闻的传播者, 新闻中的事件又大多数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无关。在媒体不发达的年代,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是当时新闻节目的代表, 是中国人民了解新闻时事的重要途径。但是, 受众通常在节目中只能看到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行程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重大新闻事件, 而这些内容, 基本上与普通受众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于人们的生活, 起不到太大的影响作用。

换言之, 尽管经过很多先驱人物的不懈努力,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已经得到了各国法律的明确和各国政府的肯定, 但是在传统媒体时代, 这些权利对于个人来说, 很难得到实现。在传统媒体时代, 普通大众很少能够拥有使用媒介说话的可能, 人们作为传播过程中的受众, 一般来说处于“信息流”的“下游”, 通常只是信息的接受者。那时人们即使进行信息的主动传播, 几乎也都是处于人际传播的范围之内, 换言之, 普通受众的信息传播对象是家人、邻居、同事等身边人。

可见, 在传统媒体时代, 即便受众的言论自由得以保障, 其交流范围也非常狭小, 因此这样的言论自由像空头支票一样形同虚设。而对于普通人来说, 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则更是遥不可及。过去人们如果想运用、实现自己的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 唯一的选择是成为作家或是记者。但是, 这样的人在生活中毕竟少之又少, 甚至在很多人看来, 以作家和记者为职业意味着成为明星。

因此, 传统媒体时代所谓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其实并不真的存在, 或者说它们只存在于人们美好的设想之中。那时人们的这些权利只有借助媒体的帮助才能够得以实现。在20世纪早期, 沃尔特·李普曼就已经提出, 人们直接观察关于重大事件的第一手资料的机会是有限的, 他们只能依赖媒介提供的信息来告诉他们事情究竟是怎样的。[11]李普曼所描述的这种情形, 一直存续到网络媒体出现为止。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联系与区别。目前, 不少学者认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笔者认为这三个概念之间有较为明显的区别。

首先, 出版自由与新闻自由的不同之处在于, 出版自由可以包括除了新闻之外的更大范畴, 例如小说、唱片、电影等文艺作品的出版, 而这些内容显然是不能涵盖在“新闻自由”之内的。同时, 传统意义上的出版自由是基于印刷基础之上的, 用普通百姓的话来说, 就是“印出来的东西”。而新闻自由范畴之中, 显然有部分的内容也不在此列。除了报纸、杂志这样的新闻印刷出版品之外, 生活中同样常见的新闻形式还有电视、广播等非印刷制品。

其次, 言论自由的概念也与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有所不同。通常意义上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前提是信息进入大众传播领域。而如上文所述, 言论自由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并不涉及大众传播, 而是处在人际传播的范围内。和亲朋好友同学同事的随意交谈, 相互之间发表对于事件的不同看法, 这些都可以看做是大众对于言论自由权利的使用。可见, 言论自由并不局限于大众传播的范围。

再次, 虽然有人把表达自由等同于言论自由, 但笔者却认为表达自由比言论自由更加能涵盖以表现个人观点和态度为目的的个人自由。除了言论外, 个人还可以通过其他行为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在笔者看来, 表达自由是一个比言论自由更加宽泛的概念。不仅如此, 表达自由同样比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范畴要宽。因此, 可以将表达自由看做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融合。

这种更加具有包容性的表达自由能够得以实现, 微博等自媒体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微博的特性消解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边界, 使公民表达自由成为现实

现在, 手机的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功能和随时登录微博的便捷手段让老百姓做到了随时拍、随时发、随时传播。微博时代, 每个公民都可以变成信息的传播者。

也正是由于微博的这种特点, 使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边界被消解, 并被表达自由所涵盖和融合。

新型媒介技术使微博成为自由表达的有效工具。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879年, 爱迪生发明电灯, 人类从此摆脱了黑暗的束缚;1895年, 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 由此人类活动的影像得以保留;1903年, 莱特兄弟发明飞机, 至此人类实现了飞天的梦想。近几年, 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 诞生了很多新闻传播的新兴工具, 同时, 传统的工具得到了整合———拥有一部手机, 就可以实现拍照、录音和摄像的工作。正是科技的迅猛进步使得微博这样的传播工具成为现实并得到广泛应用, 从而让普通民众能够加入信息传播的队伍。

在微博这种新媒体上, 用户可以采用的表达方式绝不仅仅只有文字一种, 用户只需要一个简单的链接, 就可以在微博上发布音乐以及视频的内容。还有不少网友在微博上只发一些很简单的内容作为一条完整的微博信息。这些微博用户习惯在网上只发布一些极为简单的内容, 或是表示心情的图片, 或是表达态度的“赞”与“怒”。这种形式的表达看似简单, 但正是高强度社会压力下人们心情的真实写照。面对工作中遇到的难题, 发一张“哭脸”, 既能够适当发泄心中的压力, 时常又会引来其他微博用户的关心与帮助, 可谓一举两得。不仅如此, 微博用户甚至可以在不做任何“原创”的情况下完成信息的发布。微博菜单上有一个“转发”选项, 一旦用户发现别人发布的内容很有意思或为自己所喜欢, 就可以点击这个“转发”选项, 这样就可以将别人的东西移植到自己这里来。这样的微博信息发布方式, 简单而又有效, 足以在技术层面保证用户表达自由的实现。

同时, 微博因为自身的特点在信息传播时弱化甚至消除了过去信息传播中复杂的把关过程。在传统媒体时代, 信息的采用以及发布需要经过层层筛选, 从记者到编辑, 从采编者到发行人, 信息经过一层又一层把关, 最后才能进入大众传播市场, 真正成为大众传播的内容, 被受众接收到。在很多西方学者, 尤其是以葛兰西为代表的“霸权理论”学者眼中, 经过把关的信息只是那些符合当权者或媒体所有者利益的内容, 大量对于他们不利的部分经过把关后, 统统被排除在外。但是, 微博让每个普通民众都拥有了信息传播的权利, 而且是随时发现信息, 随时发布出去。曾经极为严格的把关过程消失了, 有学者感叹, 在微博时代, 曾经至关重要、对于信息传播握有“生杀大权”的把关人“下岗了”。这样一来, 唯一要对信息负责的就是发布者本人。没有了严密而谨慎的信息筛查, 使得人们的表达更为自由———只要微博用户愿意, 就随时可以进行信息的传播。当然, 把关的消失同时意味着普通民众必须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 才能保证信息空间的良好秩序。

微博的“微”字特点便于公众实现表达自由。微博强调“微”字, 正是有了字数上的限制。以新浪微博为例, 每条微博最多140字。微博正是由于字数有限而独具优势。首先, 这在无形之中降低了微博用户入门的门槛, 用不着用户对于所发内容精雕细琢, 只要能够把问题说清楚就行。微博避免了人们想写但又怕写不好的尴尬。其次, 字数的限制可以使得信息的识别度较高, 不会因为文字内容太多而将用户真正想说的话掩盖起来。短小的微博在这方面有着较大的优势, 基本使人能够做到一看就懂, 加大了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再次, 短小的微博可以保证信息传播及时迅速。微博的低门槛使其拥有了数量众多的用户。简而言之, 正是微博这种门槛较低的特点让更多人愿意并且能够在这样的媒介上传播信息表达观点。

微博使每个公民成为言论的自由表达者、新闻传播者以及出版者。微博用户可以将微博视作属于自己的媒体。笔者认为, 正是微博的出现和其广泛的使用使得受众迎来了一个自媒体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采集撰写者、发布者和传播者。在自媒体时代, 传统意义中“出版”的定义需要得到一定的修正。具体地说, 出版不再以印刷 (或唱片、影片的灌制) 为唯一的前提, 只要其内容可以流入大众传播领域, 作者都可以被认为是实现了“出版”。这样的出版形式多样而复杂。用户在微博上发布自己创作的文字作品或音频、视频内容, 都可以视为出版。如果用户发布的内容不是文艺作品, 而是某些新鲜的信息, 则可以认为其完成的是新闻的出版。这样, 以微博这种新兴传播工具为平台,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之间的边界消融, 三者相互结合形成表达自由。

微博这样的媒介工具使新闻的传播和作品的出版合二为一, 再加上言论内容在微博上的自由表达, 微博实现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融合, 形成了最终的“表达自由”。甚至可以说, 微博时代宣告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终结, 各国公民依据本国宪法和法律, 追求的是更广泛意义上的表达自由。

笔者认为, 更为全面的表达将很快代替先前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概念, 以“表达自由”的形式出现。既然如此, 原本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有关的内容需要得到整合, 在实际操作和运用时不再显得零散而繁杂。相关的微博监管部门也应当针对这种新型的、全面的表达自由制定新的政策法规, 对于范围更加广泛的信息传播者进行积极有效的引导, 确保公民依据法律法规运用微博行使表达自由和舆论监督的权利与职责义务。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2-01-16, http://www.cnnic.net.cn/dtygg/dtgg/201201/W020120116337628870651.pdf.

[2]新民网.福村梅记冠名赞助首届新浪微博营销大会[EB/OL].http://news.xinmin.cn/domestic/gnkb/2011/04/01/10052947.html.

[3]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8%80%E8%AE%BA%E8%87%AA%E7%94%B1.

[4]周永坤.公民权利——有尊严的活着[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78-79.

[5]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245612.htm.

[6]郑超然, 程曼丽, 王泰玄.外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56.

[7]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7%BA%E7%89%88%E8%87%AA%E7%94%B1.

[8]李良荣.新闻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117.

[9]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社会学[M].徐桂权,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0:3.

[10]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58.

网络言论的自由边界 篇4

一、言论自由的含义与网络环境下的特点

1.言论自由含义和特征

言论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与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它是一国公民通过语言表述各种思想和见解的自由，一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包括口头和书面等表述形式。广义的言论自由还包括新闻、出版、著作、绘画等自由。

2.我国法律对言论自由的规定

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条被视为公民言论自由的宪法来源，也可以说是新闻自由的宪法基础。

我国《宪法》第51条还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是宪法对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自由权的最低程度的限制。

3.网络环境下言论自由的特点

互联网不同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在网络上每个人都成了互动的个体，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权可以由自身亲自实现，从而摆脱了对大众媒体的强烈依赖性，也使信息的传播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必要的限制。概言之，网络环境下言论自由的特点有：①非群体化传播较多。如公民个体自觉的传播，这种传播使得言论自由获得极大的空间，但正由于这种没有限制的自由，使得信息的准确性、权威性被打破。②网上言论侵权发生率高。公民若不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传播的内容又事先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查，个人和商家的名誉很容易受到威胁。而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的控制和管理。

二、隐私权的含义

一般说来，作为公民人格权一种的隐私权，它不仅是民法保护的私人权利，而且是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民法上的隐私权主要是个人独处不受干扰、隐私不受侵害的权利，民法保护隐私权主要是防止其他自然人的侵犯；宪法保护隐私权主要是防止来自国家机关和国家权力的侵犯。

三、人肉搜索的含义

人肉搜索是指利用人工参与来提纯搜索引擎提供信息的一种机制。“人肉搜索”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人肉搜索”泛指一切由信息“征集者”提出问题、信息“应征者”回答问题的信息搜索与提供方式。人们利用现代信息科技，变传统的网络信息搜索为人找人、人问人、人挨人的关系型网络社区活动，变枯燥乏味的查询过程为一人提问、八方回应，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声呼唤触动万颗心的人性化搜索体验，是通过集中网民的力量去搜索信息和资源的一种方式，把从互联网上寻找网页和信息答案变成从网民身上找寻答案。而狭义上的“人肉搜索”是指以网络为平台,以网民为资源,逐渐获取某个人或某些人信息,然后整理分析这些信息,最后找出这个人并确认某个人信息的过程。

四、人肉搜索与言论自由

在我国，宪法确认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同时，也规定了公民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时候，不得破坏社会秩序，不得违背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或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由此可见言论自由只是相对自由，而不是绝对自由。在特定情形下，遵循特定的原则，可以对言论自由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统一的，对“人肉搜索”的滥用会使言论自由的行使滑向另一个极端。“人肉搜索”的滥用往往表现为参与者通过各种途径搜索他人信息 ,并将所知晓的信息公布于网络供其他网友识别、采用以最终锁定搜索对象；其他网友利用这些信息进行二次传播 ,再将有关信息转载于他处或者直接通过这些信息锁定对象,并对锁定的对象进行恐吓、辱骂、威胁。被搜索人的隐私被毫无保留地公布了。“人肉搜索”就此由言论自由的合法行使滑向了侵犯隐私权的极端。

五、“人肉搜索”与隐私权保护的冲突

不可否认，“人肉搜索”是网民参与公共事件的一条重要渠道，也是一种以互联网为平台的言论表达方式，在发生的某些社会事件中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社会正义的作用。因此，合法、合理限度内的人肉搜索，参与者的言论自由确需得到尊重和保护。但在人们的利益驱动和不当宣泄下，游走在道德与法律边缘的“人肉搜索”行为触犯他人的隐私，侵犯受害人的名誉，也是不争的事实。怎样协调“人肉搜索”与对公民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冲突，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课题。

“人肉搜索”对隐私权的侵犯：

1.网络服务商的共同侵权行为

网络服务商虽然是在虚拟世界中提供有关服务，但其行为也应遵守真实世界中的法律规定，并对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人肉搜索”中网络服务商侵犯公民隐私权的侵权行为，更多时候是一种积极的作为侵权，特别是提供内容服务与信息服务的服务商。因为人肉搜索不再单纯是依赖数据库的信息搜索过程和对结果的公布，而是与现实社会中的网民密切结合成的“一人提问、八方回应，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声呼唤惊醒万颗真心”，对涉及被搜索人隐私和名誉的所有相关信息予以查证并公布的功能强大的“调查机构”。这些服务商实质上是参与侵害受害人名誉和隐私的直接侵权人，其行为是共同侵权行为。

2.网民的侵权行为

网民对未经证实或已经证实的网络事件，一方面，通过网络发表具有攻击性、煽动性和侮辱性的失实言论，使原本正常的争议和批评极有可能转化为网络环境下的言论暴力和道德审判，从而造成当事人及其亲属名誉和隐私受损，正常生活受到干扰；另一方面，网络上的口诛笔伐进一步演变为对受害人现实生活的侵扰，严重侵犯了受害人私生活安宁权和住宅安全权，这种虚拟和现实紧密结合之下的侵权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受害者本人的隐私和名誉，更牵连到了受害者的家人和亲戚朋友。受害人不仅因之遭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伴随而来的还有财产上的损失。发生在“人肉搜索”中的网民的侵权行为，多数情形下为过失侵权，因为网民并不负有对网上发帖真实性的审查义务，即便是真实的事件，多数参与其中的网民，主要是出于“一身正气”、“一腔热血”而呐喊和呼吁。比如在地震发生后，“人肉搜索”同样跨越时间空间限制，协助很多灾区人民亲友团聚；对“华南虎”事件的层层追击，直至最后的真相大白等。

3.人肉搜索侵犯隐私权的特殊性

与一般现实社会中侵犯隐私权行为有所不同，“人肉搜索”中对隐私权的侵害，表现出以下几个特殊点：①侵权主体的复数性。②侵权责任主体难以认定。③网络环境下与现实生活中的侵权行为交织在一起。④“人肉搜索”同时构成了对共同隐私的侵犯。。

六、人肉搜索与隐私权保护的协调

鉴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专门针对个人信息和隐私的立法，面对现实中“人肉搜索”与法治社会对公民隐私权保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应该从网络技术层面、社会道德层面和法律规制层面多管齐下，让“人肉搜索”这种特殊的网络环境下的互助行为发挥积极的作用，避免其误入侵权抑或犯罪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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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立法和司法中明确对隐私权的保护

一方面，在立法上将隐私权作为独立于名誉权的具体人格权在民法上加以确认和保护。这既符合目前主流的学理观点，同时也和司法实践相一致。在目前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通过规范解释寻求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平衡，加强与其他法律部门的衔接，拟定相关条例、决定或司法解释，填补我国隐私权保护的漏洞。在民法侵权法中明确隐私权保护的基本内容，对于我国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立法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现代科技的发展对公民隐私权的影响。

另一方面，发挥有效案例的指导作用，建立一套动态的网络保护体系。案例指导可以通过对静态法律的诠释，起到甄别、指引和预测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可以有效发挥案例的指导作用，做到立法的宏观引导和与案例指导的微观指引相结合，以立体化的方式对网络行为予以规范和保护。

2.完善和制定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和法律法规

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隐私权的内容从传统扩展到个人的网络信息，对信息隐私权的专门法律保护已成为国际立法的趋势。为加强对个人网络信息的保护，我国应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即依法、合理、程序正当、公平公正公开。在法律上明确个人数据收集、使用的法律依据以及合法途径，建立他人信息搜集的及时通知与告知制度以及使用的事前征得同意制度等必要的可操作制度。明确个人对资料数据的权利及其限制，使个人信息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

3.制定专门的网络基本法以强化对隐私权的保护

由于我国对于网络领域的侵权行为的法律规制，目前还是停留在依靠行政部门的行政规章或者行业自律的自我约束层面上，缺乏内容翔实、操作性强的统一的网络基本法的规范。为促进我国信息产业的健康发展，并确保个人信息数据资料的收集、处理、传输和利用既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又能实现对个人和家庭隐私的充分保护，有必要制定专门的网络基本法，即在整合现有的、杂乱的网络行为规范的基础上，针对网络社会的特殊性，构建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共同组成的网络行为规范体系。对于发生在网络环境下的侵权问题予以明确规定，在民法侵权行为法的基础上，强化对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4.行业自律和网民的道德约束

一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鼓励行业自律，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网络自律制度，比如百度网络所倡导的《人肉搜索公约》。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自发的民间性活动，人肉搜索受到肯定的关键在于人们通过社会道德规范来评价社会实践中不道德的行为，

七、结语

言论自由是宪法保障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宪法对于言论自由的保障仅仅是一个宣言式的宣告。因此，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和限制必须依靠具体法律来予以支撑。网络“人肉搜索”行为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的法律问题是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与限制，“人肉搜索”行为在现实中的双重角色是宪法在保护和限制言论自由方面两难选择的写照。法律应协调好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知情权和隐私权的相互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的做法和观点都是有失偏颇的。为了防范网络暴力可能带来的黑暗，法律在规范人肉搜索上应有所为。在我国社会转型和法治化进程中，虽然对于宪法权利的保障模式与制度选择尚处于探索之中，但是，始终应该明白的是：在讨论言论自由的限制问题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限制言论自由，而是为了更好地保障言论自由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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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页

[12]赵春兰,论“人肉搜索”与隐私权保护的冲突与协调[J],浙江万里学院院报，2009,(8)

[13]马续东,从“人肉搜索”看网络状态下的言论自由表达[J],天中学刊,2011,(1)

[14]洪丹,法治维度下的人肉搜索[N]，南方日报，2008,(7)

网络言论自由的限度及其法律保护 篇5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 几乎没人会否认网络的巨大力量, 发生在2007年的华南虎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最牛钉子户事件等, 发生在2008年的“艳照门”事件、“红心爱国”抵制家乐福活动、汶川大地震中的“范跑跑”事件等等, 我们的生活早已经与网络密不可分。

马克思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 种的类特性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 而人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自由是人的本质, 人的思想首先要通过口表达出来, 人的交往也是首先通过语言来实现的, 因此言论自由对对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是最为基础的自由。“人立足于社会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是自由!“无自由, 毋宁死”, 千百年来, 为了争取自由权利, 人类已做出了无数的牺牲。也正是有了自由的意思与要求, 才使得人区别于动物界, 成了具有独立思考与关怀自身的存在。而言论作为一种最重要的表达形式, 无疑是自由最突出的体现。

1 言论自由的含义及其价值

1.1 言论自由的含义。

言论自由, 又称“表达自由”, 在我国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0条第2款中这样表述了言论自由:“人人享有表达自由;该权利应当包括以口头、书面或印刷物、艺术或自己选择之其他方式, 不分国界的追求、接受和传播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广义的言论自由涵盖了宪法中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的自由、批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和提出建议等条款。

1.2 言论自由的价值。

言论自由作为人类理性的一种追求, 是人类精神文化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是健康社会和人权质量的重要标识。最早为论者所强调的言论自由价值即是它有助于我们增进知识与获知真理。当我们可以自由地认识一切事物, 自由地抒发我们对于一切事物的认知, 那么真理将在与谬误的斗争中自动显现。我国有学者提出:随着生存权问题的基本解决, 自由权特别是言论自由权将成为我国人民的首要人权。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言论自由作为公民一项基本权利载入宪法, 有124个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发表意见自由, 占总数的87.3%。同时, 言论自由在维持和健全现实社会的民主政治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言论自由对民主政治的重要性表现:言论自由是人民表示同意和进行自我统治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原则, 没有言论自由即没有民主;言论自由是制约公共权力和避免民主从多数统治走向多数暴政的重要保障;以及言论自由促进着社会内不同群体之间和政府与公民之间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关系。言论自由不仅是增进知识获知真理、维持与健全民主政治的必要手段, 而且其本身即是目的。作为手段, 它促进着听者的利益;作为目的, 它促进着言者的利益。

2 网络言论属于言论自由保护的对象

无论是从互联网本身的特性, 还是从公约的有关规定以及各国对言论自由的通常理解看, 互联网都属于言论自由保护的对象。

首先, 互联网是人们继书本、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之后传播信息和交换思想的一个新的载体。无论网上出现的是文字, 还是图像、声音, 无论网上的内容是关于政治的, 还是关于经济的、宗教的, 都是人们发表的言谈、议论和意见, 都属于言论的范畴, 与传统的言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 理应受到保护。

其次, 公约第19条第2款规定, 人人享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 “不论口头的、书面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作为人权经典性文件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也有类似规定:“人人有权……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在这里, “任何其他媒介”或“任何媒介”不仅包括公约列举的媒介形式, 还包括声像、广播、电影、摄影、音乐、图画以及电子媒体等等。它们都是公约确立的人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方法和途径。简单地说, 一切关于人类的思想、观点、意见和议论的载体, 都属于公约言论自由保护的范围, 网络也不例外。

在网络诞生以前, 言论自由主要是依靠法律、社会规范来保障的, 两者是相互作用的。由于传统媒介都有一定的传播形式, 我们对于违反法律的不当言论可以通过对传播媒体采取一定的措施, 甚至是预防措施进行预防;对于那些过激的但法律并没有要求对此承担后果的言论, 社会规范就会发生作用, 将其排斥出社会主流媒体之外, 使其很难起到蛊惑人心的效果, 不会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但网络出现后, 由于其自身的特点, 因而给传统限制和保护体系带来了很大的难题。同时, 由于网络所具有的开放性、高效性、对于知识的传播、经济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推动作用, 对于网络的不适当的、过度的管制都会降低互联网的这种效用。对于网络言论我们应该给予比传统媒介中更为宽松的环境。这也给传统的限制和保护体系带来了挑战。

3 各国对于网络言论自由的限制及其保护

由于互联网给传统的言论自由保护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 各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保障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这些措施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 建立互联网的管理和协调机构, 加强对网络技术的研究。第二, 制定法律和政策, 规范和保障互联网上的言论。在各国, 立法通常是政府规范和管理网络言论的主要手段。如美国1987年修改了计算机犯罪法, 并对侵犯知识产权、计算机欺骗的行为进行了规范。美国还制定了信息自由法、个人隐私法、电子通信隐私法、正当通信法、电讯法等, 以加强对这一领域言论的规范和保护。德国在1996年夏出台了《信息和通讯服务规范法》, 还通过了电信服务数据保护法, 并对刑法、治安法、传播危害青少年文字法、著作权法等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在这些法律中, 各国为探讨与自己基本国情相适应的言论自由保护制度做出了巨大努力。除了立法手段之外, 各国还通过制定积极的政策来处理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保护问题。例如, 美国提出了“国家信息安全保障”政策, 在信息系统和网络中使用强密码来实现数字签名和加密技术, 以保护个人隐私, 并开发和利用良好的商业化安全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从这些政策规定看, 各国主要是从抑制互联网带来负面效应的角度来保障言论自由的。

我们可以发现, 首先美国等国家在对待以法律的形式限制网络言论上的谨慎态度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言论的多元化是民主社会的根本要求, 言论自由不仅应该保护主流意见和观点, 更应该保护少数的、边缘的和非正统的意见。其次, 美国等国家注意到了网络特殊的性质并认识到网络需要适应于这种特性的保护原则, 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再次, 美国等国家开启了网络言论保护的新思路, 即不仅仅依靠法律, 而且注重发挥技术及用户控制对规范网络的作用。

4 我国对于网络言论自由的限制及其保护

我国互联网应用日益普及, 网民人数不断激增。这给我国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同时也给言论自由的保障和正确规范带来了难题。

在立法上, 从1994年2月起至2006年7月, 国家已经颁布实施的网络方面的政策、法规达47部多。比较重要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实施细则》、《互联网网上服务营业场所管理办法》、《电子认证管理办法》、《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总的看来, 在信息化时代, 我国较好地回应了网络对言论自由保护的新挑战。但是, 由于我国经济基础不强, 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晚, 公民的信息化意识薄弱, 法律法规还不健全, 对言论自由的保护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 从网络的硬件设施看, 网络安全的设施和技术水平还有待于提高;从现有的法律法规来看, 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考虑得较多 (当然, 这是极其必要的) , 但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保护考虑得还不够;在某些领域, 如公民隐私权、知识产权、信息自由等方面的立法还存在空白;在理论研究上, 如何处理好因特网与我国人权保障, 尤其是与言论自由保护之间的关系还未广泛而有效地展开讨论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网络时代我国言论自由保护事业的发展。

5 如何促进对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

第一, 加强对网络技术的研究、信息技术人才的培养和网络基础知识的教育。首先, 网络技术的提高, 在完善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机制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 密码技术的改进以及IP协议实施真实性原则等都有助于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 能够有效地保护隐私权, 防止非法信息的发布, 从而缓解政府制定政策进行干预的压力。其次, 网络硬件环境与软件环境的改善, 与大量的、适应信息化时代要求的专业技术人才密切相关。因此, 我国应当重视网络技术人才的培养, 建立自己的信息技术队伍, 为网络时代更为充分地言论自由实现提供人才保障。此外, 对全体公民, 特别是我们的政策制定者进行互联网基本知识的宣传和教育也是极其必要的。不懂起码的网络常识, 政策制定者就无法制定正确的网络言论保护政策, 公民也无法有效地维护自己在言论自由方面的合法权益。

第二, 加强互联网上言论自由保障问题的研究。这些问题包括, 网络信息安全、因特网与言论自由表达、隐私权和知识产权的关系、因特网与信息公开及电子出版等, 以便为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第三, 政府直接参与互联网言论的交流和传播。就一国范围来说, 互联网的广泛使用, 打破了在传统媒介时代主要由官方提供信息资源的模式, 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可能成为人们评论的对象, 从而给政策制定者造成极大的压力。但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并不排除政府的参与, 相反, 政府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快捷、有效的传播工具, 解释、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和目的, 回应公民对有关政策的疑问和评论。这既有利于今后对政策的补充、修改和完善, 又有利于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 扩展和深化民主, 促进言论自由的充分实现。

试论网络传播下的言论自由 篇6

1 网络传播的优势

首先, 网络传播信息的速度十分迅捷。

网络传播的速度和以往相比是非常迅捷的。这主要是由于两方面原因:一个是网络新闻的制作环节不像传统的报纸、电视之类的媒体那样繁琐。例如与报纸相比, 不用印刷, 直接在电脑上制作后就可以投入传播。第二个原因网络本身传递信息之快是其他媒体无法相比的。

其次, 网络传播是一种互动交流方式。

网络传播是一种多向性、互动性的传播。以电视、报纸为代表的媒体属于一种单向表达形式。在这种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中, 所有的信息、观点和意见都由单方从报纸、电视中传递给受众。与传统的媒介不同, 网络是一个双向的交流平台, 与读者的联系更紧密。它使大众传播从传统的线性交流走向交互性交流, 这一特点使得传播者和接受传播者随时可以进行交流。

第三, 网络传播具有开放性。

网络是面向互联网上所有人的, 在网络世界里, 任何一个掌握简单网络知识的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提出自己的观点、发表意见。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独立的信息源, 在网络的世界里已没有国界的区分, 只有整个信息系统的全人类共享。

2 网络传播下的言论自由极其存在的利弊

正因为网络传播有很多优势, 网络时代的到来, 对个人表达领域的控制已经成为技术上几乎不可能的事情。网络, 一个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角色的媒介, 因其交互性、便捷性和开放性等特点给言论自由释放了更大的表达空间, 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 自我价值、观念、情绪的表达都不再是个难题。博客、BBS、聊天工具等多个板块和领域都可以成为倾诉的对象。此外, 在互联网上, 用户可以是信息的接收者, 也可以是信息的传播者, 还可以是舆论的参议者。我们正在拥有越来越全面和越来越深入的自由。

网络是一柄双刃剑, 使用不利便会造成危害。网络可以及时传递信息, 但这些传递的信息并非都是健康的, 有人把现在的网络描绘成一个充满污言秽语、充满色情淫秽、充满欺诈和犯罪的是非之地。网络现在处于社会道德和法律的控制的边缘地带, 因而充满争议, 因而充满危险。毋庸置疑, 网络为言论的自由表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话语平台, 给“言论”释放了比以往媒介更广阔的空间。然而, 在欢呼雀跃言论自由如此易于表达的同时, 也不能忽视其潜在的负面效应。

首先, 我们现在总能在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新闻, 虽然说在网络上可以实现相对的言论自由, 然而由于网络上发表言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组织语言, 总是几句话就叙述了一件事情, 非常的不全面, 混淆事实的情况不可避免, 甚至有的是颠倒黑白。

其次, 现在在网上有一部分人总是扮演“骂人的人”, 而那些有耐性讲道理的人, 就是“被骂的人”, !这些“骂人的人”只是将自己的所看所想, 加以论述便轻易的发布在网上, 毫不顾忌“被骂的人”的感受, 网络时代个人言论自由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最后, 网络的普及, 让私人信息大批量地介入了公共领域, 即便如此, 言论的自由也不能成为道德失控的借口, 也不能成为侵犯他人基本权利的依据。不可否认, 网络中不乏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 体现了时代精神的信息, 但是网络本身所具有的虚拟性、隐蔽性、信息传播的匿名性等相关因素的影响, 使得言论自由的概念逐渐地被泛化, 因网络侵权、违法、泄露隐私、人身攻击等负面行为的不断出现, 严重扰乱了新闻传播的健康秩序。网络言论作为公民言论的一种形式, 其自由同样是要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

3 如何解决网络言论的管理

网络环境是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的虚拟空间, 很容易让人们陷入一种非理性的状态。所以, 应该对网络言论范围需要加以规范限制。

第一, 可以实行网络实名制。

在网络中实行实名制, 每个人都要承担自己言论的法律责任, 这样才能真正保证每个公民的人身权益, 使坏人不敢做坏事, 好人不受伤害, 这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

第二, 加强网络技术的发展。

加强网络技术的发展, 对一些敏感字符, 不好的言论等进行过滤, 使之不能输入。提高网络技术对完善网络言论自由的控制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 加强网络服务商的自我管理。

由于网络服务商往往对网络传输内容有一定的控制权, 所以可以适当赋予其一定的审查权限, 一旦发现不良信息, 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或是删除或是限制访问, 防止信息的进一步传播。

第四, 政府可以引导民众的言论。

政府可以引导民众的言论。采取相应政策, 教育、说服网民规范网络语言。大家一起进行监督, 净化我们的网络空间。

参考文献

[1]高钢著.新闻写作精要[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5.

浅析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问题 篇7

一、网络言论自由的界限

由于网络言论自由有种种好处, 但并不是说人们在网络上就可以放肆自己的言行, 正如我们传统的言行一样, 网络言论自由也是有自己的限度, 笔者认为应当在以下范围内行使。

1) 个人利益。相较于公共秩序而言, 网络言论自由更容易损害的是私人利益, 长期以来相较于其他权利似乎更受青睐。然而我们对任何权利的保护都不是绝对的, 即使是对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的保护, 当它和另一项宪法基本权利的保护相冲突时, 也必须作出让步, 我们要寻找的是在各种权利保护之间的一个平衡点。在互联网时代, 网络言论由于缺乏把关人, 比传统言论自由度大的多, 所以更容易侵犯他人的权利, 危害的范围不再局限于当事人的生活圈。二是扩大到全国甚至全球。正因为这样, 权利人因网络言论自由而遭受的损害程度是不同以往的, 所以笔者认为, 网络言论的发表必须尊重他人的正当权利。2) 社会利益。与个人意义相对应的社会利益也同样受到了网络言论自由的侵犯, 所以我国在立法上, 从1994年2月起至2006年7月, 国家已经颁布了多方面的法律法规,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实施细则》、《互联网网上服务营业场所管理办法》、《电子认证管理办法》、《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比较重要。这些条例有效的保护了公共利益的不受侵犯, 尤其是国家安区、司法独立及公序良俗。随着网络的兴起民众对于国家安区、司法独立及公序良俗也越来越有理性的见解。网络的便捷性、互动性的特点使得网络上的观点、意见能轻易的迅速的形成压倒性的舆论, 故我们要以法律的手段, 保证理性思考的存在, 从而避免伤害社会利益。

二、网络言论自由的价值

孟德斯鸠说过:“要享受自由的话, 就应该使每一个人能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要保全自由的话, 也应该使每一个人能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国家的公民可以说或写一切法律所没有禁止的说或禁止写的东西。”人类已经走进互联网时代, 已经拥有了目前最开放的言论空间,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很多现实生活中沉默寡言的人, 在网络上却成为“吐槽”高手, 所以思考网络言论自由的价值是我们在法律上为它定位的前提, 也是我们要保护他的原因。

(一) 对公众的价值

网络是一个平等的平台, 它迅速、开放、自由而且平等。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批评政府或是名人, 弱小的消费者可以使得财大气粗的企业不敢小觑, 地位显赫的人也不敢忽视平民的声音。由于网络的兴起改变了舆论的方式, 使得我们可以自由的表达被网络放大声音的见解。网络的兴起也使得我们可以更加迅速的掌握信息, 其传播速度是其他传统媒介所不能比拟的。

(二) 对个人的价值

最近几年, 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网络事件基本上都是关于权力的表达和维护。例如:“佘祥林案”是对司法审判公正的呼吁, “孙志刚事件”是对迁徙自由权的认可和推动收容制度的改变, 发生在各地的“虐待动物事件”是对生命权的关注, 这些例子表明大家通过网络开始对自身的利益和权力开始表达自己的声音, 显示出了网络对于权利诉求的宽容和推动。网络的兴起, 使得现实世界中阻碍的交流因素在虚拟世界化为乌有。

三、我国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

自从网络进入中国, 发展迅速, 网络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与此同时, 网络带来的问题也随之增多, 原有法律已经不足以适用于网络空间, 因此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立法。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我国关于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存在严重的缺陷。目前在我国网络言论自由未被明确指出是属于言论自由的一种而被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 这在宪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有所体现。

(一) 法律机制存在的问题

1) 立法目的忽视言论自由。我国现有互联网的法律法规的立法价值以安全、秩序为主, 而言论自由却被放在了附属地位。我国就现有的规则来看, 立法重在规范, 压制性强, 保障弱, 并且缺乏网络言论自由受到侵犯时的救济性措施, 甚至在部分涉及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做了禁止性的规定。网络空间之巨大使得我国网络立法出现了失衡的现象, 即偏重于网络及信息安全、网络管理两大方面, 这不能覆盖网络产生的各种法律现实问题, 去多重要而实际的网络问题缺乏法律引导和规范。2) 立法笼统且忽略网络言论特性。我国网络立法存在失衡现象, 即偏重于网络管理、网络及信息安全两大方面, 远远不能覆盖网络产生的各种法律现实问题, 许多重要而实际的网络问题缺乏法律引导和规范。其中关于网络言论自由就缺乏具体有效的规范, 网络言论自由具有不同于传统言论自由的特性, 传统法律未必完全适用网络, 因此, 对于网络言论自由的保障和规制并不都适宜照搬传统法律。

(二) 完善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机制

不论是英美法系的国家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 都认为言论的多元化是民主社会的根本要求, 我们除了保护主流的意见和观点, 更应该倾听少数的、非主流的、边缘化的意见。网络言论很自由也很容易受到权力的伤害, 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对网络言论自由是一个威胁。因此, 法律必须明确对网络言论自由进行规制的条件, 而这个条件也必须是严格而谨慎的。网络言论自由需要规制但是规制必须是小心谨慎的, 否则极容易造成对网络言论的压制, 我国在立法的时候也应该考虑网络言论自由的这一特性。

从行业本身的角度来说, 我们可以加强行业的自律性, 提高行业的素质。“政府也可以放宽对新闻的审查力度, 采取欧美的事后审查代替严格的事前审查。通过行业的自律弥补法律在互联网当中的不足, 调动互联网的活力, 缓解网络言论自由与政府规避间的矛盾。让网络言论自由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摘要：随着网络的发展使得我们拥有了更广阔的交流空间, 它继报纸、电视、广播之后又一次的开拓了言论自由的空间。同其他权利一样, 我们既要保证它的实现, 又要确保其不被乱用, 给予适当的界限和法律规制。对于网络言论自由要从理性的角度出发, 发挥好它的切实作用。

关键词：言论自由,网络言论自由,权利,法律规制

参考文献

[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网络言论的自由边界 篇8

关键词：言论自由,网络言论自由,人肉搜索,个人信息

一、网络言论自由的特点与价值

(一) 网络言论自由权的特点

“网络言论自由权属于宪法上言论自由权的保护范围, 其实质是时代驱动下的传统言论自由权的更新和拓展”。是网民通过互联网上各种工具以各种形式来表达自己思想和观点的自由。其特点是:

1. 网络中言论传播方式极其便捷。只要有一台能够连入Internet的电脑, 就可以足不出户的发表言论。2.网络中言论表达更具有广泛性, 平等性。言论通过网络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深入世界的每个角落。网络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 任何人在网络上发布和接收信息的权利都是完全平等的, 不带有任何的等级, 身份色彩。3.网络言论表达的匿名性。人们可以自由的发表言论而不用担心被别人知道真实身份, 匿名性这一特征一方面使得人们在网络上可以畅所欲言, 帮助人们表达一些现实中不敢说的话, 另一方面也为言论自由提供了一种法律之外的保护方法, 帮助人们减少发表言论时的后顾之忧。

(二) 网络言论自由权的价值

毫无疑问, 在网络时代, “公民网络言论自由权的行使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进步、宪政的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曾特别指出注重“舆论监督”。实际上, 特别是通过网络言论自由权的行使所达到的网络反腐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2012年下半年以来, “表哥”、“房叔”相继落马就是公民运用网络言论自由权进行舆论监督的一个反映, 也彰显了网络言论自由的一项监督价值。

1. 网络言论自由权的价值在于可以维护民主、实现民主。民主强调每个公民都有表达政治观点的自由, 并且要最大程度的实现这种自由。网络言论表达的特点, 使得公民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自己对特定问题的看法, 并且可以随着互联网迅速的大范围传播。在“表叔”一案中, 广大网民集结力量对“表叔”的各种贪腐行为集中曝光, 最终使其受到刑事追究, 体现了网络言论自由权的行使在维护民主和实现民主中的巨大力量。

2. 网络言论自由权的价值在于可以实现法治、破除人治。法治就是要依法治国, 建立有限政府是法治的首要精神, 网络言论自由权能够有效的限制国家的权力, 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 建立有限政府。一旦国家权力行使偏离宪法的轨道, 人们就将其及时公之于网络, 并通过网络提出各种批评建议, 形成社会舆论力量, 以迫使相关机关自救或者有权机关处理, 确保权力运行在正确的轨道。

3. 网络言论自由权的价值更表现在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更好的保障人权。网络言论自由权是基本人权之一, 公民通过网络表达自己对特定问题的看法本身就是人权的表达。通过网络上的讨论, 使得生存权、受教育权、选举权等人权问题得到重视, 进一步唤醒了人们的人权意识, 这些都有利于保障人权的实现。

二、网络言论自由的边界

(一) 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必要性

1. 法律关系中的对应关系。

是指法律权利一般有相对的法律义务存在, 网络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也有相对应的义务, 也就是说网络言论自由不是毫无束缚的绝对自由, 而是要受到限制的相对自由。

2. 功能发挥中的互动关系。

法律的功能常常是通过它所设定的权利和义务得以实现表现出来的。网络言论自由这一项公民的权利, 能够使人们最大限度的行使言论自由, 进而推动民主与自由, 但是这一积极作用离不开义务的功能发挥, 也就是需要进行必要的限制来对权利进行规制, 使其积极作用能够发挥, 消极作用能被遏制。只有权利和义务互动起来, 才能发挥其巨大的社会功能。

(二) 个人信息保护的必要性

1. 有利于保障基本人权的实现。

个人信息获得尊重与保护是维持个人获得正常生活状态的需要, 是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 加强对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有利于保障基本人权的实现。

2. 有利于最大限度的防止侵犯个人信息权。

在网络环境下, 个人信息变得更加敏感, 同时也更容易被侵害, 比如“人肉搜索”, 发布谣言等都会对个人信息造成一定危害, 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很有必要。

(三) 网络言论自由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表现

1. 网络言论自由权滥用侵犯个人信息。网络的无限开放性和自由性, 为用户提供了广阔的自由空间, 但是, 过度的自由使得网络的弊端进一步被放大, 网络言论的匿名性和不可控性使得其无法受到有形有力的约束, 网络言论者道德缺失使得“发布谣言”, “恶意人肉搜索”等侵犯个人信息的事件愈演愈烈, 比如最著名的“死亡博客案”。网络言论自由权不是绝对的, 公民在行使其网络言论自由权的同时必须要承担起不侵害他人个人信息权的义务。

2. 个人信息的过分主张限制网络言论自由权的行使。个人信息有选择性的公开是必要的, 也是现代法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比如, 官员的个人财产状况, 随着公民维权意识的日益增强, 通过网络举报违法犯罪行为也成为惩治犯罪的一种重要途径, 然而某些违法犯罪人员却以“不能随意侵犯个人信息”为挡箭牌, 指责举报者无理侵权, 甚至在现实中打击报复。为了避免纠纷报复, 知情者只得选择沉默。这样既削弱了网络的民主监督功能, 限制了必要的个人信息的公开和交流, 又极大的限制了网络言论自由权的有效行使。

(四) 二者冲突产生的原因

1. 二者利益的冲突性。

个人信息权强调个人利益, 其本质属性是个人利益, 体现对个人信息的独占性和专有性, 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关系不大甚至在特殊情况下还存在一定的冲突。网络言论自由一方面体现个人生存利益, 是个人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共利益和群体利益, 是对公共事件或公共利益的评述和表达, 他要求提高整个社会的公开性与参与度, 赋予人们更多了解和参与的机会。

2. 两者本质的对抗性。

个人信息权具有专有性和封闭性, 它更加强调保护和不受侵犯, 是公民对个人私有空间和信息的一种消极被动防御, 它在法律上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个人隐私权;网络言论自由具有共有性和开放性, 它更加强调的是自由, 是公民对他人、社会群体事件和利益的一种表达, 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表达,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为了各自的利益, 一个希望尽量不被人知道, 而另一个则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因此, 两者的对立不可避免。

3. 立法的滞后性。

信息化不可避免地会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造成危胁, 在网络时代和网络环境下, 哪些信息属于个人隐私, 个人隐私被侵犯后应如何追责?哪些信息可以公开, 且如何公开?这些问题都颇具争议性, 缺乏相应的道德标杆和法律准则。从我国目前的立法来看, 立法更多地侧重于对公民个人信息被侵犯后的事后救济而没有就二者之间的冲突规定出一个互不侵犯的明确界限, 总体来说, 我国这方面的立法落后。

三、网络言论自由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平衡

(一) 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就美国来说, 美国对言论自由实行绝对保障 (一般认为是准绝对保障) 不允许法律加以任何限制, 也通过法院判例确立了国会在特殊情况下, 有权干预言论自由的规则。它强调言论自由作为基本人权而受到宪法保护, 任何可能限制或剥夺个人言论自由的特别法律均被视为违宪。可以说, 美国从根本上杜绝了对包括网络言论自由在内的个人言论自由的任何立法限制, 其强调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绝对保护。它们更倾向于采取行业自律模式加强对网络个人信息的保护, 即依靠网络服务者的自我约束和行业协会的监督, 来实现保障用户个人信息权与促进网络经济。

而德国言论自由的保护采取的是相对保障方式。体现为“宪法的直接保护和特别立法的保护、限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 宪法将网络言论自由直接纳入公民言论自由的范围内并规定其具有直接效力;另一方面, 又根据实践需要针对网络言论自由颁布特别法, 对其进行具体规制。

(二) 综合国内外实践笔者的建议

对于网络言论自由, 既要加以保护, 又要对其适当限制。通过对美国和德国两个西方国家的考察, 我们应该清楚知道, 要实行网络言论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很有可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带来挑战, 这就需要我们在网络言论自由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寻求一定平衡。

首先, 中国应当认清自身目前言论自由的保护方式和价值取向, 在此基础上借鉴外国经验。我国现行宪法仅仅是规定了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 而对于如何保护, 依据哪些普通法律保护, 宪法均未作明确规定。从司法实践来看, 我国对于公民个人权利及言论自由的保护主要是依托《民法》及其他单行普通法律。由此可见, 我国的保护模式与德国相近, 也是一种相对的保障方式。所以相对于美国, 德国的网络言论自由保障模式更值得我们借鉴。

其次, 应当谨慎对待网络言论自由的立法规制, 妥善处理网络言论自由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关系, 加强立法保护, 明确相关主管部门与网络服务商之间的法律责任。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我们应当在将网络言论自由其明确纳入宪法保护的基础上, 制定更为确定和详实的单行普通法律直接对其加以规制。在立法规制时, 不仅要考虑到网络言论基本权利的属性和价值, 更应建立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 就公民网络言论自由与个人信息保护设立中间地带, 同时对相关的主管部门及网络服务商规定法律责任, 以期加强相管主管部门的监管和网络服务商的自律及自我规范。

最后, 不只简单依靠立法规制, 更要重视技术与行业自律在网络言论自由控制方面的作用。通过各国实践, 我们可以看出, 立法保护虽然是网络言论自由规制的一个重要途径, 但网络技术及网络环境自身自律也在其中发挥着一个重要作用, 如德国的《多元媒体法》明确规定散布者要以技术手段防止某类信息被青少年获得。因此, 我们也有必要为相关的网络运营商、网络服务商设定义务, 要求其对其运营服务的网络环境加强监督, 对出现的侵犯他人个人信息隐私的网络言论及时清理规范。同时在网络上提倡更为科学理性的表达言论, 营造良好有序的网络环境。

参考文献

[1]秦前红, 陈道英.网络言论自由法律界限初探[D].武汉大学法学院, 2006.

[2]温辉.言论自由:概念及边界[J].比较法研究, 2005 (3) .

[3]周汉华.个人信息保护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4]张平.试析网络时代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 2007 (2) .

网络言论的自由边界 篇9

(一)中国网络发展的现状

根据最新统计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互联网网民规模已经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较2014年底来说是大幅度提升,增长比率为2.4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的网络普及率已经相当接近。如此巨量的规模,如此迅猛的发展速度,使得中国公民社会日益网络化、信息化和便利化。而网络使以90后为主力军的网络群体找到了宣扬个性和展现风采的舞台,一方面90后网民心智不成熟、社会阅历不足、自我把控能力差,容易情绪化发言,对于谣言也没有足够的辨别力,很容易人云亦云;另一方面网络又具有十足的虚拟性,网络社会是超脱于现实生活的类“空中楼阁”的存在,两相综合,我国的网络舆情相当严峻,网络欺诈和网络暴力事件诸如人肉搜索、个人信息售卖的行为层出不穷,屡禁不止。

(二)中国网络现状与网络产生的初衷不符

互联网以其便捷性使得人类迅速互联互通,发明互联网技术的精英们的初衷是为了反对信息垄断和实现信息平权,让每个人都能在阳光和空气之外,再享受一份廉价而平等拥有的权利。可期待往往与现状不相符,一方面是网络使用者在使用网络时的滥用行为层出不穷。从2006年的“虐猫女事件”到2013年的“花季少女投河”案件,网络充斥着一种暴力的气氛;同时网络欺诈也是屡禁不止,盗版迅速走向网络,近年来购物网站上更是假货的集散地;另一方面政府公权力的抬头,从公民发帖引起跨省追捕以及“造谣微博被转发500次即构成刑事处罚的入罪条件”即可看出。

二、网络实名制与言论自由的背离

(一)网络实名制将导致网络反腐的颓势

匿名性被看做互联网的天然本性,而匿名表达权也被看做是个人基于人格尊严和人格独立而进行的一种自我保护、自我防御的机制,因此在网络上,人人皆有勇气成为自媒体。自由表达权对于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的秩序而言,是有建设性意义的,因为它能够促成经常性的思维碰撞和真知灼见的交换,对创新力的形成居功甚伟。联合国专门针对自由表达权做过相关阐述: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在我国的宪法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可以说自由表达权不仅在我国是一项宪法性的权利,在世界范围内也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公认。

在我国,网络的匿名性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到网络反腐的大军中来,“表叔”和“郭美美”的曝光即是佐证。然后网络实名制闭塞言路,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言论,在尚未实行网络实名制时,即有河南警方“跨省拘捕”举报家乡非法征地现象的网上发帖者的先例,那么试想如果网站实行了实名制,此类过度执法甚至错误执法的现象会不会更多?

(二)网络实名制将遏制公民参与公共事业的管理

网络没有等级制度,每个人的说话权利都是处于同一顺位,每人都可以通过组成扁平化的组织进行交流,比如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结成QQ群、微信群等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和交流。近年来,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更多的公民有精力和有素质参与到公共生活的管理中,大到水电收费和类似PX污染项目的上马,小到物业管理和停车场收费,公众的参与贯穿于行政执法和行政许可等诸多政府行为中,执政公开度和受支持率也成为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衡量尺度。然而网络实名制的出现使得公民开始回避参与涉及具体官员的执政能力的评议,使得公民和政府的互动环节弱化。而这些弱化表现在政府公权力明显存在扩张风险和趋势的国家和地区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很可能导致权力和权利的二维失衡。

三、网络实名制与网络秩序的背离

(一)网络实名制使网站成为黑客重点攻击的对象,客观上加重信息泄露的严重后果

网络实名制的出台往往打着“维护网络秩序”的旗号,可是网络实名制并没有起到维护网络秩序的作用。韩国是世界上唯一实行过网络实名制的国家,可是就韩国实行网络实名制的情况来看,诽谤跟帖数量从13.9%降到12.2%,维护网络秩序的效果确实有限,而且同时对于网上的交流和沟通却产生了非常大的抑制作用,各大网络平台的公众交流数量也大幅锐减,更为重要的是,实名制信息使得韩国各大网站成了黑客们攻击的对象,在2011年,韩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量注册信息外泄的事件,数以千万网民的信息被黑客盗取。这反而进一步使得网络秩序向更坏的方向发展。

而斯诺登在“棱镜门事件”中的曝光让我们看到了不仅仅是企业,甚而是政府都会参与到侵犯公民信息安全的队伍中来的,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它们做出侵权行为的成本会小得多,而且更难以察觉。这也应该引起反对网络实名制的社群的足够警觉。

(二)网络实名制并不能真正的遏制网络违法甚至网络犯罪

以现有的科技水平来看,凭借个人身份证系统来核实对方是否为“实”尚是一个问题。这是因为注册时只核对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而对于盗用他人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进行注册的,几乎无法识别。我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各项立法仍尚未上马,个人信誉管理系统还并没有完善,身份证信息等都可以在网络上收集到,甚至有的购物网站上有专门售卖身份证的,对于这种种现象,贸然的实行网络实名制,最终只会管住“老实人”,而对于那些真正的犯罪分子,网络实名制恐怕是鞭长莫及的。

同时,网络实名制甚而有可能会引起“告密”“诬陷”行为的发生,如果在网络上盗用别人的名号进行违法犯罪活动,那么招受处罚的将会是被盗用者,而且网络实名制下,处在不同的角度上看待别人的言论,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而很难杜绝那种别有用心之人不会因恨而生出虚妄,大肆攻讦、无中生有的构陷别人。倘若这样,网络和谐的现状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网络黑暗时代的到来。

四、后记

网络是一个平台,属于全民共享的开放式平台,这里并不是法外之地,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网络和现实总会有些差距,比如网络对言论的更大宽容。21世纪理应成为民主和开放的世纪,而为民主和开放奠定基石的是法律的包容,法律应该成为网络的底线而不应该过度拔高,网络实名制很明显是逆势而为,在全球都被证明错误的当下,仍然实现网络实名制是一个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公民的表达权需要弘扬,因为这是一个关乎个人尊严和权利保障的问题,因此,笔者强烈呼吁给网络一个自我净化的空间,网络需要成熟,但是不应该被动成熟,而且是以一种极不恰当的方式。

参考文献

[1]刘建明.实名制的强制与宽容[J].当代传播,2013.

[2]高荣林.对韩国废除网络实名制的反思[J].当代传播,2013.

[3]庹继光,刘海贵.网络实名制对网络反腐的促进与规范[J].新闻记者,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