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精选8篇）

言论自由 篇1

另类智慧言论：经典言论精彩言论搞笑言论

骗子：能说服你让他白坐车，又能让你感到似乎是给了你多大面子的人 睡眠：没有人负责的死亡

花圈：圆圆的像个句号，点断了多彩的人生。

超女：大众快餐的生产者，制造了大量玉米，凉粉，以及盒饭等，以满足大众的精神饥饿。爱情：雌、雄荷尔蒙化学作用的感觉。

杰出的：正好做靶子让怨恨、妒忌和流言蜚语之箭射穿。

寂寞：一瓶名贵香水，常常假爱情之名，是有钱且有闲阶级之专利，穷人不敢问津。

睡觉：人体实行的双班制之夜班部分。日班，做事；夜班，做梦。

经验：一种智慧。它使我们懂得：我们满怀希望地迎接的家伙，原来风只是一个讨厌的老相识。

人格：将人性用等级划分，这个等级是由高到低一格一格的，所以呢，就称为人格。

追求：在一个人想得到和得到了之间进行的一切活动。常常开始时追的是一只蝴蝶，而找的却是一座花园。

专心：儿子看电视时你替他做家庭作业的本事

白痴：善于把最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天才，当然，得要他有兴趣

饿鬼：把桌上的饭菜一扫而光后还把假牙取下来啃一啃的人

宿舍：证明达尔文进化论的错误的又一个有力的证据。男生可以去动物园，女生可以进男生宿舍。反过来却都不行

考试：一场知识与愚昧、正义与邪恶、厄运与好运、诚实与阴险的较量 贞操：保持两腿交叉的简单能力； 国际象棋：棋子互相吃的运动； 伴娘：在新郎眼里最漂亮的女人。

吵架：世界上吸引观众最多的体育比赛，由两人或多人参加，通常以参赛者的唾沫星数量及其飞行速度来决定胜负。

超级替补：对那些与主教练有隙的著名球员的雅称。

程序：告诉你一个秘密：电脑其实很蠢，什么事都是我一步步教它的。沉默：谈话的中途，在哑口无言的时候所表现出的美德。成就：努力的终结者和厌倦的开始。

让：是在强大于自己的人面前表现出的一种风度。无奈：被狗咬了一口，却无法反咬一口时的感觉。

勇敢：在安全的情况下，男人表现得最令人注目的品德之一。天堂：就是所有的女人都在，只有你老婆不在的地方。

魅力 ：掩饰不住的美丽外表和它的辐射力通常是爱情或阴谋的开始。品位：收入相当的人才可沉湎其中的奢侈品。

孤独：很热烈地跟自己交谈，以至于任何人都无法插进来的一种情绪。快乐：是这样一种人，面对别人的痛苦表现出异常的兴奋之情。野心：正面人物叫雄心，反面人物叫野心。

饭碗：是那种毁灭人的创造力，思想力，吞噬人的自尊，自信，却又是让有活下去的东西。遗传：无论你有什么缺点都可以推给它。爱情：一种精神病，最好的治疗方法有两个：毕业和婚姻。

神经病：对于不符合自己意志的人给予的一句评语，这种评价往往是相互的。宿舍 ：以去动物园，女生可以进男生宿舍。反过来却不行。白痴：善于把最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天才。

内在美：令所有的丑女孩足以拥有自信并战胜自卑的优良品质，尽管她们并不一定具有这种品质。

倒霉者：他仰面朝天摔倒了，可不知为什么鼻梁骨却断了。洽谈：衡量对手是否能钻入圈套的一个过程。大人：就是脚穿长筒鞋，却依然躲开水坑走的人。

嫉妒：与女人有关的一种流行病，当它传染给男人之后，病情会更严重。鉴赏家：经常把骡子说成是千里马的人。

茶杯：办公室以水的深浅来计算下班时间长短的通用计时器。撒谎：人类基因中第一对染色体的名称。红包：令授受双方都很激动的一种包裹。寄存：往往就是把羊群托给狼看管。

决议：早已被上级决定，然后拿给大家参考、讨论的议题。沉默：在自觉理亏或胸有成竹时体现的一种智慧。

广告：一种智能捕鼠器，猎捕对象是直立行走、能够制造并使用工具的家鼠。文明：绅士们穿戴整齐之后在女人面前的一种表演。

青蛙：泛指一切蹲伏在电脑前鼓起双眼紧盯屏幕并欲图吻到公主的男性网民。天真：为了麻痹对手而故意外露的某些“致命弱点”。

后来：无趣的人在听完每个笑话之后都要关心和追问的东西。和平：狼在饱餐过后与羊签订的一份公约。孩子：夫妻离婚时惟一不能公平分割的财产。

规章制度：摆在你面前的一桌丰盛的美味，上面写着“禁止动口”。知识分子：会引用别人的话跟你吵架的人。

谦让：当确信自己放弃后别人不可能接受时的一种举动。妙文：非常骄傲地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文章并期待得到读者热烈反应时，结果你只收到一封信,信中告知本报第四版右下脚有个排版错误。

情网：无论是进去还是出来，你都是迫不及待的。不过你首先进去的往往是嘴，首先出来的往往是心。

愚蠢：在智力竞赛时，上司答错了的问题，你竟然答对了。

经验：我们满怀希望地迎接的东西，原来只是一个相识已久的讨厌鬼。空欢喜：拿了一张不是你的高分试卷。

知识分子：善于引用别人的话跟你吵架的人。

娘家：女人小时侯的看护所，长大后的监护所，结婚后的避难所。闹钟：先吓你一跳，然后把白天塞给你的一种机械。

情网：无论是要进去还是要出来，你都是迫不及待的。不过你首先进去的往往是嘴，首先出来的往往是心。

灾难：自己的背运：别人的走运。

笑容：面部的照明系统“大脑的冷却系统”心灵的供暖系统。

懦夫：在紧急情况下用腿思考的人。其实：用十个谎言就能构成的一种东西。

教育：让智者感到无知，让愚人感到无所不知的过程 文明：（1）对所有人同样尊重的态度；（2）人类与其排泄物之间来开的距离；（3）从洁净的世界里的肮脏人向肮脏世界里的洁净人的演变； 古典音乐：著名的已故外国人写的乐曲； 线索：警察抓不到罪犯时发现的东西；

合作：这样一个过程：两个人共同创造一种东西，但每个人都认为是自己的；

学员：只有进去，才会发现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

上班族：他一生总是如此这般，乘车离开妻子，又乘车回到妻子身边； 专心：儿子看电视时你替他做家庭作业的本事； 信心：摔个嘴啃泥之前心里怀有的安全感； 夫妻卧室：善行与圣行并存。公正：互不信任的一种表示。朝思暮想：思想家的成功秘诀。

苦恼：心18岁，身体是81岁，而身上的个别器官是40岁。蓝领：可以比白领少洗几次衣服的人。

敷衍：边和几十年难得一见的朋友说话，可眼睛却盯着从身边走过的女人。解释：汪越搅越混的水。

理解：同病相怜的另一种说法。

贪婪：由于对金钱的单相思而产生的一种排他心理 保证：就是把自己身上最致命的疑点指给别人看

曝光：就是趁别人不备偷偷的把别人的袜子拿出来示众 经验：每个人对错误的昵称。

胳肢窝：如今它是相声，小品演员最想骚扰的部位，只可惜他们的手总不够长。胡扯：人们吃饱之后有助于消化的一项口腔运动。

不计较：通常都是在蝇头小利面前才能作出的一种大方姿态。懒惰：下等人无权享用的一种悠闲。

职责：这东西严厉的驱使我们服从欲望，向利益所在的方向前进。嫉妒：最无能的竞争。

赞美：一种智慧的迷雾，它把自己笼罩的对象扩大了。火车司机：不敢越轨的人

抄袭：使一篇作品产生两份名利效果的最简捷行为 代理人：一个为你办事，他自己赚钱的人 道歉：犯错误后说的正确的话

安慰：一种受到赞扬的欺骗行为，常常围绕某个不幸者产生的

果断：朝着内心赞许的目标毫不迟疑，飞起一脚－－结果是自己应声而倒

飞机失事：一种飞行物和地球表面没有预约不合适宜的亲昵事件，由于地球引力对升上天空的人们表现出过分的思念所致

芭蕾：以高人一等的脚法表现的老叟百读不懂，小伙百读不厌的东西 饵：能使钩变得可口的东西．最好的饵是美色

卑鄙：当某人用不同寻常的方法获得成功时你对他的一种评价 耳光：可以大量给予他人却不要回报的一种待遇 藐视：从这双眼里看出去,能让我们找到更多的平衡 把柄：从不肯借给别人的东西

职责：这东西严厉地驱使我们服从欲望,向利益所在的方向前进 偷听：获取别人对你公允的评价惟一的途径

飞吻：撒向人间的爱.不过这种举手之劳的行为爱情源于监狱的铁栏 奉承者：就是一个在各方面都不如你,或者假装不如你的人 自传：对理想的生存状态和个人品质的一种自我描述.与小说不同的是,它允许更大胆的虚构.缺席：这意味着特别容易被别人诋毁,缺席者的最大实惠是蒙受冤屈.世界杯：一种容器,只有一个国家用它装酒,其他国家则用它装泪水.天赋：教育学自始至终恨之入骨并千方百计要扼杀的东西.一字之差：老鼠到老虎的距离.吸引：异性之间产生的相互作用,它是地球引力之外最强大的一种吸引力.掌上明珠：替别人精心收藏的一件宝贝.烟灰缸：专为无所事事和不眠之夜而设计的焚尸炉.职业：时间的当铺.迫于生活压力的人们把生命中的大好时光全部典当给它,从此却再也赎不回来.拥抱：一种社交礼仪,其关键是手的落点.亚当：世上第一个共同犯罪者。[!--empirenews.page--]分页标题[/!--empirenews.page--] 自行车:车子前进，在于步调一致，保持团结。手电筒:按住命运之钮，才能放射生命之光。风筝:追求绝对的自由，必定酿成人生的悲剧。黑板:存在，就在于不断地书写生命的新篇章 伞:努力绽放，才能展示生命的美丽。

镜子:诚实，是生命存在的根本，事业成功的基础。

钢笔:不断地吸收，不断地创造。

蜡烛:喜悦的泪，流淌在激情燃烧的岁月。

冰或雪:经得住天寒地冻，却经不住太阳的甜言蜜语。稻草人:装模做样的表演吓死胆小的，笑死胆大的。橡皮:生命，就是在改正错误的过程中耗尽。圆规:立场坚定，才能画就完美的生命之圆。

杠杆:找到人生的支点，就可以撬起丰富多彩的世界。直尺:正直的品格，才能留下笔直的人生轨迹。

耳朵:一种声音过滤器，它滤掉忠言，留下闲话和恭维。

理想:一种和肥皂泡有几分相似的东西。你隔一定的距离观赏它，它看上去很美。它甚至可以供你追逐，激励你想象自己是一只鸟。但是，一旦被你抓在手里，它就会破灭，就会五彩俱失，令你沮丧。

贪婪:一种比贫困更糟糕的痛苦。贫困意味着缺少很多东西，而贪婪却是什么东西都不够。魅力:掩饰不住的美好外表和他的辐射力，通常是爱情或阴谋的开始。机会:考验人们机敏程度和韧性的缝隙。

作曲家:在五根铁丝上晾晒蝌蚪和青蛙内脏的人。婚礼:有许多人参加的首映典礼,然后只剩下男女主角独自演完的一出生活剧。祝贺:一种有礼貌的嫉妒。

距离:这是富人情愿穷人拥有的惟一的东西。

勾心斗角:是指人们因思维高度成熟而环境有限时，所做的深层次相互了解。时尚:名词。一个暴君，智者嘲笑他却服从他。习惯:这是德行的秘密。

办公室:在紧张的家庭生活之后可以放松自己的地方。

生日:童年时盼望，中年时遗忘，老年时恐慌的日子。广告:奉承和恐吓的明智结合。

节约:为了购买明天的奢侈品而剥夺今天的必需品的做法。灵感:是由于顽强的劳动而获得的奖赏。

打击:这是一个磨炼灵魂的过程，为的是使之能更好地适应另一个更痛苦的世界。欺诈:这是生意成功的秘诀。虽然大学的经济学教材里还没有给它专辟一章进行描述，但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它在实践中屡试不爽。

传闻:这是制造谣言的一种工艺流程。这种技艺与生俱来，无论男女老少都无师自通。它的主要特点是对所传之事添枝加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申诉:这是一种法律行为，就是把骰子放入盒子中，准备下一次的投掷。广告片:这是真正的电视节目主持者。当电视节乏味无聊或洋洋得意时，它就跳出来打它们一记耳光，让它们退下去反省。遗憾的是，那些电视节目总是依然故我，因此广告片也就不得不频频出来维护秩序。

责任心:它往往是命运的一种负担。修养:经过水的洗礼的一块鹅卵石。防守时是卵，攻击时是石。它的长处是，既可以明哲保身，有可以隐藏内心的恶念。一旦凶相毕露，则令人猝不及防。

笑料:自己的，捂着盖儿不提；别人的，惟恐天下人不知。宏伟:蚂蚁在牛骨上发出的惊叹。难关:通往成功的门。

衣帽架:人的别称。人最常见和直观的用处，就是挂挂衣帽而已。安慰:人人都使用过或被使用过的武器。当你安慰别人的时候你就觉得高人一等了，安慰是不用付出任何代价而能用他人对你的话语去劝说他人。

名气:就是为自己的名声而神气、为别人的名誉生气和丧气。

懒惰:一种人体或者说是人性酵母，能够使我们无所事事。生命:唯一拉不长，却人人都想拉长的东西。

鸡:一只丧失了飞翔能力的鸟。当主人追杀时，才突然激发起腾飞的欲望。秘密:它是这样一种东西，我们忍不住把它告诉了别人，同时又苦苦哀求对方千万别再往下传了。

日记:隐秘琐事的纪录。一种读者最少的文体。公开出版的多为别有用心的谎言。小心:脚尖上的恐惧。

喜欢:介于爱与不爱之间的无动于衷。成就:努力的终结和厌倦的开始。

童年:人生的阶段之一，介于婴儿的无知和青年的愚蠢之间，离中年的罪恶有两步距离，离老年的悔恨则有三步之遥。

妻子:你原来只想带她散散步，现在她却步步紧跟着你。谈判:用对手的脸当镜子来修饰自己的心情。

自私自利者:他烧掉你的房子，仅仅是为了烧熟一只鸡。贫穷:一种老式有轨电车。

食:一个定时高价出卖食物，免费赠送沙子、昆虫的地方。乞丐:一种向你的良心征税的人。

眼镜:可与笔、墨、纸、砚并称的文房第五宝。

名人:一生勤奋工作终于为人所知，后来又戴上墨镜怕人认出的人。风流:发生在高贵人身上的下流行为。

痛苦:毒瘾发作时发现高价买来的白面原来是糖精。

排队:人们心须常常参加的一种游戏。参加者共同创造一种头大、尾巴细的爬行类动物，其身体长度与参加者欲望得到满足的可能性成反比。

生命:被温柔的母腹扔出来掷进冰冷的骨灰盒之间的一条抛物线。

保守:一箱刚开始腐烂的苹果，因为总想削烂的的吃而留好的，结果最后吃的全是烂果子。

赞赏:我们对别人与自己相似之处的婉言承认。

把柄:以前廉价出售而现在必须不惜别血本购回的商品。和谐:就像两个人看一台电视，总是以其中一位的牺牲为基础

教条主义:当他得知玫瑰花比卷心菜香之后，就决定用玫瑰花来做汤。信任:是减轻社会复杂度的一种机制

欺骗:这是商业社会的生命，宗教的灵魂，爱情的魅力，权利的基础。培养:一个撒谎的人告诫一个诚实的人，你千万不能相信任何人

勇敢:在安全的情况下，男人表现得最引人注目的品德之一 吆喝:愤愤不平的诅咒声，因为你的兜里还有些钱

权威:在树下坐得最久而最不知道怎样砍树的白发老人 伞:使本来落在头上的雨点落在裤子上的一种工具。

个性:为了显示自己与众不同不同而使自己的缺点更突出。

考试:一场知识与愚昧，正义与邪恶，厄运与好运，诚实与阴险的较量。

图书馆:一个书的殿堂，在这里，书受到了如此尊重，以至于桌子上放了书，旁边的椅子就不能坐人了。

玻璃：看似十分坦荡，却悄悄设了防。

勇气：半斤老白干下肚便能使人立即产生的一种能量。

自尊心：你小心翼翼的捧在手里，却不是被人打翻在地，动不动就捏上一把或踩上一脚的透明液体

眼睛：心灵的窗户，现在大都安装了百叶，雨蓬或防盗隔离网。无效退款：前半句是实话，后半句是谎言。

爱意：一支或许多支尚未搭上弩弓的响箭，一旦射出，就会自然而然的消逝得无影无踪。研究：就是把白骨研成粉末，看看能否榨出油来。

青春期：孩子不再提问题的年龄，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所有问题的答案。做广告：用棍子把猪食桶搅拌得啪啪响。闹钟：用以叫醒没有孩子的人的装置。美国：世界上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人们为锻炼身体每天慢跑十分钟，但上楼时却要乘电梯。自动的：意即坏了自己无法修理。

秋天：第二个春天，那时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朵花。

婴儿：在体内孕育九个月，在怀里抱三年，在心上牵挂到死的东西。单身汉：一个比结过婚的男人更了解女人的人，否则他也结婚了。

生日：一年给你提个醒：你越是想慢下来，时间越是加快速度。老板：总是准时上班，目的是看谁不准时的人。

大脑：一个奇妙的器官：从你早晨起床那一刻起它就开始工作，一直到你走进办公室它才停下来。

粗鲁：向一位女士提起你们５０年前的那段好时光． 后悔：生命之杯中的底垢．

推理：在欲望的天平上称量各种可能性． 个性：小心眼，看谁更自私的竞赛． 独角戏：没有耳朵合作的舌头动作．

痒：一种内部矛盾，属于必须立即解决的思想问题．

保险：一种巧妙的，靠运气取胜的现代机遇游戏，它允许玩游戏的人乐观地坚信他能战胜那个坐庄的人

听诊器：病人钱袋的探测仪

推拿：先推后拿，收礼时常见的动作 公厕：收费再高也无人还价的地方 永远：一个让爱情惧怕的概念 别墅：富人为自己圈定的牧羊场

童年：人生的阶段之一，介于婴儿的无知和青年的愚蠢之间，离中年的罪恶有两步距离，离老年的悔恨则有三步之遥。

猫：一个喜欢老鼠讨厌狗，保护人类的矮小狮子。小心：脚尖上的恐惧。日历：引起回忆的早晨。

期望：一种心态或心境，它随着希望而来，紧接着就是失望了。加拿大：没有迪斯尼乐园的美国。

老鼠：这种动物常常用昏倒的女人点缀它走过的路。熟人：如果他先冲你点头，你也会冲他点头的人。杂技演员：肩膀上扛着小孩儿四处奔波的家伙。

意外事件：丈夫切除输精管很久以后你又怀上了孩子。

地方口语：别人不会的东西。在上面：倒立的时候就是在下面。格言：智者放的屁。

爱情：在你觉得生活无法再好时开始，又在你觉得生活无法再坏时结束的那一段心灵状态。安慰：某种受到赞扬的欺骗行为，赏赏围绕某个不幸者产生。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居民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归属感，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生活在地球上最小的大陆上，还是最大的岛屿上。谈话：交际的一种形式,其间一些男人绝不停下来想,一些女人绝不想停下来说;美酒佳肴的大敌;时而被打断的轶事;在别人面前听自己说话。

言论自由 篇2

美国国父既然在宪法中提出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 那么言论自由定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通常来说, 言论自由的价值理论有以下几种:第一, 言论自由与真理理论。真理是客观存在的, 真理又是不断发展的。对真理的认识与揭示依赖于人类集体的努力, 无论谁都不能断言他人的认知对于追求真理是毫无意义的。因此, 人人享有言论自由, 自由表达自己对客观世界认知的观点或者质疑他人的观点, 对人类追求并不断促进真理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二, 言论自由与社会民主理论。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美国宪法最初提出并保护的就是人们有表达不同政治观点的自由。只有不同的政治观点都能被自由地表达出来, 才能建设民主政治, 否则就是独裁。第三, 言论自由与个人自主理论。该理论认为作为独立自主的本体的个人, 有自由决定自身一切事宜的权利, 其中包括不受政府干涉地自由表达自己的权利。某种言论受到保护是因为对表意者本身有价值, 而非对他人有某种功用。

不过言论自由也有负面的影响。言论自由的前提下, 普通大众发表的不仅包括批评政府的政治言论, 还包括恐吓、挑衅、泄露国家机密、低俗、仇恨、淫秽色情等各种类型的言论。而后者涉及的这些言论带来的是非常负面的影响。因此, 当言论自由和其他社会基本权利发生矛盾时, 给言论自由权规定一定的限度, 还是非常必要的。例如, “危险倾向原则”、“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平衡原则”和“绝对原则与行动原则”, 这些原则的先后制定就是要界定哪些言论自由是不受宪法保障的。

二、新闻自由的意义与负面影响

在美国, 新闻媒体被称为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势力”, 享有“新闻自由”的基本权利。这一基本权利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障:政府在和平时期不得对媒体实施新闻检查。这项基本权利具体内容使美国媒体享有:采访新闻的自由;传递新闻的自由;发布新闻的自由;意见批评的自由。美国媒体享有的“新闻自由”的权利有着如下重要的意义:

其一, 保障普通大众的知情权。普通大众对于外部世界发生的事件拥有知情权 (the right to know) 。而这种知情权得以保障的前提是新闻媒体拥有自由报道的权利, 即拥有新闻自由的权利;否则, 人民的知情权只是空谈。

其二, 给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提供表达平台。人民自由表达自己言论有两种方式:街头发言者模式 (the street corner speaker) 和基于媒介的表达模式。[1]在大众传媒发达的今天, 通过媒体来发表自己的言论更具有效性, 媒体于是成为人民表达自由言论的最主要的载体。因此, 只有保障了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才可能实现。

其三, 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媒体的“看门狗”的作用。媒体在民主社会中所扮演的首要角色是对国家政府部门实施监督。媒体应当全面监督国家和政府的行为, 应当无所畏惧地揭露滥用官方权威的行为。当然这一作用也是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才能得以实现。

新闻自由有着重要的正面意义的同时也有着一些负面影响。例如, 自由报道权与隐私权之争。一味强调自由报道权利会导致侵犯他人隐私权的结果。再如, 长期以来被热议的新闻道德问题。该问题就是源自一些新闻从业者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以不道德的方式获得新闻, 或者报道失实新闻等行为。要使新闻自由成为真正积极意义的自由, 需要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在享受新闻自由的同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道德约束解决不了的问题, 还需政府制定相应法律政策进行规范, 最大限度地降低新闻自由的负面影响。

三、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影响

上文论述了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影响之一:新闻自由使人民的言论自由成为可能。但是那是理想状态下的情景, 现实远非那么简单。因为新闻自由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 这些影响也会波及言论自由的实现。

(一) 影响新闻自由的因素与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1) 美国政府对新闻自由的限制。1) 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政策或通过法律手段来限制新闻自由。早在1934年, 美国国会通过《联邦通讯法》 (Federal Communication Act) , 要求成立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法案授权FCC制定行业规则并行使执法权力。该联邦机构掌握着电台经营许可证, 用来向公司或个人发放。获得许可证的公司或个人才能建造和经营广播电台。要获得许可证, 必须符合FCC制定的各种要求。如果经营过程中违章, FCC可随时吊销执照。因为政府是规则的制定者, 这些规则的解释权也归政府。因此, 媒体的新闻自由会受到政府制定各种政策或其他法律手段的诸多限制。2) 美国政府在战时或特殊时期会对新闻自由进行管制。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越战、海湾战争期间以及911事件后都对新闻进行了管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美国宣战一周后, 威尔逊总统就授意成立公共资讯委员会, 用以发布关于战争的消息, 以协调政府的宣传工作。这是美国首次从政府最高层主动建立信息协调机构, 而不是被动地通过制裁行动去限制不当言论的传播。与此同时, 限制性的法律也逐步出台。国会在1917年6月15日通过了旨在防止破坏行动和向敌人泄密的《反间谍法》, 并经总统批准实施。这部法律规定了美国历史上涉及新闻或言论自由的最为严厉的处罚措施。该法案还授权邮政总局局长宣布, 违反该法案相关规定的信件传单报纸小册子书籍等材料, 一律不得邮寄。[2]通过这些措施, 美国政府对新闻自由进行管制, 用以防止媒体报道不利于政府的言论或消息。3) 美国政府作为媒体最主要的消息渠道, 可以通过把想要公开的信息提供给信赖的媒体来左右媒体报道的内容。例如, 伊拉克战争期间, 随军记者被分成若干类, 不支持战争的多数记者得不到特许证, 无法接近前线, 只能报道军事行动的前期或后勤活动;真正能在前线采访的只有CNN和FOX的记者。在伊拉克战事的报道上, 美国主流媒体播出的多是经过过滤的有利于政府的消息。[3]当然美国政府对消息的过滤不只是在战争期间, 和平时期亦是如此, 实例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美国政府通过以上各种途径来限制新闻自由, 杜绝不利于政府或者影响社会秩序的新闻或言论被报道出来, 从而维护其统治秩序。

(2) 垄断媒体集团对新闻自由的影响。现在, 六家媒体巨头 (通用电气公司;新闻集团;迪斯尼, 维亚康姆;时代华纳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控制了美国90%的报纸、电视和电台。这些媒体巨头拥有巨大的权力, 他们可以决定报道什么新闻, 凡影响集团利益的新闻一概不予报道。例如, 有关集团黑幕的新闻;生意合作集团的负面新闻;一些可能引起政府不满的政治敏感新闻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闻自由。媒体不能自由地充当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平台, 也就很难起到监督政府作用。

(3) 媒体追求商业利润的目的对新闻自由的影响。追求商业利润是媒体的主要目的。媒体只有不断赢利才能生存下去。为了赢利, 媒体必然千方百计地提高报纸杂志或电视节目销售量, 提高网络的点击率。为此, 就要迎合读者、听众、观众或网民的口味, 就要取悦广告商等等。显然, 当赢利成为媒体的一个重要目标, “客观”、“中立”、“超然”等媒体的价值必然就要被放弃, 去屈从于获得各种经济利益的目的, 媒体的新闻自由也就受到了相应的影响。

毋庸置疑, 新闻媒体是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主要媒介或平台, 所以当媒体新闻的自由受到其他因素干扰后, 牺牲的是普通大众言论自由的权利。

(二) 新闻媒体的“双重身份”与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既然新闻自由属于新闻媒体的权利, 而言论自由又是普通大众也是新闻媒体作为一个个体的权利。分析一下媒体作为“发言者”和“媒介”的双重身份,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解读和论证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局限性。

(1) 作为“发言者”的媒体。如果把媒体看成一个个体, 它也可以成为发言者。按照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利, 媒体也同样拥有这个权利。当作为发言者的新闻媒体和作为发言者的普通大众利益发生冲突时, 那么宪法赋予媒体的新闻自由权利可以使媒体有权拒绝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要求, 从而限制甚至剥夺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2) 作为“媒介”的媒体和普通大众的“接近权”。作为“媒介”媒体是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媒介。它不应该有自己的观点, 其作用就是为大众发表不同的观点提供平台。从这个角度讲, 新闻媒体是普通大众言论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然而, 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如伴随着媒体技术和产业迅速发展, 普通公民却在失去对媒体的“接近权”。……媒体和新闻界日益垄断化和专业化。而伴随这一趋势的, 是媒体不再是人民观点的代言和中介, 媒体开始具有其独立而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1]

换句话说, 媒体尽管还是普通大众发表言论的媒介平台, 但是随着其自身力量的壮大, 它越来越倾向于发表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从而也让普通大众渐渐失去了对媒体的“接近权”, 失去利用媒体发表自由言论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讲, 媒体的新闻自由不但没能保证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反而成为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一个障碍。

(三) 网络媒体新特征与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起的媒体, 有着自己的特征, 其对普通大众言论自由的影响也不同于传统媒体。

(在Reno案中) 斯蒂文法官列举了因特网这种大众媒体所具有的一些特征, 总结一下有四点:一是极易接近 (access) 。二是内容丰富多样。三是浏览的直接性 (straightforward) 和主动性。四是因特网的去中心化或分散化。因特网上, 大量的信息和数据分散地储存在世界各地的、数以万计的网民的个人电脑上。因此, “互联网上不存在一个可以屏蔽个人网站或服务的中心”。[1]

与广播、有线电视或报纸等存在或拥有一个或一些控制和垄断中心的媒体相比, “去中心化”的互联网为普通民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提供了广阔的渠道和空间。

不过互联网也并不是真正自由的平台。莱斯格在他极负盛名的《代码》一书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互联网在本质上并不是自由的。在莱斯格看来, “可规制性” (regulability) 是因特网的本质属性。因特网作为媒介在技术上具有极高的可塑性。莱斯格指出, 直接针对内容进行管制虽然粗暴, 但是普通大众至少知道言论自由在什么时候被剥夺了。但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过滤则可能使普通大众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言论自由受到侵犯。所以说在互联网时代普通大众并未获得真正的言论自由。首先, 作为媒体的网络本身不是自由的。它在其所属的媒体集团控制之中, 其所属的媒体集团又被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加以管制。本身不自由的网络自然不能自由地发布任何想发布的信息或言论。其次, 作为发言者的普通大众若要借助网络这个媒介发表自己的言论就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网络本身的不自由对普通大众自由言论的影响。二是网络媒体因为维护其新闻自由权利对普通大众发表不同言论时施加的干预。

政府是互联网背后无形的手, 网络媒体所属的垄断集团也无时无刻不在施加影响。网络媒体作为媒介, 为维护其新闻自由, 当普通大众所发表的言论影响到网络媒体利益时, 它也会限制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因此, 普通大众在网络上的言论自由还是在政府或媒体垄断集团以及网络媒体的掌控之中。

四、结论

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保障的基本权利。两者之间有着诸多联系。本文论证的是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影响。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新闻自由是宪法保障新闻媒体的权利;言论自由是宪法保障普通大众的基本权利 (当把新闻媒体作为一个个体, 作为普通大众的一员的时候, 它也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鉴于媒体的双重身份, 媒体的新闻自由对普通大众言论自由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必要条件

普通大众言论自由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作为街头发言者。二是借助媒体这一媒介。第一种方式实施起来较为简单, 普通大众可以站在街角对来往行人发表自己的言论, 但是这种方式如果不经过媒体大规模报道影响甚微。在大众传媒发达的今天, 第二种方式是普通大众发表自由言论的主要途径。媒体享有新闻自由这一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 就成为保障普通大众言论自由的必要条件。如果媒体没有新闻自由权利, 普通大众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发表自由言论的说法就成为空谈。

(二) 新闻自由的权利赋予媒体限制大众言论自由的权力

随着媒体和新闻界日益垄断化和专业化, 媒体开始具有其独立而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而新闻自由的权利也使媒体发表自己独立观点变得顺理成章。当普通大众言论与媒体观点不一致, 或者其言论会影响到媒体的利益时, 媒体就会以新闻自由为理由, 拒绝发表其言论, 从而限制甚至剥夺普通大众的言论自由。

总之, 美国的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扩大其积极一面、消除其消极一面应该是走向真正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唯一选择, 但是鉴于各方面的制约因素, 美国这样一个自以为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国家也难以做到这一点。也许, 新闻和言论自由与其说是一种既成事实, 还不如说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是美国宪法保障美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立法侵犯人民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概念:言论自由 (freedom of speech) 和新闻自由 (freedom of press) 。新闻自由一般可以理解为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 即新闻媒体有决定出版或者发表哪些言论的自由。“或者说新闻自由是新闻媒体这一特殊主体的言论自由, 它是一个从属于言论自由的概念或分支。”[1]“当人们笼统地谈论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时, 虽然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更多的是把新闻自由视作一个从属于或被包含于言论自由的概念, 而不去考虑它们之间是否可能存在张力甚至冲突。”[1]本文试图通过论证阐述美国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

摘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文规定美国人民的两项基本权利。本文论述了言论自由的价值与负面影响, 新闻自由的意义与负面作用。进一步从新闻媒体作为发言者和媒介的双重身份角度论述了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指出让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积极的影响得到保障, 让消极影响得到限制, 是各方需要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街头发言者,媒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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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的故事 篇3

言论自由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项重要成果，比之郭嵩焘的时代，又不知普及和推进了多少。作为价值观，尊重和容忍别人表达意见的权利，正是“文明”和“有教养”的表示，反之则是不宽容和暴虐。虽然由于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规范下社会成员可以得到的自由各有程度上的不同，但是，“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原则，却是被世界绝大多数的成文法和习惯法所承认和确定。即使在帝制传统深厚的中国社会，经历了辛亥革命和国内革命，言论自由亦赫然写在了宪法。比之郭嵩焘的时代，至少更多的人理解了它对社会进步的正面意义。

追溯起来，“言论自由”这样一项人类文明的“共识”，居然是由小小的英国的小小的议会演化出来，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尤其是它当初只是一小部分贵族和绅士的“特权”，而不是像今天那样被理解成一种“公民权利”。或许事情当初总是从小地方开始的吧，庞大而复杂的帝国演化不出议会民主制度，而首先没有一小部分人的“特权”，也就不会有其后普遍的“公民权利”。于是，回顾言论自由在英国议会取得的“突破”，就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情。

从《大宪章》到“模范议会”

1215年6月，一帮英格兰贵族不满当时的约翰王长年在法国穷兵黩武，致使他们不堪负担沉重的赋税，于是，乘着月色，绑架和扣押了约翰王。这些图谋不轨的贵族本来可以废黜储君，另立新王，可是他们不这样做，不去重复以往无数宫廷阴谋的做法，而是迫使约翰与贵族签订一个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协议。这份协议后来被称做《大宪章》，共有60多条款。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国王定期召集贵族会议，商量国事;贵族封臣有义务交税，但增税必须得到贵族的同意。约翰王当时并没有准备真正履行协议，这份有他和另外20多位贵族的签署的协议只是他的缓兵之计。王权在本性上是要凌驾其他一切权力之上的，可是贵族却不依不挠，利用这个多少带点偶然幸运的事件，迫使国王服从《大宪章》。约翰王之后，君主企图违背《大宪章》和贵族谋求国王重新承认《大宪章》，成为了权力斗争的焦点，以致到1485年都铎王朝之前的中世纪英国史，《大宪章》被重新发布有数十次之多，成为中世纪英国政治的传统。

视《大宪章》为英国宪政的开端，这多少是有点道理的。这并不是说从13世纪初，英格兰就有了上轨道的宪政，而是说，环顾人类历史，封建王权甘愿屈服于一份双方签署的协议，确实是开天辟地以来的头一遭。由于双方的契约，王权和贵族权力的漫长博弈开始形成了一个制度的框架，而作为现代社会“共识”的言论自由，就是在这个制度框架内出现的。

1066年英吉利海峡对面的法国诺曼底地方的威廉公爵率领大约6000亲兵渡过海峡，迅速占领英格兰，开始了英格兰的中世纪历史。威廉以少胜多，在他的铁骑统治下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有一两百万。无论王权多么强大，威廉和他的后裔都不可能实施直接统治。作为王权代表的威廉亦深知自己独力难支，传说他当年在西敏寺被拥戴为王，坐在登基仪式的“龙椅”上“浑身颤抖不已”。虽然军事征服建立起统治秩序，但若要维持这个秩序则必须加强封建关系，国王必须依赖大贵族，大贵族又必须仰赖骑士，才能维持社会的安定。例如，国王负责领兵打仗，东征西讨，征战的费用，都由国王自己出，这就是中世纪封建制度下所谓“国王自费行政”的传统;而国王征战的兵力和费用，则由骑士负担和向贵族征税中得来。国王和贵族虽然同属“统治阶级”，但他们之间作为封主和封臣的人身依附关系中却有一重收税人与纳税人的利益关系。作为收税人，当然收得越多越好，而作为纳税人当然要以自己能够负担为限度，当然要关心自己花了钱，是不是花得其所。国王和贵族既然不能撕裂和突破封建关系，那就只能在封建的框架内进行讨价还价式的合作。

这个合作的场所，开始被称为“大议会”（General Assembly），后来被称为“议会”（Parliament）。Parliament这个词来源于法文，意思是讨论、会商的意思。13世纪后期才比较频繁地运用，它的内容所指也是逐渐明确的。威廉征服以来，国王同贵族商议国事，都以“宫廷会议”的形式进行，“宫廷会议”既是行政方面的决策，也包括司法方面的审判，同时也是立法咨询。参加者通常是红衣主教、大法官、公爵、枢密顾问等，早期的“大议会”，哪怕是大宪章之后，下级贵族、骑士和富有的自由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后来，由于中世纪英格兰社会的变化，比如自治市镇的兴起，由贸易而致富的有产者增加，使得国王的税收来源发生变化。国王如欲征收他们的税，那他们也要在议会上有代表。这样就使得议会的组成人员发生变化，下等贵族和富有者得以通过选举成为下院议员而参与国政。世袭的大贵族不屑于与这些下等贵族和非贵族同室议政，于是才出现议会中上院和下院的分别。

1295年英王爱德华一世时为征税而举行的议会，史称“模范议会”。因为这次议会除了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男爵之外，每个主教区都有两名教士代表、每个郡都有两名骑士代表、每个自治市镇也有两名市民代表，共约400余人。“模范议会”不仅再次重申征税需要得到同意的原则;同时也确立了向自治市镇征税也要得到同意;下层教士也要有自己议政的代表。到了“模范议会”召开的时候，议会作为一种传统可以说已经确立起来了。

言论自由——议会提出自己的要求

言论自由在它的开始阶段，并不是作为一种自然权利来伸张的，而是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防卫措施来争取的。国王召集议会，议政就一定要发言出声，说出的话却难免得罪国王，令“龙颜大怒”，一旦发生“逆鳞”之事，议员的安全就没有保障了。

1397年发生托马斯·哈克斯事件，直接刺激了言论自由思想的产生。哈克斯是一个政府官员，他或许仅仅是立案人之一，促使下院讨论一个令国王讨厌的提案。国王就唆使上院的贵族判他叛国罪。到了亨利四世（1399～1413）的第一届议会，下院就替哈克斯求情伸冤，认为判决违反了议会的惯例和权利。

由于此案件的影响，1401年议会的“发言人”托马斯·萨维奇爵士就留了一个心眼，他在议会开始的仪式上就事先声明:在议员讨论某些议案的时候，在这些议案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还在商议中的时候，它们也许会激怒国王。他请求国王注意到这一点，并给予宽恕。

最早说出“言论自由”这个词的人是布里斯托尔镇的托马斯·扬爵士，他是一名骑士，之前在伦敦塔被囚禁了5年。1455年，他带着一件议案来求情。他说，“由这件事情看来，人们会承认，虽然这片土地上的议会可以享受、拥有古老的自由，但是，所有的议员在这个议会商议任何议案的时候，都应该拥有言论自由，在议会说出他们的意见，而不会因此受到质疑、指控和惩罚。”

这是中世纪后期惟一一次正式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在中世纪以至其后相当一段时期，王权都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虽然允许亲贵和骑士议政，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可因此而免除暴力的威胁，触怒了龙颜，国王随便找一个理由，就铲除了他的眼中钉。国王以隐蔽的暴力来对付越轨的要求，议员则用“言论自由”保护自己。这说明，言论自由其实是权力博弈中出现的，只是要求者把它提升成一种古老的传统和自然的权利。

言论自由的进展

1523年，托马斯·莫尔被选为发言人，那是正是英格兰强悍的亨利八世（1509～1547）统治时期。议会开始，他就当着国王陈情。他说，“如此众多的聪明之士组成议会，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样聪明。我们恳求陛下给予议会中的每一个人您的慷慨的特许和宽恕的自由，以便让他们不用害怕您的天威，尽职尽责，放心地说出他们的忠告。不论他们说出什么，都体现了陛下您无可估量的仁慈和宽宏大量。深望陛下以仁慈对待他们说出来的一切，无论他们多么地不得体，他们也是您忠实的仆人和为了朝廷的利益。”很明显，莫尔以求情的方式来重申他们应该有的权利，这是都铎王朝时期议会与王权斗争的方式。我们今天很难说这是议会的软弱，因为必要的妥协常常是达成权利进展的一步。莫尔卑微的请求声中包含着为了自己的权益而不懈努力的坚定。

莫尔的求情很快受到检验。14天之后，亨利八世派他的枢密院院长卡迪纳尔·沃尔西大主教来到议会要求追加80万英镑税收，用于对法国战争。那时英法百年战争正在进行中。但是，议会要求减少数目。大主教说，他宁愿咬断舌头，也不愿意转达议会的这一要求。议会陷入僵局，因为他们既不能说答应，也不能说不答应。聪明的议员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抵制这无理的加税:全体沉默。或许这不是谁想出来的，而是走投无路的惟一选择。从头到尾，没有一个议员说话，除了他们的发言人。莫尔双膝下跪，当着国王的代表大主教解释道:“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就像这里的惯例一样，同意授权发言人作出回答。由于议会古老的自由传统，要他们作出回答既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可能被同意的。”亨利八世怒不可遏，但又无人可以治罪，他只好解散议会。但是，在议会重新召集的时候，他的傲慢终于屈服了，他接受了议会加税6万英镑而不再坚持原来的数目。

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统治时期，英国国力高速增长，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英国已经是欧洲的头号强国。但是，在女王的高压统治下，“言论自由”虽然可以作为一个说辞而被接受，它不再是一种非分的要求，但所谓的“自由”自始至终都在女王界定的圈子之内。王权不反对言论自由，但却给言论自由安排一个“鸟笼”，自由是只笼中的鸟，王权就是那个笼子。不过，当笼子明确设定之日，也是议会明确表示反对之时。议员们为挣脱这个笼子而努力。

1592年，当议会再次请求言论自由时，女王派基普尔伯爵传话:“陛下命令我告诉你们，关于自由地对议案说是与不是，神禁止任何人限制或害怕按照自己良好的意愿说出自己的答案，他们有自己的理由，有自己的声音。这就是议会的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随意提出议案，议论宗教和国家事务，就像他们的糨糊脑袋所想象的那样。陛下说，没有任何一个国王可以忍受如此的荒唐。”

女王定下议会可以讨论什么问题，不可以讨论什么问题的界线。她说，关于宗教事务、皇位继承等“国家事务”不属于议员可以放言的范围，在议会里议员只可以讨论“公共利益事务”。在伊丽莎白时代，为什么宗教、继承是“国家事务”而不是“公共利益事务”？这不是一个关于道理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权力的问题。女王在议会力量的成长中看到了它对王权的威胁，她不愿意让步，或者不能让步太多，所以设立一个“基本原则”限制议会步步进逼的权力要求。然而，16世纪的英国人和英国议会，再也不是中世纪闭塞的人民和弱小的议会。正如议员温特沃思说的，大地上没有任何权力可以阻止英国人民思考这些不能议论的所谓“国家事务”。1571年，议会甚至走得更远，它在关于叛国罪的法律中加进一条文:任何拒绝议会对皇室继承的决定权将被视为叛国罪行。

这个温特沃思，是伊丽莎白时代最勇敢放言争取言论自由的议员，他非常不满女王的高压。他在议会上说:“在这个议会里，我看见言论自由受到如此众多的阻碍，没有言论自由，那简直就是对国会的嘲笑和轻蔑。”他的话使议会感到不安，因为他冒犯了一代英主，议会匆忙宣布他有罪并将他关进伦敦塔，再由发言人为他求情和向女王道歉才释放出来。

言论自由原则的确立

伊丽莎白之后，英国进入动荡的斯图亚特王朝（1603～1688）时代，在这并不算长的85年中，发生了英王查理一世被国会判处斩首、没有国王的议会独裁11年以及1688年的“光荣革命”等大事件。这个动荡的年代，也是言论自由最终确立的年代。

整个詹姆斯一世（1603～1625）统治时期，国王和议会都处于对立的状态，国王痛恨议会不驯的抗争，议会则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策略。在国会与国王的权力斗争中，国王处于守势而议会处于攻势。议会无时不想确立自己的特权，当议员托马斯·雪莉因为欠债被投进监狱时，议会却一致向国王求情:议员不受逮捕，国王必须过问将他释放出来。国王不想将事情闹大，只有顺从议会的要求。还有一件事就是白金汉郡的不法之徒古德温爵士被选为议会议员，而大法官的法庭却宣布当选无效，然而，议会认为古德温爵士既然当选，那就完全有资格到国会议事，国王反对议会干预司法。虽然国王最终还是让步，开了绿灯，但古德温爵士后来并没有出席议会。

这两件事情使得议会大为光火，他们起草了辩护词，刊登在报上，声称国王的所有臣民拥有古老的自由权利。这篇辩护词体现出来的理念，令后来的历史学家大吃一惊:君主的特权依然存在，而臣民的特权却已经牢不可破。当1604年的议会结束休会的时候，国王对自己和议会的这种关系心生不满，他在休会陈词中挖苦下院议员，称他们为“我的下院老爷们”。

1621年国会召集，詹姆斯一世忍无可忍，命令议长也就是发言人，“要让议会里每一个人都知道，无人可以擅自妄议政府和国家内部机密。”

议会对国王的傲慢还以颜色，他们提出了抗议，抗议书被詹姆斯一世当场撕毁。但这却是一篇理直气壮的宣言:

议会的自由、选举权、特权和司法权是英格兰子民古老的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那些时常发生的关系到国王和国家，关系到英国国教，关系到维持法治和立法以及免除冤情、匡时补救的艰难而紧急的事务是议会辩论、提出建议的合适题目。那些处理上述事务的国会议员，拥有而且应该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以便提出理由和处理方案使那些问题得以解决。

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国会立即通过著名的“权利法案”，由议会自己界定“言论自由”的空间:“议会程序之内的辩论和言论自由，不得在议会以外的任何地方和法庭提出质疑和指控。”到此为止，英国议会漫长的争取言论自由的戏剧，终于落下了帷幕。这场权力的博弈以议会的胜利而告结束。如果从现代史角度来观察，其实国王也不是失败者，只是现代社会本身的变化，安排了王权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言论自由”的原则最终在英国议会确立，在现代文明史上，虽然只是一小步，但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它创造了此前没有的价值观和制度规则。这种价值观和制度规则虽然只体现在一个小小的英格兰议会，仅仅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它从议会进入更广大的社会，也随着贸易的商船、传教士和书籍，传播到世界各地。从“光荣革命”到现在，又过了300多年，“言论自由”已经脱去“特权”的面纱而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重要的“基本同意”。这项“基本同意”亦在不同程度为中国社会所接受，虽然要达到制度规则的明确保障，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浅谈《战国策》中的言论自由 篇4

关键字：思想解放 言论自由直言不讳

《战国策》又称《国策》，是战国末年和秦汉间人所编纂的一部历史著作，概括了战国时代近二百年史实。《战国策》它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散文著作，也是一部先秦历史著作。全书共三十三篇，因为它的内容主要是记录战国时代游说之士的策谋的，故定名为《战国策》。《战国策》一书有鲜明突出的特点，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它所反映的历史时代正是我国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形成的大变革时期。书中的作品从不同角度生动、具体、形象地反映了战国时代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现实，使《战国策》成为一部反映战国时代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战国策》深刻揭露和鞭笞了统治阶级的昏庸、残暴和腐朽。对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的专横跋扈、贪婪狠毒、荒淫无耻、穷奢极欲、昏庸无能等丑恶行为做了淋漓尽致的描述。

《战国策》中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歌颂了在谋臣策士中那些廉洁正直、功成身退、不为强暴、勇于牺牲的高尚品质；刻画了那些投机取巧、惟利是图、朝秦暮楚、背叛盟友等丑恶行为。那些策士的游说有的简洁明快、流利酣畅；有的委婉含蓄、情正意切；有的巧比妙喻、言理切中；有的悲壮不已、催人泪下；有的旁征博引、持论宏深-----总之〈〈战国策〉〉的文学价值、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应给予肯定。但是，〈〈战国策〉〉这部史学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言论大胆自由，“放言无惮”的特点，在历代史学著作中的确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追溯根源，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思想最解放的时代，时代的特色思想的解放必然导致言论的大胆与自由。

战国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百家争鸣”的黄金历史阶段。此时，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雄对峙的形势已经形成。七雄之间，无论强弱，各国统治者或为吞并别国；或为保存壮大自己；或为转危为安、易亡为存，为此各国都寻找盟友，导致各国之间互相倾轧，彼此兼并。出现了互相利用互相联合、你争我夺征战不休的“朝秦暮楚”的局面。为了顺应此种形势，一批游说之士研究各国形势，奔走于各国之间，揣摩统治者的心理。有的为合纵游说，有的为连横鼓唇。苏秦便是众多游说者中比较突出的一位。苏秦沉湎于对功名利禄的的追求，他不惜用一切手段去游说七国。当时的秦国是大国，素有依仗国势吞并天下之心。于是苏秦肆意夸说，用“连横”的主张去游说秦惠王，煽动秦王依仗自己国家的雄厚实力用武力去兼并其他六国。苏秦本以为他的这一主张会正合秦王吞并六国的野心，必定得到秦王的赏识，不料秦王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为了达到劝说秦王的目的，苏秦上了十次奏章，直到皮袍破旧了，带的黄金也用完了，他的建议也未被秦王采纳。苏秦只好离开秦国回家。〈〈战国策 秦策一〉〉中记载：苏秦“归至家，妻不下衽，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面对家人的冷淡，苏秦没有灰心，反而坚定了他追求富贵显达的决心，“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一年以后，苏秦研究兵书已有一些成绩，他在各诸侯国的宫廷上高谈阔论，以至于山东六国纷纷拜倒在苏秦的脚下，苏秦在各诸侯国中名声大振。家人的态度也今非昔比，“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倾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 嫂，何前倨而后卑？ 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在世，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前

后两次家人对苏秦的态度，完全取决于金钱地位。“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一语道破当时人们追求金钱地位的心理，毫不掩饰，没有隐瞒，更没有尴尬和难堪。苏秦的“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在世，势位富贵”一席话既是切身体验，又是对趋炎附势、贪慕富贵的世风的高度概括。

战国时期，人们对权势的爱慕敢于坦然相告，对权势的藐视同样毫不掩饰。封建社会，“国君至高无上，最为尊贵”这似乎是被人们一直公认的真理，是天经地义的。然而，齐国的颜黜勇于冲破传统观念，大胆提出国君应“趋士”的看法。《战国策 齐策四》中记载：“齐宣王见颜黜，曰：黜前！黜亦曰：王前！”齐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黜，人臣也。王曰：黜前，亦曰：王前，可乎？”黜对曰：“夫黜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黜为趋士，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在等级森严、君贵臣轻的封建社会，颜黜不顾世俗观念，敢于违抗王命；不顾众多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大臣的煽动威胁，与齐宣王针锋相对，实在是难能可贵。颜黜这种义无反顾的精神气概，藐视权贵的铮铮铁骨，无论在古代还是当今社会都是令人钦佩的。可想而知，春秋战国是有着相当的言论自由，百姓可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这是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极为少见的。战国处于大变动时期，各国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统治势力，都大力网络人才，培植亲信，养士之风盛行。齐国的孟尝君就以“养士”最多而著称。《冯瑗客孟尝君》是《战国策》中久为传诵的名篇。

有个贫士冯瑗请人推荐做了冯瑗的“门下客”，在与孟尝君初次见面的问答中以及被收留时，他故做平庸，且又追求礼遇而无所作为。冯瑗问他有“何能”，“何好”，冯瑗的回答是“客无能也”，“客无好也”。孟尝君收留了他。只是“食以草具”，给他“士”的地位，冯瑗弹铗而歌，“居有顷，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比门下之客。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他三次用弹铗作歌的方式向孟尝君提出生活待遇上的要求，而且要求越来越高，以致引起周围人的“笑之恶之”，冯瑗也不管孟尝君如何瞧不起他，他依然我行我素，旁若无人，再三歌曰：“长铗归来乎”直到孟尝君满足了他的全部要求，他才“不复歌”。这段情节写出了策士冯瑗不卑不亢、异于常客的奇特风采。冯瑗对孟尝君的真诚态度恰恰是冯瑗后来愿为孟尝君竭尽才智效力的原因。“士为知己者死”是战国时策士的道德信条。冯瑗为孟尝君买“义”颂扬了冯瑗的政治远见。不管孟尝君愿不愿意，他自作主张，“矫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不管孟尝君做何感想，他认为“君家有寡者，以义耳！窃以为君市义。”冯瑗的明智远虑，就在于他比较清楚的认识到：一个统治者尽管一时可以占有大量财富，但如果失去民心，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冯瑗看到孟尝君虽然势位显赫，但如若不抚爱百姓，一旦在统治阶级内部倾轧失势，就将无立足之地。冯瑗的“焚券市义”的动机，虽仍属为统治者孟尝君着想，但是充分体现出他对人民群众力量的认识，这是与当时进步的重民思想、民本思想相一致的。冯瑗焚券而归，这意外的举动使孟尝君大失所望，极为不满。而直到暮年以后，孟尝君罢相归薛，“趋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券遍合，起矫命，以责赐其民，因烧其券，民呼万岁。长驱到齐，晨而求见。”此时孟尝君才突然意识到冯瑗果然是能士，眼光长远，深谋远虑。冯瑗处理事情胸有成竹、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的性格在这一情节中得以充分的展现。冯瑗归来复命的情节，他对孟尝君的那番答话，滔滔不绝的言辞，理直气壮的气势，显示出冯瑗作为一个策士的机警、从容、多辞善辩的风度。铮铮的言语口声，大胆果断的行动，真真切切的传达出了冯瑗所独至的性格特征。

另外，战国时代的策士们，还擅长用比喻说理以增强言辞的说服力。“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亡羊补牢”、“鹬蚌相争”都是深刻而优美的寓言故事。特别是在“邹忌讽齐王纳谏”一章中，写邹忌用与徐公比美的故事，向齐王进行讽谏，劝他广开言路：如今齐国土地方圆有千里之广，有一百二十多座城邑，宫中的后妃和身边的侍臣没有一个不偏爱您的。朝廷上下的大臣没有一个不害怕您的。由此看来，您所受的蒙蔽也实在太厉害了。齐威王听了以后有所醒悟，于是颁布了一条激励广开言路的命令。齐国后来果然富国强兵。邹忌虽是委婉劝说，但是齐王能够采纳，就足以说明当时进谏、纳谏的民主氛围。

言论自由 篇5

王泽鉴

主持人：王轶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讲人：王泽鉴 教授

嘉 宾：杨立新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王轶教授主持：各位老师、同学，下午好！非常欢迎大家出席由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举办的民商法前沿私法论坛。今天下午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享誉海峡两岸的著名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为我们做学术报告，关于王泽鉴先生的学术经历，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都已经耳熟能详了，在这个地方我也不想做更多的重复。王泽鉴先生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后来又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师从Karl Larenz教授研究民法和法学方法论，于1968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先生精通数国语言，撰写了大量的法学著作，可以说先生的研究工作提升了海峡两岸民法学的研究水平，今天上午王泽鉴先生参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时候，欣然接受了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立新教授的邀请，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首席学术顾问，下面请杨立新教授向王泽鉴先生递交聘书。

王轶：谢谢王泽鉴教授教授我们的邀请，学术报告开始以前先请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杨立新教授致辞！杨立新：谢谢各位！这几天一直很激动，借用三国演义中的一句话，在金风送爽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季节里，金风送来了最尊敬的王泽鉴教授。今天上午我在陪王泽鉴教授看我们图书馆的时候，我专门请王老师看了看我们当年“盗版”的书，看了这些书我们成长起来的。现在有很多人说杨老师我们是看你书长大的，其实这个说法都是原来我们说过的，我们都是看王老师的书长大的。

20年来从民法通则到现在民商法研究的进展应该说是非常快的，这里有王老师的功劳。还有史尚宽老师的功劳。史尚宽老师的书中最著名的就是《五论》，然后就是王老师的《天龙八部》，它是民法判例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特别注重实物，对我们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可以说在大陆民商法学者当中学王老师实务的研究、判例学说的研究我算是学的比较好的一个，才有了今天，在陪王老师访问期间，我真的是非常的激动。

还有一个想跟大家报告的就是，王老师学问渊博，高瞻远瞩，但是他非常非常平易近人。我最近在《法学家杂志》中有一篇文章，提到到台湾去时候，王老师亲自开车请我吃饭，送我上宾馆，我感动得真是不知道如何表达，一个老先生对一个后辈做到这一点，可见人品之高，今天请王老师做讲座，不是听我说的，那我就致辞到此结束，我们恭听王老师的见解，谢谢！

王泽鉴：我第一次到人民大学是1991年。我出去的时候下了一场风沙，印象深刻，那个时候到今天已经将近15年了，刚才正如杨老师所说的，看到人民大学突飞猛进，不仅在校舍方面，早上参观了学校的图书设备，各方面都令人惊喜。1988年参加了讨论的时候认识了几位老师，我看见中国人民大学在法学上的成就，这个成就反映了中国法学的发展上尤其是中国民法典的发展上，我跟杨老师、王教授都有共事，法学的根基在于民法，判断一个国家法学发展的潜力或者国家法学的基础，几乎都在民法上面。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研究中心这个伟大的成就，也看到了中国民法未来灿烂的前程。民法的发展表现在民法典制订的过程上，从1986年民法通则到今已经有整整20，20年的时光多少人的心力集中在这上面，我们知道合同法已经制订了，亲属继承制订了，物权法马上要实施了，现在面临主要的工作，主要是侵权法和人格权法。今天早上我跟杨老师讨论的时候，人格权法和侵权法这个法律应该说是一个突破，也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和可能性，当然也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

今天我看到图书设备以后，中国人民大目前在研究人格权法跟侵权法最有成的地方，我看到杨老师写了那么多书，我就奥悔我不选择人格权的题目的报告，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教，我选这个题目希望对中国人格权法的制订有一个可以考虑的层面。从海峡彼岸来的人大家比较期待台湾地区关于人格的发展到底是什么状况，有什么地方可以提供我们借鉴，学术的研究的意义就在此。像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知道，台湾地区的法律在中国大陆法律的延续跟发展，台湾大部分的重要的法律都制订在1930年，包括民法、宪法，这些法律随着民国政府到台湾地区，50年来继续发展，经过时间的经历，重新会聚在一起，在民法追求共同理念上特别具有意义。今天我要报告的题目是“人格权基本权利与表现自由”。我相同的场合也说过表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当然有一些不同，但是会加以区别，它们的基本意义是一样的。在台湾地区人格权发展它是有一种慢慢的由民法上的人格权发展到宪法上的人格权，也就是说，在人格权法律的构造上，就有一个宪法上的人格权跟私法和民法上的人格权，二者的关系对人格权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关系，这里当然牵扯到解释的制度，就是违宪审查的制度，这个对人格权的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无论是看日本的、韩国的，或者德国的、美国的，它们都有一个宪法上对人格权发生的作用，如果说不了解，或者说没有把握住宪法对人格权的规范，常常不能深刻到体会它的发展趋势。各个地方对于视宪制度不太一样，宪法法院有类似的机构普通设立。韩国是这样的，奥地利、德国也是这样的，我有机会曾经去访问很多国家，也到过前苏联、捷克，它们都有宪法法院，也到过匈牙利，匈牙利的时候还碰到很多法院的法官，他们的法官很多都是学民法的，我们就问他，为什么宪法法院都是民法的人呢？他们说我们现在是从事市场经济发展，所以我们希望比较多的人市场经济。

台湾地区法律的发展可能就是“大法官会议”的释宪问题。“大法官会议”设立了15名法官。为了保证和社会发展的同步，它四要换一半，是一共有8个人，15个人，四年要换一半的人。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影响到机构的发展，15个人里面有一半是实务的人，比如法院出身的，有一半是学者出身的。任命学校的人的时候，他会考虑到他是留德的还是留美的，要保持法系的平衡。保持法系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台湾法律系聘老师的时候，整个教员的结构也是保持法系的平衡，这个制度很重要。

在释宪制度上对法律发展最为重要的是对人格权发展的影响，创设了所谓的宪法上的人格权。说到宪法是民敏感的问题，这只是一个学术上的介绍，没有其他的意义。因为它是在中国大陆制订的，它对于人格理念、对人格并没有规定，但规定很多言论自由等等，没有一个条文规定人格权。人格自由发展是无中生有，是机构创设出来的，这里表示说法律常常规定的时候虽然不是很周全，但是创造方面更为重要。

我们知道有物权，但是物权也是把它建立在人的尊严跟价值之上，它说财产权利于保障，确保个人因财产状态行使自由使用的权能，避免遭受第三人的侵害，实现个人自由发展人格维护尊严，因公用的必要国家机关引发征收人民的财产，并给予相当得不偿，保障财产。也就是说它将整个财产权、物权建立在人的尊严跟价值之上。契约也是一个一样，个人的自由决定生活资源使用说明，这个时候牵扯到人与财产权的保障，跟人民契约自由。又有一个判决提到婚姻制度，婚姻是社会形成的制度的基础，婚姻是在人格自由基础上。这里将整个司法制度，不管所有权制度、物权制度、契约制度、婚姻制度都建立在人的尊严跟人的自由和发展之上。因为它是经过宪法解释的，所以这个具有宪法的效力，这个在形成司法的内容，或者对司法很多法律规定的解释作用会发生一定的规范的效应。

据我们主体来讲，最为重要的就是说它基于人之尊严、人之自由跟人的发展，创设了人格权，人格权不是指民法上的人格权，而是宪法上的人格权。这个是台湾地区人格权发展上最重要的贡献，或者说最重要的制度，就是说将人格权作为宪法的基本的权利，将人格权作为宪法基本权利它的基础，就是说创设出来的法律没有规定的，人的尊严，人之人格发展及人之人格的自由。几十年来承认宪法上的人格权，包括生命、姓名，包括自己的血统等等，一直在具体化的过程中，这个等一下我会报告。

人格权的主体一直在扩大中，包括人、包括法人，也包括无权利能力社团。今天我特别强调当我们把人格当作宪法上的一种权利，尤其把它当作基本权利的时候，到底有什么规范的作用呢？这个就牵扯到我们对基本权利的了解。基本权利在台湾、日本、德国具有两种性质，基本权利作为一种防御的权利，基本权利具有一种保护的功能，所谓基本权利的防御功能就是可以对抗国家公权利对人格权的侵害，而让人民保有一种自由的空间，这是基本权利的防御的内容。基本权利还有第二个特色，它的保护功能，包括国家的义务使得基本权利能够实现，也就是说人格权能够实现，包括透过立法、行政司法方面。今天我就这两个基本的权利，人格权作为一种基本权利，它到底发挥什么作用跟各位报告一下。

基本权利作为一种防御功能可以抵抗国家公权利的侵害，因此在大法官会议也好，或很多国家释宪的机构里面，它可以对立法甚至行政命令以及判例、判决作为违宪审查的对象。国家权利侵害到人格权如何加以控制，这个问题在台湾很早提出来，在很多国家也一样，死刑是不是侵害到人民的基本权利或者人格权，这个在台湾1990年提出一个解释案，勒索人的时候是不是侵害到人格权，那个时候整个气氛还是维护社会资讯，说这个还没有构成。第二个牵扯到台湾地区跟大陆不太一样的地方，性自由跟社会安全方面不太一样。

另外一个跟婚姻有关系。台湾跟大陆有这样的规定，妻子受胎婚姻关系存续中被认为是婚姻子女，父发现不是他的子女提出否定，台湾开始的时候父可以提起，然后修改法律让妻也可以提起否，说这个孩子不是我跟我先生生的，现在有一个案子发生了，孩子本身能不能提起，这个时候牵扯到子女的人格权的问题，这个解释是我在任期的时候写的解释。意思是这样的，如果人家申请民法1063条规定，只有父亲可以提起婚生否定之术是不是违反宪法规定，这样的规定提起否认之术只限父母一方，在此范围内民法1063条只有父母能够提起否认之诉是违宪的，应该无效，从子女尊重自己血缘人格权的观点宣告民法的规定，只限于父母能够提起否认之诉是违宪的。

引起最大争议，对各位来讲，更有趣的一个问题，去年一个讨论很多的案子，台湾的规定人民领国民身份证的时候要摁指纹，要建立全国指纹制度，台湾已经公告了什么时候执行了，有个机关说这个是侵害人民的人格权，这个规定是无效的，这个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这个时候台湾说当人民或者政府机关申请解释说，哪一个法律无效的时候，还没有做解释之前，它可以暂停处分，说这个法律不能执行，接受这个申请之后，马上说这个法律在我解释之前不能执行，也就是说，不能要求人民领身份证盖指纹。过了不久的时间，做的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对人格权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把它念一下。维护人格自由发展，乃民主自由之核心价值，隐私权虽未权利，基于人性尊严和人格的完整，并为保障个人生活秘密生活免于他人的侵扰，隐私权为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承认它是宪法的基本权利，基础就在于人的尊严跟自由价值。当把隐私权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时候，任何国家机关的法律如果侵害隐私权的时候这个法律被宣告无效。国民身份证发给与否直接影响人民基本权利的行使，第八条第二项规定应该从本解释之日起无效。

我在“司法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司法院”的大法官判例一个法律无效，没有一个不被遵循，宣告无效这个法律就无效。我要强调的就是当你把人格权也好、姓名权也好提升到宪法程度的时候，它不仅规范私人之间关系，也规定国家公权利的关系，这样对人格权的保障更具有重大的作用。

刚才提到人格作为一种基本权利的防御功能，第二个人格权作为一个基本权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保护的功能，使国家负有保护人格权的义务，这是一个理论上很重大的发展，以前基本权利可能只是一个纲要，即使很多的国家、很多地方宪法规定人格权，但是人格权只是一个纲要、纲领，在我们这样解释之后，它是一个有追诉力有规范性的权利之后，国家就负有保护的功能实现人格权。这里有很多重要的发展，我会报告一下。当你把人格权作为一种基本权利之后，国家有保护义务。首先国家有立法保护人格权的义务，更重要的国家有随时检讨法律基础对人格权保护，这个是宪法上的义务，我想人格权的保护很多同学都知道，台湾地区民法18条规定，人格权受侵害时原来规定，台湾地区的民法制订在1929年在中国大陆，那时候人格权的规定在世界上是一个创举，瑞士民法28条说人格受侵害，但是台湾地区的民法说人格权受侵害，瑞士只是说人格，台湾地区说人格权，当时是很有前瞻性的，它说人格权受侵害请求除去其侵害。一九七几年增加说人格权有受侵害时得请求除去侵害，理由就是要维护人格尊严，从现在来看这个修改就是在实践宪法上人格权的保护功能。

到2000年的时候，这种宪法意识更为强烈，台湾地区的人格权的保护对请求慰抚金有几种，比如生命、身体健康、名誉受侵害的时候请求抚慰金，其他都不能请求抚慰金。这个时候大家宪法意识很强，宪法对于人格权的保障应该要求国家有强化保护人格权的义务，基于这个认识，所以在公元2000年修订了民法196条，对人格权受侵害的抚慰金的规定，不法侵害到人的信誉、健康受侵害，被害人可以请求抚慰金的赔偿。当把人格权作为宪法上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权利的时候，国家有去实现保护它义务。国家有保护人格的义务的时候，这里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法律的问题，这些人格的保护在私人之间发生什么效用呢？在台湾地区有德国的理论跟日本最高法院的建议也接近，采取宪法基本权利的第三轮效应，宪法的规定不是只是规定国家跟人民之间的关系，也规定涉及到人民个人跟个人的关系，因此发生了一个问题，法院判决的时候能不能直接引用宪法的规定来处理当事人的契约或者侵权行为。

我举个例子。在台湾地区早期的时候有很多契约，如果你结婚的时候就应该离职，这个对女性显然保护不周到，这种情形契约为什么无效呢？我们当然也可以说一个问题，在台湾地区法院最近都不这样直接用民法的规定，它会说婚姻自由或者是权是受宪法的保障，契约限制人民的工作权，违反了民法第几条规定，无效，这个情形说透过民法概况条款的规定实现宪法保障意识。

台湾地区有一个判决提到劳动契约，那时候说这样判决违反法律也违反宪法，这是一个多重要的判决，如果我们有一个人他也能够比较了解宪法，并且了解到宪法规范的效力，如果有一个人写一篇文章讨论宪法劳动契约，这样可以透过这样一个判决的研究，就建立了宪法上基本权利对司法的规范效力，那个案子实在一个难得的案子，能够透过这个案子重新检讨宪法跟司法的关系。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格权当作基本权利的时候，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律解释的原则，法院在解释法律的时候，应该做符合宪法的解释。我知道欧洲有很多解释国内法的时候，它会说应该做符合共同体的法律的解释，就是说符合共同体法律的解释。从宪法来讲，做解释民法的法律或者解释刑法要做符合宪法的解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使宪法跟民法的关系结合在一起，使民法的解释符合宪法的意志。

刚才提到每个地方的释宪制度不一定，大陆有大陆的释宪制度，总是有释宪制度，但是我今天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的就是说，不管你是采用如何的释宪制度，即使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地方法院没有违宪审查权，但是它也可以做符合宪法的法律解释，这是每一个法院所应该有的责任。也许我们有一天可以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它做一个解释引用宪法，说我这样解释是在实现宪法保障人格权的基本意志的，如果我们的法院或者说最高人民法院能够在适当的案子表现这样的意识的话，虽然门没有释宪的权利，但是他能够贯彻宪法规范意志，对整个法律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如果这样的话，人格权当作宪法的基本权利，将有助于更进一步的保障人格和人格的自由发展。这个方面我想进一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人格权与言论自由的问题，这个是比较有建设性的问题。人格权的保护和言论自由是宪法上最重要的问题，一些老师的书一直在提到人格权跟言论自由的问题，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也许是整个人格权在立法原则上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

我看王老师人格权的草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在人格权立法里谈到跟宪法或者一些关系的话有助于人格权宪法化。人格权宪法化当然也许是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但是如何使人格权作为一种受宪法保障而需要实现基本价值，这对人格权的保护具有重大的作用。这是宪法上的人格权，这是表见自由，这两个会发生冲突，冲突当然要调和，另外，这边影响到表见自由的有刑法诽谤罪，这边有个侵权行为，这个时候我们慢慢发展一个思考的理论结构，就是说，当人格权跟表现自由冲突的时候变成一个宪法的问题，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一般法侵权行为的惩治上或者刑法的惩治上怎么处理，这个在台湾法律上或者其他地方法律上有很多重大的发展，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台湾的刑法有一个规定，很多地方的刑法应该类似，也许大陆也是一样。传播有损他人名誉的，对于诽谤之事证明其真实，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不在此限，这是诽谤罪。这些法律在1930年代台湾大陆制订的刑法，台湾的刑法也在大陆制订，台湾的法律是大陆的延伸和补充发展。一直都相安无事，最近时间大家比较重视表见自由，因此说刑法的规定对于诽谤名誉要处以刑法的话会发生侵害表见自由，而表见自由是受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所以普遍在很多国家、很多地方就有一个诽谤罪去罪化的运动。

五年前台湾有一个案子发生了，有一个部长被报纸说他有一些不当的行为，这个报纸叙述不符合事实，被判诽谤部长的名誉罪。台湾一有种特殊的制度，司法团体法官明鉴，就是当地的律师会对当地的法官进行明鉴，有一次一个法官被明鉴为不及格，他对明鉴的人提出诽谤罪的诉讼，这是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法官审理案件的时候，那个法官在大学写的硕士论文《表现自由与刑法诽谤罪》，这个案子到他手上他觉得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对这个制度加以探讨，他就提起“司法院”的解释，台湾的解释权利只有“司法院”大法官才能解释宪法，有一个制度，各级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发现它适用的法院违宪的时候，可以停止诉讼，直接申请解释，在解释之前案件就暂时放在那边，这个法官就申请解释。解释之后引起很多的讨论，因此造成了509号解释。这个解释非常的重要，对人格权保护非常的重要。

我们知道在宪法解释的方法上来讲，第一宣告它违宪；第二做符合宪法的解释，说当法律有没有违宪有多种可能的时候，我为了顾虑法律秩序的安定，我就将条文做一个法律的诠释，让它符合宪法，这个用的非常之多。我提到有几个名称，当你叙述名称的时候对法的解释适用就有帮助，有一个指导。法院在做判决的时候应该符合宪法的解释，法律有没有违宪的时候也应该做宪法的解释。

为了保护个人名誉隐私及公共利益的保护，法律不得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台湾地区刑法304条诽谤罪保护个人法律而设，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权利所必要，针对言论内容与事实相符的保障并限定刑法权的范围，对传播诽谤事项的人必须考察言论自由确为真实。民法举证责任在谁？这个等一下我会谈到。为了使得意见的表达有一个空间，所以做这样的解释，行为人不能证明言论内容为真实，以提证据资料，认为行为人相当理由，宪法310条跟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意志并不违背。本来应该证明不实，现在说不必证明，只要有相当理由确信你报道有依据的时候就不必负宪法的诽谤罪。

我今天参观了图书馆，我对杨老师的一些资料叹为观止，重要的都有，什么时候我也应该请假来这边进修，跟他请教请教。美国纽约有一个案子，这个是一个侵权行为的案子，但是后来也应用到刑法诽谤罪上去，纽约时报诉萨利文案。在台湾地区这个案子就是发动刑法的案子，影响到侵权行为，现在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也是张老师研究的重点，侵权行为法跟如何保障表见自由的问题。

在2004年这个解释做成之后，台湾地区的法院有三个判决，这三个判决都很重要。第一个大家知道吕秀莲也是念法律的，现在正陷于困境，她跟阿扁先生正陷于困境，宪法的政治人都是台大法律系毕业的。吕秀莲说到一些事情涉及到政府的一些事情，吕秀莲就被提起诉讼，这个很重要，现在很高的政治人物，台湾地区亚现在最大的案子就是政治人物诽谤名誉的诉讼。为了处理这个案件，最高法院提了一个辩论厅做这个案子，我把它简单的说一下。

我先念一段的话，如果这个案子侵权行为，应该看它有没有过失，所谓过失因注意而没注意，危害的严重性危害之代价有所不同，虽然没有说但确实引用宪法的意志，新闻自由有关公共利益，应给予最大的保障，使社会工作者的功能得以发挥，严格要求报道内容必须绝对正确，限制其报道空间，造成限制新闻自由的效果，影响社会的正常发展，报道前要合理查证，查证为真实应无过失，事后证明报道与事实不符，为加合理查证或有明显理由怀疑消失的真实性和报告的正确性，报道与事实不符，因而不法侵害他人名誉。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我下面讲一个问题，新闻媒体报道有没有过失，像50号的解释，要看他是否进查证的义务。重要人物的报道也要尽查证的义务，但是当你没有尽查证的义务而有过失的时候也应该负侵权责任，故意过失的程度要加以斟酌而已，就这样的判决。有一个判决，台湾地区有一个很有名的人李敖，李敖到处被人家诉讼，因为他最喜欢骂人，这次他骂到张俊红，他也是一个台湾地区的政治运动者，他说他跟谁勾结，在电视上泄露他家里的电话，让大家打电话骂他，这样张俊红就提起诉讼，法院就做的一个判决，这个判决也很重要。

接着我们要谈到美国法上的言论自由，也是一个法学方法上很重要的问题。按言论自由为人民之基本权利，有实现个人自由促进民主、政府实现多原意见等多重功能，言论自由促进民主多元社会的正常发展，与个人名誉可能损失两项权衡有较高的价值。这段话说言论自由有家高的价值，应给予最大的保护，做这样的解释，就是说它要有故意或者轻率这个时候才符合真实恶意（actual malice）。以贵校在侵权行为法研究上的重大的成就，很多同学都会了解真实恶意（actual malice）。

最近有一个案子关于肖像权的，这是2004年刚做的判决，第一次提到（actual malice），表示台湾地区的法院开始要美国法上的真实恶意原则，这样做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疑问，在法律解释上可以这样做吗？这个变成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这个采此原则很重要。对言论自由跟人格权的保障为什么那么重要？现在回到美国法上诽谤罪侵权行为宪法化（constitutionalizing of defamation），刚才我提到人格权的宪法化就是要保障人格权，使它提高到宪法的层次，让它具有防御、保护的功能，让它能够发挥第三人的规范效应，让法院能够做符合保护人格权的基本权利，符合基本权利之解释。

各位将来当法官、当律师或者教书的时候这一个很重要案子，我们现在说一下。由于时间挂你西，我没有仔细看杨老师和王老师立法的草案，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涉及这一点，对公众人物受表见自由跟保障做到平衡，这些平衡都来自1964年美国最重要的案子。刚才我说了一句话，让言论自由或者表见自由有呼吸的空间。

我们知道英国法律有一个特色，英国进侵权的行为书有两种，Law of Torts，表示英国侵权行为是有很多的个别侵权行为所构成torts，但是有很多侵权行为的书Tort Law，什么意思呢？侵权行为已经由个别侵权行为发展到一般的原则，所以这两个书用Law of Torts表示作者对侵权行为发展到底是维持一种个别的侵权行为的类型的发展，还是有一般的发展倾向。我们知道侵权行为有一个诽谤，诽谤包括口头的跟书面的，我们不区别它，现在很多国家已经废除这种libel 和slander的区分。

现在只是说美国法上怎么宪法化的问题？美国的普通法是各州的法律，它有一个原则比较偏重保护原告被害人，它说原告不需证明不真实，只要说侵害我了，不要证实不真实，真实是一种抗辩等诽谤罪的三个原则，第一个事实由原告证明，被告符合事实抗辩，赢得责任，推翻损害。1964年黑白纷争很厉害，在马丁·路德·金举行游行，警察过来取缔等等，有一些人在纽约时报登的一个广告说他对警察一些不当的行为，纽约时报就刊登了，这种报道不一定每件事都符合，结果有一个警官成为不朽的名字，像摩洛哥的公主，这个变成侵权行为法上不朽的名字，这个摩洛哥的公主变成侵权行为法上最有贡献，她到处提起诉讼，很多隐私罪的发展跟她有密切的关系。亚拉巴马是一个黑白很分明的地方，要纽约时报赔偿50万美金，当时这是不得了的钱，连续几个案子，可能纽约时报就要关门，结果这个案子就到联邦最高法院结果布伦南法官写一个判决，提出了有名的案子，美国的信念就是要维护一个对公共利益不说强烈开放的言论，对政府及它的公务员的批评，有一些滥用，有时候跟适当的使用一件事情不应分离，言论自由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在所难免，就是说要容忍错误。判决在美国法上，修正普通法上的几个原则，它最主要的修正就是本来是应该无过失人，现在是要原告，刚才说要被告证明他是真实的，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他是无过失人，这个判决的案子要让公务员证明并提出四个要件，公务员证明不真实，要证明行为人有真实恶意，就是他知道，或者轻率的不于斟酌了，证明要有说服力的明确性，美国就一直扩充到公众人员，私人。美国从1964年一直到今天累计的几十个案例确定被害人是公务员还是私人。美国偏重保护言论自由，伟大的美国法学家霍尔姆斯说这是一个市场解决；第二它要给言论自由一个呼吸的空间；第三，它1954年黑白判决以来政治性的判决的延续。这个制度在美国运作发生很多问题。

这个制度是它校正、修正普通法上不利于被告的问题，它在美国黑白分离制度的继续的产物，另外，牵扯到惩罚性赔偿，高额的赔偿足以使一个媒体关门。另外，这里很多问题产生，美国的陪审制度，惩罚性的赔偿等等，所以美国真实恶意原则是美国的创设，但是也造成了很多问题，也造成美国名誉罪混乱的状况，我们在接受它的时候，刚才我说大台湾接受是轻率的，引起了一些问题。我报告的目的是一个比较法的讨论，规范的模式的探求，我几年来的学习过程中有一个比较化的研究，追寻不同的规范的模式，探求一个可接受的合理的规范的架构，比较化不仅是尖锐的，如果只是念台湾的法律，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自己，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法律的时候就会比较、分析，所以说让我们对比，像镜子一看就知道。在台湾或者在大陆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都要成为一个比较法的人。

台湾“最高法院”的两个判决，一个是用过失的个案的衡量，一个是采取美国法上的真实恶意，真实恶意就是要有故意，这是一个抽象的决定，而不是个案决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现在介绍另外一个思考的模式、解决的方案，德国思考。

台湾法律一直受到两个地方的影响，以前是德国，现在是美国。是德国化和美国化的调和，这个是很重要的发展。刚才我们谈到司法法院的机构，一个案子发生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也没有判决，第二就是美国最高法院有没有判决，先看看人家，尤其跟德国保持很密切的关系的时候，经常有留德的人跟德国宪法法院的法官关系很密切，碰到一个棘手的案子，因为这个解释具有宪法的效力，有问题的时候就会跟德国宪法联系，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阶段呢？可以用传真，我们也一个问题，案子发生，因为建立了通常的管道，这个案子牵扯的问题，我们可能写封信传真给德国宪法法院，请你提供因为我们资料有限，过一段时间就会把判决传真给你，一直保持这样的联系的状态，对我们品质的提高帮助很大，台湾宪法法院判决的水准已经相当的提高了，无论推理、论证或者是梳理，达到的一定的水准。

德国是什么样的原则呢？刚才我们说到美国，美国是强调言论自由，将诽谤罪宪法化，用actual malice解释它。另外，欧洲是以德国为主，德国因为我今天跟杨老师有请教，人格权发展的国家都经历了发展的经验，德国基本法第一条规定人格的尊严和基本的价值，但是没有规定人格权，人格权的概念是德国联邦法院判决采用，过了不久宪法法院才采用人格权，有一个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和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思考模式跟在提出的情形一样。

在德国有一个言论自由，就是他们的表见自由，也承认了一般人格权，这两个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呢？

台湾地区侵权行为有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几十年来都这样操作，有一个思考模式，首先有一个构成要件，这里包括侵害行为，造成损害，然后有因果关系；第二看这侵害行为有没有具有违法行，如果具有违法性的时候看看它有没有故意过失，通常依照这个次序在思考。在人格权跟表见自由的冲突上，是在违法行层次上思考的。我有两个案例。

在德国联邦35卷302号的规定，有一次我到德国海德堡住了一个月，我以前在海德堡念书，我很喜欢它那个桥，到那边图书馆去，看到它有100多卷，每一卷都拿过来读，我看哪一个判决有意思，每一卷都拿出来，我有一个习惯台大法律系的图书馆有一两百种的杂志，每个月我会去全部看一遍，日文的、德文的、英文的都会看一遍，看标题，然后我就有了印象，标题很有用个可以介绍新的问题，我整天去，每本杂志都看，这个东西经常看的时候，不是看一次就完了，看的时候只是写题目的感觉，过一段时间再去看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了，当中有一个判决一直被引用，这就表示它的基本乐观态度和方法，不同于美国的方法。

这个案子说的是德国的一个小镇，有几个年轻的人抢国药库，过了不久，当时有很深刻的报道，过了几年这些人要假释，德国的电台就要报道这件事情，说一些人假释，甚至把他的照片都登出来了，这些人就提起诉讼禁止播出，德国普通法院都禁止它播出，因为牵扯到姓名权或者人家的私生活的权利，有一句话，像权利、隐私，当事人有被忘记的权利，到底怎么说我不知道，有被忘记的权利，时间可以让一个人某种事情有被忘记的权利。时间经过了那么久，没有必要再报道了，所以禁止新闻播出。可是过了若干年，另外一个电台制作了一个纪录，这个纪录就是隐去姓名，只是抽象的报道，有一些人提起诉讼，说不能报道，德国的法院说这次可以报道，因为隐去了他的姓名，这个判决我这边有一个小册子，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讲它了。

联邦法院提出最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不是我们将来立法草案要采用这个原则，欧洲的法院大都采用这个原则，就是不明确规定哪一个人应该受优先保护，哪一个人不说优先保护，它的出发点如何呢？我归纳为几点：第一，表见自由跟人格权同属宪法保障的权利，没有哪一个优先，不像美国它是言论自由优先，这里的原因之一，在美国言论自由是宪法保障的权利，但是名誉在美国不是宪法上的权利。德国、日本一直肯定一件事，人格权是受宪法保障的权利跟表见自由同等保护；第二，到底哪一个应该保护，应该就个案认定，不是哪些人应该优先，哪些人绝对受保护。如果判定它的违法性，用法益衡量，这里有一个论证的方法，这个论证的方法，在台湾地区我们一直接受德国的法律，一直没有学的很好，论证一直是我们很弱的部分，结论很满意，论证总是不够好。

表见自由跟人格权是同等的权利，在一般的情形，言论自由和表见自由受严重的保护，比如凶杀案有及时报道的利益，这个时候报答的新闻自由应该优先人格权，过了一段期间，事情再重新报道，而且又暴露他的姓名，妨碍到他的社会化，这个时候应该认为人格权的保护应该优先新闻报道的自由，每一个判决都会这样仔细的论证它、证明它，这个一直是我们需要学习、强化的地方。时间的关系我做几个结论，我报告的目的就是强调司法上的人格权以外，还有一个宪法上的人格权。宪法的人格权即使规定，每一个宪法上都有，但是我们如何对基本理论发展出来的时候给它一个基本权利、给它一个防御的功能，双重性质，会使得基本权的保障更为踏实，保护人格权是司法跟宪法共同的任务，以不不同规范方式保护它。

第二，我觉得普通法院像大陆的最高人民法院，它法律上并没有授予它一种违宪审查权，但是它应该做符合宪法的解释，这样并不超越它的权限，如果选的例子适当，做一个解释，法律的解释跟宪法的规范连在一起，并不是在否定宪法的效力，而是在发挥宪法保障功能，规范的功能，这样会改变整个宪法基本权利跟司法的关系。人格权保护的方面也可以很多地方顾虑到，遇到言论自由跟人格权的时候可以这样尝试一下。

第三，台湾地区在把人格权为基本权利，它改变了整个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跟司法的关系，如果说去读德国的、日本的、韩国的，去读它们人格权的文章跟判决，没有注意到宪法的因素的时候，常常不能了解它这样判决的意义跟背景，包括美国的案子也是一样，纽约时报诉萨利文案这个就是写这个例子。

第四，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最近采取美国的actual malice引起争论，我个人认为第一本身不需要，因为美国之所以actual malice，要使得媒体有宪法上的特权（constitutional privilege），freedom speech，因为美国的普通法限制了言论自由，所以它才这样把它规定。像台湾地区这样侵权行为法，只要经过违法性的认定，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不必要引进这样一个法律体系。如果我们看看全世界的侵权行为，我查过德国的、法国的，几乎都不采用美国的actual malice原则，简单说一下日本有一个讨论，但日本的最高法院表示说不采用actual malice，在澳洲、英国到目前也没有采用actual malice，台湾地区法院很快的采用actual malice，是一时性起法院的原则，我们不能知道，但是这个牵扯到大陆法系，对自己的法律造成的冲击或者说体系的变更，民主价值的观念，这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

中国人格权法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国际的水准，甚至有超越之势，很多台湾地区根本不知道，在这里中国人格权是一个有成就的地方。在大陆制订若干法律方面，看民法通则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合同法也有它的特则，亲属继承是本地的法律，物权对于大陆来讲是一个体制改革，但是从比较法来看，并不是很大的创造，但对大陆本身来讲是一个体制改革，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从比较法来看理论上很重要。人格权变动中间，从人格权同宪法的关系，人格权具体化的问题，人格权的内容的双重构造，理论精神跟财产利益的问题，人格权保护的问题，人格商品化的问题，包括今天人格权与言论自由的问题，中国大陆民法典的制订和人格权法的制订将显示出这方面的特色，在比较法上也有代表的作用，它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今天我针对报告提出一些问题，不一定很周全，谢谢杨老师给我这个机会，也谢谢各位同学的支持，谢谢大家！

主持人 王轶：谢谢王泽鉴教授精彩的演讲，下面请杨老师做一个评议。

杨立新：今天这个报告会是非常非常精彩的，点评我没有什么可点评的，刚才王老师说的已经非常非常好了，王老师在报告当中提到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格权宪法化的问题或者宪法上规定的人格权怎么样在司法上落实的问题，这是问题。还有一个言论自由保护的问题。我想我们这方面有两个非常好的案件，也介绍给王老师和同学听。

王老师说的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当中提到的宪法保护权利的问题，这个是1989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司法解释，那是一个天津判的关于张连起等人的案件，这个案件是最高法院第一次引发宪法保护私人的权利，保护了私权利。王老师已经给了非常高的评价，王老师说能不能看到最高法院有更好的判决。在前年2002年的时候最高法院确实做的一个司法解释，比张连起的案件还直接，就是齐玉苓案件，案情是这样一个农村的学生高考，他考上了，投递员把录取通知书送到农村另一个孩子把录取通知书拿去的，他就拿这个录取通知书去上了学，这个孩子以为自己没有考上，非常恼火，过了一年多才发现，那个孩子是用他的名字上学，后来向法院起诉，这个案件一个考虑用姓名权来保护，但是原告起诉的时候起诉的是受教育权受到了侵害，受教育权民法通则没有规定是一个人格权，它是一个宪法的权利，最高法院做的一个司法解释，法院判决直接引用受教育权的宪法规定确认，他以侵害姓名权的方法侵害了公民的受教育权，做了这样一个侵权判决，这个判决做出来以后有两种很尖锐对立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觉得德国也是援引宪法保护人格权的案件，应该可以这么做，但是法院的意见也非常的强烈，张新宝教授说宪法是不可以直接援引的，这个判决在我的记忆当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宪法群体的保护这个判决是最重要的，后面这个案件比第一个意义还重大。

这个问题我们在起草人格法的时候，我们写过一个条文，研究宪法上哪些具有人格性质的的公权利，这些权利要不要在民法上落实，如果民法上不落实的时候，可能这些权利受到侵害以后，可能就没有民法的分子救济，我们设想一个条文，宪法上具有人格权的权利在受到侵害的时候可以用民法的方法保护，有过这样的想法。

还有一个案件是刚刚发生的案件，就是王老师提到的，美国那个案件提出的给公共媒体更大的呼吸空间的原则，这些年也在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叫新闻侵权的问题。新闻侵权的问题大家更多的站在媒体的立场上去保护舆论监督的自由，还是站在保护公民权利的问题上，这个也是王老师提到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前两天有一个台商深圳的案子，就是富士康的一个企业，一些报纸特别是英国的报纸对工人的态度做出了批评，有的时候对工人有一些不太正当的行为，上海第一财经报也做了报道，记者考察了以后提出了很强烈的批评，富士康公司就提起了诉讼，起诉的是记者和报社的编辑，请求赔偿3千万元人民币，在大陆这边新闻侵权的案件从来没有这么高额的赔偿，接下来又进行了财产保全的请求，就是台湾地区的假扣押，这两个被告要给予3千万人民币的查封，结果把记者和编辑的帐户、汽车所有的财产都给查封了，这个案件一公布以后，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对，这种批评即使有一些错误的，也应该给媒体更多的呼吸的空间，当然有权利起诉，但是不应该采用这样的方法，特别是对记者本人和编辑的起诉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是一个职务行为。

这个案件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变化，在媒体上一攻击，非常强烈的谴责，到第五天就从3千万的索赔变成了一元人民币的索赔，又过了一两天变成了撤诉，很多媒体报道3千万元到一元到零元的戏剧性变化，撤诉了以后双方握手言和。这个案件虽然法院没有判决，但是给媒体更多的空间，用公众舆论的方法解决了这个案件，这个案件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两个案件对王老师介绍的内容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我就说到这。

主持人 王轶：谢谢杨立新教授的评论！

王泽鉴：大陆法很多同学都记条文，其实应该记案例和案例的名字，我很希望各位同学学习法律就是要从案例学起，刚才杨老师讲的几个案例我想都很有启发，案例的事实的了解、案例法律的适用这些都在里面能够凸显出来，像杨老师的说法，希望各位多读案例，而不要只是记教科书上抽象的论述，而是要落实案例讨论上来。主持人王轶教授：谢谢王泽鉴老师的回应！在中国大陆进行民法典起草的过程中间，围绕人格权应否独立成编，在中国大陆民法学界存在着人格权是民事权利还是宪法权利的争议，王泽鉴教授在报告中表达的很多观点和提供的翔实丰富的比较法资料，相信会对大陆的学者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提供帮助。

海峡两岸是同文同种、同根同脉。但由于历史的原因，1949年以后历经50多年的发展，两岸形成了不尽相同的政经体制。这种政经体制的差异也导致两岸人格权发展的脉络呈现不太相同的景象。以平等主体交往关系中的人格权保护为例，像王泽鉴教授在报告中提到的，台湾的经验是通过引入宪法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理论，透过民法的概括条款，来应对平等主体交往关系中的人格权保护问题。大陆的情况就稍微有所不同。大家知道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的初期，大陆的法制发展重新获得生机的时候，鉴于“文革”十年人格权被漠视和遭受践踏的状况，作为应对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机关在大陆的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第五章中间专设一节规定了人格权制度，并且结合民法通则第六章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一同发挥对平等主体交往关系中人格权进行保护这样的一种功能。而刚才王泽鉴教授和杨立新教授提到的1988年最高法院专门做出批复的张连起、张国莉诉张学珍损害赔偿纠纷案，尽管最高法院批复中谈到“生死条款”是违反宪法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规定的，但这个案件在大陆没有生长出违宪审查机制，反而是落脚为《合同法》第53条第一项相应免责条款无效的规则。大陆在平等主体交往关系的人格权保护上形成了“民事问题直接交由民法解决”的立法传统，并且以它为基础，形成了法官在审判实践中从民事立法中寻找纠纷处理的裁判依据的司法传统。可能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有学者提出来在民法典中让人格权独立成编，籍此能够在民法典中对人格权进行详细规定的学术构想。在大陆政经体制下，在还没有建立违宪审查机制的背景下，这可能是一种不够理想主义，但是却比较现实主义的做法。不管怎么讲，我觉得王泽鉴教授的报告都让我们受益非浅，下面我们进入互动阶段。

石佳友：我想向王老师求教两个问题，其一是关于欧洲人权法院2004年6月24日Princess of Hanover(Caroline)v.Germany的判决。在讨论这个判决之前，有必要回顾欧洲人权法院在此前一个月（2004年5月18日）所做出的Plon v.France判决。Plon案件涉及的是该出版社出版了法国已故前总统密特朗的私人医生的回忆录，其中揭露了密特朗在生前很久即已罹患绝症这样的信息—因为密特朗在卸任后不久就亡故，引发很多人猜疑他第二任期期间健康已严重恶化；这从侧面印证了很多人提出的指责：密特朗在连任竞选期间的健康承诺实际上是欺骗选民。在Plon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法国政府在密特朗亡故9个月以后还禁止该书的发行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该书对于法国当时有关的政治辩论是有助益的，关乎公共利益，最后出版社获胜。但是，一个月之后，在Princess of Hanover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却来了个大转折，推翻了德国宪法法院的基本推理思路。此前，德国宪法法院在法学方法论上坚持了三个标准：1 关于当事人身份。宪法法院区分了所谓当代的“绝对性人物”和“相对性人物”，前者的保护范围比后者窄；2 行为的场所。住宅、饭店的房间等为私人场所，除此之外为公共场所；3 发表的目的。宪法法院认为，为公众提供信息、保障公众知情权和娱乐消遣目的是可以并存的。但是，在欧洲人权法院看来，1 关于“相对性人物”和“绝对性人物”的区分没有意义，某一公众人物如果未担任公职也可能享有隐私权，这一区分还欠缺可预见性；2 公众人物即使在公共场合出现（譬如观看网球赛），如果其有明确意愿避开公众视线，媒体的偷拍可能侵犯其私生活；3 主要基于消遣和满足公众好奇心的报道行为，不能高于对于私生活的保护。最后，欧洲人权法院一改此前多年的传统，判决媒体败诉。这与美国对于言论自由的高度保护明不同，被称为欧洲法的“后现代”。请问，当代大陆应该在美国和欧洲之间选择哪个路径？

其二，在肖像权的保护上，法官存在着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譬如，以法国为例，在一个关于科西嘉省长遇害后遗体照片被刊载的案件中，法国法院判决媒体侵害人格尊严；有人认为，媒体刊载犯罪事实的有关照片本来是有助于案件的侦查；而在另一个巴黎地铁爆炸案中，媒体刊载一个幸存者惊恐万状的照片，却被法院判定为不侵害人格尊严。这样两个截然对立的案件中，因为法官的不同裁量结果截然相反。由此，很多人担心，在肖像权问题上法官享有过大的裁量权会增加司法的任意性，使肖像权和人格尊严的内涵变得飘忽不定。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泽鉴：您提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我在巴黎的时候认识了石老师，今天见面感到非常荣幸，刚才提的几个问题我稍微简单回应一下，人格权保护的发展是由国内法到国际共同关注的事项。刚才提到摩洛哥公主案子，人格权的保护已经成为国际共同关注的试想。欧洲人权公约解释各国法律的时候，它专门的工作就在于保护人权，审查的标准方面跟内部的标准不太一样，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刚才体到纽约时报诉萨利文案，还多同学也要知道摩洛哥公主，有两个案子非常重要，一个案子就是人家假造她的访问，她怎么样，结果她在德国法院提起诉讼，这在个判决里面，我在德国法的发展上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第一点慰抚金的金额在德国偏低，李敖和张俊雄案件已经确定为300万台币，这使得慰抚金的金额提高，量定慰抚金的时候要不要考虑获利的程度，以前统统没有，在这个案子以前在大部分法院都没有考虑获利程度，德国联邦法院说考虑他获利的程度，这个时候引起很重大的讨论，这种非财产上的金钱赔偿是慰抚损害的性质还是还有预防损失的性质，台湾地区有一个原则，量定慰抚金要斟酌获利的程度。怎么样掌握它标准的基准呢？台湾地区的大法官解释案件的时候会一直在找审查基准，这个案子要用什么审查基准，在美国宪法法院也是一样，德国宪法法院说有两个基准，一个是功能性，我对石老师非常佩服，因为他能够提到德国艺术肖像著作权法第23条提到的所谓历史范畴人物经过解释区分，相对历史人物跟绝对历史人物，我对他非常敬佩，这是非常有了解程度的。

摩洛哥公主只是红十字会的会长，她是相对历史人物还是绝对历史人物，这是功能性的考虑，第二个就是空间性，德国传统上对隐私的保护只能是房子，联邦宪法法院说人多的地方出入，这个还是应该受保护的范围的，欧洲法院认为即使在房子之外有隔绝不被人看到的时候，也算是公众人物保护的隐私领域，这个判决的全欧洲的各个媒体都反对，希望德国司法部能够提出大法庭审判，德国就没有，德国很丢面子。

我说一下肖像权的保护，台湾地区民法没有肖像权，为什么呢？因为德国民法、瑞士民法都没有肖像权，肖像权当时摄影的技术没有那么发达，媒体没有那么发达，肖像权在法国是非常受重视的，台湾地区有一个政治人物陈水扁的女婿有一些内在交易，手套被放大，在法国有一个法律规定不能拍摄戴手套的镜头，法国肖像权的保护在196几年有一个案件，死掉之后人家拍他的照片，这个事情跟德国俾斯麦死掉后两个者拍他照片当时的的法院判决，没有办法以隐私或者人格权做判决，在这个理由之下德国才在2007年制订了肖像跟艺术著作权法保护它，这两个案子显示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死者人格的肖像保护，德国的法律就有对死者十年的保护，法国没有，这个就是对死者人格权如何保护的问题。法国肖像著作权法23条在大陆人格立法上是很重要的参考，为什么呢？德国民法没有规定一般人格权，但是它在第12条规定姓名权，在823条规定人格法律，然后规定了一般人格权。22条有一个特色，它对违法事由做了很详细的规定，在德国的立法基础上很少这样，它规定的很详细，当地是因为对这个事情的很重要。可是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德国对姓名权的侵害所谓的冒用，它规定后发现有漏洞，当时规定的保护的构成要件，虽然思考在三，发现新的科技的发展，侵害的规定不够，最后他用一般人格权来补充它，这个对我们中国大陆本身将来在制订特别人格权和一般人格权上面有一个启示的问题，对个别人格权的要件构成说的很详细的时候，主要在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构成要件有没有侵害，有没有侵害某种人格权；第二，当构成要件明确的时候，将来判断它的违法性就比较容易。在很多法律里当它的构成要件明确，权利本身比较具有社会公开性的时候，由权利的侵害本身就认为它具有违法行，可是当里规定比较不明确模糊的时候，违法性就不能由侵害行为认定，需要透过考量上认定它的违法行问题。如果我们在大陆的人格的立法上规定明确，有助于保护的明确性，也有助于违法性的认定。特别人格权保护侵害不足的地方，后来用特别人格权补充，这个时候发现权利侵害有时候用特别人格权，有一部分又要适用大一般人格权，因为它有所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对法律的适用就会造成若干的问题，如果地对它的构成要件比较能够概括出，考虑到发展的可能，这个不足就用另外人格补足的问题。

台湾地区以前有一个路检的制度，车子过来的时候要停下来检查，有人就说这个是违宪的，申请我们解释，那个时候我还在法院工作，后来做的一个解释，说这个路检的命令是违宪的，侵害人民的隐私、资讯，侵害很多的权利，所以它侵害了宪法上的人格，这个是人格权基本权利的防御作用，之后又制订的一个法律，警察职权行使法，这个时候对肖像拍摄的规定就做了一些明确的规定，肖像权也有公法性质的存在，它违宪性的程度和比例性、必要性和侵害人的权利，这是一个。我提到的几个问题，如果你把人格当然是一个私权，让宪法的基本权利人它具有防御的功能之后，它不仅是有助于司法上的保护，也可以有助于节制公法上对人格权的侵害。通过立法上让人格权成为宪法上的价值，对整个人格权法或者司法工作上更有帮助。

主持人 王轶：谢谢王泽鉴教授！

提问：您好！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其他国家关于信用信息保护的问题？

王泽鉴：人格权有私法的层面也有公法的层面，信用的保护德国民法825条，台湾这次纳入到民法196条增加了名誉跟信用的保护，这是民事的保护。刑事法上的保护更为重要，这个也是基于人格权保护宪法上的义务，当这个观念被接受，成为宪法上要求的时候，就可以要求政府去制订法律，实现保护人民的隐私权利。刚才说台湾有一个个人资料保护馆，资料的储存、公开、阅读，都有详尽的规定，说警察的收证等等，这里都有一些规定，一个是程序上的保护，一个是实体上的保护，刚才说指纹也是一个内容。花了几亿的钱，盖指纹已经做了，突然一个解释就弄掉了，这个也显示了个人资料隐私的保护。隐私这个概念应该扩张到什么地方？有一个关系很重要，美国法没有人格的观念，美国人他们说只是一般的叙述而已，并不承认侵权行为也好，宪法上也好，并不承认，人格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并不像我们法律上有一个人格的概念，它的人格权是一个大的范围，隐私也有公法的性质和私法的性质，在使用美国隐私的时候是不是不要让他太庞大，庞大的时候很难控制它，要分很多门类，所以这情形是不是隐私要加以适当的限定，当然很难限定，可以慢慢形成人格的形成，人格法很多规定就是人它具体化，确定它的保护范畴，这是很难的工作。怎么样在形成它保护范围问题上面，尽量使它有一个发展弹性空间。主持人 王轶：谢谢王泽鉴教授！最后一个问题。

提问：王教授您好！很高兴有机会跟您交流，我有一个案例，这个案例的主角就是一个丈夫在网上发布了一些妻子婚外情的文章，我在这里有一个疑问，这里是不是存在人格权的冲突，配偶之间是不是有一个人格权的冲突？

杨立新：这个案件叫铜须门的案件，丈夫了解到妻子的婚外情就在网上公布了，妻子很气愤，网上发的一个通缉令，几千几万的网民对他进行攻击，这个跟隐私权是有关系的。我是这样的，丈夫有权利可以了解情况，但是把这样一些问题公布到大庭广众不太好。

王泽鉴：网络的传播可能是将来最重要的侵权行为的问题，这里牵扯大网络传播的问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至于先生把太太的婚外情公布出来，这个应该涉及大隐私的问题。

主持人 王轶：时间的关系，今天下午王泽鉴教授的报告会就到此结束，随后的几天王泽鉴教授还会在人民大学的法学院有一系列学术活动，欢迎大家继续踊跃的参与，让我们再一次对王泽鉴教授精彩的报告和精彩的解答表示感谢！同时也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出席，希望大家继续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学术活动，谢谢大家！

言论自由 篇6

2015云南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言论自由须有边界

日前，林妙可微博晒照片，意外受辱，深受其伤。许多网友表达了对未成年人的同情，并呼吁抵制网络污言秽语。这一舆论走势却因微博大V容忍言论自由的回复发生偏轨，引发新一轮口水战。

事情到此，没有必要继续借题炒作下去。然而，双方支持者不求共识，不论对错，只要“站队”，互相攻讦，不断在口水战中释放语言暴力，这种现象就不得不正视。

从“艾滋女事件”、“舒淇关闭微博事件”到“林妙可受辱事件”，网络语言暴力从未消失。事实证明，无论普通人还是名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从这些受害者身上，网友恐怕更能体味“言论自由要有边界”的必要性。

言论有边界，就意味着发言要谨慎，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为前提。遗憾的是，网上发言轻率、从心所欲常逾矩的现象比比皆是。

有些人好指点江山、大发议论，没看清事件全貌就急哄哄妄下结论;有些人习惯了用名利揣度动机，就会以己度人，猜忌善心;有些人经常用屁股来丈量真相，就会坐而论道，发言武断;有些人总是用情绪代替理性，就会口不择言，言过其实;有些人甚至出于无聊，谩骂、诋毁、造谣„„凡此种种，只图口快语惊，博取眼球，导致信息真假难辨不说，有时被水军“裹挟”还不自知，更令人不齿的是，对他人隐私名誉不管不顾，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不闻不问。

这种趋势得不到遏制就是变相鼓励，微博这一公共平台不免会向着“语言垃圾场”、“戾气集中营”走近一步。这般结果可以想见，有些人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或因一己之私，或图一己之爽，不顾公共利益，加以推波助澜。应对这样的人，需要靠法律规范，靠机制约束，靠网友协力教化。

只有政府、运营商、公众人物和网友共同努力，才能净化网络环境，才不会让语言暴徒将网络文明蹂躏成为一片废墟。

互联网:言论自由的迷思 篇7

一、网络言论自由,一个亟待澄清的概念

网络言论自由,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和研究热点,似乎从来都没有受到过怀疑。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以“网络言论自由”为篇名进行检索,共有337篇文章。其中大多数文章都在探讨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制与保护,网络言论自由与其他权利的冲突等问题。而对于网络言论自由这样一个概念,似乎缺少权威的、统一的、清晰的界定。仪喜峰(2013:10-12)指出网络言论自由即公民拥有的通过网络来实现言论自由的权利。更加具体一点的说法,根据林海军(2013:348-349)的观点,所谓网络言论自由是指将互联网这一新科技事物作为载体进行意见、主张、思想、情感等的表达,包括以文字、声音、图像等各种形式表达出来的各类信息。此外,认为网络言论自由,就是公民享有的,由法律规定、认可和保障的,具体是指公民可以在互联网上公开发表意见和言论,表达态度、 感情等而不受他人干涉、约束或惩罚的自由。苏力(1996:178)的观点,权利与权利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在权利边界地带,甚至会是相互对立的。这就不难理解,实现权利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冲突和矛盾。具体来看, 言论自由具有开放性,而隐私权则具有封闭性和保守性,任何一方的绝对主张或过度扩张都会造成二者的冲突和矛盾。 以褒贬不一的“人肉搜索”为例,公民由此行使监督权,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言论自由的表达形式,但是对当事人进行道德上谴责的同时,也将其隐私暴露无疑,很容易造成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侵害。

然而,就在言论自由侵犯其他权利被广为批判的时候, 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这种矛盾和制约是相互的,我们是否过分强调了言论自由对其他权利的侵害?那么反过来呢,隐私权的过度强调和保护,也可以成为对言论自由实现的制约。 如果人人都可以以保护隐私为由,那么如何实现言论自由的监督功能,如何保证公众的知情权,更不用说真正的民主与法治。当公民的隐私权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服从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我国宪法第54条明确规定:“公民有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根据我国宪法第51条的相关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同时,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也不能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这是言论自由权利实现必须恪守的底线,也是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与社会责任。武文静(2013:293-294) 认为,现实生活中,某些特殊人群的部分隐私信息也不可能成为绝对隐私,最为典型的是官员的财产公布。如果是在此种条件下,网络言论涉及到个人隐私,当事人便不应该以隐私权的名义拒绝透露个人信息。

问题的关键在于,言论自由与隐私权、名誉权,是否具有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如果不是在人身权利的范围内平等衡量,恐怕难分伯仲。至少目前可以明确的是当言论自由与隐私权、名誉权等宪法权利发生冲突时,需要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而不是单纯以牺牲一方为大家,保护另一方。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衡量价值位阶的高低,保护位阶更高的权利。

(二)互联网上言论自由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互联网技术的发达便捷、信息的即时性、参与的互动性, 让公众可以随时介入到司法审判的过程之中,网络舆情的道德优势压倒一切,在实体和程序上对司法公正施加影响。尤其是上升到新闻媒体的报道层面,有违无罪推定原则,“媒介审判”的争议悬而未决。尤其是互联网上的非理性情绪和表达,对当事人的人身权、心理、重新改造都会造成消极影响。 而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言论自由的介入,才起到了更好的监督作用,保证了司法的公正透明,对司法独立并非全无积极影响。

(三)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对社会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冲击

网络的开放、便捷和虚拟性,让很多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充分暴露和实现的行为找到了合适的土壤。以“艳照门”事件为例,传播法律明令禁止的色情淫秽信息,虽然是对公众人物道德的披露,但是也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在网络空间内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最近一段时期,互联网上掀起的对于城管的讨论,让城管的职责更加模糊,管理者、执法者还是服务者,在不断的批判和塑造中,城管的形象似乎被妖魔化了,对现实的社会管理造成冲击。此外,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为谣言的散播培育了土壤,在开放的言论场内,有太多的声音,太多没有通过审查、校正的未过滤的事实版本。网络假新闻、网络谣言甚嚣尘上,加之出于对信息不确定性的安全考虑,在非理性因素诱导下,很容易产生群体极化现象,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管理的冲击不可小觑。

(四)在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中,个体的遭遇和命运引发普遍争议与担忧

女音乐人吴虹飞在2013年7月21日,发布了这样一条微博:“我想炸的地方有,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会,还有妈逼的建委……”当天,她被警方带走,拘留十天。此事件引发了言论自由边界与政府权力节制之间的探讨。同年8月25日,《新快报》记者刘虎因涉嫌制造传播谣言已被北京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网络上对此的争议集中在支持警方打击网络谣言,而质疑的人则集中在声讨因言获罪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网络诽谤构成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魏玲(2013:265)指出,网络实名制是一种将网络使用者的身份和其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等相对应联系及统一的制度。从2002年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提出“中国人大应该禁止任何人为网上匿名”开始,到2008年两会启动网络实名制的立法进程, 再到国务院和信息产业部陆续出台的管理办法,网络实名制在中国逐渐确立。网络实名制,从一开始的提出便面临质疑, 出于自我保护,担心被“人肉搜索”,甚至遭到打击报复,实名制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公民言论自由的积极性和行动主张。 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一举措推出的初衷,网络实名制从一开始便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家管理和监督,同时保证信息安全、有效防止网络犯罪,更为主要的是它与言论自由的主张是相符的,都是要求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在我国,网络是一种公共资源,而不是完全的私人领域, 在一个健康的网络环境中,言论自由才能更加有保障。实名制的确立起到了事后惩罚之效。鉴于我国大多数法律仍是事后惩罚,缺少事前预防,此后应当把言论自由权利细化和融入实体法之中,用更多的实施细则强化对言论自由的监管。

互联网条件下研究言论自由,公共领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目前,很多人支持网络公共领域的存在,并研究其特点及对言论自由的积极推动。如展江(2013:14-15)认为中国现在还没有建成公民社会,但有公共领域。公共领域靠的就是媒体,靠的是都市类媒体和新媒体,公民通过微博实现了比较普遍的公共参与。

公共领域这一概念首先是由阿伦特提出的,传承于亚里士多德有关市民社会的构想,此处的公共领域,主要是限定在政治范畴。阿伦特论述的公共领域脱胎于古希腊城邦社会之中的,在那里公共政治生活主要是通过自由民的对话形式实现的。此后,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中,从历史的角度重塑了公共领域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并且主要以交往理性和商谈伦理对公共领域理论进行了改造,在这里,公共领域成为一个中间层,架设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成为其互动的纽带和桥梁。国家对社会实行管理和组织,社会反过来监督国家,参与、分享政治,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Tom Geller,2012)所言:技术控制没有内在关系的限制,如果一项技术在民主国家的商业雇员中有效的话,那么在独裁政府的公民身上也会有效。

游戏童话和言论自由 篇8

每年7月，最高法院将进入夏季闭庭期，所以，重大案件多放在6月宣判。而且，越是重要案件，宣判时间越接近月底。“布朗诉娱乐业商会案”历时六年，涉及七州律令，关系到年销售额一百亿美元的电玩产业发展，又与言论自由、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议题息息相关，所以被放在本开庭期最后一天宣判。最高法院受理此案时，加州州长还是大名鼎鼎的动作影星阿诺德•施瓦辛格，所以本案案名原为“施瓦辛格诉娱乐业商会案”，杰瑞•布朗去年11月当选为新州长后，才改为现名。

本案起因，是加州华裔参议员余胤良2005年提出的一项法案。余议员是位儿童心理学专家，对充斥杀戮、暴力场面的电子游戏深恶痛绝，认为这样的游戏，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有害无益，且易引发犯罪，所以建议州政府立法限制，禁止商家向18岁以下的用户出售、出租相关产品，违者将被罚款1000美元。州议会迅速通过这一法案，由时任州长施瓦辛格签署。由于青少年是电玩产业最大的客户群，游戏开发商立刻做出反应，向法庭申请禁制令，暂缓执行这部法律。娱乐业商会也向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加州立法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维护的言论自由，应当被推翻。

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立法侵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所以，本案主要争议在于：视频游戏是否受第一修正案保护？若受保护，加州立法是否侵犯了言论自由？众所周知，言论自由并非绝对，淫秽、挑衅或仇恨言论，都不受宪法保护，问题在于，自由的边界该如何界定？认定淫秽或仇恨言论的标准又是什么？毕竟，禁绝标准的明确性，与禁绝的正当性同样重要。去年4月，最高法院在“美国诉斯蒂文斯案”（United States v. Stevens）中，就推翻了国会一部禁止售卖虐杀动物音像制品的法律。理由是，“虐杀”一词太难界定，可能导致打击范围过宽。

诉讼进程果然对加州政府不利，一、二审法院都认为相关法案有侵犯言论自由之嫌，宣布其无效。官司很快打到最高法院。为证明电子游戏确实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有害，加州政府还将《喋血街头2》《彩虹六号》《生化危机》等传统暴力游戏的视频提交法庭。不过，尽管最高法院近年保守倾向严重，但在维护言论自由问题上，立场可一点儿也不含糊，甚至有矫枉过正的趋势。

庭审当日，代表加州政府出庭的司法副总长扎克里•莫志尼果然受到大法官们的密集纠问。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问道，与暴力电子游戏相比，格林童话中的某些内容也挺可怕的，你们是不是要把格林童话也一起禁掉？莫志尼赶忙回答：绝不会这么做！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大法官也追问，根据一项研究，一集兔巴哥动画片的暴力程度，相当于一部暴力电影，是不是也应据此把兔巴哥禁了？说唱乐歌词也又黄又暴力，也有必要一并禁掉？大法官们的意思很明白，立法限制暴力电子游戏没问题，但如何界定“暴力”？又如何避免限制面过宽？

从庭审情况看，加州政府此次凶多吉少。

最高法院最终以7票对2票，宣布维持原判，加州法案尚未生效，便胎死腹中。多数意见由斯卡利亚大法官主笔。他开宗明义，宣布电子游戏也受宪法保护。“与之前受保护的书籍、电影、戏剧等艺术形式一样，电子游戏通过许多人们熟悉的载体（如人物、语言、情节、音乐）以及这种媒介所具有的独特功能（如玩家与虚拟世界的互动），传递各种创意甚至社交信息。所以，电子游戏理应受第一宪法修正案保护。”

接着，斯卡利亚延续自己庭审发问时的思路，进一步论证说：最高法院几经努力，才归纳出认定“淫秽”的标准，但如何将含有“暴力”内容作为限制理由，却很难操作。若严格按照加州法案的要求，格林童话大都应纳入禁止之列。因为《糖果屋》的少年主人公将巫婆推进火炉里活活烧死，《灰姑娘》中的坏姐妹眼珠被鸽子啄走，《白雪公主》里的王后双脚被套上烧红的铁鞋，痛苦蹦跳至死。

斯卡利亚最后总结道，我们并不是说，对未成年人玩电子游戏进行控制就不对，父母完全有权加强对子女的监管，防止他们沉湎于游戏之中。但是，最高法院不能支持政府部门的限制行为。法院的任务，是判断某种言论或作品的性质，决定是否应立法限制。好的出发点固然重要，但明确的限制标准更重要。没有标准，要么意味着全盘禁止，要么相当于没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