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限制（精选9篇）
权利限制 篇1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 可供消费的产品及服务愈来愈多, 消费权利飞速地扩张。人们在享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消费权利快速扩张的便利与幸福时, 同时也不断遭到消费权利过度扩张、不当扩张带来的危害侵袭, 在构筑和谐社会, 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新时期, 有必要探讨消费权利的限制问题。本文所说的消费权利应是广义上的, 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作为消费者时的消费权利, 也包括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作为消费者时的消费权利。
一、消费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
消费是指特定社会的人们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中进行的, 对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劳动力和劳务等进行消耗与使用的活动。消费权利, 指人们在支付了对价之后对相应的物质的或精神的产品、服务所能享受到的权利, 亦即人们在多大的限度内有行为的自由。“在前工业社会, 物质资料匮乏, 消费权利更多地体现为生存权”, 消费在人们的生活中是受压抑的。“在狂飙突进的市场经济发展中, 禁欲主义、专制主义遭到了强有力的批判, 人们的权利意识不断觉醒, 迫切需要自由地享用更多的消费资料, 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以及拥有满足这些需要的相应的条件及休闲时间”。消费权利逐渐由单纯求得基本的生存权转向追求发展权, 人们在关注基本物质生活的同时, 也越来越关注精神生活, 希望全面提高生活质量。随着社会的进步, 消费权利不再单纯是量的规定性, 更突出地表现为质的规定性。
公民社会, 就是市民社会, 权利社会, 讲求尊重与保护私权、个人权利的社会。权利的天然特性之一就是无限扩张, 所谓“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不禁止即权利”。“由于市场化、全球化浪潮的推进, 消费俨然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身份象征”, 成为一项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的不可会缺的活动。“需要满足的正当性源于客观社会条件, 欲望的合理性在于对社会公共资源的尊重与维护”, 无所顾忌地扩张消费权利, 挥霍纵欲、奢侈浪费, 并未给消费者带来真正的幸福与快乐, 相反, 肆无忌惮地扩张消费权利, 使得消费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并不断升级。由于对消费的误解, 对消费权利无度地扩张, 不该消费的也消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 除了四条腿的桌子, 没有不吃的了;而生产型的消费者更是乱砍、乱伐, 乱排、乱放等。到处充斥着消费有理, 好像只要自己花了对价, 就买回了权利, 就恣意纵欲, 什么也可以消费。消费者过度、不当消费的后果是行人过处, 寸草不生;人类吃过、喝过、用过, 动、植物加速灭绝;各种灾害频仍, 人类作为消费者其生存也不断受到拷问。非典、禽流感、猪流感……过度消费、不当消费, 人类尝到了自己种下的苦果。个体消费者或者某些消费群体消费权利的扩张, 影响到了其他消费者或者说人类作为消费整体的利益。
个人权利的扩张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 是让位于公益从而对个人权利予以限制还是个人权利优先?显然, 个体的、少数人的享受以牺牲公益、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时, 个体权利要让位于公益。消费权利也不是无限的大, 是有条件有限度的, 不是花了钱就买到了权利, 买到了一切, 在享有消费权利时, 要注意权利行使的平衡点。当消费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 在最大可能最大限度保障消费权利的同时, 应避免消费者过度、不当扩张权利而妨碍社会进步和公共利益的发展, 妨碍他人的合法权益。对大家都有益的共同的社会准则, 消费者应予遵守, 而不应因为单纯追求个人权利行使的最大化而牺牲公众利益。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 无效的民事行为, 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作为法治社会的消费者应当树立法制意识、树立社会公德意识, 法制意识、社会公德意识的缺失, 会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 影响到每个人的权利。
二、消费权利限制的法理基础
权利法定, 其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行为规则, 每个人只有正当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才有行为自由, 行为的边界即是他人的权利。所谓自由止于权利, 就是指每个人只有在权利范围内才享有自由, 而不享有侵害他人权利的自由。反言之, 某人有权做某事, 任何其他人就有义务不得阻止他的行为, 不得在他行为时干涉, 不得使他因行为而遭受困扰。法律强调一种权利的行使以不损害其他权利为前提, 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物质生活中, 消费权利是多元的, 其本身具有广泛性, 而消费权利的主体又有多样性, 不同社会主体的消费权利往往交织在一起, 可能产生冲突, 这就必然存在权利兼顾和均衡的问题。当代美国著名法理学家罗纳德·德沃金说:“公民享有受国家保护的人身权利和享受国家干涉的权利, 政府可能必须在这两类权利之间进行选择。例如, 关于诽谤罪的法律就限制任何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权利, 因为这个法律要求他说话要有充分的根据。即使一些人认为这个法律侵犯了他们的一项个人权利, 但是, 这个法律是有正当理由的, 因为它保护了人们免受他人不负责任的语言败坏名誉的权利。”权利本身是人们在特定的环境中追求利益的产物, 人类除了从权利的实现中获取利益外, 还需要社会的稳定、秩序和正义, 缺乏稳定、秩序和正义等社会价值保障的消费权利是不健全的。消费权利并不必然对稳定、秩序、正义等社会价值构成威胁, 但消费者在消费时往往具有非理性的一面, 过度、不当消费, 难免发生冲突。当消费权利与稳定、秩序和正义等社会价值发生冲突时, 不受约束的消费权利可能会扰乱秩序、危害安全、违背正义, 从而使社会整体利益或重大利益受到损害, 对消费权利的限制是消除冲突必要的手段, 消费者在享有消费权利时, 必须受到相应的责任限制。
三、消费权利的限制
如果对消费权利或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限制过多, 则有碍消费者的行动自由。“行为自由的缺失, 将会使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丧失殆尽, 以此为源动力的社会活力将不再现, 以此为基石的社会进步历程也必将停滞不前”。所以在发展经济社会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时, 面对消费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 要平衡好“行动自由”、“权益保护”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对消费权利予以限制, 与我国扩大消费、拉动内需从而带动经济发展的政策并不矛盾, 但是鼓励消费并不是肆意破坏竭泽而渔式的消费, 而应该是可持续发展式的消费。不能因为个别消费者行为的不检点, 过度享受权利, 即恶意扩张自己的权利, 而使他人的正当权益受到限制。比如, 在我国的公共厕所中总是配有手纸设施, 但大多数都没有手纸。假设消费者到公园中去旅游, 旅游费用都包含哪些项目?门票定价是怎么来的?公园的门票中是否应该包含手纸费用?可能很多游客都有过这样的疑问。没有手纸的重要原因是个别人如厕后, 喜欢顺手牵羊带走大部分甚至整筒卷纸。公园总不能在厕所中安置个摄像头, 然后由专人守着, 检查是谁带走了手纸。因为表面看是在维护可能到此如厕的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权利”, 而实际上又会触犯公民的隐私权。所以, 我们建设公民社会, 一方面要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 尤其一些私的如消费权利及由消费权利引起的附带权利, 使公民形成对法的信仰;另一方面, 又要在积极提高公民素质的同时, 对消费者的一些消费权利作适当的限制。因为消费者追求个体消费的方便, 可能引发大家都追求这种方便, 大家都追求的结果便造成谁都不方便。如公共卫生间问题, 很多消费者都感觉到没有手纸的不方便, 同时抱怨过为什么人家外国的公厕中有手纸而我们的公厕中却没有手纸, 原因就在于个别消费者过度、不当扩张使用了消费权利。扩而大之到企业, 如果每个企业都追求自己生产的便利, 乱挖、乱砍、乱排、乱放, 要不了多少年, 我们生存的环境就会被破坏殆尽, 可持续发展就只能成为一个遥远的梦。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权利关涉利益, 享有利益要求权利主体必须承担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义务。消费权利的扩张不应是无边界的, 而应遵循有限制的扩张原则。即消费权利的扩张不能超越消费者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的界限, 权利主体在享有权利时违反义务或侵害了他人权利必须承担相应的行为后果。正如哈耶克所言, 责任是自由权利的题中之义, 它们之间不可分离, 并构成“互补”关系。没有责任的限制, 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将难以继续, 个人权利亦将不复存在。消费权利有限制扩张原则, 意味着消费者在行使消费权利时不能为所欲为, 权利的无限扩张会导致权利的滥用, 权利的滥用会导致违法的后果, 不仅不能享受和维护正当的消费权利, 反而会受到制裁。如消费者购车交养路费等税费之后, 享有在道路上通行的权利, 同时也负有在道路上通行时不得危及他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义务。如果司机违背交通规则, 给他人生命及财产安全造成危害, 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限制与扩张是辩证统一的, 有效的限制不仅不会缩减可享受的权利, 反而会使权利扩张, 有效的限制是对权利的更好的保障。如北京在2008年奥运会时实行单双号车辆限行制度, 天变蓝了, 空气变清新了, 行车秩序极大改善。尽管一部分汽车消费者的一部分出行权利受到限制, 但被限制消费者的其他权利得到扩张, 如对美好环境、通畅的出行秩序等的享受得到了扩张, 身心更加愉悦, 生活更加舒畅;而对于其他社会公众来说, 消费权利更是得到了有效扩张, 不仅享受到了更加通畅的出行秩序, 而且也享受到了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 消费权利更加广泛。消费权利的有效限制, 真正是“牺牲我一个, 幸福千万家”。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 可供消费的物品越来越多, 消费权利快速扩张, 过度的、不当的消费危及到了社会公共利益, 甚至危及到人类的生存, 有必要对消费权利作适当的限制。
关键词：消费权利,社会公共利益,消费权利的扩张,消费权利的限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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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限制 篇2
我国宪法的修正案，明确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这在国内外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与物权，是私有财产权的一部分。在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大大先于物权立法。知识产权立法已经基本完善，物权立法则正在进行。宪法的20修正案第二十条到第二十二条中关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和权利限制的内容的明确与增加，对我国物权立法更有其指导意义。至少，《著作权法》与《专利法》等等法律的权利限制条款，都实实在在地有了宪法依据，也都是物权立法中可以参照或借鉴的。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欧、美民事立法中，学术界及立法部门均十分注重新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对古老法律制度的.影响;强调在修正古己有之的民法(或制定他国古己有之、本国仍属缺失的民法)时，应注意从新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中吸取营养，而不是倒过去把新制度设法套进老民法的框架中去。较典型的，一是欧盟知识产权指令范围中的“非合同之债规范”对欧盟国家民法的影响;二是德国近年虽多次修改其民法典，但从未考虑过要把知识产权制度纳入这部被中国学者视为“最具科学性、系统性、逻辑性”的法典之中;三是美国产品责任法逐步吸收知识产权制度的侵权归责原则而走向“无过错责任”的发展过程。
一二百年前，在有影响的法、德民法形成时，较强调对财产权(或物权)的权利保护，而不强调或忽视对这类“绝对权”、“对世权”的权利限制。故在这些民法典中，“权利限制”条款虽然存在，但是其存在方式是散乱的，其表述方式是不合逻辑的。我国由于历史原因，民法中的物权法制定远在知识产权法之后，比欧美更有条件借鉴知识产权制度中较先进的内容，也更没有必要沿袭欧美老法中不合理的内容。我这里并不是说物权中的权利限制与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完全相同，只是说我们也应注意从新发展起的更合理的法律制度中吸取营养，以使我们的物权法有更明显的21世纪的特征，而不仅仅有一二百年前欧洲国家民法典的烙印。
具体讲，我国《物权法》中的“权利限制”一章至少可以有下列几项内容：
第一、相邻关系的限制。
第二、他人的地役限制。
第三、他人的人役限制。(如感到本称呼陌生，可参看德国民法典第1090-1092条)
第四、附随物权的物上负担对物权人行使权利的限制。
这一条讲的是物权人行使权利不得拒绝或规避附随物权的物上负担。
第五、用益物权人对物权所有权的限制。
这一条讲的是用益物权的相对独立性。它对于我国的国有企业尤其重要。如果国家作为物权所有权人可以不受限制地干扰国企(用益权人)的经营，国企永远不会有良好的发展。
第六、特殊房地产的权利限制。
第七、公共利益对物权的限制。
这是《宪法》修正案为何只讲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不讲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八、禁止物权权利人滥用权利。
与此相关的条款，已散见于诸如德国民法典第226-228条等条款中。把它们均归于“权利限制”一节，可能更具“科学性、逻辑性”。
此外，可能还有更多的限制条款。主持立法的同志们可进一步斟酌。
我所建议的条文用语及措辞，还可以进一步推敲。但弄清楚所谓“地役权”、“人役权”(这种本来是讲的物权人之相对人的权利)在《物权法》中的性质与作用，则是十分必要的。
在《物权法》中出现了所谓“人役权”、“地役权”等概念，多数学者今天居然不感到别扭。事实上，在知识产权法产生的早期，也确曾有过《专利法》中不设我们上面引述的、内涵清晰的权利限制条款，却与专利权人的“制造权”、“使用权”、“销售权”、“进口权”等等平起平坐地列出一套“临时进入他国领土权”、“非商业
论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正当性 篇3
(一)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内涵
知识产权权利限制制度是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可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理解：广义的知识产权权利限制，包括基于知识产权权利本身的限制和基于知识产权权利的行使与利用的限制；狭义的知识产权权利限制，则仅指即基于知识产权权利的行使与利用的限制。本文将从广义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角度来看待其正当性。
(二)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外延
与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内涵相对应，知识产权的外延也分为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广义的知识产权权利限制，是指知识产权客体的保护范围的限制和知识产权保护期限的限制、知识产权的地域限制，以及知识产权的权能限制；狭义的知识产权权利限制，是指知识产权保护期限的限制、知识产权的地域限制，以及知识产权的权能限制。
二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正当性
(一)所有权社会化理论是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外在动因
1.所有权社会化理论
所有权社会化思想，特别强调所有权行使的目的，不仅应为个人的利益，同时还应为社会公共利益，进而主张所有权附有义务。各国公法方面大抵实行国家征收、征用及各种行政管理措施，私法方面则是通过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及权利滥用之禁止原则，对所有权的行使予以限制。
19世纪，首倡所有权社会化思想的德国法学家耶林指出：所有权行使之目的，不仅应为个人的利益，同时也应为社会的利益。因此，应以社会的所有权制度取代个人的所有权制度。德国开创了所有权社会化立法的先河。
1919年的《魏玛宪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所有权负有义务，其行使应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二战后的《德国基本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台湾学者史尚宽亦指出：“个别利益之主张，惟于与公益一致之限度内为正当……重现所有权内在之限制，以所有权当然伴有义务，应为一般幸福而利用，称为所有权之社会化。”
所有权社会化论者一般认为，之所以要反对所有权绝对原则，是因为所有权绝对原则会发生以下两个后果
其一，所有人是财富的拥有者，在经济上处于强者的地位，对于经济上的弱者，遂不免仗势欺凌。
其二，所有权是绝对的权利，不含任何义务，所有权人行使有行使权利的自由，也有不行使权利的自由。故而，富而田连阡陌者，任意使田地荒芜，坐拥广厦万问者，任意使房屋空废与广大贫苦之劳动者无田地可耕，无房屋可住同时存在。所有权社会化旨在以矫正所有权绝对原则带来的弊害为目的。
20世纪以后，个人双重性观念逐渐形成，即个人既有独立存在的一面，又是社会整体的一分子。社会是一个独立存在统一体，个人只不过是社会全体的组成部分，因此每个人对于社会都应尽与其地位相应的职责或职能，每个人的权利也就成了尽这种职责的工具，而不是目的。
因此，现代权利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由过去的个人权利转变为社会权利，正如社会法学所倡导的：一切权利皆为社会权。私权既为社会权，既须常以社会之义务为其本，则其行使与否，不能纯然委于个人的自由，而须依社会的利益为根据，加以相当的限制。…
这样，财产所有权作为私权最核心的权利，自然成为以社会为本位的权利，成为履行其担负的社会义务的责任，这种职责便是利用自己的财产，以增进社会上相互利益或整体利益的责任。
所有权绝对理论指导下的个人所有权不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因此其矫正做法是强调所有权的社会义务或社会功能。所有权对经济效率的积极影响也不是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所有权利，容易导致社会财富的浪费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因为一国资源利用效率主要取决于资源配置效率，而资源配置效率主要取决于交易成本的大小。
所以，需要合理健全的法律制度，以降低交易成本，解决资源的社会化配置和高效利用问题。既然个人所有权不能涵盖一切社会生产和社会公益事业领域，那么社会须有必要的公共财产的保留，公共所有权有存在之必要。于是，为了克服个人所有权的缺陷，所有权社会化思潮随之兴起，而所有权社会化的内在动力就是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哈耶克在他的著作《法律、立法、自由》中指出，我真正意识到“社会正义”这个皇帝原来没有穿衣服，这就是说社会正义根本就是一个空洞无物、毫无意义的术语。社会利益不是所有人利益的简单数字相加，但现实中，它往往只不过是多数人的利益或者体现了政治派别的意志，通过占统治地位的精英团体或官僚阶层的喉舌表达出来，但统治集团往往有着不同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自己的特殊利益，他们往往把自己的私益贴上公益的标签，并以此作为其正当性的借口，从而使个人成为整体的祭品。
在国家对社会生活全面加强干预的情况下，特别是现实中国家利益常常以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利益形式出现，多数情况下，这就被认为代表着公共利益，因此实践中可能导致公共利益泛化。而公共利益泛化的后果就是个人利益空间受侵夺而紧缩。
2.所有权社会化理论与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关系
所有权社会化理论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理论基础，则是平衡知识产权相关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不难看出，所有权社会化理论与知识产权权利限制都着重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都是以个人私权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所有权社会化理论的成熟，促进了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发展，为知识产权权利限制提供了理论基础，是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外在动因。
(二)利益平衡是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理论基础
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分配权利与利益的平衡机制，具体涉及智力成果的创造者与传播者之间的平衡、智力成果的创造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平衡，以及知识产权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利益平衡因而成为知识产权制度的理论基础。
1.知识产权与利益平衡之间的关系
知识产权是一种专有权，也可称之为垄断权。这种垄断权的授予具有充分的正当性，然而，知识产权的客体——知识产品具有无形性、继承性的特点，从而使之也具有公共商品的属性，社会公众对其有合法的需求。缺少知识产权的保护，将会减少对于智力成果相关权利人的激励；但过度的垄断权保护，会妨碍创造性表达之原材料的自由获取。
知识产权制度中的知识产权人对智力成果的垄断权和社会公众对其的合法需求，构成了矛盾的两个方面。这种矛盾始终存在，知识产权制度从立法到实施都体现出这种矛盾的彼此消涨。
“平衡”可理解成均衡。所谓均衡，是指每一方都同时达到最大目标而趋
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知识产权法中利益平衡实现的法律价值，主要体现在效率与公平目标上，知识产权制度价值目标中的公平，主要是由相互制约的利益平衡机制实现的。
利益平衡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通过协调知识产权法中不同权利人间的利益冲突，实现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公平、正义等价值目标；通过分配权利义务确立知识产品资源分配的正义标准、正义模式和正义秩序；通过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以达到智力成果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最佳社会经济效益；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均衡，实现知识财富的公平与合理的分享；通过产权制度最佳地刺激知识和信息财富的增长，并确保公众对知识和信息的必要接近。在实现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的价值目标时，应遵循两个方面的原则——
一是知识产权人被授予的知识产权，应充分、有效，且应适度、合理，维持一种适当的保护水准，知识产权保护适度和合理要求知识产权人的权利设置既符合激励知识创造的需要，又使得知识产权的授予不至于成为社会公众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障碍。
二是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知识产权法中的利益平衡包括知识产权法上权利和义务的总体平衡、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知识产权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平衡。
利益平衡论围绕知识产权的专有性与社会对智力成果的合法需求这对矛盾，探讨利益平衡原则在知识产权制度中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通过剖析知识产权中所涉及的各种权利的配置和利益的分配，设置一个以利益平衡原则为基础和核心的知识产权制度的理论框架和体系，以解决知识产权的专有性与社会公众对智力成果的需求之间的矛盾。
2.利益平衡是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理论基础
在知识产权法领域，权利限制制度的创设是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即在权利人与社会大众之间保持一种利益上的平衡关系。现代各国知识产权法在保护权利人利益的同时，也注重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保护。若放任权利人的个人本位，权利人不许可使用，他人则永不能接近权利人的知识产权，知识创新就会缺乏基础。若仅考虑社会公众的利益，对权利人施以严格的限制，他人可任意使用权利人的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应得的利益将失去保障，也失去了进一步从事知识创新的动力。
可见，在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取得利益平衡，既有可行性，也有必要性。可行性在于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相互协调性；必要性在于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相互冲突性，就后者而言，要通过相应制度的创设使两者相互冲突的利益趋于平衡，这就是对权利人独占性的知识产权予以必要的限制，削弱权利人的个人本位，但又不至于不合理地损害权利人的合法利益，实现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协调一致。
因此，实施权利限制，发挥知识产权促进科学文化进步的作用，确保社会公众对知识产权的接触和使用，是保障人权所必需的。知识产权理论上的利益平衡，体现为对智力成果的创造者的激励与对智力成果的传播者的激励的平衡、对智力成果的创造者的激励与使用者对智力创造物的需求、使用之间的平衡、知识产权权利人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三个方面。从知识产权法理论和具体法规来看，利益平衡理论是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理论基础。
(三)知识产权权利限制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价值的重要途径之一
1.降低知识产权交易成本，提升知识产权效益
知识产权专有权利的范围极广，他人若需要使用享有知识产权的智力成果，首先需征得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同意，且要支付报酬。他人若需要使用智力创造成果，须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去获得市场信息、进行谈判、实施交易、监督执行，现实中存在知识产权或交易成本提高，或难以成交，知识产权效益自然会降低。
事实上，知识产权人也需要自己的智力成果被广泛传播与使用，并因自己享有知识产权的智力成果被他人需要而获得经济报酬、精神享受，当然，智力成果的广泛传播同时有助于社会公众的创造活动，也有利于满足社会公众的生产生活需求。
著作权法定许可使用制度、强制许可使用制度、专利强制许可使用制度是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重要表现形式。实践证明，知识产权权利限制制度的设定，尽管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知识产权人的权利，但却给知识产权交易带来易于成交、降低成本的回报，在无形中提升了知识产权效益，满足了社会公众的需求，对知识产权人来说也有积极的作用。
2.知识产权权利限制是知识产权法价值取向的风向标之一
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是知识经济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基础，从1474年威尼斯共和国颁布第一部专利法算起，世界上知识产权制度已有500多年的历史。知识产权权利限制制度作为知识产权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已成为各国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发展经济的一种法律保障工具。
权利限制 篇4
显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是不可或缺的;虽然限制仅是手段而非目的, 但终究是基本权利的樊笼,因而也有必要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加以规范。否则,公权力极容易以限制是为了保护为籍口, 冠冕堂皇地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 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自身也必须接受从根本大法的高度进行限制。这涉及到的范畴就是公民基本权利规范的限制范式问题了。
一、限制之理由
1.公共利益———实质意义限制。在宪法学上, 限制基本权利的理由一般包括: 公共利益的维护、国家功能的实现和国家的生存、防止侵害他人权利。但是国家功能的实现和国家的生存、防止侵害他人权利两者其实可以属于广义的“公共利益的维护”,因而,一般情况下宪法将公共利益作为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直接理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宪法这条规定不能简单地与后面的数条并列视为公民的基本义务, 应当看成是表明社会公益和他人的权利对公民权利行使的界限。无独有偶:德国基本法第11条首先规定了公民的迁徙自由,随即又规定“由于缺乏足够的生活基础,将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特别负担时,或联邦或州的生存或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面临危险时,为处理传染病危险、 自然灾害和特别重大事故时,或为保护青少年以防堕落或为预防犯罪活动有必要时,可通过法律或依据法律对迁徙自由权予以限制”,在第14条关于财产权的规定中则直接规定“财产权的行使应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公共利益”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无法给予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行诸万事而不惑”的定义乃至界定标准,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是因为受益主体的不确定性,利益代表的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主体对于客体自我满足程度的感知,因而一群人所认为公共利益在另一群人看来也许是公害,公共利益因而是因人而异的;另一方面,一般理念往往根据“公共”一词简单地将公共利益的对象界定为多数人的利益,即从数量上来界定,然而多数人的利益未必全然符合公共利益,否则就会鼓励“多数人的暴动”,而从现代宪法理念看,公共利益更注重质量方面的强调,因而公共利益的内涵也是不断发展更新的。
正因为如此,诸多法学专家担忧“公共利益”概念存在滥用的可能。这种担忧是不无道理的,因着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任何一种国家权力及其运作行为,莫不是为了最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利益而存在的,无论是对基本权利的规定、限制, 还是基本义务的履行,抑或国家权力的侵犯,都可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这就形成一个悖论:一方面,对基本权利的保障,是国家公共利益所必需。但是,另一方面,对于限制人民基本权利,也是基于公益而为之。有学者建议缩限公共利益的概念,而以“公共福祉”概念取代“公共利益”概念,唯有那些经过“选择的、重大的、特别的公益”才属“公共福祉”之概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所谓“公共福祉” 和“公共利益”仅有“质”上的差别,在概念和目标上是相近的。
因而,公共利益作为限制基本权利之理由并不已足,至少需对公共利益进行具体化处理,就规范层面而言即需要立法者用立法形式将其表现出来。这种不确定概念在有宪法诉讼制度或违宪审查制度的国家,也许可以由宪法解释制度予以具体化,但是在那些宪法诉讼制度缺失的国家,这种空泛的“公共利益” 概念要么流于口号而难以发挥作用,要么成为公权力肆意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借口。因而在实证法理念下对基本权利做限制时,不宜对“公共利益”概念陈义过高。
2. 法律保留———形式意义限制。以 “公共利益”概念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有其固有的缺陷,因而,从形式意义上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益显必要。法律保留是指对人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或侵犯,必须依法律方可为之。法律保留与前面所述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公共利益是以宪法本身对一个涉及基本权利的限制方面, 就目的上的许可性问题所作之规定;而法律保留则是涉及执行这个目的许可性方面的执行工具之相关制度,必须以法律来限制。二者一个规定限制的实质,一个规定限制的形式,共同构建了基本权利限制的理由。
这种立法在各国宪法中不乏实例。 德国基本法中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多采用 “由法律或基于法律”的经典表达予以规定,第2条第2款规定:“人人享有生命和身体不受侵犯的权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只有依据法律才能对此类权利予以干涉。”德国基本法第5条规定:“一般法律和有关青少年保护及个人名誉权的法律性规定对上述权利予以限制”。诸如此类,第8条第2款还规定了“对于露天集会的权利,可制订法律或根据法律予以限制”。
法律保留的法理渊源出自“宪法委托”的理念,将形成和限定基本权利的权力授权给立法机关,其主要是基于民主性考量。既然是“宪法委托“,那么限制权利的规定只有经过由人民代表组成的议会立法通过,才可以看成是经过人民的同意,也才算是获得了法理的民主正当性,目的在于对抗行政权力。同时,根据 “重大性理论”原则,这种限制方式一方面承认只有权利者自身才有权对其自身重要权利作出限制,另一方面其“法律” 指的是形式意义上的法律,又充分体现着“依法限制”的法治理念,可谓贴切,因而法律保留也常常被学术界称为“国会保留”。
法律保留原则固然体现着民主性和法治观念,但是这种立法体例其实是将宪法的立法义务转移给了普通立法机关,这并非不可,不过这种权力的授予, 一方面使得立法机关的立法任务增加, 而当立法机关不作为时,又只能仰赖于宪法本身或者行政司法力量;另一方面有些基本权利,如生命权、拒绝人体试验的权利等等并不适宜于法律保留,而需要宪法保留才能体现其重要和神圣。
因而,单纯的法律保留及其后来发展的重大性理论,基于对立法者的绝对信赖和对行政机关的部分授权,都有可能使立法权或行政权以立法或行政方式 “合法”地侵害或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 而单纯的宪法保留则容易挂一漏万,且不适宜在立法技术上与宪法文本实现良好协调,因而采用何种法律保留方式还需要长期探讨。
二、公民基本权利限制之模式
上述是基本权利的两大主要限制理由———实质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和形式意义上的法律保留,在基于一定理由对基本权利限制上,世界各国在立法体例上存在很大的不同。基于各国对公共利益界定的差异性,因而在对公共利益位阶做层次分明的界定前,难以用公共利益对各项基本权利逐条界定其限度,而只能在列举完基本权利之后做总括式的一般限定,自不必多言;而法律保留有单纯的法律保留、加重的法律保留和无限制保留的区别,因而有可能对不同的权利予以不同的规定。
1.概括式限制。概括式限制即在系统罗列公民基本权利后,在章节结尾处附以一项概括式的基本权利限制条款,使得前述罗列的基本权利条款一般性地受制于该条的限制。例如我国宪法第51条在规定基本权利之后,开始规定基本义务条款之前,就对其作了概括式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尽管我国宪法第40条在规定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之后,也特别地基于刑事侦查这一公共利益之需求对其进行了限制,但是总体看来,整个基本权利章节仍然是以概括式限制为主基调,与德国基本法中的分层限制是有本质区别的。
概括式限制仿佛是立宪者对宪法确认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作一个整体性规定,似乎保障了各项权利之间平等保护、 平等受限的法律地位,然而这种限制实则是用“一刀切”的方式,忽视了各项基本权利内容抑或本质上的差别,忽视了不同权利类型限制程度也应当不同,客观上造成了“属性不同的基本权利经由同一的限制而被侵害”,使得这种条款更倾向于政治教化和道德宣传的作用,而少了规范性的法律品格,从而不利于宪法实施的具体操作。
2.区别式限制。区别式限制的典型是德国基本法,德国基本权利规范的典型样态分为两部分:基本权利保护领域和基本权利限制要件,也就是不厌其烦地在每条权利条款后面对该项权利作出限制性规定。当然这种限制性规定是藉于不同类型的法律保留来实现的:单纯的法律保留仅规定某项基本权利可由法律或根据法律而予限制,而不再有其他要件限定,例如第2条第2款规定:“人人享有生命和身体不受侵犯的权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只有依据法律才能对此类权利予以干涉”。
加重的法律保留需要在单纯的法律保留基础上另增加其他前提性要件,例如第11条第2款规定:“由于缺乏足够的生活基础,将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特别负担时,或联邦或州的生存或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面临危险时,为处理传染病危险、自然灾害和特别重大事故时,或为保护青少年以防堕落或为预防犯罪活动有必要时,可通过法律或依据法律对迁徙自由权予以限制”,即在“通过法律或依据法律之外”另行增加其他条件,方能限制迁徙自由。
无法律保留限制是指未对某项权利作出可以“由法律或根据法律予以限制” 的规定,如德国基本法第1条(人的尊严)、第3条(平等权)等规定,这似乎表明了这些权利不受限制,不过根据德国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基本权利的社会连带性以及整体宪法秩序,无法律保留限制之权利依然应受到宪法理念内在限制是毋庸置疑的。
这种差异化限制的方法,使得立法者针对不同基本权利而拥有相应的立法裁量权。相对于一般法律保留,立法者所获得的裁量权弹性最大;对于特别法律保留而言,立法者进行利益裁量的许可权就被大幅限制;至于那些不受法律保留限制的公民基本权利,立法者进行利益裁量的许可权就被彻底废除。因而针对不同类型的基本权利,看似区别对待, 实则是以分层限制的保障模式,实现公民各项基本权利实践意义上的公正呵护。这种差异化模式能对公民基本权利精准地实现了保护并着限制、限制并着保护。不过其问题在于容易使人误以为其将基本权利进行了不同位阶的划分而给予区别对待,尤其当不能合理解释何以此种权利予以单纯法律保留而对彼种权利予以加重法律保留时。但是,小瑕不掩大瑜,这种分层限制体系其实足见德国宪法是何以“认真对待权利”的,这种不厌其烦的精巧缜密的规定,足见德国基本权利条款之真实性与有效性。
3.混合式限制。我国《宪法》虽以概括式限制为主,但是在个别条款中也有限制性规定,德国基本法虽以分层限制见长,也依然在有概括式的限制规定,比如第19条第1款:“依据本基本法规定,某项基本权利可通过法律或依据法律予以限制的,该法律须具有普遍适用效力,不得只适用个别情况。此外,该法律须指明引用有关基本权利的具体条款”。
可以这么说,并不存在完全纯粹的概括式或区别式限制,更由于单种限制模式有其不足,故而兼采众长式的混合式限制模式应运而生,目前我国台湾地区正在通过大法官释宪制度在这方面进行尝试。各自优劣,已如上述,不再多言。
三、公民基本权利限制之限制
对基本权利规定限制要件,是为国家介入私人领域提供合宪性理由,在限制要件的范围内限制基本权利的才能视为是合宪性干预,然而基本权利限制毕竟不是目的而只是作为手段,因而对基本权利之限制本身亦应予以限制,以防国家公权力不断侵蚀乃至掏空基本权利。故规范基本权利限制使之合宪者,有学者称之为“合宪性理由”,这些“合宪性理由”构成基本权利限制之限制。在对基本权利限制之限制方面,德国基本法堪称世界楷模。
1.不得侵犯实质内容原则。德国基本法对基本权利限制的首要原则,是第19条第2款的规定:“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侵害基本权利的实质内容”。客观价值秩序观念的建立,形成了基本权利双重性质, 即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性质和客观价值秩序性质。如果说“主观权利”是强调公民基本权利作为“个人权利”的属性,“客观法”就是强调作为约束公共权力的“法律”。
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的彰显,益使基本权利成为立法机关建构国家各种制度的原则,也构成行政权和司法权在执行和解释法律时的上位指导原则。这一点在基本法第1条第3款规定“下述基本权利为直接有效地约束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法则”不难看出。
不过就何谓“实质内容”而言,并无一个统一的判断标准,德国曾有学者认为可以限制某些人之人权,但不可以限制所有人之人权,使该项人权之规定完全不存在。而联邦宪法法院则采取相对论理论,这种理论主张以利用手段是否过分(即比例原则)和有无更大法益冲突(即法益权衡),来判断是否侵犯基本权利的实质内容,联邦法院其实也并未提供一个明确的标准,而意在个案中进行具体判断。不过,这一条款极大的解释弹性,使宪法法院能够在个案判决中自如运用以保护对基本权利的过度侵犯,其功能不在小。
2.个别立法禁止原则。个别立法禁止原则在德国基本法也有所体现,第19条规定:“依据本基本法规定,某项基本权利可通过法律或依据法律予以限制的, 该法律须具有普遍适用效力,不得只适用个别情况”。可以说这一条款是基本法第3条第1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基本权利限制领域的体现。这种规制的目的在于使得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变成一种公平的负担,因而与“特别牺牲”之征收概念相区别,前者是对所有人的一般限制,而后者则是对特定人的个别处分, 前者无需补偿,而后者则必须予以补偿。
个别立法禁止原则使得宪法的平等权获得实践,特定人群不会遭受法律所加诸的特别利益或不利益之待遇,预防了在基本权利领域立法可能出现的特权或歧视。不过这毕竟是一种理念,在立法实践中它无法杜绝立法者把所想要规范的具体个案,包装在“抽象规范”的外表之下,对不同收入人群规定不同纳税比率的现象已足以说明该原则约束之有限性。德国历史上一直有制定“措施性法律”的传统,究其根本,这种立法就是采取具体措施来达成特定目的。这种特殊法律形式尽管存在不少批评,但现实生活中亦大有裨益,故联邦宪法法院却并不认为这种立法违背个别立法禁止原则加以禁止。
3.指明条款原则。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1款规定:“该法律须指明引用有关基本权利的具体条款”。旗帜鲜明地要求限制人权之法律必须明确化、实证化,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防止法律适用机关(行政或司法) 恣意扩张对基本权利限制的范围。这样一种指明条款原则因而形成了对立法者的警示功能,要求立法者立法时须有相当的注意义务,这样就通过对立法者之限制间接构成了对司法和行政的限制,从而形成基本权利对整个国家权力机关的一般防御。这一原则体现着法治国家“法律实证化”和“保护基本权利”之特色。
综上所述,保障基本权利是目的、限制是手段,不能本末倒置,这就要求基本权利限制本身亦须受到一定的规制,具体包括限制之理由、限制之模式、限制之限制三个方面,三个方面从公民基本权利的对立面论证了基本权利保护所需遵循的基本原则,基本权利的表达范式与基本权利的限制范式,从一正一反两个方面建构了基本权利的规范。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法治国家作为重要议题,在此,从根本大法层面分析公民基本权利规范的限制范式, 当有其现实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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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瑕疵出资人的股东权利限制 篇5
(一) 股东资格认定的一般标准
股东出资, 即股东在公司设立或增加资本时, 为取得股份或者股权, 遵循协议的约定以及法律和章程的规定向公司交付财产或履行其他给付义务。毫无疑问, 在现代公司制度中, 出资是一项股东应该履行的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义务, 该义务既是一种约定义务, 同时也是一种法定义务。瑕疵出资则是出资人未履行该项义务, 主要表现为出资额不足或者出资的财产、权利存在瑕疵, 广义的瑕疵出资还包括未按公司或法律规定缴纳出资以及出资后的抽逃行为。需要指出的是, 关于瑕疵出资给股东资格造成影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一般性的瑕疵出资, 因为瑕疵出资的情节一旦严重到公司不能成立或设立无效, 所有出资人的股东资格都将不复存在, 更遑论瑕疵出资人。
股东资格, 亦被称为股东的法律地位, 是出资人取得并行使股东权利的基础。在公司实务中, 股东资格的认定至关重要, 认定的标准主要分为实质要件说和形式要件说。实质要件说指出, 出资人只有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后才能和公司形成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才能获得股东资格。形式要件说则认为股东被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者在登记机关登记、拥有股东出资证明等形式要件就依法享有股东资格。
(二) 我国立法对瑕疵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认定
我国早期公司法采取严格的法定资本制, 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倾向于实质要件标准, 学者们对瑕疵出资人的股东资格也多持否定态度。但是, 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做出了认可出资分期缴纳制度的修改, 法定资本制出现松动。此外, 《公司法》第33条第2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 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虽未明确能否适用于瑕疵出资的情况, 但此条没有但书, 根据“法无明文禁止即为可”的民事法律规则, 适用于瑕疵出资人并无不妥。这表明出资不再是股东资格确立的必要条件, 瑕疵出资者一定条件下可以取得股东资格。除依据我国上述立法外, 股权的社员权属性也支持该结论。股权属于社员权的一种, 出资人要取得股东资格还需要做出认购一定份额的股份、同时受出资认购合同约束的意思表示, 出资仅是合同的履行行为, 股东资格的取得与股东是否足额出资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综上, 瑕疵出资人仍然能够取得股东资格, 不过需要承担因出资瑕疵带来的补缴责任和违约责任等。
二、瑕疵出资人股东权利受限制的法理分析
(一) 瑕疵出资人股东权利受限制的理论依据
股东权利也称作股东权, 即股东因具备股东资格而享有的、可以从公司获取经济利益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瑕疵出资人并未因为出资的瑕疵而丧失股东资格, 股东资格又是享有股东权的基础, 因此, 瑕疵出资人理应享有相应的股东权。然而, 瑕疵出资人的出资并未完全到位, 其对公司的出资义务尚未完整履行, 本着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瑕疵出资人享有的股东权利必须受到一定限制。
在公司实务中, 资本是公司正常运转的物质保障。如果不对瑕疵出资人的股东权利加以限制, 不仅会打击其他股东出资的积极性, 也会影响公司的资本充足, 危及公司和债权人的利益, 最终导致公司无法正常运营。此外, 股东资格仅是形式上的资格, 是权利能力, 只能证明股东具有能够享受权利并承担义务的能力。至于股东能否完整行使股东权利取得预期的经济利益则取决于对公司的出资情况, 因为股东权利并非天赋, 如果没有股东的出资就没有公司的存在, 也就没有股东权利的产生。总之, 法律虽未否定瑕疵出资人的股东资格, 但也没有默许其享有各项股东权利, 而是通过对其权利加以限制来达到法律关系的平衡。
(二) 瑕疵出资人受限制的具体股东权利
既然限制瑕疵出资人的股东权利有着法理依据和现实的必要性, 接下来就需要探讨哪些具体的权利需要限制以及限制到何种程度。各项权利有着不同的特点, 需要依据其特性,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但权利又不能被完整列举, 在此, 仅就相对重要的一些具体权利来展开探讨。
1.股利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
股利分配请求权, 即股东因具有公司股东资格而获取的向公司请求分配利润的权利。获取股利是股东出资的目的, 也是公司营利法人性质的体现。股东的出资是公司正常运营的前提和保障, 也是公司获利的基础。所以股利分配请求权的依据不仅仅是股东资格, 更在于股东的实际出资。如果允许瑕疵出资股东拥有完整的股利分配请求权, 势必会挤压其他股东应分配的股利, 打击股东正常出资的积极性, 这种不承担出资义务和出资风险却能正常获取股利的制度最终会引导所有股东都去瑕疵出资。因此, 瑕疵出资股东的股利分配请求权理应被限制, 比较合理的作法是被限制在股东的实际出资范围以内。
我国《公司法》第35条就有限公司规定, “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 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 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此处的但书条款应该是指分期缴纳出资背景下出现的资金尚未到位情形, 全体股东可以约定不按照实缴出资比例, 但书并不适用瑕疵出资的情况。《公司法解释三》也在第17条做出明确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 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议决议对其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求情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 该股东请求认定该限制无效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此外, 《公司法》第167条第四款规定股份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但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这意味着在股份公司中限制瑕疵出资股东的权利存在着一定漏洞, 因为多数股东有制定、修改公司章程的控制权, 一旦多数股东存在瑕疵出资的情况便会利用该控制权把公司章程修改为不按持股比例分配, 以牺牲守约出资的少数股东利益来保障自己的利益。这些规定尽管并非十分详尽、完善, 但都在法律层面体现了对瑕疵出资股东股利分配请求权的限制。
新股优先认购权是指原有股东享有以一定的价格依其持股比例优先购买公司新发行的股份的权利。同股利分配请求权一样, 新股优先认购权也需要按照实际缴纳的出资比例来进行合理限制。对瑕疵出资股东而言, 有多余的资金或财产, 首先需要用来弥补对公司出资的不足, 以消除瑕疵出资的情形, 而不是去认购新股。如果对瑕疵出资股东的新股优先认购权不加以限制, 其仍会通过瑕疵出资的形式去获得更多的公司股份, 公司的不实出资将进一步加大, 这显然不利于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
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发生在公司进行清算时, 如果公司偿债后仍然存有一定财产, 股东可以依据自己的出资额或者持股比例请求分配该财产。倘若瑕疵出资股东的此项请求权不受限制, 对其他足额出资的股东将极为不公, 也有悖于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基本原则, 因此必须将其限制在实际缴纳的出资范围内。
2.表决权
表决权指股东有权对股东会议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由于表决权是一种控制权, 具有工具性的表征, 股东往往可以借此来影响公司的经营管理。如果瑕疵出资股东的表决权不受限制, 其不仅不用承担投资风险, 还有可能通过表决权控制公司的经营, 这无疑会导致负向激励。《公司法》第43条就是针对瑕疵出资股东此项权利的限制, “有限公司股东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章程另有规定除外”。学界对此“出资比例”存在不同的看法, 有实缴说、认缴说和折中说, 笔者倾向于实缴说, 其更有利于权利的限制。至于43条中未在“出资比例”前面以“实缴的”这一定语来加以限制, 主要是将分期缴纳的情形包括在内。分期缴纳出资的股东并无主观恶意且分期缴纳的行为于法有据, 分期缴纳显然并不属于瑕疵出资的类型, 分期缴纳出资股东的表决权自然不受实缴出资的限制。
3.知情权
知情权指股东获取公司信息和了解公司情况的权利, 包括查阅权、建议权、质询权等, 具体体现在《公司法》第34条、第97条、第98条、第151条的规定中。此权利是法律赋予股东保护自己利益的一项固有权利, 如果没有知情权, 股东将无法评估自己的投资价值, 也将无从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知情权的权利属性比较特殊, 既不属于诸如股利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之类的请求权, 也不属于以表决权为代表的控制权。知情权的权利实质是一种参与管理权。还有一部分学者把知情权定性为一种非比例股权, 即股东权利的内容不依据持股比例的多少就能确定。非比例股权行使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权利不能分割计算。瑕疵出资股东的确在出资方面存在瑕疵, 但毕竟进行了投资, 不应该妨碍其获取公司信息的权利。况且公司知情权的行使不仅不会损害或威胁公司、其他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 反而有利于监督公司的经营管理。所以, 瑕疵出资股东的知情权不受限制, 可以完整行使。
三、瑕疵出资人股东权利受限后的法律规制
瑕疵出资人的股东权利受限后, 通常面临三种选择, 一是在补足出资前将股权转让于他人, 主动退出, 彻底放弃股东权利;二是积极补足出资, 以求恢复股东权利的完整性;最后是在合理期限未能补足出资, 经催告失权程序被依法除名, 被动退出。
(一) 补足出资前的股权转让
在补足出资前, 瑕疵出资人很多具体的股东权利是受到限制的, 此时, 这种受限的股东权能否转让?对这一问题, 学界的看法不尽一致。笔者认为, 一项民事权利能否转让应主要从转让人的主体资格和转让标的两方面来考虑。就主体资格而讲, 上文已经充分论证瑕疵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 我国立法也未禁止瑕疵出资人转让股权, 瑕疵出资人理应具有转让股权的主体资格。在转让标的方面, 股东权虽兼具财产权和身份权的双重属性, 但其身份权性质更多地是为财产权服务, 在转让时参照财产权的规定更为合理, 因此, 股东权作为标的能够与权利人的人格、身份相分离而被依法转让。允许瑕疵出资人在补足出资前转让股权无疑能够加速资本的流动, 也为瑕疵出资人和公司提供了一种双赢的退出机制, 一方面使瑕疵出资人避免了因确实无力补足出资而遭受最严厉的除名惩罚, 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机使瑕疵出资人利用转让所得资金来承担补缴和违约责任, 进一步充实公司资本。不过, 在股权转让中, 一旦出让人隐瞒瑕疵出资的真相, 将会产生一系列的纠纷, 危及受让人和公司、其他股东、债权人的利益。此时, 就需要引入转让合同的可撤销制度来规制这一潜在风险。倘若出让人未告知受让人瑕疵出资的情形, 受让人也不明知或应知该情形, 受让人就有权以受欺诈为由申请撤销该转让合同。
(二) 补足出资后股东权利恢复完整
瑕疵出资人的股东权利并不一定一直受到限制, 只要其在规定的期限内将缺少的出资额补齐, 股东权利就应该恢复到完整状态。《公司法》第28条明确表明股东未按期缴纳出资的, 除应当足额缴纳还应当向其他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第31条规定了非货币财产出资股东应当补足该财产与公司章程所定价值的差额。由此可见, 瑕疵出资人可以通过补足出资来恢复权利, 对此学术界意见较为一致, 争议较大的是这种恢复是否具有溯及力。肯定说认为股东权利恢复行使的起点应该追溯到公司成立之时, 否定说则认为恢复行使权利应该从补足出资时算起, 不能溯及到补足出资之前。基于以下两点, 笔者认为否定说更为合理也更具操作性。首先, 行使股东权利通常是以实际的出资额为基础, 倘若允许瑕疵出资股东享有请求分配原来盈余的权利, 就相当于默许了股东权利的行使可以抛开实缴出资而仅依据认购的股份比例, 限制瑕疵出资股东权利的整个制度无疑将会落空。其次, 肯定说还忽略了出资风险的合理分担问题, 按时、足额出资的股东在瑕疵出资股东补足出资前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如果瑕疵出资股东可以分得权利恢复前的盈余, 会加大其投机和拖延心理, 其完全可以等到公司能够平稳盈利时再补足出资, 这样既不妨碍分得利润, 又能降低自己在公司成立初期的投资风险。
(三) 不能补足出资时的除名制度
《公司法解释三》第18条明确表明有限责任公司可以通过股东会决议来解除经过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仍然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资格。相比于德国和日本公司法中完善的催告失权程序, 我国的这一规定仍停留在框架性阶段, 催告的合理区间、除名的生效时间均没有做出具体规定, 并且仅规定了决议除名这一形式, 对章程除名和司法除名均未涉及。此外, 在催告主体的制度设计上也不尽完善, 只规定了公司对瑕疵出资股东进行催告, 没有把按时、足额出资的其他股东纳入到催告主体的范围, 这就为该制度的落实留下了一个潜在的风险。一旦多个瑕疵出资股东的实缴出资总额大于未瑕疵出资股东的出资总额, 瑕疵出资股东便会利用其控制权使公司怠于行使催告权, 此时, 按时、足额出资股东的利益就很难得到保障。上述的一系列问题仍需要学术界的进一步讨论和实务界的经验总结, 限于文章主旨和篇幅, 下文不再逐一展开论述。
股东除名制度对督促瑕疵出资股东积极补足出资有重要作用, 对于保护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也具有重大意义。但是, 鉴于此制度的严厉性和终局性, 对股东权利影响重大, 适用时需要合理加以限制。例如, 当瑕疵出资股东的实缴出资占全部认缴出资的绝大多数比例时, 经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仍未补足, 此时就不适宜对其除名, 而是对其未出资部分依法进行减资, 这种限制更有利于商事关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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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限制 篇6
1 土地征收、管制对农民权利的限制:一个法和经济学分析
前文列举了一些政府征收、管制土地对农民造成损失的方面, 下面笔者将用一个经济学图形来分析土地征收、管制制度对农民权利的限制, 并结合我国现行土地法律制度具体分析。
如图, 纵轴代表农地价格, 横轴代表农地数量。农民对农地的投入总成本为直线TC。 (1) 当农民拥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并能够在市场条件下自由地对其拥有的土地进行投资和交易时, 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 他们所能获得的总收益为曲线TR1; (2) 当政府对农地进行征收和管制, 但相关法律法规合理时, 农民的收益曲线为TR3, 介于TR1~TR3之间的阴影就是农民由于土地被征收或管制而引起家庭收益减少的部分; (3) 当政府对农地进行征收和管制, 但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不合理时, 农民收益线下降到TR2处。此时不合理的法律法规给失地农民带来更多的损失。即TR1和TR2之间是没有征收管制和征收管制过度的情况下造成的农民权益的损失, TR1和TR3之间是没有征收管制和征收管制适当时造成的农民权益的损失。
我国现行的土地征收与管制制度对农民权利的限制多是过度的, 即被征地农民的收益曲线多为TR3。在征地补偿方面, 补偿的范围窄、标准低。倍数法的补偿标准没有考虑土地的市场价值以及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后的增值, 农民只能获得以现有用途计算的补偿费而且得不到因征地造成的其他财产损失的补偿。在土地用途的严格管制下, 农民所承包的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 当承包地被征收以后, 政府可以获得高额的出让金而只需支付很低的补偿费用, 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受到损失。在上述情况下, 显然失地农民的收益仅为TR3。如果我们能够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作为补偿标准, 并且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也纳入补偿范围, 那么, 被征地农民的收益会上升至TR2, 甚至更高, 这时政府对土地的征收和管制行为将是适当的。
2 现行土地征收、管制法律对农民权利限制的主要表现
2.1 土地征收程序上的限制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 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也就是说, 不论农民是否对征地存在意见, 征地都会进行。可见, 在土地征收过程中, 农民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 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受到了限制, 这种限制很容易导致地方政府滥用职权的加剧。
2.2 征地补偿制度的不足
(1) 补偿范围过窄。目前征地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补偿的项目远不能覆盖被征地人的所有损失, 这是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主要缺陷之一。土地征收对权利人造成的财产损失除了有关土地的直接损失外, 还包括承包经营权的损失、征收所产生的费用等间接损失。
(2) 补偿标准不科学。《土地管理法》规定, 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 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 安置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这两者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以土地平均年产值作为补偿标准极不科学。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 级差地租由土地肥沃程度、地理位置、劳动生产率等几个因素决定。平均年产值直接地反映了土地的肥沃程度, 但是对于土地的地理位置、劳动生产率却不能明确反映。此外, 平均年产值还有不稳定、统计不准确等缺点。同时, 这种补偿并没有考虑土地更改用途时潜在的价值, 也未考虑被征土地对其周围土地产生的影响。工、农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使得运用倍数法确定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偏低。
(3) 土地增值分配失当。土地征收增值收益是土地征收前后农用地与建设用地价格之差再扣除必要的土地开发成本后的剩余。目前我国在土地增值的分配上, 实际体现着“涨价归公”的思想。政府以较低补偿费征得土地, 再以高额出让金转入市场, 社会拥有土地增值收益权, 失地农民获得充分补偿的权利却被忽视了。
(4) 补偿落实不到位。《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不难看出, 仅有的三项补偿中, 只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明确归农民所有, 其他两项补偿的归属主体不够明确。温铁军等的调查研究表明, 如果用地成本价为100, 则拥有该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只得到5%~10%, 村一级得20%~30%, 政府及其各部门得60%~70%。可见, 农民的利益受损严重。
2.3 集体土地所有权受到严格限制
我国对集体土地实行着严格的管制, 农村集体土地集体无法行使其处分权,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土地, 集体土地只能被国家所征收。但是, 法律并没有对“集体”做出明确界定, 究竟是哪一级集体并不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 承包方要承担“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 不得用于非农建设”的义务。当农民土地被征收时, 《土地承包法》虽声明“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 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 但也没有给出“相应补偿”的合理计算方法与标准。
3 法律制度的规范和农民权利的保护
3.1 严格土地征收程序
借鉴国外的一般做法, 制定严格的征收程序是保证土地征收合法性的要件之一。首先要实行告知制度, 其次, 落实听证程序, 最后要引入司法救济。通过以上方式, 提高农民的话语权, 避免具有“管地者”与“用地者”双重身份的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
3.2 完善补偿标准
借鉴国外做法, 结合我国国情, 笔者认为, 首先应将残余地损害补偿和经营损失补偿纳入补偿项目。其次, 要实行“公平补偿”。“公平补偿”并不意味着政府要依据被征地农民的主观意愿进行完全补偿, 因为高额的补偿费用对全体社会成员来说也是不公平的。由于我国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价格缺乏市场基础,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要建立一套完备的土地评估机制, 组织专业的评估人员对被征土地进行价值评估, 将评估结果告知被征地人。如此一来, 农民的权益得到切实保护。最后, 还要建立严格的补偿费用合理分配方案, 保证补偿费落实到农民手中。
3.3 切实保护土地财产权
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将地上地下构筑物和附着物统一纳入土地登记, 而我国则实行分头登记制度。2007年实施的《物权法》已明确要求实行统一登记, 但解决这个问题, 还需要有关部门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局出发, 自觉消除部门利益。具体可以把房屋、林木、草场、承包经营权等的登记, 从相关部门分离出来, 统一纳入国土部门的土地登记。只有统一登记, 才可能对土地财产权进行统一评估, 进而开征财产税 (物业税) , 使地方财政有稳定的来源, 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发展外延扩张、行为短期化问题。
4 结论
随着《土地管理法》的修订和《物权法》的出台, 我国土地征收、管制的法律依据在不断完善, 但现实中农民的权利常常受到过度的限制。这些限制一方面来自于法律本身的缺陷, 如上文所讲的征收补偿范围界定过窄、标准偏低以及征地程序设计上的不严密, 另一方面源于在土地征收、管制的过程中, 政府滥用公权力而做出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为了切实保证农民的权利, 我国应不断完善土地征收和管制的法律法规,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 并完善监督机制, 真正落实对农民权利的保护, 体现一个发展中大国应有的公平公正原则与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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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法理学思考 篇7
有权利必有限制, 权利是配置客体上利益的法律工具。[1]从此角度而言, 权利限制就是从权利的反面对权利所划定的客体上利益所进行的重新配置, 权利与权利限制共同构成权利体系的统一体, 以达到法律上所追求的各种法益的大致平衡, 以实现法律的价值目标与社会功能。
一向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也不例外, 知识产权制度是以保护权利为核心, 但是这种保护不是绝对的, 无条件的, 而应该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对超出法律范围滥用知识产权进行限制可以防止知识产权权利人滥用其权利而对他人权利产生不利的影响。知识产权及其权利限制共同构成了实现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的基本机制。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功能就在于通过对知识产权这种专有权的适当限制, 保障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的必要接近、合理分享, 从而平衡知识产权人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关系。
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 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限制包括:一是基于权利本身的限制, 主要是知识产权的权利保护范围及排除范围 (客体) 的划定;二是基于权利的行使与利用的限制。狭义的限制则仅指后一种限制, 即基于权利的行使与利用的限制。从表面上看, 权利保护及排除范围 (客体) 的划定应该纳入权利限制的范畴。因为在保护与不保护之间, 确实划定了一个“圈子”, 而且显然是规定不许超过这个“圈子”。但是知识产权的权利保护及排除范围 (客体) 的划定乃至其地域性、时间性以及“思想/表达二分法”的限定, 从严格意义上而言, 这些都是知识产品获得法律保护的前提条件, 只有将知识产权的“权利”范围明确界定了, 才能谈得上所谓的限制问题。权利限制就好比针对具体情形从权利这个“大圈子”中划出的几个小方块, 因此必须先有权利这个“大圈子”才能划出权利限制的“小方块”。[2]尽管《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2条 (8) 款 (8) 项规定了这样的“兜底”条款:“一切其他来自工业、科学及文学创作领域的智力创作活动所产生的权利”, 但参加该公约的各个国家都仍然会基于主权而设定知识产权的一些排除领域, 这反映关于知识产权客体的问题十分复杂, 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还呈现出不同的新的特点, 因此, 对知识产权的权利保护范围及排除范围 (客体) 的划定并非易事。从严格意义上言, 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主要指狭义上的限制, 即只对在一定时间与地域内所获得的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在行使与利用知识产权方面所进行的限制。
二、对知识产权进行权利限制的法理基础
首先, 知识产权权利限制能实现知识产权的公平正义价值。
公平与正义是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而“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 或者更准确地说, 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权利和义务, 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3]“正义所关注的是如何使一个群体的秩序或者社会的制度适合于实现其基本的任务, 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和要求, 并与此同时促进社会进步和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持文明社会生活方式所必需的——就是正义的目标。”[4]所以说, 公平作为一种利益分配的价值目标, 分配方式的正当性保证着参与分配的主体能否实现利益均衡的状态, 从而使其利益各得其所。法律是以权利和义务为调整内容的, 法律的基本目标是在确认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时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知识产权法也不例外。它和其他法律一样, 通过对权利的保护性规定和限制性规定来确认权利, 一方面确认并保护智力成果创造者以专有的知识产权, 同时又基于社会公益对该专有权予以适当限制。对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是知识产权法的重要的特征, 体现着对知识产品权益分配的公平正义观。
知识产权权利限制以知识产权人的权利义务与社会公众使用知识产品的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形式来体现知识产品权益分配的公平正义观。
其一, 知识产权人利益的实现以社会公众履行相应的义务为前提。权利哲学认为, 任何权利都可以被一个权利主张所支持, 权利人有权阻止他人行使自己的权利。也就是说, 权利的实现与他人履行义务密切相关。任何权利的存在和实现都具有社会性, 权利总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知识产权这一权利亦不例外。在知识产权人获得、行使与保护知识产权的整个过程中, 都不可避免地与他人发生一定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 知识产权得以维护和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在于, 任何涉及知识产品的使用、流转的他人来履行有关义务, 如根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支付知识产品使用费等。知识产权的专有性, 根本上在于保障社会公众履行相应的义务。
其二, 社会公众履行相关义务也需要同时获得知识产权的相应利益。“个人总是并且也不可能不是从自身出发的。”[5]知识产权人在追求自己私利的同时, 必然会对他人的利益产生影响, 因为知识产品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不受限制的知识产权的行使会损害甚至严重阻碍社会公众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从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公平角度讲, 社会公众在履行保护他人知识产权义务的同时, 需要从知识产权中获得相应的利益。这一利益的保障一般是通过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的途径加以实现的, 以此得以合理地使用他人的知识产品。
其次, 通过权利限制来实现知识产权法的公共利益目标。
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与知识产品的社会属性直接相关。知识产品的产生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创造者个人创造性劳动的产物, 另一方面它的创造也离不开对先前和同代人已有的知识产品的借鉴、吸收, 具有在内容上的继受性和时间上的继承性。基于此, 知识产品在由知识产品的创造者享有的同时, 社会公众对之也有合法的利益, 知识产品最终具有成为人类共同财富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 “知识财富本质上是人类共有的”[6]。为了保障社会对知识产品的接近和使用, 对知识产品进行适当限制成为必要。换一个角度说, 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是为了保障围绕知识产品而产生的社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要求多数人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任何一个公民都应当为了全社会的共同利益而放弃个人私利。在知识产权法律文化中, 人们一般不将知识产权制度定位于个人主义目标, 而是将知识产权的正当性明确为通过赋予知识产品创造者以专有权来鼓励发明创造——生产更多的社会商品, 胜过于作者、发明者个人的自然权利。这清楚地显示出知识产权的公共利益属性和知识产权法的保障公共利益目标。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在论及法律对权利予以限制的理由时, 认为在于“确认及尊重他人之权利与自由, 并谋符合民主社会中道德、公共秩序及一般福利需要之公允条件”。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也是如此。它通过对知识产权行使和效力范围的限制来平衡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利益, 在保障公众合理地接近和利用知识产品的基础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科技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保障在知识产权法中维系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具有直接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从当代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来看, 知识产权法在注重维护知识产品创造者的权益的同时, 无不基于公共利益而创设了知识产权权利限制制度。在公共利益的层面上, 知识产权是为了产生现有的和未来的公共利益的有限的垄断, 从实现这些目标的方面看, 对权利的限制与授予权利本身一样重要。
第三, 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目的在于合理安排知识产权人的社会责任。
一定的权利总是与一定的义务或者责任构成统一体的。哈耶克曾指出, 责任是自由权利的应有之义, 自由权利的论据只能支持那些能够承担责任的人。享有自由权利不能忽视社会责任。“权利必须以一定的社会责任为前提, 必须受到相应的责任限制。当权利与责任不能并存的时候, 为了使人们不至于只注重权利而放弃责任, 法律总是通过限制权利来促使人们对社会责任的承担。”[7]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是知识产权法赋予知识产权人的社会责任, 也是其所需付出的必要代价。知识产权法在赋予知识产权人基于其创造性知识产品的专有权的同时, 又要求这种专有不会限制知识的创造和信息的传播, 通过对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促使知识产权人承担确保知识和信息被公众接近与利用的社会责任。
由于知识产权是一种赋予权利人垄断性地使用知识产品的法定权利, 禁止任何人擅自使用该知识产品, 从知识产权法促进科技文化发展的社会目的出发, 应该确保公众对享有知识产权的知识和信息予以接近和利用的基本权利, 这是知识产权人间接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
三、结语
总之, 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与专有权确立一起, 两者对立统一, 共同构建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大厦。明确专有的知识产权的内容与范围, 禁止他人擅自盈利性使用具有知识产权的智力成果, 可以鼓励智力成果创造, 促进社会进步;对知识产权进行适度限制, 使社会公众可以充分接触和合理利用相关知识和信息, 则既可以使专有的知识产权具有广泛的社会土壤而得以充分实现, 更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科技文化水平, 实现知识产权法的社会目的。没有专有权的确立, 知识产权制度无从谈起;离开权利限制, 知识产权制度大厦将会“倒塌”。在确立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 又对知识产权予以适度限制, 就可以构建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机制, 协调知识产权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冲突, 从而使得知识产权法在激励知识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基础之上促进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的立法宗旨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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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军明.论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及保护[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6, (1) .
权利限制 篇8
一、私人复制的理论概述
目前, 对私人复制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 《伯尔尼公约》对私人复制模糊的叙述, 给各国的立法者和法官们留下了大量的思考余地。按一般理解, 私人复制即以个人使用为目的而复制他人已受保护的作品的行为。正如西班牙学者德利娅·利普希克提出的:“私人复制是指仅复制一件受著作权保护并在某个材料中的作品的简短片段或某些孤立的作品, 仅供复制者个人使用 (例如研究、教学或娱乐) 。” (3)
从传统意义上来理解, 私人复制行为的私人性质, 决定了它具有以下显著特点:一是复制目的具有非商业性、非营利性, 不得通过私人复制行为直接或间接地获取利益;二是复制在数量上通常是少量的, 因为私人复制以满足个人或者其家庭范围内对作品的需要为限;三是严格限制使用范围, 即私人复制的使用范畴应以不得用任何手段向不特定的受众公开传播为前提。这三个特点也决定了在一般情况下, 私人复制不会对著作权人利益产生实质性损害。 (1) 由此可见, 私人复制具有用途的非商业性、复制的少量性、使用的私人性三个基本特征。
然而, 技术的发展总是对旧有的法律条文提出挑战。纵观著作权法的演变历程, 无不是在传播技术不断进步的力量推动下逐步完善的。数字技术环境下, 私人的非商业性使用与商业性使用变得界限模糊, 私人使用与群体使用有时也无法很好地甄别, 而“少量性”更是很难界定, 要想收集全面的数据, 成本通常也很高。作为合理使用制度的组成部分, 私人复制的法律定位一直备受争议, 主要有“权利限制”、“侵权阻却”、“使用者权利”三种不同观点。“权利限制说”是目前大多数国家都普遍认可并采用的理论, 该理论认为版权保护的权利人利益并不是绝对排他的, 出于社会公共利益和文化进步角度的考虑, 应当对版权人的权利加以限制。“侵权阻却说”认为, 私人复制本身属于“侵权行为”, 只是法律的特殊规定使得其“侵权行为”具有了合法性。“使用者权利说”整合了以上两种学说的特点, 并将其上升为使用者法定的权利, 使其具有了公力救济的法律依据。以上三种学说, 从不同角度对合理使用进行了剖析, 虽各有偏颇, 但均承认合理使用制度存在的正当性。然而, 随着技术的进步, 传统合理使用的社会功能正受到质疑, 新的制度框架正呼之欲出。
二、数字技术的私人复制对音乐版权所有者权益的影响
作为智力成果的音乐作品一旦创作完成并发表后, 就已不再具有绝对私人财产权的特征, 法律体系对权利人财产权的保护也仅限于让音乐作品不受非法商业性使用的侵害。因此, 法律确立了版权限制制度。TRIPs协议 (2) 规定了“三步检验法”, 即权利的限制应限于“某些特殊情形”下, “不得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 “不得不合理地损害权利持有人的合法利益”。 (3) 然而, 网络环境下私人复制已经超越了传统版权法版权限制的覆盖范围, “三步检验法”也无法调和权利人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矛盾。
(一) 私人复制已不再是“某些特殊的环境”
当前, 受众获得音乐作品的方式主要有网络服务器下载和P2P传播两种, 使用这两种方式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音乐资源, 并将其存储于某个硬件媒介之中, 完全符合复制的概念。网络服务器下载, 是指用户通过网络连接至特定的网站下载音乐的行为。根据存储的时间和使用目的, 可以分为无目的临时性下载和有目的永久性下载两类:前者是因使用者浏览网页时的操作行为, 由系统将音乐内容自动地、临时地缓存于电脑终端, 在关机或清理缓存内容后即予以消除;后者是按照使用者的意图, 通过网络链接下载与源文件一样的音乐作品, 并由使用者进行人工保存或删除。众所周知, 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 进行网络下载的网民是分散的、数量巨大的群体, 网络也已经成为当代人获得音乐的主要途径, 而在网上获得和复制音乐的方式也具有多样性的特征。
P2P软件下载与传输, 是指终端用户不必连接到网络服务器, 便可实现音乐信息交流、分享、传播的行为。P2P技术的产生和广泛应用, 弥补了服务器中心式数据传输的天然不足, 给个人复制和传播行为提供了更多的便利。但同时, 由于该技术消除了客户端和服务器的概念, 将网络中的计算机变为平等的同级节点, 实现了“客户端—客户端”的信息传播结构, 也使得音乐的个人复制更具隐蔽性了。
目前, 中国已有超过6亿的网民, 其中约有70%以上使用网络音乐。而根据IFPI《2012数字音乐报告》的数据显示, 中国是全球数字音乐潜在市场最大的国家, 但有超过99%以上的音乐正遭受侵权的困扰。由此可见, 数字音乐侵权现象已经成为社会性的问题, “私人复制”也绝非是在某些特殊的环境下出现的偶然行为。
(二) 私人复制侵害了版权人的正当权利
为了推动社会的科学、文学、艺术领域的繁荣, 满足公众利益, 音乐作品财产权都是从属于公众至少能够对作品进行某种使用的权利之下的。公众确实享有合理使用音乐作品的权利, 而这并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公共领域”。这使得即使确实有公共利益存在于作品之上, 人们也只能通过限制版权排他权的方式来保证这样的利益。 (4) 因此, 基于这个理论, 即便私人复制这种行为已经“侵犯”了权利人的某些绝对私有的权利, 也可以被法律“豁免”。然而, “个人使用豁免”是在学者使用纸张做记录的时代发展起来的, 现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将使《伯尔尼公约》第9条规定的保障变得毫无意义。 (1) 同时, 也必将使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处于极度不平衡的状态, 以致形成“多数人——社会一般公众”对“少数人——音乐版权人”实施暴政的状态。
私人复制行为的存在, 为“音乐作品的零距离使用大开方便之门, 网络环境下便捷的数字化形态和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 能够实现跨时空地上传、复制、传播、发布任何作品, 并且使传统的高昂的侵权成本接近于零, 从而使侵权的范围和强度前所未有地增加, 极大降低了著作权人对作品使用的控制能力和对侵权的防范能力”。 (2) 我国现行的法规中, 对私人复制以及帮助私人复制的软件提供商和网络服务商并没有加以严格限制, 导致权利人的正当权利受到了侵害, 使得权利人根本无法对抗来自社会的普遍性的暴力侵犯, 这也违背了合理使用制度设立的宗旨。
(三) 私人复制损害了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在音乐版权的财产权中, 复制权、发行权以及网络传播权是版权人的重要权利。在上述权利中, 复制权、发行权的叠加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出版, 而在现实的世界中, 由于数字技术的私人复制, 音乐已经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 稀缺性的缺失, 使其经济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音乐出版行业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根据《2014中国音乐产业发展年度报告》数据显示, “2011年内地实体唱片市场规模为5.2亿, 2012年为5.9亿、2013年为6.5亿”。 (3) 虽然, 从产业总值的角度来看, 内地实体唱片市场的规模在不断增长, 但从其增长率和在整个音乐市场产值中占的比例来看, 情况就不容乐观了。2011年至2012年的产业增长率为13.5%, 而2012年至2013年产值增长率已下滑至10.7%;2013年音乐产业的总规模为2716.16亿元, 而实体唱片仅占其中的0.024%。
除此之外, 由于私人复制的滥用, 基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产生的在线音乐收益的增长也一直处于缓慢状态, 2006年至2010年间, 受到私人复制以及其他侵权行为的影响, 在线音乐产业的产值一直只能慢速增长, 产业规模不足2亿元人民币。2010年后, 由于国家有关部门对网络音乐的重视, 产业规模有了快速的增长, 但传统在线音乐 (排除各视频网站进行的演唱会在线直播收费的运营模式) 的产值也仅为4亿元人民币左右。
三、完善音乐作品私人复制的限制制度
如前所述, 在数字技术环境下, 私人复制行为已经扩张了其应用范围, 但权利人的权益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拓展。因此, 一方面应当对私人复制的权利加以限制, 另一方面也应当增加权利人的合法权利, 唯此才能更进一步地促进音乐产业的良性发展, 实现版权法协调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利益平衡、促进传播技术发展的功能。具体来说, 这个话题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可以考虑对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中“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 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的表述进行修订。因为, 在数字技术产生以前, 少量的私人复制不足以对权利人的利益造成严重的损害结果, 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 录音机和磁带的出现, 已经使得私人复制引起了尖锐的社会矛盾, 而数字技术的来临更使得大量隐性的私人复制行为得以存在, 此时, 私人复制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合理使用的范畴。《伯尔尼公约》中关于“合理使用不得与作品的正常使用相冲突”的规定, 事实上明确了版权人对其拥有的权利具有优先性, 即当权利人正当、合法的权利受到普遍性的侵害时, 法律应当倾向于保护版权人的权利。因此, 不妨考虑将《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中的相关表述修改为“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 通过非数字化手段获得、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第二, 建立“版权补偿金”制度。该制度起源于德国, 在廉价的、高质量的音乐作品被大量复制后, 立法者们遇到了两难境地——“如果禁止私人通过磁带录音复制唱片, 可能影响到公民的基本权利;继续尊重私人复制的合法性, 则逐渐增多的私人复制会影响唱片的销售, 使著作权人利益受损。面对两难困境, 立法者主张, 一方面继续承认‘不受技术限制发展的私人复制权’;另一方面, 作为对著作权人的补偿, 对其作品的法定许可使用费进行法律上的保护。其后, 经过修改的1965年《德国著作权法》引入了复录设备及媒介的制造商支付版税来补偿著作权人利益的做法。” (4) 此后, 该项制度还在美国、日本、加拿大、比利时等十多个国家得以实施。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 我国应当适时引入“版权补偿金”制度, 以此对权利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加以进一步的平衡。
第三, 限制网络服务商的免责边界。国务院2006年出台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大量的免责情形, 如第21条规定的免责情形有:“未改变自动存储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不影响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原网络服务提供者掌握服务对象获取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情况;在原网络服务提供者修改、删除或者屏蔽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时, 根据技术安排自动予以修改、删除或者屏蔽。”以上规定实际上大大降低了通过诉讼的方式追究处于中间地位的下载技术提供者承担共同责任的可能。因此, 我们需要一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法律制度。 (1) 应积极借鉴美国《千年版权法案》中的“红旗原则”, 网络服务商和下载技术提供商应将明显属于侵权来源的音乐作品加以筛选与过滤, 规范审核程序, 减少私人复制的非法来源。
摘要：复制权是版权法中的一项重要权利, 也是权利人实现其权益的主要手段。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 特别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兴起, 音乐作品的私人复制呈现出多样性、隐蔽性、批量性等特征, 从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权利人的利益。基于“三步检验法”的分析, 可以从权利限制、建立补偿金制度等方面对我国音乐作品私人复制制度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音乐著作权,著作权法,私人复制,三步检验法,版权补偿金,合理使用
注释
11 [美]朱莉·E.科恩等著《全球信息化经济中的版权法》, 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第329页。
22 这是1709年由英国议会颁布的一个法令, 1710年生效, 原名大意为“为鼓励知识创造, 关于已经印装成册的图书, 授予其作者和购买者在一定时期内的权利的法令”, 也简称为“安娜法令”,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保护著作权的法律。——本刊编者注
33 [西]德利娅·利普希克著《著作权与邻接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版, 第169页。
41 冯晓青《网络环境下私人复制著作权问题研究》, 载《法律科学》2012年第3期, 第103-112页。
52 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1994年由关贸总协定的各国代表在摩洛哥签署, 1995年元旦起生效, 由同时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管理。——本刊编者注
63 王清著《著作权限制制度比较研究》, 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第75页。
74 Edward Samuels, “The Public Domain In Copyright law”, Journal of the Copyright Society, 1993, p.165.
81 参见[匈]米哈依·菲彻尔著《版权法与因特网》 (上册) , 郭寿康、万勇、相靖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92 荆晅《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规制》, 载《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1期, 第67-71页。
103 中国经济网《数据详解:〈2014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 载“中国经济网”, 2014年11月14日。http://www.ce.cn/culture/gd/201411/14/t20141114_3905292.shtml
114 [德]赖因霍尔德·克赖尔、于尔根·贝尔克《私人拷贝的理由、实践和未来》, 刘板盛译, 载《版权公报》2003年第3期。
权利限制 篇9
当然, 广电总局的细致管理主要为了整顿部分低俗节目、限制盲目追求收视率的炒作, 树立积极、健康、向上的媒体形象, 保护公民免受某些瑕疵娱乐节目的不良影响。但该出于善意的做法却引来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批评, 其原因何在?这其中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探讨:广电总局作为国家公权利的代表, 它的措施是否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媒体是否享有与公民同等的言论自由?如何解决国家权力干预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冲突?
一、新闻自由是幸福的护花使者
广电总局限制选秀节目之所以引起众人的不满, 其中必有不妥之处, 最基本的一点是侵犯了媒体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的重要形式, 在言论自由方面, 媒体与个人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言论的自由, 即使发表的意见与主流思想不合、甚至是错误的, 我们也不应该压制它。正如约翰·密尔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假如我们确信, 要窒闭它也仍然是一个罪恶。”因为, “如果没有与真理相抗衡的观点与挑战, 真理也可能坠入偏见, 异端变得沉默”。综观言论自由斗争史, 我们发现言论自由不仅是人人生而应有的基本权利, 更是促进真理的发现与巩固的重要方式, 是人类文明史中的重要标志。以美国为例, 经典的焚烧国旗案
(Texas v.Johnson, 491 U.S.397, 1989) 在
实践中维护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对言论自由的保护, 证明了对它的保护不限于口头或书面语言。其中, 杰克逊法官以寥寥数语, 表达了社会的基本准则:“如果在我们的宪法星空上有任何固定的恒星, 那就是在政治、民族、宗教或其他意见领域中, 任何官员———不论官职高低———都不得规定正统教条、或强迫公民通过言论或行动来交代其内在信仰。”人人都有权利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 包括自己的信仰。人们尤其是政府总是担心过分的言论自由会损害公共利益, 不利于社会稳定。而焚烧国旗案却证明了事实是恰恰相反的。“事实上, 我们今天的判决将加强———而非削弱———国旗在我们社团中理当受到尊敬的地位。我们的决定再次肯定了国旗本身最能反映的自由原则;我们容忍类似詹森在本案的批评, 乃是我们力量的标志和源泉。维护国旗之特殊地位的合适方法, 并非去惩罚那些对国家事务有不同想法的人们, 而是去说服他们看到自己的错误。我们惩罚亵渎, 并不能使国旗变得神圣, 因为如果这么做, 我们就淡化了这个令人崇敬的象征所表达的自由。”政府常用公共利益来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 但公共利益是一个极其笼统宽泛且易被主观化的概念, 政府单方用其来评判并限制言论自由显然是不合适的。但在美国政府状告纽约时报泄露国家机密案 (Sul-
livan vs.New York Times Co.376 U.S.
254, 1964) 中, 在重大的国家秘密前, 纽约时报的言论自由却得到了最大的保障———纽约时报有权利报道政府越南战争决策过程的文章, 判决对因国家机密而限制言论自由的条件出了严格的规定, 只有对国家安全带来了立即的、明显的、不可挽回的危险时才能限制言论自由。这是国民在言论自由斗争中获取的重大成果。同样, 新闻自由也是新闻媒体生存的应有之义, 是新闻媒体健康发展的保障, 更是对抗独裁、实现被统治者幸福最大化的方式, “新闻自由是幸福的护花使者, 它有利于控制那些‘习惯性的以己为先’的统治者。新闻自由把统治者的秘密公布于众, 让他们乐于尊重并服从被统治者。它通过向公众获取关于世界的详尽信息, 增强了决策的周密性。同时, 一个自由的媒体可以监视官僚政府, 从而阻止立法与行政之间的裙带关系的发生。”在1931年尼尔诉明尼苏达案 (Near v.Minnesota, 283 U.S.697, 1931) 中, 大法官休斯强调:随着政府职能越来越复杂, 其产生腐败与罪恶的可能也就越来越大, 新闻界揭露这些腐败与罪恶的作用就愈加重要。所以报刊新闻在揭露这些罪恶时应免受政府以滥用出版自由而诽谤政府、官员为由加以事先限制Near案确立的禁止事先限制的宪法原则, 为公众与新闻界评价与批评政府提供了宪法保护。新闻独立是新闻自由的前提和基础, 而我国新闻媒体是隶属于行政部门管理的, 其独立性可见一斑。或许这是民众不满的最根本的原因, 因为这种做法不仅限制了新闻媒体的自由, 也在某种程度上间接地限制了民众的自由选择权。
二、国家家长主义作风是对新闻自由的破坏
一个节目的好坏与否应当由公民自主做出选择和判断, 由公民市场促进其优胜劣汰, 进而保证节目的质量和收视率。正如媒体大亨默多克指出的, “市场竞争是保证新闻与广播自由的最基本条件, 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可以保证竞争的存在, 既能满足大众的需求, 又能满足少数听众的需要, 摆脱官僚主义者对电视、广播和新闻的束缚”。而受国家保护的媒体的家长制作风扼制了个人的需要与关心, 它压制、限制并减少了选择。公共服务对消费者的选择进行着系统与专横的检查, 政府总是“假定人们不知道他们想看 (不想看) 什么, 因此必须由那些知道什么对我们有益的人进行控制”。广电总局以破坏风序良俗为名对质量低俗的选秀节目进行限制是典型的家长主义作风, 家长主义中设定的国家比个人自身还清楚其自身利益, 这种限制自由的理由遭到了广泛的诟病和诅咒。因为它将关于什么是好的概念强加给人们, 而人们认为这种概念是不具吸引力的。同样它把主观认为会带来不利影响、造成秩序混乱的言论及行为进行压制, 而不管其是否确实给他人或社会造成了伤害。比如安乐死和无痛苦终止一个人的生命被认定为谋杀, 即使是经过死者本人同意的;而除非出于医学目的, 哪怕是向成年人提供麻醉药物和致幻毒品都是刑法所打击的对象。密尔认为:对毒品售卖进行限制对潜在的购买者个人自由的侵犯更甚于对售卖者自由的侵犯。家长主义不把公民视为一个成熟的具备理性的个体, 而是一个需要依靠家长 (国家) 保护的非独立个体。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对该行为做了强烈的谴责, “压制的做法把每个人都看成是轻浮和堕落的, 它降低了一个民族的尊严”, “国家审查制度否定了上帝赋予人理智的能力, 压制的做法是一种杀人的行为”。对家长主义的批判从另一侧面对自由进行了捍卫。
而随着追求媒体完全自由的默多克们我们走进了市场自由主义的胡同, 他们主张媒体制度必须走商业化道路, 完全解除国家管制, 实行绝对自由的市场进入制度, 并由市场决定其生死存亡:这样既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媒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促进媒体事业良性发展, 丰富多样的媒体又保证了公众最大的选择权:不仅满足了主要群体的多样需求, 也保证了少数群体的部分异样需求。
三、新闻自由需要国家宪政的保护来实现真正的自由
那么, 现实真如市场自由主义者所描述的那样吗?不受限制的竞争不一定能够保证生产者可以自由进入市场。在通常情况下, 市场是不可以竞争的。因为要求进入媒体市场的投资水平太高或者风险太大, 能自由进入的都是相当具竞争力的大企业, 它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中小企业, 市场自由主义政策明显加速了媒体资本的集中倾向, 垄断或企业联合彻底破坏了市场的潜力, 形成了新的来自大企业的对自由的限制, 进而再次破坏了公民的自由选择权。市场竞争产生着市场审查。实际上, 不受限制的市场竞争倾向于强烈反对特定公民的选择经, 尤其是少数公民以及暂时处于多数的公民的选择。因为商业化的媒体看重的只有收视率, 而“收视率不能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派、男女同性恋者、绿色环保人士、老年公民、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少数派的意见”。沟通自由与市场自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另外, 一个以存在着众多舆论为标志的多元主义公民社会, 不可能像一个欢乐的大家庭。这种公民社会将始终具有自我瘫痪的倾向。因为, 沟通自由也可用来毁坏沟通自由:“新闻自由”给了专制君主自由, 同样也给予了自由意志论者自由。如果允许亵渎伊斯兰教、背叛伊斯兰教的话, 那么一个开放的、宽容的公民社会可能会退化成一个战场, 在这个战场上存在着类似于“新闻自由”、狮子可以怒吼、狐狸可以随心所欲地抓鸡这样的自由。
因此, 即使主张放任自由、反对国家干预的亚当斯密, 也认为国家应承担起某些责任以确保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在斯密看来, 国家的职能应包括3项内容:建立国防, 维护国家安全, 使其不受外来民族的侵害;建立并维护法律体系, 保护社会上的个人安全, 使其不受他人侵害和压迫;建设和维护某些私人无力办或不愿办的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但是这种干预应该是有限的干预, 即其宗旨在于正常的法律程序内尽可能广泛地促进公民自由。
于是, 在公民社会内公民之间的沟通自由, 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治与宪法的保护。约翰·基恩证明了国家对实现真正自由的促进作用:民主议会是一种消除与减轻由控制舆论的社会集团不断施加的压力的必不可少的机置。而且, 当在危机中面临反抗者或渴望权力的组织时, 立法机关就成为一个不可匮缺的手段, 命令逮捕并惩罚那些在人多的剧院大喊“着火了”进行取乐的人, 镇压那些尊重“拥有枪支这一神圣权利”的组织, 镇压那样认为有权对自己的“敌人”怒吼, 把自己武装到牙齿, 用枪弹毁坏沟通自由的组织。国家权力可以有效地扼制对公民自由的侵犯, 保证公民自由在一定的法律限度内, 但国家权力也只能对破坏公民自由的行为进行惩罚的方式来保护公民自由, 而不应该粗暴地单方地限制。
四、余论
因此, 对于媒体节目包括娱乐节目, 应该在充分保障其自由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和限制。首先, 媒体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制度剥夺了媒体的独立性, 使其大部分节目无论内容形式都必须经过行政部门审查, 大大限制了媒体的新闻自由, 进而破坏了公民的自由选择权与知情权, 而新闻媒体的对抗监督作用更是无从谈起。选秀节目之所以能得到如此高的收视率, 其新颖性和娱乐性是至关重要的原因, 也是该类节目存在的目的, 其品质优劣、可看性如何都应由观众决定, 若其果真制造粗俗造成大量不良影响, 公众决定收视率, 收视率决定节目存亡, 这是个自然的过程, 无需政府的干涉。政府所要做的应该是制止节目制作播放过程出现违法行为, 而在法律范围内的应尽可能促进其自由竞争, 选秀节目或者是稍具商业化的选秀节目显然不属违法范围。其次, 如若节目确实影响公序良俗需要限制规范, 所遵循的也应该是法律而不是政府的权戚, 一个通知便对其时间、内容进行全面的限制, 这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做出该节目违反公序良俗、侵犯公共利益的判断必须建立在普遍的民众调查基础, 因为公共利益就是广大人民的利益, 而不是依据家长专断式的判断。而即使确信有违公序良俗, 有限制之必要, 应该如何对其进行限制规范, 也应该经过广泛的公众的听证调查, 征询公众意见, 代表公众行事, 才能真正维护公共利益, 保护公序良俗。
参考文献
[1]、 (英) 约翰.密尔著;许宝骙译.论自由[M].商务印书馆, 1959.
[2]、 (英) 约翰.基恩著;继红、刘士军译.媒体与民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3]、 (英) 哈特著;支振锋译.法律、自由与道德[M].法律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