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对环境影响

贸易自由化对环境影响（通用12篇）

贸易自由化对环境影响 篇1

1 引言

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我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大大加深, 经济快速增长, 人均收入大幅增加, 而人均收入的增加将导致绝对贫困人口下降[1]。以我国每年颁布的低收入扶贫标准计算, 全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00年的10.2%下降到2011年的2.8%①。但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幅度日益趋缓, 甚至出现返贫等问题;且贫困深度、强度日益增加, 农村贫困人口中赤贫者的贫困状况加剧。

目前关于贸易自由化对农村贫困影响的研究很多, 有些学者认为贸易自由化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非农就业等途径减轻了农村贫困, 如Dollar和Kraay (2003) 通过研究证明了经济增长是战胜贫困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2], 而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关系[3], 故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减少贫困;董运来等 (2008) 指出, 农业贸易自由化改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并使农业内部的生产结构向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的方向转变, 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在不断下降[4];洪伟 (2009) 分别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角度来分析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对农民收入和消费产生的影响, 证明了贸易能够有效增加农民福利[5]。但也有学者认为贸易自由化因为拉大收入差距、提高人力资本要求等原因反而加重了某些地区的农村贫困, 如黄季火昆等 (2005) 采用CAP-SiM模型研究得出, 贸易自由化带给西部和北部地区农户更多的是负面冲击, 加剧了地区间收入不均的现象[6];毛学峰、刘晓昀 (2005) 认为贫困人口所面临的就业压力较大, 很难受益于贸易自由化[7];米增渝、刘穷志 (2012) 将劳动者按照其熟练程度进行划分, 得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放将不利于低收入群体的结论[8]。

综上所述, 由于贫困指标选取、理论模型、样本选择以及研究侧重点等方面的差异, 贸易自由化与农村贫困之间的关系至今也没能得出一个公认的结论。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围绕农村贫困发生率开展的[9,10,11], 这一指标只反映了农村贫困人口的人数占比, 对其收入分布却完全不敏感, 在反贫困政策上具有一定的误导性[12]。本文的不同之处在于:综合考虑了测度贫困的三项指标, 全面考量了贸易自由化给贫困带来的影响, 弥补了以往研究在测度贫困人口的平均贫困程度和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足;并且将样本分为沿海、内陆两个地区, 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层面来分析贸易对贫困影响, 为中国农村扶贫政策提供更完善的参考建议。

2 贸易对贫困的影响机制

根据H-O理论模型, 一国应出口使用其相对丰裕要素生产的产品, 进口使用其相对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就我国而言, 贸易自由化会使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量增加, 相对价格上升。S-S模型又说明, 某一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 将导致该商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提高, 故劳动要素的工资率提高。贸易自由化使得农业生产结构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转变, 劳动力由农业部门更多转向劳动密集型的非农部门, 均可增加贫困人口就业机会, 增大其享受更高工资率的机会, 降低贫困的发生。

但是由于劳动力素质的差异, 不同素质的贫困劳动力实现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和参与非农就业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导致贸易自由化对同一国不同贫困人口的状况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贫困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 贸易自由化使得其中素质相对较高的一部分贫困人口实现了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参与到非农就业当中, 脱离了贫困状态, 但是剩余的部分未能实现转移的贫困人口则陷入了更加贫困的状态, 贫困深度加深;实现了转移的贫困人口收入增加, 未实现转移的贫困人口收入变化不大, 甚至因为其生产的无比较优势农产品的价格下跌使其收入降低, 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分配更加不均衡, 贫困强度加强。

在中国, 由于地区间资源禀赋不同, 对不同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以地理位置为特征对全国各省进行分地区研究。

3 模型及数据

3.1 模型

为了考察贸易自由化对农村贫困是否存在显著影响、不同地区影响程度是否如上述理论分析所言存在差异性, 本文借鉴了Dollar和Kraay (2002) 在研究经济增长与贫困时所使用的计量模型[1], 并加入贸易自由化变量用以衡量贸易对贫困的影响, 表达如下:

在这一模型中, Pi是各省农村贫困的度量结果, 这里贫困的度量采用三个指标: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 分别用P1、P2、P3表示;pgdpi为各省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代表当地收入水平;tradei是各省贸易自由化程度, 系数α2表示贸易自由化对各省农村贫困的平均影响力度;Xi为影响各省农村贫困度量结果的控制变量;εi是误差干扰项。

3.2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考察的是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 选取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贫困强度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 其含义和计算公式如下:

①贫困发生率。衡量收入 (y) 低于贫困线 (z) 的人口比重。设农村总人口为n, 农村贫困人口为m, 该指数计算公式为:

②贫困深度指数。衡量贫困人口的平均贫困程度, 计算公式为:

③贫困强度指数。衡量贫困人口内部的收入不均等状况, 计算公式为:

本文采用苗齐、钟甫宁 (2006) 的方法[13], 根据相关省份统计年鉴中的“农村居民按纯收入分组的户数占调查户比重”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 (2001~2012) 中的“中国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得到该贫困指标。计算过程中选用基础年份2000年国家颁布的低收入扶贫标准865元/人, 作为以后各个年份的贫困线。

自变量pgdp衡量的是当地人均收入水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用名义人均GDP按人均GDP平减指数折算得到, 各省人均GDP及人均GDP平减指数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

而关于贸易自由化的衡量指标, 国内外学者选择很多, 但是由于本文是在省际数据层面进行的探讨, 除了贸易依存度外, 各省在同一年度的其它指标都基本相同, 并且贸易依存度这一度量方法简单、直观, 故本文仍然沿用贸易依存度作为衡量贸易自由化 (trade) 的指标。各省按照经营单位所在地统计的外贸进出口额及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01~2012) 。

另外还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

①实际经济增长率 (rgdp) :衡量经济增长速度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用名义GDP按GDP平减指数折算后求相对上一年的增长率, 各省GDP及GDP平减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②城乡收入差距 (ine) :衡量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用各省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除以当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得到, 城镇人均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③产业结构 (agr) :该指标用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各省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 各省第一产业增加值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④政府财政支出 (gov) :该指标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GDP的比重衡量, 各省政府财政支出及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⑤教育水平 (edu) :Harrsion (2006) 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在减贫中具有重要作用。该指标用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衡量, 各省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

⑥基础设施 (road) :该指标用每年人均公路占有长度衡量, 用以各省公路长度及年末人口数分别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

基于数据的可获性, 本文选取研究地区包括6个沿海省份分别为:辽宁、河北、江苏、浙江、福建、广西;7个内陆省份分别为:安徽、河南、黑龙江、湖北、江西、内蒙古、山西。因滞后变量的存在减少了一年的样本, 故本文总计样本143个, 所有变量按照全国和沿海、内陆两个地区分别做面板数据处理。

3.3 内生性

在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中, 被解释变量贫困与人均GDP、经济增长率、收入差距、产业结构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双向因果影响, 因为一方面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当地的收入情况会影响农村的贫困状况, 另一方面农村贫困状况不太严重的地区, 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可能更加迅速, 收入差距也会相对较小。大多学者处理这类内生性问题的通常做法是选取相应变量的滞后一期变量, 将其外生化再进行估计。而政府财政支出、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可以默认为外生变量。为减少可能存在的异方差, 以上变量除经济增长率 (rgdp) 是取差分得到的结果以外, 其他的变量均以对数形式给出。设定模型如下:

4 模型估计及实证分析

通过Hausman检验得出, 无论是贫困发生率还是贫困深度、贫困强度, 在分析其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时, 其结果显示, Chi-Sq统计量均大于临界值, 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然后又通过F检验得知, 应拒绝“所有个体虚拟变量都为0”的原假设, 认为存在个体效应, 不应使用混合回归。故本文采用固定效应估计。

4.1 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

从表1中全国P1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贸易自由化指标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我国整体的农村贫困发生率, 贸易自由化程度每上升1个百分点, 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36个百分点, 这与李石新等 (2005) [9]、胡海军等 (2007) [10]的结论一致。分地区的结果显示, 贸易自由化对沿海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影响不显著, 本研究认为沿海地区贸易自由化程度已经达到较高水平, 且农村贫困人口较少, 继续促进贸易的发展已经很难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的占比;贸易自由化对内陆地区的农村贫困发生率的减少作用非常明显, 贸易自由化程度每上升1个百分点, 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54个百分点, 下降幅度超过了全国整体水平。

注:*、**、***分别代表估计系数在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异于零。数据来源:根据各省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4.2 贸易自由化对贫困深度的影响

从表2中P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贸易自由化指标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加深我国整体的农村贫困深度, 这是因为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 部分收入水平靠近贫困线的贫困人口通过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和非农就业转移摆脱了贫困, 而剩余未实现转移的贫困人口则由于受到收入差距扩大的负面影响, 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分地区的结果显示, 无论是在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贸易自由化均会加深农村贫困深度, 但是在沿海地区这种效果更明显, 表现为贸易自由化程度每上升1个百分点, 沿海地区农村贫困深度上升0.26个百分点, 而内陆地区农村贫困深度仅上升0.21个百分点。本文认为可能是因为沿海地区农民的非农就业占比明显高于农业就业, 劳动力因为贸易开放而从农业转移到非农就业的规模较大, 且这种转移主要以技能型转移为主[12], 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较高, 离贫困线距离越远的农村贫困人口越难实现非农就业的转移;且沿海地区农民收入水平较高, 绝对贫困人口比内陆地区少得多, 真正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多是由于农业技术跟不上且无能力进行规模生产, 贸易开放给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 故贸易自由化使沿海地区农村整体贫困程度比内陆地区加深更多。

注:*、**、***分别代表估计系数在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异于零。数据来源:根据各省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4.3 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强度的影响

从表3中P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贸易自由化指标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增加我国整体的农村贫困强度, 这是因为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 农业结构的转变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都让部分贫困人口的收入大大增加, 但也有部分贫困人口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生产模式, 收入并未增加, 甚至因为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的收入差距增大而收入降低了, 从而进一步恶化了贫困人口内部的收入分配, 农村贫困强度增大。分地区的结果显示, 无论是在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贸易自由化均会增加农村贫困强度, 但是在沿海地区这种效果更明显, 表现为贸易自由化程度每上升1个百分点, 沿海地区农村贫困强度上升0.38个百分点, 而内陆地区农村贫困强度仅上升0.34个百分点。本文认为可能是因为内陆地区由于受教育水平、获得市场信息的能力和采用农业先进技术的程度等都不如沿海地区的农村劳动力, 农业结构调整也会相对落后[14], 所以在受贸易自由化影响更容易调整农业结构的沿海地区, 其农村人口收入差距扩大得更多;且因为沿海地区农民多是以技能型劳动力转移为主, 收入增加比较明显, 而蔚能转移的剩余贫困人口收入增加非常有限, 故贸易自由化使沿海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内部的收入分配比内陆地区更加不均衡。

注:*、**、***分别代表估计系数在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异于零。数据来源:根据各省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5 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2001~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了入世以来贸易自由化对中国整体和不同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深度、强度三重维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 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 但却使农村贫困深度、贫困强度上升。分地区而言, 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 内陆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显著降低, 沿海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无显著变化;内陆和沿海地区的贫困深度、强度均显著上升, 且这一效应在沿海地区更为明显。

基于以上结论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在通过贸易自由化降低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的同时, 还应当更多关注到贸易自由化加重农村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问题, 增加政府财政支出, 尽量保障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受损的最贫困群体的利益。沿海地区应当适当控制贸易自由化程度提升的速度, 侧重于通过发展农业规模化生产和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 进一步增加对最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投入, 帮助其参与到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中来, 从而降低农村平均贫困程度和内部收入不均衡程度;内陆地区则应积极促进贸易自由化, 利用贸易开放对于贫困人口减少的作用大于其对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增加的作用的特征, 使更多贫困人口脱贫, 同时通过经济增长率的提升来控制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增加。

贸易自由化对环境影响 篇2

如此之浩大的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势必会对我国的贸易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自然地就会有人对自由贸易区心存疑虑并且缺乏信心，担心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会产生消极影响。本文试图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贸易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这将对自由贸易区持续快速发展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贸易的影响

（一）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贸易的积极影响

1.贸易壁垒的消除有利于自贸区内各国间的贸易发展

自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后，中国对东盟10国91.5％以上产品实行零关税，对东盟平均关税从9.8％降到0.1％；同时，东盟6个老成员国（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对90％以上的中国产品实行零关税，对中国平均关税从12.8％降为0.6％，东盟4个新成员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将在2015年实现这一目标。[2]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关税壁垒的逐渐消除，将使各个国家的出口成本大大降低，自然地，区内将会获得更大的贸易创造效应。

据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小组专家利用全球贸易分析项目和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得出结论显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能产生正的贸易创造效应，拉动中国和东盟的出口总量增长分别为2.73%和0.95%，社会福利增长分别为17.87亿美元和29.86亿美元[3]。

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利于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和竞争效应

倘若按照人口数量来计算的话，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区，其贸易规模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有着充足的市场潜力，各成员国的国内市场将跟随脚步迈向统一的大市场，使双方的经济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展，在这个大市场内，每个国家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各自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将每件产品的生产规模扩大，从长期来看，这种市场规模的扩大，必将带来规模经济效益。

3.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谈判中的地位

作为一种地缘经济与政治，中国和东盟各国可以通过开展经济领域合作来推动贸易区中其他领域合作的发展，双方需要通过共同努力克服各种在巩固自由贸易区中存在的问题，对内创造出更好的关系和发展环境，对外形成协调一致的利益与声音，这样就会在国际事务中为本贸易区争取更多的利益，推动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最终造福于本地区人民。

4.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中国占有亚洲经济区域一体化先机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新区域主义在逐渐影响着目前世界经济的发展，并逐步取代了国际经济贸易中的双边关系。此次与东盟的合作，其实可以被看做是对其他区域经济合作的反应。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作为亚洲经济大国，中国已被外界认为是有利于推动亚洲经济合作的国家。在中国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区协议后，日本与东盟、韩国与东盟成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以及中、日、韩之间的经贸谈判也随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同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可以为中国更高以及更广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积累经验并奠定坚实基础。

（二）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贸易的消极影响

1.关税降低和部分市场开放将冲击国内产业并带来持续的贸易逆差

随着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关税逐渐降低乃至完全取消，大量的东盟国家的优势产业将不断进入中国市场，无论是对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同类产业，还是对中国国内发展尚不成熟、缺乏竞争力的产业都会造成冲击。比如为了尽快使区域内消费者享受到自贸区带来的好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过程中确定了早期收获计划，规定从2004年1月1日起对500多种农产品实行降税，2006年这部分产品的关税降为零，计划中一些是双边互免关税，但更多的是中国单方面的关税减让，这就对中国的农产品造成了冲击[4]。

2.东盟经济波动和外贸运作成本的增加将对中国贸易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逐步建立，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将会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双方之间的依赖程度也必然会进一步加深。一旦东盟内部出现轻微的波动，中国的相关产业必然会受到牵连，遭到相同的冲击，从而影响中国本身的正常发展。

3.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短期竞争对中国贸易发展的消极影响

在出口市场结构方面上，中国与东盟的主要贸易伙伴都是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在出口商品结构上，中国与东盟均以向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特别集中在如服装、组装类电子产品以及日用品等品种上，基于各成员国在出口产品结构和出口市场结构等方面都存在的竞争，加上由于自贸区的建立造成的市场开放，中国在出口市场上来自东盟的竞争会越来越强劲，而且有可能在短期内造成竞争大于合作的局面。

二、解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消极影响的策略

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经历了想当艰苦的过程，然而自贸区建立以后，中国与东盟各国都仍然面临着挑战，因此必须高瞻远瞩，顾全大局，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对于尚存在的消极影响，应该积极寻求解决方法，以最终实现双赢的目的。为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一）大力发展优势产业，积极推动产业升级

中国与东盟某些国家具有相似的产业结构，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双方的经贸关系。所以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我国应积极主动地调整产业结构，以更好地从自由贸易区中获利。

（二）积极实施市场多元化和产品差异化战略

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就是要鼓励各种有能力的企业通过努力开拓全球市场来参与国际竞争，以使我国改变现有出口集中度较高的现状，减少中国与东盟在国际市场上的争夺。在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其实可以主要对东盟各国市场进行积极开拓，东盟的市场潜力巨大，再加上自由贸易区建立后的优惠政策，东盟更加应该成为中国今后特别关注并加大开拓力度的市场。通过对东盟的积极开拓，可以在增加区内贸易的同时，降低我国对日、美、欧等发达国家的依赖。

（三）大力扶持企业到东盟国家投资，实行跨国经营

随着改革开放走出去战略的不断发展，我国诞生了大量的优秀企业，这些企业不仅具有良好的效益，而且具有一定的规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企业在东盟国家开展跨国经营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此基础之上，政府应该安排部分资金和政策支持，协助愿意走出去的企业到东盟国家开拓市场，投资办厂。

三、结论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应运而生，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和东盟双方贸易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贸易自由化对环境影响 篇3

关键词：自由贸易协定；多边贸易體制；冲击；促进

前言

当今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经济发展已成为一个国家实力衡量的主要标准之一，也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题。在如此大背景下，自由贸易协定的迅速发展已不是意外，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自由贸易协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与损害，但是无论怎样自由贸易协定对多边贸易的促进也是不可磨灭的。

一、自由贸易协定的含义

自由贸易协定是指在经济贸易中是两国或多国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目的在于促进经济一体化，其目标之一是消除贸易壁垒，允许产品与服务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这里所指的贸易壁垒可能是关税也可能是繁杂的规则等等。自由贸易协定已经成为当前国际贸易的主角，是和多边贸易体制并存另外一条贸易道路而且是一条比较相对优越的一条路。自由贸易协定是通过减少贸易之间的交易成本和流通所需要的费用，最终促进国际贸易的蓬勃、健康发展，同时增强了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

二、自由贸易协定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

自由贸易协定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冲击

多边贸易体制的根本原则是最惠国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的核心是“惠及一个，惠及其他”，其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给参与的每一方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大舞台，而自由贸易协定是“谁缔结，谁受惠”，缔结的双方享有优先的竞争机会。自由贸易协定本身就带有歧视性，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原则相悖，这必然会对多边贸易体制产生冲击。

时今当下，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订立自由贸易协定，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投入了越来越多的财力和物力，从而使得这些国家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近于无视的境况。为何出现这种状况，究其原因：自由贸易协定的参与方少，很容易在意见上达成一致，在贸易摩擦中更容易解决问题，使得自由贸易协定从贸易的“第二选择”摇身一变成为了贸易中的“第一选择”。时至当下有许许多多的学者认为多边贸易体制只是一个庞然大物而无实际用处，由此可见多边贸易已经在许多国家中大打折扣，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由于自由贸易协定的存在，多边贸易被处于边缘化的境地。

多边贸易体制，虽然以最惠国待遇为原则，但是多边贸易中由于参与方过多，从而出现众说纷纭，意见很难达成一致，摩擦很难得到解决。每个国家都十分注重本国的经济发展，因为意见的不一致而使得多边贸易体制能带给他们的经济利益很少，而自由贸易协定的诞生让他们看到另外一条渠道，为他们点燃了希望之灯，看见了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带来经济利益，可以拉动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毅然选择自由贸易协定，而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更为的不满，意见更加的不统一，使得多边贸易的谈判越来越举步维艰，时常陷入僵局。

三、自由贸易协定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促进

自由贸易协定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有益补充，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多边贸易中有关贸易自由化的谈判有促进作用。虽然自由贸易协定有时使多边贸易的谈判陷入僵局，但是这并不影响自由贸易协定对多边贸易中有关贸易自由化的谈判起着促进的作用。正如前文所说，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谈判由于成员多，各国之间发展水平不一致，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当今社会各国竞争也是十分激烈的，在经济上谁也不愿落后谁，而经济的发展却是离不开贸易，那么选择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由此，在很大程度上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加快多边贸易中有关贸易自由化的谈判进程。由于自由贸易协定中所确立的一些制度和规则，多边贸易体制可以有选择性的吸收进入新的谈判中来，进而便于避开以及解决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所涉及的难题或者各国彼此间涉及到的敏感问题。在有些自由贸易协定中，对涉及到的许多敏感问题，如农业方面的问题都有一些好的解决办法，并且走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前面，形成了很好的带头作用，这为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扫清了很多障碍和解决了很多难题。所以自由贸易协定在很大程度上对多边贸易体制下有关贸易自由化的谈判有着促进的作用。同时由于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如果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取得某些显著成绩时，肯定会对其他国家或地区起着示范性作用，其他国家或地区也会纷纷效仿，进而在多边贸易中能够更好的达成一致的意见。

四、结语

自由贸易协定是当今经济社会的贸易的主角，也是贸易自由化的重要体现。虽然自由贸易协定对多边贸易有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自由贸易协定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促进作用也是不可磨灭的。任何事物都具有双面性，因此我们我把握好自由贸易协定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促进作用，将积极的影响作为主流。进而对两者自身所存在的问题都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和完善，使得两者能够尽最大可能的相互协调，共同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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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自由化对环境影响 篇4

WTO (世界贸易组织) 成立于1995年, 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果, 目前有174个成员, 其成员国在国际贸易规则, 停止自私保护主义的, 它也担任场地讨论国际贸易规则的多边谈判。在加入WTO之前, 跨国公司的贸易关系受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 约束。

二、区域贸易协定

虽然世贸组织的目标是使国际贸易更加自由, 有时是不能奏效的。正如我们都知道多哈会谈是成功的, 主要的问题是农产品。由于这样的问题不能在多国谈判中得到解决, 因此区域和双边的贸易协定应运而生。区域贸易组织在世界各地有许多种, 例如欧盟,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区域贸易措施对美国是非常重要的, 它通过签订区域贸易协定获得了大量的利益。布什政府时期已经签署了14个自由贸易协定, 另外11个还在谈判中。以多哈会谈为例, 即使它失败, 美国损失也很小, 有一部分原因是它加入区域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承诺和福利,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小WTO的RTA, 他们都对国际贸易, 其规模是不是一样大, 基本上, 他们有很多共同点。所以他们也有类似的承诺和成员的权利方面。然后, 让我们看到RTA与WTO的一些细节。

三、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协定的比较

区域交易和多边交易都需要谈判达成协议贸易的某些方面, 如降低关税和补贴。但为什么如今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区域贸易协定呢?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的两个突出的热点。世贸组织是全球化的象征, 而区域贸易协定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区域贸易协定发展迅速, 20世纪90年代以来, 甚至世贸组织的成立都没有影响到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多哈会谈开始后,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出现了33个区域贸易协定, 其中21个是关于货物贸易, 其余13个是对服务贸易。除蒙古外, 所有的世贸组织成员都至少是一个区域贸易协定的成员, 区域贸易协定中成员国的交易量是整个世界贸易量的一半。区域贸易协定不仅源于欧洲, 而且也是在欧洲得以固定。现在, 亚太地区对签订区域贸易协定也变得非常活跃。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 内容也不断充实。传统贸易协议的目标是把重点放在减少和消除货物贸易税和非关税障碍。现在的协议, 不仅扩大到服务贸易, 而且还制定关于投资、竞争政策、环境政策和劳动条款的规则。区域贸易协定的类型也成倍增加。一些国家已经有很多的经验, 它正在寻找新的突破口。首先, 它们不只是致力于与周边国家签订区域贸易协定, 而且还发展隔海相望国家的贸易协定。例如, 美国和新加坡。并且他们也想打造一个超级的大自由贸易区, 例如美洲自由贸易区和欧盟-地中海自由贸易区。

与多边交易相比, 区域交易更容易获得成功, 因为它很容易在少数几个国家当中达成共识。这就是为什么贸易外交官喜欢区域协定的原因之一。在这里, 我想谈谈多哈谈判, 这是一次多边的谈判, 即世贸组织活动。是什么导致了通话的失败呢?

要谈多哈会谈失败的原因, 我们可以分析世贸组织 (多边谈判) 的缺点。首先, 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多哈会谈?它于2001年在多哈 (卡塔尔首都) 举行。其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消除贸易壁垒, 特别是农产品的贸易壁垒, 消除贫困, 扩大国际贸易。自2001年以来, 谈判时间表已经一推再推。主要的问题是,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补贴无法得到共识。

对于多哈会谈的失败, 很多的参与者都是有责任的。对于发达国家, 例如美国的关税已经很低, 它要求欧盟削减农产品关税和大型新兴经济体, 以减少对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的障碍, 但是美国自身只是提供了很少农业补贴改革。而美国宁愿选择达不成共识, 也不想自己受到协定的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印度希望发达国家削减农业补贴和降低关税, 但自身并不想降低其对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贸易障碍。

很多国家宁愿区域贸易协定的另一个原因是, 多哈 (WTO) 的承诺是不可撤销的, 而双边交易则是灵活的, 他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承诺。

无论区域交易或多边交易, 如果他们成功了, 他们都可以有利于国际贸易。但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 很明显, 区域性协定只是影响少数几个国家, 而多边协定影响所有成员。在多哈谈判中, 任何一个贸易伙伴让步自动延伸到所有成员, 这意味着一个成员国对另一个成员国作出了承诺, 那么这个承诺对所有其他成员都是有效的。但在双边交易, 这样的承诺仅仅是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是有效的。

地域性协定可以成为重新启动多哈会谈的催化剂, 因为很多国家都意识到自己在多哈会议上没有做出的让步在区域性的谈判当中都做了。区域协定数量的不断增加, 使得整个世界也能得到应该在多哈会谈中得到的结果。以美国为例, 布什政府签署了14个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许多人认为多哈会谈的失败造成美国的损失非常小, 部分的原因就是它从众多的区域贸易协定中同样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因此, 区域贸易协定的不断增多同样会加速世界贸易的自由化进程。

摘要：当前各种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正在迅猛发展,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种, 既有法律方面的漏洞, 又有外交策略和经贸利益等因素的考虑。过多的区域贸易协定势必会影响多边贸易谈判的进程和前景。本文从对区域贸易协定和多边贸易协定的比较, 分析各自对世界贸易的影响。

关键词：区域贸易协定,多边贸易,世贸组织,多哈会谈

参考文献

[1]王培志, 马兆庆.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山东财政学院报, 2007 (2)

贸易自由化对环境影响 篇5

【英文标题】On the Conflicts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Free Trade SONG Chun-feng,GENG Xian-hui(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Nanji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95,China)【作 者】宋春峰/耿献辉

【作者简介】宋春峰(1979-)，男，河北邢台人，南京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国际贸易专业1999级学生。南京农业大学 经贸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耿献辉 南京农业大学 经贸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内容提要】自1990年以来，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的关系问题就成了世界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是自由贸易导致了全球环境的不断加剧恶化，应限制自由贸易；而贸易自由主义者坚持只有自由贸易才能更有效地保护环境，应努力消除一切贸易壁垒，使贸易更加自由化。如何协调好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通过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学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二者可以协调发展。环境成本内部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摘 要 题】环境与贸易

【英文摘要】Since the 1990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ction and fre e trade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test issues in the world.Environmentalist s think it is free trade that is deteriora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should be restricted.Free trade advocators argue that only free trade can protect environment efficiently and m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nsure of a “f reer trade”.How to harmon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ec tion and free trade is becoming a world issue.Through the economic analysi s we can reach a solution tha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free trade can be harmonized by means of cost internalization.【关 键 词】环境保护/贸易自由化/协调发展/成本内部化

environmental protect/free trade/coordinated development/costinternalization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741.2 文献标识码：A

一、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在实践中的冲突

（一）贸易所得与生态失衡

自20世纪80年代，全球贸易的日益自由化使人们将眼光更多地投向贸易所得。许多发达国家利用各种贸易方式耗竭性地掠夺全球资源，造成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严重失衡。同时，人们一味地追求贸易扩大、资本积累、工业化的大规模发展模式，又使全球环境进一步恶化（高风、毛毛，1998）。于是，众多学者呼吁对WTO进行体制改革，修订其法律原则，各国实施环保政策限制贸易自由，保护生态环境。但是，在实践中，常常有些国家以环境保护为借口，单方面制订歧视性政策和贸易保护的立法，比如名义上合理性、形式上合法性、保护内涵上广泛性和保护方式上隐蔽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绿色贸易壁垒（注：绿色贸易壁垒是指进口国以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和人类健康为由，对来自国外的产品进行限制的手段和措施。“绿色贸易壁垒”有两重性，即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贸易，但常成为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手段，本文采用以上定义恰体现了这一点。）（赵苏，1997）。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前执行主任托尔巴博士在1991年北京举行的“发展中国家与国际环境法研讨会”上也提出质疑：“保护环境的一系列法律努力是否在无意中创设了贸易保护主义呢？”专断的歧视与暗藏的保护都是与自由贸易的宗旨相悖的。因而，各国的环境保护政策使本已困难重重的贸易自由之路变得更加举步维艰。

（二）消除污染与消除贫困

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经济和科技上的显著优势，而使他们在“环保——贸易”政策上的矛盾更加尖锐。发达国家认为：目前全球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已日益威胁到了人类生存和发展。因此，为了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应优先考虑环境保护，减少并消除污染和破坏环境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鼓励环保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推动全球环保市场的扩大；同时，为了保护环境和人们身体健康，任何国家都有权采取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控制甚至禁止污染环境的产品进出口。而发展中国家认为，保护环境的确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任务，但我们目前最大挑战是贫困，而发展中国家认为，保护环境的确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任务，但我们目前最大挑战是贫困，而消除贫困的唯一出路是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只能优先发展经济，在发展中保护环境（张宝珍，1996）。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保——贸易”认识上和政策上的不同，一方面是发达国家要维护在贸易中的既得利益和日趋衰弱的夕阳产业；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要继续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实力，提高在贸易中的地位，最终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其归根结底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自由主义在新形式下的利益冲突反应（蒙子良，2000）。

（三）环境标准的制定与统一

环境标准的制订与统一是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在实践冲突中的具体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条件和现实国情的不同，各国对环境偏好、需求也不同，从而造成在环境标准和政策上的差异。环境偏好程度高的国家往往有较高的环境目标，制定较高的环境标准，使生产产品的成本较高，在国际市场可能失去价格优势，降低竞争力；相反，在实施较低环境标准的国家里，其产品可能获得一定的价格优势，获得竞争力。比如，在美国与墨西哥金枪鱼一案中，美国通过其严格的环保标准对金枪鱼捕劳方式的限制使墨西哥捕鱼成本提高，墨西哥由此损失了这一方面的比较优势，造成两国贸易冲突（汪洪，2001）。

总之，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拥有较高的收入水平，更偏好清洁的环境。并有足够的财力、先进的技术来规划国内环境保护。而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阶段，虽然知道环境保护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迫于贫困和人口增长等社会压力不得不以牺牲环境来获得经济发展、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因此，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的不协调或冲突是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有不同阶段的经济利益冲突的反映。

二、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在理论上的争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关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关系的争论日趋激烈。经济乐观主义论者认为人类是超越于自然界之上，并且自然界、环境与经济发展是彼此分离的，环境污染问题可以在其发生的时候通过开发新的技术而加以解决。因此，社会必须首先发展经济，才有能力负担环境污染的投资，而自由贸易有助于经济增长，即有利于环境保护。但环境污染悲观论者认为人类是寄生虫，对自然界构成破坏，而自由贸易的发展加剧了环境恶化（托马斯·安德斯·安德森，卡尔·福克，斯蒂芬·奈斯德姆，1998）。

美国经济学家哈丁(Garrett Hardin)著名的“公地的悲剧”可谓是环境主义者观点最有力的实证。美国的另一位环境学家尤劳吉(Christian Euloign)将自然资源分为独占资源(Appropriable Natural Resources)和不可占资源(Inappropriable Natural Resources)。前者是生产者或消费者能够完全独占的经济价值资源，如土地、树木、天然气、铜矿、石油等；后者是那种不能分割、难以独占、现在公众仍在免费使用却由社会来承担代价的资源，如清洁的空气、大气，山光水色，宁静等环境资源，即哈丁所说的“公地”。而传统的国际贸易思想仅考虑了前者，没能正确估价和分配后者，使全球贸易加剧环境恶化。

环境主义者和经济增长极限论或自然保护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和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希等以罗马俱乐部为思想库，于1972年发表了《增长的极限》一书，提出了“零增长论”。他们认为，如果世界在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利用等方面按照当时的增长率继续下去，那么未来100年内地球上的经济增长将达到极限，可预期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的增长率将突然不可抑制地下降。在“零增长论”的基础上，有的学者提出了“环境保护第一主义”、“人类返回到大自然里去”等主张。针对增长极限论和自然保护主义，以美国学者赫曼、卡恩和经济学家利朱利安、林肯和西蒙等为代表的乐观主义派提出了“经济发展决定论”。这种理论实际上就是传统经济理论的延伸，认为近200年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已增加了人类的福利，而且所有发达国家的期望寿命和健康水平要比两个世纪前的状况好得多。经济学家吉·曼·凯恩斯认为经济增长不仅是个好事，而且还是所有人类获得美好生活的先决条件，该学派认为市场价格机制和技术进步对资源稀缺性具有缓冲作用，而且发展中国家应把环境质量放在第二位考虑的问题。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在饥饿和空气污染中当然是面包重要”（王金南，曹东，1997）。零增长论与发展决定论虽都把环境与经济起来，具有同样的片面性的，但也反映了不同的利益要求。

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贸易自由虽对进口国和出口国暂时都有利，能增加全球福利，但贸易所得常被环境成本所抵消，甚至产生更多负效应。而且，进一步应用“环境资源禀赋（注：环境资源禀赋是指一国或地区的环境容量，对污染的物理吸收能力，即对环境损害的修补能力，其包括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可替代、可更新程度，环境对污染物在不产生外部成本的吸收能力和环境技术禀赋三部分。）”理论，把环境要素纳入一国的生产要素体系之中，提出了“污染的避风港”假说——认为由于各国环境资源禀赋不同而导致在国际贸易中环境比较优势的存在，而各国通过激烈的贸易竞争重新安排环境资源，加剧环境恶化。由于环境污染的“不可分性”，又造成跨国性全球环境进一步恶化。

Copeland和Taylor(1994,1995)对“污染的避风港”提出怀疑，认为贸易主要是由于“可占有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引起的，而且在贸易过程中主要是贸易的规模、技术和竞争对环境产生影响。Antweiler,Copeland And Taylor(2001)在此基础上，从贸易的规模、技术和竞争三个方面对4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SO[,2]的浓度变化做了分析，结论是：贸易的规模每提高1%，平均每个国家的SO[,2]浓度提高0.25%-0.5%；但竞争促进的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使世界财富增加，有利于发展对环境无害的产品，刺激环保产品和环保技术的开发，有利于消费者选择较高质量和有效的环境服务，从而使SO[,2]的浓度下降1.25%-1.5%；并进一步推断自由贸易使人均GDP每增加1%，可使污染程度下降1%。

在国际贸易领域，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的理论之争，实际上是在新形势下实践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即环境要素对“两要素禀赋”理论适应性在遭受“里昂惕夫之迷”之后的又一挑战。

三、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协调发展的经济学分析

贸易与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贸易被看作国家繁荣昌盛的保证，并积极推动世界进步。而有关环境、健康、安全的法律保证了我们饮水的清洁，所吃食物的洁净，呼吸空气的清新。因此，贸易与环境有着紧密联系（刘敏，1997）。事实上，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二者之间本不存在不可协调、分歧甚至冲突，而是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贸易自由化可以增加收入以支付治理环境的费用，更有效地配置包括环境在内的各种资源，以较小的成本实现相同水平的产出，保证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肖德、张颖，1997）。

目前，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国际贸易不是全球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而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不能体现环境成本所导致的市场失灵才是全球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比如某些进出口商的生产、营销、消费活动虽污染了空气和水，造成全球环境资源污染；但这些环境资源的污染在生产或贸易中被忽略不计，造成进出口商品的成本不包含或不反映其全部成本。而在国际贸易中，如果考虑环境的外部性并实行环境成本内部化，那么将对国际贸易的福利效应和环境保护产生重要影响（曲如晓，200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赵凌云教授在“全国资源环境经济论坛研讨会”上认为，在经济学的范式分析中一直把环境资源的供给作为给定的，即相对于资本、劳动、技术、制度是经济学的外部属性。而沿着这样的理念，世界各国在追求经济增长中，付出了通货膨胀、贫富悬殊、资源逐步耗竭等代价，人类社会日益走向混乱和不平衡的绝境。如果把环境内部化，一定会给经济学带来理论上的革命。他进一步指出，人类行为评价标准的价值转型，即从人类中心向生态中心的转型是环境内生型经济的理论基础，生物经济人假设是环境内生型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环境内生型经济理论研究的是在人与环境自然和谐的目标前提下，解决稀缺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配置。

“科斯定理”将外部性与产权联系起来后，研究外部性的许多学者认为“公共财富”的存在是产生外部成本的根本原因。环境资源往往属于公共物品，或者至少具有一定的公共性。界定环境资源的产权、抑制外部不经济性的基本条件是产权的明晰化，而消除外部性的交易最好对产权的拥有尽可能排他。但是诸如大气、公海和需加保护的自然植被等环境要素，事实上不存在私有化的可能。因此，就有赖于对环境资源合理定价。环境资源是否有价值？这一点在环境学术界仍在探讨，但有一点是统一的，即“环境是一种资源，应当具有价格。”1972年经合组织环境委员会在《关于环境政策的国际经济方面的控制》中首先提出这一原则，规定“排污者必须负担由公共当局决定的减少污染和费用，以保证环境处于一种可被接受的状态。”一般的排污者付费原则要求排污者支付控制排污量以达到排污量标准的费用（控制成本），而不需支付标准内排污对环境所造成的损害。扩展的排污者付费原则要求排污者不仅支付控制成本而且支付损害成本。

胡妍红，傅京燕(2001)在考虑环境要素的影响下对贸易所得进行了环境成本内部化效果的实证分析。如图1所示：

附图

图1 环境成本内部化效果的实证分析

图1(a)中，横轴代表生产和消费时会产生污染产品的数量，纵轴代表该产品的价格。PMC线（即么认边际成本线）为厂商的供给曲线。这时，自由市场的均衡产出量和价格分别是Q[,2]、P[,2]。如果在消费和生产每单位该产品时，存在着相应的外部影响，那么曲线PMC就不能代表这个产品的实际社会成本。如果每单位该产品使得除生产者和消费者之外的第三方必须承担2美元的成本，那么，政府通过立法规定每单位产出应当缴纳2美元的销售税，就可以得到实际边际社会成本SMC。ac即为2美元的外部成本。在需求曲线D和边际社会成本曲线SMC的新交点外，Q[,1]就是有效产量，而P[,1]则是相应的价格。因此，在征收污染税之后，污染产品的实际产出量就由原来的Q[,2]降低到社会最优产量Q[,1]。同时，对消费者收取的价格从P[,2]上升到P[,1]，而生产者接受的价格则从P[,2]下降到P[,3]。根据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相对弹性，污染税的税负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分担。在污染税ac中，消费者缴纳ab，生产者缴纳bc。同理，如果政府明确界定环境资源的产权，则受到污染损害的第三方有权向生产者索取2美元的赔偿，那么PMC曲线向上移动SMC，产量也降到社会最优水平Q[,1]。

因此，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措施可以减少污染的数量，达到社会最优水平。当污染排放量处于很高水平时，它们就会使人体中毒或使环境遭到破坏；当污染排放量处于低水平时，由于人体对大多数毒素具有某种耐受性，其影响可能微不足道。同时，环境也具有某种吸收能力，它能够把大多数的污染物吸收掉一部分，即具有自我净化能力。然而，一旦超过临界量，污染物浓度及其毒性就会迅速上升，图1(b)所画的成本曲线更符合现实。随着污染物浓度的提高（当总产出量增加时），SMC曲线与PMC曲线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即外部成本越来越大。当总需求保持在低水平时，这种差距就会很小。然而，随着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和收入的日益提高，需求曲线从D向外移动到D[,1]，外部影响的重要性就日益提高。

复旦大学胡涵钧(2000)进一步在理论上分析了污染性商品贸易，结果表明：在生产污染类产品的自由贸易中，进口国的福利将因减少了对国内环境污染而肯定会上升，而出口国的生产者收益与外部成本的难以确定使出口国的贸易福利也不确定；在消费污染类产品的情况下，出口国的福利肯定会上升，进口国的却难以确定。但是，如果两国均采用“最优的环境污染政策”（注：最优的环境污染政策：指要使防治最后一单位污染所花费的成本——边际减污成本(The Marginal Abatement Cost)等于最后一单位污染所造成的损害成本——边际污染成本(The Marginal Damage Cost)。），即环境成本内在化，自由贸易会使两国均获益。

四、结论

由于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涉及到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涉及不同发展阶段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贯彻。因此，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非常复杂。而环境成本内部化指出了问题新的解决方向，可使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共同服务人类。

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但它仅涉及了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没有反映环境成本。而将环境成本内部化后，含有环境成本的广义比较成本则反映了产品的真实成本，是真正的贸易比较成本。环境成本内部化到产品价格中后，现行的许多贸易限制已变得毫无必要，世界各国将面对一个更加开放的国际贸易系统，促使世界贸易更趋于自由化。同时，环境成本内部化后，企业将不得不加大环保投资力度，改进原有的生产技术，引进和开发治污技术，增加对环保技术和产品的需求，优化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加速耗能高、耗资多的产品和工艺消亡，使资源更合理配置。因此，环境成本内部化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进而解决了环境与经济的协调问题，使各国在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保护环境，使我们走出经济与生态的对立之谷，使世界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收稿日期：2002-08-02 【参考文献】

贸易自由化对环境影响 篇6

关键词：上海自贸区；港口；航运

一、自贸区建设背景和历程

上海自贸区是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在境内设立的区域性经济特区。上海自贸区是一国境内关外的贸易行为，从本质上讲属于自由贸易园区。与传统自由贸易区不同的是，FTA是一国在自己的地域设立，游戏规则自个制定，而传统FTA是根据多个国家之间协议设立的区域经济贸易体，游戏规则是多国共同制定。

2004年，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通过封关验收，实现了区港联动的第一步，向自贸区跨出了第一步。2005年，全国首个保税港区--洋山保税港区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向自贸区迈出更大一步，真正实现了区港一体化，除硬件建设上的一体化，还包括政策、功能定位等软件建设一体化。2009年，上海综合保税区正式挂牌，推进"三港三区"联动发展。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区港一体化、"三港三区"联动发展效应凸显，在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中具有重要核心地位和作用。

二、自贸区建设主要任务和对港航业发展的要求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作为国家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做出的先行先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制度创新的重大举措，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重大。

1. 主要任务和创新点

根据总体方案，自贸区范围涵盖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即以海港和空港为重要载体，并明确自贸区具有扩展性和复制性。自贸区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域的开放，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主要亮点如下：

（1）着力制度创新

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要求，尽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把试验区必须具备的一整套法律法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准备好，强调制度创新重于政策优惠。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改变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转型发展模式，放弃单靠政府投入扶持经济的做法，将市场行为的主导权更多地给予市场主体。

（2）创新口岸监管

自贸区实施"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自由流动"的创新监管模式，海关和检验检疫更加便利化。

（3）扩大服务业开放

提出了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社会服务六大重点开放的服务业领域，并制定了详细开放措施，开放度和自由度显著提升。

2. 港航方面要求

总体方案中港口和航运业直接相关性内容如下：

（1）放宽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国际船舶运输企业的外资股比限制，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国际船舶管理企业。

（2）积极发挥外高桥港区、洋山深水港区、浦东空港国际枢纽港的联动作用，探索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发展制度和运作模式。

（3）完善启运港退税试点政策，适时研究扩大启运地、承运企业和运输工具等试点范围。

（4）积极发展航运金融、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管理、国际航运经纪等产业。加快发展航运运价指数衍生品交易业务。

3. 相关文件出台

继自贸区总体方案后，国家有关部委和上海市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制定相关实施意见和操作办法：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项目备案管理办法、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企业备案管理办法等。

三、自贸区建设对上海市港航业发展的影响预判

港口航运业是自贸区建设的核心载体，从国际经验来看，大部分自贸区都建立在自由港基础之上，因此，自贸区建设对港航业的影响是积极和深远的，必将带来重大机遇和变革，特别会在行业中长期发展上带来红利，具体影响有待于后续细则的出台和实施效应的评估。自贸区建设对上海市港航业发展的影响预判如下：

1. 航运要素将加快集聚

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将加快扩大市场准入，航运开放政策将进一步加快各类航运要素集聚，加快国际航运企业、船舶管理公司及现代航运服务业相关企业落户自贸区，进而有利提高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资源配置能力。自贸区挂牌以来，已迅速吸引上海运力集装箱有限公司、中国太保和大众保险分支机构、多家银行自贸区分行等企业落户，可以预期，随着各项支持政策的推进与落实，更多的航运要素将落户自贸区，从而使上海船舶登记、航运交易、航运金融、航运保险、离岸业务的市场总量相应提升。

2. 港口吞吐量将继续增长，港口物流模式发生转变

贸易便利化、口岸监管模式创新、市场开放加大，必然加快货物集聚，上海港的国际国内辐射能力进一步增强，港口生产规模必将明显增加。同时港口物流模式将转变，监管流程优化、简化，加快货物的集疏运、中转速度，提高客户满意度，节约集装箱占用和管理成本，港口运营效率和效益将显著提高。

3. 自由贸易新规则倒闭港航业转型升级，内生动力增强

当前，欧美发达经济体正在加速推进"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致力于建立一个弱化WTO规则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新秩序的核心是自由贸易新规则即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形成强大的货物和资金控制能力，自贸区建设应未雨绸缪。随着自贸区国际惯例的实施、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外资准入门槛降低，参与主体将更多，市场竞争或更加激烈，特别是国际竞争加强，倒闭国内港航业转型升级，促进专业化、集约化经营，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几点思考和建议

当前，自贸区建设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上海市港航业发展正在面临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以自贸区建设为契机，加快港航业发展的几点建议如下：

1. 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

参照国际中转流程优化空箱调运流程，建设区域性全球空箱调运中心；加快洋山岛域中转集拼中心建设，优化国际中转流程和通关监管模式，推进国际中转集拼业务规模化发展，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自贸区设立国际分拨中心。

加快内河集装箱运输市场培育，打造水上高速公路；加快外高桥内河港区和芦潮港内河港区建设和运营，加强与海港对接，促进内外港区一体化运作；加强干支港口衔接，完善配套服务，争取部海事局支持，实现内河集装箱船舶定期签证。

2. 加强区域港口合作

完善合作机制，主动加强与长江流域和长三角港口对接和合作，开展多种形式联营联合，推进干支港口一体化发展，扩大自贸区辐射效应。

3. 加大口岸监管制度改革创新，转变港口物流发展模式

以自贸区建设为契机，在通关手续、海关检验、转运手续和监管、作业程序、库场存储等方面，不断深化管理创新和政策创新，转变港口物流发展模式，提高物流效率，加快货物集散，拓展功能，完善增值服务，真正实现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提高上海口岸的综合管理和服务水平。

参考文献：

[1]李艳丽.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政治经济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

[2]石良平，黄丙志.贸易便利化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11.

[3]王佃凯.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自由化战略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4]上海市人民政府.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上海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2013.

贸易自由化对环境影响 篇7

各国应该支持自由贸易几乎是经济学家的共识。但现实中大家更多看到的是政治家对自由贸易的担忧, 这种担忧主要集中在贸易对失业的影响上, 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主要批评者就认为其协议的签订会造成国内的失业。特别是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 美国制造业的工人都将失业归咎于与中国的自由贸易, 美国制造业联名要求提高对中国出口商品关税的案例也屡见不鲜。例如中国2008年12月取消钢材出口关税就遭到了美国钢铁行业的抗议, 主要原因在于, 美国钢铁行业认为, 中国相对更低的生产成本, 特别是廉价的劳动力, 使中国产品在与国外竞争时更具优势, 导致美国国内生产减少, 失业增加。发展中国家大都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手工产品为主, 因此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另外, 经济学家也经常忽视贸易对失业的影响。因为总体来说, 失业率是宏观层面的, 与宏观经济的整体波动密切相关, 而贸易是微观层面的, 它考察的是经济资源在不同国家的分配。因此, 主流的观点是, 贸易对于总失业并没有很大的影响, 在很多著作之中, 贸易模型都是完全就业的。

近年来, 随着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理论的发展, 出现了很多微观理论基础的失业模型, 其中最受瞩目的是搜寻和匹配模型和有效工资模型 (搜寻和匹配模型参见Pissaridies (1984) , Davidson (1987, 1988) 。有效工资模型, 参见Akerlof et al (1986) ) 。此后, 贸易与失业的理论研究也不断深入。Matusz (1996) 结合垄断竞争模型和效率工资模型说明贸易导致了实际工资的增加, 从而就业上升;同样, Felbermayr et al (2011) 利用搜寻模型发现贸易开放降低了总失业。另一方面, Janiak (2006) 、Helpman et al (2010) 则认为贸易会增加一国失业。而Davidson et al (1999) 的比较优势模型则说明贸易对失业的影响取决于各国资本、劳动的禀赋。同时, 学界也在强调经验研究的重要性。正如Davidson和Matusz (2004) 指出, 贸易是否影响失业是一个“经验问题”, 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模型说明贸易和失业的确切关系。比较有代表的经验研究是Dutt et al (2007) 和Felbermayr et al (2011) , Dutt利用横截面数据研究贸易开放对失业的影响, 支持了李嘉图模型的结论, 认为贸易开放减少了总失业;而Felbermayr利用面板和横截面数据的回归也得出, 在长期中, 贸易的开发导致失业率的减少。另外, 一些实证研究具体到了行业层面, 例如Greenaway et al (1999) 和Hasan et al (2012) 。

对比Dutt et al (2007) 和Hasan et al (2012) 建立在李嘉图模型上的实证研究, 本文的经验预期建立在Davidson et al (1999) 模型的基础上。基于Davidson (1999) 模型所具有的H-O的特点, 本文所做工作的主要特色体现在结合各国劳动资本禀赋的差异, 来考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是否增加了发达国家的失业, 而此前Dutt (2007) 和Felbermayr (2011) 的实证研究则并没有考虑各国的禀赋差异。

本文随后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主要解释Davidson et al (1999) 模型的基本框架, 其中失业是由搜寻机制产生。Davidson et al (1999) 模型的基本机制是, 部门要素周转率的不同, 会导致不同部门对要素的吸引力不同, 这样, 对要素的补偿在不同部门是有差异的, 这引起产品价格的不同, 从而决定不同国家的贸易模式。第三部分是实证研究, 基于理论模型得到经验预期后, 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34个成员国作为发达国家, 考察他们与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开放程度。其中因变量是各国失业率的大小。由于失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为了防止在回归时遗漏重要的变量, 影响失业率的其他变量也应考虑进来作为控制变量, 包括实际GDP增长率、公会密度、失业保护等等。为了避免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 本文也进行了滞后变量的回归。然后, 针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边贸易的不同成分, 研究高、低、中端制造业贸易对发达国家失业率水平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

假设时间是连续的。现在考虑一个两个国家、两个部门、两个要素, 即一个2×2×2的模型。两个国家是本国 (Home) 和外国 (Foreign) , 并且它们的生产技术相同, 下文带星号的变量均表示外国, 每个国家有两个部门X、Y。生产要素是劳动 (L) 和资本 (K) , 假设它们可以在两部门之间自由流动, 但不能流动到国外, 每一时刻工人可能是雇佣的也可能是失业的, 资本可能是运转的也可能是闲置的。生产一单位的X或Y要使用一单位的L和一单位的K, 因此失业工人和闲置资本需要在经济中寻找配对从而就业。令Ish代表在部门h中搜寻配对的i类型的要素, Ieh代表在h部门中被雇佣的i要素的数量 (i=L, K;h=X, Y) 。因此Ih=Ish+Ieh代表在每一时刻属于部门h的i要素的总量。I=Ix+Iy是经济中i要素的总量。

假设在不同部门寻找配对的难易程度不同, 用ehi表示部门h中的i要素找到配对的可能性。Davidson et al (1999) 的模型中假设:

其中Eh>0, 表示部门h中就业的概率, 代表了h部门工作搜寻的技术;sh=Lsh/Lsh+Ksh表示部门h中失业劳动力占失业总要素的比例。

令Vish表示在部门h搜寻配对的i要素的一生的期望效用, Vieh表示在部门h已经配对的i要素的一生的期望效用。部门h中已经配对的L和K有一定的概率拆散, 用bh这一概率与Eh对应, 它代表了工作解散的“技术”。在每一时刻失业的要素在下一时刻可能继续失业也可能被雇佣, 而已经被雇佣的要素也面临失业的风险, 由此得到以下两个方程:

在上式中αhi表示要素i在部门h中所挣得的收入的份额, Pk表示商品h的价格, ρ是贴现率。收入份额αhi由纳什合作博弈解决定, 于是得到

因此可以得出在自给自足情况下两个均衡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 解散的配对数等于新创造的配对数:

第二个条件是, 因为要素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 所以在不同部门找工作一生的期望效用应该是相同的:

这个条件等价于:

其中P=Px/Py

由 (9) 式可以推导出sx=sy, 令sx=sy=s

因为sx=sy=s, 所以, 即自给自足条件下, 均衡价格仅仅取决于E与b。

现在, 假设本国是一个资本相对充足的大国, 外国是一个劳动力相对充足的小国, 并且工作解散技术 (bh) 在两个国家相同, 但在部门之间不同, 且大国拥有更有效的工作搜寻技术 (Eh) , 也就是说bx=bx*>by=by*, Ex=Ey=E>E*=Ex*=Ey*。另外, 假设小国在贸易之后仅专业化生产有优势的产品, 而大国仍是多样化生产, 所以大国的相对价格不变。

可以得到, 如果Ex=Ey, 那么μx叟μy等价于bx>by, 其中μh=Lsh/ (Lsh+H) 是部门h中的失业率, 那么由上面的假设我们知道X是高失业率的部门。

结合 (10) 式和上面的假设, 在自给自足条件下, 可得:

也就是说大国在X生产上有比较优势, 大国会出口X, 而小国专业化生产Y。因此大国生产的X/Y增加。

由以上的推导可得如下命题:一个资本充足的大国和一个相对劳动充足的小国之间的贸易会增加大国的总失业率。

发达国家整体来说都是资本相对充足的, 例如,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大多数国家符合世界银行发达国家的标准, 且资本的相对存量都远远超过或十分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本文随后将验证) 。而发展中国家大多是劳动充足的。因此, 结合上述命题, 得到的经验预期是,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越开放, 发达国家的总失业率水平会越高。

三、实证研究

1、变量描述

本文选取OECD34个成员国1995—2008年的年度数据。

(1) 资本充足程度。本文假设OECD成员国均是高收入的, 为了说明OECD成员国的资本相对充足程度, 首先搜集全世界167个国家2000年劳动力和资本的存量, 计算它们资本和劳动力的比率。如果该比率超过了世界的平均水平, 就可以认为这个国家是资本相对充足的。在这167个国家中, 我们发现卢森堡、日本和瑞士是资本最充足的国家, 美国的资本充足程度也很高, 排在第7位, 它们都是OECD的成员国。而OECD的34个国家资本劳动力比率有31个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其余3个国家是爱沙尼亚、波兰、土耳其, 但它们的比率都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所以可以认为OECD的所有成员国家都是高收入且资本充足的。于是根据上述命题, OECD作为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代表, 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越开放, 面临的失业水平会越高。

(2) 失业率。回归的因变量是失业率, 即失业人数占劳动力的比率, 正如Felbermayr et al (2011) 指出, OCED这样的国际机构的失业率数据并不存在很大的质量问题 (相反OECD外的一些国家失业率数据可能不准确) , 因此, 可以忽略失业率数据的问题导致结果不准确。失业率数据的来源是OECD statistics, 包含34个成员国1995—2008年的数据。

(4) 控制变量。由于失业率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而不只是贸易因素, 如果做回归时遗漏了其他重要的相关变量就会导致模型估计偏误。在经济周期的快速增长阶段, 失业率很小, 而经济衰退总伴随着失业率增加, 总体来说, 各国失业率与宏观经济波动密切相关。从近20年的数据可以发现, 失业率与GDP增长率有明显的反向变动关系, 所以本文将各国每年的GDP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考虑进来。

另外, 劳动市场制度对失业的影响也不可忽视。Nickell et al (2005) 指出, 劳动市场制度的演变解释了失业率很大程度的变化, Dutt et al (2007) 和Felbermayr et al (2011) 的分析考察了不同的劳动市场制度变量, Kim (2011) 更是指出贸易对失业的影响取决于劳动市场制度的宽松程度。OECD提供了一系列反映劳动市场制度的变量, 例如工资扭曲程度、工会密度、就业保护立法指数等。本文采用工会密度和就业保护立法指数这两个指标。经济理论表明, 一个国家的工会力量越强, 所造成的结构性失业也必然更严重, 工会对失业率的影响用工会密度这个指标来衡量, 其中工会密度是指有工资收入的工会成员占有工资收入的总就业者的比率,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OECD的数据库。Botero et al (2004) 指出, 每个国家都有一套复杂的体系来保证工人的就业, 就业保护的方式多种多样, 有立法、机构的监管甚至是习俗等等, 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工人的基本利益, 保证他们最低的生活水平, OECD的就业保护立法指数衡量了各国就业保护的情况。就业保护立法指数是一个国家对公司解雇和雇佣合同签订的管制的严格程度的综合指标。就业保障的相关立法无疑会影响失业情况, 例如经济学家公认, 最低工资法会增加一个国家的失业率。所以我们也考察这一变量。

由于回归的个体是OECD不同的成员国, 而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经济规模、发展情况等, 因此本文借鉴Dutt et al (2007) 的做法, 将GDP/劳动力作为回归变量, 控制不同国家的经济规模, 其中实际GDP的数据来源是OECD数据库, 而劳动力的数据来源于UNCTADstat。

表1列出了实证研究中上述所有变量, 并说明了这些变量数据的来源。

2、直观观察

图1反应了OECD国家整体失业率与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的关系。每个样本点代表一个国家, 横纵坐标值反映1995—2008年的平均失业 (%) 和开放程度 (%) 。从图1中直观上可以发现贸易开放度与失业率负相关, 即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贸易越开放, 发达国家的平均失业水平越少。

3、回归结果分析

(1) 面板数据回归。首先, 对1995—2008年OECD34个成员国的面板数据进行混合估计, 其中考虑了相关的控制变量, 结果见表2的 (1) 列。模型作为一个整体是显著的, 并且回归的变量解释了失业率21%左右的变化。从控制变量估计系数来看, 两个衡量劳动市场制度的变量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失业产生影响, 就业保护水平与一个国家失业显著的正相关, 也就是说, 对工人的工作提供越多的保障措施, 工人所面临的失业越高;工会密度对失业的影响同样也是显著为正的。回归结果还显示, 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开放度与失业率呈显著的负相关, 系数是-0.01, 也就是说, 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越开放, 失业率越小, 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贸易流量占GDP的比例每增加1%, 发达国家失业率减少0.01%。这与模型的理论预期并不相符。

面板数据的混合估计忽略了各个国家的差异性, 考虑到个体效应, 我们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估计方法重新估计, 从估计结果表2的 (2) 列可以发现, 结果与面板数据的混合估计有所不同, 控制变量的系数大多不再显著。另外, 开放度的系数也不显著, 但符号仍是负的, 大小约为-0.006。固定效应的估计与混合估计结论相同, 即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越开放, 失业率越小。

(注:回归中包含一个常数, 此处没有说明;括号中是回归的标准误, *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2) 滞后变量回归。面板数据回归结果不理想引起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可以想象, 一个发达国家的失业率越高, 就面临越大的压力去加大贸易保护, 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 因此失业率越高, 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双边贸易量也就越少, 即反向因果的问题。也就是说, 作为解释变量的贸易开放度可能具有内生性, 一种避免这种问题的方法便是采取滞后变量进行回归。本文的做法是, 用1998—2008年的失业率数据对滞后一期的贸易流量回归 (采用其它滞后期数, 例如两期、三期, 与滞后一期的结果没有显著不同, 因此本文考虑滞后一期的结果, 保证了数据量最大) 。

类似的, 分别采用面板数据的混合估计和固定效应估计两种方法。从面板数据的混合估计结果表3的 (1) 列可以发现, 所有反映劳动市场制度的变量的系数均是显著的。特别的, 开放度的系数显著为负, 约为-0.01, 同样说明了OECD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越开放, 失业率越小, 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贸易流量占GDP的比例每增加1%, 发达国家失业率减少0.01%。

(注:回归中包含一个常数, 此处没有说明, 括号中是回归的标准误, *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面板数据固定效应的估计 (此时假定个体效应为固定效应) 结果见表3的 (2) 列。模型整体是显著的, 且自变量解释了失业率78%左右的变化。开放度的系数仍是显著为负, 但绝对值增加, 为-0.015。

因此, 滞后变量回归结果说明,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贸易越开放, 发达国家的失业水平越低。

(3) 低端制造业贸易对失业率影响。前面的回归结论均说明,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并不会增加发达国家的失业水平, 相反,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贸易越开放, 发达国家失业率水平越小。这和本文具有H-O特点的模型的经验预期并不相同。究其原因, 或许是由于实证所用的数据与模型的假设并不完全相符。发展中国家可能并不满足小国的假设, 例如中国, 又或许大国工作搜寻的技术不一定更有效率。

但具体考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边贸易的不同成分:低端制造业、中端制造业、高端制造业, 可以发现低端制造业贸易和高端制造业贸易对发达国家失业率具有不同的影响。特别是,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低端制造业的贸易水平越高, 发达国家失业率越高。

首先, 直观上考察OECD每个成员国的数据。取1995—2008年的平均值, 求出每个国家这一时间段的失业率和低端制造业产品进出口的平均水平, 观察二者是否相关。图2反映了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其中横轴表示失业率大小 (%) , 纵轴表示一国与发展中国家双边贸易流量中低端制造业产品的比例 (即中低端制造业产品的比率) , 用ML表示 (%) 。图中每个样本点都表示了OECD的一个成员国。从图中能够发现, ML (BX+BM中低端制造业产品的比率) 越高的国家, 往往有更高的失业率。

其次, 对34个国家1995—2008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 利用相同的控制变量, 研究高、中、低端制造业贸易对失业率是否有影响。回归的混合面板估计结果见表4的 (1) (3) (5) 列, 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见表4的 (2) (4) (6) 列。回归结果表明, ML的系数显著为正, 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低端制造业的贸易会增加发达国家失业率水平;MH的系数为负, 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高端制造业的贸易会减少本国的失业, 并且系ML数大小明显高于MH系数绝对大小。可见高、低端制造业贸易对发达国家失业率的影响是明显不同的, 低端制造业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的比重越大, 发达国家的失业率越高, 而高端制造业对失业率的影响相反。

(注:回归中包含一个常数, 此处没有说明, 括号中是回归的标准误, *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四、总结

本文建立了一个失业与贸易的模型, 其中失业是由搜寻机制产生的。根据模型得到的理论预期是,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会增加发达国家的失业水平。但利用OECD成员国的面板数据回归的结果与模型的预期并不相符。在控制工会密度、就业保护立法指数等的情况下, 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发现,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越开放, 发达国家的失业水平越低。考虑到作为解释变量的贸易开放度具有内生性的问题, 本文也进行了滞后变量的回归, 但结果并不受影响。回归结果与理论预期的不一致, 很可能是由于采用的数据与理论的假设并不完全相符。发展中国家可能并不满足小国的假设, 例如中国, 又或许大国工作搜寻的技术不一定更有效率。

鉴于发展中国家贸易中低端制造业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文分别从低端制造业、中端制造业、高端制造业三个层面, 考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边贸易的不同成分对失业率的影响。研究发现,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中, 低端制造业占的比重越大, 发达国家的失业率越高。

摘要：本文基于一个贸易和失业的模型, 研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是否对发达国家的失业率产生影响。通过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发现,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水平越开放, 失业水平越低, 在控制了工会密度、就业保护立法指数等变量的情况下, 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基于解释变量内生性下的滞后变量回归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另外, 针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边贸易的不同成分, 分别从高、中、低端制造业贸易层面研究发现,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中, 低端制造业产品占的比重越大, 发达国家面临的失业率越高。

贸易自由化对环境影响 篇8

(一) 中俄经贸近年保持较高增长速度

俄罗斯在2012年正式加入WTO, 中俄两国由此迎来了经贸合作发展的新机遇。中国与俄罗斯经贸合作一直以来保持着平稳发展的态势, 两国的政治互信不断增强。近年来中俄双方无论从贸易额还是贸易种类上都取得了较大幅度的增长。2006年中俄贸易额达到334亿美元, 2008年增至569.1亿美元, 2009年因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一度下降到387.5 亿美元, 2010年恢复到554.5亿美元。截至2012年, 中俄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 达到881.6亿美元, 较上一年增长11.2%。2011年中国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俄罗斯在中国贸易伙伴中排名也上升至第十三位, 2012年上升至第十位。2012年中国对俄罗斯投资达到6.56亿美元, 同比增长116.2%;累计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4.21亿美元。目前, 中俄经贸合作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都正处在高速增长阶段。

(二) 中俄能源合作不断深化

俄罗斯能源储量丰富, 石油探明储量居世界第7位, 天然气探明储量居世界首位。其丰富的森林资源也是俄罗斯主要的出口产品。中国对俄罗斯主要出口产品包括机械设备、服装、鞋帽等轻纺织产品、农产品, 这些产品弥补了俄罗斯本国的不足。而目前俄罗斯本国产业仍然存在“重重轻轻”的问题, 因此俄罗斯出口的主要产品基本集中在能源 (石油、天然气、木材等) 、金属制成品等方面。而我国50%以上石油需要进口, 这正体现了中俄两国的贸易互补性。目前, 中国石油管道已经运营, 年运输1500万吨石油。同时, 中俄双方天然气合作谈判正在进行中。

二、俄罗斯加入WTO对中俄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影响

中俄贸易自由化是中俄经贸合作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必经之路。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会促进中俄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进程, 同时也会为中俄双方带来一定的挑战。

(一) 积极影响

1.关税水平大幅降低

影响进出口贸易最主要、最直接的就是关税水平。俄罗斯加入WTO后的关税平均水平将由2011年的10%降至7.8%, 农产品的平均关税水平将由13.2%降至10.8%, 工业制成品将由9.5%降低至7.8%。俄罗斯将对超过30%的产品从加入WTO起开始实行新的关税税率, 而对另外的约25%的产品将在加入WTO 3年后逐渐削减关税并最终达到承诺的关税水平。

2.放宽服务市场准入条件

俄罗斯在入世承诺中对俄罗斯联邦的11个服务部门的116个部分作出了具体的规定。目前俄罗斯对电信业参股的外资比例限制在49%, 在加入WTO后的4年内, 这个比例限制将会被取消。俄罗斯也将允许外国银行在本国设立子公司, 在俄罗斯境内对私人银行的外资参股没有上限限制, 但是对在俄罗斯联邦相关银行系统的整体参股上限为50%。俄罗斯加入WTO的相关承诺对中国进一步开展与俄罗斯经贸合作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3.产业政策法规将更加透明完善

在俄罗斯加入WTO后, 其政府机构将会用公开透明的方式签订合同。同时, 将消除或者修改本国所有的工业补贴计划, 原则上工业补贴不会使本国工业产品的使用超过进口产品。同时, 还将向WTO告知其补贴的相关内容。俄罗斯将对本国的一系列政策法规进行修改以适应WTO规则的要求。俄罗斯在加入WTO时承诺俄罗斯联邦立法将确保所有相关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符合WTO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协议。俄罗斯电信行业条款也将符合WTO标准。在一般市场准入中俄罗斯也承诺不符合WTO规则的定量进口限制, 如配额、禁令、事先授权要求、许可要求或其他条件或限制都将被取消。

4.市场将会更加规范

在加入WTO后, 俄罗斯市场将会变得更加的透明, 其各种腐败问题也将会逐步得到解决。俄罗斯将会出版相关的“海关法规”, 并向WTO成员国及其利益相关者征求意见以作修改。这些改变都体现出俄罗斯的市场会变得更加规范, 为推进中俄区域一体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 消极影响

1.一定时期内还将存在贸易保护

在俄罗斯加入WTO之前, 相比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来说俄罗斯对中国技术转让的限制一直较少。但俄罗斯加入WTO之后将会逐渐加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包括在互联网上俄罗斯将查处非法侵犯公司版权或相关权利的制品。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高新技术产品或一些知识产权附加值较高的产品的对中国的出口。

2.中俄劳务合作限制会继续存在

考虑到对本国劳动力资源的保护, 俄罗斯一直以来以限制中国劳务人员从业范围或者限制数量等方式对中国对俄劳务输出加以限制。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 且由于历史和现实一些原因担心“中国威胁”, 俄罗斯对中国劳务输出问题仍将保持谨慎态度。

3.俄罗斯市场逐步开放将引发世界各国激烈的竞争

俄罗斯的关税水平是针对所有WTO成员国而设定的, 也就是说, 俄罗斯加入WTO的同时也会有大量世界各国的商品涌入俄罗斯市场。随着俄罗斯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中国的商品必将面临与其他国家同类商品的激烈竞争。

三、推进中俄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对策建议

(一) 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首先, 俄罗斯在加入WTO后, 对农业初级产品进口标准不会有大的松动。因此, 中国可以继续向俄罗斯出口蔬菜、水果等农业初级产品。

其次, 俄罗斯国内对有机农产品的需求很高, 其自身的生产能力不能满足本国的旺盛需求。同时, 有机农产品的利润要高于普通农产品。中国在有机农产品生产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可以扩大对俄有机农产品出口。

再次, 按照WTO相关规定, 俄罗斯将提高其对进口农畜产品的质量要求。只有达到WTO质量标准的商品在国际市场才能具有一定竞争力。因此, 中国亟待进一步规范国内相关生产企业的生产标准, 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 从而扩大中国产品在俄罗斯的市场份额。

(二) 加强人才合作

随着俄罗斯加入WTO, 中俄在医药研发、军事技术合作、金融行业等诸多方面都将会有密切合作。中国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向俄罗斯输出一些高层次人才。这样一方面可以向俄罗斯学习先进的技术, 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中国各产业在俄罗斯的竞争力。

(三) 推动能源合作

中俄已经开通了俄罗斯到中国大庆的石油输送管道, 年输送原油能力为3000万吨, 但目前俄罗斯向中国每年实际输送原油量仅为1500万吨, 还有很大上升空间。因此, 应进一步加强合作, 提高石油管道运输效率。同时, 应尽快改变只从俄罗斯进口单一初级产品的现状, 积极与俄罗斯开展能源深加工领域的合作。

(四) 构建对俄投资风险评估体系

俄罗斯各地区政策存在一定差异, 各地区的法律法规也不尽相同。这一直是困扰中国企业进入俄罗斯市场的一大障碍。俄罗斯加入WTO后, 此种情况会有一定好转, 但俄罗斯各地区政策法规完全统一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实现。因此, 中国政府应该组织专门的机构, 对俄罗斯各产业风险进行评估, 可以降低中国企业到俄罗斯投资的风险。

摘要：随着俄罗斯加入WTO, 中俄经贸合作将会更加紧密, 对推进中俄贸易自由化将会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通过对俄罗斯入世承诺与中俄经贸合作状况的分析, 进一步论述了俄罗斯加入WTO后将会对中俄贸易自由化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提出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加强人才合作、推动能源合作及构建对俄投资风险评估体系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中俄,WTO,贸易自由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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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秀丽.俄罗斯入世后中俄经贸结构的调整探析[J].宏观经济管理, 2011 (12) .

贸易自由化对环境影响 篇9

1 加入东盟之前的老挝食用油作坊企业

由于老挝的食用油企业是1998年才建立的, 所以加入东盟以前, 老挝没有自己的食用油企业, 但是有一些民间的榨油作坊, 以提供百姓日常食用油的需要。

首先, 在原料上, 由于老挝自己地理位置与历史原因, 没有大规模种植油棕和黄豆, 基本上都要靠进口, 但是当时的老挝主要通过苏联和中国的援助, 原料供应十分不足。

其次, 对于这些食用油作坊, 当时的政府非但没有扶持, 反而以打击私有经济为由对他们进行打击。老挝人所习惯的集市被军队冲散, 许多食用油的小作坊都因此倒闭了。在这种情况下, 要建立规模化的企业根本不可能。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 老挝逐步从封闭走向开放, 并转向寻求多边援助的全方位外交, 强调与越南的“特殊团结”, 同中国睦邻友好, 并逐步开始与东盟建立联系和交往。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随着苏联解体, 两极格局瓦解, 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的因素明显淡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1991年到1993年期间, 老挝政府高层开始认真考虑加入东盟。老挝当局希望, 加入东盟以后, 能够加快老挝的经济发展, 促进社会稳定, 改善人民生活, 使老挝获得较多的实惠。

2 加入东盟之后的老挝食用油企业

1997年7月23日, 老挝与缅甸一起如期正式加入东盟, 并开始逐步融入东盟的经济体系。老挝企业开始引进东盟其他各国的投资救活本国企业。借助东盟国家的经济实力, 利用他们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老挝企业获得了新生。

而对于老挝的食用油企业来说, 情况也是可喜的。1997年加入东盟以后, 1998年老挝建立了老挝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食用油企业。这是一个私人企业, 1999年年末~2000年的时候才开始在国内市场销售。

在原材料方面, 主要从马来西亚进口棕榈和黄豆, 然后在该工厂加工。老挝计划逐渐促进人民种棕榈和黄豆, 以利用本国自己的原材料, 降低成本, 提高价格竞争力。

用来装食用油的桶现在是能够自己在国内生产, 运用国内生产的钢铁或塑料建造18L的桶和2L&1L的桶。这不仅仅为人民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还能把国有资源充分地运用。

老挝食用油企业的产品, 现在只在国内销售, 计划将来出口到周边的国家销售。老挝加入东盟以后, 建立了改革开放的经济体制, 这对于老挝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像老挝食用油企业这样的。由于地理环境, 老挝在食用油方面本来应该是优势产业, 但是现在刚刚起步发展, 不能不说是由于以前政策的失误造成, 加入东盟显然是明智的。

3 老挝食用油产值与贸易额的变化

3.1 老挝食用油产值变化

1990年到2005年老挝植物油的产值变化如图3-1所示 (吨/年) :

从图3-1可以看到, 加入东盟以后, 椰子油的产量下降了, 而花生油的产量明显上升了。米糠油的产量一直比较高。但是也看到, 在这些植物油中, 没有棕榈油。大豆油的产量也很少。作为两大最重要的烹饪食用油, 棕榈油、大豆油的产量不足, 是老挝食用油企业的重大缺陷, 也导致这两种油需要进口。

3.2 老挝食用油贸易额变化

我们已经知道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对老挝的进出口具有重要的影响, 并且也已经知道, 2007年至2008年经历了最为巨大的变化 (食用油企业从临时例外清单转为正常减税项目) 。因此, 首先将老挝2007-2008食用油贸易状况, 用表3-2如下表示:

从表3-2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2007年到2008年, 老挝的棕榈油的进口额从1.1百万美元增长到3.2百万美元, 这意味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和CEPT及“早期收获”计划等的实施对老挝的棕榈油是起到了一个比较消极的作用, 表现为进口了更多的棕榈油, 无疑打击了国内的棕榈油生产。类似的状况发生在大豆油上, 从2007年的净出口转为2008年的净进口, 也说明2007年以后的减税使老挝大豆油面临残酷的竞争。

这一方面反映了老挝食用油企业的产品不仅无法应对国际竞争, 而且几乎无法应对本国消费。另一方面反映了老挝的食用油的原材料的进口价格的下降无法形成优势, 老挝必须自己生产原材料。

4 老挝食用油企业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4.1 提高劳动力素质, 发展教育

首先, 什么事情都是以人为本的, 所以必须要提高劳动力素质, 不能总靠别人来帮助, 要发展教育, 让老挝以后的人们可以有很好地运用高科技的能力, 提高劳动生产力。

4.2 发展原材料及其他生产资料的生产, 完善产业链

许多原材料不能总是靠进口, 比如食用油企业不能总靠进口泰国油棕和黄豆, 一样的地理条件, 要自己种植, 自己使用。此外, 提高钢铁、塑料等产品质量, 多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 完善整个产业链, 可以降低成本, 提高竞争力。

4.3 开发自己的先进技术, 提高市场优势

不能总是学别人的, 到了一定时间, 等条件具备了, 要开发属于自己的先进技术。有了比其他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市场, 都能提高市场优势。

4.4 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 提高国际竞争力

老挝具有自己的优势产业, 食用油企业是一个优势产业, 因为老挝的环境适合种植油棕并加工生产, 不能把优势弄成了劣势。另外, 老挝还具有其他的优势产业, 比如水力发电, 一定要大力运用, 还可以用以出口, 创造收入, 再扶持国内其他企业。

5 结语

老挝加入东盟自由贸易之后对老挝食用油企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老挝食用油企业可以利用各种贸易优惠等因素带动本企业的生产能力, 并借鉴东盟国家的高科技, 减少本企业生产成本, 提高利润。在贸易壁垒和关税的减少, 加上本国的优势, 努力增加本企业的生产值, 促进出口贸易, 为推动老挝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摘要：老挝于1997年加入东盟, 2000年前后开始参与建设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东盟自由贸易区对老挝具有各种影响, 也产生了一定的贸易效应。本文以老挝食用油企业为研究对象, 正确认识东盟自由贸易区对老挝食用油企业的影响, 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对促进老挝经济发展具有重要而积极意义。

关键词：东盟自由贸易,老挝,食用油企

参考文献

[1]方芸.老挝农业发展现状及前景[J].东南亚经济观察, 2005 (1) .

[2]张瑞昆.老挝经济结构——老挝经济探析之一[J].老挝外援简析——老挝经济探析之二[J].老挝外贸回顾——老挝经济探析之三[J].东南亚经济观察, 2004 (1-3) .

[3]ASEAN Secretariat:References&Other Documents on ASEAN Free Trade Area[M], 2009.

[4]Data based on:ASEAN Statistical Year[M].2008.

贸易自由化对环境影响 篇10

Dani Rodrik (2000) 指出跨国界的低熟练程度劳动力替代性的增强会影响就业关系中的三个关键因素:非工资费用的负担由雇主转向工人、工人收入和工作时间的不稳定性、工作场所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降低。劳动力需求弹性反映劳动力价格, 也就是工资的变动导致的劳动力需求量的变动。弹性越大, 表明劳动力价格, 也就是劳动者工资的微小变动会导致劳动需求量的巨大变动。

贸易自由化使得一国产品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通过两个渠道来完成的。一是国内贸易政策自由化使得国内企业面临来自国外更加激烈的竞争;二是向国外发展, 如要素集聚和贸易自由化, 使得紧张的国外竞争传给了国内生产者。

从而, 贸易自由化一方面从替代效应上, 影响劳动力的需求弹性;一方面从规模效应 (也称为产出效应) 上影响劳动力的需求弹性。替代效应表现在产出不变的情况下, 其他生产要素的变动, 对劳动力的替代带来就业的变动。其他生产要素在生产函数中份额的增加, 是对劳动力需求的一种减缩。规模效应表现在当劳动力在生产函数中的份额不变时, 由于工资水平的变动导致产品成本的变动。产品成本的变动, 会导致产品价格的变动;产品价格的变动会使产品的销售量发生变动;销售量变动会使厂商调整产量, 最终导致劳动力需求量的变动。

由于一般情况下, 劳动力市场不是完全竞争的, 存在一定的僵化性, 就业变动具有摩擦性, 使得企业实际劳动力需求与理想状态不同, 劳动力需求函数会发生改变, 从而也影响劳动力需求弹性。所以在劳动力需求函数中引入劳动力市场的摩擦。用lA表示实际劳动力需求lnLA, 用l表示理想劳动力需求lnL, 用lundefined表示滞后一期的实际就业量, λ表示调整成本, 也就是劳动力市场的摩擦系数, 即雇佣和解雇劳动力的障碍, 且0<λ<1。这样实际劳动力需求就是理想劳动力需求同滞后一期的实际就业量的加权平均:

lA=λlundefined+ (1-λ) l ⇔ lA=lundefined+ (1-λ) (l-lundefined)

则1-λ为调整速度, 同劳动力市场的摩擦呈反向关系, λ变大, 1-λ变小。上式表明:当λ=0时, 即劳动力市场完全灵活, 不存在摩擦时, 实际就业和理想的劳动力需求相等lA=l。这样理想的劳动力需求函数中会加入一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摩擦系数。

二、模型的建立、变量的选取和计量结果分析

(一) 前提假设和基本模型

假设中国工业行业的市场类型为垄断竞争市场, 生产过程中只使用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劳动力充足且供给弹性非常大。这种假设是中国工业行业特征的一个很好的近似。首先, 建立测量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基本模型。由厂商利润最大化推导出垄断竞争市场劳动力需求函数为基础, 用undefined作基本模型。其中, L表示劳动力的需求, r表示资本的报酬利率, w表示劳动力的报酬工资, m表示原材料的报酬, 即原材料的价格 (δw为劳动力需求的实际工资弹性。) 。由于假设中只使用两种生产要素, 且中国资本市场的利率不是由市场来决定的, 所以具体的模型设定取消了利率和原材料价格m, 只保留工资w。要分别研究贸易的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 就要分别设定产出和资本不变情况下的模型方程。另外, 由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对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使劳动力需求产生滞后性。在模型中加入劳动力需求的滞后变量。劳动力需求函数就变为与公式lA=λlundefined+ (1-λ) (δ0+δwlnw+δrlnr+δmlnm) 类似的式子。其中lA=LnL。最后, 再单独加入贸易自由化变量来考察, 贸易对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影响。综上所述, 分别建立产出约束下的劳动力需求函数模型和资本约束下劳动力需求函数模型, 来分别测量两种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大小;加入劳动力市场滞后变量, 考察劳动力市场制度对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影响;最后加入贸易自由化变量, 考察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影响。共六个方程。

需要提及一点的是, 劳动力需求和供给都可能受到工资水平的影响, 因此估计出来的弹性可能会同时包含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的成分。但考虑到中国劳动力供给非常充分, 同时假定中国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的价格弹性是合理的, 所以, 本文所使用的模型估计出来的弹性可以认为只反映劳动力的需求弹性的。

(二) 数据、变量选取及计量方法

数据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时间跨度为从1993年至2002年, 10年间《中国统计年鉴》工业部门的38个行业的统计数据, 由于其它制造业和自来水的生产供应业数据不全, 所以去掉这两个行业, 共36个行业。各工业行业的劳动力需求数量和工资报酬数据来自相应的《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 其它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其中, 各行业劳动力需求量采用工业分行业职工人数年底数, 用L表示;各行业工人工资采用工业细分行业职工平均劳动报酬, 用w表示, 这里要说明没有采用工资来表示, 主要考虑到劳动报酬更能反映工人全面的收入;各行业产量和资本的数据采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统计的工业总产值和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 但1997年以前不是这种统计方法, 则选取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指标统计的工业总产值和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 分别用Q和K来表示。 工资、产量和资本在具体的计算中需要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 这里分别用以上原始数据除以消费者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得出实际的工资、产量和资本数据。

本文采用了单方程回归模型,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方法, 对各工业细分行业做单独回归。这样做的结果是不考虑时间变量对回归参数的影响, 直接得到变量间的长期关系, 可以和很清楚地分析具体行业的具体情况。

(三) 计量结果及分析

1.产出约束下的劳动力需求弹性模型和估计结果。

(1) 劳动力市场摩擦对产出约束下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影响。

首先用两个方程研究产出约束下, 劳动力市场摩擦对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影响。

lnLit=b0+b1lnwit+b2lnQit+εit (1)

lnLit=b0+λlnLit-1+b1lnwit+b2lnQit+εit (2)

用这两个方程分别估计产出不变的劳动力需求弹性。第二个方程加入劳动力市场调整成本的变量λ, 表示劳动力需求弹性受上期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即摩擦系数。λ越大, 表示劳动力需求受上期劳动力需求的影响越大, 也就是劳动力市场制度对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影响越大。一般来说, 摩擦系数越大, 滞后性越大, 劳动力需求弹性会越小。

其中, Li代表第i个行业的就业人数, t代表年份, w代表实际工资水平 (行业名义工资除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Qi代表第i个行业的实际产出 (行业总产值除以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 λ为劳动力市场调整成本, b1即为产出约束的劳动力需求弹性。估计结果如表1 (略表) 。

从表1中, 我们可以看出32个行业的b1小于0。说明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大部分工业行业的劳动需求工资弹性为负值, 工资上升会导致厂商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 符合劳动力需求规律。这32个行业中, 有13个行业的b1值在0.01水平上显著, 7个行业的b1值在0, 05的水平上显著, 7个在0.1的水平上显著, 5个在0.1及以上水平不显著。这些通过检验的27个行业中, 15个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弹性绝对值大于1, 表明这些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富有弹性, 劳动力需求对工资比较敏感, 工资较小变动会导致劳动力需求的较大变动;11个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弹性绝对值小于1, 表明这些行业的劳动力需求缺乏弹性, 劳动力需求对工资变动不敏感。说明工业不同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弹性不相同。

注1:表中上角标1表示为方程 (1) 的估计结果, 上角标2表示为方程 (2) 的估计结果。数字后的*号表示显著水平, ***表示在α=0.01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α=0.05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α=0.1的水平显著, 没有标*号的数字表示不显著。弹性变动一列为|b12-b11|/|b11|, 表示两个方程估计出来劳动力需求弹性变动百分比的绝对值。最后一列表示两个方程估计结果的可决系数R2值, R12表示该行业方程 (1) 估计得可决系数, R22表示该行业方程 (2) 估计的可决系数。第二列至第六列数字下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每个系数的t统计量。

注2:表格第一列工业行业依次为煤炭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木材及竹材采运业、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木材加工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造业、非金属矿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延压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延压业、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业、电力蒸汽及水生产供应、煤气的生产供应业。 (资料来源:本文经计算整理)

还可以看出, 劳动力市场的滞后性对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影响。32个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弹性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小, 10个行业的λ在0.01水平上通过检验, 10个行业的λ在0.1的水平上通过检验 (占5/9) , 剩下12个行业的不显著。所以, 劳动力市场的滞后性对中国工业行业的影响是不同的。有的影响可以认为是显著, 劳动力市场的摩擦变大, 可以导致劳动力需求弹性变小, 劳动力需求对工资的敏感性下降, 大约占2/3。有的则不显著, 占1/3, 也就是这些行业的劳动力市场的摩擦系数变化和劳动力需求弹性变化不能通过该模型加以分析。

(2) 加入贸易变量后产出约束下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变动。

关于模型的假设与前相同。在这里我们加入贸易自由化的变量。采用进口渗透率可以基本反映中国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变动, 同时也可以反映其它制度因素对贸易的影响, 这是比单纯用关税、配额和许可证限制等指标所具有的优势。也就是说进口渗透率越高, 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本文具体的进口渗透率RAIM采用中国1993年至2002年工业制成品的进口量与相应年份工业总产值的比, 作为所有行业的贸易自由化变量。中国工业行业的各年平均进口渗透率 (用RAIM表示) 见表2。

资料来源:周申 (2006) 《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劳动力需求弹性影响的经验研究》

可以看出, 进口渗透率总体上有波动, 但从1998年处于最低值, 然后开始为明显的变大趋势。可以认为1998年后中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总体上是变大的。因此, 这一阶段估计的计量方程为:

lnLt=b0+λlnLt-1+b1lnwt+b2lnQ+b3lnwt*RAIM+b4RAIM+εt (3)

由于计量方程是建立在产出约束条件下的, 贸易自由化只能通过影响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作用于劳动需求弹性。所以这一阶段的分析是检验贸易自由化影响各行业劳动力需求弹性的替代效应。3即为加入贸易变量后产出约束的劳动力需求弹性。估计结果如表3 (略表) 。

注1:表中上角标1表示为方程 (1) 的估计结果, 上角标3表示为方程 (3) 的估计结果。数字后的*号表示显著水平, 与表1含义相同。最后一列R32表示该行业按方程 (3) 估计的可决系数。第二列至第七列数字下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每个系数的t统计量。

注2:同表1。

表3中b33即为加入贸易自由化变量后产量约束下的劳动力需求弹性, 可以同表1的b11做一个对比。25个行业的b13值至少在0.1水平上通过检验。其中8个行业的弹性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 11个在0.05水平上显著, 5个在0.1的水平上显著。这些行业的弹性在加入贸易变量后, 都有所变大。说明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的2/3的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弹性有重大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 劳动力需求弹性变大, 从而就业和工资所受到的冲击越大 (虽然不能直接显现出来) 。而另外1/3的行业则不能通过该模型加以说明贸易自由化与这些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关系。

表3中b33一列表示进口渗透率的系数, 可以看出15个行业的系数至少在0.05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6个行业在0.1水平上显著, 且均为相当大负值。说明进口渗透率同劳动力需求成负相关关系, 随着进口渗透率的增大, 劳动力需求下降。说明这些行业贸易自由化使得劳动力的替代性增强, 从而使得劳动力需求弹性b1变大。剩下15个没有通过检验的行业, 则不能通过该模型分析。

表3中b3一列表示工资与进口渗透率交叉项的系数, 显示了工资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综合变动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15个行业的b3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13个行业在0.05水平上通过检验, 占1/3多。8个行业在0.1水平上通过检验, 占2/9。这些行业的全部为正, 说明工资和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需求的综合影响为正。但模型本身并不能判定这种正相关的原因。只是加入交叉项会使得回归结果更具有显著性。

2.资本约束下的劳动力需求弹性模型和估计结果。

(1) 劳动力市场摩擦对资本约束下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影响。

这一阶段的方程就是将方程 (1) 和 (2) 中的实际产量Q换成实际资本K (行业固定资产年平均净值除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即有方程:

lnLit=b0+b1lnwit+b2lnKit+εit (4)

lnLit=b0+λlnLit-1+b1lnwit+b2lnKit+εit (5)

来分别估计资本约束下劳动力需求弹性和劳动力市场摩擦对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影响。其中b1表示劳动力需求弹性, b2表示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λ含义同方程 (2) 。估计结果见表4 (略表) 。

注1:表中上角标4表示为方程 (4) 的估计结果, 上角标5表示为方程 (5) 的估计结果。数字后的*号表示显著水平, 与表1含义相同。弹性变动一列为|b15-b14|/|b14|, 表示两个方程估计出来劳动力需求弹性变动百分比的绝对值。最后一列表示两个方程估计结果的可决系数R2值, R42表示该行业方程 (4) 估计得可决系数, R52表示该行业方程 (5) 估计的可决系数。第二列至第六列数字下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每个系数的t统计量。注2:同表1。

从表4中第二列可以看出, 在资本约束下劳动力需求弹性的估计结果同产出约束下的估计结果不同。弹性为负的33个行业中有17个行业在0.01水平上显著;7个行业在0.05水平上显著;4个行业在0.1的水平上显著。通过检验的28个行业中, 有18个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弹性绝对值大于1, 包括产出约束下那些弹性绝对值大于1的行业。这说明这些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弹性不受到方程形式的影响, 具有一定的稳定性;10个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弹性绝对值小于1, 基本上和产出不变的行业估计出的结果相似, 也在小于1的位置上保持稳定。

还可以观察出, 资本约束下劳动力市场的滞后性对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影响。可以反映劳动力市场的摩擦使得中国工业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弹性变大。

(2) 加入贸易变量后资本约束下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变动。

这一阶段的估计, 同产出约束下的估计方法相同, 采用的模型就是把方程 (3) 中的Q变为K即可。

lnLt=b0+λlnLt-1+b1lnwt+b2lnK+b3lnwt*RAIM+b4RAIM+εt (6)

估计结果见表5 (略表) :

注1:表中上角标4表示为方程 (4) 的估计结果, 上角标6表示为方程 (6) 的估计结果。数字后的*号表示显著水平, 与表1含义相同。最后一列R62表示该行业按方程 (6) 估计的可决系数。第二列至第七列数字下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每个系数的t统计量。注2:同表1。

表5中b16即为加入贸易自由化变量后资本约束下劳动力的需求弹性, 可以同前一列b14做一个对比。16个行业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比在产出不变条件下多了另外5个行业, 占总行业的4/9。 剩下的20个行业的b16值至少在0.1水平上通过检验。其中9个行业的弹性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 7个行业在0.05水平上显著, 4个在0.1的水平上显著。这些行业的弹性在加入贸易变量后, 都有所变大。也说明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的5/9的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弹性有重大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 劳动力需求弹性变大, 从而就业和工资所受到的冲击越大 (虽然不能直接显现出来) 。而另外3/4的行业则不能通过该模型加以说明贸易自由化与这些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关系。

表5中b46列表示进口渗透率的系数, 可以看出11个行业的系数至少在0.05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三个行业在0.1水平上显著, 且均为相当大负值。再次说明这些行业的进口渗透率同劳动力需求成负相关关系, 随着进口渗透率的增大, 劳动力需求下降。说明在这些这些行业贸易自由化使得劳动力的替代性增强, 从而使得劳动力需求弹性变大。剩下21个没有通过检验的行业, 则不能通过该模型分析。 表5中b36一列表示工资与进口渗透率交叉项的系数, 显示了工资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综合变动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19个行业的b3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12个行业在0.05水平上通过检验, 占1/3。5个行业在0.1水平上通过检验, 约占1/9。这些行业的b3全部为正, 说明工资和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需求的综合影响为正。

三、经验研究的总结

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制度发生变动和贸易自由化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本章将劳动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结合的理论框架, 使用计量经济的方法分别测定了中国工业分行业劳动力需求弹性, 分为产量约束下的劳动力需求弹性和资本约束下的劳动力需求弹性, 即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并且测定了劳动力市场制度和贸易自由化变量对中国工业分行业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影响。弹性的变动总结在表6中。

从表6 (略表) 中可以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经两种 (产出约束和资本约束) 方程估计, 中国工业行业中大部分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工资弹性为负值, 符合随工资的增长劳动力需求下降的理论上的规律。不同行业劳动力需求弹性也不同, 有的行业富有弹性 (绝对值大于1) , 有的行业缺乏弹性 (绝对值小于1) 。

2.劳动力市场制度使得劳动力就业存在摩擦性或滞后性, 对劳动力需求产生显著的影响。产出约束下回归的结果是中国工业大部分 (34个) 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受到上期需求的正的影响, 摩擦系数为正。且替代效应使得约2/3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弹性变小, 劳动力需求对工资的敏感性下降。资本约束下回归的结果则不同, 36个行业中25个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受到上期需求正的影响, 且产出效应使得8个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弹性变小, 占很小一部分。存在劳动力市场的滞后性时, 用本文的测算方法可以看出替代效应比产出效应更加显著。

注1:表中b11、b12、b13、b14、b15、b16表示为方程 (1) (2) (3) (4) ( 5) ( 6) 估计出的劳动力需求的工资弹性。弹性数值与各行业对应。第二列至第七列数字下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每个系数的t统计量。注2:同表1。 (资料来源:本文经计算整理)

3.加入贸易自由化变量后, 测算出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行业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影响。产出约束下, 25个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弹性变大, 约占2/3, 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 劳动力的替代性增强, 这些行业的就业和工资越容易受到冲击。资本约束下, 20个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弹性变大, 占5/9。

这些结论说明, 本文的研究方法只是证明了工业一部分行业符合理论上的描述, 即劳动力市场的滞后性使这些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弹性变小, 贸易自由化使这些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弹性变大。弹性变小, 行业的劳动力就业和收入不容易受到外来冲击;弹性变大, 则容易受到冲击。两者总的影响是贸易自由化的冲击较大, 最终使劳动力需求弹性变大, 但替代效应要表现强烈一些, 而规模效应表现稍弱。

摘要：国际贸易可以使劳动力需求弹性发生改变。劳动力需求弹性变大, 就业和收入受到的冲击就大;劳动力需求弹性变小, 就业和收入就不容易受到冲击。文章利用中国工业行业的相关统计数据, 通过建立各行业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函数模型, 考察在加入贸易自由化变量后, 模型中反映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变量值发生变化, 从而在数据上说明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行业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对环境影响 篇11

一、环境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響分析

1.从静态的角度看，环境贸易壁垒对我国外贸的负面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几乎波及到我国外贸出口的所有领域，每年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当年出口总额的20%左右，价值高达几百亿美元。这里发生作用的机理有两种：一是市场准入的限制，即发达国家通过立法或制定苛刻的环境技术标准，使我国不少产品难以进入他们的市场参与公平竞争。如在服装和纺织品出口方面，德国等西方国家从1994年起相继立法禁止118种含偶氮染料的纺织品进口，否则产品将被全部扣留或销毁，这使我国现有的104种偶氮染料的纺织品出口中断；二是竞争力的影响，即发达国家虽然不对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直接设限，但通过开展绿色认证、征收绿色关税及实施所谓的反补贴措施，使我国出口产品的成本大大增加，进而削弱该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如在绿色标志认证方面，我国外贸企业为了获取国外认可的绿色标志，不仅要支付大量的检验、测试、评估、购买先进仪器设备等间接费用，而且还要支付不菲的认证申请费和标志的使用年费等直接费用，导致这些产品的成本大幅上升，进而丧失价格优势，与直接的市场准入措施有着异曲同工之效。

2.从动态的角度看，环境贸易壁垒对我国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贸易与环境的良性互动又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事实上，环境贸易壁垒作为一种外源性的贸易限制措施，其对我国经济贸易发展的约束刚性是如此之强，以至于我们除了在世贸组织多边贸易框架内开展贸易协调和环境外交外，更为现实的选择就是面对现实，苦练内功，努力提高环境管理水平，提升国家环保技术标准，从而成功突破这一绿色瓶颈的制约，达到贸易和环保的双赢。

3.影响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引发贸易摩擦。近年来，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名经常采取单方面的贸易措施，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由此引发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当前世界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趋势不断加强。因此，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区域自由化贸易的形式，以低于区域环境标准为由，将来自区域以外的产品包括中国的产品排斥在巨大的区域市场之外。随着世界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发达国家或区域性经济组织因为环境问题产生双边或多边的贸易摩擦，影响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不利于我国外贸的稳定发展。

二、我国出口企业的应对措施与对策

1.深化宣传教育，提高环境保护意识。长期以来，我国产品的价格未将环境成本计入在内，资源也成了可以廉价出口的商品，这不仅导致出口贸易容易受到环境贸易壁垒的羁绊，而且也损害了国家的长远发展利益，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调。因此，要借鉴国外经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经济分析方法和政策体系，加强对环境变化对资源、人体健康、社会经济影响的定量化研究，把不可再生资源的损耗、可更新再生资源的消长、环境的破坏与修复改善、污染的治理作为社会成本列入核算体系，逐步做到资源与环境的商品化、价格的合理化和消耗资源与破坏环境的有偿化，实现资源的集约使用和有效管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2.应用高新技术开发绿色产品，发展绿色市场。伴随着高科技时代的来临，以现代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环保技术,正在向生产领域广泛渗透，得到迅速的开发和应用。如从设计到制作，从创意到功能均与保护环境有关的“环境时装”的潮流正在悄然兴起，这些服装不仅从款式和花色设计上体现环保意识，而且从面料到纽扣、拉链、别针等附件均采用无污然的天然原料;从棉花培植到生产工艺也完全从环保角度出发，避免采用印染原料和树脂等破坏环境的物质。这些新技术、新工艺不但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污染，并能产生良好的市场效益(低成本、高质量)，很有发展前途。

3.实施绿色高科技战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建立健全环境标准体系，积极开展ISO14000国际认证和绿色环境标志认证。要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跟踪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污染治理技术、“三废”综合利用技术，并有计划地建立一批环保高新科技和产品的研究开发基地及高新技术孵化、辐射基地，研究和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主导产品，走技术引进和自主开发并重之路，推动产品和技术的升级换代。环境贸易壁垒实质上是绿色高科技壁垒，对于企业来说，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是突破环境壁垒的根本途径，如果我们产品的环境技术在国际市场上是领先的，那么环境壁垒的制约作用也就不攻自破了。

贸易自由化对环境影响 篇12

传统贸易理论与实践往往集中关注贸易量差、国家福利等方面, 常常忽视环境这一重要变量, 如以比较利益为基础的李嘉图理论及赫克歇尔-俄林 (H-O) 的要素禀赋理论均未考虑到贸易可能引发的环境外部性问题。依照这些理论, 自由的国际贸易会实现帕累托意义上的经济效率, 满足社会需求并增进国民福利。然而, 这一观点只是在静态条件和未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具有一定合理性, 若加入贸易活动可能引发的环境负效应情况要复杂的多。研究和实践表明, 一定条件下一国发展某些比较优势的贸易活动可能会给它国带来环境损害, 如跨过河流上游国家砍伐森林以推动林业相关产品出口将造成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 从而会严重损害下游国家出口型农业所依赖的环境, 导致以邻为壑, 破坏国际贸易发展的基础。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OECD) 认为, 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同产品和服务的交换有关的产品效应;同市场和经济活动扩张有关的规模效应;同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分布及强度有关的结构效应;同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有关的法规效应。所以这些效应均会对地区生态环境产生长短期的持续作用, 进而反转影响贸易利益及国民福利。

以出口为例, 由于工业污染密度下降的可能性有限, 而出口增长弹性却较大, 负的规模效果常常要大于正的结构和技术效果, 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 一国过度出口往往对环境不利, 如资源性产品的跨国贸易常常以资源不合理或过度开发为背景, 野生动植物资源及矿产资源产品的盲目出口更极易破坏平衡的生态环境, 而当代盛行的转基因产品贸易已日益被证实背后隐藏着不少环境风险。此外, 从各国政府贸易政策来看, 当今国际贸易中凸显的绿色壁垒、环境关税, 一方面反映了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新形式, 但另一方面亦侧面反映出不恰当的贸易活动将危害到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安全, 危害到全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环境困境

(一) 贸易出口中的环境问题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出口贸易增长极为迅速, 出口依存度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但是,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出口创汇的单向需求促使我国出口实施了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数量型模式, 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触目惊心。

1、生物资源破坏。

就外贸出口而言, 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受到破坏, 一些生物资源因盲目、无节制的捕杀和开采, 数量大为减少, 相关衍生品质量下降, 出口货源已经或濒临耗竭, 如盲目出口野生动植物, 破坏了地区生态平衡, 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影响;还导致产区土地沙化、荒漠化;而名贵中药材出口对资源的破坏更为严重, 某些地区人参、杜仲、天麻、砂仁等因采挖过度已濒临绝迹。

2、矿产资源损耗。

矿物资源的盲目出口导致盲目开采, 不仅因此破坏了宝贵的矿产资源, 也使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一些矿物在选炼过程中释放出有毒物质或放射性物质, 严重污染并威胁到环境和成品。一方面, 资源密集型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能耗较大, 投入自然资源高于产出水平, 使原本稀缺资源更加稀缺。另一方面, 高污染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常具有不经济性, 而这一类的产品, 如化工、农药、制革、印染等出口却占全部出口额较大比重, 尤其是一些外向型乡镇企业盲目开发高污染产品的出口, 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隐患。

(二) 贸易进口中的环境问题

1、资源消耗型产品进口。

国家统计显示, 近年来我国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的总量在波动中减少, 而矿物燃料、润滑油及其他有关原料的进口无论从绝对量还是从所占份额都在增加;尤其是石油天然气工业产品的进口正快速增长。自1993年起, 中国由石油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 随着油气需求每年的扩充, 中国对国际原油市场的依赖程度加大。据国际能源署 (IEA) 最新估计, 到2010年我国石油进口将达到8000万至1亿吨, 净进口率达41%。这种趋势既对国内贸易产生巨大影响, 也将加剧我国环境问题。

2、易污染型产品进口。

进口氟氯烃和使用氟氯烃的空调器、冰箱等产品, 加重了我国环境压力, 尤其是国家淘汰此类破坏臭氧物质的难度。此外, 进口化肥、塑料薄膜等形成了新的二次污染。特别是氮肥易使地面水富营养化, 造成赤潮, 使近海生态平衡受到威胁, 而最终失去农业价值的塑料薄膜则在自然界中难以分解, 形成白色污染。

3、废弃物转移进口。

近年来, 发达国家和地区以直接贸易形式向中国大陆转移废弃物的事件相当严重, 2006年从美国、日本和香港特区入境的占进口总量的21.3%、7.8%和11.3%。另据报道, 仅英国在2003年就向中国出口有毒废弃物36.2吨, 价值约1155万英磅。这些有毒废弃物种类繁多, 主要是有色金属废渣、电池、旧衣物, 甚至含放射性废物, 其再生过程已对使用地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

此外, 有些外国企业将国外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的、禁止使用的产品及技术和设备以旧顶新、以次充好, 通过投资方式转移进口至中国, 这类投资实质上是有毒废弃物越境转移的另一种隐蔽方式, 同样严重破坏了我国生态环境。

三、我国贸易科学发展的环境策略

实现我国贸易发展的可持续性, 必须恰当地引入环境变量, 将环境因素纳入政府贸易政策规划的视域范围。在当代全球贸易环境经历深刻变化, “绿色浪潮”汹涌之际, 环境效应对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紧迫。

(一) 确立环境出口导向、全面推行环境标准制度

出口的规模、速度及质量关系到一国国际收支和产业竞争力, 在当前我国出口面临持续性“刚性”顺差但总体附加值不高, 频频遭受“绿色壁垒”及倾销诉讼的现实条件下, 企业必须彻底扭转传统环境规避的贸易观, 确立环境出口导向, 将出口产品导入更多的环境质量因子, 使之成为产品核心竞争力之一。政府及相关质检部门应积极引导各类企业将环保作为生产经营的重要价值取向, 促使环境指标和其它质量指标一起构成优质产品的内涵, 大力宣传彰显优质品牌中的环境优势, 通过树立若干环境“标杆”型贸易产品带动相关产业部门的转型提升;此外, 努力改善出口贸易商品结构, 将环保产品提升为国家出口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借助财政、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培植环境型规模经济, 对出口型绿色产业的孵化发展尤其要给予特殊的政策扶持, 努力形成企业与社会收集绿色信息、制定绿色计划、开发绿色产品、从事绿色营销、开辟绿色渠道、发展绿色消费的风尚。

鉴于当代国际贸易中突显的环境标准效应, 我国必须全面加强与国际环境标准管理制度相衔接的标准认证。首先, 要积极推行ISO 14000国际标准认证制度, 完整对出口产品从设计、生产到回收过程中绿色方案的施行步骤;其次, 积极实施环境标准制, 使出口产品在环境认证基础上扩大对环境标准的适应能力;再次, 大力拓展与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在标识认证领域的合作, 推进环境标识的多边认可, 同时努力扩大标准制订层面的国际发言权, 减少不合理的环境壁垒。

(二) 坚定可持续型进口观、规范贸易类投资准入

进口是一国对外贸易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极。受历史产业结构和传统贸易政策影响, 我国贸易活动中一度存在“重出口轻进口”的倾向, 对进口的战略性地位和发展层次的认识相对薄弱, 进口中的环境观念更是鲜有涉及。2007年, 针对贸易持续性顺差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国家商务部明确提出了“扩大进口、优化结构”的口号, 同时将环境因素置于政策调整的视域范围, 这对于全面理性地开展国际贸易具有重要意义。可持续性进口要求立足国家环境安全的战略高度, 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生物健康标准积极引进环境友好型的产品、技术与设备, 尤其要积极引进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环境产品如污染防治技术及设施, 使之成为促进我国环境良性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建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进口商品结构, 坚决禁止有害废物的进口, 对拆船业和废钢、废纸进口要实行专营;严格禁止有害于世界生物多样性的野生动植物的进口;严格管制有害于生态环境的商品进口;加快禁止消耗臭氧层的受控物质及其制品的进口。

贸易类投资是我国吸引国外投资结构中重要组成部门, 其主要用于以进出口为目标贸易产品的开发、生产、加工外销, 受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 我国在该领域吸纳的外资量近年来不断呈快速增长之势。着眼于国内现实, 在今后的贸易类引资过程中, 我国应将环境要素置于更为突出的位置, 严把引资关口, 鼓励引导外资投入到有利于环境效益提升的产业和产品生产中, 如清洁能源、交通、农业、有机食品、生态林业、绿色包装等, 大力加强企业环境成本的核算, 更加关注环境与外资的协调, 更加着力提高外资使用的环境效益, 、促使我国贸易类引资向内涵型、集约型、环境友好型方向转变。

(三) 建立环境税收制、培育环境贸易示范区

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环境的漠视并引发的诸多环境问题很大一部分源于环境的公共性特征、企业没有将环境成本置于其生产经营总成本框架中, 缺乏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激励和动机, 导致高消耗高污染、私人成本较低而社会成本较高的产品在高额利润刺激下盲目发展, 现代税收制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失。经济学理论及西方实践表明, 市场经济下税收具有有效的杠杆调节效应, 环境税是纠正市场失灵, 消除外部性, 促进环境良性发展、引导企业从事环境标的生产和经营的有益税种。着眼于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 我国应尽早启动环境税收制, 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课征对象入手, 按照产业特点分门别类征收级差性税收, 对不利于环境贸易产品的生产、经营尤其要加强环税调控功能, 以促使环境成本内部化, 鼓励企业大力发展“清洁生产”和“绿色贸易”。

据经济预测, 2010年全球环境贸易将达6000-10000亿美元。面对这一趋势和现今我国环境贸易现状, 若有重点地选择基础条件好的地区发展环境产业, 建立环境贸易基地, 则可以创造成果, 积累经验, 辐射国内外, 从战略上推动环境贸易发展的大局。鉴于各类经济开发区日益成为我国进出口贸易生产企业大量聚集的现实, 政府应积极加快区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进程, 推动环境贸易示范区建设。要建立开发区贸易条例法规, 制定绿色-有机产品贸易管理法, 全面推广ISO 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取消限制类污染密集型产业和项目的优惠政策, 鼓励可持续型贸易企业落户并给予特殊优惠, 如退税扶持、保证优先进出口经营权、为出口信贷和产品认证设立“绿色通道”等;要建立贸易与环境信息反馈中心和数据库, 收集、跟踪国际及我国主要贸易对象国相关有影响的环境措施, 整合职能部门、行业协会、专家学者对区内环保体系进行研究评议, 逐步形成开发区资源与环境商品化、价格合理化、消耗资源与破坏环境有偿化的良性机制, 推动企业对外贸易经营的可持续之路。

(四) 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增强环境贸易主动性

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亦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可持续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我国应积极加入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双边及多边谈判, 利用WTO舞台努力促成相关贸易与环境协议的达成;在环境检测方面, 力争使部分资质佳的专业检验机构通过国际认证并获取可直接颁发国际绿色通行证的权威授权, 成为有关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我国有责任推进国际有效合作, 防止任何严重退化或有害人类及生态环境的活动迁移转让至第三国, 尤其严防发达国家通过贸易渠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密集型产业和产品, 维护发展中国家合法权益。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面对国际贸易的环境因素, 我国既要适应绿色条款, 积极调整产业政策, 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 也要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抵制发达国家制定的不符合相关国际规范、借环境之名搞事实上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坚持为环境目的而采取的贸易措施不应当成为国际贸易中一种任意性歧视手段, 绿色壁垒应遵循客观理性化原则和实施路径。这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现有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 客观认识环境标准及其应有的补偿机制, 更好的促进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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