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理与路径

机理与路径（精选8篇）

机理与路径 篇1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正面临着资源分布不均匀、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态差距悬殊等状况,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值得我们进行探究的。因为在特定的发展时期内, 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各地区在经济增长速度、人均经济指标以及经济结构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在整体水平上会逐步发展成为非均等化的状态。我国长期以来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在“非均衡理论”的指导下展开的工作,所以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就是对资源以及要素的组合方式进行了改变。

一、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提出

在最初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主要是对具有优越位置的地区加以关注,进行了经济的发展。着重落实不平衡发展战略,令资金以及人才朝着具有一定的优势的地区集中,这地区被称之为“极点区域”, 极点区域在发展的过程中要明显优于周边的地区,所以周边的优势要素会被极点地区所吸收,产生一种“回波效应”。回波效应反过来又会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制约性影响,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并且这一发展趋势还呈现出不断扩大的势头。

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中, 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凸显出其特色, 就要在产业结构以及技术方面具有过人之处, 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优势产业向经济发达的地区聚拢,这在大城市的发展中显现得十分明显。如果一个城市越大, 那么其所能够容纳的产业结构以及产业市场等也会越大, 由此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这样就会产生一种规律性的发展,相比较而言,周边的边缘地区却并不具有能够吸纳优势资源的能力,长此以往,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就会愈演愈烈, 最终造成区域间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虽然这一因素目前对我国整体的经济影响并不突出,但是在后续的发展中,如果不对其进行有效的预防与处理, 这必将会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由此可知,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这都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如何在区域经济中发展均衡机理

在赫希曼的研究中,提倡发展中国家应当更加重视对不平衡增长理论的研究,将有限的资金与资源集中起来投资到一些部门中,并且在外部经济影响下促进部门的增长。极化效应在最初的发展阶段是占主导地位的,所以区域化差异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一趋势产生的后果就是不平衡的现象会呈现出恶性循环,并且造成贫富差距的加大。均衡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在整个经济部门中,都能够按照同等或者是不同的比例进行投资,从产业之间的相互配合入手, 这样起到改善经济的作用,促进其进一步发展。 均衡增长模式的推崇者主要为罗森斯坦-罗丹,他提出了大推进理论,另一位代表性的人物为纳克斯,他提出了平衡增长理论。 在他们的理论中,重点是外部经济效应,也就是在进行投资时,应当重视对各个产业部门的投资比率,这样才能确保各个产业部门呈现出平衡的发展。 另外,从价格弹性以及收入弹性两个方面入手,对投资的比例进行确定, 这样就可以实现各部门的均衡发展。 发展中国家更加应该注重均衡发展,因为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经济状态呈现出一种极为不平衡的状态,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其发展水平明显不如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二者之前的经济差距可以达到几倍。所以,政府要想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就要在投资方面多下功夫,重视对不发达地区与落后区域产业的投入以及资本的增加,这样才能达到均衡发展的目的。

三、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途径

1. 首先,应该将非均衡发展制度予以进一步的完善。我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在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的过程中, 都运用了这一发展制度,并且这一制度正是在向多元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运用这一制度的过程中,研究者逐渐发现这一制度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的变化,需要予以进一步的转变, 这样才能促进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所以,非均衡制度必然是要向均衡制度进行转变的。只有这样才能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原有的经济要素打破,将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予以进一步的完善,为经济的发展建设创造出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 纵观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更需要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宏观经济条件,对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予以进一步的调整,这样才能将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实现区域化的发展。

2. 加强产业更加均衡的分布。 在过去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发展重点区域确实对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在新时期的发展环境中, 这种非均衡的状态已经不能满足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发达地区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落后地区却长期停滞不前, 这种情况如果仅仅凭借单一的市场方式是无法进行有效调节的,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利因素逐渐体现出来,产生区域经济的差异性影响。当前我们不能立即将非均衡布局转化为均衡布局, 所以一定要将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这样便能够将区域间的差异控制在能够掌控的范围内。 对于一些地区而言,应当重视起对自身优势的挖掘, 选择合适的主导产业,再逐步扩大其他产业的发展,将产业的关联性得到更加密切的发展。 尤其是在落后地区应当重点培养增长极, 从而将产业的发展呈现出均衡的特点。

3.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十分显著,所以应当充分发挥其职能。 政府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调节者, 对于经济发展的状况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还应该厘清均衡发展的思路以及具体的推进方式,在当前的城乡区域发展中,乡间社保制度、 收入分配不均以及户籍制度等都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所以我国政府要在这些方面多下功夫, 充分发挥职能的作用,令其朝着既定的发展目标前进,扫除前方不必要的障碍。 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绩效,会通过不断的累积进行扩张,并且将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这些都是和经济制度的发展变化所引起的。 政府在应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应该采取诸如对战略进行规划、 改善投资环境以及对体制进行创新等方式促进区域的整体发展。

4. 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因素是教育。我国的基础教育在区域内是非常不均衡的,而高等教育的布局和地方保护的影响,其对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也没有很好的平衡作用,反而加剧区域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 我国必须加强教育对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促进作用, 具体措施是,可以实现区域内基础教育的均衡化发展,创造接受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机会均等;同时,对现行高等教育机构布局过于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弊端,进行变革布局突破,因为高等教育资源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优质人才不愿“回流”到落后地区等因素,会进一步“抽干”落后地区知识和科技的“营养”,从而失去发展后劲。 发达地区吸引较高端的人力资源,促使发达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的快速大幅增长,经济大幅增长促进对高端人力资源的有效需求,促进工资的增长,优质人力资源继续流入;落后地区的情况则相反。

四、结语

当今各国都面临着发展非均衡问题的困扰,我国区域经济差异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我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同时要对 “非均衡理论”进行调适和创新,以适应经济新常态发展的现实需要。 要实行均衡发展战略,缩小区域经济的发展差异,逐步缩小落后区域与发达区域的经济差异,使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 此外还要进行产业、教育等资源要素的合理投入和布局,使要素资源聚集于新的区域空间均衡网络上,形成区域经济新的均衡协调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王微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及模式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袁绍彦.人力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J].财经界(学术版),2016(07).

[3]董美曾.基于区域经济的苏州物流产业发展研究[J].经贸实践,2015(15).

[4]侯翠玲,李洋.区域知识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度分析[J].企业导报,2012(12).

[5]杨荫凯.2014年我国区域发展大事综述[J].中国经贸导刊,2015(04).

机理与路径 篇2

关键词：创业投资；服务外包；中小企业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5－0086－03

本文基于我国服务外包企业的现状，将创业投资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与服务外包企业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研究创业投资影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内在机理。给出具体的政策建议，以期从实践运用上为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克服所遇到的融资困难提供一些解决途径。

一、服务外包企业的资金构成及融资困难

不同的中小型服务外包企业有不同的资金需求，同一企业也会有不同类型的资金需求，服务外包业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融资体系。就目前而言，中小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自筹资金及盈余积累以及少量短期的银行间接融资和政府扶助资金。自筹资金及其盈余积累包括的范围广，主要是企业将自己的资产转化为投资的资金、合伙人或股东的自有资金、向亲戚朋友借用的资金、企业经营性融资、企业间的信用贷款、行业内中小企业间的相互担保的贷款，以及一些保险基金和养老基金等社会性保险基金的贷款等。短期的银行间接融资主要包括各种短期和中长期贷款，方式主要有抵押贷款、担保贷款和信用贷款等。此外还有政府扶助资金，主要包括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贷款援助和开辟直接融资渠道等。融资渠道狭窄影响了服务外包企业的发展。

金融危机后的服务外包业面临着诸多网难，许多中小企业甚至不得不停产或者转产。服务外包业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存在以下不利因素：(1)服务外包中小企业在中国大多是简单加工型企业，这类企业没有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没有市场竞争力，无法抵御外来各种风险。(2)服务外包业中小企业易受经营环境的影响，变数大、风险大，因此难以吸引投资者。(31服务外包业中小企业资产少、规模小。可以用于抵押的设备厂房等较少，设备也陈旧落后，负债能力有限。企业的负债能力是由资本金的大小决定的，通常为资本金的一个百分比例数。(4)服务外包业中小企业类型多，资金需求一次性量小、频率高，加大了融资的复杂性、增加了融资的成本和代价。

二、创业投资的资金特点及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创业投资是以高技术与知识为基础，从事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的创新产品或者服务的投资。创业投资投资于小型企业是很正常的，但是他们也只选择在初始投资五年之内有潜力发展为大型企业的小型企业。这种增长速度在很多行业无法实现，因此创投一般倾向于高技术行业。

创投有五个特征：(1)作为一个金融中介，获得投资者的资金后直接投资于被投资公司。(2)只投资私人公司，一旦投资完成，不能马上在公开市场上交易。(3)在公司监管中起到一个重要作用。(4)最初目标是在将被投资的公司卖出或者IP0上市之后退出以获得资金回笼。(5)创投能促进公司内部增长。

创业投资对企业具体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

1、创投资金能极大地缓解中小企业的“资金瓶颈”的制约，而且能及时退出。由于资产规模小、不确定性高以及缺少可抵押资产，新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往往很难筹集到资金。中小企业发展瓶颈主要就是人才和资本，人才可以由资本吸收过来，因此主要归根于资本问题。创业投资为创业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克服资金困难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美国，有近80％的新技术企业是在创业投资的支持下成长起来的。创投基金的设立，是对传统融资体制的一次制度创新，对那些有市场前景但尚不成熟的企业，创投资金的注入能够使它们尽快形成生产规模，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不仅能给企业带来当前所需的资金，而且还可以满足企业再次融资的需求，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

创投资金还能及时退出，它不是以获得企业长久的经营管理权为目的，而是为了获得资本的增值收益，运作企业上市是创业投资最佳的退出方式，一旦成功就积极退出，对新兴企业会有极大的促进和杠杆作用。

2、创业投资更重要的作用是资金供给背后的增值服务，它以资金融通为桥梁，对中小创业企业提供创业初期所需的全方位的经营服务，共同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快企业发展，和企业共同经营实现资本增值。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监督。监督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与企业运作绩效成正相关关系。创投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它选择投资对象的能力，但由于风险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如果投资者能够直接管理公司，积极介入风险企业的运作管理，对投资进行监督。那么创投的优势可以明显体现出来。企业家通过密切监督，尤其是丰富的专业素质帮助企业加快核心竞争力建设。使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2)管理支持。除了董事会的服务，创投还扮演着“猎头”的角色，被投资的公司一般是年轻的公司。他们一般很难找到优秀的人才加盟一个刚起步的企业，但是创投公司凭着它的名声和行业联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创业投资家往往都是某一产业的专家。作为创投的灵魂，他们直接决定了创投公司的业绩。因此能为企业提供强大的管理支持，如战略咨询和指导、高级管理人员的选用和再融资安排等。

(3)网络资源。创投拥有巨大的网络资源，为其投资的企业提供了合作网络。便利了与其他公司和专业机构的沟通合作，有助于企业获取和利用创投的网络资源，这些资源主要包括筹资渠道、高层管理人员的重要来源、业务往来网络、专业服务机构和有价值的战略信息五大方面。

(4)企业声誉。由于创投严格的项目筛选广为人知，因此，获得创投往往被认为是企业质量的体现。创投对企业的声誉和形象的提高首先是向外界传达有利于公司吸引人才的正面信号。其次是有助于企业与其他拥有互补资源或能力的企业展开合作。还有利于树立银行对企业的信心、吸引潜在顾客。

三、创业投资与服务外包企业双向选择：更好地促进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发展

1、服务外包企业需要创投资金。

服务外包中的中小型企业往往管理经验不足，需要投资者除了带来资金供给外，还能提供管理灌÷律方面的帮助。创业投资作为一种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投资工具，在扶持企业快速增长，完善企业管理经营体制，提高生产效率方面有着积极作用。它不仅能提供优质的非金融管理服务，还享有对企业阶段性控制权。这类管理服务包括在服务外包企业种子期提供产品开发设计的信息支持；起步期提供市场开发的营销策划方案；扩展期提供质量体系建设的管理计划：对于企业重整期的二次创业，还能提供企业重组和发展战略的咨询服务。

创投对服务外包的促进作用体现在：分散风险，

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专业化水平，加强了垂直产业内分工，有利于服务外包行业的独立性；提升知识产权、私募地位。给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方式；降低交易成本；通过技术改造来影响服务外包的技术含量。

2、创投资金也愿意投资服务外包企业。

2005年～2008年上半年。服务外包业发生创业投资案例78起，合计融资7.84亿美元。《关于金融支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特别鼓励创业投资企业加大对服务外包企业的投资力度。服务外包业起步不过十几年，凭借产业附加值高、吸纳劳动力强、成长性高、发展速度快等特点，不仅受到各级政府大力扶持。也受到众多创业投资者关注。国内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创建创投公司来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发展。

创业投资青睐于服务外包企业。因为服务外包中小型企业本身没有沉重的固定资产使用和维护负担，相对于其他有着重大固定资产投资的企业，对现金流的节约是显而易见的。创业投资资金目前投资倾向轻资产企业是一种趋势。可以达到“四两拨千金”的效果。

创业投资一般被认为只投资私人公司。一旦投资完成，不能马上在公开市场上交易，因而它被定义为一种私人权益资本，相对于股票、证券而言只是一种备选投资方式。然而，2009年5月1日创业板正式拔锚起航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创业板不仅为创业投资创造了“出口”。也为服务外包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的渠道。服务外包企业获得资金后迅猛发展获得盈利，同时也为创投带来了高额的回报。也有利于创业板的健康发展。创业板构建了一种创业板、创投、服务外包企业=三者之间互动的良性循环的持续推动机制。

从大量案例中笔者发现创业投资在选择要投资的服务外包企业时，往往看重该企业是否具有一定技术优势，在日后发展中能否实现自身成长，大多数案例中服务外包企业都是国内相对较大规模的企业。而服务外包企业也充分利用创业投资的资金和管理优势，缓解了服务外包企业的“资金瓶颈”的制约。更重要的是以资金融通为桥梁，提供了资金供给背后的增值服务，如创投公司负责管理营销，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对服务外包企业提供创业初期所需的全方位的经营服务，共同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快企业发展，和企业共同经营实现资本增值。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服务外包企业的资本市场结构会影响企业产出效率，不同投资组合影响也不同，根据不同企业从成本效益角度分析可以得出一个最优资本组合。创投可以促进服务外包发展是因为创投资金的注入能够使它们尽快形成生产规模，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创投不仅能给企业带来当前所需的资金，满足企业再次融资的需求、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它本身所蕴含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更影响着服务外包的发展。2009年创业板的成立不仅为创投创造了出口，也为服务外包企业提供了融资平台。

云制造平台服务创新的机理与路径 篇3

云制造平台服务创新是提高制造业资源整合能力、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面对我国大部分制造业企业仍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发展格局,以及全社会制造资源整合能力不足和行业服务水平有限的现状,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5年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明确提出了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战略目标。如今,日渐成熟的云计算技术以灵活、弹性、可扩展、资源池等优势打破传统IT基础设施能力限制,以柔性的IS架构为云制造平台服务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由于云制造平台还是处于发展中的新生事物,其服务模式、技术手段和发展业态是正在探索中的科学问题,因此,本研究从云计算作为创新起点,以服务概念、服务界面和服务传递3个创新要素作为中间变量,建立提升云制造平台服务创新绩效的结构方程模型,旨在揭示云计算技术对云制造平台服务创新的作用机理,探索云制造平台服务创新路径,对于其服务模式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1 云制造平台服务创新的内涵

云制造平台服务创新是指在服务过程中应用新思想、新技术来改善和变革现有的服务流程及服务产品,提高现有的服务和服务效率,为客户创造更高的价值。服务创新是根据组织的战略需求,在内部要素和外部环境的双重作用下,通过对服务概念、服务界面、服务流程和技术创新,向企业客户提供全新的或改进的服务开发活动[3]。在1998年,Bilderbeek等[4]提出了关于服务创新的整合概念模型,被称为“四维度模型”,该模型运用结构化方法将服务创新划分为4个维度,即新服务概念、新顾客界面、新技术和新服务传递系统。其中,服务概念创新本质上是关于服务产品的总体规划过程,是提高组织绩效,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从而增加平台的利润、提高用户忠诚度、完善平台业务流程[5];服务界面创新是指服务各方主体之间的交互系统,它既是服务提供者向用户传递服务的表达界面,又是服务系统中功能主体间的任务交互[6];服务传递创新是指调整和变革现有的服务运作与服务传递流程,以适应开发新服务的需要,在信息层面上可以理解为流程创新[7];技术在服务创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多数服务都可以通过使用某些技术而使服务过程变得更为高效,而云计算技术是云制造平台中最核心、最突出的技术。因而,云计算技术是服务创新的支撑要素,它与服务创新的其他3个维度不在一个层面上,可将其从创新维度中独立出来,作为支持其他3个维度创新的重要因素[8]。但是,目前鲜有基于云计算技术视角研究服务创新的理论成果。因此,通过研究云计算对云制造平台服务概念创新、界面创新、传递创新的驱动作用,不仅使云制造平台摆脱了IT投资和运维管理的藩篱,还能提高其“智商”[9],使得云制造平台具备感知内、外环境变化,面向客户需求进行科学决策以及快速整合分散资源的能力,进而提供高效、高质量的信息服务,也丰富了Bilderbeek的服务创新理论。

2 研究假设

2.1 云制造平台服务概念创新的研究假设

2.1.1 云计算与云制造平台服务概念创新

服务概念创新是指为了用户的利益而开发的新服务,目的是向用户提供更大的服务价值[10]52-58。服务概念创新需要对客户的需求作全面分析,为客户提供一种全新的或改进的服务内容和功能[11],以便为目标客户提供更高效、更周到、更准确的服务包。

云制造借鉴了云计算的面向服务的共享理念,是制造即服务的具体体现。云计算在调度和部署IT资源时更加灵活[12]。云计算的弹性、可扩展性、泛在接入、按需付费等特征使得云制造平台利用云资源更加灵活;同时,云计算的数据集中、资源池、共享环境等特征提升了平台在数据和软件方面的整合能力[13]。因此,云计算的技术特征主要表现为灵活性和整合性两个方面。

云计算的灵活性,体现在可以实现对制造资源的广泛采集,通过搜集客户信息,构造客户需求的全景图,设计满足其需求的服务产品,提升感知价值,进而实现云制造服务的增值效应。云计算的整合能力,体现在可将大量制造服务资源聚集在一起,形成可共享的资源池;同时还能够汇聚大量的市场和客户需求信息,进行深度挖掘,根据市场变化,发挥其客户需求优先、管理信息集成的重要作用[14],通过进行需求分析,对新服务的内容与功能进行设计,最终为客户提供全新的制造服务。云计算的灵活性和整合性还能够为客户间的交流提供新途径,以及改善知识传输的通道,使知识的供给和需求的实体更加多样化,通过完善沟通机制、团队协作机制、在线培训机制[15],使服务方式从传统的信息服务向智能化、集成化服务的方向转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云计算的灵活性对服务概念创新具有正向作用。

H2:云计算的整合性对服务概念创新具有正向作用。

2.1.2 平台服务概念创新与服务创新绩效

服务创新绩效是指企业达成服务创新目标的程度,其内容包括效能、效率与客户满意度。服务创新绩效具有多维性,旨在提升企业运营能力和市场竞争力[16]。

云制造平台服务概念创新通过新理念或新方法对服务进行开发、规划、设计,提升了闲置制造资源与制造能力的利用率和运作效率,提高了服务创新绩效[17]。对云制造平台进行服务概念创新,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准确的服务包,满足客户现有和潜在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甚至是隐藏性需求[18]。通过为客户提供能够降低顾客成本、增进顾客收益的新服务产品,开发能够提升客户体验感的新服务内容,提升顾客让渡价值、增加顾客认知价值,从而提升客户满意度,提高服务创新绩效。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服务概念创新对服务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作用。

2.2 云制造平台服务传递创新的研究假设

2.2.1 云计算与云制造平台服务传递创新

服务传递创新旨在通过调整与变革既有技术以及服务开发运作流程,不断提高平台服务提供与传递的效率和效果,为提高平台运作效率和顾客满意度而进行的创新[10]52-58。云计算的灵活性使得平台的信息系统架构易扩展,以便快速开展新交易[19,20]。云制造的共享环境和资源池特点能够有效地促进信息整合、交换与共享[21]。通过云计算的整合性特征,如共享资源、数据一致和应用整合等,实现普适信息的可视化,实现诸如流程状态的智能监控、快捷管理、实时跟踪等功能,促进了服务流程的智能性和连贯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云计算的灵活性对服务传递创新具有正向作用。

H5:云计算的整合性对服务传递创新具有正向作用。

2.2.2 平台服务传递创新与服务创新绩效

服务传递创新通过对云制造平台的服务资源集成、供需智能匹配、订单跟踪、交易实现、业务流程进行优化,提升了用户参与度以及制造资源共享服务的透明度,提高了平台的运营效率[22],同时以较低的成本和较快的速度对制造资源进行动态、优化配置。服务传递创新为客户提供了柔性化的服务交付方式,提高客户之间沟通与反馈的效率,从而提升客户的满意度。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服务传递创新对服务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作用。

2.3 云制造平台服务界面创新的研究假设

2.3.1 云计算与云制造平台服务界面创新

云制造平台服务界面是维系服务提供者与顾客间关系的交互接触系统,它是服务提供者向顾客传递服务的表达界面,也是服务系统中功能主体间的任务交互系统。云计算的灵活性对外部界面的创新可以提高服务界面响应速度,在与客户交互的过程中,通过生动的服务界面展示来吸引顾客注意力,并方便地获取客户的需求信息,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用户的行为数据和环境数据[23],感知客户的偏好、潜在的需求,进而为客户提供差异化的服务,以及智能化的服务体验[24];对内部界面的创新可以对制造资源优化配置、全方位共享和重用,为各层次的行为主体提供基于全系统范围的信息服务和制造资源的动态重组与利用[25],如云制造平台根据用户的需求,利用智能搜索匹配、实例化和监督调度管理等技术迅速对虚拟资源云池进行资源重组与分配,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处理,可以满足客户对产品订货请求、资源租赁请求等,在界面交互的过程中获得竞争优势。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7:云计算的灵活性对服务界面创新具有正向作用。

H8:云计算的整合性对服务界面创新具有正向作用。

2.3.2 平台服务界面创新与服务创新绩效

在云制造平台服务系统中,界面创新直接改善政府、平台管理部门、制造业企业与顾客之间互动关系、交互行为、传递信息等要素间的服务活动,为提升服务绩效提供优质的交互环境。其核心目的是改善交互主体间的沟通方式,实现资源深度共享,可显著增强经济效益[26]。服务界面创新既有助于获得大量用户需求信息,又能为用户提供可视化服务方式,从而提升顾客满意度和用户感知价值。服务界面创新扩展平台原有的服务功能,如在线订单处理功能、云企业动态构建功能、生产过程监控功能等[27]。此外,服务界面创新还能增强用户的交互体验,扩大了市场范围,有利于寻求利基市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9:服务界面创新对服务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概念模型构建

云制造平台根据云计算的特征可归纳出灵活性和整合性2个指标,通过分析选择了云计算作用于服务创新的3个要素,分别用3个变量———“服务概念”、“服务界面”和“服务传递”来标度,通过这3个中间变量的创新来提升服务创新绩效。根据前文研究假设,本文构建了云计算影响云制造平台服务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以揭示云制造平台服务创新的机理。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3.2 变量测量

本研究结合大量国内外文献,以现有研究为基础,设计了问卷中各变量的测量指标,如表1所示。

3.3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调查问卷包括云制造平台运行状况、云制造平台服务创新行为及效果的描述。本次所调查的云制造平台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内蒙古、新疆、山东、四川、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区,具体调查对象为各云制造平台的技术研发部门、业务部门、财务部门、仓储部门、运输部门、信息服务部门和运营管理部门的企业员工及管理者,如表2所示。调查问卷的每个题项采用李克特(Richeter)5分制评分标准进行测量,即量表中的“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比较不同意”,“3”代表“不确定”,“4”代表“比较同意”,“5”代表“强烈同意”。通过走访、电话、网络问卷、电子邮件或邮寄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由高层管理人员、技术部门负责人和技术人员及员工等根据实际情况对所描述的正确与否进行判断。本研究发放调查问卷200份,收回问卷163份,回收率81.5%,其中有效问卷152份,有效回收率为93.25%。

4 数据分析及结果

4.1 研究方法的选择

结构方程模型是综合运用多元回归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以及路径分析的统计建模技术。它主要具有验证性的作用,评价的核心是模型的拟合性。它的优点是可以同时使用多个变量,不仅可以处理数值型的连续变量,还可以处理分类变量,突破了传统上计量技术对于理论模型欠缺整合分析能力的困境[28]。由于本研究各个潜变量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纷繁交错,且有多个变量,结构方程可以同时使用多个变量的特点适合本文的研究;同时,影响因素很难用单一指标进行衡量,需要引入多个指标向量进行测量,而结构方程正好契合这一特点。因此,结构方程模型适合本文的研究。

4.2 信度和效度分析

在信度检验方面,本文借助Cronbach’sα系数来检验各量表的稳定性和内部一致性。利用SPSS16.0计算得出结果如表3所示。如表3所示,所有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均超过0.7,高于信度检验临界值,说明本研究所用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在效度检验方面,分别采用交叉因子载荷系数和平均方程抽取量(AVE)值来检验测量模型的内敛效度及判别效度。如表3所示,测量指标的交叉因子载荷均高于0.7且AVE值均高于0.5,表明测量变量可以有效地解释潜变量,测量变量具有很好的收敛效度。

4.3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根据本文研究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运用A-MOS20.0软件构建云制造平台服务创新形成路径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2所示。在路径分析模型中,云制造平台的灵活性和整合性潜变量分别作用于服务概念创新等3个潜变量,而这3个潜变量又分别作用于服务创新绩效潜变量,它们之间形成因果关系,具体由9条假设形成路径体现。本文主要应用Chi-square/ratio(卡方与自由度的比值)、RMSEA(近似误差均方根)、GFI(良适性适配指数)、TLI(非范拟合指数)、CFI(比较拟合指数)、IFI(递增拟合指数)6类指数评价了模型的拟合度,具体的模型拟合度指数值如表4所示。

4.4 假设检验结果分析

通过对结构方程模型的假设检验结果可知:所有假设形成路径C.R.值均大于1.96参考值,表明在р<0.05的水平上路径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即本研究所提出的6个假设全部获得支持。

云计算的灵活性和整合性两个外生潜变量与平台服务概念创新、服务传递创新、服务界面创新3个内生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都大于0.5,说明云计算的灵活性和整合性能够显著正向作用于云制造平台3个内生变量;服务界面创新与服务创新绩效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454,表明平台界面创新对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比较显著。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本研究认为云制造平台服务创新存在以下两条路径:

(1)路径一:“云计算—服务概念创新—服务创新绩效”。云计算的灵活性与整合性可以为客户提供全新的服务内容与功能。云计算的灵活性可以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客户需求,通过对用户的需求作全面分析;云计算的整合性可以实现信息资源的动态共享,根据用户实际需求对这些共享资源进行动态分配,为用户提供全新或改进的服务内容或功能,以合理的成本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从而提升服务创新绩效。

(2)路径二:“云计算—服务界面创新—服务创新绩效”。云计算的灵活性对服务界面创新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通过“云”与“端”之间的网络传输,可以解决多用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多种终端的接入方式与平台进行信息交流与反馈,通过生动的服务界面展示来吸引顾客,使客户获得更好的服务体验。服务界面创新为云制造平台客户之间实现交互行为、深度信息共享提供更加便捷的通道和“智慧型”服务,提高平台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从而提升用户价值,使之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5“智造”产业供应链平台实证

M股份有限公司于1995年创建,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是一个拥有自主服装品牌,集研发、生产和营销为主的服装制造企业。2015年12月,M公司募集资金25亿元用于构建“智造”产业供应链平台。该平台是基于云制造2.0的发展理念、制造模式、技术手段,为解决服装行业个性化、少量多批次订单与工厂大规模生产之间的矛盾,加速服装生产柔性化而建设的云制造服务机构[29]。

5.1“智造”产业供应链平台服务创新路径

M公司“智造”产业供应链平台目前是处于建设中的项目,还不具备完善的服务内容与服务界面。云制造平台是为用户提供制造资源及服务的一种资源高度共享的公共平台,抛开制造资源与服务,只注重平台服务界面创新则没有意义,因此,M公司“智造”产业供应链平台应该选择第一条服务创新路径,首先做好服务概念创新,为目标用户提供更高效、更周到、更准确的服务包,以增强用户粘性。利用云计算技术的灵活性与整合性进行服务概念创新,从而提升服务绩效。

5.2“智造”产业供应链平台服务概念创新实施对策

5.2.1 成立平台建设项目组

项目组主要负责基础资源的建设,包括中心机房、硬件设施、软件开发、数据库和应用支撑系统。项目组人力资源是实现云制造平台服务概念创新最重要的资源之一,M公司需要根据项目的进度组建灵活的开发团队,将项目组技术人员进行分类,做到分工明确。合理组织项目团队,既要保证质量,又要提高效率,是公司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5.2.2 客户需求分析

M公司云制造平台服务概念创新首先要求公司内部组建团队进行市场定位,识别目标客户,充分迎合目标客户的多重性、个性化需求。应该以顾客导向作为新服务产品开发活动的方向,以提升客户满意度和客户价值为基准进行市场调研,根据市场需求来进行新服务产品的开发,通过与顾客合作创新的方式充分发掘现有和潜在的客户需求,甚至是隐藏性的客户需求;充分了解客户对服务产品的期望,有效把握客户需求,制定出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前瞻性服务产品开发战略。可以通过举办中小服装制造企业论坛、服装产业协同制造洽谈会等方式来与企业现有和潜在客户进行互动交流、洽谈协商,还可以采取问卷调查和客服咨询的方式与客户进行沟通。

5.2.3 服务概念生成

利用市场调研团队搜集的信息和权重评价来对新服务产品进行初始概念生成。根据专家对客户需求原始数据的重要性分析,对客户需求进行权重评价,整理出核心顾客需求,提取可行的初始服务概念。M公司云制造平台的服务可以分为面向企业的公共服务和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的服务,以数据驱动为支撑可以面向中小型服装生产企业提供服装产业全生命周期的解决方案,还能够为企业提供诸如去库存管理、供应链融资、决策支持、专利技术交易、用户信息大数据库、协同制造等服务功能。平台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的服务内容主要为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例如指定版型设计、O2O等服务。

5.2.4 服务概念筛选

新服务概念正式确认之前需要开发团队对其进行可行性分析,对初始服务概念进行筛选,确定最终的新服务概念。成立服装行业专家团队,根据初步确定的新服务概念对初始服务概念满足客户需求的程度进行评价,将客户需求映射到初始服务概念上。通过企业现有的制造服务资源、竞争对手条件、公司战略规划对初始服务概念进行可行性分析,同时与公司云制造平台的研发团队进行沟通,确定开发成本,分析平台界面对新服务产品提供的可行性,预计新服务产品的预期利润和收益等,提交公司管理层确认最终新服务产品的开发。

5.2.5 服务概念测试

该阶段需要获取目标客户对新服务概念的理解程度,了解新服务产品的内容和用意是否存在客户认识偏差、是否具有高水平的客户满意指数、是否满足了目标客户潜在的甚至是隐藏性的需求。服务概念测试阶段不同于可行性分析阶段的区别在于需要来自于客户的信息而不是依赖开发团队的判断,要获得这些信息,M公司可以通过与接受新服务的客户进行交流,与接触目标客户最多的一线员工进行沟通,搜集与整合客户对新服务的评价数据和期望改进的信息,进行概念测试。

6 结论

本文通过云制造平台服务创新机理研究,对云计算、服务创新中间变量以及服务创新绩效之间关系进行分析,为云制造平台服务创新提供了两条创新路径,分别是:“云计算-服务概念创新-服务创新绩效”和“云计算—服务界面创新—服务创新绩效”。在实际应用中,本文根据M公司“智造”产业平台建设的具体情况选择了第一条创新路径,即待平台建成且服务内容完善后再选择第二条创新路径来实现服务创新。本研究的局限在于将3个创新变量看作线性无关变量,未考虑各个变量之间的耦合关系,这是后续将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摘要：云制造平台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为企业提供网络化制造服务的重要载体。研究服务创新的机理与路径,是提高其服务能级和服务效率的基本前提。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云计算技术作为外生变量,以服务概念创新、服务流程创新、服务界面创新为内生变量,构建提升云制造平台服务创新绩效的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对我国各省区市云制造平台的问卷调查,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云制造平台服务创新存在两条创新路径,分别是“云计算—服务概念创新—服务绩效提升”和“云计算—服务界面创新—服务绩效提升”。该成果为云制造平台的运营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借鉴。

机理与路径 篇4

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商业模式的竞争, 乃至是相关企业之间商业模式组合集群的竞争, 尤其在互联网时代, 价值链已经让位于价值网络之间的竞争。商业模式是企业家将商业机会逻辑化, 最终演变为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商业模式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 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 并得到广泛传播和使用。通俗地讲, 商业模式就是公司赚钱的方法。对于商业模式的理解, 可以着眼于行业, 也可以聚焦于一个企业。不过, 对个别企业商业模式的研究或许更会引起企业家的关注。商业模式内涵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包含了一系列要素及其关系的概念性工具, 阐明特定实体的商业逻辑。有的着眼于商业模式系统的各种资源, 例如, 资金、人力资源、作业方式、品牌和知识产权、企业所处的环境、创新力等。商业模式由客户价值、盈利方式、企业资源和能力构成了三维立体模式。“客户价值主张”可以简单地说向客户提供什么, “资源和生产过程”可以理解为如何提供客户价值, “盈利方式”可以理解为利益相关者价值的实现方式。判断一个商业的成功与否, 主要看是否为客户提供的独特价值;是否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是否可持续发展[1]。

无论是初创企业还是成熟企业, 商业模式都是企业成功的根本。商业模式描述了一个相互依赖的价值创造活动系统与连接机制, 但是, 追求可持续竞争优势很可能需要从商业模式开始。而当前, 商业模式研究多关注“结果”导向, 即聚焦于成型或成熟的商业模式, 而对其形成过程之关注则显得相对不足, 其实这个方面的研究更具有实战价值, 即研究如何将新技术、新思想转化为价值, 进而创造组织绩效。这个思路是更多地注重时间维度方面商业模式的演化。一个商业模式, 从创意到模式成型, 需要经过若干次试错的过程。商业模式成型过程会受到外在环境与内在因素的影响, 在理论上有无穷种演化路径。可能是成功的、平庸的、糟糕的、中途夭折的等, 因此, 对新商业模式的成型过程与动态测评进行研究, 将有助于人们在探索与创新中获取一个竞争力强的商业模式。

2 商业模式成型的标志

商业模式成型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过程, 也可以理解为结果, 或者阶段性结果, 可见, 商业模式成型是过程与结果的交替统一, 这也是不少学者研究的基本看法。李东教授等提出了商业模式容器模型 (2010) , 认为商业模式蓝图成型与规则成型阶段是商业模式成型的两个阶段, 成型发端于对特定问题所形成的解决方案, 而各板块蓝图层面的成型, 起始于经营决策人员对特定问题针对性方案的设计。在现实中, 任何一种新的外部市场机会、政策法律调整、经济文化等因素变化, 企业内部的改变, 诸如产品研发、技术创新等原因, 均会成为导致新商业模式成型的驱动因素。蓝图方案成型的基本推动力量是企业管理层的智慧和经验。商业模式规则层面的成型总体上讲有三类途径:第一, 转换。企业直接套用某个已经存在的规则。第二, 借势。这是一种间接推动规则成型的典型方式, 这是指通过影响管制部门, 形成于己有利的规则。第三, 创造。企业依靠自身的力量, 导入新的信念或改变消费行为, 形成新的商业模式[2]。也有学者认为, 商业模式成型的机理, 就像一个加工厂, 有输入、加工与输出, 这个过程的中间环节非常关键, 是资源与能力之整合, 是形成核心竞争力的主要节点。输入量可以是人、财、物这些量的变化, 如人才、技术、融资量等背景要素的改变, 也可推断商业模式的质量, 或者说是高效能商业模式形成的基础。而输出变量值, 如市场份额、市值、企业利润、用户数的变化, 并以此判断商业模式是否有成效,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判断。不过, 商业模式成型需要过程和时间。一个新商业模式的成型基本需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识别目标顾客;二是描绘有利可图的工作模式;三是学习调整, 执行与演化蓝图模式。商业模式的生命周期大致包括酝酿阶段、实验学习阶段、培育阶段与复制创新阶段。李永发 (2015) 以奇虎360科技有限公司为例, 对其商业模式成型的三个阶段进行了纵向的案例研究。研究认为, 商业模式成型是一个复杂过程, 在不同路径下, 会形成不同的商业模式, 在商业模式成型的不同阶段, 其任务应有所不同, 商业模式成型标志的主导逻辑在于:识别顾客需求并定义顾客价值;设计盈利模式获取企业价值。两种价值的实现依赖于可重复的标准活动系统, 就是成型的商业模式[3]。

3 商业模式演化的动因

变是绝对的, 不变是相对的。同样, 商业模式的演化与创新是企业赢得核心竞争力, 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永恒主题。外因与内因的不断交替变化, 是商业模式演化的基本原因。商业模式演化的动力可以划分为五个方面:一是技术推动;二是市场需求的拉动;三是竞争的逼迫;四是企业家推动;五是系统的观点[4]。可见, 商业模式演化的动因有来自内部的, 企业家追求利益的本质决定其会主动适应环境, 促进商业模式的创新, 也有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 正如马克思认为, 出于对利润的追逐与外在竞争的压力, 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促进商业模式演化的因素当然也有来自内外综合作用的结果, 例如, 系统的观点。

徐蕾 (2015) 从设计驱动创新的角度来解析商业模式演化的动因, 她选取了国内一家有40多年成长历史的浙商企业——万事利为研究对象, 研究发现, 该企业设计驱动创新的路径是递进的, 即沿着流程一产品一功能一文化设计的形式演进。从时间维度看, 该企业创业期的商业模式是采用制造业传统商业模式, 面料加工与自产自销, 之后增加OEM业务。20世纪80年代中期, 万事利进入积累期, 该时期的商业模式开始向价值链上下游进行拓展, 万事利发展成为集“染色一织布一印花一砂洗一服装”为一体的企业, 形成价值链拓展型的商业模式。进入发展期以后, 拓展丝绸功能属性, 成立丝绸礼品公司, 设立销售部、采购部, 成为产品功能设计创新的一大跨越。该阶段的商业模式的重心是延伸丝绸产业链, 扩大产品涵盖面, 注重全球化人力资源管理与管理团队建设, 加大研发投入, 构筑销售网络。成熟期以后, 万事利实施文化设计创新, 推出“丝绸生活”概念, 成立“浙江丝绸文化研究会”, 牵手众多文化遗产传承人和艺术院校, 着手成立中国丝绸艺术研究所, 建设强大的丝绸科技队伍及设计研发团队。在该阶段, 万事利转型成文化创意产业, 这种文化设计创新大大提升了企业竞争力。该阶段的商业模式转型升级为“传统产业+文化创意+高科技=新兴产业”的新路子, 整合资源, 开始了“从品牌出发, 以文化落脚”的价值网络型创新商业模式[5]。

可见, 企业的商业模式的演化动因是企业战略与企业发展历程的综合反映, 从传统模式到价值链拓展, 到混合创新型模式再到价值网络创新型模式演化, 其商业模式演绎的逻辑是设计驱动创新的变化的折射。

4 关于商业模式演化研究的述评

商业模式演化的内在动力一定是利益驱动, 不论是经济利益, 还是社会利益, 甚至是企业家兴趣使然, 皆为利往。关于这个方面的研究比较多, 有关于传统产业的, 也有关于新兴互联网企业的, 有侧重过程, 也有关注结果。张鹏, 王欣 (2015) 认为, 无论是互联网产业, 还是传统产业都已经处于平台化过程之中, 平台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存在于现实和虚拟空间的场所, 它以促进双边和多边的客户完成交易为主要手段, 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当市场处于“自然”和“自发”组织状态时, 资源配置机制依靠的是“看不见的手”, 而平台的出现标志着市场发展进人到更为高级的阶段, 以“显性市场”为存在方式。要素、利益和规则是市场属性的基础, 也是市场理论的研究基石。同样, 商业模式的演化也要以这三个方面为基础, 任何阶段的商业模式的变化都会经历要素流交换、利益流交换和规则流交换这三大由低到高的阶段。作者依此思路来研究平台商业模式的演化过程。所谓平台商业模式是指:“在市场化过程中, 平台基于现代信息技术, 通过要素流、信息流与规则流促使平台各参与方完成交易并控制的全过程, 最终实现其利益最大化。”一个平台组织的发展状况需要观察是何种模式在平台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 并对其盈利的持续增长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依此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初级阶段, 平台要素流商业模式, 这是一种最基本模式, 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模式。这种商业模式发展, 与商品本身包含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紧密相关, 同时也与市场供给双方的力量相关。在现实平台组织中, 大型连锁超市对供货方实行“进场费”策略是此类平台商业模式的体现。在互联网的电商领域也引入了要素流商业模式, 例如, 由京东挑起的与当当、苏宁之间“电商混战”都是这种模式的变相和升级。二是中级阶段, 平台信息流商业模式。信息流商业模式一般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电商, 电商从本质上分析, 就是平台在信息流平台商业模式的一种成功应用。三是高级阶段, 平台规则流商业模式。以规则流交换作为其平台基本盈利的一种模式, 这也是平台商业模式最高阶段, 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社交规则。平台在市场具化过程中通过要素流、信息流与规则流促使平台各参与方完成交易, 实现最终盈利的全过程。未来平台商业模式的演化, 基础是要素流商业模式, 主导是信息流商业模式, 目标是规则流商业模式, 这是三者发展和演化的轨迹[6]。

夏清华、娄汇阳 (2014) 从组织结构对商业模式演化的影响的视角, 指出商业模式存在演化的刚性, 由于商业模式具有系统性, 使其有维持现有结构稳定的惯性, 他们将商业模式刚性分为主观刚性和客观刚性两个维度, 通过跨案例分析, 构建了一个商业模式刚性的演化模型, 该模型表明, 商业模式刚性会增强或者减弱原有的商业模式的竞争力, 某一维度的减弱可能同时伴随着其他维度的增强, 商业模式刚性是商业模式创新的“副产品”, 分析组织认知、结构、资源等系统要素对企业商业模式的影响, 揭示了商业模式创新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对管理者如何实现商业模式创新, 如何共赢、动态平衡, 以及调和多种商业模式之间的矛盾具有借鉴意义[7]。

龚丽敏、江诗松 (2012) 认为, 集群龙头企业是产业集群成长的重要推手, 是主要的引擎, 也是产业发展的中流砥。商业模式这一新兴理念对集群龙头企业成长的解释力也日益明显。通过对温州低压电器龙头企业正泰集团25 年成长过程的纵向案例研究, 发现集群龙头企业在起步、调整和扩张的不同阶段, 价值主张、价值创造和价值系统整合三个维度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且与集群发展情况相适应[8]。

荆浩 (2014) 指出, 分析大数据时代商业模式时, 从营运、经济与战略等方面来剖析它们分别创造的低成本优势、经济价值与差异化的效能, 不过, 这三个方面显然有交集, 严格来讲, 这样的分类还是不够科学。展望未来, 企业利用大数据转变商业模式, 提升竟争优势是企业实现大数据综合价值的必然选择。不过, 大数据目前还是新兴领域, 系统性不够。未来基于大数据背景下的商业模式演化的研究, 可能会在围绕商业模式原理的设计与其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等方面展开[9]。

曾楚宏等 (2008) 以价值链理论为基础, 提出了衡量商业模式特征的三个维度变量, 并以此为标准, 将现有的商业模式分为四种类型:聚焦型商业模式、协调型商业模式、核心型商业模式与一体化型商业模式。具体的企业采用的商业模式类型不是一成不变的, 会表现出规律性的演化趋势。具体来说, 在产业初创阶段, 以聚焦型为主;进入产业成长期逐渐演化为一体化型商业模式;成熟期阶段, 企业主要采用协调型商业模式;产业的衰退期则转而采用核心型商业模式。这种分类对企业不同生命周期的分析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不过, 不同企业不同的生命周期采取不同的商业模式演化规律, 显得有些不合逻辑, 既然不同企业的不同时期的商业模式会不同, 那么, 同一家企业的商业模式的演化规律不会太雷同, 因为, 企业有规模与性质的不同, 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有利于赢得核心竞争力才是硬道理[10]。

5 关于商业模式演化的成效评测研究简述

商业模式成型与演化的成效如何需要对其效能进行评测, 这是商业模式研究的一个热点, 也是一个难点。罗小鹏、刘莉 (2012) 对腾讯公司生命周期三个阶段的商业模式演变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 腾讯在创业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商业模式具有独特的演变路径和鲜明的特征, 其成功经验为我国互联网企业提供了借鉴。2010年底, 腾讯实施开放平台战略, 100亿元的产业基金投资互联网企业, 实现用户、公司和伙伴的“三赢”。在具体分析生命周期三个阶段时, 作者运用蛛网模型从价值内容、目标顾客、网络形态、成本管理、收入模式、隔绝机制、伙伴关系与业务定位等八个方面进行定量分析, 给出且有说服力的结论。商业模式创新是决定企业绩效的重要举措, 具有战略管理意义, 需要整合各种创新要素并使之相互协同, 才能取得良好效果。腾讯的实践表明, 商业模式创新的基本目的是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整合资源力是赢得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手段, 这就要求企业家具有良好的商业模式设计能力, 整合有价值的资源, 构建独特的商业模式, 降低成本并构筑防御壁垒等, 这是获取商业模式创新绩效的关键。企业应根据产业演变趋势及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进行创新, 构建适合自身发展的新商业模式, 推动商业模式不断演变。贴近用户并吸引用户, 快速放大用户的“规模效应”, 实现用户价值是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经验[11]。

黄玲玲等 (2012) 从商业模式的九个方面, 即价值主张 (Value Proposition) 、客户细分 (Customer Segments) 、客户关系 (Customer Relationships) 、核心资源 (Core Resources) 关键业务 (Key Activities) 、分配渠道 (Distribution Channels) 、重要合作 (Key Partnerships) 、收人来源 (Revenue Streams) 、成本结构 (Cost Structure) , 选择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的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经过筛选, 采用了88家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的2002~2010年度数据, 用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笔者得出结论:政府政策调控下, 房地产公司的收入来源和成本结构发生了显著差异。2004~2009年之间成本结构均发生了变化, 特别是2008年之后随着宏观政策的调整, 房地产公司的收入来源结构变化加速。这些统计分析的结果将有助于当时的中国房地产公司进行相关商业模式调整。这个研究方法具有借鉴价值, 依此方法, 选取2013~2015年的相关数据也同样有助于目前的房地产公司进行商业模式的调整。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EB/OL].http://baike.baidu.com/link.

[2]苏江华, 李东.商业模式的成型机理、类型划分与演化路径——基于中国战略新兴产业中439家企业的实证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 2011 (12) .

[3]李永发, 李东.新商业模式成型过程与动态测评[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5 (12) .

[4]刘延杰.双重商业模式形成机理、冲突类型及演化路径研究[D].东南大学, 2012 (7) .

[5]徐蕾.基于设计驱动型创新的浙商商业模式演化研究——以万事利为例[J].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5 (1) .

[6]张鹏, 王欣.平台商业模式演化的理论分析——基于平台组织理论视角[J].西部财会, 2015 (7) .

[7]夏清华, 娄汇阳.商业模式刚性:组成结构及其演化机制[J].中国工业经济, 2014 (8) .

[8]龚丽敏, 江诗松.产业集群龙头企业的成长演化:商业模式视角[J].科研管理, 2012 (7) .

[9]荆浩.大数据时代商业模式创新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4 (7) .

[10]曾楚宏, 朱仁宏, 李孔岳.基于价值链理论的商业模式分类及其演化规律[J].财经科学, 2008 (6) .

[11]罗小鹏, 刘莉.互联网企业发展过程中商业模式的演变——基于腾讯的案例研究[J].经济管理, 2012 (2) .

机理与路径 篇5

一、关于内部控制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研究

阎达五先生在不同论文中对内部控制与企业价值创造都有经典论述,包括:(1)保证资产安全和会计信息真实是内部控制发展的主线;(2)内部控制目标呈多元化趋势,但会计控制(含财务控制)是企业内部控制的核心;(3)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会计工作是一种管理工作,会计管理的内容可以抽象为“价值管理”;(5)价值链会计是对企业价值信息及其背后深层次关系的研究,亦即收集、加工、存储、提供并利用价值信息,实施对企业价值链的控制和管理;(6)通过价值链会计管理(包括计划、协调、分析和控制等),在实现价值链联盟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实现核心企业价值最大化。可以大致理解为,实施内部控制,最核心的是实施会计控制;会计自身是一种价值管理,因此会计控制可以通过一系列的事前、事中、事后管理控制活动降低成本、增加收入、实现价值最大化。

杨雄胜教授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指出,内部控制的性质和目标体现在三方面:它是一种内在机制,通过恰当的“限制”与“激励”实现组织的积极演化;它是企业生态系统中的“控制链”,避免落入“企业发展陷阱”,利用“有效”的强化链、遏制“有害”的强化链,增加公司价值;它是提高企业社会影响力的基本保障,延长公司寿命,可以使企业在主导目标的作用下,把逐利行为导向有益于社会的制度与方法,实现企业社会影响力的提高。

林钟高教授从价值实现的角度,提出实现价值最大化是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共同的终极目标;要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首先要制定以增加企业价值为目标的战略,然后通过内部控制来保证战略的有效执行;以2005年底前在沪深两市公开发行股票的300家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使用托宾Q值衡量企业价值,构建了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检验COSO报告的五大要素(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与评价)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发现企业成立时间和企业资产规模显著影响企业内控水平、内控水平提高显著促进企业价值提高,认为在注意市场外部变化时应兼修“内功”,才能更好提升企业价值。

为了从理论上揭示内部控制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不少文献从企业价值评估的现金流量模型出发,认为要使企业估值金额变大,需要增加未来现金流量、降低风险报酬率(折现率)、延长折现期限。因此,从开展内部控制与增加现金流入、控制现金流出,内部控制与风险管控、降低风险报酬率,以及实施战略管理谋求企业可持续发展等的相互关系,认为其所列举的内控活动可以影响上述三个指标,从而促使企业价值增加。

一些文献为了进一步证明内控活动确实可以影响现金流量等指标,将企业内控活动划分为三类:治理控制(指通过对所有权的适当配置,建立合适的委托代理契约关系,保证企业投资者的利益能够得到有效维护),将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与内部控制的机理结合起来,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间的制衡机制,根据价值创造环节(或价值链)分解并实现战略目标。管理控制(主要是企业日常管理中的控制与约束),通过制定目标计划、分派任务,对员工进行激励和纠偏,“管理控制是企业管理的直接控制,它直接对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各种资源进行监督和控制,直接影响到企业利润目标的实现”。作业控制(是员工与作业之间的控制关系),直接影响日常业务活动,与企业利润同样关系密切。

实证类型文献则往往关注内部控制某些相关因素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或者从代理变量之间的关系推测内部控制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有的认为,高质量内部控制能抑制盈余操纵行为,提高盈余质量、增强财务报告可靠性;盈余质量高、财务报告可靠,促使股价上涨(假定资本市场能够识别盈余质量、财务报告质量并作出相应反应),从而证明实施内控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有的则认为,实施内控可以抑制非理性投资(包括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提高投资效率和效果,从而促使企业盈利增加、价值提升。有的认为,内部控制可以降低代理成本,从而增加企业价值,并寻找代理成本变量、企业价值变量等数据进行验证。还有的认为,实施内部控制、发挥信息沟通功能,有利于兼顾和协调价值链各节点利益相关者关系,实现价值最大化,并且也找到了相应的变量进行检验。

二、内部控制界定与企业价值创造过程

学术界关于内部控制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研究成果都有合理之处。但是,在由“实施内部控制”这一行为到“实现企业价值创造”这一结果,是否真的有前因后果的关系、内在的作用机理是什么,鲜有文献做出清晰的描述。有的文献从独特的视角得出与众不同的看法,有的文献表述过于抽象而让人难以准确理解,有的文献则过于描述细节而让人有“管中窥豹”的感觉。

1. 内部控制活动与内部治理、内部管理的纠缠

管理出效益是一个广泛共识。内部控制属于一种管理活动,所以内部控制也能出效益。这个推理合乎逻辑。而且,内部控制、内部治理、内部管理本来就是相互关联、相互交织甚至密不可分的一组概念,所以大量的文献都主张应该把它们(还包括风险管理)整合到一个框架,提出的依据和思路也合情合理。问题是,一旦内部控制被淹没在纷繁芜杂的管理活动中,人们就很难分清楚谁是控制、谁是治理、谁是管理。有人可以辩解说,不需要分清楚,把它们看成一揽子管理活动,考察一揽子效果就可以了。但是笔者坚持认为,界定内部控制活动、厘清内部控制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有利于推动理论研究并在内控实际工作中切中肯綮。

事实上,控制活动与其他的管理活动、治理活动有明显的区别,因为,控制特别强调三点要求:一是有明确的目标,如果没有目标,那就不属于控制的范畴;二是受控客体必须具有多种发展可能性,如果只有唯一的发展方向或结果,那就无需控制,三是控制主体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干预被控客体的发展方向,如果没有干预手段,那就无法控制。简单地说,控制就是预防和纠正偏差的活动和过程,在企业内部管理、内部治理等多种活动中,符合这个特点的都属于内部控制的范畴。

2. 作为内部控制对象的人与物的交织

价值链会计管理理论认为,价值链管理是对价值链的管理,即对企业价值链(包括内部价值链、纵向价值链和横向价值链)的计划、协调、分析和控制。以制造企业为例,“价值链联盟有四个基本的链条:一个是由采购、生产和销售等活动构成的工作流,一个是以由实物流转构成的实物流;一个是由各种相关信息构成的信息流;还有一个就是价值链联盟企业间由资金结算所导致的资金流。”显然,如果对该企业的价值链进行管理控制,则应对工作流、实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四个方面都进行控制。按照企业价值评估等理论,生产活动、购销活动、财务活动(投资、筹资、资金营运)等等,也都是控制的对象。COSO发布的《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更加旗帜鲜明地代表这类观点:不少人直截了当地把风险控制视为内部控制的代名词,认为内部控制就是管理风险或者控制风险。虽然人的行为选择的风险也属于风险管理的一个部分,但其含义远远不止如此,而是包括了人以外的其他各种各样的风险。

“乱花渐欲迷人眼”。控制对象的多样化、复杂化使得内部控制的重点和关键变得异常凌乱和分散,给研究工作和实际操作带来了影响。一般认为,管理是社会组织中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进行的以人为中心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活动。既然大家都承认控制属于管理五大职能之一,那么控制也应该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活动。应该旗帜鲜明地主张,内部控制的对象是人,是规范人的行为、预防和纠正行为的偏差。工作流、实物流、信息流甚至资金流出现的偏差,都不是内部控制的直接对象。内部控制应该着眼于控制人的行为,促使人做出某种行为来纠正工作流、实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偏差;或者说,应该通过控制人的行为,促使人在生产活动、购销活动和财务活动中做出有利于实现企业目标的选择。

3. 评价内部控制效果好与坏的困惑

内部控制的效果如何?有的文献用好与坏做评价,有的用有效、无效来表达,也有的描述为高质量内部控制和低质量内部控制。不管使用什么名称,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效果是一个重要且被广泛关注的问题,而且我国专门发布《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指导“企业董事会或类似权利机构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全面评价”。已经执行企业内控规范的企业都按照评价指引的要求进行了自我评价,披露了中介机构对企业内部控制审计后出具的意见相关情况。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就相关问题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影响较大、具有代表性的是《会计研究》刊发的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研究课题组成果《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研究》。研究表明,评价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做法有:一是以中介机构对企业实施内部控制情况进行审计后出具的意见为依据,默认中介机构最了解真实情况,所以中介机构说了算;二是以企业自愿披露的关于内部控制信息为依据,默认企业实话实说,企业最了解真实情况,企业说了算;三是以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程度为依据。该研究成果特别指出,“通过内部控制体系,企业可以加强财务风险管理,提高企业财务活动的运作效率和效益,进而提高企业财务系统的透明度,主动把握企业经营的发展方向,最终促进企业价值最大化。因此,本文将依据企业经营效率和效果提升(为便于表述,笔者将其简称为“营利”)的程度来检验内部控制能否帮助企业实现经营目标”。以净利润率作为“衡量企业经营效果的指标”。

就合理性而言,无论是开展内部控制的企业、中介机构还是其他身份的评价者,对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效果进行评价,都应该是看内控目标的实现情况。内部控制目标没有实现,内部控制的效果自然不好。但是,大量文献都采用“企业经营效率和效果提升的程度”或者类似性质的指标来代替“内控目标的实现情况”是值得商榷的做法。就我国内控规范体系确定的目标和企业的实际情况而言,“营利”确实是内部控制的目标。但是笔者认为,这个目标是企业内部控制的终极目标,而不是直接目标。无论企业的内部控制多么有效、多么理想,它都不能独立地、直接地产生效益。换句话说,就是企业必须通过一般意义上的生产经营活动才能形成利润,内部控制的直接后果仅仅是确保生产经营活动按照给定的条件和模式运行。笔者认为,营利之所以被认为是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主要是由企业的根本属性决定的,营利是企业的目标,因而也成为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如果非营利组织开展内部控制,显然不能将营利作为内控的目标。

笔者认为,如果企业的某一项业务活动并不以产生利润为直接结果,那么对该业务活动的控制也无法实现营利目标,无法用“企业经营效率和效果提升”来评价内控效果的好坏,以净利润等指标来衡量更不可取。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决策阶层做了一项“坏”的决策,而且该企业具有严格的内控机制,确保决策的执行。在此情况下,内部控制的效果越“好”,“坏”决策就贯彻执行得越彻底。但从执行层面来说(执行者可能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顾及基于价值判断做出的“好”或“坏”的结论),内部控制确保了被控对象按照预期要求行动,谁都必须承认内部控制是有效的。因此,笔者主张,对内控效果的评价,应该着眼于内部控制的本原特征:控制主体是否真正通过控制手段促使受控客体做出了预期行为;在理论研究或者实际工作中,应该尽可能从这个角度选择合适的代理变量。退一步说,在选择“净利润”等指标作为代理变量时,至少要特别想一想这个变量是否真正反映了内控的实际效果、是否还有其他更合理的变量可供选择。

4. 内部控制的一般路径与企业价值创造机理

综上所述,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的一项管理活动,主要包括如下内容:(1)确定目标(可能是制定,也可能是其他途径制定或形成的目标,只需明确一下作为内控目标);(2)对被控对象(核心是人)行为进行监督和评价;(3)对出现的偏差进行纠正,或者对可能出现的偏差进行防范,使得被控对象的行为最大限度符合既定目标。

企业作为营利组织,可以默认其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都符合营利目的,企业的战略、计划和预算都是特定情境下的最佳选择。因此,企业内部控制实施的效果越好,人们的行为就越符合企业的预期,企业战略、计划和预算的执行就越到位,企业营利目标就越有保证,企业(或者价值链联盟)价值最大化也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从“开展内部控制”到“实现企业价值创造”的途径和机理如图1所示。

三、结论和启示

探索内部控制与企业价值创造的机制,目的在于更清楚地了解内控工作过程和特点,更准确地把握内控实施要点,同时也为内部控制效果的评价和相关研究提出一些注意事项。

1. 关于科学认识内部控制的性质和作用内部控制到底是什么?

内部控制到底有什么作用?可能每一个关心内部控制工作的人都曾千百遍地提出这样的疑问。正如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可以认为内部控制是一种企业演化机制、是企业生态系统中的“控制链”、是提高企业社会影响力的基本保障一样,不同人基于不同理论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内部控制的基本概念和控制过程的实际情况表明,它仅仅是一个促使受控对象尽可能做出标准行为的机制,至于做出标准行为以后的情形,比如,可能促使企业经营目标更好地得以实现、或者有可能导致重大损失,也可能促使非企业单位杜绝了不规范业务,控制了消极腐败行为等等,都是派生的后果,只能视为内部控制的间接作用。当然,内部控制并不局限于僵化的执行,而是贯穿于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它可以为战略、计划和预算的制定设置内控机制,确保决策的科学性(避免做出上述“坏”的决策);也可以形成灵活的、能动的执行和纠偏机制,及时反馈受控对象的状态,有效干预受控对象的行为,在必要情况下也可以调整控制目标和标准行为。

2. 关于准确把握内部控制实施中应关注的重点

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非常繁杂,内部控制如果把人、事、物都作为控制对象,很可能会超出控制者,尤其是内控机制设计者的能力范畴;或者会给控制者、控制机制的设计者带来不必要的干扰,使其无法抓住要点。把人(主要是自然人,也可能有拟制的人)作为受控对象,那么就可以从特定情境对受控对象的知识、技术、职业判断等多种因素的各种具体要求中超脱出来,重点关注受控对象为什么不做出标准行为。主要有“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使得党员的行为偏离理想状态(或标准状态),这是建党90周年来中央结合现实情况做出的科学总结,笔者认为,其中精神懈怠、能力不足和违法违纪(败德)是职业(业务)行为失范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内控规范建设和实施中,重点关注每一个控制对象可能出现的三类原因,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防范和纠正失范行为,就能做到以不变应万变。

3. 关于内部控制效果评价的研究

机理与路径 篇6

从改革开放后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具体实践来看,以东部沿海地区不断崛起的集群经济为代表,蓬勃发展的“块状经济”、“专业镇”日益成为当地区域经济增长的亮点,产业集群也由此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一种有效的经济组织形式。但是,我国大部分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来源仍然是低成本,产品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不高,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在这一背景下,产业集群升级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更好完善产业集群理论,更是我国区域经济中集群发展的需要。

对于地方产业集群如何进行升级,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外因论与内因论。外因论大多是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展开分析(Gereffi,1999;Humphrey and Schmitz,2002;罗勇,2008;左和平,2010等),其核心观点是地方产业集群要嵌入全球价值链,进而沿着全球价值链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而实现升级。内因论大多是从网络角度所进行的研究(Coe et al.,2004,2008;Mary G.et al,2010;张景华,2009;顾慧君,2007等),其核心观点是通过集群创新网络、社会网络等实现产业集群的升级;还有就是从产业集群中相关行为主体的作用(如政府等)来分析其在产业集群升级中的作用(Mary et al.,2010;Takahashi MM,2008;魏丽华,2010;岳芳敏,2009等)。两种理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缺点,单独依靠其中的一个理论,会导致产业集群陷入“全球价值链陷阱”或者“网络陷阱”。集群升级不仅取决于网络内部成员间的协调(集群治理),还受到区域性集群组织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战略耦合过程影响(Coe et al.,2004,2008)。区域创新网络理论认为,产业集群升级就是通过知识创造与共享,区域内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商业协会等的互动使地方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源泉从低成本转向创新能力的过程(Mary et al.,2010)。因此,本文认为,单独依赖嵌入全球价值链或产业集群网络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集群的升级机会,将两者结合起来更有利于升级,即产业集群既要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同时也要构建和完善集群网络,实现两者之间的互动。

二、地方产业集群升级中链网结合的背景与内涵

经济全球化和产业的空间集聚是当代世界经济呈现出的两大典型特征。国际分工是全球化的基础,目前全球经济呈现出两种典型的国际分工模式:一种是发达国家间建立起来的产业内水平分工模式,一种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建立起来的产业内垂直分工模式,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则与后一种分工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创造体系出现了垂直分离——片段化,不同的价值链环节已经超越国家或地区的范围,从而使得价值链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了全球性特征。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出售、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Gereffi,1999;Humphrey and Schmitz,2002;U-NIDO,2002)。在这一背景下,由产业空间集聚而形成的产业集群往往就成为了全球价值链的其中一个环节,而在产业内垂直分工这一模式下,其所完成的价值环节附加值却很低(Lone,2009)。

目前,产业集群升级的重要途径就是试图通过嵌入由产业内垂直分工而形成的全球价值链,逐步实现由低端向高端跨越。但这一途径往往会形成升级过程中的价值链“陷阱”。也就是说,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于产业集群升级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方便进入全球市场,但同时也会使得本地产业集群因为缺乏创新等因素而长期锁定于价值链的低端,形成过度依赖低端出口的发展模式,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失去话语权。以江苏横林强化木地板产业集群为例(1)。2006年,Unilin等三家公司以“地板锁扣”专利发难,启动美国337条款调查,最终判决结果是:横林地板企业不能再向美国出口任何锁扣地板;对已输入美国和库存的产品将依据ITC的禁止令销毁或缴纳保证金;如果要在美国市场销售,必须向Unilin公司“一次性支付10万至12万美元,每销售1平方米另付0.65美元”的“专利费”。因此,要实现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的目的,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还要利用本地产业集群的内部优势来实现升级,这一优势则来源于集群的网络化(Henderson et al.,2002)。

对于本地化的产业集群来说,其最初的形成来源于企业的空间集聚。Arndt&Kierzkowski(2001)的研究表明,虽然全球价值链的片段化导致各个价值环节在全球空间上呈现离散分布格局,但分离出去的各个价值片段一般都具有高度的空间集聚特征。通过空间集聚,企业之间建立了长期的分工与协作关系,逐渐形成了企业网络。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地理上的临近性,企业也与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大学及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建立了多种合作关系,从而形成了具有多重联接的复合分工网络———产业集群(2)。因而,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形成与其网络化有着密切关系。Mary(2010)等学者也认为,通过知识创造与共享,区域内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商业协会等的互动使地方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源泉从低成本转向创新能力的过程。

基于上述分析,嵌入由产业内垂直分工而形成的全球价值链仅仅为产业集群升级提供了可能性,而要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必须同时利用产业集群的内部优势———复合分工网络,以链网结合的方式实现产业集群的升级。具体而言,作为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环节,我国产业集群要积极利用自身网络优势以及价值链所提供的外部优势,通过改变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价值活动关系,进而实现产业集群的升级。这一过程可能从最低端的委托组装开始,不断向委托加工,自主设计生产加工和自主品牌生产等层级持续迈进,逐步实现由全球价值链低端向高端的跨越式发展。

三、链网结合与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作用机理

对于产业集群升级而言,如果没有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地方产业集群就会缺乏向高价值环节攀升的外部动力;如果不充分利用其网络组织的优势,地方产业集群就会难以摆脱全球产业内垂直分工的附属地位和价值链的“低端锁定”。全球化背景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要将外因与内因———全球价值链与产业集群网络进行结合,利用两者优势实现集群升级。

本部分的分析主要是通过建立相关模型对链网结合与产业集群升级间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

(一)基本模型

构造如下函数:

U=f(N,G)=NαNβ,其中,U代表产业集群的升级效果,N代表集群网络的推动作用(网络效应),G代表全球价值链的拉动作用(溢出效应),α和β分别代表两者的相对重要性。根据这一函数,可以得到如下分析结果:

1. N≠0,且G≠0,这说明产业集群的升级是链网结合共同作用的结果。

2. 在产业集群升级的不同阶段或者对于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如果α/β>1,说明集群网络的“推动”作用在升级中占据主导地位;如果α/β<1,说明全球价值链的“拉动”作用在升级中占据主导地位。

(二)基本模型的拓展:地方产业集群升级中的链网结合度

要更加深刻的理解链网结合,必须从“度”上把握其与产业集群升级效率间的关系。为了更清楚的说明问题,下面通过一个模型对“链网结合度”的含义进行阐释。

为了便于分析,特作出如下假设:

(1)以产业集群的网络边界为基础存在两类获取集群升级“知识”的方式,一类是集群网络内各行为主体通过与全球价值链的其他环节互动获取,也就是溢出效应;另一类是各行为主体在集群网络内获取,也就是本地化效应。(2)X为产业集群网络内各行为主体通过与全球价值链的其他环节互动获取的“知识”量,Y为各行为主体在集群网络内获取的“知识”量,而且X与Y之间可以相互替代。(3)m和n为产业集群升级的效率水平,它们所代表的效率高低存在差异,且m<n。(4)CX为集群网络内企业通过与全球价值链的其他价值环节互动获取“知识”时的单位成本,CY为企业在集群网络内获取“知识”时的单位成本,C为既定的总支出,则有CXX+CYY=C(用等支出线FG来表示)。(5)在维持产业集群升级效率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一个单位X的“知识”获取可以相应减少Y的“知识”获取,用公式表示即为

从图1可以看出,在支出一定的条件下,等支出线FG与曲线m在C、D两点相交,与曲线n在E点相切。如果两种升级方式的链网结合度由交点C或D所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改变X或Y的数量,从而使链网结合度沿直线FG向均衡点E移动。也就是说,可以考虑更多利用全球价值链优势或集群网络优势以提高产业集群升级的效率水平,从而由m到达n。如果X和Y的链网结合度已经在切点E,在该点则满足在这种情况下,由切点E所决定的X为OB,Y为OA,此时链网结合度实现了最优。也就是说,在同等支出成本的情况下达到了更高的产业集群升级效率水平。

另一方面,对链网结合下不同类型产业集群的升级而言,最优X与Y的选择也存在着差异。

在图2中,直线MN和PQ表示链网结合下不同类型产业集群获取集群内外“知识”时的等支出线。曲线c为产业集群升级效率的可能性边界,与等支出线MN和PQ分别相切于J点和K点。

在J点,等支出线MN与曲线c相切,J点就为A类型集群在同等支出下升级时的效率最高点,也就是X与Y链网结合度的最优点;在K点,等支出线PQ与曲线c相切,K点就为B类型集群在同等支出下升级时的效率最高点,也就是X与Y链网结合度的最优点。从J点和K点来看,X与Y的数量存在着差异,因此,对于链网结合下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升级来说,需要恰当选择对集群网络与全球价值链的利用程度,以提高产业集群的升级效率。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的升级为例,对于前者而言,由于其基本上是属于原生型产业集群,因此其在升级过程中要相对更加注重从全球价值链其他环节获取“知识”,而对于后者而言,由于其形成大都与外商投资有密切关系,因此在其升级过程中要相对更加注重集群网络的形成,以便从内因上增强自身竞争优势。

(三)模型含义的总结

产业集群是一种网络组织形式,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条件下,其升级是集群网络与价值链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具体升级过程中,一定要重视链网结合度的问题,为此本文在模型扩展中着重分析了这一问题。对于特定的产业集群而言,在其升级过程中如何把握“链”的作用和“网”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过于关注“链”,产业集群自身的网络资本难以形成;过于重视“网”,则产业集群就会成为一封闭网络而难以实现升级。对于上述问题,本文通过模型进行了阐释。

总之,就链网结合与产业集群升级的机理而言,“链”与“网”无疑是产业集群实现升级的重要工具,而两者之间又存在着互动关系,特别是“链”对于“网”的作用。因此,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我国产业集群要想实现顺利升级,第一要做的是采用链网结合的方式,第二要做的是正确把握两者之间的结合度。

四、链网结合与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实现路径

(一)隐性升级与显性升级

根据升级特点的差异,可以将集群的升级分为隐性升级和显性升级两种类型(王凤荣等,2007)。一般来说,隐性升级指的是产业集群没有沿着全球价值链进行攀升,而是基于原有价值链环节以网络优势为基础所实现的集群竞争力提升;显性升级指的是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移动,也就是成功沿着全球价值链向高端环节实现了攀升。

如果可以将全球价值链进行无限细分的话,则价值链曲线上每一个点对应着无限细分的不同价值环节,显性升级则表现为价值点位置沿左右两边向上移动,而隐性升级则表现为价值点的位置虽不发生变化,但其竞争力却在提升。就两者关系而言,隐性升级是显性升级的基础。也就是说,通过隐性升级提升了我国产业集群生产制造环节的竞争力,从而更有利于实现其向高端价值环节的攀升———实现显性升级(图3)。

(二)实现路径

根据上述分类,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集群,其升级路径根据不同情况有两种模式可以选择:隐性升级与显性升级。就最终目标而言,无疑要选择显性升级,但显性升级的基础是隐性升级,如果集群自身缺乏竞争力,没有实现隐性升级,则最终的显性升级也难以实现。因此,产业集群升级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即先通过链网结合实现隐性升级,再通过价值链的攀升实现显性升级(图4)。

具体而言,在图4中,通过全球价值链与集群网络的结合,以隐性升级与显性升级的互动实现了我国产业集群的升级。具体而言,目前我国产业集群大都“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要实现显性升级面临着很大困难,而比较切实可行的途径是以链网结合为基础首先实现隐性升级,然后沿着全球价值链进行攀升实现显性升级,这是阶段Ⅰ;从动态的角度来说,经过一段时间后,在新的价值点又会面临升级的压力,再一次发挥链网结合的优势实现隐性升级,以此为基础沿着全球价值链攀升而再一次实现显性升级,这是阶段Ⅱ,由此循环往复实现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不断升级。

(三)对于实现路径的进一步讨论

对于产业集群升级,Humphrey&Schmitz(2000,2002)和Kaplinsky&Morris(2001)提出了四种形式:即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跨产业),这就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各类产业集群的具体发展轨迹。具体内容见表1:

资料来源:Humphrey&Schmitz(2000,2002)和Kaplinsky&Morris(2001)。

前文曾指出,在链网结合的作用下,以隐性升级与显性升级的交替作用实现了产业集群的不断升级,从表1中的四种升级方式可以看出,工艺流程升级与产品升级对应着隐性升级,而功能升级与价值链升级则对应着显性升级。因此,对于我国的产业集群升级而言,由于其在价值链中处于加工制造环节,对于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隐性升级)要更加重视,做到这一点,无论对于顺利实现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显性升级),还是在基于原有价值环节提升竞争力,都是必要的。

五、结论及启示

产业集群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令人瞩目的经济现象,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竞争优势有目共睹,但另一方面,一些著名产业集群的衰落也日益引起理论与实践界的关注(3)。特别是对于我国的产业集群发展而言,价值链的低端“锁定”现象使得上述问题更容易出现。因此,上述集群发展的现实更需要对集群升级问题进行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集群升级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纯考虑其一则有失偏颇。基于这一前提,本文着重分析了基于链网结合的产业集群升级机理与路径。产业内垂直分工形成了全球价值链,产业集群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其升级必然会受到集群网络与价值链的双重影响,就升级机理而言,产业集群升级要重点关注的是链网结合度问题,对此本文进行了详细分析。对于升级路径来说,产业集群升级可分为隐性与显性两种升级模式,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础;隐性升级的实现是链网结合作用的结果,而显性升级的实现是价值链攀升的结果。

再以前面提到的江苏横林地板产业集群为例,自2005年开始,横林镇加大力度进行创新平台与创新网络的建设,与南京林业大学建立了全面长期合作关系,先后在示范区内组建了江苏省地板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南京林业大学木制品工程研发中心、南京林业大学木材科学与技术常州博士后工作站等省市级公共服务平台。在技术创新方面,通过推进产学研和自主创新活动,产业集群内的企业相继开发出了“V形槽”、“手抓纹”、“真木纹”以及静音地板、防水地板、地热地板、秸秆地板等诸多新技术、新产品,先后参与起草修订了8个国家标准和4个行业标准,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真正实现了由隐性升级向显性升级的过度(4)。

机理与路径 篇7

在实践中, 很多创意企业的创意产品开发活动更是受到文化资源的驱动。也即是说, 文化资源是创意产品开发的驱动力, 文化资源促使了创意企业产品开发活动的发生。文化产业发展成为我国未来的支柱产业, 离不开创意产业的发展, 而创意产业的发展则要依靠创意企业成功、持续地开发创意产品。为此, 很有必要去了解文化资源驱动创意企业开发创意产品的规律, 特别是要深入研究文化资源驱动创意产品开发的机理与路径, 并通过恰当的制度设计为我国创意产品开发营造有利的环境。

一、文化资源驱动创意产品开发的机理

公共产品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表明, 文化资源极有可能成为当地经济发展中的比较优势, 成为“推动区域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发展方式转型的‘引擎’”[1];这种文化资源本质上是一种“公共产品”, 既能为企业特别是创意企业创造新的商机, 同时其开发、管理等也需要政府适时介入。政府对文化资源挖掘、保护、宣传、推广, 既能最终提高企业利用这种文化资源的意愿, 又能使得这种文化资源形象的光环效应放大并提高消费者对以这种文化资源为基础的创意产品购买意愿, 进而强化创意企业开发以这种文化资源为源泉的创意产品的意愿。由此, 文化资源将作为一股强大力量驱动创意企业持续开发新的创意产品 (见图1) 。

(一) 政府是区域文化资源开发的主体

从公共产品视角看, 文化资源要真正成为企业的生产要素进而使创意产品具有文化价值的前提是这种文化资源为更多的人们所认知和了解, 而这取决于文化资源所辐射的地理范围。文化资源的公共产品特性则表明, 企业如果将文化资源作为一种品牌来加以推广将出现“免费搭便车”问题。也就是说, 其他企业不需要付出任何费用就可以享受文化资源“品牌”的价值。由此产生的正的社会外部经济如果得不到任何补贴, 企业显然缺乏对文化资源进行推广的动力, 从而导致文化资源特别是区域性文化资源的影响力有限。由于文化资源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 考虑到文化资源的公共产品性, 政府无疑是文化资源品牌推广的主体, 应承担起对外宣传当地文化资源特别是特色文化资源的重任。

从区域竞争优势视角看, 政府也极具开发区域文化资源的动力。一方面, 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现、自然资源逐渐枯竭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金融危机, 使得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存疑, 发达国家和地区面临巨大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 他们纷纷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 以文化资源为投入要素的产业, 除了本身在不断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与其他产业的有机融合有助于提高其他传统产业的文化附加值进而产生更高的价值。由此, 在产业结构调整压力下, 政府需重新审视文化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另一方面, 人们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使得人们对精神产品的消费需求增加, 这种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要求政府重新审视本地域的文化资源及其利用价值。比较优势理论表明, 区域竞争优势的获得是建立在本地区相对优势的生产要素禀赋之上, 这种相对优势表现在生产要素数量上的丰裕以及相对为人们所认可的品质, 并由此使得产品生产成本减少以及交易成本下降。由于文化资源是一种具有文化意义并且在产品生产中日益发挥作用的生产要素, 因此, 政府为获得或保持本区域的竞争优势, 具有对文化资源特别是地方特色文化资源重新认识以及进行评估的积极性。需要指出的是, 政府应该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角度对文化资源特别是管辖区范围内的特色文化资源进行梳理, 重点考察文化资源的分布情况、文化资源保护现状和文化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文化资源为人们认识的程度、潜在产品化价值, 等等。在此基础上慎重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对文化资源特别是地方特色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推广和传播。

(二) 创意企业是文化创意产品的供给者

政府对文化资源的挖掘、宣传和推广, 将增进创意企业对这种文化资源的认同感。创意企业对文化资源的认同主要受四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文化资源的知名度。一般来说, 文化资源知名度越高, 创意企业越加认同这种文化资源。文化资源的知名度高, 意味着文化资源在更广泛的消费者市场上被更多的潜在消费者了解, 以这种文化资源为创作素材的创意产品越可能被更多的消费者购买。二是文化资源美誉度。一般地, 文化资源美誉度越高, 创意企业越加认同这种文化资源。文化资源的美誉度高, 意味着更多的消费者认可这种文化资源, 正面评价这种文化资源的消费者越多。这样, 消费者的购买冲动才有可能转化成实际购买行动。三是创意人员对文化资源的偏好程度。受自身教育经历和社会经历的影响, 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自觉地会更加喜好或厌恶某种或某些文化资源。如果偏好这种文化资源, 那么创意人员则更加认同这种文化资源, 创意企业更有可能开发这种文化资源。四是政府的扶持政策。政府出台各类扶持某一文化资源开发的政策, 无疑将提高创意企业对这种文化资源的认同感。因为这样一方面使创意企业能够享受政策所带来的直接好处;另一方面也为创意企业带来了潜在的社会效益进而间接提高企业的经济收入, 创意企业经营的风险也由此下降。

(三) 创意产品的品质通过文化资源形象影响消费者决策

由于文化资源是创意产品生成之源, 通过创意人员对这种文化资源的解读和重新编码而形成的文化意义正是创意产品显著区别于一般产品所在, 与创意产品价值密切相关。这样, 如同原产地形象 (1) 会影响消费者对一般产品的评价进而影响其购买行为, 文化资源形象势必也会影响消费者对创意产品的评价进而影响其购买。为此, 本文提出“文化资源形象”这一概念。类似原产地形象的界定, 文化资源形象指“创意产品消费者对创意产品所嵌入的文化资源的内在印象”。

一般而言, 影响消费者创意产品评价的信息有两大类, 即内在信息和外在信息。内在信息是消费者需要专业技能才能掌握的信息, 如创意产品的生产技术, 创意人员创作水平, 创意产品的文化蕴意, 创意产品的象征价值, 等等。外部信息是消费者不需要专业技能就能掌握的信息, 如创意产品的价格、原产地、嵌入的文化资源形象, 等等。对创意产品而言, 绝大多数消费者不是创意产品专业买家, 他们不具备获得创意产品内在信息的能力, 当消费者对这种创意产品不了解或不熟悉的情况下, 他们往往通过便捷途径获取的外在信息来推断创意产品品质。由于创意产品品质及它的价值主要由文化价值决定, 而与文化价值密切相关的是创意产品的创作素材即文化资源。这样, 文化资源形象理所当然突出充当创意产品品质属性光环。也就是说, 文化资源形象作为创意产品的一个突出属性将影响消费者对创意产品其他属性的评价, 进而最终影响创意产品价值的评价。文化资源形象光环效应的表现形式如图2所示。

创意产品的文化价值难以确定, 在消费者难以获取或者要花费一定成本才能获取创意产品质量的信息时, 消费者将借助极易获取的外在信息来推断创意产品的品质进而确定其价值。因此, 文化资源光环效应的作用机理是:文化资源形象作为一种光环直接影响消费者对创意产品属性的信念, 并通过所形成的信念进而间接影响创意产品的总体评价, 从而推断创意产品的价值。文化资源形象的光环效应模型如图3所示。

正如前述, 由于大多数消费者并不了解创意产品品质, 势必会造成消费者通过创意产品的其他特征来判断。伴随着文化资源的宣传和传播, 文化资源形象作为一种极易获取的外在信息自然会成为消费者判断创意产品是否值得购买的推断线索, 即消费者购买创意产品会产生文化资源形象光环效应, 并且随着消费者对这种文化资源认知程度的提高, 将放大这种光环效应, 极大地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如果消费者对文化资源形象的评价是正面的, 那么消费者将对以这种文化资源为基础的创意产品的其他属性也给予积极评价, 这种信念进而将正面影响创意产品的总体评价, 这样消费者对创意产品的文化价值进而总的价值有较高的估算, 从而最终实施购买行为。

以上因素所形成的一股合力将影响创意企业对文化资源的认同感。企业对文化资源认同感的强弱将进一步决定创意企业是否占有这种文化资源。一般地, 创意企业可能占有了多种文化资源, 但这些文化资源并不一定都会被企业用于创意产品的开发。只有在企业认为某一类文化资源在当前条件下具有较高的市场潜力时才可能会选择这种文化资源作为创意产品的开发素材。换句话说, 创意企业需要依据一定的标准对文化资源的可用性程度进行综合评价, 当这种文化资源的评价结果达到企业要求时, 这种文化资源将最终可能成为创意产品开发的驱动力。此外, 消费者购买创意产品的意愿将进一步强化企业采用这种文化资源的意愿并最终影响创意产品的开发决策。

二、文化资源驱动创意产品开发的路径

依据创意产品开发的文化资源属地, 文化资源分为当地文化资源和外地文化资源。相应地, 创意产品开发也可分为两条路径。

(一) 以当地文化资源为导向的创意产品开发路径

根据文化资源辐射的强度不同, 本文把当地文化资源为源泉的创意产品目标市场分为三类:一是中心辐射区消费者市场。这一市场一般是指在这种文化资源所在地行政区域内购买创意产品的消费者构成的市场。比如, 管辖区内居民构成的市场, 来本地观光旅游的游客构成的市场, 等等。二是外围辐射区消费者市场。这一市场是指在这种文化资源所辐射到的地理区域范围 (除这种文化资源所在地行政区域外) 内购买创意产品的消费者构成的市场。三是外地文化爱好者市场。这一市场是除上述两个市场外的所有偏好外地文化的消费者构成的市场, 比如在国外居住地市场购买中国民间工艺品的消费者构成的市场。

创意企业开发创意产品应建立在创意企业自身的优势之上, 遵循先开发中心辐射区消费者市场, 之后考虑外围辐射区消费者市场, 最后开拓外地文化爱好者市场的顺序如图4。针对中心辐射区消费者市场, 创意企业应当选择当地消费者最偏好的当地文化资源 (这种文化资源并非一定是本地区最具特色的) 为创作源泉, 以此为中心, 一方面通过几种内容创意进而以这几种内容创意为基础不断开发新的创意产品类型;另一方面, 不断创造出新奇的内容创意进而开发出新的创意产品。由于口碑效应对中心辐射区消费者购买行为影响较大, 因此, 创意企业更应该注重创意产品品质, 并注重内容创意的持续创新。

在稳固中心辐射区消费者市场后, 创意企业可以考虑外围辐射区消费者市场。相对中心辐射区市场消费者而言, 外围辐射区消费者市场的消费者只了解这一地区比较有特色的文化资源, 因此, 创意企业应选择外围区大多数消费者认为比较有特色的文化资源, 以此为中心通过创意产品类型的不断创新以及内容创意的不断创新而取得竞争优势。同时, 创意企业应拓展销售渠道, 除构建自有销售终端外, 更重要的是与创意产品经销商建立合作关系, 通过经销商的专业化经营拓展消费者市场。

就外地文化爱好者市场而言, 创意企业应识别这一群体消费者对创意产品类型的偏好, 一方面, 创意企业应选择本地已有的经典内容创意 (在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况下) 或本企业已有的经典内容创意生产符合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创意产品类型;另一方面, 创意企业可以以本地文化资源为主, 将其他地方文化资源特别是目标消费者所在地文化资源融入到创意过程中从而生成全新的内容创意进而生产出不同类型的创意产品。创意企业可以借助创意产品经销商的销售网络、专业展会以及通过互联网在线销售平台拓展消费者市场。

一般来说, 以当地文化资源为导向的创意产品开发是以文化资源辐射的地理区域的消费者群体为主要目标市场。若这种文化资源辐射的地理区域越广, 外围辐射区消费者市场应成为创意企业的主要市场, 反之, 中心辐射区消费者市场应成为创意企业的主要市场。而随着更多消费者对精神产品的需求增加, 创意企业的未来消费者市场包括不断扩大的外地文化爱好者市场。

以昆明某民间工艺品公司为例。该企业是以研发生产民族娃娃工艺品为主的创意企业。企业创始人毕业于装潢设计专业, 后分到某工业企业从事产品设计, 在发现云南省旅游产业市场潜力巨大之后毅然辞职从事旅游工艺产品开发。该企业一开始只是开发一些具有云南风情的重彩画土陶制品、树皮彩绘挂件等工艺品。从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而言, 这些产品主要从表象上体现这些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内涵, 产品文化价值欠缺, 加上营销手段单一等因素, 产品销量一直难以提高。昆明世博会为企业新发展带来了契机, 企业调整产品开发战略, 转型为以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资源为切入点创造具有鲜明云南地方特色文化的“民族娃娃”创意产品。首先, 企业以云南最具代表性的26个民族文化资源为源头, 开发出原汁原味的、能够真正体现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民族娃娃, 目的是满足当地旅游市场的需要即中心辐射区消费者市场。之后, 立足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并对这些文化资源进行抽象化并加入了少许时尚元素, 开发出内含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民族娃娃, 同时丰富民族娃娃品种, 以满足国内市场即外围辐射区消费者市场的需要。随着该企业民族娃娃知名度的提升, 企业不满足于国内市场, 在现有民族娃娃的基础上, 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有机融合, 同时加入现代时尚元素, 有时还特别加入目标消费者本地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 开发出满足海外文化爱好者市场的民族娃娃工艺品。目前, 该企业民族娃娃工艺品已成功完成了从云南本地旅游市场向国内市场再向国际市场过渡, 绝大部分民族娃娃工艺品远销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综上, 该企业民族娃娃工艺品开发的路径如图5所示。

(二) 以外地文化资源为导向的创意产品开发路径

以外地文化资源为导向的创意产品应以企业所在地消费者市场为主要消费者市场, 原因在于创意产品多少带有某种价值观念倾向、某种意识形态, 致使创意产品面临较高的进入壁垒。其次才考虑文化资源所在地消费者市场以及其他地理区域消费者市场。由于创意产品消费群体分布在更广泛的地理区域, 创意企业所选择的文化资源所辐射的地理区域应足够大。以该文化资源为创作素材, 创意企业生产最具市场潜力的内容创意。以此为基础, 创意企业当然可以生产出不同类型的创意产品, 但众所周知, 创意产品的需求极不稳定, 以外地文化资源为创作素材时则可能使这种需求不稳定性加剧。因此, 创意企业应根据市场情况, 将内容创意转化成消费需求相对稳定的创意产品类型, 以降低市场风险。在该创意产品获得较大的市场成功之后, 创意企业可以对该创意产品进行二次开发, 创造出不同的创意产品类型, 从而实现价值最大化。比如, 对现有创意产品的内容创意进一步拓展、与其他企业合作开发新的创意产品类型, 或者授权给其他企业开发新的创意产品类型, 等等。

总之, 以外地文化资源为导向的创意产品开发应构建以同一种创意产品为基础的再次开发路径 (见图6) 。

以好莱坞派拉蒙影业公司梦工厂为例。该公司以大多数人们所熟知的中国国宝“大熊猫”为创作素材, 加入“功夫”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并融入西方所认同的美国主流文化即个人主义价值观[2]生成“熊猫阿宝的功夫之旅”进而创造出《功夫熊猫》动画影片, 这一影片显然有可能能够在欧美以及亚洲特别是中国电影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实践也证明电影《功夫熊猫》是创意产品开发的成功案例, 据统计, 《功夫熊猫》的最后全球票房累计达6.3亿美元, 其中中国内地票房1.86亿人民币, 位居当年内地电影票房排行榜第6位[3]。在《功夫熊猫》的基础上, 派拉蒙梦工厂于2011年又推出了《功夫熊猫2》, 这部影片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相关数据表明, 《功夫熊猫2》的最后全球票房累计超过5.3亿美元, 其中中国内地票房超过了6亿人民币[4]。还是以《功夫熊猫》为基础, 目前梦工厂和尼克儿童频道合作已相继制作完成了《功夫熊猫盖世传奇》第一季和第二季动画片, 剧中人物设定仍旧沿用电影版《功夫熊猫》;而几乎完全复制电影《功夫熊猫》的《功夫熊猫》游戏 (游戏发行商Activision取得了梦工厂的授权并委托台湾乐升集团独立开发) 也早已进入游戏市场, 此外游戏市场上还有很多未能获得授权开发的与《功夫熊猫》相关的小游戏。综上, 可以认为, 包括电影《功夫熊猫2》在内的上述创意产品都是以《功夫熊猫》电影为基础的再次开发, 其开发路径如图7所示。

三、促进我国创意产品开发的制度设计

规则的起源即产生的方式[5], 制度分为外在制度和内在制度两类。其中, 外在制度是一种正式制度, 是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规则, 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的特点;内在制度是由共同体内成员之间自觉形成的“潜规则”, 它是一种非强制性的制度但规范共同体内成员的行为。众多的创意产品开发实践表明, 适当的外在制度和内在制度将有力地促进创意产品的开发, 由此, 针对这种开发模式, 很有必要设计互补的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

(一) 内在制度设计

从创意企业层面看, 一是创意企业应建立文化资源信息管理制度。在派专人对文化资源信息库存进行维护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及时跟踪创意产品市场上文化资源利用的态势, 并对这些信息进行深入研究, 为创意企业利用文化资源提供参考依据。二是培育大胆利用各类文化资源的企业内部创意氛围。创意企业应定期或不定期专门组织企业创意阶层深入观察潜在可利用的文化资源, 提高企业创意人员解读文化资源的能力, 促进创意人员大胆采用不同种类文化资源的创意氛围逐渐形成。三是融入文化资源研究专家“圈”文化, 与文化资源研究专家形成良性互动。为此, 企业应建立文化资源专家数据库, 主动与这些专家接触, 采取相应措施强化创意企业与这些专家的关系, 从而使企业在需要这些专家时能够及时与他们取得联系, 获得他们的帮助。

从创意产业协会层面看, 创意产业协会应建立文化资源研讨制度, 从而增强创意企业对创意产业协会的认同感。对此, 创意产业协会应组织本地创意企业定期举办以文化资源特别是以当地文化资源为主题的交流, 同时邀请文化资源开发、研究专家为创意企业免费培训, 组织创意企业到国内外考察文化资源的利用经验和管理模式。

(二) 外在制度设计

就本地文化资源宣传的制度而言, 一是政府应制定文化资源宣传推广基金的管理制度, 为文化资源宣传推广的持续进行奠定资金基础。二是设计文化资源宣传推广的协调制度, 成立专门机构协调文化资源宣传推广。三是制定刺激本地媒体宣传推广本地文化资源的政策, 增进本地居民对本地文化资源的了解, 强化本地居民文化资源身份认同, 进而促进本地居民宣传推广本地文化资源。就本地文化资源保护的制度而言, 一是政府应制定文化资源保护基金的管理制度, 使文化资源保护有稳定的资金支持。二是成立文化资源保护管理的协调制度, 使文化资源保护工作落到实处。三是制定刺激社会资本参与文化资源保护的政策。四是, 制定相关的规制措施以避免文化资源遭受人为的破坏。四是制定或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激励政策。就鼓励创意企业开发本地文化资源的制度而言, 一是政府应制定激励创意企业开发本地文化资源的税收优惠政策。二是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对利用本地文化资源的原创产品给予一次性奖励政策以培育创意企业利用本地文化资源的创意氛围。三是政府应制定创意人才培育政策, 为创意企业开发本地文化资源提供人才储备。四是建立本地文化资源开发项目专项融资担保基金的管理制度, 为创意企业开发创意产品提供融资便利。

参考文献

[1]傅才武, 邹荣.基于文化资源特征的湖北区域文化发展战略架构[J].学习与实践, 2013 (5) :111-117.

[2]王卉.一个普世的励志故事-《功夫熊猫》的美国文化内核[J].电影文学, 2008 (19) :68-69.

[3]刘嘉.2008年中国内地电影票房排行榜[EB/OL].[2009-02-17].腾讯娱乐:http://ent.qq.com/a/20090217/000363.htm.

[4]吕昊.从《功夫熊猫1, 2》看中国文化大行其道好莱坞[J].海外英语, 2012 (5) :197-198.

机理与路径 篇8

一、企业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

研究企业策略行为可以从市场和非市场两方面进行, 从而分别通过企业市场策略行为和非市场策略行为了解企业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

1. 企业市场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

企业在国际贸易的大形势下面对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局面, 采取了一些市场策略, 这些策略分别从产品、资源供应、经营等方面帮助企业提高国内竞争力的同时, 也与国际贸易形成了摩擦, 阻碍了国际经济的发展。 (1) 企业在产品方面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国际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时, 根据中国人的经济条件在市场投入了大量的低档产品, 这些产品普遍价格较低, 使一些企业的利益减少。面对这种情况, 一些企业采取了生产低质量低价格的产品进行竞争, 与外国企业打起了价格战。还有一些公司通过模仿外国产品进行获利, 使得中国的山寨产品层出不穷。这些质量差的产品也进入国际市场, 在一些国家受到了抵制。这些企业产品方面的行为策略造成了经济的恶性循环, 形成了与国际贸易的摩擦。 (2) 企业在资源供应方面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由于自然资源是有限的, 所以资源的竞争对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些本地企业为了保证供应商的资源只为自己所用, 签订了长期的合作合约, 形成对市场资源的垄断, 来防止其他企业的进入。而国外一些资金充足的企业面对这种情况往往会自己建立起资源供给的路径, 反过来对供应商进行资源垄断。无论哪种垄断对发展市场经济都是有局限性的, 在经济危机时造成企业倒闭的几率也较大。这些企业在资源供应方面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形成了摩擦, 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3) 企业在营销方面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国际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时, 带来了不同于本土企业的营销方式。不同的营销方式在面对中国市场时也产生了相应的摩擦。比如直销的模式远远不同于传统的销售模式, 其低成本的销售模式引起了国内行业的关注, 然而这种模式是有其相关的文化背景的, 在一些公司的非理性学习之下变成了传销。因此产生了一些企业对外国企业销售的误解与反感, 导致外国企业不得不进行传统销售模式的建立。另一方面, 学习了传销手段的本土企业也对市场经济发展起到了负面影响。这些企业间的营销模式互相干扰, 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彼此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也产生了一定摩擦。

2. 企业非市场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

对于企业来说, 成功不仅仅取决于市场力量, 也需要靠非市场力量的帮助。怎样在知识产权获取、政务帮助、企业联盟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取得成功, 也是企业制定行为策略的考虑因素。同样, 企业在非市场策略行为方面也会与国际贸易产生一定的摩擦。 (1) 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由于我国在入世以前对知识产权的概念较弱, 国外企业进入后与本土企业之间对知识产权的争夺较为激烈, 企业也产生了知识产权方面的行为策略进行获利。一方面在一些企业的知识产权较弱的时候, 自己的品牌被外国企业纳入, 这些外来企业将别人的品牌和技术变成了自己的知识产权, 引起了本土企业对其进行市场攻击。另一方面, 国内的知识产权法律不健全, 国外企业在本土发展时, 自己的品牌被多家企业变相模仿盗用, 在得不到法律约束的情况下, 使得这些企业在本行业的竞争力下降, 经济发展缓慢。企业之间对于知识产权方面的不良行为策略, 遏制了企业的经济发展, 与国际贸易之间产生了摩擦。 (2) 企业在争取政府帮助方面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任何企业的繁荣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帮助。在面对地方有限市场的情况下, 外来企业与本土企业在争取政府帮助的方法上展开了博弈, 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行为策略。比如一些企业为了放宽行业标准, 用对地方政府资金资助或是人员收买等行为获得政府的许可。这样的竞争给行业内的其它企业带来了危机, 使得其它企业经济发展受到抑制。还有一些地方企业采用保护本土企业的策略来获得政府支持, 打着政府专用的旗号在行业内做不正当的竞争。企业对争取政府帮助方面的一些行为策略其实是对其他企业的一种打压策略, 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阻碍, 也与国际贸易间产生了摩擦。 (3) 企业在联盟方面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每个国家的行业发展状态都是不同的, 一个地区行业中的企业发展状态是大致相同的。因此, 在外来企业进入时, 当地同一行业的企业会感受到共同的压力, 常常会进行联盟, 进而抵制外来企业的进入。而外来企业的文化背景不同, 常常也无法融入当地行业的发展, 只好和其他外企形成联盟抵制本地企业的打压。这种企业联盟的形成实际上只会造成经济发展的僵局, 增加企业间的摩擦, 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 企业在联盟方面的一些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形成了摩擦。 (4) 企业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企业的社会影响力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产品销售和人员招聘。一些企业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行为策略的制定, 常常是以不了解行业情况的社会群众为对象的。比如电子行业的一些外企, 无论什么产品都对外宣称其技术领先于中国, 引起人民群众对中国电子产品的排斥, 使得一些技术好的本土企业经济受到了抑制。另一方面, 针对人民群众对外企管理模式的不了解, 同时也为了人才的竞争, 一些本土企业对类似日企的一些企业形象进行抹黑, 大力宣传对方的负面消息, 给外企造成了招工难的困境。这些互相刁难的企业行为策略, 只会增加企业间的矛盾, 增加与国际贸易的摩擦。

二、企业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摩擦的治理途径

企业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的摩擦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由于摩擦来自于市场和非市场两方面, 因此, 治理企业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摩擦的途径也可以从这两方面来找寻。

1. 企业市场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摩擦的治理途径。

针对企业在市场上各方面的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产生的摩擦, 同样需要从市场上的各个途径去治理, 从而保证国际贸易市场的稳定发展。 (1) 提高市场产品质量的治理途径。无论是为了提高大众的生活质量, 还是为了减少贸易摩擦和保证市场的良性竞争与发展, 提高市场产品的质量都是一种科学的治理途径。通过政府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把关, 让企业了解到价格战只会使企业遭受损失, 保证产品质量才是企业长久发展的硬道理。另外政府要对低质量产品的出口进行限制, 减少国际上对外来产品的抵制力量。再者, 政府应该设立奖项鼓励企业对高质量产品的开发, 引领企业提高市场产品的质量。企业间对提升产品质量的良性竞争, 能为治理企业市场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摩擦提供力量。 (2) 完善资源供给体制的治理途径。虽然中国的资源广阔, 但是合理的资源供给才能保证资源的长期利用。一方面, 一个企业应该拥有多地区的供应商, 不能进行一个供应商的资源垄断。而一种资源也不能只有一个开发商, 这样就保证了资源不被垄断, 充足的资源供给防止了企业间对资源的掠夺争抢。另一方面, 为了保证资源的合理利用, 每个企业和供应商使用的资源越多, 就需要对政府缴纳更多的税收, 这样也可以防止企业对资源进行囤积, 保证行业中其他企业的资源供给。因此, 完善资源供给的体制, 是减少企业市场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合理途径。 (3) 规范企业营销方式的治理途径。企业的销售对于企业获利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 企业间的销售竞争是引起企业摩擦的重要因素。企业在进行销售前要做好行业的调查, 明确行业规范, 保证自己的营销方式符合行情。对于不和理的企业营销方式, 政府要及时制止, 勒令其停业整顿, 保证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基本利益。因此, 规范企业营销方式, 对减少企业摩擦和企业市场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 开发企业新市场的治理途径。本地企业之所以产生各种市场行为策略, 往往是因为感受到同一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国际竞争者给予的压力。而国际企业面对本地企业的压力, 也产生了相应的市场行为策略。在这些企业互相打压下, 才有了企业市场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的摩擦。想要减少这种摩擦, 则需要减轻本地企业所承受的市场压力。开发本地企业的新市场可以分担企业对现有市场的注意力, 扩大企业的规模, 甚至帮助本地企业登上世界经济的舞台。只有不断开发新市场让企业看到广阔的发展前景, 才能让企业自主减少市场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的摩擦, 积极的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建设中。

2. 企业非市场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摩擦的治理途径。

根据企业与国际贸易产生摩擦的非市场策略行为研究知道, 对企业与国际贸易摩擦的治理, 可以通过健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 (1) 健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治理途径。为了避免企业间对知识产权的恶性竞争, 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鉴定机构, 制定合理的法律法规, 避免盗取他人知识产权的现象发生。另一方面建立对盗版和模仿他人品牌的企业严格惩处的制度, 打消企业对知识产权的轻视态度。总之, 通过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 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可以减少企业间的摩擦, 达到对企业非市场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治理。 (2) 转变政府职能的治理途径。企业为了获取政府帮助而实行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治理, 需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来实现。建立对政府监督的组织机构, 可以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 使得政府严格管理企业遵守行业标准的同时, 更公平的选择企业进行支持帮助。另外, 政府职能的转变还可以对不正当竞争的市场进行清理和监督。所以, 转变政府职能是治理企业非市场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良好途径。 (3) 企业联盟国际化的治理途径。打破本地企业的联盟, 让本地企业看到与国际企业联盟的好处, 是保证企业在国际范围内互相帮助的途径。不同国家的企业在行业发展中有着各自的优势, 将这种优势结合既能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 也能减少企业间的摩擦。因此, 促进企业联盟的国际化, 对于消除企业在企业联盟方面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的摩擦有着积极的影响。 (4) 保证企业积极正面的社会影响的治理途径。只有避免企业对竞争对手的恶意宣传, 保证企业积极正面的社会影响, 才能减少企业间的恶性竞争。一方面对于恶意抹黑对手的企业要建立严格惩处的法律制度, 对企业的行业道德加以管束。另一方面, 加大对媒体的管制, 减少对企业不实的负面消息报道, 保证企业的正面形象的树立。通过对企业社会影响的治理, 促进企业间的和谐发展, 减少企业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的摩擦。

三、结论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现象导致了企业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的摩擦产生, 本文通过企业市场行为策略和非市场行为策略两方面对摩擦的形成和治理做了简单的分析。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 企业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也会随之变化, 面对这种情况, 广大的国际贸易研究者只有不断的对摩擦形成机理进行探讨, 找出摩擦的治理途径, 才能保证世界经济的长久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陈诗阳.企业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及治理路径[D].复旦大学, 2009.

[2]闫克远.中国对外贸易摩擦问题研究——基于结构的视角[D].东北师范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