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主

经济民主（精选8篇）

经济民主 篇1

台州经济与民主调查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台州市在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基层民主政治探索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96年6月在温岭市松门镇诞生的民主恳谈会，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制度安排。而这种“民主恳谈”看似起因偶然，其实与台州的经济发展特色、政府执政意识、民众传统心理和当地文化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一、从“民主恳谈”到“五步法”

1999年，在中央关于“沿海地区要加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精神提出以后，台州市就开展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活动。台州市委宣传部和温岭市委宣传部把松门镇定为试点，采用一种干部与群众面对面沟通的方式，当时被称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论坛”。当年6月15日举行的首期社会治安民主论坛，便引起了群众的极大兴趣，150个村民自发前来参加，针对镇里的投资环境、村镇建设规划、邻里纠纷、液化气价格等问题敞开交流。村民把镇会议室围得水泄不通，当场提出20个问题，当场解决10个问题，其余则承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和时间，这次论坛被群众誉为松门的“焦点访谈”。

一时间，台州各地涌现出“民情夜谈”、“农村民主日”、“农民讲台”、“基层民主论坛”等多种形式的民主政治探索，基层民主改革的试验名扬全国。2001年5月，台州市委把各地的民主试验统称为“民主恳谈”。

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认为，台州的草根民主是随着草根经济的发展而兴起的，是台州人的创新精神向经济以外的其他领域扩展而应运而生的。民主恳谈制度，搭建了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政治平台。“改革开放以来，台州农民个体及家庭不仅获得了日趋稳定的经济基础，也获得了法律上和制度上的支持和保障，农民对个人和家庭利益及其权利的认同更加强烈，这种利益和权利的认同激发了农民的民主要求，也激励农民采取直接的行动，这是乡村民主的生成和发展的内在原因。”

如今，诞生于温岭的民主恳谈，在台州各地基层村镇的实践中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天台县2005年抓住村级组织换届的契机，全面推进了以“民主提案、民主议案、民主表决、创业承诺、监督实施”为内容的村级民主决策“五步法”。三年的实践证明，“五步法”开启了农民的政治智慧，激发了农民的参政兴趣。五步法从村民自治最关键的民主决策入手，通过环环相扣的五个步骤，将民

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有机地贯穿在一起，为全县农村提供了一套规范的、可操作的村务决策运行机制，保证了村级工作有章可循。

随着台州农民在经济领域的成功，其个人意识和参政欲望开始觉醒，经过多年的民主选举实践，村民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诉求日益增强。面对来自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的大胆创新，各乡镇及时把握、因势利导，不断完善创新做法，各村镇之间相互学习，大胆借鉴，使台州的基层民主试验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市委政研室主任郑楚森告诉记者，萌芽于民间的基层民主得到了政府的充分尊重和强力推动。台州市政府将发展经济、为基层和农民解决一些紧迫的实际问题与推动基层民主结合起来，使农民更积极地把参与村镇建设转换为个人行为，有力地促进了新农村建设。

二、从“参与式预算改革”到“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松门镇诞生的民主恳谈，受到了台州市委的重视，认为是基层民主的一个新载体。不久，台州市委分别在松门镇召开全市现场会加以推广。各地都学习引进民主恳谈会，由于地方政府的诱导式推动，台州村一级的基层民主走在了前面，并开始影响乡镇和城市社区，台州的基层民主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格局：村级民主横向发展到城市社区，纵向发展到乡镇政府。

在温岭新河镇镇长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年初人代会批准的财政支出预算表，上面列明了各个项目支出经费和剩余经费，使人看上去一目了然。据介绍，新河镇实施参与式预算制度，在人代会审议财政预算前设计了一个预算初审民主恳谈会，群众自愿参加，给政府预算报告提意见，最终由镇人代会根据人大代表和群众代表的意见，行使预算修正权。“2006年，有110名群众报名参加垦谈会，共提出建议59条，要求镇政府压缩基本建设、干部考察等费用，增加民生支出。当年镇政府根据人代会修正案调整预算支出项目13项，涉及费用828万元。”新河镇党委书记朱宝卿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史晋川认为，新河镇的民主参与乡镇财政预算审议，是一次基层民主政治的有益尝试，不仅有利于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乡镇预算问题，而且扩大了基层民主的范围。

民主恳谈还被引进经济领域：工人和老板协商工资。在新河镇，羊毛衫行业的工人工资已不再由老板单方定价，而是工人和老板面对面谈判决定，工会和行

业协会则在其中起到中介和监督作用。这个新的利益协调机制有效地解决了劳资纠纷。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会主席陈福清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2006年至今，新河镇实现劳资纠纷‘零投诉’。”

羊毛衫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做法，真正实现了工人、企业、政府三赢。对工人们来说，每年一次的工资调价使他们的工资越来越高，对企业来说，改善了行业内无序用工状态，对政府来说，劳资纠纷减少，管理越来越顺畅。2007年11月26日，温家宝总理批示：温岭的做法可以总结推广。

经过市委市政府推广，在羊毛衫行业取得成功的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逐步推广到台州市的水泵、轴承、注塑、制鞋、帽业、船舶修造等7个行业中，覆盖企业600多家，职工3万多人。

三、基层民主试验向纵向和横向扩展

民主的产生和发展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有适合其生长的土壤。台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郑楚森说：“台州是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给所有制结构、经营方式、生活方式、物质利益和价值观念带来了多样化，也给基层带来了全面的冲击。经济的发达从物质方面对地方政府的决策过程带来了新的变量和动力。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村民对政治生活、社会管理和村务政务越来越关心，对民主权利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在生产经营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希望基层政府组织多指导少指示，多服务少干涉。经济实力的增强使村民对基层治理是否合理具有比较大的发言权，他们在与乡镇政府进行博弈的过程中也更占优势，于是出现了民主进展较快的情况。”

郑楚森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台州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民营经济作为主体不断发展壮大，他们的利益需求和实现途径迫使他们关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所以他们会积极谋求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通道，迫切希望将自己或群体的意志和要求输入政治决策系统，这就有力地促进了政治的民主化进程。

基层民主的实质在于群众对基层事务有平等的决策权，对基层政务有实质性的监督权。台州各地通过民主的渠道集思广益，对集体资产的经营方针进行民主决策，对经营的行为和过程实施进行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不仅增强了村级经济的整体实力，也保障了村民自身的合法权益。农村民主的发展，促进了台州整体

经济实力的提升。台州社会科学院院长金先龙说：“民主恳谈的做法，是开展基层民主的第一步，它提高了村民的知情度和对决策的影响度。台州各地开展的民主恳谈活动，为基层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创造了一种新的形式，群众通过参与民主恳谈，获得了参政议政的机会。”

金先龙称，台州特殊的文化背景对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催化作用，台州人的硬气、灵气与豪气，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基层群众的主体性、独立性被极大地发挥出来。这种品质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就表现为主人翁的意识比较强，对自身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较为关注。台州人的这种文化背景造就了他们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也领先一步，因为他们凡事都想出名、争第一，不愿作凤尾，当初开展农村现代化建设论坛时，农民们运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新形式，民主恳谈整个发展历程就是台州所特有的文化传统在政治建设领域的展示。

“台州的基层民主试验通过村民自治，导入和培育了制度化和组织化的现代民主因素，而且这种民主因素正在向横向和纵深扩展。也可以说，台州的基层民主具有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扩展的特征，是群众实际参加社会事务管理活动的体现，是向着人民知政、议政、参政迈出的重要步骤。”史晋川认为。台州基层民主建设，虽然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但其意义不容忽视。民主恳谈已经从当初一种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改善干群关系为主旨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过渡到一种从民主治理入手，通过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把人民的要求与党和政府的决策有机结合，通过决策创新来推进民主进程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新形式。

金先龙认为，目前，民主恳谈为主体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虽然尚不能作为成熟的民主形式发挥示范效应，但却能起到重要的教育和拉动作用。民主恳谈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必不可少的一个外围性试验，可在阻力较小的情况下探索民主试验，形成民主文化氛围，在民主实践的过程中学习民主，在学习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民主实践的质量，这种双向的互动过程正是民主恳谈的意义所在。

经济民主 篇2

一、《选举民主经济成本论》的内容涵盖

《选举民主经济成本论》全书分为六个部分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做了系统的论证:

第一部分属于文章的导论, 在整篇文章中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主要介绍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这一问题提出的背景、研究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主要创新点以及研究方法。使读者在开篇就对整篇文章的脉络有清晰的把握, 便于接下来的深入理解。

第二部分介绍了选举民主及其经济成本。通过对选举、民主、选举民主, 和经济、经济成本概念的详尽论述, 进而导出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科学内涵。概念界定环环相扣, 层层推进, 向读者呈现出了全景式的选举民主经济成本。

第三部分介绍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构成、特点与绩效分析。在这一部分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做了系统的论证与深入的分析, 首先, 与前人只考虑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财力成本要素所不同的是, 作者还考虑到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中的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 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构成做了深入的剖析, 明确了论证所包含的内容。其次, 充分考虑到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特点, 展现出在研究论述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难点及其不确定性;再次, 引入经济学领域的成本——绩效分析方法, 突破学科限制, 将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有机结合, 运用了经济学图示、计算公式、定量分析方法, 对这一部分进行了严密合理的论证。

第四部分在结合之前两部分论证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析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内外在影响因素。内在影响因素分为选举民主主体、制度、规模及技术, 即政治发展状况;外在影响因素分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状况, 众多因素都会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产生影响, 这就更增加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不确定性。如何针对众多因素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进行合理控制, 在文章第五部分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第五部分对中外民主选举经济成本现状做了具体的分析, 分别就中外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基本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 对域外不同国家类型和我国不同级别的选举民主经济成本进行了深入的对比, 全面论证了中外选举民主经济成本上升的趋势并提出各自的问题所在, 使读者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不合理上升部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进而使接下来对选举民主经济成本合理控制思路的提出更有针对性。

第六部分在结合前文的基础上, 推论出如何“建术”选举民主经济成本, 论述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合理控制。首先, 将选举民主经济成本控制的内涵、目标和重要意义向读者一一阐述。其次, 在结合前文和我国当前现状的基础之上, 引出在当代中国选举民主经济成本有效控制的基本思路, 采取认识、制度、技术“三位一体”的基本思路, 为我们实现“用合理性的选举民主经济成本付出来换取最大化的选举民主这一绩效”这一愿景提供了可行性的路径选择与基本思路。

二、《选举民主经济成本论》的创新之处

《选举民主经济成本论》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视角之下, 为读者呈现了不一样的选举民主, 在一些方面有其突破创新之处:

第一, 本书在论述选举民主经济成本时, 将经济学的成本理论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引入选举民主政治中, 从组织者 (国家、政府、政党) 的立场来研究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这一问题, 突破了之前单纯研究选民和候选人的行为而不能理解选举民主如何运转的瓶颈, 拓宽了选举民主研究的视角, 为读者在认识问题上提供了更为宏观的平台, 使读者站在国家、政府和政党的立场上更为全面的认识到在组织、筹备、运行一次选举中花费的金钱数目是多么巨庞大, 进而能深入理解研究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目的所在, 以及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的意义所在。

第二, 作者在论述选举民主经济成本时, 提出并论述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核心概念群, 在解释相关概念的同时, 还明晰了相关概念的构成要素与特点, 使文章在使用相关概念时更为清晰、合理, 也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思路不至于混乱, 解决了之前学者不加界定就胡乱使用而导致概念模糊和指代混乱的问题, 为今后学者在论述相关问题时梳理了思路, 解决了麻烦, 弥补了学界在某些概念界定和使用上的不规范问题。

第三, 在论述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付出是否合理时, 作者提出, 必须以选举民主绩效的实现度为参照系。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递增,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作者通过大量经济成本数据的引用来说明这一点, 目的就是使读者达成共识, 不要一味盲目批判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数量递增, 还要考虑到致使其递增的深层因素。合理的递增是举行选举活动所必须付出的经济成本, 对不合理的递增则要进行控制, 使这一部分的经济付出越小越好, 提高合理递增的经济成本在选举民主中所占的比例, 使有限的资本用到合理之处。

三、《选举民主经济成本论》的继续研究之处

由于某些主客观因素的制约, 每一篇文章都有其可以继续研究之处, 《选举民主经济成本论》也不例外, 在提供某种观点的同时, 也为读者打开思路, 就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第一, 制度只有合理与先进与否之说, 无东西之分, 更无姓“资”与姓“社”之别。作者在论述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影响因素时已经意识到了:我国选举的“权利说”使我国的选举经费较之欧美国家的“权利义务统一说”或“义务说”在误工补贴方面是一笔超额的开支。笔者认为针对这一问题, 在之后的改革和完善选举民主制度方面可做适当论述。学术理论要比实践先行, 通过大胆假设, 谨慎论证, 结合欧美国家初步运行“权利义务说”时的国情和我国现阶段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 可考虑在一些经济文化发达的区域试行这一制度, 看成效好坏而决定可否逐渐削减误工补贴这笔巨大开支, 进而决定我国是否适合“权利义务说”这一制度, 而不是依靠依靠经济补贴和选前兴师动众的选举动员来实现选举民主。

第二, 新型选举技术的使用从长远来看是大势所趋, 也是惠及选民的一项举措。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 使用新型选举技术却存在一定的问题:势必会导致大部分五十岁以上的选民在选举中被边缘化。一方面, 由于他们的年龄限制, 接受和掌握新事物新事物的能力差, 在短时期内难以掌握新技术的使用方法;另一方面, 他们不太信任网络技术, 认为工具性的网络技术手段更易被人为控制, 进行人为的篡改。但是五十岁以上的选民在选举中, 尤其是基层选举中属于中坚力量, 如何克服这一困难, 在文章未进行深入探究, 这是值得学者在以后继续深入研究的一个话题。

第三, 在选举民主技术的应用器物形态的配置问题上论述不足。新型选举技术的使用需要一次性投入大量的器物, 这就需要大笔的财政开支, 但这笔开销对于那些靠举债来维持其运行的乡镇政府来说, 无疑会是沉重的负担。在当今电子产品“行货”、“水货”并行的市场上, 购买相关产品的经济成本必定大不相同, 这一举措如何实施, 在配置过程中相应的费用该由谁来承担, 或者说按什么比例来承担, 怎样更好的推行, 监督从何处落手, 如何推行才不至于滋生新的腐败等问题是值得我们继续琢磨的;

第四, 在论述域外相关国家民主经济成本现状的考察时, 将域外国家分为了三类, 分别是民主巩固国家, 民主转型国家和战后冲突国家。在论述时分别选取了一些典型国家作为事例进行研究的。在此处笔者有一疑问, 为何将印度的民主类型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与西班牙同步列入民主巩固国家的类型中?此处的划分标准是什么, 作者在这里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划分标准, 不免使读者在此处心生疑虑。在笔者看来, 宗教林立的印度国情复杂, 实难和美日等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步列入民主巩固国家的类型中。对民主巩固国家的研究还可以继续深入下去。

李永洪教授的《选举民主经济成本论》理论性强, 又同时涉及政治学、经济学领域, 由于笔者相关理论知识的欠缺, 难以从宏观层面上提出具体的改进之策, 只能从一些微小之处入手, 略述己见。

参考文献

经济民主 篇3

经济结构调整不仅要求经济民主，而且要求政治民主。

首先，要从体制机制上解决经济民主的问题。中国为什么经济需求结构不合理，投资率偏高?从企业投资情况来看，从2004年到2008年，国有企业在城镇投资中占半壁江山。国有企业之所以要投资，是因为它们的利润除了交税以外，其余部分没有一个分红的渠道，只能用于投资。国有企业的产权机制在分配环节中落实不下去。

所谓产权机制在分配环节不落实，根源在于，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的企业，如此众多的股东难以像一般企业那样通过股东大会进行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策，只能委托某些代理人代行股东权力。问题在于，全民股东们对于代理人的产生和行为，能否具有决定性的制约权?如果失去了这种制约权，则股东们的产权将会形同虚设。所以，这里涉及的民主，与其说是政治问题，不如说是经济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把这一民主称为经济意义的民主，简称经济民主。

所以，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全民股东应有的经济民主权利，使产权能够在分配环节落实下来。譬如，作为一个过渡步骤，可以通过社保基金账户，让国有企业20％的利润转入每个股东的账户，使得全民股东具有实质上的分红权利。中国从1994年税制改革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国企只缴税，税后利润归企业所有。而据有关测算，2010年中央级国有企业利润用于社会保障类支出只有15亿元。解决股东们实际不能分红问题的必要性在于，如此众多的股东如果不能获得应有的收入，则低消费、高投资的结构难以调整。

进一步的措施，应当是确定分红的体制机制，使其规范化。可以考虑在人代会中通过特定程序并按照一定的条件选举产生国有企业股东代表委员会，研究决定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事宜。关于利润分配数量以及如何转社保基金账户，直接由这一股东代表委员会决定实施，不再经过政府财政部门。同时，国有企业职工收入也应提交股东代表委员会研究决定。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七个垄断行业有2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则占全国职工年工资总额的55％，这种局面在现有体制中无法真正解决，只能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而改变。

上述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让政企分开，全民所有企业回归企业身份，行政机构不再对国有企业行使权力，国有企业同时剥离特殊行政资源和垄断地位，使其在市场化环境中提高竞争力和整体素质，满足全民股东的要求和愿望，也使股东们能够真正行使所有者权力。

其次，要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政治民主问题。这一立论也是基于经济结构的相关情况。

从经济需求结构的情况看，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自筹资金为118510.4亿元，62％来自中央和各地的预算外自筹资金。其中，地方约占88％，地方投资驱动力可见一斑。政府通过土地管理权多方获益的机制，强化了对房地产的投资驱动，刺激地方通过经营土地进行粗放式的扩张发展。

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民主选举主要限于村级，其他层次还处于试点状态。而这一级的民主选举对于土地资源的处置、使用、交易等没有太大的制约，相关的农民没有发言权，因而粗放式的投资驱动难以得到合理的制约。所以，在这一意义上，需求结构的调整以民主机制的健全为条件。能否保证民众的主体地位，是能否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一块试金石。同时，这也是解决政绩观和评价机制的基础。

同样，从供给结构的情况看，提高创新能力，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以创新体系的建立为前提。而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创新体系的建立，又以企业和研究机构的主体地位为保证。从目前的情况看，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等还没有实现，还不能有效形成产学研政介相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研究者的主体地位和创造力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要推进双引擎战略，解决供给方面的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问题，必须保证企业家、研究机构的管理者和科研人员的主体地位。在这一意义上，民主机制的确立，既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更是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落实问题。

经济民主 篇4

民主测评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二十条第四款规定程序，是组织人事部门提高干部考察工作效率的有效方式，也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扩大民主、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方法。民主测评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中也有借鉴意义，且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在新的形势下，借鉴和创新是经济责任审计的生命力所在。通过经济责任审计实践尝试，民主测评在经济责任审计中能够发挥“四个方面”的主要作用：一是能够弥补审前调查的缺憾。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提高审计质量，降低审计风险，必须做好审前调查。这不仅是审计的重要环节，更是整个审计项目的发端，且直接影响审计质量的优劣。所以，审前调查必须做细、做实、做好。对于审前调查，《审计机关审计方案准则》第十条规定：审计组编制审计实施方案前，应当调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下列情况，并要求被审计单位提供下列资料：财政财务隶属关系、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情况；职责范围或者业务经营范围；银行账户、会计报表及其他有关的纸质和电子会计资料；内部审计机构和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财务会计机构及其工作情况；相关的内部控制及其执行情况；相关的重要会议记录和有关的文件；与审计工作有关的电子数据、数据结构文档；其他需要了解的情况。显然，对于常规性财政财务

收支审计，这些都是必需的，但对于经济责任审计，却有其自身特殊的要求。经济责任审计以财政财务收支审计为基础，更多关注领导干部“三权一廉”情况（履行经济决策权、国家财经法规执行权、经济管理权、遵守廉政规定），以及相关经济活动绩效、内控制度建立健全及其执行等方面的情况。尽管审前调查已经涉及许多单位和人员，但一些干部职工群众关注的、反映强烈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在被审计单位主动提供的材料上不一定能够看得到，在最初的审计调查中也未必能够了解得到。因此，经济责任审计基础在账里，功夫在账外。审计工作缺憾永存，不可避免，从实际操作来看，民主测评是现有审计调查手段的补充和完善，从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审前调查不深入、不全面、不透彻造成的缺憾。

二是能够发现经济案件线索。经济责任审计的目的是规范和防范，同时防贪惩腐，发挥警示、教育和导向作用。通过经济责任审计为干部管理部门在选人用人等方面提供重要依据，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但是，经济责任审计政策性强、涉及范围大、内容多、标准要求高，由于审计客体的差异性较大，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审计人员从不同领域持续获取知识与信息的能力具有局限性，加之行业之间、工种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想在审计初期就能进入角色、摸透被审计单位情况较为困难。更何况，现

代条件下的经济案件具有智能化、复杂化、隐蔽化等特点，无疑也是对审计人员职业能力的考验，审计风险进一步加剧。这就要求审计人员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善于把握全局，抓主要矛盾，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不仅要把握被审计领导干部及所在单位的总体情况，而且还要以自己长期审计实践积累的特有职业敏锐力、洞察力和判断力，寻找容易出现问题的蛛丝马迹，捕捉与达到经济责任审计目的相关的信息。经济责任审计中的民主测评，有效地拓宽了干部职工群众的“源信息”渠道，能够较好地起到桥梁、纽带、通道、平台的作用。以此为路径，审计人员可对民主测评中获得的信息察微析疑，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仔细分析研究，选取突破口，进一步增强经济责任审计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对于民主测评中职工群众反映出来的审计线索，审计组要加强内部控制，注意保密，采取适当的调查方式和方法，以免伤害职工群众的朴素感情，损害其切身利益，更要防止因措施不当打草惊蛇，触动被审计对象及所在单位做手脚，从而将审计工作陷于被动的情况发生。三是能够获取群众的真实意见。民主测评能够体现干部路线中坚持群众公认的原则，作为一种了解群众舆论、疏通民主渠道、听取基层意见的方法，针对性强，效率高，形式灵活，也比较直观，是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硬”指标，是实行群众监督的一种有效手段，对进一步发挥群众对

干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增强干部工作的公平、公开、公正、透明，促进民主化进程，切实防止不正之风，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在经济责任审计中，对被审计领导干部进行民主测评，首先，能够增强职工群众的民主参与意识，发挥他们对领导干部决策程序、工作业绩的知情权、参与权，获取职工群众“原生态”的意见和建议；其次，促进领导干部客观地评价自己，真正认识解决民生问题是最大的政治，改善民生问题是最大的政绩，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已之心，正确对待权力、地位和切身利益，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多为职工群众办实事；第三，在经济责任审计中搞好民主测评，能够使群众切身感受到作为单位的一分子，自己的民主权利和人格得到了尊重。经济责任审计中的民主测评，在测评前要将测评要求讲清楚，便于干部群众在确定内容方面正确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尤其是要增强他们的民主意识和主人翁责任感，充分认识民主测评领导干部，是他们的权利义务，应认真负责地参加，以实际行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四是有利于对领导干部的审计评价。当前，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着工作程序不规范、评价指标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责任审计的深化和发展，也是影响其发挥更大作用的原因之一。从审计实践来看，经济责任审计

评价虽然很好地坚持了“六项原则”（即：依法评价原则、实事求是原则、客观公正原则、全面评价原则、一致性原则、重要性原则），但是评价标准不够一致，必定导致最终结果的差异，有时以审计报告拟定人的价值取向，或以审计自由裁量去评价被审计对象，是有失公正和公平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难”，依然是审计人员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经济责任审计只有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把握规律性，才能符合不同时期工作的要求，才是真正的出路。经济责任审计中民主测评的作用在于，能够很好地吸纳民主成份，接受群众对领导干部的肯定，使审计评价更加接近被审计单位的实际，更加接近职工群众的直接意向，更加客观、公正、合理，使被审计对象的工作业绩更具人格化。同时，对测评结果进行定性、定量的技术分析，增加数字上的对比性语言描述，使审计评价更为科学、准确、完整，使审计报告也随之更加完善和规范。

经济民主 篇5

局长：张天宝

为切实加强地税部门政风行风建设，进一步促进经济区转型跨越发展，经济区地税局向全区广大纳税人及社会各界郑重承诺:

一、依法积极组织收入，优化收入结构，壮大地方可用财力，确保完成今年征收任务。

二、认真落实优惠政策，严格执行税收征管规程，做到依法办税，公正执法，确保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准确执行到位。

三、纳税服务优质高效，牢固树立“你纳税，我服务;我执法，你监督”的理念，实施挂牌上岗，深入贯彻落实“两制”、“两个操作示范”。

四、推行便民利民举措，具体包括:免费为纳税人举办一次税收政策集中培训;开展一次送税法进学校活动;坚持领导接待日制度（时间：每周二上午9-12点，地点:综合科306室);短信服务;电话咨询服务。在办税服务厅设立咨询窗口等，进一步方 便纳税人。

违纪举报电话: 7560095

税收咨询电话：756016

3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山西省地税局“吃拿卡要”十五禁令

一、不准在工作时间擅离职守、打扑克、玩电子游戏、上网聊天、炒股票及从事其他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二、不准对纳税人态度冷硬，粗暴刁蛮，用语不文明；

三、不准推诿扯皮、拖延塞责、懒政怠政，无正当理由拒绝受理或者超越法定时限办理纳税人申办的事项；

四、不准对纳税人正常咨询或办理涉税事项乱作答复或不予一次性告知，人为有意刁难纳税人；

五、不准接受纳税人宴请和擅自参加纳税人邀请的各种庆典以及外出考察、参观等活动；

六、不准经商办企业及纳税人中入股分红；

七、不准在各类经济实体中兼职（包括名誉职务），个别经批准兼职的，不得收取任何报酬；

八、不准向纳税人乱收费、乱罚款或通过中间人、中间机构变相收费；

九、不准接纳纳税人礼金、礼品和有价证券；

十、不准向纳税人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各种费用；

十一、不准利用职权向纳税人提出借钱借物、压价购买商品、赊欠货款、接受服务等不正当要求；

十二、不准向纳税人摊派钱物、索要赞助，或要求接受有偿服务、购买指定商品；

十三、不准向纳税人收取回扣、好处费、中介费或享受纳税人的其他福利待遇；

十四、不准利用本人及家族成员婚丧嫁娶及工作变动、过生日、迁新居等机会大操大办，挥霍浪费或借机敛财；

十五、不准拒绝或者回避社会监督，对纳税人和举报人打击报复。

经济区地税局

“创优发展环境，抵制吃拿卡要”公开承诺

根据山西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整治“吃拿卡要”问题创优税收环境的工作要求，结合本局实际，制定十条工作纪律。

一、严禁在工作时间擅自离岗、脱岗、迟到和早退。

二、严禁在工作时间打牌、打麻将、下棋、上网玩游戏、炒股、看电影（电视）等娱乐。

三、严禁在工作时间到歌厅、舞厅、酒吧、咖啡厅、茶馆、足疗、桑拿、按摩、健身、棋牌馆等休闲娱乐场所。

四、严禁公车外借、互用（包括亲属、子女）办事。

五、严禁单位宴请，未经批准一律不准公款接待。

六、严禁要特权，慢待、刁难纳税人及其他办事人员。

七、严禁接受纳税人的宴请，杜绝吃拿卡要等现象。

八、严禁传播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不实之词和影响团结的 不负责任言论。

九、严禁在工作日喝酒，酗酒闹事。

十、严禁参与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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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主 篇6

关键词：民主 财政 民主化改革

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造成了民主制度在我国的缺失，这种缺失表现在财政领域，则体现为财政决定权的缺位、预算决策机制的不透明以及中央与地方间财政分权的不稳定等种.种弊端。因此，本文从民主与透明、科学决策、集中、制衡四项关系入手，研究民主财政制度的内涵，提出了我国民主财政化改革取向。

民主的内涵与外延

民主一词本来源于古希腊语意思是民众，意思是掌握和作主，合在一起就是民众掌握、作主。因此，后人把译为“人民统治”，就是人民管理自己的事务。民主意味着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意味着由广大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民主不是替民作主，而是由民作主，即由广大人民按照多数裁决原则决定社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把握好民主的内涵，必须处理好民主与透明、民主与科学决策、民主与集中以及民主与制衡四项关系。

（一）民主与透明

透明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又是一种政治原则，更是一个对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一种基本理念，政府的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所决定的，也是公众和政府达成的契约所决定的，政府必须树立“公众至上”意识，政府要倾听公众的要求和呼声，采取必要的措施，满足公众的要求，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作为一种政治原则，政府应具有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的理念，以公开透明行政，切实履行政府职责为原则；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政府掌握的个人和公共信息向社会公开，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获得并使用政府政策的信息。建立透明政府，实行信息公开也是政府与民众交流沟通的重要措施，可以使政府客观的收集社会实际情况，广泛了解民意。

（二）民主与科学决策

在决策过程中，要充分发扬民主，通过民主来实现决策的科学化。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扬民主，让民众尽可能多地参与决策过程，保障决策过程中智力来源的畅通和多元化。另一方面，需要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尊重不同的意见和建议。这就必须实现决策模式的转变，即胡鞍钢所言的“从个人决策向集体决策乃至广泛民主参与决策的方向转变，即从不透明决策向透明决策转变，从封闭型决策向开放型决策转变”。实现决策过程的“领导决策”到“问计于民”的转变。这样，既可以使长期以来被掩盖和遮蔽的各种问题浮出水面，从而做到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下情上达、上情下知、有利于集思广益、广纳善策，向决策者提供充分的决策信息、决策知识和决策建议，以避免决策失误，增强决策科学性，也有利于形成广泛共识，使正确的决策能够顺利得到贯彻实施。

（三）民主与集中

本文所谈的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关系。国家的发展总是需要一定程度的集中，而地方的发展需要实行民主。既要充分维护中央权威，又要创造性地执行和落实中央和上级的各项方针、路线和政策；既要保障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在全国的有效实行，又要允许和鼓励地方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

（四）民主与制衡

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非到了限度，决不休”。“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在代议制民主框架内，由于民众无法直接参与各项决策，因此，公众代表就有可能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而隐瞒或糊弄民众，使得民众对政治事务一无所知。但是，作为一个民主政府和真正意义上代表民主行使公共权力的个人，他们有义务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向社会坦诚公布，让民众对政府成员进行有效监督，防止政府的组成人员滥用职权。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公众代表自身的自律外，还必须对名义上代表公众的团体和个人所掌握的权力进行适当的制约和限制。

国内关于民主财政内涵与财政民主化建设的研究

国内对民主财政的研究则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

（一）从研究公共财政入手，并提出公共财政就是民主财政

李炜光认为，财政民主制，就是政府按照民众的意愿，通过民主的程序，运用民主的方式来理政府之财的制度，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在财政民主制下，政府的财政行为由不受监控或由上级监控转化为“纳税人监控”。在西方，纳税人监控必须通过议会。纳税人通过议会对要不要征税，征什么税、征多少税，如何安排财政支出，支出效果如何等问题，应直接作出原则性决定，并对政府的具体实施行为进行监控，并有权对政府的财政部门或主管官员进行奖惩。从经济的角度看问题，民主制的核心就是财政民主制。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其主要内容也是财政民主制。民主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它是针对政府行为，特别是政府配置资源的行为而发展起来的。他最终提出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必须从划分公私领域、公正至上和财政民主三个方面更新观念。

井明（）认为，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存在本质联系的。市场经济的分散决策决定了公共财政的民主性质。公众通过同政府订立契约，实际控制着政治决策权。公共财政主体在民，因而公共财政的本质是民主财政，是以人民为主体进行公共决策的活动。公众通过选举制度和投票机制掌握着公共决策的实际控制权，并通过法律制度保证这一机制的运行。他认为，民主财政在公共财政中的表现有四种：

一是财政民主决策。民主财政要求政府要时刻牢记自己的任务只是执行公共决策，而不能越俎代庖，自己为公众作出什么决策。政府不但要每年向公众公布其预算和决算情况，接受公众监督；而且遇到重大事件时要向公众说明，让公众了解情况，并遵照公众的决策。

二是财政分权。财政分权是实现财政民主决策的必要条件。分税制的核心不在于支出权限划分，更不在于税权分配，而在于决策权的转移，即由中央政府决策转向地方民众决策。

三是财政竞争。在财政民主决策和财政分权的基础上，地方政府财政可以展开竞争，进而提高政府财政效率。

四是打破公营部门垄断。必须积极致力于打破垄断，鼓励民营，提高经营效率。

（二）从预算民主角度研究民主财政问题

焦建国（）提出，财政制度变迁就是从专制、人治财政走向民主、法治财政的过程。原始财政是最初的财政制度，是最直接的民主财政；后经过王权财政，再到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是与近现代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制度；计划财政在本质上是集权财政。不经人民的同意、不按法定的程序、随意性地取其钱用其钱者，是专制财政；经人民同意、按法定程序、公共透明地取其钱用其钱者，是民主财政。

公共财政是一种财政制度，是民主财政；公共财政的生成与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生是同一个过程，它们互为前提，互相促进；财政民主是通过作为民主政体基础的政府预算制度实现的，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就是要按照民主财政的要求构建现代政府预算制度，确立财政运作的民主机制。真正地体现公众意志的、有约束力的预算制度确立起来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体制也就确立起来了。

马骏（）认为，自产国家和税收国家是20世纪财政国家的两大主要类型。从公民的角度看，当我国从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转型后，我国政府的预算体制应该实行预算民主，而且公民也会逐渐形成预算民主的要求。他认为，从道义上看，我国政府的收入生产行为必须体现民主，而且人民在这方面的要求也会越来越激烈。要进行预算改革，在支出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实现预算民主，确保国家将税收用于生产纳税人所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他还从国家的角度研究了预算民主问题。从国家的角度看，虽然预算民主会对国家的预算权利形成一些制约，但是，它也会给国家带来一些非常重要政治和财政收益。预算民主就是指建立这样一种预算制度，在该制度下，政府的收支行为都是置于人民及其代议机构的监督之下的。在推进预算民主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人大的预算监督权，将人大的预算权力还给人大；另一方面需要设计某种能够对人大进行制约的机制。

郭小聪、程鹏（2005）认为，财政制度的变迁经历了从专制的王权财政到民主的公共财政转变的过程。预算作为一个重要的财政范畴，基本上也经历了同样的历史发展过程。现代政府预算是近现代政治民主化的产物，其本质特征就是民主性，并以此相区别于古代国家预算。中国现代政府预算是在近现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以“后发外生”的方式出现于清朝末年，由于民主性先天不足，发展艰难。伴随当代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政府预算的民主化程度有必要也有条件加以提高。

（三）其它角度对民主财政的研究

王绍光（）以18世纪荷兰和英国的经验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国实行直接选举的村级民主制度为参照物，研究了中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提出了：

第一，决策过程民主化有利于加强政府的财政资源动员能力。以参与权换财权，赋予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权利并使之制度化。第二，民主进程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治系统内部的冲突及其为缓解这些冲突达成的“制度性的妥协”。各国民主化的目标、转型方式和时间表都是独特的，不必也不应该仿效其它某种固定的模式（如美式民主）。民主制度是个内生的过程，试图以外科手术法从外部将民主制度强将给其他国家是不可能成功的。

刘云龙（2001）认为，民主财政的含义至少有二：一是用民主投票的方法来确定公共收支规模和类型，充分反映和满足居民的偏好，并对公共财政活动进行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二是用联邦主义框架下的地方自治方法来确保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优先性和自主性，及时满足居民的偏好。他认为真正的民主性、合意性并不在于分工结果的可行性和可接受性，而在于纳税人通过民主机制和民主程序来充分表达个人的偏好，使个人多样化的、有差异的需求偏好得到充分和同等的尊重。因此，中央—地方在资源配置上的分工合作不是简单的行政性分工，在科层组织内部获得对分工合作范围、方式的一致同意，它并不能确保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政府提供的是公共物品。中央—地方在提供公共物品上的民主性分工，可以视为民主财政的一个方面，是广泛的纳税人进行立宪性的财政选择后的结果。他进一步研究了欧洲和中国民主财政制度演进与财政分工方式选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政府间分工及分工方式。

高培勇（）认为，民主财政下，公众能够对财政事务发表意见，参与财政决策，财政决策能够充分地反映民意。财政决策反映多数人的意见，但少数人的利益同时得到充分的保证。未能反映民意的财政决策会受到监督。公众对财政事务的意见的表达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即委托选出的代表表达意见。公众参与财政决策的前提是获取充分和准确的信息，因此，财政信息的及时准确披露是实现财政民主的基础。财政民主化的根本目标是建立民主财政。进一步地，他提出了对财政民主化的四项具体考评指标：一是知情权，反映财政知情权的实现程度；二是参与权，反映公民对财政事务的参与程度；三是决策权，反映财政决策权的落实情况；四是监督权，反映民主财政的运作过程受监督程度。

汪丁丁（2007）提出了财政民主化的四条原理：一是民主监督下的财政，远比无人监督或征税者的自我监督来得更有效率且更具公平性；二是以开支定税入；三是征税的公平、便利、确定、经济原则；四是由民众来选择合适的公共选择机制，由后者决定税种与税负。

上述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民主财政进行了研究，有的论证了民主财政形成的必然性，有的论证了民主财政的。本文认为，民主财政是政府的各项财政决策反映民意，受民众监督的一种制度。民主财政意味着人们通过民主机制控制公共财政。由于民主财政既是公共的又受民主机制的控制，因此，它对政府治理具有深刻和全面的影响。

从宏观方面分析，民主财政要求民主权利和财政的筹集保持一致性，民主财政会影响政府的民主性、参与性和透明化；从微观方面分析，民主财政要求政府保持公共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和公共预算编制的民主性，提高公共财政的配置效率。同时，民主财政也体现在层级间政府的分工模式上。因为民主财政是个人根据“经济人”理性做出的宪政性选择，反映到政府间职能的分工上就是各级政府职能的合理分工，尤其是在提供公共服务带来的财政职能的分工上。财政民主化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从一种民主化程度较低的财政制度向民主化程度较高的财政制度不断转化的过程。

我国财政民主化改革的取向

（一）增强财政透明度使民众能够顺畅了解财政决策、执行过程

由于存在搭便车、外部性、自然垄断等市场失灵，市场无法生产公共产品和提供公共服务，纳税人为了共同的利益采取自愿降低可支配收入向政府纳税的形式为公共治理提供了生产资源。因此，纳税人是社会的主人，政府应受到纳税人的制约。对政府信息（包括财政信息）公开的要求，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信息公开源于该权利的要求，这项权利，人们一般称之为知情权。因此，公开与透明是政府的基本要素，公民有权“隐瞒”自己的秘密，而公共事务的处理则要向公民公开，要求政府提高财政透明度。财政透明度的建设不仅应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还应保障公民有效地参与公共财政管理，促使民主完善，监督有效，防治腐败。实现一定的财政透明度，就是公共财政管理要接受社会的监督，财政应否支出、如何开支、财政收入的规模和种类等等，都应该由人民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加以决定。政府所有的收支计划和活动过程，除了某些特殊的例外，不仅都必须向人大公开，而且还必须向社会公众公开，都必须接受社会公众、人大和社会舆论的监督。

（二）建立财政制衡机制

民主财政要求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财政决策过程中，而参与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监督与制衡。我国政府治理模式正处于单中心治理向多中心协同治理的关键时期，要建立民主财政，就必须构建人大立法机构、社会公众和媒体多方位的立体监督制衡机制，这也是建立健全我国政府治理机制的必要条件。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增强制度的刚性，提高法制的权威；另一方面又可以抑制政府官员道德风险，促进行政体制的改革，进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整合行政资源，切实体现人民当家作主。

（三）推进政府预算的科学决策

在公共财政方面，政治民主的典型特征，就是政府就公共财政问题向公民负责。准确地讲，是政府就财政资源的使用向纳税人负责。这一特征可以引伸为“资源使用的责任法则”在政府预算领域中的直接应用。这一法则的含义是：资源使用者必须就资源使用向资源提供者负责。这一法则带有普遍意义，任何根本的经济与政治秩序都是建立在这一普遍法则基础之上的。

就厂商而言，由于使用了消费者的资源（消费者用货币购买商品与服务提供的），厂商必须就其商品与服务的内在品质向消费者负责，而不得以伪劣商品与服务侵害消费者权益。同样的道理，民主政治要求政府向纳税人负责，即要求政府预算资源的使用向纳税人负责，而其核心含义是提高预算效率，即通过将资源转移到效益更高的用途以及通过节减公共机构提供既定产出的成本，从而向纳税人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

（四）中央与地方之间适度的财政分权

从根本上说，合理的财政分权应该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权与财力的分配，保障各级政府都有必要的财权和充足的财力来较好地履行自身职能，以高质量和高效率地为民众提供满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福利的提高。

参考文献：

1.高培勇.为中国公共财政建设勾画“路线图”—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公共财政建设[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2.郭秋永.当代三大民主理论[M].新星出版社，

3.郭小聪，程鹏.政府预算的民主性：历史与现实[J].东南学术，2005（1）

4.焦建国.民主财政论：财政制度变迁分析[J].社会科学辑刊，2002（3）

5.井明.民主财政论—公共财政的深层思考[J].财政研究，2003（14）

6.李炜光.建立公共财政体制之理论探源[J].现代财经，2001（2）

7.刘云龙.民主机制与民主财政—政府间财政分工及分工方式[M].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8.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商务印书馆，

9.马骏.中国公共预算改革：理性化和民主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10.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商务印书馆，1982

11.王绍光.公共财政与民主政治[J].战略与管理，1996（2）

12.汪丁丁.财政民主化的原理与表达[J].财经，2007（14）

经济民主 篇7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互动性

资本的扩张性特点, 使其创造了世界市场, 进而将世界联结为一体。从很大程度上说, “存在于全球资本主义背后的驱动力也是推动全球体系的、占主导地位的、尽管不是唯一的驱动力”。[1]因而, 经济全球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全球扩张上是一致的。另外, 平等、自由、公平、公正是市场经济活动的普遍要求。一方面, 多种主体和多种力量参与全球贸易、资本、信息、市场、企业和人口的扩展。另一方面, 国际经济关系和行为也进行了重组。在此背景下, 建立和完善国际关系基本主体间的民主机制实际上就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应有之义。如果说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全球生产力发展及其在经济基础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的反映的话, 那么, 国际关系民主化则是全球上层建筑领域必须作出相应调整的结果。简言之,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之间具有对立统一的互动性。

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内在的关联性

在全球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 经济全球化使得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和阻挡。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表现在国际关系领域就是国家间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 国际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日趋增大。总体而论, 经济全球化作为生产力推动下经济运行状态的演变进程, 其社会进步意义深远。由于经济从财富、生产、竞争与分配关系等方面对于国际关系产生、发展、丰富、繁荣的过程发挥着重要影响, [2]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就存在相当大的关联性。

(一)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都是在全球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产生的, 体现的是生产关系对应于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要求的调整与变革。

经济全球化以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为基本动力, 是人类社会不断跨越空间限制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 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实现物质和信息的充分沟通, 不断扩大共识, 共同制定并遵守各项规则, 采取共同行动的过程。[3]经济全球化从运行模式看, 是全球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从其运行结果看, 是世界各国利益再分配的过程。世界经济决定国际政治, 国际政治反作用于国际经济, 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集中体现。国际政治以主权国家的综合国力为基础, 服务于各国国家利益的实现。而国际政治领域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突发性和对抗性因素的化解, 又都离不开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现。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二者的关联性是明确的:一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其综合国力, 进而影响该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国际经济政治化和国际政治经济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 国际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被越来越多地赋予政治目的, 一国往往通过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并借助政治外交手段来谋取本国的经济利益。

(二)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内在的关联性还表现在二者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性必须通过其彼此间的协调来缓解。

冷战后, 国际政治依然停留在主权国家的层面上, 世界经济的发展却日益显示出全球化的特征。国家利益最大化是主权国家处理国际事务中始终坚持的基本方针, 这导致国际间的协商机制无法充分发挥根本性作用。尽管经济全球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主权、国界和文化的差异, 但经济政治化趋势却引发了民族主义甚至霸权主义某种程度上的反弹。近年来, 国际贸易摩擦接二连三, 地区冲突此起彼伏。经济与政治对立统一的关系, 决定了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国际分工的不平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均衡等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解决, 经济全球化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国际经济领域的差距扩大、矛盾加深和对抗增强, 国际关系民主化也就更加难以实现。国际关系上的不平等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消极影响也相当明显:国家间政治上不平等, 在经济活动中就谈不上平等;国家间的疑惧越深重, 国家间经济交流与合作就越难以实现。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之间的对立性和差异性, 是在比较中产生和加深的, 必须通过二者的协调发展逐步缓解。

(三) 从本质上讲,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内在的关联性, 对于国际经济政治利益的再分配过程, 其运行机制和实际效果方面具有相通之处。

经济全球化趋势, 使得国家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上加强交流与合作成为现实。各国的比较优势决定了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所得状况。不同经济实力的国家谋求经济利益的欲望和能力不同, 所以在获得的经济利益自然存在差别。全球范围内财富的再分配、缩小国家间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 有赖于全球化经济协调机制的建立。该机制既要反映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要求, 又要体现世界各国协调发展的要求。要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 就需要世界各国之间消除敌意, 不同民族国家和睦相处, 并建立起国际民主机制。政治利益的核心是权利。国际政治利益的分配, 实质上就是国际政治权利在国家间的配置和重组过程。不同国家对于政治权利的诉求存在区别, 在国际政治利益分配方面必然存在差异性。国际政治领域的矛盾与冲突, 从根本上讲就是围绕权利展开的。总之, 就利益的再分配过程而言, 在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中, 强者越强, 弱者更弱, 是客观规律使然。要解决两极分化的矛盾, 必须加强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合作机制建设。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积极互动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的协调一致性, 是二者良性互动的基本内涵。所谓良性互动, 主要体现在相辅相成与互相促进方面。这是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互动性内涵的首要内容所在。

(一) 经济全球化趋势为国际局势趋向缓和, 以及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国家间关系以此为契机有了较大的改善。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 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互相联系、层层推进, 推动着商品、资本和信息的跨国流动, 使国际贸易、国际投资都有了更大的发展。这种形势下, 全球经济合作的作用和范围进一步扩大, 国际关系总体趋向缓和。世界各国逐渐认识到自身已经处于一个相互依存、俱荣俱损的国际体系之中, 全球化的文化价值在世界范围内也已得到普遍认同, 为协调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统一的理念、准则和价值尺度。国际关系中的各行为主体共同协商国际事务, 开始逐步指导和规范着国际关系的总体走向。从实践的层面看,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强, 合作层次不断提升, 通过相互磋商与谈判, 签订经济协定, 在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经济准则的框架内借助协商谈判机制, 解决彼此间的贸易合作和贸易争端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

(二) 经济全球化带动了区域经济政治交流与合作, 有助于国际政治多极化进程的发展, 这为国际关系民主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前提。

经济全球化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 欧盟作为区域经济共同体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益上升, 其国际政治与经济影响力也不断增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由美国单极主导演化为美国、欧洲和日本三足鼎立的局面。围绕着世界经济体系内的规则展开的较量与斗争, 由于各方面力量对比的变化, 少数几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凭借经济政治优势, 直接将其国内或内部规则延伸为国际规则的做法越来越不得人心, 日益淡出国际舞台;国家间相互协调, 在合作中产生新的国际规则, 进而形成全球性制度规范, 逐渐成为国际经济协商决策机制的中心。多极化意义在于:任何一极都不能凌驾于其他力量之上, 不能单独或联合主宰世界, 国际事务应当由国际成员平等协商和民主解决。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总之, 国际政治多极化有利于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 从而为国际关系民主化机制的形成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三)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过程中, 南北矛盾推动南南合作日趋密切, 促进了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也促进了国际民主政治的建设。

改革现存不合理的世界经济体系,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是发展中国家一贯的立场和要求。经济全球化进程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 特别是贸易、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与对抗始终交织在一起。尽管双方合作趋势在不断加强, 但是斗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经济全球化形势下, 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交流与合作, 提高以集体的力量改善处境的整体生存能力, 从而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如同主体平等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础一样, 国际民主政治建设需要世界各国平等参与, 只有反映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和要求,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要求。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合与力量整合, 有利于国际民主政治建设。

(四) 经济全球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美国的国际霸权战略, 对于国际协商机制建设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当前乃至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内, 美国的国际霸权战略与单边主义政策是威胁国际民主政治建设的最主要方面。冷战以来, 美国以自己的制度、民主、价值标准衡量各国, 动用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 维护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压倒性优势, 例如, 美国在处理伊拉克问题上的单边主义做法, 不仅加深了美国与伊斯兰国家由来已久的矛盾和对立, 而且加深了美国与传统盟友之间的分歧与裂痕。从根本上说,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经济贸易领域利益磨合所造成的国家间关系的调整, 经济的利害关系与政治立场态度结合更加紧密。美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的国际政治战略不能无视世界各国, 特别是大国的反应。这对于美国实施国际霸权战略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三、促进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良性互动的对策建议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 为实现二者协调运作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良性互动与彼此制约是相比较而存在的,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同样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南北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引发世界范围内新的不公平与不稳定因素上升, 国际民主政治建设步履沉重。促进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 实质上就成为消除二者之间不协调不稳定因素的过程。

(一)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民族国家作为基本主体的现实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 世界各国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应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的基本理念。

一战后兴起的否认国家主权的诸多观点, 二战后逐步演绎为关于建立无主权国家的世界的设想和冷战结束后的主权过时论, [5]其观点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已经带来国际社会的新秩序, “传统的民族国家已经成了全球经济中的不和谐、甚至不可能继续存在的活动单位”, [6]西方的现实主义学者强调, 国家利益在国际交往当中具有重要作用, 主权作为国家利益的保障不可缺少。“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 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7]由此可见, 经济全球化非但没有消除, 反而加剧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 国家主权过时论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当然,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 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必将发生某些变化:以国家利益为主的主权观要向兼顾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主权观转变, 以政治为核心的主权观要向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化内容的主权观转变, 以保护自身为出发点的主权观要向以合作为出发点的主权观转变。[8]实际上,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活动基本主体的民族国家都需要建立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友好合作、共同发展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来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共同目标。

(二) 反对文化霸权, 倡导合作互谅的精神, 寻求国家间协作与联合的有效模式, 促进国际间新的合作文化的产生, 发挥其在国际民主机制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在全球化背景下, 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更加明显, 谋求政治、经济与文化霸权, 已经成为美国对外基本战略方针。冷战以来, 美国视本国利益高于一切, 强调国内法甚于国际法, 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实施保护主义政策, 以新帝国主义论指导对外战略, 严重阻碍了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共同文化与多元文化在一体化进程中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是形成全球政治经济统一观念的重要基础。消除文化霸权, 推动多样性与共性和谐统一的现代文化, 倡导互谅合作精神, 成为促进国际民主机制建设的必由之路。

(三)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背景下, 把握住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 在解决国际事务过程中坚持国际社会成员平等协商、民主决策, 推动多极化格局的建立。

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实现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进程。一般意义上说, 当今世界逐步形成了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和中国五大力量中心。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竞争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更加激烈地展开, 多样化趋势进一步增强。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发展, 促进了各力量中心的相对均衡, 使得相互间对话与沟通、竞争与合作的机会大大增加。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 在实质上反映不同社会文明之间的此消彼长与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融合形势。生产力上的发达与落后的矛盾、文化上的西方与非西方的矛盾、经济上的南方与北方矛盾、政治上的权力与公理的矛盾, 在比较中逐步演变, 通过国际间的各种斗争得到整合。[9]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区域政治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从世界上主要区域政治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发展历程看, 参与国之间的互相信任、彼此认同,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由贸易和政治协调合作机制是提高一体化程度的前提。国家间的信任与认同, 在很大程度上, 既是地缘战略利益的反映, 又是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观念相接近的结果。基于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的要求, 以契约合作机制为核心的集体安全将成为国际地区安全合作模式的基本发展方向。这都为多极化格局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结语

关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格局中的作用, 中国领导人曾经多次表示, 要充分重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性国际组织在多极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在未来多极化格局的基本框架中, 理应占有一席之地。21世纪,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 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 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实现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 中国把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确保中国经济安全, 当作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之一。21世纪,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政治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都会出现新的特点, 各种国际力量的博弈会产生诸多效应,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也将呈现出更多的复杂不确定性。中国必须全面地分析这些方面的问题, 把握住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与走向, 从容应对, 积极参与, 推动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良性互动, 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48.

[2]谢震.经济影响国际关系的探源性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3, (5) :3.

[3]周春明.经济全球化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7.

[4]王杏芳, 曾子熠.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再认识.国际问题研究, 2002, (3) :35.

[5]kenichi Ohmae: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New York:Free Press, 1995:5.

[6]汉斯.摩根索.政治学的困境.参见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128.

[7]翟玉成.论国际法上主权问题的发展趋势.法学评论, 1997, (3) :8.

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篇8

曲折的改革

奥塔·锡克(OtaSik)一九一九年生于捷克的普里森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一家电器工厂工作时英勇地参加了抵抗运动。一九四○年他被德国占领军逮捕关入了集中营，大战结束后始获释放。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二年，锡克在布拉格政治社会科学大学学习，毕业之后，担任捷共中央党校教授，一直到一九五八年。

这期间，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经济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捷克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世界上十个最先进的工业国之一。战前的经济水平(工业总产值和人均生活水平)同法国接近。战后，经过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的两年计划，经济恢复很快，基本上达到了战前的水平。一九五○年，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政治上的原因)，它被迫完全采用了当时盛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一个很短的维持期间，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越来越显露出来，捷克经济遇到了严重的效率问题。至一九五六年，对外贸易已不能保持平衡，产品成本高，资源消耗大，积累日益减少，经济增长越来越慢。

捷共决定进行一场经济改革。一九五六年，正是东欧经济改革的第一个高峰年。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人们都没有勇气彻底改变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的经济改革的主要措施是：(1)取消总产值指标，规定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指标；(2)企业有一部分利润提成，可直接用于投资；(3)企业在完成计划指标后可得到奖励或增加职工工资。这种改革没有跳出旧的框框，是不彻底的。一方面想用奖金来刺激企业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却全部保留指令性计划使企业不能不按旧的方向生产；一方面取消了总产值指标，另一方面新的指标中又隐含了老指标的成分。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改革当然不可能取得切实的效果，到一九六0年，总产值虽然有所增加，但经济效率却继续下降。

从一九六○年开始，重新实行权力集中，旧体制又回来了。

改革的反复，使捷克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开始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奥塔·锡克就是这批思考者中的一员。他们开始认识到，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阐述的经济理论同社会主义的实践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改革的失败，原因不在于企业自主权的扩大，而在于没有跳出旧框框。奥塔·锡克坚信，只有抛弃旧的计划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才能真正找到出路。

一九六二年，奥塔·锡克出任捷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出版了《经济一利益一政治》一书，同时当选为捷共中央委员。这一年，捷克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一九六○——一九六五年的五年计划连一半也未能完成，供应短缺，通货膨胀，劳动生产率连年下降。战后，捷克的国民生产总值一直是上升的，但到一九六二年，开始急剧下降。一九六三年，捷克爆发了一场政治经济危机，政府不得不组织经济改革委员会，进行第二次经济改革。奥塔·锡克担任了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人。

一九六四年，捷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奥塔·锡克——被西方人士称为捷经济改革的“设计师”，他领导的经济改革委员会提出了经济改革的方案：(1)用方向性计划取代指令性计划，企业对生产和投资有更大的决定权；(2)逐步向市场机制过渡；(3)企业职工的收入必须同市场上实现的经济效果发生联系。同时，除某些关键性的企业和产品之外，一般的经济活动由企业自行决策。在利润总额中投资和分红的比例由计划规定，但投资的具体使用则由企业自行掌握。同年，奥塔·锡克撰写了《论社会主义的商品关系问题》一书，该书的修订本更名为《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从理论上论证了他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

然而，锡克的思想却遭到压制。经济改革的方案被推迟到一九六六年实行，先在十几个企业中进行试点。同时经济改革的领导权从经济改革委员会转移到国家计委。所有这些，都严重阻碍了经济改革的进行。一九六七年底，捷克爆发了更加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杜布切克出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一九六八年四月五日，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著名的《行动纲领》，这份长达六十三页的文件全盘端出了捷克经济和政治的改革方案，这是一份完整的全面开展体制改革的宣言书。奥塔·锡克是《行动纲领》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当时他担任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

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道路是如此曲折，如此艰巨，当改革刚刚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展示了辉煌的前景，外力的干涉却中断了这场改革的进程，奥塔·锡克被迫滞留国外。但他既未改变自己的信仰，始终表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也没有终止自己的思考。他进一步论证了他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在他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书中。目前，他在瑞士圣·加仑经济社会大学担任比较经济学教授。

利益：市场机制的必然性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的必要性这一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前，人们曾经预言，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也将消失。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西方爆发过一场所谓“社会主义大论战”。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等认为，集权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商品市场，缺少价格和竞争，国家计划机构不可能计算出所有产品的“价值”和成本，因而无法合理地配置经济资源。波兰经济学家奥·兰格针锋相对地提出著名的“兰格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中央计委靠规定一切产品和劳务的价格，包括资本的利息率，来模拟完全竞争的市场。以后，哈耶克从信息结构负担过重的角度批评了兰格模式，指出求解一个数以千计或更多的联立方程体系(帕累托—巴龙纳方程)在实践上是没有意义的。这场大论战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但是由于它是在西方进行的，因而并未对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影响。

苏联建国后不久，人们便认识到，要排除市场机制是不可能的。然而，在认识上却把原因归结于大量小生产的存在，特别是农业中的小生产的存在。在农业全面集体化之后，情况表明，市场机制仍必须保持下去。斯大林从集体生产的存在(特别是在农业中)来论证这种必然性。斯大林去世以后，人们又认识到国营企业之间也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所有这些理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认为市场机制的存在是社会主义经济不成熟的反映，是生产力水平不高的表现，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此，这些理论不但不能真正说明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市场机制的客观必然性，而且在客观上维护了计划体制中行政管理的合理性，压制了市场机制并使之徒具形式。

五十年代末，控制论和电子计算机在经济上的应用受到重视。苏联开始在经济管理中大规模使用计算机收集、加工、处理经济信息。同时，出现了不少计划体制的改良化和完善化的理论。兰格在他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计算机和市场》中回答了哈耶克等人三十年前的驳难，他写道：“如果今天我重写我的论文，我的任务可能简单得多。……让我们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奥·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译本第183页)

奥塔·锡克在从事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亲身感受到这些理论的危害。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没有市场机制。这里首先是信息问题，但更重要、更根本的则是利益矛盾问题。

在《经济—利益—政治》一书中，锡克奠定了利益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人们的需要和利益是经济活动的最主要的、最直接的和客观决定的动力。”(第249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是存在着矛盾的，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锡克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点，在今天，对大多数人来说，劳动还没有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劳动还只是谋生的手段，还存在着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之分。因此，人们必然要求在劳动量既定的情况下取得最大的收入，或者说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减少劳动量。对于企业来说，同样也有这种利益问题。以往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成员的利益的一致性，并把这种一致性抬到不应有的高度。直到今天，我们仍有一些同志无视这一问题，一再强调什么厂长应该完全代表国家的利益等等，并呼吁他们这样做。这种做法终将被证明是徒劳无功。“每一种经济制度都要有与自身相适应的经济利益和刺激，以促进社会必要的劳动发展。一个社会如果只存在上层建筑刺激，……缺少真正的、直接的经济刺激，……那么，这一社会迟早必然垮台。”(《计划和市场》，第135页)奥塔·锡克认识到利益问题的核心作用，这是他超越前人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做出的突出贡献之一。锡克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来剖析高度集权模式的弊端，并论证社会主义社会中市场机制的必要性的。

在旧的体制下，计划机构、政府各部门曾经规定了各种各样的指标来动员企业的积极性。东欧和苏联进行的改革，无一例外都把目标放在刺激利润的增长上。但是，企业毕竟可以就具体的生产做出选择，它往往为完成计划指标而不惜牺牲消费者和社会的利益。电子计算机不能解决利益问题。如果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提供了不真实的信息，电子计算机是无法进行判断的。在《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书中，锡克指出：“如果谁以为用效率日益提高的计算机系统和数学模式，就能制定更详细和更准确的计划，并能计算效率，从而可以克服今天‘社会主义’经济的困难，那么，他丝毫不了解利益问题。”锡克的分析批判了形形色色的计划体制的改良理论和完善理论。

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才能促使社会、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相互协调，才能从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结合上促使具体决定生产发展的企业劳动者集体努力寻求最佳方案，迅速而灵活地变更生产结构以适应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要。市场机制可以促使形成不同的利润发展和利润率，作为各个企业取得不同成果的表现，从而促进竞争，增进经济效果；市场机制可以通过波动的平衡价格调节生产活动；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地影响投资发展；市场机制可以促进创业活动；市场机制可以形成对企业的经济压力，直至在企业忽视社会所需要的生产发展的条件下使企业关闭。所有这些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都是不可能用现在的计划的任何改进来代替的。

但是，单单依靠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生产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而这一点必须同一种新的计划相联系。对这种新计划的认识是锡克流亡瑞士期间取得的新成果。

新的认识：宏观经济分配计划

这种新的计划，奥塔·锡克称之为“宏观经济分配计划”。宏观经济分配计划的必要性是由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不平衡所决定的。

这两个不平衡就是“宏观不平衡”和“微观不平衡”。所谓宏观不平衡，指的是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平衡而引起的宏观经济领域内的失调，包括消费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不相协调、个人和社会消费发展同投资发展之间的不相协调、人的生活和环境条件同经济增长之间的不相协调……其中最重要的是全社会生产资料的总供给与生产资料的总需求不相协调，也即第I部类生产和第Ⅱ部类生产的不平衡。所谓微观不平衡，就是指在宏观平衡已经建立的前提下，各种具体产品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协调产生的不平衡，即在两大部类生产的关系协调的情况下，生产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部类内部，有些产品生产过剩，而有些产品与需求相比生产不足。这两种不平衡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解决的方法也应不同。

微观的不平衡是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如果有足够的库存，那么可以由库存来达到平衡，一些产品增加库存，一些产品则减少库存。如果某些产品的库存不足以满足需求，那么为了保持平衡就要提高价格，从而出现利润差别。生产者在利益的推动下，根据市场价格变动的信息，实现资金的转移和生产结构的改变，使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协调起来。那么宏观不平衡是不是也能通过市场机制得到解决呢？

奥塔·锡克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永远不理解第I部类生产和第Ⅱ部类生产之间的联系，他们把这个问题同各部类内部的微观不平衡的问题混为一谈。微观不平衡可以由市场机制来解决，宏观不平衡则不一样了。如果国民收入的比例不协调，v(可变资本)的部分没有提高，m(剩余价值)的部分却大量增加，而m的大部分用于积累，那么就会导致第Ⅱ部类的生产过剩。因而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第Ⅱ部类的生产过剩会引起第I部类投资减少，第I部类投资减少也会引起第Ⅱ部类投资的减少，第I部类生产过剩由此更大；而且，第I部类生产过剩，就会缩减生产，裁减工人，因而对消费品需求又要减少，第Ⅱ部类的生产就会下降，然后又要裁减工人。如此连锁反应下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一向力图用市场机制去解决宏观紊乱问题，其结果自然是事与愿违。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民收入中归工人所有的部分(v)同归资本家所有的部分(m)之间的宏观分配，是由两个敌对阶级的利益冲突所决定的，因此宏观分配不可能由社会预先计划，宏观不平衡经常发生，而且也不可能自发地加以调节，最后只有通过经济危机中生产力的破坏，才能强制地使两大部类重新恢复平衡。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巨大的比例失调、宏观不平衡以及经济危机，只有靠取消市场机制，以指令性计划取代之才能克服。奥塔·锡克指出，这里存在着一个基本的逻辑错误：既然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国民收入分配的无计划性产生的，那么不从宏观分配的计划化着手，却想通过取消市场机制来解决问题，显然是头痛医脚，开错了药方。这样做的后果，不但使宏观经济的平衡不能通过控制实现，而且微观经济也搞得很死，这是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通病。

新的药方是，在市场机制无法控制，或者市场机制能对经济发展进程起重大干扰作用的地方，实行宏观经济分配计划。

锡克的宏观经济分配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全部国民收入中分为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消费中分为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比例，个人消费的水平以及工资标准等。这一计划体系不是指令性的，虽然有些参数(如税种、税率)是具有约束性的，但这种约束性不是针对个别企业的，而是所有企业都要执行的。实现这一计划体系的方法不是靠行政命令，而是靠一系列调节手段：

第一，工资水平和工资标准。工资增长的速度、工资总水平和工资标准由社会统一规定。如果一个企业赚了很多钱，可以提高本企业的工资标准，但要向社会交一笔特别税。

第二，税种和税率的规定。工资规定后，剩下的就是利润。利润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税；一部分是净利润，即税后利润。税种和税率是规定的，税后利润也相应地决定了。

第三，利润分红率的规定。净利润的一部分给职工分红，一部分用于再投资。

克模式的主要原则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锡克提出了他著名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这一模式的全部细节在《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书中展开，这里只能简单地叙述一下锡克模式的主要原则：

第一，客观经济分配计划，这是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其主要内容上节已述。

第二，企业的独立性。企业是作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商品生产者出现在市场上，它们根据市场上的价格情况自行作出生产和投资的决策，参加竞争。这里就有一个所有制的问题。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把国家所有制看成是所有制的最高形式，并把国有化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向成熟的表现。毫无疑问，国家所有制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随着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这种观念也动摇了。五十年代初，南斯拉夫建立了自治社会主义的模式，从而奠定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的实践基础。之后，许多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所有制的客观必然性(例如爱·卡德尔、弗·布鲁斯、本·沃德等)。锡克在一九八一年访华期间说，他倾向于社会所有制，也即集体所有制。他指出，有的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出现困难，其症结不在于社会所有制，而在于取消了宏观经济分配计划，排斥了社会对企业必要的干预。这一见解是切中肯要的。

第三，市场的完善化。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经济中必须引入真正的市场机制。但是绝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市场机制。锡克指出，市场仍有很大的局限性：1.市场今天不是，过去也从来不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后期，它表现出由于垄断而造成的严重不平等的缺点；2.市场本身不能说明市场的未来发展，市场反映的只是在过去的生产和分配基础上出现的需求结构。对此，锡克提出市场机制完善化的两大对策：反垄断和加强市场透明度。锡克高度重视买方市场的重要性，指出这是市场机制发挥积极作用的一个必要条件，锡克设想了几种反垄断的措施。对于加强市场的透明度，锡克指出，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活动已不成为秘密，银行在社会簿记方面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同时预测工作也应成为减少市场盲目性的一个重要手段。

作为理论模式，锡克的设想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一致的，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特别是关于企业独立性与所有制问题和宏观经济分配计划问题。一九七二年，锡克在西德出版了他著名的《第三条道路》一书。在这本书里，锡克指出，集中化的经济体制一个必然的后果是政治上的专制，仅仅从个人崇拜上找原因而不分析体制的内在弊病，是简单化的做法，无助于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没有凝固不变的社会主义模式。各国人民都将根据本国的国情和特点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今天正在从事探索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正是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以往那种大一统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一种新模式。

社会主义的道路曲折而不平坦，但是，春天的希望永驻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