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偿主体（共7篇）
受偿主体 篇1
摘要：以湖北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及生态功能区为实证,基于Hicks需求理论,构建假想市场条件下的农田生态补偿政策,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维护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的受偿额度、影响因素及异质性,可为补偿标准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参考,以促进功能区为导向的差别化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及机制的构建。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程度越快的地区,农地发展权受规划管制的影响越明显,其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的受偿额度愈高,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及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平均受偿额度分别为7 821.45-9 421.05、6 936.30-8 608.05和3 017.10-3 775.65元/(hm2·a)。受访农民的性别、教育程度及其关于农田调节气候、涵养水源、控制水土流失、提供休闲娱乐价值、文化价值、维持物种多样性等生态系统服务的认知程度,以及农户家庭的农田禀赋、土地承包经营权及承包地流转状况等资源特征对受偿意愿普遍具有正向影响,而受访农民的年龄和月收入状况对农户受偿意愿具有负向影响。研究表明,农民对农田功能认知水平越强、家庭生计对农地的经济依赖性越强,其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意愿愈强。
关键词：主体功能区,农田生态补偿,农户受偿意愿,条件价值法,二元logistic回归
耕地资源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耕地不仅具有生产功能和经济功能,在城市用地布局中,更是将连片基本农田、优质耕地作为绿心、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显著的生态功能[1]。它不仅为人类提供食物、木材、纤维等物质产品,还提供休闲娱乐、美学和精神享受[2],能够有效降低城市的热岛效应,释放更多绿色开敞空间。在大城市周围划定基本农田绿化隔离带,以绿带作为城市规划发展的边界,能够有效控制城市的无序蔓延[3]。1960-2000 年人类对农田生态系统的需求是全球人口增长的2 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6 倍[4]。联合国千年评估计划曾指出,全球接近2/3 的农田生态系统正在不断退化[5]。在意识到农田生态环境破坏所引发的负外部性问题之后,发达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农业环境政策。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实施的环境服务付费项目,欧盟和美国实施的共同农业政策、农业环境政策等。目的在于有效激励农户保护农田生态景观[6],克服生态环境供给的不足,鼓励采用农地休耕等方式缓解农田负外部性,并以发展权购买、补偿让步、地役权移转、征收环境税等形式,将农田非市场价值反馈给当地提供生态服务的农户[7]。
相较发达国家,我国农田也承担着非常复杂的职责和功能。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曾指出,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必须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死守耕地红线。同时,积极推动有基础、有意愿、有代表性的区域开展耕地保护补偿试点。将试点区域从市县水平扩展到省级层面,并逐步向更大范围推广。虽然,试点区域已结合当地实际状况,选择了多样化的补偿策略。但是,城市化发展中不断增长的耕地需求,导致农田生态补偿工作在劳动力、资金、技术等方面仍面临着多重困境。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促使数亿农民离土离乡,农业劳动力非农化速度加快,导致优质耕地大面积抛荒,农业种植在面积上难以保证;另一方面,种粮比较效益低,劳动力和农业生产成本高,农户缺乏农地集中连片经营的观念,更缺乏主动维护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的认识,从而导致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现象严峻。我国特殊的自然资源国情,决定了我国在现行制度环境下必须加强对农田生态环境的保护,建立有效的农田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对连片基本农田、优质耕地的经济激励,突出农田作为生态屏障的重要作用,构建良好的土地利用格局以及景观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的宜居环境。但是,能够有效激励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前提是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8]。
目前国内对农田生态补偿政策标准的研究,主要以农户受偿意愿为基础,从减少农田负外部性视角探析补偿标准的制定。其中,蔡银莺和余亮亮[9]从保护性耕作、规划管制受限的机会成本等方面分析了农户的受偿意愿,发现补偿标准与个体特征、种植情况、兼业特征、经济实力、距离城镇远近等因素有关;冯琳等[10]和巩芳等[11]对生态脆弱区、湿地保护区的补偿标准及农户受偿意愿进行研究,发现湿地保护与耕地资源禀赋、帮扶形式、移民情况有关;车越等[12]和彭晓青等[13]则对不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农户受偿意愿的差异进行分析;戴其文等[14]对生态补偿机制进行研究,发现农户受偿意愿与筹措资金的方式、游憩经历、对森林资源的认知有关。综上所述,当前农田生态补偿研究着重典型区域农户受偿意愿的测算,缺乏对不同区域补偿标准的横向比较。对此,以湖北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实地调查数据为例,从维护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角度入手,基于Hicks需求理论,构建假想市场条件下的农田生态补偿政策,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受偿额度的差异,探讨主体功能区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未来湖北省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的设计和完善提供参考意见。
1 理论假设
利用Hicks需求函数中的补偿变化(CV)与等效变化(EV)来度量公共物品供给与消费者福利之间的关系。假设,当农田生态环境变差,消费者福利受损时,补偿变化指的是为使消费者福利不变所必须补偿的最低价值(WTA),等价变化指的是消费者为避免未来福利变化所愿意支付的最高数额(WTP)。假设农户的效用曲线为U1、U2,生产可能性曲线为P1、P2,预算线为x1、x2,Hicks需求曲线为h1U1、h2U2,x1为农田生态要素(农田提供生态系统服务),x2为其他产出要素(图1)。假定初始状态下农户效用曲线为U1上的a点,农田生态保护政策限制了农户的土地发展权,变相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农户效用水平降为U2上的b点。对应,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由OM减少为ON,减少了MN。如果想让农户的效用水平恢复至a点,则对应的货币补偿量为EV,因而EV可以表示为农户接受农田生态保护政策,避免因土地发展权受限导致的效用水平下降所需的最低补偿标准或转移农田发展权的最低价格,即农户的受偿意愿(WTA)。
EV是从U2到U1的货币等效变化量,在给定效用水平U1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成本支出函数的变化量来计量。由Hicks补偿需求曲线的原理可知,EV可由成本曲线与补偿需求曲线h1U1左边的面积(P2c'a'P1)来表示,即农户的受偿意愿(WTA);而农户接受农田生态保护补偿的成本支出可由成本曲线与预算线x左边的面积(P2b'a'P1)来表示;同理,可以推导出其他受益人对农田生态环境改善的支付意愿。假定其他受益人的初始状态为效用曲线U2上的b点,实施农田生态保护政策后,其他受益人可用的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增加了MN,其福利状态也上升至效用曲线U1上的a点,CV用于度量其他受益人为达到效用曲线U1上的a点而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即其他受益人对实施农田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大小可由价格曲线与Hicks需求曲线h2U2左边围成的面积(P2b'd'P1)来表示。
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的受偿意愿(P2c'a'P1)> 农户实施农田生态保护政策的成本支出(P2b'a'P1)> 其他受益人群对农田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P2b'd'P1),表明单纯依赖相关受益群体的支付意愿不足以弥补农户实施农田生态政策的成本及受偿意愿,难以激励其参与农田生态保护。因此,如果政府想要取得好的农田生态保护效果,就必须借助货币补偿等方式来激励农户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积极性,且补偿标准应不低于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
2 研究方法
2.1 调研区域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东邻安徽,南接江西,西连重庆,北靠河南。横跨东经108°21′-116°07′,北纬29°01′-33°61′。地势西高东低,西—北—东三面环山、中间低平而向南敞开,拥有山地、丘陵、平原等多种地貌形态。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又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支点,同时还是国家级的粮食主产区。1997-2013 年间全省耕地面积年均净减少3.74×104hm2,同期人口年均净增加19.51×104人,人均耕地面积由0.084 hm2下降到0.076 hm2。虽然湖北省已经实施了最为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但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仍加剧了用地需求与耕地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为此,湖北省在2012 年出台了《主体功能区规划》,通过设定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来对国土空间功能再定位,从而控制土地开发强度,提高耕地利用效率,改善农田生态环境,并鼓励探索建立地区之间的横向援助机制,对因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而造成利益损失的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资金补偿。均衡转移支付的同时,加大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实现以生态环境建设为核心的农田生态补偿机制。
2.2 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2013 年9-11 月对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蔡甸区、黄陂区的23 个行政村、荆门市京山县的16 个行政村、黄冈市麻城区的11 个行政村展开了实地调研。调研采用随机抽样与面对面访谈的方式,以村庄距离城市的远近及村庄人口数量为依据,按固定比例对村庄进行抽样。总共发放调研问卷590 份,收回有效问卷553 份,样本有效率为93.73%。其中,武汉市发放问卷240 份,收回有效问卷231 份,有效率为96.25% ;荆门市发放问卷190 份,收回有效问卷170 份,有效率为89.47% ;黄冈市发放问卷160 份,收回有效问卷152 份,有效率为95.00%。
2.3 计量模型
依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将农户受偿意愿定义为农田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实施前后,维持农户效用无差异的最低补偿标准。因而,Hicks等效变化(EV)则是度量农户受偿意愿的基础。在构建农户效用函数的基础之上,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揭示农户对农田生态环境保护的选择偏好,推导实施与未实施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农户等效用点,并用条件价值法测定农户的受偿意愿(WTA)。
假定农户对补偿方式选择无特殊偏好,也不影响其生产决策。Y表示农户对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受偿意愿,主要考察农户是否愿意接受补偿,是一个典型的二元选择问题。基于因变量的类型,本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来对变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模型为:
式中:xi为影响因素,μ为随机误差项,y=1的概率设为p,f(y)为y的概率密度分布函数,pi为第i个受访农户的受偿意愿概率,α为常数项,β为第j项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xij为第i个受访农户的第j项影响因素。
2.4分析方法
采用条件价值法(CVM)向受访农户询问一系列假设问题,帮助受访者陈述其对资源环境或非市场财物的偏好,引出其对某项环境改善效益的支付意愿(WTP)或者对环境质量损失的受偿意愿(WTA),再通过非参数方法求得受偿意愿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得到农户自愿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受偿意愿区间,比较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差异。对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首先用stata11.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再依据方差膨胀因子大于10或平均值大于1的标准来筛选自变量,最后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
2.5变量说明
在回归模型中,Y表示农户对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接受意愿,若农户愿意实施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则意愿Y=1;反之,意愿Y=0。
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包括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对农田生态功能以及景观功能的认知等4类,共16个变量(表1)。
3 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受访农户中,男性比例为60.04%,略高于女性,农产品主产区(Ⅱ区)男性比例最高;受访者平均年龄为53.93岁,50-60岁之间的样本比例最高,占33.27%(表2),Ⅱ区60岁以下农户比例为85.30%,显著高于其他两区;农户的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的占样本的88.06%;曾任或正在担任村干部的比例仅为13.20%,驻村干部比例较低;受访农户人均耕地面积为0.185 hm2。其中,仍在务农的比例为86.26% ;受访者月收入状况在1 000 元以下的占到样本总体的64.20%,但重点生态功能区(Ⅲ区)农户的月收入水平整体最低。受访农户中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比例为95.12% ;家庭六成以上以农业种植为主,其中,Ⅱ区农业生产比重最高,Ⅰ区比重最低。综上可知,重点开发区农户年龄最大,文化水平最低,务农比例最少,家庭多以非农业收入为主;农产品主产区仍在务农的农户年纪最轻,务农比例最高,收入属中等偏上水平,家庭多以农业种植为主要收入来源,这与农产品主产区的功能定位相一致。
3.2 农田生态补偿的农户受偿意愿及差异性分析
假设政府为了维护区域农田生态环境的稳定,计划实施一项新的生态补偿政策,希望通过每年补偿一定数额现金的方式来鼓励农户保护和改善农田周围的生态环境,改善现有农田生态系统,激发农户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从而达到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目的。问卷结果显示:重点开发区受访农户平均受偿意愿为7 821.45-9 421.05元/(hm2·a),农产品主产区受访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为6 936.30-8 608.05 元/(hm2·a),重点生态功能区受访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为3 017.10-3 775.65 元/(hm2·a)。重点开发区农户受偿意愿显著高于其他两个区域,生态功能区农户受偿意愿最低。
不同主体功能受访农户受偿意愿分布上存在较大的差异。重点开发区农户非零受偿意愿主要分布在3 000-6 000、9 000-12 000 和>15 000 元/(hm2·a)(表3),分别占样本的21.21%、16.45% 和18.18%。农产品主产区农户非零受偿意愿主要分布在3 000-6 000、6 000-9 000 和>15 000 元/(hm2·a),分别占有效问卷的30.00%、18.82% 和15.29%。重点生态功能区非零受偿意愿主要分布在1-3 000、3 000-6 000和>15 000 元/(hm2·a),比例分别为37.50%、13.16%和12.50%。实地调查中发现,零受偿意愿农户占样本总体比例较高,他们更希望政府将农田生态补偿资金用于改善农田生态环境。其中,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比例最高,占30.92%。其次是重点开发区和农产品主产区,分别占30.31% 和24.71%。
从受偿意愿分布区间来看,重点开发区的受偿意愿分布分散,两端分布较高;农产品主产区受偿意愿相对集中,略低于重点开发区;而重点生态功能区受偿意愿分布最集中,但受偿意愿最低。整体来看,受偿意愿大小为:重点开发区> 农产品主产区> 重点生态功能区;零受偿意愿比例为:重点生态功能区> 重点开发区> 农产品主产区。由此可见,由于主体功能区功能定位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差距,导致农田生态保护的机会成本的异同,所以农户受偿意愿的分布也存在一定显著差异。针对不同的受偿意愿群体,政府应当制定差别化的补偿策略。同时,需进一步分析哪些因素会对差异化的农户受偿意愿产生影响。
3.3 典型功能区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回归结果来看,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及生态功能区三个典型功能区的回归拟合程度良好,卡方(LR chi2)检验结果分别为41.42、26.80、42.97,且在5% 水平上显著(表4)。
个体特征中,性别对三类功能区农户的受偿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对Ⅰ区农户受偿意愿负向影响显著,其他两个区域不显著,教育程度对Ⅱ区农户受偿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而户主特征对三个区域农户的受偿意愿影响均显著。上述结果表明,男性、年纪较轻、受教育程度较高、是户主的受访者对农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认知度也更高,受偿意愿相对更高。
家庭特征中,农地资源禀赋和承包地流转情况对Ⅰ区农户的受偿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在5% 水平下显著,其他区域不显著。月收入情况对Ⅱ区农户受偿意愿负向显著影响,其他地区不显著。承包经营权对Ⅰ区农户的受偿意愿正向影响显著,对Ⅱ区和Ⅲ区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受访家庭享有承包地、且承包地面积较大、受访者月收入水平高、有土地流转行为的农户,对应受偿意愿就越高。
农田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控制水土流失、促进土壤养分循环等生态功能。其中,农田在调节气候和控制水土流失方面的功能在三个主体功能区上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涵养水源对Ⅱ区农户的受偿意愿有正向影响,而土壤养分循环对三个主体功能区农户的受偿意愿影响则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农田生态价值认知中,受访农户对农田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和控制水土流失方面的认知度越高,对应受偿意愿也越高。
农田景观功能包括农田提供的休闲娱乐价值、文化价值和维持物种多样性等。农田休闲娱乐价值对三种不同功能区农户的受偿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文化价值对III区农户的受偿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维持物种多样性对Ⅱ区农户的受偿意愿也具有正向影响。这表明农户在休闲娱乐价值、文化价值和维持物种多样性方面的认知程度越强烈,则受偿意愿就越高。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研究表明,主体功能区农户受偿意愿大小为重点开发区> 农产品主产区> 重点生态功能区。对应区域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分别为7 821.45-9 421.05、6 936.30-8 608.05 和3 017.10-3 775.65 元/(hm2·a)。其中,对农田功能认知水平越高、家庭生计对农地的经济依赖性越强的农户,其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意愿愈强。
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性别对三个功能区农户受偿意愿有正向影响,年龄只对重点开发区农户受偿意愿有负向影响,教育程度对农产品主产区农户的受偿意愿有正向影响。而农地资源禀赋和承包地流转情况会正向影响重点开发区农户的受偿意愿;享有承包经营权会正向影响重点开发区和农产品主产区农户的受偿意愿;月收入情况对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受偿意愿具有负向影响。此外,调节气候和控制水土流失对三个区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涵养水源对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受偿意愿正向影响显著。休闲娱乐价值功能对三个主体功能区农户受偿意愿均有正向影响;文化价值只对生态功能区农户具有正向影响,而维持物种多样性则对农产品主产区农户的受偿意愿正向影响显著。
4.2 启示
1)农田生态补偿政策,是一种有效的政府管制方式。现行政策补偿标准固定,方式单一,与农户面对面协商机会较少,缺乏对不同区域的有效激励。因此,在制定湖北省农田生态补偿标准时,应结合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区域差异,制定差别化的补偿策略,保证产权长久稳定的同时,提供可持续的农田生态补偿,并激励农户自主参与,以提高补贴政策的效率。
2)基于主体功能区农户受偿意愿的研究,为补偿标准制定提供参考。现行政府绩效考核仍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衡量指标,这将不利于农田生态保护工作的有序开展。建议政府加强职能建设,实施生态优先的行政考核机制,利用跨区域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增加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结合不同主体功能区的资源禀赋状况,确定合理的生态补偿额度,协调区域发展、维护社会公平。
论债权人的代位受偿权 篇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 (一) 》) 对于代位权制度做出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 即一、条件: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且到期;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合法且到期, 且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债务人没有通过诉讼或者仲裁方式实现其对于次债务人的到期债权从而危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二、当事人的地位:债权人作为原告, 次债务人作为被告, 债务人作为第三人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三、当事人享有的权利义务: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 可以向债权人主张;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请求数额超过债务人所负债务额或者超过次债务人对债务人所负债务额的, 对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代位诉讼中, 债权人请求人民法院对次债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的, 应当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四、结果: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过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 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 债权人与债务人, 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诉讼费用由次债务人负担, 债权人代位行使的必要费用, 由债务人负担。
债权人的代位权诉讼, 要求比普通的民事诉讼严格很多, 除了具备一般的起诉条件, 还要具备其自身的特殊条件, 因为其突破了传统民法理论中的债权的相对性, 当事人和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也较为复杂。分析上述司法解释, 我们可以看出, 债权人代为行使的效果归于债权人自身, 即次债务人直接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 从而消灭债权人, 债务人, 次债务人三者的债权债务关系。其强调“清偿”功能的实现, 即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其债权在符合法定条件时, 必须得到实现, 即提起代位权的债权人就其成功行使代位权而获得的财务优先受偿, 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看, 代位权实现的目的是清偿提起代位权的债权人之功能而非保全债务人责任财产之功能, 在“优先受偿规则”和“入库规则”之间更倾向于“优先受偿规则”。
一、“优先受偿规则”的含义
“优先受偿规则”是指, 债权人基于其主张对次债务人行使代位权, 在代位权成立后, 要求次债务人直接向其履行债务, 而无须将其代为行使取得的财产归入债务人的责任财产, 从而保证债权人债权的实现。此处“优先受偿”之“优先”主要是指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优先于债务人的其他未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 即主张代位权的债权人基于其积极的主张对于次债务人的债务, 从而将其从次债务人那里取得的财产, 既不归于债务人, 也不是将其在债务人的债权人之间平分, 而是直接将其代位的效果归于自身, 从而优先于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
“优先受偿规则”立足于“谁主张, 谁优先”, 即鼓励债权人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 防止其他债权人相互观望, 免费搭车, 对主张代位权的债权人有失公允。即采用“谁主张, 谁受益”规则, 促使债权人主动的推进债权的实现。
二、“优先受偿规则”的不足
(一) “优先受偿规则”违背了债权平等性原则
债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债权具有平等性”, 即对于同一个债务人而言, 债权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 各个债权只要合法且清偿期限已届满, 无论其发生先后, 均应享有同等地位的受偿。在债权人的代位诉讼中, 在只有单个债权人的条件下, 将代位权行使的效果直接归于债权人, 并无不妥。但是, 当存在多个债权人时, 由于代位权行使的对象是债务人对次债务人享有的债权, 而这是基于为了更好实现债权而实行的必要手段, 并不能因此得出, 提起代位诉讼的债权人就其代为行使的债权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因为, 物权和债权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 物权具有优先性, 而债权具有平等性。代位行使的债权仍然属于债权, 因此, 不应当违背债权平等原则。
(二) “优先受偿原则”不能节约司法成本
当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数额大于或者等于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数额时, 债权人代位行使后, 直接满足其债权, 不必向债务人提起诉讼, 节约司法成本。然而, 当债权人的债权小于债务人的债权时, 由于债权人在代为行使时, 必须有合法的基础, 即其仅能在自己对债务人债的数额范围内享有对次债务人的代位权, 超出部分不再享有合法性, 因此也不能就超出部分享有代位权。此种情形下, 债权人就行使代位权取得的财产得到一次性的清偿, 但是, 次债务人并没有完全清偿债务人的债权, 即两者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没有完全消灭, 债务人在债权人提起代为诉讼后, 需要再次对次债务人起诉, 方能消灭两者之间的债权债务, 因此, 并不能节约司法成本。
三、“入库规则”的含义
“入库规则”, 即“先入库, 后清偿”, 也就是债权人代位权的效果先入债务人的责任财产, 然后用于清偿全体债权人。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在立法例中正式起源于《法国民法典》第1116条的规定“债权人行使其债务人的一切权利和诉权, 惟权利和诉权专属于债务人本人者, 不在此限。”法国民法典所规定的代位权奉行债权平等原则, 认为代位权的目的是保全债务人的债权, 并用此取得的效果———即代位权成功后所取得的次债务人的钱款或者财物———照顾所有债权人的利益。其司法判例也认为, 债权人的代位权行使成功后取得的钱款或者财物应该直接归于债务人, 这些财产是债务人的一般责任财产, 并作为担保债务人的所有债权人之用。
“入库规则”崇尚的是债权平等, 其强调保全功能, 即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后取得的财产归入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库, 以保全债务人的财物, 增大对于全体债权人的清偿能力。
四、“入库规则”的特征
(一) “入库规则”符合代位权制度设置的价值
台湾学者王泽鉴指出, 债权人行使债务人之权利的结果, 仍归属于债务人, 俾总债权人的均沾之, 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并无优先受偿权。代位权设置的目的是保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 所有债权人的利益都能照顾到, 不会发生某个债权人的利益得到清偿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清偿的情况, 有利于保护各方的利益, 以维护交易安全。
(二) “入库规则”符合债的相对性和债权平等理念
所谓债的相对性是指, 除合同当事人外, 任何人不能享有合同上的权利, 也不需承担合同上的责任。债权平等是债权的本质属性, 指的是数个债权的受偿地位是平等的。“入库原则”体现了对债的相对性和债权平等性的尊重, 因为, 该原则主张, 债权人代位权是基于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产生, 因此次债务人为履行代位权而清偿的财物, 应当属于次债务人在履行其和债务人之间的合同, 因此, 这部分财物应当归入债务人的财产责任库中。而一旦这些财产“入库”, 其将作为对于所有债权人的共同担保, 在债务人的所有债权人之间平等清偿。
五、结论
“优先受偿规则”和“入库规则”之争, 主要集中于是否符合债权的相对性和平等性, 是否有利于债权的实现, 是否符合代位权设置的目的等方面。本人认为, 将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取得的财务归于债务人, 并以此作为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为所有债权人提供共同担保, 更符合代位权设立的目的, 同时, 也更尊重债权平等的原则。
摘要：我国《合同法》第73条规定了代位权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对于这一制度做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债权人的代位权诉讼, 要求比普通的民事诉讼严格很多, 除了具备一般的起诉条件, 还要具备其自身的特殊条件, 因为其突破了传统民法理论中的债权的相对性, 当事人和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也较为复杂。对于代位权的适用, 存在“优先受偿规则”与“入库规则”之争。
关键词：代位行使权,“优先受偿规则”,“入库规则”
参考文献
[1]崔建远.债权:借鉴与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2]王泽鉴.民法概要 (第二版)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受偿主体 篇3
(一)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可否支配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争议
肯定说者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可支配的客体范围及于建筑物占用范围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梁慧星教授认为,法定抵押权(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标的物为承包人施工所完成的,属于发包人所有的建筑工程(不动产)及其基地使用权,包括组装或固定在不动产上的动产,不包括建设工程中配套使用中未组装的不动产的动产。德国立法例为该观点提供了佐证,《德国民法典》第648条第一款规定:“建筑工程或建筑工程一部分的承揽人,以其因合同所产生的债权,可以要求定做人让与建筑用地的担保抵押权。工程尚未完工的,承揽人可以为了其已提供劳动的相应部分的报酬以及未包括在报酬之类的垫款要求让与担保抵押权。”在司法实践中,亦有法官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为法定抵押权,根据《物权法》第182条地随房走,房随地走规则,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一并及于建筑物占用范围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否定说者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及于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一项承包人保护的政策,强调建设工程主要依赖承包人垫资,包括提供劳务和材料,但在其建设之前,发包人或银行已经垫付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关的金额。因此承包人的材料和劳务的付出沉淀于建设工程——即建筑商,而非土地——的价值上。域外多国立法采纳该观点。法国民法典规定,工程款优先权限于转让不动产时由于所进行的工程而增加的价值。《日本民法典》第327条规定,不动产工事的先取特权,以不动产因工事而产生的增加现存情形为限,只就增价额存在。《埃及民法典》第1148条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于此等不动产出卖时为他们增加的价值范围内,就此等建造物享有优先权。《最新路易斯安那民法典》第3268条规定,出卖人从土地估价中受偿,建筑物的作业人从建筑物的估计中受偿。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文件中,亦可推导出此意。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12月8日《关于装修工程是否享有合同法第286条规定的优先受偿权的函复》((2004)民——他字第14号)规定享有优先权的承包人只能在建筑物因装修装饰而增加价值的范围内优先受偿。”《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纠纷案件审判指导意见(征求稿)第七稿》第四十条明确,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不及于土地使用权。
(二)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支配范围是否及于建筑物占用范围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立法缘由考察
在各国的法律体系中,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定性不同,有定性为物权的法定抵押权,亦有定性为物权属性的法定优先权,亦有定性为债权属性的优先权,定性上的差异影响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可支配范围的差异。
在定义为物权或具有物权属性的优先权又因物权体系构造上的不同,使得建筑物可支配范围存在显著的差异。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基于物权性质产生,考察可支配客体范围实际是考察建筑物的范围,换言之,建筑物与土地的独立性与否。
在物权构造上,若建筑物与土地为一物,则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及于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德国深受罗马法附着于土地之物属于该土地思想的影响,认定附着于土地之物及土地所有权结合形成的权利,都不是独立的不动产,而只是土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法上,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定性为法定抵押权,基于建筑物与土地为不可分的一物,根据担保物权不可分性原则,承揽人可以要求定做人让与建筑用地的担保抵押权。梁慧星教授深受德国物权法的影响,有此观点不足为奇。张晟杰律师认为,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价值是基于可以建造建筑物等而产生的期待价值,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价值是通过建筑物体现出来的,故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建筑物具有不可分离的特点,应认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及于建设用地使用权。
在物权构造上,若建筑物与土地为两个相互独立的物,则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因仅支配与土地相独立的建筑物这一物,而不及于土地及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日本为例,认为土地和定着物都是独立的不动产(笔者注:见《日本民法典》第86条),定着物可以独立于土地而存在,并不是附着于土地的财产。因此,日民第327条规定的不动产工事先取特权(为物权的一部分)存在于不动产上。该不动产仅为土地上增值之部分之工事,而不包括土地部分。埃及民法典下的不动产特别优先权设于物权法体系下。《埃及民法典》第803条规定,地表可与地上部分或地下部分分别设立所有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所及之不动产为建筑物价值部分,而不及于土地价值部分。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也有基于债权性质产生特别优先权的立法例,优先权支配的范围与债权的发生具有密切联系为必要,可从涉及其利益的标的的价款中优先于其他优先债权而受偿,即工程价款优先权担保的工程债权涉及利益的标的为新增的不动产——建筑物,不及于土地。如法国和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路易斯安那州民法》第3186条规定:“优先权是由债务性质赋予债权人的,使其有权先于其他债权人,包括享有抵押权的债权人的权利。”第3267条和第3268条规定,工人或材料提供商可从涉及其利益的标的的价款中优先于债务人的其他优先债权受偿,工人和材料供应商从建筑物的估价中受偿。此规定继受于法民第2095条和2103条(1959年1月7日第59071号法令)。
(三)我国立法体系下,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应及于建筑物占用范围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及理由
笔者认为,我国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及于建筑物占用范围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理由如下: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及于建设用地使用权,符合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设立之理论基础——增值理论。承揽人之劳动的付出仅对不动产的增值有贡献,其支配该贡献形成之物,对任何人而言,均体现了公平的理念。而土地是工程建设之前就已经形成,土地价值及使用权的价值与承包人的工程建设无关,故不应成为支配的客体。若支配于其非有贡献的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价值之上,不仅将损害其适用的基础,也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理利益。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支配客体范围不及于建设用地使用权,符合我国的物权法体系。在我国的法律体系,土地和建筑物为两个独立的客体,可独立支配,此与德国法不同。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价值是基于可以建造建筑物等产生的期待利益,但是,作为担保物权性质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支配的是物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在实体上具有可分的。我国物权法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上的抵押权不及于其上新形成的建筑物。因此,形成新建筑物在法律上与其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在交换价值上是独立的。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支配客体范围不及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利于维护交易安全。我国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无需登记即产生优先受偿的效力,若支配的效力范围及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将优先权于建设用地使用权上设定的意定抵押权,那么将极大损害抵押权人的利益,危害土地抵押权人的交易安全,不动产抵押秩序将荡然无存。此与德国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同,因德国工程价款优先权受偿权定性为法定抵押权,并及于土地,但需要登记公示方产生效力,遵循先登记效力优先原则,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并不会损害先前进行的交易安全秩序。而我国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则不需要登记方式予以公示,若允许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支配于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将会损害利害关系人的利益,特别是土地使用权抵押权人的利益。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可支配的客体范围若及于建设用地使用权,不但保护不了建设工程承包人的利益,反而可能成为其拖累。在实践中,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可支配的客体范围是否及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存在较大的争议,某些金融机构为了规避风险,要求借款人在签订借款合同时,提供承包人事先做出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声明,承包人鉴于市场弱势地位,不得不做出声明。尽管,对这种事先放弃优先受偿权的声明效力存在争议,但在实践中有法院承认其效力,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工作中如何适用合同法第286条的指导意见》第9条规定:“承、发包双方当事人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承包人不能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事后承包人以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是法定权利为由向人民法院主张合同约定无效并要求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便司法不认可效力,若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可支配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处于强者地位的金融机构也会要求承包人提供担保的方式抵消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给其带来的不利后果,这样最终会损害建设工程承包人的利益,反而成为其拖累。
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是否及于该工程出租、使用所得的收益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29条规定,依合同法第286条规定享有优先权不应包括建设工程出租、使用产生的收益。但该条款未出现在定稿中,也未有相反的表述,可见在定稿颁布时对该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随后,上述内容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工作中如何适用合同法第286条的指导意见》(粤高法发【2004】2号)所采纳,第6条规定:“承包人对其承建的工程折价或者拍卖价款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但对因建设工程使用、出租所产生的收益不得行使优先权。”因收集资料有限,未见上述条文的立法理由或说明,亦未见司法判例。仅张晟杰律师评论,从《合同法》第286条规定看,优先受偿权所对应的是所建工程折价或拍卖所得的价款,而使用、出租收益为其他债权和收入,并非承包人投入资金的物化,故不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支配的范围。
笔者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应支配到建设工程出租、使用所得收益,理由如下: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具有担保物权的属性,不及于担保物之孳息不合担保法之原理。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可直接将建设工程这一标的物拍卖,从所得价金中优先受偿,不须借助于他人的行为即可实现,符合作为物权支配性的特征,担保物权属性明显。担保物权之效力及于原物和孳息,只是孳息需与权利人的占有或司法扣押有密切联系。《物权法》第197条、第213条、第235条均规定,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等担保物权均可支配物之孳息。建设工程出租、使用所得的收益属于建设工程的孳息无疑,一律将其排除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之范围不合担保物权这一特性。更何况,承包人的物化劳动的基础上,发包人方可获取孳息,孳息仍然是承包人投入资金的物化产物,仍为建设工程价款支配之客体。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若不能及于该工程出租、使用所得,那么可能使得大量的工程建设项目的承包人被排除出《合同法》第286条保护范围之外,使立法效果大打折扣。首先,从《合同法》第286条将公益性工程排除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支配范围之外,立法考虑的是该些项目因公益性不能用于出售,但没有考虑到该些工程的公益性不能转让变现,未考虑到这些工程在实践中大量出租或经营性使用。有关统计数据表明,政府项目拖欠工程款已占总额的40%左右,所以由于不宜折价、拍卖的工程具有优先权的豁免,故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大打折扣,使其行使的对象主要为民营资本的商业地产和工业建筑。[7]其次,在法律上和司法实践中,农民在宅基地上建造的住宅被认为是农民基本生活的保障,一般不得进行转让,各地法院不予以拍卖,但是出租情形较为常见,在城郊结合部尤甚。若出租所得不属于建设工程承包人的优先受偿之范围,不利于承包人利益的保障,实现合同法第286条立法目的,也将阻碍其对承揽农民的住宅的积极性,势必增加农民建房时的资金成本。再次,在城市化过程中,为了维持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态,返还村集体经济组织一定数量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允许其建设房屋用于出租、使用,但是不得买卖,转移所有权。则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无法就工程价款折价或拍卖所得优先受偿,若其还不能就该工程的出租所得优先受偿,不仅使得这种留用地上项目建设融资困难,也不符合建设行业的特殊产业政策的保护。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若不能及于建设工程出租、使用所得,将使得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对承包人的保护力度减弱。《合同法》第229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那么一旦建设工程拍卖时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因买卖无法击破租赁,特别是长期租赁合同将势必影响出卖的价格,甚至造成流拍。租赁关系的存在将使得建设工程的拍卖价格不足以清偿工程价款,为保护工程承包人的利益,有必要将其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支配范围涵盖出租所得的收益,以防止恶意串通损害承包人利益。
可见,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效力及于建设工程出租、使用所得的收益,但在实务应考虑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属于不动产特别优先权的一种,支配特定的不动产。对于已经交付的租金成为业主的一般财产,无法特定化,甚至有可能已经转移,在无法确定为工程出租使用所得的收益的情况下,无法完成支配,这种情况下,不属于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支配的范围。但对业主尚未收取租金,可作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支配的对象,由承租人直接交付用于担保工程价款债务。第二,建设工程出租所得的收益,并非承包人所建设的工程单独产生的孳息,其中包含了建设用地使用权等所作的贡献。根据《物权法》第197条规定,对土地使用权价值贡献的孳息因为土地使用权上的抵押权支配的范围,故,对该部分应评估析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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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偿主体 篇4
1、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优先效力的适用范围
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指当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并且逾期不支付,承包人对在规定范围内的建设工程进行折价或者拍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属于民事优先权,民事优先权是一种根据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不同性质的若干民事权利发生冲突时,某一民事权利人的民事权利优先于其他民事权利人实现的民事权利[1]。
那么承包方的优先受偿权到底优于那些权利呢?最高人民法律在有关建设工程款优先权的批复中规定,在房产地产纠纷案件中该权利优先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但是这里面的其他债权中并不包括消费者要求开发商交付所购买商品房的债权。因为在上述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也就是说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不能优于消费者已经支付购买商品房的款项并对开发商享有的请求给付所购买商品房的债权。
2、优先权中建设工程价款的适用范围
2.1 建设工程价款适用范围的法律依据
《合同法》的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承包人只能就建设工程价款行使优先受偿权,那么建设工程价款所代表优先受偿权的债权范围指的是什么呢?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三条规定“建筑工程价款包括承包人为建设工程应当支付的工作人员报酬、材料款等实际支出的费用,不包括承包人因发包人违约造成的损失”。此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批复文件将作为对建设工程款适用范围分析的具体法律依据。
2.2 建设工程价款适用范围的分析
首先,建设工程价款使用范围从法律条文规定上具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建设工程应当支付的工作人员的报酬属于建设工程价款范围。这部分是指承包人为建设工程所付出的劳动报酬,包括已支出和未支出但应当支出的报酬。第二,承包人已经为建设工程支出的材料款等实际支付的费用属于建设工程价款范围。第三,承包人因发包人违约所受到的损失不属于建设工程价款范围。这部分是指发包人违约造成承包人的损失,承包人享有索取赔偿的权利但此排除在优先赔偿的范围之外。
其次建设工程价款适用范围在工程实践中应当依照应当支出和实际支出原则来界定。优先受偿权中建设工程价款是建设工程中应当支出的费用,工程中发生的不合理费用不能主张优先受偿权。并且,建设工程价款除劳动报酬部分外应当是施工过程中为建设该工程项目而实际支出的费用,因此建筑企业日常管理支出的费用不能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该建设工程项目没有竣工但已过了约定竣工日期,则逾期为了以后完成该项目而要支出的费用也不在优先受偿权之列。
2.3 建设工程价款适用范围的实际争议分析
2.3.1 垫资应属于优先受偿的建设工程价款范围
建设部、财政部和原国家计委联合下发下《关于严格禁止在工程建设中带资承包的通知》,许多司法机关据此在审理案件时直接认定垫资承包合同无效[2]。但是垫资应该被认定属于优先受偿范围,其理由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对无效合同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只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的合同才可以被认定无效。我国的《合同法》、《建筑法》等法律都没有规定禁止垫资承包,建设部等发下的通知只是一个部门章程,不具有认定合同无效的效力。其次垫资承包虽然被相关部委认定无效,但是在实践中这种承包方式已经成为建筑行业常用的方式,如果认定垫资承包无效,必定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引起建筑市场的紊乱。禁止垫资承包的章程无法符合现有的国情,并且垫资承包是你情我愿的行为,目前建设单位资金普遍短缺的情况下,相关部委片面地禁止垫资也是不可能贯彻落实的。
2.3.2 承包利润不属于工程款的范围
有人对承包人利润是否属于优先受偿的范畴提出疑问,我们从法律条文规定上可以看出,享有优先受偿范畴的工程款的属性为费用支出,而利润是整个工程的收益,因此不属于优先受偿的范围。我们再从工程立法上设立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目的来看,其是保障承包人和建设工程的其他工作人员的基本生存权利,而利润的积累,是承包人发展的基础,属于发展权的范畴,与保障生存权的立法目的不符。
3、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实现方式的适用
3.1 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实现前提-催告
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表述:“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入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承包人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承包人行使优先受偿权首先必须向催告发包人依约支付工程价款。催告的合理期限,应当从发包人收到催告通知之日起算,此催告通知应当采用书面形式[3]。至于合理期限,一般建筑行业习惯定为六个月。
3.2 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实现方式的适用范围
建设工程款优先授权的实用方式有两种,协议折价我国的法律法规对建设工程的开发、建设、转让等活动规定了特别的条件,因此折价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适用。我们按照以下建设工程实施进度讨论承包人能够实现议价或拍卖的时期。
3.2.1 在建设工程具备转让条件之前
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建设工程具备转让条件之前,任何形式的转让均是违法、无效的,折价和拍卖都属于转让的形式,在此阶段不能够进行拍卖和折价。此阶段禁止转让建设工程是有积极意义的,如对房地产行业炒卖“地皮”行为,市场投机行为等一些不健康的势头进行有效的抑制。
3.2.2 在建设工程具备转让条件之后至工程该建设工程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之前
建设工程已经具备转让条件使得折价与拍卖成为可能,但是在此阶段工程属于半拉子工程,我国的法律法规要求建设主体必须有该建设工程的开发资质。如果建设工程需进行折价或者拍卖来实现优先受偿权,确认合适资质的条件下进行自由转让。其中折价方式有利于双方和平解决拖欠工程款的问题,能够尊重当事人自己的意愿,非常值得推行使用。折价款的确定是折价成功进行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承发包人可以通过聘请具有法定资质的专业评估机构对工程价款进行正确的评估,来确定合理的折价款额。
4、建设工程所有权初始登记之后
建设工程所有权登记之后,无论其房屋的性质如何,均可自由转让,因此该阶段可以进行协议议价活着或者拍卖活动,转让活动的进行只需审核受让人的资格。对于协议折价,如上文所述,有发包、承包人自行商议价款,如何确定好价款是最为关键的部分。对于拍卖,承包人申请法院依法进行拍卖,可以使得承包人的债权尽早实现。如果人民法院审查查明或者承包人被证明申请不符合拍卖条件,可以转入普通诉讼程序,通过审理确认承包人的债权。
5、不宜折价、拍卖的工程
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并非所有建设工程均可以折价、拍卖,但是具体工程的范围在《合同法》或者相应的司法解释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一般我们认为,不宜折价或者拍卖的工程为类似应理解为类似军事、保密、市政程以及用于公益事业等会对国家及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工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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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欣.论工程建设价款优先受偿权[D].天津:南开大学
受偿主体 篇5
适用法律不同,其担保物权的优先受偿得到的保证程度就会不同,其结果是质押、抵押担保业务的规模、运用程度及运行状况有很大差别。
动产担保适用的法律主要是担保法和物权法,《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担保法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法。
例如:抵押权与质权的优先受偿顺序:《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部分抵押的第十八条担保物权的竞合中规定:同一财产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与质权并存时,抵押权人优先于质权人受偿。《物权法》及最高院出版的《<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已有明确规定和解释,与上述规定则不同,在本文中另行论述。
例如:对抵押登记机关的规定不同:《担保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以本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担保法》第四十二条与之相关的第五款规定:以企业的设备和其他动产抵押的,为财产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以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的动产抵押的,应当向抵押人住所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担保法》规定在财产所在地登记,保证了不动产抵押业务的开展;《物权法》规定在住所地登记则促进了处在不同地点、流动性很强的动产抵押业务的发展。
适用不同法律的实际运行状况
1.《物权法》出台前,银行主要的金融授信业务是按照《担保法》在操作。物保的主要形式是不动产抵押,不动产主要包括厂房、机器设备、土地使用权等。那时基本上没有动产抵押担保,动产质押担保业务却开展得较早。中储最早于1999年就与银行合作开展质押监管业务,形成仓单质押监管模式,但业务量较小。
2.《物权法》于2007年10月1日实施,金融与物流业务得到了有效地结合,在出台后实施之前的时间里,动产质押监管业务就已经发展起来;正式实施后,动产质押监管、抵押监管业务则得到快速发展。
目前,已有三十多家银行、上百家物流公司、数以万计的企业开展了动产抵质押业务,有的银行融资授信额度已达到几千亿元,其规范及运用程度也得到大幅度提升,动产抵质押在物保中所占比例大大增加。
动产担保优先受偿顺序分析
根据《物权法》、《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担保物权的优先受偿顺序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一)多个抵押权并存
《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同一财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依照下列规定清偿:
1.抵押权已登记的,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
2.抵押权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
3.抵押权未登记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
此类问题由于法律规定得非常清晰,在金融物流的业务实践中很少出现争议。
(二)抵押权、质权并存
1.抵押权和质权先后设立的情况
质押在先,抵押在后。质权成立在先,但后成立之动产抵押权已完成登记,由于登记的对抗力仅能向后发生,不能影响成立在前具有完全效力之质权,故先成立之质权优先于后登记的抵押权,质权先于抵押权受偿;若抵押权未完成登记,质押权亦优先受偿。
抵押在先,质押在后。①抵押权设立在先,但没有办理登记,质权于其后设立时,由于质权的特征是转移占有,那么要确立“谁占有、谁受偿”的原则,抵押权不能对抗质权,质权的效力优先于抵押权;②抵押权在先并完成抵押登记,则抵押权先于质权受偿;③质权人明知动产已设定抵押权,没有办理登记的,而与出质人在同一动产上继续设定质押关系的,系出质人与质权人恶意串通,损害抵押权人的合法权益,其设定的质押关系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抵押权人对抵押动产全部优先受偿。
2.质权和抵押权同时设立的情况
质权和抵押权同一天设定,无法确定谁先谁后,且质权、抵押权都合法有效。在这种情况下,同时生效的质权和抵押权无强弱之分,同时设定效力相同,其权利受偿,按债权比例清偿。
3.担保人恶意行为的界定
由于抵押权登记公示的时间是确定的,而质权的设定时间难以认定,担保人有可能在设定抵押后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以质权设定在先为由,对抗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对于恶意行为的界定,可以参考质押的过程是否合规,质押业务的开始须签订相关协议,并有质押交付占有相关单证和交付过程,后期也会有质押及解押的相关凭证等资料,均可以提供相关时间上的证明,证明其真实性。由于这种界定的不确定性较大,可能会影响抵押的优先受偿,这是抵押业务发展速度慢于质押业务的原因之一。
(三)抵押权、质权及留置权并存
《物权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同一动产上已设立抵押权或者质权,该动产又被留置的,留置权人优先受偿。在质押监管业务中,当出质人无力按期偿还质权人的借款并且也没有支付物流公司的监管费时,质权人有权对质物行使质权,但当物流公司对质物行使留置权时,物流公司相对质权人优先受偿。同样,在抵押监管业务中,留置权优先于抵押权。如果合同中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四)抵押权、质权与所有权并存
1.抵押权与所有权的相关规定
《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四款规定,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不得抵押。如果抵押人在设定抵押时不享有抵押财产的所有权或处分权,致使抵押权人在行使抵押权时也无权处分抵押财产,从而无法保障债权人自主地处分抵押财产,优先受偿以实现其债权的话,抵押权的设定便变得毫无意义。理论上讲,存在抵押人非法以他人货物抵押的情况,这也是抵押业务发展速度慢于质押业务的原因之一。
2.质权与所有权并存
《<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中作如下解释:由于质权设定以占有为公示方式,而无登记或者注册制度,因此,债权人往往无法审查出质人是否具有所有权或处分权。如果质物交付后,真正的权利人可以追夺,则动产质权制度将变得毫无意义。因此,为保护善意取得动产质权的质权人和维护交易安全,各国民商法普遍承认质权的善意取得,即使债务人无权处分质物,质权人仍可取得质权。我国《物权法》对此没有明文规定,鉴于动产物权通常以交付占有设定生效要件,以保护交易安全,但在解释论上,应当承认质权的善意取得,并准用动产所有权的善意取得制度。
善意取得的要件包括三方面:
(1)善意取得的标的物限于动产。(2)须以设定质权为目的,即出质人将动产移交债权人占有,须有设定质权、担保债权的意图和目的。(3)质权人须为善意。善意是指质权人不知出质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对于过失的判断,凭借交易经验即可作出的判断作为衡量善意与否的客观标准。
影响动产担保优先受偿的因素
动产质押是出质人将动产作为担保物交付给质权人占有、保管,以获取融资,在实际业务操作中,情况非常复杂:一是银行作为质权人,没有仓储保管资质,于是将质物委托给物流公司占有、监管、保管,而质权银行则间接占有质物,形成动产质押监管;二是出质人为了节约其物流成本,通常不将质物存放在物流公司的仓库内,大部分情况是将质物存储在物流公司租赁的出质人的仓库内,采取出质人作业库的质押模式,还有部分是存储于第三方仓库;三是目前操作的质押业务以总量控制模式居多,即出质人可在银行规定的最低控货价值线上,向物流公司申请并按照物流公司指令增加质物和解除质物;四是货权及品质的确认存在诸多困难,很多供应商的货权及品质证明(例如发票、质检报告等)滞后。
由于银行与物流公司根据业务的特性所设计的各种操作方式,创新了金融与物流结合的新模式、促进了动产质押业务的快速发展、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到质押动产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抵押业务也有存在类似的情况,这里以质押业务为主加以说明。
(一)以虚假货物质押
案例1:武汉地区某客户将带有完整包装的板材作为质押物存入物流公司仓库,向银行申请质押融资。在板材入库过程中,物流公司的工作人员在用龙门吊吊装板材时,发现板材包装上所标明的重量明显大于实际重量,随后便实验性地增加龙门吊吊装的拟质押物,当拟质押物所标明的数量总和超过龙门吊的最大负荷后,仍可以轻松吊起。工作人员当即请示公司领导,打开外包装检验,发现包装内物品并非板材,而是砖头,并且用水泥砌得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里面。该客户花了几十万造假未果,声名狼藉,悄声离开市场,未取得贷款。
这种情况易发生于带有外包装的货物,仓储保管的行业惯例是只按外包装抄牌验收,不对内在质量负责。由于无法看到包装内的状况,使得以虚假货物质押成为可能,一旦出质人违约,质权人则无法变卖相应质物,形成坏帐。为规避此风险,银行一般采取开箱抽验或全验的方式来解决,专业的物流公司会用一些经验作法来辅助验证真伪。
(二)质押物以次充好
案例2:山东淄博地区某客户以优特钢作为质物向质权人申请融资。优特钢的市场价格幅度相差很大,质物中价格高的4万元/吨,便宜的2万元/吨。由于业务模式采用总量控制模式,出质人可在最低控货线上进出质物。质押过程中,出质人将2万元/吨的优特钢解押出库,数日后又按4万元/吨的优特钢入库。驻库监管员发现,先出库与后入库的两批优特钢为同一批货物,除少部分标识标签未撕毁外,作为暗记的红色油漆依然存在,随即通知质权银行,将质物移库监管。
一旦发生质押物以次充好的情况,则很难变卖出相应债权的价值,形成银行坏帐。为此,一方面,银行采取收取保证金与质物打折的办法规避风险;另一方面,委托专业的第三方质检机构检验的方式加以认定。当然,这样做会相应增加融资人的融资成本。
(三)非法以他人货物质押
案例3:某客户将其一批货物存放于第三方仓库中,该客户在随后的巡库中发现自己的货物被贴上了银行的质押标签,并立即通知了质权银行。银行找到出质人与第三方仓库,双方承认相互串通将该批货物质押给银行,获得融资。出质人将钱还给银行,货物归还客户。
物权法规定可以用第三人的动产为借款人出质担保以获取融资授信,第三人为出质人。在现实的金融物流业务中,绝大部分出质人与借款人为同一主体,并要求其对货物所有权进行承诺与保证;个别情况也存在出质人与借款人不是一个主体,但都是合同事先约定的,在货物所有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将其货物质押是合法的。然而本案例中的第三人与第三方仓库串通,非法将他人货物质押给银行以获取融资的行为可定性为金融诈骗行为。授信银行在此案例中存在过失,没有对货物的权属进行相应的认定。如果该客户没有及时发现,货物再被串换,第三方与出质人又还不上银行贷款,则会发生法律诉讼,至少银行与客户有一方要受到损失。
(四)重复质押
质押的生效以交付占有为前提。由于同一批货物不能交给不同的质权人,因此理论上不存在同一担保物多次质押(称之为重复质押)的情况。但在现实的业务实践中,质权人并没有直接占有质物,作为受托人的物流公司大部分情况也是在出质人作业库及第三方仓库进行监管。于是出现了出质人及相关利益人为获取更多资金,采用非法重复质押的方式,形成一批货物多个质权人的局面。
案例4:天津地区某出质人将存放在第三方仓库的货物质押给某银行,并由物流公司进驻监管,所有手续均符合协议要求。后因该出质人欠第三方仓库钱款(二者为购销关系),无法归还,故又用该批货物质押给第三方仓库抵偿亏欠钱款,也有相应手续。
案例5:在上海某钢材市场内,市场方(相当于第三方仓库)以一批货物用不同出质人名义向不同的银行融资,并由不同的物流公司进行监管,经常发现在同一批货物上有不同银行的质押标签。公安经侦部门介入后,市场方组织出质人筹集资金还上了银行贷款。
对于重复质押,法律上没有规定其优先受偿顺序,出现重复质押的状况应首先保护真正占有货物的权利人,可以从合同手续,盘点记录、质押单证、解押单证,标牌、标识齐全等方面的来证明质物的交付,谁的质押特征能证明货物的真正交付占有,谁才能够享有质物的优先受偿权。
在一个监管地点,由一个物流公司来监管质物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规避重复质押情况的发生。
(五)综合案例分析
案例6:唐山地区某钢厂,为了扩大生产,进行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设资金不足的情况下,钢厂以货物融资,一是贸易上游企业将货物存在其厂区内,由物流公司监管,钢厂付款后通知物流公司付货,货物的权属是上游客户的所有权;二是将第二批货物办理了抵押登记,货物的权属是抵押权;三是将第三批货物质押,货物的权属是质押权,这些都是正常的业务行为,但经过多次换货之后,在同一批货上有了三个权利,形成“一货三主”的局面。由于钢厂的经营状况较好,问题已基本解决。
以上6个案例都是出质人及相关利益人通过对其获取资金的担保物采用不正当或不适当的手段非法或违规融资,甚至构成金融诈骗。在出质人及相关利益人经营正常的状况下,能够归还贷款;在出现经营不善的状况下,权利人需要以担保物优先受偿时,会因担保物的虚假、品质、价格、权属不清、多重权属等问题而受到影响,而且一旦诉讼,情况都很复杂,影响因素会更多,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来确定其优先权的实现。
受偿主体 篇6
翻开人类历史, 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流域是人们赖以生存、发展和繁衍的基地基础。进入二十一世纪现代化的今天, 人们不可避免地遭遇流域生态补偿的困境。要补偿就要考虑受偿, 民众期望什么方式的受偿呢?千辛万苦争取来的补偿该如何受偿分配呢?又要以什么样的受偿方式来争取补偿呢?承担补偿义务或责任的主体又能提供怎样的补偿方式?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花大力气来解决的难题。在此, 我们先就流域生态补偿中的受偿方式做一番探讨。
贺江属于珠江流域西江水系, 发源于广西富川县麦岭乡大坝村的茗山, 经贺州、信都、南丰、封开与北回归线相交后流入西江, 是广西西江最大的支流之一;贺江江水清碧绿, 水生动物种类繁多, 是国家一类饮用水源。贺江流域哺育着贺州238万多人口, 是贺州人民最最重要的水源地, 贺江同时是除了昭平县、平桂区的大平、水口外的所有贺州人民生存、生产和发展的生命线。贺江流域也是古代王朝控制岭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之一。贺江蕴育了岭南文明, 贺江流域乃是广文化发源地。
下面, 我们以贺江流域为例, 一起来看看流域生态补偿中关于受偿方式和支付意愿的调查情况。
首先, 本人根据理论和实际现状, 设计了本次受偿方式调查表1。
本次调查共发放380份, 调查结果统计如下表2 (种类对应于表1) :
从统计结果我们看出, 资金的补偿方式是民众最受欢迎的, 其次是国外的劳务输出, 也就是出国打工, 这说明发家致富成为了民众最迫切的需要。流域补偿也同样具有市场效应, 即大家都知道该补偿, 那么补受双方就像买卖双方;民众喜欢什么样的受偿方式, 补偿方就要想方设法满足;现实中也会大量存在着这样的情况:钱是最直接、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 但是很多很多情形就是缺钱, 一旦补偿方不能提供资金或不能提供足够的资金, 受、补双方就得寻求协商通过协调来达成可行的补偿方案, 例如实物补偿等, 因为大家都明白有得补总比没得补好, 补了总是算解决了一点问题, 总比问题没法解决或久拖不能解决的好。一方面, 民众对流域补偿的呼声越来越高, 民众的受偿意愿也非常强烈, 那么作为对补偿负有义务和职责的各级政府及各类市场, 就应相机而动。补偿的资金或实物等又该如何对接呢?补偿资金多年来是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的, 现在大力摸索和推广的是市场化补偿, 除了来自政府的被动补偿, 作为市场主体的民众也可以尽一点绵薄之力来筹措补偿资金。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补偿过程中支付意愿调查情况:
不支持358人。支持242人, 支持率为242÷600=40.33%
242人当中, 对每人每年80元的收费标准
同意的:131人, 不同意:81人, 其他人放弃。
支持率81÷600=13.5%,
平均支付值为:80×81÷600=10.8元/人·年
民意和数据反映出民众对贺江流域生态补偿意识较低, 相应的支持率较低。从以上受偿意愿和支付意愿的调查结果来分析, 说明民众的自身对贺江流域生态补偿的意愿很低, 而受偿意愿和受偿值却很高;也深刻反映出像贺州这样经济落后的地区, 既要保证国家对河流上中游的流域生态维护和优化重担, 本身已不堪重负, 没有多少能力进行自身补偿;相反, 贺州人民确强烈要求得到:流域生态补偿中最基本、合理的外来补偿。既然贺州地区民众自身的补偿意愿和补偿能力十分有限, 那么现阶段还要强烈地依靠政府补偿, 再加上不断摸索的市场补偿手段, 才能满足贺州的诉求。
本人认为补偿和受偿存在一种自然的辩证关系:即国家或其他补偿方能够提供足额资金最好, 但现实很难那么完美, 补偿方可以考虑诸如实物等的其他补偿方式, 也就是补偿方可以提供多种补偿手段, 供受偿方选择;同时, 作为受偿方, 最希望的是得到足额的资金补偿, 有时更急需其他补偿方式, 或者没钱可拿, 用其他诸如技术补偿等补偿也能接受, 总比没有补偿好。总之, 是补偿方和受偿方之间相互协调好就是可行的, 那么双方最终找到了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现实方案, 补偿难题就此得以解决, 也会为今后树立样板、积累经验, 以应对不断出现的补偿问题。民众需要什么样的补偿, 政府等部门就要像百姓之所想;政府等部门能提供什么样的合理补偿, 民众也要理解并支持, 欣然受偿, 这样才能双赢, 才能促进生态补偿市场的成熟与完善。
补偿方式可以分为资金补偿、实物补偿、政策补偿和智力补偿等;按照补偿条块可以分为纵向补偿和横向补偿;从空间尺度大小可以分为生态环境要素补偿、流域补偿、区域补偿和国际补偿等;而补偿实施主体和运作机制是决定生态补偿方式本质特征的核心内容, 按照实施主体和运作机制的差异, 大致可以分为政府补偿和市场补偿两大类型。
政府补偿机制是以国家或上级政府为实施和补偿主体, 以区域、下级政府或农牧民为补偿对象, 以国家生态安全、社会稳定、区域协调发展等为目标, 以财政补贴、政策倾斜、项目实施、税费改革和人才技术投入等为手段的补偿方式。政府补偿方式中包括下面几种:财政转移支付, 差异性的区域政策, 生态保护项目实施, 环境税费制度等。市场补偿机制交易的对象可以是生态环境要素的权属, 也可以是生态环境服务功能, 或者是环境污染治理的绩效或配额。通过市场交易或支付, 兑现生态 (环境) 服务功能的价值。典型的市场补偿机制包括下面几个方面:公共支付, 一对一交易, 市场贸易, 生态 (环境) 标记等。
贺江人民期待着政府更多合理的补偿, 更期待着下游广东省广大地区理性、灵活的市场补偿。生态愿景是中国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流域生态愿景更是其中最美最重要的部分。美丽的中国梦, 要在美丽的生态愿景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摘要：本文通过对流域生态补偿问题的初步研究, 针对流域生态补偿中受偿方式的选择展开探讨, 分析了受偿与补偿的辩证关系。由民众对资金补偿、技术补偿、实物补偿等诸多补偿方式的选择, 引导民众合理选择受偿方式, 拓宽政府等的补偿渠道, 以促进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确立与完善。
关键词：受偿方式,流域补偿,支付意愿,补偿方式
参考文献
[1]王军锋, 侯超波, 闫勇.政府主导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对子牙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07:101-106.
[2]禹雪中, 冯时.中国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09: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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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大伟, 刘春燕, 常亮.流域生态补偿意愿的WTP与WTA差异性研究:基于辽河中游地区居民的CVM调查[J].自然资源学报, 2013, 03:40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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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大伟, 常亮, 侯铁珊, 赵云峰.基于WTP和WTA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以辽河为例[J].资源科学, 2012, 07:1354-1361.
[7]徐键.论跨地区水生态补偿的法制协调机制--以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为中心的思考[J].法学论坛, 2012, 04:43-50.
受偿主体 篇7
关键词：善意取得,动产抵押权,抵押物的代位性,优先受偿权
善意取得又称为即时取得, 无权处分人在不法将其受托占有的他人的财物 (动产或者不动产) 转让给第三人的, 如受让人在取得该动产时系出于善意, 则受让人取得该物的所有权, 原权利人丧失所有权。该制度最早适用于所有权, 其后扩展至他物权。我国《物权法》106条对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比较宽泛, 因此还需在司法实践中对该制度的相关问题逐步予以明确。
一、问题的提出
A公司与B公司签订委托保管协议, 由B公司负责保管A公司价值100万元的机器设备。A公司向保险公司就上述设备进行投保, 保险公司承保保险标的保管期间的风险。
B公司在保管合同有效期内, 以该机器设备做抵押, 向银行申请贷款, 银行与B公司签订了抵押合同并发放了贷款。
借款合同到期, B公司不履行还款义务, 此时作为抵押物的机器设备遭意外毁损全部灭失, 银行依据《物权法》第174条的规定“担保期间, 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等, 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 要求就该机器毁损灭失的保险金优先受偿。与此同时, A公司以保险金请求权人身份要求对保险金主张权利。
该案的争议焦点为依善意取得规则享有抵押权者, 可否依据《物权法》第174条的规定先于抵押物真正权利人对保险金优先受偿。该争议焦点涉及两项问题:
一、善意动产抵押权相比何种权利享有优先权;二、抵押物真正权利人依据何种请求权能实现对抵押物的权利。
二、动产抵押权的善意取得与优先受偿权
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第106条在法律上确立了善意取得制度, 明确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动产, 进而将该制度适用范围扩大到抵押权等他物权上。根据《物权法》第106条规定, 动产抵押权善意取得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 抵押人无处分权, 但合法占有动产; (二) 抵押权人善意, 即无故意或重大过失相信无处分权人占有动产的权利外观。
因此, 满足以上条件即可以依善意取得规则享有动产抵押权。善意动产抵押权人是否可依《物权法》174规定, 在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的情况下, 就抵押物所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优先受偿?第174条所规定的优先受偿权究何所指, 是抵押权优先于何种权利受偿?一般认为, 他物权是在他人之物上设定的权利, 实际上是根据所有权人的意思在所有权上设定的负担, 起着限定所有权的作用, 因此他物权的效力优先于所有权的效力。[1]
依据善意取得制度享有的动产抵押权, 乃是非因所有权人意思所设定的权利, 赋予善意第三人动产抵押权的原因, 在于权利外观和风险支配的合理分配。也就是说, 无权处分人依据法定公示方法 (动产占有) 对外形成的客观状态即为权利外观[2], 这种占有的状态乃为法定的公示方法, 受让人凭借该种权利外观从事交易活动的安全性才能受法律的保护。当无权处分人占有动产的权利外观形成后, 受让人只能依据这种权利外观来判断权属状况, 其识别判断“不真实权利状态”较弱;而动产的真正权利人以其积极行为 (委托保管等) 造成了不真实的权利外观, 相较于受让人其识别“不真实权利状态”较强。因此, 在善意取得规则中, 让风险预测和控制能力较强的动产真正权利人承担向无权处分人追偿的负担和追偿不能的风险。
通过上述分析, 一般情况下, 由所有权人在所有物上设定的他物权效力必然优先于所有权。在善意取得他物权的场合, 由于所有权人的行为所致不真实权利状态, 也应由所有权人承担不利的风险, 即由善意取得动产抵押权人依据《物权法》第174条, 在担保物毁损、灭失或被征收情况下, 对担保物的代位物 (不包括保险金) 优先于所有权人受偿。但对于保险金的优先受偿问题, 下文将详细阐述。
三、抵押物真正权利人权利的实现
本案中涉及抵押物保险金的赔偿, 抵押物真正权利人主张的权利是保险金请求权, 而非所有权。
按照《保险法》的规定, 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必须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指保险标的若遭受危险损害, 当事人就会蒙受直接损失或影响的经济利益。[3]在保险事故发生时, 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必须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
本案中A公司作为所有权人, 为机器设备投保, 并在机器设备毁损时, 以被保险人身份主张保险金请求权。而作为善意抵押权人则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 无法依据《物权法》第174条规定, 对抵押物的替代物—保险金, 主张优先受偿。
因此, 当抵押物真正权利人依据保险合同, 以被保险人身份主张保险金请求权时, 因其作为所有权人对保险标的享有保险利益, 善意动产抵押权人无法依抵押权对抗保险金请求权。
四、对《物权法》第174条的理解
《物权法》第174条“担保期间, 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等, 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优先受偿”, 该条规定应当是建立在所有权人依照自身意思在所有物上设定担保物权的场合, 依据所有权人自身意思, 在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时, 所有权人将所获保险金替代原担保物进行担保, 因而担保物权人对保险金享有优先受偿权。
而在非依所有权人自身意思, 例如以善意取得规则在真正权利人所有物上享有担保物权的场合, 因善意担保物权人对担保物不具有保险利益, 无法就保险金享有优先受偿权。
由上文分析可知, 对于除保险金以外的其他担保物的替代物, 无论是依所有权人意思设定的担保物权, 亦或是依善意取得规则享有的担保物权, 担保物权人可依第174条享有优先受偿权。
参考文献
[1]梅夏英, 高圣平.物权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34.
[2]熊丙万.论善意取得规则正当性的运用[J].判解研究, 2009 (2)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