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差异（精选4篇）
主体差异 篇1
1 农业科技推广的主体现状
1.1 农业科技推广的主体类型
从农业科技推广的主体要素角度出发,主体类型可分析为农业科技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农业科研单位、农业高校作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创新思维、开发等环节的农业科技的供给者,提供技术成果,即成果发生源;通过农业科技推广部门,转移到生产领域,来满足涉农企业、中介组织或农户需求,即成果吸收源。
1.2 农业科技推广主体的特征
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尽管科技成果形态各有差异,但转化过程都具有共同的特点:(1)转化周期长;(2)风险大和不稳定性;(3)社会公益性强,商品性弱;(4)转化条件选择性强。而涉农企业、中介组织的科技成果在转化时具有的特点是:(1)直接与农户对接;(2)商品性强。
2 农业科技推广主体间的差异比较分析
2.1 农业科技推广供给者情况分析
至2006年,我国有农业高等院校53所,国家和省级农业科研院所40多所,它们是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主要源泉。我国农业院校承担了国家科技攻关计划、“863”和“973”计划在农业领域50%以上的课题.获得了国家级科技奖励100余项,但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仅l1%左右,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率多在50%左右。这说明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环节还比较薄弱,没有充分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重大作用。
从地区看,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超过100亿元的有北京、江苏、广东、上海、山东、浙江、辽宁、四川和陕西9个省(市),共支出2154亿元,占全国经费总支出的71.1%。从活动类型分,全国R&D经费支出情:大中型工业企业是试验发展阶段的重要科技主体,R&D经费支出情况占91.7%。高等学校与研究机构在应用研究的R&D经费支出分别占49.6%、34.6%,是主要的科技主体。
2.2 科技资源的区域分布差异较大
第一类型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辽宁、吉林、江苏、浙江、山东、广东1O省(市),是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是我国科研重点分布区。2006年该区研究与开发机构、大中型工业企业、高等院校的科技经费支出额分别占全国的62.26%、71.68%、62.32%。第二类型区包括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四川、陕西12省,该区科技资源总量和人均量均居全国中等,2006年研究与开发机构、大中型工业企业、高等院校的科技经费支出额分别占全国的33.33%、24.40%、33.92%。第三类型区包括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9省(区)。是我国国土面积最大而人口稀少的地区,2006年研究与开发机构、大中型工业企业、高等院校的科技经费支出额分别占全国的4.35%、3.93%、3.76%。
2.3 农业科技推广主体差异比较分析
推广是农业经济发展的中间环节,是使新型农业科技走向市场不可或缺的一步。对农业科技推广主体差异进行比较可以通过从农业科技推广主体的规模及内部主要人员结构两个指标来分析。2005年农业科研机构数为1381个,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为4.33万人,从事具体研究活动比例较低,从事课题活动的人员仅占全部从业人员的36.02%,从事科技服务的人员16.38%,从事课题活动的人员67.09%。2000年有关农业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数为26个,其中科研人员为421,全职人员为310人科,学家和工程师为282人。从科技人员数与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情况两个指标,比较分析了农业科技推广供给者情况、科技资源的区域分布差异及整体差异。从分析情况看,科技人员与科技活动经费显然是农业科技供给者、不同地区的农业科技推广的限制因素。这对农业科技推广工作会产生阻碍作用。
3 农业科技推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农业科研单位、农业高等院校的推广人员和推广经费匮乏,推广力度不够。众所周知,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需要农业、社会、经济及其相关条件的创建才能实现,它的成本不仅不会少于成果研究经费,往往还会远高于研究经费。(2)仅有农业科研单位与农业高等院校参与基础应用及应用开发成果,同时农业高校内部、农业科研单位与农业科技使用者之间缺乏促进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特别是农业企业缺乏依靠农业科技进步的实力,导致高校与企业的“智力对流”受阻。
4 建议
首先,从源头抓起,即农业科研单位与农业高等院校的科研立项课题应来源于市场需求,进行研究、鉴定,最后促进成果转化应用来满足市场需求。其次,要“硬化”成果、减少浮躁,还要注意产前、产中、产后的配套技术组装,为成果转化奠定良好基础,更要强化中试基地建设。同时,要创造有利于成果转化的中介条件、构建畅通的成果转化渠道,提高成果使用者的素质,强化技术推广工作,实现农业科技成果与农业经济发展的有效对接。
参考文献
[1]袁春新,顾国华,金丽华,等.论农业科技创新[J].南京农专学报,2001,17(2):73-77.
[2]黄天柱,杨和财.我国农业科技推广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7,7(6):31-35.
[3]李红军,穆静.制约农业科技推广的微观环境分析[J].农业与技术,2007,27(2):17-20.
主体差异 篇2
一、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的行为特征分析
1.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行为特征
根据社会契约论, 政府是国家和公民之间达成的社会契约的产物。政府是国家政治共同体的代表, 同时又是公众的代言人和公共利益的代表。
当中央政府直接提供农村公共品时, 由于其远离农村和农民, 并且政策往往具有“一刀切”的特性, 因而供给效率并不高。此外中央政府作为宏观调控主体, 既要考虑调动地方积极性, 以保持经济的活力, 又担心地方的投资冲动, 是分权还是集权往往举棋不定。[1]
而对地方政府来讲, GDP更多来自于城市和企业, 所以地方政府如果要试图增加自身的收入, 就必须以发展企业为主, 这就决定了各地会把招商引资作为政府的首要工作。再从支出角度看, 由于财政收入的增加和经济增长、官员自身的利益存在内在的一致性, 因此地方政府会在支出中重点安排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部分, 也就是围绕经济建设来做预算, 而大量有利于社会福利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项目, 比如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就会被轻视。
根据财政分权理论规范的要求, 乡镇政府的职能是提供乡镇范围内的公共品和服务。分税制改革直接导致了乡镇财政困难, 严重制约了基层财政功能的发挥。就财权与事权的划分, 作为最基层的乡镇政府在与上级政府的博弈中一直处于不利地位。因此, 好的税种基本上已上收到中央及县市, 留给乡镇一级的主要是散、碎、零的小税种, 量少、征收困难、征收成本高。与此同时, 乡镇政府却被要求承担与其财权不相称的大量事权, 要提供大量本应由上级政府提供的公共品。
2.村级组织在公共品供给中的行为特征
不可否认的是, 村级组织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一方面村级组织提供了很多公共品项目。另一方面村级组织还在公共品和服务的提供中起着不可或缺的协调和管理作用。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农村内部的协调与管理;二是在协助地方政府工作, 沟通政府与村民中所起的作用。虽然在很多方面村集体并没有财物的投入, 但是其沟通上下、协助管理的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
但从总体上看, 村级组织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有很多困难。村级组织的自身角色定位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是充当国家利益代理人, 受乡镇政府委托, 负责农村基层政务;另一方面又是农民利益的代理人, 因而是处于国家与农民互动交汇点上的中介人。即使是村级组织有主动性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其可用资金的有限性必然制约其作为。随着“后农业税时代”的来临, 村级财政来源只能依靠上级政府拨款, 基本上断绝了村级政权组织的隐性财政收入, 村级组织提供公共品将更加举步维艰。
3.农民在公共品供给中的行为特征
在农村公共品方面, 农民们也总是希望以少的成本, 享受较多的质优价廉的公共品。如果对公共品的成本进行分摊, 农民们通常会有一定的限度, 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 容易引起农民的不满, 或者农民拒绝接受这样的公共品。这样的农村公共品在资金筹集上容易受到农民的抵触。在对公共品使用的过程中, 农民们通常不愿意花费高额成本去消费公共品, 而愿意支付较低的成本, 最好是免费使用这些公共品。所以, 如果公共品的使用收费过高, 就会出现“搭便车”等问题。
二、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之间的博弈
公共品的提供是不同利益主体对一部分社会资源配置的策略选择, 可以运用博弈论对公共品提供的困境进行分析。我国的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体现了中央、地方和农民利益安排的一种博弈均衡。[2]其中, 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从强制性税收中进行预算安排, 提供安全保障、基础教育、基本医疗防疫系统以及因私人无利可图所不愿提供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公共品。中央政府凭借强大的政治权力处于博弈的强势主体地位, 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依附于中央政府, 处于次主体地位, 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则明显地处于博弈的弱势主体地位。
1.各级政府之间的博弈
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上,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是中央政府, 代理人是地方政府。根据公共选择理论, 委托—代理链条过长必然加大了管理和监督成本, 甚至出现寻租行为。在农村公共品供给和管理上, 虽然中央政府已经转移支付大量资金, 或者层层下达指标到乡镇政府, 要求提供某种公共品, 但最终可能无影无踪。这就是为什么农村公共品缺失的重要原因。在这个代理链条中, 不能说上级政府没有提供公共品, 是层层代理中产生了形式多样的“资金漏斗”, 漏出上级投入资金, 导致梯子最低端的农户公共品的缺失。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实现效用最大化, 即财政收入最大化和社会福利、公共品供给最大化, 地方政府的目标是上级对其政绩的评价达到最优和从中央政府最大限度地取得资金支持。
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目标一致时, 地方政府会支持中央政府的行为;当二者不一致时, 中央政府采取调控政策, 地方政府会采取如下两种行为消极执行该政策:一方面, 地方政府会尽可能维护自己的利益, 获取租金;另一方面, 由于中央政府对下级政府执行政策的监督成本非常高, 因此, 二者是信息不对称的, 地方政府会利用其与上级政府的信息不对称, 掩盖其不支持中央政府的行为。此时, 政府博弈就产生了。
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上, 地方政府往往为了“政绩”和“利益”的需要, 夸大农民非必需公共品的需求缺口, 以获得中央政府对其更多的财政支持。在这种情况下, 中央政府需要考虑对地方政府进行检查。这样, 在二者之间就产生了博弈关系:检查、不检查;虚报、不虚报。设d是地方政府真实所需, x是其虚报量 (一般x>0) , n是中央政府查处后罚款的倍数 (n>0) , 那么地方预期收益是未虚报时的收益是d;虚报未被查处时收益为d+x, 虚报被查处时收益为d-nx。令T为中央财政收入, 设进行检查的成本为c, 则中央政府的预期收益是不检查且地方政府不虚报时, 预期收益为T-d, 不检查而地方政府虚报时, 中央政府的预期收益是T- (d+x) ;检查且地方政府不虚报时, 预期收益为T-d-c, 检查而地方政府虚报, 预期收益为T- (d-nx) -c。根据两者的关系, 列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支付矩阵:
从表1可以看出, 如果地方政府虚报, 则中央政府的最优方案是检查;如果不虚报, 则中央政府的最优方案是不检查。相反, 如果中央政府不检查, 则地方政府的最优方案是虚报;如检查, 则地方政府的最优方案是不虚报。而二者的最优组合是中央政府不检查, 地方政府不虚报。
2.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博弈
分权式的行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实力增强, 拥有越来越多的财权。如果政府能将其财力尽其所能, 提供公共品和准公共品, 那么, 政府与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从而有益于地方公共利益的提高和福利的增加。但是, 基于理性主义的政府部门和官僚拥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积极性, 这种政府利益的最大化并不等于本地居民利益的最大化, 甚至会损坏居民利益, 追求自身利益。这与政府官员的个人偏好, 及其追求业绩、职权、荣誉、地位、物质利益等目标相一致。因此, 实际工作中就出现了重复建设、铺新摊子、弄虚作假, 甚至浮夸等恶劣现象。农村居民是这种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农村税费改革艰难, 乱摊派、乱收费屡禁不止等现象也说明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而造成了政府与农民利益之间的冲突和对垒, 形成两者之间的博弈。
在政府与农民的博弈中, 以基层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博弈最为典型。乡镇政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首先考虑支付的是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的费用, 比如支付办公费用、工资发放, 最后才会将剩余的资金用于农村公共品建设。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也不愿意主动支付公共品供给资金, 于是, 两者之间出现了合作出资与不合作出资的博弈。支付矩阵如表2所示。
该博弈存在纳什均衡。对于乡镇政府来说, 农民选择“合作出资”策略, 乡镇政府选择“合作出资”和“不合作出资”无差异。农民选择“不合作出资”策略, 乡镇政府的最优策略是“不合作出资”。因此, “合作出资”是乡镇政府的劣策略。基于乡镇政府是理性的, 那么它必然会选择“不合作出资”。在给定乡镇政府选择“不合作出资”的条件下, 农民的最优策略为“不合作出资”, 因此, 策略组合 (不合作出资, 不合作出资) 为该博弈的纳什均衡。
由此可见, 在中央政府对基层政府强制度约束下, 乡镇政府在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之后, 会将剩余资金用于公共品提供上, 农民也乐于缴纳农业税或“一事一议”费用参与公共品供给, 这是乡镇政府和农民博弈最好的结果。而在制度约束弱或对乡镇政府监督成本高时, 乡镇政府难免会通过乱收费和变相收费来筹集资金用于公共品建设, 而农民由于受到文化、信息、财力等限制最终会选择一种消极的态度, 即拒绝和拖延交纳农业税和“一事一议”费用, 这种双方不合作的结果必然是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短缺, 而就种非合作博弈均衡, 在现实中要比合作情况更普遍。
3.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博弈
由于公共品的非排他性使得私人无法排除他人对产品的消费, 而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私人难以收费, 因此私人会倾向于“免费搭便车”。所以公共品由农民供给会造成供给的博弈困境。以下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探讨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博弈关系。
(1) 模型的假设条件
①博弈只有两个农民参加;②参与人都是理性经济人, 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且每个人对博弈中各种情况的支付和收益都是清楚的;③假定政府部门的收益为Y, 单个农民的收益为y, 提供公共品的成本为c。根据传统的均衡分析, 公共品的有效定价是使边际价格等于私人价格的总和, Y是所有私人部门收益的y之和, 即Y=∑y。
(2) 该模型相关信息
两个农民的战略空间为 (提供, 不提供) 。若双方都提供, 则收益平均分配为 (Y-c) /2, 考虑到本模型的假设条件, 这里Y=2y, 可得 (Y-c) /2=y-c/2;若一方提供则负责全部成本, 收益为y-c, 不提供者收益为y。此模型如表3所示:
根据上述博弈, 如果农民单方面提供公共品, 成本将很高, 其获得Y-c<0。而政府部门的目标是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其获得Y-c>0, 故 (Y-c) /2>0, 这说明如果农民之间合作提供公共品, 选择 (提供, 提供) , 则双方都会得到益处。但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也会看到Y-c<0且 (Y-c) /2=Y-c/2
根据上述的分析, 我们发现在政府部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 农村公共品由农民自行供给会出现了一个囚徒困境, 大家都会选择不提供公共品, 这样就会造成公共品供给不足。但是实际上如果大家进行合作的话, 对双方都是有利的。然而中国农民历来“善分不善合”, 而目前在农村村级公共品供给机制上通常采用的 “一事一议”和“谁收益, 谁投资” 等恰恰都需要以农民合作为前提, 因为“一事一议”和“谁收益, 谁投资”事实上是一种自愿合作供给农村公共品的方式。据“三农”专家贺雪峰教授在农村调查, 目前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一事一议”能够不依靠乡镇行政强制而进行下去的村只是极少数, 大多数税费改革后的村都不再进行这个费力不讨好的“一事一议”, 原因一是村民开会讨论时因为利益分歧达不成一致意见, 因此形不成决议;二是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一事一议”方案后, 部分村民拒绝交纳所需资金, 由此引起连锁反应。而所谓“谁受益, 谁投资”的政策, 在当前农村更是降低了农民的合作可能性。
三、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 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相关利益主体包括中央政府、省市 (地) 县级地方政府、乡镇基层政府和农民, 各自具有不同的目标取向。除中央政府之外, 其他主体的目标取向呈现出不同层次的多样性特征, 进而决定了其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的行为差异。中央政府凭借强大的政治权力处于博弈的强势主体地位, 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依附于中央政府, 处于次主体地位, 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则明显地处于博弈的弱势主体地位。
首先, 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关系与结果看, 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中, 中央政府是最强势主体, 其能否采取强有力措施全面推进农村的各项改革, 是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难题成功与否的关键。中国现阶段尚不具备分散体制合理的必要条件, 各级政府并非充分理性, 或者是在各种条件约束下局部理性但在宏观上不理性, 政府执行决策往往有所扭曲, 甚至变通无度, 置区域利益于总体利益之上, 置自身利益于公众利益之上。[5]因此, 要实现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 必须加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非理性”行为的有效约束, 抑制其夸大公共品需求缺口。按照“激励相容、利益均衡”的原则, 中央政府也必须增加地方政府参与建设新农村、供给农村公共品等决策的机会, 从而使中央政府了解地方政府的呼声, 考虑地方政府的利益, 增强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中央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方式激励地方政府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行为。同时必须建立事权与财权配置对称的财政体制和社会和谐发展决定政绩的政绩考核制度。
其次, 从基层乡镇政府和农民博弈的结果看, 对双方来说均是糟糕的结果, 基层地方政府失去了提高上级政府满意程度的机会, 而农民也受困于农村公共品的短缺, 无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这样的博弈结果至少说明了两点结论:第一, 农村公共品供给依赖于乡镇政府和农民的协作;第二, 乡镇基层政府必须受到来自上级政府强有力的监督和约束, 以避免其通过乱收费和变相收费来筹集资金用于公共品建设而激起农民的不满和消极态度。
最后, 从农民之间博弈的结果看, 农民由于内生合作能力极其贫弱, 离开外生型的组织, 村庄秩序难以达成, 农民的生产生活现状难以维持下去, 基于农民普遍缺乏合作能力, 所以农村社会需要有自上而下凭借行政强力的乡村组织介入到村庄秩序的建立中来, 但这个强势的乡村组织要受到有力的约束。针对“搭便车”行为, 有必要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 增加“搭便车”者的成本。同时农民作为博弈的最弱势群体, 还必须健全农民的利益诉求机制和民主参与机制, 以使他们真正的需求得到表达。
摘要：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如政府、村级组织、农民等作为“经济人”通常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其目标取向均呈现出不同层次的多样性特征, 进而决定了其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的行为差异。农村公共品供给各主体不同的行为取向及相互之间存在的博弈是造成农村公共品供给滞后短缺问题的症结所在。政府是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强势主体, 是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难题的关键。地方政府的局部非理性特征决定了其供给行为的扭曲, 中央政府应对其约束与激励并举。农民由于内生合作能力的贫弱较难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 需要一个自上而下凭借行政强力的乡村组织介入到村庄秩序的建立中, 同时也要健全农民的利益诉求机制和民主参与机制。
关键词：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行为差异,博弈
参考文献
[1]陈东.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效率研究——基于制度比较和行为分析的视角[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
[2]李琴.利益主体博弈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J].农业经济问题, 2005, (04) .
[3]丁谦.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6.
[4]刘继武, 彭斌.建设新农村的公共品私人供给困境的博弈分析[J].商场现代化, 2006。 (08) .
主体差异 篇3
北美新一代合作社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民为求自救而自发组织发展起来的。[1]20世纪80年代以来, 北美地区的农业产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农产品出口下降, 国内需求有所减少, 美国、加拿大等国在政府改革中放松了对农业的管制, 市场竞争加剧。这些环境的变化引发了北美农业的大规模变革, 所谓的北美“新一代合作社”也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国内许多学者对北美新一代合作社的组织特征及绩效、制度特征、产权特征、公司化治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也都提出了对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一些对策建议。一是分析了北美新一代合作社的典型特征及其绩效, 认为农民合作社的制度创新与农产品的加工增值是合作社的业务发展方向和不竭动力。[2]认为新一代合作社与传统合作社有本质区别, 与普通股份制企业存在差别, 是一种介于传统合作社模式与股份制企业模式之间的模式。为了照顾农业生产者的利益, 应该用新一代合作社模式来规范国内涌现出来的各类农民专业化合作经济组织。[3]二是分析了北美新一代合作社的公司化治理趋势, 认为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必须注重公司化发展, 关注治理结构建设, 完善产权结构、管理机制、法制等方面的建设。[4]三是分析了北美新一代合作社的运行的机制, 认为应当通过创新股金筹集方式、推动机制创新、明确产权等方式来推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5]四是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研究了美国农民合作社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以及创新措施带来的发展模式的变化, 为我国农民合作社, 尤其是农村金融组织的创新提出了基本资本金计划、剩余收益权交易、外部权益投资等方式。合作社在资本与效率之间寻找平衡点与适当的规模与专业属性是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核心。[6]以上学者对北美新一代合作社的关注和经验的借鉴更多地集中在合作社的内部治理问题上, 如组织特征, 产权特征、公司化治理等方面, 目前国内学者对两地合作社发展环境和参与主体的差异仍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中国与北美的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 这两个地区在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宏观与微观环境等方面均存在很大的不同。对北美新一代合作社经验的借鉴必须建立在对两地合作社的发展环境与参与主体的差异的比较分析基础之上, 才能因地制宜的借鉴其成功经验。本文细致梳理了北美新一代合作社产生的背景和发展环境, 对比研究了中国农民合作社与北美新一代合作社参与主体的差异, 以期对我国借鉴北美新一代合作社的相关经验有所帮助。
二、北美新一代合作社产生的背景
北美新一代合作社是以“投资—利润”为经营取向、交易份额制和封闭成员制为主要特征。[2]它在提高农民收入, 提高合作社的运行效率, 增强合作社的稳定性, 改善农产品的商品结构, 提高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上效果显著。[8]而这种优势明显的新一代合作社是在一系列外部环境压力与内部驱动力的复合作用下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首先在北美地区形成的。外部环境压力主要是与合作社有关的大规模农业产业化和一系列经济社会状况的变化, 而内部驱动力主要与合作社的生命周期以及其支持体系有关。这种支持体系主要是金融体系、研究机构以及NGO、NPO等第三方组织的一系列配套措施。
北美农业正在经历大规模的变革, 许多观察家都称该过程为农业产业化 (i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9]北美地区的农业产业化变革的主要原因是农业产业的竞争日益激烈。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北美地区农业产业的供需状况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 在国际市场上由于来自欧洲国家 (如法国、丹麦等) 和亚太地区一些国家 (如澳大利亚和印尼等) 农产品的竞争, 北美地区各国的农产品出口下降。同时, 由于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不仅使得人们更为关注食品的品质与食品安全, 而且人们的食物支出在生活消费中的比重有所下降, 农产品的国内需求也有所减少。农产品供给增长而需求减少, 于是出现了农产品的相对过剩, 价格下跌。
与此同时, 美国、加拿大等北美国家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 逐渐放松了对农业的政府管制。放松政府管制的宗旨是政府只做宏观层面的“掌舵”, 而不干预操作层面的“划桨”。各国对合作社的服务以非政府机构为主, 政府仅仅提供非政府机构不能提供的服务, 如立法。[10]政府放松对农业产业的管制的具体表现是, 取消了对农产品生产经营、农资产品经营的大部分市场准入限制, 放宽了对农产品和农资产品的价格管制, 减少了农业补贴和农业研究基金支持。总之, 农业产业的市场化水平由于政府放松管理而提高, 市场机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农产品供需形势的变化以及政府放松管制, 使农业产业的竞争加剧, 引发了北美地区农业产业的巨大变革, 催生出了新的产业化农业即所谓的新农业。而北美新一代合作社则是新农业的产物。
第一, 与公司型农业企业相比, 传统合作社的效率较低,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这一时期, 北美地区的农业合作社出现了以下变化:一些传统合作社转化为投资所有公司;[11]一些传统合作社保持了原有的模式, 但处境越来越艰难;也有一些传统合作社破产, 消失。而一些传统合作社适应了外部环境的压力和内部驱动力而转变为新一代合作社。
第二, 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收入波动幅度扩大。随着农业产业的竞争日益激烈, 经营成功的农民的收入有了更大的提高, 但市场风险也随之提高, 收入的波动幅度扩大。减小农民收入波动幅度是合作发展的重要原因, 因此这种环境下农民对合作社的依赖有所加深。另外, 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新一代合作社形成所需投入的大量初始资金有了保障, 这为新一代合作社发展所需的初始大规模的投资提供了资金条件。
第三, 政府逐渐减少对农业的补贴。这是北美新一代合作社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对农业补贴的减少对北达科他州影响最为严重。在该州, 政府对农业的参与程度非常高, 与其他州相比, 政府支付在农业净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非常高。随着这种稳定的农业投入的逐渐消失, 新一代合作社日益被农民认为是可以通过一体化过程来控制他们所在的经济环境并且可以接近更为安全的市场, 同时可以在下游获得利润的一种媒介。[12]
第三, 农业发展危机的出现。北美地区的农业危机主要表现在农村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粮食出口价格的下降、国际粮食竞争压力的加大和人们对食品品质和安全要求的提高等方面, 因此需要规模经济效益更为明显的、更为关注信息和食品品质安全的新一代合作社的快速发展。
Murray Fulton (1997) [13]对新农业和新一代合作社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比较。他认为, 新的产业化农业有以下基本特征:一是产品的资本密集化程度日益提高;二是市场中各层级的公司决策越发相互依赖;三是产品和价格危机被食品健康与安全取代;四是信息被视为首要的资源。在适应新的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 合作社的结构特征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一是契约成员制;二是更为关注产品和服务的专业化;三是合作社成为提高食品健康与安全标准的媒介;四是更为关注信息的获取和利用 (详见表1) 。
确实, 北美新一代合作社结构特征的变化适应了新的产业化农业, 合作社内部结构的垂直一体化纳入了更多的系统关注。交货权的预先购买为合作社和其每一位成员提高对组织的忠诚度产生了巨大的正外部性, 由此可以大大减少合作社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关系危机事件的发生。[12]简言之, 新一代合作社和传统合作社在以上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而这些差异正是其在新的产业化农业下成功经营的保证。
在传统农业中, 农民仅仅关注农产品生产这一单独环节, 而在新农业中, 农民不仅要关注产中环节, 更需要关注产前和产后环节。例如, 机会市场的出现不仅为农民和农产品加工者创造出专业化投入的需求, 而且要求他们必须协调好农业投入、生产、加工各个环节, 从而才能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只要这些环节是孤立的, 那么所有的参与者都不会达到最优规模。而新一代合作社是在新农业这个大背景下发展的, 因此它协调产前、产中、产后环节上, 提高产品附加价值和创造规模经济效益中都拥有很大的优势。这是催生新一代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催生新一代合作社的发展中, 金融体系、研究机构和第三方组织的支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 金融体系与研究单位的支持。St. Paul银行在北美新一代合作社形成阶段和其资本扩张阶段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商业银行, 信用合作社, 尤其是农业信用体系为农民在新一代合作社的股权资本投资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如北达科他州州立银行既要为农民合作社提供贷款也要投资农民来推动州经济发展。其他一些支持系统也在某些具体情况下为合作社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一些辅助作用。它包括社区, 区域经济发展委员会, 北达科他州大学对农业项目的一些拓展服务等等。
第二, NPO, NGO等第三方组织机构的支持。农业产品利用委员会 (APUC) , 充分利用其对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并逐步扩大该委员会在农业发展任务中的比重, 扩大其资源控制量等方式来推动新一代合作社的发展。其他一些为新一代合作社形成起到辅助作用的机构还包括北达科他州, 密尼苏达州和萨斯卡切温省建立的农业发展指导委员会和经济发展专家联合建立的合作社培训委员会等等。[9]
三、北美新一代合作社参与主体的变化
虽然新一代合作社在适应新的产业化农业和新的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中表现得比传统合作社更为优秀, 但合作社的参与主体对新一代合作社的适应能力和态度出现了明显差别, 北美地区在新的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出现了“传统”农民和投资农民的分化。
在新一代合作社中, “传统”农民对合作社资金的投入是为了使他们农场里生产的农产品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把合作社当做能使自己生产的农产品产生更多利润的“家”, 合作社是他们农场经营活动的延续。[16]“投资”农民主要是那些在二级市场从事农产品买卖的农户, 他们上交的农产品并非都是自己土地生产出的农产品, 而大部分是通过承经营或从市场上购买产品然后交到合作社去, 这些农民不仅仅把合作社当做他们产品的“家”, 而是做为他们资本的“家”。David W. Cobia通过一系列调查, 对“传统”农民和投资农民进行了比较 (详见表2) 。[13]如表所知, 投资农民与“传统”农民相比更为年轻, 接受过更多的教育。虽然土地耕作经验不如传统农民, 拥有的土地量也并不明显占优, 但是他们比“传统”农民经营耕作了更多的土地, 拥有的净资产总量也几乎是“传统”农民的两倍。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 投资农民无论在个人素质、经济实力、还是在综合素质等方面都强于“传统”农民。但是由于新一代合作社是以创造农产品附加价值为主要战略, 这就需要对生产和销售进行大规模的初始投资, 因此农民必须承购大量的初始投资股金, 另外, 为了适应新的产业化农业, 新一代合作社有垂直一体化的趋势, 伴随着垂直一体化的进程, 合作社的规模也需要进一步扩大。但是对初始投资股金的要求使得农民入社门槛过高, 作为一个自发性, 互助性的组织, 其过高的初始投资不利于“传统”农民的自助自救, 参与农产品附加价值的分配。从以上分析可知无论在适应新农业还是在适应新一代合作社上, 投资农民无疑比传统农民表现更为优秀。
正如预期的一样, 投资农民比“传统”农民更加认为新一代合作社将会帮助其提高收入, 降低市场风险, 获得市场准入资格, 提供社会化服务。而“传统”农民更加倾向于用消极的态度来评价新一代合作社。他们把合作社的品牌价值 (T价值) 陈述为:过高的投资额, 仅仅对富裕农民有好处, 合同条款过为苛刻。[13]
正是这两类农民在客观条件和对新一代合作社的认知上的差异导致了投资农民对合作社的过度控制和相对贫困的“传统”农民对新一代合作社的参与程度无法持续提高, 这就严重限制了合作社的发展潜力和辐射带动能力。
四、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基本情况与参与主体
1980年代中后期, 在农业产业化初步发展的地区, 农民自发建立了农业技术协会 (农技协)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之前, 即农民合作组织获得法律地位之前, 农技协是我国最主要的农民合作组织形式。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后, 各级地方政府开始鼓励合作社的发展。因为从注册流程到注册条件及其扶持政策均较农技协优惠, 许多农技协转为合作社。同时, 也有大量的新的农民合作社成立。据农业部统计, 2006年全国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已经超过15万个, 成员总数3870多万人, 是2002年的7.2倍, 其中农户成员3480多万人, 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3.8%, 比2002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总体而言,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数量少, 规模较小。[19]
中国与北美地区的自然禀赋、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都有明显的差别, 合作社的发展环境与参与主体也相应地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作者于2011年1月, 对甘肃省民勤县的农民合作社进行了调查, 该县合作社社员的经营规模、家庭资产以及个体情况, 都与北美新一代合作社社员有巨大差异。
由于民勤县水资源匮乏, 土地沙化严重, 政府采取了严厉的“压井限田”政策, 即将一部分水井关闭, 限定每个农业人口的种植面积, 以减少对地下水的开采。目前, 全县所有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可种植的水浇地面积为2.5亩。实施“压井限田”以前, 地下水位每年下降约3米, 目前地下水位已经稳定, 不再明显下降。20世纪90年代, 当地的许多人曾经投资打井, 每打一口井可以开荒地200多亩, 出现了一些经营几百亩土地的农户。“压井限田”后, 这些新打的井绝大多数关闭, 周围的土地全部弃耕, 用于生态恢复。于是, 每个农户家庭的耕种土地面积又恢复了高度平均的状态。
用日光温棚种植蔬菜虽然单位土地收益最高, 实施滴灌技术后节水的效果也比较明显, 但日光温棚的造价较高, 所以, 中部地区的多数村庄都是一户一温棚, 只有极少数农户投资了2个以上的温棚, 投资最大的也只有4个温棚, 全县蔬菜的家庭种植规模相差不大。
北部种植棉花的地区, 平均每家约种植10亩, 少数家庭会租种亲戚家的土地, 种植面积可以达到20亩。自“压井限田”以来, 种植面积超过20亩的已很少见。南部种植洋葱的地区, 每个家庭的种植面积与北部相同。据作者计算, 种植洋葱的农户家庭收入如下:2010年洋葱的收购价在0.45元至0.7元之间, 多数农户以每斤0.5元出售。每亩洋葱约收获6吨, 销售收入约6000元, 除去每亩近3000元的成本, 这样每亩收益, 包括家庭投入的劳动在内, 约3000元。以一家4口人计算, 种10亩洋葱, 收入3万元, 平均每人0.75万元。
民勤县的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约占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 多数是40岁以下的青年男女劳动力。留在家中务农的劳动力基本上在40岁以上, 文化程度在初中或初中以下, 耕作经验在20年以上。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 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目前存在许多问题, 如多数合作社对政府的依赖性过强;缺乏市场的灵活性, 很难根据市场信息调整合作社的市场方案;社员利益得不到直接的体现, 难以调动社员入社积极性, 导致“社多人少”的局面。[20]另外, 中国农民合作社在产权制度, 内部治理方式, 利益联结机制上均存在缺陷。这种不规范的运行直接作用结果就是合作社多流于形式。例如, 四川省泸州市专业合作社从数量上讲, 虽然已有2000多个专合组织, 但大多与农民联结不紧密, 作用发挥好的比例只有15%～20%。据四川省泸州市畜牧局统计, 全市有从事畜牧生产、销售的专合组织120多个, 发挥了作用的仅为20%。[20]
民勤县现有农民合作社134家, 社员32000人, 占农民总数14.17%。在建设日光温棚的村庄, 多数都有村组织带动成立的蔬菜合作社, 所有以温棚种植蔬菜的家庭都是合作社的社员。其他的合作社是由种植户、经纪人自主成立的, 每个合作社的社员一般在5户到20户之间, 规模更大的很少。这些合作社最早登记注册的是在2007年12月, 由于成立时间短, 为社员提供的服务很少, 多数合作社基本上没有服务项目, 更没有资金入股、惠顾交易和年终分红。
相对于公司型企业, 分散的农户是处于弱势的市场主体。因此, 农民合作社不仅是一个营利性的组织, 同时具有市场弱势群体联合互助的功能, 是农户联合起来对抗资本力量的载体, 可以纠正一些损害农民利益的市场失灵。中国发展农民合作社的核心的目的是促进“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 即通过合作社的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 提高农业产出, 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同时, 提高农民收入, 特别是相对弱势的农民家庭的收入。如果按照北美新一代合作社的模式发展中国的农民合作社, 规模较大的专业户的确可以建立更大的竞争优势, 但是, 北美新一代合作社模式也会抬高参与合作的门槛, 将中小规模的农民专业户排斥在农民合作社之外。这种情况下, 中小规模的农民专业户不仅只能单独面对市场竞争, 而且会面对组织起来的经营大户的竞争压力, 其处境会更为艰难。如果中小规模的农民专业户不能通过合作社自助自救, 就可能加速破产。而小农的破产速度如果超过了城镇化吸纳劳动力的速度就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因此, 作者认为, 中国少数面向国际市场的农民合作社可以借鉴北美新一代合作社的经验, 以提高合作社的竞争力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生存能力。而大多数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方向则是吸引更多的农户参与, 向社员提供切实的服务。
五、主要结论
第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 由于食品供需的结构变化和政府放松对农业产业的管制, 北美地区的农业产业竞争加剧, 催生了该地区新的产业化农业, 一些传统合作社适应了外部环境的压力和内部驱动力而转变为新一代合作社。
第二, 北美地区在新的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出现了“传统”农民和投资农民的分化。投资农民受教育程度更高, 比“传统”农民经营耕作了更多的土地, 拥有的净资产总量几乎是“传统”农民的两倍。新一代合作社增加了投资农民的竞争优势, 但也抬高了参与合作的门槛, 许多“传统”农民被排斥在合作社之外。
主体差异 篇4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 但也随之出现了城乡发展不协调、空间结构不合理、环境问题凸显等诸多问题。为了构建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2011年6月, 国务院正式出台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对我国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区在开发方向、开发政策、开发强度和开发秩序等方面做了统一部署。按照开发方式, 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四类。其中, 优化开发区包括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重点开发区域包括冀中南地区、太原城市群和黔中经济区等18个地区;限制开发区主要包括国家层面的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禁止开发区主要包括世界双遗产地和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生态公园和地质公园等[3]。
虽然同为国家层面的重点开发区, 但18个重点开发区在区域发展规模、经济发展速度以及发展优势等方面情况各不相同。为了对我国主体功能区内部的经济发展差异做定量化评价, 文章以黔中经济区为例, 通过分析其发展现状, 探索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对策, 以期为我国其他主体功能区的经济发展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1 黔中经济区概况
黔中经济区地处西南腹地, 是贵州省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区域, 规划范围包括贵阳市的全部以及遵义市、安顺市、毕节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 共计33个县 (市、区) , 区域国土面积为53 802km2, 占贵州全省国土面积的31%[4]。在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中, 黔中经济区位于包昆通道 (包头—昆明) 纵轴的南部, 区内渝黔铁路 (重庆—贵阳) 、贵广高铁 (贵阳—广州) 等交通干线穿区而过, 是西南地区重要的陆路交通枢纽[5]。
黔中经济区与成渝经济区、滇中经济区、藏中南经济区同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四大经济引擎, 培育好这四个“火车头”, 对我国西南地区, 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 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 四大经济区除了成渝地区外, 其余三个经济区在全国来看经济发展较为滞后, 特别是黔中地区, 地处我国喀斯特发育的核心区, 生态环境脆弱, 在西南地区经济发展中有被边缘化的潜在危险。因此, 黔中地区要在充分了解自身发展情况的基础上, 统筹整个区域的发展, 避免因经济发展不平衡限制整个区域的发展。
2 黔中经济区经济发展差异实证分析
由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综合概念, 在评价时要采用综合指标体系[6], 因此, 本文在分析方法上采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因子分析法 (Factor Analysis) , 以便将大量的原始变量综合成少数几个综合指标[7], 使得原始信息丢失较少, 评价结果客观、准确。
2.1 指标选取及标准化处理
遵循指标选取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原则[8], 文章选取了10个与区域经济发展高度相关的指标, 可较全面地反映黔中经济区的发展差异。具体为:X1生产总值 (万元) 、X2人均生产总值 (元) 、X3第三产业总产值 (万元) 、X4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万元) 、X5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万元) 、X6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X7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X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万元) 、X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和X10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万元) 。原始指标数据来源于《贵州省统计年鉴 (2012) 》。
由于原始数据的量纲不同, 为了便于数据分析, 首先用SPSS20.0统计软件包对原始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使各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
2.2 相关性检验
因子分析法的运用前提是检验原有变量之间是否有较强的相关关系, 因此, 需要对原有变量做相关性分析。从相关系数矩阵、Bartlett球形度检验和KMO (Kaiser-Meyer-Olkin) 值的结果来看 (见表1) , 相关系数矩阵中大部分变量的相关系数较高, 呈较强的线性关系, Bartlett球形度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439.925, 相应的概率P-值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α (α=0.05) , KMO的相关性检测值为0.739, 根据Kaiser给出的KMO度量标准①可知原有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
2.3 因子提取和因子载荷矩阵的求解
以特征根λi大于1为提取条件, 共有3个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5%的因子被提取 (见表2) 。3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49.273%、19.920%和18.998%, 共解释了变异量的88.190%, 能够较全面地替代原有的10个变量。
选用方差极大法 (Varimax) 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正交旋转, 旋转后发现:公因子F1在第三产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生产总值、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民人均纯收入6个指标上有较大的载荷, 主要反映了区域经济的综合发展情况, 可解释为“经济实力因子”;公因子F2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财政一般预算支出2个指标上有较大的载荷, 主要反映了区域基础产业发展情况和财政预算收入的分配使用情况, 可解释为“基础实力因子”;公因子F3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人均生产总值2个指标上有较大的载荷, 主要反映了区域工业发展情况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可解释为“生产实力因子”。
2.4 计算因子得分
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见表3) 可以得出3个公因子的多元回归线性方程:
F1=0.179X1-0.014X2+0.271X3+0.152X4+0.092X5+0.152X6+0.074X7-0.222X8+0.277X9-0.074X10
F2=0.073X1-0.151X2-0.026X3+0.126X4+0.439X5+0.025X6-0.197X7+0.108X8-0.070X9+0.459X10
F3=0.001X1+0.388X2-0.213X3+0.037X4-0.057X5+0.021X6+0.179X7+0.692X8-0.229X9+0.079X10
通过上述的回归方程, 可以从经济实力、基础实力和生产实力三个方面反映黔中经济区的发展差异;再以3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与累积方差贡献率之比为权重进行加权求和[9], 即可得出黔中经济区各县 (市、区) 的综合得分F总 (见表4) 。
3 结果评价
由表4可以看出, 黔中经济区各县 (市、区) 的经济发展差异较大, 综合评价得分最高的贵阳市云岩区 (1.520) 与最低的黔东南州麻江县 (-0.801) 二者相差2.321分。根据综合评分结果, 可将黔中经济区的发展现状分为4个等级:
第一等级:综合分值大于1.0, 为经济发达区, 包括贵阳市的云岩区和南明区。云岩区和南明区是贵阳市的两个中心主城区, 是贵州省省政府、省委所在地, 是全省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教育中心, 同时也是贵州省首批建设的经济10强县。从经济实力因子F1来看, 云岩区和南明区排名分别位于第1和第2位, 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它们的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第三产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指标值均位于黔中经济区首列。
第二等级:综合分值介于0.5~1.0之间, 为经济较发达区, 主要包括仁怀市、遵义县、七星关区和红花岗区。仁怀市是贵州省直属的县级市, 是“国酒”茅台的产地, 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 交通便利, 经济实力雄厚, 在黔中经济区中其生产实力因子F3排名第1位, 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人均生产总值分别达到了1 874 514万元和47154元, 位于黔中经济区之首。遵义县是贵州省27个经济强县之一, 是黔北综合经济区的核心区域, 在黔中经济区中其基础实力因子F2排名第1位, 是贵州省玉米、水稻、烤烟、生猪、菜油和辣椒等基础产业的主产区, 有“黔北粮仓”之称。七星关区和红花岗区分别是毕节市和遵义市的市政府驻地, 是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信息中心, 其经济实力因子F1分别排名第5和第3位, 生产总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位于黔中经济区前列。
第三等级:综合分值介于0.0~0.5之间, 为经济初等发达区, 主要包括金沙县、凯里市、西秀区、乌当区、清镇市、大方县、小河区、织金县、汇川区、都匀市、白云区和开阳区。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共同点是:平台宽、底子硬、速度快、潜力大, 后发优势强劲, 如白云区是全国最大的铝工业生产基地;小河区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都匀市是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是中国十大名茶———都匀毛尖的产地。该区应从自身优势出发, 采取“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双向战略, 为自身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第四等级:综合分值小于0.0, 为经济欠发达区, 主要包括花溪区、黔西县、息烽区、修文区、瓮安县、福泉市、绥阳县、惠水县、平坝县、普定县、龙里县、贵定县、镇宁县、长顺县和麻江县。从整个黔中经济区来看, 本区经济发展相对较慢, 其经济实力因子F1、基础实力因子F2和生产实力因子F3的得分大部分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 其中, 普定县、镇宁县、长顺县和麻江县还是贵州省确定的50个新阶段扶贫开发重点县。该区应明确自身的发展现状, 克服经济发展瓶颈, 实现经济的后发赶超。
4 协调发展对策
4.1 协调好中央政府—省政府—地方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黔中经济区的开发过程中, 应形成自上而下的开发模式, 即在国家主导的开发框架下, 黔中地区的各级政府要制定相应的经济开发政策, 二者相互补充构成黔中经济区开发的政策体系, 双管齐下实现宏观政策与微观政策相结合。中央政府作为宏观政策的制定者, 要加大对其在财政、金融、税收、政策等方面的扶持, 规范区域开发主体行为, 协调好区域开发中的利益关系;省政府作为开发过程中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调控者, 要立足全局、统筹规划;地方政府作为落实政策的执行者, 要立足于省政府统筹, 根据自身实际, 按步骤、分阶段、抓重点贯彻执行好相关政策[10]。
4.2 发挥区域辐射带动作用
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 (2012) 2号) 文件中, 国务院对贵州省未来10年的发展布局定位为“黔中带动、黔北提升、两翼跨越、协调推进”。按照这一原则, 黔中经济区在开发过程中要加强同黔北经济协作区、“毕水兴”能源资源富集区和“三州”民族地区的经济互动[11], 吸引周边优秀的“高、新、尖”企业和人才流入黔中经济区;增强贵阳都市区、遵义都市区、毕节-大方都市区、安顺都市区、都麻凯一体化地区五大经济组团的“极化”效应, 同时又要加大对麻江县、瓮安县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技术、资金“涓滴”过程[12];统筹推进“贵安新区”一体化发展, 将其打造成为支撑贵州、引领黔中的都市核心区和我国西部内陆开放型经济示范区[13], 最终实现以对外开放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以城镇化带动民生发展。
4.3 优化产业结构, 推动产业集群发展
在贵州全省来看, 黔中地区的产业发展整体较好, 但产业集群规模小, 不能发挥集群优势, 易使交易成本上升, 削弱黔中地区的整体竞争力。因此, 在开发过程中, 各区域要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选择主导产业, 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通过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推动区域的联动发展[14]。注重集群产业的创新能力, 鼓励集群内部的知识溢出, 完善集群外部的支持环境[15], 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实现生产要素在黔中地区的高效配置和集群企业的动态协调。同时加强黔中产业园区的建设, 通过“筑巢引凤”搭建产业平台, 积极承接中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 吸引高新技术企业入驻, 将当地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4.4 立足资源优势, 打造区域品牌
黔中地区资源禀赋优越, 民族特色浓郁, 地理品牌优势突出。首先, 立足喀斯特高原山地环境, 发展特色生态农业, 在贵阳、安顺等建设一批集现代化、规模化、科技化为一体的生态农业示范区和产业园区。其次, 加大对国内知名企业的品牌宣传和包装, 如扩大茅台、习酒等“酱香型白酒”的生产规模, 依托国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 (贵州) 基地, 着力打造“苗药”、“黔药”等民族中医药品牌。第三, 深入挖掘黔南州和黔东南州的民族文化资源, 打造具有全国知名度的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区。整合黔中地区的旅游资源, 实现区域旅游市场一体化, 形成贵州旅游业的“航母”[16], 做大做强以“多彩贵州”为代表的旅游文化品牌。
4.5 更新传统观念,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一方面, 加大对长顺和麻江等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对口帮扶”力度, 以“技术帮扶”、“人才帮扶”、“产业帮扶”代替以往的“资金注入”;另一方面, 贫困县要从根本上摒弃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 由依靠规模扩张带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型模式和依靠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资源导向型模式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模式转变,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实现依靠外部“输血”向自身“造血”的转变[17]。
摘要：为研究我国主体功能区内部的经济发展差异, 以我国18个重点开发区中的黔中经济区为例, 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其发展现状进行综合评价, 根据评价结果按其经济发展现状分为4个等级的区域:发达区、较发达区、初等发达区和欠发达区。研究结果表明黔中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 在33个县 (市、区) 中有27个还处于经济初等发达水平以下。针对存在的区域差异提出相应的协调发展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