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层次（共6篇）
主体层次 篇1
中国的创新体系主体构成与世界其他国家基本相似,是由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三者构成。但是,由于中国处在转型过程中,转型中的方向迷失造成了中国创新主体市场化发育的滞后。目前三大主体的创新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影响,创新主体自发自觉的创新相对有限,三者间的有效互动更是薄弱。
自主创新的含义及创新主体的迷惘
21世纪的新形势下提出的自主创新,已经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自主创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知识创新,二是技术创新。知识创新着重对自然界的研究并获得新发现,具有基础性和革新性的特点,主要以大学和科研院所为主体;技术创新则着重将基础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强调成果的应用性和实效性,往往以企业为主体。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有效衔接就在于两个创新主体的有机结合。就是说,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主动向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投入或者提出所需要的带有产业化的科研方向,以获取原创性成果,实现原始创新;作为知识创新主体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主动参与技术创新过程,用知识创新成果解决其技术创新的难题,主动将知识创新成果在企业转化。这样,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就能实现融合。
然而,现今不同层次创新主体则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迷惘。
1.科研院所的转型:科学导向还是市场导向
科研院所作为传统模式下唯一的知识生产“专业队伍”,至今仍然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创新力量,这是中国创新体系的一大特点。科研院所的市场化改革目前仍在推进,各类改革措施对其在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带来深刻影响,当然也影响到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继续承担理论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的科研单位与大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其次是大学和科研院所在研究功能上的错位竞争问题。最后是以应用研究为职能的科研院所如何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以较小的代价实现市场化的转轨。2.
由于中国处在转型过程中,转型中的方向迷失造成了中国创新主体市场化发育的滞后。现今不同层次创新主体则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迷惘。
2.大学的知识创新:研究导向还是教育导向
大学作为一个教育载体,主要在培养人才层面上为国家创新体系作出贡献。近年来大学向教育科研方向的积极转轨使大学成为科研活动中越来越有分量的主体,从创新体系内部分工看,这存在一定的角色定位不清问题。一是高校科研功能的提升。高校系统拥有40多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一批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大学承担的全国性课题比重在1/3左右。二是偏好应用、忽视基础的研究导向。高校研发活动导向的结构失调,既反映出高校对于应用研究的过度偏好和基础研究薄弱、原始性创新不足的弱点,也反映出目前整个创新氛围侧重于短时期内能有“显著”成果产出,忽视对理论前沿的关注。
3.企业的创新困境:动力与能力问题
(1)国有企业的创新困境。就内部原因而言,首先,国有企业的企业家队伍相当薄弱,对创新活动的热情和追求力度不高。其次,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制度产权不明晰、出资人不到位、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组织和管理不对称等的束缚和制约。就外部环境而言,主要涉及一系列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是与创新直接相关的风险管理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奖励制度、科技咨询和服务体系、税收制度以及不直接相关的金融制度、分配制度等。
(2)民营企业的创新困境。首先,民营企业同样遭遇创新动力不足、自主创新意识缺乏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很多民营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上尚不成熟。其次,资金实力弱和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也是导致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第三,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安排薄弱也大大削弱了企业的创新动力。
创新主体间的相互割裂与合作
(一)忽视创新价值链内的分工与合作
从价值链推进的最终目标看,只有价值链末端的科技成果实现了产业化,创新价值链的价值才得以实现。这个价值链在整个创新体系内集中体现为三大类活动。这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活动,也是目前创新价值链中创新成果从源头到实现过程中的主要活动构成。河南创新链内部的三大主体在彼此的分工上,目前尚存在分工不明确、定位不清晰的情况,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功能错位,并且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缺乏科研成果的传播和推广,二是课题立项机制上的缺陷,三是科技成果的所有者没有非常便捷和有效的机制或者平台来为自身的研究成果寻找市场和联系相关的企业。
(二)缺乏创新资源的共享和互动
实现创新资源的共享和互动,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是大学和科研单位的科技成果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需求,这一转换机制长期存在的一个矛盾是科研系统内的“成果观”与企业实际需求之间的脱节。由于体制原因,长期以来科技成果的“价值”倾向于获得国家经费、得到奖励等,而较少关注成果在后续的产学研合作中的作用和实际成效。企业分享创新资源的意识薄弱,分享创新资源的基础和能力欠缺。在整个创新价值链内,企业是实现创新成果市场化的后端环节,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不需要从事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企业积累知识和奠定能力基础的必要环节。这类研究活动推动企业形成吸收和消化来自大学和科研机构知识创新的能力,是促成企业建立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合作交流的能力平台,同时也是促使企业形成产品创新、获得市场先发优势或成为一个快速跟进者的基础。目前,河南企业在研发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正在逐步形成,但资金和人才的缺乏导致企业主体在基础研究项目中参与程度非常低,这不仅导致企业在重大技术创新工程中的潜力不足,也影响了其与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的深度。利用外资不足,分享跨国公司创新资源少。特别是河南的大部分企业把维持生存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较少对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进行长期的技术投入规划。
(三)创新主体间合作媒介和传导机制的不足
1. 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媒介缺乏长期机制
当前河南大部分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产学研结合还处在较低的层次。往往是根据科技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下拨项目的要求,成立科研项目小组或者以研究课题的形式进行合作,根据特定课题的要求,从高校和企业选拔相关人员形成课题小组,课题或者项目完成后,合作也就结束,因此该模式的短期化、临时性、缺乏连续性的弊端非常突出。长效机制缺乏,三方之间较少形成一种长期、稳定、制度化的创新共同体。
2. 产学研合作过程中的沟通协调不足。
从价值链推进的最终目标看,只有价值链末端的科技成果实现了产业化,创新价值链的价值才得以实现。
从现实情况看,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创新合作活动主要采取以下几种形式:(1)开展技术咨询,(2)委托开发,(3)联合开发。目前比较常见的合作是企业将技术攻关课题委托给大学或者科研机构进行,但这类方式存在的问题是合作过程中的主动协调和沟通不足,导致高校、科研机构的成果最终不合企业的意图。有人曾形象地比喻,在产学研的接力棒中,高校、科研院所作为“上一棒”,缺乏工程技术力量,往往项目还没有完全成熟就往企业这个“下一棒”交,企业也没有能力进一步深入研发,每个环节都不足,自然无法实现市场效益。3.
3. 创新型产业集群需要的内部引力与合作机制尚未建成
高新区和经济开发区作为产业集群的载体,是形成创新动力机制的重要环节,目前河南高新区和经济开发区与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型产业集群还有很大距离,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企业自发的相互引力和交流的动力不足。一方面,河南很多园区虽然形式上构成了企业的群落,但是其形成模式带有植入的特征,即由资源和政策共同驱动企业的聚集,这就使得进入园区的企业在产业技术属性和产品结构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难以形成相互支持的“共生状态”,无法进入最佳“生态位”,难以形成企业之间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网络体系。另一方面,创新型产业集聚所需要的外部服务体系也非常落后,包括各级生产力中心、中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技术产权交易所、创业风险管理等咨询和金融类企业,相关的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缺少高水平的人才培养机制。另外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有利于知识和技术交流的创新网络尚未形成。
4. 薄弱的创新服务中介无法对产学研合作提供渠道
河南创新活动效率不高的一个成因就是在整个体系中承担服务角色的载体不完善。这类承担服务的机构包括各级生产力中心、中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和技术产权交易所等。在这个领域,河南大多机构具有官办和半官办的色彩,有些甚至是从政府部门剥离出来的外设机构,代行部分政府的职能。这些服务机构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创新意识和服务意识都不够。
企业自主创新实证研究与基于不同层次创新主体的梯度策略
(一)选择原始创新的企业特点与实证研究
1.进行原始创新的企业的特点。
不同规模的企业在技术创新上具有很大的差异。与中小企业相比,大型企业在技术创新上有很大的优势。具体表现为:(1)技术创新人才和资金及R&D能力强,在创新管理水平、生产技术、生产设备、信息控制、市场销售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2)有创新资源投入的实力,能承担创新所需要的较高的固定成本,风险承担能力更强;(3)创新带来的成本降低和新产品获取的收益要远大于中小企业;(4)与外部环境的联系较密切,与政府、科研机构的合作较多,利用外部创新资源的能力较强,对创新收益的保护能力较强。
2.实证研究。
通过课题组2008年5月对河南43家(收回有效问卷38份)国有大型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调查,企业技术创新方式的选择如表1所示:
选择原始创新的占39.5%,比例最高,是所调查大型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式。
通过课题组2008年8月对河南49家中小企业的调查(收回有效问卷39份),中小型企业技术创新方式如表2所示:
通过调查结果与综合分析来看,中小型企业进行原始创新的只占7.7%,远不及大型企业。由此可以看出在客观上原始创新主要还是大型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方式。
(二)实施集成创新的企业特点与实证研究
1.进行集成创新的企业的特点
对于已经积累了一定技术创新能力,但进行原始创新又显不足的企业和行业,多采用集成创新的模式。企业进行集成创新,都是充分利用内部外部资源,获得有经济价值的知识产权资产或其他无形资产,并通过商业化运作,使之转化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特别是具有较强技术关联性和产业带动性的重大战略项目,实现各种相关技术的有机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和集成创新,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形成拥有核心技术的产业。
2.实证研究。
研究表明,任何一项创新,包括根本性的重大创新,都不可能完全脱离现有的生产技术,都会尽可能多地利用已有的或成熟的技术成果。在现代科技发展中,相关技术的集成创新以及由此形成的竞争优势,往往远远超过单项技术突破的意义。在实际调查的21家大中型企业中有8家企业选择了集成创新,占38.1%,对于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但又具有一定基础的创新主体,集成创新在特定阶段内还是其提升核心能力的主要选择方式。
(三)中小型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主要形式
1.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企业的特点
通过调查研究,中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障碍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的资金投入不足,资金需求量大,但融资困难,这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2)信息缺乏,普遍缺乏市场、人才、技术、金融等信息。信息来源渠道狭窄,信息主要来源于企业自身和用户。(3)人才缺乏。(4)企业创新意识不强。(5)创新风险大。(6)有利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等等。中小企业由于面临的竞争压力大,创新求存的动力也较大。中小型企业的技术创新转换成本较小;R&D的灵活性较强,能灵活应对市场变化;在新兴产业中,技术和市场的变化很快,中小型企业的市场反应迅速,能很快地做出决策。
2.实证研究。
课题组对郑州市金水区中小企业选择自主创新方式的调查,有68.09%的企业在“十一五”期间选择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说明中小企业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与积极主动基础上的模仿学习作为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主要形式。但在对中小型企业的实际调查中,当问及对技术引进的看法时,60%的企业认为应该在消化、吸收模仿基础上进行创新,30%的认为能模仿就不错了;还有5%的企业认为自身根本不具备模仿能力。
(四)基于不同层次创新主体的梯度策略
河南企业要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就必须注意创新主体的层次性,实施技术创新梯度策略。
自主创新梯度推移理论可以发挥高梯度向低梯度地区转移技术创新成果的推移作用;也可以发挥低梯度地区的比较优势,与周边其他梯度地区进行技术的双向流动,实现自主创新的梯级推进和升级。所以,不同层次的创新主体应立足于自身的实际,在不同发展时期实施合适的自主创新梯度策略。
对于不同层次创新主体组成集成创新战略联盟模式参见下表。
不同创新主体集成创新战略联盟
不同层次的企业在自主创新方式选择上表现出明显的梯度性,在实施自主创新时,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实施自主创新梯度策略。随着企业的逐步壮大,技术创新能力的逐步提升,创新方式的选择也会逐步演进。
行业企业的发展都需要经过孕育期、新生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等五个阶段。在一个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中,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虽然并存于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但企业在不同阶段应采取不同的自主创新策略。
另外,有条件的高梯位区域利用自身优势,积极进行自主创新,加快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继续保持其高梯度的地位,逐步向低梯位区域推移,形成对低梯位区域的辐射作用。低梯位区域则要积极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利用领先创新者已创造的市场需求、已积累的成熟技术,形成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最终形成以城市带动乡镇共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格局。
因此,基于自主创新梯度策略的政策建议有:
(1)基于不同层次创新主体的政策建议。鼓励少数技术领先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和行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进行原始创新。促进部分行业和企业,进行合作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引导和规范多数行业和企业实施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提升消化创新能力。
(2)基于创新主体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建议。对处于新生期和成长前期的企业,政府应积极引导其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当企业迈入成长期及成熟期阶段,政府就要鼓励其实施以集成创新为主,并引导其向原始创新阶段迈进。
(3)基于不同经济区域的政策建议。(1)充分发挥经济技术发展快的区域优势,鼓励其进行自主创新,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2)发挥优势区域的地方积极性,在税收、信贷等基础建设方面施于优惠政策,使之尽快成长为地区性的高梯位点,从而辐射周边区域。(3)促进省区域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健全自主创新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良性互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4)引导经济落后地区,坚持技术引进基础上的消化创新。
浅谈教育公平的层次及主体责任 篇2
一、政府对学校教育经费投入的公平—力争消除三大差别
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 是一种公益事业。教育公平关注的重要方面是人们受教育机会平等, 受教育权利平等, 教育资源的占有平等。政府只有利用教育投入的杠杆来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 尽量避免两极分化, 使每个公民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证。
1. 区域差别
我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也造成了比较大的贫富差距, 体现分配公平指标的基尼系数已达0.45以上, 已超过国际警戒线, 甚至超过美英等发达国家0.3～0.4的平均值。不同地区的人均GDP差距也呈现扩大趋势。教育经费投入的不同, 造成区域在义务教育政策的免费性上差异较大, 一些地区的义务教育已是完全免费, 另外一些地区却还存在收费现象。
2. 城乡差别
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调查, 2002年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 其中用在城市占77%, 而人口占70%的农村仅获得23%的教育投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之落后, 师资力量之薄弱, 学生流失之严重程度往往超出城里人的想象。
3. 重点中学与非重点中学的校际差异
即便是同一地区, 政府对重点中学与非重点中学的投入也有天壤之别。到今天, 教育投入倾斜的惯性使然, 抑或是利益或政绩的驱动, 有关部门以发展优质教育资源为名, 在对重点中学的投入上, 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动辄投资几千万甚至上亿再造一个新校区, 有的名校甚至办起校中校——贵族学校, 昂贵的学费令平民子弟望而却步, 动用公共资源办富人子弟俱乐部, 这一切无疑造成不同阶层子女受教育的不平等。与对重点中学慷慨投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政府对非重点中学的投入却可用“吝啬”来形容, 该投入的也不投入, 投入的经费甚至无法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 硬件、软件均跟不上, 何来提高教育质量?这无疑在学校就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这应了《圣经》的《马太福音》所说的“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 叫他多余;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来”的马太效应, 这公平吗?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人们对教育的要求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特别是全球经济一体化, 知识经济的到来, 这种渴求是任何时候都是无法比拟的, 而此时, 教育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校际差别尤为明显, 这些都是由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不同而造成的二元差别, 可这样的差别是否要经济不发达地方的学生来承受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这时不解决这些问题, 会给社会公平与正义带来无穷的隐患。
中央政府下大力气普及九年免费义务教育, 增大对农村教育、中西部教育的投入, 努力实现全国大环境下的教育公平或者说尽可能地缩小二元差别。但在长沙, 特别是1997年城市教育工作会议以后, 对教育投入的方向是值得商榷的, 更多地强调优质教育资源, 而不是大众教育资源, 把有限的教育经费用于建设一些高标准的收费学校, 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说世界上建设最好的中学在发展中的中国, 而不是在发达国家。
硬件的不均衡也必然导致软件的不均衡,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伟大的平民教育家陶行知都在追求教育的公平, 两千多年前孔子的“有教无类”也在追求另外一种形式的教育公平。今天的人民政府如果不努力去改造好薄弱学校, 不努力建设好师资队伍, 不彻底消除所谓的示范性学校, 我们的教育公平将是永远的痛, 也永远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根源。
二、学校管理文化的公平—务求“有教有类”
教育公平要求教育过程的平等, 而教育过程的绝大部分是由学校教育来完成的, 学校管理文化的公平是每个受教育对象实现教育公平的具体保证。学校的办学思路是实现教育对象公平教育的具体表现, 特别是基础教育要为学生的终身发展、主动发展奠基。遗憾的是, 长期以来, 我们的学校更多地把自己异化成了“产品加工厂”“车间流水线”, 把一个个个性迥异、棱角分明、有血有肉的鲜活学生当成了毫无个性的冰冷产品, 以同一标准、同一规格去要求他、规范他、生产他, 形成一种模式下, 一种教育下的“共性”发展, 久而久之, 磨去的是学生的棱角与个性, 消逝的是学生弥足珍贵的创造力。如此一来, 唯分数论, 分数至上地衡量学生的标准就如星火燎原, 扼杀了多少天才, 不得而知;如此一来, 则会产生新的教育的不公平, 这就是教育过程的不公平。
要消除这种不公平, 就必须实现学校管理文化的“有教有类”。学校应在课程文化上设置符合学生个性发展的、特长发展的选修课;在班级的编排上要设立符合学生发展的特色班级、社团, 推行小班教学;在作息时间上要安排满足学生个性需求与发展的作息时间表;在教师配备上要充分考虑每个班级的需求;在学校校园文化建设之中, 要注重对学生潜移默化的教育。
中华文化本身就是追求博爱、弘道、仁义, 就是公平与正义的追求, 要使传统文化内化到学生的心理, 生成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学校管理文化就应该使每个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内能公平地享受物质资源、文化资源、时间资源、精神资源, 使他们的个性与特长得到充分的发挥, 使学习成为他们自由、独立、快乐的追求。
近年来, 湖南省长沙市第二十六中学秉承“为普通老百姓的孩子提供优质教育资源”的办学理念, 在建设优美校园、打造优质课堂、培养优雅品格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三、教师教育的公平—力求做到“瞻前顾后促中间”
学生受教育的每个时间单元是通过教师的教育活动而完成的, 在他们的教育过程中, 是师生生命息息相关而迸发激情、产生火花的过程。在这过程中, 教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 也是参与者, 只有在整个教学中充分照顾到每个受教育的个性特征, 激发他们各自的潜能, 充分发挥他们学习的主动性与主体性作用, 使他们在学习中不但心情愉悦而且有责任感, 而这些又是他们学习持久的动力, 这才是教育公平, 这种教育公平写在学生的脸上才是真切的。作为教师要为不断提高教学艺术而不断地充电, 认真学习现代教育理念, 掌握教育规律, 了解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 深入分析当今的热点问题, 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才有可能有效地指导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教育就是要每个学生得到最好的发展, 受到最好的教育, 这要求我们教师对所教学生有充分的了解与尊重, 有的放矢地实施我们的教育, 对待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方法。追求个性与特长的发展才是真正的教育公平。教师在教育教学中, 还应做到“瞻前顾后促中间”。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中, 关注的是两种人:优等生和学困生, 这样很容易使中间的学生受冷落, 感觉不被重视, 且使学困生感觉无望而“破罐子破摔”。所以班主任在教育中, 千万别把中间的学生边缘化, 要适当找他们谈心, 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 走进他们的心理世界;教师在教学中, 也不能只关注优等生, 应给每一个学生同样的表现机会、答问机会, 只有这样, 才是真正体现教育的公平。
主体层次 篇3
关键词：绿色施工,四节一保,评价,分级评定
目前, 国内外对绿色建筑的评价有很多方法, 国外的如美国能源及环境设计先导计划 (LEED) 、英国建筑科学研究所环境评价法 (BREEAM) 、多国绿色建筑工具 (GBTool) 是三种有代表性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 按目标和功能的不同, 沿“底层指标→子条款→条款→综合总目标”的路径, 通过逐层权重递归的方式实现对绿色建筑综合目标的多准则评价, 是多层次的树状递阶结构。我国的GB/T 50378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对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进行绿色建筑评价, 通过满足要求的指标数量确定的绿色建筑星级, 其中一星最低、三星最高。
而对于建筑全寿命周期中重要的环节——形成建筑实体的施工过程, 目前国内外皆无颁布的绿色施工评价标准。我们同济大学在与中建八局合作研究绿色施工技术研究课题的两年中, 对绿色施工的评价进行了大量的调研、讨论、征求专家意见等, 借鉴了国内外绿色建筑评价方法, 初步设定了采用权重方法评价绿色施工。
根据建设部2007年9月颁布的《绿色施工导则》中对绿色施工的定义如下:绿色施工是指工程建设中, 在保证质量、安全等基本要求的前提下, 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 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与减少对环境负面影响的施工活动, 实现四节一环保 (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和环境保护) 。绿色施工的评价有别于绿色建筑的评价, 强调针对施工过程非使用状态, 可采用先对各分部工程或施工阶段进行评价, 再综合各分部进行单位工程绿色施工评价。为简化分部工程的划分, 将施工方法相似、部位相同、绿色施工要求相近的分部工程进行适当合并, 如钢结构、混凝土、砌体结构分部工程合并为主体结构。
本篇介绍主体结构绿色施工评价指标的构成, AHP法确定权重, 以及对具体应用于河南省广播电视发射塔的主体结构——钢结构工程, 进行绿色施工评价。
1 主体结构绿色施工评价指标的确定
主体结构绿色施工评价有五个评价要素, 分别为:环境保护、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利用、节能与能源利用、节地与施工用地保护。
评价要素均由三类指标构成, 分别为:控制项、一般项、优选项。控制项为绿色施工的必备条件, 一般项和优选项根据绿色施工指标的完成情况进行打分。五个评价要素的一般项合计为100分, 根据分部工程特点进行权重分配, 各要素下的具体指标也根据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权重分配;优选项是难度大、综合性强、绿色度较高的指标, 单项指标均为5分, 优选项合计为60分, 作为额外加分。综合一般项与优选项的评价分值, 根据分值的高低评定绿色施工等级。
评价指标见表1, 由于篇幅有限, 仅对评价指标进行概要性介绍, 详细指标内容及具体评分方法略。
2 钢结构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绿色施工评价是一项定性指标多、定量指标少, 较为模糊的判断工作, 层次分析法 (AHP) 是对这种较为复杂、模糊的问题作出决策的简易方法。
层次分析过程可分为四个基本步骤。
2.1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层次结构模型如表1所示。
2.2 构造出各层次中的所有判断矩阵
判断矩阵采用1标度～9标度的方法对因素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数值来源于问卷调查, 我们同济大学和中建八局联合进行了两个阶段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 即一般调研与专家调研, 调查对象包括建筑工程施工领域内资深专家、项目部的一线管理和技术人员。
2.3 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分别计算要素层、指标层的权重, 并检验判断矩阵为一致矩阵, 若不符合要求, 则判断矩阵需要重新构建。
1) 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λmax。
矩阵A的特征根与特征向量需求解高次代数方程及高阶线性方程组, 但由于建模本身存在着较大的模型误差, 所以没有必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求精确值, 通常采用较为简便的近似方法, 如方根法、幂法和积法, 式 (1) 为方根法求解:
其中, λmax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n为判断矩阵的行数, 也即层次子系统中的指标个数;A为判断矩阵;W为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 (AW) i为判断矩阵A与特征向量W相乘而得的向量AW的第i个元素。
2) 计算一致性指标CI。
式 (2) 中各参数含义参式 (1) 下的说明。
3) 计算随机一致性比率CR。
其中, RI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当n=4, 5, 6, 7 (本文中采用的) 时, RI对应为0.90, 1.12, 1.24, 1.32。当CR≤0.10时, 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否则应予以调整。
4) 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考虑到非一致性各层的积累可能导致总排序时较严重的非一致性, 需要对总排序进行检验。将由最高层到最低层, 逐层计算各层次中的诸因素关于总目标 (最高层) 的相对重要性权值。
其中, CIj为层次单排序中下层的一致性比率;RIj为相应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aj为上层的权重值。
当CR≤0.10时, 层次总排序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否则应予以调整。
由于篇幅有限仅写明评价要素权重计算过程 (见表2) , 其余各评价要素下的评价指标层一般项权重值计算过程略, 数值见表1。经验算评价指标层的一致性检验皆满足CR≤0.1的要求, 一致性检验合格。
其中,
当n=5时, RI=1.12;
结论:主体结构评价要素层有满意的一致性;层次总排序一次性检验;总排序一致性检验合格, 接受层次分析结果。
在确定好评价要素和评价指标的权重后, 考虑到施工现场评价的方便性、实用性, 将权重系数变为百分制分值, 部分分值进行了调整 (分值见表1中括号内数值) 。评价时直接根据各指标的完成情况进行打分, 汇总得到一般项总分, 再考虑优选项的加分, 合计分值低于90分的为非绿色, 介于90分～130分的为基本绿色, 高于130分的为满意绿色。
3 工程应用
河南省广播电视发射塔工程地处郑州市郑东新区航海路和机场高速交叉口, 建成后将成为中原地区的地标性建筑, 是河南省“十一五”重点项目。总投资6.2亿元, 总建筑面积5.2万m2, 建筑总高度388 m, 建成后比世界第一高全钢结构钢塔乌克兰基辅电视塔高8 m, 比世界著名的法国埃菲尔铁塔高67 m。由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总承包并承建主体结构施工。
采用本评价标准制定的方法、评价表和规定的评价程序, 于2008年5月对该工程主体结构——钢结构工程进行了绿色施工评价。评价表分四节一保共5张, 由于篇幅有限, 将各表的分值汇总于表3。
结论:该工程钢结构部分绿色施工的等级为满意绿色。
4 问题与展望
本评价标准为企业标准, 通过本工程的绿色施工评价, 以及上海、北京、南京等地数十个工程的评价, 有些问题值得探讨、研究, 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进行修改、完善。
1) 标准中定性指标多、定量指标少, 而从完成情况来看, 定性指标较难、定量指标容易。定量指标可以通过查阅相关记录、资料得以证实, 有可操作性, 而定性指标凭借考评人员的主观判断, 很难达到准确性、科学性, 项目部绿色施工技术人员对定性指标较难把握。
2) 标准中定量指标值是确定的, 而数值运用于工程, 可能过多, 也可能不够。如就近取材500 km, 实际从青岛加工钢构件运至工地, 已经超过600 km;又如水:2.8 m3/万元产值 (管理策划用水要求7.9 m3/万元产值) , 本工程塔座仅楼板为混凝土, 柱梁为钢结构, 节省了大量用水, 评价表中这样单一指标就缺乏控制的必要。
3) 我国大陆地区幅员辽阔, 各地气候、环境、资源相差较大, 四节一保很难用统一的权重进行衡量。如, 对于西部缺水地区, 节水的权重应该增加;而对于北京的奥运工程, 环保的权重又应高于其他, 因此标准若仅采用单一的权重值, 适用性有待商榷。
对于以上问题, 笔者提出的解决方案设想如下:
1) 对考核标准中定性指标的内容尽量加以定量化, 应制定指标考核相应的细则, 提高标准的可操作性。
2) 标准应留有开口, 不应一刀切。包括各权重的确定、定量指标的数值, 都应留有余地, 可以规定适应不同地区的权重、定量指标值, 对于特殊的工程可以采用集合专家意见的方法, 单独制定相应的评价数值。
参考文献
[1]GB/T 50378-2006,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S].
主体层次 篇4
1 层次分析法的概念和基本原理[12,13,14]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是美国著名运筹学家汤姆斯·萨蒂(Thomes Saaty)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决策方法,本质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体现[14],也是一种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新方法[15,16]。该方法强调人的思维判断在决策过程中的客观性,并通过特定模型将人们的思维判断规范化[17]。
应用AHP方法解决问题,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进行:①明确问题,建立层次分析结构模型;②建立判断矩阵;③层次单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④层次总排序。
2 运用层次分析法确立分级护理的最佳决策主体
2.1 构建层次结构模型
根据分析结果构造层次结构模型,详见图1。
2.2 资料来源
根据分级护理决策主体评价指标层次结构,结合理论分析、专家意见,自行设计层次分析专家评分表,问卷题目是以两两要素间相对重要性来进行成对比较。本研究选取山西省三级甲等医院11名医生和13名护士共24名专家进行评分,护理评分专家选取山西省科研委员会和护理学会的专家,医生评分专家选取具有高级职称的医师。
3 结果(见表1～表3)
4 讨论
本研究显示,护士组合成权重排名:护士独立决策合成权重(0.618 95)>医护共同决策合成权重(0.305 12)>医生决策合成权重(0.075 95);医生组合成权重排名:医护共同决策合成权重(0.696 68)>护士独立决策合成权重(0.207 36)>医生决策合成权重(0.095 96);医护组合成权重排名:医护共同决策合成权重(0.565 45)>护士独立决策合成权重(0.340 67)>医生决策合成权重(0.093 89)。护士组以护士独立决策合成权重最高,医生组以医护共同决策合成权重最高,医护组以医护共同决策合成权重最高。综合各个结果,可以发现,医生决策的合成权重在三组结果中得分均最低,因而尚不能认为医生是分级护理的最佳决策主体;在决策分级护理的方式选择上,护理专家认为是护士独立决策,医生专家认为是医护共同决策。护理专家是护理领域的带头人,他们对护理专业的发展现状感触颇深,在高学历、高资历护理人才增多和护理专业依附于临床、缺乏自主性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情况下,护理专家希望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希望护理范畴内的事情可以让护士独立决策[5],这不仅使得高学历、高资历的护士学有所用,而且一定程度上也是提高护理专业自主性的一种途径,这不仅是对护士决策能力的肯定,也体现着对护理专业实现自主性的期望。鉴于研究的局限性,本研究的结论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进行论证。
摘要：[目的]确立分级护理的决策主体。[方法]在确立分级护理决策主体层次结构模型后,请医生和护理专家就指标间相对重要性程度进行两两比较,建立判断矩阵,最后得出分级护理的最佳决策主体。[结果]护士组以护士独立决策合成权重最高,医生组以医护共同决策合成权重最高,医护组以医护共同决策合成权重最高。医生决策的合成权重在三组结果中得分均最低。[结论]医生尚不能认为是分级护理的最佳决策主体;在决策分级护理的方式选择上,护理专家认为是护士独立决策,医生专家认为是医护共同决策。
主体层次 篇5
关键词：跨境水电开发合作机制,多层次主体协同,黑龙江流域
黑龙江( 阿穆尔河) 总长度5 498 km,有着世界第十的流域面积和世界第八的多年平均径流量,是一条世界大河[1]。黑龙江( 阿穆尔河) 也是一条重要的国际河流,横跨中、俄、蒙3 个国家,有4 000 余米的界河,是世界第一界河[2]。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水资源,中国和俄罗斯对于黑龙江( 阿穆尔河) 的开发和利用也尤为关注,中俄两国对黑龙江流域水资源合作开发从20 世纪已经开始,主要以短期防御性合作为主,主要涉及跨境防洪、防污和水文情报交换等。20 世纪50 年代,中国和苏联开始探索合作开发利用黑龙江水资源,但当时的开发方案并未获得两国政府批准。1994 年,中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政治互信进一步加强,双方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2007 年8 月,中俄成立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界河段水资源联络小组,负责黑龙江流域水资源管理事务中的沟通与协调工作。2008 年,中俄双方在黑龙江流域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再次取得历史性突破。2008 年1 月,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合理利用和保护跨界水的协定》。2010 年10 月三峡集团在北京与俄罗斯水电集团公司就在阿穆尔河( 中国称“黑龙江”) 俄方侧支流合作开发建设多座水利工程及加强在电站运行、水电技术交流等领域合作签署了关于共同开发阿穆尔河支流水电及相关研究工作的合作协议。这标志着黑龙江流域水电合作开发重新提上日程,中俄水电合作开始由短期防御性合作向中长期开发性合作转变。2014 年俄罗斯水电集团公司与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建造彼得格勒抽水蓄能电站以及合作开发其他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的协议[3]。
2015 年5 月9 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和俄罗斯水电集团公司就下布列亚水电站开发达成协议。下布列亚水电站不仅会对黑龙江流域的防洪能力有增强作用,也具备水力发电将电能供应给中国的可能。黑龙江流域跨境水电开发一直是中俄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在中俄黑龙江水资源合作上研究较多的是围绕防污防洪的跨境合作[4,5],有关中俄黑龙江水电开发合作上也多限于前景分析和可行性分析等[6,7],鲜有对中俄黑龙江流域跨境水电具体合作机制的研究。随着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深入,对黑龙江( 阿穆尔河) 的水资源开发合作也逐步从短期防御型合作向长期开发性合作全面深化,因此如何在现有合作的基础上,构建有效的跨境水电开发合作机制,有效打开中俄黑龙江流域跨境水电开发合作局面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1 黑龙江流域水电开发的现状及问题
1. 1 水电开发体系的基本状况
黑龙江流域水电站开发条件良好,理论蕴藏年发电量456. 12 亿k W·h。在1999 年中俄双方共同进行的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界河段规划中,我国推荐了漠河、连崟、鸥浦、呼玛、黑河、太平沟6 级梯级开发方案,俄方推荐了漠河、连崟、鸥浦、呼玛和双合站[7]。然而,受规划、勘测设计资料以及中俄两国政治、经济、水资源开发利益诉求等方面因素影响,双方尚未在黑龙江干流上建设大中型控制性水利工程,水能资源的开发利用受到了较大的限制。长期以来,黑龙江流域的水资源开发利用主要集中在两侧支流上,并且是各方单独开发各自境内水电资源。
20 世纪60 年代以前,俄罗斯大规模水电开发项目主要集中在欧洲的伏尔加河上。俄罗斯东部地区适宜的自然条件为高效的水电站建设提供了条件,也直接削减了水电开发的成本,所获得的效益明显高于中部地区,水电开发的重心逐步转移至东部地区。目前,俄罗斯已在其境内黑龙江流域的2 条重要支流( 结雅河与布列亚河) 上建成投运2 座水电站,即结雅水电站和布列亚水电站。在黑龙江流域中国一侧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发时间较早,所建电站多集中在黑龙江支流。然而,限于当时经济、技术水平的限制,中方一侧的开发利用程度较低、工程规模较小且速度缓慢,已建成的水电站多为小型水电站,装机容量和有效库容都较低。黑龙江流域中、俄双方已建成的大型水电站如表1 所示。由表1 可以看出,俄罗斯一侧所建水利工程的规模远远大于中方一侧。
目前,中国正大力振兴东北地区经济,俄罗斯也致力于远东地区开发。随着中俄两国战略合作的不断深入,黑龙江流域的水电合作开发前景良好,空间广大。
1. 2 中俄黑龙江流域水电开发合作的问题与困境
当前中俄水电开发合作依然处于探索阶段,面临诸多问题,需要两国政府和企业来解决。
a. 低水平的投资软环境直接影响黑龙江流域水电合作开发的市场行为。黑龙江流域的投资软环境不佳,整体市场化水平不高; 而俄罗斯阿穆尔河流域投资软环境更不理想,如外资政策中所存在的不透明成分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积极性[8]。此外,大型水电项目直接关乎国家命脉,涉及诸多重大国家机密性信息。因此,俄罗斯政府在吸引外来投资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国民经济安全问题,在引进国外资本的同时,避免本国关键性行业落入外国企业控制。随着全球化不断向纵深领域推进,如果合作的国家不能在政治与经济上取得真正的共识,合作就难以得到进一步深入。
b. 黑龙江流域部分地区位于地震多发地带,直接威胁到流域内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与运营安全。俄罗斯阿穆尔州处于斯塔诺沃伊山脉和阿穆尔河之间,沿江地带岩土层分布比较复杂,地貌多样,是地震多发地带,甚至有可能发生强达9 级烈度的大地震。2004 年7 月,中方援助阿穆尔州建设了较为先进的数字化地震监测站,使流域内地震监测技术得以改进,监测能力有所加强。但面对黑龙江流域大规模水电开发浪潮的来临,现有地震监测能力明显不足,尚有待进一步加强,仍然需要中俄双方携手继续加大相关方面的资金、技术投入。
c. 黑龙江流域落后的经济条件难以满足大规模水电站建设的资金需求。由于水电开发属于大型工程,运作周期长,资金投入大。黑龙江流域是中俄两国的欠发达地区,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各级地方政府筹集大型水电站建设资金的能力有限。因此,需要两国政府加大对流域水电开发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当地政府也应该逐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国外企业加入流域水电开发中来。
d. 俄罗斯政府尚未批准《中俄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界河段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报告》,且当地一些环保组织也对新增的流域水电开发项目持反对态度。2013 年俄罗斯水资源和生态问题研究院院长鲍里斯表示,在阿穆尔河主河道和石勒喀河、额尔古纳河发源地建设水电站对预防灾难性的洪水作用不会很大,反而会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9]。因此黑龙江跨境水电开发需要在生态保护和水电开发之间找到平衡之处。
2 黑龙江流域跨境水电开发多层次主体协同合作机制的框架
根据多层次治理理论的理论框架,通过政策网络实现国家、地区和环境保护组织等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与共治。“多层次”是指合作机制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根据双方政治关系、管理关系和技术关系建立相应的层级,并引入市场和公众[10]。当前我国与俄罗斯开展了多种层次和多个结构、全方位的合作。主要包括: 高层定期政治会晤制度; 双方合作协调和指导制度; 国际磋商制度; 民间交往制度等[11]。因此,黑龙江流域跨境水电开发是合作机制根据战略、管理和操作层面形成的全方位的指导反馈机制,环境层面主要涉及区域环境,包含社会和市场2 个部分,而公众、环境保护组织和其他高校等科研组织都是跨境水电合作开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笔者将环境层面作为单独一层,在受操作层面影响的同时,又反作用于操作层面。
“主体协同”是指国际河流的合作开发不仅要协调利益,解决争端,更要通过相关机制的构建,形成协同效应,实现国际河流合作开发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最大化[12]。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少需要达到2 个方向的协同。①纵向协同。跨境河流主权国家内部不同层面的协同,从战略层面、管理层面、操作层面到环境层面都能目标一致,形成协同效应。②横向协同。跨境河流的主权国家在不同层面之间都能紧密结合,通过合作机制,形成协同跨境水电开发的良好状态。黑龙江流域跨境水电开发是两国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的主体是由两国构成,不受其他因素约束,而要达到良好的合作目标,就需要从两国间各个层面达到协同的效果。笔者重点讨论跨境水电开发主体之间的协同机制,重点在于2 个主权国家各层面之间的横向协同,具体框架如图1 所示。
跨境水电开发的合作,具有各方面的约束性,这些约束性涉及国际政治关系、社会理解、经济利益、生态保护与水安全,只有很好地解决中俄在诸多方面的约束性,才能全面有效地打开黑龙江水电开发合作的局面,否则黑龙江水电开发合作只能是空谈。通过多层次合作机制框架的搭建,兼顾两国主体间的协同合作,分层解决当前水电开发合作的约束性。战略层面主要由两国进行顶层设计,明确水电开发战略合作方向; 管理层面由当地的地方政府进行合作,确定水电合作开发模式,解决组织和制度上的问题; 操作层面由两国进行水电开发的企业进行合作,解决水电开发技术上的问题,确保黑龙江流域跨境水电开发能够有效实现; 环境层面各个主体也是黑龙江流域跨境水电开发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同国家的环境层面也需要相应的合作机制达成共识,才能为水电开发提供良好的环境与保障。
3 黑龙江流域跨境水电开发多层次主体协同合作机制的内容
3. 1 战略层面
3. 1. 1 坚持支流积极开发、干流探索开发的谨慎合作战略
黑龙江界河的特点、丰富的流域水电能源以及水电开发项目的特殊性决定了中俄两国政府必须坚持支流积极开发、干流探索开发的谨慎合作开发战略。首先,黑龙江水电开发条件优越,投产运行费用较低,水电无污染、低耗能、调峰性能优良,为合作开发黑龙江支流水电提供了优越的先天条件。其次,随着流域内人口规模增长、经济复苏,为合作开发黑龙江支流水电奠定了较为稳固的经济基础。再次,近年以来,中俄关系日渐升温,政治互信不断加深,且支流水电开发不牵扯过多的敏感问题,是合作开发黑龙江支流水电的重要政治前提。因此,中俄两国政府应该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新的战略契机,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以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为国际融资平台,进一步加强合作力度,在已有水电开发规划的基础上,加速黑龙江支流水电开发的进程。
3. 1. 2 坚持政府指导、企业主导的水电开发战略
目前,中俄两国已经出现了一批资金较为雄厚、技术较为先进的大型水电开发公司,如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俄罗斯水电集团公司等,已经具备了合作开发水电的资金和技术条件。企业主导的水电开发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市场运行机制大力推进合作进程,优化资源配置,同时也可以消除政府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一些弊病,尽可能地减少边境水电开发的政治色彩,避免地区经济发展泛政治化,引起域外国家不必要的猜忌。政府指导下的水电开发可以从全流域的角度科学规划,使水电开发市场走向有序化、规范化,充分利用黑龙江流域丰富的水电能源。流域水电开发企业应该在政府指导之下,遵循中俄两国相关法律法规,充分考虑水电开发的特殊性,利用市场运行机制,优化配置资源,获得较大的经营效益。
3. 1. 3联合制定流域水能开发规划
全流域水能开发规划是中俄两国水电能源合作的基础,具有全局指导意义。中俄两国政府可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 2009—2018 年) 》为准则,由两国水利部门、电力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牵头统筹,有计划、分阶段地逐步推进,联合编制流域水能开发规划,为今后两国在水电领域的深入合作奠定战略性基础。但是,水电开发涉及水文、地质等诸多涉密性信息,在某种程度来说,流域水电开发规划能否顺利推进与中俄两国间良好政治互信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中俄两国必须在一定的合作框架内共同编制流域水能开发规划,为流域水电开发提供必要的科学指导。
3. 2 管理层面
3. 2. 1 创新水电合作开发的模式
中俄可以选择参考的水电开发模式主要有2种: ①投资换电力模式。我国应当考虑加大对俄劣势产业投资,在获取电力的同时,帮助俄罗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如果我国企业能够与俄劣势行业的企业直接合作,充分利用俄方固有的销售体系以及战略地理位置优势,很好地探索合作模式,这样可以为中俄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更广泛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13]。②贷款换电力模式。阿穆尔河流域水能开发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资金问题,加之俄远东地区远离中央,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基础设施较为落后,人口大量外流。我国政府可以借鉴“贷款换石油”的做法,一方面弥补俄罗斯远东地区建造、运营水电设施的资金不足,另一方面以贷款作为谈判筹码降低电力进口价格,获得相应的电力供应,增加两国的互信程度。
3. 2. 2 构建风险评估以及紧急应对机制
在流域水电开发规划的指导下,在兴建水电项目之前,就水电开发选址处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 尤其是地震) 以及水电项目对附近流域可能造成的水质污染等问题,中俄两国政府与水电企业应该联合进行科学、系统的风险评估,重点识别意外危险源以及可能发生重大意外的地点、河段、区域,根据相关科学指标建立风险应急分级体系,制定应急预案。基于风险评估结果,相关利益主体应该采取正确的措施,加以规避潜在的风险。一旦突发事件出现,两国政府与相关水电企业应该立刻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联络有关主管方进行协商,展开应急救援行动,同时根据风险的等级,启动不同级别的应急预案,实行高强度的协调,最大限度保障水电工程的安全,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3. 2. 3 构建定期信息披露机制
跨境水电开发涉及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等诸多敏感问题,因此有必要将黑龙江流域跨境水电开发纳入中俄通过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之中,以保证水电开发指导的权威性。应建立定期信息披露机制,定期向公众公开相关信息; 一旦发生紧急事件( 尤其是重大工程事故以及工业水污染等) ,应通过总理紧急情况电话联络机制协商重要事务以指导相关应急工作。此外,相关企业以及当地政府还要就水电开发事务开展定期磋商,加强沟通反馈频率,保证水电开发的顺利推进以及争端的有效解决,如建立定期工作例会制度、构建统一的水电开发信息发布平台、建立水电开发重突发大事件通报制度、及时交换有关信息等。
3. 3 操作层面
3. 3. 1 设计理念和设计标准的统一
在水电开发上最先面临的技术问题就是理念和标准的问题。对于国际河流上的水电开发,涉及2 个或多个国家的合作,因此水电工程设计理念的统一和工程标准的一致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中国和俄罗斯,在水电设计理念及工程标准方面存在差异是难免的,在进行合作开发某一具体水电工程之前,需要参与合作的双方企业进行深入沟通和交流,共同研究,相互磋商,达成双方都认可的设计理念和标准。这是双方进行跨境水电开发合作的基础,对水电开发合作的顺利实施有着重要意义。
3. 3. 2 解决水电开发关键技术问题
从操作层面解决中俄水电开发合作中所遇到的争议与瓶颈,同时,提高水电企业的经营效率与效果,并加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使企业走向现代化。解决水电开发关键技术问题是工程可以顺利开始的必要准备,统一工程技术标准,对于坝址选择和蓄水位设计,要综合考虑两国的技术、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在关键技术的研究设计上,不仅需要合作企业的相关设计与研究,也需要两国的专家进行参与和考察。由于黑龙江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要对工程的抗震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确保万无一失。另外两国的科研工作也是水电开发的重要后备保障。
3. 4 环境层面
3. 4. 1 完善多主体参与机制
在中俄黑龙江流域跨境水电开发中,不应只考虑政府、相关部门和相关企业,在环境层面的公众、环境保护组织和其他组织同样是跨境水电开发的主体。公众作为水电项目开发的直接受影响者,具有监督和发言的权利。中俄双方应积极沟通,克服文化上的阻碍,保障两国公众的平等权利。环境保护组织同样具有监督的权利。同时科研院所、高校和司法机构等,也应当发挥主体作用。
3. 4. 2 构建中俄水文化交流机制
跨境水电开发涉及两国之间各方的利益,文化冲突不可避免。跨境合作的双方应当多交流、多沟通,消除差异,了解不同的文化,尤其是有关水电开发的水文化。如每年的6 月29 日是多瑙河日,多瑙河流域各个国家会举办诸如学术论坛、沿岸市民清理垃圾和思想交流会等各种各样的活动,让流域内每个国家在这种活动中得到沟通和交流,形成良好的合作,为跨境河流的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俄双方也可以借鉴这种方式,通过公众的交流和环境层面的对话,消除原有的一些隔阂与摩擦,为黑龙江流域跨境水电开发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4 结语
主体层次 篇6
一、高层次人才的界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高层次人才是一个较难界定的概念, 目前学界还未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本文中, 我们认为高层次人才是指在某一时间和空间范围内, 在人才队伍各个领域中知识层次比较高、创新能力与专业能力比较强、社会贡献比较大、影响范围比较广, 并正在发挥引领和带头作用的优秀人才, 主要包括中高级领导干部、优秀企业家和各领域高级专家等。
高层次人才往往具有稀缺性、创造性、流动性等特征, 是整个人才群体的引领者, 对推动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目前, 各地对高层次人才的重要作用已经达成共识, 但由于高层次人才的稀缺性和流动性, 使得如何吸引、集聚高层次人才成为我们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 想要很好地吸引、留住高层次人才, 需要政府、企业、社会中介机构三方联动, 各尽其职, 各有侧重, 共同做好这项工作。
二、政府:宏观调控
1. 政策宣讲者。
要构筑人才竞争优势, 集聚高层次人才, 离不开有力的政策保障。以苏州市为例, 苏州市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的意见》《苏州市紧缺高层次人才引进资助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苏州市回国留学人员来苏工作若干规定》《关于实施姑苏创新创业领军人才计划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 很好地解决了高层次人才的工资福利、继续教育、出国进修、职称评审、生活住房、子女入学等方面的问题, 最大限度地调动了高层次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2. 制度设计者。
政府应树立全新的引人用人观念, 改变人才引进的方式。以苏州市为例, 苏州市政府实施了更为积极、开放的人才制度, 建立人才“柔性流动”机制, 根据“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的原则, 多渠道、多形式地引进高层次人才, 鼓励各类高层次人才不变身份、不转户口来苏创业, 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与推广、产品开发和提供专业服务。此外, 苏州市还实行了《特聘工作证》制度, 建立人才绿色通道, 鼓励各企业单位采用以岗位聘用、项目聘用、任务聘用等灵活多样的方式, 自主聘用各类高层次人才。同时, 政府还要站在本地产业转型升级的高度, 积极谋划人才引进的重点, 集中有限资源, 优先引进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升级急需的各类高层次人才。2009年“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期间, 苏州市重点引进了生物医药、装备制造、服务外包、光电子等重点产业人才。
3. 要素保障者。
政府在出台政策、设计制度的同时, 还需要提供一系列保障措施, 为高层次人才的创新活动提供条件。一是环境保障。从一定意义上讲, 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实现高层次人才的可持续发展, 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物质条件, 而是人才环境的综合竞争力。人才竞争就是人才发展环境的竞争。地方政府要致力于优化本地人才发展的硬件条件, 完善人才发展的软件环境, 双管齐下, 为高层次人才创新提供有力保障。二是资金保障。政府要加大对高层次人才引进的资金投入, 这些资金投入既可以用于科研经费或创业启动资金, 也可以用于高层次人才的住房补贴、生活补助、短期培训、交流项目等多个方面。以苏州市为例, 苏州市对国家级独立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给予200万元以内的资助, 对新建博士后工作站给予30万元的资助;对引进的紧缺高层次人才给予5万元~100万元的安家补贴;对高层次人才或创新创业团队骨干人才的短期进修、学术交流等培养项目给予2万元~20万元的经费资助等。苏州市对高层次人才开发的高投入, 既吸引了高层次人才, 也为高层次人才的科技创新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三、企业:引才主体
1. 优化企业管理, 创造良好环境, 吸引高层次人才。
良好的企业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是吸引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基础, 也是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作用的重要平台。所以, 优化企业管理环境, 营造自主创新氛围是企业的一项重要工作。具体来讲, 企业可以将对高层次人才的引进、选拔、培养、晋升等相关内容列入企业的章程和规定中, 从而营造有章可循、规范有序的制度环境。企业可以通过远景规划、合理授权、双向交流等来营造以人为本、鼓励创新、沟通有效的企业文化环境。通过和高层次人才一起规划企业远景, 增强其对企业战略的认同感;通过对高层次人才的合理授权, 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通过建立企业管理者和高层次人才通畅的沟通渠道, 实施积极的双向交流, 使双方可以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反馈;关注高层次人才的成长和培养, 通过专业培训、学术交流等形式给予其充电的机会, 通过一些合作攻关、研发项目, 鼓励他们创新等。
2. 实施全面薪酬, 保健和激励并重, 留住高层次人才。
由于高层次人才的稀缺性和流动性, 他们会在发展不平衡的地区、行业和企业中流动。对企业而言, 谁的薪酬更稳健, 更有激励性, 谁就更容易留住高层次人才。企业应该通过有效的全面薪酬管理, 充分发挥薪酬的保健与激励作用, 达到留住高层次人才的目的。全面薪酬由薪酬、福利、平衡工作与生活、绩效与认可、个人发展与职业机会五个构成要素组成。企业可以运用基本工资, 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险, 住房公积金等项目, 发挥薪酬的保健作用, 给高层次人才以安全感;通过分红、股票期权、自主性福利、职业机会、个人发展空间、工作成就感等项目, 发挥薪酬的激励作用, 保健与激励并重, 从而真正留住高层次人才。
四、社会中介机构:牵线搭桥
社会中介机构, 尤其是专业的行业协会、学术团体、海外华人组织、海外留学生组织等, 往往具有海外联系广泛、资源丰富、网络健全的优势, 在引进高层次人才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从政府角度讲, 培育发展社会人才中介组织, 充分发挥它们在行业规范运作中的带头作用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 也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途径。
在引进高层次人才过程中, 社会中介机构应主要发挥以下功能:第一, 主动宣传, 用发展环境吸引人才;第二, 组织活动, 向有关部门推介人才;第三, 组团出访, 到海外市场发现人才;第四, 牵线搭桥, 为急需单位引进人才。
以“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为例, 活动期间, 十几个海外留学生组织、华人社团、学术团体, 苏州市的海外人才工作联络点, 国际知名人才中介机构参与其中。据统计, 参与主题活动的政、产、学、研、金等各方面人士达到了2070人。应该说, 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完全是社会化运作, 社会中介服务机构承担了大部分工作, 包括这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邀请、前期的项目对接等。这样做一方面实现了社会智力有效为政府所用, 中介机构做到了政府做不到的事;另一方面, 中介机构和早些年来苏创业的海外高层次人才也感受到了政府的重视, 自身价值得到了实现, 社会化运作实现了“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