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主体（精选10篇）
选择主体 篇1
摘要：目前,国内外市场经济已逐步进入双审时代,但在我国如何选择整合审计主体还存在争议。本文基于我国国情和现有内部控制审计及整合审计的法规、指引及企业的实际情况,通过对比和博弈分析认为当前我国整合审计主体采用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不同项目组是一项明智之举。
关键词：财务报表,内部控制审计,整合审计,审计主体,会计师事务所
一、引言
2002年安然事件发生后，美国率先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其404条款规定：担任公司年报审计的会计公司应当对其内部控制进行测试和评价并出具评价报告，即要对保障企业财务信息质量的内部控制进行审计。为了顺应国际形势并考虑我国企业生存的现实经济环境，2008年6月我国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并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2010年4月又出台《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要求对企业的内部控制进行审计。
然而，随着企业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经营环境越来越复杂、生存压力愈来愈大，以往单纯的财务报表审计费用对企业来说已是一项较大的负担，内部控制审计对于盈利不佳的企业更是雪上加霜；对于会计师事务所来说，双重审计业务的开展也是一项挑战。如果利用两项审计工作的相似性，将两者整合进行，对企业和事务所来说都是一种双赢。
二、整合审计主体选择分析
整合审计是利用财务报表与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相似性和重复性将两项审计工作进行整合设计的一项审计业务活动。整合审计的实施，可以减少事务所对被审计单位的重复干扰，并减轻其经济负担；可以减少事务所重复工作量、降低审计成本、提高审计效率和效果，从而保证执业质量。
（一）整合审计主体的三种模式及对比分析
目前，有关整合审计主体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同一事务所的同一项目组。这一审计主体选择主要应用于美国、日本，2004年3月9日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发布了《审计准则第2号——与财务报表审计相关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和2007年2月15日日本审计准则制定机构企业会计审议会正式发布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管理层评价与审计准则》及《财务报告控制的管理层评价与审计准则实施指引》，其中都明确要求内部控制审计由承担该公司财务报表审计的同一审计主体实施。
第二种：同一事务所的不同项目组。我国学者余潇敏（2011）认为内部控制审计和财务报表审计的工作内容、重点有所不同，由同一家事务所的不同项目组执行有利于专业分工，保证审计独立性，有利于互检对方的工作成果和相互印证，提高审计工作的效果，降低同时出具错误审计报告的可能性，最终提高审计效率。
第三种：不同事务所的不同项目组。选择这种审计主体的学者则认为，财务报表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同时由一家事务所实施会增加事务所对客户的依赖性,从而影响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进而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所以认为由不同事务所提供两项审计业务比较好。
上述三种审计主体选择都有其合理性。但在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要求审计工作不仅仅是追求高效果，更要考虑高效率和低成本。所以，有必要将审计的高效果、高效率和低成本相融合进行研究。现将对三种模式基于以下五个假设进行对比分析：
假设1：被审计客户与事务所之间进行的审计业务谈判多，审计成本高；反之，则低。
假设2：项目组之间进行的沟通多，审计成本高；反之，则低。
假设3：项目组审计进程中需要沟通的环节少，则审计效率高；反之，则低。
假设4：项目组审计进程中受到的干扰少（仅指财务报表审计组或内部控制审计组的相互间干扰）、独立性强，则审计效果高；反之，则低。
假设5：除以上可能的问题外，审计项目组不受自身和外界的独立性干扰。
基于以上假设，三种主体选择模式的差异性比较明显。(1)同一事务所同一项目组：谈判成本低、沟通成本低，所以审计成本总体较低，同时审计效率一定较高；但效果不确定。(2)同一事务所的不同项目组：审计成本会较低，审计效果相对较高一些，但审计效率由于受到项目组之间沟通因素的影响也存在不确定性。(3)不同事务所的不同项目组：因都是独立的审计组，审计成本会最高，审计效率和审计效果一般情况下都会较高。
三种模式仅从审计目标的实现角度来看都有明显的优势和劣势，但是如果考虑我国国情、文化背景、企业实际运行状况、经济承受能力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和CPA独立性、业务能力等因素，需要重新进行选择性分析。
（二）同一事务所的同一组、不同项目组的博弈分析
1. 博弈分析基本假设。
假设1：同一家事务所同时提供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两项审计服务，事务所根据业务需要确定恰当的审计主体，可是同一项目组，也可以是非同一项目组。
假设2：审计主体也有两种选择，审计和不审计。
假设3：事务所和项目组熟悉被审计单位的内外部环境，且其都是以“经济人”的身份承接和参与审计工作。审计主体完全了解博弈过程和双方的收益函数，博弈策略和博弈收益函数为“共同知识”，此博弈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即事务所能够胜任该项审计业务，其做出的审计与不审计策略选择主要由事务所的独立性决定。
2. 博弈模型构建。
本文假设W代表事务所接受两项审计业务的审计收费，C代表为审计人员支付酬劳、消耗的审计资源，G代表财务报表审计组与内部控制审计组之间的沟通成本，I代表审计执行结果对事务所的声誉影响，R代表事务所审计收益。
模型1（同一审计组审计）：由于我国“人情社会”的现状普遍存在，两项审计服务若由同一项目组承接并实施整合，所涉及的工作人员较少，且缺乏相互间的监督与制衡，项目组的独立性较弱，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单位串通发生审计合谋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样对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声誉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事务所将花费I个单位消除声誉受损的影响，同时还得支付审计人员的酬劳、审计资源耗费支出C，而事务所的收入只有接受两项审计业务的审计收费W，这时事务所的收益R=W-C-I。
模型2（不同审计组审计）：若由不同项目组执行两项审计服务，审计中所涉及的人员较多，项目组间也可以互相监督和制衡，且能够很好地保持项目组和事务所的独立性，审计合谋的现象几乎不可能发生，这样对事务所的声誉是一种维护与提升，其除获取接受两项审计业务的审计收费W外，还会获取I个单位的声誉收益，但需要承担审计人员的酬劳、审计资源耗费C和项目组间的沟通成本G两项支出。这种情况下事务所获取的收益
此外，事务所若是不承接内部控制审计业务，其独立性相对较强，则能够更好地维护、保持其声誉，无形中对事务所来说是一项收益I。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得出表1所示的博弈模型。
3. 博弈基本分析。
(1）假设会计师事务所接受两项审计业务的总收入是10个单位。
(2）成本、费用的估计：李连军、薛云奎（2007）通过实证研究中国证券市场审计师声誉溢价发现，中国本地前四大事务所相对于本地其他事务所,其溢价幅度为7.57%；在中国的“国际四大”相对于中国本地除前四大以外的事务所而言，其声誉溢价幅度更高达23.12%。在此结合中注协公布的《2013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计算得出，在我国“国际四大”相对于我国其他事务所其声誉溢价幅度为20.4%。可见，我国事务所的声誉溢价平均为20%。同时，通过对我国规模在前五百强的事务所的调研发现，在一项审计业务中，事务所支付给审计人员的人工成本将近占审计业务收入的30%左右；事务所进行整合审计项目组之间的沟通耗时占项目总工时的比重为13%左右。所以，本文用2个单位来量化事务所声誉的维护或提升成本；用3个单位来量化审计人员的酬劳、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资源耗费；用1个单位来量化项目组间的沟通成本。
(3）两项审计业务若由同一项目组承接，根据模型1事务所将获取的收益为：R=W-C-I=10-3-2=5（单位）。
(4）两项审计业务若由不同项目组承接，根据模型2事务所将获取的收益为：R=W-C-G+I=10-3-1+2=8（单位）。
(5）会计师事务所若不承接内部控制审计业务，就有2个单位的声誉和职业形象维护的无形收入。
不同情况下会计师事务所纯收益状况见表2。
4. 博弈分析结论。
由上述分析可知，对于会计师事务所是由同一项目组还是由不同项目组承接两项审计业务的审计主体选择策略，其策略选择不仅要根据其所处的内外环境及我国的现实情况考虑承接一项审计业务所获取的有形收益，更重要的还有其无形的长远收益，同样对于成本支出也需要考虑其支付的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因此，通过权衡，为了其长远发展对于审计主体的选择，会计师事务所更倾向由不同项目组承接两项审计业务。
（三）不同事务所不同项目组的成本分析
实践中，审计费用抵减了企业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利润。通过分析《我国境内外同时上市公司2011年执行企业内控规范体系情况分析报告》中的67家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可以看出：企业每年的审计费用都占据其相当一部分利润，如创业环保，2010年、2011年、2012年三年的审计费用占净利润的百分比都超过了1个百分点且逐年上升，分别依次为1.36%、1.50%、1.82%，中联重科2012年支付的审计费用占净利润的比重高达17.56%。
自2011年企业内部控制审计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内执行后，大多数上市公司承担的审计费用相对于2011年前有所上升，审计费用占净利润的百分比也有所提高，如中海发展，三年的审计费用和审计费用占净利润的比重分别依次为316.5万元、330万元、360万元和0.18%、0.31%、2.61%。此外，以上67家境内外同时上市公司中，有64家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服务和内控审计服务由同一家事务所提供，占全部67家公司的95.5%，只有3家公司分别聘请不同的事务所执行两项审计服务。
若由不同会计师事务所分别执行两项审计工作，企业的负担将进一步加重，甚至会影响其正常的经营。不管从企业的财务承受能力还是其运行的环境来说，由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分别执行两项审计业务都是不合适的。
三、结论
建议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在选择整合审计工作的主体时采用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不同项目组的审计策略，这样不仅可以减轻被审计单位的经济负担，还可以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效率和效果。而且我们也相信，随着我国内部控制审计及整合审计的法规、指引的不断完善和成熟，会计师事务所的不断发展，我国在整合审计中审计主体的选择也将与国际趋同并提升到法律层面：由同一会计师事务所甚至是同一审计项目组承接两项审计业务，那样将进一步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效率和效果。
参考文献
[1] .王爱华,刘杨.上市公司整合审计研究发展综述.财会月刊,2012;2
[2] .唐建华.内部控制审计与财务报表审计的联系、区别与整合.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11;3
选择主体 篇2
受时下最火热的音乐节目中国好声音及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的影响，公司周报正式开博，目的在于以公正为原则每周推介一家中国好公司，同时对其各项制度设计进行点评。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本博客原则上不对有关被推介公司的负面消息进行辟谣，也不对公众都看好的公司进行跟风推介。同时，由于本博客观点可能较为狭隘，欢迎各位方家指点，但是我的观点仍然保留。
中国好公司评价的唯一指标——美誉度
美誉类似于民法里的“名誉”，意即“赞美荣誉”，美誉度即“（享有）赞美荣誉的程度”。凡是类似于互联网大佬360公司的，一律不予单独发表博文，最多只是在其他博文中顺带评价其制度。
公司的美誉度是社会对该公司的总体评价，具体评价标准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福利制度、员工晋升制度、市场发展前景、社会责任承担程度、对待顾客的态度等等。本博客在评价某公司的时候也会考虑这些方面的因素，倘若有公司的部分指标较好，而另一些指标则较差，则总体评价会较低，就好像某位学生成绩偏科，因此总分排名不高一样。
博文评价主体选择标准之一——公司是否真正关心客户和员工
马云曾经说过，投资者只是娘舅，员工是自己人，客户才是父母。这句话很对，因此作为第一条标准。
博文评价主体选择标准之二——公司是否曾经存在欺骗行为且未完全改正
存在欺骗行为的公司往往不长久，因此可能出现在本范围中，但只是昙花一现。这是我所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存在欺骗行为且不改正的公司一律排除在外。
博文评价主体选择标准之三——公司是否存在歧视行为且拒不改正
存在歧视现象的公司往往自认为是老大，不把用户放在心里，这种公司迟早会出问题。
博文评价主体选择标准之一四——公司法人存在是否超过三年
选择主体 篇3
陈述主体的不同使导语陈述在课堂上呈现两种情形:一种是教师陈述学生听,另一种是教师引导学生陈述。如程翔老师在上《中国石拱桥》时是由教师自己来介绍有关作者茅以升的故事,而于漪老师在《春》的导入中是通过提问引导学生回忆并背诵出与春相关的诗歌。这两种陈述主体陈述各有优点:前者易于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用时较短,节奏较快,教师介绍的往往是学生已有知识外的新知,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后者的好处在于调动了学生的参与热情,易于营造学习氛围,由已知导入符合认知规律。所以两种陈述主体类型可以灵活选择,如程翔老师在执教《将进酒》时就先请学生回忆背诵李白的诗歌,于漪老师在教《卖炭翁》时则采用了由教师介绍作者的方法,可见,这两种陈述主体的选择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如果仅仅从字面上来理解,可能还会有一个困惑,即认为教师陈述不能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新课程观。事实上,学生的主体性在两种陈述方式中都能得到体现,只是呈现的形式不同。主体性主要是指主体在与客体打交道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它集中体现为主体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当学生为陈述主体时,主体性的体现是显性的,通过具体的说读行为表现出来;当教师为陈述主体时,主体性的体现则是隐性的,学生听讲时在意识中主动地对所听到的材料进行加工和批判性理解,其主体性虽然没有明显的外化形式,却是不能否认和忽视的。因此,这两种陈述主体的选择在尊重学生主体的层面上也并无本质差别。
应该引起注意的是,陈述主体的不同选择,将会产生不同的学习结果。语文学习的结果是要引起内容知识、言语能力和情感态度的稳定而持久的变化,其中内容知识属于陈述性知识,言语能力属于程序性知识。程序性知识主要是关于“如何做”的知识,言语能力既指学生通过学习能听懂、能读懂、能说出和能写出,也指学生知道怎样听、怎样读、怎样说和怎样写,使学生具有对外办事的能力和对内认知的策略,其实质是使陈述性知识转变为程序性知识。因此,当教师作为陈述主体时,所陈述的知识对于学生而言依然是陈述性知识,学生学习的结果是丰富了内容知识和命题网络,知识以命题和命题网络表征;当学生作为陈述主体时,在听说读写的综合行为中,陈述性知识转化为程序性知识,学生的言语能力得到提高,知识以产生和产生式系统表征。如韩军老师在上《念奴娇 赤壁怀古》时的导语是了解唐宋八大家,但是这一陈述性知识不是由教师讲述给学生,而是由学生共同回顾并表述出来的,这时学生学习的结果就由陈述性知识(内容知识)“唐宋八大家的名字和对应朝代”,转化为程序性知识(言语能力)“能准确说出唐宋八大家的名字和对应朝代”,其实质发生了变化。
教师在进行导语设计时,如何确定陈述主体呢?首先,要明确陈述主体的选择必须服务于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是师生通过教学活动预期达到的结果或标准,是对学习者通过教学以后将能做什么的一种明确的具体的表述,导语作为课堂教学环节的一部分也应该以此为中心。如于漪老师执教《公输》的教学目的之一是使学生“了解墨子‘非攻的思想”,因此导语环节被设计为“简介墨子学说”,由于关于墨子的知识学生已经在历史课上有所学习,于漪老师选择了以学生陈述为陈述主体,教师只略作补充,这就使导语陈述与教学目标实现了勾连。其次,要明确导语中的陈述性知识是否为学生的已知。如果导语中涉及的是学生已经习得的内容,多采用学生陈述主体,通过言语练习和反馈促进陈述性知识向技能的转化;如果这部分知识属于新知,则以教师为陈述主体,这是因为程序性知识的获得是以陈述性知识的占有为前提的,知识的学习要经过陈述性阶段才能进入程序性阶段。
一节好课是“目中有人”的,导语中的陈述性知识的陈述主体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其本质都是以学生为中心,陈述主体选择的基点也正在于此。
提供自主选择,促进主体参与 篇4
多年的教学改革,都在强调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但教师在教学行为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或限制学生的主动性。 学生习惯于听老师讲课,服从老师安排,完成老师布置的练习,应付各项考试。 分析以往体育教学中学生主体性缺失的原因,在师生关系上主要表现为,教师的主体作用(教师定教学内容、组织形式、教学评价等)压抑学生主体的发展,多数课仍然停留在以教师的教为中心,忽略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教学内容上,以单纯竞技运动技术传习为主要教学内容,忽视学生态度、情感、价值观的培养;在教学方法上,教师采用单一的讲解示范,学生机械地模仿练习;教学个性上,过于强调练习方法的整齐划一,忽略学生个体差异的存在,导致学生被动练习。
2.运用自主选择 ,促进主体参与
在体育教学中,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为学生创造自主选择、自由加工的机会,凡是学生知识、经验、能力可及之事,均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做。 教师为学生营造和谐、民主、开放、自由的学习氛围,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权利,让学生更多参与选择教学内容、组织形式、教学评价的机会,让他们在选择中学会选择,在加工中学习创造,在不断探索中有所发现,在进一步参与中发展自我,完成认知、技能、情感、态度的变化和飞跃;提供给学生自主选择、自主练习、自我评价的途径和新的教学模式, 促进每位学生主动参与, 享受平等的体育教育,使所有学生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学有所获,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实现育人、育体、育心,身心和谐发展的教学目标。
3.“学 什么 ”的选择
新课程不只是“文本课程”(计划、大纲、教科书),不只是特定知识的载体,而是教师和学生共同探求新知的过程,教师与学生是课程的有机构成部分和相互作用的主体, 都是课程开发的“生产者”。 新课程标准只是给教师、学生提供了学习水平领域目标, 通过什么样的教学内容实现目标没有具体的规定,也就是说,一个学习水平领域目标可以由多种教材实现,这使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有较大的空间,也使学生参与选择教学内容成为可能。
例如:水平一身体健康目标的发展体能水平目标是:发展柔韧、反应、灵敏和协调能力。 课准只描绘了学生实现水平目标的具体表现,但具体采用什么样的教材和课时安排,《课标》没有作具体的规定,这就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教学内容和课时安排)。 如要使学生达到“在投掷或球类游戏中进行各种挥动、抛掷、转体的练习”。 这一行为表现,可以通过投掷游戏、球类游戏促成,也可以通过学生平时、生活中的活动,如打肥皂泡、抛接物品、音乐律动(转体)等和其他项目的练习完成。在教学中,教师提供学生相应的学习内容“菜单”,让学生一起参与选择和增减, 从而很好地促进学生主动参与自己选择的内容教学中。
3.1学习方式的选择
新课程下的课堂角色是十分丰富的:学习的促进者、学习伙伴、学习的组织者、学生式的教师、教师式的学生等,且这些角色可以由教师担当,也可以由学生担当。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选择跟着老师学,也可以选择不跟着老师学;可以选择以老师为教师, 也可以选择以同学为教师; 可以选择自主学习,也可以选择小组学习。 这就为学生提供了选择学习方式的空间,丰富了学生的学习方式。 新的学习方式包括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性学习等。
例如, 进行投掷教学, 教师提供给学生选择性的练习形式,让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自主选择场地进行练习:一号场地互帮互学区;二号场跟老师学区;三号场地自练区(投掷游戏 )。 通过学生自主选择的学习方式 ,每一位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特点的学习方式下学习, 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使学生学会选择,形成个性,体验成长的快乐。
3.2学习环境的选择
显性的学习环境可供学生选择的包括:场地和器材。 随着学校硬件设施和社区环境的改善, 上体育课的场地不再只局限于教室和操场,还可以到室内体育馆、多媒体教室、邻近公园等场地教学。
隐性的学习环境可供学生选择的包括:学习伙伴和模拟情景中的角色。 好的学习伙伴是学生学习中的帮助者、 促进者、监督者、成功的分享者;反之,则不仅得不到帮助,反而有可能阻碍学习的开展。 那么,如何才能获得好的学习伙伴呢?通过学生根据小组任务和自身特点, 自己选择小组成员和小组角色,组成的学习小组,这可能是学生最喜欢、最轻松的学习小组。 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学生的学习一定是最投入、最有效的。
例如,学习水平一“双脚跳”教材时,教师可以把教材内容通过“动物跳跃运动会”的故事展开,让学生可以选择扮演教师提供的多种动物, 也可以选择扮演自己喜爱的小动物参加动物跳跃运动会。 在选择中,学生不仅主动地参与“运动会”,还改善原有教学中,由于教师帮助学生指定的角色(青蛙、兔子、袋鼠等一种)进行游戏和练习,造成学生思维定势、创造性思维难以得到培养的缺陷;由于教师只是提供参考“菜单”,学生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这样就有可能有“小鱼”、“小鸟”等各种不同的动物参加运动会,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长期影响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3.3“怎 么评 ”的选择
没有评价的教学是不完整的教学, 只要教师评价是不完整的评价。 在新课程中,教学评价作为促进学生发展的手段之一,评价的功能随之转变(更重视它的激励功能)。 新课程教学评价的特点是:主体互动、内容多元和过程动态。
评价包括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和互评、学生与教师互动评价等。 新课程提倡:把学生小组的评价与对小组中每个学生的评价结合起来,把学校评价、社会评价和家长评价结合起来。 学生通过主动参与评价活动,及时发现和认识自己的进步和不足,使评价成了学生自我教育和促进自我发展的有效方式。
就评价内容而言,新课程需要的教学评价要求评价既要体现共性,更要关心学生的个性,既要关心结果,更要关心过程;评价注重的是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 评价可以是多角度的,评价关注的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包括他们的使命感、责任感、自信心、进取心、意志、毅力、气质等方面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发展。
4.结论与思考
为学生提供自主选择机会,有利于活跃教学气氛;有利于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产生共振;有利于加强师生、生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使学生真正成为教学、课堂的主人。
在实践中,我们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困惑,如:如何开发可选择学生选择的“菜单”(校本课程的开发);学生选择能力的培养; 如何处理学生自主选择和学科知识技能固有的要求;教师如何正确地起到引导和促进学生的选择,使得多样化选择能相对集中,便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等等。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使每一位学生都全面发展、个性发展。 这是新课程赋予我们的任务,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每位教师都在思考和实践。 在此,笔者仅进行了一些思考与实践,仅供“抛砖引玉”之用,望各位同仁和专家批评指正。
摘要：素质教育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突出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思想,强调主体参与。如何把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转化为教学行为?如何促进学生主体参与,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课堂的主人?这是每位教师现阶段都在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也是实践新课程的关键所在。
选择主体 篇5
关键词：主体偏移 信息视角 会计价值选择
本文以金融危机所引起的双重计量为背景，通过使用价值选择方法对财务会计的核心价值进行讨论。
一、财务会计价值主体的偏移及分析
首先表现财务会计目标与价值主体的偏移，财务会计目标定位在達成目标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目标把握不好很容易使财务会计偏离正确方向而导致最后达不到想要的结果。
另外，财务会计价值主体从根本上来讲，属于发生了偏移或者失衡。尽管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财务会计价值主体出现了变化，但是并未真正变革，这主要是因为“价值观念的转变”力量较为薄弱，不能够冲击到核心价值结构；同时公允价值的使用仍然是严格的限制，从而历史成本仍扮演着基础性和广泛性的作用。
二、价值选择与财务会计信息价值分析
信息价值的内容和形式受财务会计基础价值的影响，基础价值又会受信息价值的影响。因此财务会计的功能价值可以表述为对所需要会计信息的收集、加工和处理。无论是哪一个阶段的会计信息都可以将某一阶段的功能价值表现出来。实际工作中的基础会计信息恰恰可以反映出受财务会计目标影响的财务会计的自身价值。
作为核心财务会计信息在面临价值选择时应该怎么办？有学者认为只有是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才能够反映出会计的基本职能，从而将历史的真实性确认为会计核心价值重要部分。财务会计的核心价值不仅可以将财务会计的内部作用和功能准确反映，而且与会计的定位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财务会计的核心价值存在于会计信息之中，同时贯穿财务会计整个过程当中。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财务会计核心价值处在财务会计价值体系中，并且起着对财务会计价值体系支配的作用。
三 、基于供需视角的财务会计核心价值分析
（一）以会计信息供给视角看财务会计核心价值
首先表现在确定性上，会计信息需要者希望会计系统能为他们提供出他们不知道的信息，而实际信息的供给方被要求去处理不确定性信息，而这种处理的结果往往难以达到。为此，计量学提供了基本的工具来处理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具体实施行为。具体通过对事件和事件可能性的描述，继而通过进一步的信息来进行检验，最后根据检验结果调整概率估计。
所以，财务会计信息贯穿于生成、传递会计历史信息的整个过程中，更加注重会计信息真实性，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会计信息的不确定性。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历史会计信息去预测未来的会计信息，但是这些任务都属于财务分析师的工作，并不包含在财务会计的核心价值范围内。
其次对于几种会计信息的分类，主要有历史的、现时的和预测的。从财务会计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出，财务会计报表是在历史、信息和计量的基础上产生的。历史的角度体现的是受托责任制，将应计和配比原则引入其中。而信息观和决策观体现出了决策有用的信息，同时公允价值引入到了计量观，从而就有效地区分了历史会计信息、现时会计信息和预测未来会计信息。
最后，会计信息具有严格的层次和结构。依据会计信息的结构的不同，可以将会计信息分为财务空间会计信息、会计结构会计信息以及基础会计信息等等。这些派生出来的会计信息能够反映的只是会计信息的自身价值。
从会计信息供给视角看无论哪一种形式的信息它们都离不开对会计历史信息和基础会计信息的依赖。所以历史会计信息的作用是不可能被其它的会计信息所取代，也是取代不了的。
（二）以会计信息需求视角看财务会计核心价值
真实情况下财务会计核心价值体现的是对特定会计信息需求的满足及满足程度的不同和大小。
首先，初始会计信息、预测会计信息和非会计信息。实证会计理论对会计信息的分类，包括基础会计信息、预测会计信息和非会计信息，因为这三类信息都可能对公司的股票价格产生一定的影响。
其次，经理人自愿披露的信息。在制度设计上，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要求对财务会计报告进行审计。经审计的会计信息由于有第三方的合理保证，已经不同于初始的会计信息。经理人自愿披露的会计信息，未经第三方合理保证。会计师的重要职责是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并据以承担法定的会计责任。因此， 会计师向审计师提供的初始会计信息，应坚守财务会计的核心价值。
总之，财务会计不可能满足全部的信息需求，而是应坚持财务会计的核心价值，提供经合理保证的历史会计信息。
四、财务会计核心价值的选择与基本结论
简而言之，财务会计的核心价值就是严格遵守成本的限制，将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提供给外界。因此，恪守财务会计的核心价值是很有必要的。从而会计师要严格遵守财务会计的界限；财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要明确财务会计师及非财务会计师的权限和职责；财务会计的主要工作职责就是认真履行自己工作的职责，没有必要去承担那些不属于自己的或者自己完成不了的“衍生义务”。
参考文献：
[1]葛家澍.财务会计计量模式的必然选择：双重计量[J].会计研究，2010，（2）：7—12
[2]周华.会计准则的价值导向与财务会计的目标定位[J].经济管理，2009，（7）：110—114
[3]德尼·古莱.残酷的选择：发展理念与伦理价值[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葛家澍.反映经济真实是会计的基本职能—学习《会计法》的一点体会[J].会计研究，1999，（12）：2—7
[5]林斌.论不确定性会计[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6]赵宴.财务会计信息分类刍议[J].特区财会，2003，（4）：41—42
[7]克里斯滕森.会计理论[M].程小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8]赵宴.财务会计信息分类刍议[J].特区财会，2003， （4）：41—42
[9]克里斯滕森，德姆斯基.会计理论[M].程小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0]夏敏.管理层自愿披露信息的供需分析[J].财会月刊，2006，（5）：8—9
坚持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的选择 篇6
一、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的提出和现实意义
双主体税制机构模式是由著名经济学家邓子基在80年代中期提出, 其观点是“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流转税与所得税并重的多税种、多次征、多环节调节的复税制体系”。在1984年的工商税制改革完成后, 双主体税制模式初现框架, 1985年, 流转税比重为46.7%, 所得税比重为34.3%, 两者有接近的迹象。但自从1994年执行新的工商税制以来, 流转税比重上升, 所得税比重下降, 流转税与所得税比重失调。这种以增值税为核心的流转税为主体的模式, 重效率, 轻公平, 将不利于我国经济长远稳定发展。税收作为国家主要聚财手段和调控工具, 只有充分发挥其功能才不负众望。双主体税种结构模式恰恰可以解决我国单主体税种的问题。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之所以选择流转税与所得税这两类税种, 是由这两类税种的特点决定的。流转税比较容易计征与管理, 税源相对稳定, 是一种有效的税收收入来源, 并且流转税负担普遍, 具有隐蔽性, 在形式看上, 流转税是由生产者或销售者缴纳, 实际上所纳税额附加于商品卖价中, 转嫁给消费者负担。由于其具有隐蔽性, 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发对, 政府课税阻力小;所得税同样具有较强的收入潜力, 并且有着收入再分配功能。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其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流转税在聚财方面的作用正好得以发挥, 而所得税按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征收, 所得多者征税多, 较为公平, 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这两个税种若互相补充, 在增加国库收入和调节收入两方面共同发挥作用, 再设置辅助税种, 将构建起富有效率的税种结构体系, 将流转税和所得税并列为主体税种, 是适应我国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的。
二、双主体税制结构的理论依据
改革开发后, 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 各项改革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人均GDP快速增长, 生产力水平提高, 国家工业化、市场化程度提高, 税务机关征管水平、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提高等, 均为双主体税制结构的实现奠定了现实基础, 并具有相应的理论依据:
1可发挥流转税与所得税各自的优点, 配合得当, 可产生互补作用。流转税的优势在于聚财稳定, 征收便利;所得税的优势在于较为公平, 可调节收入分配。二者各有所长, 若合理配置, 当能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从而奠定优良税制结构的基础。因此, 一味主张实行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是脱离国情的, 若实施只是欲速不达;固守以流转税为主的传统模式, 不作相应改革, 亦不能发挥出所得税的优势。
2适应我国税收征管水平、企业财务管理水平以及企业与个人收入水平。流转税在我国实行已久, 为人们所习惯, 且税务机关对流转税征管比较有效率, 所以流转税一直以来始终占据主要位置;而所得税比重上升必须具备一定得条件, 如商品经济发达, 企业效益较好, 国民人均收入较高, 税收征管及企业财务管理也要求有较高水平。现在我国已具备相应的条件, 提高所得税比重已是大势所趋。但此举绝非以排斥流转税为前提, 所得税比重逐渐向流转税比重靠拢, 两者应同样受到重视, 这是与我国生产力状况和经济背景、现实社会条件相符合的。
3双主体税种适应中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经济基础。使税收涉及社会在生产各环节、各领域, 充分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本人认为双主体税制模式的观点是务实和有效率的, 在现实条件下, 双主体税制模式不应作为一种过渡模式, 只要符合效率和国情, 将来中国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后, 税种结构仍可采用双主体税种模式。
近年来, 国际上税制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发达国家由偏重所得税转向适度重视流转税, 流转税的比重悄然上升, 而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 所得税的比重也在逐步提高。这表明, 以流转税为主或是以所得税为主, 绝非衡量税制结构优劣的标准, 一个国家理想的税制结构模式应是符合国情,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发挥税种的全面功能。
三、坚持和推进双主体税种结构模式应采取的相应措施
为推进双主体税种结构的形成, 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 第一、降低增值税的税率。近几年, 增值税的比重基本在40%左右波动, 仅此一个税种, 即对整个税收收入的完成起到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影响, 这种过分依赖于某一税种的状况并非理想。我们降低增值税的税率, 不仅可以改善流转税比重过高的问题, 更能减轻企业负担, 给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以便更多的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机会;第二, 我们必须在强化所得税征管方面进行努力, 如企业所得税尽可能减少优惠, 严格控制税收减免, 增加企业所得税的刚性;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应改进征收模式, 加强征管;开征社会保障税和遗产税与赠予税, 补充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作用, 这样既可以增加税收收入, 又可以提高所得税比重, 还能减少贫富差距, 可谓一举三得。第三, 决策部门应该在政策导向和目标制定上明确构建双主体税种结构模式, 在这个基点上进行运作才有针对性, 才能提高税收整体效率。
中国特色的环境会计主体之选择 篇7
环境会计 (或称绿色会计) 是以稀缺资源如何更合理的配置为前提, 重点研究怎样反映企业耗费自然资源的价值, 以及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 其核心是对资源价值和环境成本的确认与计量问题。作为环境会计研究的前提之一, 会计主体是必须首先加以明确的问题。从我国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 对我国环境会计主体问题尚存在争议:
观点一:企业主体论。认为将会计主体假设应用于环境会计, 在全面坚持原有精神的基础上, 还必须赋予新的含义, 这种新的含义指企业在财务报告中反映的对象应该加以扩展, 如来自法律、道义方面等责任。在环境会计中应用会计主体假设, 就不仅要考核和报告主体自身的经济性, 还要考核和报告一个主体对外的不经济性。这种观点虽然赋予会计主体以新的含义, 但企业主体的性质不变, 环境会计研究的仍是企业如何反映环境成本等问题。
观点二:政府主体论。这种观点认为环境会计主体是类似“环保局”的政府部门, 认为由于我国环境保护管理工作由专门的环保部门进行, 为了有利于该部门的管理, 且有助于计算企事业单位的环境破坏成本, 应在“环保局”设置“环境会计科”, 专门核算所辖范围的环境会计业务。在环保局下, 各个企事业单位是内部核算单位, 按期向环保局提供必要的环保核算资料。
2 确立环境会计主体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会计主体假设主要是解决为谁记帐的问题, 确定会计反映的空间范围。当前我国环境会计选择企业或是政府作为会计主体, 其核心是看以哪一个为主体客观上更有利, 更符合我国具体国情, 实事求是。笔者认为, 选择的标准应该满足以下几点:
2.1 满足会计信息真实性的要求
会计信息必须以客观性为第一基础, 这一点在我国当前形式下尤其显得重要。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是一个系统工程, 按照会计准则确认与计量会计活动、会计报告必须经CPA鉴定就是两项重要的措施。会计核算本身固有的一些缺陷使得现代社会的人们在选择会计方法时不得不谨小慎微, 对于那些新经济事项在未能得出理想的核算方法之前, 往往选择了绕过资产负债表而仅以表外说明的方式加以反映。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缺乏具体操作指南、CPA难以鉴定的会计处理程序在目前还不宜在企业的财务会计报表中反映, 这对当前我国会计市场的现状更有意义。
2.2 符合企业的会计目标
确认会计主体在理论上有两种方法, 第一是经济活动法, 认为会计主体是指能够控制所拥有的各种资财, 承担关于作出和执行各种承诺的义务以及进行各种经济活动的经济单位。第二种方法是使用者利益法, 认为会计主体是用来界定拥有权益的个人或集体以及确认他们拥有权益的份额。两种观点无不是围绕会计的目标展开的, 从会计反映“受托责任”角度看, 确认的会计主体越是能反映受托方权利与义务, 就越是能满足会计的根本目标。
2.3 符合会计核算成本与效益原则
现代社会纷繁多姿的经济生活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同时也对会计这种经济活动的“反映器”带来挑战。会计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中产生的, 它有着自身的局限性, 并不是所有的经济活动会计都能够、或者是必须加以反映的。所以, 当提供一种会计信息的成本超过了会计主体为之发生的成本时, 客观上就要求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变换方式、甚至放弃。在环境会计领域里, 该原则的引申意义就在于:如果反映环境会计的信息对于主体来说成本高于了效益, 该主体在客观上是否有必要、或者能够积极的完成这种责任?
3 我国当前环境会计主体的选择
综合以上考虑, 笔者认为, 当前选择政府作为环境会计的主体更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理由是:
3.1 以政府为会计主体能够满足会计目标的需要
从我国目前会计环境分析, 反映“受托经济责任”依然是我国会计基本目标, 作为具有特殊反映内容的环境会计而言, 其反映的仍然是公有经济占主体的企业运用资源、作用于环境的信息, 在当前, 满足政府对会计信息的需求要远较大众投资人要更显实际, 这样, 由政府机构反映环境会计信息就更利于政府的宏观调控。
3.2 以政府为会计主体更利于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真实性是会计信息的根本, 环境会计信息如果要求企业来提供, 势必会产生企业为了逃避责任而“虚报”“少报”等造假行为, 如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披露了黄河沿岸一些企业又在偷偷排污的问题, 其中, 很多企业领导者对着记者的摄像机还在断然否认自己的排污事实。很难想象, 如果要求这样的企业再去在财务报告中揭示环保信息其结果会是什么样子, 这是笔者坚持认为目前环境会计信息应由政府提供的主要考虑。
3.3 以政府为会计主体降低了会计人员的执业风险
我国环境会计研究的现状使得会计人员尚无法得到有利的规范支持, 在环境会计信息的生成或CPA的鉴证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新修订的《会计法》加大了会计造假的处罚, 会计人员的职业风险加大, 将环境会计主体定位于政府, 也是一种保护会计人员的措施, 能够促进会计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3.4 以政府为会计主体减少了信息的生成成本
考虑到目前环境会计的信息主要是供政府需要的事实, 将会计主体定位于政府无疑是更为简便的选择, 政府有着环保职能, 这为其统计环保方面的信息提供了先天的有利条件, 同时, 减少了企业、社会中介机构大量的信息生成费用, 环境会计信息的效用性得到保证, 这会进一步的促进环境会计的发展。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近几年来的会计研究结果, 如:管理会计、人力资源会计等, 许多理论上认为非常好、而且可行的方案, 到企业那里却往往难以实施。
4 结论
笔者认为我国当前条件下应将环境会计的主体假设定位于政府, 这固然有别于国际惯例以企业为主体的一般认识, 但其符合我国的国情, 环境会计在中国的发展才刚刚起步, 需要我们在理论研究的时候就能够使其根植于中国的土壤中, 这样, 其才能发展, 中国的环境会计研究才有生命力。
摘要：鉴于我国目前会计信息失真的普遍性和企业自律能力较差的客观事实, 中国环境会计主体不宜定位于企业, 而应由政府承担。这有利于保证环境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有利于降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成本, 有利于环境会计在中国的发展。
关键词：环境会计,会计主体,会计信息
参考文献
[1]孟凡利.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J].会计研究, 1999 (4) :16-18.
[2]王立彦.环境成本核算与环境会计体系[C]//1998年会计学论文选.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 1999.
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路径选择 篇8
一、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制约
㈠乡镇政府运行偏差乡政村治的治理架构最初设计是尽量减少行政对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 以保持农民和基层组织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但是, 乡政毕竟属于国家政权体系, 在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体制下, “乡政”行为更多的听命于上级政府。[1]乡镇政府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居于基础和末梢地位决定了国家在农村的各项发展目标、计划和任务最终都要乡镇政府加以贯彻、落实。这些目标、计划和任务是国家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由各级政府层层下达的, 其完成情况是衡量乡镇领导“工作实绩”、决定其升降去留的一项主要指标。特别是目前县对乡镇领导的工作考核普遍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信访社会治安一票否决制;发展经济一票否决等“三个一票否决制”。且这三项工作都被量化为一些具体指标, 这些指标是自上而下制定的, 再逐级分解并落实任务并责任到人, 这便迫使乡镇领导及机关干部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指标, 特别是那些直接由村民负担的任务。为此, 乡镇政府必然会加强对村级组织特别是村委会的影响和控制, 包括运用强有力的行政命令手段, 以保证上级各项任务的贯彻落实, 乡镇政府如此作为可谓是其所担负的特殊角色使然[2]。
㈡村委会角色错位当下村民自治所依托的乡政村治国家体制环境, 即乡镇政府所代表的政务。一般而言, 国家行政系统并不直接面对农户或农民个体, 而是通过村一级的基层自治组织去延伸政府的行政功能。如此一来, 村民委员会就不仅是一般的群众自治组织, 它在实际上扮演着既办完成国家和政府任务的代理人, 又办理管理本村事务的当家人双重角色, 承担着延伸国家行政权力和行使村民自治权力的双重功能。[3]据相关学者的调查发现, 村委会除了完成属于自治范围的工作外, 它的另一方面的工作 (约占2/3) 就是贯彻上级的方针、政策。在村委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一定的情况下, 多顾及政务势必就少顾及村务, 多顾及村务势必就少顾及政务。而在政务日益繁多的情况下, 村委会的自治功能势必受到抑制和削弱。更进一步地说, 村委会的角色错位将引起性质上的嬗变, 即由农村群众自治组织变成乡镇基层政府的延伸与附属物, 使得村委会出现行政化倾向, 进而出现“由于村委会并不具有行政组织的性质和地位, 也就没有行政组织的权威, 在完成行政任务时并不得心应手;村委会名义上的自治, 实际上的行政化, 又使它得不到村民的信任和支持”[4]的尴尬。因此, 正如国内学者景跃进所指出的那样, “只要村委会承担着来自上级政府的行政管理任务, 那么它们的关系就非常可能具有领导与被领导的特征, 而很难保持指导与被指导关系的性质。”[5]
㈢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关系协调困境如果说村民委员会与
乡镇政府的体制困境是一种纵向的自治权力与国家行政权力的关系困境, 那么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的体制困境就是横向的自治权力配置的困境。《村组法》所明确规定的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由于缺乏对党支部的领导权与村委会的自治权之间的明确界定, 在实际操作中就会有较大的弹性而变得难以把握。一般而言, “在村的组织系统中, 村民委员会的权力小于村党支部, 村内事务的大政方针由党支部决定, 村委会只是执行村支部的决定而已。因此, 谈到村民自治, 自治权主要掌握在村支部手中。”而诚如有的学者指出, 在一些村委会通过选举产生, 村委会成员具有自主意识的地方, 已经出现了村委会与村党支部意见不一致乃至相互冲突的情况。[6]在谁对使用印章有决定权, 谁是村级组织的法人代表等问题上, 两委之间常有争执。而且, 在村党组织与村委会的竞争中, 有些地方出现了村党支部地位动摇, 凝聚力和号召力下降, 村党支部书记的素质和威望不如村委会主任等现象。
㈣精英阶层行为偏差当前中国农村的重要特点是, 传统的社会关系正在解体, 现代的社会关系尚未健全, “村组法”将我国的村民自治纳入法律轨道, 使之进入了制度化运作阶段, 标志着中国农村社会秩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同时也预示着这一行政的重建过程将一帆风顺。但是由于在农村地区, 缺乏实施民主自治的文化基础。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行后, 农村迅速涌现出的一批先富裕起来的经济能人, 由于其具有的特殊影响力, 在经济发达地区, 这些精英们经常这样那样地介入村民自治的治理过程。在一些方面, 由于这种介入, 具有先进因素和非先进因素, 往往一些非先进性的因素致使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将发生了一定偏差。而另一方面, 由于制度最终是靠人来实施的, 没有一批农村精英来参与村民自治, 这样的村民自治只能是低层次的自治, 并不能使之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预期目标。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不少农村精英只要经济上有所作为, 就会向乡镇或城市转移, 造成农村精英群体的集体流失, 这在一定意义上, 导致对农村的带动性缺失。
㈤普通农民表决的途径普通村民在政治上是村级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者, 在经济上也是自主经营的自由主体。然而, 细碎分散的农村市场经济中, 他们既无力把握村政, 也无力把握市场。高度自由经济带来的高风险使村民感到了自身的经济脆弱性, 同时他们接受政治信息较少、利益渠道狭窄、组织化水平低, 又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在村级公共事务中的无力感。经济资源相对匮乏与地位的低下决定了普通村民在村庄决策中的“棋子”角色, 他们要表达自己的意愿时往往得不到村庄精英赞同, 被动或主动地依附于村庄精英进入村庄管理, 且形成了一套自身经济利益与表决态度的策略性表达方式。历史事实说明, 无论农民参加什么组织, 其初衷都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获得社会归属感[8]。普通村民在失语的政治语境中, 本能地把利益诉求与政治表达更多地寄托于村庄中说得起话、办得起事的非治理精英身上, 依附于各种非正式组织乃至非法组织。这样, 村中具有一定政治意识和发言能力的非体制精英成为普通村民不可多得的利益代言人, 引导着村庄舆论和村庄政治起伏。
二、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制度取向
民主制度的嵌入改变了国家传统自上而下高度一元化的村治格局, 中国农村治理进入权威性自治向代表性自治转型的变革时期, 农村民主在国家强有力的推动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然而, 前文提及的现实制约, 使我们不得不正视村庄区域中乡镇政府、村级党组织、村委会、农村精英以及普通村民在农村治理主体路径。由于制度的作用正是在于对权力进行明确的配置, 从而使较为均衡的权力配置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因而, 我们试图在现有“乡政村治”基础上对政府和农民不同主体间的权力关系进行再界定, 在法律和制度框架下寻求弥补缺陷的方法和路径, 以期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的完善来促成理性秩序的达成。
㈠规范乡镇政府行为诚然, 在中国农村处于急剧社会变迁, 且经济社会发展地区间不平衡与区域特殊性的背景下, 乡镇与村之间的利益边界与权限范围往往是模糊、变动的, 通过国家层面的法律制度往往难以清楚界定。实际上国家很难提供一个细致的关于“乡政村治”的可操作性法律, 但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 补充有关实体性特别是程序性规定既是必要的, 也是可行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制定“乡政村治”特别是村民自治法律的实施办法。在实施办法中, 明确划分乡镇和村的利益边界, 特别是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职责权限。近年来, 一些地方在贯彻《村组法》过程中, 已经制定了有关乡镇政府指导村委会工作、村委会协助乡镇政府的规则, 使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在制度规范基础上有机地衔接起来, 使村委会的双重角色能达到大体上的平衡。在“乡政村治”法律及其实施办法中, 可考虑增加、补充有关诸如规定非法干预村内事务的有关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以维护“乡政村治”法律体系的权威, 防止村委会“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的两种不良村治倾向, 也为司法介入乡政村治矛盾和冲突打开了法律通道, 实现乡镇行政与村民自治统一于法律[9]。
㈡明确两委治理职权村委会依据法律要求行使其规定的各项村务管理权, 而党支部则依据1998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 强调党支部对村务工作的核心领导权。问题恰恰在于, 村务管理权与村务领导权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 如村务决策权、财务审批权等, 无论是《村组法》, 还是《条例》都没有就村委会和党支部具体职责权限作出明确划分并对村务工作运行机制作出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定。界限模糊的责任权分配产生了“相互性问题”, 村支书与村主任陷入“有利的事抢着干, 没好处的事无人管”。因此合理界定“两委”的责、权、利关系, 形成职责明确、权力均衡的制度配置成为解决权责不清和相关矛盾的关键之所在。一方面, 强化党的核心领导地位, 这是一切制度设计或制度创新的边界。村支书应从具体的村务工作中脱离出来, 把重心放在村庄规划等全局性问题上来。另一方面, 要强化村委会自治功能, 加强组织与协调职责。村委会作为村庄社区一切公共事务的承担者和组织者, 是村民自治权力的唯一载体, 只有进一步加强村委会在公共物品提供上满足村民多元需求的功能, 才能保证其职能真正履行。
鉴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人员高度重合, 甚至于合署办公的现实, 应加强村民会议特别是村民代表会议的建设, 真正发挥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自治中的最高权威地位。建立党支部、村委会、村民代表会议三者间的合作机制。村中的重大事务, 要建立由党支部决议, 村委会实施的机制, 同时也可以以提案的形式提交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大会作出最后决定, 再由村委会实施。
㈢完善非体制精英吸纳机制村庄非体制精英是处于体制精英与村民之间的群体, 他们一方面具有自利性的政治目的, 另一方面又代表着部分村民的集体利益, 其非正式权威在农村体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甚至农村体制的效能取决于体制精英与非体制精英能否取得一致。应该看到的是, 在村庄共同体中, 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村民三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 统一于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因此建立起一套能够有效整合三者利益的机制是关键。一方面可通过体制吸纳, 通过将经济能人、老干部等非体制精英纳入村级组织和村务管理活动中赢得他们的支持, 如将经济能人、退伍军人、农村文化人等有影响的精英分子作为后备干部, 成立村级治理顾问委员会, 邀请老干部、在外退休返村定居的国家工作人员入会, 为村庄建设出谋献策、发挥余热。另一方面可通过利益吸纳, 通过建立村民意见箱、民主议政日和干部民主评议制度, 使村民能够在村级组织体系和体制内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使这些组织成为真正代表村民利益的组织。
㈣强化村民监督机制为保证村级组织的健康运行, 就必须提高村民在治理中的参与积极性, 扩大参政议政面, 确保村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一是规范村务公开制度, 推行村庄重大决策交由村民大会表决通过, 定期公布村庄财务开支。二是提高民主理财能力, 加强理财人员财务知识和技能培训, 杜绝村级班子人员进入理财小组任职, 保证民主理财不走过场、不流于形式。
三、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实践理路
㈠加强信任结构建设, 促进农村社会资本成长在农村基
本资源中, 除了有土地和人力构成的经济资源外, 还潜藏着一笔丰富的社会资源, 即村庄特定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网络, 现代社会学者们将之称为社会资本。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 是由信任、权力、社会规范等所形成的社会网络[10]。它以社会关系作为载体, 成为一种可以影响资源分配的资本, 亦有学者称之为“信任结构”。在村子里, 诚实、忠诚、信任都是这种信任结构的表现, 他们彼此对行事的规律有所把握, 对彼此的行为抱有真诚的期望, 村庄内部信任度的高度标志着一个村庄的内聚力。如果农村社会具有广泛的信任和多元的社会规范, 社会资本存量就会增加, 人们的公共理性就有可能得到加强, 广大村民选择优良精英的能力也就随之提高, 进而促进契约性公共权威的成长。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拥有更多社会资本并有良好人品和管理能力的精英, 更有可能被村民所选择, 从而扩大村级组织的总体动员力。不仅如此, 还可以形成高水准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利。横向的公民参与公民网络, 有助于参与者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 同时信任可以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合作的群体中产生。所以, 加强农村信任和制度规范建设既是相互依赖和成长的需要, 又是社会资本积聚的过程。
㈡促进村庄精英系的良性成长传统社会的自我整合是在国家、精英和民众三层互动结构中通过村庄精英治理而实现的地方自治, 作为当代中国农村秩序同样需要如此架构作为社会整合的基础。因而, 应积极培植一个强有力又富有公共理性的精英阶层, 架起精英与普通村民、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国家与精英之间的平衡互动关系, 并形成有一定界域的社会结构。通过促进村庄精英的良性成长, 打造三层互动结构, 才能建构具有真正自治能力的组织和制度体系。就目前村庄精英的情况来看, 无论是村庄精英的数量还是多元性, 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但真正有知识、有能力和高宽容度的精英系尚未形成, 加之体制内与体制外精英流动常常因为农村的利益复杂性而偏离共同目标。所以, 国家应该加大对农村体制内精英的教育培养, 使农村形成一支高素质的管理队伍。同时, 还要严格规范村委会选举行为, 加强对一些势力操纵选举的打击, 促进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的良性流动。
㈢培育农民主体性在农村市场经济中, 他们既无力把握村政, 也无力把握市场。因而, 农民要具备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渠道和能力, 就必须从高度分散的状态中组织起来。现在中国乡村中的民间团体虽然不是很多, 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呈增长的趋势。如随着乡镇站所的改革, 成立的农技服务中心、城建服务中心、防疫中心等, 其工作人员不再是政府编制内的事业人员, 他们可以独立创业, 依靠自己的专业技能, 与政府签订合同, 承包政府发包的公共事务, 服务于农村社会的发展;一些村庄社会资本存量较大的地方, 还成立了老人协会、乐贤会等农民自组织;即便是当前乡村社会中重建和转型中的宗族, 也可以在推动中国乡村自治和政治现代化方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因而, 要充分利用民间团体, 既要通过和他们合作开展项目培育其专业能力, 还要培育他们的非政府理念, 真正激发乡村社会的活力, 使有组织的普通农民成为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中的重要单元。
摘要：当前学术界对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主体要素及其结构所作的探讨, 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村民自治已取得的成就和对其未来良性发展的价值期望, 更趋向于是基于现实中国民主化建设背景下进行的一种规范性的学理分析。而当我们将视线聚焦于实践中的农村治理运行过程时, 则不得不注意到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状况存在着诸多制约, 且随着其发展, 这些制约力量逐渐呈现, 进而构成农村治理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基于此, 本文一方面希望在法律和制度框架下寻求弥补缺陷的方法和路径, 以期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的完善来促成理性秩序的达成, 另一方面对制度之外的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实践理路进行了积极的探寻。
关键词：农村治理,主体结构,多元化,实践理路
参考文献
[1]徐勇.从村治到乡政:乡村管理的第二次制度创新[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2, ⑷.
[2]金太军, 董磊明.村民自治背景下乡村关系的冲突及其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 2000, ⑽.
[3]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4]张厚安.中国农村基层政权[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5]景跃进.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村民自治[J].中国书评, 1998, ⑸.
[6]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J].战略与管理, 1998, ⑹.
[7]郭兴华.构建和谐的中国农村社会[J].探索与争鸣, 2005, ⑵.
[8]王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的委托--代理关系[J].中国农村观察, 2003, ⑶.
[9]金太军.乡村关系与村民自治[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
选择主体 篇9
农村公共产品投资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而关于农村公共产品投资主体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视角进行分析,其一是分析单一投资主体的影响,如政府、私人投资者或农户等在农村公共产品投资中发挥的作用[1,2,3,4,5,6,7,8]。其二是研究多元化投资主体,主要涉及以下3 个方面: ①分析了政府、金融机构、农户集体或个体投资的状况及存在问题[9,10,11]。②探讨了投资主体的定位,如李锐[12]指出政府是农村道路、水利和邮电通讯最重要的投资主体,集体在其他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发挥较大作用,农户在农村投资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外资供给者发挥的作用还很小。韩东林[13]认为未来中国农村投资主体格局是以企业和农户为核心,以政府为后盾,以集体为补充。刘天军等[14]通过构建市场化指数模型,指出企业、农户等是市场化程度高的项目的投资主体; 政府是市场化程度一般的项目投资主体,同时私人部门可参与投资。③对主要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特点进行分析[15,16]。
不同的投资主体既是相对独立的,也是相互联系的; 既可以单独投资,也可以联合投资。到底项目在什么情况下适合单独投资? 在什么情况下适合联合投资? 怎样进行判别? 现有研究主要是从宏观层面对农村公共项目投资主体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对投资主体的判定大多是主观的,缺乏定量方法客观地对投资主体进行判别,更没有具体针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投资主体的研究。为解决上述问题,笔者以前人研究为基础,基于投资主体行为特征设计指标体系,构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的投资主体选择模型,并以淮安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1 投资主体选择指标体系
1. 1 投资主体行为目标
1. 1. 1 政府
政府投资某个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往往从两个方面予以考量: ①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实施后对当地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情况。②政府财政水平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它构成了政府投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的硬约束。
1. 1. 2 市场投资者
市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主要围绕经济回报展开,往往考虑以下两个方面因素: ①项目投入运营后水费收取的难易程度,这决定了投资回报。当地居民收入水平、人口规模等都会影响水费的收取。②项目的风险因素,如当地地质条件、工程建设模式、项目总体规模、施工及维护难度等。
1. 1. 3 受益农户
受益农户参与投资,除了考虑投资回报外,更加关注饮水安全水平的改善。一般说来,理想状态下与现有状况下的饮水安全水平差距越大,受益农户参与投资积极性越高。当然,影响受益农户参与投资的约束条件之一是农户收入水平,对收入水平的测度既要考虑绝对收入层面,也要考虑相对层面。
1. 2 投资主体选择的指标设定
通过分析政府、市场投资者和受益农户的行为目标,提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投资主体主要考虑的因素,结合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的公共产品特征,将评价指标分为四个方面: 经济和政策环境、成本可补偿性、工程技术经济和社会资金充裕程度[17]。
1. 2. 1 评价指标
1) 经济和政策环境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的投资首先需要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有关政策条件。经济和政策环境( EP) 指标包括当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EP1) 、当地饮水安全水平( EP2) 及政府对饮水安全工程的重视程度( EP3) 。
在经济发展方面,采用当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一个地区综合经济水平的指标。当地饮水安全水平依据《农村饮用水安全卫生评价指标体系》,按照水质、水量、方便程度和保证率4 项指标对当地饮水安全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政府对饮水安全工程的重视程度是邀请熟悉当地政策的专家,依据当地有关农村饮水安全的政策措施和实施办法进行评价。
2) 成本可补偿性
成本可补偿性(CC)指标包括当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CC1)与水费占收入比重(CC2)。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成使用后的成本补偿,主要采取向农村居民收取水费的形式,因此,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及水费占收入比重就构成判定成本可补偿性的主要依据。
3)工程技术经济指标
工程技术经济( TE) 指标包括项目投资规模( TE1) 、工程设计年限( TE2) 及施工及维护难度( TE3) 。
项目投资规模采用项目投资额占当地上一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来衡量,项目投资规模越大,融资要求越高,投资渠道越多样化。工程设计年限越长的项目投资要求越高,这与当地投资能力也有关。施工及维护难度需要考虑当地地质地貌条件、水质条件、交通运输条件等因素综合评价。
4) 资金充裕程度指标
资金充裕程度( FA) 指标包括当地财政收入水平( FA1) 、当地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FA2) 及民间借贷活跃程度( FA3) 。
当地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反映了当地居民的资金充裕程度,将其与当地上年度GDP相比较,比值越高,说明当地社会资金充裕程度越高,投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可调动的信贷资源越丰富。民间借贷活跃程度是依据当地小额贷款公司、民间借贷及担保等非正式金融体系中借贷活动的活跃程度来评价,分值越高,说明当地民间借贷越活跃,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中引入民间资金的可能性越大。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投资主体选择评价指标均采用五分制的评分标准,具体说明如表1 所示。
1. 2. 2 基于熵权法的指标权重确定
常用的指标权重确定方法有主观赋权、客观赋权和主客观集成赋权3 种。本文选用专家打分法和熵权法相结合的主客观集成的赋权方法。
由m个评价对象和n个评价指标组成原始矩阵R=(rij)m×n,rij表示第j个指标下第i个评价对象的值。熵值可以表达为
其中
第j个指标的熵权可以被定义为
且
指标的熵值越大,熵权越小,该指标越不重要。
熵权只表示各指标在竞争意义上的相对重要程度,可以结合对指标主观评价得到的主观赋权权重λj',计算指标的综合权数:
2 基于多目标加权灰靶决策的投资主体选择模型
基于上述设立的指标体系,选择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投资主体需要筛选出适宜某一类投资者单独出资的项目,即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将那些可以由政府、市场投资者、受益农户单独投资的项目筛选出来。通过排除符合由投资者单独投资标准的项目,得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投资需要引入多元投资主体的评价标准。
笔者拟采用多目标加权灰靶决策方法[18]来解决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的投资主体选择问题,即通过多目标加权灰靶方法,通过计算综合评价指数判断项目是否适合政府单独投资、市场主体单独投资、受益农户单独投资。
2. 1 一致效果测度函数
因为不同目标效果值的含义、量纲与性质是不同的,所以在进行多目标加权灰靶决策时,为得到具有可比性的综合效果测度,需要对指标的一致性效果进行处理。
一致效果测度函数包括效益型目标效果测度函数、成本型目标效果测度函数、适中型目标下限效果测度函数和适中型目标上限效果测度函数。
设A={a1,a2,…,an}为事件集,B={b1,b2,…,bm}为对策集,S={si j=(ai,bj)ai∈A,bj∈B}为决策方案集,U(k)=(ukij)n×m为决策方案S在k(k=1,2,…,s)目标下的效果样本矩阵。进行以下设定:
①设k表示效益型目标,该目标效果样本值越大越好,那么k目标下的决策灰靶设为,其中,为ko目标效果临界值,则称为效益型目标效果测度函数。
②设k表示成本型目标,该目标效果样本值越小越好,那么k目标下的决策灰靶设为,则称为成本型目标效果测度函数。
③设k表示适中型目标,该目标效果样本值越接近某一适中值A越好,那么k目标下的决策灰靶设为和分别为k目标下的下限效果临界值和上限临界值。当时,称为适中型目标下限效果测度函数。当时,称为适中型目标上限效果测度函数。
脱靶存在4 种情况: 效益型目标效果值小于临界值,即; 成本型目标效果值大于临界值,即; 适中型目标效果值小于下限效果临界值,即; 适中型目标效果值大于下限效果临界值,即。
2. 2 综合效果测度函数
设 ηk( k = 1,2,…,s) 为目标k的决策权,且,决策方案集S在k目标下的一致效果测度矩阵为Rk= ( rkij)n × m,对于sij∈ S,为决策方案sij的综合效果测度函数,并称R = ( rij)n × m为综合效果测度矩阵。
目标效果测度函数r(k)ij和综合效果测度函数rij满足以下条件:r(k)ij、rij无量纲;效果越理想,r(k)ij、rij越大;r(k)ij∈[-1,1]、rij∈[-1,1]。
r(k)ij∈[0,1]、rij∈[0,1]属于中靶情形;r(k)ij∈[-1,0]、rij∈[-1,0]属于脱靶情形。
3 投资主体选择实证分析
投资主体选择是通过定量评定各项指标,并将其与政府、市场投资者和受益农户单独出资标准进行比较,以确定该项目是否适合由单一主体进行投资。这一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是各经济主体之间具有利益冲突,非合作博弈框架下各主体都具有单独出资的动力。
经过多年的实地考察调研,笔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淮安市为例证进行实证分析。淮安市处于苏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地方政府财政基础较弱,农民人均纯收入和消费支出水平不高,目前,单纯依赖政府出资的方式筹集项目建设资金难以满足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建设和运营的需要。
淮安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2005—2008 年) ,完成投资2. 41 亿元,该阶段项目资金以政府投资为主,导致地方财政压力过大; 第二阶段( 2009—2012 年) ,完成投资4. 29 亿元,该阶段由于地方财政不足,采取多方筹资的方式保障资金供给,按照“投资者受益”的原则,鼓励和引导广大社会资金投入农村饮水工程建设。
在淮安市4 县2 区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中以淮安区最为典型,因此,本文针对淮安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进行研究。
3. 1 项目投资主体选择的指标确定
邀请淮安市水利局、发改委、财政局和政府金融办的相关政府机构人员对定性指标进行打分。这些定性指标主要是当地饮水安全水平( EP2) 、政府对饮水安全工程的重视程度( EP3) 、施工及维护难度( TE3) 和民间借贷活跃程度( FA3) ,对这些定性指标的评价采取五位专业人士共同打分取平均值的方式。涉及的相关数据以2008 年淮安区水利局提供的数据为准。
3. 1. 1 经济和政策环境指标评价
当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EP1) : 2008年淮安区人均GDP为18 145 元,而全国2008 年人均GDP为22 640 元,淮安区人均GDP低于全国水平19. 85% ,记为2 分。
当地饮水安全水平( EP2) : 结合对淮安市农村饮水安全水平的问卷调查,并向本次调研的专家组进行征询,淮安区农村饮水安全水平评为“较不安全”,记为3. 5 分。
政府对饮水安全工程的重视程度( EP3) : 淮安市委、市政府对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十分重视,将其列为改善民生“十大工程”之一,淮安市政府专门成立了淮安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和督查组等。结合淮安市和淮安区政府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依据专家组的评分情况,将EP3评为非常重视,即4. 5 分。
3. 1. 2 成本可补偿性指标评价
当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CC1) : 2008 年淮安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 406 元,全国同期水平为5 919元,淮安区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0% 以上,记3 分。
水费占收入比重( CC2) : 2008 年淮安区农村居民水费占收入比重为1. 14% ,为较低水平,记4 分。
3. 1. 3工程技术经济指标评价
项目投资规模( TE1) : 2008 年淮安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9. 40 亿元,本次项目投资规模为3 387万元,占GDP比重低于1% ,记1 分。
工程设计年限( TE2) : 工程设计年限为20a,记3 分。
施工及维护难度( TE3) : 尽管总体投资规模不大,且施工多在平原或丘陵地带,但本次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涵盖淮安区11 个乡镇,施工范围广,且境内水系繁多,地形地貌复杂。结合施工进程和专家评分情况,将本次项目的施工及维护难度评价为中等,记3. 5 分。
3. 1. 4 资金充裕程度指标评价
当地财政收入水平( FA1) : 2008 年淮安区地方财政收入( 地方一般性财政收入加上国土收入及所得税净上划收入) 47. 66 亿元,人均4 876 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8. 6% ,记2. 5 分。
当地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FA2) : 淮安区金融机构全年各项存款余额为155. 85 亿元,占地方生产总值( GDP) 的78. 2% ,记2. 5 分。
民间借贷活跃程度( FA3) : 淮安区金融体系较为健全,已实现分业经营和监管,形成有效竞争。全区涵盖各类银行机构,设立有多家证券公司的业务部、保险公司的分( 支) 机构。结合专家评价情况,将民间借贷活跃程度评为较为活跃,记4 分。
3. 1. 5 指标权重
结合专家打分和熵权系数法,计算得出指标权重,如表2 所示。
3. 2 项目投资主体选择判定
3. 2. 1 判断项目是否适合由政府单独出资
判断项目是否适合由政府单独出资的评价指标包括当地饮水安全水平、政府对饮水安全工程的重视程度、项目投资规模、施工及维护难度、工程设计年限、地方财政收入6 项。设定各评价指标的临界值,如表3 所示。这6 项指标中,政府对饮水安全工程的重视程度、施工及维护难度、工程设计年限、地方财政收入属于效益型指标,当地饮水安全水平则属于成本型指标,项目投资规模则属于适中型指标。
由一致效果测度函数的定义可知:
计算综合效果测度向量为
综合效果测度向量为- 0. 534,由于综合效果测度rij∈[0,1]属于中靶情形,rij∈[- 1,0]属于脱靶情形,结果表明该项目不适合由政府单独出资。
3. 2. 2 判断项目是否适合由市场投资者单独出资
判断项目是否适合由市场投资者单独投资的评价指标包括项目投资规模、施工及维护难度、工程设计年限、水费占收入比重、当地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民间借贷活跃程等6 项( 见表4) 。当地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民间借贷活跃程度属于效益型指标,施工及维护难度、工程设计年限等属于成本型指标,而项目投资规模、水费占收入比重属于适中型指标。
由一致效果测度函数的定义可知:
计算综合效果测度向量为
综合效果测度向量为- 0. 545,属于脱靶情形,表明该项目不适合由市场投资者单独出资。
3. 2. 3 判断项目是否适合由受益农户单独出资
判断项目是否适合由受益农户单独投资的评价指标包括当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地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项目投资规模、施工及维护难度4 个指标( 见表5) 。当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地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属于效益型指标,项目投资规模、施工及维护难度等属于成本型指标。
由一致效果测度函数的定义可知:
计算综合效果测度向量为
综合效果测度向量为- 0. 808,属于脱靶情形,表明该项目不适合由收益农户单独出资。
根据上述分析,淮安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投资资金不适合由政府、市场投资者或收益农户单独出资,在第二阶段( 2009—2012 年) 项目资金应该由政府、市场投资者、受益农户共同出资。例如,农村饮水安全主体工程如输配水工程、净水厂工程、加压泵站工程等,由政府和市场投资者共同负责资金筹措,农户则负责入户配套设施的资金筹措。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投资主体行为特征设计指标体系,构建了加权灰靶决策的投资主体选择模型,判断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的投资主体。①分别从政府行为目标、市场投资者行为目标和收益农户行为目标设定了经济和政策环境、成本可补偿性、工程技术经济、资金充裕程度4 个方面的11 个指标,并构建多目标加权灰靶决策的投资主体选择模型,根据模型明确所设计指标的类型,对效益型指标、成本型指标和适中型指标分别进行指标处理。②对淮安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进行实证分析,确定各指标值,应用构建的模型对不同项目投资主体单独出资标准进行比较,确定该项目是否适合由单一主体进行投资,结果显示该项目不适合由政府单独出资、不适合由市场投资者单独出资、也不适合由受益农户单独出资,应由政府、市场投资者和收益农户共同出资,这一结果与当地实际情况符合,同时也验证了模型的可操作性和评价结果的合理性。淮安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于其他农村公共项目的投资主体选择具有一定的参考。
鉴于以上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投资主体的研究,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①根据地区差异性和项目性质选择投资主体。目前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地方财政有能力支撑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投资的需要,而对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地方财政资金十分有限,引入社会资本成为最佳选择。此外,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对第二、第三产业有供水任务的项目也可以广泛引入社会资金。因此,并不是所有项目都适合引入社会资本,应因地制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项目性质合理投资。②改善项目投资主体单一格局。政府财政资金有限,而社会资本存量大、投资能力强,政府在加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投资力度的同时,需积极引导和激励市场投资者、农户等投资主体的投资,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拓宽项目资金来源和投资渠道,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③丰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的融资模式。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的公共产品属性使得财务效益不明显,可以考虑选择BOT、PPP等模式。通过这些途径为建设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筹集资金,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并能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及项目建设质量和运营水平。
摘要：基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投资主体(政府、市场投资者和受益农户)的行为目标设定指标体系,构建多目标加权灰靶决策的投资主体选择模型。以淮安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为例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模型判断该项目是否适合由单一主体进行投资,以确定项目的主要投资主体,结果显示,该项目不适合由政府、市场投资者或受益农户单独出资,而应由三者共同出资。提出了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投资的启示与建议。
选择主体 篇10
一、国内税收竞争现状
(一) 国内税收竞争下中央对地方的税收侵占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又被称为纵向税收竞争。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税收侵占主要有以下原因:
1. 各级政府间事权与财权不相适应。
事权与财权不清是中国财政体制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主要缺陷, 由于各级政府的事权不清, 各级政府的职能范围边界不明, 使得划分各级政府的财力、财权缺乏科学的依据。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大量上解中央之后,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划分仍沿用过去行政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习惯做法, 中央政府获得更多的财权, 而并未明显增加事权。相反, 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大幅度上解中央后, 职能、职责范围几乎丝毫未变, 而财权大量减少。这样必然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与财权不相适应, 中央政府用较少的事权侵占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权。
2. 分税制不健全。
中国的分税制其实是由包干财政体制转向分税制的过渡体制, 是一种不彻底的分税制。从税种数量来看, 划给地方的税种数量并不少, 但由于税源分散, 单个税种的收入有限, 收入规模过小, 税源缺乏增长机制, 有的还日益萎缩, 不能随经济发展而增加, 不利于地方政府税收体制的建设。从税收权限来看, 税收权包括立法权、税收政策制定权、税收征管权和税收分配使用权等。中国现行的税收权限如税收立法权和税收政策制定权仍然集中在中央。这些权限的集中, 使地方政府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 缺少自己的财力保障。
3. 转移支付缺乏力度。
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尚不足以起到调节区域财力和平衡经济发展的作用, 特别是需要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地区往往都是欠发达地区, 而中央政府给予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缺乏力度, 甚至难以保证地方政府提供最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所需要的财力, 有待进一步完善。另外, 财政划转方式使更多的财政收入上解到中央, 它不但没能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原本就已悬殊的收入差距得到弥补, 反而呈现出加大这种差距的趋势。
(二) 国内税收竞争下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侵蚀
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也称为横向税收竞争。目前税收制度的不完善加剧了地方政府间特别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税收竞争程度, 造成了不同地方政府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目前中国实行“双主体”的税制结构, 流转税占税收总收入的60%左右, 所得税占总收入的25%左右。下面以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例, 分析不完善的税收制度必然造成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侵蚀。
1. 增值税。
增值税实行属地征收, 即在销售地征税, 税收收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划分, 地方政府拥有共享部分税收收入并为当地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然而, 增值税是可以进行税负转嫁的, 纳税人在销售地纳税, 但其税负最终由消费地居民负担。因此, 如果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发生在不同区域, 就会发生税收由商品消费地向销售地的转移。在中国, 中西部属于欠发达地区, 多数区域是原材料输出地和商品消费地, 是东部发达区域的原材料市场和消费商品市场, 欠发达地区输出原材料价格较低而最终接受产成品的价格却偏高, 这就使欠发达地区负担了更多的增值税, 而增值税收入大部分却由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获得。因此, 中国增值税的征收制度使得税收收入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转移, 致使贫省愈贫, 富省愈富, 区域差距扩大。
2. 企业所得税。
新企业所得税法改变了原来对不同区域实行不同税率和不同税收优惠的政策, 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筹码, 限制了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侵蚀。但是新企业所得税法对跨区域集团依然采用汇总纳税方式。即如果总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区域, 特别是总机构和二级分支机构及其下属机构不在同一区域, 必然发生分公司所在地税收向总公司所在地的税收转移。然而总机构往往选择那些拥有大量战略性资源和高级优秀人才的发达地区, 而分支机构会选择具有资源比较优势的欠发达地区。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空间上的分离, 有利于企业同时利用各自资源的比较优势, 实现税后利润的最大化。这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税收收入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 地区间的税收竞争加剧。
二、地方政府选择主体税种的必要性———地方政府需要自主财源
1994年税制改革的重点是解决中央与地方间财政收入划分的问题以及逐步提高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中的地位。回顾分税制运行的十余年, 这次改革确实更有利于加强财政宏观调控能力, 但对地方税体系的建立缺乏总体安排和战略思考, 地方财政逐渐处于严重依赖中央财政的状况, 地方财政的地位在不断弱化。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 地方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保持在60%左右, 地方税收收入在本级财政收入中仍然居于主体地位。但地方财政收入中近40%的部分来自于地方预算外收入和中央补助收入, 这说明地方政府本级税收收入主体地位的逐步丧失, 地方税的财政收入功能正在被弱化, 地方财政收入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经济基础, 必将为地方政府经济和行政职能的正常发挥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地方税制建设和税源建设的滞后。
1995—2007年全国地方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大体在33.1%~39.2%之间, 远远低于国际70%~80%标准水平, 这说明地方税收收入规模相对于地方财政支出水平偏低, 难以保障地方财政经常性支出的需要和公共产品的提供。另外, 地方税收收入仅占全国税收收入总额的30%左右, 这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各级政府间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 严重制约了地方政府职责的行使, 特别是在转移支付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下会加重地方政府运行的压力, 引发财政风险。因此, 目前中国地方政府迫切需要自主财源以满足地方财政支出和保证地方公共产品的提供。
三、国内税收竞争下地方主体税种的比较分析与选择
地方税主体税种的选择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税基较宽, 税源丰富, 且具有增长潜力, 保证实现财政收入功能;二是税负公平, 在收入和地区产业结构方面具有较强的调节性, 保证地方经济的竞争活力, 促使地方经济良性发展;三是地方征管效率较高, 稽征便利, 尽量减少税收的行政成本。
1.营业税。从现阶段来看, 在地方税收入总规模中占首位的是营业税, 约占地方税收收入的50%。营业税从价计征, 可操作性强, 适合中国目前的税收征管水平;与地方经济联系紧密, 有稳定充足的税源, 具有良好的经济调节功能;课税范围广, 几乎涵盖整个第三产业, 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因此, 近期来看, 营业税仍然是地方主体税种的第一选择。然而, 从长远来讲, 营业税不适宜成为中国地方主体税种, 其主要原因是税制本身的缺陷以及受增值税扩围的影响。如果把现行营业税中的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税目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 营业税的征收范围会缩小, 相应的税收收入也要减少, 不能满足地方主体税种的基本要求。
2.个人所得税。目前地方主体税种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属于直接税, 其税收负担基本上都由当地居民承担, 符合受益原则, 并且其主要采用代扣代缴方式, 便于地方政府征收管理。但是从个人所得税固有的特点来看, 差别税率和隐瞒收入易引起地区间低税竞争, 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流到成本低的地方, 这必然加剧各地经济发展差距, 带来税收竞争的负效应。因此, 从长期来看, 个人所得税也不适宜成为地方主体税种。
3.财产税。大多数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实践表明, 财产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是实行分税制国家的通例, 财产税占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在75%左右。财产税自身优势决定了财产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其优势主要表现在:第一, 不动产具有非流动性的特征, 对不动产征税的经济影响范围较小, 财产税的地区税率差异不会改变该生产要素资源的地区配置。第二, 财产税是直接税, 税负难以转嫁, 有利于调节社会分配不公。第三, 对不动产征税, 中央政府征收成本高, 征管难度大, 而作为地方主体税种, 能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从本地利益出发, 有效监控税源, 及时足额征收入库。
然而, 在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财产税税收收入规模有限, 无法通过财产税筹集到必要的财政收入以保证地方财政支出, 财产税制短期内也无法彻底完善, 相关配套措施改革也严重滞后。这些不利因素决定了财产税目前还不能成为地方主体税种。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财产税以其自身优势必将成为中国地方主体税种的最佳选择。
四、财产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尚待解决的问题
财产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 除了财产税的税收制度尚待完善外, 还有如下两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
1.地方政府税收权限的有限性。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型的单一制国家。近十几年来, 中国虽然实行了财政分级体制改革, 但从总体上来讲, 税权仍然高度集中, 尤其是税收立法权。中国现行财产课税中各税种的税收立法权均集中于中央, 税收的开征停征权、解释权、调整权以及一部分减免税审批权都集中于国务院和财政部, 地方政府仅拥有一部分减免税审批权限, 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因地制宜调节税目、税率和制定税收激励机制的自主权, 不利于财产税区域性财政职能和调节职能的充分发挥。
从发达国家分级财政体制改革的经验来看, 财产课税的税权向地方倾斜已经成为主流, 一些分税制国家可由地方政府自行决定财产课税的开征、停征、调节范围、负担水平和收入规模, 并且对财产课税收入相应享有较大的财权。比如在美国, 财产税法由各州制定, 可根据本州财政预算情况和税基确定计税依据、税率幅度及减免税等税收要素, 这充分体现出财产税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方税, 由各地方政府负责管理与支配, 收入划归地方政府用于当地的社区公共服务。
借鉴财产税制成熟国家的经验, 中国应该构建一个以中央集权为主、适当赋予地方税权的地方税收体系。赋予地方适当税权有利于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利于地方事权与财权的统一;有利于规范地方收入构成;有利于完善地方税制体系。具体而言, 财产税等地方税可由中央负责制定基本税法, 授权省级人大制定实施细则, 授权省级人民政府调整税目、税率、税收减免以及征收管理等权限, 由各地根据地方经济状况, 因地制宜自行决定开征、停征、选择本地区税率及确定适当的起征点或免征额等, 以增强税制对地方社会经济的适宜性。
2.财产估价制度的缺位。财产价值的正确评估是财产税的有效征收的关键, 因此, 准确地评估财产计税价值是确定财产税税基、决定财产税应纳税额的基础。然而, 中国对房产等重要财产的价值评估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评估机构的建立、评估方法的确定与选择、评估人员专业素质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不足, 这也成为中国财产税制改革的重大瓶颈。为此, 中国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财产评估制度。
(1) 建立健全财产法规和财产登记制度。为配合财产税的改革与完善, 一方面, 中国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与财产相关的法律制度, 进一步完善对公民与法人合法收入与财产的界定与保护, 继续对财产管理予以规范, 并从可操作性的要求出发, 进一步对个人和家庭之间的财产转让、继承、受让、捐赠等行为做出相应的法律规定, 为财产税制的推行提供法律支持。另一方面, 应尽快建立健全财产登记制度, 尤其是私有财产登记制度。如建立财产实名制等, 因为财产税的税基是纳税人所有的财产, 只有实行财产实名制, 才能正确界定纳税人的金融资产和其他财产, 确保财产税税基的准确, 防止纳税人转移税基, 同时也为开征新的财产税种建立基本信息库。 (2) 加快房产评估制度的建立和评估机构的设置。房地产评估制度的建立主要是对财产价格评估方法的确定。形成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财产估价理论和方法体系能够为财产税收计征提供科学的依据。为适应征收财产税的需要, 评估周期可以固定为三至五年, 一个周期内不用再次评估。重点分析影响财产税的典型因素, 如评估当时的通货膨胀率、房产的坐落位置 (与中心城区的距离) 、房屋建造时间、城区的人口规模及构成、住房的可获得性、城市就业情况、基础设施发展、气候等等。可根据调查实际情况, 测算出各个因素的分摊系数。按照房屋原值乘以一定的系数总和, 推算出房屋评估价格。
房地产评估制度必须是由具有一定权威性和公正性的专门机构进行的。建立一套适应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专业财产评估机构, 包括两个方面, 即政府的财产评估机构和社会民间的财产评估机构, 前者注重财产的价格即核心问题的管理, 后者主要在财产交易过程中发挥作用。另外, 还应尽快建立一支富有实践经验、精通财产估价理论的估价师队伍, 并注重资格认定和审查, 为财产税制的改革和地方主体税种的完善保驾护航。
摘要：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 中国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地方税体系。但是随着分级财政体制的建设, 中国地方税制问题凸显, 特别是国内税收竞争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对贫困省份税源造成巨大侵蚀, 地方政府缺乏自主财源, 因此, 探讨地方主体税种的选择与完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国内税收竞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主体税种,财产税
参考文献
[1]杨春玲, 沈玉平.地方税制研究[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8:11.
[2]葛夕良.国内税收竞争[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 2005:23.
[3]吕民, 常世旺.税收竞争与协调:综述与启示[J].经济研究导刊, 2008, (6) .
[4]周业安.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3, (1) .
[5]阳举谋, 曾令鹤.地区间税收竞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分析[J].涉外税务, 2005, (1) .
[6]凌千惠, 赵惠敏.中国地方税主体税种选择趋势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 2008, (10) .
[7]黄国龙.论中国地方税体系的核心:财产税制的完善[J].税务研究, 2008,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