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文化

2024-07-14

主体文化(精选12篇)

主体文化 篇1

在学校管理中, 近几年来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 三流的学校管理靠权力, 二流的学校管理靠制度, 一流的学校管理靠文化。由此学校管理实践和改革研究中兴起了“文化热”, 学校致力于学校文化建设, 理论界热衷于学校文化的讨论。[1]可是近年来的学校文化研究存在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研究成果理论色彩过于浓重, 无法很好地实现与现实的接轨。存在这样的问题, 一方面是由于文化内涵广阔, 难以捕捉其实践性特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研究者对学校文化的具体研究不够。关于学校文化主体的研究少之又少, 相关观点的收集, 只能从研究学校文化的文章和著作中找出只言片语来总结归纳。

一、学校文化主体是什么

学校文化主体是对学校文化产生一定影响, 并能够控制学校文化发展方向和范围的群体。目前对于学校文化主体的认识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企业文化主体观、学校主体观、泛化主体观。

企业文化主体观认为学校文化的主体如同企业组织的文化主体, 一般是学校组织中的领导者, 即认为学校文化的主体是学校的领导层, 学生和教师如同企业中的职工, 一般只是学校文化的被动接受者, 学生与教师的发展无关学校文化的进步。

学校主体观认为学校文化的建设需要学校校长、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李伟胜教授认为, “学校教育的运作过程与企业经营的运作过程有着本质的区别, 因此在学校教育场景中, 每一位成员都是教育的主体———每一位教师和学生都是自我发展的主体”。[2]俞国良认为, “青少年学生是学校文化的主要承受者和建设者, 学校文化建设绝大部分要依靠他们的力量, 学校的教职员工在学校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 因此, 他们是学校文化建设的主体”。[3]崔允漷和周文叶认为, 对历史最权威的解读者无疑是亲历和见证历史的人, 同样, 对学校文化最有发言权的便是亲历、见证学校成长与发展的人们, 即学校校长、教师和学生。[4]

泛化主体观认为学校文化的建设主体除了校长、教师、学生之外还包括学校的其他工作人员。顾明远认为, “学校文化是经过长期发展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全校师生 (包括员工, 下同) 的教育实践活动方式及其多创造的成果的总和”。[5]赵中建提到, “我们应该着重分析校长、教师、学生、学校服务人员的在学校文化建设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及其应该承担的责任”。[6]从其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顾明远和赵中建都认为学校文化建设的主体分为四类:校长、教师、学生及学校的服务人员, 只是两者的提法略有不同。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 学界对于学校文化主体的范围包括校长、教师和学生的观点是基本上赞同的, 观点的主要分歧在于学校服务人员是否属于学校文化建设的主体。分析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具备什么样的能力的群体才能成为学校文化的主体。文化是人们对于传统的继承和创造, 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对前人思想进行理解和继承, 还需要在理解和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 即作为文化主体的群体应该具备两个方面的能力, 其一是对学校文化的继承和实践能力, 其二是对学校文化的再造能力。学校服务人员能够配合学校文化的发展, 为学校文化的建设提供有效的保障, 但是服务人员在学校文化的再造方面的能力较学校校长、教师和学生则显得过于薄弱, 甚至没有能力。我们应该关注文化主体的创生作用, 而不只关注文化对人的影响。[7]学校文化的创生是学校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判断学校文化主体更应该以学校文化创生能力为标准。由此看来, 学校文化建设的主体更应该定位在学校校长、教师和学生之上。

二、学校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

学界基本上都认同学校文化主体包括校长、教师和学生三个群体, 而对于校长、教师和学生各自在学校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关系到学校文化建设的具体实施。对于校长、教师和学生三者在学校文化建设中的关系主要存在同质说和异质说两种观点。

同质说观点认为, 校长、教师和学生三者在学校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相等的, 并不在学校文化建设中突出校长、教师、学生中某一群体的特殊作用, 三者的努力缺一不可。校长、教师和学生在学校文化建设中的职责和作用是相对的, 并没有高低之分。

异质说观点则认为, 学校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学校校长和教师, 学生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在学校文化建设中无法与校长和教师的地位相提并论。有人认为, “学校文化建设必须以教师为主导, 由教师对学校文化建设给予操作性指导, 并予以适当的调控, 达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效果。充分地发挥教师在学校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是提高学校文化活动质量、加强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条件”。[8]也有人认为, “学校文化建设首先需要校长努力学习, 了解学校的历史, 挖掘学校的优秀文化传统, 学习当前的形势和教育理论, 认真思考办学思路, 策划学校文化的建设, 提出设想和全体师生共同讨论, 形成共识, 然后精心设计, 共同努力, 把理念化为现实”。[9]可见, 持分层观点的学者们普遍认同在学校文化主体内部存在能力和地位的差别, 在校长与教师、教师与学生、校长与学生之间存在功能上质的差别。

同质说观点认识到了学生和教师作为学校文化建设主体的重要性, 突破了以往只重视领导及智囊团的主体作用, 而对师生只强调宣传教育或塑造他们的灵魂, 乃至把学生等同于消费者或顾客的局面。[10]异质说观点根据校长、教师和学生能力和功能的不同, 划分了三层关系, 可以更加明确地落实学校文化建设的责任, 有利于学校文化建设的推进。上述的两种观点虽然在对校长、教师和学生在建设学校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差别, 但是他们都承认学生作为学校文化建设主体的地位, 这对于推进学校文化建设具有非凡的意义。

三、学校文化主体之间的文化冲突成因

无论学校文化主体是否包括学校后勤服务人员, 无论学校文化主体之间是否存在着层级的差异, 不可否认的是学校文化主体不是单一的, 而是由两个以上的主体构成的主体群。在这样的主体群中, 担当着不同社会角色的人员共同推进着学校文化的发展。由于社会角色的不同, 校长、教师和学生接受着不同的思想和知识, 这使得他们形成了各自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学校文化系统中,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 都会发生冲突, 校长与教师群体和其他员工群体、管理人员与教师和学生、教师与学生等之间, 都会发生冲突, 而最显著和重要的冲突, 具有全局意义的冲突, 集中体现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文化冲突。”[11]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文化冲突直接影响到学校文化建设和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保障, 开展针对教师与学生文化冲突产生之原因的分析, 对于正确处理该文化冲突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对师生文化冲突的原因探索主要基于两个层面:宏观层面的师生文化理念的落差和微观层面的师生间的特殊关系。

宏观层面师生文化理念落差观点认为, 教师和学生在文化理念的接受程度上存在落差, 造成教师和学生之间对于文化认同的冲突。而文化理念落差的解释又包括两层相反的含义, 其一认为教师的理念领先于学生, 其二则认为学生的理念领先于教师。教师文化理念领先说认为, 学生生活所处的家庭文化环境相对稳定, 与能够及时地反映时代精神的学校文化相比, 家庭文化造成了学生理念上的滞后性, 家长和学校教育理念的脱节以及家庭生活方式的不同都会造成师生之间的文化冲突;[12]学生文化理念领先说则认为, “开放的社会带来了文化多元化和价值观的多样性, 致使易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青少年学生, 在一种超出学校控制的文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新的文化特质, 与本质上具有守成性的教师群体形成冲突。”[13]

微观层面师生间特殊关系观点的支持者沃勒认为, 师生文化冲突是学校生活的中心, 他将师生间的文化冲突的原因归为两类, 一是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由学校的特殊功能引起的, 师生之间产生冲突是因为教师代表更大团体的文化, 而学生满脑子装的是地方团体的文化;二是教师属于成年人, 而学生则属于相对弱势的未成年人, 教师试图将成年人的文化强加于学生, 而学生却代表了儿童团体的独特文化, 二者之间必然产生冲突。[14]

宏观层面师生文化理念落差的观点从师生之间接受新兴理念的差距出发, 呈现了师生文化冲突产生的最本质的原因;微观层面师生间特殊关系的观点为我们呈现更为具体的师生文化冲突产生的机理。这些观点的提出对于缓和师生文化冲突, 构建优良的学校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对学校文化主体研究的期望

1. 明确学校文化主体特质, 扩大学校文化主体研究视野

目前对于学校文化主体是什么的研究还局限在校园范围以内, 大多是针对校长、教师、学生和后勤管理人员的研究。之所以产生研究对象范围之争和研究范围受限的状况, 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没有明确的对学校文化主体应该具备的特质或者能力的统一认识。学校中的人员都可以称为学校文化建设的主体, 还是需要具备一定特质或能力的人员才能够成为学校文化建设的主体?答案很明确, 要成为学校文化建设的主体, 必须具备一定的特质或者能力, 而这种能力正是促进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创新能力。学校文化主体必须具备为学校主动创生新文化的特质和能力, 而不是任何学校成员都可以自然而然的称为学校文化主体。研究学校文化主体是什么的问题, 首先要明确学校文化主体的特质或能力, 依此突破校园的空间约束, 扩大学校文化主体的研究视野。

校长、教师和学生是学校中的主要群体, 在学校文化建设中理所当然地承担着主体性的任务, 但是除了校园里的校长、教师和学生之外, 我们还应当认识到在学校之外也存在着创生学校文化的力量———与学校开展合作的学校文化建设领域的专家学者。虽然专家学者不能如校长、教师和学生一般长久性的参与到学校文化建设当中, 但是在其参与的过程中, 对于学校文化建设的创生作用远远大于一般校长、教师和学生的贡献。因此, 我们不能将学校文化主体研究视野局限在学校之内, 应该在形成对学校文化主体特质和能力形成统一认识的基础上, 依此扩展研究视野。

2. 正确处理学校文化主体间的关系, 发挥学生主体的作用

校长、教师和学生作为学校文化建设的主体, 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任务, 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从承担的任务来看, 校长统领全局, 谋划学校文化发展整体蓝图;教师上传下达, 沟通学校文化发展各部分;学生具体落实, 实践学校文化发展的每一步。从发挥的功能来看, 无论是校长、教师和学生在参与学校文化建设的过程中, 都发挥着主动创生的功能。校长的谋划全局需要自主创生, 教师在上传下达的同时也在创生着新的学校文化, 学生在实践中也在发挥着智慧, 创生着独具学生特色的学校文化。校长、教师和学生作为学校文化的主体, 其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但是其共同性是不能忽略的。学校文化实践者要正确处理主体之间的关系, 推进学校文化发展顺利前进。

校长、教师和学生在学校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差异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差异, 学生主体虽然处在差异中较弱的层次, 但是其意义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学校文化主体研究中, 我们应该重视学生主体性的实现, 发挥学生主体应有的作用, 创造出基础夯实的学校文化。

参考文献

[1]杨骞.学校文化建设中的相关因素分析[J].教育研究, 2009 (1) .

[2][7][11]参见李伟胜《学校文化建设的新思路:主体创生》, 出版中.

[3][8]俞国良.学校文化新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4]崔允漷, 周文叶.学校文化建设:一种专业的视角[J].教育发展研究, 2007 (5) .

[5][9]顾明远.论学校文化建设[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5) .

[6]赵中建.学校文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0][13]倪胜利.教育文化论纲[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

[12]林存华, 郁琴芳.家庭传统文化与师生文化冲突[J].当代教育科学, 2011 (6) .

[14]郑金洲.教育文化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主体文化 篇2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要充分认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紧随6月26日全国文化厅局长座谈会在贵阳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克志按照此次会议的部署要求提出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改革发展成果。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贵州集聚了49个民族,各个民族继承并发展了各自独有的民族文化,这一系列的文化凝聚着民族的血脉,寄托着民族的精神家园。在当今竞争激烈的世界环境里,民族文化的地位以及在实践中的作用越显突出,它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

贵州是集山区和多民族的省份,区域文化的复杂性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制约着贵州的文化体制改革。不同的地理特征创造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内涵,但在历史的沿革中,具体的民族有其独有的民族情感及文化价值体系。在如今的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下,为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应加强区域文化与民族文化共享合作、协调发展,实现文化的和谐。

目前文化体制改革在贵州面临文化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不高是基于贵州民族的多样复杂化以及实际的社会发展水平,如苗族在贵州的分布显示了贵州民族的复杂化,黔东南、黔西南、黔西北分布着不同的苗族苗语支系和文化。由于贵州的民族大省特征,贵州的文化呈多样化的趋势发展,传统文化在与当代文化的结合发展过程中,诸多民族文化在与当代文化的接触中产生了文化价值的艰难抉择,传统文化价值核心与当代文化价值之间相互取舍,使原存的贵州地方所具有的文化价值理念发生价值转移。在价值取向不清晰的抉择中,为引导文化价值的正确取向需要加强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和主要目标的学习,完善和健全文化建设的布局和结构,使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自觉、主动地参与民族文化的建设发展。

主体文化自觉的当代释义 篇3

【关键词】主体文化自觉;理性的文化态度反思;创新的文化方式;多元文化融合

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一词,文化自觉便不断引起学界大众的广泛关注。马克思认为,文化不仅仅是人创造的身外之物,更重要的是文化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①由此可见,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人类思想解放的钥匙与象征,在文化自觉众多的解读方法中,最应关注的是主体文化自觉。

主体文化自觉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中的根本目标指向,是指主体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世界中,自觉认识到自我的文化存在,自觉形成和持有一种文化准则和文化价值追求,自觉反思自我的文化存在,自觉实现文化的内化,并通过主体意识的强化和实践活动的深入自觉实现新文化生成,最终实现人的生存方式转变的动态过程。②

主体文化自觉是一个缓慢而艰巨的过程,不但要清晰认识自身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理解所接触到的异域文化,还要在已经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对自身文化准确定位,还要将多种文化进行融合,去粗取精,取长补短,不断进行文化改革与创新,才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主张,主体文化自觉作为精神文明建设一把利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至关重要的一节。

马克思认为,文化不仅仅是人创造的身外之物,更重要的是文化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③简而言之,主体文化自觉在当代的释义更应突出其自觉性、实践性、创新性。费孝通先生在论述文化自觉时说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借用费先生的观点,现阶段主体文化自觉首先表现为一种理性的文化态度。

一、主体文化自觉是一种理性的文化态度

洋务运动、康梁维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主体文化自觉从“器物层次的现代化”、“制度层次的现代化”转向“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愈演愈烈,西方意识形态全盘化吸收,以至于出现文化认同危机,价值体系混乱等现象。有些学者纯粹以批判的方式否定传统文化,提倡西方文化思维方式,忽视对中西文化的根源差异的反思,片面强调激进、前卫、解放,这种拔苗助长的方式不符合人类发展的规律。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在以人伦血缘为基础的礼仪德信规则之上,而西方文化则强调物质为导向的利益信条。几千年来,中西国家文化发展的根源有着本质的差异,导致形而上的文化观、价值观的根本不同,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个体主体文化自觉的引导更为重要。一个国家要富强,创造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那么作为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个体必须要有强大的生命力、创新力,积极的理性文化价值追求。当代主体文化自觉不是“复古”不是“全盘西化”而是以理性的文化态度,认同自身民族历史,坦诚自身文化缺陷,“对此历史传统不断做有意识的省察,优越之处发扬光大,不足之处奋力加强,缺失之处则力求改进”,对异域文化则“礼之、师之、纳之、化之”,借鉴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大胆创新,为中国文化注入源源不竭的生命力。“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窗台,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④诚然,一个国家的文化实力高低的决定因素是个体护体文化自觉的程度,以理性的视角为起点,立足于客观现实,分析当代各种文化现象及问题,主体文化自觉应是一种以传统的真、善、美的价值理想为导向,以客观平等的理念解读各种文化为内容,以解决人的生存困境、文化认同危机为目的,在“既有世界”向“应有世界”的演进过程中,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文化理念。

二、主体文化自觉是一种反思、创新的文化方式(手段)

“自觉”一词涵义广泛,就其真实意义来说,“就是指人们从其习惯和想当然的生存状态中走出来,形成一种自知、自主、自决和主动的精神状态并不断强化,包括对这种状态的持续体验和反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决断和毅然决然的行动。” ⑤由此来看,主体文化自觉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自知基础上的反思,二是反思条件下的创新。

文化是人在实践中不断积淀的文明成果,是人类的存在方式。文化本身具有两方面的局限性:一是阶段性,即文化在不断传承中,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各不相同,但都取决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即政治经济发达程度、传统文化继承程度、个体主体文化自觉发展程度;二是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各不相同,在文化融合过程中存在排斥、冲突等现象,甚至本民族文化的继承中也存在守旧、激进之分,阻碍文化的健康发展。“文化是人以自己的生命存在的意向性为理由不断地改造他周围的自然世界(或日质料世界)的、创造性的劳动过程。”⑥诡异多变的经济发展状况、政治环境以及频发的社会问题,各界学者致力消解社会矛盾和生存困境,反思与创新是解决这些问题、改善周围环境的主要方式。主体文化自觉的反思作为一种文化反思,不是纯粹的文化批判,而是在理性认同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分析文化的时代价值,去其糟粕,扬其精华,洞察文化弱点,完善“文化之根”。文化创新是文化的自我超越,在现有文化基础之上,为当代文化寻找新的生源,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整合文化资源,创建富有民族特色,具有指导性、稳定性,为公众接受的文化价值体系。

三、主体文化自觉最终目的是多元文化的融合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露丝·本尼迪克特指出:“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到咿呀学语时,他已是所属文化的造物,而到他长大成人并能参加该文化的活动时,社群的习惯便已是他的习惯,社群的信仰便已是他的信仰,社群的戒律亦是他的戒律。”⑦就此来说,每个人都是特定文化的产品,个体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个体的实践成果的总和。文化的个体通过“自觉”的方式,以自己的生命存在的意欲为指向,在劳动实践过程中,潜意识的接受公共文化规则,服从人类共同的文化意志,与不同个体的文化意识相互磨合,从而形成个体独特的主体文化自觉。在个体的主体文化自觉之中,又包含着共同的群体文化自觉。群体文化自觉是基于实践条件下,符合当时社会发展规律,为大多数个体所共同认可的文化精神。从个体的主体文化自觉到群体的主体文化自觉的过程,是个体自我异化的扬弃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经之路。

回归到当前现实主体的精神世界,从呱呱坠地时起,我们便不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行为规则、思维方式和道德准则都按照既定的路线发展,但在具体的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主观世界也不断发生变化,在社会发展需要的规定中,不断修改成型的传统文化模式,创造新的文化规范,形成具有历史性、时代性的新的主体文化自觉。地球村的出现加快了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融合的进程,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个体的主体文化自觉与他人的主体文化自觉,通过冲突、认同、接纳的过程逐渐形成共同意志、群体文化自觉,进而完成多元文化融合的最终目的。

当然,多元文化的融合并不意味着个体主体文化自觉的消亡,二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人类社会的演进必然形成个体主体文化自觉的特殊性,同时文化的进步又对这种特殊性进行扬弃,寻找群体文化自觉的普遍性,为多元文化的融合、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因此,个体主体文化自觉与多元文化的融合属于同一个进化过程,二者是在对立统一的动态关系中不断生成的。

综上所述,主体文化自觉即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民族,其所蕴含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与文化追求是不变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肩负此重任,必须强调主体文化自觉,弘扬中国优良传统文化,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经验,自知自省、改革创新,建设现代化的、世界的、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注 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6.

②王希鹏,丁三青.主体文化自觉: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现实关怀[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语版),2011,(01).

③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8.

④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1.

⑤王文兵.文化自觉:一个满含实践意义的理论概念[J].思想战线,2008,(04).

⑥王希鹏,丁三青,陈斌.主体文化自觉:逻辑内涵与时代价值[J].学术论坛,2012,(03).

⑦李娜.论文化的个体生成与文化自觉[J].北方论丛,2011,(06).

【作者简介】

会计文化主体确认与客体需求 篇4

一、会计文化及其主体、客体的涵义与研究现状

会计文化的提法由来已久,但对其概念较为普遍接受一般是在现时期文化繁荣背景下,与会计活动及理论相关的各组织和人员,结合其实际工作开展及境况,而对会计行为与影响、反射等方面所做出的或抽象、或具体、程度不一的感性阐述与认知。在这些情况下,对会计文化的各种研究与阐述,虽不乏精到之论,但也不免会有概念模糊或歧义的现象。

(一)会计文化的涵义

会计文化作为特定行业的一个文化概念,其表述应当和其他各种亚文化概念的表述类似,即是由基础的文化涵义衍伸至会计领域的特定表述,其内涵可从“文化”的本质涵义到“会计文化”的特定涵义逐步挖掘。首先,“文化”就其字义看,分别是,“文”指事物错综所形成的纹理或形象;“化”指:性质或形态改变;词尾,放在名称或形容词后,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其次,“文化”就其词义看,分别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这些“文化”的本质涵义延伸到会计领域的“会计文化”概念上面,可以利用的释义基础是“文化”两字的字义综合,即“文”(事物纹理或形象)之“化”(成某种性质或状态)的过程,以及“文化”的第1种词义的核心内容,即“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对“文化”这些本质概念认知的基础上,以会计领域为拓展对象,许多学者都对会计文化的涵义进行了大致相仿的设定。笔者认可郑艳(2012)的表述:会计文化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分支,其在本质上属于文化的范畴,它是人们在会计行业活动实践中积累而来的一种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体系或财富的总和,其表现的载体就是会计活动,同时它也是会计工作的一种管理手段。会计文化的组成要素分为三部分:会计物质文化、会计制度文化和会计精神文化,它们共同组成一个“金字塔”:会计物质文化是基础,会计制度文化是中介,会计精神文化是核心。会计文化这三个基础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了一个多元化、多角度的会计文化体系,为会计组织的和谐、健康的发展发挥各种功能和作用。但这个表述的不足是将会计文化的载体局限于仅会计活动,功能和作用对象局限于仅会计组织,而不是其承载和发挥的范围可以扩充至非会计领域。不过这不影响该概念对会计文化所作的一般性认定,笔者主要就会计文化载体及作用范围的扩展性予以阐述。此外,还有研究者对会计文化的概念作了另一种更为形象、具体的表述(陆盘忠,2011),即会计文化指人类从会计动机出发,以会计人员、会计活动为主要对象,以会计行为为主要作用方式,经济信息作传递媒介,会计报表作载体,以算盘、电脑等为工具,在商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联系着人类与自然、人类与社会、人类与企业、人与人之间经营管理活动的各种经济关系,同时带动着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并促进自身发展的特殊文化现象,并也认为会计文化由会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部分组成。

(二)会计文化主体、客体的涵义与研究现状

作为一项运动的、发展性事物,论及会计文化,就必然涉及到会计文化在引领过程中作用与反作用、实施与接受、影响与被影响等关系的角色之分,及至会计文化的主体的辨认及客体对象的反射。关于会计文化的主体、客体的涵义或概念,现有各相关研究中涉及的较少。既使有谈到主体、客体概念的,看上去也是多以“会计”或“会计行为”作为其指向,与“会计文化”主体、客体的内涵要求有着本质不同。如:对于“会计”,其主体是会计核算和监督的范围,客体是会计核算和监督内容。对于“会计行为”,其主体是会计人员,客体是会计管理的受控体,是能用价值量表示的经济活动;或者,会计行为的主体是会计行为的实施者,客体是主体活动的对象化之物(李容华、刘国华,2006)。对于“会计文化”的主体、客体的概念,早期有个比较笼统的说法(丁志田,1995),即会计文化的主体是会计,会计文化的客体是包括学科、历史、技术、行为、环境、法制、职业、物质、精神等在内的各种具体文化,并由此认为,涉及会计环境及其时空观念的一切事物都可纳入会计文化范畴。这种笼统以至大而全的说法(如“会计文化的主体是会计”)使人的感觉反而不太清晰、明朗。最近,随着会计文化研究在国内作为一个专门研究方向的兴起,劳秦汉在其《会计文化学概论》中专门做了论述,即“会计文化主体涵义是主体的会计人和会计人的主体性”;“会计文化的客体性结构是会计物质文化形态、会计制度文化形态、会计精神文化形态”。基于此,笔者抱着追本溯源的理念,从主体、客体的原本词义切入,同时适当结合劳秦汉的论点做概念推进。原本词义上,主体是:哲学上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法律上指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国家;客体是:哲学上指主体以外的客观事物,是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对象;法律上指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包括物品、行为等。延伸到会计文化上,其主体、客体的概念可以在上述哲学、法律两个层面涵义的基础上,结合前述“会计文化”内涵进行界定。即:会计文化主体是会计文化活动的实施者、接受者(包括物质性反作用者和精神性反射者),其对象为人,包括个体和群体组织。会计文化客体是会计文化活动所指向的物化及内容存在,具体表现在物质、制度、精神三方面。

综观目前国内关于会计文化方面的研究,一般都是从会计文化的内容与特征、构建目标与原则、意义或必要性等方面进行把握,并且基本都是站在主体立场所进行的主导式阐述,无论从会计文化及会计文化主、客体的定义,还是从一系列研究会计文化宗旨与建设等的文章,都反映出其主体基本定位在会计群体。再观察最近的一些研究,《论会计文化》(陆盘忠,2011)、《论会计文化建设》(郑艳,2012)分别概览地或全貌地阐述了会计文化的基本理念或整体框架内容;《中国会计文化呈现六大基本特征》(曹磊明,2012)通过阐述中国会计文化的先进性、人本性、诚信性、规范性、群体性、服务性等特征说明会计文化的内涵表现;《时代呼唤会计文化建设》(佚名,2012)、《试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会计文化建设》(康龙,2011)以建设性思想阐述了会计文化的本质属性、构建目标与原则等。所有这些关于会计文化的阐述从其定位看,基本上都是以一种顺视的目光,并以会计群体这个单一性主体立场来观察与辨析,忽视了以逆视的目光,从会计文化引领对象(即会计文化的接受性主体)的多元化存在及所带来的客体对会计文化建设在行为、方式、内容等方面多层次需求来考察与论证。

二、会计文化主体多元化及其基础

(一)会计文化主体的多元化

从会计文化概念及其主体、客体的内涵,以及从会计文化的具体内容,即广义的会计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狭义的制度、措施、规则、科研、教育、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与分析观察,会计文化的主体应是多元的,大致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从会计文化行为或影响的角度观察,分为会计文化的实施者(如权力发出者)与接受者(如义务承担者)。这两者一般处在彼此对立的位置,但有时也是行为对立但实体同一的,即会计文化的实施者在某些特定的会计文化活动中有时还是该活动的受影响者、被制约者,比较典型的情况如企事业单位的财务部门,它们一方面要制定并发布本单位或部门财务制度,同时还要遵守与执行这些财务制度。其次,从会计文化主体对象的人的群属性看,其包括个体和群体组织,体现在任何类型或内容、形式的会计文化,其实施者、接受者都是以个体化的人或群体化的组织出现。比如,参加全国会计资格考试(这也是一种会计文化活动),每一个应试者就其自身目标与投入内容看,一般是以个体身份出现,而该考试的组织者无疑是群体组织。再次,从会计文化主体的实务性看,一类是会计群体和会计人,另一类是与会计文化一定程度相关的非会计群体及非会计人员。其中,第一类“会计群体和会计人”无疑是会计文化主体的核心部分,包括会计实务、政策制定、会计科研、会计教育、会计鉴证等纯会计群体与人员;另一类“一定程度相关的非会计群体及非会计人员”,主要包括与会计行业建设、会计信息使用、会计教育开展等相关的、能对会计行业发展与会计文化建设有所促进的其他多阶层人员,就其规模体量与实务操作参与程度看,它们属于会计文化主体的非核心部分,或说边缘层、介入层,但它们存在着与会计文化的相互影响。

(二)会计文化主体多元化的存在基础

会计群体作为会计文化的核心主体地位以及所带来的在其客体诉求上的主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同时关于会计文化及建设对于会计群体这个核心主体的能动,以及两者间相互作用与影响的表现等方面,目前的会计文化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理论相对成熟。笔者主要关注“一定程度相关的非会计群体及非会计人员”,它们在会计文化背景下,被会计文化影响乃至对会计文化产生反作用或反射的客观存在,而这个存在源于当前理论与现实基础。

(1)社会主流意识与会计核心价值的集中反映。当前我国社会主流意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作了“二十四”字精辟凝练,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使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主体的充分性得到了确认,同时就前期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方法论的研究上,光明日报在《2011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综述中指出,核心价值观应符合群众语言和思维习惯,要在尊重差异和包容多样的基础上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针对当前社会实际推陈出新,注重代表性和人民群众认同度;同时中央党校韩庆祥对之评点认为,今后任务要由理论诉求转化成实践诉求,由主导要求转化为主体需求,由只注重主流先进性向也注重支流广泛性转化。所以,当前我国社会主流意识的本质是面向最广泛人群,各群体在多元化多层次社会背景下,处于不同的经济体及其活动中,由此带来有关经济信任性的不同反映与诉求,而经济信任性可通过“会计的核心价值是维持人类社会的相互信任”(刘峰、葛家澍,2012)这个本质功能来映证。故因会计的价值与效用涉及人类社会方方面面,并因社会信任基点在于财产与利益,从而使会计效用对象根本上即是因财产与利益而起的形形色色的不同经济体,这种由经济群体多元性所带来的也将是与之关联的会计文化主体的多元化。

(2)会计职能及会计行为的综合体现。会计职能既包括传统的反映和监督,也包括现代的管理和控制。作为路径,会计文化一般首先从会计职能发挥即实务会计的施展中考虑构建,同时还应从会计行为的受影响面即会计行为效用对象来认识并反促会计文化的建设与完善。当前环境下会计行为狭义是指传统型会计实务,广义还含有与内容建设、规划指引等相关的方面,包括会计规范建设、会计教育开展等,并且这些方面还存在具体设定,如:会计实践方面有针对各行业的细分,以及财务管理、内部控制、注册会计师业务等;会计规范建设方面有政策、准则、制度等的建立及实施;会计教育方面有各专业学历教育及职业教育。所有这些会计行为的施行决定了会计文化建设中各层次引领对象及各方位主体的存在,他们中既有从业者,也有准从业者和非从业者,甚至有的非从会计业者,如组织会计政策制定、发布的公职人员,他们也许并不从事专业度较高的具体会计工作,但其履职成果及质量与会计工作的顺利开展息息相关。

(3)会计普适型教育与职业延展的现状。除从业的会计群体及会计人外,广义的会计行为对象还包括受会计专业教育的学生,这个群体中有相当部分将会走上会计及相关岗位,但还有相当部分学生将会错位就业,跨入与原本所学会计专业无关的其它职业。因此虽然当前有会计专业热门、趋众报考的形势,但鉴于当前就业难现状以及经济多元化、知识复合化需求的背景,这些一毕业就“转型”的群体,其会计学历教育实质就是其人生规划中的过渡石。而另一方面,从教育性质看,这种非从业型会计教育正是一种大众化的、针对社会职业多元化需求的普适型教育,笔者将此群体理解为“会计意识者”,其总体上属于“一定程度相关的非会计群体及非会计人员”范畴。他们无论是在学前、学中还是学后,都已经或将要经受会计文化熏陶,即在学前报考阶段,他们非自觉地耳濡目染受到由会计文化指引所带来的对会计的感知,尽管可能不太成熟;在学中阶段,他们无疑正在经受会计专业及文化浸染;在学后阶段,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可能不再与会计相关,但前期会计文化积淀将可能使其后续不期接触到的新的会计文化的效用更显成效,因为从社会发展看,很多工作的内涵已经发生质变,同样的工作会因知识和技术的复合变成全新模样,加入会计应用元素及会计文化素养的职业拓展,将可能发挥更大创造力,创造更大社会价值。因此,从会计普适型教育与职业延展性看,这方面也从特定主体的内在动因对会计文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三、客体对会计文化建设的多维需求

会计文化客体实质上是一种意识牵引物质、物质蕴涵意识的运动,而这种运动是通过特定会计与文化环境中“人”的行为实现的,因此,在研究会计文化客体需求时,不应只将目光放在客体“物”的范畴,而是兼顾考虑“人”的因素,即所针对的主体。会计文化主体(对象为“人”)的多元化,及由此带来的不同表现面(如“实施与接受”、“影响与反射”、“会计教育、会计科研、会计文艺、会计实践与技术”)、侧重面(如“核心群体与非核心群体”、“重要事务与一般事务”)等,使得与之相关联的会计文化客体(即作为载体、运行与展现等内容的“物”之展现)对会计文化建设存在着不同层面的、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需求。而从其客体性结构看,可以从物质形态、制度形态、精神形态三方面按各种具体的需求进行有差别地、对象“充分”地阐述,并构成会计文化建设的实质性内容。笔者仅从主体层次差别化角度,考察有代表性的三种类群主体所反映出的客体对会计文化建设所呈现出的多样性要求,以对会计文化建设在创新视角方面有所发现。

(一)会计从业群体及人员

会计从业群体及人员既是会计行为的主体实施者,又是对称地受会计文化引领的对象,这个群体对会计文化建设的需求与促动,应当从会计业务开展、会计规范建立、会计教育策划等内涵考虑,同时因该群体实务性强、专业度高而要求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有一定深广度。如面向这个层次群体的会计行为及由此产生的会计文化的实施,其传播的载体、传承的资源不能仅限于传统的会计技术、手段、教育方式,也不能满足于当前一般的会计信息化环境及无纸化办公要求,而是应向更高层次的实务手段及宣传方向发展,甚至于普及会计网络信息传递与网络会计文化传播或浸染。而对会计实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不要做假账”的警示即是在市场关系及寻租空间中产生的一种自觉的职业文化要求,但该要求不应仅停留在自觉的精神层面或口号化,而应继续针对特定业务领域,在物质措施与制度规范上渗透文化理念的制衡与把握;对注册会计师,应在注重鉴证专业性基础上,以群体素养为需求,在会计文化方面注入和谐发展、理性提高、公正大局的社会元素;对会计规范建设者,除须在举措上体现科学发展观及大众化仁政理念外,还应加强会计文化与其他相关领域文化的交融,重视各种制度与文化的积攒影响与复合发挥。

(二)会计信息使用人员

会计信息使用人员是对会计行为成果有目的的使用者,包括投资人、管理层、税政部门、审计机构等。关于投资人与管理层,企业与税政部门,基于他们所处位置的相关与对立,其对特定会计信息的使用会因对会计文化的理解与需求不同而存在差异,如在确定财务报告目标是以历史成本考核还是以公允价值衡量或两者兼顾上,即受不同立场价值观、历史观乃至关怀度等的影响,而各因素影响力度又受来自不同领域会计文化的支配,且这些因素还将反促各相关领域会计文化的发展;同时,基于当前“财务报告在从服务于信任到服务于决策有用目标的转换背后,反映了社会创富模式的转变”(刘峰、葛家澍,2012)的事实,这些不同界面、层次的会计文化还有着随社会发展变迁而形态纷呈的内在需求。关于审计机构对会计文化的认知与需求,既有反映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内外审区别,又有会计专业性和鉴证性区分,还有将会计文化与自身审计文化根据主体任务嫁接的目标。

(三)会计意识者

会计意识者可大致划分为,一是普适型会计教育背景下的相关非从业人员,按阶段性又分为潜在的会计教育前群体(A类)和受教育后错位就业的群体(B类);二是虽未受专门的会计教育,但因自身事业发展有着对会计了解及对会计文化体察需求的群体(C类)。所有这些群体虽然归为会计意识者层次,但其面貌与内涵对会计环境的影响及塑造有着特殊意义,针对他们的会计文化建设其实是一项介入性工作。关于A类,他们一般是进入专业学习前的报考学生,在他们报考与学习会计知识前,会计文化的引领就起到航向灯的作用,因此针对他们的会计文化无论内容与形式上都要能够深入浅出,增强观感体会,以最大成效地达成学员与专业的双向认可。关于B类,尽管他们已经错位就业,但前期的会计教育素养及文化积淀,会使他们在所从事职业上产生社会价值的叠加,在这个基础上,结合新时势、新环境,有策划地继续对他们施以相关会计新文化的引导与沟通,其结果不仅是个人视野得到开阔,甚至其所从职行业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后果可能会以外部力量反向推动会计革新与完善及会计文化发展与传播。关于C类,他们一般是现代经济浪潮下具有开放理念与提升意识的企业主和中基层经理人,他们在盈利动机支配下的经营管理,使其对经济现象内在规律的认知与把握根本上离不开会计知识的辅助和具备会计文化内涵的管理促动,因此针对他们的会计文化建设,其内容不仅应当深入具体,还应当具象感知,并增强应时应景性的边际交流指引。

四、结论

会计文化不仅反映了全体会计人群体的意识形态与努力方向,是其会计职业道德诉求和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价值取向,同时还能带动全社会相关群体、组织和人员的和谐共进。重视会计文化建设中多元化主体的确认及其客体多层次需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一,把会计文化建设由通常单一式主体拉动,转向兼顾主体多元化下的客体多方位、多层次推动,由通常习惯的主导式“我要做什么”变成主客观交流式“我想要你做什么”,使得会计文化按需定制、有的放矢,并避免会计文化建设中由单纯主体的主导而可能导致的盲目与空泛;其二,根据实际将会计文化范围尽可能覆盖至有需求的各群体,而不仅局限于会计从业群体,并尽可能地丰富会计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刘峰、葛家澍:《会计职能·财务报告性质·财务报告体系重构》,《会计研究》2012年第3期。

[2]郑艳:《论会计文化建设》,贵州财经学院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社会评价主体文化心理的历史考察 篇5

代表一个社会作出社会评价的总是以一定社会形式组织起来的人,且主要是那些被授予社会评价能力的国家机关、政府、领导、权威人士等.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社会文化决定了一定社会人们的`文化心理特征,而这些特征所反映的正是该社会的社会评价主体的主体意识及其地位,从而决定了该社会的社会评价.通过对社会评价主体文化心理形态的历史考察可以揭示社会评价主体的主体意识觉醒程度和地位的历史变迁;以史为鉴,从人自身和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反思现代社会的社会评价主体特征与价值取向.

作 者:古琳 葛豫 GU Lin GE Yu 作者单位:古琳,GU Lin(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北京,100102)

葛豫,GE Yu(四川大学,哲学系,四川,成都,610064)

主体文化 篇6

关键词:文化馆;社区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一、文化馆在社区群众文化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政策背景下,发展社区文化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与意义,也将成为基层文化建设与发展的一种趋势,可以说,文化馆在社区群众文化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凸显其发展群众文化的前沿阵地作用。文化馆作为国家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其性质和地位决定了它能够彰显发展群众性文化事业中的前沿阵地作用。发展群众文化事业,要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以乡镇文化站为根据地、以社区为中心向周围辐射,并按照“三贴近”要求,为不同文化需求的社会群体提供基本文化服务。因此,文化馆要立足实际,大胆创新,不断促进基层群众的文化学习、文化娱乐、文化信息交流等活动蓬勃开展,真正实现群众文化娱乐活动“有听、有看、有写、有画、有学、有歌、有舞、有演、有说”,使活动丰富多彩,从而使文化馆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向往与喜爱的场所,真正发挥其群众文化的活动中心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沿阵地作用。

(二)滿足社区居民文化需求。社区是三个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社区文化联系着千家万户,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提高群众文化层次和政治素质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开展社区群众文化活动,既能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文化馆作为群众文化事业发展的主流阵地,其职责是面向大众,为社区民众提供各种文化服务。

(三)服务和谐社区建设。面临社区文化蓬勃发展的新形势,文化馆应在准确定位的基础上发挥自身优势。因此,文化馆要紧跟时代脉搏,拓展自身职能,实现服务向社区延伸,通过多种群众文化活动充分调动社区居民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使社区文化活动释放出特有的“以美育美”的生命力和文化力,让社区居民在群众文化活动中相互交流,增加认同感和归属感,潜移默化地提升其综合素质,为构建和谐社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文化馆在社区群众文化建设与发展中的优势

社区文化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因为群众需要文化,文化也离不开群众。发展社区文化,不仅拓宽和延伸了群众文化活动的阵地,更重要的是提高了社区群众文化层次和素质。文化馆作为一个指导社会文化建设、普及文艺教育、改善群众文化生活、提高居民文化素质的群众文化活动基地,在发展社区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一)业务辅导培训优势。文化馆是群众文化工作的龙头,在群众文化中具有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且各门类艺术人才齐全,具有专业上的整体优势。文化馆专业人员可以发挥自身的业务优势,提供专业化的辅导与培训,以满足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社区居民中有很多业余文化爱好者,他们在戏曲、书画、音乐、舞蹈等文化艺术方面都有一定的基础,也是社区文化活动的中坚力量。如何发挥这批骨干的带头作用?文化馆就应该对他们进行一定形式的辅导和培训,一方面提高其艺术素质,另一方面使他们更加自觉地为社区文化作贡献。通过各种形式的辅导、培训,不仅使文化馆的业务人员与社区文化骨干保持经常性的联系,而且,也能让他们更好地熟悉体验生活,为业务干部吸取民间艺术营养提供一条畅通的渠道,两者相得益彰。另一方面,通过培训辅导,可以增强社区文化自身的“造血功能”,变“送文化”为“种文化”,从而使每个社区都有固定的文艺骨干队伍,在提高社区群众艺术素养的同时,还能让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为社区文化作贡献。

(二)组织引领优势。文化馆不仅拥有各类专业文艺骨干、文艺团队,还拥有一批专家、学者等社会力量,在开展社区群众文化中文化馆不仅能发挥自身优势,而且可以努力挖掘、整合社会文化资源,为发展社区文化提供更多的人才及智力支持。在社区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文化馆能够为社区文化发展提供宽广的平台,正确引领社区文体团队开展弘扬主旋律、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使社区居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社区文化建设在健康有序的状态。

(三)组织活动优势。群众文化活动是文化馆开展工作的基础,通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作可以增强社区居民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文化馆不仅要辅导各社区开展经常性的小型分散的文化活动,让社区群众从被动欣赏转变为自觉参与,还要从示范、提高的角度,结合本地主题活动、品牌活动、重大活动及各种群众文化比赛活动,引领、带动社区参与其中,增加社区居民文体锻炼和文艺展示机会,提升其文化活动参与度,形成“以点带面、点面互动”的生动局面。

三、文化馆在群众文化活动中的作用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也随之变得多种多样,群众文化由过去的单一性渐渐走向多样性,特别是大众传媒的高水平发展,新鲜刺激的新节目也在不断做着改变为了适应人们的口味和思想,文化馆作为公益性文化工作机构,在群众文化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是

(一)导向作用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逐渐出现了各个阶层一起办文化的乐观现象。这一文化现象让群众文化呈现了多元素的独特特点。为了适应新的元素和需求,文化馆不仅坚持用高尚的文明和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赶走了旧的思想文化模式,而且还一直把我群众文化,保持其积极向上。

(二)服务作用 由于以前群众整体素质参差不齐,对文化的需求也是没有现在的积极。为了满足这一需求,社会上渐渐地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然而出现了这一现象,文化馆人员应该跳出小圈子,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征求群众的需求,帮助群众文化活动,促进各个文化馆的健康发展。

(三)示范作用 群众文化是生活的必要产物,所以应该用组织高品位,高层次的文化活动,从而来最大效果的发挥办文化的示范作用。

中国设计的主体意识与文化自觉 篇7

我们先说第一个层次。在学科的分类上,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学习前苏联的经验,以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科设置为代表,将美术分为“纯艺术”和“实用艺术”两大类,除建筑设计和部分服装设计在工科院校以外,绝大部分设计类学科设置在美术学院的工艺系或装潢系。在美术领域,“纯艺术”轻视“工艺美术”的现象长期存在。当时对这种专业歧视的感受,陈绍华至今还耿耿于怀他说,1984年参加第六届美展,就是要为工艺美术争口气,因为他感到工艺系的人在美院被人看不起,“……经常在饭堂里碰到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的人在侃创作,侃第六届美展,他们就会有意回避工艺系的人……那时确实是被排斥。他们觉得你们是工匠,他们才是艺术家。”所以他一定要送作品参展、要获奖,“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以此为工艺美术正名。(参见“陈绍华访谈”,载《20世纪中国平面设计文献集》,广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那一年,陈绍华向第六届美展送了三幅宣传画,其中《绿,来自你的手》(图1)获金奖,他也如愿以偿地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世纪80年代,全国各领域都在解放思想,文化艺术也处在观念变革时代,无论是纯艺术还是工艺美术,都经历了对西方艺术狼吞虎咽、生吞活剥的过程,对包豪斯及之后的设计,也是以学习现代艺术的方式被介绍到国内,工艺系的师生大多希望以艺术家的身份参与到变革中来。陈绍华应邀为当时的《美术思潮》设计封面,另外一个工艺系的毕业生杨志麟正积极参与中国的现代艺术活动,他为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设计了一张著名的海报《不许掉头!》(图2)——对一个交通标志的直接挪用。很多人已记不清展览中的作品,但被铺满中国美术馆外墙的这张海报,已成为这个展览最重要的视觉记忆

设计师对自己身份的自觉更重要的源于市场经济的刺激,在市场中,设计可以挣钱,给他们带来财富。同时,他们也感到设计难以做到个性化的自由表达,与纯艺术相比,设计是“带着镣铐跳舞”。设计作为一种社会学的工具,必须关注当下、关注市场、关注客户的需求;设计无法脱离社会环境,躲进自我的象牙之塔。在市场的蹉跎中,设计师们开始明确自己的身份定位。他们有意与艺术家保持距离,对参加像“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这样的活动并不热衷,宁愿将热情投入到国内外更专业的设计展览当中。在参加境外展览,与国外设计师交往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对“设计师”身份的自信。陈绍华、王序、王粤飞等较早的一批优秀设计师成为国际平面设计联盟会员(Alliance Graphique Internationale,简称AGI),这激励了设计师对自我价值的认同,目前已有20多位华人设计师加入了AGI。身份的变化促进了设计学科语言的专业与精致化,他们迅速意识到自己所做的工作性质是“视觉传达”,他们对新形式、新材料、新工艺保持着高度敏感性,在图形、符号、字体与色彩创造中显示其优秀的洞察力与个性化的美学修养。但是,在商业利益的裹挟下,设计师们对专业性的坚持往往感到沮丧,很多人感受到另一种歧视。真正为设计赢得荣誉和社会尊重的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北京奥运会,二是北京的世界设计大会。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全过程,可以视作全民接受设计熏陶的运动,每一次形象设计项目的发布,各大媒体连篇累牍地争相报道,设计的价值从未受到社会如此重视。设计师从参与国家重大项目中体会到荣誉感和归属感。2009年,Icograda(国际平面设计社团协会联盟)年会在北京举行,号称世界设计大会,由文化部、教育部与北京市政府联合主办。这次大会触动了政府从战略上正视设计的重要性,意识到设计处于科技成果、文化成果进行社会转换的中间环节,在社会转型发展中作用重大,仅靠一个部门的力量难以引领设计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将它从艺术中独立出来。这可能也是“中国设计大展”的办展初衷。

现在,在专业上对设计的歧视心态已经不复存在,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将设计与艺术之间的阻隔打通,毕竟艺术与设计同宗同源,在创造性与审美品位上,设计需要更多艺术资源的支持,艺术也需要通过设计思维不断更新观念。今天的设计,更加需要综合型人才,而不是以学科的分类作茧自缚。设计对于年轻的设计师而言,有关专业归属的心理纠结要少得多,他们对职业的选择往往出于个人的兴趣,较少考虑其他因素,他们的职业状态要显得自由得多。

说到东西方文化的纠结,1992年陈绍华为“平面设计在中国”创作了一张主题海报:一条东方的腿与一条西方的腿纠结在一起,筚路蓝缕,艰难前行(图3)。许平教授说这张海报象征了20世纪中国所走过的路,这样的解读并不过分。自从有一个强大的西方站在我们身边,这种纠结就没有离开过我们。“’92平面设计在中国”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华夏远古之伏羲,创太极八卦,推演宇宙万物之规律,诚为无与伦比,世界最卓越之设计创意……当今之炎黄贵胄,地无分域内海外,人无分长少男女,皆本奋发图强之信念,致力于各业进步,期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我设计界同仁,犹然。”这段文字的起草者据说是组委会秘书长贺懋华。我惊叹中国现代设计首次集中亮相时,对传统文化资源有这样深刻的洞察力。当时国内的现代艺术已经降温,文艺界的价值观再度摇摆不定,这批设计界的精英却坚定地选择了将现代设计与民族文化资源相结合,寻求建立“中国设计”的价值观。因为有这样先入为主的观念,设计师们自觉不自觉地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不断比较、摇摆。王粤飞的八卦图形、王敏的海报《中国艺术家在美国》(图4)都表现出很深的东方情结。还有一位重要的设计师——香港的靳埭强,他把传统的水墨元素运用到平面设计中,创造出一种东方韵味的平面风格。(图5)

对本民族文化宗教式的皈依感,折射出设计师纠结的、不自信的文化心理。甘阳在回顾80年代中国的文化思潮时说:“巨大的文化财产变成了巨大的文化包袱(保住家业),巨大的文化优越感变成了巨大的文化负罪感(愧对祖宗),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尤其是素有士大夫气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自我启蒙道路上的一块巨大暗礁。”他认为:“张之洞当年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著名的理论怪物,实际上远远不是中国近代史某一段独有的思潮,而是中国现代化整个历程中不断会遭遇到的一大障碍,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很难完全摆脱的一个鬼影。”(参见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载甘阳主编《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我们不敢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设计师是否触碰到甘阳所谓的心里暗礁。但对西方欲拒还迎的心态,可以从韩绪的海报《城市发现·木马计》中领略到。(图6)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自信与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有关,虽不能说绝无例外,但在经济、军事上落后的国家,是很难有文化话语权的。因此,从逻辑上说,我们需要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迎头赶上去,这一阶段持续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是一个转折点。我们实现了对国际奥组委的承诺,办一届最好的奥运会。其中,奥运形象的系统设计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对中国来说,奥运会承载着一个大国崛起的梦想,也承载着十三亿人的情感,所以,奥运设计的理念“必须是具有浓郁中国气质、中国精神、中国风格,同时又是具有时代感的、当下的设计”。(参见王敏《已褪色的景观,难以忘却的经历——北京2008年奥运会设计的挑战与理念》,载《玉与礼——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设计》,王敏、杭海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由于国际奥组委对奥运的形象系统与应用系统的设计有严格规定,这就要求北京的设计“用国际通用的语言述说中国的故事,在讲述中国股市的同时,体现奥林匹克精神,实现设计功能的需求”。据王敏回忆,筹备奥运初期,我们在很多方面还不具备将这样一个复杂的设计工程做到国际水准的条件,体制的限制、对设计认识的缺乏、对设计师的不尊重等等,都成了制约设计的因素;但是,“对中国设计而言,奥运会无疑是一个契机,一个舞台,是一次一次让中国设计呈现一个新面貌的机会”。以中央美院、清华美院为主要团队的中国设计,艰难地把握住了这个机会,也完成了中国文化的百年救赎。北京奥运形象与景观工程的设计证明了中国设计师有能力合作做好超大系统的综合设计项目,其中的部分设计作品已成为奥运设计的经典。国际奥委会形象景观顾问布拉德·科普兰(Brad Copeland)对体育图标的设计赞不绝口。(图7)这是一个年轻设计师的原创设计,虽然他必须选择中国元素,但将其与识别性和现代感完美结合,也与标志设计“舞动北京”相呼应、相统一,堪称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典范。

关于文化身份问题,在深圳有过至少两次相关的讨论。第一次是“’03深圳设计展”研讨会上,香港青年设计师区德诚谈及亚洲设计的东方特色时说,日本的设计家一眼就能看出他的作品出自一个华人设计师之手,虽然他没有刻意表现,但从图形、色彩,甚至字体等因素中不经意的流露中就说明了一切。实际上,文化的选择就如饮食的习惯一样,传统的基因已经深入你的血液中,你和周围的人群一样,最熟悉自己浸润其中的中国文化。第二次讨论是在2007年的一次国际学术论坛上,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平面设计”。刘治治作为青年设计师的代表,说出了他们以及更年轻一代设计师对“国族性”(即“国家意识与民族性”)问题的迷惘与不堪重负。他认为,设计就是一个年轻的、由西方主要理论构成的,然后在东方很蓬勃的、国际化的学科,是一种建立在语言之上的、通过视觉沟通的学科。他觉得中国人的历史包袱太重了,设计师应该关注设计学科中真正先进的理论和方法,至于民族性问题,还是顺其自然。(参见刘治治《“拒斥”与“顺应”——中国语境下的“全球化”与平面设计》,载《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平面设计——中国平面设计国际学术论坛(2007·深圳)文集》,关山月美术馆编,广西美术出版社2009年9月版)我觉得,“文革”之前出生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历史撕裂感,因为他们经历了至少两个社会价值观完全不同的时代,所以在他们的身上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文化的负重与纠结。但是,既然现代西方的“木马”已经拉进了国门,他们还是展现了最大的勇气接受挑战,从而为中国平面设计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主体文化 篇8

关键词:高职院校,校园文化,企业文化,校企双主体

高职校园文化是相对于大学校园文化、企业文化而独立存在的范畴和体系, 具有时代特征、大学文化属性、职业性的价值取向、实践性、开放性的特点, 学校个性文化的特色。而校园文化建设是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高职院校校园文化构建的过程中, 必须实现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融合, 体现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的特色。

一、高职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区别

高职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分属两种不同的组织文化, 其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两者的特点不同。高职校园文化是一种以培养高技能人才为根本目的的教书育人文化, 它除了表现出高等教育的内涵和精神实质, 更表现出职业教育的独特文化内涵, 即培养的是高素质、高技能的、服务于生产一线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而企业文化是一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生产经营文化, 同时为社会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财富。二是两者的价值取向不同。高职校园文化具有两重属性。一方面校园文化的学术属性决定其文化是一种专业学术文化, 它秉承了大学学术自由的传统, 在学术活动中反对过多的约束, 不认可一成不变的工作计划、单一的工作目标和严格的的行政等级, 体现追求学术自由的基本价值取向;高职院校是一个正式的社会组织, 内部存在着人事、财务、后勤、宣保等部门, 另一方面又具有社会组织的基本特性, 具有对外完成各项功能和对内完成资源配置优化为目的的科室化组织结构。科室属性强调通过建立严格的行政等级制度, 依据职责大小划分权力范围, 追求组织的简单高效化、科学的理性化和操作上的技术化, 保证了组织的长效平稳运行和目标的顺利实现, 体现追求工作效率的基本价值取向。这两种基本属性, 构成了高职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

二、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现状分析

随着素质教育在高职院校日益受到重视, 校园文化建设也被学校纳入总体发展规划并作为重点。许多院校开展了以人文素质和艺术素质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素质教育活动和以科技素质为主要内容的技能竞赛活动,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校园活动成为了学生锻炼综合能力、发挥个人潜能、培养人际交往能力的舞台, 也搭建了学生向准职业人转变的重要桥梁。虽然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从总体上看, 仍然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层次, 自身定位不清晰, 在某些方面更走入了误区。

1. 对高职校园文化认识不足, 校园文化建设低水平、低层次化

由于对高职校园文化认识片面, 导致校园文化建设出现两个现象。一是将其等同于简单的文体活动。以为校园文化活动就是让学生“玩好”, 开展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校园活动。实际结果是校园文化建设被认为是政工部门的事, 各部门即使参加也缺乏统一协调, 松散无章, 而且缺乏专门老师的参与指导, 实际并无多大效果, 更无法体现高职教育的特点。

另一现象是将其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但是, 校园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一方面,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很强的政治性, 平时由专门的思想政治课来完成教育, 内容相对单调枯燥, 在校园文化活动中表现形式比较单一, 学生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 对于个性鲜明的“e时代”的学生并不愿过多接受这种方式。而校园文化并不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且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学生既是活动的主体也是客体, 他们在创造校园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熏陶。另一方面, 思想政治教育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内容, 具有很强的强制性, 学生思想上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 而校园文化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完成对人格和心灵的塑造。可见, 校园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形式, 不能等同。

2. 对校园文化定位模糊, 不能表现高职特点

由于高职办学历史不长, 对自身办学模式认识不清晰, 对校园文化的重视更是近几年的事, 造成高职校园文化建设或是沿用了本科学科型的形式或是办成了中专型。其结果是高职校园文化或过于强调理论知识而忽视实践能力的培养, 使其不能充分表现其职业性特点;或是过于重视实践能力培养而弱化了理论知识的教授, 从而导致高职校园文化缺少内涵, 不能充分表现其高等教育特点。而且, 由于缺乏对学校办学历史、文化背景、人才培养模式的凝炼积淀, 没有紧密联系行业、企业, 大多数高职院校没有形成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校园文化, 大多千篇一律。这种校园文化既没有充分体现职业性的特点, 也偏离了高职教育培养具有高素质的技术应用型人才的目标, 且各校园文化之间多存在雷同, 亦没有鲜明的行业特色。

3. 重视对物质文化的建设, 而忽视对精神文化的建设

近年来高职教育得到了迅猛发展, 新增了许多高职院校, 原有的高职院校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改扩建或新建校区的运动。很多学校将校园优美环境建设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要方面。整洁优美的校园、漂亮的雕塑、气势宏伟的教学实训楼、色彩鲜艳的花卉盆景……, 这几乎是每一所高职院校的真实写照。但对校园精神文化建设却缺乏长远的科学的规划。而现在的高职生普遍存在缺乏学习兴趣、缺乏责任和纪律意识、心理承受力较差的问题, 如果学校不能提供从精神文化建设与企业的精神文化对接, 就会出现学生从踏出校门进入企业时很难适应, 无法给自己准确定位, 直至淘汰的局面。高职校园文化建设需要从知识体系的更新到实践活动的拓展, 从课内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到课外活动层次的提升、校园文化精神的提炼等方面进行科学统一规划。

4. 对教学环境建设投入不足, 与现代企业相差较远

高职院校的教学环境对培养人才有着根本性的作用, 对学生具有自然直观性和影响力, 并能对学生起到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故学校的课程教学环境也应当企业化。现代企业文化的物质环境有鲜明的特点, 如企业建筑都是一样的色调和风格, 员工上下班必须统一着工作装, 并要佩戴胸卡出入, 先进的现代化生产设备与车间, 等等。但因为办学历史短、基础薄弱、投入不足等原因, 许多高职院校专业实验、实训楼简陋, 实训设备偏向于教学而并不适用于生产, 与企业真实环境基本脱节, 不能突出高职实践教学的中心地位。

三、高职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对接的途径

高职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虽属于不同的组织文化, 但高职本身与企业天然的联系, 决定两者必须相互对接融通。本文结合学校实际, 提出如下几种途径。

1. 工学结合, 校企紧密合作办学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牢牢抓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为高职教育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实施“工学融合, 践行校企双主体人才培养模式;与时俱进, 培养社会真欢迎一线高端人才”的办学理念, 其主要途径:一是构建适应“校企双主体”人才培养模式要求的管理体制和运行保障机制。学院牵头成立职教集团、成立校企合作委员会、校企合作管理处等机构, 并从组织机构保障、财务资金保障等方面全面保障校企深度合作有序运行。二是调整优化专业结构, 构建适应“校企双主体”理念的课程体系, 校企联合开发课程。考虑适应企业的运作规律和专业特点, 采取异步式、多学期、业余式等灵活的教学组织形式, 让企业专家能充分参与专业教学活动。三是建设一批校内外“教学企业”。由校企双方共同配置资源, 集生产运营、专业教学、实习实训、社会服务等功能于一体, 在此基础上构建由“教学企业”与其他实习实训基地组成的学院专业教学和实训平台。四是校企“互聘共培”共建专业教学优秀骨干团队。创新学院人事分配制度, 建立和完善一系列配套制度, 逐步形成校企“互聘共培”打造双师结构教学团队的长效机制。五是创新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改变单一的传统考试的教学质量评价, 建立对教学过程、毕业就业状况和毕业生发展状况三阶段全方位的立体化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六是创新校企合作就业新机制。通过创新就业平台、创新就业途径、创新就业制度, 拓宽学生就业渠道。七是构建校企良性互动的社会服务体系。大幅提高社会服务能力, 构建体现办学体制、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服务“三位一体”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社会服务体系, 为珠三角地区企业和社会提供优质技能人才培训、科技服务、资源共享等。

2. 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

职业素养是指职业人在从业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行为规范, 是人们从事某种工作、专门业务或完成特定职责所应具备的专业技能和道德操守的总和。培养职业素养的途径:一是培养职业道德素质。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是培养敬业精神, 增强服务观念, 强化纪律意识, 树立爱岗敬业的思想;倡导诚实守信, 强调奉献。我院汽车专业自2008年起与某汽车公司合作, 开展《就业指导》课程教学, 由企业方派人授课, 部分学时在企业现场完成, 为学生今后融入企业文化, 并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提升专业素质。可通过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等方式, 使学生认识了解职业岗位所必需的技能, 培养创新精神。三是锻炼综合素质。综合素质包括人际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可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来实现, 如举办科技文化节、艺术节、职业技能大赛、学术讲座等。我院自2008年起与某企业合作, 开始是在科技文化节上展示公司部分成果, 后与企业联合举办新年晚会, 既开拓了学生的专业视野, 并将公司文化顺利引入学校。

3. 构建企业化的校内实训基地文化

主要从硬件设备、设施的建设和企业环境、氛围的营造两个方面开展。首先, 实训基地要根据行业企业的实际运行情况, 引入生产型的设施、设备。如我院机电技术专业群与一企业合作共建教学企业, 综合考虑教学和企业实际生产需求购置一批数控加工设备, 企业车间生产布局也充分考虑实训教学安排, 既满足了教学需要, 亦满足了企业生产需要。其次, 在实训基地引入企业生产、经营的理念。如在布置校内实训基地的可时, 可设计在实训基地的墙上统一张贴一些经典的企业标语, 在实训设备旁边明显位置张贴设备安全操作规程、运行保养记录, 在基地参照企业进行划分生产现场区域并做好标识等。以此营造企业生产、经营的氛围, 强化学生的现场管理意识, 使学生感觉置身于真实企业中, 按照企业员工的要求操作、实践, 使企业文化在实训中融入校园文化。

高等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社会对高职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学生具有过硬的专业技能, 还要求学生具有主动适应企业文化的职业素质, 所以校企合作成为高职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融合的必然选择。本文结合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提出的“工学结合, 校企双主体”校企文化对接模式, 有效地解决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过程中的实际困难, 使企业文化渗透到学校教学生活的各个环节, 做到了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无缝化对接。

参考文献

[1]宁勇敏.高职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融通[D].复旦大学, 2008.

[2]陈广山.基于“职业化”策略的高职专业建设研究[J].职教论坛, 2008, (5) .

[3]严俊杰, 汤忠义, 段慧兰.基于校企合作的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探析[J].理工高教研究, 2010, (2) .

[4]张文春, 桑雷.基于多元融合的高职校园文化构建[J].职教论坛, 2010, (12) .

[5]俞宁.在高职教育中融入企业文化的探索与实践[J].机械职业教育, 2008, (7) .

[6]雷久相.推进校企文化对接培养优秀技能人才[J].企业家天地, 2007, (10) .

西方文化主体性对外语教育的启示 篇9

一、西方文化的主体性和外语教学

西方文化的主体性不仅体现历史上的人本关怀, 而且与西方哲学的主体性发展紧密联系。虽然历史上的理性主义推动了人类进步, 但是它禁锢了人的主体能动性, 产生了主客二元对立。胡塞尔的现象学是近代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分水岭, 但他的现象学并未摆脱主客对立的窠臼。然而, 他明确界定的现象学直观、还原、悬搁、主体间性重要理论广泛深入地探讨了人的主体创造性, 进一步打开了哲学的主体视阈与世界视阈, 为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的主体性发展奠定了基础。存在主义的主体性理论以海德格尔为代表, 探讨人在世界中的互动存在以及主体间性的发展规律。存在主义主体间性是主体性的继承和发展, 进一步揭示了人对世界的认知规律。个体与集体、主体与主体间的自由互动是个体思维和实践创新的前提, 而个体创新是集体、社会进步的基础。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继承和发展现象学的研究成果, 提出文本解构基础上的主体间性理论, 从全新的视角诠释了主体的自由和创新性。这种文本是诸多前文本的延续, 是以主客相通为基础的创造, 但是, 它还要经受不断循环的批判乃至进一步改造。

西方文化的主体性对语言学和外语教学的影响是深远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探讨语言的能指与所指, 而此后的语言学以现代西方哲学的主体性发展为背景, 从类认知、隐喻认知、主体间性互动、认知语境互动等方面揭示语言教学的主体性规律。西方二语习得中的中介语理论、普遍语言理论和实践以哲学主体性理论为基础, 为个体习得外语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科学方法论。外语互动教学法、自主学习理论、建构主义理论的哲学依据就是主体间性。总的说来, 西方语言学和外语教学焦点在于个体的语言认知和外语习得策略, 实质在于开发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性潜能, 实现中西文化互动和推动外语教育发展。

二、中国外语教育现状和问题

中国外语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但是, 大量数据表明, 无论高级复合型翻译人才还是高素质国际型经贸、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人才严重短缺, 尤其在二、三线城市此类人才供需矛盾更为突出[6]。然而, 自建国以来, 尤其改革开放后, 国家在各级学校普及外语教育, 为什么这种局面仍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呢?答案是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国文化束缚了外语教育的主体性, 致使中西文化教育失衡。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国家层面的主导思想和自上而下的管理[6], 其优点有助于高效管理, 弊端在于治权的过度集中导致个体的弱化。单就中国教育的行政化倾向, 尤其是外语教育, 可睹冰山一角。

长期以来, 中国各级各类外语教学大纲、课程规划、考试大纲完全由教育主管部门制定, 教师只能依照上级和学校的要求进行教学, 无权擅自变更。从小学、中学到大学, 外语教学围绕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转, 素质教育虽然在教学大纲中有所表述, 但是考试大纲和各类考试的指挥棒及其诱惑力是任何教学机构、教师和学生所不能抵制的。教师的教学策略、方法、教材、时间分配完全受到主管部门和学校的支配, 甚至教师的继续教育也只不过是被动接受一些教学技能和知识而已。教师的认知能力、信仰、自由创造性受到一定程度的牵制, 教师与学生的主体地位被弱化, 结果, 教学效率无法真正提高, 外语教学改革基本上沦为空谈。事实上, 中小学英语教师普遍认为, 只要掌握基本的教学技能, 如基本的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技术、语音室教学技巧, 只要在公开课上取得名次, 只要学历提高了, 只要不太影响职称评定, 教师继续教育就基本上无必要。大学教师的继续教育目的和中小学差不多, 主要是应付科研任务。

外语教材, 尤其大学英语教材, 几乎每隔几年修订一次, 但是内容依然陈旧。教学内容不断增多, 习题量大, 创新性语言和文化知识却一直不足。英美文化教材只在英语专业的学生中开设, 非外语专业的学生不开设西方文化课程, 甚至英美文化选修课也很少安排。现行英美文化教材主要讲述英美历史、政治、风土人情等, 很少涉及西方哲学甚至西方文化的主体性。事实上, 对西方文化的主体性缺乏认识已经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首先, 中国外语教育因长期应用中国文化解释外语和外语教学, 所以汉语式外语现象在中国无法短期根除, 仍呈现继续恶化的趋势。其次, 学生兴趣缺失导致死记硬背、自学能力下降及厌学的局面。

学生主要围绕教师、课本和考试, 方法机械单一, 应付式学习者居多。学生难以养成自主查字典、资料的习惯, 对老师布置的任务不予深究, 囫囵吞枣, 甚至完全依靠老师。过多地机械重复浇灭了学生的热情, 磨损了斗志, 结果, 学生又回到乏味和畏难的心态。从众心理使学生无法找回真正的自我, 忽视主体能动性和创新过程而片面追求考试成绩无异于舍本逐末。要使学生的主体意识变为自觉行为, 必须将创新精神融汇在学习动机、兴趣、学习策略、人格发展中并成为实践行为。对学生主体性的培养与教育, 就是要将主体性内化为学生的行为依据, 外化为学生的良好行为, 并多次重复这种良好行为最终养成行为习惯, 从而成为合格的外语学习者。

三、对策

1.提高西方文化教育的份额

目前, 普通西方文化教育课程主要在大中专院校的外语专业开设, 非外语专业学生和中小学学生一般通过外语教材上的文化背景知识和教师课堂讲授获得一些西方文化知识, 而课外主动查阅者较少, 一方面因为缺乏西方文化图书资料, 另一方面因为外语教学缺少主动使西方文化知识渗入的机制。因此, 只有加强课程建设, 西方文化教育才能普及, 文化的主体性才能内化为学生和教师的主体能动性, 中国外语教育才能不失活力和发展的动力。首先, 西方文化课程的设置和改革亟需主管部门、学校、专家、教师的密切配合, 统筹规划。其次, 除了必修外语课程, 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扩大选修课规模, 使西方文化教学多元化、普及化。西方文化选修课教材、课程设计应多层次、多门类, 不断更新补充, 尤其有关哲学和哲学主体性的内容是必不可少的。

2.培养外语教师的文化主体性

外语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教师, 但是, 我国外语教师的教育背景和继续教育以语言知识和教学技能为中心, 忽视了综合文化知识在外语教育中的地位。现代外语教育急需复合型、高素质、高层次的创新型教师, 不但语言功底深厚, 跨学科知识丰富, 而且经常接受继续教育, 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外语教师不仅需要了解西方地理、哲学、历史、政治等知识, 而且必须掌握西方文化的主体创新性并将其视为根本的外语教育准则。现代西方文化重视单个人与他人的自由互动, 而不是将自我受限于他人、团体和约定成俗的社会观念之中。虽然外语教学大纲重视通过互动完成由个体到集体式教学的逐步转变, 但是中国外语教育往往侧重群体外语知识和能力的习得, 忽视个体外语认知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例如, 一些教师为了提高升学率重视对尖子生的培养而忽视了差生, 实际上, 这不符合西方文化主体性教育的要求, 完全是对个体与群体兼顾教育方略的误读, 因为教师的行为限制了学生的自由互动, 给学生群体间设置了诸多难以清除的障碍, 结果, 学生自身认知主体性受到牵制, 真正意义的人格健康的尖子生难以培养, 班级整体教学质量难以提高, 甚至呈现下滑的趋势。当然, 学生主体性的培养和集体互动是分不开的, 相辅相成的, 尤其对营造一个人人具备社会责任感的社会氛围也十分有益。学生从集体活动中能获得精神上的利益, 如奉献社会的满足、学习新事物的机会、提高技能、参与社会、自我实现等。对此,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和借鉴。

3.培养学生外语学习的主体性

近年来, 建构主义学习法、自主学习法在外语研究和教学中曾风靡一时, 对学生独立、自由、开放、互动、创新学习提供了新的视角, 为外语教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 中国人学习外语脱离不了中国文化环境, 如果不解决文化问题, 一切新的外语教学观念难以成功。外语学习的实质是什么, 怎样学好外语, 外语到底学什么, 这些是外语教育的重要问题。外语学习的实质是习得外语语言、西方主体文化知识, 而许多学生往往忽视了后者。忽视西方文化必然导致中西文化教育的失衡, 结果, 中国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并导致学生以汉语思维主导外语学习, 汉语式英语问题愈来愈严重且难以彻底解决。因为学生必须依靠汉语解释才能学会外语, 所以, 中西语言混淆现象普遍存在。学习外语和学习西方文化是同步的, 两者互为基础, 互相促进, 缺一不可。学生不仅学习西方综合文化课, 而且还要特别重视西方文学、哲学, 真正了解西方的主体创新性, 并把其有效融入外语学习, 以增强学生的信心。调查显示, 学生对外语的迷茫出现两个极端: 首先, 相当大一部分学生趋易避难并错误认为, 学英语只要背背单词, 多做模拟题就足够了;其次, 中等以下的学生完全放弃, 如, 在听力课上有些学生只是喜欢附有汉语字幕的英文电影, 习惯性旷课、睡觉、上课不带课本, 扰乱课堂纪律, 作业应付等。究其原因, 常规集体教学和考试变成学生不可突破的条框, 结果, 学生主体性迷失, 对外语失去兴趣和信心。

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以其包容性、开放性为前提, 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外语教育也不例外。外语教育包容中西文化, 以传播西方文化为主体, 虽然两者差异巨大, 但是只要互相取长补短, 求同存异, 就一定能够营造良好的外语教育氛围。实践证明, 中西文化共性和特殊性相结合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外语人才的必由之路。例如, 中西教育无一例外地重视德育, 感恩教育、独立、责任感、爱国主义是中西教育中共有与不可或缺的内容。因此, 充分发掘外语教材中的审美和德育素材是德育理论和外语教育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外语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学生不仅要具有回报家庭、社会的责任感, 而且要使这种责任感转化为学生个体自强不息、掌握本领的学习动力与实际行动。

四、小结

以人的自由创造性、开放性等为主要特点的西方文化揭示了外语教育本身的内在规律, 融西方文化的主体性于外语教育是外语教育发展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外语教学必须尊重中西文化差异, 求同存异。融文化于外语教学之中, 以主体性为核心改进外语教学, 使两者真正互相促进, 共同发展。以人为本, 改进以命令、管理为主导的教育模式, 开发师生的创造性潜能, 真正提高外语教育质量, 是主体性外语教学的精髓。

参考文献

[1]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2]周春生.直觉与东西方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3]冯霞.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与培养探究.学术论坛, 2009 (2) .

[4]王晓东.西方哲学主体间性理论批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主体文化 篇10

关键词:以学生为主体,校园文化,创新,和谐,校园建设

学校是文化传承的主要枢纽, 校园是文化知识汇集、人文精神荟萃的领域。建设和谐的校园文化, 推进校园文化创新是为社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举措。所谓的和谐校园, 不单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对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引领、示范和推动作用。校园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校园建设的灵魂, 是学校课堂教育的有益补充和延伸, 在学校教育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内涵。建设和谐校园, 必须从学校文化建设入手。

1校园文化的内涵、结构及相互关系

我们所讲的校园文化, 主要偏重高等院校的高校校园文化。高校学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 他们的精神面貌、思维观念、日常行为方式都是一所学校校园文化的侧面反映。高校师生在教学活动中通过长期的互动、交流在学校的种种层面上共同创造出本校特有的校园精神和文化氛围。从这个概念上讲, 高校校园文化是以反映师生共同信念和追求的校园精神为核心, 具有高校校园特色的一切物质形态、精神财富及其创造形成的过程。在当代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 大学生的主体地位不断被凸显出来, 校园活动中的大部分组织、策划工作都放手交给学生们来完成, 高校积极推动校园文化创新与和谐校园建设。当代高校校园内的人际关系、生活、行为方式等也为创新校园文化提供了良好的精神环境和宽松的文化氛围。

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来看, 校园文化是一个有系统、有组织的复合体。是各个组成部分互相影响、密切联系、共同构成校园文化统一的整体。校园文化由四个方面构成:第一, 物质文化。高校校园里的教育教学活动、科学研究工作、高校师生的校园生活等等都属于高校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范畴, 物质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显著标识, 是在物质层面影响高校学生的校园生活的文化。第二, 校园文化在这些物质文化的基础之上又衍生出相关的技术和行为规范, 就是校园文化中的制度文化。高校里的各项规章制度是广大师生在校园生活中严格遵守的, 制度文化是高校校园文化的行为准则, 也是推进校园文化创新与和谐校园建设的制度保障。第三是校园行文文化, 也就是高校师生在学校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人际互动等层面的文化。第四是校园精神文化, 这也是校园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一所高校的校风、校训都在校园精神文化的层面上得到体现。

校园文化这几个层面在校园生活中全方位地影响着高校学生的成长过程, 构成了高校生活中的立体的文化氛围。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四个方面在校园生活中相互渗透, 互有长短, 对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特殊文化影响力。在大学生的学习和学校生活中呈现出明显的教育导向功能、凝聚激励功能、规范约束功能、社会化功能、娱乐保健功能对高校及其校园人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是构建和谐校园的灵魂。

2以学生为主体, 是构建和谐校园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保证

“创新校园文化, 建设和谐校园”是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的口号, 绝大多数高校都积极响应, 并马上行动起来, 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加以贯彻。但我们也要意识到, 校园文化建设不是教育教学活动的管理方式, 也不是简单地搞一些思想教育或宣传活动就能完成的。在目前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校园文化建设活动中, 多数高校都着重强调控制功能、导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以及改善生活、学习条件的物质功能, 过于片面地理解校园文化的概念。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 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教育任务, 其主体是广大师生, 建设良好的校园文化离不开在校大学生的参与。当前的高校文化建设中并没有把校园文化建设放在整体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的大背景下来操作实施。这使得现存的校园老的文化传统也受到很大冲击, 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校园文化功能的发挥。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的最终目标都是学生的成长成才。学生工作应强调育人是学校学生工作的根本, 一切学生工作都要围绕育人这个中心, 只有正确认识到学校中学生的主体地位, 才能有效提高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在校园文化建设中, 要给学生更大的发挥空间, 通过学生会等学生自治组织积极引导广大学生参与校园文化建设, 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重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当代大学生是青年人中思维比较活跃的一大群体, 他们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 掌握较多的文化知识, 思维、观念都比较前卫、新颖, 而且富有创新精神。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 要充分利用青年学生身上的种种优点, 关心他们、帮助他们, 为他们的学习成长营造出一种民主、公平的成长环境,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 根据学生的成长特点和心理个性, 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 成长过程中难免磕磕绊绊, 在他们的校园生活中也免不了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 也不免迷惑。所以说, 关心学生的思想、心理、学习、生活和身体成长的情况, 尽早发现问题苗头, 及时解决, 是构建和谐校园文化的保证。

3 “以学生为主体”推进高校校园文化创新的对策

3.1加强制度规范

理念的贯彻实施离不开制度的保障。以学生为主体, 推进校园文化创新与和谐校园建设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更是当代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必须条件,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 学生的主体地位要有充分的制度规范做保证。在国际上一些先进的发达国家里, 教育管理工作简洁高效, 教育水准超一流, 这些国家的教育工作无一不是实现高校管理、学生参与活动制度化、规范化而取得高效和稳定发展的。

3.2重视学生对校园文化的反馈评价

学生评价校园文化建设是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指导, 改进工作方式、方法的有效参考。学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人群, 他们每天都在校园中学习、生活, 对校园文化建设中的点点滴滴都看在眼里, 有着细致入微的体验。学生的反馈评价是对校园文化建设最真切、直观的评估。搜集学生的反馈信息有两种途径, 第一种是学生被动反馈, 即将学生作为评价的客观存在主体, 通过对学生的评价来反应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优缺点, 积极改进缺点, 修补教育教学活动的中的管理漏洞, 从而达到完善校园文化建设活动的目的。其二是学生作为评价的主体, 收集整理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意见和建议向校方反馈。这种方式直观、简洁, 有可能是正面的, 也有可能是负面的, 学生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校园建设的客观作用。

3.3大力提升教育工作者素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高校教育工作者必须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要求, 加强学习, 充实自己。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积极响应教育主管部门的号召, “以高度负责的态度, 率先垂范、言传身教, 以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人格给大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准备把握学生与学校的关系定位, 始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充分调动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积极性、创造性。同时也要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素质。大连理工大学经过多年努力, 逐渐确立起一套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辅导员培训体系, 为建立一支专业化、专家化的辅导员队伍提供了坚强保障。通过做好做好岗前培训、坚持日常培训、开展专题培训、进行学历提升、参加技能培训等多种方式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师队伍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水准和人文素养。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的教育任务, 是对高校校园的思想和行为过程产生重要影响的复杂工作, 对高校教育工作者的工作能力和人文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这不仅是对全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要求, 更是对全体教育工作者的要求。

创新高校校园文化, 构建和谐校园是一个系统的教育工程, 内涵深, 任务重, 必须纳入学校总体规划进行设计, 学生工作与学校人才培养工作各相关环节有机结合、和谐联动, 要全力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工作格局, 扩大校园文化的覆盖面, 加强校园生活中的文化渗透作用, 在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共同发力, 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和育人环境。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 教育工作者要发挥指导作用, 引导学生充分参与高校的文化建设活动, 体现出学生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参考文献

[1]欧阳康.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J].高等教育研究, 2008, (08) :5-10.

[2]吴国民.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教育与职业, 2005, (04) :15-18.

主体文化 篇11

关键词:区域文化;审美定位;建构

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文化体制改革是我国全方位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任务和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总体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作出新的重大战略部署,鲜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为我们在新的起点上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东营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以加快实施国家战略、推进黄蓝经济区融合发展为总抓手,研究制定了加快区域文化改革发展、建设文化强市的战略和政策,开启了东营市文化发展繁荣的新时代。

一、东营市文化发展的区域特色板块构成

东营市虽然是共和国最年轻的城市,然而历史文化沿革源远流长,南部广饶县境内早在五千多年前就有人类居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东营市形成了自己颇具特色的人文和自然主体文化板块,这正是我们发展区域文化的根基所在。

1、古典人文文化。东营市是我国古代军事家孙武的故乡,其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三大兵书之一,而且,其中论述的基本理论和思想还被广泛运用到了现代经营决策和社会管理方面,其影响是世界性的。市境南部地域远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就有人类居住,据出土文物考证,傅家、营子等遗址属于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广饶县商周制盐遗址群的发现,更展示了早期先民的创业精神和智慧。广饶县广饶镇作为古代齐国重镇,保留了大量古齐文物和文化遗址。而“东营”,则因唐太宗东征时,曾在此安营扎寨,设东营、西营而得名。

2、戏曲文化。东营区是山东省重要地方戏曲剧种——吕剧的发源地,吕剧现已发展为享誉全国的剧种。起源于广饶县大王镇的曲艺“枣木杠子乱弹”,也于2008年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现代革命传统文化。1925年建立的中共刘集支部,是山东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保存着全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之一。垦利县永安镇驻地是渤海垦区的中心,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战略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稳固后方,被誉为山东的“小延安”。

4、移民文化。黄河口土地资源丰富,并且黄河不断为东营市营造新的陆地,由此形成了持续不断地的移民潮和屯垦潮,他们所带来的原生活地区的文化和民俗与黄河口固有的文化和民俗在碰撞交汇中实现着动态化融合。而胜利石油开发大会战,广北农场、黄河农场等农业开垦工程,济军生产基地建立,石油大学由北京迁入等,形成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更多带进了不同地域、行业的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让东营地域文化和民俗习惯带有了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式特征。

5、黄河文化。东营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万里黄河入海的地方。作为承载着中华文明生命密码的黄河文化,在此与代表着现代文明的海洋文化相交汇,其潜在文化价值丰厚而绵长。

6、海洋文化。东营市海岸线全长350.34公里,约占山东省海岸线的1/9,“0”米至岸线滩涂面积10.19万公顷,负10米等深线以内浅海面积4800平方公里,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黄龙入海的壮阔景观、镇海锁浪的围海长堤、屹立海上的钻井平台、一望无际望的海滩景貌,构成了东营市独特的海岸文化景观。

7、石油文化。我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坐落在东营,以石油开发为带动的产业链,构成了东营市特有的现代大工业风貌,而胜利油田的开发史,就是一部新中国现代工业奋发图强和新中国产业工人阶级艰苦奋斗的创业史,蕴含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传统精神的丰富文化内涵。

8、生态文化。东营市拥有我国暖温带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在国家批准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中,东营市是山东省唯一全部纳入两个区域范围的城市,东营滨海生态城规划总面积达140平方公里,黄三角高效生态发展模式和蓝色半岛产业聚集优势,让这个曾经依赖油田发展的滨海城市走上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路。

9、民企文化。东营人的敢为天下先精神和东营市优良的政策环境,造就了改革开放以来东营市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2011年,由中国民营企业联合会、中国统计协会、北京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所联合组织的中国民营500强企业调研排序,东营市12家企业入选,占山东省入选企业总数的29.3%,位列全省首位。

二、东营市文化发展的审美建构定位

机关文化建设主体性的缺失与建设 篇12

一、机关文化建设主体性缺失的主要原因

(一) 机关文化建设主体对文化建设重视程度不足。

机关领导是机关文化建设工作中的引导者以及发动者, 机关领导对于机关的文化建设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但是在机关文化建设的实际中, 很多的机关领导并没有真正的把机关文化建设放在应有的位置来贯彻落实, 使得机关文化建设处于浅层次的形式化阶段, 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机关文化不仅仅需要机关领导的发动和引导, 更重要的是机关成员的支持与认可, 这样才能赋予机关文化以生命力。但是在实际之中机关领导并不能很好的认识到机关成员对于机关文化建设的主体性作用, 导致机关文化建设工作不能得到深层次的推广和群众的支持。机关领导的重视程度不足以及机关成员不能充分的认识到自己对于机关文化建设工作的主体性地位, 导致了我国现阶段的机关文化建设工作处于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阶段, 造成了机关文化建设主体性的缺失。

(二) 机关文化建设方法单一落后。

我国现阶段对于机关文化建设的方法比较的单一和落后, 这就造成了机关文化建设主体性的缺失。目前, 我国大多数机关文化建设工作还停留在政治灌输的阶段, 机关领导向成员单方面的灌输先进的思想, 机关成员被动式的接受。这种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政治灌输的方式要求思想灌输的主体在精神意识层面以及思想境界层面要明显的高于灌输的客体。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 机关成员的素质不断的提升, 观念以及思想都有了很大程度的进步, 对于信息的获取方式也变得更加多样化, 所以灌输式的机关文化建设方式逐步的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不能满足机关发展的实际需要。机关的文化建设工作应该从机关成员的实际需求出发, 结合机关成员的实际情况。但是由于现阶段的机关文化建设水平较低, 建设层次较浅所以很难调动起机关成员投身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加强机关文化主体性建设的措施

(一) 从机关成员实际出发, 满足成员的客观需求。

机关文化的建设过程中要充分的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 机关文化建设要想充分的调动机关成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激发机关成员投身于文化建设工作的自觉性, 就要把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作为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并在具体的实践中加以凸显。文化建设过程中充分考虑机关成员的切身实际需要, 就应该把文化建设工作和机关成员的兴趣相互结合, 使机关成员愿意自觉的投入到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来。另外, 激发机关成员建设机关文化的积极性还应该做到充分考虑到机关成员的文化程度、年龄、性别等方面的差异, 结合不同成员的身份特点进行调动和鼓励, 从而加强机关成员对于机关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进而促进机关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二) 丰富机关文化建设的内容。

加强机关文化建设过程中的主体性就应该做到不断地丰富文化建设的内容。在实际的文化建设过程中可以根据机关的实际情况开展一些丰富的、深层次的培训活动。从而提高机关成员的素质。另外, 还可以开展一些形式多样的、积极健康的娱乐活动。比如说:主题实践、知识竞赛以及体育竞赛等, 通过这些活动可以非常有效的提高机关成员的向心力以及凝聚力, 同时还能够丰富机关的文化内涵, 让机关文化建设工作更加的贴近实际, 贴近机关成员的需求。

(三) 创新机关文化建设的管理方法。

在机关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该不断地对文化建设的管理方法进行探究和创新。机关文化建设工作应该摒弃以往过程中的强制规定和硬性要求的模式, 采用依靠自觉, 全凭自愿的方式进行, 通过这样的方式创作出来的机关文化才能够最真实的反映机关成员与机关的精神需求以及价值取向, 并且能够很好地营造出一种轻松的文化氛围, 使得机关成员可以在这种氛围之中实现对自身的提高, 并且能够更好地加强机关文化建设的主体性。

三、结语

机关文化建设是机关发展的重要的推动力, 而在机关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更应该加强对于机关文化主体性的认识, 充分调动机关成员参与机关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而更好地促进机关文化建设工作的发展。

摘要:我国现阶段机关文化建设过程中主体性缺失现象严重, 严重的阻碍了机关文化建设工作的推进。本文对机关文化建设主体性缺失的原因以及相应的解决措施进行了介绍。

关键词:机关文化,建设,主体性,缺失

参考文献

[1]葛树增, 郭健.机关文化建设主体性的缺失及构建[J].环渤海经济瞭望, 2011.

上一篇:保证地面施工质量措施下一篇:款式结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