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困境（通用8篇）
主体困境 篇1
人是一种关系性存在, 教育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进行的, 师生关系是其中最为基本的关系。长期以来, 在师生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主体—客体论”、“双主体论”、“互为主客体论”三种典型模式, 它们均以主体哲学为理论基础, 使得师生关系局限于主客二分的关系之中, 势必影响到德育师生关系的健康发展, 造成德育实践的混乱。师生关系的研究离不开哲学的指导, 在当代哲学研究的重心由主体哲学转向交互主体哲学的背景下, 应将交互主体理念运用于德育师生关系, 形成交互德育师生关系, 实现对主客二分德育师生关系的超越。
一、现有德育师生关系
1、主体—客体论。
主张, 要么教师是主体, 学生是客体;要么学生是主体, 教师是客体, 它是一种单一的主体观。“教师中心论”和“学生中心论”就是这种师生关系的形象概括。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教师中心论”主张, 教师是教育过程的主体, 学生是客体。学生应该服从教师的指导。以杜威为代表的“学生中心论”则主张学生是德育主体, 教师居于从属地位。学生中心论虽然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 具有积极意义, 但把教师从中心转移到边缘, 否定教师的价值引导作用, 使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教师中心论”与“学生中心论”表面上看是对立的, 但两者都是以“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为指导。它将教师和学生分别看成是“主”“客”对立的二元, 二者的关系不可调和。这种哲学思维主导下的德育师生关系必然也不会和谐。
2、双主体论。
认为, 德育过程的主体既包括教师, 又包括学生, 是双主体 (平行双主体) , 具体说就是, 教师是教授过程的主体, 学生是学习过程的主体。这种观点与“主体-客体论”相比较前进了一步, 但在逻辑上讲不通。因为在现实的德育过程中教与学是同时进行的, 教和学是不可分离的, 我们不能把教育活动机械地割裂为“教授过程”和“学习过程”。
3、互为主客体论。
认为, 教师与学生之间是一种互为主客体的关系, 在德育过程中, 教师和学生互相将自我设为主体, 而把对方视为客体, 各自同时既是这一活动的主体, 又是另一活动的客体。这种观点在理论上也是存在问题的:第一, 教师和学生互相将自我设为主体, 而将对方视为客体, 这种师生关系仍是一种对象性关系。第二, 由于教师和学生双方都各自视对方为客体, 容易形成对象性思维方式和占有性主体人格,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交往和对话关系仍无法建立。
总之, 从以上三种典型模式来看, 主客二分德育师生关系要么强调教师的中心地位, 要么强调学生的绝对中心, 即便是在“双主体”与“互为主客体”德育师生关系中, 依然局限于主客二分, 而无法实现师生关系的和谐。
二、现有德育师生关系之困境
1、主体性哲学:主客二分德育师生关系的哲学基础需要转换
哲学思维方式不同, 对师生关系的认识也就不同。我国现有德育师生关系的哲学基础是具有“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主体性哲学。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先驱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一著名命题为其奠定了基础, 他用“怀疑 (或否定性) ”的方法, 将主体与客体区别开来, 确定了人的主体性和主体地位, 揭开了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序幕。主体性哲学具有以下特征:第一, 个体占有性。在主体哲学视域中, 主体是一种单子式存在的主体, 视个体的“我”为目的, 视他人或他物为客体, 主体支配客体, 使客体为“我”所用。这种主体将自身以外的一切都视为客体, 试图让他服从于自己, 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降至为人与物甚至物与物的关系。第二, 单一主体性。它抛开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 将主体视为一种“类”的简单聚合, 对主体作了抽象单一的判定, 造成主体单一。第三, 个人中心论。认为自我是一切的中心, 自我经验是判断是非善恶的唯一尺度, 相信单个人可以通过自我意识把握一切认知和道德问题。这种主体中心情结, 必然要倒向自我中心主义, 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异化。第四, 信奉理性至上。在近现代, 理性上升为主宰一切的力量, 变成了主体性的代名词, 这种理性只限于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工具理性有三个特点:以知识为基础;非人格化;对自然对象和社会对象的控制。理性的潜越, 使德育发展知识化、科技化, 德育远离师生的生活世界。总之, 主体性哲学一方面使人认识到人的价值和意义, 但另一方面主体性哲学的消极方面日益凸显, 因此, 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主客二分德育师生关系必须转换其原有的哲学基础, 以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来指导德育师生关系。
2、主客二分德育师生关系不适应网络交往的发展
随着网络社会的来临, 德育向网络发展, 势在必然, 而主客二分的德育师生关系不适应网络交往的要求。因为在网络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不存在一方占有 (统治) 另一方的情况, 而主体性哲学将主体、客体作为矛盾对立的双方, 主体占有、统治、支配着客体。网络的特性决定了在网络社会中,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是平等的主体, 受教育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学习内容, 教师也不再是知识的唯一权威, 但教师的作用并没有消解, 仍发挥着指导作用。这就要求通过创造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 引导学生精神成长。但主客二分的德育师生关系无法做到这些。
3、主客二分德育师生关系不适应人的全面发展要求
德育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的全面主体性,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实践的层次、水平、范围不仅决定于外界条件, 而且取决于实践主体自身的条件, 即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德育既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就应该尊重学生的主体性, 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 使其积极参与自身的发展与建构。但在主客二分师生关系中, 师生间是一种对象性关系, 容易形成对象性思维方式和占有性主体人格, 最终压抑了学生的自主发展和创造性, 甚至导致完整人格的解体。
三、交互主体德育师生关系对主客二分德育师生关系的超越
主体间性 (也翻译为交互主体性) 的概念最早是由胡塞尔提出来的。关于主体间性内涵的理解, 西方哲学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如, 胡塞尔从认识论的角度将主体间性看成是“自我”和“他我”的沟通, 是一种认识上的“共同性”或“共通性”;海德格尔从生存论的角度将主体间性看成是个体的“此在”与他人和世界的“共在”, 人与人因“共在”而结成主体间性;马丁·布伯以对话为原则, 试图通过区别“我与它”、“我与你”的两种关系, 表明主体间性, “我与你”的关系是一种超越了“我与它”世界中的对象性关系的主体间的“相遇”;哈贝马斯从交往的视域看待主体间性, 他认为, 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自我, 并不是个人的事情, 因为“这种存在的主体性从一产生就已经是一个主体际性。”我国研究者认为, 主体间性是在实践意义上对个人主体性批判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在实践论意义上使用“主体间性”, 是指主体与主体之间以交往和对话为手段, 以理解为目的所达成的一致性和共识。主体间性亦称交互主体性, 交互主体更能反映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交互主体以个人主体性为基础, 模式是“主体—中介—主体”或“主体—客体—主体”, 这种模式既超越了“主体—客体”的关系, 也超越了“主体—主体”的关系, 是“主体—主体”关系与“主体—客体”关系的内在统一。
交互主体哲学的教育学意义在于使教育过程成为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往、合作的过程, 使教育真正成为人与人心灵的交融。因此, 交互主体为构建师生间的和谐关系奠定了基础, 将交互主体理念运用于德育师生关系, 形成交互德育师生关系, 实现了对主客二分德育师生关系的超越。
第一, 增进师生之间平等对话与交往。传统德育中, 师生关系是主客体关系, 教师是主体, 学生是客体, 教师垄断着话语权, 学生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这样学生的主体性就被扼杀掉了。而在交互主体德育师生关系中, 教师与学生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 师生双方展开对话, 进行交往, 实现人际中的彼此超越。在交互主体德育师生关系中, 师生交往目的明确, 内容丰富, 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学会与他人交往, 学会做人, 感受人世间的真、善、美, 体验人与人之间的真情, 感受与人交往的偷悦与幸福。在平等对话中, 形成交互主体, 实现师生德性的共同成长。
第二, 促进教师价值引导与学生自主建构的有机统一。价值引导与自主建构相统一, 是道德发展的客观要求。但在主客二分德育师生关系中, 师生的主体性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不能做到两者兼顾。如:教师中心论认为教师是德育的主体, 片面强调教师的价值引导作用, 而忽视了学生的自主建构。学生中心论则主张学生是德育的中心, 则否认教师在德育中的重要地位, 只强调了学生自主建构的作用, 却否认了教师的价值引导作用。所以, 在主客二分德育师生关系中, 教师的价值引导与学生的自主建构是无法统一起来。而交互主体德育师生关系既体现了教师对学生精神世界建构的价值引导, 又体现了学生在德育活动中的自主建构, 实现了教师的价值引导与学生的自主建构的真正统一。与主客二分德育师生关系有所不同, 交互主体师生关系主张只有通过师生的共同建构, 才能生成德育意义, 实现学生的精神发展。在交互主体德育师生关系中, 教师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 学生亦不是被统治者, 师生之间存在的只是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第三, 消除中心, 德育师生关系充盈着德育力量。德育师生关系的和谐是德育发展的推动力。但是主客二分德育师生关系不能发挥师生关系所具有的德育力量。无论是教师中心论、学生中心论, 还是双主体论, 它们都有中心存在, 或偏重教师, 或偏重学生, 亦或是两个中心, 不管是以谁为中心都使德育失去了对方参与德育的热情。而交互主体德育师生关系主张教师与学生同为主体, 双方人格平等, 不仅形式上平等, 内心也是平等的, 没有强制与压迫, 没有控制与驯服, 这就消除了中心, 避免了“中心”的困扰。在交互主体德育师生关系中, 师生的交往是一种自然感情的流露, 教师和学生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 使学生在这种新的师生关系中体验到平等和尊重, 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与情感体验, 使德育过程充盈着愉悦。
第四, 摆脱占有式德育, 发展师生的全面主体性。在主客二分师生关系中, 教师占有知识、支配学生, 此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主体性只是一种片面的主体性。主客二分师生关系一方面造成师生间对立、冲突, 另一方面必然会造成学生生命主体的片面发展。但在交互主体德育师生关系中, 消除了对学生的片面占有, 教师与学生进行着平等、真诚的交往, 实现了学生主体性的全面发挥, 使学生人格健康成长。同时, 教师与学生之间关系与以往师生关系相比, 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交互主体师生关系, 使学生获得人际关系的积极体验, 引导学生主体性人格的生成, 培养学生正确的主体意识, 获得自身和谐发展, 也利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
摘要：反思当下德育师生关系, 存在着“主体—客体论”、“双主体论”、“互为主客体论”三种典型模式, 它们均以主体哲学为理论基础, 使得师生关系局限于主客二分的关系当中, 无法实现师生和谐。交互主体侧重于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平等交流, 强调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互性或共生性, 为德育师生关系的重构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将交互主体理念运用于德育师生关系, 形成交互德育师生关系, 实现了对主客二分德育师生关系的超越。
关键词：德育师生关系,主体性哲学,交互主体,超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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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师生交往的主体间性困境 篇2
摘要：应用主体间性的视角来看待师生关系是一种教育立论范式的转变，然而现实教育中师生关系的主体间性在交往主体和交往途径两个方面都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致使主体间性不能顺畅、持久且大范围实现，体现为一种困境。采用自我心理学的视角加以解释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可以为这种困境提供部分实然解释，以此为基础可以更深入地解释师生交往主体间性的部分异化和弱化机制。
关键词：师生关系 主体间性 自我心理学 困境
师生关系在当代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权威丧失、师生冲突加剧等等，而学术界许多专家都认可解决这种困境的办法之一在于引用主体间性的视角[1][2]。该视角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由项贤明和冯建军等人引入，他们将哈贝马斯、海德格尔等提出的哲学中的“主体间性”视域引入教育界以此来解决教育难题，随后，彭梅等也引用该视角解决师生关系难题[3]。近十几年来教育学术界涌现出对“主体间性”的探讨，至今方兴未艾，这种观点被称为“教育立论范式的转变”[4]，带给大家前所未有的思想冲击。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思辨并提出方法、策略，笔者也曾备受振奋，连续多年带有这种理念进入学校实际观察并在教学中尝试贯彻。然而实践多年却发现，师生交往中的主体间性在现实生活中更多像是乌托邦，看似美好，但是真正实施和贯彻起来却困难重重。面对这一困境，笔者认为，从实然角度探讨这种困境更具现实意义，而自我心理学这一学科的实然属性在这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从该视角出发可以看到主体间性的部分异化和弱化机制。
一、师生关系的主体间性与主体性前提
师生关系是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人际关系，从根本上讲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传统主体论的影响下，我们看待二者关系更多以某一方为主体，例如如下语言“现在的学生太自私”，“我们那时候可不像现在这么物质”，“老师根本就不能理解我”，这些语言显示在认识师生关系问题时在认识论方面持有二元区分的观点，他们都站在了某一角度，以一方为主体。但是，“我觉得我们（师生）关系很好”之类的表述就不能解释为“因为老师很好，学生也很好，所以他们关系好”，他们之间的互动只能用一种主体涵盖不了的意义来解释，即他们的交往、沟通、共识和共感，即他们的主体间性。熊川武教授指出，师生主体间性是主体通过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与其他主体性保持理解关系的属性[5]。在这种主体间性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的交往是双向度而非单向度。“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我—他’关系，而是一种‘我—你’的关系，是一种‘我们’的存在”[6]。用主体间性视角看待师生关系，使人们摆脱了过去一直争论不休的师生谁为主体的话题，继而转向共存与互存，即师生如何共为主体，通过主体间的交往合作，面向其共同客体问题。主体间性理论引导我们将目光投到师生间交往行动中，深化了人们对教育过程的认识。
然而，在我们倡导师生关系主体间性的同时，如何看待它与学生主体与教师主体的关系呢？教师与学生都需要通过压制主体表达以维护主体间性吗？主体间性的表达侵占了个体的主体性吗？我们认为，一方面主体间性的表达离不开主体性。因为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存在的，不能否定其主体性，有学者甚至提出，“真正的主体性只有在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中，在主体与主体相互承认和尊重对方的主体身份时才可能存在”[7]，所以主体间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主体性的延伸。试举一反例加以说明，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描述的足球流氓聚众混乱的行为是“一头长着很多脑袋的怪兽”，在这种现象中，个体丧失了主体性，作为一个整体行动，也就谈不上彼此之间的交往、理解、信任等，因此也就谈不上主体间性。另一方面，主体间性的充分表达又能充实或者完善个体的主体性。个体在交往中不断完善自身，例如在人际交往中，接受、理解别人的某些看法，也会将之整合进自己的观念系统，自我对自己观点认识更加清晰，自我对自我与他人的区分也更加清晰，进而促进了主体性的发展，即“在他人中发现自我，在自我中发现他人”。因此，可以说个体一定程度上的主体性的发展是实现主体间性的前提，没有主体性，就没有主体间性。而主体间性反过来也会促进主体性的发展。
二、自我心理学的主体间性视角
心理学中科学主义的兴起经常使大家忽视心理学最初来源于哲学这一事实。在心理学研究中，与哲学联系最近的主题应是自我心理学，自我的神秘性和不可捉摸性使它一直就是哲学家的思考对象，“纯粹意识”、“主体”这些哲学概念与自我心理学中的自我意识、“主体我”都是关于“我”的研究，只是思考维度不同而已。另外，自我心理学视野下的“主体我”并非关注自我的“应然”，而更多关注其“实然”表现，因此，这种视角可以为师生关系主体间性表达困境提供解释也就具有了合理性和可行性。那么可以借鉴自我心理学中的哪些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呢？
首先，自我心理学中的“主体我”为主体间性的前提“主体表达”提供了心理学的解释。自我心理学可以分为“主体我”和“客体我”，例如当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谁”，自己所作出的回答称为“客体我”，“客体我”指的是把自己作为客观对象进行认识所产生的结果（包括认知和情绪感受），包括自我概念、自我意象、自尊等心理学研究主题。而正在问的那个我就是“主体我”，“主体我”指的是“鲜活的，正在感知和思考的我的意识”[8]，现实生活中存在很多心理现象可以来解释这种感知着的、思考着的“主体我”的变化。虚拟的网络社会也对个体的“主体我”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个体以另一个“我”行事的“马甲综合症”现象就是如此。当代社会独生子女现象十分普遍，如果没有进行合适的教育，对孩子过度溺爱，会导致孩子的“主体我”过度表达等等。这些现象自然使师生交往中的主体发生变化，导致主体间性的表达出现困境。
其次，自我心理学中的“自我同一性”可以为师生主体间性的表达困境提供部分解释。“主体我”是正在感知的思考的我的意识，所以它是时刻活动的、很难与“客体我”进行截然区分，于是在自我心理学中也存在一些融合二者的概念，“自我同一性”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指的是“自己能够意识到自我与他人相区别而存在，以及自我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即个人的内部状态与外部环境的整合和协调一致”[9]，它是一种意识，也是一种能力，它涉及自我各个方面以及自我与社会赋予的各种属性和角色之间的整合、协调。自我同一性在内容上包含职业同一性、性别同一性、个性同一性、价值观同一性等等。一个人对自我、对职业的同一状态会影响自我感，并导致交往中对他人做出不符合事实的归因。例如，一名特别好为人师的教师，对自己的工作很投入，也从来没有质疑过自己不适合当老师，这种职业同一性的特点在于过早“固化”，带来的心理问题是认知刻板、容易盲从权威。因此他对一般同事的质疑做出强烈反击或不屑一顾，而对来自权威人士的质疑则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对职业的这种“早期完成状态”让他在师生交往方面表现容易盲从权威，对学生或者同事缺少尊重、信任，从而影响了主体间性的表达。另外，尽管自我同一性的发展贯彻一个人的一生，青春期儿童毕竟是其中的重要时间段，这在埃里克森那里得到很好的阐释。因此，青春期个体对自己连续感和整合感无疑也会参与到师生交往中，成为影响师生主体间性表达的重要因素。
可以说，“主体我”与“自我同一性”两种途径各有侧重，“主体我”可以解释主体间性表达中的主体表达困境，而“自我同一性”则涉及在纯粹自我意识之外的社会角色、环境等通过影响自我而导致的主体间性困境。文章将从以上两个方面对师生交往的主体间性困境做出分析。
三、基于自我心理学的师生主体间性表达困境分析
基于自我心理学的视角，师生关系主体间性表达的现代困境具有了某种内在逻辑，从“主体我”与“自我同一性”角度分析，师生主体间性的表达存在三种困境。
1.师生一方因“主体我”意识弱化而导致的师生主体间性弱化
这种困境体现为失去主体性的教师与失去主体性的学生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表现为师生交往中教师自我意识中的“主体我”存在一些问题。现代社会网络技术的便捷使学生获得知识的途径多元化，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对教师的“去崇拜化”和一定程度上的“蔑视”，而与此同时家长—教师矛盾的激化与学生—教师矛盾的多发使有些教师在这种情况下“危危然度日”，过度讨好学生，目的是避免学生和家长的投诉，甚至在课堂上学生爱听什么就讲什么，教师丧失了一定的主体性，然而换来的通常不是相互信任、理解的师生关系，而是渐行渐远的师生交往，师生交往的主体间性却无法实现。
第二种情况表现为师生交往中学生的“主体我”产生了问题。例如，由于受到知识本位的影响，在相对传统的地区或者相对传统的家庭文化下，因对知识的崇拜导致了对教师的崇拜。这种崇拜有时体现为一种对学生自我感的压迫，学生为了成为“好学生”或者“出人头地”，他们对教师的讲授不加批判、全盘接受，唯恐没有听到什么重要的知识点。在这些孩子身上学习过程没有思考，也没有真正的成长。弗莱德将这种师生关系概括为：“（1）教师教，学生被教；（2）教师无所不知，学生一无所知；（3）教师思考，学生被思考；（4）教师讲，学生听——温顺的听；5.教师制定纪律，学生遵守记录；（6）教师做出选择并将选择强加于学生，学生惟命是从；（7）教师做出行动，学生通过教师的行动而行动；（8）教师选择学习内容，学生适应学习内容”[10]。在这样的师生关系中，教师越是往容器里装得完全彻底，就越是好老师；学生越是温顺地让自己被灌输，就越是好学生。师生交往的主体间性表达弱化为“教师到学生是高速马路，而学生到教师是羊肠小道”，所以师生主体间性没有办法得以充分表达。
从“主体我”的意识看，这种失去自我、完全以“他人为中心”，看似能达到对他人的充分理解，但是自我感的丧失导致一种无力，进而更加小心翼翼、谨小慎微，或者麻木接受知识，无思考，无批判，不能实现真正的主体交往。
2.在自我张扬下主体间性受到侵占
从主体心理学角度看个性张扬，并非指代个体的特立独行，而指的是个体强烈的自我意识，以自尊、敏感、固执、自我等心理特质呈现出来。在自我张扬的主体性下，主体间性受到它的侵占，不能充分表达师生交往的主体间性。
首先，从发展心理学角度看，应当承认一部分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其张扬的个性有利于自我同一性的确立，具有积极意义。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求作为成人的家长和教师能够给以宽容、谅解，尽量沟通，以实现部分的主体间性。如果与此相反，成人不予谅解，则无法实现真正的师生交往和教育的目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学生在家庭中受到过度溺爱，将自我无限扩大，在主体间交往中任性而为，以感受为中心，也会侵占师生交往的主体间性表达，对这些学生而言，应接受挫折教育，把他人纳入自我的领域，并学会关心并理解别人。
其次，对于教师而言，自我张扬的教师在现实生活中通过两种途径表达出来。第一，有些教师把课堂当成自我展示的舞台，丝毫不考虑学生的收获和师生的交流，动辄以过来人的身份进行道德训诫的教学现象就是此类表现。第二，追求幽默或者发泄情绪，即使与学生私下谈话也会流于口舌训斥。这种教师如果与自我丧失的同学交往可以粉饰太平，而与自我张扬的同学则无法真正交往，这种没有理解、共鸣的交往其实质是丧失主体间性的形式化交往，师生交往的教育目的更是奢谈了。
其实主体间性不是把自我看作原子式的个体，而是看作与其他主体的共在，对老师来说因为有了学生你才是老师，而同样，对学生来说因为有了老师你才能称之为学生。很多老师和学生都忽视了这点，在狂妄的自我主体宣扬下，在以教育为幌子的自我情绪宣泄下，丧失了主体间性，主体间不可交流，反过来又感知了别人的不可理解性，进而更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走向了固执和僵化，进而堵塞并侵占了主体间性的表达。
3.网络、职业化和制度本身导致的主体间性异化
网络使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自我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变化之一就是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个体自我没有得到充分认同和确认，网络活动中的自我会进行过度的补偿。心理学家提出了“马甲综合症”来说明这种异化，即一个人可以很容易地在网上披上另外一件马甲，以另一个人的身份而活着。例如，一个在生活中路遇乞丐飘然而去的人，用“谁知道这是不是骗人”之类的说法获得了认知平衡，但是，在网络上却以“道德斗士”的面目示人，对社会上的不道德行为大肆批判。“道德斗士”的主体性张扬带有一种激烈的情感和僵化的思维，他会对自己的观点誓死护卫，而拒绝与人进行深入沟通和交流的可能。
在教育过程中，教师的“职业化”取向为这种自我感的异化提供了遮羞布。有些教师将职业工具化，“这就是一份职业而已”，“我已经做了一名教师该做的”。这其实是职业同一性方面的异化表现，有人提出，“职业化的教育导致了把‘自我’从生活情境中分离，自我不再需要他人”[11]。如果细化来说，这里的自我指代的是职业自我，职业自我和其他自我产生了割裂，主体我不再保持其内在完整性。这种工具性的身份认同将教师个体塑造成与学生或其他教职员之间没有意义联系的个体，而只是对政府的工具性目的做出回应的人。如果所有的沟通、交流和交往都是一种工具的功能而已，那么这种主体间性的表达充满了异化，教学本身也不再是人与人之间复杂而有意义的主体间交往了。
主体间性异化的另一表现是很多教师和学生被高考和成绩奴役并“物化”，在成绩面前，教师和学生都不再是主体，变成了物体。“潘礼久事件”阐释了这一点，这名教师用“吃苍蝇”来惩罚学生，家长向学校投诉后被辞退，隔天，除了该名家长，班级中的其他家长却围在大门口为潘老师“伸冤”，认为虽然做法欠妥当，但是却体现了他对学生认真负责（他班上的学生成绩好就是证明）、认为这样的老师并不多见等等，其荒谬性不言而喻。在笔者多年的心理咨询过程中，“考试癖”也和网络成瘾一样呈多发状，一切都是为了成绩，也只为了成绩，在考试癖的孩子看来，快乐的唯一来源就是成绩。在成绩面前，部分家长、教师甚至是学生都成为成绩的奴隶，一切的教育交往都是为了成绩，这种交往即便存在能够实现主体间性，也是异化了的主体间性。
这种师生交往的主体间性异化提醒教育制度制定者须保护教师自我感，只有在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可以正常地作为一个人而参与其中，那么就可以对自我产生整合感和连续感，这种感受是主体产生自我同一性的基础。而只有建立良好的自我同一性，教师和学生才可以作为完整的人投入到师生交往中，充分实现其主体间性。除此之外，职后教师培训中也应该正视职业同一性教育，这同职业技能相比，其重要性不分伯仲。在价值多元、多样的社会现实下，教育不可能在象牙塔内完成，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教师对职业之于自身的意义、价值和作用不断产生复杂感受，教师培训的价值引领、情绪感染都将对其职业同一性产生积极作用。
总之，有人说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伦理具有“乌托邦的性质”，这也不无道理。真正的主体间性表达有赖于主体性的确立，但是主体性的确立却需要诸多条件，甚至是严苛的条件。而主体交往的内容又受到来自社会的诸多影响，教师和学生不可能自主设定内容，所以其交往不免带上紧箍咒，这都影响了主体间性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实社会在师生交往中存在主体间性表达的诸多困境。但是，如果那是一个乌托邦，至少它提供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当上下而求索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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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世英（1974-），男，河南濮阳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讲师，硕士；刘春琼（1977-），女，山东潍坊人，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
主体困境 篇3
一、全球治理的困境:民族主义与政府权威的增加
在一些学者看来, “诞生于冷战终结前后的‘全球治理’理论, 实际上是试图以减少‘政府’的统治为主要思考方向的, ……金融危机的事实表明, ‘没有统治的治理’终于走到了极端, 政府成为资本势力和金融市场的附庸”[1]。跨国金融资本对世界经济的操控正是“没有统治的治理”原则被践行的产物, 而它们的失败似乎佐证了这一观点, 即非国家治理主体不足以替代政府主导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全球经济衰退因此被许多人视为冷战后国际治理思路的失败。那么, 这种带有普遍性的批评是否公允呢?应该说, 假定跨国资本绑架政府进而推导出全球治理多元主体无法承担治理责任的逻辑是似是而非并且缺乏中间环节的。以国际金融寡头为代表的跨国资本固然已经成为全球治理进程中足以和各国政府分庭抗礼的治理主体, 危机爆发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也确实可以找到非政府治理的很多典型特征, 但是以国际金融资本的道德瑕疵推导出多元治理主体都具有类似的治理风险是值得怀疑的。
第一个疑问在于包括高盛在内的国际金融寡头是否真的是在摆脱了各国政府监督之后才肆行无忌的?这样的判断显然有些因果倒置。尼古拉·布哈林早在《资本主义与世界经济》 (1915) 中就已经指出, 金融资本的集中是自然的, 它一方面受到富裕工业化国家的强力支持, 另一方面又帮助这些国家实现与不发达地区进行财富划分和集中的任务[2]。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认为, 跨国资本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政府间存在着结构性的相互依存关系。尽管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会出现龌龊, 但本质上他们是无法区分彼此的。2011年7月15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对高盛集团处以5.5亿美元罚单的事件佐证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判断。在利用各种金融衍生品大肆诈骗并直接诱使次贷危机出现以后, 高盛公司付出的代价仅仅是其当年第一季度不到两周的利润。这一标杆性的判决标志着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后各国政府承诺的金改联盟全面解体。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金融巨头纷纷逃过制裁并不是说他们的能力已经超越了政府控制范围, 而是说明各国政府与金融集团相互渗透和勾结状态的牢固。事实上, 政府作为监管者与被监管的金融企业关系暧昧并不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 而是一个普遍性的国内问题。在全球经济危机中所显示出来的跨国金融资本险情既不具备新的性质, 也不能揭示新的问题。如果一定要定性的话, 那么可以认为它是国内问题国际化以后引发的需要治理的问题, 而非治理失败的问题。
第二个疑问则是国际资本的道德瑕疵究竟是由其治理理念失误带来的还是由于国际治理不充分带来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已经一再告诫我们, 市场秩序的维持不能一味依赖行为体的个体理性和约束力。全球治理“无统治治理”的思想也不是要强调国际治理主体的不受约束。与之相反, 全球治理除了“由谁来治”的问题之外, 一直在持续探寻“据何而治”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 后者还更为重要一些。国际金融寡头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充当全球金融安全问题的解决者, 但是同样会在监管不足的情况下充当麻烦的“制造者”。毫无疑问的是, 它们的治理权利从未被视为天然正当的, 也没有任何全球治理主体的治理权利可以被视为天然的。从这一意义上讲, 出现重大危机虽然证明了金融巨头们握有太多未经授权的权力, 但是这只能证明全球治理的发展程度不足, 无法推导出现有治理方向错误的结论。
在考虑以上两个问题后, 我们发现以国际金融体系为例来判断全球治理发展程度并不适宜。但是2010年以后全球治理的发展出现了某种停滞乃至倒退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民族主义倾向在全球性问题中的强势复苏。全球性的经济衰退阴云久久无法消散, 极大地挫伤了自由主义原则指导下的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讲, 民族主义并未如全球治理的倡导者所期望的那样被共同威胁、共有身份和长期预期逐渐取代, 反而以公民权益最终捍卫者的身份在国际局势恶化的情况下再次走向前台。在国际合作进展顺利的乐观氛围下, 国际治理的理念与实践也曾经与民族主义实现某种程度的和谐共存。只是一旦衰退阴影造成资源稀缺和竞争加剧, 民族主义所强调的本民族利益优先原则就会重获重视, 这极大地动摇了国际治理所必须的共同体价值观和利他主义政策取向。从G-20国际发言权的增加到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责任分担困境、从美国在国际禁毒问题上立场的后退 (美国部分州大麻合法化的政策严重打击了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丁美洲各国禁毒努力) 再到欧债危机中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的博弈, 越来越多的例证显示全球性公共事务中的合作成本显著增加, 面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时重要行为者开始趋向规避风险、转嫁成本。
二是政府间合作在全球治理中的比重更加明显。民族主义倾向的增加使各国政府更加频繁地介入到全球治理的具体事务当中。尽管按照安妮·斯特朗的观点, 由政府部门间合作建构的跨国政府网络本身就是国际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 但是这种“全球网络政府”架构的缺陷几乎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政府部门的跨国合作并不以培育跨国认同为目标, 而是以政府行为的便利化为基本诉求。这意味着国际规制和国际公民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被政府权力的跨国延伸所抵消。同时, 与许多学者假定各国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将会改善政府的治理局限相反, 政府在治理问题上的诸多缺陷 (包括权力扩张本能、国际寻租、效率低下、越位与错位等) 也同时被嵌入国际性政府间合作机制当中。因此, 各国政府虽然可能会因为不熟悉或不重视而对新的治理领域和治理主体不加干涉, 但是只要政府意识到新的国际治理领域所具有的价值, 就存在着将其纳入政府控制的冲动。可以说, 政府间合作必须在国际机制、共有文化、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其他因素具有足够约束力的条件下, 才可能与后者保持长期稳定的和谐关系。目前, 随着在主权问题上观点更为传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发言权的日益增加, 他们所强调的受监管的全球治理观点极有可能改变全球治理的发展态势。
三是政府对国际治理问题发言权的增加意味着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治理领域影响力的下降。跨国公司在全球性问题中的重要作用使许多人假定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趋势已经极其牢固。但事实上跨国公司的地位和权力是由国际资本在全球化进程的历史作用赋予的, 其他国际行为体包括各种类型的国际机制、组织都不具备与跨国资本类比的可能性。对于大多数国际治理领域而言, 主权国家和跨国资本在权力和财富方面的支持都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西方国家及西方跨国资本长期充当了全球治理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资助人的角色。由于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大损失, 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目前对全球治理加以扶植和资助的兴趣已经大为下降, 而其政策调整更是造成了彼此间关系进一步走向紧张对立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 包括IMF在内的各种国际机制和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出现下降的局面并不让人感到奇怪。
二、合作还是治理:政府间机制网络对全球治理的限制及其后果
总结国际治理在2010年以后面临的困境, 我们发现“无政府治理”所受到的挫折本质上是由各国政府对国际治理权力的垄断造成的。以国际金融寡头为代表的跨国资本与各国主权政府的结合, 促成了由少数精英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中权力与财富高度垄断的局面。资本与权力的结合体掌握了大量资源, 利用各种手段加强对其他国际治理主体的控制程度。尽管国际治理思想通常是以降低甚至抵制政府干预为目标的, 但是这种抵制只是带来了国际治理主体形式上的独立, 政府及其衍生工具 (包括各种受资助和扶植的国际组织、治理议案等) 依靠复杂的关联网络深入到国际社会网络的每个网格当中。一旦当这些支持被收回时 (就像国际气候谈判中主要国家纷纷拒绝承担责任时的情境) , 国际治理就立刻陷入了停滞乃至后退的局面。
如果我们假定目前的国际治理格局是建立在国家中心主义或者说政府间网络主导型的治理结构基础之上[4], 那么这种治理结构将会使国际治理向哪个方向发展呢?这就引发了一个过去经常被忽视的理论问题:国家所支持的究竟是国际合作还是国际治理?很多中国学者似乎并未意识到区别二者的重要意义, 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往往将国际合作视为广义的国际治理范畴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认知建构了一种二者似乎并不矛盾的假象。但2010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及其后继效应向我们展示的结果是, 合作与治理仅仅是在国际经济政治形势一片乐观的情况下看起来近似, 二者在目标、手段上其实有着巨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在各国经济形势困难的情境下尤为明显。按照海伦·米纳尔总结的普遍性“国际合作”概念, “当行为体通过政策协调过程, 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其他行为体的实际或预期偏好时, 国际合作就会产生”[5]。这种深受经济学思维影响的国际合作观将合作视为一种政策行为, 它依靠行为体 (主要是国家) 的偏好调整实现合作的结果。这种调整是功利性的, 它并不以行为体之间的身份重构为目的, 也不在价值层面上呼吁超过国家认同之外的新的认同关系。这意味着国际合作只要能够保证无政府状态下公共物品供给、化解集体行动的困境和搭便车行为即可[6]。
国际合作内蕴的经济理性与全球治理发生了剧烈碰撞。对于那些笃信全球治理的学者而言, 国际治理当然需要可持续的国际合作, 但是国际治理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国际合作存在, 更是为了构建一个与全球化发展程度相匹配的规制体系。俞可平先生为此强调, “全球规制在全球治理中处于核心地位, 因为没有一套能够为全人类共同遵守、确实对全球公民都具有约束力的普遍规范, 全球治理便无从谈起”[7]。一个全球性规制体系的存在, 意味着传统的主权国家与其公民关系的解体和重构, 意味着国家要在主权让渡的基础上承认一种自身受到更严格限制的约束性规范。当然, 国家间的合作在客观上可能会逐渐演变为一种身份的重构过程, 但是这种长期性的过程绝不是国家本身所期待的, 只能说是国家间在必要合作基础上可能带来的附带后果之一。国家不是一定拒绝全球性规制体系的出现, 但是国家更愿意在严格的功能性框架内探讨规制问题。国家在国际治理问题上的不情愿态度直接决定了国际治理合作发展的现实情况。以国家为中心的、借助政府部门间合作网络的治理模型特别关注国际体系内与主权国家相关的功能性问题的解决, 它们依据国家利益的重要程度为全球治理内容排序, 并据此决定对治理性问题的投入程度, 努力使国际治理的节奏和幅度与国家的现实需要相适应。这就使全球治理的长远规划最后服从于国家的政治判断。政府间合作网络也在国际合作的过程中强化了自身的统治性地位。可以说, 功利性的国际合作在与国际治理具有一致性的同时, 其实还具有某种程度的冲突性。而这种冲突性又成为2010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金融寡头的欺诈行为只有在得到其所在国政府的纵容后才能具有如此的破坏性, 而母国政府的纵容又以跨国金融公司对母国承担政治和经济义务为回报。那些把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仍然视为民族主义角斗场的政治家们需要跨国公司有力的支持, 尽管这种支持最终代价沉重, 但是争取其支持依然是西方各国政府的最主要职责之一。
一个用国际合作代替国际治理、主张政府间合作网络承担国际治理主要职能的治理体系, 必然要在国际治理进程中维护主权国家的既有体制、阻止竞争性的治理主体出现、保证现有的社会和政治控制模式不受到损害和改造。政府间功能性合作网络的建设, 无须以反全球治理的姿态出现, 它们采取了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 即融入全球治理结构、寻找代理人并控制这一结构, 最后达到“控制进而限制”的目标。在政府间网络主导下的全球治理实践中, 政府的加入最初能够极大地加速全球合作的发展速度, 但是最终又会起到限制其他治理模式产生的作用。国际合作转向全球治理的艰难既是各国政府可以限制的结果, 也是现有全球治理模式局限性的产物。
政府间合作网络对国际治理的垄断态势给我们展示了令人担忧的前景。国家和其他治理主体的不平衡关系一旦长期化, 可能导致政府主导型的治理模式规制化①, 政府对其他治理主体的控制方式内化为双方不平等的身份结构, 最终其他国际治理模式的发展空间完全被挤占———全球治理表现出令人窒息的单一性。做出这一假定的理由在于, 各国政府利用其它治理主体的虚弱现状, 做出长期性安排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了。在传统的国际治理实践中, 各国政府对非国家治理主体的控制企图往往会受到强烈的抵制。非国家治理主体可以依靠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广泛的国际支持与不间断的治理进展, 向全世界展示全球治理的乐观前景, 为自己谋取一种跨国性的独立身份。只要乐观的预期能够吸引足够的受众, 国际治理主体就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进而抵制某一国家的影响力干预。而民族国家及其政府机构也只能在有限和自我克制的基础上对其施加有限影响。就控制手段而言, 国家也倾向于采用比较温和的方式而不愿意表现出更为强硬的态度。但是, 随着经济危机引发了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 国家与其他主体间的原有平衡关系被打破, 控制手段的变化可能表现出两种新的变化。
一是柔性控制的范围加强。即便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国际机制、非政府组织与跨国公司对全球治理的价值仍然无法否认, 理性的国家也不会以完全控制为目的规制其他行为体的作用。但是非国家治理主体面临的困境是明显的。这就为国家强化其博弈立场提供了条件。
1. 议程的设计。
在传统的全球治理范畴中, 非国家治理主体往往利用提出议题、建立跨国协商框架的方式吸引国家参与到其不熟悉和不理解的新治理领域当中, 议程的设计和选择又反过来赋予了这些治理主体相应的权利。随着政府间网络的发展, 政府对于跨国领域的熟悉程度和提出议题的能力在增加, 普遍经济衰退的威胁又暴露了非国家治理主体的缺陷、增加了国家对治理领域投入的危机感和迫切感。对国际治理关注度的增加赋予了政府更大的决策冲动、直接介入和把握治理进程, 也使国家因为投入资源增加而获得了其他治理主体无法媲美的决策优势。
2. 选择和否决。
国家对全球治理议程兴趣的增加, 并不必然排斥非国家治理主体的作用, 在全球治理寻求超国家利益的情况下, 双方甚至可以密切的合作。目前的问题在于国家对全球治理的关注是在民族主义情绪极大复苏的背景下发生的。国家政治结构的转型和经济衰退增加了国家的不安全感、强化了国家在国际领域的自利倾向。基于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倾向介入全球治理的国家, 必然加强从本国视野考虑的治理议程问题, 关注国家在不同治理选项内的收益清单的比较。非国家治理主体能否做出倾向性的选择, 就成为国家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在欧债危机和国际气候谈判中, 国家间的冲突、国家和国际机制的冲突、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冲突都更加明显了。非国家治理主体几乎无法避免在冲突性的国家利益中做出选择的问题, 尽管其选择的初衷可能是中立的, 但是这种中立却很难在一个自由主义倾向衰退的世界里获得谅解。
3. 附带苛刻条件的资助。
非政府治理主体活跃程度与其资金来源紧密关联。以大型企业和政府注资为形式的各种基金会对非政府治理主体的存在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全世界都将国际经济不景气的罪责归于以国际金融寡头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头上时, 各国政府对跨国资本的更严格监管已经条件成熟。在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债务信誉等级降级后受到的压力警告代表了这种趋势。金融资本和主权政府的进一步密切结合使非政府治理主体的资金来源变得更加单一化。各国政府附加更多条件的资助已经条件成熟。
二是各国政府采用强硬控制的可能性增加。事实上, 包括国际机制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治理主体从未完全被各国政府接纳过。除了隐性的提防外, 很多对主权理解更为原教旨的国家都利用法律和政治手段强硬对待过他们认为有害于本国安全的跨国行为体。冷战后西方世界的扩张和全球经济外交的衰退, 降低了由西方世界发轫和推动的国际治理模式的威信。由于国际治理组织与西方国家历史性的普遍联系, 很多国家都会用更警惕的态度对待这些治理主体, 在面对他们认为损害本国主权利益的治理行为时, 采取强制措施的态度也可能更加坚决。从非国家治理主体与各国政府的冲突模式分析, 各国政府通常情况下会使用基于主权原则的国内法制惩罚治理组织的成员, 借以阻滞或控制这些组织的行为。而使用国内法制的基本理由则在于:非国家治理主体可能是跨国性的, 但是成员仍需要保持对民族国家的忠诚, 民族国家也有权利对其忠诚度加以审查甚至以严厉的罪名加以制裁。把治理组织和组织成员分开对待, 成为可能的强制措施的基本逻辑。
三、合法性与威望:非政府治理主体的迫切任务
以政府间合作网络为主导的国际合作是目前最具可行性的全球治理模式, 但同时也是发展前景最为有限的一种模式。国家间所期望的治理前景从目前看全无超越“国际合作”的渴望。因此, 全球治理应该警惕某一治理模式的垄断。多种治理模式的多元存在与相互竞争对于该进程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而任何治理模式对全球治理的垄断都是对全球治理价值理念的背叛。那么, 如果解决政府间合作网络的快速发展和其他治理主体相对削弱之间的矛盾?在国内法制的基础上建构政府与非政府治理主体的法制化关系框架可以被视为一种功能性的解决办法, 强化非政府治理主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威望则是根本性的议题。
为了重建倾斜的平衡, 按照任务迫切性的程度, 非政府治理主体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加强自己的地位。
首先, 非政府治理主体需要在民族国家体制内寻找足够的支持者, 获得他们的政治忠诚, 并将这种政治忠诚转化为政治层面的影响力。在一个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 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和价值已经可以引起足够多人群的关注, 并进而形成较为固定的支持者群体。但是大多数支持者们更趋向于从技术性的角度去理解自己的职责, 而不太愿意将其诉求诉诸于政治渠道。换句话说, 那些对全球治理支持并践行的人群 (尤其是非西方国家内的全球治理支持者) 并不总是意识到他们的行为需要形成政治压力才能得到解决, 他们更愿意把自己理解为政府的合作者或新领域的拓展者 (尽管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可能成为政府职能的延伸) , 希望通过与政府某一部门对话或请求帮助来解决问题。从长远看, 非政府治理组织在支持者数量进一步扩大的基础上, 应该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诉求纳入实质性的政治程序当中, 寻找到稳定的渠道与政府部门进行合作和沟通, 将自己的需要嵌入国内政治利益博弈当中, 寻求在国家实施方针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其次, 获得政治影响力可以增加政府治理主体相对主权国家的独立地位, 但是这种独立地位需要国内法框架内的确认。非政府治理主体依靠日益膨胀的规模和成熟的功能, 在某些功能领域的权威已经带有不容忽视的政治性, 他们和政府间治理网络相互交叉, 全球治理因此表现为各种新的权威领域的复杂结合[8]。但是一个被刻意模糊化的问题在于, 这些权威和国家主权的关系是缺乏明确分界的。在主权国家重视不够或者力不能及的地方, 新治理权威部分替代了政府的作用, 但是这种双方权利的分界是建立在默契当中, 而非法律确认的制度。这就给主权国家破坏默契、限制非国家治理主体的行为提供了足够的便利。显然, 仅仅获得合法注册无法保证非政府治理主体完成自身使命, 非政府治理主体需要在其组织形式、功能边界、募资渠道等多个方面获得明确的法律身份, 这是保证非政府治理主体生存和基本安全的必要措施。但仅仅依靠法律保障还不足以使其充分发挥作用, 非政府治理主体最终需要的是参与一国立法和行政过程的合法框架。在一个相对固定和公开的平台处理彼此关系会给政府与非政府治理组织之间划定明确的边界。
最后, 非政府治理主体需要重拾全球战略的理想与信念, 建立一个基于共同梦想的新型政治组织。无论如何, 全球经济衰退都显示了某些治理主体缺乏道德感的行为所带来的危害, 而这种危害又与非政府治理组织的松散、监督的匮乏和价值取向混乱等固有缺陷相关。全球治理是在认识到国家体制局限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又因为自身的组织和价值局限被政府间合作所批判。如果不进行组织结构与信念的重塑, 非政府治理主体无法与各国政府维持必要的平衡。为了适应必须与政府合作的现状, 很多非政府治理组织都对自己的组织结构进行了调整。但是非政府治理主体必须意识到, 如果不能体现出特殊的价值、具有独特灵活的体制, 那么他们不可能与资源占优势的各国政府争夺民众的支持和政策的影响力。非政府治理主体所依托的是复杂多变、前景不明确的全球化进程, 其自身无法提供一个长期和可保障的政策议程, 这在很大程度是由环境造成的。因此, 如何没有高度的牺牲精神、责任感和有吸引力的远景畅想, 非政府治理主体是难以发展的。但是, 包括跨国公司、国际机制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其他治理主体, 为了实现与国家的和谐共存做出了过度的妥协和效仿, 最终使其精神层面的独立性和组织层面的独特性受到损害。在具备了现实政治影响力和国内法接受的合法地位后, 未来的非政府治理主体应该着力实现其募资渠道的多元化, 降低各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同时, 这些组织应该保持与其他国际关系主体的均衡关系, 利用当前国际合作体制的功能缺失寻找自身的价值所在和职责所在。
非政府治理主体的生存对处于低潮期的全球治理而言意义重大。作为一种与主权国家原则、立场均有不同的治理主体, 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解决办法的认知都体现出一种宝贵的不同。也正是他们的特殊性, 给了国际体系一个不一样的前景可能。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全球化存在与全球治理出现的前提, 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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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困境 篇4
关键词 博弈论；合作行为；合作演化博弈；囚徒困境；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 N949 文献标识码 A
The Cooperative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of Prisoner’s Dilemma under Agent Heterogeneity
ZHANG Xinli， ZHANG Qiayuan， HE Lihong， DONG Tingting
（College of Mathematics，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2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d prisoner's dilemma model under agent heterogeneity by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solved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and analyzed how the agent heterogeneity affects the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It points out that the cooperative behavior of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will be increased with the addition of the difference of agent heterogeneity. Extremely， cooperation is the unique dominant strategy when the difference of agent heterogeneity approaches to infinite. It provides reasonable explanation that the most cooperative system can maintain a longterm cooperative stable state in the real world.
Key words game theory； cooperative behavior； cooperative evolutionary game； prisoner’s dilemma； heterogeneity
1 引 言
合作行为是自然界中最为普遍的现象，从微生物到高级动物，从社会性昆虫到人类社会.生物之间个体的合作行为，增强了整个种群的生存能力.然而，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自然选择是基于竞争性的，种群中的个体将会自私地最大化自身利益，这显然不能解释处处普遍存在的合作行为现象.为了解释合作行为是如何从自私的个体之间演化产生的，演化博弈论为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数学理论框架，囚徒困境则是演化博弈论被广泛采用研究合作行为的一个最典型范例[1，2].在原始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中，采用纯策略种群中的个体都有两种选择：合作（coorperation，C）与背叛（defection，D）.D策略个体利用C策略个体，获得T收益，而C获得S.双方都合作则获得R，都背叛则获得P（如表1所示），其中T>R>P>S，2R>T+S.在单轮博弈情况下，无论对手采取何种策略，个体的最佳策略总是选择背叛.然而，在双方都采取合作策略的情况下，二者总的收益才是最大的，这一现象说明了社会两难问题的实质.解决的方案之一就是Axelrod提出利用迭代囚徒困境来解决合作行为的演化，其中又以Rapoport提出的TitforTat（TFT）策略和Pavlov提出的WinStayLose-Shift （WSLS）策略最为著名[3].姜殿玉等通过引入背叛函数及其严厉度和参与人的背叛愿意，给出了一种惩罚机制下一次性n人囚徒困境合作的可能性[4].李栋等人探讨了一类具有两种状态名声机制条件下的重复囚徒困境存在合作的可能性，得出有3个马尔可夫策略时高效的强健完美纳什均衡，与好名声者合作与背叛坏名声者的策略时最具吸引力的一个策略，此策略促进合作成功并能持续下去[5].王健探讨了如何通过承诺在囚徒困境博弈中寻求合作共赢的新局面，并提出重复博弈下的声誉机制是使承诺可信，促使囚徒困境合作的重要因素[6].廖列法等人针对规则格子上的节点的自私行为不能有效抑制问题，提出了一个结合个体移动和噪声因素的演化囚徒困境模型，认为个体移动和噪声对囚徒困境的演化博弈的合作行为产生影响[7].
经 济 数 学第 32卷第2期
张新立等：基于参与主体异质性条件下囚徒困境合作演化博弈模型研究
表1 种群中参与个体的博弈支付表
尽管上述文献在研究种群中参与个体的合作行为演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不同程度地提出了解决合作行为的方案与措施，但它们在研究种群中参与个体演化合作博弈的传统方法通常假设种群内的个体是均匀同质的，即种群中的任何个体都是实力对等的，对其他个体的影响是一样的，且都以独立相同的概率和其他个体相遇并进行博弈.然而，这种模型假设过于理想化，因为现实种群中博弈双方的个体实力时常不对等、具有异质性.种群中博弈双方的异质性不仅影响博弈双方个体的收益，而且也影响相应的采取策略，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鲜有学者涉及.基于此，本文把参与主体的异质性条件引入到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中，探讨异质性条件下囚徒困境博弈中的种群能够演化出与均匀同质性种群不同的一些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能够促使异质性囚徒困境博弈模型演化出具有很高合作率的群体，从而有效地解释了为何在现实中大多数合作系统中都能观测到合作方和接收方之间存在长期的合作稳定状态.
nlc202309031229
2 同质性条件下的囚徒困境演化博弈模型
考虑到种群中不同的参与个体可以利用各自对应不同的收益表来表示，又因原始囚徒困境中种群中的个体都有两种选择纯策略：合作与背叛，收益表中的参数关系满足T>R>P>S.为了减少收益表中自由参变量的个数，可以定义种群中个体采取合作行为付出的代价为c，此合作行为使对方获得收益为b；个体采取背叛策略不付出任何代价，即P=0，也不分发任何利益给对方，收益表可以简化为只含两个参变量b和c的形式，且满足关系式b>c>0.由于囚徒困境是对称博弈，博弈双方对应的收益表A与B有关系式BT=A.所以博弈双方具有相同的性质.下面仅对博弈一方的演化性质进行讨论.
C DC DCDRSTP=CDb-c-cb0.
现在考虑在一个种群中的个体间随机配对进行博弈.假设在该种群中，采取C策略的种群比例为x，采取D策略的种群比例为y，x+y=1.由于假设该种群内的个体是同质的，实力对等，所以，不管它采取何种策略，种群个体采取的策略只会影响它的收益.此时采用两种策略的参与个体的期望收益与种群的平均期望收益分别为
fC=（b-c）x-cy，fD=bx-0y，
φ=xfC+yfD. （1）
于是，一博弈方采取合作策略的复制子动态方程为
F（x）=dxdt=x[fC-φ]=
x（1-x）（fC-fD）=-cx（1-x）. （2）
根据该复制子动态方程，x=0和x=1为2个稳定状态.依据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理及演化稳定策略的性质，当F′（x）<0时，x为演化稳定策略.因为F′（0）<0，所以，x=0为演化稳定策略.其动态趋势和稳定性的相位图如图1所示.也就是说，不论博弈对方如何让选择，种群中一方博弈个体的最优选择是背叛，而且是一个占优战略均衡，所以也是演化稳定的.种群的所有个体最终由背叛个体组成.
图1 一方博弈的策略稳定性相位图
3 异质性条件下的囚徒困境演化博弈模型
在囚徒困境参与个体博弈过程中，博弈双方的个体经常是异质的，双方实力不对等，此时博弈双方的策略选择和获得的收益显然要受双方异质性的影响[8].在此条件下，当博弈双方都选择背叛时，受到的伤害程度也是不同的，实力大的一方受到的伤害程度显然比实力小的一方要小得多，尤其从长期来看，这种伤害程度对博弈双方来说都要比实际显现的要大；当双方都选择合作策略时，实力大的一方所选择的策略更主动，得到的收益分配显然比实力小的一方要高.为此，假设种群都选择合作策略的博弈双方实力差异为r1；一方选择合作，另一方选择背叛的实力差异为r2；双方都选择背叛策略的实力差异为r3.当r1=r2= r3时，囚徒困境显然变为同质性的情形.当r1，r2，r3不全相等时，种群内的参与个体是异质的，异质性不仅对其采取的策略产生影响，而且对分配的收益也有影响.此时采用两种策略的参与个体的期望收益与种群的平均期望收益分别为
图2 两个内点的演化策略稳定性相位图
4 结束语
种群中的合作行为是自然界中最为普遍存在的规律，而种群中个体的异质性又是常见的.本文利用演化博弈的相关理论，对个体具有异质性的囚徒困境模型进行了分析，认为尽管种群个体一般都有背叛个体所组成，但是当异质性满足一定的条件时，群体中背叛和合作的个体是可以共存的，而且伴随着选择相同策略群体异质性程度的不断增加，群体中背叛个体逐渐向合作个体过渡，直至可以达到群体由完全的合作个体所组成，为自然界中最为普遍出现的合作行为现象提供了有益地诠释，也为促进自然界群体中的有益合作提供了一定决策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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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困境 篇5
目前我国环境法学界对环境公益诉讼并未做出统一的定义, 在此, 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即将遭受侵害时, 法律允许其他的法人、自然人或社会团体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为了保护社会公共的环境权利和其他相关权利而进行的诉讼活动, 是针对保护个体环境权利及相关权利的“环境私益诉讼”而言的。①
二、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困境的思考
本文将以松花江重大水污染案件为切入点来探究我国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的困境, 由于该案反映出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所面临的主体及诉由困境, 至今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故现放在此处予以讨论仍具有实际意义。
(一) 松花江重大水污染案件简介
2005年11月13日,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双苯厂的苯胺车间因操作失误发生爆炸, 致使100吨苯类污染物进入松花江水体, 导致江水硝基苯和苯严重超标, 造成松花江流域生态破坏。以此为背景, 12月7日, 北京大学法学院三位教授及三位研究生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国内第一起以自然物 (鲟鳇鱼、松花江、太阳岛) 和以上六人为共同原告的环境公益诉讼, 要求法院判决被告吉林石化分公司及母公司予以经济赔偿, 用于设立松花江流域污染治理基金, 以恢复松花江流域的生态平衡, 保障鲟鳇鱼的生存权利、松花江和太阳岛环境清洁的权利以及自然人原告旅游、欣赏美景和美好想象的权利。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得知诉讼情况后并未接受原告代表向法院递交的诉状及相关证据, 并以口头方式通知“本案与你们无关、目前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 拒绝接受本案。②
(二) 该案显示出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的相关困境
首先本案中六位师生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其次, 自然人原告旅游、欣赏美景和美好想象的权利受侵害能否作为起诉的理由?
1.原告主体资格的局限
本案中的法院以“本案与原告无关”为由拒绝受案, 这就意味着法院不承认北大师生六人具有作为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目前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受限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往往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不适格为由, 驳回起诉。
按照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以及传统观念, 在环境诉讼当中, 只有当合法权益遭受侵害, 且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才起诉。那么, 在环境公益诉讼中, 原告主体资格能否摆脱诸如环境私益诉讼那样的限制而有所扩大呢?
2.诉讼理由的局限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为了保护社会公共的环境权利和其他相关权利而进行的诉讼活动。那么, 在环境公益诉讼中, 自然人旅游、欣赏美景和美好想象的权利受损是否属于社会公共的环境权利和其他相关权利的范畴, 是否可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诉由?
(三) 以上困境的应对之道
1.诉讼主体多元化
要进行环境公益诉讼, 首先就应明确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环境利益是全人类永恒的公共利益, 这一特性决定了环境公益诉讼必须突破直接利害关系原则的禁锢, 重塑原告资格标准及原告主体范围。
具体来说, 笔者认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应包括以下几类:
第一, 环保团体:环保团体可以在专业知识、资金力量等诉讼各方面弥补个人力量的不足。当政府和污染者、破坏者不愿消除污染破坏或者为受害的公众提供充分的救济和保护, 个人面对强大的政府或污染者、破坏者无能为力时, 环保团体可以作为代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③从美国立法来看, 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 大多数都是通过环境团体进行的。美国著名的Storm king案就是通过环境团体起诉获胜的代表性案例。
第二, 检察机关:一般来说, 环境公益诉讼面对的被告都是实力强大的排污企业, 尤其是涉及行政诉讼时, 诉讼的对象是国家公共权力部门, 诉讼原、被告方力量相差悬殊会导致受侵害方不敢起诉或案件撤诉率高。解决此状况的最佳方法是赋予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起诉权。②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 符合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特点, 同时也是公益诉讼国家干预原则的体现。检察机关既有人力和财力的优势, 同时也有较强的诉讼对抗能力, 由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能更好完成立法赋予其的保护公众利益的职能。
2.起诉理由宽泛化
美国著名的Storm king案确立了通过诉讼保护美学和其他非经济利益的司法审判标准, 换句话说, 在该案之后, “如果你对诸如河流或公园等公共所有的资源拥有某种利益, 如果你在其上泛舟、钓鱼、远足, 而某些人将要损害审美的价值或者娱乐价值, 那么你就可以起诉。”据此, 笔者认为, 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 确立保护社会公共环境权利和其他相关权利 (包括美学和其他非经济利益在内) 的司法审判标准。
三、结语
在本文当中, 笔者以松花江重大水污染案件为切入点, 虽只谈到了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主体资格受限、诉讼理由受限这两方面困境, 但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的困境远不止这些, 诸如诉讼费用、诉讼时效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解决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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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困境 篇6
关键词：自媒体传播,主体,伦理困境,成因规避
“自媒体(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1]作为信息共享的即时交互平台,自媒体借助网络技术支撑和各种便携式终端,在国内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其传播影响力的触角已延伸至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
与自媒体发展壮大同步,以多学科交叉为支撑的自媒体传播研究成为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从伦理学的视角本文着重探讨自媒体传播在解构传统媒体传播空间基础上,积极拓展、建构新的媒介空间过程中,对人们生活尤其道德生活的影响。
一、自媒体传播及特点
自媒体传播兼具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的特征,自媒体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方式与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相比,呈现出新的特点。自媒体传播打破了传统媒体线性传播下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关系,消解了传统媒体所把控的信息格局和垄断的话语权利,重新定义和拓展了媒介空间的范围,使人们所处的媒介环境更趋复杂化和多元化,其传播效果及传播影响力对传统媒体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一)自媒体传播打破了线性传播下的传受关系
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不仅肩负着信息传播的功能,还兼具宣传教育的职能。在其封闭的媒介传播系统内,信息的发布者和接受者的身份和角色是固定的,二者之间并无太多的即时交流互动。“我说什么你听什么、我播什么你看什么”的线性传播状态与单一的主流舆论声音使受众的信息选择空间和选择自主性受到一定的限制,信息接受者处于一种被动、不自主,甚至是压抑的状态。自媒体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有别于传统媒体的信息即时共享平台,这一平台“言论自由、审查阙如”,零门槛使得人人都可以参与其中。人们不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主选择信息,对自己关注的话题加以评论,并及时反馈自己的感受,还可以借助这个平台自主发布各类信息。传统媒体时代界限分明的传受者关系被打破,人们从被动的接收者变成了主动的、自主的,身兼信息发布者和接受者双重身份的创造者。
(二)自媒体传播消解了传统媒体把控的话语权体系
借助传播媒介,信息在传播主体与传播客体之间流动,传统媒体的线性传播是从发布者到接受者的自上而下的单向流动,这种传播方式所呈现出的特点就是信息发布者是信息的垄断者,并对信息的来源、话语的呈现、传播的形式、传播的范围具有绝对的掌控。在整个信息格局中,传播者和接受者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地位,话语权力中心掌握在发布信息的官方媒体机构和社会精英阶层手中,草根阶层的话语诉求很难即时表达。而在自媒体平台上,信息的流动是多向的,呈网状结构。传播活动参与者不仅可以自由上传、下载信息,还因共同兴趣、话题,聚合成规模大小不等、互动有强有弱、外延无限延展的信息传播圈,以圈子化、社群化形态生存。圈子内部信息传播者和信息接受者因界限的模糊进行着相互嵌套,圈子与圈子之间又随信息的流动实现着勾连。信息即时共享并以聚合为特征的多中心网状传播扩散、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圈内嵌套、圈外勾连的社群化互动状态必然打破传统媒体在把关人机制下的话语权力限制,原有的信息传播格局和话语权体系被自媒体传播所确立的高度分权、多中心网状结构的权力体系消解和重构。
(三)自媒体传播空间呈现的新特点
传播主体身份与角色的变化、传播话语权力的分散、传播内容的多元杂糅和传播等级秩序的颠覆,必然带来媒介空间格局的调整、运行规则的重塑以及传播范围的重新界定。与传统媒体相比,自媒体在发挥自由话语表达最大张力的同时,也在积极拓展、建构新的媒介传播空间和环境,并呈现出如下特点:
1. 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混淆
借助自媒体平台,人们的活动范围和关注视野不再仅仅局限于现实空间,更拓展到了虚拟的“赛博空间”。身处现实空间的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利用互联网技术的支撑和隐蔽,在自媒体平台具象成了一个个符号,这些符号具有高度的匿名性和虚拟性。传播活动参与者在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转换中实现着信息的交流与即时互动。虚拟的“赛博空间”对现实空间又具有高度的仿真性,二者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符号化的传播者和接受者与流动的信息在混淆了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边界的自媒体传播空间中聚合分离,大大改变了媒介空间的格局,建构出自媒体所营造的新的“拟态环境”。
2. 公共空间私人化与私人空间公共化
自媒体平台兼具公共性和私人性的特征,其信息交互共享平台的本质使参与传播活动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可以轻易地在公共网络上发表、阅读、评论和传送信息,公开化的传播方式使自媒体扮演着公共化传播平台的职责,呈现出公共空间的特征。但是自媒体平台也为个体话语权的释放、私人话语进入公共表达空间提供了可能,对个体来说,“日常生活方式中的原生性、自然性的私人话语由隐性状态进入公共表达空间,”[2]私人情感和隐私在自媒体时代成为公共消费的产品。自媒体公共空间私人化、私人空间公共化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价值取向、道德认同及相关社会运行规则的原有认知。
3. 道德空间紊乱
正像齐格蒙特·鲍曼在《后现代伦理学》中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了现代社会建构的道德准则,使人们又回到了“道德模糊性”的时代。在自媒体传播中,传播主体根据个人化、个性化需求自主发布、选择、接收信息,“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3]高度个性化的追求使主体的关注视野窄化,从而形成信息茧房。固化在信息茧房中的主体生存状态正是自媒体传播环境个体圈子化、社群化生存状态的反映。勒庞曾指出“群体具有‘不擅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易受暗示和轻信、情绪的夸张与单纯’的特点。”[4]自媒体传播中个体虽然以群体化聚合,在群体内部也会形成意见领袖,但个体根据自己的兴趣、意志和欲望进行的传播活动和话语表达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主观色彩,也很容易受到泛滥的意见领袖的影响和群体意识的非理性裹挟,为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去道德化”等不良思想在自媒体传播活动中的滋生、弥漫提供温床,扰乱自媒体传播道德空间的有序运转。
总之,自媒体平台作为一个独特的新的场域,改变了人与人、人与群体的互动和交往方式,延伸了人们交往实践、道德实践的空间和范围,以有别于传统媒体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复杂性吸引着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正像尼尔·波兹曼所说的“媒介即隐喻”,自媒体传播展现出的潜能正重新定义着我们所处的媒介化社会和道德生活环境,在这个巨大的信息流动场,既“隐喻”着种种可能,又边界模糊、带有很多不确定性。
二、自媒体传播背景下的主体伦理困境
与传统媒体时代受众行为选择是基于媒体的伦理偏好和舆论压力不同,在自媒体传播活动中,主体参与传播活动的行为是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的主动选择,主体的每一次关注、转发、评论,都是“主动参与和意义筛选的表征,”“都是一次价值诉求的显性化呈现,是基于认可或反对的态度表示。”[5]这种自主性的发挥不仅扬弃了传统媒体“强调同一”、“强行灌输”的伦理特质,也唤醒了人的主体意识,张扬了人的自主性价值,更“是一种道德自主性的自我展现。”[6]就像硬币的两面,当我们肯定自媒体传播在彰显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同时,也要正视自媒体传播对主体道德心理、道德选择和道德实践造成消极影响,形成伦理困境,加剧公共伦理危机。
(一)主体道德心理病态
道德心理包括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三个方面。首先,从主体的道德认知来看,在自媒体平台,主体表达的随意性和快餐式信息消费方式,以及如微博等部分自媒体的自身限制,使得自媒体传播的信息以碎片化状态流动。自媒体传播活动参与者在浏览、传播这些信息过程中,所接受的道德原则与规范的话语表达也是不完整、片段化的,再加之片段化呈现的道德规范与原则经过部分意见领袖的恶意渲染和自媒体传播活动参与者本身“断章取义”式的误读,主体很难将这些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道德选择与实践的准则,表现为道德认知模糊,对社会主流价值观产生怀疑和排斥,道德选择处于被动和盲目状态。其次,从主体的道德情感来看,自媒体传播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持有不同价值理念、道德原则、风俗习惯的参与者的多样化道德情感体验提供了平台,个体多样化的道德情感体验必然表现为个体道德需求的多样化满足,但在开放的自媒体平台,不同价值标准、不同取向的道德需求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有可能加剧主体在不同道德体验中自我迷失、人格分裂,表现为道德情感冷漠,道德价值取向错乱。如在一项网络调查中显示,有9%的调查参与者认为可以接受谩骂行为,只有33%的调查参与者反对利用微博暴露他人隐私。[7]此外,从主体道德意志来看,自媒体传播虽然为主体的道德意志自由实现提供了空间,但是主体的符号化交往和匿名化存在,使自媒体空间不同个体间的伦理关系处于虚拟化状态,表现为部分主体道德意志软弱,有意逃避应该履行的道德义务和应该担当的道德责任,把自媒体作为自由宣泄、自我放纵的舞台。
(二)主体道德认同困难
“在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之间存在裂隙,这种裂隙要通过道德认同来弥补。”“道德认同是一定社会的个体从一定的认知和情感出发,自觉自愿地接受和认可社会道德,并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与其保持一致的过程和状态。”[8]由此可以看出,道德认同既强调“个体主体性的积极参与”,也对道德行为具有指向性。在自媒体传播环境中,被唤醒主体性的个体通过积极参与自媒体传播活动,寻找、确认着个体的归属感、身份感和自我意义感。而道德社会化研究中的社会角色理论认为,道德社会化是主体经过后天的学习以及道德实践经验的积累,在理解社会、他人对自己的角色期待后,根据角色期待,扮演相应角色,做出角色行为的过程。在自媒体传播中,主体在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转换中,角色和身份的易变及冲突很容易造成主体自我混乱和迷失,失去基本的道德判断和选择能力,无法将道德纳入自己的心理和精神结构。部分参与者表现出的道德认知模糊、道德价值取向错位、道德情感冷漠、道德意志软弱说明,在自媒体传播营造的媒介空间中,主体道德认同的心理机制是紊乱的,个人的道德系统和自我系统无法达到统合,很难将现实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迁移到虚拟的自媒体传播空间,并使主体“自觉自愿地接受和认可社会道德,并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与其保持一致,”形成符合自媒体传播环境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
(三)主体道德行为失范
在自媒体传播中,主体内部心理机制的紊乱与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不仅会造成主体观念上的变化,还会引起主体行为上的失范。对于自媒体传播主体道德行为失范的表现大致归类为:侵犯他人隐私权,给当事人造成伤害;传播虚假信息、伪科学信息、垃圾信息,造成信息污染;未经允许随意转发和分享他人原创性文章、作品,侵犯知识产权;谩骂、侮辱、诽谤、攻击、煽动等语言暴力频发与舆论审判;面对公共议题,社群聚合极易诱发“群体极化”;谣言泛滥,撕裂社会共识等。这些道德失范行为既有个体的刻意为之,也有个体被群体行为的非理性裹挟,还有如微信朋友圈熟人关系的信任,无心成为推手造成的。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和詹姆斯提出的社会网络的三度影响力理论认为,人们都连接在巨大的社会网络上,相距三度之内的人之间是强连接关系,强连接可以引发行为。[9]也就是说,在三度之内,一个人根据他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其行为可以影响他人的选择、情绪、思想和行为。自媒体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这些失范行为的发生既和每个自媒体传播活动参与者息息相关,也可能对每个个体造成潜在的危害,人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此外,主体在自媒体虚拟空间中的道德失范行为还可能成为诱发现实暴力、冲突的导火索,不仅干扰现实社会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秩序,还会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三、自媒体传播背景下主体伦理困境成因分析及规避
(一)自媒体传播乱象与主体伦理困境归因
在自媒体传播平台,传播主体在参与传播活动中所表现出的道德心理病态、道德认同困难、道德行为失范的诱因是多维的,大致可以分为文化维度、技术维度、主体人的维度和外部环境维度四个层面。
从文化维度来看,有研究者认为中国人生活在家本位的传统文化中,中国文化强调私德建设,而传统的私德伦理无法契合自媒体毫无边界迅速发展的实际。[10]自媒体传播在消弭空间、地理、文化间的边界的同时也打破了不同地域文化与之相对应的伦理道德标准和“社会架构与体系”,导致“意识形态层面呈现出碎裂化,”[11]放大伦理道德风险,加剧公共道德危机。而在当下中国社会,一些不良社会思潮沉渣泛起,相互碰撞甚至对立谩骂,“中国目前尚未建立起一个相应的能为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正处于上升中的中产阶级所共同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和共识”[12]来凝聚社会各个阶层。这种现状不仅对现实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及整个社会道德风气形成影响,也随着自媒体传播活动参与者传播行为自然迁移到自媒体传播空间,对自媒体平台其他参与者心理、行为表现产生消极影响。
从技术维度来看,互联网经历了web1.0、web2.0,已经进入到web3.0互联网应用时代,依托先进的web3.0技术,自媒体实现了快速发展,使用者呈几何级增长,在满足使用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如语音传输、摇一摇、搜索附近的人、扫一扫购物、线上支付等,使人们享受技术所带来的便捷性、舒适性的同时,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已经显现,用户体验的过分追求也为技术异化埋下种子。面对过度分享、信息垃圾污染、隐私曝光等,身处自媒体传播环境中的主体反被技术便捷所绑架,人对自媒体的依赖越来越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部分主体身陷其中,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就像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它让我们的社会产生了频繁接触色情文化的年轻人、从事网络剽窃的盗贼、患有强迫症的网络赌博者以及各种各样的痴迷者。”[13]
从主体人的维度来看,在自媒体传播中,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形形色色,既有社会精英、公共知识分子,也有草根阶层及价值观、世界观尚未定型、心性还不成熟的青少年。由于主体隐匿性、虚拟性、符号化特征,就某一单个主体来说,在自媒体传播环境中的身份也是多重的,加之个体因教育背景、宗教信仰、生活环境、年龄性格等不同,其价值观念、道德认同、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也各不相同,自媒体虽然打破了技术的壁垒,但无法扫除人性的壁垒。同时,主体在自媒体中以群落聚合的方式生存,聚合的前提是拥有接近的观念或共同的兴趣。虽然社群化生存可以使个体在心理上获得安全感、归属感,甚至某种满足感,但在这种同质性群体中个体的从众心理和与意见领袖或强势声音保持一致免受排挤和孤立的心理暗示很容易导致个体在集体无意识的裹挟下做出非理性的行为。此外,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使用媒介获得满足。自媒体为人们表达欲望,满足窥私心理提供了渠道。某些人把开放的自媒体公共平台作为角色表演、私人宣泄的个人空间,主动示丑、露丑,招致“围观看客”积极参与“审丑”,隐私信息的公开和低俗信息的传播成为常态化。
从外部环境维度来看,现实社会伦理问题在自媒体传播空间的投射与“植入”、传统伦理规范在自媒体传播环境中滞后性和不适应性凸显、自媒体传播法律规范缺失是产生自媒体传播乱象与主体伦理困境的主要原因。首先,自媒体传播伦理失范问题是现实社会问题的缩影和反映,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诸如贫富差距、教育公平、食品安全、医患纠纷、官员腐败、环境污染、道德滑坡等人们普遍关心、关注的现实问题频频挑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加之现实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变动让部分社会成员面对社会压力和生存压力有相对剥夺感甚至痛苦,部分主体心态失衡,从自己的狭隘立场出发,把自媒体平台当成逃避现实、宣泄不满、排解内心苦闷的出口和报复社会、寻求心理平衡的场地,沉溺其中。其次,传统道德规范的维系依靠的是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熟人监督和法律制裁等力量。在自媒体传播媒介环境中,主体匿名化、虚拟化身份,使基于现实社会的道德规范的价值导向作用和约束力在“法不责众”心理的作祟下,不断被消解,传统道德规范面对自媒体传播空间人与人的符号化对话和交往的异化表现出滞后和不适应,难以约束自媒体传播主体行为,而适应自媒体传播的道德评价、监督、处罚体系还未建构形成。此外,我国针对自媒体传播尚未制定相关完备的法律法规,法律规范的不健全和缺失,使面对在自媒体传播活动中出现的一些不法行为,只能处于旧有法律难以解决,新的法律迟迟未出台,监管难度加大的尴尬境地。
(二)自媒体传播背景下主体行为失范的规避
如何从伦理层面来规避自媒体传播乱象、规范主体行为,是学界和业界都需要认真思考、亟待解决的问题。总体来看,应认真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
1. 自律与他律
所谓自律,就是主体将社会道德规范和原则内化为自觉的道德意识,在参与自媒体传播活动中践行这些道德观念,是一个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提升的过程。所谓他律,就是通过舆论、制度、法律等外在约束对主体自媒体传播行为进行限定、监督和管控。自律与他律都对主体行为起到约束作用,但自律是根本,用他律来促进自律、强化自律。要处理好自律和他律的关系,需要认清一个现实,目前造成自媒体传播乱象和主体伦理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面对自媒体这个新事物,还没有形成适应自媒体传播空间的伦理规范体系和法律规范体系。建构符合自媒体传播特点的道德评价、监督、处罚体系和法律规范体系,可以限定主体行为的边界,消除主体在虚拟环境中因过度享受自由话语权而形成的“绝对自由”错觉,保证正常的伦理关系得以维系。其次,通过加强媒介教育,提高自媒体传播活动参与者的媒介素养和自律意识,在现行自媒体传播伦理规范体系和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增强主体自觉实践和坚守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道德规范的认同,内化于心,转化为主体的道德自律。
2. 自由与责任
虽然自媒体赋予参与者极大的自由话语权,使私人话语进入公共空间成为可能并以多样化形态呈现,但自由话语权的行使有一个度的限定。自媒体作为开放的公共平台,有其运行的规则。所有参与者在此平台自由交往、自主选择、平等对话,是自媒体所包含的民主特征。只有每个个体都能遵守其运行规则、交往原则,主体间的交流、互动才是畅通和有效的,其自由话语表达诉求和个人化信息需求才能得到最大满足,也才能营造一个干净、有序的话语表达环境和交往空间。如果主体漠视自己的责任,以激进宣泄的方式,过度、非理性行使自由话语表达权,不断淤积、膨胀的负面情绪和语言暴力不仅会使主体在自媒体传播环境中道德迷失,还会影响其他受众的是非判断和道德认同,甚至演变成危害他人、危害社会稳定、网络安全的恶行。自媒体传播空间运行规则需要每个主体的悉心维护,这就要求主体懂得自律,懂得自由表达、自主选择所蕴含的真正价值和伦理意蕴,不要以所谓“自由言论”的幌子侵占公共空间,侵犯公共利益。自己决定、自主选择并主动承担责任是自媒体时代个体成熟的重要标志。
3. 现实和虚拟
主体困境 篇7
网络时代需要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时代的到来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特别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挑战。
一方面, 在信息化的网络世界里,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世界的“中心”和话语的权威, 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有可能平等地通过网络传媒及时获得丰富的信息, 了解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身处网络时代的大学生已不再满足于简单接受现成的观点和理论, 而是喜欢在已掌握的信息资讯的基础上, 与教育者在平等、民主、开放、和谐的氛围中, 展开争论、讨论、辩论, 以寻求问题的答案, 获得令其信服的理论观点、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另一方面, 由于网络信息传播的交互性, 使得人与人的交往突破了时空和社会等级的限制而表现为一种普遍化、自由化的交往。“新媒体信息这一双向互动传播的优势不但极大地提高了大学生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内化为自身政治素质的效率, 而且还拉近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 促进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平等互动关系的形成和发展。”[2]因此, 在网络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中, 教育者必须决绝摒弃形式陈旧、缺乏互动的单一灌输, 与大学生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和讨论, 通过说服引导的方式让大学生接受教育者所传播的教育内容并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和道德品质。
因此, 随着网络时代大学生的主体性的不断提升, 对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挑战, 在这种挑战中作出反思, 并顺应时代的发展, 实施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走出主客二分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需要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
“我们以往的学校德育更多的是强调把‘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 对个人的独特性缺乏应有的尊重。”[3]在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中, 受教育者不是被作为主体加以培养和发展, 而是被视为工具进行训练, 久而久之, 便形成了主客二分, 乃至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这种主客二分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在培养大学生的主体性方面明显存在种种不足, 造成大学生主体性的严重缺失。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 在过度功利化的主客二分的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中, 受教育者的主体性缺失了, 思想政治教育采取了“单一的、封闭的、线性的”教育模式。[4]这是一种以教师为中心的强迫式、注入式教育模式, 既违背了教育规律, 又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对培养具有主体性的社会主体的需要。
如果说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想政治教育一味地依靠教育者的单向灌输来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 而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则是通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相通交流来促进双方思想品德的提升。因此, 反思主客二分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促成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向致力于培养和提升人的主体性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转变, 既是社会实践发展和人的主体性发展向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要求, 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实践发展和人的主体性发展的需要。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社会主体需要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
主体性作为创新型人才应该具备的重要素质, 近年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受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影响, 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忽视了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发展, 致使大学生的主体性始终处在一种被压抑的状态之中, 这样培养出的大学生往往缺乏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表现出盲目从众和循规蹈矩。改革高校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实施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 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 显得尤为迫切。
在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 反思高校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得失, 用理性来把握现实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必须自觉地弘扬大学生的主体性, 使他们成为有进取意识和创造精神的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 最终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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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困境 篇8
1 概念界定
1.1 主体性
主体性是人的本性, 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概念。国外关于主体性的研究比较深刻和系统, 文艺复兴运动为近代哲学开启了主体性之门。现代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倾向就是回归人的生活世界, 去寻求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深化了对主体性的认识。
主体性有两方面的涵义, 即活动的主体性和人生的主体性。活动的主体性包括认识的主体性、历史的主体性、道德的主体性和文学的主体性等, 指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人的主体性指人在客体的交互作用中所特有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 他们是人作为活动的主体所特有的属性。
1.2 客体性
客体相对于主体, 指同主体行对立的客观世界, 是主体的认识和活动的对象。客体可以是自然界, 也可以是人本身及其关系。人的主体性是标志人人处于主体地位的那种性质, 而作为客体的人和事物则具有客体性。在现实情况中, 任何主体都要受到自身客体性的制约, 而这种客体性的成因主要是由于能动的主体同时又必然地被另一主体规定为客体。主体与客体的确立完全是相对的, 人在作为主体的同时总是作为他人的客体而存在。作为实践活动的承担着, 人是活动的主体, 具有主体性, 而通过环境的改造, 人又将自身自己的对象的存在物, 成了相对的客体, 被赋予了客体性。
2 农村孩子上大学的原因分析
2.1 传统观念影响
在中国传统社会, “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一直是普通百姓对子女教育所寄予的最高期望。早在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贵族垄断政权, 为培养子弟成为统治人才的需要而设置教育机构。中国早期文化教育的历史特征是“学在官府”, 只有贵族子弟才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庶人和平民根本没有这种权利, 教育实则是为政治而服务的。直到春秋中叶, 私学的兴起才打破了这种历史局面, 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正迎合了这种历史潮流, 隋唐“科举制”的盛行更是激发了庶民教育的积极性, 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至今一直深深影响着国民。
2.2 现实状况决定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 我国的大国地位逐渐得到彰显, 国际地位也在不断提高, 逐渐走进了国际视野当中。不断发展的局势对我国的劳动者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也同时也成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动力。
2.3 孩子自主性弱
我国目前实行的应试教育, 只注重升学率, 而忽视对孩子能力的培养,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及广大的农村地区, 孩子只是按部就班的小学、中学、大学完成学业。这些种种原因导致现在的很多大学生生活目标不明确, 依赖性强。
3 农村孩子上大学的现状分析
3.1 成绩喜人, 数量逐渐增多
高校的不断扩招、就业竞争压力的增大引发了“大学生贬值”和“新读书无用论”的激烈讨论, 对于农村孩子是否该上大学出现了各种嘈杂的舆论,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国家政策的鼓励支持下农村大学生的比例正在逐年增加。他们的身影遍及祖国大江南北, 在各个岗位上做着不凡的贡献。
3.2 问题突出
⑴农村劳动力流失。大量的农村青年考进大学并选择留在城市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 土地资源严重浪费。
⑵农村人才流失。在国家政策的照顾下, 一批批优秀的农村学子跳出“农门”, 考入大学, 能够考出去的基本都是农村中的佼佼者。大学毕业生大多选择留在城市发展, 农村到城市的单向人才流动导致广大农村地区人才大量流失, 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⑶农村大学生立足城市困难重重。首先, 农村大学生与城市大学生相比缺乏竞争力。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大学生由于受到农村环境、生活条件等的影响, 影响其工作、生活及人际交往。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村大学生立足于城市不能获得生活上的各种保障。
⑷农村大学生生存压力大。
4 农村大学生面临困境的原因分析
4.1 先赋性资源短缺
农村大学生由于被贴上了“农村”的标签, 其可以享受的待遇已经既定了, 他们能够享受的政治资源、文化资源、教育资源等就已经落后于城市大学生了。因为制度设计上对他们就是不平等的, 这实际上导致了中国农民特殊的社会流动诉求。
4.2 起点比城市大学生低
城乡居民经济水平、文化水平、自身素质等差异直接决定了子女的成长环境, 城市大学生在这方面明显优于农村大学生。
4.3 自身性格和素质不足
城乡家庭文化类型的不同也会影响到孩子的个性养成。所以在城市文化熏陶中长大的孩子通常自信、大方、乐观, 而在农村文化中长大的孩子则一般比较土气、拘谨、自卑。
4.4 农村大学生价值定位不够清晰
5 解决农村大学生困境的对策
5.1 农村大学生应从自身做起, 切实致力于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与能力
在经济基础、教育水平、知识见识方面, 农村大学生较之城市大学生明显存在劣势, 但对知识的接受能力是无异的, 这点也勉强可以算作农村大学生的优势。农村大学生应该利用好学校社会的一切有利资源, 充分发挥优势, 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与素质, 才能提高自身竞争力, 在当下紧俏的就业市场中谋得理想职位, 通过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5.2 加大对农村教育资源的投入, 弥补先赋性资源短缺的不足
⑴调整教育投资结构。一般而言, 国家的财政教育投资比例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 接受初等教育的学生数在小学、中学和大学三级教育学生数中远远大于其他两个阶段, 根据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 发展中国家吧重点放在初等教育普及的基础上是最有利的教育战略。
⑵完善农村教育设施。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致使全国很多农村地区办学条件差, 硬件设施跟不上, 我国有不少农村地区的最基本的教学条件都不能满足, 很多校舍多年失修, 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西部边远地区尤为严重。因此, 尽快完善农村教育设施是弥补农村教育资源短缺的有效方法, 也是实现我国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
⑶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 提高农村教师队伍水平。教师队伍的数量、结构是否合理与素质的高下, 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农村学校多处偏远落后地区, 工作、生活条件较差, 很难留住优秀人才, 年轻人也不愿意留在农村。
5.3 鼓励、肯定农村大学生, 增加农村大学生的自信心
自信心的缺乏也使得他们自身的竞争力有所降低, 错失很多发展机会。大学期间正是人的身心健康塑造时期, 经过正确引导, 对它们的行为表现进行鼓励与肯定, 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强农村大学生的自信心, 增强他们对社会的信任感们帮助他们更好的实现自我价值。
参考文献
[1]傅梅芳.主体性、主体性教育及其实现[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1 (2) .
[2]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